林清祥卷入政治大洪流—评介林清如的《我的黑白青春》

1955年是新加坡也是马来亚政局的另一个转捩点，它有下列五个特征：

（一）1955年，新成立的人民行动党正式问政，李光耀及林清祥在林德宪制下中选立法议员，启开他们从政的道路，他们也在新加坡政坛掀起波澜。

（二）1955年，新加坡福利巴士发生工潮，引发全新工友加入支援，华校中学生也集体地支援和慰问工友，第一次出现工学大团结的局面（新加坡农民少，因而没有所谓工农学三结合。此举使人想起毛泽东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鼓吹工农兵三结合），结果工友取得雇主的让步而获致胜利。

（三）这种团结有利地催促新加坡中学联的诞生。1955年3月30日的总罢课也产生一定的压力，进而获得时任首席部长的马绍尔在10月7日批准中学联的成立。

初期学员已有9000名，继后发展成13636名，是学运史上最突出和最不可思议的一段光荣史，可媲美1919年5月4日北大生的“五四”运动。孙罗文当选主席，而本书的作者林清如则出任学术主任（时年18岁，外面的世界在他看来都是美好与向着学生的）。李光耀律师也应邀在中学联成立大会上讲话。

（四）也是在1955年，随着工运和学运势力的壮大，一个有500余间华团参加的社团大会成功举行，提出力促政府保存华校和平等对待华校，林清祥被认为主导了大会的导向。

（五）也是在1955年杪，马来亚政府代表东姑阿都拉曼、陈祯禄与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和马共三名代表在华玲举行和谈（以陈平为首）。由于未能达成共识，和谈失败，马共再回到森林继续战斗，而马方继续向英国寻求独立。

因为1955年政局的大变化和有利于左翼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到了1956年，情况起了变化。这些变化起因于马绍尔的倒台，于1956年6月8日改由右翼的林有福出任首席部长。他在9月24日宣布解散中学联，指它是一个共产阵线的组织。对此林清如在书中加以否认，并认为政府始终拿不出证据来。

随着中学联被解散，林有福政府在10月11日逮捕孙罗文（据林清如笔下透露，孙是一位具有魅力的学生领袖，但在1963年他在电视上的亮相讲的话令大家愤怒和失望。2010年孙因病逝世，结束他争议性的一生）。

也是在同一个月的16日，林清祥又再被逮捕了（他第一次被扣留一周是在1951年），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方水双及蒂凡那等人。

在记录中，林有福政府从9月18日至10月28日向左翼的工会、农会、文教团体及中学联等近百个团体开刀，终于引发全岛大暴动、大戒严，造成13人死，123人受伤的悲剧，而有219人（包括林清祥）被逮捕。

在这之后，由新加坡带动的学运也开始向马来亚的华校辐射。1956年钟灵中学的学生先拔头筹，在校外举行示威抗议，反对学校接受津贴而变质，有68名学生被开除。继后在1957年酿成全马性的学潮，称为1114运动。

尽管林有福采取高压政策，也不准被拘留的“颠覆分子”参加选举，但新加坡人民反殖的斗争则进一步提升；华校运动又从另外一个隙缝中探出头来。

最明显的是南洋大学在1956年正式招生，借用华中及中正课室上课，陈六使成为催生南大的第一人。

人民行动党虽然内部有分歧和矛盾，但它基本上保持了党的形象而得到越多人民的支持。例如在1957年杪的新加坡市议会选举中，人民行动党成为赢得最多席位的政党（参加14席，胜了13席），进而取得市议会执政权，王永元成为市长。这也为两年之后人民行动党的上台执政奠下基石。

但是1957年的人民行动党举行党选（8月4日）却发生了一宗风波，结果工运或说左翼分子暂时掌权，但不及一个月这些左翼分子被林有福政府逮捕；李光耀派又重掌行动党。由于改选当天林清如以职工会代表的身份也出席行动党党选会议，造成他被指责在当年试图接管人民行动党。林清如在其著作中有说他之所以被公开牵连在内是因为他是林清祥的弟弟。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说：“好奇心的驱使，我决定以泛星受薪秘书的身份跟他们（指陈世鉴等人）一起出席会议。在那个时候这是很平常的事（指出席行动党大会），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为我一生中最不明智的决定。从此李光耀硬是把我和这个事件拉在一起”。（参见134页）

由于事件牵涉到“温和派”与“激进派”的斗争，也被认为是“亲共派”的“夺权”行动（就林清如看来，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没有所谓的夺权事件）。因为这样，在8月22日林清如被捕了，包括也当选为行动党中委的左翼人士在内。

至此，林清祥及林清如两兄弟已在扣留营内（前者是1956年10月26日被捕，直至1959年6月4日；但在1963年2月2日被捕直到1969年7月28日才被“流放”英国十年。而后者在1957年8月22日被捕，直到1966年4月获释）。

因为有共同的时间在扣留营内，林清如在书中有描述其父亲如何为探访儿子在不同的营房而两处奔波。他也只能感叹这是政治斗争中所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两兄弟一起坐牢，一时也成为政坛的独特性。

（本文作者于10月4日及5日分别在槟城的韩江学院及怡保的育才校友会为林清如律师著作《我的黑白青春坐了监》主持推介礼。上周已刊登前半段的讲话，这是中段的讲话）

刊登于2014年10月16日《东方日报》

华小存在妨碍什么人？ （现代春秋）

沉静一时的华教争议又再因巫统八打灵北区区部副主席莫哈末阿兹里建议巫统大会辩论关闭华小课题引发轩然风波，华社内的华团和政党纷纷发表谴责乃是意料中事。但为什么时不时会有人以种族主义的眼光看待教育问题？这就需要寻根问底了。他们所持的理由不外是：华小的存在妨碍了单元教育的推行；而单元教育才是团结国人的媒介。

但他们似乎忘了在立国之初，政府已明文规定华小的完整性，并把华小纳入政府的教育体系。因此莫哈末阿兹里的提议将会落个自讨没趣，也不会被巫统高层所重视，但我们不要忽略了这股势力所要达到的目的。为此我们不得不依据法律条文和事实来驳斥阿兹里这要不得的言论。

