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公务员•外劳 （天下纵横）

财政部副部长佐哈里阿都说我国的失业率很低，在4%以下。基本上属于“全民就业”的国家。但根据大马雇主联合会提呈的报告又显示，目前有20万的大专毕业生未找到工作，也就是仍在待业中（失业）。

有时候我们也真的不明白，为何马来西亚失业率偏低，外劳又需求殷切，竟有这么多大学生不能被市场吸纳。归其因是这些毕业生的英语或未达水平，或私人企业界没有提供符合大学生就业的较高级空缺，也就使到问题越来越严重。

先说说马来西亚的教育概况。各源流的小学共有7千6百余间，学生人数约300万名；各源流的中学（国民中学、国民型中学、独立中学及开办中学课程的国际学校）也有近千间左右，学生也高达200万名。

至于大专院校依序是20间国立大学、36间私立大学、7间外国大学开设分校、30间大学学院及400余间学院等，估计有学生100万人。

从这样看来，我国在籍的各年级学生总数有高达600万名，占马来西亚人口3千万的20%。

虽然比较起来，由中学升上大学的比例已提高，过去是不及5%，但如今已超过50%，仍有待提升。由此可见追求高等教育是所有人的梦想，即使不是每个人都如此幸运，但也有不少上不了大学就转入技职教育受训，他们也因得到训练成为蓝领的专业人士。因此，上不了大学者仍可在大专院校内被培养成为一方专才。

长久以来，我们都不认为大学生的失业是严重的，因为只要不挑剔，即使薪水少一些也还是有工作做。可是如今如果说20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那就要深刻的检讨了。过去政府可以在政府部门招收多一些公务员来减少失业人数，但如今已是过于沉重了；尤其是在2013年后，政府将公务员的退休年龄从55岁调高至60岁，也就影响招收公务员的人数。

但影响归影响，我国的公务员人数与人口的比例是列世界之冠的。在目前，我们已有150万名公务员（有人估算每年政府要吸纳5万人左右），占人口的5%，也就是每20人中有1人是公务员，这个数目并未包括官联公司的雇员、法定机构的雇员。与其它国家比较，我国的公务员数目是独占鳌头的，如果再加上退休的公务员，则他们所领取的津贴与仍任职的公务员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也因为能力有限，才有这么多的大学生无法被吸纳。

虽然有人拿此事与外劳作比较，希望国人委屈将就干一些粗活的工，但若以为减少外劳就能减少国人的失业率，那就大错特错了。

外劳的需求是因为我国各种领域都需要干“脏活”的人，而这些是国人不想干的。无形中外劳成了推动我国经济成长的重要动力之一。按官方的统计，合法的外劳有200余万，而非法外劳也有200万之数，两者加起来是400万，也就占我国人口的13%。

此外，以当今的实况而严，我国的大学生即使失业也问题不大，反正家庭养得起孩子，不必像以前人那样，年纪尚小就被逼出来社会谋生。这反映出今日的大学生真是活在福中而不知福。

为了避免更多的大学生失业，学校应该调整课程和教学内容，让学生能在将来学以致用，而且一定要能掌握好英语，否则要找合意的工作也真不容易。

刊登于2016年3月14日《号外周报》第777期

否定“九二共识”将“地动山摇”? （现代春秋）

中国主席习近平于去年的人大和政协两会开会期间，针对两岸关系表达严正的声明，若台湾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就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在今年3月5日的两会上，习近平强调说，北京对台方针不会因为台湾政局变化而改变，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习近平也说“坚决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对不能让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

他是针对即将在5月20日就职为台湾新总统的蔡英文表达含糊不清的讲话给予明确的回应。

原本蔡英文在竞选前数次地表达“维持现状，不挑衅也不会有意外”，意在应对舆论的质问，因为国民党承认“九二共识”，而民进党也知道这一历史事实，但还是希望与大陆重新谈判两岸关系。

当今年1月16日蔡英文以巨大票数击败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后，她又为民进党争回执政权（2000-2008年是民进党的陈水扁打败国民党的候选人连战，首次取代国民党成为台湾的执政党）。

虽然在“九二共识”的框架内有所谓“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不同观点，但因为双方已承认一个中国在先，也就要看下来谁的话语权较大。北京说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北说，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但自从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进入联合国后，中华民国就退出这个世界最高组织。抑有进者，中国也坚持与任何国家建交时，都要在协议书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转眼间，从70年代以来到2016年已经45年过去了，而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仍然未有头绪，而且在政治课题上也无法达成共识。大陆认为当国民党失去大陆政权后争议已不存在，乃至国民党拆迁的台湾也还是中国的领土。从这个意义来说，胜负已分明，何来“两个中国”？

