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祯禄到林苍祐

不久前，马华公会首次为创党人陈祯禄举行公祭，目的不外是提醒马华党员要“学习陈祯禄精神”。
到底陈祯禄的精神意味着什么？不是本文探讨的课题。但我们有必要回顾马华在独立前后的人事变更与对策略的争议来厘清一段史事。这涉及了陈祯禄与林苍祐的既合作又斗争的恩恩怨怨。也正由于两人的决裂，也改变了马华的格局。然后马华这一路走来，总是被林苍佑的阴影笼罩着，挥之不去，一直到1990年林苍祐息政后才停止对峙；而在千禧年后又来一个逆转，终于把林苍祐的肖像置放在陈祯禄的旁边，承认第二任总会长的“历史地位”。

陈祯禄（1883-1960）是土生土长的峇峇精英，纯粹受英文教育。1923-33曾出任海峡殖民地议员，日侵时避难印度。1945年日本投降后重返马来亚，一度领导左右派组成的《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向英国争取各民族应有的平等地位，甚至发动“罢市”（1947年）向殖民政府抗议和交涉。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议》在不令陈祯禄满意下生效；及后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导致全马华人被赶入“新村”，生活苦不堪言。有鉴及此，陈祯禄以66岁高龄在1949年领导成立马华公会，以协助陷入水深火热的新村华人。在1953年，他领导马华与巫统合作，组成联盟，遂使马华具备政党的条件。

生于1919年的林苍祐比陈祯禄小36岁。他同样是土生土长的峇峇精英，纯受英文教育，留学英伦。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林远赴中国重庆担任军医，1947年返国。1951年被英国委为槟城殖民地议员；同年发起组织“急进党”，鼓励党员参加市议会选举胜了36席，奠定从政地位。1954年应陈祯禄之邀加入马华公会（让急进党自行消失），备受重用。基于两人有同样的背景和思想，决心壮大马华公会，因此他们两人成了林连玉的华教运动的有力支持者。

虽然林连玉事件（1961年公民权被递夺）与陈祯禄和林苍祐无直接关系，但后两者的斗争却牵动整个局面。这事起于林苍祐，在1958年的马华改选中一举击败陈祯禄（89对67票），登上马华第二任总会长。年迈的陈祯禄欣然接受并支持林苍祐挑起大梁。讵料不甘失败的陈修信（陈祯禄公子）反戈一击。陈祯禄在“血比水浓”下转向支持陈修信，终于导致两人“反目成仇”。原本是“陈林合璧”的组合变成“父子兵”上阵夺权成功（1959年大选，东姑摈弃林苍祐的坚持席位数目的强势领导，取用陈修信推出协商性的候选人排阵）。这样一来，马华公会的历史被改写了，也启开“父业子承”的年代。虽然自此而后，林苍祐的历史写在民政党内，但就华人政治家而言，陈祯禄不是唯一的一个，下来的应该是林苍祐，毕竟他是第一个华人改写了槟城的历史。相比之下，他可以和陈祯禄相提并论。

种族政治的演变

究竟从什么时候起，种族政治已开始萌芽？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马来亚出现了以种族为主导的政党，但它们并没有刻意渲染种族政治，更没有利用政党来排斥其它种族。例如战后分别出现的马来国民党（或称之为马来民族党）及马来亚民族同盟党，在组织上有种族之归纳，但推行的政纲具以马来亚争取独立和推动民族主义运动（解放运动）为主导，因而在英国殖民地眼中它们被划分为倾左的政党，而不是种族性政党。正因为这样，英国在1948年迫使马来亚民主同盟党（总部在新加坡）自我停止操作，较后也逮捕其积极活跃份子，指他们有亲共的倾向。同样的，在1950年被查闭的马来国民党也被指被共党渗透。这就是说，英国检验政党的尺码是以共党（包括亲共和容共）和非共党为准则。

至于在1946年成立的巫统，它最初喊出马来人大团结的目的是为了反对英国在同年准备推行马来邦联（Malayan Union）政制。这个政党是由拿督翁发起的。他以其高尚的地位（时任柔佛州署理州务大臣）及其亲英态度取得了英国人的信任，被视为非共政党。英国也就乐意与之合作，在1948年初，达成“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其用意是要争取一方来压制另一方（左翼力量），马共也因此在这一年中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就在拿督翁取得胜利后（促使英国与之合作维护苏丹地位与马来人特权），他所思的下一个步骤不是走种族主义路线，而是力促巫统打开门户，容纳非马来人入党。因为他期望成为全民的国家领导人（他的野心是要在国家独立之后成为全民的首相）。不料他的建议受到巫统党内其它人士的反对，也就无法被接纳。在愤怒之下，他于1951年离开巫统另立马来亚独立党，较后又改名为“马来亚国家党”（Parti Negara）。这个政党虽然以马来人为主，但也收容其它种族在内。例如马华公会创党人陈祯禄也受邀为此党主持开幕，并一度倾向拿督翁；又如槟城的橡胶大王连裕祥一度是这个党的副主席。

可惜的是，在1955年（独立前）的走向自治普选时，拿督翁的国家党一败涂地。崛起的是以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的联盟。由于局势的转变，拿督翁大权旁落（原本大选前他是英殖民政府内阁中的内政部长），东姑阿都拉曼（1951年取代拿督翁成为巫统主席）成为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两年之后，马来亚独立，东姑升任首相，内阁部长尽是联盟成员。

由于这一格局形成，马来亚开始了以种族为归类的政党，在分化下又整合。但这个整合是上层的合作，中下层仍然是“个自发展”和各自表态。

如果拿督翁当年成功让巫统开放门户，则我国的政治历史也许会改写。他的失败也判定我国种族政治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尽管如此，以三党合成的联盟，也不能过于明显的打种族牌，而是打发展牌及和平共处牌。因为联盟的敌对党，尤其是社阵（独立日时，由左翼的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打的是社会主义牌，以有别于联盟打出的资本主义牌。于是形成了左右派之争而不是种族之争，即便是打出宗教牌的回教党，也不是打出种族牌而是走如同印度尼西亚的“纳沙贡”路线（所谓纳沙贡是指宗教、民族主义和容共的三结合）。这是因为领导回教党的巴哈鲁丁医生（原是被查禁的马来国民党领袖，也一度与波斯达合创人民党，直到1956年被回教党请过当党主席）具有左倾的社会主义思想。
经过1959年的大选后，仍然没有明显的种族政治在主导政治。在执政党一边努力维持三党的合作，在反对党一边则努力表现出其多元性。比如走左翼路线的劳工党，便推出马来人依萨为主席。又比如后来从马华分裂出来的民主联合党（1961年）也是推出再邦阿比汀（原拿督翁的战友之一）为主席。还有在1965年蜕变成民主行动党（原属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分流）的领袖也是以印度人蒂凡那为主导。凡此种种让我们看到不论是执政党或在野党，都意识到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1963年成立）是多元种族社会，搞种族政治是行不通的。

不过，1969年的大选结果，却成了我国政治的分水岭。换句话说，惨痛的“513”种族冲突的悲剧终于使到政治大洗牌。巫统的权力的转移（由东姑到敦拉萨）和全面的主导政府不但突显了马来人决定维护政治领导权，也决心提高马来人的经济地位。新经济政策的出台和其它政策的推行也就接踵而来了。在新的政治冲击下，所谓左右派的斗争已划上句号，也没有再强调阶级斗争了。
每个政党，包括执政党成员及反对党都因政治形势的逆转而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走向族群政治。
族群政治一旦被渲染开来，它意味着每一个政党都努力守住自身的族群势力范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直在慨叹国家独立近五十年来，种族政治还是挥之不去。

我与南方朔的对话

本月初，与知名政论家南方朔进行一项访谈不是与他讨论国际大事或国家大事，而是透过他个人的阐述写作的心路历程来剖释他的内心世界。

原名王杏庆的南方朔是“半路出家”的时评人。原本是搞自然科学的台大森林系研究生。在70年代初期笔锋一转投进波澜壮阔的政论天地，使我想起鲁迅弃医从文；郭沫若不行医搞文学论政的半路转行，结果他们离开了“本行”，竟在文化界迸出一个春天来。

虽然我无意拿南方朔和两位知名作家相提并论，但从他身上我看到一位妒世愤俗的青年，带着新左派的愤怒情感，对时局进行批判性的揶揄和挑战，以追求一个他的理想的社会。因此年轻时他办杂志投身报界，以个人的洞察力写出一篇又一篇的评论。由于当时面对政治的压力，他用了多个笔名发泄他个人对政局的不满。直到报禁解除后，他为民主自由而欢呼，也曾经为陈水扁的上台而苦口婆心提出“金玉良言”，希望台湾民主朝健全的方向发展，但近年他又为阿扁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误和台湾政局的乌烟瘴气感到失落。

他的失望与无奈也是与许多时评人的感受是一样的。表面上看来是“笔扫千军”，有时甚至可以令人振聋发聩，读后拍案叫绝。但做为只论政不参政的写作人却无从改变一个又一个你认为不合理乃至荒谬的失措，因为当权者绝大多数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把时评当作一回事。

尽管如此，南方朔从来没有因为他的“改行”而后悔。他享受目前的写作生活。从台湾到香港乃至马来西亚，几乎从未间断地把他的渊博的知识公诸于世，为的是要证明知识是一种力量；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足以唤醒世人累积起一点一滴的不满，以便在适当时作出改变。

