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变化下的马华文学

我没有想到由韩江学院中文系主办，槟州教育局协办的《中文写作希望工程》（每个星期一天，为期一个月）会有这么热烈的反应。原先预算不超过100人，后来竟增加到160名，由于场地所限，后来者只好暂被割爱。这种对中文写作的热爱令人感动，而六位知名作家应邀担任讲师也加强号召力；尤其难得的是在国中教华文的老师都加入其中，对马华文学的推动，肯定会大有帮助。

说到“马华文学”，我也在4月15日开幕礼上凑一份热闹。我以《政治变化下的马华文学》为题阐述了马华新文学所走过的道路。

所谓“马华新文学”乃指1919年“五四”运动后带来的白话华文文学，具有新思想带动社会的发展和传播新文化。从1920年起到1945年第二次大战结束为止的25年中，马华文学的主要推动者是来自中国的文人，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郁达夫和胡愈之（沙平）。有学者作过统计，从1919年到1949年为止，共159名之数，几乎在马华文坛领尽风骚。这意味着在这段长时间内，是南来的作者开辟了“马华文学”。他们也跟着中国文学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五四”后的十年是力倡“文学革命”，下来就转成革命文学。我将之称为从胡适时代转成郭沫若时代，而马华文坛则将“革命文学”称之为“新兴文学”，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在1937年抗日抗战之后，不论是中国或马新两地，都归到统战而出现了“战时文学”或“抗战文学”，两者间的关系也密不可分。

1945年战后，中国文学进一步向左转，而有了“文学从属于政治”，“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指导方针。毛泽东文艺理论由兹建立。马华文学则力争“破茧而出”，因而有了1947-48年的“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大论争。但不变的是，马新左派统战夺得了主导权，而将马华文学导入“现实主义”的范畴，也就出现中国和马华文学绑在同一棵树上，继续走“革命文学”的道路。这可以以1953年新加坡掀起的反黄运动作为一个新起点，土生土长的作家逐渐取代了南来作者的地位，马文左翼文学的地位在政治洪流底下得到巩固和强化。

但在另一方面，此时（1955年）又兴起另一股思潮的文学是由《学生周报》和《蕉风》带进的。最初的主编是方天（张海威），也就是在1934-1936长征路上与毛泽东争夺领导权的张国焘的儿子。它被左派视为右派的刊物，而不得不在1957年转移阵地在吉隆坡立足和发展。此时的主编已是后来大家都熟悉的作家姚拓。

这种左右派的文艺思想斗争牵动马华文学整整20年有余（1955-1976年），而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左翼退出马华文学作为一个句号。对于这段时期（1926-1976）的整整半个世纪，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有如下的评语﹕不论你喜欢与否，这50年的马华文学是左翼文学在主导，也属于“革命文学”。在这之后，“现代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慢慢化解对峙而产生两者的溶合。这种溶合意味着文学与政治脱轨，而走向多样化的发展。

尽管我们在今天一直强调马华文学不同于中国文学或台湾文学，但因为同文同种和血脉相流又出现新的连系。表现最特出的莫过于马华作者以在台湾获奖或在台湾扬名为荣；相同的，今天的马华作者也以著作能在中国出版或受到表扬为傲，也似乎唯有这样，才能确定本身在马华文坛的崇高地位。

当时代在变化中，我们又看到这样的一种三角关系（马中台）在相互演绎马华文学的地位，政治已经远离文学；文学也适应了当代的国际政治生态。这意味着政治大气候正引领马华文学溶入国际社会中。从以前的马华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支流到今天的马华文学跟着中台文学取经，又是一种轮转，所不同的是已不是用“政治”来挂钩，而是用和平与善意的“交流”来争取一个“尊严”。

许岳金大起大落

我不久前在一次演讲会上被一名听众问及一个大家都在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在许子根之后，谁将是槟州的首席部长？这个敏感性的问题可真不好回答，因为一切只是在假设和推理。正如我们过去也都在推测谁是林苍佑之后的首席部长？结果没想到是许子根探出头来。这叫做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也不如不算。因为林苍佑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谁是他的真正接班人？

我提起这段往事，或者可以让我们温故知新，因为不是样样事情都是可以安排的，也不是每一件事都顺心顺意的。我就以许岳金的例子拿来和大家研究研究一下。

许岳金是韩江校友，他在考完高级剑桥文凭后，曾在韩中执教一个短时间，后来进入马大念数学系。毕业后被派到大英义学执教，过着粉笔生涯。

1974年在林苍佑的感召下，他和一批年轻的专业人士参加了民政党并出任候选人。这些人当中记得还有庄森培（医生）、林兴智、陈崇德（医生）等人；再有一位是攻打国席的吴清德博士等等，真是执政以后，精英云集，不再如同1969年大选时寻找候选人东拼西凑，才勉强组成一个大牌挡阵容。而就是因为有这个阵容，在时来运转和政治气候转变下，民政党才有今天。

许岳金一鹄中的后（中选州议员），不久被委任为首席部长政治秘书。这个职位在槟州宪法有规定，是个官职，但职权在那里，也就没明文规定了。因此林苍佑曾对许岳金说，这个职位可大可小，权力怎么操作看你如何发挥。果然许岳金把这个官职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是我见过的政治秘书中，最懂得掌控的从政者。到处演讲又到处活动，许岳金的名字不胫而走了。

1978年他再度中选又获重用，官拜行政议员。这一下子，许岳金已不再是初出道的政治新鲜人，而是拥有更大的空间表现他的政治活力和才华，一时之间，在众行政议员中，风头无两。

1982年，他第三度参选又再胜出，同样出任行政议员，但经过磨练的他，已是英气逼人来，成为林苍佑身边的红人。当时人人都在推测，许岳金将是下一任的槟州首席部长，他变成“精英中的精英”。甚至在林苍佑出国医病和疗养的三个月内，他出任代首席部长。许岳金真的是红到发紫。许许多多的人包围着他，又许许多多的人替他“出谋划策”，告诉他将来接班又如何如何的。有人替他高兴；也有人替他捏把冷汗；又有人揶揄他，指他走过了头。

我后来在林苍佑回国后，又从他身旁亲近的人打听到老头子（党内的人都这么尊称林苍佑）对许岳金任代首席部长时的一些动作有不苟同之处，尤其是他曾吐露一句话﹕“不要中途换马”，即意他还没有想到退休这码事。我也曾经强烈地暗示许岳金说要注意言行，不然会出岔子。

其实许岳金的“失算”上述只是其中一个，其它如他争做槟州联委会主席一直未能如愿以偿，也种下苦果。先是表明要与邱继圃争一长短，后来在林苍佑劝告下，打消此意。接着当邱继圃要退时，又遇着陈锦华拦路。陈锦华虽然不是林苍佑推出的人，但陈却巧妙地“结合”不满许岳金的派系（这批人也有与他同时出道的人），一举地夺下邱继圃的空缺。这样一来，许岳金在党内已无法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反之他的命运已操在党内领袖的手上。

尽管先前许岳金立下了“功绩”，诸如在1980年力促行动党的黄炎光跳槽成功，以致民政在州议席又有9席，与巫统持平。在波德申党选为林苍佑的布署东奔西跑而自己意外跌马。在1982年大选时，出大力扳倒马华的林建寿，以除掉与林苍佑争首席部长的对手等。

然而这一切都抵销不了在1984年出任代首席部长时的被认为过于出位的动作。在1986年未得到强力的支持守住州席，只好黯然参加国席竞选。在失败之后许岳金力图东山再起，无奈1990年过枝马华出征国席又再失利，再下来于1995年再以团结党名义再战江湖，也无功而返。

就这样一代政治红人只好急流勇退。许岳金与首席部长职擦肩而过，成为他心头“永远的伤痛”。作为他的好朋友，我希望许岳金对我这篇文章有回应。我们也想知道这些年来，他在做什么？我想他对历史是有话说的，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许子根回应我的演讲

韩江电视新闻中心于4月27日晚举办一场时事论坛讲座会。我以《从第九大马计划评估许子根的政绩》为题提出了几个要点。其中包括在第九大马计划报告书中的第17章（共27章）的数据表反映了许子根主政以来的政绩是受肯定的，也让槟州人民引以为荣。例如，最可贵的是先进州的地位，槟城依然保持第二，占第一位的自然是吉隆坡联邦直辖区，下来才是马六甲和雪兰莪。至于工业的投资、州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及人均收入的增长和城市化的速度，槟州都是排在第三位，前两名是吉隆坡/雪州及柔佛。还有最可取的是在消除贫穷方面，槟城则占第一名，只有0.3%，接着是雪兰莪和吉隆坡。

由此而引证许子根主政16年来也取得不俗的政绩，最大的成就应是表现在“软件革命”的成功，把槟城从工业城导入高科技领域并成功地为槟城取得了多媒体超级走廊的地位。于是我作了一个比较指出林苍佑主政的年代（1969-1990）是“经济革命”成功，把槟城发展成全国电子业的模范州。其成就表现在“软硬兼施”奏效，既有软件建设，也有硬件建设（如大桥、光大）（即有了代表作），而许子根则是“软功一流”，“硬功”未见明显，尚未有代表作，以致有人戏说他“硬不起来”。

第九大马计划也就为许子根的成绩提供了正面的数据，他在持续性发展方面带来的肉眼看不到的工业转型至高科技领域而维持了槟州的优势，失业率只有24%。

不过，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对我的政绩评估有所回应和补充。他不认为在“硬件”建设上或“外涵”的表现上是差强人意的，更没有所谓的“交白卷。

以下的数据又为我们提供他在“硬件”上也有成就，只是不能与大桥的浩大工程相媲美，也就没有被人认为是代表作﹕

（一）1999年耗资1亿6千万元完成直落巴大水坝蓄水池，既对人民有益也成为新的一道风景线。

（二）2000年耗资1亿元完成槟州室内大体育馆，如今已成为热门的商业展览会场，刺激州内经济之活跃。

（三）2000年耗资1亿元的峇都加湾大体育场，成为威省的一大建设和提供高素质的运动场所。

（四）外环公路的其中一段日落洞大道是在1997年动工，但因是“土地换大道”（不收过路费），在1997年金融风暴降临时有了拖延。这段长6公里的大道（第一期）将在今年内全面通车。

