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选举释放的讯息 （直挂云帆）

台湾地方议会选举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大逆转，原稳坐“钓鱼台”的国民党，突然溃败，在六个直辖区市长选举中，只保住新北市市长（朱立伦），其他5个直辖区，有4个落入民进党手里，而最重要的台北市则归无党籍的柯文哲医生取胜。同时在县市的选举中，国民党也兵败如山倒。在县市选举只剩下5个地盘（另6个地盘不见了）。

            综合起来，国民党只保住一个直辖市（新北市）及5个县市；而民进党则大跃进，掌控4个直辖市及9个县市；无党籍则控制一个直辖市和2个县市，使到整个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总得票率共338万5081张（占40.80%）、民进党得票397万9329张（占47.9%），而无党籍得票93万1189张（占11.23%）。民心思变显露无遗。

            在进入分析台湾选举释出的讯息前，我们有必要了解台湾的选举制度。它基本上分成“中央的总统与立法委员”的选举和“地方级的九合一”选举。前者是每四年举行总统选举，但连任不超过两届。比如2012年的总统选举，国民党的马英九是争取连任；民进党的蔡英文则是初试啼声，结果马英九以6,891,139张票（占51.60%）击败蔡英文。后者只得票6,093,578张票（占45.6%），另一候选人宋楚瑜得369,585张票（占2.77%）。这意味着在马英九领导下，国民党气势如虹，以80万张多数票挫折雄心勃勃的蔡英文。

            现在距离总统选举还有两年（2016年）。因此国民党得小心翼翼面对已准备就绪的蔡英文再度挑战。由于马英九行将届满，不能再寻求连任，国民党也就得费思量推出适当的总统候选人。

            另一方面，台湾的地方选举，正式名称是“台湾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又称为“九合一”选举。所谓的九合一是指地方选举同时进行，共有九个范围进行投票，计：（1）六个直辖区市市长（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台南及高雄）；（2）六个直辖区市市议会议员；（3）直辖市原任民自治区区长；（4）直辖市原任民自治区代表；（5）台湾省12个、福建省2个（金门、妈祖）县市市长；（6）台湾省12个、福建2个县市议会议员；（7）乡镇市长；（8）多镇市长及（9）村里长。

            因为地方选举已经综合成一次选（九合一），也就可以节省选举开销数亿台币（原本开销高达32亿之新台币）。这就显示人民可以投票选出最基层的村里长到最高层的直辖市市长。

            从目前看来，台湾是强烈地拒绝中国提出的“一国两制”，因此它的民主政治与大陆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且也无可否认的，近两个月来香港的学运及占中行动也影响了台湾选民的投票情绪和倾向，以示对香港的“占中行动”的支持。当然也不能否认台湾民众发起的“太阳花”运动，占据立法议院的运动与香港的运动有一定的关系。

       这些新生代不论在行为上或言论上，都比较倾向民进党的绿色政治，也不大欣赏或不愿了解国民党提倡的与中国大陆和睦相处与互惠互利的互动。当然，台湾民众心理不抗拒的是经济上的合作乃至中共提供的优惠政策；但抗拒的还是中国的政治体系。

            不论台湾人民（有选民1800万人）在选举中如何作出表达，一项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民进党这些年来；尤其是蔡英文在2012年总统选举失败后，已开始反思她的“抗中政策”。

            “抗中政策”是1986年成立的民进党（人民进步党）的基本政策，它的最终目标是走向台独。但经过多年的抗争，从李登辉到陈水扁，都是走着“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更有意无意间凸显了台独的立场。可是经过多年的政治协商和压力，台湾也开始认识到“台独”之路走不通，只好退而求其次地放缓步伐，不再与中共对着干。

            于是“九二共识”又被抬出来。这是“海基会”（台湾）与“海协会”（中国）于1992年在香港交流，后来达成所谓“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立场。这样一来，台湾在“九二共识”下将以自我标榜，但中国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文件中有提及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限定”了台湾不能在政治上有完全的自由，必须遵守国际条规。

            在这些年来（过去6年），在马英九主政下，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交往已较过去为多，但只是打不开政治缺口、尚未有直接由两党（中共及国民党）的领导人会晤。台湾方面也只能由名誉主席连战当桥梁，缓和及拉近两地的关系。虽然连战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成就，但不被台湾新生代叫好。者次台北市长选举，连战儿子连胜文的败北，以25万张选票败于无党派的柯文哲，反映了台北民众不欣赏也不支持连战的努力。此外，另一位国民党元老吴伯雄也是与大陆官方走得很近。结果其儿子吴志扬也在桃园市长选举中败落。这也同样说明了新生代不卖国民党元老的账。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蔡英文未来两年的可能对手将是国民党的朱立伦。这位才53岁的政治慧星一向来被视为马英九的接班人。现在马英九已辞党主席按理是吴敦义（副总统）接位，但又不合政治需求，毕竟它不会角逐总统，也就使到朱立伦有了机会。只是他只取胜对手2万多票，对他的接班党主席有一定影响。

