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韩江（十） 黄赐兴克绍其裘

当年我们复兴“韩江新闻广播学院”时，没有想到在一年之内就成功地拿到教育部的批文：“韩江学院”正式诞生了。但我们还得向槟州政府及市议会申请“操作准证”。

由于韩江中学有现存的硬体设备，经过一番装修后，就在2000年的正月，韩江的上空开始飘扬着韩院的旗帜。从此“连理园”内增添更多的朗读声，有儿童清脆的声音；有少年的嬉笑声；还有已成长的青年来到韩院追求一个“韩江梦”。

什么是“韩江梦”呢？我在2000年韩中庆祝金禧五十周年的前夕，与一批校友在礼堂欢聚一堂。我说我们的先贤因为敢作梦，所以在80年前（1919年）创办韩江小学；而后在50年前（1950年）又创办了韩江中学；接着在1年前（1999年）我们又用一个坚定的信心迎来了“韩江学院”。这是我们“第三个梦”。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编织“第四个梦”，这个梦就是再用15年的时间将韩院打造成“韩江大学”。

为什么要用15年？因为在那个时候，早我们一年取得准证的“新纪元学院”的董事长郭全强（董总主席）说要用十年的时间把新纪元发展成大学，而我们才刚刚迈出办学的第一步，应该不会在十年内就梦想成真。于是我们就放眼用15年来实现一个伟大的理想。

我们的信心是韩院的学生不断增加，师资阵容也加强了；更难能可贵的是我们与西方的大学（英国、澳洲等国）建立了双联课程，也与中国及台湾的大学签订了双向合作。换句话说，韩院正逐步与世界接轨。

因为陈国平已担任董事长15年，也就坚持要退下来。结果我们物色了和推荐韩江校友，也曾担任潮州会馆主席的黄赐兴接班，这是2011年的事。那一年韩江中学的学生仍未能突破一千名，必须要想方设法将之振兴。而韩院的逐年成长也令人感到欣慰。它的最大特色是重塑了韩江新闻传播系的形象，成为远近学子报读的学院之一。根据统计，韩院的学生平均超过30%，甚至接近40%是攻读传播系的；而中文系及商学系和多媒体学科之设也逐渐多元化；尤其是在2010年时，我们出版了韩院创校十周年特刊（2000-2010），内中详细地介绍了韩院十年来的风程雨路。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6年时，应南方学院之献议，邀请新纪元学院及韩江学院共同探讨三校合办大学的可行性，这是南方的郑良树教授提出的建议，他是以“香港中文大学”是由三院合并而成作为实例，希望马来西亚也能促成三院合在一起。

我们也曾讨论到三院要共用一个校名的课题，当时比较能被接受就是三院向教部申办“联合大学”。但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做起。毕竟各校有本身的问题，包括校产问题、董事会组成问题、成立了大学后三院是否仍然存在？及彼此间又如何协调？

后来这个千头万绪我们还是理不出来。到了2007年，三院决定“停止”再议联办大学事宜，因为找不到合作的起点，唯一相同的是，三校都具有民族教育的背景，只是这个背景也无法消除彼此存在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的困境。

在这之后，我们也自我探讨如何再上一层楼，但没有足够的条件，只好寻求和提升学生有更广的出路。我们的努力也没有白费，除了在2013年开办3+0课程，让韩院生在校内修完澳洲及英国大学的课程而取得学士学位外，韩院也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及传媒大学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在2013年时，我们发现到南方及新纪元已开始申办大学，虽尚未获准，但已积极筹备中。这件事也促使我们不得不快马加鞭，碰巧首相在四月间（2013年）莅临韩江，我们趁此良机向他提出想要申办“韩江传媒大学学院”的可行性，他有问是“传媒大学”吗？我们答是，因为国内尚无一间传媒大学，而且这类的科系课程很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结果他在第二天就十分认真地宣布在原则上同意我们提升为传媒大学，但要我们提出计划书。

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完成计划书，分别呈给首相及教长。但在2014年中的时侯，我们被告知手续还不完整，需要我们完善申请书。此时韩院的学生已近千名，也有外国学生，也就很有信心获得邀请升格。这一回的召见是在2014年中，除了教育部官员外，也有来自各大学的校长和教授，约莫20余人齐集一堂聆听我们的汇报。这汇报会约历时2小时，教部副秘书长叫我们回去等消息。不出几个月（2014年11月）我们接到公函批准升格大学，但要在2018年11月前符合各主要条件，计有缴足资本要达1500马币、教师要有15%达博士学位、有约10%的外国生等等。

终于在2017年的10月25日，韩院接到批准函得以升级成为“韩江传媒大学学院”。

其实我们也曾向首相解释申办传媒大学的因由，其一这是韩江的“金字招牌”；其二马来西亚尚未有一间传媒大学；其三这类人才有广泛的出路；尤其是进入高科技的时代。

从2011年到2017年的六年内，在陈国平的辅助下，黄赐兴在克绍其裘下，也得偿夙愿，为韩江圆了一个大梦（假如说习近平有两个中国梦，那么韩江共有四个梦都先后落实了）。

（有关韩中的学生为何会飙升至1800名，因篇幅有限，容后再说）

（完）

刊登于2017年11月15日《光华日报》

细说韩江（九） 后期培养六位总编辑

回顾1978年到1988年韩中的新闻专修班虽然规模不大，但确实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专业人士。

当我们在2011年7月8日迎来了这一批离校二十多年的同学时，我们对这些百余名的“学子的回归”感到意外的惊喜，我们不但很久没有见面，而且也因失去联系而不知道他们生活过得怎样。

