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嘉楼政局突生变 （新闻评论）

虽早前有些蛛丝马迹，但没想到登嘉楼政局的生变来得这么快，令人眼花缭乱而措手不及。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原任州务大臣阿末赛益（Ahmad Said）传闻会被取代有一段时日，直到在本月12日阿末赛益会见首相纳吉后，才见真章。而接着纳吉宣布行政议员阿末拉吉夫（Ahmad Razif）将出任新州务大臣（第九任）。

为赶上接班，阿末垃吉夫罕有的在12日晚间9时25分在皇宫宣誓就职，以预防节外生枝。不过阿末赛益并未出席新大臣宣誓礼。

由于情势起了变化，阿末赛益乃在第一时间宣布退党成为独立人士，与他共同进退的另一位原州行政议员是加沙里泰益（Ghazali Taib）。更预想不到的是，再有一位州议员罗斯里劳勿（Roslee Daud）也跟着在13日退党。这样一来，已有3名州议员离开国阵（巫统）而成为独立人士。如果他们倾向民联（回教党），政权就立即变化而出现所谓的变天。这就是当下登嘉楼政局的不稳定与存在的政治危机。因为在2013年大选时，回教党在登嘉楼拿下15个州议席，而巫统只保住17席。如今若3席不再支持巫统，则登州国阵政权随时“变天”。

有人因此建议最好的方案是举行闪电州选，否则难保不会出现尖锐的政治角力斗争。

在我们尚未知道国阵（巫统）是否快刀斩乱麻宣布解散州议会而举行新大选之际，我们有必要回顾登嘉楼政局的演变，它一向来就是巫统与回教党短兵相接的角力场。

犹记得在1959年大选，回教党（现易名为伊斯兰党）异军突起，夺得吉兰丹和登嘉楼的州政权。

当时回教党夺得12席，与回教党结盟的国家党（由拿督翁领导）夺得4席，而巫统只取得7席（总数23席）。这就是说，回教党与盟友共16席组成州政府。但不到半年，国家党4州议员转而加入巫统，不久再有2名回教党议员过档巫统，变成巫统由7席增加至13席，回教党只剩下10席，州政权乃告易手，由联盟（巫统）组成州政府。

自此之后，巫统营造登嘉楼成为巫统的堡垒区之一。因此在1964年、1969年、1974年、1978年、1982年、1986年、1990年和1995年一连8届的大选都归巫统掌控，回教党似乎没有大作为。

对回教党来说，除了吉兰丹外，登嘉楼是它的第二大本营。当时它只能把吉打列为第三大本营。

但来到1999年大选时，回教党在安华效应下，又一鼓作气拿下登嘉楼州政权。它共夺得28席，而巫统只剩4席。在大好形势下，哈迪阿旺出任州务大臣（当时他是回教党署理主席）。2003年，哈迪阿旺在州议会提出回教刑法（吉兰丹在1993年提出），但两州不能落实，因为时任首相的马哈迪强力反对。所谓的回教刑法被“束之高阁”（2002年回教党主席法兹诺逝世，哈迪阿旺接任主席至今）。

由于2004年的大选，卷起阿都拉旋风，国阵几乎一面倒而赢得超过90%的议席，登嘉楼也不例外。国阵（巫统）又再赢回28个州议席，回教党只剩下可怜的4席，政权又回到巫统手上。

即使在2008年的大选，全国掀起反风，导致5州政权易手（吉兰丹、吉打、槟城、吡叻及雪兰莪），被民联所攻克，但吊诡的是，回教党在其强区登嘉楼竟拿不回执政权；反而转向吉打插旗成功。

另外，在这一年，阿都拉首相想更换州务大臣，由依德里斯重作冯妇，但不被接受，也就只好继续由阿末赛益担任大臣（2009年阿都拉卸任交由纳吉接棒，大臣人选不变）。

讵料来到2013年的大选，登嘉楼又差一点变天，回教党夺得15席，巫统只取得17席。有人怪责阿末赛益领导不力，必须换人。只是登州政局错综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得以解决。因此辗转一年之后才有变动。