            无论如何，在没有更恰当的人选下，朱立伦的出线是极可能的，他的最大资本是在2010年的新北市市长选举时，以超过10万张多数票击败民进党的蔡英文。如果朱立伦在2016年被国民党推举为总统候选人，那又是与蔡英文的一场龙争虎斗。

            以目前的趋势来看，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正是意气风发的年代，整个台湾已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走向。如果蔡英文小心翼翼，在民进党内与老一派的结盟，又争取新一派的支持，她将会是台湾未来的政治领导人。只是她的大陆政策还需要调整与适应。

            谢长廷访大陆后已对政见有一定的转向，因此蔡英文为了台湾的未来和近3千万人的生计不妨在此时此地反省和反思民进党的大陆政策，并将“台独”的思想扭转成“不统下也不独”的政策。当民进党走出这第一步时，它与中国大陆的对话与和解也就存在条件了。

刊登于2014年12月4日《东方日报》

巫统应回归中庸 （跃马扬鞭）

本届巫统代表大会虽然不免有出现一些种族性的声音，但大致上主流声音；尤其是上层的言论表现了成熟与稳重的一面。

巫统主席，也是首相的纳吉除了促请巫统代表大会撤销有种族性的提案（如关闭华小）外，也语重心长地在闭门会议上指出，如果下届大选巫统无法取得华裔的支持，则国阵将不可能存在。

这一席话也显示出国阵如要继续执政的话，它需要至少25%华人选票的支持。

与此同时，巫统署理主席慕尤丁副首相在主持巫青团和女青团代表大会开幕时也不忘绕以大义。他说如果执政党要继续维持影响力，它必须大刀阔斧地改变工作方式和步伐。

在这方面，他提出改革的七大纲领，包括吸纳更多年轻人和使到巫统成为有希望的政党，因此那些老领袖一旦成为绊脚石，就要自行隐退。

他毫不讳言地说，巫统已渐失去城市选民的支持，例如巫统输掉国内最先进的雪兰莪州政权。

此外，前巫统主席阿都拉（前首相）也在其部落格贴文疾呼巫统告别激进与极端，巫统应该是一个贴近人民和赢取民心的政党。

无可否认的，三位领袖不约而同的见解已反映了巫统的新旧领袖都对巫统未来有不同的寄望，但最大的共同点点是要巫统成为人民的希望以便继续成为执政党。

对此，我们有必要回顾巫统两度的分裂才能更好的理解巫统所面对的挑战。首先巫统是1946年诞生的，创党人拿督翁是领导马来人反对“马来联邦”（Malayan Union）宪制而催生了巫统。他并领导巫统与英国政府谈判促成了“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生效（1948年），为今日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的宪制奠下基础。

1951年，拿督翁突退出巫统，另领导马来亚独立党（更在1954年易名为国家党），与巫统（联盟）对抗，结果败下阵来。这一次的巫统大分裂是党的第一个大危机，所幸接班人东姑阿都拉曼领导联盟在普选中（1955年）击败拿督翁，不然历史就改写了。

1998年，安华跌马，被马哈迪开除党官职，一场烈火莫熄运动宣告开展，1999年的大选，安华虽身陷囹圄，但他组成的国民公正党联合伊斯兰党及行动党与国阵分庭抗礼，结果扶起了伊党坐大，公正党表现平平。

惟有到了2008年的大选才见安华以自由身领导反对党阵线。这一回平地一声雷，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新崛起的民联成为与国阵对峙的对手，我们称之为“308政治海啸”。

继之2013年的大选，民联又再与国阵大厮杀，结果政局还是不能稳定，一边是国阵靠巫统和东马成员党支持得以继续执政，但仍然是两线制的火热斗争。这其中最明显的现象是华裔选民被认为是一面倒向反对党，因而被纳吉形容为“华人海啸”，华人有80%以上投票给民联。

虽然2008及2013年的大选都是靠巫统支撑而得以保住政权，但国阵的华基政党则兵败如山倒，一届不如一届，对国阵没有加分，只有扣分。

由于政治交锋方兴未艾，巫统虽是忝为最大政党（2008年大选，巫统赢得79席，输掉38席；2013年大选，巫统保住88席，输掉33席），但如果友党未能翻转过来，则国阵的未来是不明朗的，包括巫统可能采取策略将国阵改头换面。

