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血泪历史•瞻望光明未来 （直挂云帆）

历史已经写下2015年11月7日是国共两党的大事记，也是海峡两岸的历史新页。在往前看的同时，我们也要往后看。

从1912年孙中山创立国民党以降，国共的两次合作（1924-1927及1937-1945）都没有办法实现“联合政府”。虽然孙中山很希望在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人纳入国民党，一起参与重振中华的复兴大计，结果有了1924年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上也选出了10名来自中共的领导人和干部，这些中共党人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没想到孙中山劳积成病，于1925年在北京病逝。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也就落到蒋介石的手里。他的反共立场注定国共的分裂，1927年蒋介石对中共党人大开杀戒和逮捕，也导致中央组织被严重破坏。

在极恶劣的环境下，中共开展秋收起义，并于1928年在毛泽东带领下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也与朱德另一支武装队伍会师。

自此，虽然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于1930年后在福建及江西建立根据地，且逐渐以瑞金为革命中心，但在实力悬殊下，终于不敌蒋介石国民军的五次围剿，而不得不转移阵地。一部用血泪史写成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证诸了红军在九死一生中奇迹般地生存下来，更在延安建立新的根据地（1935年）。美国作家史诺的名著《红星照耀在中国》（西行漫记）成了中共的经典之作。

1937年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进攻中国，爆发了中日战争才又有了第二次的国共合作，这也是张学良及扬城虎于1936年挟持蒋介石逼迫而成的。即使毛泽东同意将红军改成“八路军”和“新四军”，但红军在作战的过程中也不忘开拓根据地和解放区。

虽然抗日战争由蒋介石主导，但在山区与险要地带的游击战就由红军发挥作用，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中共已从延安一直向东北移动形成一大片的解放区，人口近一亿人，与蒋介石的南京政权不再是小巫见大巫了。

因此即使在日本投降后有了1945年国共重庆和谈的双十协定签署，但蒋介石仍不相信也不接受与中共和平共处乃至分享政权。很显然的，毛泽东也作好准备，绝不同意让出解放区。未想在无法共存下，1946年蒋介石开炮攻打解放区，并在1947年直取延安，他认为只要拿下延安，中共就失去地标而其凝聚力就会溃散。

但千算万算蒋介石拿下延安空城后，又被毛泽东一个回马枪，把延安抢了回来（1948年4月）。与此同时，在毛泽东号召全面进攻下，通过三大战役解放了全中国。

当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成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就退守台湾。在美国的扶持下，出现了两个“中国”，一个是位于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是位于台湾的“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从1950年到1971年一直占据联合国中国的席位，包括享受安理会的否决权，几乎世界性的组织都把新中国排斥在外。唯有到了1971年联合国大会才通过恢复新中国的地位。这意味着，“中华民国”的招牌已褪色了，许多世界性的机构也换上了新中国的代表。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比如奥运会就不能用“中华民国”，只能用“中华台北”了。

在这方面，马英九希望台湾民众参加世界性的NGO组织及政府参加经济整合及国际活动少受干扰和对立。

习近平的态度则是只要不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两岸可以通过务实协商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同时习近平也欢迎台胞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

有鉴于大陆与台湾已分割66年，在实质上存有两个政体，双方都没有否认。但大陆坚持的是“一个中国”，台湾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框架下，台湾可以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反之，台湾坚持的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就是台湾与大陆的最大分歧。许多年来，双方也就此问题纠缠不清。如果我们回顾国共两党“合作短，斗争长”的历史来看，我们就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协调的矛盾。

对此，马英九在会晤时的致词也显露了台湾的期望。他希望：

（一）巩固“九二共识”，维持和平现状。马英九之所以不提一中各表是避免敏感问题挑起“对峙”，因为大陆也没有否定在会谈后马英九有权利为国民党立场辩白。

至于马英九提的第二到第五项，都是积极和正面的，比如降低敌对状态、扩大两岸交流、设置两岸热线及两岸共同合作，致力振兴中华。

我们认为马英九的“振兴中华”正是与大陆不谋而合，只要两岸承认都是中华民族，拥有共同的中华文化，则政治上的歧见已非最重要的了。正如马英九说：“两岸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应相互合作，同时马英九也提及历史的创伤，彼此隔了一甲子，却能从军事对抗转为合作交流”。这说明了不同体制也是可以和平共存的。