首先在1960年的拉曼达立报告书中建议所有的华小将在改制下成为政府的国民型华文小学，这份报告书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华教的面貌。

就华文小学来说，要成为政府的学校必须要有本身的校舍，不能像过去那样可以假借会馆或公会上课。于是许多的华校也就设立自身的学校。在教育条例下，这些学校已不再是私立学校，而是名副其实的政府学校。教师的调派、老师的待遇、学生的分配、课本的内容乃至学校行政的操作都归政府控制。换句话说，从那个时候起，私立华文小学不见了。

在改制下，学校的行政及组织法却依照1957年教育法令中的规定。这个规定如下：董事会由15人组成：官方代表3人、赞助人3人、信托人3人、校友3人及家长3人。

在董事会内只设董事长、秘书（校长兼任）及财政（可由有身份的董事担任），其余皆为董事。而要成为董事者则得由校长呈报教育局方始生效。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有些董事与校方闹得不愉快或董事闹双胞之争，因为手续没办好，也就容易出问题。

由于董事会主权已移交，政府已拥有最大的发言权和管理权。而董事会则是在1957年的教育法令下成立的，不另行向公司或社团注册，权力也相对减少了，但它是否具有法人地位也受到质疑？

另一方面，在教育法令下，也有家长教师协会之设。这个组织以校长为顾问，而老师和家长各占一半，同样没有另行注册。虽然家协的主席一般由家长担任，但它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学校维修和提供教师及学生福利。通过经常交流，教师与家长的关系就显得亲切。

这类的华小在1962年时共有1020间，学生人数有348,171人（西马半岛）。到了2009年，全国（包括东马）的华文小学共有1292间（目前已增至1294间），学生人数则有627, 699人。由此可见，华小生从1962年到2009年的47年间，已增加了27万余名（参阅教总出版《华小建校、迁校和微型华小资料集》2009年）。

由于得到华社的支持；尤其是在70年代中期之后许多英文小学转成了国民小学（马来小学）之后，许多的华裔子女纷纷将孩子送进华小受教育，他们相信华小可以给子女提供三语教育，对孩子的未来有利无弊。

根据记录显示，马来西亚小学生共有300余万名，其中华小生60余万名，占总数的20%，这60万名的学生，有8万名是非华裔生。除了华人家长有90%以上送子女入华小外，友族家长看中华小的也大不乏人。

直到今天为止，华小仍保留其华校特征，也成为华文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

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马来西亚的华小有40%是“发育不全”的。根据政府提供的数字显示，有537间华小少过学生150名；这之中有357间的华小人数是少过100名（参阅教总，华小资料集，第97页）。这就是说，马来西亚的华小有其灿烂的一面，也有其晦暗的一面。但整体来说，因为华小的存在，且已纳入国家教育主流（即允许用华语为媒介语），也就使到马来西亚的大多数年青华裔在80年代后懂得掌握华语华文。

由于华小在不变质下进行改制，也就确保国民型中学及独立中学有了生源，成为“华中”生存的坚强后盾。

但有两个现象是华小所应正视的，其一是政府把校地归董事会的称之为半津贴学校；而校地全属教育部或献给教育部的则属全津贴学校。

前者半津贴学校若要扩建、重建或迁校，得由董事会自行筹措，政府在这方面的拨款是因时而异的。目前的1294间华小中有80%以上被列为半津贴学校。

后者全津学校则全属政府负担，不过这类的学校可能没有董事会的存在。

其二是国际学校如雨后春笋的发展，从过去的71间发展到今天的97间，这些收费特高，但以英文教学的学校已可能冲击华小的未来，毕竟家长是现实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巫统的莫哈末阿兹里为什么要反对华小而不反对国际学校呢？这分明是有政治议程的挑衅，完全乖离宪法和教育法令。再者既然要走单元路线，为何又让国际学校一间间开呢？所以阿兹里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其实华小基本上已被政府控制得七七八八，也按政府教育政系行事，已没有所谓大主权之争，难道阿兹里要把华小从教育政系中抽离？他又能得到什么好处？

刊登于2014年10月13日《光华日报》

政府有责任推动多元教育 （跃马扬鞭）

随着巫统八打灵北区副主席莫哈末阿兹里建议巫统大会辩论关闭华小的耸人听闻的言论后，前上诉庭法官诺阿都拉也补上一段话：联邦宪法虽没有条文提到兴建更多源流的学校，但也没有任何条文禁止政府协助或建立多源流学校。若政府要这么做是恻隐之心的表现。

他接着这样说，多源流学校要继续下去没有问题，但这些学校必须自资。

其实，根据宪法第152条文，已有明文规定国语必须是马来语文，但任何人不得受到禁止或阻止使用（除官方用途外），或教授或学习任何其他语文。

这就是说，我国宪法并没有阻止人民学习国语之外的任何语文，当然也包括华语华文在内。也因此不论是独立前或独立后，华校仍然存在，因为这是华裔先贤在战前就播下的种子，而且已经开枝散叶。不过前法官诺阿都拉说多源流学校的生存是没有问题，只要这些学校自行负责是与事实不符，也是值得商榷的。

早在殖民地时代华教已开始探出头；尤其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而在独立前后虽然面对教育法令的变化，但华教依然挺拔而立，更在60年代成为华教的分水岭。

在1960年，政府推出了一个以教育部长阿都拉曼达立为首的教育报告书，并在隔年将之化为1961年教育法令。在这个法令下，当年既存的71间华文中学面临重大的考验，要么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要么不接受改制成为独立中学。在关键性的1962年，有55间接受改制，只有16间拒绝改制转成独中。这意味着超过2/3的华文中学转成国民型中学，已算是政府控制的中学，必须采纳马来文为教学媒介语，但保留华文科。这就是独立后，政府应用法令对华校进行改制而不是取消。

所幸改制的中学绝大多数一直保留华校的特征，才不至于面目全非。后来经过这些改制中学校长的争议，于1994年成立了“国民型华文中学校长理事会”，基本上保住了他们所说的“华中”的身份。

今天的国民型中学一共有78间，也就是较60年代增加了23间。虽然政府承认它们的地位，也纳入政府的教育体系，但它们校产属董事会或信托人，不归教育部，也就被列为半津贴学校。因此举凡修建、扩建、重建或迁校绝大多数由华社自行承担，除非校地是政府的，这在华社看来是不公平的，政府应有改善的余地。