南方朔说，一个民族的自强在于不断学习和掌握知识。犹太民族影响力遍布全球是他们用知识征服了世界；同样的海外的华人也要具有这种好学不倦的精神，利用时间吸收经典著作，从中会有挖之不尽的学问，而用诸在现实生活中。就南方朔个人而言，“书到用时不恨少”。这是他给人的一种印象。因此他不讳言记忆力特强，可以下笔如神，引经据典自不在话下。他不需要做笔记，因为他的脑子是一部“活字典”，竟然可以将浩翰的经典著作藏在心中而过目不忘。随手拈来，挥之成章，更令人惊讶的是各类课题又是论之头头是道，非常人所能及。

问他有没有崇拜的英雄，他例举古巴革命英雄切古瓦拉（在玻利维亚被击毙化身成为这一代人的偶像）及现任委内瑞拉总统查维兹（用民主革命手段反抗美国霸权）是他的偶像。

再问他对马来西亚华人有何寄望。他说一是要用知识武装自己，就不怕被边缘化；二是一定要多生育，人口太少就争不了出头天。就这两句话，点出问题的症结。

政治宗教不应干预衣装

世界不断在变化，人类也不断在进化。最能体现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潮流的莫过于人类衣着的改变。但也因时因地而异，比如在沙漠地带因风沙关系，那里的人包头包身作为抵御之用。目的在于保护身体不受侵袭。久而久之，由于宗教带来的约定俗成，终于成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宗教的特征。

虽然如此，在世界潮流的冲击下，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尤其是在离开沙漠地区和宗教习俗浓厚的国度时，人的衣装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最能反映出时代感的地区和国家莫过于被列为欧美的体系；接着亚洲太平洋国家也亦步亦趋。就因为在所谓的自由世界里，人的衣着也自由起来而变化多端，呈现一片的缤纷彩色世界，令人目不暇给。

可是，我们也发现到，因为政治的关系也直接影响人的服装和外表。这叫着政治干预生活。举例来说，当中共在1949年解放中国时，国家逐渐的纳入单元政治，一切以政治主导。因此在这古老而贫穷的国家，人民一旦翻了身，最主要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有衣蔽身，有粮可食，有屋可住，有工可做。但一切从简。自此之后，我们看到的中国人民皆大多数是白衣黑裤或蓝衣蓝裤，或单色的衣裙。女孩子的双辫子和单调的服装成了一个时代的特色。大家习以为常反而觉得奇装异服是怪怪的，只有外国人才穿。

曾几何时，在1976年之后，重新崛起的邓小平用“改革开放”四个字打开中国的大门，一下子所有西方的物质和精神都渗了进来，一步一步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最先反映的是衣着的改变和多样化。虽然它是循序渐进地与西方或中国以外的国家看齐，但古老的大地一旦吹进春风，再也不是单调的生活。直到今天，我们看中国的变化只要观察衣装的改变即可一目了然。整个中国也因之沉浸在多采多姿的颜色中。五颜六色点缀了人的生活，女性更是不遑多让，适度地性感起来。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政治减少干预生活或停止干预生活”，而是让每个人依其喜爱来改装自己，只要不是冲着对政治体制的挑战，都会被允许某种程度的个人自由。

反观马来西亚，它和中国刚好相反。原本是英国的殖民地，一切以西方为标准。自然很早就接受西方的服饰和对外表美的追求。即便是在1957年独立后，我们仍然没有放弃西方文化带来的影响。穿西服成为礼节，穿便装也西化，女性更是用时代的眼光来修饰自己的外表。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住在马来西亚的各民族都有穿着的自由。你可以穿民族服装，也可以西化，因人而异。政治不会干预你的生活。这就是说，政治是用来治理和批评国家和政策，不是用来约束一个人的衣装。只要不过于暴露，不是大胆到令人投以诧异的眼光。你觉得自在和舒服与好看，就没有人管你怎样打扮。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转入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宗教的因素却成为干预人民衣着的一道指令。最明显的莫过于在吉兰丹执政的回教党一而再，再而三，用宗教通过政令来制定一道又一道的谕令。先是禁止女艺人表演（不准抛头露面），继是明令男女在公共场合分开。接着在最近又为该州的人民制定衣装，回教徒该怎样遵守，非回教徒又该怎样穿着，否则罚款示戒。

其理由竟然是可以减少社会问题。州务大臣聂阿兹更这样说：发生强奸案的主要原因，就是因女人穿得太性感。由此而言，性感是一种“罪过”。

我们不认为这样的论调可以成立。性感固然可以造成某些男士想入非非。但不是主要和絶对的因素。日本、香港和台湾开放的社会，女孩子够性感了吧！但不是性侵犯最高的地区。因为人们都习以为常，也不好奇，即使色情片和杂志大行其道，那又何妨？理由是智识开放的社会，人们都有一套道德规范，不是一见性感的女人就要。

因此归根结底是教育的问题，不信我们看看一则《星报》的报导说，浏览色情网站的网友大多来自东海岸的地区，包括哥打峇鲁。这一下子便驳倒聂阿兹的说词，揭开来不外是因吉兰丹州政府的禁闭手段，反引致人民从其它途径来一览外头的“世界”。可以这么说，如果吉兰丹的人民都走回中世纪的年代，则响往外边的人会越来越多。毕竟时代已走向高科技和电脑化，不是用政治手可以阻止得了的，除非我们采取驼鸟政策，无视外边的世界，不然政令怎能禁锢人民往外追求？

再说，吉兰丹也不过是马来西亚一个州，在人民来往通行无阻下，单独一个州想用宗教缚束人民的衣着，实在是匪夷所思。如果回教党执意要对人民的自由给予这样或那样的约束，不但是对宗教宽容的违背，也是对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侵犯”。这样的倒行逆施的政令，只能让人感觉到政党在利用宗教推行“违反”人权的政令。其实，让人类在衣着上自由一点，让女人美丽起来，让女人在不过份暴露底下展示她们的美丽，整个社会也会充满活力。岂不更好？

在两个对比之下，我们看到中国从单调走向彩色世界：

因为政治不干预人的衣装；反之吉兰丹则要走单调路线，因为政治加宗教干预了人的衣装。


其实，回教党这样做是使自己与其它族群隔离起来，又怎能让非回教徒对它产生亲切与好感呢？真希望华裔的回教徒党员能向它的领袖晓以大义，不要再故步自封，自以为是了。

人联党转危为安？

眼看一场恶斗将无可避免，讵料最后的努力却告“和气收场”。这是成立于1959年的沙朥越人民联合党内閧戏剧性的一幕。虽然干戈已止，但前路布满荆棘而且暗流汹涌，谁也难以预测未来两年的变化。

翻阅人联党的历史，过去有三次内部的严重危机，所幸都能转危为安。第一次发生在1965年，高举社会主义大旗的人联党领袖，参加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发起的马来西亚团总（反对党阵线），引致党内左派的不满，甚至造成党主席王其辉及秘书长杨国斯等重量级人物辞职。最后终告收回，风波平息。

第二次发生在1978年，党国会议员不支持林吉祥在国会的动议，被认为不支持“独立大学”的创办，遭党内其它重量级领袖（以田绍熙为首）炮轰党领袖。经党中委会议后，接纳杨国斯解释，支持创办独大，但不在国会中提出。消弭一场险酿分裂的危机。但不可避它的是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另一派系在张守江领导下，造成党内分裂且引进民主行动党参加选举，结果后者无功而返，稳住了人联党的地位。

第三次发生在1987年的“明阁事件”。人联有4位州议员参加阿都拉曼耶谷（州元首，前首席部长）倒现任首席部长泰益运动。由于事件曝光，首长宣布闪电大选。人联在开除4名州议员后再一次取得胜利。

今次也就是发生在2006年沙州大选后，人联党在华人选区惨败（输掉8个州议席）。党内另一股势力在刘贤镇领导下推动倒党主席陈康南运动，接着又获得黄顺舸（州部长）等人加入行列，一时声势浩大，变成两大阵营对峙。所幸在前主席黄顺开斡旋下，暂时揠旗息鼓。

陈康南的领导危机在本届大选后充份暴露出来，主要是指他已缺乏领导魅力，不敢据理力争，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终于被华裔选民狠狠教训。

原本在1980年加入人联党的陈康南，是乘直升机三级跳成为党领袖之一，先后出任党中委及州部长；更在1996年取代黄顺开成为党主席兼第一副首席长，可谓官运亨通。此外，他也与首席长泰益结成亲家（女儿下嫁对方公子）。初期被认为亲上加亲；现在被党内其它人视为政治包袱。最大的诟柄是大选后连古晋南区市长也失掉了，成他被攻击的弱点，换句话说，担任党主席10年后，康南已被认为失去政治光环，领导不力，有须急刻下台换班。

若无意外，将来的接班人是现任州部长黄顺舸。不过按协议（陈康南2008年引退）时间表是两年后的事，而当务之急是人联党要不要改革，如何取回民心？维持原状也许带不出一个新形象。或者党所成立的“前进阵线”（改革队伍）交给黄顺舸领导，陈康南逐步引退，让新人新风气带来新形象。否则行将到来的国会大选或等不及人联党的改头换面。

