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不容后院有“红旗”？（现代春秋）

表面上看来，这是一则并不显眼但重要的新闻，它足以影响中美的未来走向和世界的格局，并突显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正面临严峻的考验。

我所说的是南美洲的委内瑞拉突然变了半边天，下来可能会全面变天了。

这还得从历史说起。位于北美洲的美国是世界超大强国，自从立国（1776年）之后，它就不允许在它周边的国家与它唱反调；更不会容忍敌人在其脚下“耀武扬威”。

先说第一件发生在1959年的事，卡斯特罗领导一支游击队击垮了腐朽与独裁的政权，在南美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因古巴（在加勒比海内）接近美国的领土，自然使美国吃不消。在当时有一位年青的医生切·格瓦拉与他一齐进行残酷的斗争。在胜利后，卡斯特罗自任总统，委切格瓦拉为银行行长，稍后又委为工业部长。

1970年，智利举行总统选举，左翼的萨尔瓦多·阿连德（人民团结）胜出，候选人也通过他们的党（民主党和人民联盟）一致支持阿连德出任总统。

由于阿连德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政策的取向不容于美国，也引发美国通过中央情报局介入智利的政治。

不幸的，1973年发生政变时，阿连德被枪杀，而皮诺切特将军上位，实行独裁统治直到1990年下台。

剪除了智利向左转后，美国也不停地监督南美洲的活动，不允许另一个古巴在其门口让红旗飘扬。

在千防万防还是防不胜防下，1999年左翼的乌戈·拉斐尔·查韦斯·弗里亚斯（Hugo Rafael Chavez Frias）在总统选举中胜出，而把委内瑞拉拉上社会主义的大道，这对美国来说是很刺眼的。虽然古巴对美国的敌视态度已有所缓和，但美国仍不解开对古巴的经济制裁（直到2014年，美国才和古巴恢复邦交，双方断交逾50年）。

到底谁是查韦斯（1954-2013）？他是一个神奇的人物。早年毕业于委内瑞拉军事学院，加入军中服役。

1992年，查维斯在军中结合一些力量（但仅占全部军事力量的10%），准备推翻佩雷斯总统的执政，因为他把委国的经济弄得一团糟。

可惜秘密外泄，加上有背叛者，查韦斯的政变失败了，他只得自首。在电视上呼吁叛乱军停火。意料之外的是查韦斯成了人民心中的英雄，敢于向独裁者斗争，最后还是被投入监狱。

在服刑期间，有一位工运领袖把查韦斯视为政治偶像，他就是现任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虽然只有中学程度，但他早年加入查韦斯的秘密组织时，也展现了他的谈判才华。抑有进者，马杜罗后来娶了律师西利亚·弗洛雷斯为妻，也为查韦斯打官司，终于成功地在1994年获释。对此查韦斯对马杜罗是感恩戴德的。

当1999年查韦斯把他的政党改组成“第五共和运动”后，马杜罗已是他的心腹。

虽然在1999年当选总统，查韦斯却在2000年得重选，因国家陷入经济危机和推行新宪法。在重选后，这个国家开始向左转，走社会主义路线。而他信奉“玻璃瓦尔主义”就是介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混合体。

未想深得民心的查韦斯于2002年遭遇军人政变，一度将他罢黜，但很快他又夺回政权。他指责美国参与策划政变，后来也调查不出结果。

2007年，查韦斯将他的第五共和运动党正名为社会主义统一党，更明显地摆明要朝公有制迈进。这一年，他又再当选总统（因宪法已废除总统任期的限制）。

2013年3月5日查韦斯因癌症恶化逝世（他在古巴医院治疗，而不是美国，足见他与美国关系欠佳）。就这样，他择定的接班人马杜罗上任代总统。依宪法规定得举行总选举，于是在同年4月14日的投票中，马杜罗取得50.6%的选票，反对党的卡普里莱斯则获得49.08%选票，双方相差仅1.5%之间。