至于第二及第三阶段的外环公路也与日落洞大道一样，属于私人大计划。预料第二阶段13公里的工程也将在今年启动，然后继续进行第三阶段17公里的工程。

这就是说，许子根对“硬件”的发展也费煞苦心和下足了功夫，祈望改善槟州人民的生活素质。这些材料的补充又“弥补”了我所说的“力之不逮”之“外涵”成绩，因之又不能说他在“硬件”上无所表现。虽然与大桥相比不是大制作；但也算是几个单元的成功制作。

在这些个基础上，如今第九大马计划又把第二大桥及单轨轻快铁列入其中，也就让我们感觉到大的“硬件”又要启动了。

为此，许子根认为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把槟州建设成一个在不断发展中的州。而我希望他把槟城塑造成多元社会的一个典范，让华人主导政权“长治久安”。

林连登与韩中七博士

林连登在1950年创办韩江中学时，已是80高龄，因此董事们都尊称他为“阿登伯”。我们学生私下叫他“阿登伯”。他在创办韩中时，竟一口气 请了五位博士，真叫人瞠目结舌。他们依秩是庄泽宣（校长）、黄尊生、何永佶、熊叔隆及严元章。不久又加入了黎东方（教务主任）及后来的方学李，一共是七位博士。在中学华校史上，堪称一绝。以韩中办校之初，学生才500名左右，为何要这么多博士？我到今天还搞不清楚。大概是阿登伯想把韩中办成一流的中学。不过博士也吧，以当时的薪水来算，校长不过800元，其它博士也在四五百元之间，总算请得过。

当然，阿登伯有自己的一套办学理念，也不是每位校长都能理解透彻的，因此阿登伯vs校长的事也就这样发生了。

我们先说第一位庄泽宣，他的名气不仅是美国的博士，还是联合国教科文机构的官员。不止这些，如果我们再往前推算，庄校长的来头可真不小呢！

话说1926年，在厦门大学当校长的林文庆博士（他是在1920年厦大开办后，被创校人陈嘉庚请他离开新加坡到厦大掌校）请来了林语堂博士当文学院院长，又通过林语堂的介绍请来了鲁迅当文学教授。这一年庄泽宣也应聘到厦大任教。我们不知道庄泽宜是否认识鲁迅和林语堂，因为庄博士的著作中未提及此事，但他们三个人却是在1927年就离开厦大。巧合的是鲁迅那年是由厦大转到广州中山大学，而庄泽宣也在同一年应聘到中山大学创办教育研究所。由此来看，庄博士对教育是有长时间研究心得。大概是凭其对侨教之熟悉，才来到韩中。没想到掌校两年后，即与董事会意见相左而不被续聘，结果闹出第一个大风波。这个风波可不好收场，虽然阿登伯“漏夜”请来徐兴华当校长压阵，却压不了阵，因为老师与学生有意见。最后请来华校视学官陈翼经调解，力劝庄校长复职（此事件发生在1952年12月杪），但庄校长已答应当联营出版公司总编辑，以改编华校教科书，也答应出任马华公会教育文化小组之名誉顾问，因此他婉拒了一番好意。

这个时候，校内还另有三位博士（何永佶博士及其画家夫人张荔英最早离开韩中），即黄尊生，熊叔隆及严元章，他们都不肯接班，大有与庄博士“同进退”之势。

就在此时严元章又再离开，到麻坡中化执教。再不久，他到南大开办教育系，后又升为文学院院长。由于在1961年因力挺林连玉（被递夺公民权）而在1962年被宣布不得再进入马来亚联合邦。
剩下来就只能在黄尊生与熊叔隆之中挑选一人出任校长。协商结果，请化学博士熊叔隆出任校长，庄泽宣也表示同意。就这样熊博士于1953年初走马上任，他做到1955年应南大之聘离开韩中。

这个时候黄尊生登场了。黄博士给韩中师生的印象最深，因为韩中的校训“笃于文行”四个字出于黄博士所选。他是从苏东坡为纪念韩愈对文教之贡献，而为其立碑文中有云韩愈来潮州后“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忠于治学问与敦品行）。

接着韩中之校歌也是由黄尊生作词，“文风远绍昌黎”一直唱到今天。黄尊生的名字也就永远留在韩中学生的脑海中。1957年黄尊生离开韩中赴港，随后又出任台湾文化大学教授。他的华文文学根基是所有博士中最佼佼者。

与庄泽宣一样，黄尊生旅马期间也出版一书，取名为《沧海一鳞》（1956年），内中有一篇文章写他在“韩中三年”的心得与感想，已把时间的全部（至少七成）献给了学生，但还有一句老话，读书是最幸福的。庄泽宣的著作则取名为《从巴黎到槟城》（1953年）。

至于来得迟也去得早的黎东方博士，是在1955年应林语堂之邀到南洋大学执教。但在林语堂与南大主席陈六使闹意见后，又于1956年走人，连黎东方也走了。

第七位博士就是后来（1958年）才来不久即与林连登打官司的方学李博士。自此之后，韩中再也没有博士校长，也没有博士老师。前后8年，韩中闪耀着博士的光环，又告归复平静。

这里有一则趣闻，那是我亲眼在布告栏内所见。就是方学李离开韩中后(1958)有一天布告栏竟出现董事长林连登宣布林连登出任代校长。一时之间，消息传遍全校，但此布告第二天就取下了，大概觉得不妥当。后来接任者是汪少伦（军人出身），再下来的邢鹤年（又是军人），真是无巧不成书。从博士到军人，韩中校长的故事真是说不完。

1963年林连登以93岁高龄逝世，结束了他对韩中的13年的“大小通理”，也结束了他和校长之间的恩恩怨怨。林连登创造韩中的“神话”也因此永远说不完。留下很多的空间让人去遐想。

许子根岳父当韩中校长

我原以为方学李是韩江中学“最短命”的校长，其实不然，还有另外一个人才是最短的，但历来的韩江校刊从未提及此事，很多人都不知道，偶尔我在首任校长庄泽宣博士的著作中，才有此重大发现。由于这位“最短命”的校长大有来头；尤其是在今天来说，实有必要补上这一笔史料。从中也可看出在林连登掌管韩中大权的年代，校长与董事长之间的微妙关系。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

林连登在1950年7月15日为韩江中学举行奠基礼前，就急于物色一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来掌校，结果选中早在战前就在中国负素盛名的教育家庄泽宣博士。庄泽宣博士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

他原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机构任职，负责国际儿童救济基金事务。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组联合国时衍生出来的一个重要机构。1949年6月，庄泽宣卸职来到美国（他是在1948年初到巴黎任职的）。在美国住了13个月，期间，也就是1950年6月，接到韩建委会的信和电报，请他来韩江中学办校（此时建委会主席是连裕祥）。由于得知林连登要把韩中办成最大规模的中学（在当时来说，成立于1917年的新加坡华侨中学是最著名的），一时兴致勃勃的庄泽宣就应聘而来。他在1950年10月来马，月薪并不是外界所说的拿美金，而是马币400元。他说他不是为薪金而来，是为教育而来。他准备把韩中办成第一流的中学，成为世界中学的一个楷模。然而事与愿违。庄泽宣任职不到两年，竟在1952年12月3日获得董事会告知不再续聘为明年度校长，理由是﹕道不同，‚董事会未能与之协调及ƒ教师待遇无法改善。

不论出于任何理由，消息传开，犹如一颗“炸弹”在华社爆开，引起震惊。

在此时此刻，董事会最主要的是另外物色一位校长任职，以平息校内之情绪和华社的议论纷纷。由于校内其它有资格的老师不愿接任，惟有在校外物色适当人选。在12月12日那天，董事会突然宣布，委任徐兴华为校长。

到底谁是徐兴华？很多人一时不都不明究里。原来他是槟华女中校长朱月华的夫婿。再追查下去，原来他是当今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的夫人徐嘉平的父亲大人。换句话说，徐兴华就是许子根的岳父大人（在那个时代，根本没有人会想到历史会走到今天这个局面）。

就徐兴华本身而言，他是暨南大学毕业生，但不是博士，而是学士。当时是在中华中学任教，被认为是100%的好好先生。在消息传开后，有人为韩江庆徐君贺，但事情并不是想象中的简单。
原来，发出聘请给徐兴华的是董事副主席而非董事主席（当时董事主席是连裕祥，副主席是姚非丹及戴义卿，应该是姚非丹签发，林连登则是名誉董事长）。就这样俆兴华走马上任成为韩江中学的新校长。

头痛的事接踵而来，韩中师生有大意见，舆论也有不同看法，害得徐校长“头痛”过度，患病三天。事情也闹成僵局。根据所知，聘请徐兴华为校长，是由林连登拍板而获得连裕祥同意。事情演化至此，徐校长始知难以应付。虽经朱月华校长从中斡旋，亦未见效，以致徐校长“骑虎难下”。到了12月22日，董事会再派人与徐校长商议，请求他“自动解约”，除去计时炸弹，让庄泽宣继续做回校长。于是有一场“鸿门宴”的午餐之设，在场者有陈翼经（华校视学官），连裕祥，陈文炳（树胶公会总务）及朱月华校长。大家同意“徐退庄返”的方案，以消弭一场可能引发的“风暴”。

虽然徐兴华“牺牲小我”，但董事会已无法挽回庄泽宣之心，因此韩中又有说不完的故事。

前前后后，徐兴华只当了韩江中学校长半个月左右（履职是12月13日，卸职是12月杪）。他是韩江中学“最短命”的校长，不是因为不够资格和经验，而是因为他在不当的时间接受这一任命。虽然没有要了他的命，可够折腾他的往后的日子。我们不知道许子根及其夫人知道这个故事吗？

华小董事会的主权与机制

欣闻雪隆华校董联会订于今日（4月30日）举行“2006年雪隆华小董事交流会”，以配合董总推动的“董事会醒觉运动”。由于讨论的课题广泛，我只针对“董事会的主权”与“董事会的组织”提出我的看法。

有一种论调说主权应向政府争取，一旦获得认同，则华小目前争议的问题就告解决了。换句话说，主权大过天，其它的都是细则问题。但问题是这么简单的吗？

我的看法有些不同。主权固然要维护，但组织与机制如果不健全，则等同有了武器，而没有军队来捍卫主权。根据董总法律顾问侥仁毅及吉打董联会主席傅振荃指出，有许多华小的董事会“冬眠”，应把他们“吵醒”。“吵醒”了以后怎么样？如果组织是依然故我的话，单靠董事长一人也是难有作为的。