终于他们用“黄金十年，快乐回家”作为主题，并与当下正在攻读文凭班的学生交流，答了一些工作性质的问题。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一批旧同学的表现竟然青出于蓝胜于蓝。当我回顾七十年代有四位韩中校友出任四间华报总编辑时，没有想到江山代出人才，过后他们的成就不逊于七十年代的学长，更是凌驾于我们。例如仍在《星洲日报》担任总编辑的郭清江（侯雅伦则担任执行编辑）、仍在《南洋商报》担任总编辑的陈汉光、仍在《光华日报》担任副总编辑的张易雄（已故总编辑胡锦昌是在2014年逝世的）、仍在《光明日报》担任副总编辑的李子宗（前总编辑刘汉良是韩中的学生）、仍在《新生活报》及《号外周报》担任执行长的萧瑞云（她原是这两间报章的总编辑）、《风采》杂志总编辑林惠霞、《中国报》助理总编辑赖伟明（目前担任北马区经理的林结凤及北马区采访主任的郑宝美是千禧年后韩院的毕业生）。

还有的已进入电视台和电台工作，更有的远赴海外深造，也有的已考取博士学位。总而言之，在那个设备极简陋的年代。学习多靠自己，也会有出头天。他们不但迎合时代的需求，而且也为报界造就人才。

不过今天的职场要求已不能停留在七、八十年代，而是要为学生提供衔接大学的方便，有的学生去了西方国家的大学，也有的学生去了中国和台湾。结果他们都能如愿以偿。

当我们在2012年提供3+0学士课程时，不但节省了学生们的费用，而且可以向政府高教部（PTPTN）借贷；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不少马来西亚的大专院校也已提升至大学水平，使到马来西亚成为东南亚的教育中心之一，无形中吸引许多来自中国、印尼和泰国的学生，还有一些来自非洲国家保送的学生。

所有这一些的私立院校（到后来发展成大学院校）全是八十年代兴起的新式教育。在当时政界及教界人士向政府进言：何不开放大专院校以吸纳外国学生？这对马来西亚有弊无利，可以吸收很多外汇。就这样许多的院校纷纷赶上时代的列车了。

韩江学院也不例外，虽然我们在时间是迟了一步，但综观世界的转变，我们的机会是存在的。既可向西方大学合办双连课程，也是一个新挑战。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2003年设立韩江华人文化馆，为中文系的推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后来又开设韩江电视新闻中心，为学生提供实地学习的机会。他们可以在韩院内一边读书，一边学习；他们也可以参加校外的活动。韩院也就建立起它的独特地位了。

今天一些大学院校设立了传媒系，也引用韩院的一些模式，甚至试图突破韩院的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批学生在当天捐助二万元马币予韩院，而让人意料之外的是林景汉在获得五万元补偿金后，也全数捐给韩院，而且同意庭外解决拉了多年的官司案，他把韩新学院改成“大同韩新学院”，我们也不认为是抄用韩院之嫌，双方和气收场。

（九）

刊登于2017年11月13日《光华日报》

细说韩江（八） 陈国平宏开新局面

1996年韩中尝试翻开新的一页，在新董事会调整下，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宏开新局面，振兴我韩中”，也是办学的总纲领。

但韩中已千疮百孔，元气大伤，该如何整顿呢？除了决定将官司案移交工业法庭处理外，也采取了下列应急措施：

（一）打开帐本，韩中已无资金应对行政及教职员薪水。细算一下，每月需要五万令吉应急，也就向董事长陈国平商议，每月先垫出五万令吉，大概要顶半年左右。就这样，在陈国平应诺下，教职员有得发薪了。

（二）董事会决定通过校友在年中举办创校以来最大规模的“校友大团结万人宴”，地点在韩中大草场。当时也成立了以许廷炎和刘锦坤校友为首的万人宴工委会，陈国平拔头筹，捐助五十万，许及刘也各自捐十万。

在校友热烈响应下，当晚筵开近六百席，校友及嘉宾共六千人齐聚一堂，象征着韩中继续上路。因此筹获的三百万元足够韩中必要的改善。

（三）董事会议决将老师薪金改为月薪，不再以节数算薪水，以保障老师的基本生活。

（四）正因为老师安定下来，职工会案件只在工业庭审理，不再干扰校政。

（五）但是只有360名左右的学生，这是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所幸1998年印尼再发生排华事件，一月之间有380余名印尼生入读，遂使到韩中生在那一年突增至700余人，出乎董教同人意料之外。

（六）也是在1998年，董事会经调查后，咸认韩中新闻专修班值得重开，因为它可以打响韩中的名声，也可以为报界培养人才。这批人才在日后也将成为韩中的宣传队。

主意打定后，我们与吉隆坡的大马新闻传播学院取得合作，重新开办“韩中新闻班”。

在成功物色人才，及将图书馆三楼辟为新教学中心后，我们就在1998初迎来了第一批新生，总共有40余名学生报到，他们都是因为慕名而来（在1978年-1988年韩中的新闻专修班已打响名堂，远近驰名）。无形中加强了我们复办的信心。

虽然我们决定挂上“韩江新闻传播学院”的牌子，但只是采用后期中学的“准证”（就如我们称呼中六课程为“大学先修班”，同样是两年制）。

（七）不过我们了解到若未向教育部正式申办学院准证，那是不完整的。因此在董事会同意下，我们在1998年中邀请理科大学十名博士集思广益，探讨申办“韩江学院”的可行性。经过三个月的讨论后，我们拟就了一份计划书，希望能获得批准。

当我们在1998年呈进申请书后被告知必须按1996年教育法令申请，也就再花两个月的时间完成必要手续。其中最重要的是，另外成立一间子公司向教部申请。

在1999年3月份的时候，我请陈董事长专门拜会时任教育部长的纳吉，以寻求批准。

果然不负众望，我们在1999年7月13日正式获准批准函。换句话说，韩江将迈向新的门槛，已可以光明正大办学院了。但为了使学院一炮而红，我们决定用半年的时间规划。不但充实了课程，也邀请南京大学中文学院为韩院策划中文系。因此韩院的中文系是按南京大学的课程规划的，符合中国的学术水平。而原本是我们“金字招牌”的大众传播系，更是成为热门的学科。