未想当纳吉来一个大刀阔斧时，却面对阿末赛益挑起的阻力和挑战，也难怪是登嘉楼州又再成为政治的焦点而压下了所谓“回教刑法”的沸沸扬扬。

政局的千变万化，登州实为一例。

刊登于2014年5月19日《号外周报》第684期

关于删除种族栏目 （天下纵横）

今年4月份（4月29日）的时候，首相署部长佐瑟恩杜鲁在上议院说，政府的官方表格中已经删除填写种族栏目。不过因为面对一些特定需求，部分表格仍须填写种族类别。

在5月7日的时候，佐瑟恩杜鲁针对此事作进一步表态时说，政府最终是要废除表格中的种族栏目，但不是现在，现在我们只是废除那些没有附加价值的（表格）。

他也说，内阁今天做出了决定。不过在5月8日时，首相纳吉清楚表明内阁不曾决定删除官方表格的种族栏目。

他承认内阁有讨论此事，但未有决定。因此他促请佐瑟恩杜鲁必须作出道歉。

虽然首相很少公开促请部长公开道歉，但佐瑟恩杜鲁也不得不在同一天发表文告“澄清”，他对他的言论引起的困扰表示歉意。

在这方面，佐瑟恩杜鲁似乎怪责媒体并没有正确地报导，而引致社会间的紧张。

所谓的“紧张”应该是指土权对他的说话表示不满，且恫言要采取法律行动对付他，并认为部长的言论已违反联邦宪法。

当然也有人支持佐瑟恩杜鲁的言论。但他终归是空谈，且以道歉作为“了结”。

针对这个课题，我们认为不新鲜也没有实质意义。很早以前，在英殖民地时代就对人口的普查分有种族；更在一个时期也对华人的籍贯做出统计，比如福建人、客家人、潮州人、广东人等等。

直到独立后，种族的栏目同样保留下来。虽然在表面上佐瑟恩杜鲁的说法有其正面的意义，但完全没有作用。理由很简单，即使不填种族，我们从名字上就可区别其种族性。换句话说，消除了种族栏目，种族身份依然存在，种族问题依然是个敏感的问题。因此单从字眼取消种族就以为种族问题解决了，那是太天真的想法。

其实，除了姓名可反映出种族和性别外，也可通过宗教来识别人的种族倾向。因此种族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标签，即使有人通过异族通婚来淡化种族的区别，但那毕竟是少数的人。

打个例子来说，在早年的时代，也就是19世纪时，从马六甲到槟城到新加坡有一批土生土长的华人，他们因接受英文教育，而在思想上偏向大英帝国，甚至梦想成为大英子民或英籍民。可惜不论这些人如何洋化，如何地把华文华语乃至华人的文化丢掉，而试图成为一个“如假包换的洋人”，到头来还是不被承认为英国人。因为他们没有白皮肤、蓝眼睛和金丝发。最终又被归类为华人（当然也有人数典忘宗说他的母语不是华语，而是英语。但也没有因此被标签为英国人）。

由此可见，不论任何种族在没有通婚来改变种族下，他们依然保存自身的种族（或民族）。就拿印尼来说，许多的华人操得一口流利的印尼话，但他们也仍然归属华人。

就以马来西亚来说，种族栏目存在与不存在并非是消除种族成见或偏见的重要标志。恰恰相反，因为约定俗成的关系，我们在今天还是生活在习以为常的种族划分的社会，这也没有什么不正常。只要政府能做到一视同仁，那又何必计较种族不种族的？

换句话说，只要在施政上迈向公平，真正追求一个马来西亚，则种族栏目存在不是阻力。重要的是和谐的社会不是靠表面的功夫，而是靠人的思想与心灵的转变和改变。如果继续存在着极端的思想，又怎么溶合种族形成大同的社会？

刊登于2014年5月19日《号外周报》第684期

回顾东南亚的排华运动 （跃马扬鞭）

虽然越南反华运动始于70年代中期以后，但令人百思不得得其解的是它与中国同属社会主义国家，本是同根生，怎么会弄到反目成仇呢？尤其是近日来越南从反华到排华的事件在在令人震惊与不安。由于排华运动已经加剧，越南将如何收科也真是不容乐观。因为它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争夺南沙和西沙群岛的主权正方兴未艾，也未见有和解的方案。可以这么说，在近些年来，越南是东南亚国家中最反华的一个国家，它与菲律宾和日本正组成一个反华合唱团，而这个合唱团的总指挥是美国。世界局势的颠倒莫过于此。

