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社对砂州大选的省思 （直挂云帆）

砂拉越第11届大选已尘埃落定，成绩也如一般所料，国阵继续掌权，但国阵此次在城市区也夺回一些议席，让人感觉到选民在投票时已有了第二个想法。

当4月25日提名过后，我们看到几个独特的现象，其一是总共有228名候选人争夺80个席位（另2席已被国阵不战而胜），其中独立人士占了35人。其二是国阵推出新的战略，将一些亲国阵的政治人物当成直属候选人（主要是因为国阵后来修改章程，规定只要有一个成员党反对，就不可吸纳新党加入国阵。因此脱离人联党的黄顺舸团队虽另组“联民党”（UPP），只能先退出联民党，以国阵候选人的身份出征）。这一批所谓直属候选人共有13名，其中联民党占7人（输掉两席），人民力量党（Teras）（由民进党分裂出来）占3人及土保党（PBB）占3人。

这种微妙的安排是因为本届州选的议席已从71席增至82席，而居主导地位的土保党（1974年土著党与保守党合并而成）在历来的选举中只胜不输，因此在上届参加35席全胜，而本届参加40席也全胜。据知因为土保党参选不能超过半数，本次也就通过国阵直属候选人将3名土保党人送进州议会，这意味着土保党已稳占超过半数的州议席，是没有任何成员党可以动摇的。

其三是现在州选已过，黄顺舸领导的团队会回归人联党吗？本来首席部长阿迪南（也是砂州国阵主席）有说选后中选的直属议员要回到原来的党，后来又说可以考虑将他们的党吸进国阵（这就意味着这些政党可以参加国阵了）。

这对人联党是不利的，但沈桂贤和黄顺舸之间能和解吗？我们不得而知，到底谁会是老大，也还是有争议的。

其实砂拉越自从有直接州选以来（本来是1969年举行首次直接州选，因西马爆发“513”种族流血冲突事件，砂州大选因尚未算票（面积广，交通不便），也就被暂时中止，展延至1970年才举行）。自此之后土保党一直处于主政地位，它不但结合了达雅族和穆斯林土著形成一个大体系，而且逢选必胜，只是在1987年的州选有特殊的原因（这次闪电大选是因为土保党内窝里反，共有28名一半的议员倒戈相向支持前首席部长阿都拉曼耶谷，历史上称为“明阁事件”。当时的首席部长泰益玛目宣布闪电大选，但选举的结果是国阵28席（土保党14席、人联党11席及国民党3席）；而阿都拉曼耶谷领导的前进阵线则赢得20席（由国民党分裂出来的达雅党15席及砂民党5席），形成两线制。及后，砂国阵又将达雅族党及砂民党吸纳进来。

换句话说，经过那次的教训后，砂州的土保党越见团结，而国阵的成员党分裂的分裂，下沉的下沉。因此即使在2011年的州选，民主行动党几乎把人联党“连根拔起”，也无法动摇土保党的江山。还有人联党的分裂及民进党的分裂对砂州国阵也是无伤大雅的。

人联党的无奈已在本届大选前后表露无遗。本来仅剩下6名州议员（参选19席，输了13席）的人联党已够可怜，不幸再分裂只剩下2名州议员。

在缺乏筹码下，人联党只能逆来顺受地哀兵上阵。但它能从行动党的手里夺回一些议席吗？初时是没有把握的，如果不幸连原有的2席也输掉，那就意味着人联党已“穷途末路”了。 因为人联党只分配到13席，而联民党则有7席，它给人的印象是人联党已输不起，再输就是没有未来。

就因为人联党在作最后的斗争也真的“感动”选民对这个本土政党有些依依不舍；尤其是在2014年换了新首席部长，已没有“白毛”的形象后，基本上已压下了反风；此外也是在这一年，砂州政府又暗中允许一些非政府组织在7月22日搞起“砂拉越人的砂拉越”运动，以强化砂州的主权（1963年7月22日被视为砂“独立”的日子）。

阿德南在2015年时也不阻止发挥热爱砂拉越的运动，继后他又干脆宣布722是砂州公假，很巧妙地“唤起”人民要爱护这片土地，不要让外来的人占有。结果人联党胜了7席输了5席，也就意味着人联党有望翻身了。