这对巫统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它也需要华裔选民回流国阵，但就如巫统三位领袖异口同声要巫统改变，这之中应包括不再提“外来者”、“寄居论”、“关闭华小”、“回去中国”等种族言论，同时更要遏制少数别有用心者提出极端言论和偏激的宗教言论。

只有适当和有效地控制才能展示一个新的巫统（指思维和政策方面）面向未来，这就需要如马哈迪所言，领袖也应接受善意的提醒和规劝，不要只是听特定人士的意见。

就目前看来，不是巫统有危机而是巫统如何消弭和融化它的积重难返的形象。这就是三位领袖释放出来的强烈讯息，一句话，巫统应回归中庸之道。

刊登于2014年12月1日《南洋商报》

40岁以下应是青年人

一向以来我们对青年的定义有不同的诠释，而大多数人则是以18岁起到40岁界定为青年人，因此有很多团体都把青年定在40岁以下，当然也有的定在45岁以下；更有的定在50岁，不一而足。

如今青年及体育部长凯里则宣布从2018年开始，国家青年的定义是从15岁到30岁，超过了30岁就不再是年轻人了。

很显然的，政府是从一般的青年人社团组织和大学生的组织下手，希望能下调年龄，不再按过去的定义来看待年轻人。

在1997年时，政府是把15到40岁的人界定为年轻人，现在则有所改变。主要的理由是世界各地对青年的定义有所不同。例如联合国把15岁到24岁的称为青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把14岁至34岁的称为青年；而世界卫生组织则把14岁到44岁划定为青年。

比较接近我国的新加坡视15岁到30岁为青年。如今我国政府也准备向各地看齐，倒是无可厚非，只是我们认为将青年的定义调低到30岁是否太年轻了？因为一般上年轻人在15岁仍是中学年龄，而到了大学已是18岁以后的事了。当他们在大学毕业时基本上已是22岁左右，如果再深造读个硕士或博士的，就可能拉到30岁了。

当一个专才正要为国贡献时，他已经不算青年人？但以处在这个风华正茂的年纪被视为已进入中年，是否是恰当的？

退一步来说，即使大学毕业后不再深造，而是进入社会工作也得从较低职位开始然后才慢慢升上高职，或成为老板。按照时下的情况来看，事业有成或生活比较安定的多数已超过30岁。

正当这个年纪可以在青年团体大展身手时，又已超龄而不能成为领导。这对有志献身的青年人无疑是一种挫折。

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参加青年团体活动，但不是在初打工时就介入社团活动，而是需要累积一些年，在社会立定脚跟后才敢参与社团活动。

虽然在我们那个年代，青年组织是不甚流行的，但自从70年代以降，许多社团都鼓励年轻人组织青年团，以增添社团的活力，而政党也十分重视青年团的组织，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其中成为接班。

不过坦白而言，当我在70年代参与领导青年组织时，已是到了30岁之年纪。按照凯里的说法，是已经超龄了。如果我们硬性规定30岁以上不能再领导青年组织，恐怕会使到许多青年组织活跃不起来，因为缺乏成熟的领导人。

虽然年轻人的界线定在30岁以下是合理的，但如果没有伸缩性处理也会青黄不接。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凯里说的新规定不适用在政党身上，这总算使政党松了口气。

其实如果我们按照巫青团的规定来说，它的团长是不受年龄限制的。例如在60年代就出现巫统元老之一的赛惹化当选巫青团长，而这位仁兄的成名是在当年与李光耀打官司。

因此我们认为政府对于青年组织的领导人应予放松而不是硬性规定过了30岁就一定要退位。例如对担任重要位置的，如团长、署理团长及秘书可以提高年龄至40岁，其他职位无妨定在30岁以下，这样就会有人带领年轻人在不久后成为接班人。

其实按照当今人的长寿平均70余岁来算，40岁仍是年轻的，应被允许在青年组织起领导和示范作用。

总而言之，孔子说三十而立的意思是说才站稳脚跟，到了四十岁的不惑之年，正是人的一生精力最旺盛的年代。因此我们还是希望把40岁以下的人视为最有希望的人，因为他们仍然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有创意有经济基础，更有智慧，毕竟世界是他们的。

刊登于2014年12月1日《号外周报》第712期

街道小贩有碍市容 （现代春秋)

负责掌管地方政府的曹观友行政议员说，他希望在他任期内能够见到州内不再有街边小贩。换句话说，他希望所有的街边小贩能被安顿到市政局或私人小贩中心经营。

虽然我们不知道何时能落实这样的政策，但这是大势所趋，社会的发展规律必然有一天会让我们看到槟城是一个真正的、干净的、有规律和有秩序的小贩天堂；而在咖啡店内营业的小贩也都能根据政府的条规成为能登大雅之堂的摊档。如果我们大家都努力的话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清洁的舒适摊位或小贩中心或咖啡店都是让人感到舒服的，生意也会因具备卫生条件而火红起来，应该没有人会抗拒进步和改变。