事实上，我们应回到历史来探讨这个重大的问题。既然是雪州董联会在1959年已接纳华小董事会改组，那么今天回到雪隆董联会讨论也是切合时宜的。虽然在时间上相隔了47年，近半个世纪，但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

雪州董联会是于1958年8月7日一致通过接纳董事会（指华小）修正章程（也就是接纳市教育局印发的华小董事会章程修正本）。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点是﹕官委的三名代表，应由董事推荐。换句话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国的逾千间的华小董事会必须根据修正的章程进行改组。这个大手术分成﹕官委、赞助人、校友、家长及受托人（指信托人或信理员）各有三人组成华小董事会（详情请参阅1959年8月8日《星洲日报》）。在这个结构下，原来的董事会（或称大董事会）已不能全面操控新的董事会（或称小董事或学监会，而教育部认同的是这个组织），因为它只能决定三位赞助人的代表再加上官委代表，如果校地是大董事会的，也可推荐其中三名信理员出任，而凑成多数。至于家长及校友的代表就非大董事会推举了（请注意，这里是指校方代表，由校友中选出，而非校友会选出）。

本来在大小董事会并存的年代争议并没有这样的明显，因为大董事会一向来出钱出力，也就拥有较大的发言权和决定权。但在物换星移下，小董事会逐渐形成一个“代表性”的机构，甚至还取代了大董事会的功能。由于小董事会的当然秘书是校长，一切文件归校长保管，其权力也相对增加，再加上教育部鼓励每间华小成立“家教协会”，它就与小董事会成为平行的双翼，而核心人物非校长莫属。由此可见，校长权力的扩大是教育法令及结构改变使然。久而久之，也就出现今天的所谓“主权”的争议问题。

更甚者，由于接受华小董事会的改组，许多小董事会的成员是年年未改的，一直照做下去，理由是更换代表麻烦或会得罪人或担心被除名。比如槟城的官委代表一旦出现空缺就不能填补，也就只好让有关者永远做下去直到逝世。如此年复一年，华小董事会出现“冬眠”状态是不足为奇的。

现在如果我们要让这类的董事会“复苏”起来，自然要大换血，但谁拥有绝对的权力呢？即便仍存在着大董事会，它也只能更换赞助人代表，成不了气候。另外即便某些家长有心要改革，如果他进不了家协（其中的奥妙，也就是教育法令下的条例所规定的），他又如何成为董事会成员乃至被选为董事长呢？

就此看来，重振董事会的权威也许需要通过发挥或恢复或另组大董事会，以“校主”的身份要求厘清主权（包括行政措施的调整）。如果单靠小董事会（又力之不逮，或被认为是“冬眠”的）争取应有的权利，又显得如同孩子向父亲讨权力，毕竟小董事会的生存是依附在教育法令的条例下（1957年）。如果重组大董事会也会显得更有代表性和权威性，不知董总诸公以为然否？不然恐怕努力会事倍功半的。

嘉化峇峇与马共和解

前任副首相敦嘉化峇峇终于走完他的一生，终年81岁。这位政坛元老虽然未能攀上首相高职，但他却留下令人难忘的政绩。

对于他本身而言，他是在15岁（1940年）即参加一个叫做马来青年同盟（Kesatuan Melayu Muda）的组织，这是一个急进派的民族主义团体，反对英殖民统治。其中的领导人是后来成为人民党主席的阿末布斯达曼。

1945年战后，又出现一个马来民族主义政党，叫做马来国民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其领导人有后来著名的政治人物如巴哈鲁丁（回教党主席），依萨（劳工党主席）及布斯达曼（人民党主席）和转向马共的马来民族主义者。嘉化在1948年参加这个政党，也结识其中的领导人。这个党因被指为受共党渗透而在1950被英殖民政府查封。

因此在1951年嘉化峇峇转向参加巫统，这一年巫统创办人拿督翁另起炉灶，成立马来亚独立党，后又再改名为国家党（Parti Negara），而由东姑阿都拉曼接任巫统主席。

教师出身的嘉化峇峇虽然没有强烈的政治欲望，但有政治的使命感，在1955年在联盟旗帜参加独立前票选而成为立法议员。1957年独立后他又参加1959年的全国大选胜出，成为马六甲首席部长。一直到1968年调任中央出任部长。他是巫统的元老，也是在位最久的党副主席之一（1962年起到1987年当选巫统署理主席，而在1993年退隐政坛）。嘉化1974年退出内阁，因不满未被调升副首相。不过在1986年受马哈迪之召又再入阁且成为副苜相。他有自知之明，由于学历关系，并不期望有朝一日成为国家首相，而是满足于当马哈迪的副手。无奈1993年安华崛起形势比人强，他选择靠边站。他对巫统，国家做出的贡献是受到肯定的；尤其协助马哈迪在1987年党争中稳定大局，击退来势汹汹的东姑拉沙里和慕沙希淡的挑战。

对于马华公会而言，嘉化又有令马华终生难忘的贡献，那就是在1984年马华爆发党争后，嘉化毅然介入协助安定局面，一度且成为马华的临时代总会长。这场党争是因为李三春突然于1983年“出走”，导致梁维泮和陈群川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结果后来由后者取胜，嘉化也就“功成引退”。正因为嘉化对马华有功，因此马华公会每年不忘给他庆祝生日。

对于国家和平而言，嘉化的杰出贡献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促成马共与政府和谈，结束对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前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迪（人在北京）（他与嘉化是前马来国民党的党员，彼此相识，嘉化也因为这种微妙关系，得以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在嘉化于1986年出任副首相后，就写一封信表示祝贺。接着透过嘉化密友哈芝端穆达的穿针引线，和谈似乎有了眉目。

1987年6月25日，阿都拉西迪通过端穆达呈交一信件给嘉化，信中提出了前马来国民党和后来马共领导的马来民族党的问题。不久之后，也就是9月7日，嘉化回函同意与马共举行会谈。

阿都拉西迪至为感动，再去一函（10月1日）形容嘉化是一位爱国和民主主义者，嘉化又再11月7日覆信同意应该结束这场战争，因为马来西亚已经独立很久了。

结果有了1988年5月24日的第一次和谈在合艾举行，随后第二次和谈于8月10日在槟城举行，随后第三轮会谈又回到合艾。

到了1989年，高层的会谈在泰国的普吉先后进行五次。结果马方，泰方和马共同意签署和平协议书。这就是1989年12月2日在合艾举行的历史性的会议，达成《合艾和平协议》，从此马共放下武器，走出森林。嘉化在这方面扮演的积极角色，启动了和平之路，他的这一巨大贡献是永垂青史的。虽然他不是直接的谈判者，但在马哈迪的同意下，他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色，马来西亚独立斗争也写下完美的句号。这就是嘉化峇峇鲜为人知的一面。而这个精彩的篇章是在阿都拉西迪的回忆录《抗英战争与和平》中一一显露。

林连登打官司

1958年也真是韩江中学多事之秋的一年。这一年林连登以89岁高龄迎战一场官司，起诉人是原韩中校长方学李博士，一时轰动整个华社。在林连登逝世后，其后人又于70年代打一场没有林连登在场的林连登官司案，那就是其前职员起诉的著名的16万元官司案。前一宗案方学李取得4千余元之补偿；后一宗案林连登后人胜诉。

为什么会有董事长与校长打官司的案件？其缘由是这样的﹕1958年7月10日，来自台湾的方学李接受林连登的聘请出任韩中校长。9月7日抵槟履新。

方学李自我介绍他的履历是在来槟之前，他是在台湾当律师及数家公司之法律顾问。在这之前，他也曾在中国的中山大学、安嶶大学、四川大学、暨南大学执教（此应指中国解放前）（来头可真不小，且拥有博士衔头）。

在抵槟后的第二天，方学李拜会林连登，两人东拉西扯许多政治上的故事，包括为什么陈嘉庚与陈仪感情不睦之事（按陈仪在抗日期间是福建省省长，被陈嘉庚告发渎职而被撤职。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仪被蒋介石任命为台湾省省长。引自《南侨回忆录》，杨进发著《陈嘉庚传》也有提及此事）。

抵槟第三天后，他正式出任校长。据他说，他的薪水是马币725元，加房屋津贴100元，车马费50元，合共是875元。不过，他一直没有接到正式的聘书。讵料在10月27日，他接到董事部律师发给的解雇信，通知他在10月30日起停职。前前后后，他任校长只有七周的“寿命”。

方学李因此不服，他在1959年入禀槟城高等法院，要求韩中董事会赔偿旅费、薪俸及津贴合共21000余元。官司在6月10日开审，方学李及林连登双双出庭。

林连登在供证时主要有三点﹕方学李写一封信给一名董事说教员你请或我请，而且用挂号信（林连登认为是不寻常的），是不与董事会合作之举，等于将学校分成两部份（监学林锡猷对此有解释聘请教员是校长与董事部磋商，而不是你请或我请的问题）。‚当年学校之毕业刊出问题（此乃指政治部有进行调查，发现三篇文问题，而有些有亲共思想），言下之意是方校长未监督好（此点方学李有辩驳，他指出封面和平鸽并非亲共之举。他引述圣经的封面，也有一只白鸽含着橄榄枝。耶苏说过，这鸽子是和平的）。ƒ指方校长不懂英文。

此外，林连登在庭上说﹕“他管理学校不好，工作不照作，整天阅报纸。”（哄堂）

基于这些个理由，董事会认为方学李“无能力办学”将之解雇，但方学李认为此说是无理的，因此要求赔偿。他也力指学校存在的缺点。他说，学校有近三千名学生，从学生的图书费中，学校每年可收两万多元。可是在他调查后，发现学校花在图书费只一百多元，还有学校只有两个篮球场，是不够用的。

他承认虽然没担任过中学校长之经验，但凭他在大学教书的经验，他是胜任有余的，只是在他未能大展拳脚之际，他就被解雇了。

有一件事是我们事先都不知道的，但在方学李供证时抖了出来﹕在1958年10月11日林连登钢像揭幕之前，他有接到首席部长（指王保尼）之电话，问他能否保证东姑阿都拉曼（首任首相）来主持揭和致词时学生不捣乱，否则东姑不会来，他便回答会尽力维持秩序，结果首席部长满意，而后东姑也来了。

