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2”与砂拉越选举 （直挂云帆）

1963年7月22日究竟是什么日子？竟在50年后成为砂拉越人推动“捍卫主权”的纪念日；更甚的是，砂拉越首席部长阿德南在4月23日（2016年）宣布今后722是砂拉越的公假，被称之为“砂拉越日”。

由于情势的变化让人在不明究里下接受这样的节日也引起不少争议，究竟什么是722呢？

根据史料显示，砂拉越位于婆罗洲内，与北婆罗（沙巴）及汶莱毗邻，下端就是印尼的领土。砂拉越的面积共有12万4千余平方公里（比马来半岛小一些，但比沙巴领土大），早年是汶莱王国所管辖。在1830年时，汶莱王国委任马来人拿督巴丁宜阿里（Datu Patinggi Ali）为古晋的开埠者；而班根丁·马哥达（Pangeren Mahkota）代表苏丹掌管砂拉越，后者强制性要求前者每年要向苏丹进贡，人民也要赋税，结果引起人民的不满。在巴丁宜阿里领导下反抗苏丹，要求脱离汶莱。苏丹镇压不住后，请求英国人詹姆斯·布鲁克介入其中，且在1840年被委为砂拉越总督。翌年，即1841年，布鲁克建立了砂拉越王朝。自此之后，布鲁克王朝也扩大了版图，巩固了政权，但在1888年之后，这个王朝接受英国的保护（他是在海峡殖民地总督文咸委托下敉平砂拉越动乱。他原本就是东印度公司一份子）。

1941年，日本军阀入侵砂拉越，直到1945年投降为止。战后的第二年（1946年），砂王国第三任白人拉惹查尔斯·维纳·温特·布鲁克（布鲁克家族）将整个砂拉越的主权移交英国，也放弃了王朝之名号。

几乎是在同一个时候，北婆罗洲（沙巴）及汶莱成了英国统治的领土。换句话说，自1888年起，这三邦已归英国所有，且在战后确定了为英国的殖民地。

由于婆罗洲北部全为英国的殖民地，当地人民的命运也任由英国摆布。虽然后来有通过所谓“民意调查”，得到的答案是大多数人支持加入马来西亚，可是真正拍板的是英国。

英国决心在60年代将马来亚联合邦（这个国家在1957年8月31日独立），北婆（沙巴）、砂拉越及新加坡合组成马来西亚联邦。

因为涉及复杂问题和引起国际争执，马来西亚的组成也因内外交困而延迟了成立的日期。原本英国与马来亚已推算好，在1963年8月31日宣布马来西亚诞生，如果这个日期没有改变，也就不会在后来引起东马人的不满。因为马来西亚成立后它的国庆日依然是8月31日，而不是9月16日，造成东马人在心有不甘下接受这个独立日。

马来西亚成立的日期所以有变化是因为印尼和菲律宾与马来亚抗衡，反对成立马来西亚。结果三方同意交由联合国鉴定东马人是否愿意加入马来西亚。

在时间紧迫下，联合国秘书长宇丹只能快马加鞭赶工在9月16日之前公布调查结果，因为新加坡、砂拉越及沙巴已等不及了（汶莱基于条件不合，没有加入马来西亚，在1984年取得独立）。

根据李光耀的回忆录，他是最担心马来西亚联邦被一拖再拖的，但既然从8月31日展延到9月16日才成立马来西亚，在此过渡时期就有节外生枝的事件发生了。

李光耀回忆录也提到，新加坡在8月31日已宣布“独立”（即指暂时被委托管制新加坡），而沙巴也同样在那一天“独立”；同样的砂拉越也没有例外，但他没有披露砂拉越是何时“独立”的。不论这三邦是否“真正独立”，它们都一致同意加入马来西亚，但又不得不向英国和马来亚政府施加压力。

如今经过50年后，我们又恍然大悟地知道砂拉越其实有过“独立”，日期就在1963年7月22日。

为什么早前没有人提及1963年7月22日有个仪式，即由英国总督阿历山大·华尔德（Alexander Waddell）将“主权”移交给砂第一任州元首哈芝奥本（Tuan Haji Openg）。

根据姆雷·汉德（Murray Hunter）所撰写的《砂拉越“独立日”》一文中说许多人不知道砂拉越有过短暂的独立（7月22日至9月16日，一共57天）（写于2013年7月27日）。

