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驗黃家定的政治智慧

馬華公會黨選后的新佈局是對黃家定領導的一個重大考驗，也可以說是一場政治考試。到底黃家定是及格或不及格？讓我們來分析他的策略即可窺見其成績單。

第一點，不論在黨選前或黨選后，黃家定都為陳廣才造勢和站台，形成一對雙打，而不是把B隊的人排斥在外。雖然挑戰他的陳祖排是不折不扣的A隊大將，但在新形勢下，保住廣才穩定陣腳才是最好的安排。于是在黃家定護航下，陳廣才突破重圍，讓后者感覺到唯有支持黃家定，才能得到A隊的包容。

同樣的，因各項因素未能保住副總會長的胡亞橋，在敗落后得到黃家定扶一把，回到中委而預示著官位將會保住。在感恩之余，必然歸順于總會長的人，而所謂B隊的陣營因之煙消雲散。這就是說，經過這一次的黨選，黃家定成功地把B隊消化在他的團隊中。

第二點，也是政黨一向以來最諱忌的是裙帶關係。凡是父子同陣，親戚同堂一概被認為“禁忌”，否則便被人指指點點，彈個不停，說是要建立什么家族王朝等等。

在這種反家族入主政黨重要位置的潮流中，黃家定要逆流而上，確實顧忌多多，因此很多人都認為他不會把其兄納入總秘書高職，以免被人評頭品足。

可是，黃家定這巧妙的一手，讓黨中委推荐總秘書人選，不論出于任何理由，許多人都抬出黃家泉，免卻了他的后顧之憂。說實在的，黃家泉如果不是黃家定的胞兄，以其經驗和才幹，坐上此位是沒有人會指東話西的，但難就難在他是黃家定的胞兄，以致許多人都認為此事不可能發生。

偏偏就這么順勢發生，而且在發生后得到的是正面的評語：“舉賢不避親”。這一下子，原本以為是惡言惡語會排山倒海而來，卻變成一片歡呼聲，大大出人意表。

不論黃家定或黃家泉做什么樣的解釋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一委任竟是接受的回響，黃家定也因此大大鬆了一口氣，沒想到最大的難題卻讓他輕易克攻了。

這樣的佈陣不僅“合理化”“舉賢不避親”的邏輯，而且也創造兄弟同在一個政黨高職的神話。就此而言，黃家定是第一個人突圍成功，在馬華黨史上寫下第一頁時這樣這么說﹕“兄弟同心，其利斷金”……。若是沒有黨選帶來的有利局面，黃家定是絕不會冒天下之大不韙。

第三，所謂有利的局面也不是黃家定刻意造成的，而是因為公開競選帶出各人不同議程，從“小菜單”中出現一條公理：不可反黃家定，但二三線候選人可按各人議程作調整。既然大家都支持黃家定（不包括投票給蔡銳明的），那么在黨選后就使到黃家定擁有更大的空間來安排新團隊。那些鬧派系的州屬，尤其是森美蘭和檳城州，就分別由老大和老二坐鎮。而老二現在又是與老大二合為一，也就等于是老大在全權指揮。黃家定為此拋下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所有州主席都是黨領袖，不管誰擔任，都不是‘外人’。”（見商報8月31日）

如今老大掌雪森，老二掌彭檳，老三（總秘書）掌霹靂，勢力已是固若金湯，將來任何人要起事也真不容易。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么不派副總會長出任？例如翁詩傑與林祥才就沒有掌半個州。但又有人反回來問，為什么要委任新出爐的副總會長，留待觀察對總會長的“效忠”程度不是更恰當嗎？是的，除了馮鎮安不具威脅，坐回吉蘭丹主席外，而蔡細歷則留任原職擔任柔佛州主席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其他的就別再“勞動”副總會長了。這些未來的可能接班人都是總會長要時日審視其言行，才好另作安排的。

至于森美蘭州和檳城州為什么會有派系之不同而鬧僵？大家心知肚明。其實也不是什么陣線分明的派系，大家都是總會長的人，只不過對原任者有意見。

正由于僵局一時未能打破，老大也費煞苦心在黨中央安排韓春錦及黃錦鴻分別出任組織秘書和副總秘書，然后連同老二分別接管，大家也就不能再有異議。接著下來，如何整合，也許老大自有其妙方，我們不必揣測。

從整個佈署來看，黃家定的第一場考試取得高分，但要步入“黃家定時代”還需要幾場的考試，因此我們說，黨選后的排陣是考驗黃家定的政治智慧的第一關。

黄沾与周星驰的怪象

在娱乐圈内，有两个怪现象是引起我关注的。其一是不久前才病逝的黄沾；其二是靠“怪招奇言”起家的周星驰。

先说黄沾，他是靠正规的中文大学毕业的才子，后来又进入香港大学读硕士，近年再成为港大的博士研究生。照理他是「学术圣殿」的一名「有学之士」，足以和学术界人士一展雄才，可是他选择的是走向草根市民的文化，搞得是非学术的娱乐文化；尤其出位的是竟是满脑子充斥被学术人视为低级俗味的言语，因而有“不文集”的出版。

所谓「不文集」，说白就是归为「黄色笑话」这一类，既是不文，也就是斯文不足，低俗有余。尽管如此，销路还是热卖，可见不文之语也大有市场，印证了香港是一个什么都可以包容的社会，只要不过于猥亵，便可以「登堂入室」成为家庭中公开欣赏的文章。

当然也正因为他的「避正就歪」，有许多生动的语言就从中表露出来，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在填词撰文时，得以穿插其中，我欣赏他的歌词中带有情感的跳动，也有些句子是啷啷上口的。如果不是在生活中磨练，如果他没有学术的根底，那就不可能造就一代鬼才，在香江娱乐圈中「翻云覆雨」。

黄沾的浪漫人生，几段婚姻都没有让他的人生留下诟病，反而被认为这是娱乐圈的家常便饭。他的不文语言，不仅未降低他的形象，反而成为他的活招牌。这就是黄沾创造出来的「品牌」－－一个不登学术圣殿的博士。他终于赢得香港人的认同。因此他的追悼会有两万人参加，实在是「破天荒」的人潮。各路人马，特别是明星阵容，让人看得眼花撩乱。足见其魅力在死后更是无法挡。

吊诡的是，一个「有学有术」的人，却没有看到学术名流，大学校长及大学教授参与其中而被请来发表悼念之词。

更为吊诡的是，一个没有进过大学，一个没有学术背景，也没 有发表过什么学术伟论的纯粹娱乐圈的搞笑怪才周星驰却在近些日子来被请入「学术殿堂」，与大学校长，大学教授对讲开坛。不但香港的大学，而且中国内地的大学也把他当成「学术才子」请来交流。

他们说这是因为周星驰在香港的娱乐圈创出了一些在学术书本或学术活动中没有的「无厘头」文化。除了搞笑与怪动作外，也在其影片中加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对白，使人沉浸在其影片中，获得最高的享受，进而有了启发作用。李欧梵教授甚至也拿他的影片作教材。

抑有进者李欧梵也打开禁忌，公开地与周星驰来一场「学术对话」，接着掀起一阵旋风，把周星驰当成「国学大师」来研究。

这种周星驰现象原本只属普罗大众的消遣品，没想到会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课题，除了不可思议外，也为「学术论坛」的另辟蹊径有所不解，究竟周星驰的低俗文化代表了什么学术风格或文化理论或文化品牌？我们也不清楚。

虽然如此，我们并不反对学术界脱下严肃的面纱，走向与大众拥抱的格局。这样也可使到老百姓不会认为学术是枯燥和高不可攀的。

可是，在周星驰的身上，我们的学者又看到什么呢？与此同时，我们的学者又从黄沾逝世后所迸发出来的「雅俗共赏」的文化看到什么？

可惜，他们看到周星驰的同时，却忽略另一位鬼才也在覆颠这个城市的传统文化。

黄沾向正统文化挑战；周星驰也是向正统文化挑战。学者们选中周星驰避开了黄沾，诚为憾事。
我反而觉得，从黄沾身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正统与非正统的文化被交织在其中，而成为另类的文化。

政治人物與黨史定位

政治人物在黨史的定位雖然是具有爭議性的，但黨史往往是由勝利的一方來撰寫的，因此不是勝利的一方很難期望在黨史中得到正面的評價。正如中國文史學家陳思和所說：“歷史是由勝利者來寫的。勝利者願意自己的成功成為某種歷史性轉折的標誌，願意看到歷史在自己的成功處出現一個句號。”（《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十講》，26頁）。對黨史而言，更是如此。

我說的政治人物是舉足輕重或扮演十分重要角色的領導人之一，而不是指一般的參政者。當他們涉及了黨內的權力斗爭時，他們可能面對兩個結局：一個是以勝利者的姿態領導黨而成為黨史的指導人；另一個是以失敗者的下場來接受勝利者的批判或批評，而無法要求黨史給以正名。雖然這之中在後來的史家看也許是偏頗與不公平的，但這已是黨史以外的反思，不在黨史的範疇的。

例如1959年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對他的愛將彭德懷（時任國防部長）因反對“大躍進”而給嚴厲的批判，最後撤掉彭的黨官職，將之打成“右派份子”。,這種從人民內部矛盾激化到“敵我矛盾”的結果自然是彭德懷成為黨史內的反面人物，也被否定其所有功績。政治斗爭的殘酷由此可見。如果不是1978年鄧小平的復出，結束驚心動魄的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彭德懷是沒有機會平反的。則他在黨史中的“歷史罪人”的身份將無法被糾正過來。鄧小平之所以有能力平反和撥亂反正是因為他反敗為勝，而成勝利者。黨史也就由他勝利的一方來改寫了。

又例如在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崛起的林彪，把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打倒，冠上黨的“歷史罪人”後，就扶搖直上；更在1969年的黨大會上修改黨章被列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在當時的黨史中就肯定毛澤東和林彪的崇高政治地位。但在1971年林彪因奪權不遂而墮機身亡後，整個黨就對他進行猛烈的攻擊，把他形容為罪惡滔天的“歷史罪人”。即便“四人幫”仍然在位，他們也對背叛毛澤東的“戰友”給予最大的否定。從此林彪在中共黨史中的地位已成為“歷史罪人”而直到今天仍然無法翻身，因為鄧小平之後沒有人認同他的“革命路線”，更反對他的整人殘酷手段。所以後來成為勝利者的鄧小平絕對不會為林彪平反，但已有權力修改黨史，把毛澤東“三七開”。

同樣的，我們說回馬來西亞，林蒼佑雖然在1958年成功當選馬華公會總會長，但在接踵而來的黨爭中他又告失利，最後由陳修信成為勝利者。在陳修信當權後的林蒼佑又另起爐灶，成立民主聯合黨和及後的民政黨，已在政治上成為馬華的對立面。例如李三春就狠批林蒼佑是政客，是個朝秦暮楚的人（在民政黨執政前），已全面否定林蒼佑在馬華的角色和地位（參閱李三春的《我們對反對黨的批判》，1969年，第9頁）。

因此在馬華黨史中，林蒼佑是一位過客，也得不到正面的評價。有的是在黨史中帶出“林蒼佑事件”，而不是把他擺上黨領袖的位置。這一點林蒼佑也很明白；尤其是在1969年大選時，取代馬華公會在檳州的執政主導地位，更是種下政治斗爭層出不窮的后果。就此看來，馬華公會的黨史是不能夠也不可能把林蒼佑當成馬華的“恩人”，反之在文字上的批判是馬華應維護的尊嚴，于是通過黨史來批判乃至否定林蒼佑在馬華公會的“貢獻”是一種正常的反應。正因為歷史帶來的分裂，馬華公會無法改變它的立場。綜觀馬華公會45年黨史，50年黨史及55年的黨史，雖然在文字上有所調整，語氣也較為溫和，但不變的是馬華公會不能對在黨爭中失利離去的黨領袖給予正面定位。

站在黨的立場和由勝利者主導黨史的事實來看，馬華公會這樣子做並沒有錯，當權派的繼承者，也只能依據黨史的定位來表達馬華的政治立場，斷不能反其道而行，所以林蒼佑要接受這樣的結局。雖然黨史之外對林蒼佑有另外的評價，也有學者專家對華人的政治斗爭史將陳修信和林蒼佑作出比較，那是另外的故事，與黨史無關。我們完全理解黨史與一個政黨的立場是息息相關的，也是當權派享有的權力。

我仍然認為不論那個國家或那個政黨，往往都不可避免的出現政治權力的斗爭。在這個過程中，所有的從政者都必須認清一點：那就是政治是無情的。當雙方成為對立面時，或有挑戰出現時，必有勝負之分。勝利的一方，在民主政治的體制下，也會發揮它擁有的權力，或則排斥挑戰而失敗的一方，或則收服挑戰而失敗的一方或則保持冷卻手法讓雙方各安其位。不過處于失敗的一方，已不能干預當權派如何撰寫黨史。

如何給挑戰者定位，要狠批或有所保留，又容不得挑戰派的人說話了。而挑戰的一方的“歷史地位”又是由當權派來說，也可能會成為反面的人物。這就是“黨史”與其他歷史不同之處，也是我所要帶出的訊息。有史為証，不是憑空想像，更非胡說。同意與否，則另當別論。當然挑戰而失敗的一方可以對黨史進行反駁，如果他認為需要的話。因為現今的歷史已是雙行線，勝負雙方都可以自尋定位，只是黨史的立論就是當權派的立場，仍然維持單行線。

無論如何，我還是認為一位挑戰失敗的政治人物（重量級的）在黨史中的地位也與他在社會、民族和國家及其他方面的歷史定位是兩碼事，不能混為一談。

為什麼許子根應當老二？

民政黨中委改選今日提名，最受全民關注的是領導層的123,321及231方案。但歸根結底只是一個人的問題，那就是郭洙鎮的動向。不論他是打老大職位或捍衛老二職位，對民政黨當權派來說，都是不幸的，也必然會引發一定程度的後遺症。民政黨也將因此在黨選後承受各方的評論與黨內的漣漪陣陣，這也是為什麼林敬益及黨內高層希望通過協商來解決接班人的問題。

