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华小逆天道

于10月6日在莎亚南举行的“马来人尊严大会”有一条议决案是针对华淡小学的。它说“落实单源流学校，逐步推行宏愿学校，并以国语作为教学语。”

苏丹伊德里斯师范大学代表努鲁法丁补充说，废除华淡小是为了团结这个国家的各个族群。因此她希望在2026年时完全废除华小和淡小，以强化国立学校。因为母语学校无法团结人民。

她也倡议推广爪夷文的使用，同时把其教学放在国文科目内。

虽然这是老课题，但却是新战略，且指定时间消除“方言学校”。在这方面，相信政府碍于各方阻力将不会执行这一议决案，但却会加强马来民族的驱动力，以便有机会落实1956年的拉萨教育报告书的“最后目标”，即实现国语作为国家教育的媒介语，后来经董教总及华社反对后，政府将“最后目标”暂时取消，总算平息了风波。

其实华文教育从殖民地时代起就面对诸多的阻力和挑战。当1919年的“五四运动”全面在海内外形成波澜壮阔的大潮流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校就如“雨后春笋”在马新各地开办。而英政府为了防范于未然，在1920年推出学校注册法令，规定超过10名学生的学校必须向当局注册。

这之中有一个疑点，当年中国共产党还未成立（在1921年成立），马共也不见踪影（1930年成立），为何英国急切抛出学校注册及华文报章登记法呢？原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4-1918），世界兴起“无政府共产主义”，包括马来亚和新加坡也不例外。其中最出名的吴钝民（永春人，此后大批永春人移民马来亚，与他有关）以知识分子（留学日本）的身份在1917年进入马来亚，并在翌年在吉隆坡合办《益群报》（后改《益群日报》）当主编。这位具有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的报人在其报纸大事鼓吹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且倡议社会革命推翻旧阶级；更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号召抵制日货，终于在当年被捕，另外5人也同时入狱，其中一人是尊孔校长宋木林，在同年11月全被遣返中国，史称“六君子事件”。

由于吴钝民是激进分子，为后来的革命文学（1926年起）起了催化作用，因而他被视为“马来亚无政府共产主义之父”。

正因为“无政府主义”威胁到英殖民统治，也就先下手为强对华校和华文报进行控制。然而在“上有政策”及“下有对策”下，华文学校还是遍地开花，风雨无阻地形成华人社会团结的核心。

尽管在日本南侵时（1941-1945），马共在1943年起与英军有过合作抗日，但在日本投降（1945年）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军又与马共翻脸，且在1948年成立马来亚联合邦，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马共也被列为非法组织。

自此之后，英国对华校的钳制是全面性的，既逮捕大批教师和学生遣送回中国，也将华校和政治挂钩，视华校是左翼分子诞生的温床。例如1950年华中和南侨女中被指校内有马共传单，决定查封学校；后在华社压力后，才解除禁令。但英殖民政府也眼看出炉各项法令，意图消灭“方言学校”。如根据1955年教育法令将钟灵中学进行改制（1956年）而爆发了罢课运动，打响了华教危机的第一声。

即便1956年的拉萨报告书在1957年成为教育法令，也没有阻止其他华中接受津贴，转成英国语作为教学媒介。

来到1960年的达立报告书及成为1961年的教育法令后，就十分明确地规定所有华小必须在1962年转成津贴学校，改称国民型华文小学，但保留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换言之，华文小学的特征未有改变，只是师资、生源及教材全归政府负责，包括教师薪水等。

本来华文小学的生源也是与英小平享的，大致是各有一半。但在1975年后因英小也全改成国民学校，激发了华裔家长（包括多数受英文教育者）将子女纷纷送入华校，理由是华小保留三语教学。直到今天，几乎有超过95%的华人家长将子女送进华小受教育，这也印证了华小的多语教学是受到肯定的。

在较后一项“沉默的转变”也在华小发生。根据官方统计，在50余万名华小生中，有14%的非华裔学生入读，几乎有8万余人。假以时日，必会增加更多友族生入读。也因为华小的三语教学的成功，已成为今日非华裔家长选择的学校之一，消灭华小是逆天道而行。

以此比较，单语教育的宏愿学校之所以未能在80年代如同华小普受欢迎，就是它侧重在单元教育。因此任何的限制华小的发展，甚至消灭华小的举措都是不得人心的。今天的华小已是多元种族和多元教育的典范，可以被列为多元文化的表率。就不知道为何马来人尊严大会会这么歧视国语之外的语文？这种狭隘的种族主义偏执思想，只会让我国的教育开倒车，既不利国家发展，也非团结之道。不如让教育在潜移默化中自然跟随时代的转变而调整，岂不是最好的方案？

刊登于2019年10月14日《南洋商报》

马来人尊严大会的省思

被形容有逾万人出席的“马来人尊严大会”如期在沙亚南举行，有几个特点似乎非常引人注目。其一是马哈迪亲临主持开幕，不论是以首相身份或私人身份与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马哈迪本身也代表国家的实权掌控者。因此他的言论是“弹不虚发”。其二应该出席的主干人物除了马哈迪（土团党）、阿兹敏（公正党）及莫哈末沙布（诚信党）外，也有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及丹州大臣阿末耶谷、巫统党要安奴亚慕沙（总秘书）、凯里（前巫青团长）、希山慕丁（前副主席）及若奥马等，可谓涵盖了当今马来各党的领导人，其代表性也不容质疑。其三，吊诡的是，为何不邀请安华与会和发表演说？主办方说因公正党成分复杂（非纯马来人政党），因此未邀安华。但阿兹敏的出席又当何解释？其四，主办单位除了马大辉煌研究中心外，也包括工艺大学、博特拉大学及苏丹伊德利斯师范大学。这意味着这四大学府介入了政治味道极其浓厚的大学，也获得了政府方面的支持，教育部长马智礼的出席说明这一点。

