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门——另一个火药库 （直挂云帆）

随着“阿拉伯之春”于2010年在突尼斯找到突破口后，成千上万的人民欢呼民主已经在西亚北非苏醒，并取代了独裁政权。于是像骨牌效应，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乃至也门也卷入了一场又一场的动乱。遗憾的是，它没有带来民主与和平，反而是一个悲剧又一个悲剧地发生。

远的不说，就单单是伊拉克与叙利亚的北边山地也已经成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大本营，它像疯狂的野兽向政府军事目标与平民百姓下毒手，死伤人数不计其数。如今人们一听闻“伊斯兰国”（IS/ISIS/ISIL）的恐怖组织不禁毛骨悚然。

就在恐怖主义在中东重新燃起战火的时刻，我们又发现另一个国家正步上叙利亚的后尘。在叙利亚，政府军与敌对派从2011年就一直战斗到今天，造成逾十万人丧命及一百万人逃难。

当下这个国家就是在叙利亚的另一端的也门（Yemen）。它位于沙地阿拉伯的南下端，并与阿曼毗邻，且有漫长的阿丁湾为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地带。

虽然旧约时代，原称示巴王国已在3000年前存在，但在公元七世纪回教兴起后，它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4-1918），北也门在1918年脱离奥斯曼帝国而独立，定名为穆塔瓦基利王国。1962年发生革命，改国号为阿拉伯也门共和国，走西方路线。另一方面，南也门原为英国殖民地，英国从1839年就占领了亚丁港，直到1967年英军撤出，南也门才在苏联的支持下成立“南也门人民共和国”，1970年易名为“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沿着苏联的路线治国。换句话说，南北也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后，如同东西德和南北韩分成不同阵营的分裂国家。

1990年苏联变天和解体后，南北也门于同年5月22日统一成“也门共和国”，但因南北积怨太深而在1994年爆发内战，因为南方军队的失败，也门再度统一。

1999年，也门开始走上民主选举总统，萨利赫再当选后又在2006年再度蝉联。为了当“终身”总统，萨利赫提出修宪，但遭到人民强烈的反对。

事实上，也门内部不仅派系多，而且也存在恐怖主义活动，对也门的安全构成一大威胁。趁着“阿拉伯之春”在2011年形成中东的潮流后，萨利赫也就在沙地阿拉伯斡旋下体面下台，改由南也门军官出身的哈迪副总统出任过渡时期的总统。

2012年，也门举行总统选举，哈迪作为唯一的候选人也就自然当选。美国显然对也门的新人新政表示欢迎和给予支持。不过，奥巴马总统是希望也门也能致力于加强反恐的斗争，因为恐怖组织已选择也门作为一个新的基地。

遗憾的是，哈迪无法缓和经济的衰退，失业率从2011年的25%暴增至2013年的36%，更在2014年达到44%以上；加上治安不靖，身为逊尼派的哈迪也是束手无策。

这导致了在位33年才下台不久的萨利赫（69岁）（属于什叶派）结合什叶派的胡塞武装组织向哈迪发难。经过协商后，哈迪同意将国家分成6个联邦州组成，但胡塞武装组织坚持将也门分成南北两个联邦州，而由胡塞军控制北部。

