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会批判鲁迅吗？ （直挂云帆）

不久前，香港的梁文道先生针对毛泽东对鲁迅的态度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他引述鲁迅的儿子周海婴（2011年逝世，享年81岁）的著作《鲁迅与我七十年》一文中的一段文：“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不料毛主席对此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识大体不作声。”

梁文道认为毛泽东这席话是十分实际（现实）的。后来他读到陈丹青的文章才知道早年也有人问过胡适同样的问题。而胡适的答案是：“鲁迅是不会屈服的，他是我们的人。”

为此梁文道说，他近几年来常常想起胡适这句简洁有力的断言。

很显然的，要理解梁文道这短小的评论，我们还得回到历史中去。

1954年，中国掀起批判胡风运动后，就把矛头对准胡适，几乎是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1955年）。

当完成对胡风和胡适的批判后，毛泽东在1956年推出了双百方针（鼓励文学创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时之间广开言路。

果然在1956年的时候，作家秦兆阳就不同意毛泽东的《延安讲话》，他认为“作家不能为所有政治路线的转变服务，不能成为某些理论的工具”。

继之而来的是各界的言论竟对中共的统治与领导提出质疑，简直是向毛泽东的权威挑战。

1957年毛泽东通过《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事件正在起变化》、《这是为什么？》和《1957年夏季的攻势》中，不但取消了双百方针，也指责这些文人背叛无产阶级，向党猖狂进攻。

于是1957年的反右大斗争成为毛泽东向成千上万知识分子和文人清算的大运动，有许多文人也被下放。据估算有55万人被划为右翼分子（后来被平反，认为是过度的整风运动）。

正是因为知识分子战战兢兢，不知道他们下一刻的命运是什么，也就可能通过罗稷南之口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虽然已是事过多年，但周海婴也是听来的，自然引起学者专家们的质疑，究竟真相如何，也没有人说得清楚。

因为从旧文件中又发现毛泽东的原意不是这样的，例如收录在1968年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书中（有的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就与周海婴的版本有些出入。这个版本是这样写的：1957年3月8日，毛泽东曾在《和文艺界的谈话》中说过：“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我看鲁迅不死，还会写杂文。他一定有话讲，而且很勇敢的。”（参见《毛泽东与著名作家》）

不过如果我们从毛泽东在延安立足脚跟不久后就以鲁迅作为“灵魂人物”来演绎，毛泽东是不需要对死了的鲁迅指指点点的。

当1936年红军在延安会师后的第二年，即1937年，毛泽东就在延安大张旗鼓地公开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他就认定鲁迅中共的同路人，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之所以高举鲁迅的旗帜是因为鲁迅在那个时候可以成为中共的革命旗手（不是因为中国找不到比鲁迅更出名的人，而是鲁迅的思想与文章符合了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图，而且对一个已逝世的文人的肯定是不会有争议的）。

再者，中共在1949年取得政权并在1952年开展对右派大斗争时，鲁迅对毛泽东而言显得更重要，但也不能否定周海婴所写的不是事实。即使是事实，也只反映毛泽东在那个时期对文人的警惕和敏感。

在这方面，马新著名文史学家方修就比梁文道更早作出评论。

方修（1922-2009）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路线是支持与赞成的，他不但是鲁迅精神在马新的“代言人”（被誉为鲁迅专家之一），而且也参与批判胡风、胡适乃至林语堂的思想与言论；更对丁玲在1957年被批判也有其看法：“几年来，中国文艺界陆续掀起了整风运动之类，几个和鲁迅比较接近的作家，如胡风、冯雪峰等，也先后被“整”了。”

于是，本地有些写作人，常常喜欢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假如鲁迅还活着，又将怎样呢？”

方修的答案是：“鲁迅的性格不是固执的，他很肯接受别人的意见。鲁迅是自愿加入“遵命文学”的，这样从善如流的性格，直到晚年还是保留着。这样的一种性格，和丁玲等人那种自行其是的顽固态度恰好是正正相反的。”

他还说：“鲁迅对于新的社会不会“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也早有深刻的远见。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这就显示出鲁迅在这方面的思想准备是相当充分的。现在某些曾经是“左翼”的作家，一个个栽了大筋斗，变成“右翼份子”，大概就是他们以为劳动者一定会请他们“坐特劳车”和“吃特等饭”的缘故吧？”（参阅方修著《从丁玲“擦地板”说起》）

