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联分裂触发政治危机？（现代春秋）

伊斯兰党的改选大会掀起千层浪，在坚持回教刑法及议决与行动党断交下，已意味着它和行动党的合作已告终止。

在这件大事上，最尴尬和难过的是安华及人民公正党。毕竟在2008年大选时的308政治海啸后，是安华一手撮成伊党与行动党再次合作。安华深知如果不趁此良机将两党重新团结起来而成立民联的话，将无法步向布城。正因为安华雄心勃勃也毫不隐瞒他要当首相的野心，也就十分在意三党长期合作的重要性。如果有一方出现问题便会影响乃至打击大选的成绩。

举例来说，在2001年退出替阵并与伊党绝交的行动党主要是不能接受伊党对“回教国”的推动不遗余力，而给行动党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

但两党切断关系后，在2004年的大选就暴露出各走各路的脆弱性和难以抗拒国阵的强大攻势。这一年虽然林吉祥与卡巴星重返国会，但也只赢得12个国席，在槟州依然只剩一个州议席。同样的，伊党也痛失登嘉楼州政权，也差一点失掉丹州政权，基本上只以多一个州议席组织政府；国会议席更从27席减至7席。最可怜的莫过于公正党，只剩下一个国席（安华的峇东埔堡垒），而且多数票不过五百张。

这说明了反对党在不合作或分裂底下是没有多大作为的，也因为这个大道理，安华在2008年大选前尽量分别向伊党和行动党饶以大义：团结才能生存，分裂必然衰弱乃至消失。

在三党不公开的合作下（只限不演成多角战，没有共同纲领和宣言），安华终于再次爆发其魅力，在历史上第一次震撼国阵的优势而执政了5个州（吉兰丹、吉打、槟州、吡叻和雪兰莪）。虽然吡叻州在一年后因议员叛变而让国阵夺回州政权，但民联的力量在三党维持团结下得以持续展现。最主要的是伊党不再提“回教国”或“回教刑法”，而是改称建立一个福利国。这也使到行动党改变对伊党的印象。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在2013年大选前夕，行动党正为其党徽是否被接受提名竞选而感到忧虑时（因社团注册官仍未对行动党改选的成绩作出认可），伊党则伸出援手同意让行动党的候选人在伊党旗帜下参加大选。如果这一安排在当时成为事实，则今日两党会否“断交”？就不容易揣测了。

可惜的是，伊党与行动党的进一步合作也因社团注册官同意行动党候选人使用火箭标志提名而告吹。虽然如此，2013年的大选民联还是有所进步的（国席从82席增至89席），只是伊党失去了吉打州政权。

本来应该检讨的是伊党为何会表现差强人意，但不幸的是，伊党的领导层坚持捍卫宗教路线，不再为行动党而“软化”立场，也不愿意与行动党达成共识。

在这样情形下，居于中间的公正党是最为难过的，因此我们不感到惊讶阿兹敏（雪州大臣）不同意民联已不存在的说法，他认为只是停止正式运作；民联的理念依然存在。

他这样说是为雪州政权作考量，因为在吉兰丹和槟州完全不受断交的影响，伊党牢牢控制吉兰丹，公正党也只得一个州席；反之，行动党在槟州的政权仍然稳固，伊党的唯一州议员也起不了作用。

现在最为担心的是雪州政权，本来三党联盟的分配是均匀的，每个党都主导一个州政权，但吊诡的是：如果伊斯兰党退出联合政府，则雪州政权就摇摇欲坠。目前公正党有13名州议员，行动党15人，再加上伊党15人，总共43席组成民联而大权在握，巫统只剩12席。若是伊党倾向巫统，又再加上独立人士一名（前州务大臣卡立），也形成28席对28席的局面，则重新选举的可能性就存在了。

不过依据现实的考量，而且又是阿兹敏当大臣，伊党暂不退出联合政府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伊党是无法单独执政而且也需要分享雪州的资源。

如果伊党与巫统合作，也就会变成单一种族控制的政府，这也是巫统或伊党不愿意看到的事。相比之下，比较在意的还是巫统，它不可能冒险与伊党合作而失掉东马（沙巴和砂拉越）的支持力量。

这就是说，公正党在现阶段还会得到行动党和伊党的支持，维持现有的局面。这也正如安华、旺阿兹莎及阿兹敏所说的，三个州政权不会有变化。

尽管三党刻意压低其冲击力，但不争的事实是伊党与行动党已是覆水难收，破镜难圆。今后行动党等待的或是新伊党的出现或是另一个组合诞生，与公正党及行动党重新结盟，形成新民联。