翻开历史，中国人向海外大规模移居是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的事；而且中国人最先是飘洋过海到南洋打天下，而不是跋山涉水越过边境进入印支、泰国和缅甸。换句话说，越南不是中国人移居的首选，整个印支半岛也不是华人争先恐后移居的地方。因此这些国家的华人都是有限的，比如华人在柬埔寨原先只有20万人，占人口的3%；寮国只有6千人，占人口不到1%及越南约有100万人，占人口约2%。

也只有较远离中国的东南亚国家才有较多及数目可观的华人。比如马来西亚有华人600余万人，占人口的24%；新加坡有华人300余万人，占人口的75%；印尼有华人800余万人，甚至近1000万人，但也不过占总人口的3%。至于泰国算是有较多的华人，估计600余万人，占人口的10%，菲律宾亦有100余万华人，占人口的2%；而缅甸及汶莱算是少数，分别有华人6万人及5万余人不等。由此可见华人南来多数集中偏离中国的国家。

直到今天有人估计海外华人约有4500万之谱，其中3500万集中在东南亚，形成一个庞大的集体，为当地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虽然如此，我们也不能忘记东南亚各国都有排华和同化华人的纪录。例如在1938年时，泰国政府加速同化政策，强制所有儿童必须接受泰文教育，华校受到强力的压制。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强行泰化运动的过程中，除了华人改用泰名外，也禁止华校和限制华人入境，以致在50年代就有泰国华人将子女送来马来西亚受华文教育。

但在70年代，泰国在同化成功后，转向善待华人，欢迎华人入籍，提供平等机会来加速其同化政策。

转入千禧年后，中泰关系大为好转，泰国华人即使被同化也同样获得自由发展，并获得机会接受华文教育，于是反华运动“消声匿迹”。所谓排华对泰国已是一个陌生的名词。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印尼。1965年印尼反政变成功后，右翼军人抬头，大举排华，数十万的印尼华人被逼回中国。不久之后，苏哈多政权宣布与中国绝交，更进一步封闭所有华校和杜绝中文刊物公开摆卖，印尼陷入一个没有华人文化的社会，华人也被迫采用印尼名字。

尽管1990年中印恢复邦交，但反华思潮未灭。1998年又再一次发生排华暴力事件，再次逼使华人向外避难。来到马新一代暂居的印尼华人数以万计。

印尼的两次排华虽然给华人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和损失，但也同样给印尼带来损失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在痛定思痛下，印尼总统终于在不久前废除歧视华人的“支那”（Cina）字眼，改用回“Tionghua字眼，以示对华人的身份地位的尊重；同时在执行公平政策下，印尼已争取到华人的信心和更加的爱国。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曾发生种族冲突事件（如前者的“513”及后者的1964年暴动事件），但未曾酿成排华运动。不仅是因为华人数目众多，而是挑起极端言行的毕竟是少数，因为任何的排华运动都是错误与有害的。

虽然缅甸在60年代也有过排华浪潮，但华人终究有限，也没有实质意义，不久即告平息。

只是预想不到的是印支三邦在70年代中期在越南的鼓励下，挑起排华事件，也波及柬埔寨和寮国一度也加入反华阵营。但在今日当柬国与寮国和中国的关系又再密切的时候，单单越南不顾后果地再一次排华，这一回竟对台商和马新的投资者进行干扰和破坏。如果越南当局不悬崖勒马，制止暴民示威和砸坏及焚烧华人商店和工厂，后果不堪设想。真没想到越南的反华会成为美国重新“封锁”中国的一个新筹码。

刊登于2014年5月19日《南洋商报》

越南掀起“新排华运动”？ （现代春秋）

越南再一次掀起反华浪潮。这一次是数以万计的越南人民在南部平阳省工业区对多家华裔工厂进行纵火，砸烂物件乃至掠夺财物，更有人因此受伤。

越南官方马上采取行动逮捕600余名滋事者，指他们扰乱社会秩序，但会否因之压下排华运动和反华行动，尚有待观察。因为越南人对华人的积怨和不满由来已久，亦未感恩中国在越南危难关头施予军力与财力的援助。因此当70年代越南统一（1975年）安定大局后，越南就开始采取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真是让人始料未及，也无法理解一度是“同志加兄弟”的深厚友谊那么不堪一击；更暴露了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同室操戈”，不失为政治的大讽刺。