在无法妥协下，胡塞武装组织也与政府军发生冲突。

所谓胡塞武装组织的前身是“青年信仰者”，于1992年在也门北部萨达省建立，创始人是什叶派的宗教领袖侯赛因·胡塞。

2004年，侯赛因·胡塞率其武装反抗亲美的萨利赫政权不幸在战斗中身亡，其追随者乃将“青年信仰者”改名为“胡塞组织”以纪念胡塞的贡献。

不断壮大的胡塞武装组织虽然在2010年与政府军签署停火协议，但在2011年时它已经控制了北部的萨达省和焦夫省。

2014年9月，胡塞叛军进入首都萨那启动政变，迫使总理巴桑杜及总统哈迪辞职。

2015年正月，胡塞组织出人意料之外攻占总统府。原本逗留在萨那的哈迪在2月20日逃离胡塞军的软禁前往亚丁。在宣布收回辞职后，又宣布将亚丁改为临时首都。

因为两军对峙，又是逊尼派（政府军）与什叶派（胡塞武装）的斗争，再加上胡塞军也逼近亚丁，造成哈迪总统逃向沙地阿拉伯求援，在沙地阿拉伯的强大武装力量支持下，动用100架战斗机和15万士兵向胡塞武装进军。而且在多个阿拉伯国家响应下，逊尼派似乎已发挥了震撼性的冲击力。

虽然在伊朗和苏联的劝请下，在联合国的配合下，有要求以人道立场停止空袭，以便通过政治协商解决，但仍无法打开僵局。

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反对政府军及胡塞武装的另一个股邪恶势力正在冒起，它们是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圣战者，他们认为什叶派是异教徒，例如在今年3月20日伊斯兰国在胡塞人常去的清真寺发动四起自杀炸弹攻击，导致130多人丧命，开展了伊斯兰国的暴力活动。

从这样看来，也门存在三股政治势力，其一是政府军，其二是胡塞叛军及其三是恐怖主义的“伊斯兰国”。

如今因为内战促使各国大使馆及侨民撤走，也不乐观沙地会与伊朗妥协。毕竟沙地是绝对不能苟同也门成为什叶派的新基地。在也门2千余万人口中，逊尼派占65%，什叶派只占35%。因此沙地是必然死守住也门不会出现敌对派成为邻居。不过伊朗也好，沙地也好，今日的也门正走向分裂（胡塞武装要获得北方政权），也给予基地组织混水摸鱼的方便；尤其是美军已撤离也门更是给“伊斯兰国”开了方便之门。

如果也门无法停止内战和一直动荡不安，那么它将是另一个火药库；也是阿拉伯之春带来的严重后遗症。

刊登于2015年4月9日《东方日报》

从“市长”回家说起 （现代春秋）

乔治市的变化是曲折离奇的，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实验品，而后波及和辐射到全国各地。

首先槟岛是英国人踏足马来西亚的第一个岛屿。为了获得这个岛屿的控制权，英人莱特与吉打苏丹签署合约，以永久租贷方式拿下槟榔屿。于是在1786年7月17日，莱特率其部队乘军舰抵达槟榔屿，但最先登陆的地方是今日的康华丽堡，并升起了英国国旗。他这样说：“吾今奉总督（麦克浮爵士）及孟加拉国会议院训令，于今日占据此岛，名槟榔屿，今将之易名为“威尔斯太子岛”。接着他又宣布将作为行政办公的地方命名为“乔治市”，用以表彰乔治三世国王。

有了槟榔屿和乔治市后，英国人的胃口大开，乃在1819年再拿下新加坡。及后在与荷兰交换条件下，又将马六甲拿下。1826年，英国将新加坡、槟城及马六甲组成海峡殖民地，全面地控制了马六甲海峡。

凭着这一优势，英国通过1874年的邦咯条约，把权力的鞭子伸入马来亚，最终马来亚包括新加坡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这个演变告诉我们槟城是英国人进入马来亚的第一个起点。

第二个起点也是用槟城打头阵。

1951年，英国为证明其民主制度可行，用以克制马共势力的膨胀，乃在乔治市推行第一个市议会选举（也就是乔治市市议会选举）。虽然不是全部民选，但也反映了第一次选举的玩意儿。市民在投票后，选出9名市议员，另6名是委任的；而市议会的主席是槟州参政司（相等于总督）。

当民选制度在乔治市开了头，取得其可行性后，英国乃在1952年把市议会选举引入吉隆坡市议会。就这样，各地城市及地方议会的选举也就在全马各地推行。换句话说，是乔治市写下了民选制度的第一页。