（八）也是在1998年，韩将董事会通过赞助人大会修改章程，不再局限潮人入会成为赞助人，而是开放给“热爱华教人士”入会，共同发展韩江。这算是韩江的大开门户，邀请所有热爱民族的教育人士一起办好韩江。

因此从1999年的校庆日（7月15日）开始，韩江已是三校并立的学府—韩小、韩中及韩院。在马来西亚教育史上，我们开了先河，让韩将成为教育领域的新地标。

（八）

刊登于2017年11月12日《光华日报》

细说韩江（七） 韩中陷入董教纠纷

1986年中，一边是教师职工会要求董事会承认其地位；另一边是董事会不能接受职工会的要求，双方分歧进一步扩大。

到了11月份，学校全职教师有79名，而其中54名教师是职工会成员，他们都收到约满通知书，非职工会的多数教师也接到同类函件。董事会的目的是让教师重新申请“续约”，而职工会坚持要有生活保障。

由于双方僵持不下，结果职工会于同年12月入禀高庭，禁止校方一方面征聘新老师，另一方面无理解聘原有职工。

在翌年（1987年）的正月份，高庭发出谕令学校必须让原有老师回校上课。经董事会上诉后，此案又拖拉至年中判决：有关纠纷转交由工业法庭而非槟城高庭解决。

这意味着董教官司案从高庭移向工业法庭，从1987年起至1995年，官司一直未见“鸣鼓收金”，而是一来一往的“纠缠不清”。直到1996年韩中董事会改组后仍未完全解决。

在新董事长陈国平领导下，董事会决定将所有官司案交法庭处理，学校不再直接涉及此案。该判的就判，该赔的就赔，以切割职工会与校方的联系。

吊诡的是，有关韩中掀起的董教官司案的主角之一竟是韩江新闻专修班的主任林景汉，他既主管新闻专修班，也成为职工会主席。虽然独中老师组织职工会不是非法，但教育本身既是非盈利机构，也就对职工会的存在发生矛盾和冲突。董事会认为若此风一开，承认职工会，将会在后来影响其它独中亦步亦趋。

还有，国民型学校的老师是由政府发薪的，也有制度规章。况且教师被列入公务员后，已是属于“铁饭碗”一族，并有多项福利，如低息购屋、低息买车等等。

反之，独中老师就只得视学校的制度处理，没有统一规章。因此也不时听到“老师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更有所谓“独中校长不是人做的”似是而非的言论。

因为董教纠纷是从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间最严重影响韩中元气，因而被形容为“十年浩劫”是不为过的。

这十年的创伤几乎让韩中沦为小型中学，学生人数猛降，从近3000名落到1995年时只剩下360名。更惊人的是董事会从庄锡号到方木山领导期间，付出的教师补偿费是不间断的。老师不论新旧都无心教学，学生也少到面目全非。

这个时候，深受打击的也包括新闻专修班，它产生了两个问题，其一是林景汉安排各华报与新闻班讨论达致“承认”文凭的事，而董事会对此不知情有所不满。其二是新闻班的招生有限，学校几乎是倒贴的，加上职工会事件也闹得不安宁，董事会乃决定在1988年停办新闻专修班。在这十年间，共有359名入读，其中有167名在新闻界工作（占47%），非新闻工作者有59名（16%），余者不详，有的自行创业或未再与学校有所联系。

在167名进入报社服务的，96人任记者（57%）、编辑51人（31%），余者则担任报社各职务，共有21人（12%）。

后来也有人转行转业，但这一批学生形容他们的年代是“黄金十年”（1978-1988），因而在2014年时，这一批校友返校庆祝离校25周年，一时又让人回想起昔日的“欢乐时光”。其中最让人诧异的是，这一批毕业生更不遑多让七十年代四位校友担任四间华报总编辑。因为他们同样有精彩的人生。

（七）

刊登于2017年11月11日《光华日报》

细说韩江（六） 韩中之光：四大华报总编辑

韩中新闻专修班的顺利开课（1978年正月），标志着已经有28年历史的韩江中学又再跨上一个新里程碑。

巧合的是，在新闻专修班开办之前，韩中毕业的校友有不少已在新闻界工作，那时整个马新大学或大专都没有大众传播系之设。凡是要进入报社服务的申请者文笔要能过关，而后才慢慢在工作中掌握做新闻从业员的必备条件。

虽然如此，韩中六十年代的毕业生，后来竟有四人成为华文报社的总编辑，依序是黄宗理（第四届1959年毕业），后负笈南洋大学中文系深造。七十年代中期升任《星洲日报》总编辑（已故）。

第二位是钱洪光（第一届1956年毕业），后赴台湾留学，考取文学士学位。返马后加入《新明日报》编辑部服务，也在七十年代中期出任总编辑。

第三位是谢诗坚（第八届1963年毕业）。翌年进入南洋大学历史系。离开大学后加入《星洲日报》担任记者，1971年转入《星槟日报》担任编辑，也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出任总编辑。

第四位是叶观仕（第七届1962年毕业）。他原是舞文弄笔者，笔名陌上桑，而后也赴台湾念新闻传媒系，再赴加拿大考取硕士学位。他后来在《建国日报》编辑部工作，同样在七十年代中期荣任总编辑（已故）。

在当时西马只有八间华文日报，其中四间的老总竟不约而同都是韩中生，占了华文报坛的“半壁江山”，令人啧啧称奇。在1988年韩中1960年初中/1963年高中毕业生庆祝离校25周年时，我们也给四位总编辑的校友颁发了纪念品。

