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槿惠的悲剧人生 （直挂云帆）

大韩民国（南韩）总统朴槿惠被弹劾的事件（2016年12月9日）是亚洲世界的大事，她不但反映了女人攀上高位的艰辛历程，而且也衬托出家族政治给她带来的无形和沉重的包袱。

事缘在今年9月20日的时候，总统闺蜜崔顺实被揭发与两个基金会有密切的关系，也把基金会的资金用在女儿郑尤拉身上。

接着事情的发展太过令人震惊和难以理解。除了郑尤拉被踢爆是走后门进入韩国著名的梨花女子大学外，更爆开总统朴槿惠的讲稿交给崔顺实过目及修改。由于事件的非同小可，朴槿惠第一时间向国人公开道歉。

但这种道歉已于事无补，因为这等同总统允许闺蜜干政，而且也让崔顺实借总统之名而向大企业行不法受贿之实。若是此事无可否认，也就意味着朴槿惠怂恿或姑息其闺蜜出轨乃至作奸犯科。也正因为事态的严重和非同小可，朴槿惠的未来已是一片漆黑。

根据另一则消息说，事件之所以被公开出来起因于崔顺实与其小男友高英泰（亚运击剑金牌得主）为一只小狗而结怨。高英泰向国会供证（12月7日）时称，他在2014年受崔顺实之托，代为照顾其女儿的小狗。刚好他将小狗带回家后，就自个儿去打高尔夫球。讵料崔来到其家发现没人照料小狗乃与高起了激烈的争议。

因为这件事，使高英泰一直耿耿于怀不肯罢休，也就在调查一些证据后借此事在不久前向媒体告发和爆料。

讵料此对扑谨惠造成巨大的伤害，她们两人相识于40多年前，即朴槿惠母亲被枪杀之后（1974年）。这一年的光复节，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总统主持典礼，突有枪声射向主席台，躲避不及的陆英修也就被当场击毙，全国哗然。后查知是北韩特务所为。

因为蒙受丧母之痛，朴槿惠在心灵上的创伤也被一位神秘宗教人士闯入她的精神世界，这个人就是崔太敏（崔顺实的父亲）。

经过崔太敏的开导，朴槿惠也肩负起“第一夫人”的职务（有人说她不希望她父亲身边又来了第一夫人，因此她的扮装也学足了母亲的形象且成为父亲的左右手。这一年刚好朴谨惠大学毕业。

1994年，崔太敏逝世，而其第四女儿崔顺实也成为朴槿惠的好朋友，并鼓励朴走入政坛。

反过来，崔顺实也利用朴槿惠的名气和经济实力为自己建立起庞大的生意人脉网络，也向韩国大企业集团集资800亿韩元进入由她掌控的两个基金会（Mir基金会和K-Sports基金会）。

种种迹象显示，崔家与朴槿惠的关系成密不可分。当1998年朴槿惠首次当选国会议员后，她就聘请崔顺实的丈夫郑润会当秘书。这为崔家提供了致富的方便，甚至崔也被指介入洗黑钱，通过基金会（被政府批准的）向企业敛财。

更甚者在今年10月24日，韩国JTBC电视台取得崔所使用过的平板电脑中发现，朴总统就任初期的各项演说文件都提前送交崔顺实修改。

但鉴于崔即非公务人员，怎可以绕过青瓦台（总统府）拿到总统的秘密文件？于是一波又一波的示威浪潮冲着朴槿惠而来，抗议声不绝于耳，也预示着她的政治生涯已走到尽头。

这对朴家来说又是另一个悲剧收场。毕竟朴家的政治历史是这样写道的：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1917-1979）是军人出身（1942-1963）。

1950年韩战爆发时，朴正熙担任第9师参谋长。1953年留学美国。1957年从陆军大学毕业后出任陆军第7师师长，晋升少将。1960年调升陆军战队参谋长。也是在这一年，朴正熙发动政变成功，把权力抓在手里，迫于肯尼迪总统的压力，朴正熙不得以军人身份出任总统，乃在1963年退役角逐总统而胜出。此后，朴正熙走向独裁的道路，在1967年连任总统，更在1971年当选第三任总统。接着在1972年，藉着来自北方的威胁（北韩），颁发了紧急状态，下令解散国会，也趁此时修宪，取消总统的连任限制。

1973年和1975年的总统选举，朴正熙上演独角戏，只有他一人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自然中选。

也是因为人民对独裁政治的不满，乃在1974年枪杀其夫人陆英修，更在1979年本身被情报部长金戴圭枪杀（后被判死刑）。

从1963年到1979年的16年执政中，朴正熙虽有建设上的成就，但人民不敢恭维其铁腕手段。

他的逝世也导致他的女儿朴槿惠（1952-）及弟妹不得不离开青瓦台，回到一介平民的生活，他尝尽了人间的冷漠与鄙视，也连带不喜欢独裁者的下一代。

在情非得已下，朴槿惠只得修身养性过着孤独的生活。在金斗焕（1980-1988）当总统时，她被剥夺参政的机会，直到1998年才得以重回政坛当选国会议员。换句话说，在离开政界19年后，又重新回到政治舞台，此时的她已准备走上他父亲走过的道路（在2004年接任大国家党党魁）。

2012年，她成功地代表新世界党（将大国家党易名，也从大厦搬入帐篷办公）角逐总统而胜出，获得的支持率高达63%。在男尊女卑的社会朴槿惠能够脱颖而出也是与她的父亲有关。而如今因为姑息养奸，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好不容易才摆脱父亲留下的阴影，又重新回来了。虽然朴正曦被民调（2015年）认为是历任总统中最特出的总统，但他的政治罪责也使到朴槿惠在闺蜜案件中被人民阶级攻击和发泄，证实成也朴正熙，败也朴正熙。

刊登于2016年12月15日《东方日报》

种族与宗教主导下届大选？（天下纵横）

本届的巫统大会更像一场誓师大会，除了党领导人在大会上向马哈迪及行动党左右开弓外，党基层代表更是肆无忌惮地发表极为种族主义的言论。例如来自峇眼区部的妇女组代表哈米达就不理其他族群的感受，提出了极不合逻辑的反华言论。她说官联公司原本属于马来人，为何委任非巫裔为高层？她举例实达集团（SP Setia）其大股东是国民投资公司，算是官联公司，为何在槟城的首席执行员及总经理由华裔担任？她认为马来人不乏专业与合格人士，大可以出任这些职位。