不过，还是有人质问为何在此时召开马来人尊严大会？难道马来人已失尊严？这又是与事实不符的，马来人不但掌控内阁的重要部门，而且首相的权威也没有比前朝首相纳吉的权威逊色，反而更加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虽然希盟的竞选宣言有言明要削减首相的权力，且任职不能超过两届（10年），但仍未有落实。

因此马哈迪仍像过去一样，对内阁重要成员的委任没有更改的余地，甚至以没有空缺为由拒绝安华入阁。再者，对总检察长、反贪局长和国库董事成员的委任，也是以马哈迪的意志为依归。

即使希盟政府是由四党组成，土团党尚未占优势，但鲜有人挑战马哈迪的决策。因此今日的马哈迪与昔日的马哈迪（巫统主席）在执政上的强势领导似乎没有两样。

这说明了马来主导政权的隐固与否不因席位的加减而有所改变。今天的希盟如果将土团党的27名国会议员、公正党的50名议员和诚信党的11名议员加起来就已经有88席（当然可以扣掉公正党内的华裔及印裔议员，但也不超过10名）；再加上东马沙巴及砂拉越的支持，也已迈向执政门槛。

民主行动党的加盟和分享权力也是国阵一贯的作风，但它也没能左右马哈迪对阁员重要职位的安排。这种情况让人回想起1999年的大选，因安华的黑眼圈事件导致马来票严重流失，以致伊斯兰党占了27个国席，也执政丹登两州。

当时马哈迪说，幸好华人没有倒向安华领导的“替代阵线”，否则国阵将失去2/3的多数席位。也因为华人对国阵的支持，马哈迪保住了优势。在那段日子里，马哈迪又何曾向马华低头？

虽然马哈迪有慨叹今日的马来人大分裂是因为分成6个政党（实际上只有5个：土团党、公正党、诚信党、巫统和伊党，还有一个是谁呢？马哈迪没说（也许是涵盖沙巴的民兴党或砂拉越的土保党），但也不全然是马来人分裂的主因。比如安华的公正党是被马哈迪逼出来的；又比如诚信党是伊党哈迪阿旺逼出来的；还有土团党更是巫统纳吉逼成的。如今马哈迪要求马来人重新团结在新崛起的土团党内，结果引来巫统与伊党的联手，以争夺马来人的领导权。

这些政党的明争暗斗，说明了政党不等于民族，例如政党间可以合作，如参加马来人尊严大会，但谁又能保证它们会摒弃前嫌，再合成一党呢？

既然政党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间不能相提并论，则马哈迪所言的马来人落后和不求进步也不是马来政党分裂的导因。恰恰相反，不论任何的政党执政，如过去的巫统和今日的土团党，两者之间的差别也不大，不然马哈迪就不必苦口婆心促巫统解散，全归入土团党。

可是巫统若是顺应这个条件，就等于是一举抹杀创党人拿督翁在1946年促成巫统诞生的贡献。由此来看，未来的斗争势必集中在土团党与巫统的斗争，但不论谁取得胜利，也不会改变马来人既有的优势和利益。

固然这样的一场大会带来的效果会或多或少刺激马来人反省和深思他们的处境和未来，但也不能慎防种族议题成为政党之间的“战场”。这如同在1971年马来西亚经过“513”动乱后的国会重开时，马华就一马当先在全国各地举行华人大团结运动，获得了万千华人的支持，一时声势浩大，似乎华人已找到团结的方向和核心力量。其实不然，不到半年之后，华团因要自行组织另一个社团而与马华起冲突。当时的陈修信绝对不允许华团“另立中央”，也就宣告分裂，并让申请注册胎死腹中。这一下子，华人的分裂更加明显，也种下种种恶果。

这个失败的经验也告诉华人，种族团结不是正确的路线，也不能使单一种族受惠。

无可否认的，“希望联盟”能在2018年的大选意外取得胜利是民心思变使然，不是某个种族打败另一个种族的成果。万民的雀跃也是被希盟美丽的宣言所打动而放弃了对涉及贪污滥权的旧政府的支持。就此看来，希盟所应搞好的是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和利益的公平分配，让全民支持新政府。可惜的是，执政未达两年的希盟就出现各怀心思的政治角力。土团党要坐大，拉拢巫统议员和搞垮巫统；反过来巫统要重夺政权也就要向希盟开刀，这之中也包含着安华接班的因素和希盟民调的下降。

因此问题的症结是如何处理好安华接班问题及如何让民调的支持率提升，否则通过种族来喊出种族口号和向华人发出“社会契约”的警告，已是乖离只谈本身问题不涉其他种族课题的范畴。这形同踩到底线和不利于国家的和谐。

为此，希盟政府有必要给予一个让人宽心的交待。

刊登于2019年10月10日《东方日报》

安华上位阻力太大？

这是一场政治角力赛而不是交接的问题，一方面马哈迪说他会在3年内交棒，但不可能列下交班日期，因为他还有重要的工作没作完。意思是说，马哈迪没有表明在2020年卸职，而是表明在3年内退出政坛。这就意味着安华的接班日期尚未明确。是否间中有变，没有人知道。另一方面，安华则首次公开表态会在2020年任相。所谓的2020年即是希盟上台后的第2年。如果没有推算错误的话，安华会在2020年的5月9日之时或之前成为第八任首相。可是安华的“强硬”表态并没有得到马哈迪的正面回应，而是说工作还没作完。

究竟是什么工作？我们不得而知。但按照马哈迪上台之初的谈话，似乎是以经济为焦点。因此他说他要先搞好经济，告一段落才退下来。

可是这对正在等候的安华是满肚子的委屈，他既不知道何时扶正，也在当下什么官职也没有。这样一来，安华究竟是接班人或“定中有变”，谁也说不清楚。不过挺安华的知名人士包括已退休的公正党署理主席赛胡申阿里博士（前人民党主席）及前部长依布拉欣沙益。前者质疑马哈迪遵守两年交棒的日期，且认为有操控之嫌，也会激发希盟内讧而消亡。后者则是促请马哈迪守诺，若不让安华接班，有需坦言公告。