在总统选举失利后，反对党也就借今年12月的国会大选给马杜罗一个马威。这一回反对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在167国席中，已胜了99席，执政党44席。

虽然实行总统制的委内瑞拉不受国会约束，可以自行组成内阁，而且总统任期要到了2019年才届满。反对党一时之间是无法夺权和变天的，但它们可以通过国会进行全民投票来罢免总统，而且也可阻挠政府的法案顺利通过，即使最终总统有最后的决策权。

因此可以想象，反对党中的正义第一党、一个新时代党、民主行动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基督教社会党及委内瑞拉计划党将在未来对马杜罗的政权构成极大的影响。

如果这次大选影响委国与中国的关系，对委国就大为不妙了。中国虽然在1974年与委国建交，但却是在查韦斯1999年上台后才与中国发展密切的关系。其中查韦斯就访问中国五次，而习近平主席也在2014年回访。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先后贷款510亿美元予委内瑞拉，用以预付购买石油款项。根据统计，目前委内瑞拉日供30万桶石油给中国。经折扣后，委国尚有210亿美元未偿还或尚未供完已付款的石油量。

因为国际油价下降，委内瑞拉又从日产350万桶减少至250万桶，大大影响收入，加上通膨高涨，国内缺乏供应必需用品和失业率可能飘升至18%，在在都是致命的。

在整局的战略斗争中，美国又“打胜”一场小战，中国会被迫与委国疏远吗？中国会否失去在南美的立足点？这都是值得关注的。

刊登于2015年12月14日《光华日报》

引发争议的“新国安法” （直挂云帆）

《2015年国家安全理事会法案》于12月1日提呈国会一读，并在3日晚（周四）以107票赞成及74票反对下获得国会下议院通过。

根据法案规定，“国家安全理事会”（NSC）只有8名成员，即首相担任主席，副主席是副首相，其他6名成员如下：内政部长（目前这个职位是由副首相兼任）、国防部长、国防参谋长、全国总警长、通讯及多媒体部长及政府首席秘书长。

对此，副首相兼内长阿末扎希解释此法案的绝对权力并非落在首相手中，而是由国家安全理事会掌控。

他否认褫夺最高元首宣布紧急法令的权力。新法令只是获得权力在特定的地区执行任务，保护当地人民为期6个月。换句话说，国安理事会有权进入被宣布为“安全区”的范围逮捕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一旦被捕，不能寻求法律途径辩护。

在这方面，前首相马哈迪持反对意见，他认为此法令将使马来西亚重返殖民地时代，完全没有了民主和自由，而马来西亚将变成独裁的国家。

净选盟前主席安美嘉形容首相的权力将会因之扩大，抵触了民主社会的原则。

大马人权委员会副主席许绿娣形容国安会法案违反赋予人民的基本自由与人权原则。

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希望上议院能阻止此法案被通过，但也只能说说而已，因为大多数上议员是被委任的（总数70人，其中包括13个州政府，可推荐两名上议员，合共26名）。

其实有关马来西亚存在的扣捕、限制、防范和驱逐法令起于英国殖民地统治时代。

但是当1941年杪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大举进军马来亚时，平日穷凶极恶的英军却卷着包袱走了，不再与日军抵抗作战。很快的，整个马新在1942年全面沦陷了。此时能够与日本顽抗的只剩下马共领导的抗日军。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英军重掌政权，但它不是与马共的抗日军商组联合政府，而是促请抗日军解除武装，重返社会。结果成功地劝服6000余人接受英军的安排，也解散了在日本投降后在一些地区成立的“人民政府委员会”。

1948年，有鉴于国际形势紧张，中共胜利在望，加上马新地区也陷入工潮和发生枪杀案件，终于让英方找到借口而在1948年宣布马新进入紧急状态。就这样“紧急法令”成了英殖民者的护身符，可以根据这条法令广泛地对付异议分子。