无可否认的，所谓的“两个中国”是1949年后由美国一手泡制的。本来中共在解放海南岛后下一个目标是台湾，即便有蒋介石的国民军守在台湾，但人民解放军认为不是不可以拿下的，谁知因为韩战爆发（1950年），毛泽东在金日成请求下，也就派出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以制止美国“吞下北韩”，进而威胁中国的领土。

当韩战在1953年结束后，毛泽东发现台湾已被美国武装起来，且有美国的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以致蒋介石的国民军获得喘息的机会，中共只得另谋战略以统一台湾。

可是当有利的时间不断消逝后，毛泽东发现再也找不到适当的机会取回台湾。就这样台湾问题被搁下来了。

其实认真研究起来，蒋介石是在美国的投意下亦步亦趋的委曲求全下搞出来的，“中华民国”是辛亥革命后最响亮的国号。这个共和国是在1912年元旦由孙中山开创的，真正地结束了中国存在的两千年封建制度而为中国开创一个美好的未来。当孙中山在1925年病逝时，他的担子就由蒋介石接过棒子而成为国民党的领导人。

这位反共头子背叛孙中山的联共容共立场也打碎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1927）。在1927年之后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后，国共之间已无法“真心诚意”地合作无间。

尽管因1937年日本向华发动全面侵略，促成国共再次合作抗日，但双方已有戒心，在合作中有斗争，在抗日战争中又各有盘算。

例如当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民党又以执政党的姿态控制了中国，中华民国继续成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蒋介石不愿意与中共组成联合政府，也就有了1946年到1949年的4年内战，这一内战的结局以中共的胜利划上句号。

遗憾的是，西方国家全然不承认毛泽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而调过头来支持在一个孤岛艰难生存的国民党，并让台湾成为“中华民国”的基石。甚至在美国推波助澜下，中华民国代表中国成为联合国会员。中美之间的对峙要到尼克逊总统访华（1972年）后才缓和过来。

尼克逊访华的成果也纠正了许多的错误政策，并开始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但为了“保护”台湾的地位和反共的立场，尽量地维持现状，且同意通过“九二共识”来使到双方有了对话。马英九与习近平在去年的历史性会晤，预示着两岸问题不是不可以谈，也不是不可以解决的。

在这种情形下，习近平对民进党蔡英文的期望是按马英九的路线发展双边关系，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民进党与中共的共识是没有“中华民国”，彼此不需要背历史包袱。

不幸的是，台湾要取得“台独”并和大陆切断关系也是民进党成立的一个目标。现在时过境迁，中国已和平崛起，在今天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似乎与美国开展“新的冷战”，民进党如何切割它与大陆的关系。

如果台湾一味依靠美国来与中国对抗，那将会陷入另一个“兄弟阋墙”的陷阱。既然美国也不希望开战，而中国也对南海主权的坚持及在世界的航道建立军事基地或补给站以保护中国的石油与天然气的运输，自然会发生双方的新矛盾和新冲突。在这方面，蔡英文的选择倾向美国或保持与中美的距离，也是很关键性的。

历史已很明显告诉我们，从中华民国一直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轨道已告定型，不能再节外生枝，只剩下一条中华民族复兴与整合道路，没有第二条路会走得踏实。如果其中一方继续自我约束，以大局为重，双方就不会出现否定“九二共识”将带来的地动山摇的后果。这个悲剧绝对不能让它发生。说到底两岸再也能回避台湾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要向蔡英文喊话，不要忽略历史定下的格局。

刊登于2016年3月14日《光华日报》

种族政治主导政局走向？ —评析马哈迪领导的《人民宣言》 （直挂云帆）

研究马来西亚政治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它在有意无意中显现了种族主义的倾向。例如当1930年马共成立时，它基本上是以华人为主，而马来人及当地土著属于一小部分。因此主导左翼运动的是华人。这些人有些早年是从中国南来；有些是土生土长的。

在那个以意识形态为界线的年代，只讲民族主义运动，不讲种族主义。但除开马共基本上是以华人为主的政党（1930年）外，在战后成立的政党就自我归类了。换句话说，它们以客观的必要性组织了有种族倾向的政党，所谓“物以类聚”是也。例如在1945年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在新加坡成立）就以华人为主，重要人物有何亚林（律师）（林建材及林建寿和林碧颜的舅父）及林建材、林丰美及余柱业等（后两者被视为马共代表）。