对此，砂拉越“改变运动”领袖谢法兰斯说：“不要搞错是两年交棒”。行动党的领袖拉玛沙米（槟州第二副首席部长）则质问马哈迪首相，内阁没有空缺供安华任职是什么意思？

吊诡的是，在10月6日举行的“马来人尊严大会”则未邀请安华与席，而是邀请马哈迪以个人身份主持大会开幕。有关主办方是由马来亚大学马来辉煌研究中心所举办，已广邀各党领袖与席，偏偏漏掉安华，个中因由耐人寻味。其中有一个被称为“公民宣言”单位的协调人凯鲁丁则公开且露骨地反安华。身为马哈迪的粉丝和强力支持者，凯鲁丁认为安华不值得领导国家。

他计划将向马来西亚人解释为何安华不应被提供机会来领导国家。这位原为土团党的发起人之一的前巫统区会主席在后来退出土团党。虽然曾批评过马哈迪，但还是自视为马哈迪的忠诚追随者。

其实，安华心里也很明白，他在接班方面遇上阻力和难以启齿的痛苦。除了他已具备所有条件入阁外，他也不曾被马哈迪赋予权力代表国家外访，这就形同安华是希盟内的“反对党党魁”。

既然安华已是未来的接班人，为何不让他加入内阁，成为真正的马哈迪副手，则接起班来将得心应手？即便安华昔日曾任副首6年（1993-1998），但已事隔20年远离政府和内阁，自然对某些重要事项无从了解。这也难怪安华最近跳出来声称他将成为接班人，而且还摆正是2020年。

可是马哈迪也从不正面回应，只是说在三年期内让位。这对安华来说是“夜长梦多”的。果然凯鲁丁也刻意提起1998年的黑色事件（这一年安华被马哈迪革职和开除出党），以提醒赛胡申阿里不要让相关事件再次发生。

不幸的，今天的公正党又闹分裂，也与土团党关系欠佳，无形中使到安华处于孤立状态；若不强硬要求按时接班，就会在软弱中面对挤压。

本来20年前安华已是“坐亚望冠”，讵料马哈迪一记重拳，安华终于倒下。今天的安华也算意气风发，等候上位。但面对的对手又是同一个人，这对安华来说正是“冤家路窄”。下来还得看希盟的步伐怎样走。不知道为什么在印象和了解中，希盟的组织与国阵相差无几，不是集体议决，而是一夫当关，包括安华的政运悬挂在半空中。

老实说，我们也不知道凯鲁丁提起1998年黑色事件的用意是什么？因为今时不同往昔，马哈迪也不可能重蹈覆辙，将安华革出政坛，又何来黑色事件？

因此凯鲁丁刻意挑起黑色事件是没有意义的，也不会为土团党加分。他应该坦告国人安华在哪些方面不能接班？如果马哈迪从其他人身上找到接班人，如阿兹敏或阿迪，也是违反希盟的“君子协定”。

刊登于2019年10月7日《光华日报》

从百年屈辱到光辉70

公元1840年之前，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都抱持一个不变的信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使在清朝后期已知晓“天外有天，国外有国”的事实，但它依然不屑与外国联系，因为中国丰衣足食，无需仰赖进口贸易。

虽然雍正皇帝（1723-1735）在1729年颁布鸦片禁令，却无法阻止中国因鸦片而成为列强入侵的牺牲品。

根据统计，在1729年时，大约有200箱鸦片（每箱重63.5公斤）在中国销售。其后的60年间，数量增加一倍。但是到了1817年-1820年期间，平均每年的销售额已超过4千箱。直到道光皇帝于1820年即位后，他就被鸦片问题所折腾。为了政权之稳定，乃在1838年委任林则徐为禁烟钦差大臣。一身正义的林则徐上任后，大肆充公英商人的鸦片，且公然在1839年将之焚毁。

一场具有隐议程的战争终于在1840年爆发，史称鸦片战争。结果战败的清廷割让香港予英国，也被逼开放五个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及上海）与英国经商。在这之后，运入中国的鸦片已从每年的4万箱迅速地在1850年增至5万余箱。

这意味着中国第一次丧失土地予西方列强，而成为半殖民地国家。伴随着清廷的软弱，葡萄牙也将在1557年向清廷租赁的澳门在1849年正式列为殖民地。

到了1860年，又再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的清廷又丢了九龙，而且也承认鸦片是合法的贸易。

正因为鸦片战争，它彻底打破中国人的春秋大梦，不再相信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因此，生活在苦难的南方华人大举南下，在东南亚开辟一个新天地。在今天我们称之为“海外华人”。

除了中国的版图被改变外，也激发起在中国国内崛起的太平天国（1851-1864）及捻军起义（1855-1868）的农民运动，直接威胁到清廷的政权；更进一步，海外华人也凝聚成一股力量，成为孙中山搞革命的另一个大后方。经过9次革命的失败，不屈不挠的孙中山到第10次才成功地通过辛亥革命彻底的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虽然从1911年起中国走向共和与埋葬封建王朝，但并没有为中国带来新生，反而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也成为外国势力鱼肉的疆土。例如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东北三省沦为日本殖民地），溥仪伪满洲皇帝被日本侵略者扶起，及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的残暴罪行，罄竹难书。最终爆发了武装斗争。在中共（1921年）的领导下，传奇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谱下人类战争史上最壮丽的篇章。

在斗争的过程中，汪精卫的伪南京政权（1938-1944）及蒋介石的国民政府（1911-1949）双双以失败告终，也宣告了由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摆脱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屈辱。可是新中国在万千人民的欢呼声中也被西方列强“锁在雾中”，包围和封锁政策为新生的中国带来各式各样的压力和威胁。

自此之后，在中国国内也发生各种运动一度让人眼花缭乱。如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1964年的四清运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等，也或多或少折腾了一代人的身心。直到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中国的政局才又为之一新。

第三度复出的邓小平奇迹般地改天换地，让饱受创伤的共和国再披上新装。这种飞跃般的进步一天一个样，引无数人叹为观止。但再生的共和国则是用斑斑的血泪和付出巨大的代价铸造而成（从自由化运动和西方文化的入侵到思想的资本主义化，也带来了的贪污腐化的官商勾结）。

