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回教党不变中求变

回教党最近有两个动作是向华社招手的。其一是出版华文的《人民时事》月刊；其二是准备“开放门户”，接受非回教徒成为该党的候选人。表面上看来，这是回教党策略的改变，实际上这样的改变又能改变了多少，尤其是对华人社会而言？因为回教党并没有告诉人民，它准备怎么样在党内进行改革？如果这个党仍然坚持其一贯的政教不分的思想，而且认为它的“政治宗教化”或“宗教政治化”的理念是绝对正确的话，那么，非回教徒恐怕很难与它共舞，因为他们不知道回教党是要跳“现代舞”还是“传统舞”？

虽然回教党希望华社能了解回教党的斗争目标，但这样的形式改变而不是实质的改变，将不容易引起华社的共鸣。

为什么我们说回教党没有进行实质的改革，以致华社对它只有隔膜而没有亲切感？从回教党的历史演变即可一窥全豹。

首先，成立于1951年的回教党，已经拥有55年的党龄。它从一开始就是推崇“以教立国”的理念，因此取名为回教党。换句话说，这个政党是宗教色彩十分浓厚的，它把巫统视为直接和强大的对手。
不过，在建党后不久，为了调低宗教色彩，它迎来了一位有强烈民族主义的政治领导人，他就是巴哈鲁丁医生（在1956年出任党主席，一直到1969年逝世）。巴哈鲁丁原是马来国民党（或称马来民族党）的领袖。这个党创立于1945年战后，但在1950年被查封，理由是受共党渗透。继后，他又于1955年与布斯达曼连手成立左翼的人民党，翌年退党加入回教党。因此基本上，巴哈鲁丁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回教主义三结合的化身。回教党在他的领导下，并没有特别突出宗教至上的理念。

这虽然说明回教党是宽容与兼收并蓄的政党，可以吸纳各种流派于其中，但在巴哈鲁丁之后，回教党逐渐地导向马来社会，因此一度曾与巫统合作，更加入了国阵（1971-1977）。在阿斯里领导下，回教党的民族主义色彩又膨胀起来。可是转入80年代，回教党换来了法兹诺的领导，他逐步地强化回教党的宗教意识。

在法兹诺时代，回教党有两个突破，第一个是在1990年夺回吉兰丹州政权；第二个是在1999年又夺下丁加奴州政权，在国会跃居成最大反对党。当然这不是回教党单独取得的成绩，而是先后借助东姑拉沙里及安华的连手。如果没有这两个外来因素，回教党是不可能有此“辉煌战果”。

可惜的是，坐大的回教党不理会非回教徒的感受，执意要推行“政教合一”的治国方针，迷信宗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尤其是在千禧年后哈迪阿旺取代法兹诺的遗缺，更展示了其长袍宗教师形象，与非回教党的距离越拉越长。即使是马来社会，也不以为改变国家宪法是必要的。因此在2004年的大选，选民再一次教训了回教党，甚至安华也不认同回教党的单边思维。

如今回教党要改变形象的关键在于它必须先从内部做起，来一个脱胎换骨，认清这是一个多元社会而不是单元社会，不能事事一厢情愿，否则单凭出版华文刊物和选派几位非回教徒当候选人，仍是于事无补的。华人社会要看到的是一个敢于破旧立新的回教党而不是“新瓶装旧酒”来取悦民心。这就要看回教党领导人有没有与时俱进的果敢决心──放弃“断肢法”和宗教凌驾宪法的宗教偏激思想。

论陈水扁的两张王牌

陈水扁做梦都想不到他会陷入四面楚歌而不知如何从深陷的政治泥潭中爬起来。虽然他在亲属卷入操股案及其它一连串的指控不规则行为中力图划清界限，但台湾民众，尤其是国亲两党都不相信陈水扁可以推卸责任，因此有了倒扁运动，以期在最短时间内把他拉下台。

这一种政治的角力战就目前来看阿扁已屈居下风，虽然还不至于会造成倒扁或倒阁近期内获得成功，但陈水扁身为台湾总统，已失去一个政治领袖的风范而诚信大幅度的退减。在这种劣势下，陈水扁手中还有什么王牌？他究竟已是民进党的“宝贵资产”抑或是“累赘包袱”，这是值得深思的。

为什么呢？因为民进党的上台靠得是两张王牌。其一是创立于1986年的民进党（今年刚好步入20周年），从一开始就打出“台独”这张牌子。这其中的含意是在反共大旗下，企图来一个“釜底抽薪”，与中国大陆切断关系，“杜绝共产党的统治”。这一招果然比起国民党与大陆的藕断丝连的关系来得干脆。在两相比较下，国民党的反共也就比不起民进党的“出位”了。在这方面，身为民进党的领导人陈水扁确是煸情功夫一流，居然能借“台独”之名鼓起一股思潮，让台湾人民相信跟着陈水扁走尤胜于迷信国民党的固步自封。就这样陈水扁在2000年当选台湾总统而使民进党跃居执政党地位，把国民党的50年统治拉下台。

虽然陈水扁并没有就此达到他的“台独”目的，但经他经营下的台湾，却被他振振有词地化成“一边一国论”，进而转变成“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的两个不同实体。更妙的是，在不反对台湾人赚大陆钱的当儿，陈水扁似乎“成功”地让台湾人民相信政治上的脱钩是正确的方向。这种思潮也一直存在台湾人民的脑海中，即使有所置疑其独立的可行性，也没有强烈反对陈水扁的“台湾潮流”。因为这样子的言行，至少足以“保持台湾现状”，也就不再讨论“一国两制”的事。正因为这股逆流一直挥之不去，连国民党的马英九也从来不提“谈判统一大业”，立下的条件竟是“中国平反六四后再来谈”，而“台独”只是一种思想，因为台湾是民主社会，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这番话说到底也是顺应“台独”的思潮，可见陈水扁当政六年是以此来稳住政权。这就是民进党第一张王牌。

其二是民进党是靠鼓吹“清廉”起家，以反讽国民党的“黑金政治”积重难返。这一点刚好打中民心，于是民进党一路挺进，在各级选举中突围而出，最终夺取台湾执政权力，掀开民进党时代。虽然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陈水扁的“台独”牌受到冲击，但还是勉强靠“一颗子弹”疑案再度蝉联执政。可见仍有一半的选民相信陈水扁“做得还可以”。这是他取信于民的一个依据。讵料在今年爆出了女婿涉弊案，而且越闹越大，人民的“思潮”已因“内政”问题（“外交”问题转变成次要地位）来一个大逆转，理由是“清廉”两个字变成笑柄，使民进党因陈水扁而惨遭非议。这样一来，阿扁的政治操守与政治道德一夜之间被冲击的“支离破碎”，也许“罪”不及本身，但民怨的沸腾已把阿扁看成是“道德罪人”，他再也不能“振臂疾呼狼来自对岸”来凝集“民意”；恰恰相反，而是来自本身的后院而变得口舌打结。这使人想起70年代的“水阐案”。不知阿扁此刻有没有想起尼克逊的悲剧？

当第二张王牌失灵的时候，它对民意与民进党的伤害是不言而谕的，也就连带让人置疑第一张王牌是否也是个“迷路”？

叶祖意与宏愿大学

叶祖意在1952年逝世后，留下的身家连他的子孙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清楚的是，叶氏家族的现款不足以清还叶祖意的遗产锐。他们不能动用银行的钱，因此一欠就欠了廿年。

过后怎么清还的呢？叶祖意的孙子叶龙发说，在70年代初期，林苍佑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后，他要大事发展的工业，却又苦无土地，只好通过土地法令进行征用。这之中就有一大片地皮是属于叶祖意的。就这样，州政府在征用土地后，拨给叶祖意家族900万元，而他们就用这笔款项交还给遗产积。这意味着付还了遗产税，叶祖意家族可以在存下的大片土地进行发展。

为什么槟州政府征地会征到叶祖意的身上，是不是因为叶氏家族曾与林苍佑有过节？一点也不是，反而是帮了叶氏家族一个大忙，让他们解决了悬住廿年的遗产税。

这片被征用的土地就是今日欣欣向荣的峇六拜区，已变成峇央峇鲁新卫星镇。根据叶龙发说法，其祖父的土地是从峇六拜的飞机场算起，一直到青草巷，在当地是属于未开发的处女地。其面积之广，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算，真是大到不知几万依格。

如果我们有注意到的话，今日座落在峇六拜机场附近的中山学校的校址就是叶祖意献捐出来的。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情。根据《星期论坛报》（Sunday Tribune）1949年的报导说﹕槟城的百万富翁叶祖意献出一块地皮（即目前的校址）予中山学校，而当时的建筑等费用估计10万元左右。另一名慈善百万富翁胡文虎起而响应，他答应负责承建费不足之数。换句话说，人民的献捐数目不够，就全由他垫给。

中山学校是在1912年创立的。但战后学生增加，不敷应用，董事会乃有兴建新校之举。终于获得叶祖意慨然捐地及胡文虎出资，也就完成当地华社的一大心愿（胡文虎是万金油大王，也是当时《星洲日报》及《星槟日报》的独资老板）。

当然在物换星移下，今天的中山学校已显得陈旧，只是在50年前，它又是何其幸运和辉煌一时？
除了中山学校外，在1950年时，叶祖意应胡文虎之邀也为湾岛的菩提学校新校舍主持开幕，显见两位翁的惺惺相惜。胡文虎对叶祖意的到来开幕竭为荣幸，虽然这座耗资30万元的新校舍是由胡文虎承建的，但也得助于其它众多人数的协助，包括叶祖意在内。胡文虎在演说中也形容菩提学校是全马唯一的用佛的爱心来推行的教育。

不仅于此，叶祖意在50年代初期对创建不久的马来亚大学（设在新加坡）贡献良多，他是第一位个人带头捐献最大数目者。先是捐献10万元，继又再捐5万元在马大设立中文图书馆。继后叶祖意又再多捐10万元，总共捐助马大25万元，使到马大的捐款在1950年时已达致2百44万余元。
叶祖意除善于赚钱置地外，也对教育事业表现热心，在他逝世后也成立了叶祖意慈善基金，存下巨款在后来也多用在教育事业上。