这种论调真是百分百的种族主义，若反问回她，为何马来西亚的20间的公立大学没有华裔担任大学校长？难道华裔学者不具备条件吗？如果硬说这是马来人的政府，那国内的其他族群就不可以担任高职？这又怎样促进种族团结呢？

还有妇女组主任莎丽扎抨击马哈迪为了儿子慕克里不惜与行动党林吉祥“亲嘴”，违背了他原先的立场。一段反行动党言论弥漫在巫统大会上空。

巫青团长凯里的言论也让人感觉为何他不制止或谴责种族主义的论调在巫统大会上出现？既然他说在净选盟大游行的隔天，他刚好参加联邦直辖区国阵青年团的城市青年大会，但他在大会中没听到有人提议推翻民选政府或领袖，也没听到有辱骂和人身攻击的讲话。如果凯里一边赞扬国阵青年大会守纪而不出口伤人，那么他应该劝喻代表们不要在巫统大会上信口开河。

再一个例子是野新国会议员阿末韩查说，交通部长一职应给巫统的人担任。他没说是基于什么理由，也没说马华的廖中莱应调去什么部门或失去部长。这样的动机就暗示政府一切由巫统控制，其他族群就可以不必参与政府事务？这不是种族论调又是什么？

还有吉兰丹的代表莫哈末沙布丁指责一些华人沙文主义者，反过来质问马来人及土著地位，更要勾结外国势力倒政府。

另一方面，半岛马来学生联合会（GPMS）主席占比里在年度大会上，当着纳吉的面，指责统考未遵循马来西亚教育政策，切勿承认之。这与马华的要求形成反比例。如果不加以协调的话，就会加深种族间的鸿沟。

除了种族言论阴魂不散外，涉及宗教的，伊斯兰党似乎已说服巫统高层一起推动私人法案，修改355法令。

为此纳吉已承诺接手哈迪阿旺的私人法案成为政府法案，但他保证不会出现一国两制，也不会有双重的刑罚。其目的是为了争取伊党归顺政府。

伊党在2015年与行动党决裂，就是要有较大的力量来推动回教刑法。如今在时机成熟下，显示巫伊合作已水到渠成。但政府要如何修改，我们尚未得知。

由此来看，我国仍然存在着种族主义和宗教主义的“胁迫”，只要有人时不时放出种族言论，那就会使到其他族群有所担心而进行反击。

也因为反对党至今仍陷入矛盾状态，因此国阵提早大选完全是有可能的。

只是人们无法知道，这一回的大选反对党有多大的威力？若是伊党坚持自派候选人形成三角战，局面就会对反对党不利。这是每个人都看透的问题，伊斯兰党也没有例外。

无论如何，我们会看到第十四届的大选，其主题仍然围绕在种族和宗教身上，到头来，谁会占上风，也无法过早作出“结论”，但对国家的民族和谐与团结确实没有带来正面的讯息。

刊登于2016年12月12日《号外周报》第816期

香港不等同槟榔屿 （现代春秋）

先是英国外交大臣菲利普·哈蒙德在今年4月会晤香港特首梁振英后，向BBC电台记者说，对香港来说，“独立”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他反而能认定中国提出的一国两制对香港是正确的选择，并希望在这样的安排下，在未来的许多年会一直维持着。

后是末代港督彭定康于11月访问香港时在外国记者俱乐部的演讲会上指出香港独立不是答案。当地越演越激烈的独立活动是个可怕的错误，只能激怒北京，破坏中国治下的香港民主化。

他说他是个积极支持香港民主的人，但如果将（争取民主）等同（将民主）香港的独立来看待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彭定康是于1992-1997年担任末代港督，在任期内他积极推动香港的民主运动，举行局部选择让人民珍惜票选的可贵。但有时又冲撞“中英联合声明的条文”而引发中国政府的抗议。

中国是于1984年在北京与英相塔彻尔夫人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正式阐明中国将在1997年索回香港主权；而英国也放弃对香港在三个地区的占有（香港岛、九龙半岛及新界和周边的海岛，前两区是在1842年及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中“永久性”的割让香港及九龙予英国；而后一区（新界）是英国在1898年向清廷租赁的，为期99年，推算新界是在1997年期满时应归还中国。但前两地区虽说是“永久性”，但也没有强力的法理依据，因为这明明是从清廷手上抢夺过来的地区，哪有“永久性”这一码事）。

事实上，英国这一招是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学来的。它在1786年占有槟榔屿时，也是向吉打苏丹表明是“永久性”的割让。后来吉打苏丹认为莱特签约了不卖账，付不起6000元西班牙币，也就派军准备夜袭槟榔屿。因武器太差，反倒被英国人制服了。吉打苏丹这一失败又被逼将威省地区“永久性”割让予英国（1800年）。这等做法就如同英国后来拿下香港岛和九龙区时的作出完全一样也是“永久型”占有。但租赁费提高至1万元西班牙币直到今天，联邦政府还是每年付1万元马币予吉打苏丹，但不意味主权归吉打苏丹。

不过，槟城（槟榔屿与威省）在1947年时又对英国强制性地将槟城和马六甲纳入马来亚联合邦的领土，而刻意将新加坡隔开表示不满。

当年在中华总商会、印度人商会及两商会领导下，号召200余名侨领及非马来人齐集槟州华人大会堂（平章会馆），抗议将槟城纳入马来亚联合邦，他们宁可像新加坡一样，继续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因为他们认为英国同意实施（1948年2月1日生效）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条文对华人不利。也因为英国执意不接受更改计划，在1947年时也曾导致全马人民在新马举行大罢市。

槟城的社团（主要是华人社团）反对不加入马来亚联合邦无效外，也只得接受成为其中的一个州。

由于槟城是英国人占有的，槟城没有大后山作后盾，只能按英国的条件成为一员。这个条件就是规定槟城及马六甲华人与其他族群一样，自动成为公民；而槟甲宪法也没有规定首席部长必须由回教徒担任。也就在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时，马六甲拥有一位华人州长（今天的州元首）梁宇皋及槟州拥有一位华人首席部长王保尼。