我们可以想象，在1958年韩中学运正处蓬勃阶段，王保尼有此一问，是担心韩中学生会有什么示威的。就我当时所知悉的情况是，韩中学生并没有什么事先闹事的传闻，而是大家都接受学校的安排，在烈日下的大草场聆听大人物演讲，秩序井然。

这场官司出庭供证的人物可够精采，除了学校的董事外，也有教育局、政治部、移民厅和教师等，其中包括名作家方北方，他也有“惊人”的揭露，还有报社主管及记者等。
方学李的律师惹日星有一段话是值得一提的。他说，林连登决定聘请方博士是因为他们两人是同乡。

方学李来担任校长后，一直催董事会发下聘书，换来的是一封解解雇函。在不服底下，官司在1959年8月21日审结下判。方学李获得4000余元的补偿，此事也就告一段落。这是韩中其中一位最“短命”的校长，也为杏坛留下一段“辛酸泪”。林连登对韩中事务之“大小通理”也由此得到印证。

“政客”与“政治家”

我对“大马商业道德学院”和英国Mori调查公司所展开的一项“忠诚信任”程度的调查结果深感兴趣。其中有关从政者的可信度，大马与英国相差无几。在大马方面，相信从政者讲真话的只占11%，而在英国方面，也只有16%。换句话说，在15项职业或行业中，从政者均叼陪末座。

虽然这种调查不具权威，但不论是在大马或在英国，人们对从攻者的信任程度总是最低的。这主要是政治人物面面俱圆，总是选择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人物讲不同的话，以致人们也不知道到底那个才是真实的，因此有了以上的“结论”。

在华文字中，对于政治人物有几种称呼，却具不同的含意，其巧妙处也就在此。例如英文字一般上对从政者使用politician来称呼，但查了字典，它却有两个解释，一说政治家，另一说政客。对于华文字来说，“政客”又有了贬意。因此从政者往往喜欢被称为“政治人物”或“政治工作者”，而不喜欢“政客”这个词汇。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客”字的含意。一般上我们理解的是非主人的意思，而是到访者或过路者或短暂居留者。例如来自中原的系族散居在中国各省市，尤其是南方的广东和福建乃至江西，统被称为“客人”。虽然他们长期以来就落地生根，也是主人之一，但这个名称从未改变。客家人也习惯这样的称呼不认为含有贬意。

再者，我们每一个人来到地球也是作客式的，当时间一到就得离开尘世。虽然我们也认定自己是地球的主人，但岁月不饶人，我们终究还是地球上的“客人”。

从这样来理解，“客”字也就没有什么不妥。可是从政者就不喜欢这样的称呼，但在老百姓的眼中，不叫“政客”又叫什么呢？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可信度如此之低，也难怪在人民的眼中对从政者带着这样的意思。因为在他们看来，政治人物要成为“政治家”是难之又难的。政治家寥寥可数，政客就一大把。换句话说，要从“政客”蜕变成“政治家”，可就难关重重，也不是每个从政者都可以做到的。
这样一来，“客”和“家”就有一道很深的鸿沟，谁要能从“客”转成“家”，可就是一方名士了。如果说，“政客”是人民中的“精选”，那么“政治家”就是“精选中之精华”。

那么谁才够格成为“政治家”呢？这又是没有严格的定义，但有一个“认同”。即这个人在政治上对国家和人民有巨大的贡献或在某个时代有特出的表现，能带动人民跟看其思想而行动起来。这样的人也真的没有几个。这是要用一生心血才能打造出来的。不论我们是否同意他的观点或政治手腕或施政方针，那是另外一码事。当他们被历史定位时，他们已成了政治家。在马来西亚，被列入政治家地位的有巫统的拿督翁、东姑阿都拉曼、敦拉萨、胡先翁和已退任的马哈迪；有马华的陈祯禄；有民政的林苍佑。在新加坡有李光耀和林清祥等。由此可见一个人要在历史上寻求这么高的荣誉诚非易事。

明乎政治家是这么高难度的境界，则我们一般的从政者也就不必这么耿耿于怀，只当自己是政治人物或只是政治上的一名过客，也不要在意被人称为“政客”。做政治上的“客人”，又有什么不好呢？千万不要一下子就以为被人称为“政客”是贬斥之意。其实，政客也罢，从政者也吧，最在意的应该是当他对政治作出承诺的时候，他不能利欲熏心，不能假公济私；更不能没有立场和政治理念，也不要讲话翻来覆去，以取信于民，设法将“政客”的形象和可信度提高。这也是从政者的任务之一。

林连登vs林连玉

战后，林连登作了一个让后世赞不绝口的举动，那就是在1948年遵照承诺献地兴建韩江中，总面积是31又¼依格左右，校园之大，居各校之冠。今天的韩江中学的广阔校地就是在当时由林连登一手献出来的。1950年7月15日，由林连登举行奠基礼。这一天成为韩中永远的校庆日，风雨不改。1951年正式开课，从此弦歌不辍。

为了纪念林连登对韩江中小学的巨大贡献，董事会于1948年为林连登竖立半身小钢像于韩江小学，复于1958年在韩江中学大草场竖立全身大钢像。有人笑曰，小学小也，中学大也。不过以当时韩小侧身在潮州会馆内，面积有限，要大也不可能，只好「委曲」林老先生，直到中学落成，就大到路人举目一望就先看见林连登一手持拐杖，一手拿书卷的大钢像。50年来“他”在风雨中屹立。

这里显示林连登不避忌的典型故事，在他生前有幸目睹本身的钢像在两间学校“闪闪发亮”，而且还亲自邀请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为其钢像揭幕。

这一年林连登已是78岁高龄，精神矍乐，对学校事“大小通理”。

我在1958年时已是韩中的初中生，全校师生都必须参加钢像揭幕礼，我对此是印像深刻的，在烈日当下，我们一直站在草场听大人物在演讲，浑身流汗。也有人发出怨言说这那里是观礼，简直是“虐待”，大人物有凉蓬挡晒，而我们要站着“受罚”。好不容易熬过烈日当空，我们终于松一口气。后来想想，学生嘛，不得不充充场面。

说到1958年，也是韩中多事之秋的一年。其远因起自学运，也就是由锺灵中学传过来的（还记得1955-56年锺灵的罢课风潮吗？胡万锋就是其中一名“牺牲”的领袖），于是有韩中学生被捕的事件发生。到了1956年情况进一步紧张。当时的教育部长指出有韩中学生介入锺灵学潮，引致校长诚惶诚恐，不得不发表文告“澄清”是学生入锺中观看，而不是参加示威云云。

1957年的韩中已是北马学运中心（锺灵被压制后转向韩中发展）。这一年的4月4日，韩中学生约五百人以罢考掀开学潮序幕，藉以声援锺中68名学生被开除。

这一下子，触怒了林老先生，他赶忙来到礼堂，向罢课的学生责难，他说﹕“锺中学生是反对校长，反对领取特别津贴（即意改成国民型中学），韩中有什么地方值得反对，你们这样做（指罢考）？”

也许林连登不是很明白什么是学运？它是连成一气的，从新加坡的“中学联”传来的，是一股左翼思潮运动。也许他也知悉一些，但他还是采取激烈的行动，他在他的寓所“桂林庐”召开董事会议，决定勒令五名学生领袖退学，另17名记大过签悔过书，再有23名在不记过下也要签悔过书和家长保证书。

但这也不能阻止学生再次发难，这一年的11月14日（史称一一一四事件），韩中、中华及槟华学生群起示威，二千余人齐集槟华女中，有十余名学生受伤。全马性的学潮此落彼起，学生们反对高初级文凭考试以英文出题及作答；‚反对华文中学改制及ƒ反对驱逐超龄生。

林连登在事后（1957年11月27日）发表文告促请学生们“痛自觉悟”，盖罢考罢课及游行示威，非特违犯校规，且足以妨碍华校之进展。

在学运火红的年代，林连登的“恩威并重”起不了作用。韩中学生在1958年再一次展示学运的威力。在这一年的6月2日，韩中学生齐集礼堂示威。我也是其中一名参加者，但因年纪太小，不知道罢什么课，只见台上学生领袖又演讲又喊口号，我们也群起响应，事后大家又回到课室上课，好像没有什么事发生，其实这才是大件事。

原来，在1958年3月初，教育部规定华校初级中学毕业生必须经过升学考试及格，始可进入高中，这是全马华校所反对的，因为一向来初中考试是测验性质，不是决定能否上高中的唯一标准。

林连玉在其回忆录（风雨十八年）（下集）中这样说﹕“在3月14日时，接获韩中董事长林连登的来函，对升学考试诸多指责，义正词严，深合华文中学生的心意，并请求三大机构交涉此事。”

为此林连玉在14月6日举行的教总工委会，支持林连登的想法，议决全国华文初中毕业生一律杯葛升学考试。此时新上任马华总会长的林苍佑介入调解，但未带来满意的答案，决定由马华召集三大机构会议，日期订在6月1日。

林连玉说，“林连登竟于五月下旬举行韩中董事会议，认为交涉已成功，指示韩中初中业毕生要参加升学考试，否则不得升入高中。”对此林连玉感到费解，最先反对的是林连登，最先屈服的也是林连登。他形容林连登此举是“不待结果，就单独行动”。

有两位韩中学生代表就此向林连登寻求答案，结果林老大怒，一举开除他们。

而6月1日的三大机构会议也对此无法交待问题已“圆满”解决，导致韩中学生在6月2日静坐罢课。林连玉说，若此事未解决，势造成全马华校的学潮。

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是谁化解了危机？结果是马华的宣传主任杨邦孝（懂得华文）（如今是新加坡大法官）挺身而出，直接找教育部长佐哈里，得到部长同意改为测验性质。

不过林连玉不放心，杨邦孝只好签下白纸黑字给林连玉，后者才肯发表文告说争议已解决，一场可能的风潮就此消弭掉。事后杨邦孝向林连玉说，佐哈里也知悉雪州四中学风声得紧。如果学潮爆发，恐会动摇其部长职。（上述情节参阅林连玉《风雨十八年》）

自此而后，韩中不再有学潮，但林连玉与林连登也就成为不咬弦的“寃家”。奇怪的是两人的名字看似亲兄弟，却是南辕北辙的“华教领袖”。林连玉vs林连登事件，成了华校史上一个历史性的记录。

