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的称谓 （跃马扬鞭）

英文星报的一项抽样调查是很值得玩味的，它说调查发现10名受访者中，有7人认为应先以马来西亚人自居。总共有5070人受访，其中有21%的人先以种族作为身份，而只有5%的人以宗教身份作为特征（5月3日《星报》）。

首相暑部长佐瑟古律对这个结果感到欣慰和鼓舞，他认为人民朝向先认同自己是马来西亚人应受鼓励，以朝向更大的团结而缓和紧张气氛。

他进一步说，先把自己当成马来西亚人不是背叛自己的种族或宗教，以马来西亚人自居是我们的集体特征。

虽然我们对当下的人民越来越多把自己当成马来西亚人而感到骄傲，但调查报告也带出隐忧，有超过70%的人对于马来西亚的种族关系失调感到忧心，同时他们对讨论种族、歧视和压制的课题感到不安。

从上述的情况分析，马来西亚新生一代对于国家的认同是越来越深的，因此他们往往会脱口而出说他们是马来西亚人；尤其是与外国人交谈或在其他国家生活的时候，这是一种发乎情理的爱国表现。

这种自然形成的天性是因为我们的新一代已是道道地地土生土长的国民，即使他们的祖先或祖父母那一代是来自中国或其他国家，但当他们的子子孙孙已是落地生根时，再把他们当成外来者，自然会引起反弹和不满。一个人如果已经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不论其祖父或原先的种族源自何方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乃至终于斯。

遗憾的是，今天的马来西亚独立已经近58年了，但种族问题一直纠缠不清。一会儿有人说华裔是外来者，只是在这里寄居；又有人说不喜欢可滚回中国等等的陈腔滥调。

虽然古律指责政客恶化种族关系，但马来西亚的一些既定名词也是有检讨的必要，如土著与非土著；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因为这样的名词一旦烙在人的脑海里，他们自然会把自己和其他人区分开来。

在这方面，我们有注意到前首相马哈迪在1990年提出在30年内达致先进国的宏愿时，有对在70年代将马来文化塑造成国家的主流文化，其他人也溶入这个体系中的策略做了修改和调整。他提出新的政策和口号，即要出现一个“马来西亚民族”，以取代1971年的国家文化政策。

马哈迪希望到了2020年“马来西亚民族”能形成，而彼此不分种族，不分肤色，可说马来语和接受国家宪法为指导方针。

可惜的是，因为国家还存在着种族性的政党和种族性的组织，并不时由政客发出偏激的种族和宗教论调，使到种族和谐遭遇阻力。在这种情形下，尚有5年的时间已是2020年，我们又如何能达致先进国和产生“马来西亚民族”？

我记得在80年代曾和林苍祐争辩一个课题。我说，一般上我们都把自己称呼为“马来西亚华人”（Malaysian Chinese），有什么不对？他说，这是过时的用词了，我们应该自称为“华裔马来西亚人”（Chinese Malaysian），这样就能够反映出我们是马来西亚人。虽然在字眼上没有多大的差别，但林苍祐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还是带有种族成份，后者则是标签自己源自何处，但已认定是马来西亚人。虽然他苦口婆心，要我们及年轻的一代改变观念。但时至今日大多数人仍自称为“马来西亚华人”，这是因为在现实环境中，种族的区分依然明显。

我也记得当新加坡还未脱离马来西亚的时候，李光耀在1964年提出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而曾一度被其他反对党接受，包括林苍祐的民主联合党。

后来新加坡在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改成民主行动党取代人民行动党，而林苍祐较后也改头换面穿上民政党新衣，结果一炮而红，在1969年成为槟榔屿的岛主。

在此之后，林苍祐改用建立一个马来西亚人的国家，字眼与李光耀不同，意义也相差不远。较后我们也发现到林苍祐的理念与马哈迪的理念相互吻合，只是要落实倒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着手？看来马哈迪和林苍祐的理想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究竟什么时候到点，没有人知道。

刊登于2015年5月11日《南洋商报》

马新左翼参与“援越抗美” （天下纵横）

真没想到韩战（1950-1953）结束13年后，中国又面临第二次严峻的挑战，但战场已不在朝鲜，而是转移至越南。

越南是印支三邦最大的国家。在1884年时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胡志明获得机会下与各派和法国寻求和解，以建立共和国。但在1948年，法国支持右翼的保大复辟成立越南国。

虽然法国再次控制越南，且一度派兵十余万与越共周旋，但在1954年奠边府一役法军惨败，从此退出印支三邦。

不过，法国留下的政治真空很快被美国填补了。1965年美国正式介入保护南越政权，以和胡志明的北越相抗衡。这个时候，马新的左翼统战不再沉默，而是响应中国再次掀起“援越抗美”的运动。