说回新闻专修班，在1978年开课后先有32名学生报读，后来剩下26名完成两年的课程，被颁发毕业证书。这批学生虽少，但却是来自西马八个州的学生。

好的开始自然是成功的一半。但是在1980年时也就是第三届开始改成三年制。这三年制就相等于马来西亚的大学学制，也是取自英国的学制。

相比之下，在大学读书的，只要三年就拿到学士学位，而在韩中新闻专修班攻读的，三年后毕业只能拿毕业证书，没有学位。

这事也曾一度在班上引起争议，因为所谓“后期中学”的学制是两年为限，一般上没有三年制的。

到了1984年，又再恢复两年制。其后在1988年，新闻专修班由董事会宣告暂时结束。换句话说，新闻专修班只办了十年就划上句号。

因由是这样的：在1983年时，董事长余维智与校长宋世献因电脑风波起“误解”后，后者在1984年离职，换了倪光星（南大校友）出任校长。董事会也通过对校长权限的规定。不幸的，随着1985年余维智的辞职，董教之间的裂痕扩大。

本来在1982年时，教师群中已酝酿组织职工会，后在董事长庄锡号调解下，尝试用福利会取代职工会，结果未能达致共识。

1985年职工会（全名是西马私人教师职工会）通函劳工局要求学校承认其合法地位。事隔一年（1986年），职工会于7月15日向中文报发文告，限定校方在两星期内承认其地位，否则将展开纠察。接着在8月23日劳工部长李金狮根据法令勒令董事会承认职工会的合法地位。

经此风波一闹，韩中元气大伤，往后的10年（1985-1995）竟被形容为韩中的“十年浩劫”（这是文革结束后，中国用来形容文化大革命造成不堪回首的“伤痕累累”）。

（六）

刊登于2017年11月10日《光华日报》

细说韩江（五） 开办新闻专修班

韩江中学在六十年代走向顶峰，在这段时间内，有两座建筑物为韩中锦上添花，其一是在1965年落成的奥林匹克型的室内体育馆，可容纳2500至3000人齐观赏球类比赛，比如篮球、排球、羽球和乒乓等。这无形中给韩中增添国际水平的硬体设备。

（在千禧年后，槟州政府曾拨款30余万令吉翻新室内设备，以供东运会之用。后来学校董事会又耗巨款将体育馆全面冷气化。除了可供球类比赛外，也可供演出之用，更偶尔也充为群众性的舞台。）

其二是在1967年韩中开始兴建科学馆，念及泰国潮籍殷商余子亮（1899-1974）对韩江贡献只在林连登之下，于六十年代特捐巨款一千万泰铢设立“余子亮基金会”，董事会乃通过将此科学馆命名为余子亮科学馆，在1969年启用。

余子亮于1939年也在槟发展业务。日军南侵时（1941-1945），只得寓居槟城Zoo Road。他在1948年时曾出任韩江小学董事长一年。

其第三公子余维智曾任韩中董事长，也历任钟灵中学董事长，功在教育。

1975年，在刘惠城担任董事长期间，通过中元联合会在中元节的筹款，共筹获30余万元，成绩斐然。

这一年韩中庆祝创校25周年银禧纪念时又落成一座三层楼图书馆，命名为“广东暨汀州会馆图书馆”。

接着董事会动用中元所得的义款于1978年完成另一座三层楼科学馆，命名为“中义馆”。

基本上，韩中在七十年代开始，学生有下降之虞，盖因国民型中学既不收学费，也有提供福利给学生，造成家长纷纷把子女送进国民型中学。无形中，各独立中学就受到冲击了，韩中也不例外。

在此关键时刻，韩中凭其先进设备申请承办先修班，以收容毕业自国民型的中学生。当时是有收费的，但也有教无类地收生，即使不懂中文也可入读大学先修班。这些学生若参加高级教育文凭获得良好成绩，就可进入本地大学。因此在七十年代，韩中的学生又告激增。例如在1967年时韩中学生下降至1700人；但在1975年又回升到2500名。

因为大学先修班在当时有很少的中学开办，所知的有大英义学及圣芳济中学等，韩中则是独树一帜的“后期中学”的学校（直到2010年后，因太多国民型中学都有开办先修班，且不收学费，自然使到有收费的韩中不得不停止大学先修班的课程）。

不过既然韩中在七十年代可以申请开办两年制的先修班（称为后期中学），董事会也就动动脑筋将韩中发展成既是正规中学，也是后期中学的完整学府。除了先后开设电子班、商业薄记班外，韩中拔了头筹在1978年开办了新闻专修班。

有关计划是由刚在台湾政大毕业回来的林景汉校友所提出。当年林景汉白天在韩中教书，下午到《星槟日报》担任午班编辑。林景汉作为我的同事，韩中校长宋世献要用他来主持新闻班，也就打一通电话请我帮忙，让林景汉调到夜班，以便他能有充裕的时间在校内活动。

我身为《星槟日报》的总编辑也就欣然答应，就把他的工作时间从下午一时调到下午四时开始，因为我相信韩中的新闻班一开，就会自动为报社培养人才；尤其是华文报业。这对提升新闻专业是很重要的。韩中也因为开了先河，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上，虽然学生不算很多，但它的影响力和冲击力倒是提高了韩中的声誉。

（五）

刊登于2017年11月9日《光华日报》

细说韩江（四） 林连登功在韩江

如果说华教界对1956年的拉萨报告书（在1957年成为教育法令）没甚异议，主要是报告书删除了“最后目标”的一段文（这最后目标是认为不必操之过急，可以逐步在最终实现国民教育的目标），那么对于1960年的达立报告书就大有意见，甚至起而反对。这份报告书也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

它的主要点是所有的华文中学必须在1962年之前选择成为国民型中学或成为独立中学；而所有小学只能成为国民型小学，没有所谓私立小学，但条件是必须拥有本身的校舍，不能再寄人篱下。