由于政府在60年代有让华校进行选择，也承认政府有义务协助华校的发展。因此不像诺阿都拉所说多源流学校是自力更生的，改制的国民型中学就是其中一例，由政府承担学校的行政经费。

不过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因为不接受改制，独立中学也就得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从最初的16间发展到今天的61间，正说明了华社心甘情愿出钱出力，而且独中近些年来也有其市场。今天更进一步证明独中已成为家长的另类选择，他们不再为节省学费而让子女任由派送学校，而是争取在第一时间将子女送进独中，学生数目也已从过去的六万余名增加到八万余名。这不但说明政府自独立以来已允许华人兴学办校，而且华人自行办校也办得有声有色。即便宪法上没有标明政府得以发展各源流学校和华校，但也从来没有否定华人传承文化的权利。

事实上，华校不论小学（国民型）、中学（国民型）（都已经是政府的学校）或独中，它们在传授教育的过程中不曾以种族主义作为课题，都是鼓吹国民团结，而且也学习国语国文。如果单单因为是语文的差异就认定它是团结的绊脚石，那是迂腐和陈旧的观念，为什么英语不是绊脚石呢？就是因为英语英文具有国际水平和成为世界用语，所以被鼓励使用。同样的，如果有一天华语华文也登上国际用语而普及化（相信这是不久将来的趋势），那这些反华语的人或他们的下一代是否也要转过来学华语华文呢？

既然华语是马来西亚第二大族群的母语，一向以来华校也遵照政府的政策教学，而没有乖离原则。而且也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推动华语华文，可以说做得不错，是没有必要和需要如诺阿都拉所说的“重新塑造”。

如果我们接受了教育法令也是宪法精神的延伸，那就要承认我国的宪法是允许多元语文和文化发展的，而不应指它“沉默”就没有扶助的义务。

就我们看来，任何政策、条文和措施，只要符合人民利益，符合宪法精神就应推动，最低限度要懂得尊重和崇高法治，绝不能被一小撮人将民族的权利视为种族的标签，这是不能被本末倒置的。

刊登于2014年10月13日《南洋商报》

中国国庆VS香港占中 （天下纵横）

十月一日是新中国的国庆日，自从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十月一日已成为中国神圣的日子，每一年官方都会大事庆祝，但庆祝的方式以当时的政情而定。

比如在1949年是个特殊的日子，象征着蒋介石的百万国民军被打败了，退守台湾。正应了毛泽东所说的“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由于毛泽东在建国以来的权威不断扩大，庆祝的形式也就配合毛泽东的统治方式进行，间中虽有1957年的反右大斗争和1958年的大跃进及接踵而来的60年代的天灾为患及人为因素造成的经济一度停滞不前，但都会在国庆日来个普天同庆。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中国的国庆都跟着文革的步伐走，充满着战斗的口号与激进。在那个年代我们听到的口号是：“一定要解放台湾”。

本来在1949年解放中国时，毛泽东已是想一鼓作气也解放台湾，但因碰上韩战爆发（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介入，也就把应对台湾的行动放缓。直到韩战结束（1953年）后，中国也面临百废待兴的挑战，自然关注国内的问题多过台湾的问题。但也因为台湾一直是中共的心病，也就对它的解放耿耿于怀。

当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结束和中国进入了邓小平时代，整个战略又有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成了80年代的主轴，连带国庆日也集中反映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果。

因为要和平建设，不再打战，中国对台湾也有了新口号：“和平统一，振兴祖国”。虽然在江泽民的年代的一个国庆日有提过“不能无限期等待台湾回归祖国的怀抱，”，但终究没有行动。换句话说，经过多年的对峙与“对抗”后，双方也已认为长期对抗是没有必要的，于是有了明或暗的往来，以便寻求一个基本共识。这个共识（或说九二共识）就是在后来我们所知的“不独、不统与不武”。

就中国来说，只要台湾不宣布独立就不会动武；倘若台湾决意独立，那又另当别论。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台湾民进党以“鼓吹台独”起家，但在现实压力下，也不得不“改弦易辙”。

为了达成统一，中国也苦口婆心以香港为典范，立下了一个所谓“一国二制”的宪政，进而希望台湾也能在这个框架下“和平统一”。

但香港自1997年回归祖国17年来，它不但没有起示范作用，反而近日因出现“占中”（占领中环）的大动作发生在中国国庆日前后，难免冲淡了国庆庆典。

台湾也借机讽刺“一国两制”行不通，更不会引用这个例子与大陆商议政改事。

老实说，今年中国的65周年国庆并不是什么重要日子，也就没有必要大事庆贺，但其中最重要的象征意义是已退休的江泽民和胡锦涛都齐齐亮相，顿使外界的猜测说两位前领导人与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失和的传言也停止下来。

当然这不意味着周永康案件已经止下来，只是我们不知道何时会正式提审？

除此之外，中国在今年也面对疆独的困扰，有一批隐藏着的“东突分子”正伺机制造人肉炸弹或杀人放火案件，使到政局有些不安。

也许他是自六四（1989年）以来最具挑战的中国领导人，单就眼下的香港僵局、疆独危机、台反服贸乃至美国通过日本所形成的对中国围堵的新局面，在在都使到习近平必须打住十二分精神来化解困难。

也因为国内外形势有所严峻，中国的今年65周年国庆也被香港事件所波及，只能在平淡中度过，再加上中国人习惯把国庆日当成“黄金假期”，或不再是“爱国情操的最高表现”了？

刊登于2014年10月13日《号外周报》第705期

林清祥的时代背景—评介林清如的《我的黑白青春》

应邀为林清如律师的著作《我的黑白青春》主持推介礼后，我首先得把作者的著作看一遍，其次我必须把林清如及其二哥林清祥的时代背景连串起来，才能提供读者一个轮廓，以便从中了解为什么在那个年代会出了一个林清祥而后又出了一个林清如。

虽然他们真正自由参与学运、工运及政运的时间不长，而更多的时间是在监牢中度过，但他们在那个年代产生的影响力乃至魅力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左翼的世界里，更是形成一个座标。