另一方面，这对东渡的西马政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本届州选来自西马的公正党、行动党及诚信党表面上以“希盟”的团队大举进军砂拉越，实则在选区分配上却无法协调，不幸出现6个选区是两党重叠的。这就是说，反对党上演“兄弟阋墙”，而且也没有妥协的余地。虽然这些争议的选区以达雅族选民为主，但行动党认定这是它打入达雅族的大好机会，而公正党也认为它的胜算不错，讵料开票以后6席全输。其实早有先例，竟无法“感动”两党的领导人，也就发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悲剧了。

老实说，这次行动党是大军压镇的，准备拿下华人区后又能拿下一些达雅族选区，为日后夺取政权铺路。因此它排出31名候选人，终于让一些选区烟硝弥漫，连带也影响城市人的情绪。结果行动党在几个因素下输掉原有的5个议席，只剩下7席。这种退步不能不说是严重的受伤，因为火箭好不容易经过32年的奋斗（1979年至2011年）后才第一次崛起成为不同凡响的反对党。今次虽然也是由林吉祥领军，但还无法突破。这说明了种族政治仍然深深地影响选民对某个政党的标签。

虽然公正党比较明显展现其多元色彩，而派出40名候选人，但它还是被视为“外来”的政党，只能维持原来的3席，也就是无功而返。

至于诚信党及伊斯兰党，从得票率来看，它们是无法打进砂州的土著社群。因此反对党有需要针对东马的政局与西马有所不同而作出调整和改变。

如果说巫统可以通过间接的影响力促使砂州的本土政党归顺于中央，那么西马的反对党也可以让东马的沙砂培养起本土化的政治实体，而后再形成一个统一阵线（如砂州国阵也得隶属于西马国阵），这样一来或能使东马的人民感到舒服。

人联党及华人选票的回流也说明了选民用智慧作了选择，就是在无法“改朝换代”下与其将人联党置于死地，不如让人联党“起死回生”，以在政府内有所作为，除非反对党能起而执政，否则让人联党再站起来又不放弃行动党，算是砂州华裔选民认为“最好的选择”。

总的来说，人联党与联民党如何合作，如何在州内争取较大的权力，进而影响州政府强化砂州应有的自主权，也成了当务之急。华社也正在审视阿迪南效应下人联党与联民党在未来如何展示昔日的风采。

刊登于2016年5月12日《东方日报》

我国华文小学的困境 （现代春秋）

上个月在吉隆坡拉曼大学参加一项由华总主催的东南亚华人研究学术研讨会，与来自马六甲的督学刘荣禧同台演讲时，发现他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挑战”提出了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课题。

其一是在城市人口密集的地区华小经常额满供不应求，而在一些旧城市及偏远的乡镇，华小的学生不断地减少。

例如目前有1292间的华文小学，但其中537所华小的学生人数少过150人，被称为微型华小，占了华小总数的42%。

根据2014年的记录，其中有44所华小的学生少过20人；有些竟只有2、3名学生，甚至出现了没有新生源的困境。

因此他认为必须要严正看待华小学生人数两极化的问题越趋严重，如果没有做适当的调整和转型，这类的微型华小不仅不符合经济效应，而且学生的成绩也不见得好。

虽然一般上我们保持的观念是一间都不能少，但重点是这一大批微型的华小总有一天会更少生源，而且目前我们已看到竟有44间华小的学生不足20人，比起补习班的人数还不如。

由于华社有所坚持，政府也就不要做“臭人”，即使学生人数与教职员比例一样，也照办不误，当然这也是花纳税人的钱。

近些年来情况有恶化的现象（就是微型华小数目越来越多），因此有人提出是否可以考虑将附近的华小并在一起，而生源极少的华小可以暂时不开，但获准保留学校的注册证。

虽然这样的建议被认为可行，但一般上面临窘境的华小都是优先搬迁到人口众多的地区。在这方面，这些年来也确实有些学校的董事会做到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还有不少华小在风雨飘摇中。

其二问题出在哪里呢？刘督学提出令人不得不关注的数据。他说国民小学（马来小学）在2000年是有学生221万9252人；在14年后，也即是2014年时，学生人数企于221万9941人，基本上只增加689人，但反倒说明国小生源没有流失。

