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子根政治風雨路(六)—雷声隆隆未见变天

1999年杪的大选，民政党再次取得不俗的成绩，在槟州参加11席州选，结果赢了10个，而马华共赢了九个。可怜的行动党还是1席，剩下是巫统12席及国大党1席。在此情形下，民政的许子根已获得首相兼国阵主席马哈迪再次委任蝉联槟州首席部长。
正准备前往槟州元首府宣誓就任首席部长的许子根，突接电话通知，要他暂且不要宣誓。此时委任状已在许子根的手里。
为什么会有突如其来的变化？原来民政党有两位中选议员林建安及林武灿宣布退出民政党，指责党未重视他们，而他们又私下与马华接头，表示有意投进马华的怀抱。若果顺利，马华的州议席马上由9席变成11席，而民政则由10席变成8席。
于是马华高层有动作了，一些支持马华“夺权”的人也四处走动，希望有一个变化。马哈迪接到这样的讯息后，感到有些愕然，他不知道为何会有此“斗争”。在情况未明郎之前，只好请许子根“稍安勿躁”。
民政党头头得悉此项“令人震惊”的消息后，也感到事发突然。正如毛泽东在1957年中，因其“百花齐放，百家齐鸣”的方针受到民主人士围攻后，写了一篇《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一样。
民政此刻的心情，就如同《事情正在起变化》，坐立不安。更糟的是，马华那边又放话了，说还有一名民政州议员会跳槽马华，使到马华与民政的对比12比7。若此实事，民政将处于不利的地位。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马华及不满民政的人放出消息，很快又有一位州议员，在吴清德（挑战许子根州主席失败后，成为失意人，也未派在大选上阵）的拉拢下，其“爱将”赖秋福会加入林建安与林武灿的“反民政阵营”。可是马华等来等去也等不到他的出现。马哈迪也未接到进一步的报告。
原来民政老大林敬益“棋高一着”，早就把赖秋福给“藏”起来。其实也不是什么藏，而是请他到吉隆坡“自我消失”。没有人知道赖秋福此刻在那里？
赖秋福当时是不是想倒戈相向？我们不便猜想，但有一点肯定的是：赖秋福不会随意跳党，反正跳不跳党他都是一名后坐议员，没甚差别。
吴清德也到处找不到赖秋福，他们都很纳闷：怎么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人间蒸发了？既然吴清德帮不了这忙，马华上层也不放弃努力，他们把所有中选的州马华议员全召到浮罗交怡“吃风”，说是有大事商议。当时首相马哈迪正在浮罗交怡“运筹帷幄”，对内阁和各州政府组成作最后的敲定。
马华的州议员也听到“变天”的风声，但他们在浮罗交怡早上看日出，傍晚看日落，日出又日落，看不出有“变天”的迹象。但闻“雷声隆隆”，几乎把槟州隆得“轰轰响”，似乎是“政治地震”在槟州引爆，就是未见大雨倾盆。
在这场角力战的过程中，据知，马华也提出各种方案。包括增加一名副首席部长或增加一名行政议员。总之要与民政分享政治权力。当时马华老大林良实也人在浮罗交怡。
不论是什么样的方案，马哈迪都没有作出表态。这个时候，他也愿意听听老二阿都拉的意见。因为老二是槟州巫统联委会的主席。
后来据说老二和老大的意见一致：槟州首席部长还是归由民政党的许子根出任，不要换人。其中一个理由是在大选中民政所胜席位比马华多，跳党的议员不算数。
这样一来，当巫统把力量移向民政党时，马华所要争取“变天”努力又告泡汤。但最后马华也得到安慰奖。所谓安慰奖是在槟州修宪后，可以增加一名马华州行政议员（从8席增到10席，马华及民政各得一席。这就是后来民政加了杜乾焕，马华加了骆福汉的故事）并增加一名副议长（此职先由刘一端担任，后由黎兆荣担任）。
正因为有此一斗，许子根大概压后一个星期多才进行宣誓，而此时的民政党，乌云全扫光，又是一片明媚的阳光照在头顶上。
许子根这一仗，不仅有惊有险，而且险象环生，许多人都为他捏一把冷汗。许子根也浑身不是味道。但在政坛打滚，这是极可能发生的事。正如1982年的大选，马华也是摆明要争夺首席部长位，林建寿要斗倒林苍佑，结果是自己在阴沟里翻船。这算是马华第二次的大反扑，又是功败垂成。自此而后，马华也不再有此大动作。正如林吉祥已没有“丹绒四役”，马华也没有“第三次大反扑”。
不过经此事后，林敬益已后悔在1999年的大选再把支持吴清德的林武灿和林建安放回原区参选；更没想到选后不到一周，他们就向民政发难，给民政一个措手不及，差点 “江山”也被震掉了。
后来又有一个动作是槟州马华搞出来的，不是党中央的意思。话说民政马华风波平息后，两位民政州议员林建安与林武灿就大大方方走进马华。他们在州议会内也不时有“突出”的表现，在言语和行动上向许子根的权威挑战。
其中急先锋的林武灿在与槟州马华主席黄锦鸿配搭下，在2003年开始对槟岛外环公路的计划提出不同意见。
林武灿更在五月份的槟州立法议会针对外环公路计划事，表现不支持的精神，以致对反对党要求展延外环公路计划的议案投了弃权票（林建安未槟州议会内，避过此“劫”），与他一起弃权的还有陈清凉。这一下子国阵和民政有话说了，投弃权弃而不投反对票等于未与国阵“同一阵线”，于是在国阵的压力下，马华不得不对林陈采取纪律行动──冻结党籍。
经数个月后，此“惩罚”才告撤消。而2004年的大选又降临了。民政依据国阵精神把两个州选区要了回来。变成马华只好把林武灿放到武吉牛汝莪国席又把林建安放到峇眼国席。无缘再接触州议会。不幸的这两人在大选中又告跌马。
民政这回大选战绩更是“辉煌”，13个州席全胜，马华则输掉1席，剩9席。13对9 ，马华也没有什么好争的了。再说，马华已晋入黄家定领导的时代，又与民政关系较密切。两党对槟州“江山”之争也就划上句号。
许子根的故事自然没有讲完，因为他还在任，而且在最近的党选中又再更上一层楼。政治对他来说，已是过了一关又一关。但我们也不容忽视在党争中，许子根同样出尽九牛二虎之力为林敬益造势和站台，最后把挑战的郭洙镇压了下去。有关民政党争的前因后果，已有诸多报导，无需在此多插一笔。不过由于政治千变万化，许子根这条政治路曲折又漫长。今天的他，不单单要关注槟州的发展动向。同时要计划如何接班。现在离开林敬益交棒的日子虽说还有两年，只是由现在开始，许子根必须表现出未来接班人的姿态。因为民政在不久之后就要步入许子根的年代。我们暂且打住许子根的故事，下来的故事怎样写，就由许子根来告诉我们吧！

詳述林蒼佑的演講

已經很久沒有聽到前檳州首席部長林蒼佑在公開場合作演講。本月九日他卻破例接受《社會經濟與環境研究機構》（SERI）（一個由檳州政府贊助，聲稱是個獨立運作的單位）的邀請，在《檳城論壇2005年》針對檳州的過去和未來的發展講了一句余鐘，主題是《提昇現有優勢：檳城向前邁進》。以86歲高齡尚能展現思路和聲音依然清晰，真是風采不減當年。也使我意想不到的是，參加者不乏各級議員，政府官員和企業家及學界人士，約500人齊集一堂在E&O大酒店的禮堂聆聽久違了的林蒼佑開“金口”。我用“破裂”和“開金口”是因為自從1990年退休後，他就不再針對政府事務及政經問題高談濶論。

在演講中，有幾個要點是引起我的關注的。首先林醫生說他在濶別檳城10年（1938-1948年，前一段在英國留學，後一段在中國重慶擔任國民政府的軍醫）後返馬不久就涉及政治，但有一個失敗的記錄。這是指他在1951年4月受委為英殖民地檳州立法議員及在6月創辦“ 急進黨”（Radical Party）之后，他曾在1953年參加喬治市議會的選舉，在馬來人占多數的日落洞區敗給巫統候選人（就因為有此不愉快的記錄，林蒼佑從此不再參加市議會的選舉。但在1984年，他接受喬治市市議會頒給“自由市民”的榮譽。此時的市議會已沒有民選，統歸州政府管轄）。

林蒼佑說1957年獨立前，英殖民政府安排檳州加入馬來亞聯合邦成為獨立國一部份，所有檳州人民在憲法下自動成為公民。這里頭有一段林蒼佑沒說，那就是首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鑑于檳州華人居多的特殊情況，提議他出任檳州首席部長，但他沒接受，反推薦王保尼出任其職。原來他要成為全國領袖，在1958年成功出任馬華公會第二任總會長。

1959年因黨爭失利，林蒼佑退出馬華，在1961年成立“民主聯合黨”（UDP），復于1968年解散民聯參與成立民政黨。

林蒼佑接著說，在1967年時，檳島自由港地位被中央政府取消。這原是英國人建立起來而使到檳城成為“商港，匯集世界各地人士”而繁榮起來的機制。因此，在1969年時，檳州的總人口77萬余人，失業率竟高達16.4%，以致民政黨在大選中（5月9日）起而執政。5月11日林蒼佑宣誓就任檳州首席部長。兩天後（即5月13日）吉隆坡爆發“513”沖突事件。他接到副首相阿都拉薩電話，並向後者保証一定與中央配合，穩定檳州局勢。于是他召見當時的檳州總警長馬騏騮，敦促警方全面戒備和嚴防騒亂發生。結果檳州沒有大事件發生，相對安定。從那一刻起，林蒼佑的檳州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已十分密切了。再說憲法中也顯示州政府必須與中央政府協商重要事項。

正因為這樣，在1972年時，民政州政府與中央聯盟政府合組成聯合政府，且在1974年民政加入國陣（聯盟擴大後的組織）。

轉入經濟課題，林蒼佑說，他在“513”後即成立“檳州發展機構”，以擺脫經濟困境。70年代發展兩個衛星鎮和工業區，即檳島的峇央峇魯和威省的斯布朗再也。他自毫地說，為了平衡兩地的發展，形成一個整體，他努力促成中央政府建立“檳城大橋”（1985年通車），而且還設計加寬的地基。

直到今天，檳州的人口已翻一倍，達到140萬人。局勢也有所倒轉，過去是檳島佔人口53%，威省47%；今日則剛好相反。他認為威省的面積大，人口比例還是會進一步超越檳島的。因此他建議，興建第二大橋或通道是完全必要的。

他的另一個自豪是峇央峇魯已成為全國最大的電子城，在世界也是數一數二的。這証明了檳州人民有高度的智慧和技術，可以從電子工業走向世界。不僅于此，世界各地的大企業，也有檳城人在擔任高職。他說，這不是人才外流，而是檳城人領先潮流，受到重視。

為了使檳州經濟再向前跨進，林蒼佑建議應像設立“自由貿易區”那樣，設立“特別加工區”，以讓本地人運用他們的智慧生產完善的產品打入世界。因為檳城已有強大的高科技電子工業作為基礎，且又成為“多媒體超級走廊”的一部份，資訊工藝十分發達，有足夠條件再攀高峰。

他還進一步展望到了2020年，當馬來西亞達致先進國的地位時，不要再分種族，大家合成一個馬來西亞民族，在各方面都整合起來，其中之一的經濟體出現“人民基金”。

雖然他沒有提及政治上的整合，不再有種族性的政黨。但聽眾在鼓掌之余又跌進一個沉思。林蒼佑用一生的努力，仍然無法使民政黨突破種族局限，尚且在1982年的大選時，出了一本宣傳冊子：《全馬唯一的華人首席部長》，結果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又是為什麼？林蒼佑沒有提供答案，他也許在期望局勢的改變。我們與他一樣，在期待中又還要努力走出一條民族整合的大道。

考驗黃家定的政治智慧

馬華公會黨選后的新佈局是對黃家定領導的一個重大考驗，也可以說是一場政治考試。到底黃家定是及格或不及格？讓我們來分析他的策略即可窺見其成績單。

第一點，不論在黨選前或黨選后，黃家定都為陳廣才造勢和站台，形成一對雙打，而不是把B隊的人排斥在外。雖然挑戰他的陳祖排是不折不扣的A隊大將，但在新形勢下，保住廣才穩定陣腳才是最好的安排。于是在黃家定護航下，陳廣才突破重圍，讓后者感覺到唯有支持黃家定，才能得到A隊的包容。

同樣的，因各項因素未能保住副總會長的胡亞橋，在敗落后得到黃家定扶一把，回到中委而預示著官位將會保住。在感恩之余，必然歸順于總會長的人，而所謂B隊的陣營因之煙消雲散。這就是說，經過這一次的黨選，黃家定成功地把B隊消化在他的團隊中。

第二點，也是政黨一向以來最諱忌的是裙帶關係。凡是父子同陣，親戚同堂一概被認為“禁忌”，否則便被人指指點點，彈個不停，說是要建立什么家族王朝等等。

在這種反家族入主政黨重要位置的潮流中，黃家定要逆流而上，確實顧忌多多，因此很多人都認為他不會把其兄納入總秘書高職，以免被人評頭品足。

可是，黃家定這巧妙的一手，讓黨中委推荐總秘書人選，不論出于任何理由，許多人都抬出黃家泉，免卻了他的后顧之憂。說實在的，黃家泉如果不是黃家定的胞兄，以其經驗和才幹，坐上此位是沒有人會指東話西的，但難就難在他是黃家定的胞兄，以致許多人都認為此事不可能發生。

偏偏就這么順勢發生，而且在發生后得到的是正面的評語：“舉賢不避親”。這一下子，原本以為是惡言惡語會排山倒海而來，卻變成一片歡呼聲，大大出人意表。

不論黃家定或黃家泉做什么樣的解釋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一委任竟是接受的回響，黃家定也因此大大鬆了一口氣，沒想到最大的難題卻讓他輕易克攻了。

這樣的佈陣不僅“合理化”“舉賢不避親”的邏輯，而且也創造兄弟同在一個政黨高職的神話。就此而言，黃家定是第一個人突圍成功，在馬華黨史上寫下第一頁時這樣這么說﹕“兄弟同心，其利斷金”……。若是沒有黨選帶來的有利局面，黃家定是絕不會冒天下之大不韙。

第三，所謂有利的局面也不是黃家定刻意造成的，而是因為公開競選帶出各人不同議程，從“小菜單”中出現一條公理：不可反黃家定，但二三線候選人可按各人議程作調整。既然大家都支持黃家定（不包括投票給蔡銳明的），那么在黨選后就使到黃家定擁有更大的空間來安排新團隊。那些鬧派系的州屬，尤其是森美蘭和檳城州，就分別由老大和老二坐鎮。而老二現在又是與老大二合為一，也就等于是老大在全權指揮。黃家定為此拋下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所有州主席都是黨領袖，不管誰擔任，都不是‘外人’。”（見商報8月31日）

如今老大掌雪森，老二掌彭檳，老三（總秘書）掌霹靂，勢力已是固若金湯，將來任何人要起事也真不容易。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么不派副總會長出任？例如翁詩傑與林祥才就沒有掌半個州。但又有人反回來問，為什么要委任新出爐的副總會長，留待觀察對總會長的“效忠”程度不是更恰當嗎？是的，除了馮鎮安不具威脅，坐回吉蘭丹主席外，而蔡細歷則留任原職擔任柔佛州主席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其他的就別再“勞動”副總會長了。這些未來的可能接班人都是總會長要時日審視其言行，才好另作安排的。

至于森美蘭州和檳城州為什么會有派系之不同而鬧僵？大家心知肚明。其實也不是什么陣線分明的派系，大家都是總會長的人，只不過對原任者有意見。

正由于僵局一時未能打破，老大也費煞苦心在黨中央安排韓春錦及黃錦鴻分別出任組織秘書和副總秘書，然后連同老二分別接管，大家也就不能再有異議。接著下來，如何整合，也許老大自有其妙方，我們不必揣測。

從整個佈署來看，黃家定的第一場考試取得高分，但要步入“黃家定時代”還需要幾場的考試，因此我們說，黨選后的排陣是考驗黃家定的政治智慧的第一關。

黄沾与周星驰的怪象

在娱乐圈内，有两个怪现象是引起我关注的。其一是不久前才病逝的黄沾；其二是靠“怪招奇言”起家的周星驰。

先说黄沾，他是靠正规的中文大学毕业的才子，后来又进入香港大学读硕士，近年再成为港大的博士研究生。照理他是「学术圣殿」的一名「有学之士」，足以和学术界人士一展雄才，可是他选择的是走向草根市民的文化，搞得是非学术的娱乐文化；尤其出位的是竟是满脑子充斥被学术人视为低级俗味的言语，因而有“不文集”的出版。

所谓「不文集」，说白就是归为「黄色笑话」这一类，既是不文，也就是斯文不足，低俗有余。尽管如此，销路还是热卖，可见不文之语也大有市场，印证了香港是一个什么都可以包容的社会，只要不过于猥亵，便可以「登堂入室」成为家庭中公开欣赏的文章。

当然也正因为他的「避正就歪」，有许多生动的语言就从中表露出来，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在填词撰文时，得以穿插其中，我欣赏他的歌词中带有情感的跳动，也有些句子是啷啷上口的。如果不是在生活中磨练，如果他没有学术的根底，那就不可能造就一代鬼才，在香江娱乐圈中「翻云覆雨」。

黄沾的浪漫人生，几段婚姻都没有让他的人生留下诟病，反而被认为这是娱乐圈的家常便饭。他的不文语言，不仅未降低他的形象，反而成为他的活招牌。这就是黄沾创造出来的「品牌」－－一个不登学术圣殿的博士。他终于赢得香港人的认同。因此他的追悼会有两万人参加，实在是「破天荒」的人潮。各路人马，特别是明星阵容，让人看得眼花撩乱。足见其魅力在死后更是无法挡。

吊诡的是，一个「有学有术」的人，却没有看到学术名流，大学校长及大学教授参与其中而被请来发表悼念之词。

更为吊诡的是，一个没有进过大学，一个没有学术背景，也没 有发表过什么学术伟论的纯粹娱乐圈的搞笑怪才周星驰却在近些日子来被请入「学术殿堂」，与大学校长，大学教授对讲开坛。不但香港的大学，而且中国内地的大学也把他当成「学术才子」请来交流。

他们说这是因为周星驰在香港的娱乐圈创出了一些在学术书本或学术活动中没有的「无厘头」文化。除了搞笑与怪动作外，也在其影片中加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对白，使人沉浸在其影片中，获得最高的享受，进而有了启发作用。李欧梵教授甚至也拿他的影片作教材。

抑有进者李欧梵也打开禁忌，公开地与周星驰来一场「学术对话」，接着掀起一阵旋风，把周星驰当成「国学大师」来研究。

这种周星驰现象原本只属普罗大众的消遣品，没想到会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课题，除了不可思议外，也为「学术论坛」的另辟蹊径有所不解，究竟周星驰的低俗文化代表了什么学术风格或文化理论或文化品牌？我们也不清楚。

虽然如此，我们并不反对学术界脱下严肃的面纱，走向与大众拥抱的格局。这样也可使到老百姓不会认为学术是枯燥和高不可攀的。

可是，在周星驰的身上，我们的学者又看到什么呢？与此同时，我们的学者又从黄沾逝世后所迸发出来的「雅俗共赏」的文化看到什么？

可惜，他们看到周星驰的同时，却忽略另一位鬼才也在覆颠这个城市的传统文化。

黄沾向正统文化挑战；周星驰也是向正统文化挑战。学者们选中周星驰避开了黄沾，诚为憾事。
我反而觉得，从黄沾身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正统与非正统的文化被交织在其中，而成为另类的文化。

政治人物與黨史定位

政治人物在黨史的定位雖然是具有爭議性的，但黨史往往是由勝利的一方來撰寫的，因此不是勝利的一方很難期望在黨史中得到正面的評價。正如中國文史學家陳思和所說：“歷史是由勝利者來寫的。勝利者願意自己的成功成為某種歷史性轉折的標誌，願意看到歷史在自己的成功處出現一個句號。”（《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十講》，26頁）。對黨史而言，更是如此。

我說的政治人物是舉足輕重或扮演十分重要角色的領導人之一，而不是指一般的參政者。當他們涉及了黨內的權力斗爭時，他們可能面對兩個結局：一個是以勝利者的姿態領導黨而成為黨史的指導人；另一個是以失敗者的下場來接受勝利者的批判或批評，而無法要求黨史給以正名。雖然這之中在後來的史家看也許是偏頗與不公平的，但這已是黨史以外的反思，不在黨史的範疇的。

例如1959年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對他的愛將彭德懷（時任國防部長）因反對“大躍進”而給嚴厲的批判，最後撤掉彭的黨官職，將之打成“右派份子”。,這種從人民內部矛盾激化到“敵我矛盾”的結果自然是彭德懷成為黨史內的反面人物，也被否定其所有功績。政治斗爭的殘酷由此可見。如果不是1978年鄧小平的復出，結束驚心動魄的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彭德懷是沒有機會平反的。則他在黨史中的“歷史罪人”的身份將無法被糾正過來。鄧小平之所以有能力平反和撥亂反正是因為他反敗為勝，而成勝利者。黨史也就由他勝利的一方來改寫了。