东西马对国庆日的诠释

东马的人民一直不能理解为何他们在1963年9月16日才成为独立国的一部分而却要与西马人民一样接受马来西亚的独立已是49年，明年就要第50年了？因此他们争辩说马来西亚立国应从1963年算起，至今是43年而不是49年。

这六年的差距原本也没有什么好争辩，但东马人就是心里有些不服。理由是他们在1957年时仍是英国的殖民地，为什么要添加六年呢？

其实，这是有历史由来的。这一段历史也是与世界政局的演变分不开的。首先是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8月31日取得独立时，新加坡就被切划开来，继续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在当时尤其是左翼的斗争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而是努力争取马新的统一，因为他们认定马新原本是一家的，不应该被分划。在这方面新加坡自治政府（自治不等于独立）在李光耀领导下，也希望纳入马来亚而成为独立一邦。可是马来亚联合邦有所顾虑，不希望单只新加坡加入而改变了种族上的比例。

在这方面，英国就有更远的考虑，在准备放弃新加坡时，也想到东马（当时称为北婆罗洲，主要有沙巴，沙劳越及汶莱）也一并拉进来，改名为马来西亚联邦。如果此议行得通，马来亚联合邦不但可扩大其版图，而且英国也可卸下一个政治包袱（被指责在海外保存殖民地，无视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解放运动）时，仍然享有经济上的利益。

就这样，英国把政治权力交给马来亚联合邦，而保留其经济既得利益。在经过一场角力战后，英国终于促成马来亚联合邦扩大称为马来西亚联邦。

当马来西亚于1963年9月16日正式诞生时，它不算是一个新生的国家的降临，而是意味着马来亚联合邦扩大面积并改国*。由于有了英美的支持，马来西亚很快就得到国际的认可，包括联合国。

在这样的情况下，东马和新加坡算是加入马来亚联合邦，但易名为马来西亚联邦而取得独立。这种安排固然有违左翼要求的北婆三邦先独立才来与马来亚谈合并事，但改变不了的是英国交由吉隆坡牵制这个改名的国家的政治机制。也因为在马来亚联合邦看来，是由它带领东马及新加坡加入独立行列，自然没有理由改变国庆日，也不可能推迟其独立日。因此从那一刻开始，马来西亚联邦其实是马来亚联合邦的新版。至为重要的是马来西亚宪法是以马来亚宪法为蓝本，修改和增加的条文及协议书，并没有在实质上改变制度结构。例如政治的权力转移到马来亚联合邦执政党（联盟，以巫统为主导）手上。国家元首依然采用原来的轮任制，即由九州的苏丹每五年轮任，其他没有苏丹的州不能轮任国家元首。尽管后来因条件不合，汶莱没有加入及两年后（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自行独立，但也没有改变马来西亚既定的政治格局。

这就是说，马来亚的独立日也是马来西亚的独立日。虽然直到今天东马（沙巴和沙劳越）的人民与西马的人民存有不同的想法，但他们无法改变这一历史事实。

就此而言，争辩独立日在1963年不是1957年是没有多大的意义。重要的是东马的人民有没有感觉及享受一个独立子民应有的地位？成为马来西亚人他们快乐吗？他们是不是比独立前活得更有尊严？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沙巴和沙劳越与西马有不同的政治生态；但他们也得和西马人民一道面对同样的政治环境和政治秩序乃至压力。在今天，不论东马人民喜欢与否，他们和西马人民的命运已是交织在一块，所谓荣辱与共。换句话说，他们与西马人民的政治选择权并没有什么差别。套用一句政客常说的话：“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就要珍惜拥有的一切和争取应有的权益和力争实现一个公平与合理的社会。让我们一道以开朗和无比的勇气来迎接行将到来的独立50年带来的挑战。因为国际社会正在注视马来西亚如何调整步伐，创造和谐社会而与全球化的时代接轨。

对“分而治之”重新诠绎

历史学者邱家金教授提出一个看法，否定英国在占领马来亚期间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相反的英国曾努力促进各种族溶入马来亚的政制，但功败垂成。

在某种意义上，我同意邱教授的分析。因为如果我们从英国人介入马来亚的那一天开始（1786年），它的主要目的是动员更多的人民和引进大量的外来移民开垦这块处女地，以为英国统治集团谋取财富和经济上的利益。

因此在首100年间，英国几乎集中力量经营槟榔屿、新加坡和马六甲，后来三州并成“海峡殖民地”。只有在100年后英国才在不同的阶段介入联邦内陆政治，并在1914年完成对整个马新的统治。由此看来马来亚的特殊情况（内陆各州有各自的小王国）并没有使到英国有权力全面对族群进行分化。

不过，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被灌输的思想是英国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以致不同的种族被分划开来生活，甚至产生矛盾与冲突也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幕后鼓动的。在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后，这种归咎于英国的指责有增无减。不论是左派或右派的政治人物，总是喜欢把马来亚族群的分划的责任推给英国人，以顺应反殖民情绪和思潮。

事实上，如果我们客观看待历史，族群的分化是自然的倾向，不具有政治目的，也不是政治阴谋所造成的。邱家金所提的印度族群的自我分化的例子，在华人社会更加明显。因为早期南来的华人都自然而然的自我归类，以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守望相助。如今存在的许多乡团和宗亲组织证明早期的华人是通过这类组织被保护和寻求发展的空间。这与所谓对殖民地统治者“分而治之”的指控是扯不上关系的。

恰恰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英国人急切推出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政制则是希望以平等的地位拉拢马来亚各民族生活在一道。可惜的是英国的政治议程（反共为主因，非种族政策）得不到广泛的支持，尤其得不到左派的支持，被认为不符合追求独立自主的政治议程（指控英国仍维持殖民统治。只赋予政制形式上的改变，是换汤不换药的殖民主义统治）这种不同的政治议程的对峙导致马来人的大团结。在1946年组成了巫统，坚决反对“马来联邦”，反对削弱苏丹地位和不保留马来人特权。

这样一来，形势急转直下，英国人考虑到的是反共是大业，一寸也不让步；特别是眼见亚洲大地有赤化的危险（中共在战后势力不断膨胀）也就改弦易辙转向与巫统商谈权力的过渡。这种对左翼势力的排斥显示了英国主要担心中共势力坐大而壮大马新左翼势力。巧合的是这股势力也以华人为主，华人也就成为政治地位被忽略的一方。

换句话说，英国人对付左翼乃至共党的政治战略在国际局势影响下，变成有种族性的导向。也许不是它的原意，但它的防共和反共政策铸成了今日的政治格局。

本栏上周日“人民进步党今非昔比”一文中第六段提及“1978年人民进步党加入联合政府”实应“1972年”之误，谨此补正。

两个“阿头”踢到大石头

无独有偶，先是槟岛市议会主席阿武峇甲因一时失言，引起“公愤”；后是威省市议会主席阿利斯的手下“快手快脚”拆庙宇，引发冲突而遭致“责难”。由于两案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先后爆发，不仅成为街头巷尾的一人一句的责骂，而且媒体也不放过时机，大加鞭伐。一时之间，江河滔滔，涌向两位主角。他们不幸成为被痛批的对象。当然这与巫统大会的言论风波绝无关系，但巧碰上同一个时间，小市民的怨气也就找到突破口哗啦哗啦发泄出来。

更巧的是，两位主席的名字都是“阿”字带头，我们姑且把他们称之为“阿头”。这一回“阿头”双双踢到大石头。

此话怎讲？原来第一块大石头是槟岛市议会主席不慎碰撞。市议会闭路电视的操作员把镜头瞄向女记者的下身而被记者揭穿。虽然报纸刊登出来的照片什么也没有看见，但坏在市主席一句“穿着性感”而惹祸。

持平而言，有关女记者的穿著朴素得体，东看西看一点儿也不性感，不知为何贵为主席会出此言？当媒体大事报导这宗新闻后，市主席有些儿招架不住，学了一套回应的招术，大意是说如果你认为我说的话有所冒犯，我谨此表示歉意。

道歉之后，自然还有余音和不满，但声量已大大减少。正是乌云来得快也消得快。至于善后事自然是调查操作员的失当行为。结果如何，已无关紧要。因为阿峇武甲及时的sorry。

有趣的是，另一场风波也把“视线”转移开去。顿使阿峇武甲松一口气。

这一回轮到威省市议会主席碰上大石头，反弹力之大，也许出乎他意料之外。因为这涉及了宗教的敏感课题，不是“女性尊严”的问题。

宗教经常能左右人的情绪，难怪一下子沸腾起来。所幸这宗事件在州政府的“快刀斩乱麻下”，使到情绪逐渐平和下来。解决方案是：“暂准留原址，但须另觅地搬迁”。换句话说：“易地为良”。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各有说词。有人说，从法理上讲也不能全怪市议会，因被指图测未准。但谁又应负起责任呢？众说纷云，莫衷一是。

虽然我们不知道结局如何圆满收场，但我们认为相关人士应有一个合理的说情，用真相解决问题。

从上述两宗事件来看，我们顿时悟出一个大道理，那就是在小范围和不牵扯大局下，传媒还是有角色可以扮演的。让各方言论纷纷出笼。尽管有人会说这样也叫“新闻自由”？但我们有时也不得不阿Q一下：我们如果不“珍惜”这样的“新闻自由”，抒发老百姓的“心声”或某些做官的辩解，我们还能走多远？”