正好在同一年的1948年2月1日，英国与巫统达成协议，绕过华人而同意组成“马来亚联合邦”。因此在协定生效后，英国反过来与马共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于同年6月20日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大举逮捕共党分子，亲共分子和知识界人士，同时也查封华文报章，如马共喉舌报《民声报》，及后也查封左翼政团，如《马来国民党》（1950年）及让“马来亚民主同盟”在压力下消失（1948年）。抑有进者，我后来在广州时，与一位钟灵生谈及到底有多少侨胞被遣送中国时，他估算大约有两万余名，主要分配在广州和福建一带。

1955年，马政府与马共陈平首次和谈（在华玲），但以失败告终。马共又持续其游击战争。

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取得独立，但紧急法令依然存在而没有取消。这样一来，马共也成为马政府的头号敌人。

当1959年独立后的首次大选，联盟再取得胜利后，便于1960年在下议院提出《内部安全法令》，以取代《紧急法令》。结果在1960年4月30日国会下议院以75票对13票通过《内部安全法令》（ISA）。

时任副首相的敦拉萨这样说：对付共产党的威胁唯一的方式是将共党的代理人扣留。

就在法令通过后，政府在初期主要是针对左翼政团展开压制和扣捕行动，但在70年代后用来对付反对党及异议分子了。

也许我们已经忘记在1969年5月13日发生的种族流血冲突事件后，我国再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某些紧急法令也运应而生，以配合ISA法令一起使用。

由于政局动荡不安，东姑被逼交出政权，交由副手敦拉萨主持和成立全国行动理事会（National Operation Council）（国文称为Majlis Gerakan Negara，简称Mazeran），国会民主暂被中止，马来西亚进入半军管状态。

这个组织的其他成员有依斯迈医生（内长）、韩沙、陈修信、善班丹、阿都卡迪（公共服务局总监）、沙礼（总警长）东姑奥斯曼（武装部队参谋长）及依布拉欣准将被委为首席执行秘书。

为了消除马来西亚不是军政国家的印象，敦拉萨在1970年1月12日又宣布成立《全国协商理事会》，在65名成员中，包括中央及州政府的代表，还有NGO组织的代表及宗教人士。

1971年国会重开，敦拉萨就取消了《全国行动理事会》，改以《全国安全理事会》（也叫着NCS）取代。这个组织的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包括领土和领空乃至太空范围，同时它也对发生的灾难采取应变和防范措施。

不过这个全国安全理事会也在各州成立，由州务大臣或首席部长担任主席，但得向“全国安全理事会”负责。它底下设有秘书处执行工作。1995年《全国安全理事会》改名为《全国安全部门》（National Security Devision）（BKN），归属首相署管辖。

到了2007年，政府又将“全国安全部门”改回“全国安全理事会”（NSC），在各州及各县区也有其属下组织。

2009年，纳吉拜相，他就是敦拉萨的长公子。在2011年时，他不但正式废除“内安令”，而且也废除报章需每年申请更新执照的规定。一时之间，普遍受到欢迎，咸认马来西亚正要跨入一个开放与民主的时代，但最后政府保留煽动法令。

在2012年4月17日时，政府又提出《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案，其名称为“国家安全罪行法案（Security Offenses Bill)。

提呈此法案的纳兹里部长表示政府不会对付异议人士，主要是针对涉及恐怖主义活动者。他又说是一项特别安全措施，以对抗暴力和恐怖主义。因此他否定是让内安令死灰复燃，。

最近被扣留的巫统地方领袖凯鲁丁及郑文杰（马哈迪前政治秘书）（已被保释）好像是在此法令下被提控的。

随着“安全罪行法令”被认为有需加强后，政府又提呈一项较为严谨的《国家安全理事会法令》，名字与现存的组织一样，会否并成一块，尚未得知。因为其条文的过于广泛和未能确定人权的自由到什么程度，也就引发诸多争议。