其实如果我们翻开历史就不难发现中越之间存在着的微妙关系。早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主政时，他就灭了越南国，并实施直接管治。继后的一千年间，越南北部的交趾虽有反抗和起事，但一直无法摆脱中国的统治。直到公元939年，越南的吴权趁中国内乱而自行建立吴朝。不过延至公元968年，于部领以武力建立大瞿国，定都华闾（今宁平省宁平市），使用年号“太平”，算是正式自立门户，不再是中国的领土。

如此辗转约900年，也就是在公元1802年时，阮福映在法国支持下灭西山朝，建立阮朝。后来被中国清朝嘉庆皇帝册封为“越南国王”，从此定国号为“越南”。越南名称由此而来。

由于法国势力的入侵，它在1884年将整个越南列为法国的殖民地。就这样越南的文字在法国传教士设计一套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后，越南文字也与汉字渐行渐远。

到了1930年， 与中国关系密切的胡志明在莫斯科协助下，组建了印度支那共产党（他也在这一年潜入马来亚成立马共）。

差不多与马来亚的情况一样，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于1940年后侵占东南亚时，胡志明也得到美国的支持对抗日本的侵略。可惜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暗度陈仓让法国势力卷土重来（一如马来亚也被英军卷土重来重新统治）。这个时期，声称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胡志明的主权陷入不安定，乃寻求中国和苏联的援助。

中国也只有在毛泽东于1949年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才能实质地军援胡志明。1954年的“奠边府”一役，虽然武元甲名噪一时，但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军援越南是不可能在“奠边府”把法军打得一败涂地，从而真正地确定北越的独立。但在美国和法国支持下，另一个南方政权也在较后成立。1955年吴廷艳宣布成立“越南共和国”，即是后来的南越。越南正式分裂成南北越。

虽然分成南北政体，但南越的越共组织迅速地扩展，而与北越连成一气。眼见共产势力的坐大，美国在60年代正式介入了越南战争。

因为美国的军力投入不断增加，导致中国政府也介入了越南战争。于是一个“援越抗美”的口号和运动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于60年代中期之后响彻云霄，给予胡志明十分坚定与实在的支持（派军32万人）。这个时候，中越关系进入了“同志加兄弟”，不减50年代的“援朝抗美”的政治热潮。

很显然的，在得到中方的支援下，胡志明控制的北越部队和南方解放部队形成二合为一的战斗队伍，给予南越政权和美国致命的打击。

有鉴于越共势力的节节推进，南越的阮文绍政权已招架不住，最后通过1974年的巴黎和约让美国光荣撤军，而南越也就在1975年落入越共手里。这样一来，在不久之后，越共宣布北南越统一，不再有南北之分。

本来中越的情感是在战斗中建立起来，更因拥有相同的思想意识，关系更是密切。但在1974年时，南越海军和中国军队爆发冲突，造成几十名南越士兵和中国军队丧命的。这件事在今日被越南拿来大做文章，而当年北越不做抗议是因为这场冲突是南越与中国之争，与北越无关。就我们看来，越南的用意不仅是把牺牲的南越兵称为“烈士”，而且准备与中国争夺南沙群岛与西沙群岛的主权。

中国在这方面寸土不让，它在去年成立的三沙市就是将南中国海城内的“南沙群岛”、“西沙群岛”及“中沙群岛”列为中国的领土，且在去年杪提出“防空识别区”，正式将南中国海的岛屿与石礁列为中国的版图。因为涉及的岛屿也包括与日本争议的“钓鱼岛”和与菲律宾争议的“黄岩岛”，也就引发越南和菲日一唱一和。

除此之外，在1978年越南率大军入侵柬埔寨，推翻波博政权外，并迫使西哈诺亲王流亡北京，终于敲响国际警钟。中国强烈反对越南的侵略行动，而越南也顺此一面倒向苏联，加入东欧经互会和与苏联缔结友好合作条约，激怒中国对越南的“小霸王心态”无法容忍，乃在1979年中国派兵攻打谅山以教训越南不可“目中无人”。