根据叶龙发说，他们曾在80年代之后创建了Disted College，用以培养学生，而校址就在叶祖意的中路产业。后来他们进行扩建，使之成为备具规模的高等学院。再后来又与Stamford College合并而成了今日的Disted Stamford College。

如果说这还不是大手笔的话，那么在千禧年后，叶氏家族慷慨地将叶祖意豪宅让给民政办宏愿大学就是千秋大事。叶龙发表示是为了实现叶祖意的心愿，通过教育来造福人群。

目前正在积极筹备且行将开课的宏愿开放大学是一间非传统性的大学，总校在槟城而分校设在吉隆坡的民政大厦内。

民政在这方面的努力也让人看到它正与马华和国大党一样，要有一间大学来托高党的形象。据知林敬益带头在这方面居功厥伟，总共集资了6千万元，而其中有1千万元是许子根等人在槟州集资的。

当然最大的功勋要归叶祖意的家族鼎力相助，如果没有叶氏家族的大方，也不那么容易成事。预料不久之后，叶祖意的豪宅不再是冷冷清清，而是一座弦歌不辍的学府。单就这点，叶祖意的家族为叶祖意立下“永垂不朽”的功德，化解了上一代与林苍佑的恩恩怨怨，也算是回报林苍佑70年代的征地解决了遗产税。

叶祖意媳妇斗林苍佑

叶祖意与林苍佑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他的家族与林苍佑有一段恩怨。说起来像神话小说，却是活生生地发生在五十年代。原来是两个女人一先一后涉足政坛，与林苍佑拗手瓜。

当林苍佑于1947年返回槟城后，不出几年就踏足政坛，在1951年被委为殖民地地槟州议员，也是在这一年，他联合一批受英文教育知识分子成立了“槟城急进党”（Radical Party），名为急进，其实一点也不急进。

就在这年的十一月，槟城乔治市议会首举行直接选举（局部选举，15席选9席，另6席由槟城参政司委任），急进党共派出9名候选人角逐，林苍佑没有参加提名，但他的政党出现一位女候选人。这个人就是亿万富翁叶祖意的孙女叶真宝律师（她是叶金和的千金）。

叶真宝（Nancy Yeap）是唯一的女候选人，在那个年代，算是绝无仅有的豪门淑女参政。我们不知道林苍佑与叶祖意的交情有多深，但我们知道通过叶真宝，林苍佑与叶祖意家族开始有了交往。在那一年，叶祖意已是83岁高龄，健康大不如前，因此也不可能干预孙女参政。1952年，叶祖意以84高龄辞世。

在林苍佑的协助下，叶真宝在加拉歪区以最高票当选市议员（可任期三年，第二高票则任期两年，第三高票只任期一年，余者落选）。一炮而红后，人气急升的叶真宝在1954年当选急进党的副主席，与林苍佑同属一级（原本林苍佑在1953年已出任党主席，但在1954年坚拒蝉联，提议由美农医生出任主席，而只接受担任副主席。原来在那个时候林苍佑已准备加入马华公会。他也在这一年将“槟城急进党”改名为“急进党”，把“槟城”去掉）。

就叶真宝而言，她是坚持保留“急进党”，而不同意林苍佑主张将急进党带进马华公会。虽然急进党在1954年接受不提名市议会选举，让位于联盟，但叶真宝选择引退，而未与林苍佑一道参加马华公会。这一年叶真宝的市议员也任期届满。急进党也因为林苍佑应陈祯禄之感召而陷入“群龙无首”，后来“无疾而终”。

为什么我们会说叶真宝不满意林苍佑把“急进党”导入迷失之中，下面的例子就给我们提供一个答案﹕

在1954年加入马华公会后（当时一个人参加两个政党是被允许的），林苍佑已崛起成为槟州的政治领袖。

一方面他出任英殖民政府控制的槟州议会的“首席议员”（相等于影子首席部长），另一方面他准备接受选民的考验，在1955年参加槟州立法议会选举，且以联盟候选人身份角逐加拉歪区，以成为民选州议员。

正在躇踌志满的当儿，突然半路杀出“程咬金”拦路。此人不是无名之辈，而是叶真宝的母亲黄绣娘，她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与林苍佑打对台。

黄萧娘的来头可真不小，她是印度尼西亚糖王黄仲涵的千金，也是马来亚糖王叶祖意的媳妇。挟着这两大金字招牌，正如武侠小说中的“巾帼英雄”骑着骏马杀到﹕“老娘来也！”。为什么不是叶真宝亲自出马，而是“杨令婆挂帅”？

我们推测是叶真宝对林苍佑有意见，但忝为“同志”，不便撕破脸皮，也就不反对母亲挑战林苍佑。这样一来，整个选举的高潮就集中在加拉歪区，因为林苍佑只许胜，不许败。倘若此役无动，那我们就没有以后林苍佑那么多的精彩故事了。

反过来说，黄绣娘如果有意染指政治，她选择其它选区，并以联盟旗帜角逐，自然胜利在望。可见她志不在参政，而是要为“急进党”出一口气，缩小而言，是为女儿出一口气。这种母女同心又见诸于竞选运动中，母女同行沿户访问，又发文告，又作演讲。黄绣娘有了女儿助阵，直斥林苍佑“出卖”急进党。她公开质问林苍佑﹕“急进党是否有开过大会授权党魁参加联盟？”她更指责林苍佑“中途换马”，爬向联盟的“驿车”，目的是争取做官和往上爬，“背弃”了急进党。

林苍佑巧妙地避开黄绣娘对他进行的“体无完肤”的攻击，他不回应（他牢记孔子的教训不与女人争），而是把话题转向华人的团结及华人的未来。

选举结果，林苍佑以大热胜出，黄绣娘也从此“埋名隐姓”，不问政事。1956年，其女儿叶真宝移居新加坡，下嫁外籍人，而她本身较后也离开槟城，一段政坛佳话，如过眼烟云，回想起来又是历历在目。

林苍佑就是因此与叶祖意的家族有了鲜为人知的恩怨。还好叶祖意当时已离开人世，如果他在世，不知道会不会让洋化的媳妇“抛头露脸”？

叶祖意如何成为糖王？

白手成家的叶祖意之所以在后来成为富甲一方的殷商是与印度尼西亚糖王黄仲涵的提携分不开的。根据叶祖意的孙儿叶龙发的追述，黄仲涵十分赏识叶祖意的做生意手法。由于十分讲信用，每月把所卖得的原糖，都如数付还，很得黄仲涵的赏识，于是将两位女儿嫁给叶祖意的儿子。一个嫁给其伯父叶金和，也就是后来在政坛打响知名度的黄绣娘；另一位嫁给其父亲叶福和，也就是黄腰。但其父的这段婚姻并没有终老，因为彼此的性格与思想回异，也就仳离了。

叶龙发这样子比喻，他的伯父和父亲都是在本地受英文教育，在祖父的严格管教下，没有多大机会见过世面，但黄仲涵的儿女就不同了，她们曾周游世界各国，会驾汽车是小儿科，她们甚至学会驾飞机。换句话说，叶家的下一代和黄家的下一代在生活上是有很大差别的。

究竟黄仲涵是何许人？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他在1866年11月9日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的省府三宝垄，只比叶祖意长两岁。他的父亲黄志信是于1858年离开福建同安，落脚在三宝垄。几经奋斗，开设了建源公司，专门从事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土产生意，后来再把业务扩大到兼营典当业、邮信、树桐及鸦片等等，财源滚滚而来。当黄志信于1901年逝世时，给他的次子黄仲涵留下的遗产是700万美金及1000万荷兰盾。凭着这一优势，再加上与当地荷兰殖民地政府关系良好，黄仲涵也种植了蔗糖，把业务带进糖业，先后开设了9间糖厂，占据了印度尼西亚糖业市场的60%，而且远销至世界各国，包括马来亚在内。叶祖意也因为需要糖供而和黄仲涵攀上关系。
黄仲涵随后又介入银行业和船运业（给后来的叶祖意带来灵感），终于崛起成为印度尼西亚首富，被誉为印度尼西亚榶王乃至东南亚糖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后，黄仲涵为避开荷兰政府的重税，移居新加坡，归化为英藉民。在新加坡他先后捐助15万元和10万元予莱佛士佛学院及华侨中学。1924年病逝新加坡，享年58岁，遗体运回三宝垄安葬。

马新的华人领袖后来成为千万富翁的，也与黄仲涵有关。例如李光前（陈嘉庚女婿）、陈六使（南洋大学创办人）及李延年（马华工商联合会会长）等都曾受黄氏的恩惠而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

当然受惠最大和最直接的莫过于叶祖意了。他不但成为第一代马新的糖王（当今炙手可热的郭鹤年是第二代糖王），而且和黄仲涵成了亲家，关系的密切，由此可见。

黄仲涵共有8位夫人，生下26名子女（男女各一半），他的三位女儿也曾一度闪闪发亮。除了两位嫁给叶祖意的公子外，还有一位妹妹黄惠兰嫁给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顾维钧。

顾维钧在1915年，28岁时被命为中国驻美公使，后又任驻英公使，1922年奉召回国出任外交总长，再于1931年升为署理外部部长，继之又辗转做回驻英及驻美大使，一直担任到1950年离职。堪称为一位全职的外交家，黄惠兰也因此成为知名的外交夫人。

