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将临民政志不高？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预测马来西亚第十四届大选将会在华人农历新年过后，也就是在2018年的2月举行，因为这是“最佳日期”。因而他估计首相纳吉的对手将在这次大选尝到“苦涩的结果”。

明年的华人农历新年落在2月16日，以华人的传统来算，华人农历新年前后的15天还是“新年”，也就是过了元宵节才算“结束”。农历新年若以阳历计算，元宵节是落在3月2日。这样的时间若对国阵有利又是基于什么理由？由于《经济学人》并没有点出2月大选的主要理由是什么，因此我们以一般的推算，大选比较可能是落在4月。

因为有了2008年的308的袭击及2013年的505的再一次冲击，纳吉选择3月或5月大选的可能性不高，反而4月份大选对执政党是“好兆头”。例如在1964年第二届的大选落在4月，而联盟（国阵）大胜；1982年大选（第六届）落在4月，又是国阵大胜；还有在1995年的大选（第九届）落在4月又是国阵雄风依旧。

这不算迷信，而是按传统而言，4月份是较为适当的选举年。如果以过去的独立后以来的十三次大选来看，其中有3次是4月大选，这可算是执政党的“幸运月份”。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其它月份不好，而是第十四届大选须要在明年的上半年完成，拉得太久，对执政党也不见得有利。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安华将会在明年4月出狱，所以政府有必要提前大选。就我们所知的安华因素外，还有其它因素是被执政党考虑在内的。例如国阵已在近几个月转移了战略，不再与伊斯兰党大谈355法案，也不再强调回巫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胜论。在2016年及2017年上半年，宗教课题是被炒得沸沸扬扬，主要是巫统正在权衡它与伊斯兰党合作抑或是继续国阵精神，哪一方面比较重要？

在经过一番思考后，巫统选择保持国阵的合作，主要是不希望东马的铁票有转移。毕竟伊斯兰党面对强大的反对党阵线（希盟）的挑战会否有突破巫统也心里没底。

在这种情形下，巫统的战略应该是让伊党以第三者的身份出现。在马来人的选区形成三角战，这对巫统（国阵）是利多弊少的。

今天我们也看到伊斯兰党减少在宗教课题上刺激其它民族，也意味着伊党已谅解巫统的难处，同时希望国阵继续掌政。这对伊党也是好事。不论它在大选中的成绩如何，巫统也不可能让伊党下沉的。

很显然的，纳吉也希望马华公会有所作为，因而不断在华社发出利好消息，包括增建华校和加强与中国的合作等。马华公会的回应则是希望最少拿回15个国会议席。这种估算虽不算高，但已是背水一战。这也是为什么廖中莱已吹起向行动党对决的号角。当然一切还得取决于选民的反应。

至于民政党也算是比较泄气一点。马袖强说，经过3年的努力，民政在来届大选将会拿下5个国席和12个州议席。虽然他没有指出是那些议席可夺回，但他对槟城好像缺乏了信心和雄心，只求人民能让一个民政代表进入州议会。

这是很令人难解的“悲情牌”。林敬益在生前曾说过让行动党赢两届，而后民政才有机会抢回来，为何马袖强不放出豪言壮语呢？

人民不会忘记民政是在槟城起家的，如果它在未来的大选无法在槟城有所作为的话，它存在的意义就会受到质疑。昔日民政的骄傲是掌控一个州政府，这是马华所没有的，也是马华所羡慕的。如果未来民政只想拿回一席，又要在什么年代才能翻身？即使民政在其它州有所斩获，也不比槟城来得重要。它可以输掉其它州的任何议席，因为民政不是主导的政党，但决不能被排斥在槟城政治圈外。

举个例子说，民政不是在沙巴有一个副首席部长吗？但有谁知道民政也在沙巴联合执政？既然起家于槟城，民政就要拼全力在槟城有所作为，而且要敢于排出新的阵容迎接挑战。不论结果如何，民政总之不能未战就服软。可以想象，国阵还是会让民政参选13个州议席，也只有民政扬眉吐气，国阵才有机会再探出头。这个“首席部长”的位子好像是“保留”给民政的。如果民政没有把握再抬起头，比之在2008年大选时行动党要求人民给五、六席来得更少，就等于没甚大要求。

因此民政只能将精力集中在槟城。放弃了槟州，民政的政治遗产还剩多少呢？

我们不怀疑国阵在当下的选举制度会占上风，就是每个选区是最高票者胜出，而不是以总得票来分席位。这叫作“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选举制度，或称之为First-Past-the -Post-Voting（FPTP），即一个选区只有最高得票者得胜。既然民政的选区是比较多元化的，也就意味着它的机会是存在着的。就看马袖强怎样将民政的命运与槟城相结合起来。

刊登于2017年11月14日《光华日报》

大水灾带来的省思

槟岛也就是所谓的槟榔屿，它是在1786年被英国人莱特所占领，并直接宣布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总面积经过填海后共有293平方公里（相等于新加坡土地面积的一半）。它原本是一个荒芜与沼泽地带，经开发后成为各族人民移入的海岛。有来自吉打、吡叻、雪兰莪等地的马来人，也有来自印尼的马来人及阿拉伯回教徒；更有来自中国的华人和印度的移民，加上少数的英国及其他欧洲人。

自从开埠以来，槟榔屿在1789年有遇过一次大火灾，将市区的房子焚毁，地点是在槟榔律和日本新路（Kampung Malabar）一带。还有一次是发生于1820年，乔治市几乎浸在水中，造成许多家庭受水患之害，触动英殖民政府有迁都的念头。

当时有人建议将“城市”移向较高的地点峇都兰章区，后来又认为不妥，就建议改善排水系统，以解决水患。

不过根据地理学家曲喜乐博士（Johannes Kucher）（德国人）研究的结果是，槟岛的土地每年增加半寸，造成土地高过水平线。一旦雨下不停，水就难以排泄也就会造成水灾发生。

