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鹤年眼中的二哥

郭鹤年回忆录有几个章节提到马共和中共带来的影响。第一段得从他的家庭说起。1909年，他的父亲郭钦鉴只身从福州下南洋到新加坡，而后再到新山落脚（他的几位兄长较早时已在新山站立脚跟）。1920年，一位女士自福州出发来到新山，她的目的就是要和郭钦鉴结婚。这位时代女性毕业于福州协和大学，名叫郑格如。婚后其四哥钦仁将东升公司（主要从事米、豆及糖生意）交给钦鉴掌理（这间公司日后竟成为郭氏商业王国的第一块基石），生意也火红起来。这对夫妇先后诞生三名走不同道路的儿子，长子郭鹤举（Philip Kuok）（1921年出生）是后来著名的外交官；次子鹤麟（William Kuok）（1922年出生）是马共的才子，马列信徒；三子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糖王及香格里拉集团主席郭鹤年（Robert Kuok）（1923年10月6日出生）。

这位亿万富翁一向为人低调，今年却以94岁高龄出版了《郭鹤年回忆录》（Robert Kuok: A Memoir），内中有提及他的二哥成为“马共的故事”。

他的二哥郭鹤麟自小才华横溢，智慧过人。长大后放弃赴大学深造，但英文造诣很高，一度成为《海峡时报》的记者。抗日时期（1942-1945）他参加抗日工作。战后到吉隆坡担任马共英文《民主报》的编辑。

1948年紧急状态后，他进入森林参加游击战争，担任马共的宣传主任。

郭鹤年在回忆录中对他的二哥在1953年被英国辜卡兵（雇佣兵）射中胸部而死亡感到莫名的悲痛。当时其二哥的两位保镖也中枪毙命。虽然在生前（1948年）其二哥有一次与他深谈，批评他只热衷赚钱是错误的，并说迟早我会明白政治与经济及政治与生意是犬牙交错的。这是我的亲生兄弟，他是我所认识最好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协助被压迫者。根据“马来亚民主同盟”秘书长余柱业（马共领袖之一，李光耀眼中的全权代表方壮璧的上司）的印象，郭鹤麟对马列主义修养很深，他是“凭自己读书读出来的心得”而走上革命的道路。

郭鹤年很尊重他的二哥，可惜英年早逝，死时才30岁；而他的妈妈郑格如知道自己的孩子所走的道路。因此她什么都不说也不问，因为她明白其亲生骨肉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后来从多米尼·普都遮里（Dominic Puthucheary）（左翼人士）的口中得知鹤麟（又名郭炳青）是在1953年9月8日在彭亨州内中弹而死。英国下议院则在事发2个月后才公布此消息（1953年11月2日），因为他被视为“马共的重要人物”。

虽然鹤麟事件对郭家有影响，导致不久后鹤年赴英国学习商业知识一个时期，才回到马新拓展生意。因此他并没有介入1955年华玲和谈的大事。不仅时机不当，而且郭氏家族也尚未形成举足轻重的大企业。也因为那年和谈失败，才在34年后（1989年）达成真正的和解。

在这方面，鹤年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在当年他已经是中国、马来西亚及新加坡政府眼中的“掷地有声的大企业家。

在回忆录中，郭鹤年说他协助铺成和平之路（1989年12月2日，马泰政府与马共达成《合艾和平协议》），结束长达41年的游击战争）。

究竟郭鹤年是怎样促成此事的？他说在八十年代，马来西亚政府视他为马中政府沟通的最佳人选，乃要求他促成马共和解。

后来大马政治部主任拉欣诺要求郭鹤年将马共所同意的条件可以达到什么程度？

就这样，郭鹤年被请到广州会见一位非常资深的国家领导人，以共同完成彼此所能接受的文字。结果后来证明大功告成。

对此我想做一些补充，根据在2009年12月在合艾访问姚光耀的口述历史，他当时是这样说的（姚光耀在1989年时是马来西亚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拉欣诺。这位警官后来升任全国总警长。在1998年安华被逮捕后，他竟重拳击伤安华双眼而被控上法庭治罪）（2009年刚好是合艾和平协议签署20周年）：1985年时，他曾拜会泰国的吉迪将军，两人就马共问题交换意见。姚说马方的政治部主任拉欣诺已获得马哈迪首相的同意，秘密解决马共问题。

