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医疗制度值得推荐 （现代春秋）

马来西亚的政府医院及诊所的服务是令人称羡的，因为我国很久以来就提供免费医疗，而和私人医院相比，也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首相纳吉最近说，我国提供全世界最便宜的医疗费，看专科只需付5元，而看普通科也只需付一元，同时配药是免费的。

虽然我们不能说马来西亚在很多方面都走在前头，但在医疗的领域上确实给人民带来方便；尤其重要的是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

根据我的了解，在政府医院看病虽嫌麻烦和费时，但对于低收入或退休人士来说，实在是不可或缺的。

这些病号很多一早就来排队领号码，由外边医生介绍的或由医院普通医生介绍的，病号都可以被推荐到专科医生。而专科医生也分得比较细，有心脏科、神经科、骨科、内科、外科及肿瘤科等等，不一而足。

如果你看心脏科时，当医生认为你肠胃有问题，就会将你转到肠胃科；若你是患上慢性病，就会得到几个不同的专科医生定时预约复诊。

通过做手术的要排期，若有换仪器的，一般需要付一些费用，但手术费比起私人医院又便宜得多。

在中央医院的规定下，付一元或五元的服务费是很正常及廉宜的，似乎超过60岁的人就不必付费了。

不论是普通科医生或专科医生他们的病号都是排得满满的。如果你看到医生诊房内有几个医生，又有一堆病号在看病，那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医院人多，不可能像私人医生一个一个看。

当医生看诊后，通常会给病人开药方到药品部领药，这些药都是免费的。不过有时一些比较昂贵的药，医生就会写下药名让病号去外边的西药公司购买。

当然与私人医院比较，马来西亚政府医院提供的服务是很优惠的，而且服务也不差，再加上政府医院的设备齐全和先进，由专科医生操作起来，就对诊病和手术十分方便了。

还有一个现象是：在政府医院里，任何人都可以看病，没有肤色和种族之分，没有宗教和思想之分，没有语言与社会地位之分。一眼望去，尽是各民族的病人都有，他们是按号码排队的，没有争先恐后。即使是政府的人员也与平民百姓一样，大家一律平等。当你在医院看到这种祥和与宁静的气氛时，你会惊讶他们为什么不争吵，为什么不指手画脚？原来他们都习惯也知道在医院是按号码看诊的。如果我们的社会像医院一样，那就天下太平了，可惜不是。

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政府医院的卫生不足或不够干净，这都是错误的印象。至少我在槟城中央医院所见，与私人医院的卫生也相差无几，只是医院内的穿着不一样，有的衣衫褴褛，有的短裤拖鞋，这都没有关系，因为医院是没有阶级观念的。

我听一些经常到政府医院复诊的朋友说，过去20年他已经是这里的常客了，但因为几乎是免费的，也就对我国的医疗制度有信心，虽然看病耗上半天或一天的时间，但一想到这是免费医疗，也就不会有怨言了。

因为僧多粥少，在全国150余间的医院，是不足应付3千万的人口。因此我们还是需要私人医院及私人诊所来辅助医疗领域所需要的服务。

其实，我们也经常在私人医院看到排长龙的现象。他们的病人不逊于政府医院。由此可见，付钱的医疗还是很受落的。一般而言，进入私人医院问诊，一次几百元的开销是等闲事，这些医院提供的服务也为它们带来盈利；尤其是为外国人提供医疗旅游服务。资料显示，马来西亚私人医院的医疗旅游收入已突破70亿元，而病号也不断增加，正为国家赚取可观的外汇。

当然，如果你是中产阶级，你是会首选私人医院或私人诊所的，因为这为你提供方便，但是如果经济能力有限，就只好到政府医院求诊。这之中虽然有些差别，但在马来西亚还未曾发生有人生病不得其门入医院的悲剧。换句话说，马来西亚的医疗制度还是不错的，但有一个问题是：政府也应该监督私人医院及私人诊所的收费，不至于越来越高而演变成为服务外国游客为重的医药中心。这对本国人来说也是有欠公允的。两者之间必须持之以恒。