尽管马来亚的华人不承认马新分割的事实，两地人民还是水乳交融地往来，但新加坡不受马来亚管制则是不争的事实。也因为新加坡被切割才有李光耀于1959年领导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获胜而出任新加坡自治邦总理。

反观香港，其情况与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不一样。虽是“永久性”割让领土予英国，但在中国解放后及不断强大下，收回香港已是胸有成竹和屈指可待了。

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英国在1947年时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其殖民地可寻求独立，也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换句话说，这三个地区可以寻求独立。

但在中国于1971年重返联合国后，它就在1972年通过联合国将议决案改过来，阐明香港、澳门及台湾不是英国殖民地，而原属中国的领土是被侵占的。

由于大会通过，英国就不可能如同对待马新及东马一样，可拥有权力让殖民地独立。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当1963年马来亚扩大成为马来西亚时，回教党执政的吉兰丹州就入禀法院，要求宣判马来西亚的成立无效，因未问过吉兰丹州政府。

法院判决吉兰丹败诉，因为它是属于马来亚的一个州，没有其它国家的保护（泰国在英国强大时已将吉兰丹、玻璃市等地归给马来亚，也就等于把北马的州属还给马来亚。因此吉兰丹既然不再属于泰国又未见泰国索回，也就没有权利独树一帜，凡事都得按马来亚联合邦的法律处理）。换句话说，当一个州不具主权和外交空间时，它就不可能独行其事。

英国自然懂得法律中“永久性”的含义，因为这是英国强制中国立下的条约，因此可以被否定。

本来英国塔彻尔夫人有希望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后，后者能继续将香港租赁予英国（不少过30年），但被邓小平否决了，他认为中国已有权利索回香港，也有能力保护香港。

正因为香港已被认定是中国的领土，也就不允许港独势力的膨胀。例如在9月份当选的5名“港独”议员，其中两人游蕙祯及梁颂恒在10月份宣誓时，故意不遵守规章，将“中国”读成“支那”，又出脏话引公愤，最后被法院剥夺议员资格，也需退回两人已领取的700余万元（港币）。这种莫名其妙的行径也导致支持他们的选民感到失望。他们走得太远了，也不知道如何驾驭基本法和法律的底线，自然被中国方面狠狠反击，以让“港独”的噪声消音。

刊登于2016年12月12日《光华日报》

马哈迪与行动党 （跃马扬鞭）

说实在的，今天的反对党做梦也没有想到政局会变得“面目全非”，几乎已进行了全面的洗牌，连反对党本身也是始料未及。就拿民主行动来说，从它成立的那天开始，就成为马哈迪的眼中钉；尤其是在1969年大选时败落国席，更是迁怒东姑阿都拉曼领导不力，也连带对反对党没有好感。

在大选过后不幸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也导致敦拉萨在1972年亲手收编伊斯兰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加入联盟，但未直接收编行动党，而是让马华与行动党密谈合作事（1971年），也许他已看到行动党已成为马华的劲敌。即使马华与行动党谈判失败，巫统也没有什么损失，毕竟拥有13名国会议员的行动党也起不了重要作用。在当时另一个反对党是砂州的国民党，有9个国会议席（这个党是在1966年因首席部长与东姑交恶，而在失去首席部长（加隆宁甘）后也被列为不再是联盟的成员，被归纳在反对党行列中，还有1席归独立人士，总共不过22席。在这种悬殊的议席下（联盟在西马66席、沙巴16席及砂拉越14席，合共96席）（国会总数是144席），联盟已不需要将行动党充数，毕竟国会还是需要反对党的）。

我曾经在1986年大选揭晓当晚（应该是午夜时分），在香格里拉（现改名为Jen Hotel）的咖啡厅与林吉祥一起聊天，当时在座的有新当选的州议员和国会议员（这一年行动党破天荒胜了10个州议席及6个国席，意气风发）。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这次国阵在选后邀请行动党加盟国阵，他会有什么反应吗？

他说这是可以谈商的，但会要求较合理的条件。

我再问他，是不是意味着行动党准备做出改变（与马华合作共成为执政党之一。犹记得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时（1963年）李光耀希望能有朝一日取代马华在联盟内的地位）？他没有答我，因为他不知道国阵会否伸出橄榄枝？

我在1986年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1971年行动党与马华谈判加盟执政党事最后宣告告吹（行动党由吴福源代表）。如今事隔15年又是行动党“辉煌胜出”的一年，共有24名国会议员及37个州议席，而成为国内第一大反对党（这一年（1986年），国会议席增至177席，国阵赢得148席。虽然这一届马华（参选32席只赢得17席）及民政（参选9席赢得5席）的表现差强人意）。

吊诡的是，在今年（2016年）已卸任13年的马哈迪不但出乎意料地破天荒出席行动党代表大会，而且也一改过去的语调，倒转回来称赞行动党比马华更具有大马精神。他说，行动党领导层反映出多元色彩，不是一个华人政党。他也同时鞭鞑马华抛弃了政治原则，不再是陈祯禄（时代）的马华。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马哈迪在2013年的大选还是挺纳吉的，也对林吉祥印象没有改变，他公开指责振林山候选人林吉祥是反马来人，是种族主义者。林吉祥也反唇驳斥马哈迪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不断用种族课题吓国人，只不过3年之后，马哈迪向代表大会的行动党人说，他过去对行动党的看法是错误的。

其实马哈迪也不必耿耿于怀，因为站在政府的立场他必然不会对反对党“手下留情”的；甚至有时候有多坏就讲到多坏。

当然马哈迪在位22年（1981-2003）也是与林吉祥斗争的年代，人们或者可以趁此时机问马哈迪一个问题：他当年（1986年）是否有想过接受行动党加盟国阵吗（应该是没有）？

因为在1995年的大选，许子根击退林吉祥的挑战后，马哈迪有问要什么礼物（送给槟城人）？许子根说，就第二大桥吧！

后来与许子根聊起往事，他说结果马哈迪是认真的，找了日本企业来规划第二大桥（日方建议全面使用钢骨水泥建造）。后因造价太高，再加上第一大桥的车辆川流未达饱和，也就将建桥事搁置下来。直到2014年才又建第二大桥落成（但已是用中国的技术与贷款，不再是日本的）。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马哈迪也不惜“降尊纡贵”与安华握手言和，顿时让公正党人对马哈迪的成见做出改变，还有从伊斯兰党分裂出来的诚信党也心无悬念的把马哈迪当领军的灵魂人物。再加上行动党的支持和沙巴莎菲宜的新党（沙巴民兴党）的配合，反对党的新阵线也呼之欲出了。

