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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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5.4.16

从报人到党魁的赛扎哈里 (天下纵横)



赛扎哈里的逝世也让人对昔日的历史留下沉痛的回忆,此文是希望对赛扎哈里的新闻评论作出补充。
我曾经一口气把赛扎哈里的回忆录《人间正道》读完,然后又一口气写了7篇评论文章(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应该是在2003年左右写下了相关的文章)。
根据他的回忆录,他是1928年5月18日出生在新加坡,原是爪哇裔马来人,小时候体弱多病,留下4男1女,由他的年轻母亲(当时27岁)阿丝玛一手带大。他小的时候偕兄弟帮母亲卖糕点赚些绳头小利,因收入不够,他母亲也在白人家当女佣。
1945年日本投降,英军重临新马。在这个时候,他仰慕的斗士是阿末布斯达曼。布斯达曼在1937年参加马来青年同盟(Kesatuan Melayu Muda)(KMM),担任副秘书。不久因为积极反殖曾被英国扣留一个时期。
因为布斯达曼的胆识,赛扎哈里打从心里对他表示敬意。
1951年,在克利斯·玛士(著名马来作家)的推荐下,他成为《马来前锋报》的新闻工作者,总算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1955年,赛扎哈里与莎拉玛结婚,育有一男一女。也是在那一年,赛扎哈里被调到吉隆坡担任驻地代表,取代已出任部长阿都亚兹留下的空缺。
虽然在1959年赛扎哈里有幸被委为总编辑,但东姑(首相)插手前锋报事务和方针,终于在1961年爆发了“罢工抗议事件”,员工强烈反对政党掌控报业,不过罢工运动从7月21日开始直到10月21日。
当斗争在进行时,回到新加坡慰问罢工的前锋报员工的赛扎哈里突接到马来西亚政府的禁令“永远禁止他入境马来西亚”。
既然回不了马来西亚,赛扎哈里在离开前锋报后,一时也找不到适当的工作,也就同意在那一年(1961年)商谈加入新加坡人民党的事宜,
此时正值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闹分裂,林清祥有意拉拢赛扎哈里加入社阵,以便和李光耀抗衡。但在当时赛扎哈里较为崇拜布斯达曼,也就答应领导新加坡人民党(1962年)。
自然而然的,赛扎哈里成了新加坡人民党的党魁。由于林清祥已和李光耀划清界限,赛扎哈里终于选择倾向林清祥而没有加入人民行动党,不过在当时因赛扎哈里也有自身的思考,他认为加入新加坡社阵只能在当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绝不是发号施令的领袖。因此他选择领导人民党是希望通过这个党能改善马来人的生活和环境(这说明了在重视思想意识形态的政党中,也是有种族性倾向的)。
另一方面,赛扎哈里也“剖释”马来西亚成立的背景。当1945年印尼取得独立后,苏卡诺总统就希望与马来亚合成组织“大印度尼西亚国”,这个思想在战后也得到马来左派分子的支持。
因为苏卡诺总统不听命于英美的控制,也就决意通过种族手段来减除苏加诺的影响力。于是英国通过马来亚首相东姑将被迫、砂拉越及汶莱纳进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如果此计划落实,则苏卡诺要成为大印尼共和国的总统梦也就落空了。因此当马来西亚于1963年9月16日正式成立时,苏卡诺也就搞起反马来西亚运动。
就英美立场来说,在东南亚结成反共阵线是比较安全,也不会被轻易赤化,因为西方国家已看到印支三邦(越南、寮国及柬埔寨)有被共产党化的落实,也就急着要在东南亚建一道反共防线。结果1965年的一场反政变的成功,终于使到苏卡诺自食其果,反被其手下(装甲车司令)苏哈多的反政变所扳倒。这样一来,一场印尼的流血政变和反政变也改变了东南亚的政治格局,更辐射至世界各地而成为“资本主义”攻破“社会主义”统战的重要一关。