又例如在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崛起的林彪，把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打倒，冠上黨的“歷史罪人”後，就扶搖直上；更在1969年的黨大會上修改黨章被列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在當時的黨史中就肯定毛澤東和林彪的崇高政治地位。但在1971年林彪因奪權不遂而墮機身亡後，整個黨就對他進行猛烈的攻擊，把他形容為罪惡滔天的“歷史罪人”。即便“四人幫”仍然在位，他們也對背叛毛澤東的“戰友”給予最大的否定。從此林彪在中共黨史中的地位已成為“歷史罪人”而直到今天仍然無法翻身，因為鄧小平之後沒有人認同他的“革命路線”，更反對他的整人殘酷手段。所以後來成為勝利者的鄧小平絕對不會為林彪平反，但已有權力修改黨史，把毛澤東“三七開”。

同樣的，我們說回馬來西亞，林蒼佑雖然在1958年成功當選馬華公會總會長，但在接踵而來的黨爭中他又告失利，最後由陳修信成為勝利者。在陳修信當權後的林蒼佑又另起爐灶，成立民主聯合黨和及後的民政黨，已在政治上成為馬華的對立面。例如李三春就狠批林蒼佑是政客，是個朝秦暮楚的人（在民政黨執政前），已全面否定林蒼佑在馬華的角色和地位（參閱李三春的《我們對反對黨的批判》，1969年，第9頁）。

因此在馬華黨史中，林蒼佑是一位過客，也得不到正面的評價。有的是在黨史中帶出“林蒼佑事件”，而不是把他擺上黨領袖的位置。這一點林蒼佑也很明白；尤其是在1969年大選時，取代馬華公會在檳州的執政主導地位，更是種下政治斗爭層出不窮的后果。就此看來，馬華公會的黨史是不能夠也不可能把林蒼佑當成馬華的“恩人”，反之在文字上的批判是馬華應維護的尊嚴，于是通過黨史來批判乃至否定林蒼佑在馬華公會的“貢獻”是一種正常的反應。正因為歷史帶來的分裂，馬華公會無法改變它的立場。綜觀馬華公會45年黨史，50年黨史及55年的黨史，雖然在文字上有所調整，語氣也較為溫和，但不變的是馬華公會不能對在黨爭中失利離去的黨領袖給予正面定位。

站在黨的立場和由勝利者主導黨史的事實來看，馬華公會這樣子做並沒有錯，當權派的繼承者，也只能依據黨史的定位來表達馬華的政治立場，斷不能反其道而行，所以林蒼佑要接受這樣的結局。雖然黨史之外對林蒼佑有另外的評價，也有學者專家對華人的政治斗爭史將陳修信和林蒼佑作出比較，那是另外的故事，與黨史無關。我們完全理解黨史與一個政黨的立場是息息相關的，也是當權派享有的權力。

我仍然認為不論那個國家或那個政黨，往往都不可避免的出現政治權力的斗爭。在這個過程中，所有的從政者都必須認清一點：那就是政治是無情的。當雙方成為對立面時，或有挑戰出現時，必有勝負之分。勝利的一方，在民主政治的體制下，也會發揮它擁有的權力，或則排斥挑戰而失敗的一方，或則收服挑戰而失敗的一方或則保持冷卻手法讓雙方各安其位。不過處于失敗的一方，已不能干預當權派如何撰寫黨史。

如何給挑戰者定位，要狠批或有所保留，又容不得挑戰派的人說話了。而挑戰的一方的“歷史地位”又是由當權派來說，也可能會成為反面的人物。這就是“黨史”與其他歷史不同之處，也是我所要帶出的訊息。有史為証，不是憑空想像，更非胡說。同意與否，則另當別論。當然挑戰而失敗的一方可以對黨史進行反駁，如果他認為需要的話。因為現今的歷史已是雙行線，勝負雙方都可以自尋定位，只是黨史的立論就是當權派的立場，仍然維持單行線。

無論如何，我還是認為一位挑戰失敗的政治人物（重量級的）在黨史中的地位也與他在社會、民族和國家及其他方面的歷史定位是兩碼事，不能混為一談。

為什麼許子根應當老二？

民政黨中委改選今日提名，最受全民關注的是領導層的123,321及231方案。但歸根結底只是一個人的問題，那就是郭洙鎮的動向。不論他是打老大職位或捍衛老二職位，對民政黨當權派來說，都是不幸的，也必然會引發一定程度的後遺症。民政黨也將因此在黨選後承受各方的評論與黨內的漣漪陣陣，這也是為什麼林敬益及黨內高層希望通過協商來解決接班人的問題。

這里有兩個問題是值得思考的：其一為什麼許子根不能直接當上黨主席，而需要佈署上署理主席？其二，為什麼不保留現狀，直到2008年黨選時，直接由許子根接棒？提出這樣問題的黨內外人士是從人事上來考量黨的排陣，多過從客觀的現實來考慮民政黨的未來，間中也帶有情感的因素。
但我們有必要從宏觀的角度來審視民政黨的定位。從過去到現在民政黨的核心力量是在檳州，雖然間中有一些變化，從地方性擴展到全國性。但不變的是民政如果離開或失去檳州主導政權，它將很可能淪為“人民進步黨”第二，抓不到重心而需要依靠關懷來取得議席的分配。它當初之所以被看重邀入國陣，是因為它在霹靂州有廣泛的影響力；同樣的，民政黨被接納加入國陣也是因為在檳州有雄厚的勢力。如果民政不通過努力與人事上的安排達成“黨政合一”，它可能會逐漸地偏離重心。
許子根所代表的不僅是個人的才智或擁有豐富的從政經驗（這一點郭洙鎮也具備了），而是他所領導的檳州政府的 性與延伸性，以彰顯民政黨是一個有份量的政黨。

在2002年黨選時，此問題尚未見迫切性。因此郭洙鎮在黨中央護航下順利過關；但在2004年全國大選後，已有跡象顯示檳州政府的結構在求變與不變中徘徊。許子根倘若在黨內原地踏步，不是黨的重要決策與領導人，他個人要保住現狀來使到民政黨依然是發光的實體有一定的局限；反之，若通過“黨政合一”的結構，就會形成二合一的實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當然這種選擇（或安排）也是要循序漸進的，一下子跳上主席就會有顧此失彼的力不從心；保留現狀到首席部長或在黨內也不過是一名副主席（必須要牢記1971年的民政“宮庭政變”就是因為林蒼祐只是黨副主席，結果被黨逼宮，所幸他後來反戈一擊控制了黨，不然民政黨的歷史便改寫了。自此之後，林蒼祐在黨內抓權，成為黨的主席，進一步穩固民政在檳州的執政地位），在外界看來，首席部長在黨內的份量是有限的（這也是為什麼許子根在1996年後堅持保住民政檳州聯委會主席，因為他知道政府職位是與黨直接掛鉤的）。因此今天民政黨內要突顯首席部長的重要性是配合時局演變的一個重要步驟。

不過，目前仍擔任首席部長的許子根尚有許多政府職務要操作，尤其是必須在第9大馬計劃中把檳州的一切宏願都包含在內。如果一下子上任主席，必會影響檳州政務而結果是兩頭不到岸。因此較保險的選擇是先上第二位，以便在將來改變其政府職務，在中央領導黨務和政務，並有足夠的時間培養首席部長的接班人。

在這情勢下，林敬益的留位對許子根來說是一道屏障，由林繼在中央發揮有效作用，再逐漸將黨務交許子根接手。這不關林敬益與郭洙鎮的才華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在國陣的大家庭內，怎樣確保民政黨立于不敗的地位和得到友黨的尊重，是更為重要的。林敬益在這方面，佔了比較好的天時地利，畢竟他比郭洙鎮有更久的參政經驗和應對各方問題的能力。這也是為什麼許子根不希望直上主席，而希望林敬益再領導黨一個時期才全面引退。

郭洙鎮在這時期所扮演的角色已有所局限。因為客觀的政治環境已出現改變，不是個人才華能夠左右的。能夠發揮影響力是黨的團隊和整合的力量。如果民政黨要繼續有所作為的話，它必須作出某些改變和確保黨的完整性。間中也許個人會受到影響或犧牲，那是不可避免的遺憾。因為民政黨的格局決定民政黨的未來接班人又需回到檳州。所以必須有一個以大局為重與按部就班的安排，否則黨會被無情的政治所沖擊。

馬華黨選啟示錄

備受矚目的馬華公會改選已在激烈競爭中宣告落幕，正如大家所預料的，以黃家定為首的當權派取得預料中的勝利，只有少數的原任者落馬，這也是一種意料中的結果。到底這一場選舉給我們帶來什麼啟示？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根據我的觀察與分析，有下列的現象是本屆黨選的特徵：

1. 這是一個沒有英雄造時勢的年代，但有時勢造英雄的黨選。大致上，英雄是在亂世中殺出，而在太平盛世則是因時勢的推波助瀾，使到一些人在特定的情勢下脫穎而出。例如在1984年黨爭時才活躍的黃家定，近20年的奮鬥后，因勢利導，在林良實的舉薦下，于2003年成為他的接班人。換句話說，AB隊黨爭的結果，黃家定成為最大的贏家。自此以後，他努力經營，把黨務和政務相結合，通過言論把馬華的負面形象扭轉過來，因此在這次黨選中順利過關。這就是時勢造就了黃家定的年代。誰是他的帶路人，他心裡最清楚。反之，蔡銳明企圖來一個英雄造時勢，但他忘了此刻沒有亂世，只有盛世。單憑“滿腔熱情”，只能成為落寞的人。因為盛世不需要“打虎英雄”。武松不會在太平年代出世。

2. 這是一個沒有跳槽的年代，但有很激烈的黨選。如果我們沒有忘記，1973年林敬益挑戰陳修信未成已被腰斬，結果帶隊走進民政黨。1979年曾永森挑戰李三春失敗，又成群加盟民政黨。在2005年黨選后，失意的候選人不會有此舉動，也沒有國陣的成員黨鼓勵跳槽。再者馬華也不需要“秋後算賬”，失敗者或則退隱政壇或則重作整合。可以預見，擔任官職的落選者不會被撤職，反而會被黨安插適當位置，繼續扮演一定的角色。

3.
這是一個沒有林良實的年代，但有林良實的影子在晃動的黨選。就政治而言，這是極其自然的現象。1984年陳群川大軍扳倒梁維泮，就是李三春的效應所致。因此，剛退位兩年有餘的林良實，在馬華紥根（當會長）17年，整個班底仍在，包括黃家定也是他一手栽培的新領袖，怎能沒有林良實效應呢？單看A隊人馬絕大多數告捷，便可知林良實雖不在，班底還在。當然“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下，林良實效應將會逐漸淡化是可預見的。

但不爭的事實是，他的兩名兒子在馬青黨選中雙雙告捷，也是因為父親的效應佔一定的因素。無論如何，黃家定經此一戰後，已確定他的領導地位，自然有條件帶領馬華及早走出林良實的影子。我們不希望他“蕭規曹規”，而是希望他在“克紹其裘”下，闖出一個新局面。

4. 這是一個沒有AB隊的年代，但有AB隊陰影影響黨選。所謂AB隊的主將林良實及林亞禮已退隱政壇，並在妥善安排下出現AB隊整合的團隊，由雙方的副主將黃家定與陳廣才取而代之，黨爭也隨之告一段落。

不過黨選中陳廣才得票較黃定定少200票；A隊的陳祖排得票又多過B隊的蔡銳明，B隊副將之一的胡亞僑跌馬，A隊的林祥才越級而上。這與AB隊的陰影仍未全消也有一定的關係。

所幸的是這陰影並未主導整個黨選，不然陳廣才要保住原職，誠非易事。現在看來，黨選之後，AB隊因素將會更加淡化，因為仍然是黃家定與陳廣才在帶隊。他們得盡快把這個陰影消除掉。

5. 這是一個沒有大菜單的年代，但有小菜單在黨選中發酵。由于馬華黨代表多，不是人人都與候選人有深交，甚至不同州的代表會對不同州的候選人 十分陌生，菜單就起了指導作用。如果沒有菜單，恐怕中央代表在投票時將無所適從。由于新選出的團隊人馬都是有一面倒的情勢，也印証小菜單是大同小異的，某些熱門候選人以少數票落選，也是因為小菜單有某些微妙的變化。倒如陳財和就僅以兩票之差與副總會長擦肩v而過；還有姚長祿也以微差之票滑出中委，也是小菜單所致。

綜觀上述，馬華已經歷一場洗禮。我不認為得票的巴仙數是重要的，因為民主選舉是一票是江山，因此重要的是勝利者如何為我們的民族和國家帶來一個新願景。他們扛著未來的歷史，所以有需要為我們繪製一個有氣魄的大藍圖。

評黨選引發的爭議課題

沸沸揚揚的競選活動已走近尾聲，塵埃落定。但它留下幾個爭議性的問題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1. 競選期太長，以致候選人不得不到處造勢，變成妨礙“公務”之操作而把重心放在黨選上。
2. 不同意表態文化或雙打配搭的姿態變成對另一方的“打壓”或施壓或根本不讓對方有機會出手，黨缺乏自由與民主。
3. 站台的候選人（指非原職的挑戰者）都是聲稱個人出征，沒有團隊，也沒有結盟，期望單打獨斗突圍而出。至于個人怎樣領導黨，則沒有交待清楚。
4. 參選的人也聲稱不是為官位而戰，好像是只想在黨內獲一個高職，不想在政府中謀官職。這種一分為二的黨政分家論，高唱不絕。

在我們就這些問題進行評析前，先了解馬華和民政的格局是一個重要的前提。也就是說，馬華或民政的政治模式是否已經改變或仍然維持在傳統的模式？在70年代之前，只有一個馬華代表華人成為執政黨一員；在這之後，也有其他政黨擠入執政行列，分享華人的代表權，例如民政黨即是。因此在執政黨內，華人的政治模式已有改變；但不變的是，不論是過去的三黨聯盟或後來的國陣14個黨結成國陣，巫統仍然屬于主導地位，而且是權威性的，以致忝為成員黨的馬華及民政的黨選就只限于其所代表的族群來表達求變或不變的意願，和對國家政策及方向的提出某些建議性的意見和批評。無法牽一發動全身，也無法與巫統的黨選相提並論。

在這樣的格局下有關爭議性的課題可以這樣分析：

首先我們要承認政治是一種運動，是帶領人民走向美好生活的運動。因此黨選期的長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運動的過程中，各方的言行要對黨員有啟迪作用，要對人民負責任。其實不論是在黨選期或非黨選期，每一位領袖或地方領袖都有責任對黨的政策和方向提出意見的批評，不必等到黨選才來評頭品足。若只是為爭取選票才來要求改革這個和那個。這似乎等于說，沒黨選一切都是好的，一到黨選弱點或缺點多多。這種臨時急就章只能說是為出位而發，也許與民族利益無關。

接著，在黨選時期出現表態文化是一種正常的反應，每一個黨的領導層都希望在穩定中求進步，因此提出“循序漸進”的排陣或“保持現狀”的排陣。這也不能一味解釋成“打壓文化”或“單行道政治”，因為黨代表有最後的決定權。他們可以接受上方的安排，也可以否定上面的願意。政黨機制中允許的自由和民主是應該被肯定的。

就如這次的黨選就出現“單打式”的候選人站台，他們是充份利用黨章賦予的權利來尋求對人事的改變和調整。至于黨代表要接受指導性的民主與否，則是另外一回事。

但這樣的獨行俠作風是否值得鼓勵，是否對黨對民族有利，可就值得商榷了。

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有些候選人鼓吹“黨政分家論”，即當選黨高職，不求官位。我們假定這樣的局面形成，則未當高位的人也可出任官職或部長或副部長或政務次長之類的，形成黨歸黨，政歸政的局面，那麼馬華如何在政府中發揮作用？這是很大的疑問。

再者，巫統到今天為止，還是奉行“以黨治國”，黨的主席和署理主席必然是正副首相，以確保黨政合一，而通過兩結合來推行黨的政策。

若是馬華走一分為二的政治路線，勢將削弱馬華在政府中的地位。因此所謂爭取黨高職不爭取官位之說是不能成立的。

不論馬華或民政，它們直到今天還得依照傳統來確保黨政的完整性。理由無他，就是要在兩結合下爭敢建立一個公平與合理的社會。

我覺得馬華和民政不但要牢牢記住黨政合一的重要性，而且身為黨的領導人要具備領導的魅力和政治的藝術，尤其是像馬或民政這樣格局的攻黨。我們不苛求他們充當民族英雄或擺出強硬態度，但我們希望他們能真正了解政治也是藝術的含意。且錄下一段文字來說明：“政治不但是對客觀現象的認識及對其價值的品評，而且還是一種藝術，一種「可能或不能」的藝術，政治涉及權力之應用，政策之制定，沖突之解決，領導千萬名雄心勃勃的從政人員，確定國家行駛的方向等事業。這些活動對政治家有非常嚴格要求；他必具備高度處世待人的藝術，以說服統一意見，以感染力啟發官員與人民積極性；他還必需具備高瞻遠矚的眼光，不但要迎合人民當前的需要，還要顧及國家長遠的利益。這一點涉及政治的正面的實踐。”（引自《政治學新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我以為這一段話適用于馬華和民政的領導人的身上。

華教心民族情

我們華人的政治文化已起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這次的馬華黨選及民政黨選華語已佔主導地位，這在過去是難以想像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情況的今非昔比，反映在目前的華基政黨的領導人都必須用華語與黨員和民眾溝通，不能再像過去英語是主要的語言，華語則靠邊站，以至廣大的黨員及華人社群必須靠邊翻譯或從旁了解領袖的心態和所要傳達的訊息。

有關轉變對通曉華語華文的人民來說，不啻是最大的鼓舞。雖然不懂華語華文的領導人不見得不關心華社的問題，但由于語言的障礙，難免有了隔閡。雖然通曉華語華文的人不一定做得比前者好，但至少他們能直接和感同身受華社面對的挑戰與困境，辦起事來也不必假手別人來溝通。這意味著，在今天若要搞華人政治，就不得不搞通華語華文，即使是受英文教育的人，想要攀上高位，起碼也要苦學華語。否則便是一種遺憾，也是一種阻力。華語的重要性，不是因為變成官方用語，而是它已經成為華人政黨的政治語言和共同語言。就拿今次的兩個政黨的黨選來說，都是透過華語造勢，也在很大程度上借助華文媒體來傳達訊息，與過去的華人政治比較，真有天壤之別。

例如創黨于1949年的馬華公會，其創黨人陳禎祿是受英文教育出身的領導人，為了表示他也真有“華教心，民族情”。在1953年為了支持南洋大學的創辦，他用英語在電台與當時的馬大副校長薛尼進行辯論。

又如在1971年推動華人大團結運動的馬華總會長陳修信。因為不諳華語，不得不用英與華社共呼吸。這之中的隔膜和思維的不同，很快又使華團運動“胎死腹中”。

直到李三春在1974年掌權後，馬華黨內開始對華語表示重視，但還不夠普及，因為尚有黨領袖不能用華語進行會議。還有在那個時候又有了什麼講英語的支會的出現，黨又分成講華語和講英語的“兩個源流”。這在今天看來是個“政治怪胎”。

及後的林良實雖是英校出身，也不得不學好華語。隨著其他的黨領袖，一樣得跟上潮流學習華語。情勢的轉變使到幾乎所有黨的領導人，不論是否是英校出身，也得用上華語。比如已表態要競逐總會長的蔡銳明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他在電視機面前，用華語侃侃而談。
最明顯的是，馬華輪到黃家定的時代，華語華文到他手上已是得心應手，能言善道之余，又會引經據典，為馬華開創一個華語華文是黨的政治用語的局面。換句話說，跨越千禧年後，馬華的領導人若不能用華語為本身造勢，將很難攀上最高地位。

民政黨的情形也是一樣，從林蒼祐到林敬益都是英校出身的領導人，但他們為了更好的領導黨務，也是苦學華語應對各種華人場合，然而在80年代的民政黨又是經歷一場蛻變，引進了“華教人士”參政，為的是讓黨更加接近華社。

今天我們終于看到民政黨行將走進華語華文的年代，即便郭洙鎮的上位有難，而呼之欲出的林敬益接班人許子根也是一位“華教人士”，與馬華的黄家定的不謀而合相互呼應。反對黨方面更早產生變化的是崛起于50年代的社陣（主要指勞工黨），也是從英文教育過渡到華文教育，先有陳扑根，林建壽和陳志勤是英校生，後有許啟針及陳凱希越位而上成為勞工黨領導人（60年代中期）。

繼之民主行動黨則是在60年代中期從蒂凡那到吳福源，70年代輪到林吉祥呼風喚雨，他們都是英校生出身的政治人物。但林吉祥深知華語是華社的“政治語言”，所以一早就學好華語華文在華社四面八方吃得開來。今日接棒的林冠英也不遑多讓，不僅是講，也能通曉華文。

上述的變化，顯示了今後要參政的華人，若是不懂華語華文，得先惡補和學習，才涉足政治，不然要爭高位是極其困難的。除非時光倒流，否則華語華文已成為華人參政的“先決條件”。

事實上，今時今日，華語華文的普及不僅反映在各華人或華基政黨內，也反映在商場和其他領或中。華文教育不但不再邊沿化，而且已穩健成為“政治語言”。世界在變，人心在變，我們的政治領導人也到了求變的時刻。這就是說，要領導一個華基政黨，非要通曉三種語文不可。

由此觀之，語言雖是工具，但語言也已是政治資本。誰能通曉三種語文，誰有華教心，民族情，誰就能在未來的政途上大放光芒。政治沒有捷徑可走，政治也肯定不走回頭路，因為政治是現實的。請記住，華人政治已從華語階段，正過渡到華語華文的時代。英校生也好，學習華語華文是從政的第一個起點。