其实正因为两岸开展了交流，马英九说七年多来，双方签订了23项协议，创造了4万多学生交流，每年有800万次旅客往来于1700多亿美元的贸易空前荣景。

所有这一切“绝非朝夕之功”，而是海峡两岸致力向全世界宣示巩固台海和平的决心。

习近平在致词时也对台海局势在过去7年的安定祥和，并取得丰硕成果是双方“同胞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不管两岸同胞经历多少风雨，有过多长时间的隔绝，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我们分开，因为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心的同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今天我们坐在一起（66年来头一次两岸领导人会晤）。在过去双方认为会谈可以解决错综复杂的问题，是为了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让两岸关系根发展成果不再得而复失，让两岸同胞继续开创和平安宁的生活。让我们彼此的后代共享美好的未来”。

我们要“对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担当，做得出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正确选择”。习近平补充了这一句意义深表的话表达了彼此都要对历史和子孙作出检讨和交待。

今天两岸已缔造了历史，但在血泪的背后是否能看到光明和灿烂的明天？

刊登于2015年11月12日《东方日报》

“习马会”突然成了焦点 （跃马扬鞭）

这是一则“突发性”的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于本月7日在新加坡与台湾国民党领导人马英九会面并举行会谈。虽然被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形容消息来得“突兀”，但肯定事先双方已有斟酌和安排，只是保密功夫到家，有些令人感到意外，因为一向以来，中国政府都不同意与台湾总统进行对等的对话。

就我们所知，沟通与联系两岸的官方组织有北京的国台办（主任是张志军）及台湾的陆委会（主任是夏立言）。在10月份的时候，张志军和夏立言已就“习马会”达成协议。因此夏立言说这是两岸66年来双方领导人的首次见面，对于双边关系的发展进程具重要意义。

他并说，两岸事务首长的会面已有过6次，他们高度的注入政治活水，才促成这次的“历史性会面”。而且这次是北京主动提出的对话。我们也知道马英九在2013年的亚太（APEC）会议时（在北京举行）有希望能有破冰之旅会习近平，可惜时机不成熟。

事实上，就我们看来，这次的“习马会”是包涵高度的政治目的，北京方面希望这样的会面能让台湾感受到它是大陆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存在台湾独立的问题。只要两岸维持友好关系，展现一家人的精神，则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就不可能借此插上一脚或大作文章了。这种考量不能不算是1949年以来的大突破；也不能说与当下南海纠结无关。

台湾方面则是国民党碰到了“政治上生死关头”；尤其是在2014年的“九合一”选举中大败，马英九被迫辞卸国民党主席之职，交由朱立伦接棒，但后者称绝不参选总统，以致身材娇小的洪秀柱也就冒了出来。

可是洪秀柱的民调总是落后民进党的蔡英文（已超过40%支持率的蔡英文把16%支持率的洪秀柱远远抛在后头），而且一直没有起色，国民党到了9月份真的急了起来而酝酿换人。朱立伦也就不得不上位了。

可惜的是，国民党即使换了朱立伦对蔡英文，民调依然没有起色。最新的民调（11月初）显示，蔡英文保持47.1%的支持率，朱立伦只得16.4%的支持率，较洪秀柱多了一点。至于亲民党的宋楚瑜只得10%，且在不断下滑中。

基于上述因素，如果国民党不打出“政治王牌”，它是不可能扭转劣势的。但这张“王牌”也是有杀伤力的，毕竟刀是两面利的。换句话说，台湾的选民可能不会卖账，转而支持国民党。可是如果国民党不放手一搏，它就“输定无疑”。在这样残酷的民意下，国民党想借助大陆的“春风”来“反败为胜”，也只好看天意了。

有鉴于在1986年成立的民进党势力不断膨胀，且一直鼓吹“台独”，结果在1992年时，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与中国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海峡会）会长汪道涵在香港交流，但未真正达成共识。因此在1993年移向新加坡继续会谈而形成一个“共识”，防止两岸越走越远。

当时双方都没有公布内容，而是到了2000年民进党的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后，国民党的陆委会主任苏起在卸职前有用意的公布了“九二共识”这个名词。但大陆和台湾各有不同的解读。大陆方面认为“九二共识”是指海峡两岸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反对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

台湾方面则认为“九二共识”的核心内容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这种各说各话的解读也没有得到民进党的承认。民进党干脆否定“九二共识”的存在。