当“马来亚民主同盟”于1948年自动消失后，英国就鼓励右翼的华人领导及国民党的上层分子组织“马华公会”，以代表华人的权益。

另一方面，马来人也在1945年成立“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这个党是左倾的，领导人有巴哈鲁丁（后来的回教党主席）、布斯达曼（后来的人民党主席）及伊萨（后来的劳工党主席）。这个政党在1950年被英政府查封，指它受到马共的渗透。

在“马来国民党”成立后的隔年（1946年），一批马来精英领导的马来人大集会终于展示他们对英国提出的“马来联邦”的激烈反对，进而组成了“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UMNO）。这个政党获得英国的支持和各州苏丹的支持，也就在1948年推行“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它的领导人就是时任柔佛州务大臣的拿督翁。

尽管在1947年时由华族发动（包括马来亚民主同盟）的华人组成了“全马人民联合行动委员会”（AMCJA），且在陈祯禄的领导下，与马来国民党领导的“马来人民联合阵线”（PUTERA）一起合作，向英国政府提出了“马来人民宪章草案”；更用马新大罢市的行动向英政府展示力量。可惜英军以掌控军警为后盾，也就拒绝这两个组织提出的诉求，并按原定计划在1948年落实“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且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同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由于英军的镇压和打压左翼政党和干部，左翼运动一时化整为零，但很快的左翼阵营瞄准了在1951年由一批英文教育者以温和社会主义路线组成的劳工党，而在60年代将它发展成公开的左翼统一阵线的先锋。当这个政党在60年代中期走向“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后，它不但与其结盟的人民党（1957年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分道扬镳（1967年），而且也杯葛大选（1969年），走上街头斗争的路线。

就在左翼阵线卷入马印（尼）对抗的斗争后（1963-1966），另一股第三势力涌现了，它们是“人民行动党”（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另组成民主行动党）、民主联合党（1968年加入民政党）。

从那个时候开始，大马政坛不再左右阵线分明，而是种族属性作为班底 。因此由巫统、马华及国大党（1946年成立）于1954年组成的联盟是保留彼此的种族性政党而合作，也就在1955年普选后成为政治主流（这一年是独立前的普选，共选出52名立法议员，另46名由英国委任）。东姑阿都拉曼作为拿督翁的接班人（后者在1951年离开巫统，另组“国家党” （早前是马来亚独立党）参加普选，不幸全军覆没）则幸运地在普选胜利后出任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两年后（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宣告独立，联盟的统治地位更加稳固了。虽然反对党力图打多元种族牌，反对种族性政党，但选民的投票倾向仍是以种族为考虑的选择。因此人们并不惊讶为何城市及华人的选民比较偏爱反对党，因为他们对联盟的表现不满意；尤其是无法向巫统据理力争。

1969年的大选结果就是一个教训。这一年马华只剩下13个国席（共派出33名候选人），与新崛起的行动党同等席位，也被民政党夺走槟州政权。

经此之后，国家政坛大洗牌，采取主动权的不是反对党而是巫统。它“打开门户”，把“联盟”摇身一变成“国阵”，也就把反对党拉进来，计有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

这一下子，风雨飘摇的政局也就平静下来，人民在经历“513”事件后已是更加认清时局，此时马华为展示其力量，也就在1971年发起华人大团结运动。

虽然这个运动不成功，半年后胎死腹中，但种族主义的烙印已成形，也影响其它政党走向种族政治。为此在这之后的几场大选，如1974年、1978年、1982年、1986年、1990年、1995年、1999年、2004年的大选都是以此作为导向，而国阵因容纳各种族政党内，也就占了优势。直到2008年的大选才见政局急转直下。此时反对党及快地与执政党角力，争夺中央控制权。从2008年到2013年的大选，几乎是反对党主导了政局的走向，执政的国阵亦步亦趋。安华也成了“民联”（反对党阵线）的共主，也没有发生成员党被国阵收编的事件，除了个别议员外，安华就是来自巫统的人。

尽管在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反对党的得票率有所增长，但它所得到的华人支持率是空前的，从75%飙升到85%，甚至有人估算近90%，而城市的马来选民也给予较明显支持，因为那时回教党还没有与民联闹分裂。

就在2013年后，民联显现的分歧与矛盾越见扩大和加深；尤其是回教党（伊斯兰党）已有离心迹象，它“坚持”要落实“回教刑法”；立场也比较靠向巫统。在情非得已下，回教党本身闹分裂，被排斥的开明派另组“国家诚信党”，而公正党与行动党又因在行政安排上的决策出现失调，也多少影响未来的合作。