所有这一些都以1989年的“六四”事件作为一个深刻的教训。这场运动显然是企图达成追求西方社会的制度，但共和国的体制不是西方的政制，它不可能如同苏联版的解体。从邓小平起用胡耀邦、赵紫阳、李鹏、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到习近平、李克强等人的接班。虽也波折重重，可是大方向并没有改变。

今天的习近平主席领导建国70周年所展现出来的成就也是举世瞩目的。可是香港的“反送中”及台湾的“太阳花”运动的突发事件也让人看到一个不同体制的两侧正向共和国扑面而来，且发出严厉的挑战，企图改变中国的体制。从“和平演变”的失败到“世贸优惠”的不起作用，也给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一个机会利用香港和台湾这两个尖角钳住共和国。这是中美贸易战一年之后的新筹码。

另一方面，习近平借70年国庆的阅兵礼和民心的雀跃回答了特朗普：“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震撼中国崛起的地位”。他的自信应该是建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信念上。一句话，鸦片战争的年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刊登于2019年10月7日《南洋商报》

港人成为特朗普的筹码？

美国联邦众议院（Congress）及参议院（Senate）的外交委员会于9月25日接连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预料参众两院全体会议也会在10月份内通过，而后交由总统特朗普签批即告生效。

这之中的奥妙就是特朗普总统势必抓住这个筹码向中国提出美国所要的让步。

到底什么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需要从2014年说起。当年香港发生雨伞运动，占据金钟79天，旋后被认为无功而散。接着美国国会的中国委员会（CECC）（包括共和与民主党议员）主张制裁镇压香港自由的政府官员、代理人及关系人，其中包括冻结相关人士在美国的资产及禁止入境美国。后来因故被延宕。当年的众议院主席佩洛斯（也是当下的众议院主席）认为，如果香港和其它中国城市没有差别，香港就不能享有特殊的待遇。

所谓特殊的待遇即指美国及西方国家把香港视为有别于中国的“非主权实体”，它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独立关税区”等的特殊优惠；同时美国也对香港敏感技术贸易及签证也比较宽松。

目前亲特朗普的鹰派议员主张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政策，以在中美贸易战期间增加美国对付中国的施压，从而通过经济和政治的两面“进攻”，迫使中国就范。

但另一派持较谨慎的态度，例如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何瑞恩（Ryan Hass）对BBC表示，在最坏的情况下，通过该法案将会缩小中美和解的空间。他担心法案在生效后对香港造成巨大的打击，但对北京的战略效果有限。

正因为法案是把双刃剑，美国国会在2015年、2016年及2017年皆未通过有关法案，直到2019年6月9日后又再发生香港百万人大游行事件，而且持续不断，终于在9月时美国国会又再启动《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以期形成法律文件，向中国开炮。

表面上的理由是有因10万港人签名要求美国通过法案，实则是美国也有意向中下马威和借题发挥。

这宗法案也与1992年和2012年先后通过的两项法案有所关联。其一是美国通过《美国—香港政策法》，它是基于《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提出在香港回归后（1997年7月1日）实行一国两制而承认香港在国际上享有与中国不同的待遇，包括拥有“独立关税区”及敏感和军用的技术出口，航空和签证等安排。

如果《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正式通过，美国有可能不再承认香港的特殊金融地位，进而动摇了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

与此同时，法案也涵盖下列的部署和安排：

（一）美国将会重新审视《美国—香港政策法》；（二）国务卿必须每年向国会提交香港民主发展报告，以确定香港是否拥有足够的独立权，并评估依据基本法，香港有否侵犯港人的自由与法治；（三）赋予美国总统权力，制裁内地和香港官员侵犯香港公民的基本自由；及（四）香港必须有时间表宣布何时实行双普选（特首和议员一概由选民投票选出，不再事先经过选委员会筛选候选人）。美国方面则希望能在2020年落实直选制。

其二是在2012年时，美国通过所谓《马格尼茨基法案》。事件起因于2007年，俄国律师马格尼茨基（Sergei Magnitsky）揭发一宗官僚巨额诈骗案，涉及金融高达2.3亿美元。

吊诡的是，他因揭发内政部官员贪腐后，竟被指“涉嫌逃税”而被捕，结果在拘留期间被虐打致死，一时轰动国际舆论。虽然事后俄国勒令国内人权理事会进行调查，但结果是指称马格尼茨基死于心脏病，无任何官员需要负责。

因对“判决”不满，马格尼茨基的雇主布劳德（美国富商）游说美国国会通过《马格尼茨基法案》，对涉案的俄国官员实施制裁，共有55人列入黑名单。到了2016年，美国国会将法案提升至《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将原法案涵盖至全球。

对此俄国外长拉夫罗夫警告美方，这是对俄国内政的干涉，俄国势必采取报复行动，包括禁止非政府组织收取外国资金，终止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援助项目，及禁止俄国官员持有海外资产。形同是对美国的“以牙还牙”。

同样的，美国今天制定反中反华的《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也已被中国谴责为干涉内政。因此外界也担心会波及世界各国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和萎靡不振。

显然的，中国不可能在香港示威不停下示弱，也不会因为美国对香港的“制裁”而有所退缩。相反地，中国方面已坦言告知港人，如果示威不止天天上街，如同动乱，则香港的沉沦将由大家一起买单。740万的港人又有多少人能避到海外安身？又有多少人因动乱而身受其害？这是不言而喻的。

香港人从2003年的“反第23条国安法”到2019年的“反对引渡逃犯修例”，在在反映出港人对政治条文的改变感到不安，但身为一个国家的子民，即使不爱国，也不能违法。

所谓一国两制也不意味着作奸犯科者可以“躲在香港自由自在而不受惩罚”。国安法在每个国家都有，港人为何反对国家的安全法呢？还有引渡犯罪也是国际公认，为何又反对不息？这之中，港人所担心的“反送中”已“胎死腹中”，如今却反过来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到底是要回到殖民时代还是要拒绝中央干预？但若是中央不能过问香港事，那么国家的主权何在？一国两制在动乱不止下又有何意义？