只是我们不知道“新伊党”（指由伊党退出的开明派精英）是否有巨大的震撼力动摇伊党的根基吗？新民联会否再次乘风破浪迎来另一个春天？没有人会给答案，没有人能准确推测未来的政治走向，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但民联正在洗牌，而且国阵也不可避免要经历一次大洗牌。马来西亚政治第一次面临朝野都陷入困境的挑战而点燃了危机。这就是马来西亚今日的政治写照。

刊登于2015年6月22日《光华日报》

忘了历史教训•民联重蹈覆辙？（跃马扬鞭）

这是马来西亚反对党政治悲剧的重演，谁会想到在1957年8月31日当马来亚独立时，两个声称走社会主义路线的政党联合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社阵）会在1967年（刚好结盟10年）分道扬镳而瓦解。它们曾经因为拥有共同的意识形态而结成同志兄弟，摒弃种族政治。后来因为对《国语法案》的争执，劳工党和人民党终于各行其是（劳工党反国语法案；人民党支持国语法案）。

另一方面，在1969年的大选前，民主行动党与民政党达成君子协定，结成松弛的合作，以一对一的形式向联盟挑战，结果两党大有斩获。

当民政党以槟州执政党的地位向巫统靠拢时（1972年组成槟州联合政府，1974年民政加入国阵），它就与行动党起了骂战，后者指前者“背叛人民”。

自此之后，民主行动党不再与其他反对党合作；尤其是以华社为定位的政党。如1972年成立的社会正义党和1978年成立的社会主义民主党。直到1990年，行动党才又与其他反对党结盟。但有一个前提是：对方必须是以巫裔为主导的政党或属于马来人的政党，因为行动党也需要马来人的支持。就这样，行动党在1989年与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合作，组成所谓的“人民阵线”（Gagasan）；另一方面，46精神党有与伊斯兰党组成“回教团结力量”（APU）这种三角形的合作既不伤害行动党，也不影响伊斯兰党。于是在相安无事下，在1990年的大选两党大有斩获，伊斯兰党重夺吉兰丹州政权；行动党首次在国会拥有20席，且差3席就起而执政槟州。倒是46精神党只赢得8个国席，可谓“雷声大雨点小”。

当时这种合作在林吉祥看来是可行的，也有利反对党扩大地盘。因此在1998年安华出事后，林吉祥也就很快地与安华达成协议。这一回彼此不再有所顾虑，而是直接由三党在1999年结成“替代阵线”（简称替阵），共同推举安华为共主。

讵料这一直接合作使到行动党蒙受重创，在华裔选民未能彻底了解真相之下，也就对行动党的结盟持有异议（林吉祥与卡巴星就是在那一年输掉国席的）。

也果然不出所料，伊斯兰党借安华效应取得辉煌胜利后，就按本身的意愿提出建立“回教国”的大蓝图，且向巫统发出挑战。此时的行动党才觉得事态不妙，乃在2001年退出替阵。

但任谁也想不透，为何在2008年大选时会掀起政治海啸？不但反对党扬眉吐气（破天荒执政5个州），而且也及快组成“民联”，以便和国阵争夺势力范围。

由于反对党的大突破，彼此忘了伤痛，也忘了历史教训。即使经过5年的合作，三方还是未能推心置腹结成真正的统一阵线（统战），反而把“求同存异”当成理所当然的现象。正因为彼此未针对意识形态“亮剑”，矛盾也未呈现尖锐化，也就在2013年大选时，在人民的理解下又过关了。换句话说，选民在投票时尽量不以种族为优先考量，而是以合作制胜为导向。也因为这样，伊斯兰党在雪州从8个州议席跃增至15个州议席；反观在马来选区（如吉兰丹和吉打），伊党不但失席，连吉打州政权也丢了。

虽然伊党知道需要靠不同种族的选民取胜，但其宗教理念又告死灰复燃。于是“回教刑法”，成了2014年的焦点。不仅弄得华社人心惶惶，也使到行动党坐立不安。

为了缩小范围来打，行动党的战略是不与哈迪阿旺（党主席）交往，但伊党则是扩大范围来打，动员党大会不必经过辩论，就把行动党将住了（断交）。

这意味着民联破裂乃至破灭了，起而代之的是什么阵线？怎样的新民联？还有待公正党及伊党的开明派从长计议。这似乎又印证了反对党的合作难以持久，过去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

人们因此会问，为什么没吸取过去的教训？答案是：新的形势促使行动党及伊党不得不合作，但合作下应该不再重蹈覆辙，可惜没有解决过去的纠结，才有今日第二度的触礁。

刊登于2015年6月22日《南洋商报》

圆明园与中国耻辱 （直挂云帆）

曾经到过“圆明园”，但印象不深。此次应邀到北京大学参加学术论坛之际，抽空到“颐和园”走一趟，而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圆明园”与“颐和园”是挨在一起的，位于北京海淀区，属于大型皇家园林，也被称为“东方的凡尔赛宫”。根据历史记载，“圆明园”是由另两个园（长春园和绮春园）合组而成圆明三园，占地350公顷。它被认为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赐予四皇子胤祯，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