于是他在较后时直接进入马共的森林总部，参观各项设备也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要促成和谈，倒不是轻而易举的。在严密商议后，警方决定向郭鹤年伸出触角，希望能通过他打通中共的通道。在马方看来，唯有能与中共高层接触才能有钥匙“打开和平之门”。

郭鹤年接下这差事后，就安排特殊的场合让马方与中共代表会晤。

姚光耀说：我与拉欣诺抵达香港后，赴郭鹤年安排的一个宴会。此时郭老引导我们走向后方的一桌与那个人接触。但姚说他不知其身份，对方只告知是中共的代表，您们要提什么意见？我会转达给上层，而后向马共提出由他们决定。

此后他们还有数次的交谈，但姚说他保持乐观的态度，因为马共传回的讯息也是正面的，他十分感谢郭老的安排，此时也反映出郭老的影响力是“直通核心”的。

期间的经过是这样的：1987年，马共考虑到和谈的时机已成熟，透过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迪正式宣布同意和谈。于是有了以下的三次初级会议：

（一）1988年5月在合艾举行第一次会议，马方代表是马吉；泰方代表是哇拉上校；马共代表有章凌云（因章病逝，后期换吴一石）及阿焰（陈再润）及拉昔迈丁。

（二）第二次初级会议于同年8月在槟城举行，三方代表大致一样。

（三）第三次初级会议于10月在合艾举行。

由于谈判顺利，下来进入到实质性的谈判，也就是高层会谈，前后五回合。

1989年2月2日至4日，地点在泰南普吉岛一家酒店；‚第二轮1989年3月15-17日；ƒ第三轮从5月11日至13日；„第四轮是从10月2日至3日；及…第五轮则从11月2日至4日。

当一切完成后，三方代表于1989年12月2日正式签署《合艾和平协议》，从此结束了马共与政府的对峙和战争的漫长岁月。

从这样看来，郭鹤年居功厥伟，但是他的家族也用二哥鹤麟的命换来一个长久的和平。这不是一个革命家族，而是一个富豪家族，也像普通家庭一样，有人为理想而献身；后人则为家国及人民的和平而义不容辞。

刊登于2017年12月11日《南洋商报》

河婆人“少而弥坚”

今年12月1日，应马来西亚河婆同乡会联合总会之邀，参加第一届“世河”文化节（吉隆坡）（说起来也可算是第三届的世河客属恳亲联谊大会，因为第一届世河大会在云顶举行（2009年）；而第二届世河大会则在古晋举行（2012年））。

感谢主办当局赠送《河婆人史迹》（三册），使我对河婆人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这是由“河婆文化基金会”出版，而它也在2016年在其会所内设立了《河婆文物馆》。这一前一后印证了河婆人对历史的传承与文化发扬的重视。

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是以“鸦片战争”作为分界线的。所谓“鸦片战争”是英国政府东印度公司（1600-1875）所挑起的。事缘清廷对西方列强的垄断企业无节制地将鸦片通过马六甲海峡贩运入中国各口岸，造成中国人斗志丧尽，整天沉溺在鸦片馆里，进而被讥为“东亚病夫”的贬义词十分反感。

为此清廷委任两广总督（广西和广东）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在广州一带没收一大批由英国资本家运入的鸦片，总共有两百余箱，并在1839年在虎门公开焚烧，相等于是向英国发出警告。但英国商人不甘就此断了财路，乃促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840年派军舰开入中国南方口岸。两军交战，清廷失败，乃在1842年将香港割让予英国，中国第一次沦为半殖民地的国家。