这位著名的地理学家今天也是景园专家，在中国的大学执教。在60年代中期他来到槟城住了8个月，以完成其博士论文。在1970年时，他又应林苍祐之邀来槟城研究水患事宜。

曲喜乐博士也认为地势的问题只有通过较深的排水道来缓和或解决，但不能保证。因为土地一旦高于海水的地平线，而且每年有所增高的话，就意味着解决水患不易。

在1941年时，槟岛又再面临大水灾的冲袭，严重到几乎不可收拾。在当时又似乎牵涉到阿依淡一条河水泛滥造成居民陷入困境。

所谓的阿依淡的名字是取自马来文的“Ayer Hitam”（黑水河）。这条河水其实并不黑也不大，就是在那个年代（因担心日军攻城，居民都逃到阿依淡躲开日军的目光，却又是“水神”降临。

即使一连几天大雨就成灾，也没有影响或改变人民对槟城的热爱；尤其是槟岛，更成为人民满意的居家场所，也成为第二家园的热门地点。

如果按照地质学家的研究，要解决槟岛水灾问题好像还没有最好的方案，也是因为沟渠问题造成今日的“积重难返”。

可是做为英国的殖民地，槟岛的沟渠既小又浅，排水困难，即使有阴沟，又不够多和深。到了80年代，只见发展商在市区的原有露出的水沟用洋灰盖住了，留下一些个小窄口供清洁工人清理垃圾。

这样的封闭自然使到下大雨时，水无处可“消化”，只能溢出路上造成泛滥；特别是高楼大厦到处林立，房屋也多到难以计算。还有山坡也被发展，楼高度又再拔高。一旦发生大水患，那就不可思议了。

在2004年的“海啸”来犯时，大家都不知怎么一回事，竟在浮罗勿洞卷走多条人命；而海堤一带的破坏更是满目疮痍。

讵料在本月4日下个不停的倾盆大雨，加上狂风吹袭，又把整个槟城翻个脚朝天，卷走了6条人命，房屋倒塌倒是不多，只是整个市区也因为水灾之患，在周日出现凄凉现象，许多小贩不摆档，许多小贩中心或餐厅歇业。让人感到难过的是：为什么“一雨变成灾”，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虽然有些天灾是防不胜防，但总希望能降到最少的破坏。

刊登于2017年11月13日《号外周报》第863期

1958年的马华公会 —林苍祐与杨邦孝的政治故事（一）

最近翻阅华教斗争的史料有一个意外的发现：马华公会若能保住1958年鼓起的“革命精神”的团队，直到今天它可能仍然是华社第一大党，也是巫统之后的名副其实的老二地位。

到底1958年有什么事情值得铭记？这得从几位重要人物的相互关系说起：陈祯禄、陈修信、林苍祐、朱运兴、杨邦孝、李光耀及林连玉等。

在李光耀赏识陈祯禄（1883-1960）是一位厚道的人时，又对其儿子陈修信（1916-1988）有不同的看法。他说：“陈修信的悲剧是一代土生华人的悲剧，他们不了解独立前的马来亚以及后来独立的马来西亚的条规，跟他们所习惯的英国条规根本不相同。如今居于统治地位的是马来人。由于马来人认为他们无法和华人及印度人平等竞争，也就决心巩固他们所掌握的政权。不论这样做对其他族群是否公平，陈修信对这一点完全没有感觉”。

此外，李光耀也带有讽刺的口吻揶揄陈修信：“他出生在富贵人家，借父亲的名望登上政坛高峰，他是马六甲中区的代议士，这个选区的选民都是乡村马来人，所以他不需要学习华语，也不需要学华文，可是他却以马来西亚的华人领袖自居”。

东姑马上替陈修信解围说：“即使马华只剩下五名议员，他（巫统）也不会把这个华族伙伴抛在一边”。

不过李光耀在新加坡尚未退出马来西亚前（1963年9月16日加入马来西亚），在1965年6月6日在新加坡举行了“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大会”（反对党联席会议），除了重申“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作为推动改革的理念外，李光耀还特别提到林苍祐（1919-2010）在当天大会上的果敢讲话：“现在我们不为自己的决心采取行动，也许就没有前途可言了。无论对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子女来说，也许就再也没有平等的机会了。大会必须表明最重要、最根本的态度是在面临向我们发出的极端恶毒，近乎歇斯底里的抨击时，下定决心坚持到底”。

李光耀特别引用林苍祐说的话是因为林苍祐在马来西亚打滚多年后，已深刻了解到他们的做事方式和策略，并不是个人的主观之言。

其实李光耀早在六年前（1959年）已知道林苍祐的政治困境。而这个关系是因为一个人促成的，这个人就是杨邦孝（1926— ），他是一名律师，在吉隆坡出生。他的父亲杨旭龄也是著名律师。在1949年，他响应陈祯禄的号召成为马华公会的发起人之一（共16人），出任总秘书。

原祖籍广东大埔县人的杨邦孝在1950年到英国剑桥大学考获法律学位，后又成为法学硕士，曾与李光耀有过三年的同窗生涯，再加上同是客家人，因而成为挚友。

在1952年，他回到吉隆坡，在其父亲的律师楼执律师业。1956年他加入马华公会。

林苍祐在1954年加入马华时，已是殖民地政府委任的槟州立法议会“首席议员”（相等于未来或准首席部长）。他后来也介入调解学潮和推动华人申请公民权并注册成为选民。1955年他带领槟州联盟参加州立法议会选举，在14席中大获全胜，另10席是英方所委任的。