另一方面，毗邻而建的“颐和园”也被列为皇家园林和行宫，占地290公顷，始建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原称为“清漪园”。乾隆皇帝是为了孝敬崇庆皇太后六十大寿，在1764年建成，耗银480余万两，后易名为“颐和园”（1888年）。在嘉庆皇帝年间（1796年起），对圆明园三园依然有所增建，但因财力不足停止对颐和园的陈设。

虽然清朝政府对“圆明园”的巧夺天工的中西合璧建筑构造感到无比骄傲，并被外国传教士形容为“万园之园”，但当我走进颐和园时，眼见残垣断瓦及经过修补的破损建筑后，真为百多年前的中国摇头叹息，这么美好的园林和堪称结构一绝的大大小小、古色古香的亭子和庄严的宫宇，却在一夜之间被破坏得七颠八倒。如今回想起来，成了中国的国耻。因此政府保留古迹和被破坏的建筑让人民永远不要忘记侵略者对中国造成的伤害。

“圆明园”与“颐和园”的悲剧也说明了中国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的颟顸无能，几乎将大好山河断送给外来的侵略者。

没错，今天我们能在园林中享受无限风光的景色和看到几乎被破坏得体无完肤的建筑已成为历史景点时，也为中国人民的翻身感到庆幸。

虽然今日的北京十分繁华，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现代的建筑物随处可见，但现在的人可曾想起祖辈一代的辛酸泪？

远的不说，我们且从“鸦片战争”说起。在1939年时，清廷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虎门销毁英国商人的鸦片（近二万箱，合共约237万公斤），终于引发英国政府通过马六甲海峡把军舰开到中国海岸，掀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由于清廷的软弱，乃在1842年签下《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予英国，也开放沿海口岸。中国第一次丧失了关税自主权，继后也让外国取得领事治外法权。

1860年9月，英法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协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革命，也对西北的捻军起义进行干预。

正巧这一年清咸丰皇帝逃到热河避难，北京城留下真空让侵略军为所欲为。第二年（1861年），咸丰皇帝死于热河，由他的儿子戴淳继位，是为“同治皇帝”，因为只有六岁，他的生母慈禧太后替他掌权，垂帘听政，掀起了慈禧呼风唤雨的47年（1861到1908）。

与此同时，在1860年10月6日，法国陆军攻抵北京，冲入圆明园。继后英国也批准军士入园抢劫。在10月17日那天起，英法联军掠走文物珍宝价值合共600万英镑。接着在10月18日，英军借口其谈判特使巴夏礼一行被囚禁，也就下令火烧圆明园三天三夜，有300多名太监和宫女葬身火海。

悲剧也同样发生在颐和园。虽然在当时颐和园已逐渐荒废，但仍逃不过被火神浩劫。

在此之后，清廷的国力更加衰退，不仅国内反抗运动此伏彼起，而且也出现所谓的义和团反西方运动，正被慈禧利用来对付外国势力。不幸的是，义和团的刀枪不入与怪力乱神的妖言惑众，也给国家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这一回（1900年），“八国联军”（德、奥、比、西、美、法、英及意）再加上日、荷、俄共11个国家进攻北京，再一次迫使慈禧外逃。于是圆明园和颐和园再次成为被浩劫的对象。这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园林已成为中国人的耻辱。

除了两度被外来的侵略者焚烧及掠夺圆明园及颐和园宝物外，侵略者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1860年），在北京设立了使馆。抑有进者，清廷向八国联军投降，而在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更是中国人民的奇耻大辱。最重要的是赔偿4亿5千两予西方国家，分39年本息还清（1940年），共计9亿8千余万两。还有清廷要负责镇压反帝运动，不得仇外，违者皆斩。

再有是租界内变成外国人的“领土”，中国真正地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令人遗憾的是，即使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国埋葬封建王朝，但军阀割据也使到割据一方的“霸主”无心雪洗前耻，直到解放后圆明园和颐和园才重新被重视。

在1980年时，对于圆明园是否要复建的问题曾引起争议，支持者认为复建可展现民族的自尊心；而反对者则认为是仿古的东西，最后将圆明园定为“遗址公园”。

颐和园则在1998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机构承认的“世界文化遗产”，虽然在废墟中看不到昔日的荣耀，只能回想起从前的光辉，但颐和园无疑让万千的人民和游客在观赏凄凉之美后，也得到与法国作家雨果同样的悲情。他这样说：“两个强资闯进圆明园，一个洗劫，一个放火。历史将制裁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格兰（1861年）”。