因此政府在这方面再行检讨其条文和内容及成员的代表性是有必要的。因为我国面对的较大威胁是来自恐怖极端的“回教国”组织，而不是酷爱民主与自由的人士。毕竟马来西亚人都是热爱和平的。

刊登于2015年12月10日《东方日报》

马来西亚的幸与不幸 （天下纵横）

马来西亚是一个幸运的国家，也是不幸的国家。幸运的是这个国家的天然资源十分丰富，似乎是“天掉馅饼”。比如过去开采锡矿、种植橡胶；后来锡米大大减少了，就改成挖掘黑米或铁矿之类的。直到石油被发现后，它很快地取代所有天然资源，而成为一支独秀的“黑金”。与此同时，种植油棕成了取代橡胶的新气象，接着天然液的普及，我们又多了一条财路，当然也不要忘了，马来西亚也是树桐出口国。虽然有用之不尽的天然资源，但也会有减少乃至枯竭的一天。这就需要国人加以警惕。

毕竟在幸运之中，我们也在近年来遇到不幸，那就是油价跌到每桶50美元以下（以我国折算每桶应企在80美元至100美元之间），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收入大大减少了。

我国不幸的一面是有历史根源的：它只是一个小国，但却先后被4个列强统治过，真是一把辛酸泪。

一般上，我们以1403年建立的马六甲王朝作为较为完整历史的开端，但经营了100年后，在1511年被葡萄牙征服，成了葡萄牙的殖民地。这个西方列强也在1557年向明朝租借澳门（租了自然不会还），在1928年正式成为葡萄牙殖民地。

当葡萄牙占领马六甲130年后，它在1641年被荷兰打败，而交出马六甲成为荷兰的殖民地。

虽然荷兰在马六甲占领很久，但发展缓慢，因为荷兰的心思放在印尼而不是马六甲。因此在1824年时让给了英国。换句话说，荷兰在马六甲统治了173年后，就同意与英国交换土地（英国让出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

另一方面，英国是在1786年占有槟榔屿，而后于1819年占领新加坡，更在1826年将槟城、马六甲与新加坡并成海峡殖民地。

英国是在1874年通过邦咯条约把权力的鞭子伸进马来半岛，于是整个马来亚也在不同的时期归顺英国统治。

此外，英国也是在1881年才正式统治北婆罗洲（沙巴）。

至于砂拉越也原属汶莱苏丹所有，后来经过战争在1841年由英人詹姆士布洛克取得控制权，一直到1941年。

1941年日本全面南侵，在11月拿下北马后，又直下新加坡。与此同时，日军也入侵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

当1945年日本投降后，北婆（沙巴）及砂拉越又归回英国统治。

英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并不急于给殖民地独立，反而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付马来亚的左翼政团。

1957年英国终于让马来亚独立。继后英国又想把东马及新加坡抛给东姑接领，也就有了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的成立。但只经过不到两年，新加坡就脱离了马来西亚（1965年8月9日）成为独立国家。

今天的马来西亚共有13个州组成，除开西马11个州外，东马则有两个州。因为独立日与马来西亚成立日有所不同也就争执到今天。西马人说，国家于1957年独立；东马人说，马来西亚在1963年才有，过去哪有马来西亚？

这争不完的故事，反映了马来西亚政治复杂的一面。

刊登于2015年12月7日《号外周报》第764期

南大生缅怀陈六使之旅 （跃马扬鞭）

11月22日，应吡叻南大校友会（主办单位）会长周增禧的邀约，以参加在厦门集美举行的缅怀陈六使之旅。当我在22日下午抵达厦门时，在报到处看见不少的同学和校友，许多人已年过半百，更有者已显得白发苍苍；当然免不了有行动不便的校友，也有的老态龙钟。这一瞬间，昔日的情景又回到记忆中。