马英九此次能实现与习近平的会面除了给自己留下历史定位外，也希望有助国民党保住总统位。

只是这一切可能太迟了。不过“习马会”之后所突显的“大中华精神”也就给民进党下一个框架，也不是蔡英文可以天马行空的。

这就是“习马会”举行的真正用意，来得其时，只是不知道往后是“国共再合作”或“民共的新合作”？

刊登于2015年11月9日《南洋商报》

国共恩怨何时了？（现代春秋）

没有人料想到国共之间在66年后能够促成中国和台湾的领导人在新加坡首次面对面交流，因为这两者之间的情仇恩怨太多也太深了，几乎无法四目交流。虽然过去有特定时间的合作，但更多的日子是在残酷的斗争中，即使为了时局（如抗日）不得不合作，依然是面和心不和，彼此都无法推心置腹。

当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只用“先生”的身份与台湾国民党总统马英九也以“先生”的身份相互交流时，我们真的感觉到国共势不两立的时代已在改变中，这说明政治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跟着世界的政局不断地在转动。

故事应该从孙中山说起。1894年他在檀香山成立“中兴会”。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合组成同盟会。

同盟会的大本营原在日本，因不容于日本政府，就迁至南洋，包括新加坡和槟榔屿活动。此外，孙中山也在中国各地设立分支会，而且自从同盟会组成后，便不断地向清廷开战，但屡战屡败。

在另一方面，同盟会内讧严重，人事大有变化，唯孙中山始终站稳立场，坚持斗争。他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1910年孙中山在槟城召开同盟会会议，要求再作斗争，也向内外人召募捐款。可惜1911年4月的黄花岗之役失败了，七十二烈士中也有马来亚人牺牲。

但未想共进会（领导人孙武）的理念与孙中山的同盟会一样，它在1911年联合文学社（由一批年轻军人组成，为避耳目，定名为文学社）在武昌搞起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接下来，孙中山的同盟会在各地也加入了斗争。流亡美国的孙中山也被革命团体推举为领导人，在光荣回国下，他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民国元年）就任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令人遗憾的，为谋求国家安定和平，孙中山当总统不到百日就把政权移交给袁世凯。但袁世凯背叛了革命，导致孙中山与他决裂，另立中华革命党（1913年）。1916年袁世凯因暴毙做不成皇帝后，孙中山便在1919年又将国民党改组成中国国民党（这一年也是中国发生著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改变了中国的未来）。

下面就是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微妙关系：

（一）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在上海成立，出席者只有12人，代表全国53名党员。这些人包括陈独秀、李大钊（但这两人因事未出席成立会）、毛泽东、何叔衔、董必武、张国焘、李达等人。其中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红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也列席了会议。

孙中山说服了国民党人采取“联俄容共”政策，也就促成共产东同意加入了国民党的队伍。

1924年由孙中山主持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也选出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委（他们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未解散共产党），他们是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梁、毛泽东及翟秋白等十人成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

不幸的，孙中山在1925年病逝北京，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不祥征兆。1927年，蒋介石在北伐取得重大战绩后，他掉过头来大举抓捕共产党，中共人在没有防备下损失惨重，诸多党员也遭杀害；尤其是中共的地下组织被严重破坏。至此国共分裂，双方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二）1927年杪，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就率军进驻井冈山，并与朱德的队伍于1928年会师。从此确定了中共以武装革命与国民党军队周旋。后来也在江西的瑞金建立起红色政权，取名为“中华苏维埃政府”。

1934年毛泽东率领红军突围，因而有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传奇故事。

由于毛泽东的灵活战略，结果被蒋介看死的红军却奇迹般在1935年抵达延安（陕西省），建立了新的根据地。

（三）1936年，蒋介石到了陕西省的西安，却没料到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绑架”成人质，强行要求蒋介石与中共联手抗日。

果然不出张学良所料，日本军国主义者在1937年7月7日发起卢沟桥的战斗，一场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在大敌当前下，毛泽东接受了蒋介石的建议，把中共军改成“八路军”和“新四军”，与国民党军人一起奋血浴战，是为国共第二次合作。

日本终于在8月15日宣布投降，国共的合作（间中的矛盾和斗争是难免的）取得了胜利而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四）在二战结束后，蒋介石急切地请毛泽东来重庆进行和谈，建立新的政权。但未及半年，双十协定又成废纸，国共内战再起。

经过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与平津战役全面开打后，国民军兵败如山倒。

毛泽东也就在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也只好拆迁台湾。在美国的支持下，“中华民国”的牌子直到1971年才在联合国被更换，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其实从一开始，毛泽东就不同意“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存，而是认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对台湾的政策也有其伸缩性。