就在黄仲涵移居新加坡的那一年，叶祖意也追随黄仲涵的后尘开办万兴利银行。开办之初，资金有限，只有2百万元。凭着其过人的意志，叶祖意不断地累积资金，也在新加坡开设万兴利银行分行。不仅于此，叶祖意再把业务不断扩大，除涉及树胶与椰油种植业外，更投巨资在锡矿业上。在1930年世界不景气时，叶祖意大胆地以低价囤积大量的锡米。当经济较为好转时，他的囤锡也在伦敦及纽约的锡市场起制衡作用。其眼光之独到，给他带来巨大的财富，因此得以在1933年把注意力放眼于地产业的发展。最先开发的是位于土库街的整条街的建筑物，包括万兴利银行总部及近海墘的仓库。他把其新式建筑物出租，一度尚且成为英殖民地政府驻槟参政司（相等于槟城总督）的政府办公大楼。

从不名一文到小杂货店东到什么行业都染指，而且是生意越做越大的叶祖意在短短的廿年内，已是槟城家喻户晓的大人物。如果说他在战前（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于1945年）已是槟城最富有的富翁，相信没有人会有异议，可惜那时还没有世界富豪名人榜之选，如果有的话，叶祖意肯定名列其中，而且应是马来亚首富，那是因为根据他的孙子叶龙发说，他也不知道他祖父有多少的财产，只知道很多很多。

但是叶祖意的家族又如何与林苍佑有一段的恩怨？这也是许多人想知道的故事，我们下期再谈。

两个现象带来混淆

有两个现象，容易引起人们的混淆，我们不得不加以重视。其一是华团之中出现名字相似的组织而引起争议；其二是私立学府当中，人人都以“学院”冠而名之，以致在人们的印象中办“学院”如同开公司，说办就办，外人看来眼花撩乱，似乎“学院”如同大排档，应有尽有？

先说第一个现象是近年来引发的。由于新成立或新注册的社团，在中文取名上与原有的组织极为相似，引起对方的抗议而争执不休。我们先不评论为何会有这样的导因，但我们要关注的是起用相似“中文名”的用意。在既有的团体看来，这是搞对抗；在新组织的团体看来，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各做各的，有什么好抗议的？

本来，一个组织内闹矛盾和分化是在所难免的，选举时出现两个阵营也是常有的事，但选过后彼此要服膺民主的决定。若是动辄闹分裂也就失去民主的意义。

不过，我们也很难阻止不同帮派和不同派系的人另起炉灶，因为在民主的社会中，谁都有权利召集一批人申办新团体，而与原团体分道扬鏣，这在历史上已有过类似的情况。只是问题就出在申请注册时，概以马来文名或英文名为标准，至于中文如何取名，就非社团注册官的事。当申办成功后，中文的取名与原社团十分接近，甚至是同名同字，只是秩序倒转而已。

当法律以注册名为依据时，华团的争议就无时无了，也容易引起混淆。欣闻国内事务部副部长陈财和已关注此事以减少纷争。虽然我们无意争议谁是谁非的问题，但这样的做法是不幸和令人遗憾的。

第二个现象也是由来已久，那就是“学院”的名称已被滥用到十分严重的地步。除了“大学”（University）“大学院校”（University College）的名称不能随意套用外，举凡任何人注册一个教育单位，都可以在中文字上使用“学院”。因此一个小小的马来西亚，学院数目竟可达五六百间，真是达到人人都至少是学院生的阶段。

而事实上又非如此，我们曾被教育部（现在已有高等教育部之设）官员告知，若要申办College（学院），一定要有校园，有足够的条件，否则只能申办Institute。这之中的差别就在于一个必须有校园，另一个不需有校园（设在店屋也行）。可是那些没有校园的，在中文名上，又一概以“学院”冠之。教育当局全以国英文注册名看待，也就不管中文名如何称呼了。

抑有进者，冠上“学院”（中文字）后，又推出“双联课程”，又与海外大学挂拘，在形式上与正规的学院无异，也难怪在外人看来马来西亚的教育是何其的发达？待到所谓的“学院”出现问题时（货不对办），我们又将之归类为“个别现象”。

由于素质参差不齐，有人以“学院”为牟利工具，造成我国要立足成为区域教育中心受到一定程度的挫折。近年来情况令人堪虞。与我国要争取10万名中国学生前来留学的努力“背道而弛”。例如中国的朋友，在比较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院校后，宁可选择前者，即使要付高昂费用，也以子女教育为重。这就涉及信心的问题。

我们的教育结构无疑是开放性的，也鼓励私人办大专院校，但我们并没有重视中文字上的“滥用”，以致久而久之，人们对正规的学院也失去信心。

在这方面，真希望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翁诗杰进行整顿，力求私立院校按规矩办事，不要越轨和巧立名目，更不能滥用“学院”名称，否则混淆视听之余，受害的是马来西亚的教育宏愿。

许岳金回应说“内情”

许岳金从新加坡返槟后，就与我见面，回应我在272期《号外周报》的评论。在一个半钟头的谈话中，他首先对我的题目《许岳金大起大落》有意见。他说他是一步一步在政坛探出头来，不是乘直升机“大起”，他也不是一下子滑落而消失政坛，而是经过一番抗争后才急流勇退，因此在政治上他不是“大起大落”的人。

接着他爆出他之所以从政的“内幕”。那是1973年的时候，民政党元老黎敏悟（开修车厂，也修理许岳金的汽车而结识）邀他组织一批知识分子参加民政党。那时他在大英义学当数学主任，有稳固的收入。他当时是有机会接任中华中学校长职的。

不过，为了响应林苍佑的号召，他用整整一年的时间，邀得志同道合者经常在他宅中讨论政治问题。结果他们一批人（约百人）投入民政党，包括后来出任议员的庄森培（医生）、陈崇德（医生）及林兴智（大学生）等。

他回忆起被林苍佑传召他出任候选人时，就决定向政府辞教职。这是一条不归路，因为若竞选失败他就回不了头。很幸运的他在丹绒武雅州议席胜出。从那一刻开始，他一连三届担任丹绒武雅州议员。他在任期内，协助汉民及培华小学重建成功。

虽然他在政治上打出一片春天，但在党内却未能如愿以偿。在80年代初期被林苍佑劝告而打消与邱继圃争槟州主席。后来他要接替邱继圃留下的空缺，又遇陈锦华拦路。两次失之交臂，登不上槟州主席。

虽然他官位曾在80年代中期一度升上“代首席部长”，但煮熟的鸭子飞掉了。许岳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一位华社领袖告诉他，首席部长这个职位是“某某帮人”来做的。意味着不是某某帮的他将登不上大位，又有一位民政党元老曾这样问他：你认为某某人是否适合当行政议员。言下之意又暗示“爱人若结婚了，新郎不是他”。

果然不幸而言中，他在1986年未再派出任州候选人，而是被调往攻打升旗山国席（当时被执政党视为黑区）。他说，他一生中没有做对不起林苍佑的事，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被调打国席？后来在折衷下，他的原有州议席由他选派候选人，他就选其妻舅邱武扬上阵。这种安排意味着“他的自己人”随时会让他重回州议会。可是当他在升旗山国席失败后，并没有被安排参加补选，他也只好认命了（过后许岳金过档马华公会，在1990年被派攻打峇央峇汝国席，又再铩羽而归）。

对此，他坚决否认在担任代首席部长时有“出位的动作”。他激动地说，这是制造舆论来排斥他。他是按规距担任代首席部长，自然也接近民间组织，并没有什么“计谋”在内。因此说他“出位”是“无中生有”的事。他不否认党内有一股势力把他挤出政治核心。他十分遗憾的是丹绒武雅是他起家的地方，而丹绒武雅后来却成为他“永远的伤痛”。因为他认为在他任期内，对丹绒武雅的发展与改造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成为他的稳固的地盘。

许岳金有其才华又是一个不认命的人。但他官运不济却又是改变不了的现实。我记得有一次，大约是1986年大选后，我的香港老朋友燕青（刘乃济）来到槟城（如果没记错，应是1988年）在我的安排下，与许岳金有个聚会。当时刘乃济为他“相命”，说他“官运已不再”，替他惋惜，但许岳金不信邪，接下来在1990年及1995年再参加竞选，结果翻不了身。

许岳金告诉我，在90年代他办教育时，曾给首相马哈迪写了长信，建议把马来西亚发展成区域教育中心，后来又再写一封信，提出这是一条可行的道路，他尤其看重来自中国的学生会以马来西亚作为“跳板”，再到西方大学深造。可惜的是马来西亚在这方面的努力未能达到指标。

他又向我透露，去年安华出狱后，有与他会面，他送了一本书给安华，是外国人写中国的──《巨龙──中国的未来》（Big Dragon – The Future Of China）。他也告诉安华若要重返政坛，有必要作出决心，不能有含糊的态度。

我记得，1988年安华出事后，曾透过其原任政治秘书曼梳奥斯曼博士（安华有两位政治秘书，另一位是依桑，因为安华是副首相兼财长）“寻找” 许岳金来领导槟州，但此事没有下文。

已经退稳政坛的许岳金也就与安华的公正党擦身而过，如今的许岳金已不参政，但仍不断“论政”。他现在是新加坡大公司的企业顾问，专门在中国开拓市场。这就是今日的许岳金。政治对他而言已不再激情，但他留下一句话：从政者，要有立功，立德及立言的意志，否则就不能成大器。不过他也举列世界伟人不一定从政，也一样能为后世“立言”。

台上和台下的马哈迪

这些日子来，前首相马哈迪对政府的政策和措施有较尖锐的批评，他甚至抱怨一些主流媒体未能广泛报导他的言论，因而通过公开或私下的约见整批人或小部份人，抒发他的心中的不快。由于他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他的言论很快就有光盘或在互联网上流传，而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也报导有关的言论。

由于这一连串的动作，我们不得不对这位前首相重新审视，竟而感觉到他仍然没有改变他一贯的口快心直的性格，即使因此“得罪”了别人，他也认为他有说话的权利，而且他坚持地认为他的批评是具建设性的，没有无的放矢。