回想五六十年前的青春岁月，我们都热情奔放，沉浸在云南园的怀抱中，怎么一转眼间我们都不再风华正茂了；不再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而是与夕阳为伴，真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人都会深深的体会到：什么叫着“岁月不饶人”，大家脸上的皱纹和剩下的岁月只能一天天算了，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无法“天长地久”。正因为这样，增禧兄说，聚多一次就是幸福，每个校友应该珍惜眼前的一切，也得与时间赛跑，直到最后。

为了难得的聚会，我先后参加了吡叻南大校友会先后在2010年及2013年举办的校友联谊会及怀念陈六使的聚会，还有这一次的厦门之旅。

虽然南大25年的历史（1955-1980）培养了一万二千名的学生，但能够得到最多校友响应回校的应该是回到新加坡参加校友团聚盛会，而在其他各国各地举行的校友联欢也只有越来越少了。例如这一次的厦门之旅，据知原是希望和计划有近千名校友与会的，但在临近截止时，还不到500名，最后是以331名作为校友团聚的数目。

即便人数不多，但这次在厦门和集美的活动都是意义深远的，毕竟我们也借缅怀陈六使之际，一起缅怀陈嘉庚。

这两位伟大的教育先行者都有共同点，例如（一）陈嘉庚（1874-1961）与陈六使（1897-1972）是来自同一个乡区的人，即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人，他们之间没有亲属关系，年龄也相差23岁末，但他们是一前一后从中国下南洋，并在新加坡定居下来；陈嘉庚在1890年南来。陈嘉庚在从事橡胶生意赚到钱后，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家乡创办集美小学，而后也资助新加坡华校的创办。最脍炙人口和津津乐道的是陈嘉庚竟在1921年独资承建厦门大学，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创举。

（二）陈六使是在1916年来到新加坡（19岁），初在陈嘉庚的公司服务，后自行创业，也是从事橡胶生意。

在50年代，陈六使有感于马新华校生升大学不易；尤其是中国被中共接管后，华校生赴华留学被切断，其时台湾也被国民党接管不久，一切百废待兴，也不可能吸纳太多的华校生。

有鉴于此，陈六使除宣布福建会馆献地500依格外，个人也捐助500万元叻币以求大学早日落成。当南洋大学正式获准注册成立有限公司后，陈六使组成的董事会决定在1955年开课，先借用华侨及中正的教室上课，1958年南大校舍落成，第一间海外华文大学拔地而起，迎风招展，但也因政治因素判定南大是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婴儿。结果除了聘请林语堂当校长闹出风波及学潮也形成一种运动外，南大生也被指介入政治活动而与政府起正面的冲突。当1963年大选，李光耀再度执政后的第二天，就宣布褫夺陈六使公民权，南大陷入多事之秋。1980年南大被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从此南大不见了（后来政府将南大校图改成南洋理工学院，及后再提升为南洋理工大学），陈六使也沉默了（在1972年逝世）。

在悲痛的日子里，南大生一次又一次地在各地举办校友联谊会以缅怀过去和展望未来，但因为校友离开南大已经很久了，也只能留下不死的南大精神。

因此这一次选择在集美和厦门举办校友团聚是正确的地点与正确的时间，因为校友一般上都七老八十了，能够参观陈嘉庚纪念馆及陈六使纪念馆，还有观看集美大学的歌舞表演，真的让人陶醉在学生时代的日子里。正如周增禧在会上说我们今天专程来到陈六使的诞生地，悠然萌生一种向往的情怀和景仰的心怀。陈六使所表现的精神，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逝去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就不知道南大校友的聚会可以坚持到什么时候？还有更大的希望是有南二代和南三代，生生不息地永远不忘南大精神？但没有人知道会提供答案。

刊登于2015年12月7日《南洋商报》

从马来亚到马来西亚 应肯定王保尼的历史地位

十一月廿八日，《星洲日报》用封面版刊登了“马来西亚成立史”的过程中漏掉了其中一位重要人物王保尼，而恰恰王保尼是马华公会的代表人物，因此马华公会获悉后，由署理总会长魏家祥作出了抨击，并要求教育部立即给予更正和修正。