因此，只要我们不苛求，“新闻自由”不是一样发挥得“淋漓尽致”吗？说实在的，我对连日来的大篇幅报导感到“民意或官话已得到舒展”，大人物也好，小人物也好，都来凑一份热闹。而且也公平的让当事人有辩解的机会。这样的“自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管它是小事或小题大作，“自由”不是在眼前幌动吗？

那些指责没有“新闻自由”是指在政治上的自由，可以针对大事和大人物的言论进行辩论和批评，不是拿“非政治事件”来曲解“新闻自由”的定义。

我们不能否定这样的大道理，但老百姓一般上的要求也许不高。他们心中的“民主和自由”有时候也会退而求其次希望在非政治课题能够大鸣大放。例如这次对两个市议会的“炮轰”也就是有选择性的批判。

这样也好，至少我们还能借助报章来“小打小闹”；至少我们也看到传媒产生“舆论”的压力，可以把某些被认为不合理或出格的行为端正过来，不至于各走一方。

写到这里，终于明白一件事，那就是话不可失言，行不可过硬，有必要谨慎行事，尤其是当官的要有先见之明，他们并没有一个硬后台，有的是“沉默的老百姓”。但“沉默”不等于失声，有时也会吼怒起来表示不满。因此为官之道在于凡事需在“情理之间”操作，所谓法律不外乎人情，不能把两个字拆开来使用。小心前面有石块。

人民进步党今非昔比

最近，人民进步党又有“创举”。这一回是党主席卡维斯在11月19日的槟州党代表大会上主动提出要和民政党合并。其中原因被推论是希望下届大选，民政不要“拿回”太平国席，好让他再次上阵。

我们不谈论两党合并的可行性，因为它注定是无法完成的，理由是如果基于个人因素谈合并，那是不具备现实基础，也是一厢情愿的“投石问路”。

为什么与民政党差不多同一个时期（1971-72年）参加联盟的联合政府的人民进步党会面对今日的窘境？换句话说，今天的民政党仍然维持在国阵中的重要地位，保住槟州执政的主导地位而人民进步党不能保住它在霹雳州的优势，甚至政治地位大不如前？这对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政党来说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值得从政人士有所警惕。

原本在1951年的时候，这批人是隶属于霹雳劳工党的，但在1952年因对引进陪审团有不同意见。在S.P及D.R辛尼华沙甘两兄弟（均是律师）的带领下，于1953年成立了霹雳进步党。1954年这个党加入了联盟并参加地方议会选举。DR辛尼华沙甘先拔头筹，中选怡保市议员，不久与联盟闹意见，脱离联盟自行上路。参加1955年（独立前）的联合邦竞选，却告失败。1956年将党名改为“人民进步党”。1957年机会来了，因马华梁宇皐出任马六甲州长（州元首），其留下的怡万选区进行补选，DR一炮而红当选，成为议会内两位当选的反对党议员之一。由于辩才出众，赢得“反对党先生”美名。

1959年全国大选，人民进步党赢得4国8州议席。1961年更夺得怡保市议会执政权（16席对联盟2席），由SP出任市议会主席而后提升为市长。1964年大选受挫，仅赢得2国5州议席。1968年DR不幸逝世，国会顿失耀眼政治明星。虽然如此，在1969年大选，再次抬头，赢得4国12州席，SP领尽风骚。1978年人民进步党应邀加入霹雳联合政府而成为国阵一员。除SP出任行政议员外，进步党人仍担任市议会市长。1974年大选，噩运当头，人民进步党阴沟里翻船，被行动党打得落花流水，只得1国2州席。SP连失国州议席。1975年SP突告逝世，人民进步党辉煌不再而是往下沉沦。

霹雳州选民曾热情拥护人民进步党，但拒绝它加入国阵。它被认为已无角色可以扮演。更授人话柄的是在1985年马华党争结束后，梁派的麦汉锦一度出任人民进步党主席一个短时期，继后更出现所谓团运头头郑安泉入主人民进步党，使到党的形象一落千丈。一直到1993年卡维斯当家后，人民进步党才让人民感觉像一个政党。可是在现实变化下，人民进步党已来到十字路口，才有所谓“合并之议”。但这样的建议又是为了什么，卡维斯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我们只能视为一场没有结果的政治游戏。

“政治世家”与“家族政治”

“政治世家”与“家族政治”表面上看来可以混为一谈，其实两者之间可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一般上我们所理解的“政治世家”是指这个家庭的精英份子在大权在握后，又培养他的下一代也成为政治人物，进而希望有朝一日取其位而“光宗耀祖”。在这个过程中，若属于民主社会就要经过一番挣扎才能登上高位；若是属于封建王朝或专制社会，就会钦定自己的下一代成为接班人。例如朝鲜的金日成传位于儿子金正日。

对于前者，有两个例子是可以拿来评论的。在外国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印度的尼赫鲁家族。在他争取印度独立（1947年）后出任总理，及后又把总理位传给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1977年，甘地夫人选举失败，三年后卷土重来，又于80年代重掌政权，期间遭受暗杀。接任其位的是她的儿子拉吉夫，可惜拉吉夫又遭暗杀，尼赫鲁家族间中再失去政权。这是民主选举中的一场考验。真没想到，印度国大党在拉吉夫夫人索尼亚主持下，又于两年前重掌政权。

碍于她是意大利藉人入主印度主流，她宁可放弃出任总理而推举国大党元老曼莫汉星出任总理，守在幕后发挥影响力。这种甘为“后台”不坐“前台”的政治人物有先见之明。如无意外，估计下一任总理将会是她的政治明星女儿登台亮相。

由此来看，尼赫鲁家族已把政治当成家族的奋斗目标，但这一切不是“世袭”，也不是从空而降，而是要经过激烈的民主竞争才能脱颖而出。如果失败了，他们就会被排斥在政治主流之外。
在国内方面，拿督翁家族是最典型的。他在1946年开创了巫统，为“政治世家”掀开第一页。虽然在1951年离开巫统另创“马来亚独立党”，及后又改名为“国家党”，可惜功败垂成，与首相职擦肩而过。

在1962年逝世的拿督翁，其家族并不因此“沉沦”下去，反而是在时移势易下，在70年代被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将其遗像迎回巫统，标志他的创党人的历史地位是不因政见分歧而被否定的。

抑有进者，敦拉萨在1971年掌权后，便召回拿督翁的公子胡先翁加入内阁（他原本跟随其父亲离开巫统，屈身在政治主流之外）。这一召唤给胡先翁带来政运的转变。就在副首相伊斯迈医生于1972年病逝后，他被敦拉萨委为副首相。当1976年敦拉萨病逝，开始了胡先翁掌权的年代，成为第三任首相。

虽然1981年胡先翁宣布退隐政坛，但他显然已奠定了“政治世家”的地位。他的父亲不能完成的美梦，在他这一代实现了。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巫青团长兼教育部长希沙幕汀就是胡先翁的儿子，这种一门三俊杰的“政治世家”已告出现。

不过，在他们斗争的过程中不是通过上一代直接提拔下一代，而是通过其它领袖扶持一把上位。这之中父亲留下的“政治遗产”固然有重要的因素，但不是绝对的因素。例如胡先翁是敦拉萨提拔的；希沙幕汀则是马哈迪医生提拔的。他们之所以能形成“政治世家”是因为他们的出身和背景，不是常人所能及的。

非常遗憾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人竟然“邯郸学步”，不自量力，以为既然大头们可以形成“政治世家”，为什么他们不能呢？于是他们扭曲了政治道路上应有的“政治道德”，迫不及待地为私利而自我形成“家族政治”。例如最近成为报章热门人物的查卡利亚家族就是典型的一例。他不但枉顾法纪，而且也把儿子和媳妇送入市议会。这种不通过人民选举，却采用“持权”委任亲属做官的当然不仅是“查氏家族”个案，而是大有人在。

根据我们所知，在政党内，也有人纠集了亲朋戚友组成一个分会，统统都是自家人包办重要职位，以争取出位成为中央代表，企图再通过这样的势力促使党领袖分得利益。

有的更是离谱，同属一个大家族就控制了党的数个区会，手中拥有一定数量的“中央代表”。目的当然是要争得一官半职和有利可图。这种不是出于为人民服务的从政者比比皆是。他们形成“家族集团”，建立“家族政治小王国”来影响上头提供利益。我们把这类的私利份子归纳为搞局的一群，罔顾政治道德的基本要求，把政治搬回家。这样的“家族政治”只会给党国带来羞辱和一连串的笑话，它怎能与“政治世家”相提并论呢？政治领袖焉能让“家族政治”污染政坛？

“查氏家族”到底有多少个？

这些日子来，政治上“滚”出来的花样令人瞠目结舌，还错以为是生活在封建时代。

我所说的“封建时代”是指我们在电影或电视中看到的镜头，而痛恨某些官员颐指气使，目无法纪的作威作福。他们之中有者因为山高皇帝远，也就自命不凡地为所欲为。

真没想到，在现代的民主社会中，我们还是惊异地发现存有这样的官吏。他们用政治上的权力建立了“家族体系”，而且发挥得淋漓尽致，让人叹为观止。远的不说，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查氏家族”，确实令人大开眼界。