根据史料显示，在1840年之后东南亚的华人移民人数已有显著的变化，客家人依然是冲锋陷阵的民系。比较如下（香港也就成为华工移民的跳板）：

（一）槟城华人人口		（二）新加坡华人人口		（三）马六甲华人人口
年份	人口	年份	人口	年份	人口
1842年	9,715	1840年	17,704	1842年	6,882
1851年	24,188	1849年	24,790	1852年	10,608

（四）砂拉越华人人口		（五）沙巴华人人口
年份	人口	年份	人口
1841年	1,000	1891年	7,156
1857年	4,000	1911年	27,801

（六）华人移居美国
年代	美国总人口	华裔	占百分比
1840	17,069,453	没有记录	--
1850	23,191,876	4,018	0.02%
1910	92,228,496	94,414	0.10%
1980	226,542,199	812,178	0.36%
2000	281,421,906	2,432,585	0.86%
2004	285,691,501	3,353,486	1.17%

虽然在鸦片战争前，华人海外移民少之又少，但不是说没有，倒是有关河婆人的故事填写了那一段历史的空白。下列的例子证明了客家人是华人南来的开路先锋。

（一）在清朝嘉庆年间（1796-1820），根据刘伯奎查阅各姓族谱时，发现有位名叫刘尚恺（又名刘良简）来到马来亚吡叻的红土坎（Lumut）开垦农田。可惜没有更多的资料佐证，也就只能当成有待考证的“史料”。

（二）来自嘉应的罗芳伯（1738-1795）于1772年从虎门渡洋到西加里曼丹的坤甸进行开采金矿。1777年成立“兰芳公司”，其中有河婆的客家人。直到1884年被荷兰消灭，历时108年。

（三）在1830年时，有一位来到兰芳公司参与采矿的河婆人刘善邦（乃河婆刘高千后裔，故乡在罗庚山。有考证说他的原名是刘世邦），眼见兰芳公司有衰败迹象，乃率众离开坤甸进入砂拉越的三发，但不容于“大港公司”和“三条沟公司”，只好越过边界到石隆门，先组“义兴公司”，后易名为十二公司。因不满砂拉越詹姆斯布洛克白人的崛起（1841年），对十二公司抽取人头税和禁鸦片买卖。乃在1857年2月18日在石隆门帽山（Bua）起义反抗，可惜战败，刘善邦也死于战场。后人为他建了一座刘善邦庙，且在1989年被砂拉越政府平反，列为反殖英雄，在纪念碑上刻有其肖像。在当时的古晋，也有河婆人组成的十五公司，但未介入石隆门起义事件。

此外，在砂拉越的城邦江（Simanggang）（今日的斯里阿曼）也有华工4000人进行采金矿生活，其中有65%是河婆人。因此古晋、美里及城邦江后来成为河婆人的大本营。

（四）另外在1799年时，槟城海珠屿有了大伯公墓碑，用以纪念逝世的客家人张理、丘兆进和马福春。从此变成大伯公庙而成为客家人的第一个土地神，其后各民系也惯用大伯公来称呼福德正神。

（五）还有槟城的嘉应会馆及增城会馆分别于1801年及1802年设立，是为客家人乃至华人最早注册的地缘性组织。

在鸦片战争之后，一支由客家人起义的农名革命军在客家人洪秀全的带领下，于1851年在金田起义，是为“太平天国”。虽然在1864年被消灭，但它是客家人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滥觞”。

与此同时，在太平天国的期间也有更多的客家人向海外迁徙，包括开辟吉隆坡的叶亚来（1854年）（惠州人）、参与签署《邦咯条约》（1874年）的增城人郑景贵、被授权发行钞票的郑大平，他也是太平开埠人、开辟怡保的姚德胜及对槟城发展有大贡献的张弼士（1894年）等。