至于成为国民型学校后，它的董事会（学监会）就得按照1957年教育法令的规定成立，即赞助人3名、信托人3名、官委3名、校友及家长各3名，共15人组成。原有的董事会组织不再具有被教育部承认的地位。但要筹款重建、扩建或修建则可以成立不同的委员会或所谓建委会或“大董事会”等等。因为这是捐款为学校，无任欢迎。

就韩江小学而言，它在1962年在韩江中学旁建成新校舍后，就全数迁入上课，既符合教育法令的规定，也可使韩中松一口气，不再兼顾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

既然韩中不接受改制，也就没有什么大变化，唯一付出的代价是戴国良被教育局拒绝担任韩中副董事长。不过韩中并不存在国民型和独立两类的学校，换句话说，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至于原本只剩16间独立中学的华校为什么在后来又变成今天的60间呢？

它的变化是这样的：由于接受成为国民型中学后，诸多改制华文中学就不能再收超龄生。为解决这个问题，改制的学校向教育局申请允许开办下午班给超龄生上课。当下午班的学生人数较稳定后，董事会就提出将下午班转成“私立中学”，以和国民型中学正式脱钩。初期可借用国民型中学上课，但有期限规定。各个独中在70年代必须自拥校舍。

当东马的砂拉越及沙巴于1963年9月16日加入马来西亚后，它们也被允许开办国民型中学和独立中学。

因为情势的变化，在西马方面原本有16间独立中学，到最后加入了21间由下午班转化而成的私立中学，也就变成37间独中了。再加上东马的23间独立中学（砂拉越14间及沙巴9间），一共是60间独中。既然私立中学在后来转成独立中学就可以按照原来的华文中学的模式办学，不受国民型学制的限制。

也许在初期因为在董教总眼中认为改变的华中已变质成英校，不再是华校，也一度未纳入董教总系统，后来态度才加以改变，并接纳国民型中学所设定的“华中”地位。

对林连玉来说，他是坚决反对华中改制的，乃促请华中要自力更生，不要成为受控制的学校。为此在1963年时，他应邀前往南洋大学作演讲时就大力的抨击达立报告书，指它有意消除华文教育。

林连玉的激昂讲话和对政府教育政策的大力鞭策，终于在1964年被联邦政府褫夺公民权和取消教师证。也就是说，林连玉失掉公民地位，不能再担任社团的职位，也不可担任老师了。

说来也有点不可思议，韩中的创办人林连登与林连玉的名字几乎是兄弟关系，但其实不然，而且两人也因为初中考试是必考或测验性质大起争议，弄得双方关系陷僵。

在1958年时，林连登先是反对将初中考试当成升高中的条件，后来又赞成，弄得林连玉陷入两难之中。两人之间的争执也就在教育部长后来收回成命下解决了，即把初中会考当成测验性质，不是升高中的必要考试（而且要及格）。

在六十年代初期，即便林连登有保守和有独断的作风，但他坚持韩中的独立性则是难能可贵的。他为华校点燃一盏教育明灯；他让韩江成为潮州人的骄傲，进而为国家和华社作育英才。1963年林连登与世长辞，留下了他的铜像，细诉他的“万年基业”。

（四）

刊登于2017年11月8日《光华日报》

细说韩江（三） 拒绝改制•傲立北马

韩江中学的开办对整个华社起了很大的作用。在那个没有很多中学的年代，韩中的校园景色及广阔草场倒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甚至成为外国游客拍摄的参观地。

原先在槟城，钟灵中学是最早的中学。它在1917年由阅书报社创建后仍是小学，但到了1923年为收容小学毕业生转成中学。从此钟灵一枝独秀地成为远近知名的学校；尤其是在陈充恩（1901-1952）于1931年掌校钟中后，加强对英文的教学，实行双语教育获致成功，更使钟中成为华裔的首选学校之一。当1951年教总成立时，陈出任主席，但在1952年不幸遇害。

在之后出现的是槟华女中（前称福建女校），接着有中华中学、协和中学等等。当韩中挺立在槟江之上时，它与钟灵形成相互映辉的好学府。

钟灵是在战前出名，它的学生有不少是活跃分子，一度被形容为左翼的温床，马共的副总书记杨果（陈平助手）也是钟灵生。因此日军南侵时，专门对付钟灵师生。在战后的首10年，钟灵仍是华校之冠，可是在1956年它接受政府的全津贴后，就引发学生大罢课。学潮也因钟灵生的点燃而燃烧整个马来亚华校。到了1960年，基本上钟灵生不再闹学潮了，改制成为钟中罢课学生永远的伤痛。

巧合的是，韩中在1956年后学生人数也不断上升。

例如1951年学生300余人

1952年学生500余人

1953年学生700余人

1954年学生1000余人

1955年学生1700余人

1956年学生2000余人（开设下午班）

1957年学生2200余人

1958年学生2600余人

在1957年11月14日，韩中学生发动了学潮，以响应钟灵生在1956年为抗议改制的大罢课行动。继之韩中、钟中、中华及菩提的学生分别涌向槟华女中抗议改制华文中学、抗议不收超龄生、抗议读华文但考试用语是英文等。

这场被形容为学潮大风暴的运动也随后成为全国性运动。在这方面，韩中似乎成了学运的“龙头”。这个龙头本来是钟灵生所扮演的，但1957年后已转移至韩江。在抗争的过程中，韩中学生被开除和记过或勒令自动退学。

1958年又是一场学潮风暴在韩中掀起，起因于学生不满政府规定必定要参加初级文凭考试，及格后才能升上高中。但华校生一向来只需参加校内举行的考试，当作测验性质，与升留级没有关系。

与此同时，当年学生也不满毕业刊的学生文章被抽起否则不能出版。此事后来闹成很大风波，因为林连登先是支持初级文凭考试只能当成测验性质，也得到林连玉的支持。但在六个月后，他反而认为可以作为学生升高中的通关考试，而政府又没有表态，结果是韩中学生有了示威，最后是政府接纳所请，免除了更多学生发生学潮。自此之后，韩中已没有了学潮，但学运继续在运动着。