首先不查还不知，一查底下就抖出一座“查氏皇宫”，建在与平民屋相近的地区，显得“鹤立鸡群”，好不威风。据说华厦楼高四层，共有17间房，估计耗资8百万元。

本来这已经够叫附近居民眼红了，更难令人置信的是竟然不呈图测就是“堂而皇之”建立起来。
当各报竞相报导后，恶评四面八方涌来，当事人一时之间也有些“有恃无恐”，尚且振振有词说别人也是这样，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可是“别人归别人”，自己也是州议员兼市议员，不能说不懂法律这回事。为什么法律上规定的事可以藐视？为什么不进图呢？按照斗升市民的想法和推理，即使进图也不会受到刁难，反正当事人本身就具有这个或那个影响力。

不是吗？报章又告诉我们，在同一个市议会中，不仅自己是市议员，连儿子及儿媳妇也是。“一门三进士”，齐齐做官，好不热闹。即使在家中，也有谈不完的课题，甚至可以开一个小组会议什么是的。连这么简单的避嫌事都“堂堂正正”的做，又何需什么遮羞布呢？也难怪可以在政府的土地上建立非法的沙爹屋（当局已谕令在11月23日拆除，且罚款一万元。这个数目对当事人来说，也是“湿湿碎”，无伤大雅。）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佛都有火”这句成语。不是吗，不但老百姓看不过眼，连苏丹也怒火中烧，谕令当事人觐见（不知为何当事人有此“勇气”敢于生病未如期赴约。事后在上司的指令下，才低声下气向苏丹认错。）

这一认错后也就缓解某些紧张气氛，但对于有人在其“皇宫”外抗议，他就十分不客气，也招来支持者对峙，又使到气氛紧张起来。甚至有人替他说好话，指他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时常帮助穷人云云。

我们听后也一头雾水，身为州议员协助居民是理所当然的份内之事，不能够如此来“合理化”其犯规之事；尤其是“明知故犯”的错误，更是难以推塘。

偏偏是我们的当事人也有绝招。就是在事件波浪式冲击时，他泪声俱下地说一个家庭这么多成员，自然需要大屋和多间房，不然可不够用。这样的牵强理由也可以派上用场，真是服了他。
其实，人民要知道的是真相。真相是为什么不进图可以建大屋（如果这样的豪宅也称是小屋的话，则政府兴建的廉价屋，不知要列为什么等级？大概是不算屋吧！只配形容为“鸽子笼”） ？

人民也想知道为什么在这么多平民屋的地区也可建豪宅，而且不止一间，算来算去至少有三间，都是市议员不进图的“杰作”。如果这种有样学样的“犯法”事也可以归为“大家都是这样做”，那么要市议会来干啥？让人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就得了吗？

人民更想知道，身为州议员，为何有此通天本领，可以把市议会当成家族成员寓居的场所？更想要了解价值不菲的豪宅是怎样建起来的？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相关的地方或州属内参杂在着许多不合市议会条规的建筑物，但如果以此为理由来“网开一面”，则民众的心理是不服的。不服的理由很简单﹕一单归一单，特别是市议员也把犯规当等闲事，岂不乱了纪法？

对此，我们不得不惊叹政治权力的伟大。只要手中有权，便可挥舞一番，而且舞得津津有味，但这样的滥权对于政党来说是百害无一利。若让这样的份子在党内通行无阻，并把“犯规等同吃饭”看待，肯定是党的累赘，孰可忍或孰不可忍？

我们确实无从知道，在政党内到底有多少个“查氏家族”的存在？根据我们了解，有政党内的区分部都是亲属串成一体来影响政治选举。也就是因为他们抓住了这点权力，使到上头“投鼠忌器”，造成他们罔顾法律和越轨，因此“查氏家族”的揭开也不过是冰山一角。

抓住时机制止种族言论

随着敦马心脏病的发作入院休养与阿都拉首相第一时间赶往医院探视，两雄之间的“舌战”估计会“偃旗息鼓”一个时期，而且“战火”也不会熊熊燃烧；相反的，两人之间有了一个“冷却期”。这里头带出了一个“情理”的大学问，换句话说，首相情字牵头，暂搁“理争”。抓住“见面三分情”的道理，自然会使到“气上心头”的前首相消消气。阿都拉的及时抓住时机，赢取了高分。跟着部长、高官和政界人士络绎不绝探病，与先前的“划清界线”有了巨大的转机。

虽然这不意味着两人的“恩怨”因之划上句号。因为两人争执的课题均是国家大事和政策的执行。马哈迪说了，这是“理的争议”，无关私人之情。可是如果我们倒回头来看，“情理”总是相随相伴。若只谈情，顾不及理，也就没有“情理”可言；反之若只坚持“理”字带头，情之不在，也就缺乏“情理”兼顾。因此，任何的争议和争辩，总是与“情理”相互挂钩。所谓争辩底下无好口，肯定大伤感情，最后是闹僵了关系而无以修复。这对国家和人民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如果他们两人能借这次的偶然“以情说理”，化解歧见，也就产生积极的意义，双方在情理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和支撑点。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因为两人的“失和”而衍生了后遗症，使到情势越形复杂而离题，更导致人民处在“十字路口”，不知那里是大方向。

先是出现所谓的“边缘论”和“首长轮任论”，继之是借“民族主义”招牌，讓种族性言论大行其道。最新的莫过于柔佛州务大臣阿都干尼的否定“马来西亚民族论”。他认为在现实底下，在族群的优势性底下，只有“民族主导论”而没有“民族整合论”。这对前首相为达致2020年宏愿列下的九大策略的首要目标是一种否定。

马哈迪在九大策略挑战中的第一条言明要建立一个拥有共同意识和分享命运的团结的马来西亚国家。这必须是在一个和平，土地完整与种族融洽，生活和谐及在完全与公平的伙伴关系上产生一个马来西亚民族，在政治上效忠与献身于这个国家。

没有人会反对或者否定这种愿景，它是一个长远的目标，也需要创造环境与条件与理想越走越近而不是越走越远。即使是现任首相也不遗余力要向这个方向前进。这宣示了两位首相的宏愿是一致的。只是在执行方面各有政策和不同策略。但遗憾的是因两人的“舌战”却有人趁机提出负面与消极乃至具有破坏力的偏激言论。这在马哈迪的年代是罕有的乃至未有人如此大胆出格，即使有，也一下子被否定和压下。对此，我们也希望当任首相发挥其强势领导，谕令所有不利国民团结的言论即时封口和改变思维，不然，我们又如何建立第一流和先进的思维与国际接轨？

刘少奇的奇特爱情故事

在中共领袖当中，相信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有过六次婚姻记录。虽然间中的离异与生离死别各有其理由，构不上重婚或所谓的婚外情的指摘，但不争的事实是刘少奇先后有六位夫人。也因为有此“记录”，刘少奇在文革时也成为他的累赘之一。

在战争和动乱的年代，一位参与革命的重要人物有数次婚姻乃不足为奇，但奇的是刘少奇是“堂堂正正”的先后拥有六名妻子。在中共领袖史上，也许他是第一人；也许是最后一人。这已不是“少奇”，而是“大奇”了。

刘少奇（1898-1969）的六次婚姻是颇有戏剧性的。不但显示了他的革命热情之高潮，而且也反映出他的精力是十分旺盛的。单在他的婚姻上或无人能出其右，从而证明刘少奇无时不刻都需要一位站在背后的女人支持他的革命，因而当他一离异后不久，便有另一位女人闯进他的心扉。

除开第一次婚姻于1917年（19岁）由母亲包办而不获他同意外，另外五段婚姻都是一个衔接一个的（按第一次婚姻也是很奇特的，刘用30亩地献妻子周氏以“脱身”，而周氏一生不嫁，直到1930年病逝）。例如刘的第二次婚姻是一位革命志士何葆贞。她在1922年邂逅刘少奇，两人一见钟情，半年后结婚。何葆贞在结婚前是在沙长与毛泽东杨开慧住在一道。她替刘生下三个儿女，即刘允斌、刘爱琴与刘允若。1934年何被国民党监禁而在监狱内牺牲（她的故事像杨开慧一样可歌可泣）。

就在何葆贞牺牲后的第二年（1935），刘少奇又再谱出新恋情。这一回竟是来自新加坡的华侨小姑娘谢飞。这就是说，刘少奇的第三位妻子是海外华侨。而原籍海南文昌县人的谢飞来头可真不小。她曾在新加坡的中共南洋临时工作委员会内工作，因此与中共领袖有所认识。当马共于1930年正式成立取代南洋临时工作委员会任务后，谢飞便于1932年回到中国搞革命。1934年她认识了刘少奇。经邓颖超（周恩来夫人）撮合，两人在1935年结婚。婚后两人性格不合而于1940年仳离，没有儿女。

当然谢飞没有再回到新加坡，而是继续干革命。解放后曾当北京法学会会长及政协委员。
很快的，没有了谢飞的日子，刘少奇又找到一位新对象，这一回的婚姻也给他种下祸根。当他在1941年迎娶年仅16岁的新四军护士王前时，刘已经43岁。“老夫少妻”也育有一子一女，男的是刘允真（刘丁），女的是刘涛。1945年左右，他们又告离婚。