整个时代背景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说起。

在这一年的12月，一个命名为马来亚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的政党在新加坡注册，领导人是菲力何亚林（他是前社阵秘书长林建寿的舅父），其他委员包括林建材（林建寿兄长）、林凤美、约翰伊佰及余柱业等人。虽然它标榜民主，但后来被认为受到共党的渗透。当时它最主要的一项活动是协助促成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AMCJA）。这个组织邀请陈祯禄担任主席；及后又与马来国民党组成的马来人民联合阵线（Putera）合作，在1947年共同反对英国提出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草案（这份协定是英国与巫统达成的，以取代被搁置的马来联邦（Malayan Union））。

与此同时，这两个组合提出了《人民宪章草案》，也在1947年在马新举行大罢市，轰动一时，但不被英国所接纳。

英国也就按原定计划在1948年2月1日宣布《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它在后来成为马来亚宪法的蓝本）；更在同年的6月18日实施紧急状态，并在7月23日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

不久之后，马来亚民主同盟也在6月25日自我消失于政坛。因为在《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后，从法律上来说，新加坡已被切开，不再隶属马来亚联合邦，也导致这个政党已无法在新加坡为马来亚的独立而斗争。林清如引述马绍尔说：“如果没有马来亚民主同盟，就没有后来的人民行动党”。

在紧急状态宣布后，新加坡也受到影响，但一个新中国即将诞生也使到新加坡政局出现微妙的变化。

依序而言，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刺激和鼓舞了马新的左翼运动得到较有利的发展。于是我们看到掌管《南侨日报》的胡愈之要回中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1948年），而把《南侨》交给挚友洪丝丝掌理（洪丝丝原本是光华日报的总编辑，后来成为《现代日报》编辑主任）。他持续走左翼路线，也与英殖民政府针对华教问题进行抗争。（《南侨日报》是战后（1946年）胡愈之与陈嘉庚合办的左翼报纸，明显地支持新中国）

这个时期，一位在后来成为重要人物的林清祥重返新加坡就读公教中学初中一，那一年他才16岁。

当1950年《南侨日报》被查封时，陈嘉庚已回到中国定居（1950年），毛泽东形容他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他也因在1921年创办厦门大学而闻名于世，加上韩战在这一年爆发，也影响了中国对台湾的战略。

同等重要的是，这一年林清祥以17岁转入华侨中学就读初中二，开始他的学运生涯。

翌年（1951年），林清祥被开除学籍，当时被短暂扣留一周而获释。

虽然只有初中三的学历，但林清祥凭其智慧与组织能力，直接加入工运而更接近政治的斗争（尽管林清祥没有大学学历，但他凭自修练就的文采是令人惊讶的。他的文章有条不紊，说服力强，且段落分明，读来顺畅。比起一般的大学生有过之无不及。他似乎是与生俱来就有领袖的天分，不但口若悬河，而且下笔成章，也因之他在后来成为一方领袖）。

1953年林清祥已成为巴士工友联合会两个分会的秘书，在工运展露锋芒。

也是在这一年，本书的作者林清如转入华侨中学攻读高中一，不久他卷入了学运。

两兄弟一前一后在学运和工运探出头来，一时传为佳话。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3年时，新加坡发生一宗奸杀案激发了一场规模盛大的反黄运动，我们称之为1948年紧急状态实施后的第一个左翼统战通过反黄在新加坡出现了，其历史意义是十分重要的，恰巧卷入反黄运动的其中一位学运领袖就是我们熟悉的林清如。

事件的因由如下：

事缘在1953年10月12日，圣安东尼女校16岁女生庄玉珍在新加坡市中心珍珠山坡下被凶徒奸杀，出事地点只距离警局500码，震动整个马新社会，咸认英方治安不力，愤起声讨；尤其矛头指向英方压制健康文化，怂恿黄色文化大行其道而荼毒人心，学界及文化界人士也就就借反黄运动再次整合左翼文化统战。

林清如在其著作中这样说：反黄运动如火燎原，对于像我这样初出茅庐的年轻学生（1953年才16岁）起了启蒙作用，更为紧张而来的513正义行动吹响了前奏。

什么是513运动（这里不是指马来西亚1969年的5月13日发生的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导致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这是指1954年5月13日在新加坡发生的一场学生反对未毕业即服兵役的措施，结果取得暂缓服役的胜利。

林清如这样说：“513事件深具历史意义，华校中学生的正义行动突破了战后紧急法令时代的白色恐怖”。

接着在同一年（1954年），人民行动党成立了。它以左翼立场扬起战斗的旗号，急速在民间崛起，政治格局开始发生了变化。

隔年李光耀与林清祥当选立法议员（1955年）。同一年，林清如参与的“中学联”获准注册；后来政局就进入了左右派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本文作者于10月4日及5日分别在槟城的韩江学院及怡保的育才校友会为林清如律师著作《我的黑白青春》主持推介礼。这是讲话的前半段，下半段下期刊出）

刊登于2014年10月9日《东方日报》

香港僵局应有下台阶 （跃马扬鞭）

1997年6月30日，在香港举行了隆重和庄严的主权移交仪式，从此香港正式重回中国的怀抱。但香港人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们一方面接受中国的强大而不反对香港回归；但另一方面又希望获得自由与民主的保障。也就是保持现状来满足香港人的要求，于是一国两制出炉了。在这个政治框架下，香港五十年不变（马照跑，舞照跳）继续保持资本主义体系（邓小平的承诺）。

中国之所以按时取回香港，除了要体现中国的尊严和威严外，也要表现出一个泱泱大国是不能无限期让殖民地宗主国继续统治的。

而为了达成对香港的收复的愿望，中国同意香港不依中国宪法而是依据香港的基本法，但通过基本法的权力在中国人大而不是香港的立法会。这意味着香港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一个在中国允许内的自治区。因此除了外交、内政和国防外，香港拥有本身的自治政府，也就是称为特别行政区。