因为“两个” 马哈迪，一个是在“台上”的，另一个是在“台下”的，终于反射出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也继承了西方的传统。那就是当你在位时，你可翻云覆雨，一句话足以让大地震动；当你不在位时，你就是一位尊贵的平民，可以畅所欲言，但已不能左右大局了。两种强烈的对照，反映出民主政治的现实性。今日的马哈迪，正强烈地感受到“不在其位，难谋其政”的滋味。

虽然有记者问他希望历史如何评价他时作出回应最好把他给忘记掉，但历史不能抹掉，也绝不会把他给忘记。毕竟在位22年的首相，把马来西亚变成一个世界知名的国家，他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他让马来西亚这个小国扬名国际，敢于和大国顶撞（如反对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又敢突破和创新（如建新机场，南北大道和设立多媒体超级走廊等），也在第三世界取得领导地位（如成为不结盟运动的主办国和当任主席及世界回教国家的主办国和当任主席）。

当然他在任期间，也有过争议性的大型计划未能取得绩效，如栢华惹钢铁公司，但马哈迪认为是执行者的失策，并非计划欠佳。又如目前又陷入困境的普腾国家汽车公司，马哈迪也认为它是国人的一项骄傲，但不知为何今天会变成这样？他虽然没有推诿应负的责任，但他依然认为他已尽心为国家的繁荣与进步付出努力，所有的计划都是有前瞻性的。只是日理万机的他不可能事事监督推行的过程与间中的事故。有些计划未能如愿以偿也不是他所能测知的。

对于马哈迪，也许他没有察觉到，当他在位时，人人对他又敬又畏，凡事以他马首是瞻，又那敢插嘴或提出批评的意见，即便有，也是“咖啡店”的“论政”。当他下台后他也许又发现到“咖啡店”的“论政”也是一种乐趣，无需媒体大作文章。其实在这世界上，“新闻自由”是没有绝对的标准，它也会施用在马哈迪的身上，以致连他也须要通过另外的渠道来抒发政见。这所谓的“另外渠道”自然比咖啡店论政高一级，应拜高科技之赐，他甚至可以自由地设立个人网站。

无论如何，台下的马哈迪是比较可爱的，他可享受普通人拥有的权利（虽然比起当首相时有天壤之别，但仍然是尊贵的平民百姓，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新闻），可以通过种种途经全面地表达个人的观点与批评，这使我们想起“513”事件后，他敢于挑战时任首相东姑的豪情壮语，最终改变了政局，也改变了他的政运。更因他的出位和胆识，在80年代造就了一位政治伟人，铸造了今日的马来西亚。如今他又回到台下作一名热情的观众，又让我们看到马哈迪真情告白的一面。台上和台下的马哈迪，真是判若两人，但我喜欢台下的马哈迪。

从三个角度检视砂州大选

砂拉越州大选由国阵蝉联执政是意料中事，但忝为国阵成员党的人联党却成为本届州选的“大输家”，令许多人感到意外。这是1959年成立的人联党参选以来的最大败笔。虽然人联党勉强保住11席（输掉8席），但有三席的多数票在数百票之间。如果连这三席也失手，则人联党更加痛挫。现在尘埃落实，我们有必要从三个角度来检视本届砂州大选所带出的强烈讯息。这主要是指城市选民，包括华裔选民思变，对国阵执政下的州政府投下抗议票。

（一）首当其冲的是人联党。在六十年代它是华族青年支持的一个多元种族的政党，原本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在1970年州选后，来一个急转弯，挟12个州议席（共48个州议席）参加联合政府，也叫许多政治评论员跌破眼镜。从此砂州政治掀开新的一页。它所引发的先例也改变西马的政治版图，反对党被召唤加入联合政府，共组国阵，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也因此被纳入主流政治。

从1970年到2006年的整整36年，人联党一直在砂州稳坐第二把交椅，间中的变化和意外事件如党领袖杨国斯及黄顺开先后在选举中跌马，只引起小警惕，未触动人联党的神经腺，因为人联党承受得起一两席之失。也因此人联党没有进行大换血，而是陈陈相因依然故我。终于逐渐的“老化”而未有所动。最明显的是旧脸孔频频上阵。大家都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天赐良机”。如今人联党一下子痛失8席，虽然不足以动摇国阵的稳固政权，但已够人联党“搥心自责”﹕为什么会输掉整条街？在痛定思痛之余，人联党机制的“老化”及年青一代对党的失落是症结所在。此其一。

（二）民主行动党的突破是选民投下的抗议票，这是它意想不到的收获。在过去一段长时间，行动党一直被视为是“来自西马东渡的政党”，即便有林吉祥的旋风，也只有热潮而没有“喜悦”。本届大选，行动党突出了它的“本土化”形象，全数由砂州人掌控局面，也就冲淡了昔日的“外来形象”。这种大胆起用新人（特别是学有专长的人），又是本土候选人，加上有些也与人联党有千丝万缕的人事恩怨，也就不被砂州人民认为是“外来的人”。

有一点十分重要的因素是砂州的城市人民都是现代化的一群。他们深受西马城市及新加坡城市生活的影响，对民主有其开放的一面。当他们对现状不满时，便会应用民主的权利发泄出来。行动党在因势利导下“战绩辉煌”。这也预示了砂州的行动党会越来越“本土化”，而不是事事来自西马的“遥控”。相信林冠英会明白其中道理。此其二。

（三）人联党虽然仍会在国阵中扮演原来的角色，但经过洗牌后，它在国阵内的老二地位已大不如前。因为国阵中的达雅族代表人民党（PRS）及民进党（SDPD）合起来共赢得16席。居老大的土保党则囊括了35席。这就是说，人联党的代表性已相对薄弱。当然这不构成它的消极理由；反之人联党必须重整和振作起来，以更强有力的依据来争取族群的权益，毕竟人联党在各项地方课题上显得被动和无从给予城市居民一个安心，例如地契问题、罪犯问题，影响民生的油价问题及它在国阵中的影响等等。

身为华基政党的人联党（虽然是多元性），它所面对的是当今政治版图的族群化，已是必须要实事求是勇于提出族群的问题，力促砂州政府拟出更明确的政策和条例，以照顾所有人民的利益。它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作出不明确的解释与应付。人联党的“失败”也足以引起西马华基政党的警惕，因为那是它们的权力泉源。此其三也！

“剃头意”的第一桶金

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剃头意”的名字，但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究竟他是何方神圣，值得我们对这一个人物“寻根究底”？

他的名字曾经在马新一带响当当，而他的财富在他那个时代真足以压扁一条街的人。说他“富可敌国”又过于夸大，说他“腰藏万贯”又嫌不足。

那么，让我们揭开他的“历史”。他就是我们所要介绍的叶祖意先生，这样子说还是对许多人感到模糊不清的，必须加上他曾经是万兴利银行的创办人和大老板。虽然这家银行在千禧年后被并入南方银行，但在廿世纪，它确是“小尔弥坚”的老字号银行。还有今天竖立在惹兰苏丹阿末沙（前称红毛路）的大洋楼正在改变成为民政的“宏愿大学”的总址，也是叶祖意的豪宅。这种种的种种，让人想起一位白手起家的“剃头意”。

我在与叶祖意的孙子叶龙发交谈中，他也不知道为何他的祖父被人叫做“剃头意”？他也找不到他的公公是在那里作为第一个落脚站。他说，如果能找到的话，他会把这间屋子买下来。不过他倒坦然地说，他的祖父从一个一穷二白的“穷小子”竟而能富甲一方，对此他有一份荣耀感。可是叶龙发的夫人方女士则说她的婆婆无法证实叶祖意是一位“理发匠”，家族的人也不知道这一段历史的来龙去脉。

这里有一个遗憾，那就是叶氏家族并没有一本完整的“叶祖意传”，有的是由几篇文章并凑而成的《叶祖意传》（Biography of Towkay Yeap Chor Ee）。从这小册子中，我们看不到一个连串的故事，而是片断的记录。

我尝试把叶祖意的故事串起来，但也是顺《号外》的风格，不是进行“学术研究”，而是一个传奇。我姑且称之为《叶祖意的神话》。

故事要从中国的福建南安说起。1868年在这里诞生一位在后来成为传奇人物的叶祖意（这一年是清皇朝同治7年）。同治是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戴淳，他在1861年因父皇咸丰皇帝驾崩而登上皇位，方年5岁。因此一切大权掌握在其母后的手里。换句话说，叶祖意出生之后，整个中国己由这位“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在呼风呼雨，把中国一步一步推向灾难。

可怜的叶祖意出世三个月即成为孤儿，一手由其祖母带大。他7岁那年，祖母离他而逝。他只好跟随两位兄弟耕田劳作，没有机会受教育，也没有童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赤农。17岁那年，也就是1884年（那时中国又换了皇帝，是为道光10年。凡是看过慈禧太后的电视片集的人，都知道中国是怎样的备受凌辱，我们就不再赘述），叶祖意破釜沈舟，买棹南来，经过千辛万苦，终于飘到槟榔屿落脚。

举目无亲的叶祖意，在槟城什么都干。因此他的后人不惊奇他曾经操剃刀为人理发。根据我的资料，叶祖意曾经在二条路（Noordin St）路旁从事理发业，因而被人称为“剃头意”。

“剃头意”不是凡夫俗子之辈，他经常到观音亭膜拜。有一天，一位好心的富商吴德志对他另眼相看，鼓励他从商。虽然是年幼失学，凭他的胆识和头脑，他介入了糖业生意。于是在1890年，也就是他南来后的第6年，得以在Prangin Road（湾头仔，近社尾万山）开设第一间小杂货店，取名为“万兴利号”。他取这个好意头的名字，也真是给他带来“一本万利”。初期主要从事糖业买卖，在这个生意的过程中，他又结识第二位贵人。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印度尼西亚乃至东南亚糖王黄仲涵。

有了贵人提拔，叶祖意也在威省一带收购甘蔗。当时出名的甘蔗园有加勒罗尼亚（Caledonia）园、古拉（Gula）园、北赖园及峇都加湾园等，初时是经营棕色糖（Brown Sugar）。