林敬益、郭洙鎮、許子根

民政黨的黨選其實是圍繞在三個人的三角關係，並不是一場混戰。這三個人就是老大林敬益、老二郭洙鎮及老三許子根。本來這123的排陣自1989年以來未聞有何不妥，偏就今年出現“求變”聲勢。因為今天的民政黨不再是20年前的民政黨了。新一代的湧現，老一代的退休，在在增加了求變的壓力。
當然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是有其前因后果的。
但我們不妨先了解這三個人的背景。林敬益是政壇老羌，他是在70年代從馬華打滾過來的。他吃過陳修信的虧，一下子把他扶上天，一下子把他摔下來。他也吃過李三春的虧，明棒暗擠，最后把林敬益擠向民政黨。
來到民政黨的林敬益，已經是懂一事、長一智，不再強出頭，但不改的是他把搞馬華的那套本領搬了過來。在馬華時，他的勢力是在霹靂州，形成一股力量，稱之為改革派，然后幅射到全國各地。可是當時心高氣大，卻鬥不過陳修信，只好認命。因此在民政時，他也在霹靂搞起他的勢力，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當林蒼祐在1980年宣佈退位，林敬益就是憑這班底擊敗梁棋祥，成為民政的老大。他之所以能打敗梁棋祥是因為后者也是來自霹靂的人，而且在馬華時只是林敬益的副手。
梁棋祥像郭洙鎮一樣，有形象，但沒有強大的地盤，他也敗得口服心服。反觀林敬益，學會了李三春的本領，在黨內建立起鞏固地位，即使是后來面對曾永森和吳清德的挑戰，他一樣屹立不倒，因為政治是講求實力的。林敬益在這方面的功夫是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所以他25年在黨內無人能出其右，就是靠著強勢政治統領民政黨。
郭洙鎮是在80年代打一場獨大官司案而名聲大噪。那個時候他是董教總的重要人物，是華社眼中的“華教鬥士”。因而在1982年被邀進民政黨，以強化黨的形象。他的重要性是因為他代表了一方的力量，所以一進黨馬上委為副主席。
雖然在1982年大選失敗，但未影響他的政途。1986年他取代梁棋祥的空缺，當選太平國會議員，從此平步青雲，官拜副部長。比他更早加入民政黨的吳清德反而被他壓下探不出頭來。不過他像梁棋祥一樣，未重視黨的組織力量，以致未能有一個強大的地盤守護著他。這些年來他之所以在黨內成為第二號人物，是林敬益認為郭的“華教鬥士”的身份對他有所幫助，甚至一個時期還暗示老二是未來的接班人。
許子根的情況與郭洙鎮不大一樣。他有“華教人士”的形象，但不是“華教鬥士”，因為他沒有直接參與董教總，也未介入獨大官司案。他也是在1982年步入民政黨，一鵠中的，當選國會議員。當然他沒有郭的幸運，而是先從民青團總團長做起。因此在黨內他是比郭低一個級別。
雖然如此，他卻在1990年的大選脫穎而出，被黨舉薦為林蒼祐的接班人而成為檳州首席部長。正因為這樣，許子根的重要性已非郭洙鎮所能比擬。他的官職代表了民政黨擁有檳州的主導政權。沒有這個官職，民政黨將會黯然失色。
可是，14年來，他一直是黨的副主席，在黨內扮演的角色並不彰顯，只有在1996年后，他才擔任檳州聯委會主席。在黨內地位又是不及郭洙鎮。
如今在位已久的林敬益感到歲月不饒人，已經66歲的他要找接班人了。但找來找去，就只剩下兩名“華教人士”供他挑選。本來郭洙鎮還有一線的希望，可惜他在2004年的大選，跑到柔佛州的安全區，氣得林敬益「指桑罵槐」，認為他是在“逃離挑戰”，不是大將本色。更可氣的是太平國席又要與人民進步黨交換，另擇人到巫統的強區上陣，致民政黨“賠了太平又無法在巫統地盤大展手腳”。這一筆賬自然算在郭洙鎮的頭上。
也許郭洙鎮想不到林敬益有如此大的反應和接踵而來與他的距離越來越遠。當兩個人不咬弦的時候，郭洙鎮已知道林敬益會有所行動，但一時之間又不知如何應付。
于是郭洙鎮惟有退其次的表明他只想捍衛第二把交椅，即意不會挑戰林敬益，因為他沒有勝算，他希望維持原狀。
可是“快人快語”的林敬益再也按奈不住，終于在近日拋出另一個絕招將住郭洙鎮。直截了當推薦許子根出任署理主席，以便成為黨的接班人。也許你可以說他不民主，有強勢壓下之嫌，但林蒼祐也是這樣的“安排”，黨代表可另有異議，正如80年代林敬益可以不接受“勸告”，因為他有班底。
因此郭洙鎮也有權抗拒林敬益的“強人所難”，但關鍵是郭洙鎮有足夠的雄厚班底嗎？他的勢力在那里？這點他是有自知之明的。
有人替郭洙鎮算過，算來算去大概不到30%的支持率。
顯然郭洙鎮是不願在壓力下被逼退，但此一時非彼一時，他不再是炙手可熱的接班人。他的“華教招牌”也已經褪色，而且褪得與董教總也有了一定的距離，而他的在89年成為黨第二號人物是因為他具有一定的“成熟魅力”的形象，可是這魅力在時光沖擊下又再被淡化了。在這麼多年中，未見他在黨內形成一股力量。好幾次的挑戰都是在黨主席護航下過關。
如今老大要挺許子根不是因為郭洙鎮不是人才，而是許子根的重要性是關係到民政在檳州的未來主導地位是不能被動搖的。黨必須賦予許子根更大的權力來領導民政鞏固檳州，放眼全國。這種用心良苦的安排，也是考驗民政黨能否繼續在國中內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根據所知，民政黨內也曾有過“協商”，希望郭洙鎮以大局為重，讓黨重新洗牌，惜未能打動郭的光榮退休的選擇。以郭洙鎮的性格，他是會有所堅持，但也會提出另類安排。可是他的“一起退”的策略未能奏效。因為黨員還沒有要求林敬益退位的意願，而是要他再領導一個時期（也許不長），讓許子根順利接班。
因此，民政黨如今的焦點只落在兩個人的身上，即郭洙鎮與許子根。一個位置只能有一個人，求變是民政黨領導已佈署一段時間的策略，不變則只剩下郭洙鎮的一廂情願。如今的強烈對照，也顯示林敬益的“高招”，用各州表態來展示支持力量。當這運動一起，郭洙鎮又將如何招架？這使人想起1993年時，安華不是在提名時造勢成功，逼退嘉化峇峇嗎？
換句話說，林敬益的亮牌，是已到了抉擇的時刻，也意味著雙方的協商和妥協已失敗，必須用這一招來使郭洙鎮知難而退。
可以這麼說，當這兩個人的重要性對調時，也就是在黨內換位子的時候已到了。

《聯合報》與《星檳日報》

當《聯合報》在1985年啟航遠征時，我們確是感到歡欣鼓舞，我沒有想到三日刊的小報竟能有如此的沖擊力。在市場上被叫好。

轉入1986年，又是大選年，我們增添許多資料在報上大鳴大放，藉以引起政界人士的關注。果然爆出密聞和尖銳的批論文章後，各政黨已不敢小看《聯合報》，反而自動上門與我們接頭。在當時也流行候選人刊登廣告。《聯合報》也是受重視的報章，尤其是在北馬方面。當然與日報相比，我們又慢了一些，因為我們一週只能出版二次，唯有從旁殺出，才能引起“轟動”。

可以這麼說，《聯合報》在頭一年是穩健地發展，報份維持在三萬至四萬份之間，做代理的有利可圖，做職員的順利領薪水，皆大歡喜。我們的信心滿滿。

于是，在1987年，我們推出《聯合周刊》。首先我們抓不到重心，在內容方面有些與《聯合報》相似的地方，被認為不突出。為了爭取出位，我們又做一番調整，偏重女性的內容。果然大有轉機。銷路先是突破一萬份，繼之再接再厲，已邁向二萬份大關。這是我們始料未及的，《聯合報》加上《聯合周刊》，又大膽地推出《足球世界》月刊，頓然之間，《聯合報》已形成一個小集團。

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的董事會有人注意到已停刊的《星檳日報》(1986年9月29日)的“資產”將公開“拍賣”。所謂資產並不包括房地產，而是內部的所有設備，包括機器。在有人接頭下，《聯合報》的董事主席辛榮發召集數次會議，密商投標之事。我則持有保留態度。因為《聯合報》尚未有足夠的條件去下標，除非我們有一大筆現款。我又考慮到，《聯合報》若搬進偌大的《星檳》大廈，是過大也承擔不起開支。商議之後，董事會決定增加資金，將繳足資金增至48萬元，再提升到60萬元。

但《星檳》“資產”少說也要30余萬元才能標得，我們那有足夠的現金﹖後來辛榮發又和一家金融公司接洽獲得後者同意貸款。便敢敢地下標。果然由《聯合報》標得。在付出必要的現金後，餘下約20余萬抵押貸款，每月分期攤還。

我們在清理手續並向林慶金承租《星檳》大廈，每月租金5000元後，在1989年初擇日“喬遷之喜”，把《聯合報》三個大字高高掛在《星檳》大廈外，一時好不威風。

這個時候我們手上已擁有《聯合日報》的出版准証，是小型(如同STAR)的日報。有人建議借大好時機出版《聯合日報》。因為這時候《聯合報》的銷路已直逼5萬5千份，連同《聯合周刊》，我們已開始有盈餘，促使董事會決心要辦一份日報。

我的心情卻是十分沉重的，一來資金不足，如何辦日報﹖二來不知風聲怎會很快地跑進林慶金的耳朵。他馬上通過律師要我們必須出版《星檳日報》，不然在48小時內遷出《星檳》大廈。這一下，我們又亂了方寸。剛剛搬進，椅子尚未坐穩，又要搬出，搬去那里呢﹖總不至于再回到霹靂巷的《聯合報》(租下三間排屋)舊址。

經過多次的討論，我們原則上接受《星檳日報》的復刊，實則擔心多多，深恐有變，理由是《星檳》的債務未清不知又會冒出什麼名堂來。因此我們也留了一手，萬一《星檳》復刊有難，我們就推出《聯合日報》。

可是最關鍵的問題是我們並沒有增加資金辦日報，我曾提出要增資100萬元，董事會的人說等開始後再來增資。就在陷愁的時刻，總代理拿了30萬元現金給《聯合報》，說是代理《星檳日報》的抵押金。我當時算了算，平均一個月虧5萬元的話，只能頂半年就沒有資金周轉了。

大夥兒又認為先走一步再作打算。我在未有十分把握下拉回一批《星檳日報》的員工，準備東山再起。

本來我們打算在1989年3月份正式復刊《星檳日報》的，沒想到晴天霹靂，來了一道庭令，禁止《星檳》復刊。申請人是《星檳日報有限公司合作社》，原因是《星檳日報》欠了合作社40余萬元未清還。我們最擔心的事情終于發生了。此刻我們要推出《聯合日報》，但被阻止，而且要我們一道努力解除禁令。這一番的折騰，我們是有出無進。用《聯合報》的收入養一大批員工不出血才怪呢！

這場複雜的官司的上訴又失敗了。我們都好無奈，責任雖不在我們，但不解除禁令下又不准出版《聯合日報》，我們有苦無處訴。最後是雙方達成庭內和解。復刊《星檳日報》的條件是每月要付還合作社15000元。我們被迫承擔每月的出版費，壓力加重。

在無從選擇下，我們又積極行事，決定在五月四日推進市場。我選擇這一天是為了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當天的社論我打出的題目是《而今邁步從頭越》，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
我們在初期每天刊印35000份，市場反應還可以，大概銷量在3萬份左右，對于一份復刊的日報來說，我們對此成績表示滿意。而《星檳日報》復刊後最高銷量是42000份，這一天是觀音誕大遊行，北海碼頭發生倒塌死人事件，我們在第一時間推進市場，一下子被搶購一空，接著我們又改版又再上市，前前後後換了三四次版。工作人員都忙得透不過氣。

不過，《星檳日報》有一個致命傷，那就是廣告的回流差強人意。在三個月後回收的廣告費不及50%，我們開始感到力不從心，一直催賬又拉又拖，而員工的開支，紙張，油墨的開支不可拖，再加上分期付款及所謂的出版費，我們已是團團轉。

此時我們也進行招股，但加股的只是杯水車薪。而董事會又未增加資金，我知道情況已大不妙。每天早上最怕是接到銀行的電話，說又有支票到了，要我們補錢。我們既未向銀行透支，也未有信用証買紙，都是靠董事的支持買紙錢。在這方面，辛榮發承擔較多，我則承擔一些。

如果在當時我能有100萬的資金到位，《星檳日報》肯定有所轉機，也一定能生存和發展下去。可惜我沒有遇到伯樂。在沒有增加資金底下，我們竟然敢敢辦日報，回想起來，是膽大妄為，不知“死”字怎麼寫。

這就是說在1989年8月份的時候，《聯合報》在倒貼《星檳日報》。我再算了一下，頂多能支撐多3個月，即是到了11月份，我們已山窮水盡，我對不起高級職員們領不到薪水，我們也無從發出其他額外的開支，包括津貼，寫稿費和超時工作費等等。

我們董事會眼見“大勢已去”，只好宣佈到了11月份，《星檳日報》停刊，但在此時，部份員工要求“共管方式”繼續出版。已又重新回到《星檳》的李良樹自告奮勇領導這一艱難任務，他希望得到林慶金的有力支持。

一個月後，他宣佈“投降”，我們只好作罷。而我的“任務”尚未完成，我需要理清員工的公積金和社會保險費。《聯合報》已因《星檳》元氣大傷，只好搬出《星檳》大廈，另作出版。

《星檳》大廈顯然已告易手，在MWE大力發展下，《星檳》大廈在一夜之間被剷平，如今已改成17層華廈，矗立在蓮花河“畔”。《星檳日報》終于一去不復返。

我們最後也把《聯合報》及印務館全搭進去，變成一無所有。

從小小的《聯合報》到發展成為《聯合報集團》，一時風光無兩，大家都以為我們成功了。可惜成功的背後竟是無底的深淵，我們都跌了進去。

如果你問我為什麼辦報會失敗，我會說我們不自量力，沒有這麼大的頭，戴這麼大頂帽。

也許有人會發出冷笑，區區幾十萬的資本，也要學人辦日報﹖但我今日仍然要說，《聯合報》就是用24萬元站起來的。我也要說，如果當年有100萬元在手，《星檳日報》也不會在半年內再夭折。它會重新站立起來，今天還會有《星檳日報》呢。

《星檳日報》陪我走過四分之一世紀﹔《聯合報》陪我走過五年的光輝歷程，結果尤其是我留下一生的遺憾與痛苦。

這個系列到此告一段落，歡迎讀者指教！

馬華黨選今昔比較

不論你喜歡與否，本屆馬華黨選已成為熱門話題，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象，而且好像混成一團，讓你感覺如在霧中看熱鬧，又看不出所以然來。

雖然黨中央代表難免有感情或有“派系”之分，而早已“心有所屬”，但我們還是要客觀分析這次黨選與過去選舉不同之處，不難看出本屆黨選“亂中有秩”，無傷大局而仍然保持馬華的完整性。

(一)在過去，黨選都是有“安排”或“協商”的。主要是當權派提出一個班子，以讓黨中央代表票選。這之中當然也沒有阻止個別人士提名參選。但如果是單獨行事，不是鍛羽而歸便是即使中選也在黨內成為孤家寡人。例如曾經突破菜單的葉炳漢，在當選副主席後，還是無法被委為官職。因為權力在總會長手中。

(二)在過去，如果有非當權派的人要競選，都會組成團隊進行挑戰，不是單槍匹馬，而是形成兩個陣線對壘的局面。例如1958年林蒼佑以團隊挑戰陳禎祿的當權派而告捷；1979年曾永森也以團隊向李三春叫陣而失敗；1984年陳群川的團隊更是聲勢浩大，把當權派的梁維泮拉下馬。

(三)在過去，當權派若遇到巨大的挑戰或對方來汹汹時，便會拿出殺手鐧把敵手清除。例如1973年陳修信開除林敬益的挑戰派，穩住了局面；1983年梁維泮大開殺戒，把陳群川等人開除出黨引起反彈，結果自食其果。

(四)在今天，上台已三年的黃家定，打出沒有“菜單文化”的口號。因此他沒有提出一個團隊，而是讓黨員自行決定。看來相當民主，結果造成現任中委的一些人也許不知道自己是否是總會長的人？

(五)在今天，正因為總會長的開明，黨內重量級的人物都紛紛表態要競逐高職。不僅總會長有人要挑戰，其他職位如署理會長也有三人宣佈角逐；尤其是副總會長的參選者更是高達九人，而且個個多有來頭：再者介入中委提名的也大不乏人。參選人之多，應是破記錄。

(六)吊詭的是，所有原非“當權者”的挑戰者，都是選擇單打，一概否認有團隊。例如蔡銳明自行宣佈打總會長；陳祖排單刀赴會爭老二；副總會長方面有新人林祥才，陳財和及曹智雄個別亮相，翁詩傑要當票選副總會長，葉炳漢則要捲土重來。如果當權派組成一個團隊，而挑戰者沒有整合，仍是各自站台，他們又如何突圍呢？如果當權派沒有團隊（或菜單）而是自由投票，那出爐的名單也許會有變數。在當今的嚴峻形勢下，我們只看到和聽到的是“黃陳配”，但單有兩個人又不成隊伍。因此黃家定已沒有太大的空間，如果他要組成一個總會長的團隊，他必須從提名中排出他的陣營，以免黨參選者亂打亂撞而中央代表無所適從。相同的，如果挑戰派要有所作為的話，也應有團隊。因為一個政黨是不能靠個人來改變作風的；尤其是像馬華這麼一個有龐大黨員的執政黨，更不能因黨選亂了陣腳。

事實上，馬華作為一個執政黨，擁有56年的歷史，黨選必須被嚴正看待，不能趁機趁博亂，更不能憑個人喜好投票，而是要以民族大業為重，選出一個穩重與負責任的領導層。所有參選者必須牢牢記住：民族利益大于黨，而黨大于個人。領導層通過黨來領導人民走向光明，而不是讓族群陷于迷魂陣中。

與過去相比而言，有一點值得欣慰和正面評價的是：黃家定並沒有因為黨選對異已採取紀律行動，一改過去總會長“以權壓人”的作風。同時在爭出位的過程中，個個候選人都表現出君子風度，沒有惡言相向，沒有粗暴現象。可以相信分裂的可能性不大，至多是選後有失意的人表示不滿；得意的人則重新圍在總會長身邊。

由于各候選人都沒有激烈的言詞和揚言要改變馬華。因此我們也相信黨選過後，馬華還會是原來的馬華，不會有什麼改變。

如果說過去的馬華黨選曾“殺氣騰騰”，勝者擁有一切，那麼今次的黨選則是溫和造勢，沒有公開決裂，有的是陳倉暗渡的拉票。雖然在言語中沖突在所難免，但都自我克制，未有訴諸非常手段，應是民主選舉的成熟表現。因此不論結局如何，勝利者，不能以恩怨秋後算賬，而是以理性重新整合；失敗者，也要坦然接受而釋懷，既敢參選，自然有失敗的風險。唯其如此。這樣的黨選才具民主意義。

聯合報.林蒼佑.玄小佛

我在1984年的時候，開始構思和策劃“自行創業”。這當然不是獨資，而是與友人合資，但要與我的文化事業有關。剛巧有友人邀我合組一間印刷館，並由小做起。

起先我們沒有想到要規模化這間公司，因此只註冊成普通公司，繳足資金不過幾萬元，接著公司用我的名義申請印刷執照。當獲准執照後，便認為必須改成有限公司才能擴大組織和增加資金。
大概是年中左右，我們幾位報社朋友，連同商界朋友一時興起，咸認可以趁此熱潮申請“小報”准証。所謂小報是指三日刊，那時市場上只有《新生活報》及《民生報》。但辦小報要多少資金呢﹖我一時也算不準。經過多方推敲後，我們決定把印刷館也湊進，成立「檳榔出版有限公司」，以方便招股。這樣一來，大家的興緻來了，認為值得一博，而且投資也不大。我當時提出共要繳足資金馬幣24萬元，因為公司註冊資本是25萬元。

很快的，我們的資金已到位﹐大家只出資幾萬元湊數。到了1985年，我們經過多方的努力，終于拿到三日刊的出版准証，定名為《聯合報》。于是我著手離開《星檳日報》。我的辭職函需要半年後生效，以讓報社安排接手的編輯主管。我之所以決定辭掉《星檳日報》總編輯職，有下列原因：其一是我擔任總編輯已達10年，該是轉換環境的時候﹔其二是我對于改組後的《星檳日報》不感到樂觀﹔尤其是總經理與職工會簽下大幅度提高待遇的勞資合約後，我越覺不對勁。因為以我在《星檳日報》這麼多年的經驗，其收入實在應對不了突然的大幅度開銷﹔其三是我想尋求改變，“冒險”地開創自己的新天地。我是樂觀地看待自己的轉變，因為我有信心辦好一份小報，而且又擁有印務公司在操作，說什麼也不會“仆地不起”。