尽管在1997年时，珠海圆明新园（占地1.39平方公里）对外开放，按1：1比例创建圆明园四十景中的十八景。还有在浙江横店的圆明园（万花园）（占地0.62平方公里）于2015年5月10日对外开放（耗资300亿元），但遗址留下破坏的形象却更有警示作用而成为国家的历史教训。

以目前一游圆明园和颐和园来说，它无疑是一种实地教育，有助于唤醒现代人要珍惜和平，而且要永远记住侵略者的暴行，正是所谓“破坏在一天，建设在十年”。

刊登于2015年6月18日《东方日报》

这样的开倒车下不为例 （现代春秋）

惊阅报章说，一名华妇在八打灵陆路交通局办理汽车革名手续时，突遭官员指示必须穿上沙龙才肯提供服务，否则恕不处理。

有关华妇被指“裙子太短”而需要多围一条沙龙才能进入交通局办事。

后来有关妇女将其“遭遇”放上网，许多人都感到诧异，因为这是从未听闻的“莫名其妙”指南。

朋友向我投诉如果连衣装也要干涉，那么将来马来西亚也会就会出现官订的衣服，什么时候这样穿，又什么时候那样穿？

我当然不敢臆测会不会发生此事，但当我看到一件又一件与地方当局有关联的事发生后，我开始相信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例如在某些地方，男女要分开坐，同时规定周五要休业长一些，让雇员有时间祈祷。

还有一些州属是规定周五休息，与一般的周日休息产生了差异，甚至也给生意带来一些的不便。

如今又碰到进入政府部门也要讲求衣着，难免让人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就拿相关的华妇来说，她原来的衣着也非暴露，也没穿热裤，裙子稍短也不碍事，整体来说是端庄的衣着，绝对不应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物。

可是这样的事也不幸发生了，到后来虽然陆路交通局有针对其官员行为向华妇道歉，但今后会否再发生这样的事也没有人知道。

就马来西亚来说，因为气候的炎热，一般人都是穿轻便和简便的衣装上班或上街，到政府部门也从来没有所谓的衣着指南。为何偏偏在这多事之秋出现这样的争议，真让人吃不消?

尤其是非穆斯林对回教刑法还是耿耿于怀的，他们不但“敬而远之”，而且也有抗拒感，即使回教刑法不会向非穆斯林施用，但谁又知道以后又有什么变化呢？

既然我们的国家存在一些不稳定的争议，也就需要政府采取宽松和宽大的政策，让老百姓有所适从，而不是突然指令一来也不知道如何应对。

吊诡的是，就在我们争议衣装是否要有指南时，今年我们又见当局的新规定允许中六的学生可以不用穿校服上课。

既然有关规定实施甚久，也没有什么争议，为何要取消校服呢？这容易引起混淆，毕竟这些学生仍在中学上课，虽然已上大学先修班，但归根究底，还是被列为中学生，也就一律穿校服上学才是合情合理。

在这方面，我们也看到国民型学校仍然认为中六生要穿校服上学，这不但是正确的决定也可以防止外人“浑水摸鱼”；尤其是最近发生拐骗学生的事件，我们更应提高警惕，不让坏分子有机可乘。

无可否认的，马来西亚的各民族都有其本身的服饰，受欧美影响也较大，因此政府可以规定不可穿热裤或太短的裙裤，不可穿有暴露的上衣，当然也不可穿拖鞋和无袖背心，不论男女，都在不受鼓励之例。

因此我们除了要求民众的衣着要端庄外，也要求和疾呼政府不要走向保守或用宗教的眼光看问题，既然我们已经承认这是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国家，也就要相互尊重和礼让，而不是一口否定别人的衣装。

当然我们也发现到目前只有少数的政府部门喜欢限制这个和那个，尚未普及所有部门，但我们担心这样的规定可能会普及化，这对老百姓而言是至为不方便的，也是开时代的倒车。

不论当前所谓的指南厘定已久，在我们看来这些的规定已经落伍了，不适用于现代的社会，我们应该改弦易辙。

走笔至此，突然想起不久前看过一套纪录片，讲的是伊朗在宗教革命前，在巴列维王朝时代，政府大力提倡和鼓励妇女开放，可以向西方潮流看齐；更可以上大学成为专业人士，也可以大方地参加体育活动，让人感觉到伊朗开放的一面。但在1979年伊朗宗教革命成功后，又将一切扭转过来，妇女不再像以前的自由而是要包头巾和面纱，她们得受到宗教的约束，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看到时代再倒退，以致于妇女不习惯乃起而反对。不过有关妇女要回到从前又似乎是遥远的梦。

为此我们希望马来西亚不要步一些中东国家的后尘，让一切顺其自然，让人民有所适从，这才能反映出这个国家人民的幸福指数有所上升。

刊登于2015年6月15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