他每月的营业额是3000吨原糖，内外销兼而有之。1900年之后，原糖再经加工变成白糖生意。叶祖意也就从糖业中赚取第一桶金。究意他和黄仲涵是什么关系？我们下期再说。

油价失控与应变之道

我们对石油及煤气涨价议论纷纷，也似乎有切肤之痛，但究竟油价是怎么一回事？首先这是一个国际课题，不是国家课题或区域课题。因为最大的产油国在中东；尤其是沙地阿拉伯、伊朗及伊拉克。而最大的消费国是美国。前者在70年代起有一个“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用以协调油产和油价。间中虽有矛盾和磨擦，惟国际价格走势还算平稳。例如在1980年两伊（伊朗及伊拉克）战争时，油价一度飞颷到每桶近40美元；两伊战争结束（1988）后，油价再滑落并游离在每桶23至28美元之间。可是在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捣毁萨达姆政权并持续进行一场无终止的“打恐战争”之后，油价就已失控。到了2005年每桶竟破纪录达到60美元。当然世界各国增加用油也是一个因素，中国和印度在经济上的崛起就成为新进的较大石油输入国之一。由此可见，石油的价格与中东战争和不安及各国在追求发展增加能源消耗量有直接的关系。

虽然如此，全球最大的油产国沙地阿拉伯仍拥有2500亿桶的储存量，而伊拉克的储存量约1120亿桶，居全球第二。主要是不要无节制的开发，并限量生产，以保存实力。其它油产国或非OPEC组织的油产国也开始懂得自我保护，虽然也不间断地开发新油田，因为直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另一种能源足以取代石油的不可或缺的地位。为避免国家陷入困境，即便如美国和中国也要对国内的石油开采小心翼翼，以防万一。

转入2006年，石油价格已是如同脱缰之马，再次突破70美元。这对马来西亚来说，无异是“雪上加霜”。我国政府才在今年2月份将汽油每公升增三角钱。当时的估算是在政府减少补贴下，可节省44亿元用在交通业改善方面。讵料油价一升再升（原本是估计每桶在58美元之间），已使到政府又要从其它方面调拨基金，否则44亿元又被抵销掉了。这种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不算的窘境说明了石油价格不是操纵在国家的手上，而是随国际市场飘浮。

于是有一种说法认为我国既然也是油产国，为何不使用本身的石油来抵御价格的波动，难道不起不行吗？这里涉及两个主要的问题。其一根据一项报告指出，目前全球石油产量（每日）9千万桶，马来西亚（每日）一72700万桶。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对油价根本没有发言的权利。

其二根据第9大马计划指出，按照目前的产量，我国的石油储存量尚可维持19年。换句话说，我们都在为2025年后操心，除非再有新的油田发现，否则便要大量依赖入口原油维持国家经济成长。
在这方面，报告书有指出，2005年我国的石油有36万9千桶（每桶）是供出口的，收益280亿5千万元。主要是出口给澳洲、泰国、印度及韩国。

以此比较，我国的石油有一半以上供出口，主要是属优质石油（供飞机燃料），若用在国内运输及工业则太过浪费了。因此我国又从中东入口原油（据知约占三分之一的消费量）供运输及工业用途。
运输业占石油消费量的40.5%，工业占38.6%，两者加起来已近80%。为此政府已着手改善交通设施，鼓励使用公交车，减少耗油，也增用煤炭供应和改善电流。有人因此担心，汽车工业会放缓，也会影响国产车的销量。在鱼与熊掌底下，真是两者难以兼得。政府希望在第9大马计划下，每日产油可减至695000桶。

由上观之，我们对油的价格的波动实在无能为力，而忝为小油产国只好眼巴巴看着油价在飞舞，真是无可奈何又心痛，该骂的是超级大国在操控我们的命运！

陈锦华喊上不喊下

也许人们对陈锦华的印象模糊了，因为他退隐“江湖”已经整整十年有余。虽然间中曾有发出声音，包括一度向许子根的权威挑战，但最后却告沉寂下来；在几年前也选择离开民政党，做一位退休的“政治老人”。

说起陈锦华，他有过意气风发的日子，也有过“呼风唤雨”的年代，甚至一度在槟州民政党内“喊上喊下”。我们先说他从政的开始，那是1966年的事。因联盟的阿依淡州议员邹新庆逝世，留下的空缺需要进行补选，而仍然身居反对党的林苍佑领导的民主联合党（UDP）（那时尚未有民政党组织）决定要挑战一位适合的候选人参选。有两个人被推荐给林苍佑，一个是从澳洲留学归来的陈锦华，另一个是英伦考取律师回来的叶锦源。陈锦华因其岳父母与林苍佑的友好关系，终于被挑中。正因为叶锦源未“入选”，他后来参加民主行动党，且在1969年中选槟州议员。

说回陈锦华出任候选人后，却在三角战中败给社阵的林建寿。虽未胜出，陈锦华已成为林苍佑麾下的“铁三角”，另外两人是郑耀林和邱继圃。他们三个人一度是林苍佑的爱将。

1968年民政党组成，民联党解散。“铁三角”跟随林苍佑在1969年的大选中漂亮胜出，跃居成槟州执政党，陈锦华也就成了行政议员。1974年加入国阵的民政党在大选中保住州主导政权，陈锦华再次胜出。然而好景不常，在1978年大选时，陈锦华败给行动党的卡巴星。

没有官职的陈锦华，依然没有改变他的口直心快的作风，遇有看不过眼的事，便公开批评，包括与老头子有不同的意见。更加有趣的是在80年代初的一项地方党庆宴会上，陈锦华“公开宣布退党”，以表不满，当时报章都有报导此事。

不过，那只是气话上心头之言。陈锦华并没有呈书退党，也就是说，“退党”之事未提上党的议程。正因为有此一着（留有余地），陈锦华在1984年时挟其在党的资历，结合一批不满许岳金的人，连手在槟州民政党党选中，扳倒许岳金而当选槟州主席（虽然许岳金在党全国中委改选中，成功再挤入中委，但槟州已非他池中物）。这意味着，没有官职的陈锦华其权威比有官职的许岳金还要大，大到或可影响党不派许岳金出任1986年大选的州候选人，改攻国会黑区。

1990年大选后是陈锦华在党（槟州）的权力的高峰。这一年槟州政治重新洗牌，老头子退隐政坛，许子根在党高层（包括陈锦华）的支持下出任槟州首席部长。

这儿有一段古是陈锦华亲自向我说过的。在大选后，马华锻羽而归，民政只剩7个州议席，巫统则有12。国阵主席马哈迪派安华（时任巫统槟州联委会主席）与民政党商议，建议仍由民政党人出任首席部长。陈锦华说他当时提出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槟岛市政局主席应由民政党人担任，才能更有效扭转局面（这个职位在70年代后，改由政府的公务员兼任或出任）。安华最后接受此议，许子根顺利地当上首席部长，而陈锦华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槟岛市政局主席。

凭着民政党槟州主席兼市政局主席的权威，陈锦华跃居成为党内（指槟州）最有影响力的人。他的风头犹胜当行政议员的年代。由于是政治人物，人们都乐意在人前人后称呼他为陈“市长”（按乔治市市长在1965年之前是民选出来的；在这之后市议会已由中央及州政府接管，不再有民选；后来且与槟岛乡村地方议会合并成槟岛市政局，只有主席之设，没有市长之位）。

这位陈“市长”先后担任两届，直到1995年后才由丁福南接棒。没有官职之后的陈锦华又迎来一场党的挑战，许子根已被圈定出任槟州党主席，陈锦华在老党员的劝告下（包括林苍佑及其好友陈国平等人），也只好急流勇退，但这个交棒成为他“永远心头解不开的恨”。直到多年之后，他还是对此耿耿于怀。

今日的陈锦华已消声匿迹多时，正在享受退休后的写意生活。原本他要栽培其儿子陈志铭在党内成为州议员，无奈1999年的大选宣告失利，最后也退出民政党。陈家有后，但不在政治，而是往商场大展身手。

从旬灿到归复平静，这是陈锦华的政治生涯写照。

砂州政治版图透视

我最近从砂州走了一趟回来，对当地的政治生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全部71个州议席中，国阵的土著保守党分得35席，只差2席即占简单的大多数席。忝为国阵第二大党的人联党分得19席；而代表达雅族 (伊班)的砂民进党分得8席及砂人民党分得9席，两者合起来有17席。换句话说，这是三分天下的政治版图，与西马的三大族群的政治局面有些相似，但又不尽然相同。

从历史上来看，在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时（1963年9月16日）（西马人称沙砂两州加入马来西亚；东马人则认为是参与共组马来西亚。用词和概念上有所不同），是由达雅人（伊班）为主的国民党主席加弄宁可出任砂首席部长。1966年时，加弄宁甘与中央关系闹僵，在斗争底下，宁甘被罢黜，改由保守党的达威施里（伊班人）出任首席部长。间中虽有官司抗争，但最后以宁甘败诉收场。

1969年西马发生“五一三”悲剧后，砂州第一次直接选举展延至1970年6月才恢复举行。此时原本反马来西亚立场的人联党采取温和路线，在选举中夺得12席，国民党13席土著党有12席，保守党8席及砂华党3席（共48席）。在时局变幻下，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人联党与土著党及保守党组成了联合政府。从此砂州政坛掀开新的一页，由土著党领袖阿都拉曼耶谷出任首席部长。这是第一次政治版图的改变。

虽然人联党曾因加入联合政府闹分歧，但它的决定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它引导华人参与主流政治而成为政府中的第二大党，更在较后使到砂华党解散，成为唯一代表华人的主流政党。尽管人联党是多元种族的结构，也拥有一定程度的达雅人参政，但综观人联党的排阵，它仍然是华人主导的政党；而代表达雅族的保守党位居第三。