我自然有我的班底，不但有編輯人才，也有廣告人才，而這兩者是一份報紙成功與否的要素，記憶中當時羅致的人才有艾柏、陳德川、鄭欽亮、劉思、胡錦昌、王俊龍、陳萬裕、汪譽冰等人﹔廣告方面由胡榮貴統籌統辦，他旗下有范秀玲、胡欣華等人，業務上由我和林金清等人負責。
當時我們的報社是在霹靂巷一間雙層排屋內，樓下是印刷館，樓上是辦公地方。這麼小的地方，與《星檳日報》的工作環境相比，間直是天壤之別，但我們樂在其中。小有小的可愛，大家擠在一起辦公，也拼命的構思。

老實說，我一向來在傳統報工作，對小報的需求並沒有實際的經驗，但在參考別人怎樣辦小報後，也就懂得如何轉換筆調，因為讀者群愛看的是小新聞或大新聞的故事性寫法，不能一本正經，如同大報的「直接報導」，也不能有生硬和大塊頭的文章，以免“小報成大報”，也就無特色可言了。

我那時擔任董事經理，便把編務交給年青一代去負責，但也經常與他們開會，我們要選擇最適當的時機出擊。結果編輯部的同事要我「開張吉日」時重拳出擊。他們說既然《新生活報》靠駱文秀系列大起，我們也應該用一位重量級人物打出第一張皇牌。而他們選定的人物是林蒼佑(時任檳州首席部長)。理由是林蒼佑是一位傳奇人物，大起大落，落了又起，很有賣點。

這一下子又把球踢回給我。要我親自出馬專訪林蒼佑。但林蒼佑這位“老佛爺”又非容易親近的人物，也無暇應付小報的需求。他為什麼要拉《聯合報》一把呢﹖我說是有些困難。

他們又說駁回我了：“就是有難度才有價值，創刊號用林蒼佑做封面，肯定有賣點。”不過不能如同大報式的專訪，《聯合報》不要大塊頭的政治性文章，而是要生活性或有人情味的林蒼佑。
我沒有辦法，只好勉為其難博一博，憑著我與林蒼佑的過去交情，我便直撥電話到林蒼佑府上，向林夫人說明我想找首席部長訪問。她問我要訪問什麼，為何不到辦公室找他呢﹖我說我要的是閒聊，因為我正在辦一份報紙，想聽聽林醫生的高見。這是客套話，我們早已經有了“定論”，那里是聽什麼“高見”，不過是借機會從他口中“爆料”，爆他自己的料。

我記得我先後到林蒼佑的府上約三次，既訪問林醫生，也找其夫人談，無所不談，終于在閒談中我抓到一個重點，那就是林蒼佑喜歡養馬，他養馬並讓他的馬參加比賽，但他從不賭馬。

我的同事們都認為是好材料，可以登《聯合報》大雅之堂。可這還不夠，同事們說既然是系列，就是每期推出一版，要我做足準備功夫。我不得不再訪問林蒼佑周圍的人，他們包括溫振祥、林維雄、鄭耀林、邱繼圃、陳錦華、許岳金、黎敏悟、朱炳欽及許平城等人。給我提供最多和最直接資料的是溫振祥和鄭耀林(已故)。鄭耀林與邱繼圃一樣，是由林蒼佑一手拉起來的左右手。他們勝在于擅長交際，邱繼圃逢人就笑，遠遠就揚起手打招呼。這是他的註冊商標。鄭耀林逢人握手。他的市議員和州議員都是握手握出熱情來。原本兩人名不見經傳，在1964年大選時，乘林蒼佑的列車踏進州議會，從此他們成為林蒼佑身邊的紅人。他們也因此在林蒼佑當政的年代，被推舉受封丹斯里。

溫振祥及鄭耀林提供我的珍貴資料我至今有保留一些，其中包括剪報和手杪本(民聯黨及民政黨的會議記錄)，在1971年「宮庭政變」時，那些支持林蒼佑的州議員的親筆函和簽名書。我根據報章的資料，把林蒼佑的政治生涯和個人歷史連串起來，有愛情的故事，也有政治的斗爭。因為這樣，我又再一次把《星檳日報》從創刊號起的合訂本一張一張的翻閱，量使之完整。

林蒼佑也果真是個人物，從五十年代開始，他的新聞就不間斷地出現在報章上。從組織“急進黨”到加入馬華公會，又到退出馬華公會，再組“民主聯合黨”，又搖身一變成立《民政黨》。他這一生的大轉變，在我國政壇上還是個記錄，沒有一位成功的政治人物有如許多姿多采的人生和在政海起落。

當我們把《聯合報》推進市場時，我舉行一個別開生面的推展禮，不是大人物推展禮，也不是設雞尾酒會慶祝新張，而是專程邀請台灣著名小說家玄小佛小姐前來主持，可又不是請她主持推展，而是要她舉辦一場“服裝秀”，這就是所謂的“玄小佛時裝表演會”。

不是請模特兒，也不是知名明星，竟是作家出場作秀，果然別出心裁也別開生面，地點就在檳州華人大會堂。演出前，出了一個小意外，我們被通知沒為玄小佛申請表演准証，怎麼上場表演﹖于是又趕向有關方面說情，說是沒收費的，是報紙的“推展禮”，不是真正的表演。結果全場的“演出”安然無恙。我們自我拍手歡慶，因為那晚全場爆滿，而我們的換句話說，《聯合報》創刊號當天一炮而紅，林蒼佑的“馬經”成了我們的熱賣點。市場反應令人鼓舞。我們印了三萬五千份，賣出逾三萬份，退報在10%之內，正符合我們的預算。

“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這在當場的情況來說，確實如此。

巫統、馬華、民政

明年就要跨入60周年的巫統7月份舉行了一年一度的黨代表大會。雖然不是選舉年，但人事的變化已見端倪，先是第一副主席依沙缺場，他的政途有待上訴結果。看來不容樂觀。后是婦女組主席拉菲達引爆AP爭議，名單公佈四大天王齊齊亮相，教人瞪目結舌之余，未見合理解釋，一句「與我無關」，草草了事，自損形象。一葉知秋，內閣改組在即，可以預見。

令人費解的是巫青團長希沙慕汀搖動著「世代之光」要恢復新經濟政策，難道現在不是在延續著嗎﹖他應該回首其祖父拿督翁力主開放門戶的豪情壯志。如此寬大胸襟豈可輕易忘記﹖

倒是巫統主席阿都拉演詞教人想起拿督翁的精神在巫統黨內昇華：政府不是聖誕老人，馬來人必須自力更生。這又一再暗示「拐杖文化」不能恒久不變﹔尤其是全球化來臨的時代，國與國之間必須平等競爭，沒有特權。換句話說，馬來人也要面對改變。

不過，唯一不變的是，巫統打從成立的那一天開始，就高舉馬來民族主義的旗幟，以捍衛馬來人的權益而斗爭。作為馬來人的主流政黨，這點無可厚非。倒是巫統也是馬來西亞的主導執政黨，一切要以國家及各民族利益為依歸，它的斗爭必須符合國家的現況與提昇國格為旨。在這方面，阿都拉首相的演詞中要在第9大馬計劃落實10大策略是令人期待的，只是在推動中又要確保不偏差和不失衡，這是關鍵所在。

巫統已釋出尋求改變訊息。因此人事的變動在所難免。這是沒有選舉年的一大預示。比起馬華和民政的鬧哄哄的選舉年更具深遠的意義。

巧逢8月是馬華改選年﹐問題不在于誰上誰下，而是在于馬華如何應對巫統的求變。因此一個穩定與團結的隊伍是十分重要的。

我們不知道馬華公會為何今年要放棄「菜單文化」﹖今天看來、「菜單文化」是必要的。尤其是上層領導是不是應該變﹖若不應該變，依然要維持黃家定和陳廣才領導整個馬華就需要對「新民族主義」作出全新的詮釋。除非馬華不再代表華人，不再是純華人的政黨，不然它也應該仿傚巫統，提出一個符合全民利益和能與巫統相適應的新民族主義精神來表達華人的新願景。我較早時已在本欄提出「新民族主義」對馬華的未來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要帶領華人走出新經濟政策，走向全球化，走向一個民族權益有保障的和諧社會。

如果說馬華人事應該變，又要怎樣變呢﹖為什麼要變，變了就會更好﹖這都是挑戰者要闡明的，以使人信服。不然無兵司令如何帶隊上陣﹖

當然作為一個民主的政黨，馬華公會不能阻止民主的選舉，但選舉要師出有名，不能只爭出位而忽略黨對民族的重大責任和承諾，更不能意氣用事。畢竟它與巫統一樣，一路來都是執政黨，代表要看到黨的任重道遠，不要因選舉亂了方寸和步伐，所謂的個人行動和缺乏團隊的組織都不應受到鼓勵。要麼陣線分明，要麼團隊出擊，否則會使黨失去方向。自我削弱黨的完整性和辜負人民的望期。
繼馬華之後，便是民政黨選舉。雖然它與馬華公會稍有不同，是在70年代才加入國陣大家庭，但民政黨員千萬不要忘記它必須和馬華榮辱與共，也要與巫統共進退，而它的大本營是在檳城。它一定要吸取人民進步黨的教訓，在失去霹靂地盘後，己是如同一葉浮萍。

因此作為代表民政出任檳州首席部長的許子根在新形勢下，不論他喜歡與否，協商成敗也好，他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唯有力爭登上黨的高位，才能體現黨的未來作用。時間對他來說已是越來越逼近。儘早表態不是要以“權”壓人，而是要讓民政黨員對黨的未來作深入的考量。許子根應是繼林敬益之後的適當與能被巫統和國陣認同的新領導人。民政黨不但要認清而且要實事求是它本身的定位：它的全國性不及馬華，也無法取代馬華在國陣內的老二地位。它的老三的地位的穩固取決檳州政權的延續。如果郭洙鎮不讓路。許子根唯有讓黨代表來作決定。因為政治不是私相授受的。政治的權力一定要在黨內反映出它的統一與和諧性。

今天也不是郭洙鎮的個人問題，而是民政已到了唯有立足檳城，方有條件放眼全國。不然民政與馬華又有什麼不同﹖它的重要性在于民政黨若不想被邊緣化，就得作出痛苦與明智的抉擇。維持原狀將使民政黨只見森林不見樹。看起來好像很大，實則基地是在檳城。因此民政黨要先看到樹木才能看到森林，不能本末倒置。

總而言之，這三個政黨的一舉一動，都關係到國家與全民的未來，因此黨領導和黨中央代表都要嚴正看待時局在變化中，對黨選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柬埔寨悲劇外一章

我在1979年底訪問柬埔寨後，寫了更多的系列文章，讓讀者更加了解整個印支局勢，用以鼓勵民間熱情捐獻。這一股熱潮竟然一發不可收拾，上至達官顯要，下至販夫走卒，都慷慨解囊，差不多在1980年３月的時候，在董事總經理胡榆芳召集各界代表會議上，宣佈義款己達馬幣50萬元。為慎重起見，交由出席人士決定移交義款的方式。結果大家同意直接持交泰國政府，且派出一代表團前往，席上並選出三名社會熱心人士與報館同人一起成行。他們是陳國平、林維雄（已故）及梁文彬（已故）。

我們一行七人（報社代表是胡榆芳，吳松榮(董事副經理)，我和魏邦富）擇日抵達曼谷，第一件事是拜會馬駐泰國大使，並邀請派一名官員與我們一起拜會泰國首相（國務院長）克良薩。當地的泰國華裔殷商鄭午樓也作陪。連同（星檳日報）駐曼谷記者鍾開基，一共十個人在約定的時間訪問克良薩，直接將50萬元的義款支票持交泰國政府，在場的還有泰國安全理事會副秘書長巴宋孫詩禮（prasong soonsiri），他有華裔的血統，後來，也曾出任新國務院長的外交部長。

克良薩作簡短但重要意義的講話。他說他十分感動馬來西亞的人民自願和自動地獻捐，援助在水深火熱的柬難民。同時在讉責越南侵略的不合法外，也堅信正義最終必獲得伸張。他保證一定將義款用在解救難民的身上。接著他邀請我們的代表團親自到泰邊境的難民營參觀，必定有更深刻的體會難民的痛苦。

我們是在第二天的炎陽高照下，訪問其中一個民營。原本已是酷熱的泰國天氣，在難民營一片臨時開闢的荒地，更是汗流夾背，既沒有樹木遮蔭，也沒有樓宇可供避晒，有的是聯合國難民署設立的臨時工作辦事處，有簡陋的診所，有接受捐助的地方，還有一間所謂不成形的“學校”，供小難民讀書，他們學的是柬語柬文，但令人驚訝地發現，其中有一個“小課室”是柬華裔在上課，他們還可以學習母語母文呢！

我們對此留下深刻的印象﹕已經是無家可歸，也不知道明天是個什麼樣子﹖華人即便成為難民，也不忘記自己的文化，在最艱難的日子，給下一代一些教育。從這里顯示出華人對本身的民族教育是堅定不移的，也因為這樣，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好像就有了“華文教育”在生根。許多年以後，每當我回想起辛酸的一幕：課室不成課室，破爛的衣服就是校服，老師也是難民一個，沒有收入，卻心甘情願為華文教育而奉獻。此種情操正體現海外華人堅韌不拔的精神。如果用「再窮也不能窮教育」來形容華人的心態，那麼東埔寨的難民華人的精神是最可欽佩和值得激賞的。
難民營的生活，眾所周知是一無所有，有的是國際援助，有的是活下的生命來盼望苦難早日成為過去，還有的是給小難民一點點的教育和知識。這就是戰火帶來的人間悲劇。

1980年，我把柬埔寨的相關評論文章及訪問記輯錄成書，取名為《柬埔寨的悲劇》。這是我的第四本著作，剛好趕上熱潮，銷量也就不錯，銷了三千本。如今我只剩下十幾本作為個人珍藏。
《星洲日報》網站后來把我的這本著作搬上網站，供人參閱。據被告知，柬埔寨的華人社會對這本書發生了興趣。我也不知道事隔這麼多年后仍然會使他們去了解歷史帶來的創傷。

這本書還有另外兩個意外發展。其一是書的內容引發越南外交部的抗議，指說評論不公正。我國外交部也通過內政部調查，但事后不了了之。其二是我將評論文章參加第一屆新聞部與大馬新聞學院主辦的“全國最佳新聞從業員甄選比賽”。那時有分成國文組、英文組、華文組及淡米爾文組，但又有一個總評。有一天，我接到當時任副新聞部長的林良實打來的電話，恭喜我得獎，並囑我一定要到吉隆坡領獎，因為獎項是由副首相(當時是慕沙希淡)頒發的。我到吉隆坡后，被告知榮膺華文組第一名，但全國賽是第二名，第一名由海峽時報的記者奪得。我得到的是一個紀念盾，一張獎狀及一張誌銀一千元的支票。這是1980年中以后的事。我是沒有想到會得獎，但這個獎也似乎肯定我的新聞從業員的角色。直到今天，這個獎項仍然每年頒發，也發崛不少新聞人才。也許是有其意義，政府才決定維持並提高獎金來嘉獎優秀的新聞工作者。

我不得不提起一段相關的往事。那是1989年“六四”事件剛過三個月，我隻身從廣州飛到北京，主要是我個人業務的關係。但也獲得北京新華社的友人的接待。其中一位副總編殷新程是我在香港時就認識的。他在香港的職務也是新華社副總編輯，我們認識已有一些年。他帶我參觀故宮，萬里長城和十三陵等地方。后來他介紹一位國際新聞主任楊木給我認識。我們一見如故，原來在我訪問柬埔寨那一年，他也人在曼谷。后來是以新華社駐曼谷首席記者的身份深入柬埔寨採訪戰亂的國家，他比我們更是深入和勇敢地闖入紅色高棉，大概要歷時十多天才能抵達“解放區”。楊木告訴我，他們隊伍中有一個踏地雷受重傷，而他僥幸避過刧難，並有機會專訪柬共領袖波爾博特。

波爾博特在1975年解放柬埔寨，建立起紅色共產政權。他的激進政策是備受爭議的，也有人指責他進行大屠殺(他后來也因付出代價，死于軍訊階段)。1978年初中共副主席之一的汪東興對柬埔寨進行官訪，他驚訝地發現波爾博特比中共更為共產化，竟然廢除貨幣政策。他也試圖尋求方案解決柬越沖突，但無功而返。因為越南已決心推翻柬共政權。果然在1979年初，越軍占領金邊，波爾博特退入森林領導柬共打游擊戰。

柬共這一退卻，也肇下一連串的悲劇，從此無望重奪政權。楊木就是在此情勢下，于1981年對波爾博特進行訪問。在其回憶錄中，楊木又透露在1984年對波爾博特進行第二次訪問。他說，美國駐泰大使館當年曾想以數十萬美元高價買下他與波爾博特的原始記錄但不被他接受。他也表示不能出賣機密。這是中國黨和國家的政策 (此段參閱楊木著《紅色高棉》。這本在1999年才面世的“回憶錄”，其內容實在十分精彩與深入。雖然已是事過境遷，但也為我們揭開柬共領袖的“真面目”。

楊木在結論中這樣說：波爾博特是國際共運中的極左路線的典型領導人，因其路線錯誤而導致亡國，在國際共運中留下一個極其慘痛的教訓。

直到1990年在國際會議壓力下，終于在1991年簽訂了柬埔寨和平協定，撲滅了燃燒13年戰火。但此時的柬埔寨已是面目全非，后來是我們所知道的柬埔寨進行民主改革，韓森出任總理，而西哈努克則出任名譽上的國家元首，現在他已經退出政治舞台，他的悲劇一生也反映了一個悲劇的柬埔寨。

柬埔寨的悲劇也活生生地告訴我們一個任由外國勢力左右和顛覆的國家，不僅人民首當其沖遭殃，國家也無從發展，也因此今日的和平對柬埔寨人民是格外的珍貴了。

澳門與檳城一喜一憂

我不久前（7月3日）在本欄中以《喬治市與文化遺產》為題寫了評論文章，現在又有新的和重要的發展，因此再作必要的補充。

這是因為比檳城更遲策劃登陸“世界文化遺產”的澳門，已于7月15日成功地被聯合國的第二十九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在南非德班市舉行）的21個成員一致通過接納並命名為“澳門歷史城區”（The Historic Centre of Macao），而檳城的申請則在較早時被打回頭，且被要求提呈補充和更完善的資料。換句話說，澳門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對旅游業的發展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今后它不再只是被視為“世界賭城”，而是加多一個歷史文化城，肯定吸引萬千游客蜂湧而至；檳城則在原地踏步，仍然無法擠入被公認的“世界旅遊地圖”內。為什麼澳門可以，檳城卻難圓一夢？難道檳城的條件比澳門差嗎？

檳城的條件不比澳門差，我們輸在不夠全心投入，沒有傾一個國家的力量力促其成，以致連提呈報告書都不夠完整，更遺憾的是許許多多的人仍然不明白為什麼要登陸“世界文化遺產”，這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反之，澳門借助整個中國的國威和財力，一舉中鵠，既令人羡慕又妒忌。

事實上，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澳門和檳城乃至馬來西亞曾有著微妙的聯系。公元1510年，葡萄牙占領印度果阿，翌年（1511年），葡萄牙占領馬六甲。通過馬六甲，葡萄牙覬覦中國的領土，澳門成了它的下一個目標。1586年，葡萄牙授予澳門“自治城市”的資格，企圖切斷明朝的“統治權”。1641年，荷蘭入侵馬六甲，葡萄牙被驅逐，但葡萄牙並未退出澳門，直到1845年（清道光25年），葡女王乾脆宣佈澳門為自由港，不受中國管轄。可以說從16世紀開始，澳門已進行葡萄牙化但又保留中國文化，兩者交融其中。

檳城也即是檳榔嶼是于1786年被英國占領。初時英國從中國引進大量的勞工是通過澳門的管道。因此英國的史學家稱這大批的華工為“來自澳門的人”。直到1840年英國占領香港后，已無需借助澳門的管道。澳門與檳城之間的“連系”也就中斷。吊詭的是，在1949年中國解放后，馬共的內外連系也是以澳門為聯絡站，這在陳平的回憶錄中也有提及。而馬來西亞的華人在馬中未有聯系時，也多數通過澳門私訪中國，這種不透明的關係，使到澳門又與馬方的華人“藕斷絲連”。

英國是于1957年將檳城交回馬來亞聯合邦政府，成為獨立國的一部份；澳門則是在1999年回歸中國，結束葡萄牙長達四百餘年的“統治”。由此觀之，澳門擺脫殖民地統治是近６年的事，檳城成為獨立國的一部份是48年前的事。

雖然，檳城是在1991年以后受到聯合國轄下機構的重視，開始對“文化遺產”的重要性有所重視，但整個規劃和推進工作十分緩慢，以致被澳門后來居上。

這里頭要交待的是，聯合國教科文機構是于1972年成立《世界遺產公約》，並於1976年設立“世界遺產委員會”。中國在1985年加入“世界遺產公約國”，馬來西亞是在1988年加入成為會員。1987年，中國的萬里長城和故宮等六個單項文化遺產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連同澳門在內，中國已有卅一處或列入“自然遺產”或“文化遺產”或“雙遺產”（如泰山）。馬來西亞至今只有兩個自然遺產，均座落在東馬；“文化遺產”原本希望檳城和馬六甲擠入，但尚未成功，所以我們仍無半個世界公認的“文化遺產”，誠為惋惜。