刊登于2016年4月25日《号外周报》第783期

21.4.16

战后马来西亚政治的演变 —政党的种族化与民主受挫



马来西亚不论在战前或战后的政治运动或政党活动都具有种族主义的倾向,例如1930年成立的马共,也是以华人为主,虽然它推动的是社会主义思潮;又例如1939年成立的马来青年同盟(KMN)也是以马来人为主的政党;布斯达曼是其中一位领导人,他也因之被英殖民政府扣留(共百余人坐牢)。
战后(1945年后),我从三个层面论述和分析马来西亚的政治演变。第一个层面是政党政治;第二个层面是民主政治推动了种族政治萌芽和发展;而第三个层面是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介入政治活动后所卷起不分种族的政治运动,但仍然无法消除种族主义带来的阻力和负面影响。
因此从战后到今天的70年间,我们还是面对种族主义阴魂不散的笼罩,甚至在特定的时期也曾走向高潮。虽然有些政党标榜非种族主义,但在现实的社会中,绝大多数政党都有其种族归类。
至于非政府组织可以宣称超越种族,但行动起来则会被标签具有种族倾向。还有一类是新出现的种族性的NGO,在308后更是形成一股逆流
总的来说,不论我们喜欢与否,种族政治继续在主导我们的未来政治。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还得为种族政治的起伏不定而操心,因为政治正向种族主义道路滑下去。
随手拈来就有1945年10月成立的马来国民党及同年12月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虽然两者都是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仍然得以种族作为归类。前者的领导人有布哈鲁丁(1956年成为回教党主席)、布斯达曼(1955年另创马来亚人民党)及依萨(1962年出任马来亚劳工党主席)。后者的领导人有菲力何亚琳、林建材、林丰美及余柱业等人。这两个政党被指受共党渗透,而分别在1950年被查封及1948年自我解散。
再下来种族成了政党的标签,例如1946年成立的巫统是一个纯马来人的政党,它是在拿督翁领导下,结合马来政团反对“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而组成,并在较后与英国达成“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还有1946年成立的印度国大党也是由印度人组成的;而在1949年成立的马华公会同样带出种族色彩。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的政治仍然在种族的阴影或影响下开展斗争。不论是1969年大选后的“513悲剧”,或是2008年大选的“308政治海啸”及2013年大选的“华人海啸”,非但不能打破种族藩篱,而且种族的情意结越来越深。
我尝试从三个层次来“剖释”和考察为什么种族政治阴魂不散,即使所有参加政治的人都高声疾呼“打破种族主义”、“反对种族主义”,但到头来政治之间又有了归类,这种物以类聚的逻辑用在政治上也是有其一定的道理。
第一个层次是政党政治本身造成的种族政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巫统、马华及国大党在1954年组成的“联盟”(联盟是大选时的工具,不完全具备政党起码条件(如党员))。换句话说,在各种族政党各自存在下,三党的上层通过“联盟”来达成政治目的(选举时胜利,取得政权),然后分配执政带来的官职安排。从表面上看是各民族组成了“多元政治”,实则是根据权力的大小和种族的比例来分配权益。