在1966年 通过“马来西亚非团结委员会”这个组织，左翼统战呼吁人民支持越南人民反美的救国斗争。于是在雪州、吡叻州及槟州等地爆发了由劳工党牵头的示威游行。

接着它们组织了反美资料图片展，在大小市镇鼓起了反美情绪和浪潮。

除了在马来西亚各地有抗议活动和示威游行外，新加坡的社阵也组成了“援越抗美委员会”。根据“劳工党斗争史”一书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新加坡在7月3日（1966年）的千人反美示威，遭受约5百人的镇暴队镇压，共有41人当场被捕，其中包括国会议员谢太宝。

他们于10月12日在法庭上各被罚款1百元，但谢太宝罚5百元。他们一概不交罚款，宁可坐牢。

在庭上抗辩的时候，谢太宝说：“法官大人，7月3日的援越抗美游行是全世界人民所举行的一项运动，为什么拒绝我们的游行呢？”

“法官大人，难道为了正义和反美进行游行就是非法？我们并没有犯罪。”

与此同时，在1966年11月16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阮右寿律师打电报给马来亚劳工党，祝贺马来亚人民“反美帝反约输逊（美国总统）的斗争”的伟大胜利。

“援越抗美”战争又持续了10年，终于在1975年结束。

自此之后，中越的“同志加兄弟”的情谊变质了，才有了1978年的中国攻打凉山教训越南事件；今日更在南海与中国争夺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的控制权。中越的“反目成仇”实在是始料未及，也是共产国家的一场悲伤。

刊登于2015年5月11日《号外周报》第734期

回顾国共合作的历史 （直挂云帆）

1923年，孙中山有意改组国民党，邀请中国共产党进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当时刚成立两年的中共还是一个组织不健全和脆弱的政党，因此当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在广州召开时，大会决定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这些人包括：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张太雷、陈潭秋及张国焘等30人。

因为中共认识到当时只有国民党是比较强大的革命党，而在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时，自然不能出现一个强大的共产党。

翌年也就是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的代表毛泽东等人出席大会。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主张。

无可否认的，在孙中山的努力下，第一次国共合作拉开序幕了。

不幸的在1925年时，孙中山因积劳成病，于3月12日与世长辞，也严重地打击了根基未稳的国共合作。

果然在蒋介石继孙中山之后夺得了军事控制权，在1927年4月2日在南京发出密令，“已光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所谓的清党就是对付共产党人。到了4月26日，总共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惨遭杀害，中国陷入白色恐怖，第一次国共和平彻底破裂。

随着蒋介石清党后，汪精卫也在7月15日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委会议上叫嚣要取缔共产党，没有所谓“和平共分”，只有“武力清党”。

汪精卫后来（1940-1944）投靠日本人而被形容为第一大汉奸，他的残酷哲学是：“宁可错杀一个，不可使一人漏网”。在丧失血性下，他对共产党人及嫌疑份子大开杀戒。

另一方面，在毛泽东领导下，于1927年9月初召开会议，决定在9月9日发动秋收起义。到了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进入井冈山，建立起第一个农民根据地。也是在当日的会议上确定了“党指挥枪”的绝对领导纲领，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

1928年，毛泽东的部队与朱德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写下了“工农武装割据”第一页。较后红军在长汀整编。

离开井冈山之后，中共在1930年接纳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1931年中共在江西和福建的农村建立根据地（主要在江西的瑞金也包括红军控制的县区）。

尽管蒋介石有四次围剿，但蒋介石的国民军无功而撤，直到第五次动用100万兵力和200架飞机迫使红军不得不撤退。1934年，中国红军开始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军队要往哪儿求生存，没有定案，最后毛泽东择定延安为新的根据地（1935年）。

中共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折腾下，从八万余士兵到只剩下三万余人，前途堪虞。

就在中共只能在延安修整之际，1936年，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挟持蒋介石，逼他与中共联手抗日，才有了1937年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应付日本的侵华战争。但这种非真心诚意的合作，也让共产党人依靠自己建立地盘后不再交出给国民党。虽然中共红军（后来称为解放军）被收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但中共的军队则永远效忠于党，国民党是无法动摇的。

当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后，蒋介石与毛泽东确实曾在重庆进行“国共第三次合作”，并在10月10日签署“双十协定”。然而墨迹未干，在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第三次国共合作破灭。