根据统计（非正式数字），在中国共有5千万客家人，住在中国境内21个省，其中包括台湾客家人450万，香港客家人120万及澳门客家人10万左右。至于在海外的客家人也大概有500万左右（海外华人共有4千5百万人）。

在马来西亚有140万的客家人，其中15万人是河婆人，而河婆人连中国在内也只有30万人。换句话说，有一半的河婆人都迁住在马来西亚，因而有了18个同乡会之设。从1958年开始有了第一间吡叻河婆同乡会后，就有其他地区的同乡会之设，更在后来成立了总会。

在过去张国林、黄纪达及刘南辉是河婆人的大族长，今天又见新一代的族长蔡文洲及张吉平克绍其裘，继往开来。他们带领了河婆人在海外创造了历史。但在国内的历史也有了显著的变化，包括从揭阳分割出来成揭西，不再附属于潮州人的地域，进而将揭西化成霖田都，再统称为河婆。

河婆县有六约（狮头约、象门约、南山约、吴埔约、马路约及龙潭约。约相等于乡）。昔日各乡镇有“乡约”之设，以族长为首。

在河婆人的生活里，“擂茶”是他们最美的佳肴，也是他们津津乐道的独特美食。

再有一个“三山国山”是河婆人心中的神。还有在砂州有最多的大伯公庙，共65座，可见客家人的土地公也变成福德正神和大伯公了。河婆人堪称“少而弥坚”的民系。

刊登于2017年12月7日《东方日报》

忆林苍祐与林连玉

不知不觉，林苍祐离世已经七年了，他出生于1919年5月28日，而在2010年11月24日逝世，终年91岁。

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也许林苍祐这三个字已有所模糊，甚至也记不起来了。再过一代人即20年或30年以后，新一代的国人将可能只留下一个名字的认识。比如在槟城的沿海大道已正名为“敦林苍祐大道”，但没有人叙述他的历史功绩和光荣的纪录。

也许在三五年后，又见在雪兰莪州出现一间“林苍祐国民型华文小学”。但什么时候落实？要等马华公会作出详细的交待才能知晓。

除了路名和校名外，还有什么标志是纪念林苍祐的？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未见有人提议建立一座“林苍祐纪念馆”。若再拖拉下去，也就会对这位改变槟城命运的政治人物越来越不知其所以然了。

我姑且提出一件“陈年旧事”（也不算太久远）来了解林苍祐对于兴办华校的心态。在1999年时，已故许平城（前州议员）传达西南区九间华小的心愿，希望能在西南区兴建一所国民型中学，以收容西南区的华小毕业生。当时陈国平和我才进入韩中董事会，有太多的校务要整顿，也就希望此事可放缓。但当地的华小董事会表示已不可能再等了，因为九间华小的毕业生越来越多，被分派到市区的国民型中学的学生已越来越少。从过往的60%（毕业生的人数比例），到今天（指1999年）只剩下不到50%，已逼使成绩较好的华小毕业生被派往国民中学。

我们后来做了一个实地调查报告，结果发现情况已有所恶化，因为西南区内没有一间国民型华文中学。

当陈国平和我把报告及建议书草案征询林苍祐的意见时，林苍祐的回应是教育乃政府之职责，我们不必为教育而操心。后来经过我们的解释，他才了解到我们名义上是要建国民型中学，实则希望能保存华人文化及华校传统。

因此他支持争取兴建国民型中华文中学，但又反问我们用其名字为校名是否恰当？因为上层不一定认同用华人的名字。

不过我们认为这是众人的意见，也是要用来纪念他对槟城的贡献；尤其是他把峇央峇鲁的稻田和农业地变成工业区和高楼大厦的住宅区。更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他把国际知名的工厂引进槟城，从10间开始慢慢地发展。