即使是反对党自50年代以降,也同样无法避开种族倾向和种族思想。例如在50年代出现的伊斯兰党(1951年从巫统分裂出来);具有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如英国工党)的马来亚劳工党(1951年);拿督翁成立的马来亚独立党(1951年从巫统分裂出来)(1954年易名为国家党);林苍祐成立的急进党(1951年);由SP及DR辛尼华沙甘昆仲成立的人民进步党(活动范围在吡叻,1953年)和阿末布斯达曼及布哈鲁丁(1956年转入回教党出任主席)组成的马来亚人民党(1955年)。
这个时期出现的反对党为反对种族主义而喊出了多元种族的口号,非种族性政党,并允许各民族加入,比如劳工党和人民党及拿督翁的国家党,都是标榜非种族性的政党,而且是有远大的理想。人劳两党更在1957年组成社阵以争取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国家党则要展示其优于巫统,因为巫统不开放门户,而国家党则认同各民族可加入其中。
虽然如此,从选举的结果来看,“非种族性的政党”还是被选民划分其种族倾向,拿督翁的国家党在1955年普选全军覆没后,就走回种族路线,不再寄望其他种族的支持,甚至指责马华对它的背叛,且企图将马来亚变成“中国的第廿个省”。
1959年的大选,拿督翁改头换面,集中在登嘉楼打“马来主权牌”,终于与回教党共同执政登州,后因国家党议员叛离,州政权才又被巫统夺回。
至于人劳组成的社阵,最大的影响力是在华人地区。1959年中选的布斯达曼、加南星及V大卫都是在华人多的选区胜出,也就判定日后劳工党融进了华人社会。
在后期(60年代)出现的政党如民政党、民主行动党及砂人民联合党所宣称的虽是为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而斗争,但到头来还是被标签为华基政党(不是它们要归类,而是它们在民众看来是华基政党)。
如果我们通过第二个层次及民主政治的推动(主要指民主选举)来审视国家的政治,也不难发现民主选举带来的种族政治是无法被改变和消除的,反而是外来的政治因素造成民主政治受挫。1964年的大选联盟大捷,反对党萎缩(社阵只剩下2个国席,原本有8个国席)是因为华人在投票时,担心马来亚的左翼政党会靠向印尼而发生不利于华人的排华事件。当年印尼的苏卡诺总统大事鼓吹马印组成大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这又说明了种族因素会盖过思想意识的。
同样的,左翼政党的共同意识形态也压不下“种族情绪”。社阵在1967年的分裂就是因为两党对“国语法案”有明显地冲突。
还有1969年大选后爆发的“513种族冲突悲剧”强烈地印证了政党搞起的种族政治,最终是“民主死亡”。当“民主”再复苏过来的时候,又是种族政治抬头的时刻。
马华公会在1971年(国会重新开放)不是通过“民主的再生”而成功地搞起华人大团结运动吗?结果不到半年,因华团与马华的理念不同胎死腹中。
对马华更大的打击是在1972年的时候,巫统与各反对党组成联合政府,如与伊党在吉兰丹的合作、与民政在槟城的结盟、与人联党在砂州的暗度陈仓,等于刮了马华一巴掌;尤其是1974年巫统将联盟扩大成国阵后,这些新加入的成员又被归为华基政党,也就成了马华的“同志敌人”。其结果是从外斗转成内斗,乱了国阵的脚步,久而久之,神貌离合及各抽后腿下,再加上华基政党在国阵内已陷入瓶颈而无法突破,终于在2008年及2013年出现政治海啸,执政党的华基政党才会输得不清不楚,也奠下了两线制的基础。但转入2015年,我们又见所谓民主已被煽起种族情绪。
(本文是作者于4月17日应邀参加第一届东南华人研究国际会议上的部分发言内容,地点在吉隆坡拉曼大学大礼堂,由华总主催。其他同台主讲者有戴小华、孔令龙、刘荣禧督学,主持人是胡逸山博士)