不过伊斯兰党肯定不会加入反对党的“希盟”，也极可能与巫统联手抗马哈迪、安华和慕尤丁等人组成的新阵线。因此未来的大选肯定是空前激烈的，谁也不敢掉以轻心。

刊登于2016年12月11日《南洋商报》

华小需要“真命天子”打救？（现代春秋）

不论是教总出版的调查报告或是教育界或学界研究的报告都反映出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有40%的学校是不足150名学生的，因此被称为微型小学。这还不算太差的，有者学生少于40名，竟然共有150间左右。由此可见，即使马来西亚当下有华文小学1294间，但有将近一半是陷入学生不足的困境。

尽管如此，在所谓“一间都不能少”的信念下，也就有人坚持在缺乏学生下，有关华小还是要续办的，直到没有新生来源为止。例如太平直弄益华小学，明年没有新生，也就可能面临关闭的命运。这讽刺性地暴露了所谓华小逾千间争妍斗丽不过是华人社会的夸大形容词，也是文人笔下的生花妙笔。

乡区或城市一些破旧华小已年久失修，可是仍有人把所谓“百年老校”当宝，那些有能力的可以大事庆祝一番；但如果只有十多廿位学生，庆百年也不过是自我调侃而已。

任谁都知道，马新的正规华校是从1904年开始的。这一年侨领张弼士在槟城开设第一间新式华校，取名为中华学校。从此华校如雨后春笋地遍地开花。在1957年独立时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且也被誉为海外华教的楷模。

然而曾几何时，在教育法令规定下（1961年），所有的华小必须归纳为政府控制的“国民型华小”，没有所谓的私立华小。

这类华小的基本生存条件是要有本身的独立校舍，不能再附属于会馆。而华社（或董事会或信托人或私人献出的土地或租借的土地）拥有的校产也得由教育部主导，除了学生及老师由教部分派外（当然老师薪水由政府发，现在已被归为公务员了），教学课程和考试也是由教部安排。还有昔日的“董事会”不见了，改由15人组成的学监会（或仍称董事会），校长是当然的秘书。

在1961年教育法令下，有两个组织是合法存在的，即学监会（只承认15人，其余都是名誉董事，不受教部承认的），其组织是主席一人（可由社会领袖担任）、财政一人及秘书一人（校长兼任），其余皆学监或董事，副董事长、总务或监学之类的名堂都不在教育部的视线内。另一个是家教协会，因法令有规定不需另行注册，未具法人地位。所以一旦打起官司来，学监会或家协的法定地位就受到挑战。

必须注意的是，所有被推派为学监或董事的，名单一概由校长提呈，而后交审查（听说要经过政治部一关）才算数。如此大阵仗的程序，若有权力还算不错，可惜改组之后不论国民型中学或国民型小学的学监会/董事会，权力都是有限的，教育部皆以校长为主，因为政府是校长的老板。

在法律上，校产是属原董事会的，但原董事会要怎样拿回？这是拿不回的。虽然近期有人说不可将校产献政府，应保留主权，问题是如果政府不用校产，而是将学校迁到政府的校舍，有关校地就无所作为了。因为有关土地早已志明是教育用途，不能作他用。再说，若校地没有政府准证，又怎能开办学校呢？说到底，华校就是缺乏领军人物，以致问题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

有幸的学校则能找到地皮或被献地搬迁；不幸的则苦苦等待“上帝”来打救，万一“上帝”不来，就会面临关闭的厄运了。

虽然教总已作出调查报告，但谁来执行艰苦的工作？谁来统筹统办？是董总或教总或马华或华团？也都各有话说。毕竟工作太复杂了，况且教育是政府的事，就由政府来承担吧！

政府当然有承担，但建的是国民学校，也欢迎各民族校学生入读，只是若标明是华校，华社又要大费周章了。

其实以目前50余万至60万的华小生而言，坚持1294间是不是太多？小型或微型的是不是要搬迁或合并，都是要有人领导的，除非有人勇于接受这一挑战，否则华小问题永远是道伤痕。

很遗憾的是，卫道之士常在报上伟论不断。但我们只是想问一下，谁愿意登高一呼，谁愿意整合华教而将之纳入正轨成为国家教育的一个环节。如果没有的话，就会继续一盘散沙而只能寄望马来西亚能出现一个“陈六使第二”？或华社的“真命天子”？这个“天子”可在马华中找到的？我们不知道，但也有所企盼！

刊登于2016年12月19日《光华日报》

“政治正确”下的敌友换位 （直挂云帆）

很久以前我对“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共同的利益”这句话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也似乎可以当成为家常便饭，甚至不以为然。

虽然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但多数的例子是“化友为敌，而不是化敌为友”的。这是因为在关系正常下但在后来的时局发展中起了变化，也就没有情面可讲，甚至是“永远的敌人”。

首相纳吉在人民进步党的大会上说：“在政治中为了共同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但政治要讲求政治道德。”

“政治道德”显然是一句无所不包容的话，因为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政党都有不同的立场，也就对政治道德有不同的诠释。

在政治道德之内，还有一句我们常听见的政治术语，即“政治正确”。这句话的含义是按照传统或习俗的政治观来处理问题。不论是否过时或不被接受，它已经成为“政治正确”的金科玉律了。因此当我们看到或听到“政治正确”这样的字眼时，就不要以为它是绝对正确的，因为这是用世俗的眼光看问题和得到的结论。为此便出现了“政治不正确”的批驳，意指“政治正确”是有问题和具备挑战的。

举一个例子来说，今年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希拉里（民主党候选人）显然是站在“政治正确”一边，她既继承了一向以来的美国式的政治体系，又以精英份子立足政坛。这几乎是美国民主政治的典范。这在美国当权者或精英阶级看来这就是“政治正确”下的政治完美。

所谓的“政治正确”是从英文字眼翻译过来的，英文称之为“Politically Correctness”缩写“PC”，被译成中文词句时不能完全表达英文字的含义，难免造成误解或会被人认为不知所云。