董建华就是在中国的认同下被选为特别行政长官（特首），但当他第二届任期途中，于2003年发生针对香港基本法23条文的争议（主要是中国不允许香港变成反华和反共的基地），港人强烈反对23条文，认为它“侵犯”了个人权力。结果在50万人抗议游行下，董建华被逼辞职了。这就是说，董建华作为北京与香港的“桥梁”是失败了。接下来是曾荫权粉墨登场了。由于他长期担任公务员，既能迎合北京的口味，也能使香港人对他没有太反感，也就顺利完成两届的任期。但他毕竟不是政治人物或杰出的政治高手，只能算是技术官僚性人物（公务员的心态），因此卸职后恶评连连。

待到梁振英于2012年接任后，他受到的批评更是来自四面八方。虽然他是北京认可的当选特首，但在处理政务上显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就使到香港民众对他越来越不耐烦；尤其是针对特首“直选”或“间选”方面与北京出现难以妥协的歧见后，在香港大学戴耀庭等人的引导下，一场轰动的大游行自29以来日开展了。响应这场要求特首由人民直接选出，而不是先由提名委员会甄选候选人后再让民众投票选出的运动是万人空巷的。

很显然的，当港民打出“自由与民主”旗号时，它的吸引力是很强的，在大专及中学的学生带头下，其他业界也跟进，以占领中环为主要目标。其目的就是要逼使中国政府就范，自然与北京形成一个对峙的局面。由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美国和英国政府已发话表示关注，难免使到港府“投鼠忌器”。

虽然港府有动用警方使用胡椒粉喷剂和催泪弹驱场，但未见成效，也就暂时未有进一步行动，中央显然在研究对策。

其实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不难发现香港引发的暴动不多，让人记忆犹新的是1956年的“双十暴动”。这主要是亲国民党分子不能苟同徒置区事务处（房屋署前身）人员依法折旗而酿成大祸。从10月10日到14日才停止的暴动导致60人死亡，300人受伤及1000人被捕。这是一场右派的大抗争。

第二次的六七暴动则发生在1967年，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左翼分子蜂拥上街游行及贴写大字报也引发了暴动。前后共有51人死，802人受伤及1936人被检控。因为中国在毛泽东统治下，尚无意取回香港。事件过后就就平靖下来。

到后来香港不再出现左右派的斗争，而是转向更加关注港人的未来。先有所谓的香港自治运动（不是独立）（2011年），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寻求更大的权利；继而有所谓香港独立运动的鼓吹（2012年），但一直未成气候。毕竟香港脱离中国是不可思议的事，回到英殖民时代更是荒谬。因此较为切合实际与符合港人利益又不损中国主权与尊严的做法是彼此就特首的选举方式作适度的调整，在提名人方面有所折衷。总而言之，港人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自治区，人民所要求的权利与权力不能以一个独立国的标准提出要求；更不能拿英国或西方政制作比较。香港人也惟有用一个纯中国人的心态看问题和处理问题才能找到一个共识，否则迟早会出问题或酿成失控的悲剧，这是没有人希望看到的，香港人民也不例外。就中国立场而言，一个与中央唱反调的特首也是不能被接受的。所以香港人要知道他们不是也不能以独立国的立场来针锋相对。

刊登于2014年10月6日《南洋商报》

从新闻班到韩江学院 （现代春秋）

当韩江中学在1978年开办“新闻专修班”时，并不被外界看好，因为从来没有一间学校推动这样的课程，即使是政府的大学，如理科大学也尚未有这样的科系，因此韩江中学算是首开先河，大胆地定位为华文报界培养和训练生力军。

开课的第一年，学员并不多，只有26位，算是不错了。就这样，“韩江新闻专修班”的招牌挂了起来，总算是开张大吉了。

老实说，当年韩中侧重在中学教育（从初中一到高中三），也因势利导在70年代成功开办大学先修班，学生也逐年不断增加，在这方面算是在华校中打响第一炮。后来国民型中学及其他独中也跟随开大学先修班了。

虽然在70和80年代，韩中收容了许多大学先修班的学生，但还是“新闻专修班”打出名堂。这一批学生不但在1978年为下午班出版了“韩曦报”（上午班有另外的华文老师及学生合编出版“韩中生活”），而且也在下来的每一年都出版新闻班的特刊。虽然说不上高素质，但也展现了学生的才华与才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10年内他们也先后出版十本的特刊，真是坚持到底。

很无奈的，“新闻专修班”在1988年因故停办，它先后培养了300余名的毕业生，竟有一个时期几乎超过半数进入华文报界服务，成为华文报一股强大的接班人。直到今天，令我们告慰的是仍然有一批早期的毕业生在华报头角峥嵘成为韩江的一个骄傲。

由于有了“新闻班”作为基础，当我们在1998年对韩江中学进行大手术重新调整教学方针时，我们发现重开新闻班是个不错的主意。就这样，在得到华文报业编辑主管的支持下，我们终于在1998年挂起“韩江新闻传播学院”的牌子。

虽然我们明知道附属在中学内是不大适合称呼为“学院”的，但这毕竟是我们未来的目标，也就当成一个激励的提示。

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我们在理科大学十名博士的协助下，用半年的时间完成申办“韩江学院”的科系和课程资料，正式于1998年中向教育部申请。经过一年的书信往来和教育部官员的亲自莅临考察，我们也在1999年的年中获得了正式批文，成为韩中49周年校庆的最大献礼。

为了赶上千禧年的列车，我们也成功在2000年正月大张旗鼓地开课了。这一年有新生200名，加上我们在1998年及1999年以“韩江新闻传播学院”名义招收的60余位学生，我们一并将给他们纳入韩江学院的大众传播系。

除此之外，韩院也开办了商学系、工艺资讯系、多媒体设计系及中文系等等，以多元化面貌呈现社会。接着我们也像其他大学一样，专门开设“持续教育中心”，让那些未具资格进入文凭班（Diploma）的学生也有机会学得一技之长。就这样汽车维修课程在人力资源部批准下（MLVK）获得开办了。

即使韩院从过去到今天仍然是以大众传播系而远近知名，但这些年来韩院的各个科系也都不断的进步；更在2010年开始提供3+0的学位课程。

正因为要展示韩院的成就，我们在2011年起为《金帆奖》向外公开，使之成为社会奖项。这一年的舞台设计是别出心裁的，节目是多姿多彩的；而参赛者更来自各语文报章和电视台的精英，荣获新闻终身成就奖的是前中国报总编辑黄兆壎（已故），而光华日报的摄记骆慧芬则夺下新闻摄影的冠军奖。这一夜金光闪闪，韩院的《金帆奖》也打出名堂了。