刊登于2016年4月21日《东方日报》

18.4.16

也论台湾的侨务政策 (跃马扬鞭)



又是对侨务政策的争议,除了新加坡人对中国的侨务政策有微言外,现在连台湾的新一代也要求厘清海外侨胞的定义,因此又再次引发争议。
提出这个建议的是台湾新生力量党的立委林昶佐。他认为台湾仅有2千3百万人口,但要服务海外的4千万“侨胞”是不合理的。所以他要求界定清楚“侨胞”的定义,不能“包山包海”造成有限的资源枯竭。
按照林昶佐的言论他是希望台湾的“侨务委员会”只服务从台湾走出去(海外)的侨胞。若是这样,则台湾的侨务委员会的工作就相当轻松了;也不需要与大陆争相争取海外华人的支持;更不需花大钱让“海外单位”左右逢源(七十年代曾有一个时期,据知海外的一些文化团体右手向台湾拿钱,而左手则向大陆拿经费)。
根据台湾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士魁的说法,台湾的侨务工作不会刻意区分“台裔”或“华裔”,只要侨社不分蓝绿,支持“中华民国”,爱台湾的民众都是侨委会需要去交朋友与服务的对象。在这方面,台湾淡江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林若雩就认为从1950年到1980年的30年间,台湾的侨务成果远远超过中国大陆。不过陈士魁不得不承认在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过30年的改头换面,其侨务政策又比台湾强了许多。他说中国大陆侨务相关工作的人有三万余人。
他又指出在2015年,中国侨办的支出预算高达人民币48亿(等于台币250亿;等于8亿美金)。
反之,台湾侨委会一年的费用只台币10亿(约3000万美元,两者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可是在2003年中国宣布和平崛起后,它对侨务政策更加积极和更加主动地与海外华人建立联系,例如此伏彼起的乡亲联谊大会在90年代起已蓬勃开展,形成一条切不断的纽带。
在这方面,我们也察觉到中国的侨务政策有所扩大了。在经济能力许可下,它强化了与海外华人的联系,所以有相当多的时候是打出“华侨华人”联在一起的牌子。这意味着中国传承了昔日的传统,对海外华人也要关怀,即使他们已入籍所在国,毕竟没有改变的是它们的民族心和肤色。就这样海外华人也一概被视为“炎黄子孙”或“中华民族”了。
其实因为政治和环境的关系,台湾的侨务政策早前是比大陆先走一步的,打从60年代开始,台湾就开放其大学吸纳来自海外的华人子弟(他们也被称为“侨生”)。这一批“侨生”是因为政治关系不得其门入读中国大陆的大学。
于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学生因为得到台湾认可“侨生”的地位,也就得以享受优惠乃至获得奖助学金。在一年复一年下,台湾也为马来西亚的华社培养了6万名大学生,这一大批的留学生在马来西亚各地都设立了校友会,也进入商界及文化界服务。
可以客观地说,台湾“制造”出来的大学生对台湾有一份深厚的感情,所以要这些留学生反过来责骂台湾政府是少之又少的,即使他们不同意台湾的政策,对“中华民国”不支持,也不会对台湾有恶感。
原本在10年前,中国开放门户欢迎马来西亚学生赴华留学后,曾一度使到留台生有所减少,但近三年来留台生又再“突飞猛进”,似乎一年内有15000名大马生赴台深造,其人数仅次于澳洲和英国。澳洲有23000名大马学生,英国有15700名留学生。这就是说,大马留台生占第三位,比起中国现有的6000余名留华生为多。
由于台湾将马来西亚的留学生大部分界定为侨生(11000人),而另外4000余人则被界定为外籍生(有些是学生本身的选择)。由此可见,侨务政策下对海外华人都是有利无弊的。如果台湾弃侨务政策,不再对海外华人提供优惠,那将是台湾的大损失。
无论如何,台湾的“去中国化”、“去简体字”、“去包山包海的侨务政策”和“去九二共识”等都是不实际,也是不现实的。新生代的一族也要了解先辈是怎样走过来的。台湾之所以有今天,也是因为国民党败退后守住台湾,也没有与中国切割关系。从清朝到中华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脉相承的。台湾也没有例外,如果它不是中国的,那日本干吗在战败后要把台湾还给中国呢?
蔡英文应该不会把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中华文明统统丢掉吧!

刊登于2016年4月18日《南洋商报》

香港独立党是什么玩意儿?(现代春秋)