目前檳城仍有機會提呈補充資料，但要證明國家有明確的保護法令及良好的管理運作機構，只是我們不知道何時可完成補充和可被接受的報告書？職是之故，我們建議檳州首席部長許子根直接領導一個具代表性的委員會向中央政府陳情，以國家的資力和威望力爭上游，盡快符合聯合國所需要的條件。因為若拿檳城和澳門相比，前者雖然是開埠較晚，但發展后來迎頭趕上，人口不但比澳門為多（單就檳島就有70余萬人，澳門大約40餘萬人），而且多元種族和平相處，文化更是多姿多采，有馬來文明，中華文明，印度文明及基督文明等折射其中，包含多元宗教的建築物排列一道或近距離的間隔，彼此豎立在具有歷史性的商店或住宅區內，形成了一個十分獨特的多元性文化色彩，比起澳門較單純的中萄或中英文化的更是斑爛與耀眼。

再者，澳門也是用一個區域的“建築群”申請加入活的歷史的《世界文化遺產》；檳城同樣不遑多讓，我們也是用一個保存歷史風貌的城區來展示我們獨一無二的文化特徵，並且比澳門更早做好準備。澳門是在回歸後才著手此事，但它得到中國政府的全力支持，積極行事，又將之鼓起澳門人民的醒覺，全程投入打造一個“文化遺產城”，這種由上而下的推動，使到澳門人民熱情奔放。他們決心要使澳門擺脫賭城之名，結果如願以償。

7月14日，剛巧參與澳門申辦有份的中國古蹟專家羅哲文教授偕馬瑞田教授抵訪檳城，身為地主身份的廣福宮負責人賴亞漢要舉辦一個“文化遺產”交流會，邀我參與主持，希望檳城人民了解“文化遺產”的重要性。當日到會的文史建築英才都表達強烈的意見，認為檳城條件比澳門好，為什麼我們又輸在后頭？我去年到過澳門三次，也同意檳城條件比澳門優越，但差在我們沒有把工作做好，也缺乏帶動群眾的激情。甚至連身為州議員的李學德也坦承他對“文化遺產”一知半解，我們的人民又如何能了解政府的苦心呢？因此“亡羊補牢”正是羅哲文古蹟學家給我們的最好忠告。他說檳成是綽綽有條件登陸的。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要躊躇不前呢？

韓江中學55周年

再過5天就是韓江中學建校55周年。

我借這個時機回顧華文教育的一段滄桑與變化，應該具有現實的意義。遠在19世紀末及20世紀初期，因康有為與孫中山相繼南來，鼓吹興學辦校之風乃告興起。最先出現新式華校是張弼士（清朝商務大臣，也先后擔任駐檳城及新加坡領事）于1904年在檳城創辦中華小學。接著在1905年新加坡出現養正學堂（后改名為崇正學校）。1917年，也就是孫中山辛亥革命成功后的第6年，第一間華文中學在檳城設立，取名鐘靈中學。兩年后，即1919年，也就是“五四”運動開展的那一年，在新加坡又設立了華僑中學。一先一后，相互映輝，為華文教育的發展作出巨大的貢獻。

為什么最早的華小和華文中學是在檳城和新加坡成立？這是因為那個時候檳城、新加坡和馬六甲直接由英政府管轄，稱之為“海峽殖民地”（正式成立于1826年），以至檳城和新加坡的發展極為相似，而且又是華人最集中的城市，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從此華文教育向全馬各地開枝散葉，形成今日華文教育發展成為一個體系的“風景線”。

早期的鍾靈中學與華僑中學，也因勢利導成了左派的溫床。1938年，新加坡又出現一間中學，定名為中正中學。兩年之后，也就是1940年，在林連登創導下，提出在檳城興辦韓江中學。不幸因日本南侵，有關計劃暫被擱置。由此觀之，檳城和新加坡，在興學辦校方面，顯現了華人企業家不落人后的古道熱腸，爭相發展華校，為華文教育增添異彩。

1945年日本投降后，興建韓江中學又再成為林連登等人的最大願望。終于在1950年7月15日舉行奠基禮，這一天也正式訂為創校日，每年風雨不改都得舉行儀式慶祝。

至此我們看到在50年代，新加坡的華中（華僑中學）及中正與檳城的鍾靈及韓中成為華社最耀眼的華教堡壘之一。但與此同時，這四間中學又演變成學運的核心力量，也可以說是左翼份子的發源地之一。

中正中學在50年代后崛起成為左翼學運的領導，先是掀起反黃運動（1953年），繼之反國民服役示威遊行（1954年）及至“中學聯”（全星華文中學學生聯合會）的出現，在在展示了中正中學學生的活力，並參與領導學運也參與工運活動，直到1956年“中學聯”被封閉。

這個時期，在另一邊廂，陳六使于1953年發出創辦南洋大學的呼聲，獲得萬山響應，華僑與中正的學生更是熱情捲入籌款運動，一時之間，華校的學運從中學轉至大學，把目標瞄向南洋大學。南大在54年動土而在56年開課，為華校生打開一條通往大學之路。直到70年代學運退潮。80年代南大走進歷史，新加坡教育有了大轉變。

同樣的，在50年代的檳城，與新加坡情況不相上下。先是檳城的鍾靈中學面臨轉變，1956年它是全馬第一間接受改制的華文中學。學生群起反對，有人被捕，有人被開除學籍。這些人中包括后來成名的王添慶（任政務次長），陳征雁（作家）及胡萬鐸（曾任董總主席）等等，前后統計有81人受牽連。
是年11月學潮爆發，有了馬華公會介入其中，提呈一份始末報告書。但大局已定，鍾靈改制在汪永年促成下已是既成事實。

鍾靈之所以被英殖民政府開刀改制是因為它在英政府看來，不論是在戰前或戰后都是左派的“大本營”之一。日治時期抗日份子尤多，犧牲最大。自此而后，鍾靈的“學報”，“沙漠風”及“戲劇研究會”陷入冬眠。直到60年代初期被韓江中學的學生接過手而成為新的學運的中心，一度與新加坡的中正相互呼應。

60年代初期，當不少華文中學紛紛接受改制成國民型中學時，在北馬唯有韓江中學依然保持獨立中學地位一直到今天，只有一間韓江中學，沒有國民型和獨中之分，它最輝煌的年代是60年代初期，學生高達3600名。

70年代之后，左翼學運退出學校舞台。但進入80年代，韓中學生只減不增，不幸又發生教師職工會與董事會之爭議，再一次影響了生源。

90年代，韓中力圖擺脫困境，局面稍為好轉，于是提出「宏開新局面，振興我韓中」四大綱領八大指南辦學方針。董事會在華校熱心人士支持下，再注入500萬元振興韓中，經過一些年的努力，韓中已納入正軌。學生人數又告增加至800名。難能可貴的是，在千禧年取得突破，再注資800餘萬元發展韓江學院。

這樣一來韓江成為全馬唯一三校聯成一體的華文教育體系的教育學府，從小學（90年代耗資200萬元擴建新校舍及禮堂），中學至學院，再加上華人文化館之設，更是錦上添花。因此我們有理由繼金禧紀念后又在今年歡慶55周年，並提出“乘風破浪”作為主題，附下一幅對聯：
喜今日三校同堂高歌韓江新氣象
願明朝一室共欣齊領校友大團圓

在柬埔寨目睹“人間地獄”

1979年時，我作了一個重要的決定：親自到柬埔寨採訪戰亂的時局。我之所以這樣做，有下列的理由：

越南與柬埔寨在1975年獲得“解放”，成為共產國家；尤其是北越一舉拿下南越，統一全國，正是百廢待興，為何會“兄弟鬩牆”呢？又為何更在1979年初大舉入侵柬埔寨，推翻波爾博特的共產政權？

‚越共扶起一個親越的邢秦粦傀儡政權后，柬埔寨已是國不成國，哀鴻遍野，難民無數，這又是為什么呢？

ƒ究竟柬埔寨人民是不喜歡越共多過柬共，還是討厭柬共多過越共？柬埔寨的人民為何會落得有家歸不得的慘境？還有越共為何要仇視華人，大舉驅逐華人，它本來不是與中共“同志加兄弟”嗎？

雖然在1975年后，我已開始收集印支資料，而且密切關注越柬關係的惡化，並寫了許多的評論文章，但畢竟是紙上談兵，未真正感受到戰爭帶來什么樣的苦難，因此柬埔寨之行就顯得更迫切的了。

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在越共侵佔柬埔寨的數個月，竟出現數十萬的難民麕集在柬泰邊境，生活苦不堪言。泰國面對突如其來的壓力，倍感吃力，只好尋求國際援助。檳城人民的俠義與古道熱腸的精神油然而生竟實際行動起來，紛紛捐款和義賣或義舉之類的將所籌得的款項交給報館。
《星檳日報》于是又反過來推動檳州人民發揮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未想這個運動竟然形成排山倒海而來的壯舉，我們的報社每天都收到不少的義款。

正由于熱心不減，我們覺得有責任把真相告訴讀者。在與董事總經理胡榆芳討論后，我挑選記者魏邦富（副採訪主任）與我同行，主要也是因為他的攝影技術相當老練，我需要一位能捕捉珍貴鏡頭的同事，以讓“圖片”向讀者“說話”。這時是1979年的12月，也即是越南侵占柬埔寨十個月之后，但戰火炮聲不斷，此時波爾博特已轉入森林打游擊戰，還有西哈努克親王（原柬埔寨國家元首，于1970年被美國推翻，但1975年柬共上台后，他又回不了國，只好在北京發號施令）的游擊隊，另有反越的自由高棉的游擊隊等等。總之柬埔寨已變成“人間地獄”，“烽火連天”。
在臨行前，我希望報館為我們購買意外保險，竟沒有一家保險公司肯接受。魏邦富問我怎么辦？我說算了，生死有命，不要再猶疑了。

我依然記得我們是在12月3日啟程的，由《星檳日報》駐曼谷記者鍾開基（他后來擔任《亞洲周刊》的特派員，已故）接頭，幫我們在泰國打點，以便通過泰境進入柬境。

抵達曼谷的第二天，我直撲泰國國務院（首相署），我的目的是要採訪當時的國務院長（首相）克良薩，想知道他此刻在想著什么？泰國會安全嗎？可是沒有預約，我們只好在首相署範圍內靜候。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我終于等到克良薩在接待到訪的中國公安代表團（由副部長呂劍光率領）后，在他離開辦公室時把他攔住，說我來自馬來西亞，希望能訪問他關于越南侵柬的立場與態度，他停了下來回答我的問題。一時間曼谷各報社的記者和電視台蜂湧而上，把我們圍在其中。因為這樣，泰國電視台晚上播出我的訪問的片斷。

我的問題是他的立場是什么？他說東合的一致立場是越南即刻撤兵，而此議案也獲得聯合國通過。

我再問他能否預見越南何時會撤兵？他說不知道，因為即使是他的太太，他也不知道她此刻在想什么？他打趣地說，這個問題，你去問范文同（越南總理）吧！

他又說，泰國是個愛好和平的國家，不喜歡戰爭，也不要干預別人，但也不要別人破壞我們的和平。

我們的訪談大概20分鐘左右，圍繞在東南亞局勢，馬泰關係，泰柬和泰越關係以及美國的保護等等。

我較后也告訴克良薩，馬來西亞的人民很同情柬埔寨的難民，義款活動方興未艾。他表示衷心的感謝，並說，我們正需要國際的援助，有50萬難民在泰柬邊境生活，我們實在吃不消。我說較后我們的報社會把義款送來，以協助柬難民。

第三天，我們就在泰方發出的通行證下，進入柬埔寨境內。泰軍方告訴我們，一旦離開泰境，他們就不負責我們的安全，提醒我們小心以對。果然我們進入柬境內，偶爾也會聽到槍炮聲。我們進入一個“自由高棉”的營地，那里有游擊隊在巡邏。我看見有整十餘廿人圍在一個草棚開會，一見有陌生人到，便自動散去。我相信這里頭有中國的軍事顧問，因為華人可以一眼認出。在“戰士”引導下，我們訪問了“自由高棉”的“統帥”英沙干。他向我表達抗越的決心，但也坦承戰鬥力量有限。主力部隊應是波爾博特的游擊隊，雖然他不認同柬共，而是傾向支持西哈努克親王，不過在此時此時，他唯有與各方勢力聯手抗越。

我們巡視了他的營寨，一切十分簡陋，但支持者倒不少。我看不到他的戰鬥配備，可我看到他們戰鬥的勇氣和信念。而這正是戰鬥的最寶貴的精神。沒有鬥爭的信心，就不能有戰鬥的力量。

后來，我們再深入到西哈努克的其中一個營地，那里的衛生設備奇差。我親眼目睹有一隻烤熟的雞竟沾滿蒼蠅。他們不怕照吃，我則有些反胃。戰爭簡直使人“饑不擇食”。當然我們不敢食用他們的食物，幸好我們都各自帶來白水和乾糧，不然真不知道該怎么辦？

在營寨中，有一個奇特的現象：有幾個人圍繞著我們問我們有泰幣嗎？他們有黃金賣給我們。我那時沒有做生意，也沒人告訴我泰幣可流通，便向他們說抱歉。有一位年輕人（大學生）小聲問我，他有勞力士錶，問我要不要買，由我開價即可？我說沒有足夠的泰幣只有零用錢。

我們幾個人在后來談起這件事時，不禁啞然失笑，如果我們有生意頭腦，就可以進行收購黃金。但我們沒有這樣做，我們不會發戰爭財，更認為發難民財是不道德的，因此我們空手離開營地。我曾問他們，把這些黃金賣去那里，他們說在邊境遇上泰國商人就有市場，他們換成泰幣后，便可以在邊境換成糧食。

不看你不相信，我們在下來的日子又去幾個難民營參觀，他們住的蓬帳簡直是在酷熱的天氣下生活。人失去一切的尊嚴，他們集中在一起，形同集中營的“犯人”。什么矜持和衛生，簡直遠離他們而去。其中有一些華人難民向我們訴苦，他們說在金邊的時候，有房產有地產也有生意，當戰爭降臨時，他們只顧逃難，什么都沒有了，有的是一些黃金，又要私藏得妥當，否則又會引來覬覦而失竊。

來到難民營，你會突然發現為什么前人要說：“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這句話的含義。這個時候，你也會覺得和平是最珍貴的，一個動亂的國家和地區，首當其沖的就是平民百姓。柬埔寨的悲劇讓我們看到什么是“人間地獄”。

許多年以后，回想昔日的“兵荒馬亂”的柬埔寨，你一定會同意我的看法：侵略戰爭是十分殘忍的暴行，人神共憤，天理不容。

省思恐怖襲擊的導因

倫敦本月7日突然發生連環爆炸案，肇逾50人死及約700受傷事件引起國際廣泛的關注。這個日子恰逢英國剛剛被奧運委會選中在2012年舉辦奧運會而沉浸在歡聲中；也是8工業國首長峰會在蘇格蘭舉行之際。因此馬上被人聯想到是一起設計好的恐怖襲擊，用以打擊英國的安全威信和教訓英國政府出兵伊拉克。

很快的基地組織卡伊達（AL-QUEDA）承認是他們所幹，但卡伊達在那里？沒有人知道。

我們先設定是卡伊達份子或與其相關連的組織所幹下的罪行，因為除了這批嫉世憤俗的亡命之徒在煽風點火外，沒有人相信英國國內存有這樣的恐怖組織。

但為什么會有恐怖組織，如今又如何提昇為國際恐怖組織？這需要從歷史的角度探討這一課題。
首先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后，就認定在俄羅斯出現蘇維埃共產政權是戰后危險的徵兆，對所謂共產主義的幽靈在世界上空飄盪感到不安。但沒有想到最危險的地方竟然是在西方本土內。德國希特勒的崛起（1933年）及后與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勾結，再伸延與日本軍國主義結成軸心國，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年）。這個結果証明希特勒的法西斯主更是直接危害世界和平，這是美國的第一個失誤。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也給蘇聯帶來既得的利益，那就是歐洲被劃成兩半，一半歸美國領導的自由體系，另一半歸蘇聯領導的共產體系。

再下來，中共又在中國大陸取得勝利，共產世界版圖隨之擴大。導致了西方世界用意識形態進行斗爭，以抗拒共產勢力不斷擴大，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世界進入冷戰時代。

在冷戰期間，局部的戰爭此伏彼起，例如以色列強行在巴勒斯坦立國；美國干預朝鮮戰爭及介入越南戰爭；蘇聯在80年代更進軍阿富汗，都顯示了兩大陣營在爭奪勢力範圍並進行無體止的對峙與國際間謀戰。其中以色列立國（1948年）及蘇軍入侵阿富汗（1979-1989年）是恐怖主義滋長的直接導火線（雖然冷戰后世界各地有出現各式各樣的恐怖襲擊，但沒有像以蘇帶來的有組織和持續性的恐怖活動），因為阿拉伯人民完全不能接受以色列插足阿拉伯的心臟，而流亡海外逾一千八百年的猶太民族在羽毛豐滿后決意回到巴勒斯坦建國，他們得到英美的強力支持，並逐一打敗阿拉伯國家卷入的五次中東戰爭，不僅巴勒斯坦人民立國遙遙無期，國土也被以色列“蠶食”得支離破碎；而且巴人流離失所，成為鄰近國家的難民。在此悲憤的與極度無望的情況下，極端組織乃告衍生，較為知名的有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巴勒斯坦的哈馬斯。他們對所謂的和平談判感到絕望。時不時有暴力和恐怖襲擊行動，但在美國看來，成不了大氣候，不以為意。

直到蘇軍入侵阿富汗時，美國竟糾集原教旨主義份子潛入阿富汗，與蘇軍進行遊擊戰。后來被美國圈定為頭號國際恐怖份子的奧沙馬賓拉登就是美國扶持的一只棋子。他被鼓勵率支持者離開沙地阿拉伯到阿富汗落地生根。隨著蘇軍的撤出，一支命名為“塔利班”的武裝組織在較后奪得了阿富汗執政權，建立了塔利班政府，奉行閉門主義，且允許奧沙馬賓拉登在境內建立卡伊達武裝組織，逐步發展成用暴力襲擊的大本營；更在1996年借巴人“立國無門”向美國宣戰。這是美國的第二個失誤，集中反共，卻忽略了恐怖主義已在身旁孕育成型，危害性更是無所不在。

繼之美國在蘇聯解體（1991年）及結束冷戰之后，已鶴立雞群，目中無敵手，因此還是不相信奧沙馬有此本事，詎料2001年的911事件，把紐約的兩幢摩天大樓撞倒，釀三千余人喪命，才刺激美國猛然一醒。因為在這之前的恐怖襲擊都發生在美國本土之外，做夢也沒想到有人敢膽侵犯美國領空。
此時的美國，才真正的相信亨廷頓教授1993年提出的“文明沖突論”所言有理，也認為是伊斯蘭教內的極端原教旨主義份子向“基督世界”挑衅。享廷頓在911后在《紐約周刊》的撰文也直指“基督文明”受到侵犯，是一場宗教之爭。

于是美國先后收拾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2002年），及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2003），一舉剷平兩個眼中釘，指責此兩個政府搞恐怖活動。但奧沙馬去了那里，沒有人知道。更不知道卡伊達恐怖組織搬去那里？換句話說，美國的反恐戰爭變成與影子作戰，不知對方何時會跳出大搞破壞。

未想這次是選擇把“戰火”爆在倫敦，簡直是神出鬼沒，難怪布斯總統說，反恐戰爭不會停止。但問題是，當敵方化整為零成為影子時，又該打誰呢？這是新世紀最難打的一場硬戰，根源則起于以巴沖突，如今又加上不甘心阿富汗及伊拉克被美國玩于股掌之中，新仇舊恨，也就洩向美英的平民百姓，自然引起公憤。但打恐也要正本清源，美國承諾2005年讓巴勒斯坦立國，承諾盡早由伊拉克撤兵仍未能兌現，又怎樣扑滅恐怖主義的火種？我們支持反恐之余，也要看到正義被伸張，真理被重視。

因此，倫敦悲劇告訴我們美英應有所行動認真地解決眼前存在的歷史問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畢竟不是釜底抽薪之良策。

楊振寧的四個變化

在《星檳日報》服務期間，我曾接待了諾貝爾獎金得獎人楊振寧教授，但我當時是以檳城南大校友會秘書的身份迎接楊教授蒞臨檳城，而他因是南大校外考試委員，與我們攀上關係，這是1974年的事。他在檳城小住兩天，由我全程陪同，還有我們的南大校友。

我第二次招待楊振寧是1976年的事，他也是從新加坡取道吉隆坡后再北上檳城小住。自此而后，我就不再見過楊教授，但不時在報章雜誌上都有他的新聞和學術文章的發表。

在1986年的時間，我又間接與他有所聯系。事緣他的一本新著《讀書教學四十年》交香港出版社出版，我剛好與總編輯相熟，便拿下馬新版權，由我們的《聯合報》出版，版權稅由香港與楊教授連系后，同意只收象徵性的一千美元。于是我們印就三千本在市場公開發售，反應相當不錯。

大概在2001年，我又從鳳凰台的專訪中看到楊振寧侃侃而談他的過去和現在， 一時觸景生情，使我想起與他交往的點點滴滴。2002年，剛巧從法國回來省親的韓中校友黃順宗博士來找我，問我有沒有什么文章供他的報章發表，他在法國辦了一份華文報，取名為《華報》。我就為他寫了一篇《楊振寧教授印象記》，大概有逾萬字。不久之后，我接到他寄來《華報》供我參閱，發現在2002年1月29日的刊期上，用全版刊載了這篇文章。