因为传统政体或一向以来“约定俗成”的观点或政策不一定是正确的。有人因此提出应译成“政治上不具有偏见的”或“政治上的适当”，以免混淆不清。

另一方面，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的特朗普（共和党候选人）就完全逆其道而行。他向现行的世俗观念提出挑战，也就是向“政治正确”提出挑战。在特朗普看来美国一直主导人们的思维就是接受“政治正确”这一理论，但特朗普做出否定。他们这一观点正好符合了美国选民对“政治正确”的厌倦。希拉里也就非常意外地败在对“政治正确”的迷信。但不知今后特朗普会调过头来认为他制订的或他同意的政策就是“政治正确”？不应质疑和反对？若是这样，则政坛上永远只存在着权力在说话，不是民意在左右话语权，特朗普也不例外。

从这个现象又让我们看到另一个相关现象，那就是在政治正确下存在不定的因素，会因时局的改变或因利益的相同而“化敌为友”。

例如在1969年大选过后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之后，启开了敦拉萨掌权的年代（1970年取代东姑拜相）。他最大的动作是全面改变了政治格局，将反对党收编。一向以来与巫统不咬弦的伊斯兰党（原称回教党，2011年易名为伊党）也在1972年在吉兰丹共组伊巫联合政府。当时回教党的领导人阿斯里也升级成为联邦部长。

然而这种带有政治利益的合作终不能持久。1977年回教党在丹州议会向亲巫统的州务大臣纳西发难，投下不信任票，触发党内两派武斗。结果在当年被中央政府以紧急法令接管丹州政权，随之回教党也被开除出国阵（但回教党声称是它自动退出的）。

眼见时机成熟，1976年接位的胡先翁首相于1978年在丹州举行闪电大选，将回教党打得落花流水。国阵也是第一次夺得丹州执政权。自此之后，回教党与巫统变成水火不容的政敌，而党领导及党员之间也不再往来。这种“化友为敌”的结局反映了回教党吸纳了“寄人篱下”的教训。

没想到，先后被东姑拉沙里（1990年大选）及安华（1999年大选）扶起来的回教党，再夺回丹州政权及壮大势力后，却在2015年与“民联”（反对党阵线）“分道扬镳”，也促使回教党进一步靠向巫统。

伊斯兰党的保守派一直处于统领地位，也就告别了布哈鲁丁（1956年任党魁，领导这个党直到1965年）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路线；也告别了阿斯里（1966年直到1982年领导伊党）的“世俗主义”路线，转而走向宗教至上的道路。

当2015年伊党改选全面排斥所谓的开明派后，这个党在哈迪阿旺领导下，坚持以宗教作为立党之基，也就坚持要落实“回教刑法”，因而不惜与其他反对党断交或停止往交，回过头来又与巫统走在一起，这是典型的“化敌为友”，也真正地反映出政坛的千变万化，也令人眼花缭乱。这也是伊党的“政治正确”论。

吊诡的是，当巫统老大纳吉争取与伊党合作的过程中，又突然爆开前老大马哈迪与纳吉的交恶，他们俩人本来是政坛的“世交”，未想因政见大相径庭，造成两人关系在2013年大选后逐渐淡化，到了2015年更是势不两立。

任谁也无法想象在马哈迪有生之年，一位由他支持上任的首相在近日竟形成“不共戴天”的政治敌人，这种“化友为敌”的例子又反映在马哈迪和纳吉的身上成为这个时代罕有的政治标签，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被马哈迪一手开除出党，失掉副揆的安华（1998年）却又在今年与马哈迪“一笑泯恩仇”。

抑有进者，马哈迪也在今年破天荒出席行动党的代表大会，让人看到的画面是政治被颠倒过来，根本不能发生的事情现在又一件件发生了。

一边是巫统与伊党重修于好，已是“化敌为友”了；另一边是纳吉与马哈迪闹翻了，彼此竟“化友为敌”，。这种身份和立场的转变正说明我国的政治已进入一个“新常态”，准备在不久之后来一个大决斗，做个了断。

平心而论，在“政治正确”下的“化友为敌”或“化敌为友”都是对“政治正确”的讽刺，因为在领袖更换角色后，原先的“政治正确”已不能放之四海皆准。除了朝野有不同的解读外，也出现了“政治正确”与“政治不正确”的斗争。它们对我们的将来和子子孙孙的影响是“无远弗届”的。

刊登于2016年12月8日《东方日报》

哈迪法案投石问路 （天下纵横）

搞得沸沸扬扬的“回教刑法”最近又有新的“发展”，除了伊党主席哈迪阿旺获得机会对原来的私人法案作出修正外，也获准在下一次国会才解释其动议。

由于是当事人自己要求展延，也就意味着哈迪阿旺在今年5月提呈的私人法案尚未完成一读，因为在5月份时，哈迪要求延至本次国会（11月）再第一读后才进行辩论，可是这次他又再申请展延。这之中必有跷蹊，也有隐议程，让人猜不透他葫芦里卖得是什么药。

其实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是与“回教刑法”（1999年丹州议会通过）有关，因为刑法通过后但无法实施，转而由党主席再提出私人法案，希望巫统能给予支持，以便较有效地执行回教法庭的惩罚。

在现有法令下，回教法庭的权限最高只能判3年徒刑，最高也只能罚款不超过5千元及最高鞭刑不超过6下。

为此，哈迪阿旺认为需要提呈私人法案以提高刑罚。但他的私人法案一直未能排上国会的议程，直到今年5月才获得一读。可是在尚未完成一读时，哈迪又发现他的私人法案并没有表明如何惩罚，只是建议除死刑外，任何的惩罚都可以。这种较为模糊的法案也就导致在今次（11月）的国会上再作修改，即回教法庭从原本最高3年监禁提高至30年，而罚款不超过5千元则提高至10万元；至于鞭刑不超过6下得以增加到100下。

虽然哈迪一直向非回教徒保证私人法案只关乎回教法庭，与华人无关，但人们也怀疑一旦扩大刑法，就等于“回教刑法”得以在回教法庭实施。这也是说，国家将有两种不同的法律，一个是民俗法庭，另一个是回教法庭，两者各自表述。

有一位诚信党的议员胡桑慕沙（原本是伊党的行政议员）认为从哈迪阿旺的布阵来看，我国大选将会在明年3月间到来，因为明年3月若未解散国会就要辩论哈迪的私人法案。

在这方面，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对法案的反对也是相当激烈的，若是处理不当就会引起种族分裂，因为反对的多数是非回教徒，包括砂州大部分国阵议员及沙巴有一半的国阵议员会投下反对票。