经过四年的短兵相接，蒋介石的百万大军终不敌毛泽东的解放军而不得不退守台湾。

就在蒋介石偏安于台湾一角后，他也不甘于失败企图借机反攻大陆，但总是不得要领。

从历史档案中，我们也得知在1950年时，刚就任台湾总统的蒋介石决定派其前将领李次白前往大陆试探口风，在会见陈毅后无功而返。

1973年，章士钊请缨到香港会见国民党人，却因年事已高，不到一个月病逝于香港，无法完成任务。

自此之后，中台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虽然双方在1992年的“九二共识”作为基础，但在各自表述下，永远无法找到统一的答案。

直到2005年，国民党荣誉主席与胡锦涛确定了新的关系，同意由2000年起，每年举行“国共论坛”，今年刚好是十周年。

虽然今次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亲自参加国共论坛后，又于5月3日拜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这种党对党的关系似乎可以使到双方没有负担，但对台湾新生一代能否起统合作用，则有待考验。

朱立伦本身只是一名市长（新北市市长），没有马英九的光环，但习近平还是向他饶以大义，提出5点主张：①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②深化两岸利益融合；③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沟通；④求同存异又聚同化异；及⑤共同复兴中华民族。如果说2016年的台湾总统是蔡英文的话，民进党又如何开展党与党的关系？

纵然蔡英文有说过没有什么“民共论坛”，但我们相信时局和现实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思维和决策，毕竟中台之间除了党对党交流外，难道还可以进行政府对政府的交流？除非台湾接受中国的“一国两制”，而这样的模式又是台湾新一代持有异议的，我们就看习近平如何以“命运共同体”来化解台湾人民的“心结”与“疑虑”。今次习朱会面只是一个“投石问路”，什么时候才有第四次“国共和谈”呢？

刊登于2015年5月8日《东方日报》

越南战争结束40周年 （现代春秋）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于今年的4月30日庆祝越南战争结束40周年。在40周年前的这一天，北越军队联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攻下西贡的总统府，南越政府军投降，北越也就在同一时间内将南北越统一起来，但这个统一给中国带来的是灾难多过喜悦，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中越关系起了质的变化。

为什么一向水乳交融的中越战斗友谊会“化友为敌”？为什么中越之间会从联合抗法和抗美变成相互斗争？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得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说起，而且与一位越南领袖胡志明是息息相关的。

当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后的隔天（16日），印度支那共产党在河内成立“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由胡志明担任主席。

胡志明（1890-1969）是近代史上十分奇特的人物。原名阮生宫的他曾当教师。在1911年时，他乘邮轮到华盛顿、伦敦和意大利，并在1914年前往巴黎，碰巧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1918）。在1917年时他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名阮爱国，后来则用了胡志明这个名字。在1919年大战结束后，胡志明要求法国承认越南的独立不果，也就在1920年加入法国共产党。

在旅法时，他认识了也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等人。1923年他被法国共产党委派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1924年胡志明到了广州。1930年2月他在香港成立“越南共产党”；在同年4月他潜入马来亚的瓜拉庇劳主持马共成立会议，之后即潜出马来亚。1931年他在香港被英国以颠覆罪判刑6个月。在1933年他辗转来到上海。1934年在宋庆龄协助下，他到了莫斯科。

1935年，印支共产党在澳门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包括胡志明在内的中央委员。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37），胡志明、范文同、武文甲等人在中国南方避开法国的逮捕，而后前往延安。1939年，他担任叶剑英的秘书。1940年潜返越南。不幸的，当1942年已改名胡志明的阮爱国被蒋介石军队扣捕监禁一年多，直到1943年9月才恢复自由。1944年，胡志明获国民政府允许回越领导战斗，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第四天（8月19日），胡志明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胡志明在此时正式奠定他的领导地位，出任共和国主席兼总理，但在1946年12月，法国军队大举进攻河内，迫使胡志明领导北越游击队与法军抗衡。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大地鼓舞了胡志明的斗志。此后也有十几个国家承认胡志明的政府。

1951年，胡志明为印支共产党改称为“越南劳动党”。继后中国在军事方面大力协助胡志明游击队向法军反攻，其中陈赓将军受命与胡志明及武元甲并肩作战，中越水乳交融的关系也是因胡志明多年在中国逗留时奠下的。

1954年5月，越南大军（35000人）在武元甲领导下配合中国军事领导人陈赓与韦国清的指点和大量的武器援助，在奠边府与法军决一死战。此时法国兵力162000人，其中5000人为越南人。

由于越共采取人海战术，法军终不敌而失败，有4000人阵亡，8000人被俘；而越盟有18000人伤亡，其中8000人死亡，平民也有25万人丧命。这惨痛的代价也换来了法国的战败与撤出越南。