另一方面，熟悉砂历史的于东则凭记忆说当日是英总督回返伦敦，没有政权移交仪式，更没有宣布砂拉越独立，仅在前一天（7月21日）宣布由国民党的党魁加隆宁甘出任砂第一任首席部长，主权还是在英总督手中。

对战略有所研究的蓝中华则解读成不是主权与政权的移交，只能说在7月22日英总督委任加隆宁甘为砂拉越首任首席部长，而在8月31日委任唐纳史蒂芬（后皈依回教改名为福尔）为沙巴首任首席部长。这说明了沙砂主权仍在英国手里，因此由总督委任首席部长，权当是过渡时期的安排，也可以解读成拥有“自治地位”（可以筹划组织州政府）。

不论怎样解读722的含义，我们还需要了解为何泰益玛目仍是砂拉越首席部长时，竟突然在2013年7月22日在古晋市对面江旧总督府上演了一幕50年前英殖民地移交“主权”于砂拉越的史实。

有人说泰益玛目行将移交政权，在此时搞这玩意儿根本不是鼓动砂拉越独立，而是有所为而来，因为在这个纪念“独立日”的仪式中，打出了“砂拉越是砂拉越人的”或砂拉越人的砂拉越（Sarawak for Sarawakians）（S4S）口号，庄严地宣示这块土地是砂拉越人的。

即使泰益玛目在翌年已转任砂拉越州元首，但他起用阿德南也是苦心的培养，希望接班人能按其理想推动计划，其中最重要的是让阿德南明白砂拉越之所以有今日仍由“本土政权”掌权是因为打从一开始就发挥“砂拉越人的砂拉越”的精神。基于敏感，有一个长时期未公开提此口号，担心被误会搞“分离”，这就是为什么西马的国阵成员党至今都没有打进砂拉越（1994年沙巴的慕斯打化（前首长）大开方便之门，引进西马政党，结果尾大不掉）。

现在事过境迁，重提这口号对国阵有利，以加强自主权。而阿德南则需要用一年有余的时间来消化泰益玛目的良苦用心。虽然在2014年没有庆祝“722独立日”，但在2015年又有人发动了“热爱砂拉越运动”，并向阿德南传达讯息要他宣布722为公假。果不其然，阿德南在提名前夕答应了，这意味着阿德南接受泰益玛目的政治战略，也让人联党拿来作为党宣言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因为去年的活动有民间个人及团体做出响应和鼓励情绪，也引发行动党的注意。它反对执政党及独立人士（尤明庆和房保德）利用这口号来排斥反对党，毕竟反对党也是由本地人上阵，同样热爱砂拉越。因此他反对执政党和独立人士借题发挥；更不能利用30万人维护自主权的签名当成是政治筹码。

姑不论1963年7月22日砂拉越是否已真正独立，但它在50年后被摆上政治舞台，也算是“绝招之一”。至于能有多大的发酵，就看5月7日投票的结果了。

刊登于2016年5月5日《东方日报》

人联党与行动党的恩怨 （跃马扬鞭）

砂拉越是直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不与国会同步进行选举的州，这是因为1969年“513”事件在西马爆发而展延了砂州的州选举（当时沙巴没有举行州选举）。换句话说，当1969年大选全国的国州议席揭晓后，只剩下砂州的成绩未揭晓而因紧急法令的实施中止了选举。

后来在敦拉萨掌权下（1970年继任首相），与人联党达成秘密协议在选后加入联合政府，也就使到砂州州选得以在1970年举行（当时国家还处于紧急状态）。果然不出所料，选举过后人联党取代了砂华公会成为在政府内的华人代表。

一向高举左翼旗帜的人联党被收编是砂拉越政局改变的起步，也令人感到震惊。过后政府在1974年及1990年成功地劝说砂共放下武器（两批的武装组织，前者由黄纪作领导，后者由洪楚廷领导）重返社会（这里头有重要的骨干是人联党的党员，1963年后转入地下）。这意味着砂州不再有共党的威胁，而西马的马共则是早一年（1989年）与马政府及泰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终止了武装斗争。

从1970年参加联合政府的漫长过程中，已经历46年的人联党也自我蜕变，越来越没有社会主义色彩。但在千禧年前，它面对的敌手不是来自西马的民主行动党，而是与土保党的首席部长阿都拉曼耶谷关系恶化。当1981年泰益玛目取代其叔父阿都拉曼耶谷成为首席部长后，前者被逼在1987年举行州闪电大选，因为在同年的3月突然有28名州议员（包括4名州部长和3名州副部长）在吉隆坡明阁酒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不支持泰益，转而支持阿都拉曼耶谷“东山再起”。