今天的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已成为世界第二强国（在经济上更是不遑多让美国）。在中国和平崛起下，对台湾的政策稍作调整而不失中国尊严倒是可取的。只要台湾不闹独立，中国就不会有武力行动。但国共的恩怨何时了断，没有人知道。

刊登于2015年11月9日《光华日报》

中国允许二胎生育 （天下纵横）

中共十八大的五中全会终于通过了“二孩政策”，这是在两年前讨论而在今年通过的议决案，但新政策要落实还必须经过四个关键程序，其一是由中共中央出台决定；其二是国务院制定调整意见，交由人大常委批准；其三是各地实施方案的报批及其四是地方人大修订计生条例。

这就是说，有关政策何时松绑及如何实施，对已婚的夫妇可能渴望多生一个孩子，因为一个孩子也太单调了。可是在另一方面，年轻人的思想经过西方知识的灌输后，也不再喜欢多子多女，而是越少子女越好。在面对这两种不同思潮的冲击下，民间的反应也就出现不同的意见。当然如果是在15-20年前就放松生育，那肯定大受欢迎，今天也就不那么激情了。

其实这是时代的潮流，为什么西方国家人口减少而不是迅速增加，那是因为现代化的妇女；尤其是职业妇女是不喜欢早婚或养儿育女的，以免自由受到约束，例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人口的增加率是十分有限的，即使政府不限制生育，女性也会自我控制，当然也考虑到子女多负担更重的道理。

但是在三四十年前，中国的家庭对海外华人的自由生育是很羡慕的，因为他们被限制只生一个孩子，多了就要受罚乃至影响工作或丢了工作。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中国没在1979年实施一个孩子政策，那今天的中国人口肯定不是14亿而是超过16亿的数目，这对要推行改革开放的中国是十分常不利的。

自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邓小平在1978年第三度复出时提出了中国要与世界挂钩，也就需要先自我开放和自我改变；尤其在人口方面也需要另行制定政策，不能再抱着“人多好办事”的思想。

邓小平如果不这样做，今天的中国不会全面改了一个模样，而是农村仍然处在农耕社会，进度不大，无形中即便有充沛的劳动力，却没有这么多的就业提供，光靠政府抚养更不是个办法。

让我们从人口的角度来看看中国的节育政策其实是未雨绸缪的，也是有远见的。下面的例子可以让我们了解人口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压力。

年份	1950年	2000年	2015年	2025年	2050年
世界人口	25亿	60亿	72亿	79亿	93亿
印度	3.5亿	10亿	12亿	12亿	15亿
中国	5.5亿	10亿	14亿	14.7亿	14.6亿
美国	1.5亿	2.8亿	3.2亿	3.4亿	3.9亿

其他人口多的国家依序是（2015年统计）印尼（2.5亿）、巴西（2亿）、巴基斯坦（1.9亿）、尼日利亚（1.8亿）、孟加拉（1.68亿）、苏联（1.46亿）及日本（1.26亿）。

以上10个人口多的国家合起来总人口共42亿，剩下30亿人口就分布在世界的223个国家。

从上边来看，国家的强盛与否不是以人口来决定的，美国和苏联曾为世界超级大国是因为科技发达、武器尖端。

当我们展望在2100年时，人口将有110亿那是一个十分庞大和可怕的数字。所幸到那时中国人口已受到控制，再过35年，仍维持在14亿余的人口。因此今天的中国放松管制让每个家庭有一对子女，长远来说，是朝向建立正常家庭的基石。

刊登于2015年11月9日《号外周报》第750期

世局失控才来道歉 （直挂云帆）

前英国首相布莱尔最近接受美国新闻电视台CNN采访时，坦诚英国在2003年参与美国攻打伊拉克是一个“错误”，他为此表示歉意。因为这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伊斯兰国”迅速在中东竄起而成为让人“闻之丧胆”的残暴组织。

不过布莱尔坚持推翻萨达姆政权是正确的，也拒绝负起全责。

不仅是布莱尔有此歉意，就连美国学者被CNN访问时也谴责美国“离经叛道”。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莱恩说：中东地区的动荡是美国布斯政府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所造成的，也是灾难性的。