离婚不久，刘少奇经朱德介绍，与一名叫王健的女孩子结婚。在朱德眼中王健是个人品娴淑、禀性文静的姑娘，很适合刘少奇。1946年他们结婚了。讵料婚后发现王健患有严重的健康问题，被送入东北疗养院。先后不到半年光景，刘少奇又离婚了。

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位才貌兼备的女子闯入他的世界，这个人就是物理学硕士王光美。他们在1947年结识，而在1948年结婚，两人育有四名儿女。

前后算来，刘少奇的不同阶段的妻子为他生了三男六女。但际遇各有不同，给刘少奇和王光美最大的伤害是刘与王前所生的女儿刘涛。刘涛本来是跟随刘少奇及王光美住在一起，关系不错。但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她成了红卫兵的急先锋，参与带头造反。这一年年底，江青召见刘涛及其弟弟刘允真去认回生母王前。她们在1967年初会见生母回来后，认为刘少奇真的对不起她们的母亲。经江青的唆使和提供材料，刘涛写了一篇极有杀伤力的大字报，指明道姓攻击父亲少奇对其生母王前极不人道，看不起母亲。在离婚后又不允许她们与生母见面。又指责王光美是个有野心的女人。

在文革时，女儿斗老子并非新鲜事。但刘涛的攻击文章把刘少奇形容成一个卑鄙和无道德的人，对她们的母亲进行专治，气得刘少奇直搥心肝。他万万想不到自己的亲生女儿会成为江青的一颗棋子，加入反刘大合唱，指责父亲背叛毛泽东。对于这一致命的打击，刘少奇及王光美始料未及（文革结束后，王光美再也不认刘涛，不让她与刘家兄妹共同生活）。

但在另一方面，因为刘少奇有多次婚姻，也留下把柄在“文革”时成为被攻击的“政治上的弱点”。不论出自任何理由，刘少奇也很难自圆其说。在共产党人看来，这是不严肃看待婚姻。在现代人看来，或被归为风流政治人物。也因此刘少奇再怎么说他的婚姻是光明正大与正常的，都无法在文革时使人信服。就此而言，刘少奇的一本经典名著《论共产党党员的修养》也难怪在“文革”时被抨得体无完肤。指他没有资格谈修养，更形容他的著作是一本“黑书”。

显然刘少奇也犯上一个错误，那就是在六十年代初期他春风得意时（1959年-1966年当国家主席），竟然让他的著作出版数量远超《毛泽东选集》。当“文革”到来时，又成为一条大“罪状”。

虽然刘少奇在1980年获得平反，但“文革”对他的责难已无法从历史中消除。刘少奇的历史地位存有争议，这或归咎于他在革命和建国的年代没有学好“做老二的哲学”。

批判阿扁的“政治道德”

台湾政局“乱成一团”。远因错综复杂；近因则全围绕在陈水扁一人身上，而陈水扁所代表的是一股“台独”的力量。这股力量在李登辉主政年代（1988-2000年）有迅速膨胀的迹象，最终在千禧年的总统选举时将棒子直接交由民进党的陈水扁推波助澜。

陈水扁是个不折不扣的“台独分子”。自从2000年入主总统府以来，就从未间断企图牵动民意走向，藉以制造一种强烈的印象显示台湾人民是支持他的“一边一国”论。而他所领导的“绿色”阵营也努力的去“中国化”，以期能出现一个不冠以“中华民国”而是“台湾共和国”的国号的台湾，即便在近期的政局纷乱中，陈水扁也附和了并强调修改宪政的必要性，于是“第二共和”的字眼便浮出台面了。
陈水扁之所以亦步步趋地要使“台独”具体化，除了是要落实民进党不易实现的目标外，也用来转移视线，以缓解要他辞职下台的压力。这也全导因于“驸马”不知收敛，竟而引火上焚触动了法律的禁忌，被指涉嫌“贪赃枉法”。

由于“驸马”毕竟与岳父有一层的隔离，以致“绿营”完全不赞同“蓝营”有关的倒扁运动；更不向中间势力的红衫队的“天下为攻”的示威低头，甚至引发了“绿营”的保皇运动应运而生。

正当局面陷入僵持不下时，陈水扁又面对夫人吴淑珍被高检署提控触犯“贪污及伪造文件”罪名。犹如一颗计时炸弹引爆。由于身为总统的陈水扁因享有豁免权，唯有留待任满后将被追诉。这一下子，陈水扁的反击和布署全乱了阵脚。

虽然扁嫂未定罪，能够通过法律程序进行抗辩，但在公义面前，阿扁却难逃“政治道德”的责任。所谓的“政治道德”是指一个从事政治的人，尤其是手握权力的人的公信力。如果一个人的公信力受到置疑乃至被指控为“政治道德已破产”时，他必须用强有力的说服理由来让人民相信他的政治道德仍然完整无损，才能化解波浪式的冲击。

可惜综观近些个月来，阿扁不仅未能消除民惑，反而让敌对阵营不断累积筹码，那是因为阿扁的“第一家庭”已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一案又一案的“排山倒海而来”。不论阿扁及扁嫂有何锦囊妙计和“有力证据”进行驳斥和抗辩，但这已属于司法范畴，需要时间厘清。现在的问题是阿扁该如何收拾残局？这个残局不是要等到第一“审结”才来收拾，而是全体民进党员，特别是立法委员如何看待陈水扁。换句话说，今天的阿扁是“党的宝贵资产”或是“党的负债累赘”？这已是到了不得不考虑的民众大事，不再是民进党的“家事”。

因此，民进党当务之急是迫使阿扁即刻“请长假”或向党请辞总统，以息众怒。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刘少奇与王光美

前中国第一夫人王光美于10月13日逝世，终年85岁。虽然她获得了官方的重视，有一个告别仪式于10月20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但在时移势易下，王光美的逝世也就没有什么回响，而是被中国人民以平常心看待。

王光美（1921-2006）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因为她在解放前夕邂逅了刘少奇。这段姻缘是这样形成的﹕出生于书香世家的王光美于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理科研究所，获得了硕士学位。她当时最大的心愿是赴美国深造考取博士学位，因此曾担任中共方面的“军调小组”的英语翻译，以提升英文水平。但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军调”夭折。王光美在不是很强烈的政治意识下，来到了延安（她比江青迟10年来到延安，江青是在1937年到延安后结识毛泽东而后结成夫妻），被安排在中央军委外事部门，得以有机会接近中共领袖。在一次杨家岭的舞会经毛泽东警卫参谋飞虎的正式介绍，王光美结识了刘少奇。就这样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擦出爱情的火花。在1948年，中共胜利的前夕，他们在西柏坡结婚。这一年，王光美27岁，刘少奇（1898-1969）50岁。在这之前，刘少已结了五次婚，但夫人不是逝世，便是离异，因此王光美成了他的第六任夫人。

虽然如此，老夫少妻的婚姻是美满的，但政治生活却是波浪式的，起伏难测。当1949年毛泽东解放中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刘少奇出任国家副主席。在党内经过一番斗争后，靠向毛泽东的刘少奇的地位也越形巩固。他成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1959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但保留中共主席），推荐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王光美也就成了第一夫人（这个称号也招惹江青的不满，伺机进行报复）。由于身份特殊，王光美曾一度光芒四射，她的年轻和才貌兼备配搭刘少奇成为少女心目中的偶像，也被万千人民投以羡慕的眼光。

也许是出于礼节，也许是想有一个较好的形象，王光美在随刘少奇出国访问时，穿上旗袍和戴上项链，显得高贵大方，但这一扮装也在日后给她带来灾难，也是她始料未及的。怪只怪中国的政治运动并非由刘少奇主导，而是以毛泽东的意念为依归。

就在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时，中国大地已沉浸在“大跃进”（1958年起）的亢奋中，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及人民公社）迎风招展。在急功近利下，出现诸多问题，包括弊端不断暴露。更严重的是，人民生活陷入困苦，一直到1962年经济危机才较为缓和。因而有所谓三年灾害之说（1959-1962）。也因为刘少奇的行政措施不尽符合毛泽东心意，俩人的裂痕逐渐扩大。

王光美在支持刘少奇的行政下，于1963年开始到农村“蹲点”，以了解地方情况，设法杜绝贪污浪费。于是有了“桃园经验”（在河北抚宁县）的报告出炉。翌年，即1964年，王光美第二次下乡到河北新城县高镇大队“蹲点”，以纠正“极左”的路线。

王光美参与的“蹲点”活动，是配合当时中共中央的“四清”政策（所谓“四清”和“五反”是于1962年制定的，也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五反”是指在城市发动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及反官僚主义；而“四清”是指在农村搞清账、清仓、清财务及清工分。开始时基本限在经济领域，后来提升到政治层面。）

这之中有一个明显的斗争。毛泽东鼓吹的是“阶级斗争”，凡是不属于共产主义的，便成为敌对的阶级。而刘少奇强调的是“阶级斗争”有分“敌我”及“人民内部矛盾”。这导致他与毛泽东所要的革命式的阶级斗争有极大的不同，也判定两人的分道扬镳。

正由于毛泽东不满意刘少奇执行政策时未能贯彻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刺激毛泽东从另外的角度切入以革掉“当权派”的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于1966年孕育而成。

当“文革”烈火在全中国燃烧起时，注定刘少奇和王光美即将面临一场人生的残酷风暴。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贴出他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后，刘少奇基本上已被架空，不能再行使国家主席权力。更在红卫兵的浪潮冲击下，大字报也贴到刘少奇的住处，国家主席受尽屈辱。