根据英文星报的“统计”，到目前为止若有进行投票，投反对票的有93张，而投赞成票的有129张，其中包括巫统的73票、伊党的14票及公正党的28票。这是假定公正党无法反对私人法案（但存有疑点）。若深入分析，哈迪阿旺的“私人法案”似乎已被摆上桌面让选民作出决定要不要吃，如果要“否定”哈迪的私人法案无妨支持国阵的非回教徒候选人，以便国阵内的其他成员党可形成较大力量来反对哈迪的私人法案；尤其是净选盟的运动又开始冲击人心时，国阵更要步步为营。

其实从东姑开始到阿都拉，历届首相都不苟同走“回教国”路线的，纳吉也不会有例外。

由此来看，哈迪的法案已被转成为“政治武器”，执政党不看好，反对党也不看好，只有哈迪及伊党看好，那它的威力不但不惊人，也只能成为大选时投石问路的政治筹码。选举过后，伊党也许是三角战中“损兵败将”的一方，而不得不让位于国阵提出相关法案（国阵已表明会成立各种族的国会遴选委员会来研讨此事）或不再为私人法案争个不休。到头来哈迪阿旺可能成为两头不到岸的失意者。

刊登于2016年12月5日《号外周报》第815期

马哈迪被“万箭穿心” （跃马扬鞭）

前首相兼前巫统主席马哈迪无疑是巫统党内最有影响力的领袖，其他的领导人；尤其是与巫统有过节的领袖都无法超越马哈迪在党内外斗争的岁月。这就是说，尚未有人能像马哈迪在党内外斗争长达47年（1969-2016），而且还在持续着。

回顾马哈迪戏剧化的政治人生，倒是与敦拉萨和纳吉之间存在着三角微妙关系。敦拉萨在1971年迎接马哈迪回巢之后（1969年被东姑开除党籍），马哈迪从此平步青云，且在1981年拜相。他在后期则推动纳吉成为副首相再到首相，总算是还了敦拉萨的提拔之恩。

讵料在2013年大选过后，马哈迪就认为纳吉的领导不如人意，没有办法扭转2008年大选造成的劣势，也就有了换人的念头。及后又爆出“一马发展公司丑闻”，更是使到马哈迪直接介入了这场激烈的斗争。

在马哈迪看来，纳吉应该辞职而让位于新人接掌巫统和国家。可是纳吉不但反击“倒纳吉运动”，而且也全面展示了他在党内获得的支持与信任。

当与纳吉较量取不到效果后，马哈迪在今年9月又联合慕尤丁等人另组“土著团结党”。这个党看起来人数不多，但重量级人物不少。如果与安华的公正党比较的话，则前者就是用马哈迪的招牌来争取民心（包括马来人）的支持。据内部反映，马哈迪的号召力不可小觑；而后者则是通过煽情的造势将马来青年团结在一起，展示了烈火莫熄的威力。比较之下公正党尚无法深入乡村夺下巫统的席位，也证诸了巫统在乡村地带的老树盘根。吊诡的是，当年阻止安华整垮巫统的也包括马哈迪本人，但今时今日倒转回来，他不但与安华握手言和，而且也参加了净选盟5.0大游行，更与其他反对党寻求合作。在这种情形下，巫统的现任领导层就不可能以逸待劳了。

在近日的巫统大会前后，巫统财政沙烈赛益指出，巫统当今面对的四大威胁其中一个是马哈迪因素，他对三次大选（1999、2008及2013）都有影响，使到巫统议席退步。另外的三个威胁是：巫统不断被政敌污蔑，年轻选民动向和党内的团结问题。

正由于马哈迪的凌厉攻势，也导致今届的巫统表现出对马哈迪个人的全面攻击和反击，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先是首相纳吉在11月27日的英文《星报》的专访中说，当马哈迪与行动党林吉祥同台开讲，并和安华握手是“马基雅维里的政治缩影”和“虚伪到最顶点”。（马基雅维里（1469-1527）是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以主张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称著于世。马基雅维里主义（Machiavellianism）也因之成为权术和谋略的代名词）

他形容马哈迪是靠“畏惧他”的手段逼宫，但一旦他不再是党主席，巫统只会尊重他，但不再害怕她。

为此他也抛开马哈迪的“2020年宏愿”，另用他本身的“2050年达致国家转型的目标”来取代。不过，他提醒党员不要低估土团党的影响力。

在这方面，副首相阿末查希也剑指马哈迪加入净选盟运动，意图推翻政府。他也指责反对党的宣传伎俩，与德国纳粹一样，指我国经济即将破产炒作各种虚假指控，以取悦民众。

此外巫青团团长凯里也指责马哈迪虚伪、独裁及背叛党，矢与他斗争到底。

巫女组主席莎丽扎抨击马哈迪为了其儿子慕克里，不惜与林吉祥“亲嘴”，大违此前立场。

女巫青团长玛斯尔米雅迪则把马哈迪与美国大亨索罗斯拉在一起，而马哈迪支持净选盟，就等于与索罗斯合谋（他被指控经援净选盟，而净选盟则极力否认）。

总而言之，一位当了22年首相和党主席的马哈迪，在今天竟然成为巫统的箭靶，万箭穿心，真是始料未及。这一方面说明他仍有其个人魅力；但另一方面又说明现任巫统领导层正集中火力炮轰反对党，而主要敌手竟是马哈迪。

既然巫统已启动备战机器，预示大选已为期不远了。因此反对党的成败就看能否团结一致单挑国阵。执政党的成败也系于巫统的应变能力。无论如何，历史已向我们证明直到今天为止，马来西亚的上层政治斗争仍然是围绕在巫统领导人之间的分化所带来的后遗症。

刊登于2016年12月5日《南洋商报》

巫统五次的大分裂 （现代春秋）

我在1999年出版《巫统政治风暴》一书中有较为详细地回顾巫统成立后的内讧，引致领袖另起炉灶成立新党与巫统周旋，前后共有4次，未想今年竟是第五次。

第一次是创党人拿督翁在1951年离开巫统，成立马来亚独立党（后易名国家党）与巫统正面交锋，但功败垂成。就这样巫统（1946年成立）造就了东姑阿都拉曼的时代，并在1957年领导马来亚走向独立。