他指责美国为了改变政权，出口民主加上华盛顿的傲慢帝国野心，将美国拖入了政治的死胡同。

另外一位学者塞勒姆州立大学历史教授阿维·乔姆斯基形容美国是现在中东地区陷入人道主义危机的始作俑者。她说：“如果说有一个国家应该为中东地区的难民承担道德责任的话，那就是美国。因为正是美国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大量难民被迫外逃”。

他认为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及叙利亚等国进行的是“可怕的、邪恶的及打击平民的战争”。

其实今日的中东及西亚“乱成一团”是有其因素的，也是有很强烈的历史背景。

其一就历史而言，它是至为关键的焦点，但没有人可以给正确的判断和答案，这就是关于巴勒斯坦的土地归谁的问题，犹太人争辩这是他们的领土。但不幸的，在公元前30年被罗马帝国攻陷后，犹太人开始面对屈辱；而在公元6年犹太人被贬为“亡国奴”。虽然犹太人有过三次的起义，但终归失败。在公元135年时，罗马帝国将犹太人立国之地—迦南易名为“巴勒斯坦”。所谓巴勒斯坦取名于“非利士人”（Philistines）。这支民族来自地中海，长期与犹太人争夺土地而成为世仇。

抑有进者，罗马皇帝更下令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成为一个没有国家而被流放的民族。

这就是说，原本在“巴勒斯坦”（原称为迦南）已建国1千年的犹太民族在世界各地漂流近2千年，仍然找不到回家的路。

其二，当犹太人被驱出“巴勒斯坦”后，在公元6世纪兴起的回教帝国，鼓励许多阿拉伯人迁居巴勒斯坦。这批阿拉伯人在信奉回教后也把“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地方，前后也居住了1400年。

当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就拥有巴勒斯坦的统治权，态度也倾向支持犹太人复国。

从那个时候，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斗争已燃烧起来。

不幸的，1939年又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战争的始作俑者是希特勒（德国元首），他对犹太人是十分仇视的。在大战期间杀害了600万犹太人，罄竹难书。

当第二次大战于1945年结束后，又是德国战败，进一步助长了美国、英国、法国及苏联的势力，也主导了联合国的成立。

其三，1947年在英美的扶持下，通过联合国的议决，将巴勒斯坦分成两半，一半归犹太人重建以色列国；另一半归阿拉伯人建立巴勒斯坦国。犹太人在此大好时机下，也就在1948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姿态极快地建立了以色列国（1948年5月14日），但因为得不到阿拉伯国家的谅解和接受，也就动起干戈，是为第一次中东战争。继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包括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又有另4次的“中东战争”。其结果是原本分配给巴勒斯坦的土地越来越小，以色列的领土则不断扩大。在势力悬殊下，巴解机构已不是以色列的对手，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不允许巴勒斯坦立国，也担心巴人会施以武装袭击。

因为巴勒斯坦问题一直不能解决，暴力斗争加剧；尤其是在90年代冒出头的奥沙马宾拉登的极端回教势力后，他就认为身为逊尼派的回教徒应像伊朗的什叶派教徒一样勇敢（什叶派在1979年推翻伊朗的巴列维国王，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国家）。

奥沙马原是沙地阿拉伯人，他响应打圣仗的号召到阿富汗与入侵的苏军周旋（1979-1989）。在阿富汗磨炼后，奥沙马不但留在阿富汗与塔利班共同作战，迫使苏军撤退，而且在胜利后也借机会建立起塔利班政权（1996年）。

这个过程是很奇妙的，一方面美国鼓动伊拉克的萨达姆与伊朗开战（1980-1988），利用逊尼派挫什叶派的锐气，以阻止伊朗坐大，萨达姆成了美国大棋子。

另一方面，奥沙马也被视为是美国的一颗打苏联的棋子。当苏军撤走（1990年苏联也变天）后及两伊战争停火后，奥沙马发现美国未诚心支持巴勒斯坦立国；萨达姆也同情巴勒斯坦人，也就使到逊尼派的回教徒在中东国家合作起来，阿富汗和伊拉克自然形成盟友。

2001年，奥沙马借助阿富汗的优势主导了一场骑劫两架民航机撞向纽约的两栋帝国大厦，酿3千余人丧命。整个世界；尤其是美国人更不相信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偏偏就发生有史以来的最大恐袭悲剧。

在忍无可忍下，美军在2001年敉平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也对基地组织“赶尽杀绝”，以为从此可以让民主在阿富汗滋长。

