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难民成计时炸弹？（直挂云帆）

有鉴于来自中东的难民不断增加，欧盟国家穷于应付，乃提出了对难民收容的限制，亦有的国家也要求订下遣返的日期。

根据联合国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9月，已有50万移民抵达了欧洲，其中大多数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难民。换句话说，平均每天大约有8千名难民不断地向欧洲移入，而造成欧盟国家不胜负荷。

虽然欧洲一些国家同意将安置12万的难民，但如何分配则无法达成协议。因此自2011年以来，欧洲西方国家深深的感觉到这是个无尽头的悲剧，若不基于人道立场作出一些表示，也将无法使人相信先进国是“无能为力”的。可是转入2014年，情况越见恶劣，一边是“哈里发伊斯兰国”（IS）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土地上（受IS控制的）宣布立国（2013年）；这个脱胎于基地组织的新实体，正采取更极端的恐怖手段在中东呼风唤雨而制造更多的难民。

另一边是如果欧美国家不收留难民，它又如何名正言顺要“打恐”和“灭恐”呢？在此左右为难不知如何应对之际，我们且看看下列的数字就会感到怵目惊心。

1999年，全球难民总数2千2百余万人，其中中东难民近430万名，占总难民的19%。

2011年，全球难民总数3千5百余万人，而中东难民有近88万人，占总难民的24.8%。

2012年，全球总难民3千5百83万人，中东难民1千余万人，占总数的28.7%。如果加上巴勒斯坦的500万难民，则单单中东的难民就占了难民总数的37.4%。

2014年，全球难民总数5千9百余万人，其中约1千3百万来自战乱地区的难民（来自中东为大多数），等于难民总数的22%。

波里巴尼亚卢卡大学政治学院院长兼政治学家内纳德·克茨曼诺维奇指责难民潮的根源在美国。美国为了想继续维持最强国家的地位，不惜在一些国家制造政变和进行军事干预。例如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就是一个实例，因为“阿拉伯之春”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民主，反而使中东陷入内战和动荡不安中；尤其是恐怖组织又借此时机“死灰复燃”。

基本上我们赞同这一观点，因为在世界各国的政局若受到美国的干扰和渗透，它可能会使到这个国家的政治有所改变，甚至发生内乱乃至内战。

其实中东的悲剧严格上来说是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1947年美国掌控的联合国通过将巴勒斯坦划分成两个区域后，一边归犹太人立国，另一边归阿拉伯人建立巴勒斯坦国。

当犹太人于1948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硬在其获得分配的土地人建立以色列国时，另一边的阿拉伯国家不是也赶紧协助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马上建立巴勒斯坦国；恰恰相反，在埃及的带领下，阿拉伯国家发起第一次中东战争。虽然初时阿拉伯国家占上风，但在美国暗中协助下，以色列转危为安。继后的另外四场中东战争，以色列已把拉伯国家一一击退，不仅多占了巴勒斯坦的领土，还迫使埃及就范，与以色列媾和（1980年）。自此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立国也就陷入困境遥遥无期了。由阿拉法创立的“法塔赫”组织前仆后继地斗争和争取及后来加上“哈马斯”组织的软硬兼施，也斗不过在军事上占尽优势的以色列国。这也是为什么巴勒斯坦直到今天还不能立国。若不怪美国缺欠诚意，又该怪谁呢？

也因为美国被认为“不诚无物”，给了奥沙马宾拉登一个机会在80年代参加阿富汗“圣战”之后，直到苏军从阿富汗撤退（1989）时，他已在阿富汗立定脚跟（1996年），并在阿富汗建立起其基地恐怖组织。也是在这一年他以美国没落实巴勒斯坦立国为理由，也就宣布向美国发动圣战了。