解读第九大马计划

首相阿都拉在3月31日提出的第9大马5年发展计划是包罗万象和应有尽有的宏观报告书，我将之形容为“满汉全席”的丰富佳肴，极不容易为一般老百姓所消化。因为2千亿元的拨款是一个天文数字。以5年来算，每年400亿元，；每天则要1亿余元。这些钱从那里来呢？从报告书中我们得知是从政府的收入，包括税收和政府公司的盈利等。同时也会举债来应对。预计国债总数将因此达致3千余亿元，外债则3百余亿元，两者加起来共3千5百余亿元，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6%。

这意味着政府将在全民的承担下集资来落实第9大马计划，且将努力维持每年的经济成长率在6%之间。另一方面政府也估计私人企业会在第9大马计划之下另动用3千余亿元进行各项投资和融资。这反映出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需要私人加入政府的努力才会成功。而前首相马哈迪不久前也说过，华裔是最大的纳税者，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贡献。由此可见，国家的发展是公私一齐成长而相得益彰是没有争议的。

我们注意到政府格外重视贫富之间的差距而矢言缩短两者间的距离。在参考了联合国人文发展报告后，竟出现10%最富有的人的收入是10%最贫穷的人的22倍。政府的不安是40%贫穷人士的家庭收入从1999年的14%下降到今天的13.5%，而20%富有者的家庭收入则从50.5%上升到51.2%。因而决意在2020年时使到贫穷者的收入提升至20%；富有者的收入减至40%。

显然，不仅是土著，非土著也有极穷困的人。若是最下层的人民能从第9大马计划中受惠，将是皆大欢喜。即使政府承认是艰巨的工作，我们也支持政府一定要努力以赴。同样的，政府对土著拥有股权仍未达30%有所失望，但问题的症结不在于非土著不支持新经济政策，而是政府要找出根源寻求对策，为什么从2000年到2004年，数目还是18.9%？

毫无疑问的，首相对此提出的三个愿景是发人深思的。其一是更好的生活素质；其二是不分宗教和种族，所有人分享进步的成果及其三要培养第一流的思维、有知识、有竞争力、有高度的表现和完整与强烈的道德价值观，从而成为高素质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

在支持这个目标的当儿，我们对第9大马计划的印象是偏重采取经济手段来解决问题和提升人的价值多过人文的关怀。不错改善经济是首要任务，但它并不是解决所有的问题的钥匙，因为人的思想的改变和人文素养的培养是需要多方面促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教育的普及和对世界变化的应变能力，不能老是停留在保守的思想来看问题。我们的社会固然没有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但存在着“文化的隔膜”。这种“隔膜”意味着族群间各自的生活又各自以自己的利益和价值来面对多元化的社会，极不容易理解彼此的愿望，更因为这样的思维阻碍了彼此的视线，未能把眼光放远。

例如今天的世界是外来的冲击大过内在的问题。如果我们失去竞争优势或不能与时俱进，我们就会被其它国家的进步所超越。因此首相的苦口婆心要人民改变思维，拥有第一流的思想是要人民跳出陈旧的框框和单一思维，向世界看齐，不是顾盼自雄，自以为是，而是在拥有知识和对科技的掌握，溶入知识型的经济时。我们也应该要强调培养相互尊重，缩短文化差异和贯输民主政治公理的重要性，用公正与公平的原则创造人文价值，以便将“人力资本”的训练转化成“人文资产”的孕育，完成首相的全民分享成果的心愿，在达成和谐社会中突显新思维新作风贯澈在第9大马计划中，作为明年50周年国庆的最大献礼。

林连登靠屠业起家

《号外》要我把笔推向历史，我第一个想起了千万富翁林连登。

提起马来西亚的华裔著名人物，不能不提林连登；提起林连登，一定想到韩江中学。

林连登在一个特定的年代是“三合一”的化身。历任槟榔屿潮州会馆领导人廿余年，也历任韩江学校董事长廿余年（林连登奋斗史作者唐镇邦语）。因此每当一提起林连登，总是联想起这两个机构，和他是“形影不离”的。

同样的在今天，每当我们提起韩江时，就联想到韩江是三结合的学校，即韩江小学、韩江中学和韩江学院是融汇贯通在一个董事会内。但是如果没有林连登，就没有今天的一切，因此韩江的故事要从林连登说起。

林连登生于1870年的惠来县，“九岁入乡塾，勤奋力学。从师郑融，专攻四书五经，精研义理”（许崇知撰《林连登传》）。这意味着林连登不是目不识丁者，他有读过书。至于他的学识有多高，也就非我所能理解。

1893年，林连登南来马来亚，开始他人生另一个历程。此时他已23岁。“初抵槟城，人生地疏，由乡亲导入吉打，从事执锄工作，月薪四元二角，奋斗数年，不大成就”（唐镇邦语）。这里有需交待一下，林连登的家族是“家有恒产，业白糖生理。先尊荣才公，承先人余荫，居乡务农”，根据唐镇邦的说法，其家族属于“小康之家”。

如此日以夜继的博拼，林连登在32岁那年在鲁乃熬出头来。“开创屠业生理，店号成发，每年获利千余元，由是渐入佳境”及后大展拳脚，成为一方地主和大商家。由此来看林连登是卖猪肉起家的，算是有钱的“屠夫”，当然老板是不必亲自下手的，但有记录显示，他遇事是亲力亲为的，包括学会补脚车轮胎。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一句话﹕“仗义每多屠狗辈，最是投机读书人”。林连登既是靠屠猪业起家，自然身上带有“仗义为人”的豪情。

以下的故事就带出他的从商为善的一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前，林连登已是富甲一方的大富翁，是园主，种植树薯，又设酒厂，也开辟树胶园，资金累积越来越多。一座美仑美奂的洋楼也就成为林连登的标志。

这座在今天位于红毛路的“桂林庐”大洋楼可媲美与之毗邻的叶祖意大厦（如今已捐赠民政开办宏愿大学的总校址），是在那个年代身份的代表，象征着一代富豪的身家已是腰藏万贯。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是49岁的林连登通过槟榔屿潮州会馆（他在1906年加入潮州会馆，参与公益活动），联合一批潮籍闻人，如林参、连瑞利、戴淑原、许文造、马元廷、傅炎峰、胡德福、周满堂、戴振顺、纪合义、陈罗雄、陈源泰、陈锦泉、洪景南、许宗豪等人发起兴学办校。1919年诞生了“韩江小学”。

在创校缘起中，力陈教育之重要，而潮乡为数不少，向无学校之设立，徒让他人专美，而办善事者，尤以兴学育才为较有益者。

就这样，取名为“韩江小学”的学校正式于1920年开课。初时校址设于牛干冬街潮州会馆内。林连登出任首届董事长。以后担任多届的董事长。在他任期内，韩江小学从寄居在会馆上课到在会馆旁另建学校。旋又于六十年代乔迁至现址，与韩江中学并立于“连理园”内。

林连登在第一次战后的业务扩展更是惊人，也成功地向政府承下赌局，又从事屋业发展，开设戏院娱乐事业，进行进出口贸易等等，单就胶园，就有万英亩之多。

1937年日本挑起芦沟桥事件，开始全面侵华。中国晋入抗日时代，林连登也慷慨解囊，激起爱国情绪，而在抗战进入深入的阶段，林连登又有一构思，准备在韩江小学的基础上设立韩江中学。
1940年时，林连登报告已为韩江中学筹得八万余元（其中一半系由他负责），但因所购之地（洋楼）位于新世界附近过小，不适合发展学校，遂有兴起要求更大校地的念头。

与此同时，泰国又实施禁止华校政策，槟城潮人有鉴及此，对创办中学更是认为属于当务之急，以收容泰国华裔到来求学。

正当准备倾全力建设中学时，日本蝗军突于1941年底入侵槟城，复占领马来西亚。从此马来西亚陷入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生涯，建校计划暂时被逼搁置。

在日治时代，据许崇知回忆，日本人用枪口逼林连登担任伪华侨协会委员。其它人有连裕祥、林耀椿、林清德及周国钧（参阅《奉纳金数据选编》，页68），也因此有出现所谓的风言风雨。以1942年来算，林连登已是72岁高龄的老人，实在不能做什么，但却被日蝗军“选中”。在一首贺诗有下面这一段话﹕“曾遭倭祸，备尝艰辛，丛脞抑悒，奋不顾身…国府慰勉，正气以伸”（方乃斌于林连登81岁大寿之贺诗）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切已告过去，林连登一度消沉的意志又在其同乡鼓励下，重新冲刺。这一次他为华社立下不朽事业，那就是在1949年献地，而在1950年创办了韩江中学。

绿灯已亮该上路了

首相阿都拉提呈的第九个大马五年发展计划时，对槟城而言，正如一般所料，是第二槟城大桥，外加槟岛外环公路及单轨火车。似乎是三合一的“礼物”。其实这也是槟州人引颈企盼已久的工程，我们称之为迟来的“礼物”。

如果认真剖释这三项计划都是属于交通问题，也就是重要的基础建设，对槟城是既重要又不可或缺的，因为目前的槟州交通已走进“瓶颈时代”，若是一拖再拖，也真的会拖累了槟城的发展。

在历史上，槟城（1786年）是英国人踏足东南亚乃至中国的第一道门槛，第二道门槛则是新加坡（1819年），然后才在1824年正式占有马六甲，完成了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接着又把它的军舰开入马六甲海峡，再渡远征打开中国的门户，通过鸦片战争拿下香港（1840年）。这就是说，槟城、新加坡和香港是英国精心经营的重要殖民地，曾为英国本土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

但是英国人后来倒转回来以香港为重，新加坡次之，而槟城殿后，造成三个城市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最先受惠的是香港在1997年回归前，已拥有地铁和海底隧道，交通四通八达。新加坡则要等到立国（1965年）后，才有地下铁和全盘的交通规划。槟城最为可怜，在1957年成为独立国一部份时，我们仍然只有渡轮，自由港摇摇欲坠，它被英国人“遗忘”了。