至于淡米尔小学，在2000年时，有学生8万9175人，而在2014年时，增至9万3563人，也就是增加了4388人。

反之国内的华文小学就面对问题了。在2000年时，华小生共有62万3343人。2007年达致最高潮，有64万8252人；但到了2014年时，华小生共有57万1315人。换句话说，在14年内，华小生减少了5万2028人。这说明了在马来西亚进入华小的学生已逐年有所减少，而国小保持原状，淡小却有进展。人们所持的理由不外是华人减少生育，实行计划生育，学生自然减少。此外也有人不得不归因于国小的华裔子弟也相对增加了。

还有一点是人们把孩子送进国际学校越来越多（已逾一百间），影响了华小的招生。幸好因收费不低，也就不算是严重影响华小的生源。

其三，刘督学又补充另一个数据来说明从2008年到2013年的5年间，国小学生人数平均有2百余万，但没有流失生；淡米尔小学则有113人流失；华小就是最严重的了，它平均每年流失1030人。如果以5年来统计，就有5151人流失了。

他们流失去哪里了？最多是辍学，极少数是出国或转入国小。这又告诉我们华小面对的危机比想象中还大，不仅牵涉到学校设备的简陋，校舍的年久失修，而且软件也不到位，更触及生源减少和学生流失的挑战。

如果说当今我国的华小生不及60万名，其中有近10万名是非华裔生，估计占华小生的15%左右。以此类推，我们也可以预见进入华小的非华裔生会逐年增加，而华裔生的减少也就不可避免了。

既然华小本身问题重重，负责华小的机构和组织就要花更大的精神来解决问题，光是做出调查研究，提供数据，只能唤起华社关注。若没有提供解决方案，外人也只能对相关华小望门兴叹。对此我们经常听到的是要求政府在市区增建华小，就是少有听到如何将微型或特微型的华小进行整合。

有人说如果调整恰当的话，我国的华小不需要追求数目字，以数目来炫耀华社的热爱华校精神，反而可以脚踏实地、果敢地以大无畏的精神打破陈旧与传统的观念，将每间华小办得有声有色。有人因此说维持在八九百间至少B型以上的华小就能够应付华人的需求（这有待调查）。

就此我也在会上提出我的教育观点，我以韩江小学为例，在90年代，韩小学生突破1300名，因而董事会决定增建一座校舍，预计可收生至1600人左右。可是在1999年开幕的时候，韩小的学生人数被约束了，因为在韩小附近还有6间华小，如果大部分新生分派进韩小，附近的学校就缺少生源了。我们也作过统计，韩小每年报名的学生超过250名，一般只能被分派150名左右，不然邻近的华小怎么办？

我们也为此事找过教育局长商量，他说对不起，如果将韩小转成特大型的话，那附近的华小还能生存吗？

就这样，韩小的学生被限制在1千人之内，通常保持在8、9百名之间，被列为A型。

由此而引伸，华小的校舍的维修与改建是需要关注的，软件的普及更不在话下；再加上师资阵容的鼎盛及教学的认真，就一定会让华人另眼相看本国大型的华小。

即使在今天有人说华小功课实在多，孩子整天不是做功课，就是补习，童真也真的给书本压扁了，但我们还是觉得华小的校风和学习风气是挺好的。在没有研究出更好的教学方案前，随意的改动或改变会让学生难以适从。举例来说，政府在2003年推出英文教数理是不错的。讵料在2012年后又再改回用国语教数理，也难怪我国学生参加国际的数学及科学比赛总是叨陪末座。

现在就应行动起来拯救微型华小的困境，否则就是太迟了。

刊登于2016年5月9日《光华日报》

从马来亚到马来西亚 （跃马扬鞭）

因为东西马的差别和各获得独立的日期不同，也就一直对独立日有不同的争议（西马，即马来半岛是在1957年8月31日独立；而马来西亚则是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

为厘清对日子的纠缠和对地位的“争执”，我们有必要回看历史。

这段历史我们从马六甲王朝开始（1403-1511），它的版图涵盖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在生存了108年后，终于被第一个西方势力（葡萄牙）所攻下，直到1641年又被第二个西方势力（荷兰）占领。