其实政府对韩中生的提防可以从下列事件窥见，事缘在1958年10月11日林连登的铜像恭请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主持揭幕礼。在此之前，身为槟州首席部长的王保尼打电话给时任校长方学李，询问东姑来韩中安全吗？有没有左派分子闹事？在确定一切安全后，东姑如期来到韩中。这一年林连登仍健在，但他同意在生前立铜像，这座竖立在韩中大草场的铜像突显了林连登对华校的贡献，与在韩小摆放的半身铜像比较，可谓是大巫见小巫了。

即便韩中在50年代末期卷入了学潮，也被怀疑左翼份子已在学生群中十分活跃，但韩中的学生人数依然有增无减。

例如在1960年政府发表“达立教育报告书”，规定华校要么接受改制成国民型中学，要么成为独立中学（未获分文津贴）。韩中董事仝人在1961年拒绝改制。就这样，在全马71间华校中学里，有56间接收改制，只剩下16间保持独中的地位，韩江中学即为一例。在北马，韩中是唯一一间不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显得高风亮节而又鹤立鸡群。

从那一年起（1961），韩中学生突破3000人。

1962年再升上3500人；1963年再升上3600人。这是韩中最辉煌的时刻。

（三）

刊登于2017年11月7日《光华日报》

细说韩江（二）今日奠基礼•树人万万年

“五四运动”触动了潮人昔日的办学热情，乃在会馆内开办韩江小学（1919年）。与此同时，当年有许多华文学校也应运而生。截至1921年，在海峡殖民地（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及马来属邦（吡叻、雪兰莪、森美兰及彭亨）内已有252间华小。如果说1904年的马来亚第一间新式华小（中华学校）在槟城拔地而起，那么经过17年的打拼，华社已视办学为己任。即使英殖民政府实施华校管制条例，还是不能阻止华人传播中华文化，因为新式学校的兴起，也就取代了私塾学校。

所谓的“新式学校”是指中国北洋政府在“五四运动”前后所推行的统一学制，采用新课本，不再引用“四书五经”为课本；尤其是在1920年后，北京尊重各地区的华人选择使用普通话（话语）或方言教学。

结果香港选择用广东话教学，澳门也不例外，但马新的华社侨领和中华民国驻马新领事倒同意用普通话教学，不使用方言（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槟城有极少数的方言教学的学校，如用福建话、广东话或客家话教学；但在战后（1945年后），已消除方言学校，全部采用普通话教学（华语）。这就是说，当日军投降马新重回英殖民地统治后，又见华教重开而遍地开花。也是因为华校发展十分迅速，结果导致英政府采取更严厉的管制；尤其怀疑有左翼渗透华校。

韩江小学也是因势利导成为“名副其实”的华校，用普通话教学，而不是用潮州话教学。在有教无类下，学生人数从五十多人升至百余人。有鉴于校舍不敷应用，董事长林连登乃在1921年献巨资在会馆右侧另建学校。到了1939年，韩小学生已超过五百名，教室实不敷应用。

此时正值泰国政府一声令下，严禁华校，也不准再教授华文，造成泰国华裔入学无门，一大批小学毕业生也没有中学可去（政府不再允许开办华校）。

就在此时，来自泰京黄魂中学校长带领数十名中学生来槟寻地建校。适逢韩江也正在易地为良，在与泰方商议后同意合作办校，将韩小也扩建中学。有关计划是因林连登已购下亚依淡连理园（共六十余英亩）（原是属于椰子园和红毛丹园），在潮人之劝导下乃同意捐出一半土地（即33英亩）供韩江发展之用。

讵料1941年杪日军南侵槟城，继之扫荡马新反抗力量。在1942年完成对马新的全面控制，这样一来，韩江的扩建计划泡汤，全面停顿。

迨至1945年日军投降后，由于各城镇满目疮痍，百业萧条而谋生不易，也就将复办学校大计划按能力开展。

韩江的扩建计划也只有在1948年后才又被提上潮人议程，当时有关产业乃属林连登长子林廷欣名下，也就由潮州会馆选出15位信理员（连同林廷欣在内）。

就在手续完成后，韩江的兴建计划又告重生。为满足华社及泰国需求，众乃建议兴建韩江中学，韩江小学扩建一事押后。

1950年7月15日，在林连登主持下，韩江中学的奠基礼也为潮人办校的精神进一步提升。他在致词中说：“今日奠基礼，树人万万年”。

建校之初，韩中图测形成一个工字形，前后两排是课室，中间是大礼堂，是双层楼建筑物。在校舍不远处有一座学生宿舍（1953年启用）。

1951年开学时，经过入学考试后，初中部开三班，有学生145名；高小部开六班，学生有248人。在当时，因为中学学生不够，剩下的后排课室改为小学五、六年级学生上课，而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仍在牛甘冬潮州会馆旁上课。

既然小学暂被切成两段，韩小（在牛干冬的地方）由校长管，而在中学课室上课的小学五、六年级学生则由中学校长管。如此的分工合作，总算解决了小学生过于拥挤的困境。

韩江从一校变成两校，从小学又增加一座中学，也算是潮社扬眉吐气了。

刊登于2017年11月5日《光华日报》

细说韩江（一）韩江的由来

说到韩江，有三个重要历史事件是不能忘记的，也不得不提的。

第一是潮州，它原有一条河叫作“古员水”，潮州人对它是很熟悉的。这条河后来变成“韩江”，但这是与大文豪韩愈息息相关的。

第二是韩愈（公元768-824年）。他自认是继孔子和孟子之后的第二代儒学传人，也认为他有资格成为儒学大师。

在公元819年时（唐朝中叶，安史之乱的年代），韩愈因得罪皇帝（皇帝迎佛，韩愈则尊儒，意见相左）被贬到潮州当刺史。当他上任后竟发现潮州一所学校都没有，而当地人民不重视教育文化，便倾全力在潮州兴学办校，引导潮州人知书达礼。