循着这一思路，奥沙马竟走火入魔，在2001年出动敢死队骑劫飞机并撞向纽约两栋大楼，向世人展示其“威力”，更宣示即使他在暗中操作也能干“大事”。

未及时报复，在2001年杪，美国派军杀入阿富汗，在短短的3个月内敉平塔利班政权，也扫荡了奥沙马的基地组织。此后在不安的局势中有近300万的难民出走，大多暂住在伊朗和巴基斯坦境内，也有移居欧洲的，及后也有不少难民陆续回家。但近年因时局紧张，又再现难民潮。

没想到2003年美国又打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瓦解，而也制造了200万难民向外逃。

原本以为在2011年掀起的阿拉伯之春是好事，会给中东带来新气象，走向民主。恰恰相反，先发生在突尼斯的示威，虽然推翻了本·阿里独裁政权，但国家一度陷入内乱，所幸有4个民间组织力促重返宪制，经过选举后局面逐渐平稳。

下来是埃及发生巨变。在独裁者穆巴拉克下台和被囚禁后，这个国家就无法安定下来。超过30万人流离失所。继之利比亚强人卡达菲政府被武装军人政变推翻及后被处死。另一个国家也门也不能幸免，难民的数目合起来有数十万人。

比较棘手的是叙利亚发生内战，一直到今天仍纠缠不清，它的悲剧不但是逊尼派与什叶派在斗争，而且难民已超过500万人。

抑有进者，因叙利亚政局一团糟，终于让极端组织的“回教国”从中崛起而威胁到世界各地。这个比奥沙马（2011年被美军击毙）更厉害的组织是以残暴和无情的手段招募成员，并要他们处死被抓来的俘虏。

此外，这个组织也通过非法买卖，经营石油和瞿栗（鸦片）生意，也出卖古董，无形中经济能力大为增强。

今天不但是伊拉克政府鞭长莫及，而且叙利亚政府也自身难保。由于中东局势不靖，世界银行估计难民将高达1千5百万余人或甚至高达1700万人。这就是“阿拉伯之春”（2011-2015）带来的人间悲剧。

如果大国继续介入中东战乱，肯定使到政局火上加油，如俄罗斯支持叙利亚的政府军是属于什叶派；而美国支持的叛军是逊尼派。还有近期的伊拉克也因教派之分发生摩擦。最值得关注的是，若沙地阿拉伯与伊朗的绝交又引致武力冲击，对世界要消灭“哈里发回教国”是极为不利的。

因此西方国家不能用各种理由对难民问题敷衍了事，惟有妥当安置难民才能激发各国共同向恐怖组织宣战，否则世界永无宁日。

刊登于2016年2月4日《东方日报》

“国共和谈”时代终结？（跃马扬鞭）

台湾总统选举刚过，人们又把注意力放在两岸关系是更有进一步的进展或是停滞不前或是开时代倒车，又再针锋相对？

以当选总统的蔡英文的立场来看，她的所谓“保持现状”可能是“停滞不前”的另一种说法。为什么在2004年才加入民进党（民主进步党）的蔡英文对两岸关系有此保守与谨慎的言论？除了受限于民进党的政纲外，她也顾及台湾新生一代对中共的“敬而远之”的心态，因此无法在两岸关系的改进上更加潇洒，甚至连“九二共识”也不提及。

对此我们注意到蔡英文在1月14日当选台湾总统时，美国政府就表示欢迎，因为蔡英文的亲美思想是可以被接受的（如果我们参看蔡英文的当选致词中的英文稿有特别提出重视美国和日本的关系；而中文稿则未提及，就可知道其中的玄妙了）。

无可否认的，中台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也是造成今天中台无法统一的主要因素。

在历史上，台湾岛一向以来属于中国的领土，战国时代的“岛夷”指的就是台湾。直到明朝时代，原被称为“台员”的岛屿在来自福建人的冲击下，也就改称为“台湾”（闽南语“员”音与“湾”音相近）。比较切实地说，福建的闽南是最多人移居台湾的，“闽南”话就成为台湾最流行的方言了。