接着在2003年，美国也认定伊拉克的萨达姆包庇与支持奥沙马及塔利班，也就借题指伊拉克存有杀伤力极强的尖端武器，乃至接近核武器，也就联合英国扫平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事实上，事后检查才知没有这回事）（萨达姆也在2006年被处死）。

在此之后，美国处心积虑地要扶起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民主政权。可是事与愿违，当美国在加紧抓拿奥沙马时（2011年被美军击毙），另一股“新生的恐怖组织”顺势动了起来。它们借着2011年卷起的阿拉伯之春插上一脚使到中东及西亚政局乱上加乱，根本不是春天的到来，它们的残忍手段比基地组织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结果是伊拉克及叙利亚两个国家成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温床，它们的组织虽然用了不同的名称IS（伊斯兰国）/ISIS（伊拉克和萨姆伊斯兰国）/ISIL（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但追根究底，它们是同出一系的，那就是用凶残的暴力向世界挑战。

由于伊拉克仍然在困境中挣扎，又面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强占土地，不能不说与美国和英国无关。从这样看来，美英的“打恐”（指打阿富汗和伊拉克）政策是越打越“恐慌”越打越乱，不但是错误的决定，而且是衍生了更多“恐怖”的子子孙孙。这迟来的道歉已于事无补了。

刊登于2015年11月5日《东方日报》

和平奖与阿拉伯之春 （跃马扬鞭）

10月9日，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突尼斯四方对话组织”（四合一），理由是在2010年的茉莉花革命后，为建立突尼斯的多元主义民主制度作出决定性的贡献。

它们是突尼斯总工会、突尼斯工业、贸易与手工业联合会、突尼斯人权联盟及突尼斯律师组织。

这四个组织是在2013年的夏天成立，它们代表了不同阶层和不同的价值观，主要目的和任务是调停国内冲突，促成宪法制度得以推行，同时监督和平进程。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认为这四合一组织发挥的力量让人对“阿拉伯之春”有了期望，而不是一无是处。

话虽然这么说，但“阿拉伯之春”的发生与鼓吹是正确的吗？无数人因而牺牲，而且搞得整个区域动荡不安，又是正确的吗？且让我们剖开“阿拉伯之春”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

在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失业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他原本是一位大学生，但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而不得不当摆摊小贩，却又被地方当局强行没收其摆摊车）在绝望之下引火自焚而身亡。他为维护尊严而作出的极端行为一下子在突尼斯掀起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反政府示威。这场突发性但又是自发性的公民运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民看到自己国家经济一团糟，失业率被估算在30%之高（官方公布约为14%，但这样的数目字已经十分偏高）。这使人想起槟城在1969年大选时的情况基本类似。失业率官方数字是14%，而民间及反对党认为高达30%。在民怨累积下，也就通过选举爆发出来，反对党的民政党起而执政，击垮了执政12年的联盟州政府。

由此可见，群众的不满和抗议是可以导致政权的更迭，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着这个道理。

在这种情形下，执政了23年的独裁者本·阿里总统不得不出逃到沙地阿拉伯避难，突尼斯政局也就无法安定下来。

在这之后，反政府运动如潮水般席卷整个阿拉伯国家，接着在2011年正月埃及的反政府示威也把当了31年总统的穆巴拉克拉下马，且被处于终身监禁。

未想取代穆巴拉克的穆尔西政权（穆斯林兄弟会）又被军方推翻，理由是前者推行伊斯兰教法，被军方和自由派反扑，而酿成街头流血斗争，更被回教恐怖分子趁机制造恐怖袭击。

第三个倒台的政权是也门。在2011年正月发生示威后，萨利赫政权在2012年2月倒台，先由副总统哈迪接管权力，但在2015年又被胡塞武装推翻，而哈迪逃到沙地阿拉伯后，逊尼派的国家联手空袭什叶派的胡塞武装，这国家陷入分裂也被恐怖分子加以利用建立据点。

第四个倒台的是利比亚强人卡达非的政权。他在2011年8月被推翻后，这个国家冲突不断，在位42年的卡达非本人也死于非命。到了2014年，世俗势力与宗教势力燃起内战；加之回教极端恐怖组织已打入利比亚，使到局面火上加油。

除了上述国家之外，被波及的国家也包括叙利亚（情势十分严重，难民潮不断）、阿尔及利亚、黎巴嫩、约旦、苏丹、伊拉克、巴林、科威特及摩洛哥等。

但突尼斯看来是一个例外，当本·阿里在2011年正月出走后，把权力移交给总理穆罕穆德加努希，但不久根据宪法规定，应由国民议长福阿德·迈巴扎执行总统职务，以便将国家和政党分开。