因为奠边府一役结束法国的侵略，也就有了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讨论南北越分解的问题。而由于法军的撤出，美军也就取代法军的角色，在南越扶持亲美的政府，北越照旧由胡志明领导。

1964年美国决定扩大战争规模，并在1965年出动大批飞机对北越进行空袭，美国的地面部队也介入其中。也是在这一年，美国明目张胆地派了3500名海军陆战队在蚬港登陆。在此之后，美国又不断增兵。到了1965年杪，美军的军力已达18万人；在1966年时更高达38万人；而隔一年即1967年突增至50万人。接着美军将“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

此刻到了越南的生死关头，中国不但力大军援，更派出32万军人入越参与。1968年越共发动武装攻势，歼灭美军和越南军15万人，战争的主动权已移至越共手里。

在1970年时，美国突然转移视线，派10万大军协助龙诺（后来首相）推翻西哈努克亲王（国王正在北京访问），战火延烧及印支三邦。

由于美国无法扭转局面，在人民压战底下，尼克逊在1969年宣布自越撤军，这也意味着越共有更大的自由解放越南南方。

在1975年4月30日，南越西贡政权土崩瓦解，而由北越宣布南北统一，同时也解放了柬埔寨（博尔波特共产政权抬头），寮国也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由左翼掌权。从美国1965年到1975年介入越战以来，造成越南160万人死亡及印支三邦10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而美国也有5.6万人丧生及30万人受伤，损耗4000亿美元。

自此之后，统一的越南先后打败了法国和美国后，不是更亲向中国，而是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差。胡志明若地下有知也会痛斥接班人不饮水思源。直到今天我们看到两国竟然成为“敌人的同志”，简直是不可思议。

刊登于2015年5月4日《光华日报》

维护南中国海的和平 （跃马扬鞭）

我国首相纳吉在浮罗交怡举行的东盟峰会后公布，南中国海主权的争议并没有造成东盟的分裂。虽然没有分裂，但菲律宾及越南对中国的不满却日益加深，它们指责中国在南海的南沙群岛永暑礁附近海域进行填土造地工程，侵蚀了信任，可能破坏南海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不过东盟的其它成员国，例如马来西亚主张以不点名的方式作出批评，避免东盟与中国的关系闹僵。

很显然的，正在崛起的中国正准备与东盟国家一起推进“一带一路”的丝绸之路，以便海上丝绸之路的工程建设能惠及东盟所有的国家和区域。也因为中国在坚持原则的过程中，并不主张与各国为敌，因此彼此仍留有余地寻求合作和分享经济利益。自从于2002年东盟与中国签署南海行为宣言后，就一直无法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以致关系紧张。就此中国希望能根据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精神达成共识。

根据中国方面的说法，在历史上面积有356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属于中国的领海和领土。从汉朝的汉武帝（公元前110年）开始已在南海设郡县。以后历代都宣称对南海拥有主权；尤其是在唐代以后将之称为“南海”。

1947年，中国（中华民国）提出了“U形线”，也就是“十一段线”作为中国主权的分界线。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后，它就继承了这一历史划线，但在1953年时，周恩来总理移除“北部湾”和“东京湾”的两线，也就剩下“九段线”作为中国领土的标志。凡是在县内的“岛、礁、滩及沙”均为中国领土。

1958年中国发表关于领海主权的声明，获得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的承认和赞同。但在1974年时，中国与越南共和国（南越）爆发西沙海战，结果中国控制了西沙群岛，在行政上划归广东省管辖。

即使1975年北越拿下了南越，将南北越统一成“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它与中国的关系也起了实质上的恶化，并在同一年接管原由南越控制的6个岛屿，接着不断地在南沙群岛扩大控制范围，至今共占有29个岛礁，驻军3000人。2004年，越南进一步将之化为旅游区，甚至在后来宣布西沙群岛及南沙群岛属于越南。

菲律宾自1948年开始就多次组织“探险队”、“远征队”进入南沙群岛。1956年，马尼拉航海学校校长托马斯·科罗玛到南沙群岛，将9个岛屿命名为“卡拉延群岛”。1971年，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宣布南沙群岛属于菲律宾。1978年，菲律宾将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连同附近的海域划入了“卡拉延区域”，正式宣布“卡拉延群岛”为菲国所有，并有驻军超过一千人。

此外，马来西亚也进驻10个岛礁；印尼和汶莱也声称拥有海域的主权。台湾脱胎于中华民国，也占有一个大岛屿（太平岛）。

最近印尼总统佐科威也声称“九段线”是不明确的，有争议的。因此东盟的国家提出了“主权论”，包括菲律宾在中沙群岛的黄岩岛也与中国相互争夺；与此同时，日本也宣称它拥有“钓鱼岛”的主权（日本称之为尖阁列岛），又与中国针锋相对。