面对一半议员（共48名州议员）的叛变，泰益惟有先发制人，宣布解散州议会。这一场生死战也就成了泰益与阿都拉曼耶谷之争，而人联党站在泰益一边，也巩固了它在政府中的地位，这就是所谓的“明阁事件”。这一年的州选分成两个阵营对垒，一个是泰益领导的国阵（土保党、人联党及国民党）；另一个是阿都拉曼耶谷领导的前进阵线（达雅党及砂民党）。

由于行动党（张守江原为人联党州议员，1979年引进民主行动党而出任州主席）看到有参与执政的机会（若耶谷的前进阵线胜出，就会邀行动党参加联合政府），因而倾全力角逐，在1987年派出8名候选人挑战人联党，而人联党则获分配14席，结果胜了11席，只3席败给达雅党及砂民党的候选人，行动党又再次一无所获（在1979年及1983年的州选行动党皆全军覆没）。

自此之后，人联党崛起的新一代开始相信人联党是“铜墙铁壁”，也没有其他党可取代其地位。

不过事隔19年后，民主行动党又找到一个机会向砂拉越伸出触角，这是2006年的事。对人联党来说它参加联合政府已经有36年了（1970-2006），不仅老树盘根，而且也融入了政府体制，与土保党分享了政权，因此党的上下将既得的利益当成理所当然的收获。它也认为人联党的付出已改善了华人的生活。

在另一方面，行动党虽已换了领导人（林冠英取代林吉祥），但仍不放弃在东马建立桥头堡的意愿，也就顺序换了领导人黄和联（已故）及张健仁（他取代其父亲张守江投进了民主行动党）。

结果在2006年的州大选，人联党在不甚提防行动党下，竟然让行动党带走6个州议席，使到人联党的席位剩下11席（此时州议席已增至71席，人联党分得19席）。这一警钟已说明人心正在变化中，他们不要一个忘记使命的政党，他们希望人联党找回昔日的正义和果敢的斗争精神。

讵料人联党在2011年的州选又不认为会惨败，也就采用传统的战略应对时局，可是反对党在2008年的大选在西马扬眉吐气后，更是意气风发向东马进军，其结果是12支火箭射入州议会，又有公正党3人打进州议会，在在暴露了人联党的弱点和不吸取教训（参选19席，只剩6席，况且4席是达雅人，只2席是华人）的结果。

在这种情形下，人联党在州政府内又矮了一截，副首长不见了。更不幸的是，人联党又闹分裂，造成黄顺舸另起炉灶，成立联民党（拉走4名州议员）。今届则有6人成为国阵直属候选人，导致人联党只剩下12席代表国阵出征。这个结局又显示了人联党再遭打击，如今唯一可救人联党的是它能在州选中保住一些席位吗？同时在希盟分裂底下，人联党会得到某些好处吗？新首长阿德南的效应有多大？能扭转乾坤吗？再有5天我们就知道人联党的命运了。

刊登于2016年5月3日《南洋商报》

砂州大选政局扑朔迷离 （现代春秋）

砂拉越第11届州大选已拉开序幕，虽然总共有228人争夺80个州议席（国阵土保党已不战而胜2席，总数是82席），但真正形成激烈的斗争是国阵对垒“希望联盟”；尤其是行动党直插人联党及联民党的心脏，对三个政党的未来命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们先说执政的国阵，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是通过地方议会及市议会的选举结果推选出咨询委员，这些委员再根据掌控议会的政党所推荐的人接纳成为州议员，当时称之为“三层选举”。

根据规定，人联党和国统党只控制第一省，也就各有5名州议员，其余的4个省全归亲中央的政党控制。换句话说，在36名州议员中，有26名是联盟或亲联盟的政党所组成，再加上执政党可委任6名州议员，整个州议会就由42名州议员组成。

当时亲联盟的国民党获得大多数州议席（共18席），余者归土著党、保守党及砂华党，自然由国民党党魁加隆宁甘出任首席部长，但3年后宁甘与中央政府及首相东姑失和，也就被罢黜。虽然后来经过上诉宁甘被复位，不久中央再通过州议会成功地对宁甘投下不信任票，于是换了保守党的达维斯里出任首席部长。