也是在1955年，林苍祐被委为联合邦立法议员，且出任联盟党鞭。由于他对马华的改革持乐观态度，十分努力地在马华党内成为少壮派的偶像。在1958年马华党选时，林苍祐已组成他的少壮改革派，主要的班底来自槟城、雪州的李孝式及杨旭龄。因此杨邦孝加入林苍祐的阵容是理所当然的，以使后者能成为华人政党的领袖。

当年马华的党选是当场提名投票的。就这样林苍祐、朱运兴（1911-2002）及杨邦孝结成了“铁三角”。

在改选中，林苍祐一马当先以89票对67票，击败创会会长陈祯禄，成为第二任总会长。至于总秘书一职则由朱运兴（89票）对翁毓麟（65票）和杨章港（2票）见高低。在下来杨邦孝斗倒陈修信，当选宣传主任。

这意味着林苍祐派取得全面的胜利，初时也得到陈祯禄的祝贺，并已应允出任永远名誉会长。

刊登于2017年11月13日《南洋商报》

纳吉采用马哈迪战略？

当2015年伊斯兰党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与民主行动党断交之后，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似乎又回到1999年的斗争模式。

1999年是马来政坛的大风暴，起因不是伊斯兰党与巫统的斗争，而是马哈迪的副手安华在1998年9月2日被马哈迪革除一切官职，并在9月3日被巫统理事会开除出党，理由是安华被指涉及不道德行为。

当时的消息说，如果安华当年（即1998年7月亚洲金融风暴前后）接受献议赴外国当大使，两人的矛盾就会缓和下来。但安华拒绝妥协，也就在不久后安华掀起了他的第一波政治改革运动（Reformasi），一时声势浩大，支持者情绪高昂。

先是9月13日安华在其家乡峇东埔展开第一站巡回演说，并提出了“峇东埔宣言”，矢言与马哈迪抗争到底。后是为扩大影响力，安华于9月20日移师吉隆坡独立广场，将“峇东埔宣言”转化成“独立广场宣言”，支持群众来自四面八方，基本上以马来人为多，估计有十万名。

也许是安华的威力与魅力过猛，他在同一天被警方援引内安法令扣捕，直到9月29日安华被提上法庭，指控他触犯十条刑事罪，不准保释，才从安全令转为刑事拘留。也是从那一天起安华失去了自由，直到2004年9月被释放。他前后在监狱度过近7年（从1998年9月20日—2004年8月）的黯淡时光。

他在被捕后，通过妻子旺阿兹莎在1999年组织“国民公正党”，并与伊斯兰党及民主行动党达成合作，期间也加进了人民党。

这四党联盟也组成了“替代阵线”，以安华作为共主，希望能在大选中给予马哈迪致命一击。

然而1999年11月的大选，并没有给安华带来意外的惊喜，反而是铸造了伊斯兰党从中崛起。这一年伊斯兰党除保有吉兰丹州政权外，也夺回登嘉楼州政权。更甚者，伊党第一次拥有27名国会议员；反观公正党只拿下5个国席，而行动党也算失败，只保住10个国会议席。林吉祥和卡巴行首次在国会选举中落马。

从一方面来看，安华效应折射伊斯兰党，后者借机安华的入狱和在拘禁期间被总警长殴打来争取马来选票，出乎意料取得胜利，让巫统也捏了一把冷汗。这意味着马来人投票分成两派。

可惜的是，这个“替代阵线”很快就出现裂痕，伊党坚持走回教国路线，行动党极力反对，导致后者在2001年退出替代阵线。

当然安华也不是个胜利者，但他的影响力造就了伊党的抬头也堪可告慰。只是伊党有本身的议程，不容易受制于安华，更何况安华在狱中，又如何向伊党指手画脚呢？

今天伊党与公正党分道扬镳，也是因为党的斗争理念不同所致。

从另一方面看，却也是华社的分裂，形成两个集团，一个是由董总领导的华团共获得2095个社团的支持和响应，它们提出了“华团大选诉求”，其中的重要点是要求公平施政、废除土著与非土著之分、废除固打制等。

但华社的大团体如华总及中总和贩总反对诉求的内容，也就没有参与签署。

不过反对党的替代阵线一马当先表示支持；而国阵的马华、民政及人联党也不得不接受诉求的存在。

碍于大选（11月）即将来临，政府方面没甚大动作，只有在大选后，政府的“秋后算账”是促诉求领袖将诉求中的七项要求取消。

郭全强（董总主席）在压力下也不得不有所表达，同意搁置，但不是收回。

这场风波也在后来演化成种族的对峙，巫青团扬言要针对华堂有所动作，而华社也认为大选已过，国阵又大胜，就不必追究了。

马哈迪身为首相，他对华社支持使国阵保住2/3多数席感到满意，也对华裔选民的“深明大义”有所感激。如果不是华社的支持，马哈迪将会失去较多的席位。

我之所以提起这件事，主要阐明今天的首相纳吉经过摸索和反思后，终于认为不应放弃华人票。

本来在2015年后，巫统有认同与伊党合作，也默许伊党在国会提出355法案，以使回教法庭扩大权力施以重刑。有关这项争议，华基政党自然大力反对，但巫统及马来社会也陷入一阵的迷惘，究竟要放弃华裔票转向马来票和印裔票？抑或是争取回华人票，以便能兼而得之。

从纳吉近期的动作，如增建华校、加强与中国合作中已显露出国阵需要华人票。在这种情形下，巫统的选项已不多，要么直接与伊党合作，全力争取马来票；要么保持原来的多元团队，以让华裔感觉政府也需要他们的支持。