接着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1600-1858）在1786年拿下槟榔屿；复于1819年拿下新加坡。当荷兰在1824年让出马六甲予英国后（以换取英国放弃在苏门答腊明古连港），英国就在1826年将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组成海峡殖民地（俗称三州府）。1874年，通过《邦咯条约》英国的管制范围伸入马来半岛。到了1896年，半岛内的吡叻、雪兰莪、森美兰及彭亨被划为马来属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而在1909年时又有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及登嘉楼被划入非马来属邦（Unfederated Malays States）。到了1914年柔佛是最后一个被纳入非马来属邦内。

这就是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前，英国已把马来半岛分成三块（海峡殖民地、马来属邦及非马来属邦。这只是名称上的区别，不等于说非马来属邦的马来人为少。其实它们是最多马来人集中居住的州属）。这意味着英国可随意对版图私相授受。

英国人对马来半岛的统治是全面的，通过军事力量与政治控制达成，因此住在马来半岛（包括槟城和新加坡的）的人民都必须受制于英殖民主义政府。也正是英国开了头，在1842年从清廷占有香港后，就有大量的华工移向海外，启开了先辈向海外移民的历史。“海外华人”这一名词也成了世界公认的独有称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期间，日本统治了3年8个月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英军才重临马来亚。在翌年（1946年），英国强行推出“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的宪政，只要各州苏丹同意，即可在英国国会通过。后来因马来人的强烈反对，不但组成了巫统（1946年），而且也促使英国放弃“马来亚联邦”的宪制，另与巫统达成“马来亚联合邦协定”。

这个决策是硬生生地把新加坡切割开来，留下11州组成新的体制，在1948年2月1日正式生效。就这样，在政治上新加坡与马来半岛分离了，海峡殖民地不复存在，因为槟城和马六甲归入了马来亚联合邦。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获得独立，东姑成为第一任首相。而被分割出来的新加坡则在1959年举行林德宪制选举，人民行动党在51席中赢得43席，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总理，但仍未独立，大权握在英国手里。

原本马来半岛的人民是从未想到马来亚联合邦会起变化，更意想不到新加坡有回归的一天，但英国早已盘算要将东马的三个邦（北婆罗洲—沙巴、砂拉越及汶莱），连同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合并起来，因此特别通过东姑宣布可能会扩大联邦组织，将一些未独立的地区，但属于英国的殖民地纳入来。这对新加坡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也就十分积极响应马新合并，组成马来西亚联邦。

另一方面，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有不同的政治生态，虽然1962年英国成立柯波调查团鉴定东马人的意愿，达致结论说绝大多数人支持加入马来西亚。

可是在1959年成立的人民联合党就在砂拉越表达对英国安排人民的命运感到不满，及后才又有了国民党及土著党及保守党的出现，它们基本上支持合并，也就冲淡了反对的声浪。

沙巴更是在政治上后知后觉，虽然卡达山机构及沙统赶着进场，但首席部长还是由英国钦定。它选中唐纳史蒂芬出任沙巴首长；另同意国民党的加隆宁甘成为砂拉越的首席部长。

本来马来西亚定在1963年8月31日成立，但在印尼和菲律宾反对下，马来亚政府只好进行商议，三方也勉为其难接受联合国组团再行调查。结果联合国在9月14日的报告出炉，说明东马人民同意加入马来西亚。

就这样，马来西亚在风雨交加中诞生了（1963年9月16日），结果是印菲与马绝交；印尼更掀起反马运动，政局动荡不安。抑有进者，未及两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1965年8月9日），剩下沙巴和砂拉越仍留在马来西亚。可是经过多年的讨价还价，又出现了东马的沙巴与砂拉越不同意“沦为”马来西亚的一个州，而是与马来亚联合邦共同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因此不但要坚守20点协议，而且要维护一定的自主权。“砂拉越人的砂拉越”及“沙巴人的沙巴”的口号也在这个时候被炒热，当然目的不在于脱离马来西亚，而是要多一些权力和权益（毕竟单方面脱离马来西亚是绝不允许的，也违反20点协议书。除非是马来西亚国会通过—如新加坡在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

刊登于2016年5月9日《南洋商报》

回看历史：合则兴分则衰 （天下纵横)