由于他的努力，潮州从此脱胎换骨，变成一座文化城市。

在任期间（只是半年有余），韩愈便他调，但他留下的一段美丽神话是潮州人津津乐道的。

事缘韩愈的一篇《祭鳄鱼文》这样说：“维年月日（某年某月某日），潮州刺史韩愈，以羊一猪一，投入恶溪之潭水，以与鳄鱼食”。

在韩愈看来，潮州既有韩愈，就不应该有鳄鱼作患，因而他的文章又说：“刺子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鳄鱼浑然不安溪潭，据处食民畜，以肥自身”。

他又说到，鳄鱼若有知，应听刺史言，走向大海。为此他给鳄鱼7天时间自动消失，否则将赶尽杀绝，毫不容情。

后人在事后给韩愈的文章添上神秘的色彩。就在韩愈作祭文的当晚，雷电交加，把鳄鱼全赶走，为民除害。百姓额手称庆之余，乃将“古员水”易名为“韩江”，以纪念韩愈对潮州的贡献。

在韩愈逝世的300年后，另一位伟大文豪宋代苏东坡（苏轼）（1036-1101）出现了，他对韩愈是敬佩得五体投地。因而为韩愈在韩江水旁建一座韩文公庙（韩愈庙）。碑文因文采出众，成为传颂不已的好文章，可谓流芳百世。

苏东坡形容韩愈是“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一个普通人而能做到百代的宗师；以一句话而可以变成天下复世的法则）。

他又说：“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文房布衣，谈笑而笔之，天下斐然从公，复归族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哀，而勇夺三军之师，此岂非参天地，旺盛哀，浩然而独存者乎”。

这一篇千古传诵的韩文公墓志铭就立在韩江之旁。苏东坡又说：韩愈来到潮州时，“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凡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

韩愈最著名的文章是“师道”，“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或而不从师，其惑也终不解矣！”

因为苏东坡的称颂在韩江学校创办时，“笃于文行”成为韩江的校训，而校歌中的“文风远绍昌黎”，昌黎即韩愈也。

第三件事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因为五四带来新思想和新文化，激励潮人于1919年10月创办韩江小学，引用“韩江”乃因韩江代表了潮州人（先有韩江家庙，后改潮州会馆）。

先是在会馆上课，后因学生逐年增加，又得按教育法令行事，乃在1962年迁至现址，与韩中及韩院“三校并立”，成为华教历史的新篇章。

刊登于2017年11月4日《光华日报》

郭鹤年“带”马共“回家”

在郭鹤年的回忆录中，最引人入胜之一的是他促成马共与马泰政府和解，从此消除了森林战争。

但有关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关系却因为有了马共的存在而一度阻碍了两国人民的正常往来。因此我们借助《郭鹤年回忆录》来了解战前与战后马来亚与中国密不可分的关系。

除了孙中山于1906-1910年断断续续来到马来亚鼓吹中国革命之外（最后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而走向共和），下来就是华人南来的络绎不绝而结下马中血脉之情。

比如郭鹤年与陈平是同时代但完全不同背景及身世的两个人，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是福州人。

郭鹤年的父亲郭钦鉴于1909年南来，而在1920年与郑格如（大学生）结婚，在1923年10月6日诞下了郭鹤年。

陈平原名王文华（1924-2013），父亲王声标是福州的福清人，于1918年在新加坡结婚，后来移居吡叻实兆远。1924年10月21日，王文华诞生，在时间上只比郭鹤年小一岁。王文华后来支持中国对日战争，并在1940年成为马共候补党员（马共是在1930年由胡志明（越南主席）（当时化名阮爱国）在森州的瓜拉庇捞暗中成立的）。

1938年，混进党内的大特务莱特成为马共的总书记，他也在1940年后委任王文华负责吡州党务。此时王文华化名为“陈平”。在2013年9月16日逝世，终年89岁（9月16日是马来西亚成立日，也是李光耀的诞生日）。

虽然陈平与郭鹤年是不同类型的人，一个从政而且是在1948年后成为马共总书记；另一个从商，拥有过人的经济头脑。但在他们之间还有一重特殊的关系，就是郭的二哥郭鹤麟在1948年加入马共，出任宣传主任，成为陈平的属下。不幸在1953年遇伏身亡，终年30岁。

在1955年的马共与马政府在华玲举行和谈是得到中国及苏联的首肯，可是时机完全不对办，加上英国的从中阻扰，也就各交白卷，马共又再回森林从事游击战争（郭鹤年当年并未介入其中）。

六十年代初期，陈平一行到中国“定居”，他在1961年7月与中共总书记邓小平在中南海举行会谈，同行的有章凌云和慕沙阿默德，双方就东南亚局势交换意见。邓小平说，东南亚就要经历一场巨变，而中共将支持马共的斗争，但陈平认为情况有待马共商讨。

1965年，毛泽东特别安排陈平一行从北京到湖北省首府会面，以了解马共的想法。这个时候，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中共与马共未有达成正式的协议。

倒是在1966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马共代表时，显示出中国将对兄弟党的政策有所改变。

果然在1967年初康生（中央联络部长）与马共对设立马共电台事达成共识，当时中共有作过统计，指说自1948年紧急状态颁布以来已有超过5千名马共党员被流放到中国，如果将马共的支持者和家庭成员计算在内，截至1966年的人数共有两万人。

经过多次商讨后，毛泽东又于1967年的正月底再会见陈平一行人，地点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讨论结果是由康生一手操办马共电台设立之事。