正因为这样，这些日子已少见传媒公开讨论“回巫合作”的课题，似乎赞成伊党来一个三角战。这种既不得罪伊党，也不丧失巫统议席的安排，可以避免马来社会的分裂。

若是巫统仍通过国阵争取华裔选票和稳住东马土著的选票，它就可能重演1999年的大选战果。

当然若能保持现状，不做任何大的改变，对国阵会比较好。

至于反对党组成的希联，它在现阶段已进入马哈迪领军的关键时刻。除了避免挖马哈迪的旧伤痕外，也要在舆论上给予马哈迪支持。

今天的希联所握的王牌是马哈迪，如果让自身阵营乱了脚步，有的支持马哈迪；有的反对马哈迪，这场仗又如何打呢？因此希联的战略也应实事求是，跟着时局的变动而作出调整，不然马哈迪如何领军？

刊登于2017年11月9日《东方日报》

客家话萎缩的争议 —答书灵《祝愿客家话与世长存》

书灵君于10月30日在“异言堂”版发表一篇题为《祝愿客家话与世长存》的文章中极为希望客家人必须从自己和家庭做起，让下一代也会讲客家话。只有世代相传，客家话才不会消失，连带也保护了客家文化和传统。

他是针对我引用一位客家学者廖玉禅（Jessieca Leo）（马来西亚人）的著作《全球客家：客家身份的重塑》（Global Hakka: Hakka Identity in the Remaking）内提及再过两代（60年）客家话将会走向消亡作出了痛心疾首的回应，而认为优美的客家方言一旦消失，整个客家文化就无法生存和传承下去。

作为客家人，我支持他的良苦用心，也希望客家话能在马来西亚“源远流长”。但我们也得正视整个世界形势的变化和客家话所受到的冲击。

先从我本身说起吧！我父亲在我们懂事时就已经在吡叻州的巴力工作，一两个月才回来一两天，根本没有时间和机会教我们说客家话。反而是从母亲那儿学到了潮州话，而福建话则是从小与左邻右舍交谈中学会；至于广东话是在后来从电台和电视中学到的。当我父亲退休回家安享晚年时我已经进入报界工作。在采访生涯中，用华语、英语和马来语就比较多，客家话好像不在社交场所成为流行用语，即使不会讲客家话也不打紧，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语言与他人交谈。

我是后来应邀参加客家公会及大埔同乡会担任理事后才学些客家话，因为平时少用客家话，讲起来就会有点不自然。此后经过多年的熏陶，客家话才派上用场。

不过我没有把客家话传给孩子，因为那时我还不会讲，待到我会讲时，他们出国留学了。

所以当家庭的方言教育不成功时，我们的下一代就会对客家话和客家文化显得生疏，甚至也提不起兴趣学习，更不必说发扬了。

这在马来西亚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因为客家话和客家文化派上用场的地方不多，自然而然的它在时代的转变下成为非社交语言。

吊诡的是，在马来西亚客家人占华人总人口（超过650万人）的21%，比福建人的37%为低，但比其他籍贯（如潮州、广府、海南、福州等）人为多，约有140万左右，理应客家话是继福建话后第二流行的方言，事实却并非如此。毕竟我们发现在吉隆坡及吡叻的客家族群中仍是用客话交谈，也发现在槟城的浮罗山背讲客话还是社交用语，下来就是一些华人新村中的客家村（如甲洞、沙叻秀等）。

此外，在东马的客家人比较突显客家话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沙巴。因为这里的华裔约50万名，其中半数以上是客家人，客家话也就成为当地的主要语言。诸如卡达山族首领及下一代大多会说客家话。整个沙巴有人口逾3百万。

在砂拉越，同样有客家族群与福州族群形成为两个主要民系，因此客话的行得通是不令人意料之外的。

今天马来西亚民众所接触的电视、电视剧及舞台表演等，有客家文化色彩的少之又少，除非是客家人公会本身主办和邀请的。这些团体基本上是从中国和台湾团前来表演，也只有这两个地方的客家文化团体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与赞助。

所以马来西亚要普及客家话和客家文化活动，就不得不通过各地的客家单位推动。也正因为这样，马来西亚即便有不少的客家人，但我们在缺乏推动力下又能怎样？

举一个现实的例子，李光耀是客家人后裔，他在中国祖地也有李光耀祖宅的保留，但他不讲客家话，也没有刻意学，只有在60年代因政治需要他才与客家公会的领袖有所接触。

但在70年代之后开始，他就积极推动“多讲华语，少说方言”运动。其目的是希望新加坡人无需重视方言，但要把英语和华语学好。这种双语政策在李光耀看来是行得通的，因为他也在电视台限制了方言节目。

原本我们以为李光耀身为客家人，会借势推动客语，其实不然，他要把新加坡人塑造成新的新加坡人，不再是中国人，也不是中国的华人，而顶多是新加坡的华裔。

另一方面，有两个地方突出了客语的重要性是令人震惊的：（一）在南太平洋中的一个苏里南国家（Sunriname),竟出现客语是官方认可的语言。这个国家的面积有如中国河南省一样大，人口有55万，但华人有超过10万。政府除了规定荷兰语是官语外，也将华语及客语列为法定语言。在那里的客家人感觉到这个国家是一个“客人有份的国家”。

（二）另一个是大溪地（Tahiti），中国称为‘塔希提”，仍是法国殖民地，人口20余万，其中有10%是华裔，客家人约万余名。这是一个群岛围绕的国家，景色优美，被誉为“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最近有来自大溪地的华人，他原是从吡叻移民的，他说住在大溪地是极幸福的，没想到客家人也有“出头天”。

当然还有一些地区也是鼓励方言的，例如台湾这些年就希望新一代学习客家语，虽然也是在推动方言文化，但内中的政治议程则是希望与中国大陆有所切割，大陆是普及普通话，昔日与台湾一样；但现在台湾要去中国化，不免要鼓励人民学习方言，如闽南语和客家话，以配合当局在教科书的内容减少古文的学习。