我们从字里行间领悟到方修是否定鲁迅会被批判的，即使他活到1957年以后也不会从“左翼”变成“右翼”的。

事实上也不容否认的，当1958年毛泽东掀起“大跃进”之后，鲁迅的地位和形象更形巩固，甚至在60年代初期，鲁迅成为马新一带的“革命座标”。南洋大学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也由学生高举鲁迅的旗帜，相等于毛泽东的影子在晃动；尤其在1966年掀起文化大革命之后，鲁迅更是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旗手。只有在文革结束（1976年）后，鲁迅的形象才逐渐地“由神还原到人”的地位。

不过，在长征路上（1934-1935），在抗日的年代（1937-1945），在新中国成立后（1949），鲁迅的英魂都一直伴随着共和国的岁月在迎风招展，这一切与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是分不开的。

由此推论，假使1957年鲁迅也被打成右派的话，那等于是毛泽东自己否定自己，也推翻了新中国的文化方向，这在逻辑上似乎是不成立的，也许是方修所不能理解的。

刊登于2013年7月11日《东方日报》

马华何去何从？ （天下纵横）

505大选过后距离今天已是两个多月了，再下来马华若没有改变的话，那就意味着马华在大选后仍保持“半天吊”的窘境，一方面它“信守诺言”不入阁；另一方面它的不入阁好奇怪，只是涉及担任正副部长或行政议员，其他官职则悉听尊便。这就是说，马华的不入阁只限上层游戏，不涉中下层的游戏。于是出现了所谓的声音说：黄燕燕出任旅游局主席不算入阁,因此可由她去。王乃志继被委为首相政治秘书，也与不入阁无关，因此他可以自由地被委任。当然马华也从未公开表示反对其党员出任市议员或地方议员，但若有人“仗义”不再担任地方议员，那是个人的决定，与党无关云云。

     由于马华直到今天“以不变应万变”，也就不容易让人理解马华到底要什么？是要等机会退出国阵或是等机会再入阁？一时之间也没有人答得上来。

     虽然马华所有的代表都要对通过不入阁的议案负起责任，但所有的代表也是看党领袖的意愿行事的。如果党来一个代表大会，也许会“推翻”不入阁的议决。但问题是推翻了议案又怎样？因为今日的马华只剩下7国11州，能否保住308后的局面（指正副部长的人数）？若不能，加入内阁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只退剩1部长2副部长，马华的入阁又有何意义？

   如果马华在减少阁员数目下委屈入阁的话，马华怎样在505的“废墟”中再站起来？它与过去的马华有何不同？若是马华依然故我，它在国阵内又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当然马华也另有选择，正如也有人主张马华退出国阵，加入反对党以壮大反对党，但问题又来了,马华在外已争不过行动党，在内（加入民联）又能分得什么？行动党会让出国州议席给马华吗？这肯定是不现实的。因此马华今天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也是有历史因由的。

     首先，马华从一开始就与巫统和国大党合作（1954年组成联盟），从来未曾扮演反对党的角色，自然感受不到担任反对党角色的辛苦。但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马华在很早的时候就有4名正部长（在独立后），直到505大选前，马华也还是保留4名正部长，没有突破，只在副部长上增添一些人数。可是副部长与正部长的权力相差何止一万八千里，甚至连地位和也有明显的不同。

     不能否认的，70年代之后，国阵内的华裔部长有增加，但加在民政党（一位）及人联党（一位），马华则在原地踏步。

     再者，当马华在1999年大选及2004年大选取得“辉煌”胜利之后，也没有增加正部长。这无形中造成一种印象：马华议席再多也还是4阁员，让它少些还是无所谓的。就这样，选民也就有选择性的支持马华。

     现在已是来到选民表明不愿意支持马华，不过选民也没有促请马华不入阁，反而是马华自己以此作为筹码来“提醒”人民负起后果。其结果是选民不吃马华这一套。华裔选民不是不知道没人在朝不好办事，而是不能接受马华拿此来“迫使”选民一定要给予支持。于是，从308到505，马华也就一届不如一届了。