這里有兩個問題是值得思考的：其一為什麼許子根不能直接當上黨主席，而需要佈署上署理主席？其二，為什麼不保留現狀，直到2008年黨選時，直接由許子根接棒？提出這樣問題的黨內外人士是從人事上來考量黨的排陣，多過從客觀的現實來考慮民政黨的未來，間中也帶有情感的因素。
但我們有必要從宏觀的角度來審視民政黨的定位。從過去到現在民政黨的核心力量是在檳州，雖然間中有一些變化，從地方性擴展到全國性。但不變的是民政如果離開或失去檳州主導政權，它將很可能淪為“人民進步黨”第二，抓不到重心而需要依靠關懷來取得議席的分配。它當初之所以被看重邀入國陣，是因為它在霹靂州有廣泛的影響力；同樣的，民政黨被接納加入國陣也是因為在檳州有雄厚的勢力。如果民政不通過努力與人事上的安排達成“黨政合一”，它可能會逐漸地偏離重心。
許子根所代表的不僅是個人的才智或擁有豐富的從政經驗（這一點郭洙鎮也具備了），而是他所領導的檳州政府的 性與延伸性，以彰顯民政黨是一個有份量的政黨。

在2002年黨選時，此問題尚未見迫切性。因此郭洙鎮在黨中央護航下順利過關；但在2004年全國大選後，已有跡象顯示檳州政府的結構在求變與不變中徘徊。許子根倘若在黨內原地踏步，不是黨的重要決策與領導人，他個人要保住現狀來使到民政黨依然是發光的實體有一定的局限；反之，若通過“黨政合一”的結構，就會形成二合一的實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當然這種選擇（或安排）也是要循序漸進的，一下子跳上主席就會有顧此失彼的力不從心；保留現狀到首席部長或在黨內也不過是一名副主席（必須要牢記1971年的民政“宮庭政變”就是因為林蒼祐只是黨副主席，結果被黨逼宮，所幸他後來反戈一擊控制了黨，不然民政黨的歷史便改寫了。自此之後，林蒼祐在黨內抓權，成為黨的主席，進一步穩固民政在檳州的執政地位），在外界看來，首席部長在黨內的份量是有限的（這也是為什麼許子根在1996年後堅持保住民政檳州聯委會主席，因為他知道政府職位是與黨直接掛鉤的）。因此今天民政黨內要突顯首席部長的重要性是配合時局演變的一個重要步驟。

不過，目前仍擔任首席部長的許子根尚有許多政府職務要操作，尤其是必須在第9大馬計劃中把檳州的一切宏願都包含在內。如果一下子上任主席，必會影響檳州政務而結果是兩頭不到岸。因此較保險的選擇是先上第二位，以便在將來改變其政府職務，在中央領導黨務和政務，並有足夠的時間培養首席部長的接班人。

在這情勢下，林敬益的留位對許子根來說是一道屏障，由林繼在中央發揮有效作用，再逐漸將黨務交許子根接手。這不關林敬益與郭洙鎮的才華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在國陣的大家庭內，怎樣確保民政黨立于不敗的地位和得到友黨的尊重，是更為重要的。林敬益在這方面，佔了比較好的天時地利，畢竟他比郭洙鎮有更久的參政經驗和應對各方問題的能力。這也是為什麼許子根不希望直上主席，而希望林敬益再領導黨一個時期才全面引退。

郭洙鎮在這時期所扮演的角色已有所局限。因為客觀的政治環境已出現改變，不是個人才華能夠左右的。能夠發揮影響力是黨的團隊和整合的力量。如果民政黨要繼續有所作為的話，它必須作出某些改變和確保黨的完整性。間中也許個人會受到影響或犧牲，那是不可避免的遺憾。因為民政黨的格局決定民政黨的未來接班人又需回到檳州。所以必須有一個以大局為重與按部就班的安排，否則黨會被無情的政治所沖擊。

馬華黨選啟示錄

備受矚目的馬華公會改選已在激烈競爭中宣告落幕，正如大家所預料的，以黃家定為首的當權派取得預料中的勝利，只有少數的原任者落馬，這也是一種意料中的結果。到底這一場選舉給我們帶來什麼啟示？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根據我的觀察與分析，有下列的現象是本屆黨選的特徵：

1. 這是一個沒有英雄造時勢的年代，但有時勢造英雄的黨選。大致上，英雄是在亂世中殺出，而在太平盛世則是因時勢的推波助瀾，使到一些人在特定的情勢下脫穎而出。例如在1984年黨爭時才活躍的黃家定，近20年的奮鬥后，因勢利導，在林良實的舉薦下，于2003年成為他的接班人。換句話說，AB隊黨爭的結果，黃家定成為最大的贏家。自此以後，他努力經營，把黨務和政務相結合，通過言論把馬華的負面形象扭轉過來，因此在這次黨選中順利過關。這就是時勢造就了黃家定的年代。誰是他的帶路人，他心裡最清楚。反之，蔡銳明企圖來一個英雄造時勢，但他忘了此刻沒有亂世，只有盛世。單憑“滿腔熱情”，只能成為落寞的人。因為盛世不需要“打虎英雄”。武松不會在太平年代出世。

2. 這是一個沒有跳槽的年代，但有很激烈的黨選。如果我們沒有忘記，1973年林敬益挑戰陳修信未成已被腰斬，結果帶隊走進民政黨。1979年曾永森挑戰李三春失敗，又成群加盟民政黨。在2005年黨選后，失意的候選人不會有此舉動，也沒有國陣的成員黨鼓勵跳槽。再者馬華也不需要“秋後算賬”，失敗者或則退隱政壇或則重作整合。可以預見，擔任官職的落選者不會被撤職，反而會被黨安插適當位置，繼續扮演一定的角色。

3.
這是一個沒有林良實的年代，但有林良實的影子在晃動的黨選。就政治而言，這是極其自然的現象。1984年陳群川大軍扳倒梁維泮，就是李三春的效應所致。因此，剛退位兩年有餘的林良實，在馬華紥根（當會長）17年，整個班底仍在，包括黃家定也是他一手栽培的新領袖，怎能沒有林良實效應呢？單看A隊人馬絕大多數告捷，便可知林良實雖不在，班底還在。當然“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下，林良實效應將會逐漸淡化是可預見的。

但不爭的事實是，他的兩名兒子在馬青黨選中雙雙告捷，也是因為父親的效應佔一定的因素。無論如何，黃家定經此一戰後，已確定他的領導地位，自然有條件帶領馬華及早走出林良實的影子。我們不希望他“蕭規曹規”，而是希望他在“克紹其裘”下，闖出一個新局面。

4. 這是一個沒有AB隊的年代，但有AB隊陰影影響黨選。所謂AB隊的主將林良實及林亞禮已退隱政壇，並在妥善安排下出現AB隊整合的團隊，由雙方的副主將黃家定與陳廣才取而代之，黨爭也隨之告一段落。

不過黨選中陳廣才得票較黃定定少200票；A隊的陳祖排得票又多過B隊的蔡銳明，B隊副將之一的胡亞僑跌馬，A隊的林祥才越級而上。這與AB隊的陰影仍未全消也有一定的關係。

所幸的是這陰影並未主導整個黨選，不然陳廣才要保住原職，誠非易事。現在看來，黨選之後，AB隊因素將會更加淡化，因為仍然是黃家定與陳廣才在帶隊。他們得盡快把這個陰影消除掉。

5. 這是一個沒有大菜單的年代，但有小菜單在黨選中發酵。由于馬華黨代表多，不是人人都與候選人有深交，甚至不同州的代表會對不同州的候選人 十分陌生，菜單就起了指導作用。如果沒有菜單，恐怕中央代表在投票時將無所適從。由于新選出的團隊人馬都是有一面倒的情勢，也印証小菜單是大同小異的，某些熱門候選人以少數票落選，也是因為小菜單有某些微妙的變化。倒如陳財和就僅以兩票之差與副總會長擦肩v而過；還有姚長祿也以微差之票滑出中委，也是小菜單所致。

綜觀上述，馬華已經歷一場洗禮。我不認為得票的巴仙數是重要的，因為民主選舉是一票是江山，因此重要的是勝利者如何為我們的民族和國家帶來一個新願景。他們扛著未來的歷史，所以有需要為我們繪製一個有氣魄的大藍圖。

評黨選引發的爭議課題

沸沸揚揚的競選活動已走近尾聲，塵埃落定。但它留下幾個爭議性的問題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1. 競選期太長，以致候選人不得不到處造勢，變成妨礙“公務”之操作而把重心放在黨選上。
2. 不同意表態文化或雙打配搭的姿態變成對另一方的“打壓”或施壓或根本不讓對方有機會出手，黨缺乏自由與民主。
3. 站台的候選人（指非原職的挑戰者）都是聲稱個人出征，沒有團隊，也沒有結盟，期望單打獨斗突圍而出。至于個人怎樣領導黨，則沒有交待清楚。
4. 參選的人也聲稱不是為官位而戰，好像是只想在黨內獲一個高職，不想在政府中謀官職。這種一分為二的黨政分家論，高唱不絕。

在我們就這些問題進行評析前，先了解馬華和民政的格局是一個重要的前提。也就是說，馬華或民政的政治模式是否已經改變或仍然維持在傳統的模式？在70年代之前，只有一個馬華代表華人成為執政黨一員；在這之後，也有其他政黨擠入執政行列，分享華人的代表權，例如民政黨即是。因此在執政黨內，華人的政治模式已有改變；但不變的是，不論是過去的三黨聯盟或後來的國陣14個黨結成國陣，巫統仍然屬于主導地位，而且是權威性的，以致忝為成員黨的馬華及民政的黨選就只限于其所代表的族群來表達求變或不變的意願，和對國家政策及方向的提出某些建議性的意見和批評。無法牽一發動全身，也無法與巫統的黨選相提並論。

在這樣的格局下有關爭議性的課題可以這樣分析：

首先我們要承認政治是一種運動，是帶領人民走向美好生活的運動。因此黨選期的長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運動的過程中，各方的言行要對黨員有啟迪作用，要對人民負責任。其實不論是在黨選期或非黨選期，每一位領袖或地方領袖都有責任對黨的政策和方向提出意見的批評，不必等到黨選才來評頭品足。若只是為爭取選票才來要求改革這個和那個。這似乎等于說，沒黨選一切都是好的，一到黨選弱點或缺點多多。這種臨時急就章只能說是為出位而發，也許與民族利益無關。

接著，在黨選時期出現表態文化是一種正常的反應，每一個黨的領導層都希望在穩定中求進步，因此提出“循序漸進”的排陣或“保持現狀”的排陣。這也不能一味解釋成“打壓文化”或“單行道政治”，因為黨代表有最後的決定權。他們可以接受上方的安排，也可以否定上面的願意。政黨機制中允許的自由和民主是應該被肯定的。

就如這次的黨選就出現“單打式”的候選人站台，他們是充份利用黨章賦予的權利來尋求對人事的改變和調整。至于黨代表要接受指導性的民主與否，則是另外一回事。

但這樣的獨行俠作風是否值得鼓勵，是否對黨對民族有利，可就值得商榷了。

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有些候選人鼓吹“黨政分家論”，即當選黨高職，不求官位。我們假定這樣的局面形成，則未當高位的人也可出任官職或部長或副部長或政務次長之類的，形成黨歸黨，政歸政的局面，那麼馬華如何在政府中發揮作用？這是很大的疑問。

再者，巫統到今天為止，還是奉行“以黨治國”，黨的主席和署理主席必然是正副首相，以確保黨政合一，而通過兩結合來推行黨的政策。

若是馬華走一分為二的政治路線，勢將削弱馬華在政府中的地位。因此所謂爭取黨高職不爭取官位之說是不能成立的。

不論馬華或民政，它們直到今天還得依照傳統來確保黨政的完整性。理由無他，就是要在兩結合下爭敢建立一個公平與合理的社會。

我覺得馬華和民政不但要牢牢記住黨政合一的重要性，而且身為黨的領導人要具備領導的魅力和政治的藝術，尤其是像馬或民政這樣格局的攻黨。我們不苛求他們充當民族英雄或擺出強硬態度，但我們希望他們能真正了解政治也是藝術的含意。且錄下一段文字來說明：“政治不但是對客觀現象的認識及對其價值的品評，而且還是一種藝術，一種「可能或不能」的藝術，政治涉及權力之應用，政策之制定，沖突之解決，領導千萬名雄心勃勃的從政人員，確定國家行駛的方向等事業。這些活動對政治家有非常嚴格要求；他必具備高度處世待人的藝術，以說服統一意見，以感染力啟發官員與人民積極性；他還必需具備高瞻遠矚的眼光，不但要迎合人民當前的需要，還要顧及國家長遠的利益。這一點涉及政治的正面的實踐。”（引自《政治學新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我以為這一段話適用于馬華和民政的領導人的身上。

華教心民族情

我們華人的政治文化已起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這次的馬華黨選及民政黨選華語已佔主導地位，這在過去是難以想像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情況的今非昔比，反映在目前的華基政黨的領導人都必須用華語與黨員和民眾溝通，不能再像過去英語是主要的語言，華語則靠邊站，以至廣大的黨員及華人社群必須靠邊翻譯或從旁了解領袖的心態和所要傳達的訊息。

有關轉變對通曉華語華文的人民來說，不啻是最大的鼓舞。雖然不懂華語華文的領導人不見得不關心華社的問題，但由于語言的障礙，難免有了隔閡。雖然通曉華語華文的人不一定做得比前者好，但至少他們能直接和感同身受華社面對的挑戰與困境，辦起事來也不必假手別人來溝通。這意味著，在今天若要搞華人政治，就不得不搞通華語華文，即使是受英文教育的人，想要攀上高位，起碼也要苦學華語。否則便是一種遺憾，也是一種阻力。華語的重要性，不是因為變成官方用語，而是它已經成為華人政黨的政治語言和共同語言。就拿今次的兩個政黨的黨選來說，都是透過華語造勢，也在很大程度上借助華文媒體來傳達訊息，與過去的華人政治比較，真有天壤之別。

例如創黨于1949年的馬華公會，其創黨人陳禎祿是受英文教育出身的領導人，為了表示他也真有“華教心，民族情”。在1953年為了支持南洋大學的創辦，他用英語在電台與當時的馬大副校長薛尼進行辯論。