虽然香港有人也学台湾，用复兴广东话来抵御普通话，企图塑造“港独”形象，但这种做法所起的效用不大。

其实，不论是闽南话、客家话乃至广东话都没有文字作支撑，文字早在公元2000年前已被秦始皇统一了，所以中国才能形成一个国家。

即便在中国的客家人有5千万名，分布在19个省及180多个市/县，也有500万的客家人在海外成家立业，但客家方言除了大陆和台湾有客家电视台传播外，在其他地方则不复存在。

退一步说，在海外的小地方（如苏里南及大溪地）能使客家人及客家话扬眉吐气的话，也对整个时局的改变没甚影响。

因此客家话的萎缩也许有人过于悲观而引起争议，但要确保不会在两代内消失，就得靠客家单位力争上游了。

刊登于2017年11月6日《光华日报》

习近平是“利害的人”？

中共建党是在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于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1943年解散）指导下成立的，初时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会，而后才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坚持走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

中共在特定的年代（从1921年到1934年）是一直受到共产国际代表或亲苏派的领导所控制，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长征路上），重新确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才真正蜕变成本土化的政党。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同意也接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他认为这个世界没有种族之分，只有富人和穷人之分。如果穷人要当家作主就要推翻资本主义社会。

就当时中国的局势来看，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代表了资本主义，而中共所领导的是要朝向社会主义；是要改朝换代的。

原本中共的党章并没有中共领袖的名字在内，有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毛泽东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的突围和在与日本战争中发挥了奇兵突袭的战略效用，不但牵住了日本蝗军；也与国民政府军在一边合作一边斗争的情况下，不断扩大红军的地盘。

1945年，中共在延安举行第七大代表大会上，中共党章开宗明义修改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在这之后，毛泽东思想在中共党内成为放之四海皆准的“战无不胜”的真理。直到文化大革命（1966-1976）之后，因为国家陷入武斗和人心涣散，毛泽东思想才开始受到争议。

当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重新回到中共领导层时，他就运用本身的一套思维和战略把中国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他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即改革开放）以拯救中国，即使渗进了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制度也无所谓。经过他20年的拼搏（1978-1997），中国再挤入世界之林。邓小平也巧妙地把自己的思想化成理论，以和毛泽东思想系在一起。在搁下阶级斗争理论后，邓小平改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这之中就体现了邓小平理论可以接得上毛泽东思想，因为彼此都有社会主义的不变原则。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世时，党把其思想写进党章；而“邓小平理论”是在他逝世半年后的1997年党代表大会上加进党章内。这样一来，邓小平理论出现在党章内就比毛泽东思想矮了一截。

倒是江泽民时代提出的“三个代表”（即中共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包括承认和接受新时期的企业代表（红色资本家？）成为党员，但看来看去都不容易接上邓小平理论。内中不仅否定“阶级斗争”（邓不提也没有在党章内否定这一点），而且看来也把中共变成一个“全民的党”（有人形容成为社会党，没有严格规定党员入党的条件）。

还有在胡锦涛时代，他的“发展科学观”和“八个荣辱”及“和谐社会”都不错，就是将之写进党章也不知道如何理解和如何与社会主义衔接？毕竟他所提的三个事项，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做，不是社会主义的特色。它怎么成了发展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方向呢？严格来说，可以归纳为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需要大力发展科学和重视道德规范的方向，不是指导思想。

倒是习近平不但结合现实的需求，而且也擦亮毛泽东这块金招牌。因此他的思想被写入党章变得顺理成章，因为他接上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之演绎成“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也与毛泽东思想相互配搭。以此推论，习近平只用5年的时间即形成习近平思想体系，比毛泽东要用10年时间和比邓小平要用20年时间来得快。

难怪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习近平是“厉害的人”。究竟习近平厉害在哪里？就看他未来5年的政绩了。

刊登于2017年11月6日《号外周报》第862期

加泰罗尼亚“独立”陷困

远于亚洲，位于欧洲的西班牙最近一些日子来陷入宪制危机，仍找不到解决方案。起因于其中一个自治区——加泰罗尼亚（Catalunya）要求独立而引发的。

这个自治区位于西班牙东北部，土地面积3万2千平方公里，人口有750万人。它在中世纪是属于阿拉贡王国的重要部分。1469年，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和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结婚，标志着西班牙王国的诞生。两人的后裔在1512年成立纳瓦尔国王后，成为西班牙唯一的君主。

因为加泰罗尼亚在1714年介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站在失败的一方，其所原有的地位和权利就被胜利的一方菲利普五世国王废除，包括禁止使用当地的加泰罗尼亚语，取消自15世纪就享有的自治权；更甚者在1714年9月11日，加泰罗尼亚的巴塞罗那被围困。这一天也在后来成为加泰罗尼亚人的“沦陷日”（民族日），以激发民族主义恒久不灭。

直到20世纪，加泰罗尼亚才恢复一些自治权力。到了1933年，它重新建立自治政府，但在1939年时，佛朗哥在西班牙内战中胜利后再次取消加泰罗尼亚的自治地位，也再次禁止使用加泰罗尼亚语言。只有在1975年后，西班牙转型下放权力后，加泰罗尼亚再度恢复自治，包括它的语言也成为西班牙的官方语言之一。

西班牙是处于欧洲伊比利亚半岛之内，土地面积共达50万平方公里，人口有4千6百万。但它最大的隐忧是国家有620万人失业，失业率高达27.2%，为近19年来最高，也是欧盟区中最高失业率的国家。

虽然加泰罗尼亚人很早就想脱离西班牙而独立，但苦无机会。

当2006年加泰罗尼亚为取得更大的自治权，乃在2006年6月17日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举行公民投票，结果获得73.9%的选民支持权力扩大。事后西班牙政府食言拒绝下放权力，引起了民愤。