在这样的政局变化下，马哈迪抓准了时机出面领导一个反纳吉的阵线，而又巧妙地反映出是马来人在主导这场运动，但有华人及印人的配合。我们只要看签署“人民宣言”的排阵就可知道主角是马哈迪，一位曾在位22年的首相。不论结果如何，人们记取的是马哈迪在“闹革命”而反对党及非政府组织若不响应，恐怕本身在舆论上会处于劣势。

从这样来分析，这还是一场巫统人在进行的内外斗争，但马哈迪已不是在内斗，而是在外斗。总之斗来斗去还是巫统人在牵动整个政局走向。

刊登于2016年3月10日《东方日报》

否定孙中山是背叛历史 （跃马扬鞭）

台湾近代历史可以从1624年开始。这一年荷兰占领了台湾直到1662年，历时38年。

而在1626年时，西班牙也闯进台湾与荷兰进行分割统治，北部由西班牙占有，直到1642年撤走（西班牙最先拿下的是菲律宾）。

此时有一位原名不见经传的郑芝龙（1604-1661）在1625年崛起。他是南安人，只是一名明朝小官。在1637年平靖海上海盗活动后就有不少的汉人从福建向台湾移居。根据荷兰方面的统计，1648年时，中国移民已增至1万5千人。在1661年时，台湾的汉人移民已高达2万名。

海盗出身的郑芝龙因明朝覆灭，也在1646年杪降清，而他的儿子郑成功（1624-1662）在大陆结合2万5千名官兵向外人统治的台湾进军，终于在1661年打败荷兰军，“解放”了台湾，但不归顺清廷。他在南明（明末）永历帝12年（1658年）已被封为延平郡王。郑芝龙与郑成功父子的逝世只相隔一年。后来其儿子郑经（1642-1681）继承父业，也没有归顺清廷。因为生活纵情放荡，夜夜笙歌，在1681年逝世，只得年39岁。

在郑氏家族经营下的台湾，也在1683年转交清朝直接统治，而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也向清朝称臣。这就是说台湾又回到中国的怀抱。

因此从1683年到1895年的212年期间，台湾是在清廷的管治下，也被视为中国的领土，可惜好景不长，当日本军舰于1894年与中国军舰开战后，前者就一举打败了清廷的军舰而迫使清廷签署《马关条约》，被逼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予日本；同时也放弃对朝鲜的保护。史上称此为中日《甲午战争》。

不论台湾人是否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台湾也确实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从清廷的手里夺过来的，而且在1945年当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举手投降后，它就遵照“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宣言”将台湾还给中国。当时在中国大陆的执政党是国民党，而蒋介石身为国民党领袖兼中华民国总统，也就拥有权力派陈仪前往台湾接收失土。

只因蒋介石在战后并不同意与中共妥协组成联合政府，也就爆发了一场4年的内战。最后以中共的胜利而在1949年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结束。

虽然如此，当中共胜利后，美国也就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迁居台湾（如果台湾不是中国的，蒋介石的占据台湾就等于是侵略了），并承认蒋的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进而让中华民国占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直到1971年联合国才通过投票将其席位交回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

这之后，中国更坚持与其它国家建交时只能承认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在一方面，台湾在国际上的“独立”地位已被“堵死”；在另一方面，1986年成立的民进党尽管是搞台独起家的，它也感到国际压力太大，力不从心，只能争取年轻一代“反共的思想和心态”来抗拒大陆的橄榄枝。

从陈水扁的上台（2000-2008）及蔡英文的当选（2016年）台湾总统，虽然可以说“台独”的心态仍未泯灭，但今日的蔡英文更需要吸取陈水扁错误的路线，明确地规划出“维持现状”的理据和底线。

就在人们对蔡英文的胜利有所谓期望时，又爆出民进党的立委高志鹏建议将“国父遗像”从法律条文中全数删除，大家今后不必再向国父（孙中山）遗像鞠躬。这种对先辈、对历史人物地位的否定是很可悲和可怜的。

不但孙中山曾三次到过台湾搞中国革命，而且没有他哪来的“辛亥革命”（1911年）的成功？没有他领导推翻帝制，中国又如何走向共和？又怎会出现1912年是“民国元年”？

这就是说，民进党要感激的是孙中山留下的宝贵政治遗产—一生鼓吹民主和科学，让“三民主义”曾一度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指标，难道民进党也要反“三民主义”吗？其实民进党感谢已来不及，还要去孙中山？也真是走得太远和太离谱了，一位备受两岸尊敬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已化成中华民族的其中一个巨大形象，又碍于民进党何事？除非台湾人民不是炎黄子孙的龙的传人，这可能吗？蔡英文得“三思而后行”，一个能够推翻2千年封建帝制的人怎能轻易地抹掉他的历史地位呢？

刊登于2016年3月7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