香港人到底要一个怎样的香港？独立是不可能也没有条件的。剩下是维持一国两制，但可进行商议双方能接受的新措施，否则香港沉沦了，美国会来救吗？英国会来救吗？最终还得靠港人自救。

任何的过高或过分的诉求是使中央陷入不义的绝境，即使港人五大诉求一个都不能少，可是美国的法案又怎能救得了已跌入深渊的香港呢？

刊登于2019年10月3日《东方日报》

马来西亚的国际学校

在论及崛起中的国际学校之前，了解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是必要的。当下马来西亚共有3千2百万人口左右，其中有600万名在各级学校攻读。计分：幼稚园20万人、小学生268万人、中学生218万人及大专生100万人，共占人口的19%。

在分类下：（一）马来西亚共7772间小学，其中华小1297间，学生人数54万名；淡米尔小学524间，学生人数8300人。余者是国民小学、宗教学校及特殊学校等。

不过华小有40%即500余间是属微型小学，每间人数不足150人，但华小已有18%属非华人学生，有8万余人。因此它已不再是纯粹的华人学校。

（二）马来西亚共有2408间中学，其中国民型中学占81间，独立中学占60间。国民型中学有学生2万2千名左右；独中有学生8万名。因此国民型中学及独立中学的学生加起来共有学生约10万人。

（三）马来西亚共有大专院校498间，其中国立大学20间、私立大学29间、私立大学学院10间、外国大学分校11间及私立学院395间和工艺学院33间。

在100万名的大专生中，有20万名左右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包括马来亚大学及槟城理科大学。在招收外国生方面，马来西亚有其独特的多元教育体系吸引外国学生。

（四）马来西亚另类的特殊学校就是国际学校。顾名思义，所谓的国际学校是以西方教育体系为主的学校，可以收容外国生。

原本在2006年前，政府规定国际学校主要是招收外国生，只允准收10%的本地生。但在2006年后，政府开放限制，可以收取本地生至40%。

到了2012年，政府又再放宽条件，允许国际学校收容100%的本地生。这样一来，刺激国际学校的数目不断上升：2010年—73间；2011年—66间；2012年—79间；2013年—94间；2014年—100间；2015年—113间；2016年—116间；2017年—132间；2018年—150间；2019年—155间。

这意味着在过去10年，国际学校的数目翻倍成长，学生人数也在增加中。

根据国际学校咨询机构（ISC）的调查显示，马来西亚是东南亚10个国家中拥有最多国际学校学生的国家，学生人数比排在第2和第3的泰国和新加坡多了逾万人。分析如下：马来西亚有71589名学生、泰国有64928名学生及新加坡有63789名学生。即便马来西亚的国际学校的学生已达7万名，但在比例上仍是很小的，比如马来西亚有5百万人就读中小学，而国际学校的学生只占0.015%。若是拆开小学和中学，则国际学校的学生只分别占有不到1%及不到4%，数目微不足道。还有，如果与独中生相比，国际学校的学生数目还是少了1万名。从整体来看，国际学校的学生对华小和独中乃至国民型中学均不构成威胁。

再者，国际学校的学费也远比独中为高，例如有些名校的1年学费高达5万至10万令吉，也有较低廉的1年收2至3万令吉的学费。因此在许多人眼中，国际学校是贵族学校，即使是中产阶级人士也望门兴叹。

另一方面，比较具规模和大型的独中这些年来的学费已有所调高，但1年的学费也在8千至1万令吉之间，学生人数则在2千至4千名左右，相比之下，学费还是比国际学校少1倍有余。因此有人建议，国际学校应调低学费来符合中产阶级的收入，最好能够与著名独中的收费相差不远。

对此我们也注意到家长有此强烈要求，而我们办教育并非旨在牟利，也需要在特定的时期作出补贴或较大幅度的调低学费。

举例来说，我们共拥有30余名教职员，展示了一流的阵容和大众化的收费，但仍然确保提供的是名副其实的素质教育。

无可否认的，当下很多人都希望下一代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和多元教育，除了以英文为主外，也能以华文作为第二国际语文教学。当然马来语的学习是免不了的。这样一来，在国际学校受教育的学生在将来就能乘直通车通向西方大学的当儿，也能走进东方的大学。毕竟当下热门的IGCSE（International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普通证书是由英国剑桥大学所创立的，作为参加A-Level国际预科课程之前的基础教育，已被全世界大多数大学所承认。

因此调整国际学校的课程和教学，并降低学费已是未来的大趋势，即便学生可能会有些增加，但幅度也不会很大，毕竟国际学校采取小班制，收生人数在数百名之内，不会对独中构成威胁。例如70年代英小改成国小后，华小生激增，因为家长希望下一代能通晓多语。同样的，当下国际学校的转变也是必然的，正如独中这些年的自我调整和改变，就是要与时俱进，国际学校的未来前景又何尝不是需要在变化中求生存？

（本文作者也是槟城华夏国际学校副董事长）

刊登于2019年9月30日《光华日报》

补选上阵马华不占优势

本来柔佛是国阵（巫统）的堡垒，不论是大选或补选，肯定是国阵胜利在望。即使在2008年的大选，国阵在北马、中马及东海岸遭遇重创；尤其是南马柔佛依然是国阵的天下。因此在当年有人形容南马的人民“没有醒觉”，当大多数选民卷起“政治海啸”时刻，南马人还是相信执政党是固若金汤的，也是不倒翁。

这一年的大选，五个州落入反对党手中，它们是吉打、槟城、吡叻、雪兰莪和吉兰丹。而国会议席也激增至82席，战绩显赫。虽然反对党组成的“民联”没有拿下中央政权，但也给予执政的国阵造成极大的威胁。

不过在1年之后，因吡州“民联”有三名议员叛变，州政权又回归国阵（巫统）。

在这一年，柔佛州的战绩也让国阵稳住阵脚，总共夺下24席 （其中马华就占了7席），行动党只夺得1个国席。

至于州议席方面，在56席中，国阵占有50席，行动党只占4席及伊斯兰党2席。这说明了反对党要攻克难之又难。因此在308政治海啸后，北马和中马的华人时有调侃南马人没有胆量和勇气做出改变，才变不了天。