2004年，突然驚聞楊振寧有了“黃昏之戀”，對象竟只是28歲的少婦翁帆。82對28一時傳為佳話，也成了華文報章追逐的花邊新聞。正當新聞界對他的新婚新啜而不捨之際，不幸在12月發生火山爆發海嘯的大災難，于是焦點全放在這場大浩劫的大新聞后，也把楊振寧的新聞拋諸腦后，人們又漸漸淡忘這段「良緣奇聞」。

楊振寧的一生不僅因老少配婚引起震盪，而且在過去也有過不斷轉變的人生。首先是在抗日的年代（1937-1945），楊振寧並不是熱血沸騰的青年，而是在炮火聲中仍然在“西南聯大”完成他的大學學業。這里顯示了他是一名“書呆子”，對國事可以不聞不問，竟然在中國人民都唱著“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的激昂抗戰聲中可以逃離鬥爭與抗戰。

正因為這樣，在1945年中國抗戰未結束前，國家前景未卜之際，又隻身遠走高飛，去到美國攻讀他的博士學位。

1957年，他又與摯友李政道合作的物理科研打破「宇稱守恒定律」而共同贏得諾貝爾物理獎，從此名聲大噪，兩人成為榮獲此銜的首兩個華人。

接著他的生命中的第二個變化是與李政道分道揚鏕，兩人形同陌生人。這么多年以來，他們都未詳細的公佈為何會化友為“敵”，而外界也一直對此存疑。

我在訪問楊教授時，未問及這個問題，因為敏感，也知道當事人不會談。不過我不久前在《明報月刊》讀到李政道的一篇文章，記錄了他在70年代在中國會楊武之（楊振寧父親）的情景。楊父一直希望他們言歸于好，並說是楊振寧對不起他。究竟是因什么事而起，李政道也沒說，倒是楊振寧的妹妹為文駁斥李政道所言非實，但又引致李政道找當年在場的人來對證，說明他非無中生有。

現在兩人都是超過80歲的人，相信這一段“秘密”也許要在他們百年后才會揭蓋，也許永遠是個謎團。

楊振寧的第三個轉變是我記憶猶新的，他是在1971年首次回中國，又獲榮殊得以拜見毛澤東主席，而且也在毛澤東的同意下，由周恩來告訴他有關林彪墜機的事件。

在1974年訪檳城時，我們請他在“北京大飯店”（中路文華酒店內，現易名為艾可洛酒店）作一場公開演講。他在會上比較明顯地公開稱讚“文化大革命”。他說，今天的知識份子沒有異議地認為今天的中國是一個生氣蓬勃，前途無量的國家。所以我覺得他們對這方面沒有任何地方覺得不愉快，而我也認為他們不會因此而影響了他們的工作的成就。

對于林彪事件后掀起的“批林批孔”運動，楊教授向我說，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即使是名哲學家包括馮友蘭等人進行自我檢討和批判，楊也說是正確的，因為他說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導致社會不公正，不公平和削剝的根源。

在1976年他再訪檳時，我又安排一場演講會，地點是在《雙喜樓大飯店》即今日的大埔同鄉會內，他再一次肯定中國是個了不起的國家。雖然周恩來逝世不久后引起社會的動盪，但他還是認為這是紀律的問題，尚未看出大變化的到來，而只是留下一句耐人尋味的話：如果中國有不正當的事發生或有極端錯誤的路線又不被中國人民所接受的話，問題就會很嚴重。無論如何他還是引用毛澤東的名句“為有犧牲多壯老，敢叫日月換新天”。

1977年，我將楊振寧旅馬的言論及訪問文章輯成一本小書，取名為《楊振寧博士旅馬言論集》，未想能有第二次版，一共賣了四千本，大大地出乎我意料之外。

果然1976年10月，中國有了巨變，“四人幫”倒台，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鄧小平再次復出，他因此在80年代又再獲鄧小平接見。這時的楊振寧，已是徹底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且痛斥“四人幫”。這是典型的知識份子的寫照，在“文革”時大力的頌揚其正確性；在“文革”后又否定其正確性。一前一后，讓人看到知識份子的悲哀，楊振寧也沒有例外。他向鳳凰台這樣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錯誤的運動，毛澤東在這方面也要負一定的責任，我以前在文革時看到的是被刻意安排的。此一時，彼一時的言論，與典型知識份子沒有兩樣。

第四個變化是在2004年他的太太杜致禮逝世后，他又再娶了年輕的翁帆為妻。雖然這是“人之常情”，但人們卻無法想像他挑中的是一位28歲的姑娘。更甚的是他竟形容是上帝賜給他的禮物。
由此我們看到楊振寧的“保守思想”並沒有真正的改變。過去受“文革”刺激，我們都以為他已經轉成“馬克思主義者”，不然不會有如此對“文革”溢美之言。其實他在美國生活多年，思想已經西方化，因此才有所謂娶少妻是上帝的恩典和賜予的禮物。不知這是不是大男人主義的心理作崇抑或是一位教徒的“肺腑之言”？我們無從考究，只覺得他把婚姻當“禮物”了，實在有些難以消化。

無論如何，我還是對楊振寧在科學及學術上的貢獻給予肯定的，只不過他的一生是轉向個人的科學鑽研而攀上最高的榮譽，並不是參加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及到后來是用身上的光環而成為中國的名人。這樣的例子，也只有從外國回來的人才享有的榮譽。

如今，晚年落葉歸根的楊振寧，他算是圓了一個夢，既受國家的特別關照，又贏得美人芳心，人生于此，又夫復何求呢？

歷史在將來也許會給楊振寧一個公平的評價，但不是現在。

林慶金與《星檳日報》

說老實話，我直到今天仍然弄不明白為何林慶金要買下《星檳日報》和《星洲日報》？

林慶金在他送我的一本“自傳式”的書中這么說，他是在1923年出生，18歲從福建惠安南來，在檳城打拼半輩子，終于熬出頭來，在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已是一名富有的發展商及建築商，換句話說，他是靠地皮發跡的。

據我所知，80年代初期，胡文虎的第三代有意全盤讓出這兩家報館的股權，在友人的穿針引線下，他對“辦報”發生了興趣。原本是與人合股或折散（分開兩家買下）來買，不致付這么大筆款項。后來在“專業會計師”的游說下，他竟然一口氣把兩家報社吞下。也就是說，他要“獨資”承購《星洲》和《星檳》，不要與人合股，也不要折開來買。

林慶金自己這樣說：「當我的會計師兼投資顧問介紹我買這兩份華文報的時候，他告訴我一定有利可圖。」做為一個商人，無可厚非的，他的商業目的當然是賺錢。有經濟效益的事業，他都有興趣。況且林慶金雖然讀書不多，學問不高，但是一向以來，他都非常尊重文化人，對他來說，辦報，這是一份文化事業（以上引自其“自傳”中一段話）。

我對《星洲》的情況不了解，但我對《星檳》的情況算是多少了解的，在轉手之前，《星檳》是沒有負債的公司，它有向銀行取得透支便利馬幣70萬元，這是在買紙時要用的，但不久便又填回，所以胡榆芳的“驕傲”是《星檳》的周轉金十分順暢，這邊開出信用証買紙，向銀行透支，那邊又將收入的現金補上透支款額。因此當時林慶金肯用高價（即一股三元八角）買下《星檳》的股權，因為它不但不負債，且有寬裕的流動資金。

林慶金買下《星檳》后，又再另行買下《星檳》的地產，這是分兩頭進行的。單就《星檳》而言，林慶金是用上5百70萬元買下的，做為一位“在商言商”的生意人，自然是經過算盤打了又打最后才做出決定的。

當林慶金于1983年真正入主《星檳日報》的時候，他的報業“軍師”是來自《星洲日報》的黃宗理，黃宗理本是《星洲》的執行董事，是由胡家第三代的胡美一一手提拔的。不知為何轉手時，他的興趣偏向《星檳》，也就是他逐漸淡出《星洲》轉向《星檳》。

結果一年之后，林慶金委他出任《星檳》的總經理，由他一手與職工會談判薪金制。他以“辦大報”的心態來“辦小報”（指地方報），出手的綽闊，也令我為之側目。經過一輪又一輪的談判后，報社內的兩個職工會終于達成協議。我看了協議書，真為《星檳》捏了一把冷汗，這么大手筆的開支，《星檳》又去那里找收入來應抵？

所以林慶金的“自傳”就有這么一段（以第三人稱）：

《星檳日報》在轉手于林慶金后，在短時間內，兩個職工會（NUJ 及NUNW）宣告成立。接下來為了提高員工士氣，工資大幅度提高，人員也因為精密分工而以倍數增加，還向銀行貸款購置最新的高速卷筒彩色印報機。林慶金以為，《星檳日報》在這樣的條件之下，不但可以穩固在檳威佔有的地盤，還可以“沖出天”向全國發行。世事往往是人算不如天算，“士氣”不但提不起來，“死氣”卻是接踵而來。每日“有出無進”，天天大量“出血”，還要面對員工“改善待遇”的不斷要求，林慶金百思不得其解。“《星檳日報》不是很賺錢的嗎？”審核師的回答是，你的經營成本已經提高了8倍，難道你不知道嗎？”“開銷越來越大，支出越來越多，像一粒滾動的雪球，越滾越大。”“早期的融洽關係逐漸變質，勞資合作的基砫蕩然無存”。

我的分析是，《星檳日報》轉手后，有下列的情況也許是直接產生負面影響的：

1. 用“辦大報”的方式來“辦小報”。開銷突然間大幅度上升，而收入仍然維持在原來的水平。一份日報的銷量和廣告收入斷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突飛猛進”，又如何能應付龐大的開銷？這與胡榆芳的營運方式完全不同。《星檳日報》這么一搞，財政收支肯定入不敷出。

2. 安插一些人在掌管重要的部門，如會計部，出納部和發行部等。我們做為員工的是不知道個中的情況，大家都以為“財務穩健”。

3. 原本已經有一台操作如常的四色機（已無欠款），每天印刷報紙不成問題，不知為何又多買一架四色機？據說耗資50萬元左右，一下子變成兩個車間，置著舊的機器不用，卻向外招生意來印刷。這等小米收入如何應付得了每月攤還銀行的貸款？

4. 《星檳日報》在外表看來是改組得風風光光，實則已“暗流洶湧”，分分鐘都會出軌而煞不了車。果然林慶金說“自己掉進了一個無底洞里，在收支不能平衡的情況下，恁誰也無法繼續再將報館業務支撐下去。”

5. 不知為何，他又突然心血來潮，向陳群川買下“亦果西報”搬進《星檳》運作，對《星檳》而言，則是“雪上加霜”。“《星檳日報》終于在1986年9月23日被馬來亞銀行接管，並于一個星期后，也就是1986年9月29日，《星檳日報》被迫停刊。”“1988年6月20日，林慶金因為沒有能力攤還一筆154萬元加利息的款項，被起訴。”（以上全引自其“自傳”）。

在這個過程中，林慶金幾經掙扎，被判入窮籍又力爭，最后才得以脫身。但這離開他脫離報業已是十年有餘的日子。

我和林慶金的交情並不深，在進入《星檳》前，我們只是普通朋友；在進入《星檳》后，他幾乎每個禮拜來找我兩三次，就在我的辦公室內，我們一起閒聊，一起談論報業和其他事情，我們之間的關係也較前“密切”。

但忝為“主僕關係”，我也不知道他真正心里在想什么？他是一個喜歡聽“新聞”的人，又是一個喜歡聽“報告”的人。圍繞在他身邊的，倒有不少人。當一個人“風生水起”時，必然有很多的擁蹇。我同意他對報館運作是知之不詳的，我也同意他很少插手報館的業務。但他是主宰《星檳日報》命運的人，當主管做出決定時，他必須要負起責任。比如對員工待遇的提高和增加報館的開支，他也是根據主管的建議而落實的。在他看來，辦報如同做生意，而一家穩定的報社，再怎么說也不會差到那里去。偏偏不信邪的林慶金就如同進入八卦陣，迷失其中而走不出來。待他走出來時，已是物換星移，林慶金的年代早已結束。

雖然有一句話說：“若要害你的敵人，最好叫他去辦報”，但用在林慶金身上是不恰當的，他是“心甘情願”買下兩間華文報。因此他說他沒有“后悔”這么做，但我相信他一定有許多的遺憾。若他不介入報業，他也許不會如此這般。而他就是在十分自信心下走進報業。再回頭已「不堪回首」。

《星檳日報》的停刊對華社，尤其是我們《星檳》人來說，是永遠的傷痛，但《星檳日報》的故事並未劃上句號。最后的一頁又是由我來補上。我怎樣又再后期再與《星檳》扯上關係，這是另外一段故事。

而我在林慶金的年代，也就是1984年，曾為《星檳日報》45週年紀念為《星檳》寫下一段“光輝的歷程”。這“光輝的歷程”結果又成為絕響。這就是說，《星檳》最后的輝煌是在1984年又宴客又舉辦各類活動來慶祝創刊45年，再下來是“終結篇，黑暗的開始”，回想起來，是痛心疾首的悲劇。

喬治市與“文化遺產”

聯合國教科文機構針對喬治市申請登陸“世界文化遺產”的計劃書作出“擱淺”，要求馬來西亞提供進一步資料，因為聯合國認為馬方沒有在計劃書中列明如何對“文化遺產”的保存維護及經營管理提供一個健全的機制，這包括法令的制定和持續性的運作。

有很多人並不明白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為何檳州政府要這樣辛苦來達成願望，究竟會給人民帶來什么好處？

首先我們有必要瞭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在1972年設立了“世界遺產委員會”及“世界遺產基金會”，成員共有21個。它的職責是負責鑑定世界上有那些個古蹟或地點有資格登陸世界名錄。這之中有分“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一旦夠資格被選入者，就會列入聯合國認可的記錄中，例如中國的萬里長城及紫禁城是被列為單項的“文化遺產”，因為它代表了人類創造天才的傑作。又如中國較后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活的歷史遺產（有一定的範圍，或在城市內或在鄉鎮中）有雲南的麗江、山西的平遙及江蘇的周莊。當這些個地方成功登陸后，竟對旅遊發展帶來無可限量的好處。
馬來西亞是在1988年才加入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成員，因此砂勞越的穆魯國家公園（GUNANG MULU NATIONAL PARK）及沙巴的神山國家公園（KINABALU PARK）得以被聯合國列為“自然遺產”名錄中。這種對自然界的鑑定的手續是較為簡便，也沒有這么多的繁文褥節。

反之，如果要擠入“世界文化遺產”就大費周章。在聯合國區域發展中心考核下，馬來西亞只有兩個地方有資格申請登陸“文化遺產”，一個是馬六甲，另一個是喬治市。尤其是后者，更被看好仍然保留歷史的風貌。但沒有單項的古蹟（如萬里長城和柬埔寨的吳哥窟）的存在。這意味著，馬來西亞只月兩個城市具備了以一個城市（特定地區）的風貌的整體來登陸“文化遺產”之列。于是，從1991年起，檳州政府開始意識到對市區有歷史性的建築物進行保護，不再允許如同“光大”摩天樓的建築豎立在城市中心。

在1995年時，檳島市政局推出《古蹟保留指南》，也圈定喬治市的485公頃（4.58平方公里），約占喬治市面積的11%（喬治市總面積為41平方公里）被列為“古蹟保留區”。即意有關地區的建築物不能隨意被拆掉和改建，事先必須得到市政局的批准，引致民間的議論紛紛，因為他們並不十分了解保留一大片土地為古蹟區干啥？只保留幾座具歷史性建築物不就得了嗎！

可是如果按照聯合國的要求，沒有一大片的古蹟區，沒有洋溢人文精神，沒有秉承文化遺產並讓它活在現代社會中，是不備資格申請的。

1998年，一項國際會議在檳城召開，推薦了檳城和馬六甲聯合向聯合國提出申請。2003年，檳州政府在獲得聯合國方面的同意下，將喬治市的「文化遺產」範圍縮小成1.88平方公里，僅占喬治市範圍不到5%，比原來的11%小了一半有余。接著一份被認為“已完整”的計劃書在改了又改下，在2004年完成。

2005年正月，通過中央政府，檳城和馬六甲的計劃書正式提呈聯合國的相關組織審查。但在審查的過程中，又發現檳甲的報告書不完整，便打了回來，要求馬方提供更為完善的資料。

我在參閱了“世界文化遺產”之標準與列名的文件后，有兩個很重要的規定也許是我們所忽略的，其一是文化景觀上，它的特殊的性格與構成，符合「真實性」的考驗。這點檳城不受爭議，畢竟它所圈定的範圍絕大部份保留了“歷史的真實性”。

其二，要擁有足夠的法律的、契約的或傳統上的保護與經營管理機制，以確保被提名的文化資產或文化景觀得以被保存和維護。這些還必須要明確標示于提名表內，以證明它是存在的，特別是對大量游客開放的場所，要能提供適當的行政安排以涵蓋資產的經營管理。

檳州在這方面做得不明確或忽略了，所以需要在這個重要的關鍵課題上再提呈報告書，以取信于聯合國。換句話說，檳州政府可能需要向中央政府申請大筆款項以進行對整個“文化遺產”區做出保護和管理，確保文化遺產的持續性，使人身置身中有一種與現代都市不同的人生體驗和沉浸在活的歷史韻味中。這樣的“文化遺產”肯定對各國游客產生巨大的吸引力，難怪世界各國競相要登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理由是這也是一條為國家賺取無限外匯的“黃金”通道。也許我們已沒有必要再爭議要不要“文化遺產”，畢竟我們已邁向第二步，不可半途而廢功虧一簣。

華中杯辯論賽圓滿落幕

由馬來西亞國民型中學校長理事會主辦的“第三屆華中杯全國中學國會式華語辯論比賽”于5月30日在檳城舉行，我有幸受邀擔任決賽總評判並在賽后針對辯論發表評述。感謝主席方成校長的盛意拳拳。

我在會上提出應以“美學”來看待辯論會的過程和演譯。如果離開了美學，我們將陷入傳統與教條的打分，並根據規定的標準來判決輸贏。

所謂“美學”是指西方現代美學所建構的理論系統，但簡單歸納起來是指人的主觀（包括美感經驗）和客觀（包括表現出來的過程）的結合與協調所得到“美與好”的結論。這是帶有個人感性在內的判斷，因此每個評判不一定有相同的結論，但我們應以大多數人的結論為依歸。

主辦當局為求公正起見，一共邀請七位評判員來打分和決定勝負。這是較為人所接受的安排，但不意味著失敗的一方表現不夠好，而是在較多數的評判員看來，勝利應歸另一方而已。

為什么我要提出用審美的眼光來評判比賽？因為既然是辯論賽，等于是一場在舞台上的表演，而成為了一種演譯的藝術。因此評判員就有需要用美學來審視比賽隊伍的表現，而不能把它當成真實的國會辯論，偏重以內容來打分，忽視了藝術的重要性。

主辦當局在這方面所訂下的內容佔60%及藝術佔40%顯示了這是傳統的打分法，但我認為對于辯論會是無需要有如此的局限，而是讓評判員自由地運用本身所認知的審美標準來決定個別表現中的集體配搭的完整與調和是否達到所要求的美的境界。

舉例來說，決賽的辯題是“人力資源發展比外資更重要”，這個辯題本身已出現模稜兩可的“結論”。因為兩者是平行而行的，孰輕孰重，莫衷一是。正像“雞與蛋”一樣，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是雞比蛋重要或是蛋比雞重要？

于是學生們就狡辯起來，一方說所謂“人力資源”是指人的本能和能力，是無窮盡的，是立國之命根，沒有人那來發展？另一方說外資包括物質與精神的引入，也是無窮盡的，又是回到人在操控這一切，沒有人在運作和傳入資金和知識，又何來人力發展呢？既然涉及人是主體，其他是副體，當然離題也會模糊人的一般理解。因為這與我們所了解的“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和“外資”（FOREIGN CAPITAL）是有很大的不同。

但既然是辯論會，我賞識學生們的“狡辯”，而勝利的關鍵就在他們如何通過藝術的表演來扣人心弦和用情感來美化他們所要表述的內容。這個時候，學生們所表達的是真理或歪理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的臨場表現，包括容許對方打岔和應對的能力。打岔的一方能否切中要害？應答的一方能否隨機駁斥？就是一種藝術的表演。這其中的取分就要看辯論員的機智和現場的表現是否能引起共鳴。即使此種共鳴是歪理和狡辯呈現其中，也不影響演出，因為評判員所要看到的是團體的精神和個人的才華的整合。

結果是吉華國中壓倒了八打靈公教國中而取得了冠軍。前者的勝利是因為他們的藝術感染力取得了多一點分數，因此最佳辯論員也落在吉華饒潔敏的身上，她的成功是由于臨場表現讓人看到一個美的化身而又有從容應變的本能。

當然兩隊的“激烈爭辯”是十分出色和不分軒輕的，如果有兩個冠軍之設，我倒認為他們是平分秋色的。只是決賽必須有勝負，幸運之神也就降臨在吉華，理由是他們的表現符合了審美的要求。