与此同时，最先被大规模批斗的是王光美。她在1967年初被骗出中南海，佯称是其女儿车祸受伤住院，也就豁了出去，结果被抓去清华大学进行批斗，在周恩来干预下，被暂时放了回来。

到了4月10日，在江青指使下，清华大学又再举行了30万人批斗大会，强迫她穿上旗袍，挂上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用以羞辱王光美。

7月18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被批斗，他和王光美从此失去自由，孩子们较后也被赶出中南海。
1969年被当“案犯”的刘少奇病逝于河南开封。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于1980年获得平反，而王光美则在1979年从监狱走出来恢复自由。

堂堂国家主席与第一夫人竟是“文革”的牺牲品，任谁也无法料到。

林碧颜、林建材、林建寿

对林建材律师进行专访后，我突然发现一个峇峇家族竟然孕育出三位左翼精英而有些不可思议。而他们的父亲林清渊律师也曾是一名立法议员（英殖民政府委任的），堪称政治世家。

先谈比林建材大4岁的胞姐林碧颜律师。她是马来西亚的第一位女律师，自1954年起即担任教总的顾问。当1961年林连玉接获当局要取消其公民权的通知书后，林碧颜就主动地为他的事件东奔西跑，并不遗余力地通过法律程序力抗到底。

林连玉回忆录有这么一段：“我的案共有六名律师要义务辩护，最后决定交给林碧颜律师办理。而林律师对我这案所花的精神，恐怕是她从未有的；甚至亲自请来林苍佑及朱运兴为他作证。”

更令林连玉感动的是，林碧颜是免费为他效劳的，一分钱也不收取。可 是十分过意不去的林连玉后来硬硬把五百元放在林碧颜的办公桌不辞而别。当然林连玉案件也划上句号。

1964年，原为劳工党党员的林碧颜参加国会大选，碰上马印对抗，结果身为社阵候选人的她输了。70年代她受敦拉萨委为驻南斯拉夫大使，直到1980年退休。

林建材（1919年生）则是他们家族中最早介入左派政治活动的一位。他在1945年即参与组织“马来亚民主同盟党”。1947年参与左右派组成的大会，通过人民宪法十大原则，以抗拒英殖政府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用以取代巫统反对的“马来邦联（Malaya Union）宪制，结果功败垂成。不久之后马来亚民主同盟党也自动解散，因不堪被英国指为是共党渗透。就这样林建材于1948年再回到伦敦剑桥大学考取法律学位（原本在1941年已取得文学士学位）。

1949年学成返新加坡，介入了抗英同盟活动而在1951年被追捕，辗转到了中国，一住就是6年，直到1956年才回到新加坡，但被限不能参加政治活动。1962年获得东姑阿都拉曼批准回到马来亚，被允许在怡保执律师业，不过已脱离政治活动。延至1978年才回到槟城执业而在2000年退休颐养天年。

当林建材不得参加政治活动时，他的弟弟林建寿（1922年生）则在1957年参加劳工党成为中委，且在同年积极参与起草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的社会主义阵线）纲领。1959年在社阵旗帜下党选国会议员，州议员乃至市议员；进而在60年代初取代陈朴根成为社阵总秘书。风头之健，在反对党中，傲立群雄。然而在60年代中期，斯人独憔悴，失去在劳工党的主导权，而社阵也已告解散（1966年）。

1967年劳工党在槟州领导罢市，抗议货币贬值。林建寿被短期扣捕，被释放后的林建寿意图重组劳工党无功而返。1972年劳工党正式被吊销。1974年林建寿由左转右，参加马华公会。但仍无法圆首席部长梦。

林氏家族一门三俊杰，俱是马新政坛左派举足轻重人物，可惜都无法在政治上“大器晚成”，惟留下早期精彩篇章，令人津津乐道。

“韩视新闻”开步走感言”

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简称韩视新闻）经过五个多月的筹备与试播后，我们终于在昨天正式开步走，由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主持“开唛”。它标志着肩负时代使命的韩江学院在大众传播事业上又跨上新的台阶。除了由新闻专业人士及讲师带动学生积极参与电视与新闻编采工作，以培养学生在毕业后即可成为一名合格的广播人及新闻工作者外，我们也决心通过网络把《韩视新闻》发展成一个双语的独立媒体，兼收并蓄各方意见和评论，包括政府的，反对党的和民间的。因为我们坚信政策是需要透明与精简传达的；也相信有批评才有进步。也唯有让新闻传播事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启发人类的心智与开拓新的视野。这就是文教事业千古不变的定律。

感谢高科技带来电脑的“革命”，也感谢多媒体提供一个开放的空间，使我们可以利用互联网把师生的智慧溶于一炉，通过电脑折射出多姿多采的节目。要不然我们是绝对没有能力（包括财力，人力和物力）开办电视台及平面媒体（报纸）。因为后者涉及的管道成本非常人所能想象，而且要有准证才行。

我曾经沉浸报界25载，深切地感受到华文报生存和发展之不易。单就华文报而言，它的变化也是令人侧目与意想不到的。首先是康有为（保皇派）及孙中山（革命派）为争夺舆论阵地在廿世纪初叶为马新华文日报增添异彩，但在1920年之后英殖民政府便实施了“印刷法令”和“登记法令”，管制了报业的走向及华教的发展。虽然如此华报和华教在华社的大力支持与推动下仍然昂头挺进。当然不能否认的是，这之中华文报的此消彼长是一种必然的规律。

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后，华文日报又再一次大鸣大放，可惜好景不长，1948年实施紧急状态后，华报有减无增。直到今天，在西马，仅有三家华文日报是战前的产物，显现其强韧的生命力；而另三家则是战后的产物，其中两份则是80年代之后的产物。其它在战前或战后的华文日报不是改头换面，就是消失在人间。这就是说，只剩下六家华文日报服务整个西马华社，值得重视。在这方面，政府延续其对新闻与印刷的管制固然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资金的运作。如果两者缺一，也就什么都不要说了。

一旦两者兼而有之，风险依然存在，包括投下的资金是有止境或无止境的？开放的尺码有多宽？
幸好，我们在多媒体网络的空间下，得以避开“申办”和“资金”这两座大山。虽然这与有执照的电视及日报比较是“小巫见大巫”，但做为一个起步和补足教学的电视新闻网络，我们需要媒体多多关照，也需要各界多多指教。请浏览“韩视新闻”（www.hctvnews.net）

宋子文与蒋经国

写了“孙中山与宋庆龄”，“蒋介石与宋美龄”及“孔祥熙与宋蔼龄”之后，不禁掷笔长叹，天底下竟会有三姐妹在一个时代操控了中国最具权势的政治人物。从辛亥革命（1911年）到国民党迁移台湾（1949年）；又从台湾插旗“中华民国”（1949）到蒋介石于1975年逝世。前前后后，约有83年之久，真是不可思议。

除了所述的人物外，有另外两个也属于“蒋宋王朝”的重要人物是不得不提的。一个是宋美龄的兄长宋子文（宋庆龄弟弟），另一个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宋子文（1894-1971）也是留学美国的。191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1917年回国，曾应孙中山之邀主理广东军事政府财政，并负责筹办中央银行。1924年出任董事。当孙中山在1925年逝世后，宋子文起初并不靠向蒋介石，也不同意其妹美龄下嫁蒋介石，但在其姐宋蔼龄的利诱底下，转成支持蒋介石，撮成美龄与蒋介石的婚姻（1927年）。正因为有此转变，蒋介石也投挑报李，于1928年委任宋子文出任中央银行董事长，又兼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他不但为宋家累积了大量的财富，也与孔祥熙一道成为蒋介石的钞票提款机。蒋介石则通过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对付他的敌人。

虽然在日本入侵东北省的“九一八”事件（1931）后，他曾主张反日；也在1936年张学良绑架蒋介石促其联共抗日时说服蒋介石与毛泽东连手抗日，但在整个过程中，他是不遗余力支持蒋介石的，更在战后追随蒋介石打内战，因而与中共站在对立面。在国民政府垮台前夕，他辞职旅居美国一直到逝世。

这就是说，宋家的人在中国解放（1949）前夕，已先后逃离祖国，包括宋蔼龄及宋子文。而宋美龄则在1975年蒋介石逝世后，也移居美国，一直到逝世（2003），只剩下一位宋庆龄坚持留在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后，应毛泽东之邀，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之一。宋家的一代显赫历史，独由宋庆龄在中国发光。当然宋庆龄也不再具有权势，不再是“宋家天下”的中国了。

另一方面，蒋介石也不是省油的灯。在“上阵父子兵”的观念之下，最可靠的是培植孩子成为接班人，因为他也知道“大难来时各自飞”的道理，于是蒋经国就在蒋介石的庇护下，逐步的掌握政治权力。

蒋经国（1910-1988）年轻时也是热血叛逆青年，蒋介石对其不放心，在1925年将他送到苏联莫斯科的中山大学留学。

1927年蒋介石血洗共产党人，国共分裂。蒋经国欲回国不得。斯大林间接把他当为“人质”，留他在红军部队里受训，又到列宁格勒的红军军政学校就读三年。吊诡的是为什么蒋介石不是将蒋经国送到美国留学，而是将他送往苏联共产国家，本身则在国内与中共势不两立？同样奇怪的是，即便蒋经国在苏联留学，却未受到洗脑，一生坚持反共。而这样的一位人物，竟也娶了苏联姑娘为妻子，她就是后来被称为蒋良方的苏联人（原名苏娜）（1933年）。