1974年，砂州的政治版图又重新洗牌，土著党与保守党合组成土著保守党（马来土著为主导），一跃成为国阵最大政党；人联党依然位居老二。在1976年后，有鉴于需要加强国阵的代表性，又把国民党拉拢进来。这样一来，达雅族在州政府中的地位进一步被强化，但还是位居第三。

这期间的最大变化是代表达雅族人的国民党闹分裂，廖莫宜于1983年另起炉灶成立达雅党，且于翌年加入国阵，但达雅族人的代表性已告弱化。1987年前砂州首席部长阿都拉曼耶谷导演了“明阁事件”企图卷土重来（现任首席部长泰益玛目系于1981年出任砂首长，他和都拉曼耶谷是叔侄关系），但在砂州举行闪电大选下，泰益玛目进一步巩固执政地位，而达耶党则脱离国阵在野，分化了达雅族人的政治力量，直到1994年再回国阵。继后在政治势力相互消长下，国民党在2002年再闹分裂，分成砂国民党和砂民进党；另一方面，达雅党则2003年又闹分裂成砂人民党和砂达雅国大党，力量一再分化。如今忝属国阵的是砂民进党和砂人民党，它们分别代表达雅族人的权益。反而砂国民党及申请注册中的达雅国大党被摒在国阵门外。达雅党人的政治分裂导致了政治版图第三次重新排列。

人联党则庆幸它在1970年以来一直是华族的政治主流力量，未有如同达雅族人的政治分裂，但免不了党内有矛盾和磨擦。现在它担心的是一旦达雅族的民进党与人民党重新整合，而人联党在州选中又失去一些席位的话，它可能沦为第三国阵成员党，不再是第二大党。因此它在本届大选倾全力保住全胜19席。在这方面，我们又看到人联党对两个争议性的选区作出协商性的安排，其一是马拉端选区派新人上阵，挡住前行动党主席黄新楠以人联党身份角逐此区，化解纷争；其二是英吉利选区不得不派其党达雅人上阵，因该区达雅人占多数。这一方面说明族群的导向渐趋明显，另一方面也是为顾全大局，以求全胜。在土保党大树盘根下，人联党此次面对的挑战是严竣的，于是打出保住华族政治优势的牌子就成为每票必争的筹码。战绩如何，本月20日即可揭晓。

政治变化下的马华文学

我没有想到由韩江学院中文系主办，槟州教育局协办的《中文写作希望工程》（每个星期一天，为期一个月）会有这么热烈的反应。原先预算不超过100人，后来竟增加到160名，由于场地所限，后来者只好暂被割爱。这种对中文写作的热爱令人感动，而六位知名作家应邀担任讲师也加强号召力；尤其难得的是在国中教华文的老师都加入其中，对马华文学的推动，肯定会大有帮助。

说到“马华文学”，我也在4月15日开幕礼上凑一份热闹。我以《政治变化下的马华文学》为题阐述了马华新文学所走过的道路。

所谓“马华新文学”乃指1919年“五四”运动后带来的白话华文文学，具有新思想带动社会的发展和传播新文化。从1920年起到1945年第二次大战结束为止的25年中，马华文学的主要推动者是来自中国的文人，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郁达夫和胡愈之（沙平）。有学者作过统计，从1919年到1949年为止，共159名之数，几乎在马华文坛领尽风骚。这意味着在这段长时间内，是南来的作者开辟了“马华文学”。他们也跟着中国文学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五四”后的十年是力倡“文学革命”，下来就转成革命文学。我将之称为从胡适时代转成郭沫若时代，而马华文坛则将“革命文学”称之为“新兴文学”，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在1937年抗日抗战之后，不论是中国或马新两地，都归到统战而出现了“战时文学”或“抗战文学”，两者间的关系也密不可分。

1945年战后，中国文学进一步向左转，而有了“文学从属于政治”，“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指导方针。毛泽东文艺理论由兹建立。马华文学则力争“破茧而出”，因而有了1947-48年的“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大论争。但不变的是，马新左派统战夺得了主导权，而将马华文学导入“现实主义”的范畴，也就出现中国和马华文学绑在同一棵树上，继续走“革命文学”的道路。这可以以1953年新加坡掀起的反黄运动作为一个新起点，土生土长的作家逐渐取代了南来作者的地位，马文左翼文学的地位在政治洪流底下得到巩固和强化。

但在另一方面，此时（1955年）又兴起另一股思潮的文学是由《学生周报》和《蕉风》带进的。最初的主编是方天（张海威），也就是在1934-1936长征路上与毛泽东争夺领导权的张国焘的儿子。它被左派视为右派的刊物，而不得不在1957年转移阵地在吉隆坡立足和发展。此时的主编已是后来大家都熟悉的作家姚拓。

这种左右派的文艺思想斗争牵动马华文学整整20年有余（1955-1976年），而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左翼退出马华文学作为一个句号。对于这段时期（1926-1976）的整整半个世纪，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有如下的评语﹕不论你喜欢与否，这50年的马华文学是左翼文学在主导，也属于“革命文学”。在这之后，“现代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慢慢化解对峙而产生两者的溶合。这种溶合意味着文学与政治脱轨，而走向多样化的发展。

尽管我们在今天一直强调马华文学不同于中国文学或台湾文学，但因为同文同种和血脉相流又出现新的连系。表现最特出的莫过于马华作者以在台湾获奖或在台湾扬名为荣；相同的，今天的马华作者也以著作能在中国出版或受到表扬为傲，也似乎唯有这样，才能确定本身在马华文坛的崇高地位。

当时代在变化中，我们又看到这样的一种三角关系（马中台）在相互演绎马华文学的地位，政治已经远离文学；文学也适应了当代的国际政治生态。这意味着政治大气候正引领马华文学溶入国际社会中。从以前的马华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支流到今天的马华文学跟着中台文学取经，又是一种轮转，所不同的是已不是用“政治”来挂钩，而是用和平与善意的“交流”来争取一个“尊严”。

许岳金大起大落

我不久前在一次演讲会上被一名听众问及一个大家都在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在许子根之后，谁将是槟州的首席部长？这个敏感性的问题可真不好回答，因为一切只是在假设和推理。正如我们过去也都在推测谁是林苍佑之后的首席部长？结果没想到是许子根探出头来。这叫做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也不如不算。因为林苍佑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谁是他的真正接班人？

我提起这段往事，或者可以让我们温故知新，因为不是样样事情都是可以安排的，也不是每一件事都顺心顺意的。我就以许岳金的例子拿来和大家研究研究一下。

许岳金是韩江校友，他在考完高级剑桥文凭后，曾在韩中执教一个短时间，后来进入马大念数学系。毕业后被派到大英义学执教，过着粉笔生涯。

1974年在林苍佑的感召下，他和一批年轻的专业人士参加了民政党并出任候选人。这些人当中记得还有庄森培（医生）、林兴智、陈崇德（医生）等人；再有一位是攻打国席的吴清德博士等等，真是执政以后，精英云集，不再如同1969年大选时寻找候选人东拼西凑，才勉强组成一个大牌挡阵容。而就是因为有这个阵容，在时来运转和政治气候转变下，民政党才有今天。

许岳金一鹄中的后（中选州议员），不久被委任为首席部长政治秘书。这个职位在槟州宪法有规定，是个官职，但职权在那里，也就没明文规定了。因此林苍佑曾对许岳金说，这个职位可大可小，权力怎么操作看你如何发挥。果然许岳金把这个官职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是我见过的政治秘书中，最懂得掌控的从政者。到处演讲又到处活动，许岳金的名字不胫而走了。

1978年他再度中选又获重用，官拜行政议员。这一下子，许岳金已不再是初出道的政治新鲜人，而是拥有更大的空间表现他的政治活力和才华，一时之间，在众行政议员中，风头无两。

1982年，他第三度参选又再胜出，同样出任行政议员，但经过磨练的他，已是英气逼人来，成为林苍佑身边的红人。当时人人都在推测，许岳金将是下一任的槟州首席部长，他变成“精英中的精英”。甚至在林苍佑出国医病和疗养的三个月内，他出任代首席部长。许岳金真的是红到发紫。许许多多的人包围着他，又许许多多的人替他“出谋划策”，告诉他将来接班又如何如何的。有人替他高兴；也有人替他捏把冷汗；又有人揶揄他，指他走过了头。

我后来在林苍佑回国后，又从他身旁亲近的人打听到老头子（党内的人都这么尊称林苍佑）对许岳金任代首席部长时的一些动作有不苟同之处，尤其是他曾吐露一句话﹕“不要中途换马”，即意他还没有想到退休这码事。我也曾经强烈地暗示许岳金说要注意言行，不然会出岔子。

其实许岳金的“失算”上述只是其中一个，其它如他争做槟州联委会主席一直未能如愿以偿，也种下苦果。先是表明要与邱继圃争一长短，后来在林苍佑劝告下，打消此意。接着当邱继圃要退时，又遇着陈锦华拦路。陈锦华虽然不是林苍佑推出的人，但陈却巧妙地“结合”不满许岳金的派系（这批人也有与他同时出道的人），一举地夺下邱继圃的空缺。这样一来，许岳金在党内已无法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反之他的命运已操在党内领袖的手上。

尽管先前许岳金立下了“功绩”，诸如在1980年力促行动党的黄炎光跳槽成功，以致民政在州议席又有9席，与巫统持平。在波德申党选为林苍佑的布署东奔西跑而自己意外跌马。在1982年大选时，出大力扳倒马华的林建寿，以除掉与林苍佑争首席部长的对手等。

然而这一切都抵销不了在1984年出任代首席部长时的被认为过于出位的动作。在1986年未得到强力的支持守住州席，只好黯然参加国席竞选。在失败之后许岳金力图东山再起，无奈1990年过枝马华出征国席又再失利，再下来于1995年再以团结党名义再战江湖，也无功而返。

就这样一代政治红人只好急流勇退。许岳金与首席部长职擦肩而过，成为他心头“永远的伤痛”。作为他的好朋友，我希望许岳金对我这篇文章有回应。我们也想知道这些年来，他在做什么？我想他对历史是有话说的，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许子根回应我的演讲