当2008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时，西班牙经济更是雪上加霜，根本无法满足加泰罗尼亚人的需求（要求中央拨50亿欧元还债）。为防范于突然生变，中央政府在2010年6月18日通过宪法法院审批通过《加泰罗尼亚宪章》，宪章加入“西班牙领土不可分割”的字眼，也删除独立色彩过于强烈的14条细节。不过首次承认加泰罗尼亚是一个“Nation”，却标明非官方意见。

2012年11月25日加泰罗尼亚举行议会选举（提前），选举成绩显示支持成为国家的占80.76%，只有4.54%的人反对。及后，西班牙外交部长马加略宣称“将动用全部法律力量阻止公投，甚至提及必要时冻结自治区的自治权”。

与此同时，法院则裁决称“公投有效与否的裁判权在宪法法院”，似乎已将公投结果“判了死刑”。

即便中央压力重重，加泰罗尼亚还是在2014年11月9日举行独立公投，共有220万人投票，其中80.7%的人赞成独立，只有4.6%的人赞成维持现状。

在2015年9月28日，加泰罗尼亚举行议会选举，支持独立的政党联盟拿下过半议席，这批议员在11月9日以72票对63票通过独立议案，准备在18个月后成为独立国家。

有鉴于情况十分危急，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坚持反对，指它违反宪法，并将此案提上宪法法院。在11月11日经11名法官研审后，一致反对独立决议。

在2016年9月11日，共有80万民众在加泰罗尼亚民族日的各个城市参加集会，但在巴塞罗那就有50万人走上街头，要求独立。

为了与时间赛跑，加泰罗尼亚议会在2017年9月6日，通过立法议会，以72票赞成，11票弃权通过将举行独立公投。5天过后的9月11日，适逢加泰罗尼亚民族日又有百万人在巴塞罗那上街高喊独立口号。

2017年10月1日，加泰罗尼亚举行独立公投，经过5小时开票后揭晓，530万选民中有226万人投票，共有90.9%的选民支持独立建国，而只有7.8%的选民反对。

本来自治政府主席卡莱斯可以在10月10日经议会认可后宣布独立，但他却宣布暂缓加速独立过程，以寻求和西班牙政府谈判。

另一方面，西班牙首相拉霍伊的提案即时在参议院获通过，授权根据宪法155条冻结加泰罗尼亚自治权，强行解散自治政府。

继之，中央又宣布要自治区负责人应讯面对调查是否触犯“叛国罪”，但主席等人已赴比利时暂避风头，除非得到公平的安排。情势至此，已是剑拔弩张，不知如何收拾。

刊登于2017年11月6日《南洋商报》

财政预算案前后的博弈

首相纳吉于10月27日在国会下议院提出明年度财政预算案（2018年）基本上是大选预算案，因为他不但未提高物品的征税，而且发放更多的经济援助来满足国人。

从宏观分析，明年的财政预算案的开销共达2802亿5000万令吉，比2017年多出近200亿令吉。其中发展开销则保留与2017年一样，是为460亿令吉；而行政开销是2342亿5000万令吉。

以百分比来算，16.4%是归发展开销（460亿令吉），而82.7%是属于行政开销。在行政开销的项目中，以公务员的开支最大，达到791亿令吉（公务员数目相等于人口的5%，比其他国家高出一倍至两倍）。

至于在预算案收入方面，预计会有2398亿6000万令吉，其中税收包括个人和公司税占42.6%，还是最大项目。间接税有22.8%的收入，这包括消费税415亿令吉，国产税118亿令吉，进口税30亿令吉和出口税12亿令吉等。

另外非税务收入17.2%，其中政府资产借贷和应用占14.4%，及其他税务3%。以此比较，明年度的预算案仍是一个赤字的预算案。

两相抵消，财算赤字有403亿令吉（占GDP的2.8%），较2017年的3.0%少了0.2%。

其实我国历年来的预算案出现赤字不足为奇，几乎是20年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国债不断增加。根据经济专家佐摩分析，我们的国债已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3%，接近制高点55%的门槛。去年国债增加158亿令吉，而外债也增加22亿令吉。截至去年，政府承担的债务已高达1千9百亿令吉。

我们注意到在明年政府又需要对160万名公务员发放1500令吉的特别津贴（其中1千令吉在明年正月发放，另500令吉在开斋节时发放）。至于退休公务员（约70万名）也可获得750令吉的特别津贴。两者相加起来，政府就要多付28亿令吉，这并未包括加薪和其他方面的津贴和提供贷款等。

例如：（一）公务员可购买回教土地（tanah wakaf）建的房屋并向银行贷款；（二）退休的公务员（服务至少25年）可获医药福利，包括父母，同时他们的退休金可提升至1千令吉，约有5万人受惠。

此外，提供公务员特假前往麦加朝圣，同时也可以在职修读硕博学位，上班时间有弹性。另外，怀孕的女性公务员可提早一小时下班，产假则增加至90天。

政府之所以对公务员特别关照是因为他们是政府的重要支持者，也是政府的支柱。

在当下160万公务员及70万名退休公务员合起来是230万名，如果有30%的公务员投票给希联，而又保住70%的公务员继续支持国阵；尤其是巫统，则有近150万人是国阵的铁票，再加上他们的家庭成员，若以4个为限，加上事主本人共有5票，也就意味着有750万张的票会归向国阵。

以此推论，再加上乡村区的垦殖民（获得津贴5000令吉）的支持，约有11万人，就会确保国阵（巫统）的流失票不多。

我们姑且相信在第14届大选时有1千500万选民投票（占总选民的70%），即意味着执政党已掌握了一半的选票。如再加上东马的“储存票”，国阵就会保住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成绩（前者巫统参选117席，胜了75席，国阵总数140席，仍然执政。总议席为222席。后者巫统参选121席，胜了88席，国阵共以133席继续执政，总议席为222席）。