接着在2012年，我们也开始颁杰出校友奖，得奖人是光华日报总编辑胡锦昌（已故）及NTV 7主播的陈丽亭。

2013年的杰出校友归星洲日报执行总编辑郭清江及英文星报高级记者陈信朝所夺。

来到2014年，也就是今年，我们发现杰出校友越来越多，总共有5位得奖。他们成了韩院的骄傲，他们是：（一）南洋商报的执行总编辑陈汉光，他在1986年报读韩江新闻班，而成为一名高材生，离校后进入华文报界服务。凭其才华与才学，他终于攀上高位，先后成为中国报及南洋商报编辑部的决策人之一。他的成功与成就也擦亮了韩江新闻班这块金字招牌。

（二）太阳报（英文）槟城办事处主任魏忠圣（Aaron Ngai）是韩江学院2004年的毕业生，旋后进入澳洲南昆士兰大学考获传播系学位。他曾在新海峡时报服务，也曾担任韩院的讲师。如今更上一层楼，成为太阳报的高层人员，殊值祝贺。这也说明韩院也能培养出英文媒体的记者，从而衬托出韩院的双语教育的成功。

（三）目前仍在中国复旦大学攻读古代文学博士学位的邱宛妮于2002年报读韩院与南京大学合作开办的硕士班，于2005年毕业后也获得南京大学提供的奖学金攻读文学博士学位。2009年她考获第一个博士学位。

接着这位才女又在去年获得中国政府的奖学金进入复旦大学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我们相信她必能顺利过关而成为韩院的另一个骄傲。

事实上，这位获文学奖无数的校友，正在散发出她的治学的功力与魅力，也是槟城人的荣誉。

（四）著名的摄影师萧延峰是韩院2005年多媒体设计系的优秀生。继进入英国胡佛汉顿大学考取学士及硕士学位，回国后投身摄影事业，已成为当下婚纱的名摄影师。她的成就是令人激赏的。

（五）别以为修读汽车维修班没有出路或只能当一名技工，2009年毕业自韩院持续教育中心的专业车辆科技大专课程的尤育民就证明他是车业界的后起之秀。在考取MLVK的文凭后，进入车业界服务。目前已担任日本名车凌志（Lexus）的服务经理。这对许多未能进入正规大学的学弟来说，尤育民的成功例子不但是他们的借镜，而且也是他们的偶像。

从上述五位精英的成功典范来看，我们得到一个结论：行行出状元，任何的科系都能培育出出类拔萃的人才。这五位精英除了获得名贵奖杯一座外，也获得现金一千元及奖状一张，以资鼓励。

我相信金帆奖已成为韩院最闪亮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正期望更上一层楼而能迎接一个韩江传媒大学学院的到来。

（本文作者也是韩江学院的名誉院长，部分内容取自作者于929金帆奖晚舞会上的演词）

刊登于2014年10月6日《光华日报》

2014年929金帆奖颁奖典礼上致词

929这个日子对韩江学院来说是深具意义的。它的来由是这样的：在2011年的时候，董事会决定将金帆奖扩大成为社会奖项，邀请全国各语文报及电视台的新闻工作者参加比赛，以赢取丰厚的奖金。

原本是邀请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前来主持开幕也就由他订下929这个日期；后来因他另有要事缠身也就委派文化艺术及通讯部长拿督斯里莱斯耶丁代表首相主持开幕。虽然有些美中不足，但当晚的盛会场面不仅是金碧辉煌的，而且表演节目十分精彩；更送大奖予各媒体得奖者和在校的毕业生，总奖金高达马币20万元。就这样的“金帆之夜”成了韩院的一个不灭的标志，也从那晚之后，我们决定每年的9月29日风雨不改地举行一年一度的金帆奖。

它已经成为韩院的一个盛会，如同校庆的重要性，也可媲美毕业典礼。

其实要回顾金帆奖的由来还得从千禧年开始。在公元2000年，韩江学院正式开课，而在998年董事会为了赓续韩江新闻班的精神，决定复办新闻专修班，取名“韩江新闻传播学院”。

所谓复办是因为在1978年时，韩江学院首开先河开办全马第一间新闻班，直到1988年因故停办。在这10年中总共培养300余名毕业生，大部分踏入华文报服务，到目前仍有毕业生在各华文报担任重要职位。

正因为新闻班成了韩江的品牌，因此当我们复办新闻班后得到的响应是十分令人鼓舞的，也就有了后来的故事。

后来的故事是它催生了韩江学院。换句话说，从新闻班到学院意味着我们已走上正轨，而且不负众望地为国家培养新闻人才。

从时间上来算，由于韩江新闻班在1998年复办，也就在千禧年有了第一届的金帆奖的举行，用以表扬杰出的毕业生。请允许我回到第一届的金帆奖的盛会，我们选择在成功大酒店的宴会厅举行，总共有200余名的参加者同欢共乐。在那个晚上毕业生相互拥抱的依依不舍情景让许多人的泪水盈眶。第一次的成功，象征着金帆奖在下来的岁月将伴随韩院一起成长。

虽然及后我们每年在校内主办金帆奖，以评估毕业生的成绩，但也认真和严肃地邀请外界担任评审，包括大学教授等。直到2011年我们扩大金帆奖的范围，就这样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今年，我们又决定将金帆奖全面转型，从观众的观赏演出与分享学生的得奖喜悦进而改成采用晚舞会的形式来一个改头换面，而且选用古希腊风情作为今年的主题，更别出心裁地举行晚舞会，以让董教师生们在近距离接触，从而打破彼此间的隔膜。我要表扬和感谢师生们通过创新的手法，把今年的颁奖典礼推向一个新高潮，从而让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我们也借今晚的机会颁发金牌给服务超过10年的老师和行政人员，他们是：王云霞、董秀芳、陈奕璇、邝浩桢、Yokentiran A/L V Veeran、苏倩青、邱金云、陈江锐、李素心、章毓俊、伍松方、邱甲万、陈惜枝、李莉芳、詹俊和。这批被表扬的开路先锋不但与只有14年的韩院一起成长，而且也见证了韩院的变化，一年比一年好。它已经发展成一间完整的学院，正在向前展望一个新时代的降临，能再一次把韩院推向成为“韩江传播大学学院”。