第三个起点发生在1965年，事情的因由是这样的：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因法令未有修改，因此乔治市第一任主席是吴源和，他不被称为市长。只有到了1958年法令完整后，乔治市市议会的主席正式被称为市长，首任市长是社阵的南玛纳旦。1961年的市议会选举社阵大胜，囊括了15席中的14席，也连带影响全马各地的城镇热烈进行投票。

虽然在1963年的乔治市市议会选举，社阵因内部斗争影响选举成绩，但仍以9席控制市议会。可是社阵内部对市长职虎视眈眈的大有人在，黄添寿就是与崔耀才争夺市长的人，他在1965年曾再任市长一个短时期。

但此时中央也拿槟城乔治市市议会来开刀，那就是宣布接管乔治市议会（由槟州首席部长接管）。虽然社阵党人示威抗议，但已无法改变中央的决策。

也是在1966年，国会通过地方政府修正法令后，特别地设立一个以法官为首的调查庭，以调查社阵执政下（1958-1965）的乔治市市议会有否出现不规则和舞弊之嫌。

经过一番调查和听证后，调查庭的报告确认市议会有滥权和管理不当之例，但没有针对任何人。换句话说，这份报告书也“合理化”了政府接管市议会。

由那个时候开始，全马的市议会及地方议会选举取消了，改由各州政府直接接管。这就是说改变是从乔治市市议会开始的。

因为政治的变化，当1976年国会又再通过地方政府修正法令后，身为槟州首席部长的林苍祐也就率先将议会进行合并。在槟岛方面，将乔治市市议会及槟岛乡村地方议会合并而成槟岛市政局；而威省方面的威北县议会、威中县议会及威南县议会并成威省市政局，这样一来，整个槟州只有两个市政局。也因为将乔治市的范围扩大，变成整个岛，乔治市的“市”的地位也不见了。因为整个岛尚未具备市的条件。

很自然的，为了槟城的发展，乔治市是否保持“市”的地位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新格局能发展槟州。林苍祐也不负众望，他按法令委任公务员出任主席，及从成员党中委任24名市议员，开创了没有选举的市政局。

不过在1990年的时候，槟州的政局又有突破。这一年民政只赢得7席，而巫统保有12席，在讨价还价下，民政党人出任首席部长（许子根）外，并多加一个槟岛市政局主席由政治人物担任（陈锦华）。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槟岛是第一个用政治人物掌管市政局的。从陈锦华到丁福南他们一共担任了9年的市政局主席，才又交回给公务员。

后来的市政局也就按传统操作，但来到2008年之后，由民联控制了州政府，它又按政纲提出要民选市议员，这又和中央打一场官司。结果在未能改变现状下，民联政府只得在原地踏步。

正当没有太大改变的时候，又传来槟岛市政局将升格为市，这也意味着槟岛已具备市的地位，从“市政局”升为“市政厅”。这也应该感谢林苍祐的高瞻远瞩，在1976年将市议会合并，才奠下今日的成果。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市长”回家了，但不是民选的，它距离行动党追求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无论如何，从一开始到今天；不论是乔治市或槟榔屿，他总是政治改革的先行者或试验品。因此乔治市充满了无数个第一个故事。

刊登于2015年4月6日《光华日报》

又见安华夫唱妇随 （跃马扬鞭）

历史果然不出所料地又再重演，内容大致相同但情节不全一样。这一回是安华又于今年2月10日因鸡奸案上诉失败被判入狱5年。虽然事后其家属向最高元首请求特赦，但根据总检察署代表律师透露，宽赦局已于3月16日拒绝安华家属的申请；也因之国会下议院院长接获通知，安华已失去议员资格，峇东埔国席即将进行补选。

早在1998年安华与马哈迪失和，导致被革职和开除党籍，继而因开展烈火莫熄街头万人斗争，在同年9月20日被逮捕。从此失去自由，后因鸡奸罪被判入狱6年，直到2004年9月才因翻案成功获得释放。