较为致命的是英国人的道路规划是小家碧玉的，马路又小又短，建筑物东一块长长，西一块短短，看不到完整的和长远的规划。如果我们曾经到过这三个地方，就不难发现英国人留给我们的是大致相同的格局。在这种窘境下，唯一的改善是实行单行道，还有是限时车辆的进入。槟城在这方面几乎处于劣势，因为公共设施的工程归中央，除非中央动，否则槟城的交通就依然故我。幸好在1985年时第一道槟城大桥通车，否则很难想象槟州该怎么发展，也因为有了令槟城人一度骄傲的大桥，我们常常向外国的朋友夸耀槟城虽小，却美得可爱，甚至连大桥也是一道风景线。曾几何时，随着物换星移，我们再也不赞美槟城大桥。甚至有时候塞车其中，骂声连连。

还有在车辆越来越多下，槟城的公路已是不能负荷，在佳节和上下班及上下课时间，总是塞得麻木，叫人吃惊的是槟州人口不到140万名，却拥有注册车辆超过140万辆。在无法控制下，我们也只好面对塞车之苦。

另一个因素是槟城的公共交通工具，现在政府正着手改善，但我们也不能有什么期许。

为此我们对所说的三项交通大工程作如下的评价﹕

第二大桥是完全必要的。只有增加多一个通道，才能推动联邦内陆，尤其是北马地区（包括玻璃市、吉打、威省和上霹雳）的经济活力和槟岛经济的第二度起飞。如果三年后才动工，则我们要10年后才能“享受”第二通道的方便，但那时车辆又是翻一倍。不知道可否缩短完工期，好让上了年纪的人能有机会目睹“伟大的工程”再增添几乎荣耀？

‚槟岛外环公路的建设也是刻不容缓的，主要的理由是卅年来，离开乔治市的“郊区”已不再是郊外了，而是“钢骨森林”，工厂房屋处处，高楼大厦林立，人口都已集中在外环公路的地段，若工程再拖延，苦的是这新区（新卫星市）的居民。

ƒ单轨火车是用来挽救有“下沉”迹象的乔治市。一项数字记录是教人忧心忡忡的：1970年乔治市有人口269,247名，1980年降至238,360名，1991年再降至212,540名，2000年又降到181,380名。到今天只有减而没有增。如果我们还要保留这座历史城市，继续作为槟州首府的话，政府实在有必要改弦易辙﹕改革交通、增建房屋及增设商场是必要的三管齐下，而提供投资及复修奖励，力促文化遗产申办成功有期也是重要的对策。

我们一定要记住﹕三五年后新加坡又将提供另一个刺激旅游业的“实体”，槟城焉能掉以轻心？绿灯已亮，该上路了！不要再研究研究了。我们已经研究整整十年有余了！

绿灯已亮该上路了

首相阿都拉提呈的第九个大马五年发展计划时，对槟城而言，正如一般所料，是第二槟城大桥，外加槟岛外环公路及单轨火车。似乎是三合一的“礼物”。其实这也是槟州人引颈企盼已久的工程，我们称之为迟来的“礼物”。

如果认真剖释这三项计划都是属于交通问题，也就是重要的基础建设，对槟城是既重要又不可或缺的，因为目前的槟州交通已走进“瓶颈时代”，若是一拖再拖，也真的会拖累了槟城的发展。

在历史上，槟城（1786年）是英国人踏足东南亚乃至中国的第一道门槛，第二道门槛则是新加坡（1819年），然后才在1824年正式占有马六甲，完成了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接着又把它的军舰开入马六甲海峡，再渡远征打开中国的门户，通过鸦片战争拿下香港（1840年）。这就是说，槟城、新加坡和香港是英国精心经营的重要殖民地，曾为英国本土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

但是英国人后来倒转回来以香港为重，新加坡次之，而槟城殿后，造成三个城市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最先受惠的是香港在1997年回归前，已拥有地铁和海底隧道，交通四通八达。新加坡则要等到立国（1965年）后，才有地下铁和全盘的交通规划。槟城最为可怜，在1957年成为独立国一部份时，我们仍然只有渡轮，自由港摇摇欲坠，它被英国人“遗忘”了。

较为致命的是英国人的道路规划是小家碧玉的，马路又小又短，建筑物东一块长长，西一块短短，看不到完整的和长远的规划。如果我们曾经到过这三个地方，就不难发现英国人留给我们的是大致相同的格局。在这种窘境下，唯一的改善是实行单行道，还有是限时车辆的进入。槟城在这方面几乎处于劣势，因为公共设施的工程归中央，除非中央动，否则槟城的交通就依然故我。幸好在1985年时第一道槟城大桥通车，否则很难想象槟州该怎么发展，也因为有了令槟城人一度骄傲的大桥，我们常常向外国的朋友夸耀槟城虽小，却美得可爱，甚至连大桥也是一道风景线。曾几何时，随着物换星移，我们再也不赞美槟城大桥。甚至有时候塞车其中，骂声连连。

还有在车辆越来越多下，槟城的公路已是不能负荷，在佳节和上下班及上下课时间，总是塞得麻木，叫人吃惊的是槟州人口不到140万名，却拥有注册车辆超过140万辆。在无法控制下，我们也只好面对塞车之苦。

另一个因素是槟城的公共交通工具，现在政府正着手改善，但我们也不能有什么期许。

为此我们对所说的三项交通大工程作如下的评价﹕

第二大桥是完全必要的。只有增加多一个通道，才能推动联邦内陆，尤其是北马地区（包括玻璃市、吉打、威省和上霹雳）的经济活力和槟岛经济的第二度起飞。如果三年后才动工，则我们要10年后才能“享受”第二通道的方便，但那时车辆又是翻一倍。不知道可否缩短完工期，好让上了年纪的人能有机会目睹“伟大的工程”再增添几乎荣耀？

‚槟岛外环公路的建设也是刻不容缓的，主要的理由是卅年来，离开乔治市的“郊区”已不再是郊外了，而是“钢骨森林”，工厂房屋处处，高楼大厦林立，人口都已集中在外环公路的地段，若工程再拖延，苦的是这新区（新卫星市）的居民。

ƒ单轨火车是用来挽救有“下沉”迹象的乔治市。一项数字记录是教人忧心忡忡的：1970年乔治市有人口269,247名，1980年降至238,360名，1991年再降至212,540名，2000年又降到181,380名。到今天只有减而没有增。如果我们还要保留这座历史城市，继续作为槟州首府的话，政府实在有必要改弦易辙﹕改革交通、增建房屋及增设商场是必要的三管齐下，而提供投资及复修奖励，力促文化遗产申办成功有期也是重要的对策。

我们一定要记住﹕三五年后新加坡又将提供另一个刺激旅游业的“实体”，槟城焉能掉以轻心？绿灯已亮，该上路了！不要再研究研究了。我们已经研究整整十年有余了！

解读王国丰现象

当知悉王国丰悬赏50万元的事件后，我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但又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多亏《号外周报》揭开牌底，让我们知道他来自瓜拉庇朥，家乡除了开了一间脚车店外，自己也从事一些生意。以这么一位不是做大生意的企业家来说，还曾为自己女儿的华小捐了40万零吉，实在够大手笔，也是许多人望尘莫及的。

本来这样的低调也没有多少知道，包括我也不知有此事。事因董校风波闹开，我们又再知悉他尚要献出50万零吉。如此一加起来，就是90万零吉，由不得我另眼相看了。

先不要谈其动机如何，单就万万声的“豪气干云”，也够使人“叹为观止”了。我把这样的举动形容为“王国丰现象”。

什么是王国丰现象？那就是一位在芸芸众生中探出头来说“要匡正社会的歪风，还天空一片晴朗”的人物。这也许是许多人都做不到的事，但又令人十分好奇。因此王国丰在沸沸扬扬的争议声中成了一个“争议性”的人物。有人说这样的“争议性人物”没什么不好，至少他敢做敢为，社会就是因为缺乏这样有勇气的人，才把问题扫进地毡。又有人说王国丰在借势把问题扩大，但也不见得是坏事，至少提高人们的意识而有所关注。

当然王国丰的举动不意味着“一夫当关”就马上把问题解决掉。因为他只是针对一个现象来勾勒出“王国丰现象”，而“这个现象”正是我想与王国丰先生共同探讨的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我正在推想王国丰是在“标准型华文小学董事会章程”下出任董事长的（如果有错，请指正）。这个组织是根据1957年教育法令下的条例而成立的。当1958年华小成为国民型小学时，就有这么一个组织出现。由于它与传统的董事会的性质有所不同，有人就称之为小董事会，而与传统的董事会并存（称之为大董事会）。因此一间华小“有两个董事会”是历史的产物。

但也有的华小不再存有传统的董事会（大董事会），索性用“标准型董事会”取而代之。这个标准型的董事会是没有会员制的，是由五个方面组成，每方派出三个代表成为董事。其中家长方面的代表，如果其孩子小学毕业了就不能由家教协会推选，而由他人取代。这就是说，家长代表的董事是根据家教协会推选的，任期有一个限制。

至于赞助人及信理员（信托人）的各三名代表一般是由传统的董事会推选。若没有传统的董事会（大董事会），就不知道该如何推选？或者是“终生制”的？

还有校友代表是由校友会推选或由学校挑选校友出任，也就因校而异。因为章程没有列明是由校友会推举的。是不是一做就做到底呢？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各个学校的处理方法。

最后有三名官委代表。在董总1959年争取下，应由董事推荐（这应指是由传统的董事会推荐）给教育局委任，但值得注意的是约在十年前，槟州方面已停止接受官委董事的推荐。换言之，若逝世或辞职就悬空。造成官委董事成“终身制”，不然就少一名算一名。

以此推算，标准型的董事会成员共15名。而在条例下，校长是这个董事会的当然秘书，也因为章程的规定，“标准型的董事会”一切的文件和操作就由校长负责。校长虽不是董事会的成员，但确实董事会的“重要人物”。他必须负责将董事名单（不论有无改变）都得呈报教育局报备和批准，所有的文件都由校长保管。为了区分大小董事会的不同，有些学校将此组织称为“学监会”。

久而久之，在此结构下，校长的“权威”就凸显出来，以致我们在今天才认为组织“欠完善”。
因此在我的感觉中，董事会自我理清组织与功能也是很重要的，包括征询律师的高见，这样的董事会（没有正式向社团注册局或公司注册局注册的），而是在育法令下的组织是否享有法人的地位？若有，其职权要怎样厘清？若没有，又怎样争取和改变呢？