由此可见，巫统在过去两届的大选只能算是受挫，不算失败。失败的是国阵的友党。在这方面，我们也看到首相宣布一个大马信托基金的15亿投资单位将特别保留给印裔，但每名投资者限购3万个单位。难怪国大党主席苏巴马廉除了感谢外，也形容是给印裔带来更好的未来；反之希联没有任何承诺。

虽然如此，政府还是有能力提供优惠或折扣10%-20%让欠贷者（PTPTN）陆续还债。只是我们到今天为止，政府在提供折扣上亏损了多少？失联或烂账的数目又多少？这些钱是否由政府摊还银行及公积金局？而在这方面又损失多少呢？

对于华小，政府保留一年5000万令吉的拨款，算是杯水车薪。但意想不到的是，政府在宣布财政案前夕，一口气批准了在雪州和柔佛州各兴建5间华小，而且其中9间用华裔先贤的名字命名。

另一方面，政府也宣布批准6间华小搬迁，它们是因为没有学生而被批迁到有人口的地区。这6间中有两间分别迁至雪州和柔佛，剩下两间分别移至森美兰和彭亨。

在原则上，我们支持政府的开明和对华校政策的宽松，但我们要了解其实质情况，这些新建的10间华小是否真的有所需求增建？建了以后生源有经过分析吗？我们希望马华公会能公布它是以什么依据来圈定学校的校址？其中有几间是地主或发展商出资建的？又有几间是政府出资的？

而搬迁的学校是否也是经过调查研究后作出的选择？到底是马华或教总负起责任？

其中十分重要的是，从教总的调查报告显示，在1296间华小中，有537间是微型华小（学生不超过150人），其中有357间的学生不及100人；更甚者有151所的华小学生人数少过40名。

再看当今的华小生已从64余万名（2004年）降到54万余名（2016年）。因此也有人担心华小所收的学生已有96%的华裔家长将其子女送进华小，几乎人数已“饱满”。所幸近些年来有18%的非华裔进入了华小念书，使到非华裔学生接近十万大关，将来如再增加至30%也不足为奇。因此马华和教总有必要关注多间华小在重新规划下，是否能创造出一个新局面—成为各民族入读的学校？以展示华文地位的提高抑或是变相地刺激国际学校因为华小的良莠不齐而“吃香”？换句话说，财政预算案中我们也要把华校面对的困境计划在内，避免在教职员多过学生下，一些华小也继续开办，这不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吗？

既然华小有机会“新生”，我们真希望马华拿出一套解决华小的方案来，该迁校的就迁，该兴建的就兴建，该合并的就合并；甚至没有生源下，该关的就要关，不要专门找一个学生来维持一间学校，这叫热爱“华文教育”吗？

刊登于 2017年11月2日《东方日报》

习近平集权后下一步是什么？

习近平仅用5年的时间就在党军政三方面取得绝对控制权和领导地位，不遑多让毛泽东时代所确定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有人在问已经是21世纪了，为什么习近平还需要塑造一个绝对的权威？在毛泽东主席于1976年逝世后，中共不是逐渐废除个人崇拜，也把毛主席请下“神坛”吗？正因为这样，在“文革”结束后，在华国锋于1981年辞卸党主席后，邓小平就希望能重新为中共树立一个新形象。于是华国锋的肖像不能和毛主席遗像并列，天安门城楼也只剩下毛泽东的大幅像，象征着他是共和国的开路人。

虽然邓小平在1978年第三次重新复出后一直成为中国人民心中的第二代领袖，也努力使自己成为全面掌控实权的中国领袖，但他不曾担任中共主席（五十年代时曾一度当过总书记，那时是以主席毛泽东为大，总书记从属在主席之下，不够权威），也不曾担任过国家主席（最高职务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即便曾当过象征权力的军事委员会主席，但算起来还是不够完整的。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邓小平在复出后就掌握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及江泽民的政运；甚至连胡锦涛也是他预先钦定的接班人。

从中我们看到华国锋因为让邓小平复出而被“两个凡是”政策整掉了。胡耀邦（搞自由化运动）及赵紫阳（被指同情六四学生）是在邓的权威下被摆上门面的，不仅发挥不了大作用，也被整垮了。唯有到了江泽民继位时（1989-2002）才因为邓的年迈（已85岁）而有了江泽民一统局面的机会。

在他的全面（党军政）统治下，江泽民时代开始了，他的人马全面出动。后来许多落马的高官都是在他当政时被提上去的，例如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李东生、令计划及谷峻山等等，不一而足。

因此到了胡锦涛主政时（2002-2012），他就没有这么大的权威。江泽民是直到2004年才把军委会主席的职位让给他。也就是说，在江泽民退下总书记两年后，才完全淡出政坛，也让他有更多时间在各地安排亲信。因此胡锦涛在接班后所能做的改变不多，对付贪腐也是适可而止。虽然他在卸职前有疾呼贪腐若不肃清，将会“亡党亡国”。

可惜他无法在军队中获得主导权和控制权，只有来到习近平上位后（2012-），已经乖离正道的各种不良行为才慢慢得到纠正。从2012年对付薄熙来开始到后来一些高官被双轨和判刑，人民及舆论终于感到事态已是非常严重，若不从严惩治，共和国将会变色。

即使在习近平主政的5年内，共有135万人被拔官和处理，其中厅级官员1225名、处级官员8084名、基层官员更达134.3万人，当中有64万人是农村党干部。但如此大串的贪腐案件，也不得不令人感叹依然有抓不完的腐败分子。

与此同时，习近平的人马中，也查知“敌手”有两次政变的企图。

例如在2012年时，在十八大召开前几个月，重庆事件曝光，薄熙来、周永康密谋发动政变，但面对胡锦涛派的反对，而最先落马的薄熙来也搞不成政变，习近平才安然过关。后来的大老虎落网的大新闻，包括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周本顺、蒋洁敏、谷开来及徐明等，与此大有关系，共有18人涉案。