与此同时，他也在威省的施布朗再也发展包括重工业区在内的新工业区和建上数以千间的廉屋。

就这样峇央峇鲁在他的精心策划下，朝向电子工业迈进。到了八十年代，这个地方已成为“东方的矽谷”（Malaysia's Silicon Valley），进而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子产品的生产基地。

这不但增加万千个就业机会，也让槟城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展。从1970年到1990年的整整20年，林苍祐用行动回答了陈修信形容槟岛在自由港消失后（1966年起），将会沦为一个渔村。

槟城不但没有沉沦下去，反而成为全马发展最快速的州，每年的经济成长超过10%。

如果在西南区建林苍祐中学，肯定会获得峇六拜区的商家和工厂的大力支持，筹款不成问题。

在不置可否下，林苍祐同意用他的名字尝试申请看结果如何。当我们呈上申请书半年后，了解到政府从未批准一间新的国民型中学成立，至多只有分校或相同名字的第二校，而且此事不在教育部长的权限内，除非首相首肯。因为这是大事，也需要“大老板”点头。

由于情况不允许，我们的申请暂时被搁置。后来时任首席部长的许子根转而要求教育部批准菩提国民型中学迁校，总算解决了西南区华小生升学的问题。

在2012年时，恒毅也捷足先登向教育部申请在西南区建分校（其时的董事长是骆育民）。结果在2014年获批准而在2017年开课。

这样一来，西南区就不存在缺乏中学的争议了，反而有人开始担心西南区的华小生越来越少。

至此我们也要挑起另一段往事。

回顾1958年，林苍祐参加马华公会改选，被提名攻打总会长与创会会长陈祯禄对垒。出乎意料地，林苍祐的阵容全胜，连同他的亲密战友朱运兴（副教长）也当选总秘书，杨邦孝则当选宣传主任。

在林苍祐当选总会长后，教总主席林连玉的回忆录中这样说，林苍祐鉴于危机的可怕，乃出面斡旋。当时是政府要将考试制度作改变，其一不用甄拔考试，用初级文凭考试以英文出题和作答，但学生要及格才能上高一，否则不能升级。其二是高中会考（甄拔考试）被政府的教育文凭考试（后来的SPM）或剑桥考试取代，而且用英文出题和作答。

站在教总的立场是：初中会考只能当成测验性质，不能当成升学的条件，同时不论是初中会考或高中会考，均以学校的教学媒介语出题和作答。

在1958年6月1日的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开会时（马华、董总和教总，共33名委员组成，马华总会长为主席），林苍祐身为主席也解决不了问题，就决定派杨邦孝找教育部长佐哈里商议，结果传来佳音，教长同意初中会考只属测验性质。

由于没有白纸黑字，杨邦孝就自签下“保证书”，也使到林连玉宽下心来，消弭另一场大规模的全马大罢课。

及后林苍祐也支持林连玉对华教的据理力争，包括在1959年6月给东姑的密函中也要求在政纲中列出对教育多元性的保证和要求分配40个国席参选以便在修宪时先与马华磋商。

讵料此信成为计时炸弹，东姑拒绝与林苍祐合作，径自与陈修信及陈东海派合作，逼使林苍祐在1959年大选后修函辞卸马华总会长（他也不是联盟的候选人）。林连玉说，林苍祐的被排斥让所有华人都感到非常痛心。

1961年林苍祐重返政坛，成立民主联合党。此时林连玉公民权已被褫夺，林苍祐挺身而出为他作证人。这一华教情让林连玉终生难忘。

1968年林苍祐又合创民政党，在1969年大选胜出，成为槟州第二任首席部长，直到1990年退休。在这之前的5年，林连玉走完他的坎坷一生（1901-1985）。

此外，杨邦孝退出政坛后，1969年迁居新加坡，1990年被李光耀委为新加坡首席大法官，在2006年退休。如今已是91岁高龄。

林苍祐与杨邦孝“珠帘合璧”不成，反而在10年后各放异彩。时局弄人，莫过于此。还有我在2005年时承诺替林苍祐找一张与林连玉的合照，可惜找来找去都找不到。直到今天，我还欠林苍祐这张“找不到”的旧照片，真是抱歉！