如果王国丰先生也在这方面下些功夫，也许会正本清源解决一直悬而未解的争议。我愿与王先生共勉之。

行动党不变声中“求变”？

民主行动党于3月19日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对党章的修改，其中最显着的是将“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主义之社会”改为“在马来西亚“建立社会民主制度””。党秘书长林冠英的解释是﹕“有关修改并不代表该党放弃其主义或斗争，只是要纳入比较现代化的字眼。我们是中间偏左，而不是极左。这并没有偏离社会主义的定位。”

就民主行动党的前身人民行动党来，李光耀还加上“非共民主社会主义”。这就是说，这个政党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非共的组织，也参加了国际民主社会主义的活动。

当新加坡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时，李光耀就把他的党和理念引进马来西亚，且参加1964年的大选，结果只有一人中选国会议员。他就是人民行动党的创党人之一的蒂凡那（蒂凡那在1969年“513”事件前返回新加坡，在80年代出任新加坡总统，后因故被停职，在2005年逝世。）

当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时，人民行动党也跟着撤离，剩下蒂凡那及其马来西亚同志不得不另注册民主行动党（在1966年成立）。这意味着两党不再有直接的关系，但一直被认为藕断丝连，直到蒂凡那离开后，才比较各表一枝。

虽然如此，在六七十年代，民主行动党仍然被有意或无意视为与人民行动党的“同路人”，虽然党领导人已从蒂凡那过渡到林吉祥时代。举例来说，范俊登（党的副秘书长）在70年代向林吉祥发难，就是不满后者在国际论坛偏向新加坡。到了80年代，林吉祥经过第二度被扣留后，比较透彻领悟两党间的差异，尤其是属于不同的国家，已经不能相提并论了，因而也认同范俊登的观点，对内安令有异议。范俊登后来的归队又说明他们之间已消除歧见。

从70年代到千禧年的降临，整整30年的光景，人们都把民主行动党与林吉祥划上等号。其中的党内分化和矛盾乃至斗争也使到民主行动党在人事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林吉祥是硕果仅存的仍在政坛上具有影响力的人。

我提起这件事是要说明民主行动党不论有没有修改党章已不是重要的事。也因为这样，林吉祥主政的年代，根本无需触动党章，只要挥动他的一双手和火箭标志，人们就知道那是反对党的代名词。这意味着，选民投票给行动党是因为希望有反对的声音在国会响起，以彰显民主的意义，而不在乎它是不是社会主义政党。

因此今天林冠英挑动党章，去社会主义化字眼，除了说明新领导人有新作风外，在人民看来也没有什么改变。从林冠英的讲话中亦证诸此点。

再有一点是所谓的“马来西亚人优先”，虽说这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斗争的延续（林冠英语），但其含意是较为模糊的，不像是一个政治口号，也缺乏“政治斗争”的内涵，感觉起来也似乎感觉不出味道。与其说是“新瓶装旧酒”，不如说是一瓶矿泉水那样的平淡与自然。

无论如何，林冠英还是与林吉祥有些不同的。它的不同点在于林冠英比较偏向与其它政党的合作与调和，不希望孤军作战，也不再如同过去那样的在反对党中“一党独大”（即意先消灭其它反对党来突出行动党即是反对党的地位），而是要在种族和宗教的困扰中厘出一个新局面，因为他不愿看到行动党不再有另一个40年。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希望在他领导下的行动党，不会是永远的反对党，而是有朝一日也被纳入政治主流中。也许为了这个愿景，林冠英也像民政党一样，把温和社会主义字眼去掉了，在他看来，这个字眼不具现代化和流行了？

叶新田与董事会主权

叶新田自从于去年当选董总主席以来，就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挑战。先是数理科英化的抗争，继之是董事会主权的抗争。这一路走来极不容易。

也真的是不容易，自从于70年代在甲洞反迫迁被拘捕之后，叶新田就是一个面对抗争的人物。他当时是甲洞五区反迫迁联合委员会的秘书，与主席萧海金及其它人士在1970年底暂失去自由。
根据辜瑞荣编著《内安法令四十年》一书中这样说﹕1969年杪，吉隆坡甲洞木屋居民面对逼遷，木屋居民因此成立“甲洞五区反迫迁联合委员会”，与发展商及当局谈判，要求合理的赔偿和安顿。正当委员会与发展商谈判时，警察总部于1970年11月29日进行逮捕11人。不过，居民的团结最终使这场斗争获得解决，也得到合理的赔偿及安顿。

由此看来，叶新田是在贫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而后靠自身的拼博，经过卅多年的奋战，终于被推向前台，成为领导华教的第一把手。他的出身显然与过去的董总主席有所不同，例如我们熟悉的胡万铎、林晃升及郭全强，都是较有来头和有身家的人物。如今物换星移，轮到他粉抹登场，坐上这张烫椅子，也因此一下子成为新闻人物。

我们就拿最近闹得满城议论纷纷的董校风波来说，其中一个导因据说是叶新田一句“为虎作伥”引致反击，结果风波越闹越大，形成一个对立面。幸好双方都能克制和冷静下来，又回到桌圆会议，总算雨后出现转机。

不过，整个问题的症结尚未解开，因为问题也出在董事会主权上。有人说应向政府争取；有人说向校长拿回来；又有人说本来就有主权，没有所谓拿不拿回来的。

在这方面，我注意到叶新田有一句话是令人有些不明的，那就是他促请华小董事尽快向教育部申请注册，以获取一份证明书。但他没有进一步告诉我们该如何申请，由谁申请而又是一份怎样的证明书？

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如果成为一间华小的董事会成员，应是通过赞助人大会选出的。我所指的是传统的董事会，也就是一般上我们理解的大董事会。这个组织原本是向公司注册或社团注册的，理应向这两个局的其中一个报备，也就是集体名单上呈的，与教育部无关。

因此我又推算叶新田所指的是，在1962年改制后在教育法令条例下(1957年）设置的“学监会”（又被称为董事会），也只有这类的成员才需要向教育部申请以成为合法的成员。但它存在一个争议是﹕“学监会”是教育条例下的产物，“入选”的成员都是由校长（校长是学监会的当然秘书）一手处理申请手续，而叶新田所说的向教育部申请，是否意味着个人可直接到教育部申报？还是通过校长处理？

这类的“学监会”，我们又称为小董事会，以有别于大董事会。它的组织是不需另行申请注册，是否具有法人地位，也真的要劳动董总进行调查和研究。

这里也因此出现一个问题﹕在大董事会存在的当儿，小董事会又存在，董总是接受大的还是小的，或是两者都可以？按照我们的理解，若有大董事会存在，应是接受大的；若无大董事会，一般就以学监会当成董事会来代表。

就我本身而言，我是两间华小的大董事会成员。由大董事会以赞助人的身份推举进入“学监会”。换句话说，一间学校就存在两个“董事会”。

在小学校长的眼中，大董事会的事务由这个组织的人处理，与他没有直接关系，而小董事会（学监会）就是他的责任，因为他是当然秘书。

当我进入“学监会”时，校长就向我拿个人资料，说是呈入教育部申请，大概需要半年的时间，其中要经过相关部门的过泸，及后才被通知已被接纳。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做法是以大董事会为准，而学监会是学校内的另一个组织，不能当成董事会，否则就是“双胞胎”。因为学校要用到钱或进行筹款，就得由大董事会操办，而大董事会因为已有法人地位，又是“校主”，也自然有其主权。至于学监会是否与大董事会抢“主权”，那就因校而异，因人而异了。

今天闹成董校对董事会主权有不同的诠释，就是因为我们被大小董事会的组织和功能混淆了，因此我是十分赞成叶新田要开展醒觉运动的。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的，那就是在学监会内，只有三个执行职务，即主席、秘书（校长）和财政，其余皆为委员，而没有所谓副主席或总务之职，不信可问校长。

至于我们看到一间华小有这么多人成为董事，又有多个职称，如果不是指大董事会，就是为筹款而在学监会的基础上自我扩大的组织，也许没有进行注册，不具法人地位。

对此，叶新田若能带头清理这搞不清的局面还董事会原貌，就能显示董事会的权威，直接向公司或社团注册，而无需向教育部申请。不知这样子说，叶主席以为然否？

正视新中事件的教训

威省峇东埔新中华文小学经过一场狂风暴雨式的抗争后，似乎已告尘埃落定，理由是发展商与学校的官司案尚在纠缠之际，又节外生枝发生发展商与承建商讨债的官司。这种案中案也给了新中喘息的机会，而有了时间快马加鞭兴建新校舍。如无意外，新校舍将会在今年八九月间完成和启用。这就是说，因为官司的一波三折，也造成迁校在众人的热心支持下有望“如期完成”。

不过，从新中的事件中也暴露了华校机制的不健全。董事会无法形成一个权威力量解决问题，最后劳动到政府的介入才见转机。这说明了华校的长期生存隐藏危机。我们可以从下列两方面来探讨华文小学的弱点﹕

我碰巧从旧报章意外地阅及在1959年时，雪州董总在经过争取后，原来已对华文小学的董事会的改变给予折衷性的接纳（参阅1959年8月8日星洲日报），也即是根据1957年教育法令的条文，情非得已的同意一份所谓的“标准型华文小学董事会章程”以换取成国民型华文小学地位（1958年改制成为全津贴学校）的条件之一。

这其中规定董事会是由五方面组成，共15人，不是直接由赞助人选出，只设主席、秘书（校长兼任）及财政三职，余者皆为委员（董事）。由此来看，从1957年开始，政府已着手将华小的董事会改变，而向教育部备案。有些学校为避免与原来的董事会“重叠”，将之称之为“学监会（在当时称之为Board of Managers，后来又改称为Board of Governors）。

当时一家华文报的社论指出，华小董事会已告变质，但未引起重视。

在这之后，这个标准型董事会充份发挥作用，也有的称之为学监会。于是有些学校出现两个董事会并存（称之为大小董事会）；有的则索性用学监会取代董事会，即只存在标准型华小董事会。

如果没有发生新中风波，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学监会与董事会是有异的。其中的争议点是用学监会组成的标准型董事会是否具有法人的地位？它只有委员（董事）而没有会员（赞助人）的组织，只是用教育局登记可否直接接收政府献地？有人建议用信托人代表董事会接受土地，又担心若组织与法律条文不理清楚，以后会衍生问题。据知槟州政府已在进行将土地割给新中董事会选出的“信托人”的名下，而他们三人就是董事会的信理员，但同时也要求具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正如许多社团都是选出信理员来代管土地或产业权，但决定权在社团的会员大会。这之中的一个混淆就是谁才是标型华小董事会的会员？