刊登于2015年5月18日《光华日报》

正视医生过剩的隐忧 （跃马扬鞭）

我国前任卫生部长蔡细历不止一次提醒政府正视医生过剩的问题，因此他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马来西亚医药委员会，全面探讨未来20年的卫生服务发展。

现任卫生部长苏巴马廉也这样说：由于本地医生已经过剩，因此将暂停处理所有外国医药系的认证申请；也暂时批准国内公私大专院校开办新的医学课程。

这是因为我国的医生已超过4万名（近5万名），而外国医生只有不过100名。以这样的数目作比例，则医生与人口的比例是1:600，在未来数年将会达到1:500的比例。

蔡细历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为大马设定的医生和人口比例应该是1:1600，但在2010年时，我们已快追上世卫标准，达到1:1800的比例。如今（2015年）更是大跃进达到1:600的比例。这就意味着有5万名医生服务3000万的人口，比世卫的标准更先进了。

马来西亚在近10年来医生的数目突飞猛进是因为我国已拥有33所医学院（11所公立及22所私立）；还有我国也承认了36个国家合共378所大学的医学系，包括印尼的13所大学。

虽然攻读医学系的大有人在，但卫生部长说每年只能提供至多4000个毕业生当实习医生，若是每年毕业生有七八千名，那就意味着有一半以上的人分配不到适时的实习机会。难怪蔡细历这样说：目前有5名实习医生中就有1人自动放弃从医。这不但是人才的浪费，也反映出我国对医生的训练失控。

例如蔡细历说，英国人口有6300万，只有32所医学院；澳洲人口2300万，也只有18间医学院；而加拿大人口3400万，则只有17间。以此比较马来西亚，在3000万人口中，我国的医学院数目已超过英国，再加上对数百间外国大学医学系的承认，医生数目不三级跳才怪呢！

不过卫生部长还是认为我国仍需要更多的专科医生，虽然普通科医生太多了。

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许多拿了医学位后，还作进一步的深造，以取得专科资格，但当这些专科的医生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以目前140余间公立医院和40万张病床计算，也只有大型的医院才能提供实习，自然造成僧多粥少。因此蔡细历不厌其烦且苦口婆心建议成立医药委员会是迫切和需要的，否则会使到我们的医疗系统出现紊乱和失去其优越性和方向。

就我的理解，目前在中央医院服务的狭小诊所内，每天就有四至五名的实习生，他们要学得精和参与诊病也找不到地方，只好站着。类似这样的情况，在任何部门随处可见。如果临床栽培医生不合水准时，我们就很难要求医生在实践中自我锻炼成独当一面的人才。这对提高医疗水平是有负面的影响。我们不赞成对严肃的医药行业出现了“以乱制胜”的现象。

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一般学生中，有许多人寒窗苦读也就是为了当医生，他们也知道除非考试成绩优秀，否则是难于进入医学系的。就这样医生成了中学生的第一个理想，下来要求是当工程师、会计师和律师等专业人士，但在观念上还是以医生为最高追求。

因此如果天资聪慧，考试成绩优异的学生是应该被鼓励从医的，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各类专科医生提供服务；尤其是马来西亚力倡医疗旅游正方兴未艾的当儿，就是要鼓励更多优秀人才投入医学行列，从而成为名医，自然会相对地提高马来西亚的信誉与医疗地位，从而赚取更多的外汇。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对我国医学院的严格控制和减少对外国医学院的依赖也是必要的，一定要做到宁缺勿滥，我们不要培养滥竽充数和只求过日又不长进的人才。

所以我们主张中学生量力而为，不要以为读医科才是最有出路的。如果本身的成绩不十分优秀而兴趣又不大的话，就转念其他科系也一样会出人头地的，所谓行行出状元。毕竟有些人当了医生开了诊所不一定是成功的医生。当生意欠佳的时候，痛苦也只有自己体会到。因此医生的成功与否，除了医术外，还要加上运气，所谓时来运转，正是这个意思。

 刊登于2015年5月18日《南洋商报》

支持“冻结”新聘公务员 （天下纵横）

公共服务委员会主席玛目阿当证实，该委员会已接到公共服务局的指示，冻结聘请公务员。

他说共有15个政府机构接到通知，其中包括警察、军队、教育部等。

另一方面，大马华裔公务员协会会长杨舜行指出，公务员体系疲身计划已经开跑，政府的目标是每年新录取的公务员人数减少至2000人。在过去，政府的26个部门每年大约录取3千至5千名的公务员。