韩院有今日的成就，除了感谢历届毕业生对韩院的贡献外，我们也要表扬十分杰出的校友，今年共有5位精英校友成为我们的骄傲，他们是：（一）南洋商报的执行总编辑陈汉光，他在1986年报读韩江新闻班，而成为一名高材生，离校后进入华文报界服务。凭其才华与才学，他终于攀上高位，先后成为中国报及南洋商报编辑部的决策人之一。他的成功与成就也擦亮了韩江新闻班这块金字招牌。

（二）太阳报（英文）槟城办事处主任魏忠圣（Aaron Ngai）是韩江学院2004年的毕业生，旋后进入澳洲南昆士兰大学考获传播系学位。他曾在新海峡时报服务，也曾担任韩院的讲师。如今更上一层楼，成为太阳报的高层人员，殊值祝贺。这也说明韩院也能培养出英文媒体的记者，从而衬托出韩院的双语教育的成功。

（三）目前仍在中国复旦大学攻读古代文学博士学位的邱宛妮于2002年报读韩院与南京大学合作开办的硕士班，于2005年毕业后也获得南京大学提供的奖学金攻读文学博士学位。2009年她考获第一个博士学位。

接着这位才女又在去年获得中国政府的奖学金进入复旦大学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我们相信她必能顺利过关而成为韩院的另一个骄傲。

事实上，这位获文学奖无数的校友，正在散发出她的治学的功力与魅力，也是槟城人的荣誉。

（四）著名的摄影师萧延峰是韩院2005年多媒体设计系的优秀生。继进入英国胡佛汉顿大学考取学士及硕士学位，回国后投摄影事业，已成为当下婚纱的名摄影师。

韩院对于他的成就引以为荣。他也给韩院的学生立下一个榜样，只要努力一定能出人头地。

（五）别以为修读汽车维修班没有出路或只能当一名技工，2009年毕业自韩院持续教育中心的专业车辆科技大专课程的尤育民就证明他是车业界的后起之秀。在考取MLVK的文凭后，进入车业界服务。目前已担任日本名车凌志（Lexus）的服务经理。这对许多未能进入正规大学的学弟来说，尤育民的成功是他们学习的榜样也是他们的偶像。

从上述五位精英的成功典范来看，我们得到一个结论：行行出状元，任何的科系都能培育出出类拔萃的人才。这五位精英除了获得名贵奖杯一座外，也获得现金一千元及奖状一张，以资鼓励。

韩院的招生在今年又有所突破，学生已超逾一千名，让我们一起向社会人士证明韩院毕业生是真材实料的，而且在语文方面也不落人后，即使在国文和英文职场任职的韩院生也不落人后，这就是韩院教育的成功。我相信金帆奖将变成韩院的最闪亮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最失落的党主席 （天下纵横）

旺阿兹莎现年62岁，虽然早年下嫁安华时，只是做一个男人背后的女人，但安华不幸在1998年跌马后她就不得不抛头露面代表安华领导一个政党。这个政党在1999年成立取名为国民公正党。

安华是因为被马哈迪革职后才另起炉灶成立新政党以和巫统争高下。但由于随之而来的是安华身陷囹圄，在失去自由下又面对鸡奸控状，也就无法担任党主席，一切交由其夫人代劳。

在1999年时，安华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即使他在牢内不能亲自指挥政务，但在交由其妻子负责党务下，还是可以看见安华的影子在晃动。

就这样旺阿兹莎代夫守住峇东埔国会议席，虽然在1999年的大选公正党只胜5个国席，但在安华效应下，扶起伊斯兰党首次取得亮眼的成绩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没有安华，伊党是不可能坐大的（控制丹登两州的政府）。也因为伊党坐大才发生伊党与行动党分裂的事件。这是因为伊党一意孤行要推行回教国，也就变成与巫统争相鼓吹回教国。行动党在无法忍受下也就在2001年脱离了反对党组成的最“替代阵线”。

虽然旺阿兹莎忙上忙下担任党主席好辛苦，但也所幸有一批忠于安华的人的支持，公正党也终于稳定下来。只是在2004年的大选时，在反对党各行其是下，也终于自食其果，包括伊党不再踌躇满志。在那一年，旺阿兹莎也只能以500张多数票为安华保住峇东埔国席，胜得好险。如果旺阿兹莎不幸在当年输掉此国席，则公正党要重新爬起来会更加不容易，历史也可能要改写了。

正因为有所坚持，当安华在2004年9月份被释放之后，旺阿兹莎终于可以松一口气，把党务交由安华领导。接着在2008年的3月大选，安华竟能一鼓作气领导反对党夺下了国阵的半壁江山，共有5个州的政权落入反对党手里，而安华也急速组成民联，并成为这个组织的共主。

也是过了半年左右，即2008年的8月，安华终于参加峇东埔的补选而更加漂亮的胜出，多数票高达15000张。此时已卸下国会议员的旺阿兹莎以为可以逐渐放下党务交回给安华打理，讵料在2010年是又发生安华被控上鸡奸罪（第二度），顿使到有意回到厨房的旺阿兹莎又放不下重担，因为她和安华都不知道会出什么事。这就是说，原本以为不再做议员的旺阿兹莎又不能卸下党主席职。

当2013年的大选，民联在保存实力下，也没有使到安华轻松起来。其一是选后党内为谁出任雪州州务大臣出现争执；其二是安华一直未能接任党主席，还是由其夫人代劳，理由是安华个人前路不明。

果然不出所料，在今年3月的时候，安华制造一场补选（称为加影行动），以为出任大臣铺路。不料在提名前检察司的上诉得直，判监安华5年，也就堵住了安华更上一层楼。

在本身无法参加补选下，安华又再一次把夫人推向加影补选，希望胜出后可以由夫人取代卡立担任州务大臣。未想人算不如天算，旺阿兹莎在胜出后却不能如愿担任州务大臣，主要是伊党公开栏路和反对，使到旺阿兹莎被贬得“无地自容”（堂堂的医生，又是留学爱尔兰的知识分子怎么不能当好大臣呢？）。在无力反击下，受尽委屈的旺阿兹莎又再成为被伤害的对象。