事情的因由是这样的：1999年的大选，因安华身陷囹圄未能参选，改由其夫人旺阿兹莎代夫出征。在获得大量同情票及支持票下，旺阿兹莎以逾万张多数票击败对手，这一年安华的公正党表现平平，只赢得5个国席；反而壮大了伊斯兰党。即使是因为安华效应才造就了伊党势力空前膨胀（控制丹登两州，并拥有27名国会议员）。但遗憾的是，伊党不懂珍惜安华的影响力，反而滑向宗教治国的方向与行动党大决裂（2001年）。

正因为后来反对党的各自为政和演成三角战，也就在2004年的大选惨遭失败（不仅伊党失掉登州政权，国席也减剩7个；可怜的公正党只剩下最后一盏灯（峇东埔），也只以500多张多数票压倒对手，真是险中求胜）。

就在没有人看好；甚至“看死”公正党不能翻身的凄境下，唯独安华不信邪，他依然信心满满地认为反对党会大有作为。果然在2008年的大选安华创造了奇迹，他领导的反对党几乎大有斩获，不但夺下5个州政权，而且国会议员数目跃增至82席（总数222席），给予一向执政的国阵巨大的威胁，也因之他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

踌躇满志的安华在成立民联后（也促成行动党与伊党重新合作），就马不停蹄地向东马“进军”，他要从东马撬开国阵的墙角，进而制造“916”变天。

安华之所以急于寻找变天，因为他知道若不先下手为强，危机就会随之发生，只要他一个不小心，就会再有意外发生。

事缘安华在2008年8月参加峇东埔补选前一周（其夫人辞职让安华顶上），他又面对新的鸡奸案。虽然安华在当时以超过15000张多数票取胜，但他的内心总是被案件索拌着，除非他能改变整个政局，否则他的政途是不稳定的。

当安华的二度鸡奸案再审结前，我们又迎来了2013年的大选。这一回安华若不能一举翻身迈入布城，则等着他的是“情况不明朗”的官司。

正由于有此关键性的考量，安华在505（2013年）大选过后，便发动超逾十万人的大集会，以抗议选举制度的不公。他认为反对党得票超过50%，理应起而执政。可是马来西亚行使的是选区定胜负的制度，不是以整体得票率定输赢。

当司法斗争和特赦失败后，下来就是峇东埔的补选，不必猜疑这个人选将是旺阿兹莎。理由如下：①她目前是公正党主席，在当不成雪州州务大臣后，她在国会将起平衡和制衡作用。②目前国会民联基本分成三个派系，一个是安华、另一个是林吉祥，再一个是哈迪阿旺。如今在安华缺席下，行动党及伊党都不会同意由对方出任反对党领袖。折衷人物也就是旺阿兹莎了。预料伊党这回不会因为女性而反对了。③公正党不大可能派安华第二女儿努鲁努哈上阵，一来她对政治兴趣不浓；二来她姐姐已是国会议员，母亲是州议员，若再加上自己人担任国会议员，难免被人揶揄为“家庭政党”。

一般预料，旺阿兹莎将轻易过关，但在安华缺席下，民联能否保持团结与合作是个大问题。如果行动党与伊党一直不咬弦，那民联的作用也将大大地被打折扣了。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就在回教刑法。当伊党说什么也不退让的时候，行动党也就会有所行动了。

这对民联的未来是不容乐观的，因此今日的重心不是旺阿兹莎胜得漂亮吗？而是民联是否有明天？还有安华与旺阿兹莎夫妻一条心的故事 是否还是一直讲不完呢？

刊登于2015年4月6日《南洋商报》

李光耀影子无处不在 （天下纵横）

1965年8月9日，我记得在新加坡电视机上看到李光耀伤心地宣布新加坡宣布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当时我人在南洋大学。

从那一刻起，意味着新加坡已与马来西亚分开，但我那时的心情依然认为马新是一家的，因为即使新加坡在1948年后就被人为地隔开，不再属于马来西亚，但两地人民依然水乳交融，并没有感觉到是处在不同国家的人民。