他又说，在目前全国共有140万名公务员中，有4%或5万6千人是政府合约员工，政府打算转换其中一部分为固定职员，以减少公务员体系过于庞大的问题。

根据所知，政府希望减少新招公务员的理由是财政吃紧，而且也常被反对党抨击。

我们并不十分了解政府招聘公务员的程序与指标，但我们却是对公务员人数的不断增加感到担忧。如果根据我国政府首席秘书阿里韩沙的说法，我国需要供养的公务员及其家属约等于国家人口的1/3。

他这样说，我国目前有142万名公务员，若加上他们的家属，人数多达700万至800万之间。

他认为这个数目已经太多人，无需再增加人手。希望今次“冻结”招聘公务员的数目与此有关。

其实，如果我们参照其它国家的公务员数目，就会发现我国拥有最多的公务员（按人口比例计算），泰国只有占人口的2%有余；韩国是1.86%；印尼和菲律宾不超过2%，我国则拥有近5%，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加上公务员加薪也惠及退休公务员，政府每年支付公务员薪金超过600亿令吉；若是再加上60万名退休公务员领取的退休金，在2014年高达160亿令吉，两者加起来的数字意味着政府在公务员身上的付出超过700多亿令吉。

虽然公务文员职工总会主席阿兹慕达说，总会不同意公共服务局发出的冻结令，他认为这项决定已冲击一些年轻人要加入公共服务领域的志向。他还说政府的指南定限是170万名公务员。

但我们还是支持公共服务局的决定，这不但是明智的，也是正确的。因为我国的公务员数目实在太多了，而且在一个部门中也不会出现人手不缺或工作分配不匀的现象。因此我们也驳斥文员职工会的反对声音。当人数已经超标时，还嫌人不够多，这肯定会压扁政府的负担。

持平而言，我国的公务员一般待遇和生活都是不错的，难怪每年都有不少人跻身要成为公务员，因为这不仅是铁饭碗，而且养你一生，退休后还有退休金拿。

可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投诉是政府部门的一些职员处理文件拖三拉四，服务态度也不好；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公务员越来越多后，却不见得工作效率提高。当然每个人都希望加薪，包括国州议员，但要看时机，而不是把所有的负担推给政府承担。

比如当GST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们应该控制和冻结开销的增加，减少聘请公务员无疑是最好和最令人激赏的示范，这正是来的是时候。但希望政府说到做到，不要再过几年，又告诉我们公务员已近至160万大关，这才是我们最大和最痛的隐忧。

 刊登于2015年5月18日《号外周报》第735期

客家人大迁徙和客家精神 （直挂云帆）

客家精神源自于客家人的五次大迁移后孕育而成的伟大文明之一。因此我们先阐述客家人迁移，再论述什么是“客家精神”。

在历史上根据学者罗香林所说的客家人五次大迁移的年代是这样形成的：

1．  公元304-581年，始于西晋永嘉之后的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羌及氏）（西晋是司马炎灭三国后所建立的朝代），延续到隋唐之初，中原人民不堪兵荒马乱，自北南徒分阶段南迁，是为第一次大迁移。历时2百余年（五胡乱华的五个民族连同汉族在那个时候建立了16个国家，因此也有五胡十六国之称）。

2．  公元875-960年，始于唐朝末年黄巢之乱（黄巢是盐商出身，与王仙芝一起反唐，声势浩大。虽一度攻入长安，但以失败告终），止于宋太祖统一天下，再一次逼使中原人民南迁，历时80年左右，是为第二次大迁移。

3．  公元1129-1271年，在宋高宗南渡偏安时，元人大举入侵，直至元朝建立，客家先民又再第三次大迁移。较大量流入广东、江西及福建省交界处的三角洲定居。客人的定位也被确定下来。