在16世纪时，西班牙占有了菲律宾（1519年），葡萄牙占有了澳门（1557年）；而荷兰则占有了台湾（1624年）。在1626年时，西班牙又占有了台北，与荷兰分割台湾进行分庭抗礼。在1642年时，荷兰人又驱走了西班牙人，直到1662年郑成功打败了荷兰，收复了台湾。接着在1683年，清朝对台湾全面控制，证诸了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但是在1894-1895年发生的中日海上的《甲午战争》后，失败的清廷就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人就一直统治台湾，直到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降，才将台湾归还中国。

此时在中国当政的是“中华民国”政府，而这个政府是由国民党控制的。因此国民党、中华民国及台湾在当时是“三位一体”的。

在战后，国民党试图与共产党和解，共创新时代，但蒋介石坚持一个国家一个政体及一个总统，拒绝联合政府，也就与共产党在1946年又展开了内战。

就中国近代史来看，孙中山是倡导推翻帝制的先行者，他成立的中兴会后来发展成国民党（1912年），且在同年成立“中华民国”。这一国号意味着封建时代结束了，国民党与中华民国同在，即使后来有了国共合作（1924-1927），国民党仍是主流政体。当蒋介石在1927年成为国民党总裁后，他就成为孙中山的接班人（在1925年病逝）。从此国共不共戴天下也就有了中共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神奇故事。

虽然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导致国共第二次合作，但在赶走日本侵略者后，国共又再不能妥协，必须通过战争决一胜负。

当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基本上已结束“中华民国”的执政地位，后者也已走进历史。

不过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巧妙地将国民党搬到台湾，在这个岛屿插上“中华民国”的国旗，也带来了许多外省人，台湾又被来自大陆的国民党人实施一党统治。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开始在台湾散播仇共思想。自此之后，“共匪”成了中共的“代名词”，极尽其丑化之能事。也因为教育的关系，台湾的一代又一代除了对共产党没有好感外，也拒绝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但矛盾的是，既然仍称“中华民国”，为何台湾与大陆没有关系？难道国民党和中华民国不是从大陆搬过来的？

当党外人士于1986年成立民进党，打破了一党专政，台湾与大陆的体制才有所不同，乃至切断。可是今天的蔡英文是否是“国民党”的终结者？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能。

如果自此之后国民党再无法再抬头，则所谓新的“国共合作”的时代也就结束了。马英九“缔造”的“习马会”又如何延续？所有这一切就看蔡英文如何为民进党创造新的“共进和谈”？现在看来似乎还是可望不可及的。

刊登于2016年2月1日《南洋商报》

不甘寂寞的洪秀柱 （天下纵横）

不甘寂寞的洪秀柱在国民党又一次惨败后宣布她这回要参选党主席，这是她第二次问鼎党主席职。她是否能过关斩将仍未得而知。但凭她的不退缩，屡败屡战的精神来看，她确实勇气可嘉。

于1948年出生的洪秀柱今年已经68岁，她没有显赫的家世，只有坐过牢的父亲洪子瑜。但这位令她尊敬的父亲不是什么刑事犯，而是政治犯，“罪名”是“思想有所动摇”（即有亲共之嫌疑），乃在1946年被送至绿岛接受三年的感化教育。出狱后的洪子瑜仍受警方监视，不时有警察上门拜访。也因为这个“政治背景”让子瑜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而无法找到正当的工作，只能为人抄抄写写，多靠母亲做女工支撑家用。因此洪秀柱在中国文化学院（已升为大学）毕业后，虽有意成为律师，却与她擦肩而过，也就进入教育界工作。从1971年到1980年的十年春风化雨工作后她转入政治，在1980年加入国民党。她的父亲并没有反对她参加政治，但不要图谋私利，陷害忠良。

大概是时来运转，洪秀柱从1990年开始就连任立法议员到今天。本来是立法院副院长的她，也因为这次选举民进党的议席大增至68席（总数113席），而国民党只剩35席，洪秀柱是不可能再任副院长了。