魏家祥是针对马来西亚国小六年级的历史课本上出现了纰漏而大事鞭鞑有关方面。

教育部长马哈基尔卡力的回应是说要向教科书出版局了解情况。

除了王保尼之外，也发现教科书将马六甲放在吉兰丹的上边，而不是在马来半岛的中下边，真是“罪过”。因为在马来亚尚未出现前已存在马六甲王国。它成立于公元1403年，而在公元1511年被葡萄牙消灭，存活了百余年。直到今天，它仍然是马来西亚最古老的州和城市，躺在它身边的就是马六甲海峡，要不然“马六甲海峡”的名字从何而来（它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区）？

虽然从马来亚建国到马来西亚成立的过程，王保尼不是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但他因缘际会被时势造就成了一个时期的华人最高官职之一的政治人物。

然而时过境迁，很多人都不知道王保尼是谁。即使历史悄然遗忘了他，也不会引起大波浪，除非是被挑起，恰恰王保尼的“事件”就是被一名记者发现而向魏家祥提出，终于也“酿成”一宗文字争议。

究竟王保尼这号人物是怎样起家的？他又为何在历史上的定位是不可以被随意抹掉的（不论是平凡或突出，他都是一位历史人物）？

故事得从战后（1945年）开始说起：

王保尼（1911-2002）出生在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的那一年；他在退休27年后的2002年与世长辞，终年91岁。他的父亲王进本来是住在浮罗山背的，后来他们举家迁至大山脚，也在当地受英文教育，并参加师训成为一名合格的英文老师。他拥有剑桥文凭和师训资格，但没能有机会升入大学。

虽然如此，这位“生平无大志”的“道地峇峇”在战前当书记，而战后（1945年）被派往大山脚金星小学执教。他和林苍祐的关系是在后来才建立起来的。

1947年，林苍祐从中国归来，因为是一名合格的执业医生，乃在1951年被殖民地政府委任为槟城州议员；也是在同年林苍祐发起组织“槟城急进党”，以便参加同年12月举行乔治市市议会选举，结果旗开得胜，在9席的选举中， 急进党赢得6席。因另6席是由英参政司委任，且参政司是当然的主席，也就没有所谓急进党起而执政的故事。

乔治市市议会选举完成后，英殖民地又部署在威省举行选举，也就将之分成威北、威中及威南三个地方议会。

1953年，威省举行地方议会选举，王保尼被林苍祐推荐在大山脚角逐威中地方议会议员。这一胜利也奠定了他的从政基础。1954年，他追随林苍祐加入马华公会，急进党也因“树倒猢狲散”无疾而终。

1955年已是槟州马华红人及槟州联盟领袖的林苍祐提拔王保尼参加槟州立法议会选举，也是在大山脚胜出，成为民选的州议员；林苍祐则在加拉歪区胜出（后来易名为巴当哥打区）

两年之后，因为马来亚要在1957年8月31日独立，东姑阿都拉曼建议由林苍祐出任首席部长，但后者因有更大的抱负（要成为全国华人领袖），也就改推荐王保尼出任。在槟州联盟会议上，由主席林苍祐主持，有两人角逐“首席部长”，一位是王保尼，另一位是谢成金，后者是林苍祐的表兄。吊诡的是，林苍祐在双方各得6票时，再投下主席特权一票给王保尼。就这样，王保尼在一夜之间“飞上枝头变凤凰”。谢成金只能屈就担任行政议员，但我们至今都不明白为何林苍祐帮理不帮亲？因为他没说，也就永远成了一个谜。

王保尼于是从教书匠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席部长。林苍祐显然是他的政治启蒙师父。