韩江电视新闻中心于4月27日晚举办一场时事论坛讲座会。我以《从第九大马计划评估许子根的政绩》为题提出了几个要点。其中包括在第九大马计划报告书中的第17章（共27章）的数据表反映了许子根主政以来的政绩是受肯定的，也让槟州人民引以为荣。例如，最可贵的是先进州的地位，槟城依然保持第二，占第一位的自然是吉隆坡联邦直辖区，下来才是马六甲和雪兰莪。至于工业的投资、州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及人均收入的增长和城市化的速度，槟州都是排在第三位，前两名是吉隆坡/雪州及柔佛。还有最可取的是在消除贫穷方面，槟城则占第一名，只有0.3%，接着是雪兰莪和吉隆坡。

由此而引证许子根主政16年来也取得不俗的政绩，最大的成就应是表现在“软件革命”的成功，把槟城从工业城导入高科技领域并成功地为槟城取得了多媒体超级走廊的地位。于是我作了一个比较指出林苍佑主政的年代（1969-1990）是“经济革命”成功，把槟城发展成全国电子业的模范州。其成就表现在“软硬兼施”奏效，既有软件建设，也有硬件建设（如大桥、光大）（即有了代表作），而许子根则是“软功一流”，“硬功”未见明显，尚未有代表作，以致有人戏说他“硬不起来”。

第九大马计划也就为许子根的成绩提供了正面的数据，他在持续性发展方面带来的肉眼看不到的工业转型至高科技领域而维持了槟州的优势，失业率只有24%。

不过，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对我的政绩评估有所回应和补充。他不认为在“硬件”建设上或“外涵”的表现上是差强人意的，更没有所谓的“交白卷。

以下的数据又为我们提供他在“硬件”上也有成就，只是不能与大桥的浩大工程相媲美，也就没有被人认为是代表作﹕

（一）1999年耗资1亿6千万元完成直落巴大水坝蓄水池，既对人民有益也成为新的一道风景线。

（二）2000年耗资1亿元完成槟州室内大体育馆，如今已成为热门的商业展览会场，刺激州内经济之活跃。

（三）2000年耗资1亿元的峇都加湾大体育场，成为威省的一大建设和提供高素质的运动场所。

（四）外环公路的其中一段日落洞大道是在1997年动工，但因是“土地换大道”（不收过路费），在1997年金融风暴降临时有了拖延。这段长6公里的大道（第一期）将在今年内全面通车。

至于第二及第三阶段的外环公路也与日落洞大道一样，属于私人大计划。预料第二阶段13公里的工程也将在今年启动，然后继续进行第三阶段17公里的工程。

这就是说，许子根对“硬件”的发展也费煞苦心和下足了功夫，祈望改善槟州人民的生活素质。这些材料的补充又“弥补”了我所说的“力之不逮”之“外涵”成绩，因之又不能说他在“硬件”上无所表现。虽然与大桥相比不是大制作；但也算是几个单元的成功制作。

在这些个基础上，如今第九大马计划又把第二大桥及单轨轻快铁列入其中，也就让我们感觉到大的“硬件”又要启动了。

为此，许子根认为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把槟州建设成一个在不断发展中的州。而我希望他把槟城塑造成多元社会的一个典范，让华人主导政权“长治久安”。

林连登与韩中七博士

林连登在1950年创办韩江中学时，已是80高龄，因此董事们都尊称他为“阿登伯”。我们学生私下叫他“阿登伯”。他在创办韩中时，竟一口气 请了五位博士，真叫人瞠目结舌。他们依秩是庄泽宣（校长）、黄尊生、何永佶、熊叔隆及严元章。不久又加入了黎东方（教务主任）及后来的方学李，一共是七位博士。在中学华校史上，堪称一绝。以韩中办校之初，学生才500名左右，为何要这么多博士？我到今天还搞不清楚。大概是阿登伯想把韩中办成一流的中学。不过博士也吧，以当时的薪水来算，校长不过800元，其它博士也在四五百元之间，总算请得过。

当然，阿登伯有自己的一套办学理念，也不是每位校长都能理解透彻的，因此阿登伯vs校长的事也就这样发生了。

我们先说第一位庄泽宣，他的名气不仅是美国的博士，还是联合国教科文机构的官员。不止这些，如果我们再往前推算，庄校长的来头可真不小呢！

话说1926年，在厦门大学当校长的林文庆博士（他是在1920年厦大开办后，被创校人陈嘉庚请他离开新加坡到厦大掌校）请来了林语堂博士当文学院院长，又通过林语堂的介绍请来了鲁迅当文学教授。这一年庄泽宣也应聘到厦大任教。我们不知道庄泽宜是否认识鲁迅和林语堂，因为庄博士的著作中未提及此事，但他们三个人却是在1927年就离开厦大。巧合的是鲁迅那年是由厦大转到广州中山大学，而庄泽宣也在同一年应聘到中山大学创办教育研究所。由此来看，庄博士对教育是有长时间研究心得。大概是凭其对侨教之熟悉，才来到韩中。没想到掌校两年后，即与董事会意见相左而不被续聘，结果闹出第一个大风波。这个风波可不好收场，虽然阿登伯“漏夜”请来徐兴华当校长压阵，却压不了阵，因为老师与学生有意见。最后请来华校视学官陈翼经调解，力劝庄校长复职（此事件发生在1952年12月杪），但庄校长已答应当联营出版公司总编辑，以改编华校教科书，也答应出任马华公会教育文化小组之名誉顾问，因此他婉拒了一番好意。

这个时候，校内还另有三位博士（何永佶博士及其画家夫人张荔英最早离开韩中），即黄尊生，熊叔隆及严元章，他们都不肯接班，大有与庄博士“同进退”之势。

就在此时严元章又再离开，到麻坡中化执教。再不久，他到南大开办教育系，后又升为文学院院长。由于在1961年因力挺林连玉（被递夺公民权）而在1962年被宣布不得再进入马来亚联合邦。
剩下来就只能在黄尊生与熊叔隆之中挑选一人出任校长。协商结果，请化学博士熊叔隆出任校长，庄泽宣也表示同意。就这样熊博士于1953年初走马上任，他做到1955年应南大之聘离开韩中。

这个时候黄尊生登场了。黄博士给韩中师生的印象最深，因为韩中的校训“笃于文行”四个字出于黄博士所选。他是从苏东坡为纪念韩愈对文教之贡献，而为其立碑文中有云韩愈来潮州后“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忠于治学问与敦品行）。

接着韩中之校歌也是由黄尊生作词，“文风远绍昌黎”一直唱到今天。黄尊生的名字也就永远留在韩中学生的脑海中。1957年黄尊生离开韩中赴港，随后又出任台湾文化大学教授。他的华文文学根基是所有博士中最佼佼者。

与庄泽宣一样，黄尊生旅马期间也出版一书，取名为《沧海一鳞》（1956年），内中有一篇文章写他在“韩中三年”的心得与感想，已把时间的全部（至少七成）献给了学生，但还有一句老话，读书是最幸福的。庄泽宣的著作则取名为《从巴黎到槟城》（1953年）。

至于来得迟也去得早的黎东方博士，是在1955年应林语堂之邀到南洋大学执教。但在林语堂与南大主席陈六使闹意见后，又于1956年走人，连黎东方也走了。

第七位博士就是后来（1958年）才来不久即与林连登打官司的方学李博士。自此之后，韩中再也没有博士校长，也没有博士老师。前后8年，韩中闪耀着博士的光环，又告归复平静。

这里有一则趣闻，那是我亲眼在布告栏内所见。就是方学李离开韩中后(1958)有一天布告栏竟出现董事长林连登宣布林连登出任代校长。一时之间，消息传遍全校，但此布告第二天就取下了，大概觉得不妥当。后来接任者是汪少伦（军人出身），再下来的邢鹤年（又是军人），真是无巧不成书。从博士到军人，韩中校长的故事真是说不完。

1963年林连登以93岁高龄逝世，结束了他对韩中的13年的“大小通理”，也结束了他和校长之间的恩恩怨怨。林连登创造韩中的“神话”也因此永远说不完。留下很多的空间让人去遐想。

许子根岳父当韩中校长

我原以为方学李是韩江中学“最短命”的校长，其实不然，还有另外一个人才是最短的，但历来的韩江校刊从未提及此事，很多人都不知道，偶尔我在首任校长庄泽宣博士的著作中，才有此重大发现。由于这位“最短命”的校长大有来头；尤其是在今天来说，实有必要补上这一笔史料。从中也可看出在林连登掌管韩中大权的年代，校长与董事长之间的微妙关系。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

林连登在1950年7月15日为韩江中学举行奠基礼前，就急于物色一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来掌校，结果选中早在战前就在中国负素盛名的教育家庄泽宣博士。庄泽宣博士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

他原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机构任职，负责国际儿童救济基金事务。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组联合国时衍生出来的一个重要机构。1949年6月，庄泽宣卸职来到美国（他是在1948年初到巴黎任职的）。在美国住了13个月，期间，也就是1950年6月，接到韩建委会的信和电报，请他来韩江中学办校（此时建委会主席是连裕祥）。由于得知林连登要把韩中办成最大规模的中学（在当时来说，成立于1917年的新加坡华侨中学是最著名的），一时兴致勃勃的庄泽宣就应聘而来。他在1950年10月来马，月薪并不是外界所说的拿美金，而是马币400元。他说他不是为薪金而来，是为教育而来。他准备把韩中办成第一流的中学，成为世界中学的一个楷模。然而事与愿违。庄泽宣任职不到两年，竟在1952年12月3日获得董事会告知不再续聘为明年度校长，理由是﹕道不同，‚董事会未能与之协调及ƒ教师待遇无法改善。