又如在1971年推動華人大團結運動的馬華總會長陳修信。因為不諳華語，不得不用英與華社共呼吸。這之中的隔膜和思維的不同，很快又使華團運動“胎死腹中”。

直到李三春在1974年掌權後，馬華黨內開始對華語表示重視，但還不夠普及，因為尚有黨領袖不能用華語進行會議。還有在那個時候又有了什麼講英語的支會的出現，黨又分成講華語和講英語的“兩個源流”。這在今天看來是個“政治怪胎”。

及後的林良實雖是英校出身，也不得不學好華語。隨著其他的黨領袖，一樣得跟上潮流學習華語。情勢的轉變使到幾乎所有黨的領導人，不論是否是英校出身，也得用上華語。比如已表態要競逐總會長的蔡銳明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他在電視機面前，用華語侃侃而談。
最明顯的是，馬華輪到黃家定的時代，華語華文到他手上已是得心應手，能言善道之余，又會引經據典，為馬華開創一個華語華文是黨的政治用語的局面。換句話說，跨越千禧年後，馬華的領導人若不能用華語為本身造勢，將很難攀上最高地位。

民政黨的情形也是一樣，從林蒼祐到林敬益都是英校出身的領導人，但他們為了更好的領導黨務，也是苦學華語應對各種華人場合，然而在80年代的民政黨又是經歷一場蛻變，引進了“華教人士”參政，為的是讓黨更加接近華社。

今天我們終于看到民政黨行將走進華語華文的年代，即便郭洙鎮的上位有難，而呼之欲出的林敬益接班人許子根也是一位“華教人士”，與馬華的黄家定的不謀而合相互呼應。反對黨方面更早產生變化的是崛起于50年代的社陣（主要指勞工黨），也是從英文教育過渡到華文教育，先有陳扑根，林建壽和陳志勤是英校生，後有許啟針及陳凱希越位而上成為勞工黨領導人（60年代中期）。

繼之民主行動黨則是在60年代中期從蒂凡那到吳福源，70年代輪到林吉祥呼風喚雨，他們都是英校生出身的政治人物。但林吉祥深知華語是華社的“政治語言”，所以一早就學好華語華文在華社四面八方吃得開來。今日接棒的林冠英也不遑多讓，不僅是講，也能通曉華文。

上述的變化，顯示了今後要參政的華人，若是不懂華語華文，得先惡補和學習，才涉足政治，不然要爭高位是極其困難的。除非時光倒流，否則華語華文已成為華人參政的“先決條件”。

事實上，今時今日，華語華文的普及不僅反映在各華人或華基政黨內，也反映在商場和其他領或中。華文教育不但不再邊沿化，而且已穩健成為“政治語言”。世界在變，人心在變，我們的政治領導人也到了求變的時刻。這就是說，要領導一個華基政黨，非要通曉三種語文不可。

由此觀之，語言雖是工具，但語言也已是政治資本。誰能通曉三種語文，誰有華教心，民族情，誰就能在未來的政途上大放光芒。政治沒有捷徑可走，政治也肯定不走回頭路，因為政治是現實的。請記住，華人政治已從華語階段，正過渡到華語華文的時代。英校生也好，學習華語華文是從政的第一個起點。

林敬益、郭洙鎮、許子根

民政黨的黨選其實是圍繞在三個人的三角關係，並不是一場混戰。這三個人就是老大林敬益、老二郭洙鎮及老三許子根。本來這123的排陣自1989年以來未聞有何不妥，偏就今年出現“求變”聲勢。因為今天的民政黨不再是20年前的民政黨了。新一代的湧現，老一代的退休，在在增加了求變的壓力。
當然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是有其前因后果的。
但我們不妨先了解這三個人的背景。林敬益是政壇老羌，他是在70年代從馬華打滾過來的。他吃過陳修信的虧，一下子把他扶上天，一下子把他摔下來。他也吃過李三春的虧，明棒暗擠，最后把林敬益擠向民政黨。
來到民政黨的林敬益，已經是懂一事、長一智，不再強出頭，但不改的是他把搞馬華的那套本領搬了過來。在馬華時，他的勢力是在霹靂州，形成一股力量，稱之為改革派，然后幅射到全國各地。可是當時心高氣大，卻鬥不過陳修信，只好認命。因此在民政時，他也在霹靂搞起他的勢力，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當林蒼祐在1980年宣佈退位，林敬益就是憑這班底擊敗梁棋祥，成為民政的老大。他之所以能打敗梁棋祥是因為后者也是來自霹靂的人，而且在馬華時只是林敬益的副手。
梁棋祥像郭洙鎮一樣，有形象，但沒有強大的地盤，他也敗得口服心服。反觀林敬益，學會了李三春的本領，在黨內建立起鞏固地位，即使是后來面對曾永森和吳清德的挑戰，他一樣屹立不倒，因為政治是講求實力的。林敬益在這方面的功夫是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所以他25年在黨內無人能出其右，就是靠著強勢政治統領民政黨。
郭洙鎮是在80年代打一場獨大官司案而名聲大噪。那個時候他是董教總的重要人物，是華社眼中的“華教鬥士”。因而在1982年被邀進民政黨，以強化黨的形象。他的重要性是因為他代表了一方的力量，所以一進黨馬上委為副主席。
雖然在1982年大選失敗，但未影響他的政途。1986年他取代梁棋祥的空缺，當選太平國會議員，從此平步青雲，官拜副部長。比他更早加入民政黨的吳清德反而被他壓下探不出頭來。不過他像梁棋祥一樣，未重視黨的組織力量，以致未能有一個強大的地盤守護著他。這些年來他之所以在黨內成為第二號人物，是林敬益認為郭的“華教鬥士”的身份對他有所幫助，甚至一個時期還暗示老二是未來的接班人。
許子根的情況與郭洙鎮不大一樣。他有“華教人士”的形象，但不是“華教鬥士”，因為他沒有直接參與董教總，也未介入獨大官司案。他也是在1982年步入民政黨，一鵠中的，當選國會議員。當然他沒有郭的幸運，而是先從民青團總團長做起。因此在黨內他是比郭低一個級別。
雖然如此，他卻在1990年的大選脫穎而出，被黨舉薦為林蒼祐的接班人而成為檳州首席部長。正因為這樣，許子根的重要性已非郭洙鎮所能比擬。他的官職代表了民政黨擁有檳州的主導政權。沒有這個官職，民政黨將會黯然失色。
可是，14年來，他一直是黨的副主席，在黨內扮演的角色並不彰顯，只有在1996年后，他才擔任檳州聯委會主席。在黨內地位又是不及郭洙鎮。
如今在位已久的林敬益感到歲月不饒人，已經66歲的他要找接班人了。但找來找去，就只剩下兩名“華教人士”供他挑選。本來郭洙鎮還有一線的希望，可惜他在2004年的大選，跑到柔佛州的安全區，氣得林敬益「指桑罵槐」，認為他是在“逃離挑戰”，不是大將本色。更可氣的是太平國席又要與人民進步黨交換，另擇人到巫統的強區上陣，致民政黨“賠了太平又無法在巫統地盤大展手腳”。這一筆賬自然算在郭洙鎮的頭上。
也許郭洙鎮想不到林敬益有如此大的反應和接踵而來與他的距離越來越遠。當兩個人不咬弦的時候，郭洙鎮已知道林敬益會有所行動，但一時之間又不知如何應付。
于是郭洙鎮惟有退其次的表明他只想捍衛第二把交椅，即意不會挑戰林敬益，因為他沒有勝算，他希望維持原狀。
可是“快人快語”的林敬益再也按奈不住，終于在近日拋出另一個絕招將住郭洙鎮。直截了當推薦許子根出任署理主席，以便成為黨的接班人。也許你可以說他不民主，有強勢壓下之嫌，但林蒼祐也是這樣的“安排”，黨代表可另有異議，正如80年代林敬益可以不接受“勸告”，因為他有班底。
因此郭洙鎮也有權抗拒林敬益的“強人所難”，但關鍵是郭洙鎮有足夠的雄厚班底嗎？他的勢力在那里？這點他是有自知之明的。
有人替郭洙鎮算過，算來算去大概不到30%的支持率。
顯然郭洙鎮是不願在壓力下被逼退，但此一時非彼一時，他不再是炙手可熱的接班人。他的“華教招牌”也已經褪色，而且褪得與董教總也有了一定的距離，而他的在89年成為黨第二號人物是因為他具有一定的“成熟魅力”的形象，可是這魅力在時光沖擊下又再被淡化了。在這麼多年中，未見他在黨內形成一股力量。好幾次的挑戰都是在黨主席護航下過關。
如今老大要挺許子根不是因為郭洙鎮不是人才，而是許子根的重要性是關係到民政在檳州的未來主導地位是不能被動搖的。黨必須賦予許子根更大的權力來領導民政鞏固檳州，放眼全國。這種用心良苦的安排，也是考驗民政黨能否繼續在國中內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根據所知，民政黨內也曾有過“協商”，希望郭洙鎮以大局為重，讓黨重新洗牌，惜未能打動郭的光榮退休的選擇。以郭洙鎮的性格，他是會有所堅持，但也會提出另類安排。可是他的“一起退”的策略未能奏效。因為黨員還沒有要求林敬益退位的意願，而是要他再領導一個時期（也許不長），讓許子根順利接班。
因此，民政黨如今的焦點只落在兩個人的身上，即郭洙鎮與許子根。一個位置只能有一個人，求變是民政黨領導已佈署一段時間的策略，不變則只剩下郭洙鎮的一廂情願。如今的強烈對照，也顯示林敬益的“高招”，用各州表態來展示支持力量。當這運動一起，郭洙鎮又將如何招架？這使人想起1993年時，安華不是在提名時造勢成功，逼退嘉化峇峇嗎？
換句話說，林敬益的亮牌，是已到了抉擇的時刻，也意味著雙方的協商和妥協已失敗，必須用這一招來使郭洙鎮知難而退。
可以這麼說，當這兩個人的重要性對調時，也就是在黨內換位子的時候已到了。

《聯合報》與《星檳日報》

當《聯合報》在1985年啟航遠征時，我們確是感到歡欣鼓舞，我沒有想到三日刊的小報竟能有如此的沖擊力。在市場上被叫好。

轉入1986年，又是大選年，我們增添許多資料在報上大鳴大放，藉以引起政界人士的關注。果然爆出密聞和尖銳的批論文章後，各政黨已不敢小看《聯合報》，反而自動上門與我們接頭。在當時也流行候選人刊登廣告。《聯合報》也是受重視的報章，尤其是在北馬方面。當然與日報相比，我們又慢了一些，因為我們一週只能出版二次，唯有從旁殺出，才能引起“轟動”。

可以這麼說，《聯合報》在頭一年是穩健地發展，報份維持在三萬至四萬份之間，做代理的有利可圖，做職員的順利領薪水，皆大歡喜。我們的信心滿滿。

于是，在1987年，我們推出《聯合周刊》。首先我們抓不到重心，在內容方面有些與《聯合報》相似的地方，被認為不突出。為了爭取出位，我們又做一番調整，偏重女性的內容。果然大有轉機。銷路先是突破一萬份，繼之再接再厲，已邁向二萬份大關。這是我們始料未及的，《聯合報》加上《聯合周刊》，又大膽地推出《足球世界》月刊，頓然之間，《聯合報》已形成一個小集團。

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的董事會有人注意到已停刊的《星檳日報》(1986年9月29日)的“資產”將公開“拍賣”。所謂資產並不包括房地產，而是內部的所有設備，包括機器。在有人接頭下，《聯合報》的董事主席辛榮發召集數次會議，密商投標之事。我則持有保留態度。因為《聯合報》尚未有足夠的條件去下標，除非我們有一大筆現款。我又考慮到，《聯合報》若搬進偌大的《星檳》大廈，是過大也承擔不起開支。商議之後，董事會決定增加資金，將繳足資金增至48萬元，再提升到60萬元。

但《星檳》“資產”少說也要30余萬元才能標得，我們那有足夠的現金﹖後來辛榮發又和一家金融公司接洽獲得後者同意貸款。便敢敢地下標。果然由《聯合報》標得。在付出必要的現金後，餘下約20余萬抵押貸款，每月分期攤還。

我們在清理手續並向林慶金承租《星檳》大廈，每月租金5000元後，在1989年初擇日“喬遷之喜”，把《聯合報》三個大字高高掛在《星檳》大廈外，一時好不威風。

這個時候我們手上已擁有《聯合日報》的出版准証，是小型(如同STAR)的日報。有人建議借大好時機出版《聯合日報》。因為這時候《聯合報》的銷路已直逼5萬5千份，連同《聯合周刊》，我們已開始有盈餘，促使董事會決心要辦一份日報。

我的心情卻是十分沉重的，一來資金不足，如何辦日報﹖二來不知風聲怎會很快地跑進林慶金的耳朵。他馬上通過律師要我們必須出版《星檳日報》，不然在48小時內遷出《星檳》大廈。這一下，我們又亂了方寸。剛剛搬進，椅子尚未坐穩，又要搬出，搬去那里呢﹖總不至于再回到霹靂巷的《聯合報》(租下三間排屋)舊址。

經過多次的討論，我們原則上接受《星檳日報》的復刊，實則擔心多多，深恐有變，理由是《星檳》的債務未清不知又會冒出什麼名堂來。因此我們也留了一手，萬一《星檳》復刊有難，我們就推出《聯合日報》。

可是最關鍵的問題是我們並沒有增加資金辦日報，我曾提出要增資100萬元，董事會的人說等開始後再來增資。就在陷愁的時刻，總代理拿了30萬元現金給《聯合報》，說是代理《星檳日報》的抵押金。我當時算了算，平均一個月虧5萬元的話，只能頂半年就沒有資金周轉了。

大夥兒又認為先走一步再作打算。我在未有十分把握下拉回一批《星檳日報》的員工，準備東山再起。

本來我們打算在1989年3月份正式復刊《星檳日報》的，沒想到晴天霹靂，來了一道庭令，禁止《星檳》復刊。申請人是《星檳日報有限公司合作社》，原因是《星檳日報》欠了合作社40余萬元未清還。我們最擔心的事情終于發生了。此刻我們要推出《聯合日報》，但被阻止，而且要我們一道努力解除禁令。這一番的折騰，我們是有出無進。用《聯合報》的收入養一大批員工不出血才怪呢！