刊登于2017年12月5日《光华日报》

测验性成绩无需公布

教育部从今年开始不再全面和个别公布所有小六生的UPSR考试成绩，获得了民间的支持，各学校校长及教育团体也认同这种做法。因为这对小学生来说是减轻他们的压力。在过去我们总是听见有些家长对子女的成绩不表满意时，就会说某某人的孩子考得多好，有5个A，6个A，甚至是7个A，家长也与子女一起上媒体，多有面子。

我们也确实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面对一年四项考试成绩的公布，不仅记者要辛苦地拿资料和到校进行访问，而且报社也要预留版位刊出。毕竟它具有一些新闻价值，至少读者也有兴趣知道哪间学校的表现好。

但是对更多人来说是无需要更大关注的，除非是子女也在考试中。因此政府在今年改用另种方式公布成绩是一种进步的措施，不必预测谁是“小精英”呢？

今年不仅不公布个别成绩，也把另四项的评估报告成绩告知家长。换句话说，学生必须面对正式的UPSR考试外，也有另四项是要由学校评估的，即先鉴定考生在校内的预考成绩（UPSR预考），接下来是课堂评估（PBD）、体能及课外活动评估（PAJSK）及心理评估（PPSI）报告。

在这方面，我们得知在今年有43万807名考生中，有8958人考获全A，占总考生的2.1%（比2016年进步，2016年只有4896人考获全A，占总考生的1.1%）。

教育部又发现，有13.8%（5万6584人）的学童超重（另有13.4%有超重风险，意味着已达很超重必须关注）。而另一方面有9.5%（4万347人）的学生体重过轻。如此算来，共有15万7千余名的学生体重是不达标的。

既然有这么多人的体重或过重或过轻，肯定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不是给孩子吃太多的脂肪食物和零食，就是父母整天忙干活，也不关心子女是否吃得好和够。

这样的严重问题，教育部也应该有个政策促请学校努力纠正，否则情况会更糟。

因此我们赞成全面的教育要从小开始，这是他们成长的年代。而遗憾的是，一般家长光会拼命给孩子补习，为的是希望考到好成绩，往往忽略了身心的健康和心理正常的成长的重要性。

我们相信一旦经调整过，家长肯定会对孩子的四项校内评估和考试成绩给予更大的关注，也唯有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后，在他们上中学时，就会应付自如了。

其实谈起公共考试也有两个级别，一个是非及格不可，不然难入大专或大学；另一个是测验性质（如UPSR或PT3），不影响升学，因此测验性的成绩不公布也没甚问题。

本来考UPSR是以成绩来分派学生到名校的名额，造成家长都希望孩子进名校，自然关注UPSR的成绩。不过近些年来，教局也改变这样的分派法，而是将学生一批批（不论成绩好或差）地送进某个中学，不再有优劣之分了。

现在就不知道初中考试（PT3）成绩会否公布？因为这也只是测验性考试，不影响学生升高中。

只是不知道独中的“统考”还有走多久？

刊登于2017年12月4日《号外周报》第866期

郭鹤年眼中的东姑

马来西亚富商郭鹤年传记的出版是令人眼前一亮的，他揭露许多鲜为人知的史事，而且也直言不讳地就事论事。

我欣赏他对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的客观评价，他说：“东姑在担任首相时公平治国，不偏袒特定族群及没有朋党，无奈最终却背负“卖族”的骂名”。

“在513事件后，东姑很气馁，时任副首相拉萨说服他和内阁同意成立国家行动理事会，由拉萨担任主席”。

针对这一段往事，我们有必要阐述独立前后的政治变化。

巫统是在1946年成立的，创党人是拿督翁。他改变了马来亚的历史轨道，促成英国在1948年与巫统及九州苏丹达成协议，成立《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英国也在那一年的6月20日宣布马来亚（包括新加坡）进入紧急状态，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