当1997年7月1日,英国政府正式将香港主权交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时,它标志着香港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虽然在这之前有部分香港人对回归大陆“缺乏信心”而向欧洲移民,但后来看到回归顺利,而且又在1997-1998年成功地击退对冲基金对港股市的冲击,终于让港人松了一口气,也不再很大质疑特区的“治港能力”了。可是六四之后(1989年)到1997年的回归平均每年有5万名港人移居海外,包括2万5千人在台定居。
虽然在回归10年后(2007年)香港人仍有53%不认同“港独”,只有35%的人有“港独”的倾向,但在2011年开始,由于港人对特首及议员的双普选要求未能如愿以偿,也就激发年青一代越来越对香港特区政府权力被收缩感到不满。
而港人的不满情绪还可推前在2003年时香港政府拟落实基本法第23条文,禁止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政府、窃取国家机密及外国政治性组织在港进行政治活动;若被警方怀疑可以不需通过法庭就有权力直接入屋搜查。讵料由于民众反应过激,有50万人大游行,迫使特首董建华宣布辞职,也暂时收回第23条文。
另外一项令港人不满的是他们要求在2017年时特首应由选民直接选出,不能假手于选举人决定特首的候选人,可是中国人大对于港人的要求只批准一半,另一半不批准。
中国人大规定也通过2017年特首可进行普选,但特首的候选人要先通过由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中选出,然后交由选民投票选出。这种先通过在选举人推荐被港人被认为不民主也不具代表性,他们要求的是允许政党本身直接提名候选人并直接由选民选出,中央不要过问候选人。
可是中央担心选出来的特首与中央格格不入或经常抬杠,难以推行政务,也就拒绝香港政团的要求。
在失望之余,港人在中大教授的领导下,于2014年9月开展“占领中环”(即包括占中的含义在内)运动,而形成一股力量;及后又再出现雨伞运动。更甚者在今年春节之际,因取缔非法小贩事件引发暴力反抗和反击,让人感觉到香港有些不对劲了。
虽然中国及港府一直希望低调处理,也不想严厉惩罚叛逆的年青人,但接下来事态变得更为复杂,几乎把香港问题转化成为国际问题,像南中国海和两岸问题一样,不再是“港人治港”的单纯争议了。
其实早在1953年时,港督杨慕琦已被受命通过联合国强化香港的殖民地地位,非自治领土,以便能争取独立。1963年社运人士马文辉领导成立“香港民主自治党”(Hong Kong Democratic Self-Government Party),以反殖反共为基调,因而被形容为“香港独立之父”。但在1971年当中国重返联合国后,就通过大会废掉香港是殖民地的字眼,堵死“港独”念头。
虽然如此,在香港回归后产生更多的后遗症。当文教团体于去年结束“占中”行动后,香港岭南大学助理教授陈云的三名徒弟Kin Chung Wong(主席)、Diniel Ma(马骏朗)及Tat Hong Lau(信托人)前往英国注册“香港独立党”(Hong Kong Indepence Party),而在今年2月27日被英国选举委员会接受为合法政党。这意味着这个党可以在外国取得政治献金,同时可用政党名义在当地成立公司,并将获取得政治献金转汇香港的对应机构或公司。
陈云教授因撰文鼓吹“港独”“香港的城邦论”而人气急升,被形容为“港独教父”。
即使这个政党不可以在香港活动,但它下一步将在美国申请注册,以便像达赖喇嘛一样,在外国注册其政治机构而获得基金,从事全球活动。如果这个政党获得西方国家的支持,对香港的冲击也就不可掉以轻心了。
其中最明显的是,由陈浩天及陈国强等人发起的“香港民族党”(Hong Kong National Party)在3月28日成立了,这个政党的理念最主要是:①建立独立和自由的香港共和国;②废除未经港人授权的基本法,香港宪法必须由港人制定等等。
到目前为止,这个政党曾向公司注册局申请注册,但尚未获准。陈浩天表示正在交涉此事,因为他们没有违宪。
从时间上来说,香港民族党是随着在英国注册的“香港独立党”成立后的下一个行动,以便可以里应外合,推动他们的宗旨。
虽然有人争议由于香港基本法的23条文没有通过,暂时不存在使用“分裂国家”罪名拒绝注册。但在另一方面,亲中国的学者指出基本法已摆明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哪里可以鼓动独立和主张废除基本法,这不是乱套吗?
因此最近有30多名香港律师赴京会晤人大副秘书长兼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时,有提出立《反港独法》,以抑制和禁止“港独”言论被煽动而动摇民心。
在政界方面,直到目前为止,支持港独的人也有,但不多数。我们也特别注意到港巨富李嘉诚不赞成港独,同时英国外相哈蒙德也认为不实际和不现实。
归纳起来,香港不具有独立的条件,它的历史背景也与新加坡完全不同,不能被当成一个可以被引用的例子。
如果说台湾若“独立”必然引起轩然风波,那么香港的“独立”就更大件事了,因为在1971年时中国已成功地在联合国通过大会把“香港属英国殖民地”的字句删除,而将香港视为中国的领土,因此国际社会支持“港独”是很难的事,也违背联合国议的决案。
还有英国在与中央谈判时已达成共识,推行一国两制,50年内不改变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但此举不意味着主权可以改变(特首梁振英语)。
有人推论,港人倾向“港独”或有人在背后“指手划脚”,但只会使问题更加恶化而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对峙与争执。
因此争取“港人治港”和港人要求能改善政治结构是可以通过商议或可施加一些压力与大陆达成共赢,毕竟后者更需要以香港作为一个范例— 一国两制是可行的。因此独立这码事,只能添乱不能给香港带来安定与繁荣。我们要问的是香港独立党及民族党要带香港走向哪里?又如何制造“港独”梦呢?

刊登于2016年4月18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