這場複雜的官司的上訴又失敗了。我們都好無奈，責任雖不在我們，但不解除禁令下又不准出版《聯合日報》，我們有苦無處訴。最後是雙方達成庭內和解。復刊《星檳日報》的條件是每月要付還合作社15000元。我們被迫承擔每月的出版費，壓力加重。

在無從選擇下，我們又積極行事，決定在五月四日推進市場。我選擇這一天是為了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當天的社論我打出的題目是《而今邁步從頭越》，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
我們在初期每天刊印35000份，市場反應還可以，大概銷量在3萬份左右，對于一份復刊的日報來說，我們對此成績表示滿意。而《星檳日報》復刊後最高銷量是42000份，這一天是觀音誕大遊行，北海碼頭發生倒塌死人事件，我們在第一時間推進市場，一下子被搶購一空，接著我們又改版又再上市，前前後後換了三四次版。工作人員都忙得透不過氣。

不過，《星檳日報》有一個致命傷，那就是廣告的回流差強人意。在三個月後回收的廣告費不及50%，我們開始感到力不從心，一直催賬又拉又拖，而員工的開支，紙張，油墨的開支不可拖，再加上分期付款及所謂的出版費，我們已是團團轉。

此時我們也進行招股，但加股的只是杯水車薪。而董事會又未增加資金，我知道情況已大不妙。每天早上最怕是接到銀行的電話，說又有支票到了，要我們補錢。我們既未向銀行透支，也未有信用証買紙，都是靠董事的支持買紙錢。在這方面，辛榮發承擔較多，我則承擔一些。

如果在當時我能有100萬的資金到位，《星檳日報》肯定有所轉機，也一定能生存和發展下去。可惜我沒有遇到伯樂。在沒有增加資金底下，我們竟然敢敢辦日報，回想起來，是膽大妄為，不知“死”字怎麼寫。

這就是說在1989年8月份的時候，《聯合報》在倒貼《星檳日報》。我再算了一下，頂多能支撐多3個月，即是到了11月份，我們已山窮水盡，我對不起高級職員們領不到薪水，我們也無從發出其他額外的開支，包括津貼，寫稿費和超時工作費等等。

我們董事會眼見“大勢已去”，只好宣佈到了11月份，《星檳日報》停刊，但在此時，部份員工要求“共管方式”繼續出版。已又重新回到《星檳》的李良樹自告奮勇領導這一艱難任務，他希望得到林慶金的有力支持。

一個月後，他宣佈“投降”，我們只好作罷。而我的“任務”尚未完成，我需要理清員工的公積金和社會保險費。《聯合報》已因《星檳》元氣大傷，只好搬出《星檳》大廈，另作出版。

《星檳》大廈顯然已告易手，在MWE大力發展下，《星檳》大廈在一夜之間被剷平，如今已改成17層華廈，矗立在蓮花河“畔”。《星檳日報》終于一去不復返。

我們最後也把《聯合報》及印務館全搭進去，變成一無所有。

從小小的《聯合報》到發展成為《聯合報集團》，一時風光無兩，大家都以為我們成功了。可惜成功的背後竟是無底的深淵，我們都跌了進去。

如果你問我為什麼辦報會失敗，我會說我們不自量力，沒有這麼大的頭，戴這麼大頂帽。

也許有人會發出冷笑，區區幾十萬的資本，也要學人辦日報﹖但我今日仍然要說，《聯合報》就是用24萬元站起來的。我也要說，如果當年有100萬元在手，《星檳日報》也不會在半年內再夭折。它會重新站立起來，今天還會有《星檳日報》呢。

《星檳日報》陪我走過四分之一世紀﹔《聯合報》陪我走過五年的光輝歷程，結果尤其是我留下一生的遺憾與痛苦。

這個系列到此告一段落，歡迎讀者指教！

馬華黨選今昔比較

不論你喜歡與否，本屆馬華黨選已成為熱門話題，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象，而且好像混成一團，讓你感覺如在霧中看熱鬧，又看不出所以然來。

雖然黨中央代表難免有感情或有“派系”之分，而早已“心有所屬”，但我們還是要客觀分析這次黨選與過去選舉不同之處，不難看出本屆黨選“亂中有秩”，無傷大局而仍然保持馬華的完整性。

(一)在過去，黨選都是有“安排”或“協商”的。主要是當權派提出一個班子，以讓黨中央代表票選。這之中當然也沒有阻止個別人士提名參選。但如果是單獨行事，不是鍛羽而歸便是即使中選也在黨內成為孤家寡人。例如曾經突破菜單的葉炳漢，在當選副主席後，還是無法被委為官職。因為權力在總會長手中。

(二)在過去，如果有非當權派的人要競選，都會組成團隊進行挑戰，不是單槍匹馬，而是形成兩個陣線對壘的局面。例如1958年林蒼佑以團隊挑戰陳禎祿的當權派而告捷；1979年曾永森也以團隊向李三春叫陣而失敗；1984年陳群川的團隊更是聲勢浩大，把當權派的梁維泮拉下馬。

(三)在過去，當權派若遇到巨大的挑戰或對方來汹汹時，便會拿出殺手鐧把敵手清除。例如1973年陳修信開除林敬益的挑戰派，穩住了局面；1983年梁維泮大開殺戒，把陳群川等人開除出黨引起反彈，結果自食其果。

(四)在今天，上台已三年的黃家定，打出沒有“菜單文化”的口號。因此他沒有提出一個團隊，而是讓黨員自行決定。看來相當民主，結果造成現任中委的一些人也許不知道自己是否是總會長的人？

(五)在今天，正因為總會長的開明，黨內重量級的人物都紛紛表態要競逐高職。不僅總會長有人要挑戰，其他職位如署理會長也有三人宣佈角逐；尤其是副總會長的參選者更是高達九人，而且個個多有來頭：再者介入中委提名的也大不乏人。參選人之多，應是破記錄。

(六)吊詭的是，所有原非“當權者”的挑戰者，都是選擇單打，一概否認有團隊。例如蔡銳明自行宣佈打總會長；陳祖排單刀赴會爭老二；副總會長方面有新人林祥才，陳財和及曹智雄個別亮相，翁詩傑要當票選副總會長，葉炳漢則要捲土重來。如果當權派組成一個團隊，而挑戰者沒有整合，仍是各自站台，他們又如何突圍呢？如果當權派沒有團隊（或菜單）而是自由投票，那出爐的名單也許會有變數。在當今的嚴峻形勢下，我們只看到和聽到的是“黃陳配”，但單有兩個人又不成隊伍。因此黃家定已沒有太大的空間，如果他要組成一個總會長的團隊，他必須從提名中排出他的陣營，以免黨參選者亂打亂撞而中央代表無所適從。相同的，如果挑戰派要有所作為的話，也應有團隊。因為一個政黨是不能靠個人來改變作風的；尤其是像馬華這麼一個有龐大黨員的執政黨，更不能因黨選亂了陣腳。

事實上，馬華作為一個執政黨，擁有56年的歷史，黨選必須被嚴正看待，不能趁機趁博亂，更不能憑個人喜好投票，而是要以民族大業為重，選出一個穩重與負責任的領導層。所有參選者必須牢牢記住：民族利益大于黨，而黨大于個人。領導層通過黨來領導人民走向光明，而不是讓族群陷于迷魂陣中。

與過去相比而言，有一點值得欣慰和正面評價的是：黃家定並沒有因為黨選對異已採取紀律行動，一改過去總會長“以權壓人”的作風。同時在爭出位的過程中，個個候選人都表現出君子風度，沒有惡言相向，沒有粗暴現象。可以相信分裂的可能性不大，至多是選後有失意的人表示不滿；得意的人則重新圍在總會長身邊。

由于各候選人都沒有激烈的言詞和揚言要改變馬華。因此我們也相信黨選過後，馬華還會是原來的馬華，不會有什麼改變。

如果說過去的馬華黨選曾“殺氣騰騰”，勝者擁有一切，那麼今次的黨選則是溫和造勢，沒有公開決裂，有的是陳倉暗渡的拉票。雖然在言語中沖突在所難免，但都自我克制，未有訴諸非常手段，應是民主選舉的成熟表現。因此不論結局如何，勝利者，不能以恩怨秋後算賬，而是以理性重新整合；失敗者，也要坦然接受而釋懷，既敢參選，自然有失敗的風險。唯其如此。這樣的黨選才具民主意義。

聯合報.林蒼佑.玄小佛

我在1984年的時候，開始構思和策劃“自行創業”。這當然不是獨資，而是與友人合資，但要與我的文化事業有關。剛巧有友人邀我合組一間印刷館，並由小做起。

起先我們沒有想到要規模化這間公司，因此只註冊成普通公司，繳足資金不過幾萬元，接著公司用我的名義申請印刷執照。當獲准執照後，便認為必須改成有限公司才能擴大組織和增加資金。
大概是年中左右，我們幾位報社朋友，連同商界朋友一時興起，咸認可以趁此熱潮申請“小報”准証。所謂小報是指三日刊，那時市場上只有《新生活報》及《民生報》。但辦小報要多少資金呢﹖我一時也算不準。經過多方推敲後，我們決定把印刷館也湊進，成立「檳榔出版有限公司」，以方便招股。這樣一來，大家的興緻來了，認為值得一博，而且投資也不大。我當時提出共要繳足資金馬幣24萬元，因為公司註冊資本是25萬元。

很快的，我們的資金已到位﹐大家只出資幾萬元湊數。到了1985年，我們經過多方的努力，終于拿到三日刊的出版准証，定名為《聯合報》。于是我著手離開《星檳日報》。我的辭職函需要半年後生效，以讓報社安排接手的編輯主管。我之所以決定辭掉《星檳日報》總編輯職，有下列原因：其一是我擔任總編輯已達10年，該是轉換環境的時候﹔其二是我對于改組後的《星檳日報》不感到樂觀﹔尤其是總經理與職工會簽下大幅度提高待遇的勞資合約後，我越覺不對勁。因為以我在《星檳日報》這麼多年的經驗，其收入實在應對不了突然的大幅度開銷﹔其三是我想尋求改變，“冒險”地開創自己的新天地。我是樂觀地看待自己的轉變，因為我有信心辦好一份小報，而且又擁有印務公司在操作，說什麼也不會“仆地不起”。

我自然有我的班底，不但有編輯人才，也有廣告人才，而這兩者是一份報紙成功與否的要素，記憶中當時羅致的人才有艾柏、陳德川、鄭欽亮、劉思、胡錦昌、王俊龍、陳萬裕、汪譽冰等人﹔廣告方面由胡榮貴統籌統辦，他旗下有范秀玲、胡欣華等人，業務上由我和林金清等人負責。
當時我們的報社是在霹靂巷一間雙層排屋內，樓下是印刷館，樓上是辦公地方。這麼小的地方，與《星檳日報》的工作環境相比，間直是天壤之別，但我們樂在其中。小有小的可愛，大家擠在一起辦公，也拼命的構思。

老實說，我一向來在傳統報工作，對小報的需求並沒有實際的經驗，但在參考別人怎樣辦小報後，也就懂得如何轉換筆調，因為讀者群愛看的是小新聞或大新聞的故事性寫法，不能一本正經，如同大報的「直接報導」，也不能有生硬和大塊頭的文章，以免“小報成大報”，也就無特色可言了。

我那時擔任董事經理，便把編務交給年青一代去負責，但也經常與他們開會，我們要選擇最適當的時機出擊。結果編輯部的同事要我「開張吉日」時重拳出擊。他們說既然《新生活報》靠駱文秀系列大起，我們也應該用一位重量級人物打出第一張皇牌。而他們選定的人物是林蒼佑(時任檳州首席部長)。理由是林蒼佑是一位傳奇人物，大起大落，落了又起，很有賣點。

這一下子又把球踢回給我。要我親自出馬專訪林蒼佑。但林蒼佑這位“老佛爺”又非容易親近的人物，也無暇應付小報的需求。他為什麼要拉《聯合報》一把呢﹖我說是有些困難。

他們又說駁回我了：“就是有難度才有價值，創刊號用林蒼佑做封面，肯定有賣點。”不過不能如同大報式的專訪，《聯合報》不要大塊頭的政治性文章，而是要生活性或有人情味的林蒼佑。
我沒有辦法，只好勉為其難博一博，憑著我與林蒼佑的過去交情，我便直撥電話到林蒼佑府上，向林夫人說明我想找首席部長訪問。她問我要訪問什麼，為何不到辦公室找他呢﹖我說我要的是閒聊，因為我正在辦一份報紙，想聽聽林醫生的高見。這是客套話，我們早已經有了“定論”，那里是聽什麼“高見”，不過是借機會從他口中“爆料”，爆他自己的料。

我記得我先後到林蒼佑的府上約三次，既訪問林醫生，也找其夫人談，無所不談，終于在閒談中我抓到一個重點，那就是林蒼佑喜歡養馬，他養馬並讓他的馬參加比賽，但他從不賭馬。

我的同事們都認為是好材料，可以登《聯合報》大雅之堂。可這還不夠，同事們說既然是系列，就是每期推出一版，要我做足準備功夫。我不得不再訪問林蒼佑周圍的人，他們包括溫振祥、林維雄、鄭耀林、邱繼圃、陳錦華、許岳金、黎敏悟、朱炳欽及許平城等人。給我提供最多和最直接資料的是溫振祥和鄭耀林(已故)。鄭耀林與邱繼圃一樣，是由林蒼佑一手拉起來的左右手。他們勝在于擅長交際，邱繼圃逢人就笑，遠遠就揚起手打招呼。這是他的註冊商標。鄭耀林逢人握手。他的市議員和州議員都是握手握出熱情來。原本兩人名不見經傳，在1964年大選時，乘林蒼佑的列車踏進州議會，從此他們成為林蒼佑身邊的紅人。他們也因此在林蒼佑當政的年代，被推舉受封丹斯里。

溫振祥及鄭耀林提供我的珍貴資料我至今有保留一些，其中包括剪報和手杪本(民聯黨及民政黨的會議記錄)，在1971年「宮庭政變」時，那些支持林蒼佑的州議員的親筆函和簽名書。我根據報章的資料，把林蒼佑的政治生涯和個人歷史連串起來，有愛情的故事，也有政治的斗爭。因為這樣，我又再一次把《星檳日報》從創刊號起的合訂本一張一張的翻閱，量使之完整。