就在英军对付马共并在1949年展开驱逐华人入住在用铁刺网围起来的所谓“华人新村”，且有警察把守。之后的3年间，竟有50万华人分别被安插在500多个新村内。换句话说，英军一方面反共和剿共，另一方面又鼓吹选举替代武力。

在这段拉拉扯扯的时日里，拿督翁在1951年突然脱离巫统而另立“马来亚独立党”，其理由是不满巫统内部有人阻止他把巫统门户打开，以招收非马来人加入巫统，从而使他成为全马各族人民的领袖，而不限于是马来人的领袖。

由于他的离开，东姑阿都拉曼粉墨登场成为巫统新主席。从那一天开始，他的运气一直比拿督翁好，不但能结合华人政党马华公会及印度人国大党，合作组成“联盟”应对大选（1955年的普选是独立前的局部选举）而胜出（联盟51席、回教党1席，拿督翁转名的“国家党”全军覆没），由东姑出任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

东姑也在这一年取得英国的同意，与马共在华玲举行和谈。正如所料，双方交白卷。直到1989年双方才达成合艾和平协议，结束41年的“战争”。

就这样，东姑以自治邦身份前往英国谈判独立事项（1956年）。结果带回的佳音是马来亚联合邦将在1957年8月31日获得独立。东姑也就转身成为首任首相，同时推举拉萨为副首相。

因为东姑是继承自英国的哲学系统，也就将共产党视为“魔鬼”（郭鹤年语）。直到八十年代，东姑应邀访华后才全面改观他过去对中共的偏见，也从此不再骂中国共产党。不过在东姑治理下的马来亚及后来的马来西亚，他的外交政策则是全面倒向西方的，而且以英国“马首是瞻”。

这些都不影响东姑在1959年的大选取得稳固的政权，他也组成了一个多元的内阁。但他在当年排斥林苍祐派是值得反思和检讨的。

当东姑在1961年提出马来西亚概念时，他也不因印尼总统苏卡诺及菲律宾总统马可斯的反对而退缩，反而一步一步走向东马，促成马来西亚联邦在1963年9月16日化理想为现实。

虽然不可避免地印尼与马来西亚搞对抗，而东姑在1964年的大选却获得大胜，似乎印证了马来西亚联邦计划是被接受的。

不过当1969年的大选时，东姑所面对的问题已非他所能控制。当年失业率偏高；尤其是槟城，高达17%，导致人才和人力严重流失。

在另一方面，马币也因英镑的贬值14%直接影响到仍存在市面上的有英女皇肖像的马来西亚钞票一概贬值15%，最终爆发了槟州大罢市（1967年）。

经济的低沉，政治的不定（因新加坡在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和失业浪潮的冲击，使到1969年的大选出现变数。联盟不但失掉槟州政权，同时联盟的国会议席也首次未超过2/3席。

更不幸的，因为吡叻州及雪兰莪州的州政府不能立即成立，也爆发了“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1969年5月13日）。在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和暂停国会民主下，当时的东姑不知所措，他认为他帮助国家取得独立并明智治国，但马来人却倒过来反对他，指控他把自己出卖给华人。

郭鹤年说：“我们必须公平对待东姑，他没这么做，他是非常公平的人，爱国爱民。他知道若只偏爱一个群体，就会宠坏他们。例如当英国人治理马来亚时，他们把一些利益给马来人”。

可是在513后，一些人群起攻击东姑“出卖马来人的利益”是属于政治斗争的范畴，没有对和错之分。就此而言，给东姑平反，还他清白是应该的，他真的没有对人民犯了大错，郭鹤年的评价是公正与合理的。

刊登于2017年12月4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