在2017年距离十九大召开的两个多月前又爆出第二个企图政变案件。事缘原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2012年取代薄熙来的位置）在今年7月15日突被时任中共组织部长赵乐际（现已是中共常委兼法政委书记，取代王岐山的位置）宣布免职，改由陈敏尔接任重庆市委书记。

这对中共而言是极不寻常的新闻，因为他已被视为中共的“储君”（未来接班人），怎么会有如此巨变呢？

原本孙政才应该在北京出席由习近平主持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但他缺席了。因为他在14日抵达北京时，就被带走，。后来查出他提拔的副市长沐华平的女友（香港居民）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还有民生银行的贪腐案也把其太太卷进去了。

就在孙落马后的第二天，习近平率6名常委紧急召见了副国级以上官员、省级高层及军方领导人，共300余人参加，专题讨论孙政才事件。

在9月29日，中纪委宣布孙的罪名是“丧失政治立场”、“泄露秘密”等。

吊诡的是，中共已开完十九大，为何孙政才的案件尚未公布？其中有涉及什么重大隐情吗？也有待中纪委交待。

由此来看，习近平如果不牢控党，不在军队中重整和严防渗透及若不在政府中对内外交政策的掌控，则其一带一路的倡议，两个百年梦的落实和应对朝鲜和印度的挑战及与美国关系的调整将不容易展开。

在今天的复杂局势下，对外有美国挑战南中国海的领海权；有美国鼓动印度与中国搞对抗、有西方国家如澳洲及纽西兰与日本合唱反华曲调，都使到习近平需要一个与毛泽东相媲美的权力架构来引领中国，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成为与美国和俄罗斯鼎足而立的强国。

与此同时，现在习近平的团队中不搞接班人也不打紧，毕竟在未来的5年内有任何变化也说不准。例如在毛泽东时代先指定刘少奇接班（1959年），后指定林彪接班（1969年），再指定王洪文接班（1974年），到头来还是闪出一个华国锋来，令人始料未及。这反映了指定接班人不一定能成事。当然这也是有利有弊的，不能一概而论。

不过整体而言，要彻底的反贪和使军队绝对服从也许当下需要从集权做起，但一旦建立了个人权威（不能太久），就要让中国全面走向法治，不再以人治国，否则会衍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危及人民的安全与世界的和平。

刊登于2017年10月30日《光华日报》

中共领袖逐个数

中共十九大的壮观与一片祥和的场面反映出习近平总书记已掌控党政军三方面的互动关系，他显然是继邓小平后的另一位耀眼的政治明星。因此有人比喻他是毛泽东及邓小平后的第三位杰出的党领导者。

当然已经成立96年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只有上述的三位领袖，而是至少有12位有“名堂”的党魁；也有人并未在领导人的名表内，但不等于他们不是领导。

当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时，陈独秀（1879-1942）是党的实际领袖。他原是北大教授，与李大钊及毛泽东和张国焘一起搞革命。

1924年，中共同意与国民党合作，也就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1927）。但不幸的，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了革命，在1927年大举屠杀中共党人和亲共分子，中共在上海的基地几乎被铲平，史称“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

1925年，中共四大再选出陈独秀（1879-1942）为总书记，但在1927年被捕后变节，遭中共开除党籍。

第二位领导人是向忠发（1880-1931），他是在六大（1928年）选举中出任总书记。在1931年被捕后投降，造成中共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第三位领导人是来自苏联共产国际介绍的，他是王明（陈绍禹）（1904-1974）。在1931年6月被党中央推举为党总书记，主持中共工作。1934年因指挥错误，导致中共红军根据地被摧毁。

在1931年时，中共也已在江西立定脚跟，并在是年11月7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当选中共执行委员会主席。

也是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开始对红军根据地进行围剿，在四次都无功折返后，第五次围剿则动用百万大军攻打红军根据地（瑞金）。迫于无奈，红军开展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长征期间（1934-1935），党的中央领导人博古（秦邦宪）（1907-1946）在李德（共产国际的军事专家）配合领导下，也无法挽回劣势。

直到1935年，长征领导人在遵义开会，决定让毛泽东指挥红军，而由张闻天（洛甫）（1900-1976）担任总书记，但在1938年后他逐渐把党的权力交由毛泽东掌管。

洛甫在1943年卸职，改由中共政治局推举毛泽东（1893-1976）担任党主席。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他发挥了其军事天才，渡过重重难关，终于突破蒋介石国民党的包围，顺利在1935年抵达延安，成为毛泽东再创神话的“革命圣地”。当1937年日本与中国交战后，又促成第二次的国共合作（1937-1945）。

即使刘少奇（1898-1969）在1959年取代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他还是不能越过毛主席，毕竟党大过一切。

但在1966年掀起文化大革命后，刘少奇就首当其冲在1968年失掉国家主席职，而在1969年含冤逝世。

因为毛泽东的逝世（1976年），党陷入争夺战，四人帮被捕。先是华国锋（1921-2008）占上风成为党主席，后是邓小平复出。华却在1981年时大权旁落。

在中共第十一届党大会上，胡耀邦（1915-1989）出任总书记，不幸在1987年丢职。他被指推行放任自由主义而遭致党内保守派攻击。

1987年，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选出赵紫阳出任总书记。又想不到在1989年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导致赵紫阳（1919-2005）丢官，换来的是来自上海的江泽民（1926—）。他在位直到2012年才把棒子交给胡锦涛（1942—）。

在2012年时，习近平接替胡的棒子，开启了他举步维艰的第一步。因为摆在他眼前的是一大堆烂摊子；尤其是贪腐案件多得数不清。五年来，他已做出成绩，但五年后他又要交出什么呢？

刊登于2017年10月30日《号外周报》第8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