在1969年举行全国的国州大选时，国民党已成为反对党，人联党也在反对党阵营，但因西马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砂州的选举（因地区偏僻，延迟数天才开票）也就被终止下来，直到1970年新任首相敦拉萨与人联党商议好后，才举行砂州大选。果然正如所料，人联党取得12席、国民党也剩下12席、土著党12席、保守党8席及砂华3席。于是土著党、保守党加上人联党和砂华党成立联合政府（后来砂华解散并入人联党），而国民党倒成了反对党。

于是一个由阿都拉曼耶谷（土著党）领导的新砂州政府成立了。在1974年时，土著党和保守党合并成土保党，成为国阵（取代联盟）在砂州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党。

即便在1981年土保党内发生权力斗争，泰益玛目取代了其叔父阿都拉曼耶谷成为新首席部长，但土保党没有分裂反而更为壮大。

当2006年砂州举行第9届选举时，其州议席已增至71席，而土保党已占了35席，接近半数席位；反观国阵的其他成员党则是一代不如一代，比如后来重返国阵的国民党，在80年代分裂出达雅族党。接着又再进一步分化成人民党、民进党等，最终国民党“寿终正寝”（2013年被法院判为取消注册）。意想不到的是人联党也一届不如一届，在2006年痛失6席给行动党；又在2011年痛失13席给行动党和公正党，只剩下6席。不幸的，在2013年又分裂出联民党（本届它有7名候选人以国阵直属候选人的身份上阵），恰恰又是拿走了原是人联党的席位，而人联党本届州选只获分配13个席位（2011年参选19席）。

另一方面，民进党及人民党也有了分裂，又出现人民力量党。它的命运也与联民党一样，不能代表本身的党出任候选人，因为在马哈迪当政的时代，国阵有通过一条议案即必须得到所有成员党的支持才能够吸纳新成员。在这种情形下，联民党及人民力量党也就无法直接成为国阵成员。

为了平衡各成员党的势力，在2014年上台的阿德南（取代已升任州元首的泰益玛目成为新首席部长）（土保党领袖）有做出一些亲民决策和大动作，也引发华社的关注，例如“承认统考”，拨巨款给独中及不反对砂拉越掀起的“砂拉越是砂拉越人”的运动。

最令人难以想象的是阿德南推出了所谓“国阵直属候选人”的“制度”，本届大选就有13席是直属候选人出征的，包括联民党7人，人民力量党（Teras）3名及土保党3名。

虽然说此举意在消除成员党的内斗，但能否有成效促成团结则有待考验。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直属候选人”已操诸在首席部长手上，他的权力扩大了，今后凡是不被成员党接纳的候选人可通过首席部长出线。如果说这是为未来形成单一的“国阵”党铺路，那倒是值得尝试（但没迹象显示会组成单一政党）。反过来，如果是因此使到权力更集中在一党一人身上，迟早也会面对问题。

这之中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选后如何归队，联民党的议员是归回自己的党还是人联党也没有说清楚。

因此后遗症肯定是有的，例如土保党已占了40席，再有3席是直属候选人也归土保党的，那就说明土保党在选后就是一党独大了（因为它拥有超过半数的议席）。

从联盟到国阵的变化，我们看到的是只有土保党越来越强大，而其他成员党则是一分再分，也真的不知团结为何物？这种分化在砂州最为明显，也难怪砂国阵也出现一党独大的局面。

另一方面，本届大选反对党也是暴露了本身弱点，最严重的莫过于2015年判定了“民联”的死刑。“民联”是2008年大选后反对党首次以胜利者的姿态结合成一个队伍，对国阵构成直接的威胁。遗憾的是，在所谓“平等权力及平起平坐”下，变成谁也不听谁的，也不以大局为重，民联终于被破局。

虽然民联“寿终”后，很快又出现“希盟”（希望联盟），但这个新组织反映了从伊斯兰党分裂出来的诚信党尚未立定脚跟，就来个“兄弟阋墙”。而“希盟”之间又发生了公正党与行动党不咬弦事件，从槟城的失和到砂州选举的选区互不相让，出现了6个选区“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怪现象。

尽管双方有意“和解”，但伤害已造成，也就得由选民做出取决了。

本届州选，我们也看到反对党的各自为政的局面，除了公正党与行动党的较劲外，又有诚信党与伊党的角力，再加上两个新反对党（革新党及新达雅党）的插足和35名的独立候选人，也真让人对本届的选举有些难以捉摸，现在又加上沙巴有人被“阿布沙耶夫”恐怖组织绑架事，形成一个竞选课题。在人算不如天算下也可能影响其他课题。