我也看過一場半決賽，榮獲季軍的檳華女中似乎與吉華國中是一個模式印出來的，如果把他們放在一起比賽，也肯定擦出火花來；另一個季軍是砂古晉中學，表現可圈可點。

在驚訝吉華有如此高水平的演譯時，我又欣慰所有參賽隊伍都有高水準的華文程度。他們對辯論的準備與資料的收集，雖然有老師從中協助，但也說明了他們仍然是華校的生力軍。我真的希望所有的國中一定不忘對中華文化傳承的使命，一定要保住文化的根，多多參加校外活動，努力提昇華文水平，而且一定要有信心；在不久的將來，華文勢必發展成國際通用語，緊跟在英文之后乃至有平行一天的可能。

如果可能的話，我希望下屆比賽能進一步接近國會的形式，把辯題改成動議題，進行辯論，把請允許“打岔”改用“請讓路”；而議長一職可由不同的同學擔任，在臨場發揮議長權威，包括阻止離題的辯論，並設立議長獎，選出最佳議長，用以表揚國會民主，從而努力創建一個完美的“法治與善治”的社會。

其實美學不僅是知識學，也是生存之學，自由之學和超越之學。審美活動可以創造一個真善美的世界。我們需要美學指導人生，以進入理想的美的社會。辯論會也不例外，我的標題用“圓滿落幕”也是顯示這是一場“美學”的較量。

我的告別篇 （横刀立马）

*飞扬

我在《光明日報》寫專欄，前后算來已經六年。

先是用《現代春秋》，后改用《橫刀立馬》。

我曾“封筆”十年。那是1989年因不再搞報業，唯有“壯士斷臂”，轉而從商。

離開我從事四分之一世紀的“文化崗位”，是一頁的傷痛，也是始料未及的。怪只怪自己好好地搞《聯合報》及《聯合周刊》而不安現狀，竟發展要把《星檳日報》起死回生，結果賠了夫人又折兵，只好認命。這段故事，直到今天仍藏在心里。

我開始用“飛揚”這個筆名，是35年（70年代初期）前的事。那時我從《星洲日報》轉入《星檳日報》，除了寫社論外，也寫時評論文章。我本來是用另一個筆名從事文藝創作，后來專寫“時事評論”，就改用其他筆名以顯示文章風格有別，于是“飛揚”被用上了。

“飛揚”這個筆名有一段趣聞。大概是1979年時，越南入侵柬埔寨，我寫了相當多的評論文章直抨越南，后來收錄在我的第三本著作《柬埔寨的悲劇》中，其中有一篇《越南，你已經遠離中立》竟被越南駐馬來西亞大使館重視而“興師問罪”，他們要查“飛揚”是何方神聖，便向我國外交部投訴，轉到內政部處理。有一天內政部官員調我問話（因為我是總編輯），問我“飛揚”是誰，我說是我，有什么問題嗎？對方說，越南大使館抗議你這篇文章對他們不公平，向外交部抗議，所以我們要查是誰寫的。我沒想到評論國際時事，也會有此一查，我更沒有想到大使館也會重視民間評論。經解釋后，此事不了了之。

還有一次，我接到蘇聯大使館的官員來電話（他們會說英語和華語），針對我的一篇社論指批評蘇聯的政策過頭，但他還是友善地邀請我參加蘇聯陣亡士兵（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檳城立碑的典禮。我沒有參加，派了記者採訪。不過，后來我接受蘇聯的邀請，對蘇聯進行十天的訪問，其他華文總編輯也應邀在內。我驚訝的是，在蘇聯十天中，每天都與他們不同層次的專家對話，而他們之中不乏會講華語和英語的人。他們向我們灌輸了大量的布里茲涅夫（當時的蘇共領袖）的思想和政策。但我們都迷上莫斯科的景色和到處是列寧的銅像和塑像，還有他們的人民在排隊領取面包。,這是1984年的事。

我的評論和《星檳日報》的新聞又引起日本駐檳城總領事富田昌宏彥的注意。除了給我送資料來外，又糾正我們稱日本的第一部長為“首相”或“總理”都不十分恰當。日本稱之為“總理大臣”，顯示這是民主國家中又有一位君主。

我們成為好朋友后，他邀請我訪問日本十天。我是參加東合的訪問團，會見了中曾根總理大臣和其他部長等人。記憶猶新，歷歷在目。

自從離開報界后，便與各國大使或參贊說拜拜。

說回在《光明日報》的專欄，《現代春秋》部份文章已出版“巫統政治風暴”，而“橫刀立馬”的部份文章也出版了《以巴千年恩怨──血腥風暴》這兩本書。當然還有其他文章尚未結成集子。有些是應時文章，有些是歷史文章，更多的是評論文章。

整整六年了，連同應時評論和大選評論及專欄，算算起來有近千篇之多，絕大部份都有收集起來，但也有些失散了。如果要將過去在報社工作的25年的文章都統算的話，我也不知道有多少篇了。
說來你也許不相信，在89年封筆后竟然有10年不寫文章。我“封筆”是因為我辦報失敗了。我又再“出山”是因為受《光明日報》之邀。

我現在正往學術里頭鑽，既研究黑格爾及馬克思的學說，又研究“美學”及政治哲學乃至文史等，書房亂成一團，而我也忙在其中。

職是之故，順著《光明日報》言論版的革新，我向各位讀者說再見了。感謝你們多年閱讀這個專欄（如有的話）。

忘了告訴你，這個專欄取名自毛澤東的一首名詩“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1935年贈彭德懷）

《星檳日報》的悲歌

《星檳日報》轉入七十年代，有一個較大的改變，那就是政府規定公司必須要“本地化”，而原屬于《星系報業》一環的《星檳日報》及在吉隆坡的《星洲日報》就要進行股權上的改組。于是《星檳日報》注冊成有限公司，以有別于是新加坡的公司。

改組后的《星檳日報》，在股權上引進了本地人參股，但最大的股權仍然操縱在胡氏家族的手里。換句話說，胡榆芳代表了胡氏家族而成了這家報社的董事總經理，地位更上一層樓。但不變的是，他的大老板還是胡文虎的第二代。等于胡家沒有完全放棄這兩家報社；較后便派出胡家第三代長駐吉隆坡，掌管這兩家報社。這是發生在1974年的事。

雖然形勢有變，但大家都知道實體未大變。胡榆芳顯然比以前做得更起勁，因為他也是股東之一。據我所知，在當年改組時，《星檳日報》的繳足資金是馬幣150萬元，這不包括報社的建築物，只是包括《星檳日報》的內部設備、員工、出版及印刷准證和一切如常的操作。股權開放大概40%，報社的職員也被鼓勵參股。以這么小的資金來運作一間報社是不簡單的事。但胡榆芳就是做到了。不僅于此，在1976年時，胡榆芳向全體股東宣佈《星檳日報》年賺一百萬元，等于是股金的三分之二，並派發股息10%。這除了說明《星檳日報》報份和廣告十分穩定外，也說明他運籌帷幄得當，懂得開源節流。不錯，他對一些的開銷是吝嗇的，對增加收入是笑逐顏開的。

從50年代到70年代的整整廿多年，胡榆芳已成了《星檳日報》的“神主牌”。員工們開口閉口都說是總經理說的；外面的人有事要找報館，也是直接與胡榆芳說情或論理的。在內外的印象中，胡榆芳確立了他的個人“權威”。

不過，了解內情的人知道不是這么一回事。因為報社之大，人員複雜也不是胡榆芳一個人管得來的，他還是需要將權力下放。他每天所要做的兩件大事是：其一是早上盯著廣告部，而且每天把員工呈上的比較表詳細閱讀，一有漏掉什么廣告或為何沒有這則廣告，他就會調廣告經理問話，總是要廣告部戰戰兢兢地面對競爭，不能有鬆弛的態度。

其二是下午盯著編輯部，他要知道今天有什么大事發生。然后他會找下午才上班的相關編輯，問說為何會漏掉有關的大新聞。若不滿意，也會喋喋不休。

這幾乎是他每天的例常公事，大家見多不怪，頂多是希望他不會過久的逗留。因為有他在現場，會產生某種的壓力，最好在不需要找他的時候，他不會突然站在你的身后看你工作。

胡榆芳的榮耀一直維持到80年代初期。在這個時候，胡家已放出風聲，準備把兩家報紙賣出，讓有心人來傳承中華文化。

此時胡榆芳的心里有些心急，他不想《星檳日報》就此易手。于是希望胡家能拆開來賣。他有把握可以集資買下《星檳日報》，但沒有想要買下《星洲日報》，畢竟后者的賣價是不匪的。

可是胡家認為不要留下手尾，最好是一起出手。再說，《星檳日報》在當時是份有利可圖的報紙，合起來賣會比較值錢。

胡榆芳在無奈下，只好置身度外，看胡家怎樣做決策，最后的成功買主竟然是檳州的發展商林慶金，大家都跌破了眼鏡。

林慶金是靠建屋發展起家的，在當紅的年代，他一口氣吞下《星洲》與《星檳》兩大報，確實令人刮目相看。于是人們開始對林慶金注意起來，他們不明白林金慶為什么要辦報？

當此宗買賣在82年付訂金的時候，胡榆芳知道“大勢已去”，但買賣總有個過程，林慶金一時也入不了主，胡榆芳還是掌管大權。

不過林慶金此時要安插一個人進駐經理部，他選中曾在《星檳》長期服務后來離開到沙巴謀生的李良樹，要他在內頭謀一份差。就這樣李良樹“搖著令箭”來到《星檳》向胡榆芳報到。

這種情形使我想起在70年代中期當《星檳》改組完畢時，有一位本地董事姚傳賢安排他的女婿進入《星檳》當副經理，作為代表他們一方的“高層人員”。

李良樹事后向我吐苦水說他來到《星檳》什么職權都沒有，就是看上看下，然后給林慶金作報告。他成了胡榆芳和林慶金之間的夾心人。這顯然是份苦差，李良樹“拿苦來辛”。

在僵持和轉手的過程中，我曾經好心地安排林慶金與胡榆芳會面，我們三個人就在依恩酒店的西餐廳用餐和交換意見，我的意思是胡榆芳與《星檳》是形影不離的。即使是手續清完，也還要留他一段過渡期或三五年來穩定大局。畢竟在成交時讓胡榆芳即刻退休會衍生很多問題。

可惜這頓飯局並沒有得出雙方滿意的安排，林慶金有他的想法；胡榆芳也有他的想法，整個報社也因之籠罩著一片“愁雲密雨”的氣氛。

在胡榆芳半鬆弛的狀態下，他一向在70年代中期最反對的職工會組織，又在此時醞釀復蘇。

70年代中期，胡榆芳正對《星檳》進行改組，因此不要職工會給他壓力。到了80年代初期，他眼見就要退出報壇，也就不反對職工會在報社成立。

職工會的重新活躍，對于接手《星檳》的林慶金無疑是最大的挑戰之一（這是后話，在此不提）。

1983年胡榆芳正式退休，離開他一手“翻生”的《星檳日報》，前后一共33年。在這段歲月中，是胡榆芳一生中最大輝煌，集榮譽與成就于一爐。但光輝總有漸光失芒的一天，胡榆芳在痛苦中脫下“報人”的外裝，過著悠哉閒哉的日子。只因為他不是老板，如果他是老板的話，我相信今天的《星檳日報》仍然在北馬“獨領風騷”的。

但也感謝胡榆芳為《星檳》打下紮實的根基。1974年一元對一股的股票，在轉手時暴漲至三元八角兌一股的價格。短短的6,7年光景，《星檳》股價三級跳，我們這些小股東都樂開了懷。

從1982到1996年的13年間，胡榆芳的生活是頤養天年，四處游山玩水，也參與一些社交活動。很不幸的是，與他一生榮辱相關的《星檳日報》終于在1986年遭遇厄運，被銀行查封。《星檳日報》氣數已盡，回天乏力。這是始料未及的。同樣不幸的是在1996年12月11日，胡榆芳走完他的一生,終年90歲。他帶著一生的遺憾到“天國”去與《星檳日報》“再續前緣”。有人說是胡榆芳一手造就了《星檳日報》，也是在他的手上開始走向“錯誤的軌道”，以致失敗收場。但這是誰的錯？歷史遲早會有公論的！

馬華黨選別有看頭

馬華公會自1949年創黨以來，就存在著黨職的競爭，其中最激烈的三次黨選是林蒼祐鬥陳禎祿（1958年），曾永森戰李三春（1979年）及陳群川對梁維泮（1984年），以爭奪黨的領導權。這三場歷史性的大會戰，也導致馬華面臨分裂的挑戰，后來，在時間的沖淡下重新整合。可以這么說，經過這么多年的歷練，今時今日的馬華已非過去的馬華，而是注入了許多新血且成為黨的領導人。遠的不說，當今的總會長黃家定就是在1984年黨危機聲中冒出來的新領導人。驗證了“長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

但不變的是：馬華公會每到黨選，總是捲起浪潮，從地方到中央，都讓人看到或感覺到民主的“熱血在沸騰”，競爭之激烈和白熱化，已是不言而喻。

雖然如此，我們也看到的是，自從1986年林良實掌控馬華以來，就未再發生總會長之戰，有的是先有李金獅“三打三不打”及后來的林亞禮在黨內“分庭抗禮”，始終未見“真刀真槍”，總算消弭了可能造成的分裂。

2003年林良實的隱退及黃家定的順勢而上，可歸為一場“和平演變”，皆大歡喜的收場。馬華不再有AB隊之分。更沒有所謂C隊之湧現。這之中，自然有人歡喜有人愁，政治的現實，莫過于此。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馬華黨選又再降臨。人們興趣知道的是，目前的領導層會不會被改變？主力戰又是在那里呢？根據我的分析和推論：黃家定的總會長職不會有人下戰書。最有可能的對手也許是現任副會長蔡銳明，但他在柔佛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其他州也未見其勢力範圍。直搗龍王廟，恐怕激不起浪花。

若退而求其次打署理會長，又似乎會造成柔佛人包辦黨領導層，也非上算。因此剩下的是捍衛副總會長之職，而此職又是遇上蔡細歷攔路（柔佛馬華已一舉推薦此蔡衛冕副總會長）。由此看來，他試圖通過黨選翻身，似乎阻力重重。但他會不會打中委，我們不得而知？這個職位對他來說，又沒有吸收力。他的痛苦也許是不知如何抉擇。

陳廣才的署理會長已知有陳思源挑戰，但陳思源說非為官位而打。不知他是要樹立「黨政分家」先例還要做何文翰第二（何在1979年與曾永森聯手打李三春后，失去官職，成為坐冷凳板的老二）？前者不是馬華的傳統，后者也非陳思.源所願。因此他的「師出不具名」有待考驗。

最有看頭要算馬華副總會長之戰。若無意外，至少是八角混亂。但只有四個職位，真是難為了黨中央代表。我們姑且對已表態的參選者進行評析。擔任部長的有馮鎮安及蔡細歷。他們顯然是志在必得，不然官職可能有變，而他們的優勢是因為「頭戴皇冠」。擔任副部長職的有胡亞橋、翁詩傑、林祥才和陳財和，他們之中較有可能出線的或者只有兩人，誰能保住職位或脫穎而出，要看他們的造化了。

至于葉炳漢的叫陣副總會長，可謂試圖捲土重來。他和何文翰曾被馬華選為要職，相當的理由是他們來自民主行動黨。當年為了顯示馬華對跳槽的人有所包容，消除對反對黨人的偏見，他們也就得以大展身手一番。但現在已是事過境遷，馬華已不再需要重覆過去的那一套，也無意再拉攏反對黨議員過檔，葉炳漢只得自我保重了。

曹智雄的有利條件是來自北馬，以平衡黨高層也有北馬的人坐陣；他的不利條件是已不再當副部長，影響力難免下降。而中央選舉又是以全國代表投票為準，不是劃地而立。因此曾智雄若要爭上位，是艱苦之旅。

吊詭的是已退隱政壇的陳忠鴻及少數前中委或副部長級人士又想「東山再起」，宣佈角逐黨中委，不知是為何而“出山”？據陳忠鴻說是要促成「老中青三結合」。這樣的“出師表”理由不足；再者他當年由民政重返馬華被重用是為了抵銷曾永森加盟民政帶來的沖擊力，而今天他又是為何而湊熱鬧？許兵金從民政到馬華，成了悲劇政治人物；曾永森重投馬華也不再爭黨職。不知他有記取在心嗎？

無論如何，我們尊重每個參選的人，也相信這次黨選不會造成分裂。只是我們也要求有意角逐高職的人，有必要發表一篇簡短的“出師表”，讓中央代表作出取捨。

不要問黨能給你什么，要問自己能為黨和民族乃至國家貢獻什么？

喬治市路名的“亂象” （横刀立马）

*飞扬

檳城的街名，出現的「亂象」由來已久，但沒有人去糾正，也就日久成習慣，反不覺得有亂。我所指的「亂象」之一是中文名與英文名不僅不相同，而且一條街有幾個路名呢！

這種「亂象」是殖民地時代就遺留下來。官方的自然以英文名為標準，而且英國人喜歡把英國的名人，高官和殖民地大官的名字命名。可是華人社會似乎有存在一個「街道命名委員會」，他們不需要通過會議，也不需要取得政府的認可，只要在民間稱慣了，名字也就「成立」了，實在是很有趣的「歷史遺產」。

舉例來說，Ｂeach Street，統稱美芝律，但華人卻把它切成六個街名，一段一段有不同名字，如土庫街、港仔口街、緞羅申街、打鐵街、社尾街等等。連我自己有時都被搞亂了，為什么有這么多名稱呢，叫美芝街不是很好嗎？研究起來，又是我們華人為了方便而按上有「歷史根據」的名字。

還有一條Chulia Street，統稱牛干冬不是直截了當嗎？偏就有下列一段一段的分：牛干冬、大門樓、吉寧仔街。Chulia Lane更被叫為「十七間」，為什么不叫“牛干冬巷”呢？

「亂象」之二是英文名與中文名稱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如Aboo Sittee Lane叫三星港，Argyll Road叫孟加里巷（現在已多人叫鴨加律），Amenian Street叫本頭公巷，Bishop Street叫漆木街（不叫主教街），Bridge Street叫過港仔直街，Burmah Road叫車水路（不叫緬甸律），Campbell St.叫新街，Dato Kramat Road叫柑仔園，Kimberly St.叫汕頭街，Leith St.叫蓮花河，Macalister Rd.叫中路，而Macalister Lane竟叫姓王公司后，Malay St.叫牛台后，Muntri St.叫南華醫院街，Perak Lane叫大路后，Rope Walk並不長，竟有三個名，即義福街、大順街和煙筒路，Sungai Ujong Road叫胡椒埕，Victoria St.叫海墘新路，我們華人叫慣的頭條路一直數到九條路，竟然多數是英國人的名字。如果問你二條路英文名叫什么，你也許答不出來，它叫Noordin St.，而七條路叫什么呢？它叫Cecil St.，真是頭大如鬥。

「亂象」之三的是,明明是在喬治市內，也就是在大城市內，竟然有那么多的以Kampong（甘榜）取名的街道，至今仍未改變。在我們的印象中，甘榜是鄉村地區，怎么在市區也有呢Kampong？不信，下列的街道名讓你感覺到怪怪的：Kampong Bahru（甘榜峇魯）竟是在鐘靈一帶，Kampong Java Bahru及Kampong Java Lama是在舊錫礦廠附近，而Kampong Kolam（甘榜哥南）及Kampong Malabar（日本新路）則是落在鬧市中心。

過去喬治市未發達，原是從甘榜發展起來的，這是事實，但經過這么年的營造，喬治市已是一個大城市。為何還要保留Kampong的街名，我就弄不清楚了。

我們政府有一個道路命名委員會來處理街道命名和改名的事宜，已經有好些個街道靜悄悄地換了名字，就是未見與時俱進地將甘榜街名換掉，不知是否被忽略還是有其他原因，我們不能老是讓人民（尤其是外州人及游客）有所誤解，怎么在市區內又有甘榜呢？

其實有些街道名是可以改得比較順口，例如從頭條路到八條路，乾脆改成Jalan Satu到Jalan Lapan不就是很好嗎？幹嗎老讓人眼花撩亂，不能對號入座？

我們承認有些路名被民間按上去是有其典故和歷史緣由，但也不能一直讓它與英文名掛不上號。路名可以反映出一個國家和一個城市的風貌和歷史文化遺蹟，即使是華人按的名字有的倒是十分好聽，例如蓮花河改成Jalan Lotus不是相得益彰嗎？

我們希望道路命名委員會能針對喬治市存在的「亂象」街名作適當的調整，不要再讓這種局面持續下去。

如果統一拼音及寫法的委員會可以對翻譯名稱進行調整，我們看不出喬治市的某些街道的名稱翻譯不能劃一？名字的更改自然要反映出多元種族的特徵和對歷史的尊重，有些可採用中文名的慣稱，有些可採用英文名的稱呼，讓一條街只有一個名字。我們不是有一條長長的Perak Road嗎？大家都叫霹靂律，不是很好嗎？

喬治市也已經夠參差不齊了，不能讓街名「添亂」。我們不要「以亂取勝」，而是要有條不紊地展示多元文化的多姿多采的風貌！

胡榆芳與《星檳日報》

《星檳日報》從一開始（1939年）即租下蓬花河八號的獨立大洋樓作為社址，它與清駐檳領事張弼士的豪宅毗鄰。而《星檳》所在地是原屬于永定巨富胡子春的私邸。他與張弼士一樣，熱心推動教育事業。因此在《星檳日報》創辦前，他的豪宅一度闢為華校，較后租予《星檳日報》。