到了2011年12月的时候，突尼斯议会投票选出保卫共和大会党主席蒙塞夫·马祖吉为新总统。

由于是临时安排，宪法未具健全，也就在协商下由四合一组织在2014年推出新宪法，同时监督选举。于是呼声党候选人贝吉·卡伊德·埃塞卜西就在和平选举中当选，被看成是阿拉伯第一个民主典范。但问题是：阿拉伯之春在其他国家与地区都没有让人看到春天和希望；尤其是“回教国”的极端组织（IS/ISIS/ISIL）仍在相关地区；尤其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猖獗地张牙舞爪四处恐袭，阿拉伯可有和平的净土？

刊登于2015年11月2日《南洋商报》

希盟成败考验阿兹敏 （现代春秋）

当下反对党的合作与结盟已陷入一个不安定和不稳定的困境，没有人能够瞻望未来的政治走向。

在过去反对党不论是各自为政或合作向国阵挑战，都没有今天看不清方向的谜局。换句话说，当反对党各行其是时，就给予执政的国阵更强大的力量；而当反对党连成一线时，就会对执政党有所冲击乃至改朝换代。

以安华跌马后的政局变化举个例子，在1999年的大选、2008年的大选及2013年的大选，虽然刮起了安华旋风，但也是因为反对党的合作乃至结盟才让我国政局有变化或起了翻天覆地。最明显的莫过于反对党阵线在2008年一口气拿下5个州的执政权，令人刮目相看，也让许多人跌破眼镜（被形容为政治海啸）。反对党的国会议员数目也激增至82席（对国阵140席），致使国阵不再拥有2/3多数席的优势。

正因为反对党迅速地结成“人民联盟”（简称民联），反对党也就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足以和国阵分庭抗礼。

这种合作也延至2013年的大选，因此民联继续有良好的表现，除了伊斯兰党（回教党）失去吉打州政权外，民联其它成员（行动党及公正党）都巩固了既有的势力（行动党及公正党分别在槟州及雪兰莪继续主导州政权）；而伊党国席有减，维持在21席。在国会222席中，排阵变成国阵133席对民联89席（它被首相纳吉形容为华人海啸）。

但转入2015年，伊斯兰党与行动党的关系因为“回教刑法”的争议而闹翻。关系破裂在6月份的伊党大会上达到高潮，它通过议案与行动党断交；又通过中委选举把“开明派”全扫出中委，迫使这些被排斥者另起炉灶，成立“国家诚信党”。虽然一时看不到它的势力，但基本上已拥有6名国会议员（伊党只剩下15名国会议员）及5名州议员。至于能否取代伊党在东海岸（吉兰丹及登嘉楼）的地位，有待观察。

另一方面，当诚信党在9月16日成立后，它就在22日宣布与公正党及行动党结成“希望联盟”，以取代消失了的“人民联盟”，而把伊党排斥在外。但公正党认为不妥也就私下另与伊党有接头，用以巩固公正党在雪州的执政地位。

虽然伊党没有拒绝与公正党合作，但不久前却与土著权威机构（PERKASA）相互拥抱，让人感到诧异。所幸在雪州伊党反对下，哈迪阿旺才让这种合作沉静下来。这意味着伊党内有不同意与土著权威机构合作的，因为它被认为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

正当人民不知道伊党下一步怎样走时，有两则新闻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力。其一是伊党总秘书达基尤丁说伊党不久将会与另一个新伙伴合作。究竟是新的政党或与巫统有关系，也让人一头雾水。因为放眼马来西亚，能够与伊党合作的也是有一定实力的反对党似乎没有，很自然地让人猜想伊党可能会与巫统合作；尤其是国阵政府以最快的速度委任伊党前署理主席纳沙鲁丁出任全球中庸运动基金会总执行长，取代刚过档公正党的赛夫丁的空缺（他原是副高教部长，不幸在2013年败选，失去官职）。虽然有消息说巫统拟拉伊党进行合作，但伊党回应是这种可能性不大。

在一边巫统并不急于与伊党走得太近，因为巫统顾虑到东马成员党有异议；另一边伊党也担心走进巫统的圈子后，伊党就不容易独当一面，甚至失去自主性。

最让人想得到的合作对象可能与土著权威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有关。可是它们又不是政党，到底哪个政党（或新政党）会让伊党感到兴趣而达致合作呢？