这话听在南马人的心里很不是味道，因为他们也想改变（终于在2018年变天了）。

不过有一个国会选区是值得关注的，就是最近成为焦点的丹绒比艾。这是因为土团党的国会议员兼首相署副部长莫哈末法力突然逝世，而不得不进行补选。

一向以来，这个选区是归给马华的。在2004年时由黄家定守土成功，但在2008年时交给黄日升上阵，而黄家定转战古来国席（取代退休的林时清）。

在黄日升漂亮胜出后（以23302票击败行动党候选人阿末顿，得票10391），他成为马华面临北中马惨败后的其中一个亮点。

如果不是马华在南马守土有功，在2008年时将不可能保住15个国会议席（总共参选40席）。

因为黄家定自认为领军不力，也就在那一年宣布不再寻求蝉联总会长，且也不入阁。反倒其哥哥黄家泉和翁诗杰成为马华的新领导层。

讵料马华内讧再起，此时是翁诗杰（新总会长）斗蔡细历（原为副总会长，因涉及丑闻请辞，将之开除党籍。这一下子，马华掀起政治巨浪。在2010年的选举中，蔡细历竟告“咸鱼翻身”，中选总会长，把翁诗杰压了下去。而试图卷土重来的黄家定位居第二，败下阵来。

当马华进入蔡细历的时代后，马华内部的纷争仍未休止，也逐渐浮现廖中莱与蔡细历之争。结果是天助廖中莱，因为蔡领导2013年第十三届大选又再吃败仗，这一回只剩下7国11州（包括黄日升的丹绒比艾国席）（2008年剩下15国30州席）。

虽然国阵继续执政，马华剩下的议员也在南马较多，但在廖中莱领导下，马华面对的责难更多；特别是在2015年爆开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MDB）丑闻后，马华更受牵连，被指责对丑闻噤若寒蝉，这对矢言要在2018年至少赢回15个国席的廖中莱而言，无疑是当头棒喝。果然在509的一场搏斗中，国阵兵败如山倒，不但失掉中央政权，议员数目也大大降低，巫统只剩37席，马华1席及国大党1席。

最令马华不甘心的也包括在丹绒比艾其候选人黄日升三连冠不成，只以少数的524票输给土团党候选人莫哈末法力，后者得票21255张，马华则得20731张，此外伊斯兰党抢走了2962张票，但不能视为马华失败的主因。

马华的失败是整局的兵败如山倒，不能怨天尤人，只能怪领头的巫统带来太多负面的消息。但这次跌实在太沉重，如果不借势从中再站起来，恐怕失之交臂（2018年的大选，柔佛州国阵巫统赢得7席、马华1席；希盟土团党赢得5席、行动党5席、公正党7席及诚信党1席）。

不过如果我们分析和研究选民的结构和数目，再加上政治氛围的改变，马华坚持要在丹绒比艾上阵，可就没有太大的优势。

当下选民5万余名，其中马来选民57%、华裔选民41%及印裔选民1%，也就让人看到马华已不存在理所当然的传统。理由如下：（一）巫伊刚取得合作，柔佛将是它们合作的试金石，而且对方的候选人肯定来自土团党的马来人。（二）若让马华上阵，巫伊将无从发挥向希盟展示力量的回归，自然会挑选巫统的强人出征。（三）虽然马华未获上阵，必然会影响华裔的投票倾向。但在对方也是马来候选人下，马华的出线就不那么明鲜和非战不可了。

因此丹绒比艾之战将被视为巫统和土团党之战（后者争取前者解散，归入土团党；前者力抗后者“入侵”，因此这一役非胜不可）。

照此来看，马华最终被迫让位给巫统也就有其潜议程了。

这样的分析不是要拆马华的台，而是在此情此景下，马华也许会被劝服，“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不知魏家祥总会长以为然否？

刊登于2019年9月30日《南洋商报》

马来西亚穷人真不少？

表面上看来，这是联合国专家与马来西亚经济部长阿兹敏之间的冲突，彼此对贫穷率的计算法有天壤之别。接着安华也参与其中，但显然对阿兹敏的驳斥持保留意见。与此同时，世界银行专家也发表了与联合国专家近乎相似的批评。说白了这是属于数目字之争，不具现实意义。但如果我们深一层分析，就不难发现其问题的严重性，绝不是数字的落差，而是可能引发的经济危机。

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析这四个人的观点，以了解事情的真相。

联合国人权特别行动小组专员菲利阿尔斯通说，马来西亚人民的实际贫穷率远比官方数字为高，因为我国设下的贫穷线并未反映实际的国内生活成本，也排除了原住民及外劳等，导致贫穷率有失真之嫌。

他是经过11天的访问考察后，在8月23日发布文告指出，在过去50年来，马来西亚在降低贫穷率方面确有很大的进步，但官方说赤贫人口已消失，或只是存在于偏僻地区的一小部分人口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结果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面对问题。

按照官方的说法，大马的贫穷率已从1970年的49%（当时计算月入50令吉），大幅度降至2016年的0.4%。不过这个数目是马来西亚本身计算出来的，他提出每个家庭（4人）每月的收入在980令吉水平线下即为贫穷（也就是一人月入245令吉），等于每人每天只有8令吉（少于2美元的生活费）。

他认为对于一个即将取得高收入国的马来西亚来说，将贫穷线订得如此之低是不合理的。应该说，更符合真实情况是贫穷率介于16%至20%之间，并有9%的家庭每月的生活费低于2000令吉。