现在虽已尘埃落定，由阿兹敏出任大臣，但旺阿兹莎的颜面又放在哪里？为什么伊党要全面否定女人上位呢？真是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在这种情形下，旺阿兹莎也真的成为最失落和尊严被扫地的政治人物。

是不是女人当政尚不是时候？或因为她是安华的夫人容易受控制？不然伊党为什么要让旺阿兹莎下不了台？其中的奥妙又在哪里呢？

刊登于2014年10月6日《号外周报》第704期

韩院加金帆：传媒的摇篮 （直挂云帆）

《金帆奖》是韩江学院创造的品牌，打从2000年开始，韩院从不间断每年都在校外或校内举行《金帆奖》颁奖典礼，以表扬获奖的毕业生。虽然奖金不多，但意义是深远的，而他们领回去的奖杯和奖状则成了他们人生永恒的纪念，记载着他们用智慧镶成的成就。

《金帆奖》的由来是饶有意义的，其一，我们将韩江的校徽作为一个记号，它的标志是一艘帆船，一艘不老的帆船在人生的海洋中乘风破浪，奋勇前进。

其二，我们有意仿效台湾的《金马奖》，以让参赛的学生有一个惊喜，只有在当晚才能揭晓成绩而领奖。就这样二合为一成了我们的永恒的符号。

感谢老师与学生们的付出，我们不但在2000年首开先河，成功地在当年的成功大酒店（当下的乔治市成功大酒店）的宴会厅举行《金帆之夜》颁奖典礼，有200余人参与其盛，个个学生衣香鬓影，金光熠熠，场面温馨感人；尤其是毕业生在结束前依依不舍的相互拥抱，包括不少学生泪水夺眶而出的场景令我毕生难忘。如今回想起来历历在目。

我们之所以在千禧年就有《金帆奖》的颁发，那是因为在1998年时我们再度在韩江中学复办新闻班（两年制），获得了逾40名学生报读。这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原本在1978年至1988年韩江中学曾开办全马第一间新闻专科班，先后培养300余名毕业生，后因事故停办，只维持10年）。

这批毕业生有超过一半曾经在华文报界服务，即使直到目前为止，也还有数十名仍在报界，其中包括胡锦昌（已故）、郭清江、陈汉光、候雅伦、萧瑞云、谭翠凤、张易雄、黄喜光、郑永明、潘友平、尤芳进、赖伟明及林慧霞等。

由于这批开路先锋在华报头角峥嵘也就带起了韩江的名声，自然而然的韩江的名声就在报界传开了。

因此早年的新闻专修班确然造就了一批新闻界人才，为自己也为韩江带来荣誉。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奠下了韩江是“传媒的摇篮”这块基石。

复办新闻班也给董事会带来信心，因而决定通过理科大学的10名博士团草拟申办“韩江学院”的计划书。大约经过半年有余的收集资料和交流后，我们终于在1998年中向教育部申办设立一间正规的大专学府。

经过一年的书信往来及教育部派遣官员亲自考察韩院的校园后，终于在1999年7月13日由时任我国教育部长拿督斯里纳吉亲自批准，并由时任副教育部长的拿督冯镇安博士持交批文予董事长丹斯里陈国平接领。

从那一天开始，韩院已正式诞生。为使学院正式在千禧年元旦日开课，我们大张旗鼓一方面增聘教职员并全面招生；另一方面积极提升软硬体设备。从此弦歌不辍，象征着一个新生的大专院校在美丽的槟榔屿拔地而起，与韩江中学及韩江小学在同一个校园内使用同一个校名而闻名于世，也传为杏坛佳话。

及后为顺应学生意见，我们的《金帆奖》移回校内低调举行整10年后，董事会才决定在2011年做出历史性的突破。在丹斯里陈国平董事长的领导下，我们在那一年扩大举办“金碧辉煌”的“金帆之夜”。除了精心策划节目与舞台布置别出心裁外，也在奖项上增加公开奖，以让我国各语文媒体（包括报章及电视台）的编采人员参赛，并大幅度提高奖金，从RM5000到RM10,000不等，而精致的奖杯更是每座价值RM2000以上。

原本这个日期是配合首相拿督斯里纳吉的时间而订的，但后来首相因国事繁忙，改派文化艺术部长拿督斯里莱斯雅丁代表前来主持开幕；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当晚邀请国际知名节目主持人杨澜从北京飞抵槟城出席金帆之夜，并在大会上致词和颁奖。她的出现与用流利的中英文讲话，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留下令人难忘的一夜。那一晚正是9月29日。

为了纪念这个具有意义的日子，我们决定今后风雨不改一定在929举行“金帆之夜”。

去年我们的主题是：怀旧。让时光回到卓别灵的时代，回到周旋夜上海的时代。我们成功地让所有参加者沉浸在30年代的场景。

至于今年的场面与性质也有更大的变动。在与师生交流与商议后，我们决定不再沿用传统的方式而是在礼堂用晚舞会的形式呈现耀眼的颁奖典礼。

配合这一转变，我们在今年推出的主题是：“古希腊风情”。透过全场与舞台的与众不同设计与学生们穿着的返璞归真，回到古希腊的年代来迎接入场的嘉宾与参加者，晚会也就被推向高潮。

由于透过转型与改变，韩院的金帆奖终于发出闪闪金光而照亮韩院前进的道路；更进一步，我们也印证了韩院的传媒科系，是不折不扣的“传媒的摇篮”。换句话说，在千禧年后，韩院也不负众望培养一批又一批报界的生力军，包括国文和英文报界服务的新闻工作者，更有不少走入电视界和电影界。他们的杰出表现也擦亮学院的金字招牌。

当然我们在其他科系也有良好的表现，例如今年颁发五位杰出校友是来自不同的科系的，再次证明了韩院的人才是各方面的，正是“行行出状元”。

14年了，我们正期待不久之后韩院能更上一层楼而有幸成为“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以便能在东方之珠的槟城大放光彩，与日月争辉，与山河同在。

刊登于2014年10月2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