其实洪秀柱的政治野心也不小，她在2007年时，就与吴伯雄争夺党主席，结果失败。

2014年，国民党因在“九合一”的选举中失利，只保住新北市市长，马英九乃辞党主席职，以示负起失败的责任。在那时身为第三副主席的洪秀柱有意要成为代党主席，但不成功，被推举为党代秘书长，直到朱立伦（新北市市长）在2015年1月当选国民党主席后，洪秀柱不再担任代秘书长。

由于朱立伦不断强调不参加总统选举（2016），而国民党内其他资深领导也不愿意出征，自然引致洪秀柱兴致勃勃。

在2015年4月，洪秀柱眼见党内资深者无意问津参加总统选举，乃自告奋勇宣布要成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在7月份的时候，国民党内有46%的党代表支持她参加总统，这意味着她已成为国民党的正式总统候选人。

可是在民调上洪秀柱一直落后民进党的蔡英文，洪只得20%的支持率，蔡一直保持在40%以上支持率。这使到国民党担心洪秀柱会输得一塌糊涂。

在不得已下，国民党在10月的临时代表大会上举手通过撤换洪秀柱，改由党主席朱立伦出战。这就是所谓的“换柱事件”。

即使洪秀柱很是反对，她也无可奈何，只得到大陆访问，为国民党的朱立伦拉票。但令人意料之外的是洪秀柱的两岸政策竟与国民党和民进党有别。当中共坚持“一国两制，九二共识”时，国民党是坚持“一中各表，九二共识”；民进党的蔡英文则是“保持原状”；而洪秀柱则“一中同表”，这似乎看来洪秀柱的立场最接近中共的政策。

今天国民党又因在总统选举中大败（输给民进党3百万张票），朱立伦不得不辞党主席，也给国民党的政治留下真空。

既然洪秀柱争不到总统候选人，这一回倒是要争党主席，如果没有强大对手的话，她或会有机会，但看来她当选的机会不大，因为她不可能面对蔡英文这位如日中天的对手。因此洪秀柱的失落将不会出人意料之外，毕竟她在外人的眼中只适合为人做嫁衣裳或扮演陪太子读书的角色。

虽然她不是出色的政治人物，但她似乎是永不厌倦，只想出位的政治人物。这一切也只有看天意了。

刊登于2016年2月1日《号外周报》第772期

种族主义政治阴魂不散 （现代春秋）

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这两年来发表的言论不是强调“回教刑法”的重要性，就是提出似是而非的种族性论调。例如他最近在媒体公开指责民主行动党支持TPPA（跨太平洋伙伴合作关系协议）是因为马来西亚的华人掌控国家经济；反之马来人反对TPPA是因为这份协议没有惠及广大的中下层人民，而且是美国主导的，身为人口不多的马来西亚是不可能赢过先进国家的。因此所谓公平竞争并不可信。

还有伊斯兰党也坚持一定要在马来西亚实施“回教刑法”，无视其他族群的反对，无形中也挑起种族间的某种紧张关系。

其实一个种族性的政党时不时有此倾向非始于伊斯兰党，而是在50年代便出现了。

第一个从种族主义转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政治领袖是拿督翁，但在后来又走回种族路线的还是他。

我们姑且简扼地讲述那一段前尘往事。1946年有鉴于英国决意要落实《马来联邦》（Malayan Union）的宪制，引发马来人的不满，因为这部新的宪制没有提及马来人的特别地位，也没有明确各州苏丹的地位，因此被认为是不利马来人的。结果在拿督翁的号召下，有41个马来团体响应并即席赞成组织一个命名为“马来人统一机构”的政党。在获准注册后，它被称为UMNO（即是英文字母的缩写），也在华社习惯称为巫统。

由于声势浩大，英国人屈服，同意与巫统谈商另立新宪制，也把各州苏丹拉进来签署同意书。1947年这份草案被流传，也引起华印社会的不安；尤其是公民权条款和教育问题。

职是之故，由陈祯禄带头组成的“全马人民联合行动委员会”（AMCJA）在1947年成立了；及后又与由马来国民党带头成立的“马来人民联合阵线”（Putera）联合在一道主导了1947年的大罢市，以抗议英国与巫统达成的“马来亚联合邦协议”。