总而言之，本届州选连反对党也默认形势对国阵较有利，阿德南会继续执政。问题是国阵的其他成员党能否挡住反对党来势汹汹的大军攻势吗？因此本届州选对执政党和反对党来说都是大考验的，彼此也没有绝对的把握，选清因暗流汹涌，而使局面变得扑朔迷离，只好靠选民来做出决定了。当然万变不离其宗，归根究底，这是国阵与希盟之战，对下届全国大选有直接的冲击。

刊登于2016年5月1日《光华日报》

马英九卸任前的两大动作 （天下纵横）

行将于5月20日卸职的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期满前有两个大动作，一个是在2015年11月7日破天荒地在新加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面谈，这是国共领袖于1945年后的第一次会晤。换句话说，双方切断了关系70年后，又再上演“国共和谈”，但这个“和谈”也没有达致什么成果，只是重申对“九二共识”的重要性。

虽然马英九此行是为国民党参加总统选举而造势，但仍挽不会败局。民进党的蔡英文当选总统也反映了台湾年轻一代正寻求改变来“改造台湾”。

另一个是马英九在卸任前先后访问两个具有争议性的岛礁，以宣示台湾（中华民国）的主权，这也给接任的蔡英文留下难题。

本来台湾很早就占有“太平岛”（南沙群岛）及“澎佳屿”（东沙群岛，但也没刻意大事宣传，以免引发争议）。有鉴于台湾是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也不在此时做出争议。

不过由于历史的发展，台湾直到今天只能保住这两个在南中国海的岛屿，但表明不会放弃对钓鱼岛主权的争取，因为台湾认为日本是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下通过《马关条约》占据了台湾、澎湖列岛及钓鱼岛，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才将之交还给中国（国民政府），可是钓鱼岛则移交美国托管，后来在1972年移交日本冲绳县管辖。虽然直到今天钓鱼岛仍是没有发展，但国际石油公司地联合攒取石油及天然气也是有目共睹的。

为了安全起见，日本也就允许有人住在钓鱼岛，尚且私下买下“收归国营”，可是中国也绝不放弃对钓鱼岛的拥有，自然与日本产生极大的对峙。

在这种情形下，马英九于今年4月访问“澎佳屿”，主要的目的也是在探查钓鱼岛的动静，因为这两个岛屿十分接近。而在马英九之前，民进党的陈水扁总统在2005年也访问了“澎佳屿”，并在岛上立了一块题为“海疆屏障”的纪念碑。而这一次马英九也同样立碑纪念，留下八个大字“和平东海国疆永固”，藉此提醒蔡英文不要忘记“钓鱼岛”之痛。

另一方面，马英九也在2015年向海牙国际法院提呈一份陈述书提出“太平岛”归属“中华民国”，它不但有机场、有港口、有食水也有农作物，并有驻军生活，因此它是一个“岛”而不是“礁”（Rock）。

可惜国际法院在2015年驳回台湾的陈述，指说“太平岛”只是归为“礁”不是“岛”，因它不适合人类居住。由于这个仲裁不但对台湾不利，也对中国不利。

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菲律宾将南中国海岛礁主权之争提交国际法院，如果马英九所陈述的“太平岛”是“岛”得以成立的话，那么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太平岛尚拥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也就等于太平岛的土地主权和领海权已触及菲律宾岛了。因此菲律宾不具备提告之权利（菲律宾是在美国鼓动下于2013年向海牙国际法院挑战中国以“九条线”作为拥有南中国海“岛礁”的主权是违反“联合国海洋公约”的）。

由于国际法院驳回台湾的陈述，马英九也在今年1月28日率媒体及学者登陆“太平岛”以让他们鉴定“太平岛”是“岛”还是“礁”？

有关人士在访问后一般承认“太平岛”是“岛”，因为它有从井水打出来的自来水，可以引用，也可以养家禽及种植果菜。

在这方面，中国对于世界七大工业国（G7）于4月在“广岛”的会议深为不满，它认为会议通过的议决是针对中国的：所谓要遵从国际法院的仲裁，要维护班机航行于上空飞行的自由。这又显示西方国家也借南中国海课题使之国际化，企图打乱了中国主张“双边谈判，寻求和解”的方案。

由此来看，马英九的这两个大动作也给蔡英文带来一定的压力，她不能无视于存在的现实，也不能回避中国的全球战略。这就是蔡英文上任后面对的挑战。

刊登于2016年5月2日《号外周报》第78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