     如今马华举步艰难，党领袖似乎宁可守株待兔，也不积极举行大集会来探讨未来，也就予人一种印象：马华不想改变。

     马华在不改变下，所有的不利因素都接踵而来，弄的马华不知如何是好而再次陷入束手无策的困境。

   无可否认的，没有人可以救马华，除了党代表之外，但吊诡的是马华号称百万党员，命运却操纵在2千余名代表的手中。更甚的是，这些代表一向来都少有更换，有的家人皆代表，也有的形成自己的天地，选来选去都是原来的代表。在这种情形下, 马华的百万党员只好搥心肝，因为它的机制也“困死”了马华。除非马华改变其体制，让大多数党员有机会表达“民意”，否则它还是难有大作为的。

     说来说去, 马华在未改党章下，还是要由代表来决定党的未来，这些代表在505后是否已醒悟到马华非改不可？这就需要马华代表依客观需求提出一个可行性的真正能挽救马华的方案出来，否则外人在无从“指点迷津”，下，马华也只好自我保重了。

刊登于2013年7月22日《号外周报》第642期

从槟州议会“风波”说起 （天下纵横）

槟州立法议会本届会议时间没有口头询问而被反对党（巫统）轰为“民主已经死亡”。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也认为这样的决定不妥当，因而向议会道歉，希望日后不会再发生类似事件。

根据了解，本次州议会之所以没有口头询问是有因由的。林冠英引述州秘书法力的理由是议长刘子健刚在6月28日受委，而在议长选出之前，是不能进行口头询问环节的。

与此同时，州议员也是在6月28日举行宣誓就职仪式，也就可以不设口头询问环节。即便已有很好的理由，林冠英还是承认未认真研究而犯下不应该的错误。为了阻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首长也委任行政议员惹日星负起责任，确保民主程序不受干扰。

从这样看来，槟州政府不是刻意阻止议员提问，也没有企图“扼杀民主”，但就目前的议会阵容来看，反对党扮演的角色是不均衡的。

我们不是说巫统的议员代表不了民意，更无意认为他们不会为民“伸张正义”，而是基于族群的关系，我们不能期望巫统议员是万事通的，什么问题都能够在议会内全面地反映。

举个例子来说，在2008年大选后，因为槟州立法议会出现一面倒的局面，反对党只剩下11名巫统议员，而没有华印裔的议员。反之，执政的民联有充足的华印裔议员，也有马来议员。因此可以组成三大种族都有代表的州内阁（行政议会）。当然也不可否认民联方面的马来议员不多，以致出现州内阁阵容有7华裔、2巫裔及1印裔的局面，被认为种族比例不大均衡（308政治海啸后）。

          虽然如此，据知作为国阵成员党的民政党在308后，为了让巫统议员能充分表达民声，也就漏夜准备资料让巫统议员代表国阵畅所欲言。可惜，因为议会的时间有限，再加上相关议员熟悉一方的课题，不很了解另一方的课题，也就不能全面地在州议会表达出来。

          基于双方的沟通不是很顺畅，而华社的课题又不易于消化，也就在后来未再进一步深化。换句话说，华社的问题后来还是回到民政和马华来处理，只是在没有代表在州议会内，民政和马华的角色就扮演不起来或者是有限的。

          正因为这样，民政和马华乃至国大党都认为既然推动两线制，就应让议席的数目比较有得“打”，而不是一面倒。否则的话，这样的两线制是有缺陷，也是“不健康”的。

          为了“填补”这一不足，民政和马华在本届的大选也卯足全力，希望两线制内双方也有华印族代表在内。但505的大选结果又是让民政和马华再次锻羽而归，仍然只剩巫统议员，而没有民政、马华及国大党的代表。

          民联方面则有多少改进，其中州内也有新的排阵：华裔5、巫裔3及印裔2，但属于反对党的国阵，又回到308的局面，也就意味着两线制的不对等。

          为此，未来的日子，两线制在槟城将是不均等乃至不相称的情势下发展。它不可能形成对峙局面，除非出现两个有各民族代表在内的阵线相庭抗礼。

          由此来看，槟州议会这次没有口头询问的安排是“小风波”，不能夸大为民主死亡。或者我们应注意的是，只有两线制的真正落实才是对民主在相互牵制机制的发扬。

          如果说，过去一个长时期都是执政党一面倒的局面，议会没有看头，也没有真正反映出民主的真谛。那么，今天的局面则是翻转过来，变成两线制的抗衡。但在槟城、雪州及霹州，仍然呈现种族代表不成正比例的两线制，这就要看马华及民政如何振作了。