第二次是巫统在东姑的领导下，不容有左倾和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内领导人阿都亚兹（党副主席兼农业及合作社部长）唱反调（东姑的政策是全面靠向西方的，不与共产国家打交道，因而反对阿都亚兹的合作社运动），乃在1963年开除阿都亚兹，后者另立“国民议会党”，以社会主义作为党的政纲。在理念一致下，被社阵吸纳成为其中一员（社阵即社会主义阵线的简称，原由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

不过，因时机不对（印尼掀起反马来西亚斗争），社阵以“反马来西亚的立场”在1964年的大选惨遭挫折，只剩下两名国会议员。

这是东姑领导巫统的第二次的胜利。但是在1969年的大选东姑领导的联盟（由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却马失前蹄，不但丢掉槟州政权（由民政党取代），而且在西马的国会议席只剩下66席（巫统51席、马华13席及国大党2席），反对党合起来有49席（西马国会总数104席）。

虽然联盟在西马只有66席，但加上东马赢得的29席，联盟共有95席（东西马国会加起来共144席）。这就是说联盟继续执政，但已不再拥有超过2/3的多议席优势。即使大选后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政权还是牢牢控制在巫统手中。唯一的大变化是在大选中落马的马哈迪公开炮轰东姑，导致后者在1970年卸职，让位于敦拉萨成为第二任首相。

马哈迪也因以下犯上，被东姑开除党籍。但在1971年，敦拉萨热烈欢迎马哈迪归队。就这样马哈迪又再探出头来。他的功劳被认为竟能以一人之力扳倒东姑。

1981年马哈迪被扶正后，他开始了系列的改革。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在1990年提出要在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宏愿。

而巫统第三次的分裂是马哈迪当政的时代。作为一位强势领导人，他不能同意他领导的政府被称为“二M政府”（另一位就是副揆慕沙希淡）。于是在1986年马哈迪与慕沙交恶，后者也因此辞掉官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1987年的党选前后，巫统出现大分裂，分成A队和B队。A队以马哈迪为首；B队则是东姑拉沙里与慕沙希淡联手。在激烈的角逐中，马哈迪A队胜出。

A队的胜利标志着巫统的分裂表面化，发难者是B队的领袖东姑拉沙里，他在1989年成立“46精神党”，而在1990年的大选向马哈迪的团队叫阵。不幸的是，46精神党在1990年的大选差强人意，只成功地协助回教党夺回吉兰丹州政权，其他层面的影响力逐渐缩小（46精神党后来易名为“46马来人党”，在参加1990年及1995年大选无从突破下，不得不在1996年宣布解散46马来人党，而将大部分党员导回巫统）。这就是说，东姑拉沙里的党内外斗争都不能如愿以偿（希望能成为首相），只好偃旗息鼓了，回到原点了。

下来第四次的分裂是在东姑拉沙里归队的两年后发生，也是在马哈迪当政的年代。他在1998年突然使出杀手锏，将其继承人安华（副首相）革除党职和开除党籍。

安华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的反击威力不亚于东姑拉沙里向马哈迪的进攻。一场历久不息的“烈火莫熄”斗争拉开序幕了。

马哈迪之所以革除安华是他认为安华的私德不适合成为国家领导人，双方在坚持己见下，安华的斗争从街头到法庭，再从监牢又回到群众。

很显然的，安华在1999年成立的“国民公正党”（现已易名为“人民公正党”）所放射出来的威力集中在马来社会，因而在这一年促成回教党（伊斯兰党）在1999年的大选中取得最辉煌的成绩，除控制吉兰丹和登嘉楼外，更历史性地拥有27名国会议员，可以说是拜安华效应所致。

遗憾的是，华社对安华的“烈火莫熄”反应不够强烈，因此在选举中，民主行动党只剩下10名国会议员，甚至连林吉祥和卡巴星也失掉国席。

就马哈迪来说，1999年的大选是十分关键的，他要证明他能够克制安华翻盘，同时回教党的崛起也不是大件事。

虽然他无法扑灭“烈火莫熄”，但基本上反对党阵线已后劲乏力；尤其是2001年行动党与回教党分裂后，反对党阵线已是处于“冬眠状态”。马哈迪也认为他可以安心退休了，因为他所提拔的阿都拉已有条件接位了（如果回顾巫统党争，阿都拉是与东姑拉沙里同一阵线的B队，不过他没有退党参加46精神党，也就被马哈迪相中以克制安华。这显示出马哈迪用人不计前嫌，阿都拉才有机会上位。还有当年的巫青团长阿末查希（副首相）原是安华阵营的人，后来被马哈迪重新吸纳，又成为另一个上位的人）。

还有马哈迪除了早期宽赦哈仑（前雪州州务大臣，后加入46精神党昂）外，也在后来（2003年）向阿都拉力荐纳吉成为副首相（这是马哈迪对敦拉萨提拔之回报，也算是回报纳吉的团队在1987年党选时支持马哈迪的A队）。

当马哈迪在2003年退休，把棒子交给阿都拉时，他对安华的成见依然很深，也继续不与安华的团队有所往来。

但在2008年大选成绩出炉后，国阵失去半壁江山（5个州政权落入反对党手里），使到马哈迪震惊之余，又将矛头指向阿都拉。在不断施加压力下，阿都拉终于同意在2009年卸任，转由纳吉上位。

马哈迪初期对纳吉是表现支持的，他也因纳吉拜相又重新回到巫统（在与阿都拉公开闹翻后，他在2008年退出巫统）。

可是当2013年的大选成绩又不尽人满意后，马哈迪开始对纳吉有些抱怨，后来一马发展有限公司丑闻曝光后，马哈迪更不停息地向纳吉开炮。巫统第五次分裂也逼在眼前了。

这第五次的大分裂竟是马哈迪与纳吉的直接对垒。在今年9月与慕尤丁成立了新党—土著团结党，这个政党及快地开展活动，更积极地拉拢反对党重新结盟。

因为是马哈迪亲自坐镇，巫统也就不能掉以轻心了，所以近日在巫统三天的大会上，所有领导层开足马力向马哈迪开炮，除集中打一人外，也把矛头对准行动党。这种车轮式的攻击，也正如纳吉所说，大选快到了。