4．  公元1644-1800年，满洲入关，到清朝当政，间中也经历康熙至乾隆嘉庆年代，汉人又再移动，是为第四次大迁移。历时150余年。

5．  公元1851-1911年，始于太平天国起义，在南京建立政权与清朝对峙，止于清朝灭亡。这段期间，局势混乱，又有了第五次大迁移。不仅限于中国南方和港澳台地区，而且也越洋来到东南亚各地，历时60年，带动华人在海外开天辟地（首次给客家人下定义的是清朝进士徐旭曾。他说，“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由此可见，在南宋偏安时，才有大量的客家人迁至三角州定居。事实上，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已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不断地大举南下世界各地）。

除了五次大迁移外，历史学家也在中华民国建立后（1911年）发现在军阀混战时期，在国共抗争时期，在抗日战争年代，在内战时期，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为止的前后约40年的光景，是为华人，包括客家人向海外移动的另一个高潮。因此有人在客家历史上加上第六次客家人大迁移是面向世界各国的。

正因为客家人到处停泊，四处为家，养成了坚韧不拔的精神。在物竞天演，适者生存的定律下，客家人不畏艰苦地在中国各省市不但生存下来，而且也建立起一个又一个客家乡镇。至于在海外的客家人，更是独树一帜地展现了客家风采。

客家精神也就在这千余年内结成一个十分丰富的文化遗产，照耀中华大地和海外华人麇集的地方。因而有了“客家精神”这一特殊名词。

客家精神光耀四方

但什么是客家精神呢？

根据英国学者爱德尔在其著作《客家人种志》和《客家史网》针对“客家精神”做出如下的评论：客家是刚柔并济、既刚毅又仁爱的民族。典型客家人是勤劳的、爱国的和热情的。

为此，史学家为“客家精神”作了以下的总结：爱国爱民，反压迫反侵略；勤劳刻苦，努力开拓；勇敢无畏，富革命精神；挚诚团结；敬祖睦宗；不亢不卑；平等待人（1927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也是得到当地的客家人协助和支持）。

按照我的理解，在中华民族体系内，没有一个民系是如此广泛地分布在中国的21个省，并在中国国内有五次的大迁移运动，更在后来又有第六次的大迁移踏出国界，走向世界至少六十三个国家。

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我们把它解读成客家人的一种美德。既能易地植根又能谦溶入其他民系或民族生活之中。也因此客家人多数住在贫瘠的山区另创天地与“市”无争。后人因此把客家人形容为“勤奋开拓，兼容并包”的民系。久而久之，它升华为“客家精神”。一种随遇而安，入乡随俗的思想深深烙在每个客家人的心中。其中最珍贵的品质是客家人的豁达天性，从敢于出走浪迹天涯到卷入革命和不畏艰辛已成为客家精神的象征。历史上也出了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例如南宋的文天祥（江西吉安县人，被列为客家先民）、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嘉应人），戊戎变法的黄遵宪（梅县人），抗清名将的丘逢甲（台湾苗栗人），中共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梅州人）等，都让后人从他们身上看到客家人精神的光辉一面。

还有我们也发现，马来西亚早期的客家名人多数是在太平天国前后的年代越洋过海来到南洋白手成家，他们是：

有参与发展吉隆坡的叶亚来（1837-1885）；海山首领富甲一方的郑景贵（1821-1898），他的住宅今天已成为“侨生博物馆”；第一人获英政府批准发行钞票的郑大平（1876-1935）；开辟怡保的姚德胜（1859-1915）；郑景贵的女婿胡子春（1859-1921）；张弼士（1851-1911）；谢春生（1847-1916）；梁碧如（1857-1911）；戴欣然（1849-1919）；戴淑原（1887-1944）及胡文虎（1882-1954）。

上述客家伟人，从张弼士开始到戴欣然，都是清朝驻槟领事，也全是客家人。至于戴淑原是中华民国驻槟总领事（1912-1930），他也是槟州客家公会的创办人。再有一位胡文虎则是万金油大王，也是一代报王，包括《星洲日报》为他所创。他也是南洋客属总会的创办人。

如果说古时我们的先辈耕田不忘读书，赢得“耕读传家”的美誉，那么今时我们的客家乡贤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也可从兴学办校及客家子弟在文化上出人头地反映出来，这就是客家精神中的另一种文化特质。

（本文主要内容取自作者于5月8日应大马客联青之邀，在吉隆坡以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总会长的身份为第三届全国与海外客青领袖演习营作专题演讲的讲话）