即使在8月9日之后，我们马来西亚人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大变化，还是照常上课，也不需回国申请护照，更不需要补办什么文件，只是一张身份证就足以通行无阻了。

过了一个时期，限制才一步一步来，因为新加坡已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我们的心态却一时调整不来。理由很简单，因为新加坡才在1963年9月16日加入马来西亚而成为联邦的一州。这就是说，它与槟城同属一个州，只是它仍拥有教育与劳工自主权。怎么不到两年说离就离？

就我的印象，当年在南大读书时，总爱下坡到牛车水逛市或到罗敏申走百货公司。与我们槟城的城市相差不大，还是有很多华人在摆地摊，过着纯朴简单的个体户生活。

那时的新加坡河也很污浊，市容也杂乱无章。在感觉中，如同置身在马来西亚的其中一个城市。

许多年之后，也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大概是离开现在10年吧，我再踏足新加坡时，已俨然是“两个世界”，从机场沿途所见，几乎绿化一片；进入市场，又如同一个城市花园，昔日牛车水的杂乱现象不见了，换来的是秩序井然的大排档，小摆卖。

走在街道上真的不敢乱抛垃圾，以免被罚款；更是不能随地抽烟，像我这等烟客也只得忍到回酒店房间才敢抽烟。除了在言论上得小心翼翼外，我们也被告知要守住纪律，这个国家的律法也真的把人变成动作差不多一样的模式。

尽管李光耀已于1990年退休，但他还是内阁资政，他的影子无处不在，他已经不是当年在电视机落泪的李光耀了，而是自信和以刚朗的性格走出电视机，让新加坡人民与他同在。

2011年，我又再重游新加坡，它的情况只有更加的严谨。虽然新加坡人民通过投票让反对党有所起色；芳林公园也似乎模仿伦敦的“海德公园”，但守秩序的新加坡人还是要求不高，毕竟李光耀时代还没有过去。

直到2015年3月23日李光耀逝世，才真正地掀起后李光耀时代。虽然有不少人在推测和希望此后新加坡会有所改变，也会有较大的自由抒发己见，但在帷幕尚未拉开之时，我们又不能随意揣测，只能感觉到一个后李光耀的时代就将降临，它在政治上又有什么变化吗？马新关系又会有什么进展呢？所有这一切没有人未卜先知，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刊登于2015年4月6日《号外周报》第７２９期

解读习近平的“中国梦” （直挂云帆）

2012年，当习近平出任总书记不久后，他在带领政常委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的展览现场时，提出了“中国梦”。其核心是以“两个一百年”为目标。其一是到了2021年，当中共成立100周年及其二到了20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逐步并最终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体现国家的富强。

配合着“中国梦”，习近平在2013年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时大胆地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就是希望中国的周边国家能参与发展“陆上的”和“海上的”丝绸之路。一方面重温和复兴二千年前中国贯穿欧亚之商贸路线，这条通道是在西汉时由张鸾开拓的，他两度出使西域，为东西方的交流留下可歌可泣的路线图。到了公元629年（唐朝），玄奘也到天竺取经，他就是“西游记”里的唐三藏。因为他们一前一后打通了中国（从西安起）到欧洲和亚洲之道路，在后来被人称之为“丝绸之路”。

1988年，中国联合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乌丝别克及土库曼向联合国教科文机构申请将“丝绸之路”列为世界遗产而获准，这说明了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

为了进一步发展和打通各国的通道，习近平大胆提提出复兴“丝绸之路”不但是伟大的构想，也是开创性地希望中国的北方边疆能够在共同开发公路及桥梁下，铺设一座“大陆桥”从而确保中国的边界安全。

另一方面，习近平为两手抓又同时提出建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条水路是指600年前由明朝的郑和下西洋所开创的。如今中国希望强化这条通道，从中国沿海港经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也另通向南太平洋。