林蒼佑也果真是個人物，從五十年代開始，他的新聞就不間斷地出現在報章上。從組織“急進黨”到加入馬華公會，又到退出馬華公會，再組“民主聯合黨”，又搖身一變成立《民政黨》。他這一生的大轉變，在我國政壇上還是個記錄，沒有一位成功的政治人物有如許多姿多采的人生和在政海起落。

當我們把《聯合報》推進市場時，我舉行一個別開生面的推展禮，不是大人物推展禮，也不是設雞尾酒會慶祝新張，而是專程邀請台灣著名小說家玄小佛小姐前來主持，可又不是請她主持推展，而是要她舉辦一場“服裝秀”，這就是所謂的“玄小佛時裝表演會”。

不是請模特兒，也不是知名明星，竟是作家出場作秀，果然別出心裁也別開生面，地點就在檳州華人大會堂。演出前，出了一個小意外，我們被通知沒為玄小佛申請表演准証，怎麼上場表演﹖于是又趕向有關方面說情，說是沒收費的，是報紙的“推展禮”，不是真正的表演。結果全場的“演出”安然無恙。我們自我拍手歡慶，因為那晚全場爆滿，而我們的換句話說，《聯合報》創刊號當天一炮而紅，林蒼佑的“馬經”成了我們的熱賣點。市場反應令人鼓舞。我們印了三萬五千份，賣出逾三萬份，退報在10%之內，正符合我們的預算。

“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這在當場的情況來說，確實如此。

巫統、馬華、民政

明年就要跨入60周年的巫統7月份舉行了一年一度的黨代表大會。雖然不是選舉年，但人事的變化已見端倪，先是第一副主席依沙缺場，他的政途有待上訴結果。看來不容樂觀。后是婦女組主席拉菲達引爆AP爭議，名單公佈四大天王齊齊亮相，教人瞪目結舌之余，未見合理解釋，一句「與我無關」，草草了事，自損形象。一葉知秋，內閣改組在即，可以預見。

令人費解的是巫青團長希沙慕汀搖動著「世代之光」要恢復新經濟政策，難道現在不是在延續著嗎﹖他應該回首其祖父拿督翁力主開放門戶的豪情壯志。如此寬大胸襟豈可輕易忘記﹖

倒是巫統主席阿都拉演詞教人想起拿督翁的精神在巫統黨內昇華：政府不是聖誕老人，馬來人必須自力更生。這又一再暗示「拐杖文化」不能恒久不變﹔尤其是全球化來臨的時代，國與國之間必須平等競爭，沒有特權。換句話說，馬來人也要面對改變。

不過，唯一不變的是，巫統打從成立的那一天開始，就高舉馬來民族主義的旗幟，以捍衛馬來人的權益而斗爭。作為馬來人的主流政黨，這點無可厚非。倒是巫統也是馬來西亞的主導執政黨，一切要以國家及各民族利益為依歸，它的斗爭必須符合國家的現況與提昇國格為旨。在這方面，阿都拉首相的演詞中要在第9大馬計劃落實10大策略是令人期待的，只是在推動中又要確保不偏差和不失衡，這是關鍵所在。

巫統已釋出尋求改變訊息。因此人事的變動在所難免。這是沒有選舉年的一大預示。比起馬華和民政的鬧哄哄的選舉年更具深遠的意義。

巧逢8月是馬華改選年﹐問題不在于誰上誰下，而是在于馬華如何應對巫統的求變。因此一個穩定與團結的隊伍是十分重要的。

我們不知道馬華公會為何今年要放棄「菜單文化」﹖今天看來、「菜單文化」是必要的。尤其是上層領導是不是應該變﹖若不應該變，依然要維持黃家定和陳廣才領導整個馬華就需要對「新民族主義」作出全新的詮釋。除非馬華不再代表華人，不再是純華人的政黨，不然它也應該仿傚巫統，提出一個符合全民利益和能與巫統相適應的新民族主義精神來表達華人的新願景。我較早時已在本欄提出「新民族主義」對馬華的未來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要帶領華人走出新經濟政策，走向全球化，走向一個民族權益有保障的和諧社會。

如果說馬華人事應該變，又要怎樣變呢﹖為什麼要變，變了就會更好﹖這都是挑戰者要闡明的，以使人信服。不然無兵司令如何帶隊上陣﹖

當然作為一個民主的政黨，馬華公會不能阻止民主的選舉，但選舉要師出有名，不能只爭出位而忽略黨對民族的重大責任和承諾，更不能意氣用事。畢竟它與巫統一樣，一路來都是執政黨，代表要看到黨的任重道遠，不要因選舉亂了方寸和步伐，所謂的個人行動和缺乏團隊的組織都不應受到鼓勵。要麼陣線分明，要麼團隊出擊，否則會使黨失去方向。自我削弱黨的完整性和辜負人民的望期。
繼馬華之後，便是民政黨選舉。雖然它與馬華公會稍有不同，是在70年代才加入國陣大家庭，但民政黨員千萬不要忘記它必須和馬華榮辱與共，也要與巫統共進退，而它的大本營是在檳城。它一定要吸取人民進步黨的教訓，在失去霹靂地盘後，己是如同一葉浮萍。

因此作為代表民政出任檳州首席部長的許子根在新形勢下，不論他喜歡與否，協商成敗也好，他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唯有力爭登上黨的高位，才能體現黨的未來作用。時間對他來說已是越來越逼近。儘早表態不是要以“權”壓人，而是要讓民政黨員對黨的未來作深入的考量。許子根應是繼林敬益之後的適當與能被巫統和國陣認同的新領導人。民政黨不但要認清而且要實事求是它本身的定位：它的全國性不及馬華，也無法取代馬華在國陣內的老二地位。它的老三的地位的穩固取決檳州政權的延續。如果郭洙鎮不讓路。許子根唯有讓黨代表來作決定。因為政治不是私相授受的。政治的權力一定要在黨內反映出它的統一與和諧性。

今天也不是郭洙鎮的個人問題，而是民政已到了唯有立足檳城，方有條件放眼全國。不然民政與馬華又有什麼不同﹖它的重要性在于民政黨若不想被邊緣化，就得作出痛苦與明智的抉擇。維持原狀將使民政黨只見森林不見樹。看起來好像很大，實則基地是在檳城。因此民政黨要先看到樹木才能看到森林，不能本末倒置。

總而言之，這三個政黨的一舉一動，都關係到國家與全民的未來，因此黨領導和黨中央代表都要嚴正看待時局在變化中，對黨選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柬埔寨悲劇外一章

我在1979年底訪問柬埔寨後，寫了更多的系列文章，讓讀者更加了解整個印支局勢，用以鼓勵民間熱情捐獻。這一股熱潮竟然一發不可收拾，上至達官顯要，下至販夫走卒，都慷慨解囊，差不多在1980年３月的時候，在董事總經理胡榆芳召集各界代表會議上，宣佈義款己達馬幣50萬元。為慎重起見，交由出席人士決定移交義款的方式。結果大家同意直接持交泰國政府，且派出一代表團前往，席上並選出三名社會熱心人士與報館同人一起成行。他們是陳國平、林維雄（已故）及梁文彬（已故）。

我們一行七人（報社代表是胡榆芳，吳松榮(董事副經理)，我和魏邦富）擇日抵達曼谷，第一件事是拜會馬駐泰國大使，並邀請派一名官員與我們一起拜會泰國首相（國務院長）克良薩。當地的泰國華裔殷商鄭午樓也作陪。連同（星檳日報）駐曼谷記者鍾開基，一共十個人在約定的時間訪問克良薩，直接將50萬元的義款支票持交泰國政府，在場的還有泰國安全理事會副秘書長巴宋孫詩禮（prasong soonsiri），他有華裔的血統，後來，也曾出任新國務院長的外交部長。

克良薩作簡短但重要意義的講話。他說他十分感動馬來西亞的人民自願和自動地獻捐，援助在水深火熱的柬難民。同時在讉責越南侵略的不合法外，也堅信正義最終必獲得伸張。他保證一定將義款用在解救難民的身上。接著他邀請我們的代表團親自到泰邊境的難民營參觀，必定有更深刻的體會難民的痛苦。

我們是在第二天的炎陽高照下，訪問其中一個民營。原本已是酷熱的泰國天氣，在難民營一片臨時開闢的荒地，更是汗流夾背，既沒有樹木遮蔭，也沒有樓宇可供避晒，有的是聯合國難民署設立的臨時工作辦事處，有簡陋的診所，有接受捐助的地方，還有一間所謂不成形的“學校”，供小難民讀書，他們學的是柬語柬文，但令人驚訝地發現，其中有一個“小課室”是柬華裔在上課，他們還可以學習母語母文呢！

我們對此留下深刻的印象﹕已經是無家可歸，也不知道明天是個什麼樣子﹖華人即便成為難民，也不忘記自己的文化，在最艱難的日子，給下一代一些教育。從這里顯示出華人對本身的民族教育是堅定不移的，也因為這樣，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好像就有了“華文教育”在生根。許多年以後，每當我回想起辛酸的一幕：課室不成課室，破爛的衣服就是校服，老師也是難民一個，沒有收入，卻心甘情願為華文教育而奉獻。此種情操正體現海外華人堅韌不拔的精神。如果用「再窮也不能窮教育」來形容華人的心態，那麼東埔寨的難民華人的精神是最可欽佩和值得激賞的。
難民營的生活，眾所周知是一無所有，有的是國際援助，有的是活下的生命來盼望苦難早日成為過去，還有的是給小難民一點點的教育和知識。這就是戰火帶來的人間悲劇。

1980年，我把柬埔寨的相關評論文章及訪問記輯錄成書，取名為《柬埔寨的悲劇》。這是我的第四本著作，剛好趕上熱潮，銷量也就不錯，銷了三千本。如今我只剩下十幾本作為個人珍藏。
《星洲日報》網站后來把我的這本著作搬上網站，供人參閱。據被告知，柬埔寨的華人社會對這本書發生了興趣。我也不知道事隔這麼多年后仍然會使他們去了解歷史帶來的創傷。

這本書還有另外兩個意外發展。其一是書的內容引發越南外交部的抗議，指說評論不公正。我國外交部也通過內政部調查，但事后不了了之。其二是我將評論文章參加第一屆新聞部與大馬新聞學院主辦的“全國最佳新聞從業員甄選比賽”。那時有分成國文組、英文組、華文組及淡米爾文組，但又有一個總評。有一天，我接到當時任副新聞部長的林良實打來的電話，恭喜我得獎，並囑我一定要到吉隆坡領獎，因為獎項是由副首相(當時是慕沙希淡)頒發的。我到吉隆坡后，被告知榮膺華文組第一名，但全國賽是第二名，第一名由海峽時報的記者奪得。我得到的是一個紀念盾，一張獎狀及一張誌銀一千元的支票。這是1980年中以后的事。我是沒有想到會得獎，但這個獎也似乎肯定我的新聞從業員的角色。直到今天，這個獎項仍然每年頒發，也發崛不少新聞人才。也許是有其意義，政府才決定維持並提高獎金來嘉獎優秀的新聞工作者。

我不得不提起一段相關的往事。那是1989年“六四”事件剛過三個月，我隻身從廣州飛到北京，主要是我個人業務的關係。但也獲得北京新華社的友人的接待。其中一位副總編殷新程是我在香港時就認識的。他在香港的職務也是新華社副總編輯，我們認識已有一些年。他帶我參觀故宮，萬里長城和十三陵等地方。后來他介紹一位國際新聞主任楊木給我認識。我們一見如故，原來在我訪問柬埔寨那一年，他也人在曼谷。后來是以新華社駐曼谷首席記者的身份深入柬埔寨採訪戰亂的國家，他比我們更是深入和勇敢地闖入紅色高棉，大概要歷時十多天才能抵達“解放區”。楊木告訴我，他們隊伍中有一個踏地雷受重傷，而他僥幸避過刧難，並有機會專訪柬共領袖波爾博特。

波爾博特在1975年解放柬埔寨，建立起紅色共產政權。他的激進政策是備受爭議的，也有人指責他進行大屠殺(他后來也因付出代價，死于軍訊階段)。1978年初中共副主席之一的汪東興對柬埔寨進行官訪，他驚訝地發現波爾博特比中共更為共產化，竟然廢除貨幣政策。他也試圖尋求方案解決柬越沖突，但無功而返。因為越南已決心推翻柬共政權。果然在1979年初，越軍占領金邊，波爾博特退入森林領導柬共打游擊戰。

柬共這一退卻，也肇下一連串的悲劇，從此無望重奪政權。楊木就是在此情勢下，于1981年對波爾博特進行訪問。在其回憶錄中，楊木又透露在1984年對波爾博特進行第二次訪問。他說，美國駐泰大使館當年曾想以數十萬美元高價買下他與波爾博特的原始記錄但不被他接受。他也表示不能出賣機密。這是中國黨和國家的政策 (此段參閱楊木著《紅色高棉》。這本在1999年才面世的“回憶錄”，其內容實在十分精彩與深入。雖然已是事過境遷，但也為我們揭開柬共領袖的“真面目”。

楊木在結論中這樣說：波爾博特是國際共運中的極左路線的典型領導人，因其路線錯誤而導致亡國，在國際共運中留下一個極其慘痛的教訓。

直到1990年在國際會議壓力下，終于在1991年簽訂了柬埔寨和平協定，撲滅了燃燒13年戰火。但此時的柬埔寨已是面目全非，后來是我們所知道的柬埔寨進行民主改革，韓森出任總理，而西哈努克則出任名譽上的國家元首，現在他已經退出政治舞台，他的悲劇一生也反映了一個悲劇的柬埔寨。