由于中国决心捍卫南中国海的主权，也就在西沙群岛设立了三沙市，也就引发日本加紧与美国合作。例如美日两国在4月28日签署新的防卫协议，允许美日两国军队在东海或与朝鲜发生冲突时更密切合作。当然也是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因此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要全民加强国防意识，做好军事战斗的准备。

如果菲律宾及越南进一步靠向美国和日本，就很可能引发南中国海陷入备战状态，因为南中国海牵涉的不仅是南沙群岛，它还有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及西沙群岛。其中最潜在危机的是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关键是美国采取“攻势或守势”。如果美国重返亚太地区（2011年）只是为了平衡军力，维持区域和平，则南海不会爆发海战；反之若有意围堵中国，那就是新的“围攻”，以挫折中国推动的亚投行来建设一带一路的丝绸通道。一边由中国西部通向巴基斯坦；另一边则由中国南方通过海运和陆路在东南亚开拓新的通商大道。

刊登于2015年5月4日《南洋商报》

两岸的恩恩怨怨 （天下纵横）

第十届“国共论坛”将于5月3日在上海举行，身为国民党主席得朱立伦将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商讨经贸文化课题。消息说，他们将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扩大彼此间的合作。

而在第二天（也即是5月4日），朱立伦将在北京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他们之间是否能擦出火花还不清楚。不过，国共的合作能够坚持不断地每年举行，也实属难得。由此可见两岸都需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互补长短。

回顾历史，国共是一对无法咬弦的宿敌。虽然在1924年时，在孙中山的倡议下，国共曾首次合作，那个时候共产党还不成气候，也就有中共党员个别加入国民党，并改造国民党的政治方向。在孙中山的同意下，国民党也就从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转变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革命联盟。在两党的合作下，也成功地推翻北洋军阀，给中国的未来带来希望。

不幸的，孙中山在1925年病逝后，国民党内就逐渐起了变化，包括由孙中山一手创办的黄埔军校也成为斗争的场所。

随着蒋介石于1927年在国民党内抓实权后，他就暴露了一向仇共和反共的本色，这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截然不同。为此，他撕破国共合作协议而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使到中共一度遭受沉重的打击，甚至被蒋介石的国民军围剿江西瑞金的根据地，而在1934年有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悲壮故事（转移阵地）。

当1935年中共在陕北延安立定脚跟后，日本已对中国虎视眈眈，乃在1936年发生西安事变。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挟持下，蒋介石不得不再与中共联手抗日。因为日本侵略军已在1937年借卢沟桥事件进行全面侵华扩张政策，迫使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虽然在这八年抗战中（1937-1945），中共与国民党有过军事上的冲突和遭遇伏击事件，但最终还是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

当日本在1945年投降后，国共有过一个短暂的合作，在重庆达成双十协定，不料墨迹未干，蒋介石向中共控制的地区发动进攻，内战也就在1946年全面爆发。经过四年的交锋，国民党战败而蒋介石也退守到台湾，于是变成两个中国。一个是控制整个大陆的共产党，由毛泽东领导，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是美国扶持的国民党，在台湾挂起“中华民国”的旗帜。更甚者，美国也支持中华民国进入联合国，而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门外（1971年才被纠正过来）。

自此之后，国共陷入了敌对和对峙状态，叫骂声不断。一直到2005年国民党荣誉主席（前主席）连战才在北京与胡锦涛总书记会晤，使到两岸打破了僵局。

从2006年起直到今年2015年，国共论坛已举行了第十次，不过除了连战外，另一位吴伯雄也是以荣誉主席的身份访问北京。

他们到访时，台湾是由民进党的陈水扁当总统，也就造成两岸“无话可对”。

也因为这样，给国民党创造了机会和条件与中共接触。可是在马英九担任总统兼国民党主席时，他没被安排与中国主席会面，因为双方无法在“官式”上进行对话。因此我们不奇怪马英九没有与习近平见过面。

现在可能轮到蔡英文会成为下一任总统（2016年），这对朱立伦的会晤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时局也不明朗。国共论坛可能会失去光彩，也许中国也在等待民进党能开展党对党的交流。因为官方的礼节是不被承认和接受的，在这种情形下期望台湾的总统和政府阁员到北京访问，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说，两岸有说不清的错综复杂关系，所谓“剪不断，理还乱”！

刊登于2015年5月4日《号外周报》第7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