正当反对党元气未恢复之际，国阵提早大选完全是合乎逻辑的。

这就是说，未来的大选对所有政党而言都是十分关键的，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都在探讨这一回选民要的是什么？又是倾向哪个阵营？选民不妨花些时间做研究。

刊登于 2016年12月5日《光华日报》

南中国海波谲云诡 （直挂云帆）

南中国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已出现岛礁争议的问题，而在70年代后更是邻近国家与中国争夺控制权。到了千禧年后，南中国海已形成一个可能爆炸的火药库，不但美国插足其中，东盟的一些国家也各占有一些岛礁，而且日本与韩国也在中国东海占据了钓鱼岛和黄海的苏岩岛。

由于事态越发紧张和严重，东盟各国与中国的关系也起了一定变化，更与日本的关系难以改善。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让我们看看什么是“南中国海”？为什么在以前没有这么大的纷争？而今日又陷入中美两大国的政治博弈？

整个事件得从“南中国海”说起，这是一个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在海洋之中估算超过280个岛礁左右。本来它只是在战略位置上成为强国占有的地方，后来在发现蕴藏大量的海底石油与天然气后，又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尽管中国史书从秦朝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设立42个郡，其中南海郡即指今日的南中国海，但直到清代才正式出现南中国海这一名词。

原来最初将南中国海定名下来的是葡萄牙的水手，他们在16世纪先将之称为“中国海”，后因在中国南边也就称之为“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按葡萄牙是最早崛起的欧洲国家，它在1510年占领印度的果亚，翌年（1511年）攻占马六甲，直到1641年才被荷兰征服。1623年，葡萄牙正式占领澳门，任命马士加洛也为总督。在这段期间，南中国海成为葡萄牙刺探中国情报的主要水域）。

“南中国海”是指位于中国南部的海域（海南岛及台湾就在南海内），南海周边国家有越南、马来西亚、汶莱、印尼及菲律宾。它基本上分有东沙群岛（未有争议）、西沙群岛（与越南争夺拥有权）、中沙群岛（最主要的是菲律宾与中国争夺黄岩岛的控制权，在2012年被中国夺回后，菲律宾在2013年向海牙仲裁庭提告，要求宣判中国的九条线及黄岩岛不属于中国的，这个岛屿是露出海面的岛礁，是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因它的深水也成为船舶避风栖身之地）。

而南沙群岛是南海诸岛中岛礁最多，散布范围最广的群岛，高潮时露出海面岛屿有25个，明暗礁有128个，明暗滩有77个。

就探测所知，南沙群岛的底层是典型的含油气层。科学家分析得知，南中国海诸岛及其周围海底盆地，有着极为诱人的油气田，仅仅在南沙海域就已测到有油气田77个，石油储量有400多亿吨，天然气资源为20多亿立方尺，是世界四大油田之一。

虽然法国和日本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及期间占领南中国海一些岛礁，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本上归还中国了；尤其是日本在1945年战败投降后。

即使是美国在70年代以前出版的刊物也承认南沙群岛是中国的属地，还有也没有质疑海南岛、中沙群岛和西沙群岛也是中国的。

可是在70年代之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从1973年开始讨论，1982年获得通过，而在1994年正式生效）被提上日常议程讨论也就引发南中国海周边的国家开始不同程度的占据了一些岛礁，从此南海不再是风平浪静。

因为海洋法公约有规定，一个岛屿可以同陆地一样，拥有自己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每个国家的岛屿可以拥有本身的12海里的领海，也可以再拥有不超过24海里的毗连区。此外还有权拥有不超过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在下来，沿海的大陆架最远可延伸至350海里。至于那些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经济生活的小小岩礁，虽然不享有经济区及大陆架，但却可以拥有领海区和毗连区。这样一来，南中国海内的国家就不会放过对岛礁的争夺了。

于是属于南中国海周边的国家就有了新的行动，分别占有相关的岛礁，它们依序是：

（一）越南：在1933年，当法国侵占越南时，也连带占有南沙的6个岛屿。1956年，美国接替法国的地位，也扶持南越政府，并将法国原占有的南海岛屿归由南越所有。

但在1958年时，中国总理周恩来给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政府总理范文同的信件中表明南中国海的岛礁主权归属中国；而范文同回信中也承认中国的决定。

1974年越南与中国爆发海战，终于被中国取回西沙群岛控制权，越南之所以否定以前对中国拥有南海岛礁的控制权是因为当时南北越未统一，北越政府代表不了整个越南政府，有关信件不能生效；更何况法国在1933年时已表明越南拥有南沙群岛的主权，越南及后又重申西沙群岛也是属于越南的。

直到目前为止，越南共在南沙群岛占有29个岛礁等（所谓的岛屿，分有岛、礁、滩、沙。后三者一般是不露出水面的，不能称为岛，但其周边拥有丰富的资源，其中南威岛已被越南发展成为军事和行政指挥中心）。

（二）菲律宾：它在1971年由总统马可斯宣布拥有南沙群岛的主权，其时已占有9个岛礁，其中中业岛拥有驻兵和机场，成为菲律宾的重要据点。

另外在中沙群岛有一座黄岩岛原由菲律宾占有，但在2012年已被中国拥有，未有人居住。也因为这样，菲律宾将此事国际化（告上海牙仲裁庭）。

（三）马来西亚：在1977年后，马来西亚派出小型舰队进行勘察。1983年在南沙布防5个礁滩；接着在1990年又占了5个礁滩。也先后建造了建筑物和灯塔，有驻军250人，指挥部设在弹丸礁。

在这方面，马来西亚从油田和天然气中获利丰硕。

（四）汶莱也声称拥有岛礁主权，但尚未占有。印尼则在中国让步下，获得纳士纳群岛的控制权，与中国的争执也变小了。

就中国来说，它是根据1946年“中华民国”出版的地图作为依据。数十年来，中国规划的九条线（原本11条线，1953年为让给越南，就去掉南北边的两条线主权，而缩成九条线）未有受到挑战，却偏偏在今时今日受到质疑。美国本身就不赞同南海岛礁全属中国，也坚持南海是国际通道，没有人可阻自由航行。

自从美国在2011年重返亚太制造“军力平衡”后，中美之间的明争暗斗就更加激烈了。现在彼此的争斗正方兴未艾呢！

刊登于2016年12月1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