不论出于任何理由，消息传开，犹如一颗“炸弹”在华社爆开，引起震惊。

在此时此刻，董事会最主要的是另外物色一位校长任职，以平息校内之情绪和华社的议论纷纷。由于校内其它有资格的老师不愿接任，惟有在校外物色适当人选。在12月12日那天，董事会突然宣布，委任徐兴华为校长。

到底谁是徐兴华？很多人一时不都不明究里。原来他是槟华女中校长朱月华的夫婿。再追查下去，原来他是当今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的夫人徐嘉平的父亲大人。换句话说，徐兴华就是许子根的岳父大人（在那个时代，根本没有人会想到历史会走到今天这个局面）。

就徐兴华本身而言，他是暨南大学毕业生，但不是博士，而是学士。当时是在中华中学任教，被认为是100%的好好先生。在消息传开后，有人为韩江庆徐君贺，但事情并不是想象中的简单。
原来，发出聘请给徐兴华的是董事副主席而非董事主席（当时董事主席是连裕祥，副主席是姚非丹及戴义卿，应该是姚非丹签发，林连登则是名誉董事长）。就这样俆兴华走马上任成为韩江中学的新校长。

头痛的事接踵而来，韩中师生有大意见，舆论也有不同看法，害得徐校长“头痛”过度，患病三天。事情也闹成僵局。根据所知，聘请徐兴华为校长，是由林连登拍板而获得连裕祥同意。事情演化至此，徐校长始知难以应付。虽经朱月华校长从中斡旋，亦未见效，以致徐校长“骑虎难下”。到了12月22日，董事会再派人与徐校长商议，请求他“自动解约”，除去计时炸弹，让庄泽宣继续做回校长。于是有一场“鸿门宴”的午餐之设，在场者有陈翼经（华校视学官），连裕祥，陈文炳（树胶公会总务）及朱月华校长。大家同意“徐退庄返”的方案，以消弭一场可能引发的“风暴”。

虽然徐兴华“牺牲小我”，但董事会已无法挽回庄泽宣之心，因此韩中又有说不完的故事。

前前后后，徐兴华只当了韩江中学校长半个月左右（履职是12月13日，卸职是12月杪）。他是韩江中学“最短命”的校长，不是因为不够资格和经验，而是因为他在不当的时间接受这一任命。虽然没有要了他的命，可够折腾他的往后的日子。我们不知道许子根及其夫人知道这个故事吗？

华小董事会的主权与机制

欣闻雪隆华校董联会订于今日（4月30日）举行“2006年雪隆华小董事交流会”，以配合董总推动的“董事会醒觉运动”。由于讨论的课题广泛，我只针对“董事会的主权”与“董事会的组织”提出我的看法。

有一种论调说主权应向政府争取，一旦获得认同，则华小目前争议的问题就告解决了。换句话说，主权大过天，其它的都是细则问题。但问题是这么简单的吗？

我的看法有些不同。主权固然要维护，但组织与机制如果不健全，则等同有了武器，而没有军队来捍卫主权。根据董总法律顾问侥仁毅及吉打董联会主席傅振荃指出，有许多华小的董事会“冬眠”，应把他们“吵醒”。“吵醒”了以后怎么样？如果组织是依然故我的话，单靠董事长一人也是难有作为的。

事实上，我们应回到历史来探讨这个重大的问题。既然是雪州董联会在1959年已接纳华小董事会改组，那么今天回到雪隆董联会讨论也是切合时宜的。虽然在时间上相隔了47年，近半个世纪，但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

雪州董联会是于1958年8月7日一致通过接纳董事会（指华小）修正章程（也就是接纳市教育局印发的华小董事会章程修正本）。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点是﹕官委的三名代表，应由董事推荐。换句话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国的逾千间的华小董事会必须根据修正的章程进行改组。这个大手术分成﹕官委、赞助人、校友、家长及受托人（指信托人或信理员）各有三人组成华小董事会（详情请参阅1959年8月8日《星洲日报》）。在这个结构下，原来的董事会（或称大董事会）已不能全面操控新的董事会（或称小董事或学监会，而教育部认同的是这个组织），因为它只能决定三位赞助人的代表再加上官委代表，如果校地是大董事会的，也可推荐其中三名信理员出任，而凑成多数。至于家长及校友的代表就非大董事会推举了（请注意，这里是指校方代表，由校友中选出，而非校友会选出）。

本来在大小董事会并存的年代争议并没有这样的明显，因为大董事会一向来出钱出力，也就拥有较大的发言权和决定权。但在物换星移下，小董事会逐渐形成一个“代表性”的机构，甚至还取代了大董事会的功能。由于小董事会的当然秘书是校长，一切文件归校长保管，其权力也相对增加，再加上教育部鼓励每间华小成立“家教协会”，它就与小董事会成为平行的双翼，而核心人物非校长莫属。由此可见，校长权力的扩大是教育法令及结构改变使然。久而久之，也就出现今天的所谓“主权”的争议问题。

更甚者，由于接受华小董事会的改组，许多小董事会的成员是年年未改的，一直照做下去，理由是更换代表麻烦或会得罪人或担心被除名。比如槟城的官委代表一旦出现空缺就不能填补，也就只好让有关者永远做下去直到逝世。如此年复一年，华小董事会出现“冬眠”状态是不足为奇的。

现在如果我们要让这类的董事会“复苏”起来，自然要大换血，但谁拥有绝对的权力呢？即便仍存在着大董事会，它也只能更换赞助人代表，成不了气候。另外即便某些家长有心要改革，如果他进不了家协（其中的奥妙，也就是教育法令下的条例所规定的），他又如何成为董事会成员乃至被选为董事长呢？

就此看来，重振董事会的权威也许需要通过发挥或恢复或另组大董事会，以“校主”的身份要求厘清主权（包括行政措施的调整）。如果单靠小董事会（又力之不逮，或被认为是“冬眠”的）争取应有的权利，又显得如同孩子向父亲讨权力，毕竟小董事会的生存是依附在教育法令的条例下（1957年）。如果重组大董事会也会显得更有代表性和权威性，不知董总诸公以为然否？不然恐怕努力会事倍功半的。

嘉化峇峇与马共和解

前任副首相敦嘉化峇峇终于走完他的一生，终年81岁。这位政坛元老虽然未能攀上首相高职，但他却留下令人难忘的政绩。

对于他本身而言，他是在15岁（1940年）即参加一个叫做马来青年同盟（Kesatuan Melayu Muda）的组织，这是一个急进派的民族主义团体，反对英殖民统治。其中的领导人是后来成为人民党主席的阿末布斯达曼。

1945年战后，又出现一个马来民族主义政党，叫做马来国民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其领导人有后来著名的政治人物如巴哈鲁丁（回教党主席），依萨（劳工党主席）及布斯达曼（人民党主席）和转向马共的马来民族主义者。嘉化在1948年参加这个政党，也结识其中的领导人。这个党因被指为受共党渗透而在1950被英殖民政府查封。

因此在1951年嘉化峇峇转向参加巫统，这一年巫统创办人拿督翁另起炉灶，成立马来亚独立党，后又再改名为国家党（Parti Negara），而由东姑阿都拉曼接任巫统主席。

教师出身的嘉化峇峇虽然没有强烈的政治欲望，但有政治的使命感，在1955年在联盟旗帜参加独立前票选而成为立法议员。1957年独立后他又参加1959年的全国大选胜出，成为马六甲首席部长。一直到1968年调任中央出任部长。他是巫统的元老，也是在位最久的党副主席之一（1962年起到1987年当选巫统署理主席，而在1993年退隐政坛）。嘉化1974年退出内阁，因不满未被调升副首相。不过在1986年受马哈迪之召又再入阁且成为副苜相。他有自知之明，由于学历关系，并不期望有朝一日成为国家首相，而是满足于当马哈迪的副手。无奈1993年安华崛起形势比人强，他选择靠边站。他对巫统，国家做出的贡献是受到肯定的；尤其协助马哈迪在1987年党争中稳定大局，击退来势汹汹的东姑拉沙里和慕沙希淡的挑战。

对于马华公会而言，嘉化又有令马华终生难忘的贡献，那就是在1984年马华爆发党争后，嘉化毅然介入协助安定局面，一度且成为马华的临时代总会长。这场党争是因为李三春突然于1983年“出走”，导致梁维泮和陈群川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结果后来由后者取胜，嘉化也就“功成引退”。正因为嘉化对马华有功，因此马华公会每年不忘给他庆祝生日。

对于国家和平而言，嘉化的杰出贡献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促成马共与政府和谈，结束对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前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迪（人在北京）（他与嘉化是前马来国民党的党员，彼此相识，嘉化也因为这种微妙关系，得以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在嘉化于1986年出任副首相后，就写一封信表示祝贺。接着透过嘉化密友哈芝端穆达的穿针引线，和谈似乎有了眉目。

1987年6月25日，阿都拉西迪通过端穆达呈交一信件给嘉化，信中提出了前马来国民党和后来马共领导的马来民族党的问题。不久之后，也就是9月7日，嘉化回函同意与马共举行会谈。

阿都拉西迪至为感动，再去一函（10月1日）形容嘉化是一位爱国和民主主义者，嘉化又再11月7日覆信同意应该结束这场战争，因为马来西亚已经独立很久了。

结果有了1988年5月24日的第一次和谈在合艾举行，随后第二次和谈于8月10日在槟城举行，随后第三轮会谈又回到合艾。

到了1989年，高层的会谈在泰国的普吉先后进行五次。结果马方，泰方和马共同意签署和平协议书。这就是1989年12月2日在合艾举行的历史性的会议，达成《合艾和平协议》，从此马共放下武器，走出森林。嘉化在这方面扮演的积极角色，启动了和平之路，他的这一巨大贡献是永垂青史的。虽然他不是直接的谈判者，但在马哈迪的同意下，他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色，马来西亚独立斗争也写下完美的句号。这就是嘉化峇峇鲜为人知的一面。而这个精彩的篇章是在阿都拉西迪的回忆录《抗英战争与和平》中一一显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