他建议大马重新检讨贫穷的定义和水平，不要用巧妙的统计方式来掩盖许多人仍生活在贫困之中。

联合国的有关完整报告将在明年（2020年）向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呈。

不久之后，也即是9月1日，世界银行全球知识与研究中心驻马来西亚的经济学家肯尼恩西姆勒（Kenneth Simler）的报告进一步证实联合国的调查报告。

他说，马来西亚的国民总收入（GNI）从1977年的每人月入200令吉到今天的每月收入3800令吉。可是大马制定的贫穷线依然是偏低的，从1970年的每人月入50令吉提高到245令吉，也即是一个家庭（4人）的月入980令吉之下属于贫穷群体。

他认为马来西亚制定的贫穷线及多维贫穷指数，比其他国家的指数低了约3倍。

其他国家是根据私人家庭月入2550令吉以下才算贫穷，而不是马来西亚的980令吉水平之下。

以此估算，马来西亚的贫穷指数（MPI）高达19%。

他认为政府需要有“政治勇气”，诚实地记录数据，才能有效地脱贫。

对此我国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也在同一天给予严厉的驳斥，他指责菲利阿尔斯通的“判断”是不可接受和不负责任的。

他重申大马的贫穷率在2016年的统计是0.4%，即2万4700个家庭属于极为贫困群。

他进一步指出，大马是根据联合国2011年出版的《坎倍拉家庭收入统计手册》的国际标准来制定其贫穷线的。因此阿尔斯通的报告是无根据，且非常地误导和不正确，缺乏观察证据及科学根据。

再者，政府也在2018年拨出275亿令吉来改善贫民。此拨款占总营运支出的11.9%。

另一方面，在9月8日，公正党主席安华针对联合国报告及阿兹敏的反驳提出批评，他说他同样对官方的贫穷数字难以置信，因为与现实情况大有出入。

他希望阿兹敏及经济策划组（EPU）重新检讨有关的统计和对国民没有意义的经济措施。因为存在已久的新经济政策无法解决贫穷问题。

从上述的言论不难理解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在风口浪尖上，马来西亚还是处于政治敏感期和经济失调期，都会因经济不景而成为导火线。其中最明显不过的是安华与阿兹敏借贫穷问题起争论，他们俩人的“项庄舞剑，志在沛公”已道出双方的斗争已陷入僵局，随时可能发生政治大地震。

至于联合国专家和世界银行的一致性报告是在提醒马来西亚的贫穷率不止0.4%，而是在20%之水平。这意味着在不分种族下，马来西亚有20%的家庭是生活在水平线下，与我们早前所说的在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宏愿相差甚远。按照国际标准，一个先进国的基本条件是国民年均收入在15000美元（即等于63000令吉之间）。对此而言，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先扶贫和提高贫民的收入，然后才来追求先进国的目标。不过在当下世界经济有退无进的困境下，期望经济回升是绝不可能的。

基于马来西亚的货币软弱（1美元兑4.2令吉），能够维持经济安稳的局面已是不错了。既然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已指出症结的所在，只用文告来驳斥其意义是无用的。不如实事求是，把改善民生问题放在第一位。

刊登于2019年9月25日《东方日报》

香港示威的远因和近因

香港的示威与暴乱虽然规模变小，但仍没有终止的迹象。最新的行动是逼赛马会取消节目；同时中国也宣布暂停于10月1日在香港举行的国庆活动。

与此同时，香港的反中份子也到了西方国家展开游说，以说服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他们是黄之锋、艺人何韵诗等人在美国出席听证会上申诉香港已失去民主，从一国两制变成一国及一个半制，更形容中国企图取消一国两制等。

这是自6月9日以来香港民众掀起示威运动后，不断地升级所提出的种种诉求，前前后后已晋入第三个月，使到特区政府穷以应对。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诉求方的言行都有所改变。按照历史轨迹来看，它也不是三言两语可概括完的。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香港自1842年起就归英国统治，直到1997年才回归中国，历时156年。在这6代人当中，除了早期是从中国移向香港外，也有不少是在香港出生的。

当他们出生后，他们所知道的是它们是香港人，是在英国统治下的土地出生。虽然他们的祖辈是来自中国的，但因生活环境和后来的政治制度的差异也就形成隔阂。

其最明显的是香港的车辆是左行的，而驾驶盘在右边，与中国大陆是相反的方向。因此单在交通方面就有所不同。

再者，英国主政以来只重视英文教育；而对华文教育则采取被动，任由华人自行发展。结果香港选择了用粤语教学而不是普通话。

后来英国发现通过教育不仅可传播西方的文化，而且也能在思想上倾向西化。这就促使英国在香港使用的教学内容与中国共产党统治（1949年）攀不上直接关系；恰恰相反，它灌输的是：中国为专制政府或独裁政府，没有民主可言。

中国问题专家、复旦大学研究院院长张维维教授及马丁杰教授于9月17日在上海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一语道破香港近些月来的动荡不安是有历史因由的，不全然归咎于西方外来势力的鼓动和挑起。

再者，香港学生被灌输的虽然不是台湾“共匪”那一套，但也不是亲中那一套。除了只有少数（约10间）是左翼学校外，其它大多数的学校是双语教育（英语和粤语）。在长期的熏陶下，自然不能期望港民会融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生活中。尤其令人诧异的是，香港回归已22年，为何教科书还没有纠正过来，为何未刻意培养社会主义新一代？

其三，为了显示香港与中国大陆之不同，其中文字是繁体的，一如台湾；同时不论报刊或书本一概是直排的，有别于中国的简体字和横排。

当香港回归时，港府并没有适时地改变习惯和传统，结果是中港的距离越走越远。

其四，香港人是现实的，国家观念淡泊（即使持续保留殖民地，一些港人还是乐意的），只要享受个人的自由和民主，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财有道，也就可以“原谅”英国是否在香港实行民主。

有谁见过港督是港民直选出来的？虽是英国议会产生，但英国议员们代表得了香港吗？

即使出于善意，中国在缔结中英联合声明（1984年）时表明实行一国两制，而且香港的资本主义50年不变，目的是照顾港人的意愿，但未得到领情。

今天看来，一国两制是否是正确的安排也引起非议。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对本身的领土实行两种政治制度。