其实不论伊党如何选择未来的道路，它与公正党的另外合作是比较合逻辑的，但公正党也会因之与行动党和诚信党有了裂痕，万一处理不当，谁也保证不了“希盟”会带来灿烂的明天。

正由于伊党的脱队意愿已使到反对党阵线蒙上阴影，除非“希盟”三党精诚合作，才能看到一个成形的队伍。但如果公正党被认为一脚踏两船，它就会面对两头不到岸的窘境。

说穿了，今日反对党新阵线的困难就是尚未结成一条心，尚未达到推心置腹的境界。换句话说，希盟中的公正党在此时此刻要懂得取舍，这就要看身为党老二兼州务大臣的阿兹敏如何应对政坛的错综复杂的“乱世”局面。这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弄不好就会满盘皆索落。阿兹敏不得不引以为鉴，步步为营。

 刊登于2015年11月2日《光华日报》

是谁杀害犹太人？（天下纵横）

十月廿日，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在耶路撤冷举行的第37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语出惊人，直指是巴勒斯坦人教唆希特勒大举屠杀犹太人，而唆使者竟是巴勒斯坦大宗教师侯赛尼。

他说希特勒当年原本只想驱逐犹太人，但侯赛尼在1941年认识希特勒后就煽动希特勒将犹太人“全部烧死”，以免犹太人被驱逐后都回到巴勒斯坦。

这不但是一条耸人听闻的大新闻，也是难以令人置信。为此内坦亚胡不但面对舆论的围攻，包括以色列的舆论和反对派的纷纷质疑，就连德国总理默尔克在21日会见到访的内坦亚胡总理时也再一次重申，这（大屠杀）是我们德国需要负责的，即使以色列总理还是咬着巴勒斯坦人不放，德国总理也不得不再此澄清。

就舆论来看，内坦亚胡的说法有两个隐议程，其一是巴勒斯坦人叫希特勒干下大罪行；其二是将之当成一个理由拒绝与巴勒斯坦和解。

英国的《卫报》评论道：“每一届以色列政府都拿大屠杀事件说事，挑起政治争议，并且在内坦亚胡看来屠杀犹太人这一想法的“罪魁祸首”应是侯赛尼”。

到底谁是侯赛尼？为什么内坦亚胡要嫁祸于巴勒斯坦？

根据英国《卫报》报导所知，侯赛尼的全名是阿明·阿尔·侯赛尼。在1921年被英国委任为“大穆夫提”（这一宗教头衔使他成为巴勒斯坦的主要政治和宗教领袖）。

1941年，侯赛尼出访柏林，由希特勒接待，但没有证据显示侯赛尼有请求希特勒杀害犹太人。同时侯赛尼要求希特勒签署一份文件以支持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的声明，但被希特勒拒绝了。

不幸的是，侯赛尼在当年与希特勒的合照也引起多种猜测，包括内坦亚胡指侯赛尼有与希特勒搞阴谋。

侯赛尼在1974逝世，他竟然在死后“阴魂不散”，被以色列政客当成靶子射击，以让世人接受为什么以色列不敢让巴勒斯坦立国。

尽管以色列诸多阻扰，也因巴勒斯坦内部分裂造成独立运动力所不逮，但没有理由西方国家会放弃这一努力。因此默克尔说德国人十分清楚罪魁祸首是纳粹，而纳粹就是希特勒一统“天下”的工具和武器。

希特勒（1889-1945）是在1919年卷入了政治，原本是一名反共者，因此对犹太人教唆鼓吹德国分裂十分反感，种下了他对犹太人的“仇恨”。

1921年他成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党魁，并雇用一批打手成立“纳粹冲锋队”。这支队伍后来成为希特勒横冲直撞的“开路先锋”，1933年他终于被委为总理。

当希特勒的前任者兴登堡总统病逝时（1934年），希特勒马上通过法案将总统职权移交总理。这样一来，希特勒成了总统兼总理，又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后来索性改称为德国元首。

历史文件又显示，从1933年到1945年为止，希特勒的纳粹党总共杀害了600万犹太人，有200万死在自己家乡，另有400万送到集中营被虐死或杀死或毒死，纳粹暴行令人发指。所幸德国总理有所担待，才化解了内坦亚胡的“歪曲史实”。

刊登于2015年11月2日《号外周报》第75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