‚校产问题又是另一个争议。在改制前是由传统的董事会选出信理员代管校地，因此在改制后，大董事会在将学校交由政府接管后，并未献出校产，也就成为校主。但又有许多学校的董事会（槟州50间华小校产属董事会，另40间属教会、庙宇、乡会或私人土地）并不是真正的地主，而只是校主。
正如新中事件就出现私人土地转手而新发展商要发展时被迫迁的窘境（因为没有土地权，标准型的华小董事会的权限又不明朗，且人少力薄，抗争乏力。如果不是州政府及华基政党和华社及时力挽狂澜，后果可想而知）。还有槟城的明德正校也面对同样的情况。

虽然马华与民政调查已知全国华小的土地权实况，但涉及法律问题（马来西亚是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政党又如何将之归于学校的董事会？

在过去我们都以为学校是“公共产业”，地主是不会索回的，但新中事件教我们知道法律不是这样来解读的，地主和校主是有分别的。

我们真的希望华基政党能解决这历史遗留的问题，劝服有关地主签下协议书，或捐赠或便宜卖出，让有关学校“永久性”地竖立在原来的土地上，直到学校自行搬迁为止。不过这又是极难办到的事。
由新中事件再衍生这些日子的食堂及贩卖部主权之争，反映出华小难题不少，都是有历史因素造成的，包括接受华小董事会改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须要厘清董事会的性质和结构及权限，并给予必要的矫正。否则一拖再拖也徒使问题更加恶化，焉能掉以轻心！

魯迅孫子“大逆不道”？

(北京青年報)在12月1日有以下這樣的新聞報導：魯迅的長孫周令飛對申請《魯迅酒》註冊商標的爭議有了轉機。在2001年被國家工商總局駁回申請後，心有不甘，又提出要求復審。不久前他接到通知其復審將會受理。

現任上海魯迅文化發展中心主任的周令飛說，如果復審未獲通過，他準備向法院提出行政訴訟。這就是說，如果當局再駁回他的復審，他將與政府打官司。《新聞晨報》也有類似的報導（兩則新聞由《聯合早報》轉載）。

讀完這段新聞，不僅令人感到納悶和不解，也對周令飛的財迷心竅痛心疾首。不是我們反對魯迅的後人經商，而是我們認為他的行為已貶低和辱侮了魯迅的形象。

周令飛是周海嬰的兒子，而周海嬰是魯迅（周樹人）的兒子。換句話說，作為魯迅的孫子周令飛的行為是令人不齒的，因為他把他的祖父的名字當成《商品和搖錢樹》，以為魯迅是他們家族的《私產》和《專利品》，因此振振有詞要《討回公道》。

工商總局商標局是根據《商標法》第八條第9項及第十七條的規定，駁回了周令飛的申請，理由是：魯迅是中國的傑出思想家、革命家，禁止將其名字用於商業活動，並提醒申請人“要注意其社會影響”。

但周令飛不服氣。他這樣說：“我們把魯迅的許多遺物都捐給了國家和人民，但是我們沒有把“魯迅”兩個字捐給任何人，它是屬於我們的唯一遺產”。

他質問，“魯迅酒”已在日本和台灣成功注冊為酒類商標，為何中國卻諸多為難？

從表面上來看，周令飛有“正當的理由”將其祖父的名字乃至肖像作為商標進行商業活動，但從中國的革命歷史來看，魯迅是被毛澤東圈定為中國文化巨人，推動了革命文學和無產階級文學的進展，其形象已是根深蒂固，且已成為中國歷史的偉人之一，魯迅的所有已經不再屬於其家族的“私產”。

生於1881年，歿於1936年的魯迅，在中國抗日時期，曾是“革命聖地”延安的一盞“文化明燈”，且在1938年成立了“魯迅藝術學院”（由毛澤東成立）。毛澤東頌揚魯迅是“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魯迅的方向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參閱“毛澤東選集”）

在確定魯迅是中國當代文化第一人的地位後，魯迅已成為中華民族新文化的象徵，已是屬於左派文化的代表人物。正如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成功後，他已經是屬於中國人民和國家的“資產”，不再屬於其家族的“遺產”。

在1966年掀起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和魯迅分別是政治與文化上的兩面旗幟。雖然在1976年文革結束並在後來被徹底批判，魯迅才從「文化神壇」退了下來，但他和毛澤東一樣，依然是中國一代風雲人物。既然他們已是“國有化”，周令飛就不具備條件來“奪回”魯迅這個公有財產。

我在兩年前曾到過紹興，也參觀過魯迅的故居。紹興酒卻是到處都是，味道也相當可口，但紹興酒不屬於專利品，有各種各樣的商標，不過未聞到魯迅被商業化的味道。

如果毛澤東在後期成為商品被經濟化，其肖像與紀念品大行其道，那是因為他有這樣的魅力，不是毛澤東家族搞出來的專業品大家都可“分享。”。同樣的，如果“魯迅”肖像也在市場經濟中被用來當商品，那是有人在紀念魯迅。這與周令飛要注冊魯迅為商標是兩碼事。

再說，即使中國法令放寬，讓“魯迅酒”被注冊成功，也難保沒有“沖貨”。中國著名的“茅台酒”與“五糧液”還不是照樣有膺品魚目混珠。周令飛能保證沒有冒牌貨出現嗎？

我們認為注冊已沒多大意義，而且也犯“眾怒”，周令飛又何必多此一舉惹“公憤”？再說魯迅一生最討厭市儈和用金錢衡量地位的人。他一生在文學和文化上貢獻良多，將其名字商品化，只有帶來負面的影響。魯迅若地下有知，也會大罵周令飛是不屑的子孫。所以周令飛不該拿爹爹的名字來發財，這是大逆不道的。

杨振宁与平路的“笔战”

杨振宁教授最近又再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不是因为他在科学上又有什么新成就，而是因为一篇散文式的评议文章引发他的“反击”，于是又成为一条“新闻”了。

平心而论，我是比较欣赏台湾作家平路的那一篇《浪漫不浪漫？》（刊在《亚洲周刊》）的文章。虽然她以杨振宁夫妇的“老夫少妻”作为主题来抒发她的思情，但并没有直接地给予责难，而是通过她的笔下展开了一般人都存有的疑惑和不解。其中一段这样写道﹕“真相是……老夫少妻怎么过日子？眼前飞着细小的蚊子，视网膜有破洞，膝盖头里飕飕地风湿刺骨，睡到夜晚有欲尿的感觉。”“当杨振宁碰到翁帆，老年人碰上青春的孤独，加起来，说不定正好是小说家马奎兹的题目﹕一百年的孤独。”“无从跨越的还有……两人之间两个甲子的时代，其中难以跨越的时代感。他的生命章节已经写到最后，而前面那些关键的章节，萧条异代不同时，她甚至尚没有出世，又怎样用超前的心智一起去重数、去缅怀、去相濡以沫？”

“即使两人偶有温馨的时光，不是昂扬，不是灿烂，像是站在晚霞的回光里，随处带着淡淡的哀愁，或许因为快乐而悲伤，或许因为悲伤而快乐……。”“问题是，谁会告诉我们这样的真相呢？”“我在意于它强化的仍是某种“迷思”，教导世俗男女、追求最传统的标的物。偏偏有人说他们充满勇气，这是混淆视听的说法。““而我所担心的尤其是，这浪漫的“迷思”将影响深远﹕它关系着女人继续把皮相青春当作本身 可欲与否的唯一标准。”

平路的文章虽然含蓄，但隐意浅白，让人容易透视她所要表白的是年龄相差那么一大段（82岁对28岁）怎能成为一个世俗的准绳而变成“浪漫情怀”的典型？

但是杨振宁夫妇不驳还好，一驳就出问题了。杨的文章这样说﹕我们没有孤独，只有快乐，我们认为我们的婚姻是“天作之合”，“不管平路怎么解说，在我们读来，她的文章中多处是在骂我们。我们是骂不倒的，可是她是否应该反省，应该道歉呢？”

平路回应杨振宁并没有弄明白她的疑问﹕“围绕着浪漫、虚实相间，其中有许多值得人们的思辩的问题，只是很无奈，顶尖的科学家不一定拥有普通读者对文字理解能力。”

同时，平路也不认为所谓的“上帝赐予的礼物”，可被当着沾沾自喜的“天作之合”，而是“礼物”有它的社会条件，礼物包装纸底下，原有一套男女性别所代表的交换价值，不是平空掉下。
就我的理解，平路是有揶揄的成份在内，但这也是很多人弄不明白的“迷思”：一个甚有成就的科学家，怎么没有想到外界的感受和评价并不是他说了就算或只要他喜欢就行了。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一个把自己交给“世界”的人。既然扬名在先，也就要懂得如何保持晚节。如果他是一个极普通的小人物，再怎么说，也没有人去理会。因此问题是﹕一个成名的大人物，有需要想想名声和气节是辅相成的。许多人想不通的正是堪可成为孙子的女人，怎么说成是“天作之合”？再者，即使杨振宁不信马克思主义，当他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时，要讨共产党的媳妇时，怎么可以用“上帝的礼物”来形容他的另一半？这立了一个“走向唯心论的榜样”。

再者，身为一个科学家，应该知道“人不是铁打的”，生命总有尽头的一天，他还有多少的“青春”可以“浪漫的生活”？平路也正是用年龄的悬殊来探讨真实与虚像之间的差异。

我要补充的是﹕杨振宁在科学的成就上无疑是全世界华人的骄傲，令无数人称羡不已。从他的传记中也对他与逝世的妻子杜致礼的相敬如宾的生活印象犹深，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为他的晚年增添的异彩却引来无数异样的眼光。难怪包括平路在内用优美的文字来勾勒一个迷像，这是属于文学中的一种文字游戏，用来点醒当事人世俗的眼光存在着迷惑。

也许，在杨振宁人生的道路上，有两个迷思是外人解不开的。其一是为什么与他一起荣获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后来与他“反目成仇”，如同陌生人，“老死不相往来”？

其二是为什么他把自己的黄昏之恋视为“个人的事”，不理外界的议论？他应该知道当一个人成为公众人物时，他的一切的一切已成为“公共财产”（包括个人生活），不能像小人物那样随心所欲。

也许百年之后，他的头上的光环会因这两个迷思而留下难以磨灭的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