柬埔寨的悲劇也活生生地告訴我們一個任由外國勢力左右和顛覆的國家，不僅人民首當其沖遭殃，國家也無從發展，也因此今日的和平對柬埔寨人民是格外的珍貴了。

澳門與檳城一喜一憂

我不久前（7月3日）在本欄中以《喬治市與文化遺產》為題寫了評論文章，現在又有新的和重要的發展，因此再作必要的補充。

這是因為比檳城更遲策劃登陸“世界文化遺產”的澳門，已于7月15日成功地被聯合國的第二十九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在南非德班市舉行）的21個成員一致通過接納並命名為“澳門歷史城區”（The Historic Centre of Macao），而檳城的申請則在較早時被打回頭，且被要求提呈補充和更完善的資料。換句話說，澳門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對旅游業的發展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今后它不再只是被視為“世界賭城”，而是加多一個歷史文化城，肯定吸引萬千游客蜂湧而至；檳城則在原地踏步，仍然無法擠入被公認的“世界旅遊地圖”內。為什麼澳門可以，檳城卻難圓一夢？難道檳城的條件比澳門差嗎？

檳城的條件不比澳門差，我們輸在不夠全心投入，沒有傾一個國家的力量力促其成，以致連提呈報告書都不夠完整，更遺憾的是許許多多的人仍然不明白為什麼要登陸“世界文化遺產”，這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反之，澳門借助整個中國的國威和財力，一舉中鵠，既令人羡慕又妒忌。

事實上，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澳門和檳城乃至馬來西亞曾有著微妙的聯系。公元1510年，葡萄牙占領印度果阿，翌年（1511年），葡萄牙占領馬六甲。通過馬六甲，葡萄牙覬覦中國的領土，澳門成了它的下一個目標。1586年，葡萄牙授予澳門“自治城市”的資格，企圖切斷明朝的“統治權”。1641年，荷蘭入侵馬六甲，葡萄牙被驅逐，但葡萄牙並未退出澳門，直到1845年（清道光25年），葡女王乾脆宣佈澳門為自由港，不受中國管轄。可以說從16世紀開始，澳門已進行葡萄牙化但又保留中國文化，兩者交融其中。

檳城也即是檳榔嶼是于1786年被英國占領。初時英國從中國引進大量的勞工是通過澳門的管道。因此英國的史學家稱這大批的華工為“來自澳門的人”。直到1840年英國占領香港后，已無需借助澳門的管道。澳門與檳城之間的“連系”也就中斷。吊詭的是，在1949年中國解放后，馬共的內外連系也是以澳門為聯絡站，這在陳平的回憶錄中也有提及。而馬來西亞的華人在馬中未有聯系時，也多數通過澳門私訪中國，這種不透明的關係，使到澳門又與馬方的華人“藕斷絲連”。

英國是于1957年將檳城交回馬來亞聯合邦政府，成為獨立國的一部份；澳門則是在1999年回歸中國，結束葡萄牙長達四百餘年的“統治”。由此觀之，澳門擺脫殖民地統治是近６年的事，檳城成為獨立國的一部份是48年前的事。

雖然，檳城是在1991年以后受到聯合國轄下機構的重視，開始對“文化遺產”的重要性有所重視，但整個規劃和推進工作十分緩慢，以致被澳門后來居上。

這里頭要交待的是，聯合國教科文機構是于1972年成立《世界遺產公約》，並於1976年設立“世界遺產委員會”。中國在1985年加入“世界遺產公約國”，馬來西亞是在1988年加入成為會員。1987年，中國的萬里長城和故宮等六個單項文化遺產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連同澳門在內，中國已有卅一處或列入“自然遺產”或“文化遺產”或“雙遺產”（如泰山）。馬來西亞至今只有兩個自然遺產，均座落在東馬；“文化遺產”原本希望檳城和馬六甲擠入，但尚未成功，所以我們仍無半個世界公認的“文化遺產”，誠為惋惜。

目前檳城仍有機會提呈補充資料，但要證明國家有明確的保護法令及良好的管理運作機構，只是我們不知道何時可完成補充和可被接受的報告書？職是之故，我們建議檳州首席部長許子根直接領導一個具代表性的委員會向中央政府陳情，以國家的資力和威望力爭上游，盡快符合聯合國所需要的條件。因為若拿檳城和澳門相比，前者雖然是開埠較晚，但發展后來迎頭趕上，人口不但比澳門為多（單就檳島就有70余萬人，澳門大約40餘萬人），而且多元種族和平相處，文化更是多姿多采，有馬來文明，中華文明，印度文明及基督文明等折射其中，包含多元宗教的建築物排列一道或近距離的間隔，彼此豎立在具有歷史性的商店或住宅區內，形成了一個十分獨特的多元性文化色彩，比起澳門較單純的中萄或中英文化的更是斑爛與耀眼。

再者，澳門也是用一個區域的“建築群”申請加入活的歷史的《世界文化遺產》；檳城同樣不遑多讓，我們也是用一個保存歷史風貌的城區來展示我們獨一無二的文化特徵，並且比澳門更早做好準備。澳門是在回歸後才著手此事，但它得到中國政府的全力支持，積極行事，又將之鼓起澳門人民的醒覺，全程投入打造一個“文化遺產城”，這種由上而下的推動，使到澳門人民熱情奔放。他們決心要使澳門擺脫賭城之名，結果如願以償。

7月14日，剛巧參與澳門申辦有份的中國古蹟專家羅哲文教授偕馬瑞田教授抵訪檳城，身為地主身份的廣福宮負責人賴亞漢要舉辦一個“文化遺產”交流會，邀我參與主持，希望檳城人民了解“文化遺產”的重要性。當日到會的文史建築英才都表達強烈的意見，認為檳城條件比澳門好，為什麼我們又輸在后頭？我去年到過澳門三次，也同意檳城條件比澳門優越，但差在我們沒有把工作做好，也缺乏帶動群眾的激情。甚至連身為州議員的李學德也坦承他對“文化遺產”一知半解，我們的人民又如何能了解政府的苦心呢？因此“亡羊補牢”正是羅哲文古蹟學家給我們的最好忠告。他說檳成是綽綽有條件登陸的。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要躊躇不前呢？

韓江中學55周年

再過5天就是韓江中學建校55周年。

我借這個時機回顧華文教育的一段滄桑與變化，應該具有現實的意義。遠在19世紀末及20世紀初期，因康有為與孫中山相繼南來，鼓吹興學辦校之風乃告興起。最先出現新式華校是張弼士（清朝商務大臣，也先后擔任駐檳城及新加坡領事）于1904年在檳城創辦中華小學。接著在1905年新加坡出現養正學堂（后改名為崇正學校）。1917年，也就是孫中山辛亥革命成功后的第6年，第一間華文中學在檳城設立，取名鐘靈中學。兩年后，即1919年，也就是“五四”運動開展的那一年，在新加坡又設立了華僑中學。一先一后，相互映輝，為華文教育的發展作出巨大的貢獻。

為什么最早的華小和華文中學是在檳城和新加坡成立？這是因為那個時候檳城、新加坡和馬六甲直接由英政府管轄，稱之為“海峽殖民地”（正式成立于1826年），以至檳城和新加坡的發展極為相似，而且又是華人最集中的城市，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從此華文教育向全馬各地開枝散葉，形成今日華文教育發展成為一個體系的“風景線”。

早期的鍾靈中學與華僑中學，也因勢利導成了左派的溫床。1938年，新加坡又出現一間中學，定名為中正中學。兩年之后，也就是1940年，在林連登創導下，提出在檳城興辦韓江中學。不幸因日本南侵，有關計劃暫被擱置。由此觀之，檳城和新加坡，在興學辦校方面，顯現了華人企業家不落人后的古道熱腸，爭相發展華校，為華文教育增添異彩。

1945年日本投降后，興建韓江中學又再成為林連登等人的最大願望。終于在1950年7月15日舉行奠基禮，這一天也正式訂為創校日，每年風雨不改都得舉行儀式慶祝。

至此我們看到在50年代，新加坡的華中（華僑中學）及中正與檳城的鍾靈及韓中成為華社最耀眼的華教堡壘之一。但與此同時，這四間中學又演變成學運的核心力量，也可以說是左翼份子的發源地之一。

中正中學在50年代后崛起成為左翼學運的領導，先是掀起反黃運動（1953年），繼之反國民服役示威遊行（1954年）及至“中學聯”（全星華文中學學生聯合會）的出現，在在展示了中正中學學生的活力，並參與領導學運也參與工運活動，直到1956年“中學聯”被封閉。

這個時期，在另一邊廂，陳六使于1953年發出創辦南洋大學的呼聲，獲得萬山響應，華僑與中正的學生更是熱情捲入籌款運動，一時之間，華校的學運從中學轉至大學，把目標瞄向南洋大學。南大在54年動土而在56年開課，為華校生打開一條通往大學之路。直到70年代學運退潮。80年代南大走進歷史，新加坡教育有了大轉變。

同樣的，在50年代的檳城，與新加坡情況不相上下。先是檳城的鍾靈中學面臨轉變，1956年它是全馬第一間接受改制的華文中學。學生群起反對，有人被捕，有人被開除學籍。這些人中包括后來成名的王添慶（任政務次長），陳征雁（作家）及胡萬鐸（曾任董總主席）等等，前后統計有81人受牽連。
是年11月學潮爆發，有了馬華公會介入其中，提呈一份始末報告書。但大局已定，鍾靈改制在汪永年促成下已是既成事實。

鍾靈之所以被英殖民政府開刀改制是因為它在英政府看來，不論是在戰前或戰后都是左派的“大本營”之一。日治時期抗日份子尤多，犧牲最大。自此而后，鍾靈的“學報”，“沙漠風”及“戲劇研究會”陷入冬眠。直到60年代初期被韓江中學的學生接過手而成為新的學運的中心，一度與新加坡的中正相互呼應。

60年代初期，當不少華文中學紛紛接受改制成國民型中學時，在北馬唯有韓江中學依然保持獨立中學地位一直到今天，只有一間韓江中學，沒有國民型和獨中之分，它最輝煌的年代是60年代初期，學生高達3600名。

70年代之后，左翼學運退出學校舞台。但進入80年代，韓中學生只減不增，不幸又發生教師職工會與董事會之爭議，再一次影響了生源。

90年代，韓中力圖擺脫困境，局面稍為好轉，于是提出「宏開新局面，振興我韓中」四大綱領八大指南辦學方針。董事會在華校熱心人士支持下，再注入500萬元振興韓中，經過一些年的努力，韓中已納入正軌。學生人數又告增加至800名。難能可貴的是，在千禧年取得突破，再注資800餘萬元發展韓江學院。

這樣一來韓江成為全馬唯一三校聯成一體的華文教育體系的教育學府，從小學（90年代耗資200萬元擴建新校舍及禮堂），中學至學院，再加上華人文化館之設，更是錦上添花。因此我們有理由繼金禧紀念后又在今年歡慶55周年，並提出“乘風破浪”作為主題，附下一幅對聯：
喜今日三校同堂高歌韓江新氣象
願明朝一室共欣齊領校友大團圓

在柬埔寨目睹“人間地獄”

1979年時，我作了一個重要的決定：親自到柬埔寨採訪戰亂的時局。我之所以這樣做，有下列的理由：

越南與柬埔寨在1975年獲得“解放”，成為共產國家；尤其是北越一舉拿下南越，統一全國，正是百廢待興，為何會“兄弟鬩牆”呢？又為何更在1979年初大舉入侵柬埔寨，推翻波爾博特的共產政權？

‚越共扶起一個親越的邢秦粦傀儡政權后，柬埔寨已是國不成國，哀鴻遍野，難民無數，這又是為什么呢？

ƒ究竟柬埔寨人民是不喜歡越共多過柬共，還是討厭柬共多過越共？柬埔寨的人民為何會落得有家歸不得的慘境？還有越共為何要仇視華人，大舉驅逐華人，它本來不是與中共“同志加兄弟”嗎？

雖然在1975年后，我已開始收集印支資料，而且密切關注越柬關係的惡化，並寫了許多的評論文章，但畢竟是紙上談兵，未真正感受到戰爭帶來什么樣的苦難，因此柬埔寨之行就顯得更迫切的了。

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在越共侵佔柬埔寨的數個月，竟出現數十萬的難民麕集在柬泰邊境，生活苦不堪言。泰國面對突如其來的壓力，倍感吃力，只好尋求國際援助。檳城人民的俠義與古道熱腸的精神油然而生竟實際行動起來，紛紛捐款和義賣或義舉之類的將所籌得的款項交給報館。
《星檳日報》于是又反過來推動檳州人民發揮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未想這個運動竟然形成排山倒海而來的壯舉，我們的報社每天都收到不少的義款。

正由于熱心不減，我們覺得有責任把真相告訴讀者。在與董事總經理胡榆芳討論后，我挑選記者魏邦富（副採訪主任）與我同行，主要也是因為他的攝影技術相當老練，我需要一位能捕捉珍貴鏡頭的同事，以讓“圖片”向讀者“說話”。這時是1979年的12月，也即是越南侵占柬埔寨十個月之后，但戰火炮聲不斷，此時波爾博特已轉入森林打游擊戰，還有西哈努克親王（原柬埔寨國家元首，于1970年被美國推翻，但1975年柬共上台后，他又回不了國，只好在北京發號施令）的游擊隊，另有反越的自由高棉的游擊隊等等。總之柬埔寨已變成“人間地獄”，“烽火連天”。
在臨行前，我希望報館為我們購買意外保險，竟沒有一家保險公司肯接受。魏邦富問我怎么辦？我說算了，生死有命，不要再猶疑了。

我依然記得我們是在12月3日啟程的，由《星檳日報》駐曼谷記者鍾開基（他后來擔任《亞洲周刊》的特派員，已故）接頭，幫我們在泰國打點，以便通過泰境進入柬境。

抵達曼谷的第二天，我直撲泰國國務院（首相署），我的目的是要採訪當時的國務院長（首相）克良薩，想知道他此刻在想著什么？泰國會安全嗎？可是沒有預約，我們只好在首相署範圍內靜候。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我終于等到克良薩在接待到訪的中國公安代表團（由副部長呂劍光率領）后，在他離開辦公室時把他攔住，說我來自馬來西亞，希望能訪問他關于越南侵柬的立場與態度，他停了下來回答我的問題。一時間曼谷各報社的記者和電視台蜂湧而上，把我們圍在其中。因為這樣，泰國電視台晚上播出我的訪問的片斷。