虽然是大罢市，但英国也不理会这两大组织提呈的“1947年马来亚人民宪章草案”（The People's Constitutional Proposals for Malaya 1947）（简称《人民宪章》），仍然按其本身意愿在1948年2月1日实施《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接着在6月20日对马共及亲共组织展开查封行动，包括马共喉舌报《民声报》，并逮捕多人，有者被遣送回中国。

由于政局的急转直下，在陈祯禄领导下，马华公会在1949年成立了。这一种趋势是战后衍生下来的政治结构。换句话说，在马来人有巫统（1946年），华人有马华公会（1949年）及印人有印度国大党（1946年）下，种族性政党变成了一个潮流。三党组成联盟，但不解散各自的种族性政党。

与此同时，拿督翁在1951年离开巫统的理由是他坚持巫统开放门户，让其他种族也得以参加。他的意思是想将巫统变成一个各民族人民的大政党，不再以种族成分合作。可惜他的这一良好建议不获巫统接纳（领导反对门户开放的是当年新加坡巫青团长萨顿（已故，他曾任槟州元首））。

没想到当1955年举行独立前普选时，拿督翁领导的多元种族政党（此时已改名为“国家党”）在大选中全军覆没，反而是种族性政党的合作取得大胜。

在咽不下这口气后，拿督翁的思想又有了变化，他把党的重心移向登嘉楼，与回教党合作席位的分配。这种集中火力在马来选区立足的国家党显然已乖离拿督翁的初衷。

拿督翁思想在1959年的大选转回种族主义也是有下列因素造成的：①原本支持他的陈祯禄和林苍祐竟背他而去，后者更加入马华公会，与巫统合作。恼怒之余，视为一种背叛。

②在恼怒之下，拿督翁指责马华准备把马来亚变成中国的第廿个省。这种种族主义论调也发生一些效用，国家党在登嘉楼取得6个州议席，而拿督翁本身也中选国会议员。

这说明了种族性思维没有太大的改变。

第二个例子是在1959年的大选，人民党的马来候选人之所以中选国会议员，是因为他们在华人多的选区胜出。而社阵（劳工党）自从在1958年夺得乔治市市议会的控制权后，就不断高喊非种族性口号，但非华人得胜的地区也多数是华人选区如布斯达曼、V大卫及加南星。当1967年劳工党与人民党分裂后，社阵消亡，两者也是因语文政策立场对峙，显现了种族主义意识夹在其中。此时接任人民党主席的卡森阿末，虽然也是非种族性人物，但卡森阿末知道如果他不移向马来区竞选是无法中选的。结果他成功在1974年地移向登嘉楼州，但他还是输了不多票给巫统候选人。

此后人民党再也取不到任何议席，并于2003年并入公正党，但部分不加入公正党的，事后又奇迹般将人民党复活过来，只是影响力已大为减退。

第三个例子是东姑拉沙里在1989年离开巫统后，成立“46精神党”，并分别与行动党及回教党合作，淡化种族色彩。讵料在1990年的大选，“46精神党”只赢得8个国席（行动党胜了20个国席），最大功劳则是协助回教党夺回吉兰丹政权。在失落之余，东姑拉沙里也在痛定思痛后，将党名改为“46马来人党”，这意味着他不得不将党名改成种族性的标签，否则难在选举中立足。即便如此，在1995年大选时，46马来人党也只能赢得6个国席。在无望振作底下，东姑拉沙里于1996年又率党员重投巫统。这就是说，他们走出种族阴影之后，又走回头路。由此可见，种族主义政治真是阴魂不散。

转回过来，如今伊斯兰党从参与民联到与行动党绝交，不过8年光景，再走向种族宗教政治是不足为奇的。

刊登于2016年2月1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