刊登于2013年7月15日《号外周报》第641期

中共三个阶段的变化 （跃马扬鞭）

有两则与中国有关的新闻可以连起来解读，并可看到在动乱的年代，敌对集团是怎样“丑化和诬蔑乃至挑衅”对方的。第一则新闻是指中国副总理汪洋在华盛顿参加中美战略与国际对话会上说，以前美国骂我们是“共匪”，而我们骂回美帝国主义，但这等对骂并不能够解决问题，因此他建议国与国之间对话对话比对抗好；吵架比打架好。

第二则新闻是新加坡“国宝”级的王赓武教授在《中国的自我审视》的座谈会上这样说：中共和中国在未来的一段长时间仍是不可分割的；即使来到新一代的领导人，虽然他们可能不再那么坚持信仰，但他们仍然认为中国的成功奥秘是中国共产党，而中共未来是能够发挥潜力的。

虽然是在不同的场合反映出不同的课题，但这两则新闻体现了在20世纪的政治角力的斗争是激烈无比的，甚至是水火不容的。

它首先表现出中共于1921年诞生后，就成为国民政府乃至军阀政府的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可偏偏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是属于共产国际所领导，这个势力庞大的组织又有大靠山，那就是在1917年革命成功的苏联成为推动共产党组织的老大。

在1924年时，孙中山成功地拉拢中共加入国民党，共同致力发展中国。讵料当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后的两年，夺得了国民党领导地位的蒋介石对共产党大开杀戒（1927年），国共合作顿成泡影。

在当时美国支持蒋介石的剿共，因为资本主义的老大不容共产党坐大。在针锋相对下，国民党骂中共是“共匪”，连同毛泽东和朱德也被丑化，极尽其诬蔑之能事。反过来，中共也把蒋介石形容为“刽子手”和“蒋匪”；更把美国形容为“国际强盗”。直到1937年国共又再合作抗日后，对峙的局面才稍为缓和，但双方仍未能推心置腹地真诚合作，时有发生争夺地盘的斗争。

当1945年日本投降，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是国共携手重建国家，而是再次陷入你死我活的内战。这个时期，国共之间的口诛笔伐不再是“点到为止”，而是血淋淋的残酷战争，甚至是血债血还的。

即便在1949年毛泽东领导中共夺取大陆执政权后，退守台湾的蒋介石仍不承认失败，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以“中华民国”的名义代表中国占有世界组织的地位，包括联合国。这种剑拔弓张的局面一直持续很久，直到70年代初期（1971年）中共重返联合国及其他国际舞台后，才使到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得黯然失色。

虽然国共强弱已阵线分明；但台湾方面也一直把中国政府当成“中共政府”来看待。这是企图将中国政权降级成“中共政权或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了国民党人或右翼国家“心不甘情不愿”的心理。

可是不论“匪不匪的”，在王赓武看来中国和中共是同一码事，用来形容同一个政体也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因为中共在建国以后就认定共产党专政和走“以党治国”的方针。因此任何偏离中共（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的思想都是不被允许，也不可以发生的。

由于没有迹象显示中共会放弃单一执政或转向联合执政或开放政党组织走西方式的选举制度的可能性，也就不在意怎样称呼中共或中国政府或大陆政权的，总之都是指向一个中国。在这种情形下，台湾发现其国际空间越来越窄，所谓“共匪”早已成为历史名词，汪洋在此时机挑起此字眼也已没有实质的意义，倒是反映出在冷战的年代，因为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也就不得不把对方称匪来打了。但时代会改变一切的，从“匪到共再到国”正好说明中国近百年来三个阶段的变化，即未执政时被称为“共匪”，执政后称为“中共”，而今天也不得不称为“中国”了。这一变化说明了政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时转变的，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乃政治也！

刊登于2013年7月15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