我的問題是他的立場是什么？他說東合的一致立場是越南即刻撤兵，而此議案也獲得聯合國通過。

我再問他能否預見越南何時會撤兵？他說不知道，因為即使是他的太太，他也不知道她此刻在想什么？他打趣地說，這個問題，你去問范文同（越南總理）吧！

他又說，泰國是個愛好和平的國家，不喜歡戰爭，也不要干預別人，但也不要別人破壞我們的和平。

我們的訪談大概20分鐘左右，圍繞在東南亞局勢，馬泰關係，泰柬和泰越關係以及美國的保護等等。

我較后也告訴克良薩，馬來西亞的人民很同情柬埔寨的難民，義款活動方興未艾。他表示衷心的感謝，並說，我們正需要國際的援助，有50萬難民在泰柬邊境生活，我們實在吃不消。我說較后我們的報社會把義款送來，以協助柬難民。

第三天，我們就在泰方發出的通行證下，進入柬埔寨境內。泰軍方告訴我們，一旦離開泰境，他們就不負責我們的安全，提醒我們小心以對。果然我們進入柬境內，偶爾也會聽到槍炮聲。我們進入一個“自由高棉”的營地，那里有游擊隊在巡邏。我看見有整十餘廿人圍在一個草棚開會，一見有陌生人到，便自動散去。我相信這里頭有中國的軍事顧問，因為華人可以一眼認出。在“戰士”引導下，我們訪問了“自由高棉”的“統帥”英沙干。他向我表達抗越的決心，但也坦承戰鬥力量有限。主力部隊應是波爾博特的游擊隊，雖然他不認同柬共，而是傾向支持西哈努克親王，不過在此時此時，他唯有與各方勢力聯手抗越。

我們巡視了他的營寨，一切十分簡陋，但支持者倒不少。我看不到他的戰鬥配備，可我看到他們戰鬥的勇氣和信念。而這正是戰鬥的最寶貴的精神。沒有鬥爭的信心，就不能有戰鬥的力量。

后來，我們再深入到西哈努克的其中一個營地，那里的衛生設備奇差。我親眼目睹有一隻烤熟的雞竟沾滿蒼蠅。他們不怕照吃，我則有些反胃。戰爭簡直使人“饑不擇食”。當然我們不敢食用他們的食物，幸好我們都各自帶來白水和乾糧，不然真不知道該怎么辦？

在營寨中，有一個奇特的現象：有幾個人圍繞著我們問我們有泰幣嗎？他們有黃金賣給我們。我那時沒有做生意，也沒人告訴我泰幣可流通，便向他們說抱歉。有一位年輕人（大學生）小聲問我，他有勞力士錶，問我要不要買，由我開價即可？我說沒有足夠的泰幣只有零用錢。

我們幾個人在后來談起這件事時，不禁啞然失笑，如果我們有生意頭腦，就可以進行收購黃金。但我們沒有這樣做，我們不會發戰爭財，更認為發難民財是不道德的，因此我們空手離開營地。我曾問他們，把這些黃金賣去那里，他們說在邊境遇上泰國商人就有市場，他們換成泰幣后，便可以在邊境換成糧食。

不看你不相信，我們在下來的日子又去幾個難民營參觀，他們住的蓬帳簡直是在酷熱的天氣下生活。人失去一切的尊嚴，他們集中在一起，形同集中營的“犯人”。什么矜持和衛生，簡直遠離他們而去。其中有一些華人難民向我們訴苦，他們說在金邊的時候，有房產有地產也有生意，當戰爭降臨時，他們只顧逃難，什么都沒有了，有的是一些黃金，又要私藏得妥當，否則又會引來覬覦而失竊。

來到難民營，你會突然發現為什么前人要說：“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這句話的含義。這個時候，你也會覺得和平是最珍貴的，一個動亂的國家和地區，首當其沖的就是平民百姓。柬埔寨的悲劇讓我們看到什么是“人間地獄”。

許多年以后，回想昔日的“兵荒馬亂”的柬埔寨，你一定會同意我的看法：侵略戰爭是十分殘忍的暴行，人神共憤，天理不容。

省思恐怖襲擊的導因

倫敦本月7日突然發生連環爆炸案，肇逾50人死及約700受傷事件引起國際廣泛的關注。這個日子恰逢英國剛剛被奧運委會選中在2012年舉辦奧運會而沉浸在歡聲中；也是8工業國首長峰會在蘇格蘭舉行之際。因此馬上被人聯想到是一起設計好的恐怖襲擊，用以打擊英國的安全威信和教訓英國政府出兵伊拉克。

很快的基地組織卡伊達（AL-QUEDA）承認是他們所幹，但卡伊達在那里？沒有人知道。

我們先設定是卡伊達份子或與其相關連的組織所幹下的罪行，因為除了這批嫉世憤俗的亡命之徒在煽風點火外，沒有人相信英國國內存有這樣的恐怖組織。

但為什么會有恐怖組織，如今又如何提昇為國際恐怖組織？這需要從歷史的角度探討這一課題。
首先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后，就認定在俄羅斯出現蘇維埃共產政權是戰后危險的徵兆，對所謂共產主義的幽靈在世界上空飄盪感到不安。但沒有想到最危險的地方竟然是在西方本土內。德國希特勒的崛起（1933年）及后與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勾結，再伸延與日本軍國主義結成軸心國，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年）。這個結果証明希特勒的法西斯主更是直接危害世界和平，這是美國的第一個失誤。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也給蘇聯帶來既得的利益，那就是歐洲被劃成兩半，一半歸美國領導的自由體系，另一半歸蘇聯領導的共產體系。

再下來，中共又在中國大陸取得勝利，共產世界版圖隨之擴大。導致了西方世界用意識形態進行斗爭，以抗拒共產勢力不斷擴大，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世界進入冷戰時代。

在冷戰期間，局部的戰爭此伏彼起，例如以色列強行在巴勒斯坦立國；美國干預朝鮮戰爭及介入越南戰爭；蘇聯在80年代更進軍阿富汗，都顯示了兩大陣營在爭奪勢力範圍並進行無體止的對峙與國際間謀戰。其中以色列立國（1948年）及蘇軍入侵阿富汗（1979-1989年）是恐怖主義滋長的直接導火線（雖然冷戰后世界各地有出現各式各樣的恐怖襲擊，但沒有像以蘇帶來的有組織和持續性的恐怖活動），因為阿拉伯人民完全不能接受以色列插足阿拉伯的心臟，而流亡海外逾一千八百年的猶太民族在羽毛豐滿后決意回到巴勒斯坦建國，他們得到英美的強力支持，並逐一打敗阿拉伯國家卷入的五次中東戰爭，不僅巴勒斯坦人民立國遙遙無期，國土也被以色列“蠶食”得支離破碎；而且巴人流離失所，成為鄰近國家的難民。在此悲憤的與極度無望的情況下，極端組織乃告衍生，較為知名的有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巴勒斯坦的哈馬斯。他們對所謂的和平談判感到絕望。時不時有暴力和恐怖襲擊行動，但在美國看來，成不了大氣候，不以為意。

直到蘇軍入侵阿富汗時，美國竟糾集原教旨主義份子潛入阿富汗，與蘇軍進行遊擊戰。后來被美國圈定為頭號國際恐怖份子的奧沙馬賓拉登就是美國扶持的一只棋子。他被鼓勵率支持者離開沙地阿拉伯到阿富汗落地生根。隨著蘇軍的撤出，一支命名為“塔利班”的武裝組織在較后奪得了阿富汗執政權，建立了塔利班政府，奉行閉門主義，且允許奧沙馬賓拉登在境內建立卡伊達武裝組織，逐步發展成用暴力襲擊的大本營；更在1996年借巴人“立國無門”向美國宣戰。這是美國的第二個失誤，集中反共，卻忽略了恐怖主義已在身旁孕育成型，危害性更是無所不在。

繼之美國在蘇聯解體（1991年）及結束冷戰之后，已鶴立雞群，目中無敵手，因此還是不相信奧沙馬有此本事，詎料2001年的911事件，把紐約的兩幢摩天大樓撞倒，釀三千余人喪命，才刺激美國猛然一醒。因為在這之前的恐怖襲擊都發生在美國本土之外，做夢也沒想到有人敢膽侵犯美國領空。
此時的美國，才真正的相信亨廷頓教授1993年提出的“文明沖突論”所言有理，也認為是伊斯蘭教內的極端原教旨主義份子向“基督世界”挑衅。享廷頓在911后在《紐約周刊》的撰文也直指“基督文明”受到侵犯，是一場宗教之爭。

于是美國先后收拾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2002年），及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2003），一舉剷平兩個眼中釘，指責此兩個政府搞恐怖活動。但奧沙馬去了那里，沒有人知道。更不知道卡伊達恐怖組織搬去那里？換句話說，美國的反恐戰爭變成與影子作戰，不知對方何時會跳出大搞破壞。

未想這次是選擇把“戰火”爆在倫敦，簡直是神出鬼沒，難怪布斯總統說，反恐戰爭不會停止。但問題是，當敵方化整為零成為影子時，又該打誰呢？這是新世紀最難打的一場硬戰，根源則起于以巴沖突，如今又加上不甘心阿富汗及伊拉克被美國玩于股掌之中，新仇舊恨，也就洩向美英的平民百姓，自然引起公憤。但打恐也要正本清源，美國承諾2005年讓巴勒斯坦立國，承諾盡早由伊拉克撤兵仍未能兌現，又怎樣扑滅恐怖主義的火種？我們支持反恐之余，也要看到正義被伸張，真理被重視。

因此，倫敦悲劇告訴我們美英應有所行動認真地解決眼前存在的歷史問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畢竟不是釜底抽薪之良策。

楊振寧的四個變化

在《星檳日報》服務期間，我曾接待了諾貝爾獎金得獎人楊振寧教授，但我當時是以檳城南大校友會秘書的身份迎接楊教授蒞臨檳城，而他因是南大校外考試委員，與我們攀上關係，這是1974年的事。他在檳城小住兩天，由我全程陪同，還有我們的南大校友。

我第二次招待楊振寧是1976年的事，他也是從新加坡取道吉隆坡后再北上檳城小住。自此而后，我就不再見過楊教授，但不時在報章雜誌上都有他的新聞和學術文章的發表。

在1986年的時間，我又間接與他有所聯系。事緣他的一本新著《讀書教學四十年》交香港出版社出版，我剛好與總編輯相熟，便拿下馬新版權，由我們的《聯合報》出版，版權稅由香港與楊教授連系后，同意只收象徵性的一千美元。于是我們印就三千本在市場公開發售，反應相當不錯。

大概在2001年，我又從鳳凰台的專訪中看到楊振寧侃侃而談他的過去和現在， 一時觸景生情，使我想起與他交往的點點滴滴。2002年，剛巧從法國回來省親的韓中校友黃順宗博士來找我，問我有沒有什么文章供他的報章發表，他在法國辦了一份華文報，取名為《華報》。我就為他寫了一篇《楊振寧教授印象記》，大概有逾萬字。不久之后，我接到他寄來《華報》供我參閱，發現在2002年1月29日的刊期上，用全版刊載了這篇文章。

2004年，突然驚聞楊振寧有了“黃昏之戀”，對象竟只是28歲的少婦翁帆。82對28一時傳為佳話，也成了華文報章追逐的花邊新聞。正當新聞界對他的新婚新啜而不捨之際，不幸在12月發生火山爆發海嘯的大災難，于是焦點全放在這場大浩劫的大新聞后，也把楊振寧的新聞拋諸腦后，人們又漸漸淡忘這段「良緣奇聞」。

楊振寧的一生不僅因老少配婚引起震盪，而且在過去也有過不斷轉變的人生。首先是在抗日的年代（1937-1945），楊振寧並不是熱血沸騰的青年，而是在炮火聲中仍然在“西南聯大”完成他的大學學業。這里顯示了他是一名“書呆子”，對國事可以不聞不問，竟然在中國人民都唱著“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的激昂抗戰聲中可以逃離鬥爭與抗戰。

正因為這樣，在1945年中國抗戰未結束前，國家前景未卜之際，又隻身遠走高飛，去到美國攻讀他的博士學位。

1957年，他又與摯友李政道合作的物理科研打破「宇稱守恒定律」而共同贏得諾貝爾物理獎，從此名聲大噪，兩人成為榮獲此銜的首兩個華人。

接著他的生命中的第二個變化是與李政道分道揚鏕，兩人形同陌生人。這么多年以來，他們都未詳細的公佈為何會化友為“敵”，而外界也一直對此存疑。

我在訪問楊教授時，未問及這個問題，因為敏感，也知道當事人不會談。不過我不久前在《明報月刊》讀到李政道的一篇文章，記錄了他在70年代在中國會楊武之（楊振寧父親）的情景。楊父一直希望他們言歸于好，並說是楊振寧對不起他。究竟是因什么事而起，李政道也沒說，倒是楊振寧的妹妹為文駁斥李政道所言非實，但又引致李政道找當年在場的人來對證，說明他非無中生有。

現在兩人都是超過80歲的人，相信這一段“秘密”也許要在他們百年后才會揭蓋，也許永遠是個謎團。

楊振寧的第三個轉變是我記憶猶新的，他是在1971年首次回中國，又獲榮殊得以拜見毛澤東主席，而且也在毛澤東的同意下，由周恩來告訴他有關林彪墜機的事件。

在1974年訪檳城時，我們請他在“北京大飯店”（中路文華酒店內，現易名為艾可洛酒店）作一場公開演講。他在會上比較明顯地公開稱讚“文化大革命”。他說，今天的知識份子沒有異議地認為今天的中國是一個生氣蓬勃，前途無量的國家。所以我覺得他們對這方面沒有任何地方覺得不愉快，而我也認為他們不會因此而影響了他們的工作的成就。

對于林彪事件后掀起的“批林批孔”運動，楊教授向我說，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即使是名哲學家包括馮友蘭等人進行自我檢討和批判，楊也說是正確的，因為他說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導致社會不公正，不公平和削剝的根源。

在1976年他再訪檳時，我又安排一場演講會，地點是在《雙喜樓大飯店》即今日的大埔同鄉會內，他再一次肯定中國是個了不起的國家。雖然周恩來逝世不久后引起社會的動盪，但他還是認為這是紀律的問題，尚未看出大變化的到來，而只是留下一句耐人尋味的話：如果中國有不正當的事發生或有極端錯誤的路線又不被中國人民所接受的話，問題就會很嚴重。無論如何他還是引用毛澤東的名句“為有犧牲多壯老，敢叫日月換新天”。