这一场战双方死伤惨重，估计各损失5万人。在这前后，中越关系几乎降至零下的冰点。

1978年，越南政府大规模的驱逐华人“回归”中国，中国政府对此十分不满。迫于无奈，也只好接纳20多万越南华人安置在中国。

不宁唯是，越南还准备将中国攻打谅山（1979年）与1974年的南海冲突事件分别以35周年和40周年高调纪念，以图唤起越南人民不要忘记“耻辱”，但越南可曾想到它们在危难和几乎“亡国”的时刻，是谁伸出援手？它们忘了“同志加兄弟”的血肉之情，而今在所谓国家利益下，我们看到一方面排华运动在越南进一步升级；另一方面则是南海争执已形成国际课题。

吊诡和讽刺的是，今次越南不是倒向苏联，而是倒向一度不共戴天的死敌（美帝国主义）美国为伍。如果越南走向这一条路，成为美国新的筹码，没有积极进行双边协商达成和解方案，则东南亚将陷入因越南、菲律宾与日本的介入利益争夺战而沸腾起来，南中国海再也不能平衡和平静了。

刊登于2014年5月19日《光华日报》

学校教育的今与昔 （天下纵横）

这些年涉足教育，也萌起了比较现代教育与过去教育的差异，这样的比较是十分有趣的，而且也是很重要的。

首先在五六十年代，家长没有强烈的名校观念，只是选择就近的学校把孩子“塞”给老师。就我本身来说，就有这种深刻的体验，主要是母亲不识字，但又觉得受教育的重要性也就在孩子适龄之后就将他们送到学校。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只是第一天带我去上学，接下来的日子都是我一个人上学和一个人放学，因为离家不远，每天步行倒也不觉得累。

在学校里，老师教什么就读什么，那个时候是没有所谓UPSR（小六检定考试），而是根据校内的考试作标准。我记得，我的母亲从来没有问我成绩考得怎样？也不曾打开我的书包检查作业和翻阅成绩报告册。由于父亲常年在外工作，也同样从来不过问我的成绩。

说起来真好笑，我的成绩报告册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中毕业都是自理，这在现代人看来很不可思议。后来上大学更不管用了。

进入大学后，整个人生就被彻底的改变。这一段故事说来太长，暂时打住。

不过，如今的学生与我们的年代有天壤之别。

应该是生活条件大大改善，父母都已受良好教育，也有不少是大学教育的，对孩子的教育就有严格的要求。

他们的首选自然是名校，然后亲自接送上学和放学，把孩子当成宝贝看待。初上学的，也一直留在学校或到休息时间再回校探望孩子需要什么？那些条件比较不允许的（因父母都是受薪阶级），家长也会让学生车接送上学和放学。

除此之外，家长也关心起孩子的教育，于是家教协会成了教育的一大特色。家协发挥的角色不但与学校拉进关系，而且也会集资支持与赞助学校的福利活动。

当然，现代的教育也需要家长个别介入学校教育，比如关心孩子的功课，督促他们的学习，并参与对孩子品德的教育。

当家长自愿或被“教育”也要参与关心孩子教育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国的学校教育起了“革命性”的变化。把原本老师对学生的简单双程方式变成三角关系。换句话说，老师、学生和家长构成教育成败的关键因素。

而我国政府为了加强与国际接轨，我们也得悉政府正在努力全面提升学生的英文程度，但有时碍于教育政策的规定，也使到学校及家长左右为难。比如我国前首相马哈迪坚持小学数理科用英语教学，但后来又改回以前的教学媒介，也就产生教学上的失调。

在这方面，我们除了发现现代教育与昔日的教育大不相同外，也发现到教育大蓝图（2013-2025）对教育提升与国际接轨有其期望，但又面对参加国际比赛上的差强人意。因此，我们也希望政府能适当地调整行政措施使其符合国际潮流。

既然当下的教育已是多样化和需要家长也在家庭实施家庭教育，那么政府应该可以提供一些参考的课本让学生学习，也让家长参与学习，一旦家长也认真和较劲起来学习的时候，那就意味我们教育转型有望成功。

事实上，教育的转型如果没有家长的参与，它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不论政府有何计划或改革，都要重视家长的贡献。

今日的孩子是比我们的年代还要幸福，也不要忘记让孩子的心智和头脑也走向现代化。

不反对家长给孩子上补习课的当下，我们也要求家长认识到孩子的成长是要学问与品德是成正比例的，否则我们的教育不算成功。

刊登于2014年5月26日《号外周报》第68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