蒋经国未能如愿回国，且一度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主要是在中共坚持下，苏联把蒋经国困在苏联，以牵制蒋介石。但心肠如铁的蒋介石却大开杀戒，与中共结下不共戴天之仇。

1937年因西安事变，蒋介石再度与毛泽东合作抗日，蒋经国才得以回国，投入国民政府工作，派往江西训练保安部队。1944年蒋介石调他到重庆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的教育长。原本蒋经国希望战后（1945）能在东北发展，不料已成为中共势力范围，只好转入上海协助督导经济。

1949年蒋介石眼见大势已去，带蒋经国撤到台湾。在台湾，蒋介石没有了宋家帮忙，便悉心栽培经国在党政军方面插手政务。虽然此时属于第二号人物是陈诚，但他始终不是蒋介石嘱意的接班人。因此也种下蒋经国与陈诚（副总统兼行政院长）明争暗斗的苦果。在这方面，蒋介石另立一个“小国民党”，让蒋经国操控，避开陈诚的“监视”，同时也安插经国出任副国防部长。

由于陈诚在1965年病逝，才使得蒋介石去了心头大患，便任命没有权势的严家淦为行政院长，以便为经国日后掌权铺路。此时经国已升为国防部长，权力逐渐扩大。1972年，蒋经国取代严家淦（副总统，但卸下行政院长）正式出任行政院长，基本上已完成了蒋介石安排儿子接班的布署，也扫除了所有的障碍。

1975年蒋介石逝世，严家淦出任总统，但为非实权人物。因此国民党主席位子落在蒋经国身上，又身兼行政院长，已是实权人物。1978年，蒋经国在严家淦推荐下出任台湾总统，完成了蒋介石的心愿。

子承父业之后，蒋经国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包括本土化国民党，民主化政治，也极力推动经济发展，因此当他在1987年逝世时，权力已转移到台湾人的手上，那就是李登辉时代的开始。

李登辉走的是一条摆脱蒋介石的道路，也尽力去中国化，极力主张台湾是另一个实体。也因为李登辉在鼓炊“两个中国”时也带有台独的影子，终于在他卸任时，权力移向他暗中支持的民进党，扶出了一个陈水扁（2000年）。

陈水扁为台湾启开了一个乱局，这就是我们今日在台湾看到的乱象。

孔祥熙与宋蔼龄

宋家三姐妹中，最美的是二姐宋庆龄（嫁给孙中山）；最有权势的是三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而最有钱的是大姐宋蔼龄。

宋蔼龄（1889-1973），最早赴美国留学（1904），在乔治亚州梅肯市卫斯里女子学院毕业后，在1910年毕业回国。辛亥革命（1911年）成功后，她出任孙中山的秘书。后来孙中山的辛亥革命（1911年）的果实被袁世凯夺取而变质后，愤而进行“第二次革命”以推翻言而无信的袁世凯独裁政权，一时迫于情势不利乃在1913年避走日本。此时宋查理也携带全家到了日本。宋蔼龄又再担任孙中山的秘书。

正在这个时候，由于丧偶心情欠佳的财阀孔祥熙也来到日本担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并协助孙中山筹募革命经费，因而结识了宋蔼龄。两人日久生情。一个有钱，一个爱钱，也就撮合这场婚姻。1914年孔祥熙与宋蔼龄在日本横滨结婚。

孔祥熙（1880-1967）算是孔子的后代，但先祖孔宏用在明朝时已到山西做官，也就成为山西人。1901年，孔祥熙到美国留学，后考进耶鲁大学，1907年考获耶鲁理化硕士学位。回国后，孔出任山西军阀阎锡山的主要顾问，除了从事教育工作外，也为家族累积财富。1910年，孔祥熙与一位教会学校收容的孤女结婚，经过一段恩爱生活后，其夫人不幸得了肺病，于1913年8月逝世。伤心的孔祥熙也就暂到日本，此时他已是腰缠万贯的人，终于谱成第二春。

正因为25岁的宋蔼龄找到33岁的“如意郎君”，也就把她的秘书工作交给宋庆龄。就这样，她算是间接地促成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1915）。

另一方面，她也是直接促成其小妹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婚姻（1927年）。

无疑的，这两段的小妹婚姻为宋蔼龄的身份与地位加以筹码。孔祥熙在再婚后就一直跟随孙中山，且成为孙中山遗嘱的签字人之一。无形中提高他的政治地位。在孙中山逝世（1925）后，孔祥熙在宋蔼龄的协助下，看准蒋介石对他们的敛财更有利用的价值，于是就把宋美龄押在蒋介石身上，结果使到蒋介石与孔祥熙政经勾结无间。

在《宋家王朝》一书中，作者斯特林Ÿ西格雷天有一段这样描述宋蔼龄的：“宋蔼龄是一个能伤人的人。结婚以后，她接过了掌管孔家财产的大权，主持秘书和账房们在各处住宅的工作。她常常让秘书白天黑夜不得闲。有一段时间，她在中国声名很坏，因为她利用丈夫的地位得到秘书的金融情报，在投机生意中大获其利。”

约翰Ÿ根室在1942年出版的《亚洲内幕》一书中，这样形容宋蔼龄：“具有超凡的能量和强烈支配人的欲望，精明强干，狡猾奸诈，野心勃勃，是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人之一。”

为孔祥熙生下二男二女的宋蔼龄，与其丈夫是狼狈为奸的一对，他们利用蒋介石提供的方便跻身成为中国最有“权钱”的人物，当然他们也使到蒋介石有经济力量来打击异议份子，尤其是对共产党展开残酷的迫害。

在1937年中国进入抗日战争的年代，孔祥熙在借公营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况下，成为国中的豪门首富（此时孔已出任蒋介石的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孔祥熙才逐渐退出官场，转而在金融经济上无孔不入，也不时发生违法经济丑闻。他的崛起曾使到蒋介石能得心应手获取经费巩固政治地位。但也因财雄势大，无所不干，被中国百姓千夫所指。根据保守的估计，孔祥熙和宋蔼龄在战后总共拥有10亿美元的财产，其中大部份已运出中国。1946年他把宋蔼龄送去美国，理由是她“身体欠佳”。1947年，孔祥熙见大势不妙，也溜到美国生活。由于财富惊人，孔祥熙在美国时也不忘支持美国政治人物，希望他们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不承认毛泽东的中共政权。

虽然如此，孔祥熙和宋蔼龄也在美国渡完他们最后的一生，他们曾经在中国政经界呼风唤雨，但最终躲不过历史的裁决，成为新中国人民的民族罪人。

单元思维VS多元理念

前首相马哈迪在1990年提出要在2020年达致先进国的宏愿时，希望到了那个时候能铸造出“马来西亚民族”。而现任首相在今年4月提出第9大马计划时，也强调“政府的使命是全民享有进步而不分种族和宗教”。为此他要求“人民强化知识，以便拥有第一流的思维”。换句话说，两位首相都期望能在预订的时间将马来西亚纳入先进国的水平。

可是转入今年6月以来，出现的许多论调与争执都是与我们追求的宏愿大计背道而驰的。这些言论大多出于单一思维的索求与伸诉，例如“种族的输赢论”，“某一种族被边缘化论”，“股权的比例尚未达到30%”，“新经济政策不能取消”等。

更进一步，因为认为单一种族存在所说的现象和问题，而将之转为政治课题，但采用的仍是以种族思维来解决问题，比如“首席部长轮任制”，“某些机构的主权应让给马来人”，“大工程应交给土著公司以提升马来人的经济地位”等等。这种用政治手段代替经济议程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理由是难道这样做，问题就不存在了吗？

虽然我们不认为目前的争议会使种族关系吃紧，但如果不加以缓和与化解，势必破坏社会的和谐。甚而致使外资举棋难定，经济发展受阻，政治转回保守种族路线，到头来是人民的损失和国家形象的降落。

因此积极的做法是根据现实的情况作全面的评估，深入的探讨症结所在。尽管我们的国家因体制的种族化而存在以种族为结构的政党，但我们应该从宏观来诠释所有的课题，我们不是拥有一个各种族都有代表的“国阵”吗？既然国阵是当前的执政党，理应将关系到民生的大问题，尤其是种族和宗教课题拿到台面上讨论，不是好过各自政党自我表述和自我下判吗？此外，反对党和民间的声音也应考虑在内。

事实上，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种族被边缘化”而在于各族贫富差距协调不力，进而成为某些政客藉此转为种族课题却伤害了其它族群的情感和尊严。这也是违背新经济政策下的不分种族的两大目标；消除贫穷及重组社会。

当马来西亚在“五一三”事件后被视为多元种族和谐生活的典范时，我们不应轻易地被种族和宗教问题蒙上阴影以阻止国家朝向全球化。既然坚持要走先进国路线，就不能不扫除似是而非的种族论调与行为。公正与公平，合情与合理的施政，承认各种族的基本权利与权力才是达致先进国的先决条件。不论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都不允许以单元思维取代两位首相订下的多元理念和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