其实小贩行业这一路走来，也经过几许的变化。远在60年代我们举目一望，在大大小小的街道上总有不少的流动小贩或卖货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卖杂货的小贩，他们在一辆推车上装满了各式各样的货品，让家庭主妇可以随心所欲地选购所需要的货品。也有不少的印度人，头顶着一个大大的盘，内盛着各式各样的娘惹粿而沿街叫卖。我们小的时候特爱光顾这样的价廉物美的食物。本来我们还以为是印度人自己制作的，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制作这些娘惹糕点的是华人家庭，他们每天不停地供应零售的印度小贩，许多华人都爱吃。

我们也在小的时候，看见一些面粉艺人，他们凭其精湛的手工艺，用面粉捏成栩栩如生的土制人，有美女、有孙悟空、有猪八戒也有唐三僧等。

还有印度人沿街售卖面包的行业的寿命是最长的，直到现在偶尔也能看见这类的小贩摇铃叫卖。

除此之外，也有不少的流动小贩，他们在大街小巷摆卖，形成一大特色。大概因为很早就出现各式各样的煮食小贩，也就在后来衍生了不少的熟食小贩，久而久之，槟城人靠小贩这绝活搞得让人吃了忘不了，以后还想再来。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地大赞槟城的美食。

既然有了生意，小贩也就想到整合或选定地点变成小贩中心，慢慢地小贩成了槟城一大特色；尤其是来自外州的游客总爱光顾槟城小吃，炒粿条、福建面、咖哩面、叻沙、薄饼等等，不一而足。

进入80年代，槟城几乎是小贩处处在，不仅咖啡店林立，而且小贩中心也如雨后春笋设立起来，这是因为槟城的小本经营者从小贩行业中悟出一个大道理，在街头巷尾不时会听到某某小贩发财了，就这么的小小摊子却是顾客排队“抢吃”。有人更说，某某小贩有了几间屋子，所有的孩子都是大学生。眼见这大好形势，在槟城当小贩的人也就多了起来。

但小贩一多，问题就来了。有许多的咖啡店的五角基或旁边的空地都还成了小贩摆卖的地方；也有一些小贩中心是自我形成的。但随着卫生问题出现了，在小贩集中的地方，水沟阻塞、剩余的食物随意倒也引发地方当局采取行动对付。

除了小贩可在街边摆卖外，也因为顾客多，造成车辆也多，自然免不了出现交通阻塞现象。当我们一边被外国杂志誉为“亚洲小食天堂”时，我们又在另一边发现小贩未被适当的安排。真令我惊讶的是，直到今天，街边的小贩有些是合法的，原来他们在殖民地时代就被合法化，而后传给下一代或承顶给他人，但那张执照似乎是护身符，如果当局无法解决殖民地时代遗留的有碍市容的摆卖，要想杜绝街边的小贩那也很难。

有人因此羡慕：殖民地时代发出的执照真好，好到“终生”的，谁也不敢动，就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永久性特权”，还得请当局查查看。

槟城之所以有特多的小贩是因为它一向以来是旅游胜地，吸引了不少国内外旅客；特别是在2008年槟城乔治市“登陆”世界文化遗产后，更是招来成千上万的游客，他们几乎把槟城围成一个人海攒动的城市。

正因为旅客多到不胜枚举，槟城一年的游客也将破六百万人次大关，也难怪小贩多到你无法算出小贩的数目。

如果说小贩数目有两万名（那是保守的估计），以每个家庭成员5个来算，就有十万人靠小贩吃饭；假如不止两万而是三万名，那就有十五万人靠小贩行业为生。

事实上也不止这个数目，因为小贩周边的行业也会兴旺起来，比如酒店业、小型客栈、德士及商店生意都会因游客而热闹起来。

因此有人说，尽管槟城缺乏自然资源，但靠无烟的旅游更快地把槟城打造成旅游胜地。

在可预见的未来，槟城的游客将是有增无减，因此我们支持也希望曹观友尽快推动槟城不再有街边的小贩，让小贩们安心地在固定的地方摆卖，毕竟在街边摆卖是不卫生的，车辆经过，尘埃飞扬在所难免。为了公众的健康和安全；为了小贩的生意和卫生，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改造小贩市场，让槟城的小贩也能跻身入世界城市之林，备受游客赞好，而不是对我们的杂乱无章的管理弹个不停。

刊登于2014年12月1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