如今经过两年的考验与策划，基本上已到了可行性的阶段。因此习近平乐观地展望“可在未来的十年内，让中国沿线国家的年贸易额突破2.5万亿美元”。他认为只要大家略守联合国宪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进行合作，必能达致双赢。

当然在提出“一带一路”时，中国也有其战略安排，一方面与北方；尤其是苏联维持友好关系，进而消除西方可能通过外蒙古及其它国家挟持中国的北疆；另一方面，中国在面对南中国海的岛礁主权争议时，在面对美国于2011年将军力重返亚太及面对日本、菲律宾与越南的敌对时，希望海上丝绸之路有助化解周边国家带来的威胁。

毋庸置疑的，中国要的是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消除或减少周边国家的矛盾和冲突，这就需要用新的思维来解套。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他是用“人海战术”来慑住美国及西方的虎视眈眈，使周边国家不敢轻举妄动；那么到了今天已经复兴和崛起的中国再也不能使用旧战略或不强出头的战略应对挑战。

事实上，当邓小平在80年代采取改革开放政策后，有一个时期用的是“韬光养晦”的政策，包括在90年代印尼又发生排华时，中国的冷处事引起非议和指责。直到千禧年后，胡锦涛在2003年喊出了“中国和平崛起”后，，才让人感到沉睡的雄狮醒来了。

但是崛起的中国讲求的不是军事实力，而是经济实力。因此习近平除了强调和平发展（不再强调和平崛起）外，也大手笔地在2013年同时间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他的目的是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国家共同发展基础建设，以形成经济一体化。

根据构想，银行总部设在北京，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500亿美元，实缴资本为20%。在初创阶段，中国出资额可高达50%。换句话说，中国在融资方面将扮演关键性角色。

2014年，中国连同下列20个国家和地区在北京正式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它们是：马来西亚、孟加拉、汶莱、柬埔寨、印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寮国、蒙古国、缅甸、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及越南。后来又加入了印尼、香港、马尔代夫、纽西兰、沙地阿拉伯、塔吉斯坦、约旦、卢森堡、韩国、俄罗斯、荷兰、巴西、格鲁吉亚、丹麦及澳大利亚。还有英国、法国和德国、意大利也加入了，台湾也尾随其后。

为了展示诚意，中国还是希望美国及日本也能参加，因而主动放弃否决权。

中国之所以提出“亚投行”是因为目前的亚洲开发银行及世界银行已不足应对庞大的资金要求。根据亚洲开放银行估计，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每年至少要8万亿美元，现有的多边机构不能满足这些要求。毕竟亚行的总资金也约为1600亿美元。至于世界银行的总资金也只有2230亿美元，这两家世界性银行联合起来提供给亚洲国家的基建资金也不过区区的200亿美元，实在是杯水车薪。

如今中国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通过经济协助和援助周边国家的发展，乃至惠及欧美国家，不啻是当下各国最渴望的“财神爷”。

为了尽早落实这一伟大宏愿，习近平特别强调了“命运共同体”。换句话说，每个国家都是相互依赖和相互生存的，大国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而不是对国际事务的更大垄断。对此习近平也说向中国贷款也不烫手，因为中国不附带条件，这是非常关键的解说，因为一向以来中国被西方世界描绘成是有野心，而且援助也是有条件的。现在习近平要证明的不但是他的“中国梦”是平和与共荣的，而且他的“四个全面”（全面达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及全国从严治党）理论也开始升华。辅以较早前习近平的“四个坚持”（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和平等、坚持各国合作共赢、坚持实现共同合作与可持续性安全及坚持不同文明兼收并蓄），也已在国内彰显其效应。

总的来说，在新的思维和新的资金动力下，中国已摆脱昔日求助于外国的困境和窘境；更不再如同百年前的屈辱，今天习近平的两个百年中国梦和他所提出的划时代的壮举（丝绸之路及亚投行）也印证了中国正强有力且有说服力的从中和平崛起，这对未来的中国和亚洲的格局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刊登于2015年4月2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