1960年（林苍祐在1958年当选马华总会长，而在1960年退出马华公会，他与王保尼也就分道扬镳了）王保尼被委任为教育检讨委员会的委员，主席是教育部长阿都拉曼达立，也就是后来被称为达立教育报告书，并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正是这份报告书，硬性规定华校不是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就是成为独立中学。这就是说，王保尼参与了改变华校命运的工作。他受到的批评是连连不断；尤其是林连玉，另外两人是梁宇皋（被林连玉骂得更厉害）和许金龙（均为马华代表）。

1961年11月，马英双方为鉴定东马人民对加入马来西亚的取向，乃成立一个五人的调查团，以前英格兰银行总裁柯波勋爵（Lord Cobbold）为首，另四位成员中，其中一人就是王保尼。他也是唯一的华人代表，另一位代表是外交部常任务书长雅沙里沙菲宜，他先后出任外交部长及内政部长。

这份在后来被称为柯波报告书的报告于1962年5月呈交给英国首相麦米伦，其结果是东马同意加入马来西亚。本来马英想赶在1963年8月31日成立马来西亚，后来因印尼和菲律宾的反对，联合国再派调查团聆取民意，其结果还是一样，且赶在9月14日发表；为此马来西亚也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了。

在这方面，我要引述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在王保尼逝世时代表行动党发表的一篇声明(2002年9月2日）。他说，基于王保尼对马来亚的独立和马来西亚的成立做出贡献，他建议国家应追封王保尼为“敦”勋衔。可惜的是已逝世13年的王保尼仍未被追封（王保尼已被封为丹斯里及拿督斯里）。虽然在今年为“王保尼传记”的出版发表讲话时，林吉祥还是重提旧事，依然没有回应。

在1964年大选即便槟州联盟在王保尼领导下取得佳绩继续执政，但情势已有所改变。第一个改变是在马印对抗下，槟城的转口贸易大受冲击，无法正常进行。第二个改变是因为马来西亚成立后，国家关税必须统一，也就逐步地取消槟岛百多年来享有货物免税的自由港地位。

在中央的指令下，槟州经济进一步衰退，失业率竟然高达16%（官方数字，但民间估算有30%之高）。在苦无对策下，王保尼领军面对1969年大选时，已是难挽狂澜于既倒。在民心思变下，林苍祐的民政党从中崛起，槟城宣告变天。

此时已是败将的王保尼有感于时局不安，为回报林苍祐当年提拔之恩，急快地劝请林苍祐宣誓就职，以免节外生枝。

当林苍祐在5月11日宣誓出任首席部长后的第三天，首都已发生严重的种族冲突，而后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历史上称为“513”悲剧。这就是王保尼变现出来的民主精神，“愿赌服输”。

离开了政坛之后，王保尼一度出使意大利。1975年期满后退休，一直默默生活，绝少参加公开活动。终于在2002年走完一生，享年91岁。马来西亚客联会为了追念一代客家首长，我们在槟州客属公会三楼的文物馆内增设王保尼纪念厅，以还原一个真实的王保尼。我之所以在2012年在客家文物馆内增设王保尼纪念厅是因为王保尼的第7儿子王得评为纪念其父亲的“一生功绩”，在峇瓦沙路承租下两间店屋，将其中一间改成“王保尼纪念馆”，另一间则开“客家餐馆”。虽然文物不多，但也显现其家人的一番心意。

可能鉴于业务开展不够理想，“王保尼纪念馆”在2010年“收档”，王得评也就将有关文物搬回家里。

2011年，我与王得评接洽，有意将“王保尼纪念馆”移入客家文物馆。理由他是客家人又是第一任槟州首席部长，撇开党派不说，他还是值得被纪念的。于是在2012年，我们完成对王保尼纪念厅的设置，并恭请曹观友行政议员代表首席部长林冠英主持开幕。

后来（2015年初），王得评又为其父亲出版回忆录。就此来看，王保尼在1957年独立时，他代表国家在旧关仔角宣读独立宣言，继后他又参与促成马来西亚的成立。他一生的政治功过，我们不下结论，留给历史及学者作出公正的评价。

刊登于2015年12月7日《号外周报》第76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