争议性人物再益依布拉欣首次向林吉祥公开建议“忘了行动党与公正党的竞选盟约”，因为从第13届全国大选（2013年）及本届（第11届）（2016年）砂拉越州选来看，两者之间的合作并不和谐，最好的反对党盟约是行动党与国家诚信党的合作。

虽然在砂州选后（5月7日），再益将与林吉祥共进晚餐，并会讨论相关课题，但我们看来如两党解约回到各自为政的时代将得不偿失，除非有一方做出“伤害另一方的大动作”。例如在2015年，伊斯兰党在大会上通过与行动党断交，并矢言推行“回教刑法”，自然造成“民联”的瓦解。

当然从历史上看，反对党的合作由来已久，就是没有办法持久。比如左翼的人民党与左翼的劳工党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日时宣布联合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而后又私下与伊斯兰党暗中合作，结果在1959年的大选反对党有了佳绩（伊党控制吉兰丹和登嘉楼）；社阵则在城市（市议会）和城乡地区（乡议会或县议会）取得突破，1958年控制了乔治市议会。

可惜从1961年起，反对党结合成反“马来西亚计划”，也就与执政党（联盟）势不两立；再加上印尼也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导致国际关系紧张。人民担心国家会因外来势力的干预而出现变化，也就在1964年的大选全面转向支持联盟，不支持反对党的反马来西亚政策，选民忧虑反对党与印尼过于接近，会与印尼一道反马来西亚。结果这一年的大选联盟大捷，反对党惨败，社阵只剩2国席，伊党则剩9席，反对党合作的基础已摇摇欲坠。

果然不出所料，1967年社阵分裂，人劳两党各自为政，新加入的国民议会党也因大选失败“终止”在社阵内扮演的角色。

惟有来到1969年的大选才见反对党又组成松弛的合作，新成立的民政党（1968年）与民主行动党（1966年）避免在同一个选区重叠候选人，也就达成单挑国阵的策略。伊党虽未公开参与反对党合作，但它没有阻止民政与行动党的“君子协定”。此时劳工党已宣布杯葛大选，也就不派人角逐，留下的政治真空分别被民政党和民主行动党所瓜分。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槟州政权竟告易手，林苍祐领导的民政党异军突起，执政槟州。不久之后，因民政倾向国阵（巫统），造成它与行动党关系恶化，从此不再“称兄道弟”，而是“不共戴天”。继后，反对党之间的合作也就成为空谈。

直到1990年，我们才又见新的反对党联盟出现，即东姑拉沙里从巫统分裂出来组成的46精神党（1989年）分别与行动党及伊党结盟，以期有所突破。结果伊党再次站了起来，重夺丹州政权；而行动党也大有斩获，林吉祥只差3席就起而执政槟州了，唯独46精神党斯人独憔悴。

就在46精神党（后易名为46马来人党）在1996年重返巫统后，马哈迪开始注意安华在党内迅速地成为党内老二。1998年，安华终被开除党籍，他也被迫另组“国民公正党”，而且急快地与伊党和行动党合组成“替代阵线”。讵料1999年的大选伊党又再从中得利，再次巩固了它在东海岸的势力，拿下吉登两州的执政权。另一方面，因为行动党直接参与有伊党也在内的结盟，无法取得华社的谅解，也就被马华和民政分别取回它们的选区。

2001年，行动党不能忍受伊党的宗教治国论，被逼退出替代阵线。

既然合作已成残局，在2004年的大选时，国阵再次将“各行其是”的反对党打得落花流水，这又再次证明反对党的分裂是本身的致命伤。

为此当安华在2006年出狱后，唯有再从选区划分开始3党合作，终于给2008年带来“政治海啸”，一个前所未有的“民联”成立了，与执政的国阵遥遥相对，形成两线制。

没想到3党的合作在2013年时又出现另类的“华人海啸”，行动党几乎成为华社的代言人。

如今虽然“民联”之后又出现“希盟”，但希盟中各党能否推心置腹？国家诚信党有影响力吗？如果公正党与行动党关系破裂，反对党又将如何改朝换代呢？

在没有更好的方案之前，与其现在改，不如再忍，看看两头大象怎样收拾残局，有可能破镜重圆吗？

总而言之，反对党要永远记得一句话：“合则兴，分则衰”是颠扑不灭的大道理。

刊登于2016年5月9日《号外周报》第78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