当港民强烈地反送中“犯罪条例”修正时，已爆发出他们对中国体制的不认同。从2003年反对的第23条国安法和2014年的雨伞运动及2019年的反送中的大规模运动，在在说明了参与示威的港民不要中国“干预”香港事务，这些都可归为近因。

但香港忝为中国的领土而又绝不容许中央过问香港事务已经不是一国两制，而是“两国两制”了。与此同时，示威者要求直选特首和立法议员，也说明他们提出令中央难接受的条件，毕竟香港非独立国，没享有“独立主权”，只有“自 治主权”。如果选特首北京不涉及，等于是失去了主权，也失去回归的意义。

对此，张维维认为应耐心从教育着手；而马丁杰则认为港府在2003年的国安法及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中交白卷，已暴露出港府至今仍未解决一个国家中的法律问题。因此他认为应该从内部探讨港民的心态。既然共产党一向擅长深入群众，了解群众那就通过教育和宣导的方式加以开导。如果港民还是不改变想法，若有朝一日香港沉沦，而深圳耀眼就怪不得别人了。

事实上，也唯有香港人救得了香港。若是让西方插手，则掐死香港又关西方何事呢？因此与其向西方国家（如美国）求救而落得一身骂名，不如实事求是地反省一下：若是弄垮香港，损失的是否港人自己？煽风点火之徒也只能发出叹息声，难道派兵颠覆一个独立的大国？

刊登于2019年9月23日《光华日报》

安华抗争回到原点？

自2018年509之后，我们终于看到安华的立场突然变得强硬起来，他在接受彭博社的访问时说：“我应该在2020年5月接任成为首相，我们已经达成共识，即马哈迪会卸职，然后由我接任。”

如果没有记错，这应该是安华第一次发表“挑战性”的讲话，似乎认定其接班已成定局，而不会再有人半路杀出。

为什么过去安华总是低调处理接班人的事，甚至是默不出声？因为他知道面对的内外政敌太多，一个不谨慎或回应错误或不留神都会酿成大祸。因此还是少说为妙。例如马哈迪说内阁没有空缺，安排不了安华入阁。这对安华来说也是一种无形的伤害，但安华还是忍了下来。

又比如有人推测安华无望拜相，而马哈迪的接班人将会是阿兹敏或慕克力，这种传言甚嚣尘上，也被人误以为真。不过这次安华明白地告诉舆论，这些都不是真实的。

由此来看，安华这次的谈话有两个深层的意义，其一是告诉马哈迪和土团党的人不要再传达马哈迪会在任满一届后才退休，因为马哈迪曾说过他任相应2至3年，但没有定下退休的日期，也就引发外界的议论纷纷。发表这样言论的人除了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外，也包括土团党署理主席慕克力，并得到阿兹敏的支持。

本来安华的事件并不难解决，只要在安华获得特赦后，就可以让安华参加国会补选（这两者安华都做到了）。在胜选后，应是安华荣归内阁的日子。可是等来等去就是没有安华的荣幸。他倒成为一名普通国会议员，既不能在内阁发言（身为成员党之一的主席竟入不了内阁，让人难以理解），也不能代表政府对外谈判和作出决策。就此而言，他是成员党（希盟）中最没有实权的主席，反而是其夫人旺阿兹莎仍保留副揆职（但已不是党主席而是顾问，对公正党而言，安华的扶正似乎是来得太早或是多余的？）。与此同时，身为安华副手的阿兹敏却手握大权，比昔日的财政部长还要威风，也难怪他成为马哈迪身边的红人。安华只得看在眼里，对阿兹敏的“不理不睬”显得无可奈何。

除此之外，马哈迪在东马建立地盘也是不争的事实。在沙巴他已经有了数以万计的党员和支持者，对民兴党是一个潜在的对手。相对之下，安华在沙巴的势力就十分有限。在509后，还是原地踏步。

至于砂拉越，目前是由“政党联盟”（前国阵成员党组成）所执政，这一派属土著保守党的势力最强，马哈迪近日争取砂州政府靠拢中央，也承诺会提高发放石油税。即使安华也有动作，但在无权无势下，只能表达执政中央后改善东马民生大问题。

从几个方面来看，马哈迪与安华之间还是存在政治过招，前者争取巫统议员加盟土团党，但未获成功，被伊斯兰党抢了过去，形成巫伊联手。这对希盟内的马来政党或以马来人为基础的政党是不利的，也可能彼此要增加选票，会不惜动用各种手段来达致目标。

其实历史已经告诉安华，他当年（1998年）与马哈迪的斗争就是围绕在马来社会中旋转，他的烈火莫熄也点燃了马来人的心，才有1999年伊斯兰党大胜的政绩。这意味着马哈迪失掉30%的马来人票，所幸得到华人的支持，才挺住2/3多数席。这说明了当马来政党分裂时，马来政党就会寻求合作对象，比如安华在2008年及2013年拉回伊党联手对付巫统就是为了稳住反对党的地位。

如今巫统尝到了失败的苦果后，也转向伊党寻求合作，这是使用安华的旧伎俩而希望能够取回马来票。

不过巫伊的合作并没能展现其多元性，马华只是被聊备一格。这样的“种族标签”也难免滑向种族路线。

因此不论是巫伊的合作或是土团党的一党坐大，都在现实的环境下可能衍生负面效果。

也是在这个时候，安华认为已是时机站出来表明他的“强硬立场”，是为了回应巫伊合作和土团党的膨胀可能改变了目前政治格局。说得好听是安华欲“挽狂澜于既倒”；说的直接一点是已经等了20年，安华不能再一次被架空和被愚弄，而成为“为人做嫁衣裳的送嫁娘”。

这也是他最后的机会，没想到在兜兜转转下，安华20年后又面对同一个对手。

从安华的言论来分析，他是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态来正视接班的事。不过这一场新的斗争极可能是在公正党内爆发，主角是安华与阿兹敏，一场师徒之争又回到昔日的马哈迪与安华之争。基本上马哈迪被视为阿兹敏的支持者。至于公正党的分裂程度将决定安华接班的时间表是否生效或失效？就看安华如何应对了。

刊登于2019年9月23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