就这样，马共被安排将办事处迁往湖南，地点在戒备森严代号“691”的军事区内。马共的广播电台就设在山的一边向下挖掘而成的地下室，附近有一座楼房，用为马共的行政权。

经过数月筹备妥当后，马共电台终于在1969年11月启播，命名为“马来亚革命之声”。

陈平说，电台草创时期，用三语（马来语、华语及淡语）广播。在成功吸纳大学生后，又增加英语广播。

事情的变化终于到来。这一年（1974年）我国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率团访问北京，他要完成马中建交的艰辛任务。因为自从1971年开始，马中之间的商贸团及体育团已相互往来和交流，使到马来西亚决心在解决马共问题前，先与中国建交，以实现他的中立与不结盟外交政策，一改东姑的决不与共产国家建交的方针。

在这方面，当敦拉萨会见毛泽东主席时，至少有八次提及中共与马共的关系）（这是中国驻马首任大使王幼平在陪座时，所听到马国总理对马共的事宜格外重视。

毛泽东的答复是：这只是党对党的关系，与国对国的关系无关，而此时中国愿与马国政府缔结邦交，不会因马共问题产生阻力。

随着四人帮在1976年倒台及1978年邓小平复出，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政策，准备与各国广交朋友，也就在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包括李光耀的劝告下，于1981年6月31日经邓小平拍板，停止了马共的“革命之声”的电台广播。也是在同一天，位于马泰边境基地的马共“民主之声”开播了，取代了“革命之声”。在陈平的回忆录中也有透露邓小平劝请马共寻找方案另谋出路。

也就是在1987年左右，郭鹤年被邀请协助解决马共问题。于是在特殊安排下，拉欣诺（时任马来西亚政治部主任）及姚光耀（马政治部副主任）飞到香港会晤郭鹤年，后者就安排他们参加一个宴会，并特别安排一个角落的桌位与中共代表会谈。双方经过坦诚在交流有了良好的进展，马共也对这样的安排有所满意。

到后来，郭鹤年为了达成协议，也在文字上特别被安排在广州与中共资深领导会晤，彼此对达成协议的字眼做最后的推敲。

1989年12月2日，郭鹤年终于完成一生中的另一个“壮举”，让马共成员走出森林，快乐“回家”。1990年正月，马共的“民主之声”也全面停播（这就是郭鹤年所说的，他也促成马共电台在签和约后停播）。

刊登于2017年12月11日《光华日报》

巴厘岛又面临“浩劫”？

印尼巴厘岛是国际的著名旅游胜地，是印尼（千岛之国）的33个行政区之一，全岛面积5630平方公里，人口有400余万人。

其首府是登巴萨，也是机场的所在地。

我在2012年时曾到巴厘岛一游，那是一个校友团聚的活动。初抵巴厘岛没有太大的惊喜，因为我们本来就住在槟榔屿（也是一个海岛）。当看到一望无际的海洋时与槟城的没有两样。

若作个比较的话，槟岛比起巴厘岛不但热闹得多，而且也是一个华人城市。因此对槟城人而言，巴厘岛也不是什么世外桃源，只因它的名气大，也就在旅游业上超过槟城所吸纳的游客。

其实很多华人很想一游巴厘岛，也是因为潘秀琼（歌星）的一首《巴厘岛》风靡了歌坛，而深深地吸引许多人慕名而来。歌词是这样的：“你可曾听说有个巴厘岛，就在那印度尼西亚，那岛上风景美丽如图画，谁都会深深爱上它”。

美丽的歌声，加上美丽的歌词及美丽的想象，巴厘岛在七十年代起就成为万千游客度假的胜地。

我们在巴厘岛逗留三天后，在印象中倒有几个特点是令人出乎意料之外的。其一是这个岛上并不是回教浓厚气息的地方，它的人口有83.5%信奉印度教、13.4%信奉回教、2.5%信奉基督教及0.5%信奉佛教。因此沿途上所见的是印度庙的神坛和神像。而印尼政府为了招引游客，也就不改变其一向来的特征，让外来的人感受一下多元宗教文化的特色。

原本巴厘岛吸引的是马新两国及澳洲和西方的游客为多，后来中国在经济上崛起后，旅游巴厘岛的人就突飞猛进了。

例如在2016年，巴厘岛共迎来了500余万名游客，其中百万名是中国人。换句话说，巴厘岛虽曾受到恐袭的打击和影响，但过后又成为旅游中心地，人们似乎淡忘了两度的恐袭。

其一是发生在2002年10月12日，一批隶属于回教祈祷团的恐怖分子攻击巴厘岛的酒店和游客集中的地方，造成202人死亡（其中88人是澳洲人），另有209人受伤。

其二是在2005年10月1日，又是回教祈祷团的人肉炸弹袭击商场，酿22人死亡。

一时之间，游客成为惊弓之鸟，但后来又再兴旺起来。

讵料近日又传出巴厘岛的阿贡火山冒出浓烟，火山似乎要爆发了。当局除了被迫关闭机场外，也只能在“安全”时刻再开放机场片刻，以载走滞留的游客。但在无法疏散下，印尼也被迫将游客迁往其他地方，较近的是爪哇岛等地。因为阿贡火山不是第一次肆虐，而是在1963年时已爆发过一次，造成1500人丧命。老一辈的人记忆犹新，但却不堪回首往事。那一次的悲剧留下太多的痛苦记忆。

而这一次又再爆出阿贡火山已快发怒了，但仍滞留在巴厘岛12万游客怎么办？

许多中国游客受不了一天要花700元人民币的开销，又要面对机票（若能起飞）价格升到天价的无可奈何，难怪许多人怪责旅行社没有事先警告游客，让他们到来后才知道情况不妙。

现在谁也不知道阿贡火山会不会发威？或是会“沉寂”下来，毕竟“人算不如天算”，还是祈求这座威力十足的火山再沉睡下去，永远不要再醒来，因为印尼人民和外国游客都不希望巴厘岛再有什么三长两短和悲剧的发生。

刊登于2017年12月11日《号外周报》第86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