刊登于2015年5月14日《东方日报》

峇东埔与安华同在 （现代春秋）

果然不出所料，公正党在峇东埔国席的补选中又再以绝对的优势取胜。公正党主席旺阿兹莎得票30316张；国阵候选人苏海米得票21475张，多数票8841张，选民共71890名，投票率74%。另两名候选人连按柜金也没收，不提也罢！

我在补选前的第一个预测是峇东埔公正党候选人必然是旺阿兹莎，因为只有她具有代表安华的形象，而且也会被大多数人所认同。

如果公正党派出安华次女努鲁努哈出征，不但会引起争议，也存在不利的因素。其一意味着安华一门三俊杰皆是国州议员，也难免被人指责为组织家族政治。其二努鲁努哈即使当选，也做不了反对党领袖，其姐努鲁依莎也尚未具备条件和资格；其三如果由党署理主席阿兹敏出任反对党领袖再兼任雪州州务大臣乃是不恰当的，也会引发利益冲突。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公正党希望保住反对党领袖的位置，就非旺阿兹莎莫属了。因此我早前写了《又见安华夫唱妇随》一文以表达我的分析和见解。

虽然旺阿兹莎出任反对党领袖可能不是伊党的首选，但它也不可能让位于行动党。在没有选择底下，只好将就旺阿兹莎（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在去年加影补选后，伊党就强烈反对让旺阿兹莎出任州务大臣，才换了阿兹敏取代卡立）。

行动党既然能支持旺阿兹莎担任大臣，也当然会支持她出任国会反对党领袖。其实在2008年大选后，民联就曾推举旺阿兹莎出任反对党领袖一个短时期，过后才交给安华接掌。

同样的理由，旺阿兹莎不但是安华的影子，也代表他的精神和思想，他们两人已因为政治斗争而黏在一起。旺阿兹莎之所以担任主席到今天，就是告诉党员和人民当安华自由之后，他就是这个政党的大家长了，现在她是代夫守住阵势。

在补选前，我也有第二个预测。有记者问我，如何看待峇东埔的补选？谁会是公正党候选人？这次能胜出吗？最主要的是要我预测多数票有多少？

这虽然有些难度，但我告诉传媒以我的观察，旺阿兹莎是不二人选，她才是安华的化身。

而安华自从1982年已耕耘这个选区，至今已33年，他从来都没有败选过，而且在1982年选举时，他是从伊斯兰党卸任国会议员查比迪阿里的手里抢过来的。自此之后，这个选区就成为安华起家的地方。

由于安华的影响力已深入民间，其它政党是难以染指的。就算在1999年大选无法参加，其夫人旺阿兹莎还是以绝大多数票胜出。即使在2004年反对党四分五裂低潮时，旺阿兹莎也还能以500张的多数票为公正党保住这最后的一盏灯，也为安华保住硕果仅存的苗子。

正因为峇东埔是安华神话的发源地，当2008年大选时，竟卷起一阵反风，把反对党送上一些州成为执政者。计有吉打、槟城、吡叻、雪州和吉兰丹，继后虽有变化，在一年后失掉吡州，而在2013年时又失掉吉打州，但大致上反对党组成的民联保持一定的势力，包括国会议席也有所增（从82到89席）。

因此我告诉记者，从这样来推算，旺阿兹莎的多数票在8000至10000张之间。

当新闻上报后，有人问我我有没有夸大？有可能吗？因为有人说这次公正党不一定必胜。

我说除非峇东埔人民变心了，不再支持和爱安华了，不然他们是死守住这一堡垒，这种同情心是人类固有的天性，就是对弱者或落难者给予较大的同情。

这就是说，旺阿兹莎会漂亮胜出。

当选委会公布成绩时，基本上都接近我较早前的推测。这似乎说明政治学中也有时保持不变的定律，不是样样东西都在变。当然所谓不变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特定的时候没有看到明显变化，即使有变也不明显。

安华和旺阿兹哈就是借助这个道理防止峇东埔有变，否则他们的未来是不明亮的。结果他们再次扬起了“峇东埔精神”，似乎是反映了峇东埔与安华同在？

刊登于2015年5月11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