1977年，我將楊振寧旅馬的言論及訪問文章輯成一本小書，取名為《楊振寧博士旅馬言論集》，未想能有第二次版，一共賣了四千本，大大地出乎我意料之外。

果然1976年10月，中國有了巨變，“四人幫”倒台，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鄧小平再次復出，他因此在80年代又再獲鄧小平接見。這時的楊振寧，已是徹底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且痛斥“四人幫”。這是典型的知識份子的寫照，在“文革”時大力的頌揚其正確性；在“文革”后又否定其正確性。一前一后，讓人看到知識份子的悲哀，楊振寧也沒有例外。他向鳳凰台這樣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錯誤的運動，毛澤東在這方面也要負一定的責任，我以前在文革時看到的是被刻意安排的。此一時，彼一時的言論，與典型知識份子沒有兩樣。

第四個變化是在2004年他的太太杜致禮逝世后，他又再娶了年輕的翁帆為妻。雖然這是“人之常情”，但人們卻無法想像他挑中的是一位28歲的姑娘。更甚的是他竟形容是上帝賜給他的禮物。
由此我們看到楊振寧的“保守思想”並沒有真正的改變。過去受“文革”刺激，我們都以為他已經轉成“馬克思主義者”，不然不會有如此對“文革”溢美之言。其實他在美國生活多年，思想已經西方化，因此才有所謂娶少妻是上帝的恩典和賜予的禮物。不知這是不是大男人主義的心理作崇抑或是一位教徒的“肺腑之言”？我們無從考究，只覺得他把婚姻當“禮物”了，實在有些難以消化。

無論如何，我還是對楊振寧在科學及學術上的貢獻給予肯定的，只不過他的一生是轉向個人的科學鑽研而攀上最高的榮譽，並不是參加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及到后來是用身上的光環而成為中國的名人。這樣的例子，也只有從外國回來的人才享有的榮譽。

如今，晚年落葉歸根的楊振寧，他算是圓了一個夢，既受國家的特別關照，又贏得美人芳心，人生于此，又夫復何求呢？

歷史在將來也許會給楊振寧一個公平的評價，但不是現在。

林慶金與《星檳日報》

說老實話，我直到今天仍然弄不明白為何林慶金要買下《星檳日報》和《星洲日報》？

林慶金在他送我的一本“自傳式”的書中這么說，他是在1923年出生，18歲從福建惠安南來，在檳城打拼半輩子，終于熬出頭來，在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已是一名富有的發展商及建築商，換句話說，他是靠地皮發跡的。

據我所知，80年代初期，胡文虎的第三代有意全盤讓出這兩家報館的股權，在友人的穿針引線下，他對“辦報”發生了興趣。原本是與人合股或折散（分開兩家買下）來買，不致付這么大筆款項。后來在“專業會計師”的游說下，他竟然一口氣把兩家報社吞下。也就是說，他要“獨資”承購《星洲》和《星檳》，不要與人合股，也不要折開來買。

林慶金自己這樣說：「當我的會計師兼投資顧問介紹我買這兩份華文報的時候，他告訴我一定有利可圖。」做為一個商人，無可厚非的，他的商業目的當然是賺錢。有經濟效益的事業，他都有興趣。況且林慶金雖然讀書不多，學問不高，但是一向以來，他都非常尊重文化人，對他來說，辦報，這是一份文化事業（以上引自其“自傳”中一段話）。

我對《星洲》的情況不了解，但我對《星檳》的情況算是多少了解的，在轉手之前，《星檳》是沒有負債的公司，它有向銀行取得透支便利馬幣70萬元，這是在買紙時要用的，但不久便又填回，所以胡榆芳的“驕傲”是《星檳》的周轉金十分順暢，這邊開出信用証買紙，向銀行透支，那邊又將收入的現金補上透支款額。因此當時林慶金肯用高價（即一股三元八角）買下《星檳》的股權，因為它不但不負債，且有寬裕的流動資金。

林慶金買下《星檳》后，又再另行買下《星檳》的地產，這是分兩頭進行的。單就《星檳》而言，林慶金是用上5百70萬元買下的，做為一位“在商言商”的生意人，自然是經過算盤打了又打最后才做出決定的。

當林慶金于1983年真正入主《星檳日報》的時候，他的報業“軍師”是來自《星洲日報》的黃宗理，黃宗理本是《星洲》的執行董事，是由胡家第三代的胡美一一手提拔的。不知為何轉手時，他的興趣偏向《星檳》，也就是他逐漸淡出《星洲》轉向《星檳》。

結果一年之后，林慶金委他出任《星檳》的總經理，由他一手與職工會談判薪金制。他以“辦大報”的心態來“辦小報”（指地方報），出手的綽闊，也令我為之側目。經過一輪又一輪的談判后，報社內的兩個職工會終于達成協議。我看了協議書，真為《星檳》捏了一把冷汗，這么大手筆的開支，《星檳》又去那里找收入來應抵？

所以林慶金的“自傳”就有這么一段（以第三人稱）：

《星檳日報》在轉手于林慶金后，在短時間內，兩個職工會（NUJ 及NUNW）宣告成立。接下來為了提高員工士氣，工資大幅度提高，人員也因為精密分工而以倍數增加，還向銀行貸款購置最新的高速卷筒彩色印報機。林慶金以為，《星檳日報》在這樣的條件之下，不但可以穩固在檳威佔有的地盤，還可以“沖出天”向全國發行。世事往往是人算不如天算，“士氣”不但提不起來，“死氣”卻是接踵而來。每日“有出無進”，天天大量“出血”，還要面對員工“改善待遇”的不斷要求，林慶金百思不得其解。“《星檳日報》不是很賺錢的嗎？”審核師的回答是，你的經營成本已經提高了8倍，難道你不知道嗎？”“開銷越來越大，支出越來越多，像一粒滾動的雪球，越滾越大。”“早期的融洽關係逐漸變質，勞資合作的基砫蕩然無存”。

我的分析是，《星檳日報》轉手后，有下列的情況也許是直接產生負面影響的：

1. 用“辦大報”的方式來“辦小報”。開銷突然間大幅度上升，而收入仍然維持在原來的水平。一份日報的銷量和廣告收入斷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突飛猛進”，又如何能應付龐大的開銷？這與胡榆芳的營運方式完全不同。《星檳日報》這么一搞，財政收支肯定入不敷出。

2. 安插一些人在掌管重要的部門，如會計部，出納部和發行部等。我們做為員工的是不知道個中的情況，大家都以為“財務穩健”。

3. 原本已經有一台操作如常的四色機（已無欠款），每天印刷報紙不成問題，不知為何又多買一架四色機？據說耗資50萬元左右，一下子變成兩個車間，置著舊的機器不用，卻向外招生意來印刷。這等小米收入如何應付得了每月攤還銀行的貸款？

4. 《星檳日報》在外表看來是改組得風風光光，實則已“暗流洶湧”，分分鐘都會出軌而煞不了車。果然林慶金說“自己掉進了一個無底洞里，在收支不能平衡的情況下，恁誰也無法繼續再將報館業務支撐下去。”

5. 不知為何，他又突然心血來潮，向陳群川買下“亦果西報”搬進《星檳》運作，對《星檳》而言，則是“雪上加霜”。“《星檳日報》終于在1986年9月23日被馬來亞銀行接管，並于一個星期后，也就是1986年9月29日，《星檳日報》被迫停刊。”“1988年6月20日，林慶金因為沒有能力攤還一筆154萬元加利息的款項，被起訴。”（以上全引自其“自傳”）。

在這個過程中，林慶金幾經掙扎，被判入窮籍又力爭，最后才得以脫身。但這離開他脫離報業已是十年有餘的日子。

我和林慶金的交情並不深，在進入《星檳》前，我們只是普通朋友；在進入《星檳》后，他幾乎每個禮拜來找我兩三次，就在我的辦公室內，我們一起閒聊，一起談論報業和其他事情，我們之間的關係也較前“密切”。

但忝為“主僕關係”，我也不知道他真正心里在想什么？他是一個喜歡聽“新聞”的人，又是一個喜歡聽“報告”的人。圍繞在他身邊的，倒有不少人。當一個人“風生水起”時，必然有很多的擁蹇。我同意他對報館運作是知之不詳的，我也同意他很少插手報館的業務。但他是主宰《星檳日報》命運的人，當主管做出決定時，他必須要負起責任。比如對員工待遇的提高和增加報館的開支，他也是根據主管的建議而落實的。在他看來，辦報如同做生意，而一家穩定的報社，再怎么說也不會差到那里去。偏偏不信邪的林慶金就如同進入八卦陣，迷失其中而走不出來。待他走出來時，已是物換星移，林慶金的年代早已結束。

雖然有一句話說：“若要害你的敵人，最好叫他去辦報”，但用在林慶金身上是不恰當的，他是“心甘情願”買下兩間華文報。因此他說他沒有“后悔”這么做，但我相信他一定有許多的遺憾。若他不介入報業，他也許不會如此這般。而他就是在十分自信心下走進報業。再回頭已「不堪回首」。

《星檳日報》的停刊對華社，尤其是我們《星檳》人來說，是永遠的傷痛，但《星檳日報》的故事並未劃上句號。最后的一頁又是由我來補上。我怎樣又再后期再與《星檳》扯上關係，這是另外一段故事。

而我在林慶金的年代，也就是1984年，曾為《星檳日報》45週年紀念為《星檳》寫下一段“光輝的歷程”。這“光輝的歷程”結果又成為絕響。這就是說，《星檳》最后的輝煌是在1984年又宴客又舉辦各類活動來慶祝創刊45年，再下來是“終結篇，黑暗的開始”，回想起來，是痛心疾首的悲劇。

喬治市與“文化遺產”

聯合國教科文機構針對喬治市申請登陸“世界文化遺產”的計劃書作出“擱淺”，要求馬來西亞提供進一步資料，因為聯合國認為馬方沒有在計劃書中列明如何對“文化遺產”的保存維護及經營管理提供一個健全的機制，這包括法令的制定和持續性的運作。

有很多人並不明白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為何檳州政府要這樣辛苦來達成願望，究竟會給人民帶來什么好處？

首先我們有必要瞭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在1972年設立了“世界遺產委員會”及“世界遺產基金會”，成員共有21個。它的職責是負責鑑定世界上有那些個古蹟或地點有資格登陸世界名錄。這之中有分“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一旦夠資格被選入者，就會列入聯合國認可的記錄中，例如中國的萬里長城及紫禁城是被列為單項的“文化遺產”，因為它代表了人類創造天才的傑作。又如中國較后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活的歷史遺產（有一定的範圍，或在城市內或在鄉鎮中）有雲南的麗江、山西的平遙及江蘇的周莊。當這些個地方成功登陸后，竟對旅遊發展帶來無可限量的好處。
馬來西亞是在1988年才加入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成員，因此砂勞越的穆魯國家公園（GUNANG MULU NATIONAL PARK）及沙巴的神山國家公園（KINABALU PARK）得以被聯合國列為“自然遺產”名錄中。這種對自然界的鑑定的手續是較為簡便，也沒有這么多的繁文褥節。

反之，如果要擠入“世界文化遺產”就大費周章。在聯合國區域發展中心考核下，馬來西亞只有兩個地方有資格申請登陸“文化遺產”，一個是馬六甲，另一個是喬治市。尤其是后者，更被看好仍然保留歷史的風貌。但沒有單項的古蹟（如萬里長城和柬埔寨的吳哥窟）的存在。這意味著，馬來西亞只月兩個城市具備了以一個城市（特定地區）的風貌的整體來登陸“文化遺產”之列。于是，從1991年起，檳州政府開始意識到對市區有歷史性的建築物進行保護，不再允許如同“光大”摩天樓的建築豎立在城市中心。

在1995年時，檳島市政局推出《古蹟保留指南》，也圈定喬治市的485公頃（4.58平方公里），約占喬治市面積的11%（喬治市總面積為41平方公里）被列為“古蹟保留區”。即意有關地區的建築物不能隨意被拆掉和改建，事先必須得到市政局的批准，引致民間的議論紛紛，因為他們並不十分了解保留一大片土地為古蹟區干啥？只保留幾座具歷史性建築物不就得了嗎！

可是如果按照聯合國的要求，沒有一大片的古蹟區，沒有洋溢人文精神，沒有秉承文化遺產並讓它活在現代社會中，是不備資格申請的。

1998年，一項國際會議在檳城召開，推薦了檳城和馬六甲聯合向聯合國提出申請。2003年，檳州政府在獲得聯合國方面的同意下，將喬治市的「文化遺產」範圍縮小成1.88平方公里，僅占喬治市範圍不到5%，比原來的11%小了一半有余。接著一份被認為“已完整”的計劃書在改了又改下，在2004年完成。

2005年正月，通過中央政府，檳城和馬六甲的計劃書正式提呈聯合國的相關組織審查。但在審查的過程中，又發現檳甲的報告書不完整，便打了回來，要求馬方提供更為完善的資料。

我在參閱了“世界文化遺產”之標準與列名的文件后，有兩個很重要的規定也許是我們所忽略的，其一是文化景觀上，它的特殊的性格與構成，符合「真實性」的考驗。這點檳城不受爭議，畢竟它所圈定的範圍絕大部份保留了“歷史的真實性”。

其二，要擁有足夠的法律的、契約的或傳統上的保護與經營管理機制，以確保被提名的文化資產或文化景觀得以被保存和維護。這些還必須要明確標示于提名表內，以證明它是存在的，特別是對大量游客開放的場所，要能提供適當的行政安排以涵蓋資產的經營管理。

檳州在這方面做得不明確或忽略了，所以需要在這個重要的關鍵課題上再提呈報告書，以取信于聯合國。換句話說，檳州政府可能需要向中央政府申請大筆款項以進行對整個“文化遺產”區做出保護和管理，確保文化遺產的持續性，使人身置身中有一種與現代都市不同的人生體驗和沉浸在活的歷史韻味中。這樣的“文化遺產”肯定對各國游客產生巨大的吸引力，難怪世界各國競相要登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理由是這也是一條為國家賺取無限外匯的“黃金”通道。也許我們已沒有必要再爭議要不要“文化遺產”，畢竟我們已邁向第二步，不可半途而廢功虧一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