這座占地一依格半的大型洋樓，是最適合作為報社之用。后來市議會要開闢一條公路，將《星檳》與張弼士豪宅切開，成為今日的樣子，這是七十年代中期的事。

自從《星檳日報》的空曠地被縮小后，約只剩一依格有餘的面積，不再是四方型一塊，而是變成三角稜型，氣勢不大如前。

所有這一切的改變，都發生在胡榆芳掌權的年代。

他的好運在六七十年代如日中天，不但報份節節上昇，而且地位日趨穩固。原先他一家人是住在《星檳日報》后面的一角（后來搬進自建的大洋樓），並設有打將消遣的“俱樂部”，也不過是三台的麻將桌，供職員工餘“大戰一場”。我在60年代中期進入報界工作后，曾經學人湊熱鬧，學習打麻將。

但我付出的“代價”就我當時的收入而言是太大了。我在學習的過程中，逢賭必輸，少則三五元，多則一二十元。因為字房的同事似乎個個都是高手，一摸就知是什么牌，而且還猜得到你要什么牌，我不輸才怪呢！

就這么消磨半年的時光，我算了一下，不單輸掉錢，也真是輸不起，而且浪費一個晚上的時間，其結果是身心疲累。當時我曾這么想，若用晚上時間寫寫文章或特稿之類的，既可充實和磨練自己，又可賺一些稿費，一舉兩得，何樂不為呢？

于是我決心不再打麻將，將精力用在讀書和寫文章方面，因此我直到今天還是不大會打麻將，說來也真是一個小插曲。

當時的《星檳日報》在我的印象中，除胡榆芳的辦公室有冷氣外，其他都是風扇取代。由于舊建築物又高又闊，辦公起來也不覺得悶熱。

我在1971年轉入《星檳日報》編輯部工作時，每天面對的都是“老人陣”，但在記者群中就不乏與我差不多同年紀的一群。我在1972年調編《檳島版》后，與記者的關係就更密切了。每天堆上來的稿件都得先校正一下，然后打上標題交由字房拾字和排版。至于次要的社團新聞，就採用刪減的方式。

如果你問我一天編多少版，我也答不上來。除了每天下午開工，必須要編兩版外，剩下的新聞就移入次輪的改版。若改版下不完，便留在隔天的地方版塞下。細算起來，每天處理的新聞至少有四至五版，而且當日的新聞當日處理完畢，因為到了明天又是一大堆稿堆在你的桌上。新聞是編不完的，正如記者的新聞是寫不完的，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這是從事新聞工作的人累積而成的經驗。

身為地方版的編輯，怎樣使版面生動活潑，是要費一番的心思。我們當時流行的傳統是標題四五行是等閒事，二三行的也有，不像今天縮成兩行。如果將過去的報紙和今天的報紙比較，今天顯然大有進步，面版也乾脆俐落，不會有黑壓壓一團的感覺。但當年各報幾乎是這樣打標題，取勝的關鍵是標題的簡練與突出中心主題，而不是拖泥帶水或主次倒置。這就是說，除了有副題外，還有一個主題。

對于電腦，打字在我們的年代是缺席的。我們只知道整個過程是比較粗糙和傳統的。編輯處理好的稿，便交由雜工放在繫上繩子的籃子吊下到字房，拉上又拉下，幾乎沒有停止過。字房拾好的稿打樣后連同原稿交給校對。改正錯字又丟回字房。待到時間差不多，編輯就下字房監督排版。上了年紀的編輯，可以不必下字房，只在打標題時注明下在什么版位即可。

這個時候，編輯與廣告部常常會因版面的處理而起沖突。但一般上“廣告大過天”，它是報館的命脈，編輯只好“主隨客便”，心里暗楂今天版面又被廣告占去了。

對于廣告性質的稿件，編輯與廣告員的磨擦時有發生，只是又為了經濟來源，總是協調又協調。矛盾永遠是有的，協調又永遠沒完沒了。

版編好后，就是編輯看大版，再交回字房轉到製版部，然后又是一個過程，才送印刷房待印。
早年（指70年代中期之前）的時候，是沒有夜報這碼事，所有的報紙都是在凌晨印刷，守夜的編輯和記者往往要在午夜之前把突發的新聞改好。直到有夜報后，工作時間又往前移動，有早報版和日報版，換來換去，不知有多少版按不同的地區處理。今天的華文報即使改用電腦，一切設備先進，也還得面對同樣的窘境。

新聞工作不變的定律是：再怎么先進的設備都逃不掉與時間賽跑，並在版面玩花樣，盡量滿足讀者的需求。

胡榆芳雖然不負責編務，但他在下午時分，尤其是五時過后總喜歡在編輯部走動，他要知道今天有什么大事，新聞有沒有問題。雖然他用他的“威嚴”在監督同事工作，但他有一個優點是：身為總經理，他不干涉編務的進行，只是在重要時刻或關係到報館命運時才與總編輯商量。

他有時會指手劃腳或表達個人的意見。總得來說，他懂得尊重編輯的“自主權利”，唯有隔天新聞出大問題，才將編輯主管調去了解情況。因此在《星檳日報》工作來自上司的壓力並不多，彼此懂得“遊戲規則”，各安其位，各守本份。正因為這樣，《星檳》的職員，包括編輯和採訪記者，流動性是十分少的。有人做了一輩子而死在職位上；有人做到退休，有人做到另有高就才離開。

《星檳日報》形成一個大家庭，這個大家庭形形色色，各式各樣的人都有，但只有一位大家長，他就是胡榆芳。他的自豪是將《星檳》起死回生；他的自信是《星檳》的地方性權威已牢固的建立起來，有一批“忠心耿耿”服務的職員；他的榮耀是在1964年《星檳日報》慶創刊25週年時，大擺酒席，又出了一本富有價值的特刊，一直流傳到今天，成了《星檳日報》的絕響。

他的遺憾是在70年代末期，有一家公司建議將《星檳日報》拍成膠片收藏（指從創刊號一直拍到當時為止），一共要馬幣二萬元。他問我要不要做，我說做起來方便收藏，后人參閱也方便，不然這樣一月一本合訂本，已把資料室擠得“汗牛沖棟”，再下來也不知要收藏在那里。我告訴他已多設一個閣樓又滿了。他左思右想后，最終因為心痛二萬元而作罷。

由于《星檳》沒有膠卷，到后來要搬家時，不知道該把合訂本收在那里。這是我后期犯下的一個大錯誤，我將合訂本托給一位先生暫存。但這一收，直到今天，《星檳日報》的資料全數不見了，歷史終于在這么輾轉中不見了。他的遺憾也成為我的遺憾（這是九十年代的事，容后再作交待）。

我正在想，胡榆芳辦報的成功是因為他掌控了平衡之道，既有胡家兵客家兵，又有其他精兵溶于一爐，把《星檳日報》托向一個又一個高峰。

六七十年代，胡榆芳在華文報壇中領盡了風騷。

民政黨與檳州政權

民政黨檳州代表大會不久前舉行，風平浪靜，蟬聯的蟬聯，中選的中選，都是“不戰而勝”，皆大歡喜。有人因此納悶：為何沒有“震撼性”的議案？難道民政黨上層已協調溝通妥當，只待八月全國代表大會揭盅？

這樣的反應顯然是把焦點放在全國署理主席會不會有競選？若有競選，會不會是重量級的對壘？
我們不要只把鏡頭對準郭洙鎮和許子根，若離開黨性，他們肯定是沒有火花。因此我們有必要從政治的角度切入這個問題，因為這不是一場郭洙鎮與許子根個人之戰，而是關係到民政黨未來的走向。

什么是民政黨的未來走向？攤開來不外是民政黨的政治定位的問題。這個定位不是民政黨自設的，而是歷史造就了民政黨的生命線是與檳州切割不斷的。倘使民政失去檳州政權的主導地位，它可能會失去方向，而成為沒有主體的散群，在馬來西亞其他州點點串串，無法凝聚成一股巨浪，在政壇散發魅力。

舉例來說，除開檳城州外，民政在各州的州議員數目有限，出任州行政議員的或則一個或則“望官興嘆”，而在中央的也只有一名正部長和三個副部長等。換句話說，民政黨的局限是因為他是后來才加進執政體系，不能過于越位，亦不能扮演取而代之的角色。說白了就是無法超越馬華而成為第二大執政黨。

同樣的，在檳城起家和躍居成為執政主導地位的民政黨也不是馬華可以取代的。雖然馬華公會也希望再次主導，但政治的現實使到兩黨各安其位，各就其職。依據國陣的架構，顯然已是對號入座，形成一個“傳統”。

在這種情形下，檳城州對民政黨而言，無疑是它的堡壘，也是它的核心地帶。其中最顯著的莫過于首席部長職從1969年以來就歸民政黨人出任。這個職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顯然比黨的高職更能襯托出民政黨的生命力。

這里有一個歷史教訓是民政黨黨員可能沒有注意到的或不以史為鑑的：1971年，民政發生內鬨，黨主席賽胡申阿拉達斯與秘書長陳志勤就導演一場要罷免林蒼祐首席部長職的“鬧劇”，因為林蒼祐只是黨的副主席，分分鐘都可能被拉下馬。所幸急中生智的林蒼祐拉攏到超過半數的黨中委，才擺平這一場“官庭政變”。自此之后，林蒼祐就在黨內抓大權，自任黨主席，使到黨職和官職連在一起，不再有失衡的“險象”。從這樣看來，黨中央才是決定首席部長命運的權力機構。

1980年的黨改選，是林蒼祐自動放棄蟬聯黨主席，才有林敬益冒出頭來，不然的話林蒼祐的黨主席地位是不受挑戰的。但林蒼祐這一退，也不幸在十年后的大選中被拉下馬，從此耿耿于懷。許子根則在黨內脫穎而出，成了檳州首席部長。

許子根憑其才情與團隊精神已為民政黨守住這片江山十五年。最驚險的一幕莫過于1995年面對林吉祥的對壘，結果化險為夷。但吊詭的是，民政黨高層總是把視線放在檳州以外，更有一個時期，黨主席、署理主席、總秘書和財政全是其他州人士擔任，而許子根只是擔任黨副主席之一。直到2002年才扭轉這個局面，謝寬泰成了黨的總秘書，這顯然是意識到檳州才是民政黨的心臟。以致許子根這位副主席竟然在十五年后才被發現黨職與官職的不相稱，不能依然故我，有需要進行調整。但要怎樣調又是大費周章的事。直接讓許子根頂上黨主席位置，以取代有意退休的林敬益又被視為不合規矩，因為這里頭尚有一位「坐亞望冠」的署理主席。于是林敬益又說要三年后才退。因此焦點便落在署理主席位置。這也是為什么市面上一直盛傳今年置理主席可能有變。

林敬益說民政會協調好，怎么個協調他沒露口風；郭洙鎮一點退的跡象也沒有；許子根上的形勢也不明朗，以致整個格局還是僵在一團，要在八月黨選才見端倪。但在霹靂舉行的黨代表大會上出現了林敬益與郭洙鎮的過招，顯露了其中的隱意。我的解讀是郭洙鎮在此時此地提出限制黨主席任期，是有其意思的，因為按照郭的說法，他和林敬益早就過了任期。他是不是認為如果他退，林敬益也要退？這是一個讓人猜測的謎團。

其實，整個關鍵是民政黨怎樣看待首席部長這個官位，尤其是已有什么“輪任制”的言論在困擾的時候，民政黨更應下定決心，大膽地把首席部長放在黨的核心，而不是邊緣化其黨職，以確保首席部長是民政的靈魂人物之一，是不能被隨意挑戰的，藉以打消“輪任職”的聲音。

整個政治大氣候已告變化，所謂黨政分家論已不合適，也是有檢討的必要了！

就此而言，若是郭洙鎮未能勸動林敬益也退的話，而是他自個兒退，許子根上，不是表示前者不是人才，僅僅是因為擔任首席部長的人必須安在黨的適當位置，明白了這一點，也許郭洙鎮會以大局為重急流勇退，而在黨內留下一個美名，不知這樣的推論是否切合時宜？

胡家天下客家兵

我又回到70年代的往事，從我轉入《星檳日報》當編輯說起。早前我說過，我和《星檳日報》結緣是始于60年代在高中時投文藝稿件。感謝《星檳日報》副刊編輯的提拔，鼓勵我寫出更多的文藝作品。

《星檳日報》創刊于1939年元旦日(1月1日)。這個日子蠻好記。也就是《星洲日報》在新加坡創刊10年后的事。凡是屬于《星》字頭的，概屬胡文虎（萬金油大王）的報業系統。在這之前，據我所知，已有香港的《星島日報》及泰國的《星暹日報》等等，而既然是在檳城創刊，自然稱為《星檳日報》了。

《星檳日報》創刊年代正好是抗日戰爭進入膠著的年代，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的支持自然不遺餘力，也強有力的發揮《僑民》的角色，成為中國在海外的一支“文化戰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剛被聘來《星洲日報》的中國著名文學家郁達夫也兼任《星檳日報》文藝版雙周刊的主編。人在星加坡遙控《星檳》的文藝版，對提高《星檳》的名氣頗具作用。

我翻過《星檳日報》創刊時的舊存報，內頭確實有郁達夫的文章和他的編版風格，當然他在那年初來乍到，在檳城與當地文人聚會時也說了一些過頭的話，而引致一場“大筆戰”。這場筆戰后來查知來頭不小，原來是當年馬共一支筆黃耶魯（也就是后來的黃望青）與他展開一場論戰，說他輕視當地的文人，而有自視甚高的對“南洋文藝”誇誇其談而未切入正題。其中較明顯地郁達夫以較大的口氣要本地人多讀書，多創作，才能產生偉大的作家。對于魯迅（1936年逝世）的討論也不合時，似乎影射當地人尚未達此水平來議論魯迅的文章。

這場論戰后來由其他人和氣收場，但也給了郁達夫一個下馬威：本地文人也有一定的水平，不是好惹或好輕視的。

1940年，《星檳日報》為展示其魅力，出版了《創刊一週年特刊》，我早年通過友人從美國哈佛圖書館弄來一本複印本，內容盡是國民政府大人物的題字和獻詞，也有盡是表達抗日的文章，立場全倒向蔣介石。郁達夫也在特刊中針對文藝的提倡提出了諸多意見。

1942年日本南侵，創刊不及4年的《星檳日報》就頓然變成日本漢奸主持的《彼南日報》。在3年8個月的慘痛與鐵蹄踐踏的歲月中，馬來亞人民苦不堪言。《星檳日報》與其他報章全部陷入停刊狀態。文人跑得跑、躲得躲，被監禁與殺害的也大有其人。在檳城方面，鍾靈中學的師生犧牲尤為壯烈。

1945年日蝗軍戰敗投降，8月15日過后，馬來亞又告光復。這個時候交織著馬共與捲土重來的英軍事政府的鬥爭，而華文日報又如雨后春筍紛紛復刊，也多了許多新的報刊。《星檳日報》也沒有例外復刊。

雖然華文報刊呈現蓬勃現象，但在檳城也明顯地分成左右派，有支持國民黨蔣介石的日報（如光華日報），也有支持中共及傾向當地馬共的日報（如現代日報），而《星檳日報》中間偏些右的政策似乎兩面不討好，到了1950年時，呈現赤字連連。胡文虎有感于此，準備把《星檳日報》收檔。站在生意人的立場，報辦年年虧損是不辦也吧！

這個時候，冒出一位胡氏家族的胡榆芳，他以“自己人”的身份向胡文虎陳情，讓他用一個短時期對《星檳》進行全面的改組，看看是否能起死回生。

結果胡文虎以對檳城情有獨鐘的情感，允應讓胡榆芳博一博。于是胡榆芳從一名文員轉身一變成為“行將下沉”的《星檳日報》的經理。

他的政策是精兵簡政，削減員工薪水和節約開支。員工人為了支持《星檳日報》的生存，義不容辭地與胡榆芳一道苦拼死撐，矢言要使這個報社“咸魚翻生”。

必須帶出的是，在1948年緊急狀態時，走左派路線的《現代日報》（1938年創刊）已被英軍事政府關閉。其中主要的靈魂人物洪絲絲在較早前已轉移到新加坡的《南僑日報》主持大局。這就是說，1948年后，檳城已缺乏一份被左派認可的華文日報，因為《光華日報》其時仍緊走國民黨路線。

因此胡榆芳的改革《星檳日報》有一個隙縫是這份報紙得以生存的必要條件，那就是謹慎而又逐漸走“中間偏左”的路線，以填補《現代日報》留下的真空。

這一改革果然有其效果，《星檳日報》慢慢地轉危為安，也擺脫經濟困境。不過《星檳日報》還是不能走得太遠，其一是胡文虎仍然支持國民黨政府，其二是英軍事政府不會讓《星檳日報》取代《現代日報》的立場。

于是《星檳日報》巧妙地走向中間偏一點點左的路線，刊登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喜聞樂見”的新聞和副刊。只要不碰觸法律，只要可以生存不再貼錢，胡文虎自然任由《星檳日報》繼續生存和發展。

胡榆芳的時來運轉，造就了他后來成為報壇的成名人士，但《星檳》也因為有了他的“大膽改革”才打勝了翻身仗，否則沒有下半段的《星檳日報》的故事。

1957年馬來亞獨立時，《星檳日報》也崛起成為當地的兩大華文日報之一。胡榆芳更名正言順成為星系報業在馬來亞的代言人之一。

隨著50年代中期胡文虎的逝世，崛起的是他的第二代的繼承人，胡清才（文豹公子）出任董事主席，而胡蛟（文虎公子）則出任社長。在《星洲日報》與《星檳日報》不分的年代，兩大華文報展現出胡氏家族在華文報壇的至高地位。

“胡氏家族”是我們在進入“星系報業”服務時即“耳熟能詳”的特殊名詞，這里帶出了一句在當時流行，卻是有其客觀性的名句：“胡家天下客家兵”。意思是說，星洲也好，星檳也好，都是打著這個旗號在華社顯露風采。

當然這只是一般的私下不登大雅之堂的說法，因為在胡文虎的眼中，經理或大權可掌握在胡氏姓人的手里，但編務則交給有文化人素質的人來管理。戰后《星檳日報》的總編輯林姍姍，就不是客家人，他是福建人，早年投入新文化運動，也是馬華新文學的一員主將。他曾在“光華日報”，“現代日報”服務過。有愛國之心，也有正義感，立場可以中間偏左。另外一位主筆黃蔭文也不是客家人，而是來自中國國民黨政府教育廳的人，他主持筆政，立論雖然傾右，但也不全然一面倒。

不過，在中下級的員工中，我們真的不難發現“拿皇旗”的胡姓員工，地位雖不高，因有“皇氣”罩住，你要多說也沒用，即使是雜工，若是姓胡的，也可不聽使令。我印象中有兩位姓胡的只聽胡榆芳說的，不聽別人說的，一位是姓胡名叫亞衛的雜工，另一位是攝記胡訓再。

客家兵在《星檳日報》內也大有其人。我就是其中一位。這種對鄉親和族群的“照顧”，可以從早期的星系報業中一覽無遺。

論檳城華人主導政權 （橫刀立馬）

*飛揚

我曾在2003年的大選前，在《光明日報》論述維護檳城華人主導政權存在的重要性。后來我又從歷史和政治的角度對華人主導政權的演變和形成作較深入的研究，結果完成一篇約三萬字的論文（這篇論文全文尚未正式對外發表）。

我是從四個方面探討這個課題，並把它提昇為學術研究來審視，以求得到一個比較客觀而又有說服力的結論。

第一個論述是從歷史的發展顯示了檳城（以前的中文學者稱之為檳榔嶼）是華人南來的第一個橋頭堡，而華人也把自身的文化帶了進來，並與當地的文化相互映輝。

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1945年）后，華人南遷大為減少，但從1786年起（英人萊特于這一年占有檳榔嶼）到1945年止，檳城華人由不到百名激增至23萬名，佔人口的55%之多。這約159年的歷史是英國人為發展檳城而引進一批又一批的華人而形成的。

直到今天，在東南亞10個國家中，以人口比例而言，新加坡有75%的華人，馬來西亞有24%的華人，其他國家華人數量雖然可觀，但人口比例微不足道。例如印尼也有6百萬華人，只占人口3%左右；泰國也有華裔6百萬，也只占人口10%。而檳城華人從1900年起，已是最大的族群，一直到今天，華人約占檳城人口的45%，馬來人41%，印度人10%餘，剩者為其他種族。

第二個論述是對檳城人口和其地理位置作歷史性的分析，從中看到英國人之所以把大量華人引入檳城，然后又于1819年開闢新加坡，更大量引入華人，除了要發展這兩個殖民地外，也是要起到控制整個馬六甲海峽的作用。

因為英國瞄準了亞洲的中國市場，果然在1840年通過鴉片戰爭，占有了香港，打開中國的港口，方便英國從印度源源不斷的將鴉片輸入中國，一度企圖把中國人變成“東亞病夫”（鴉片仙）。

在這樣的佈署下，英國人也有防不勝防的地方，例如19世紀，華人通過會黨在檳城建立“政府中的政府”，后來被英國成立的華民政務司（1877年）打散了。又如20世紀30年代成立的馬共，也給英殖民政府帶來相當的威脅。

最后在第二次大戰一結束，英軍馬上重臨，又于1948年把馬共列為非法組織。為了爭取民心，英國人在1951年先在檳城推行選舉制度（市議會），給了華人通過民主取得政治權力的機會。

英國人把中央的政治權力移交于馬來民族時，也安排在1957年馬來亞獨立時，檳州出現一個以華人主導的州政權，連同地方議會的民主政制以彰顯英國人也給華人留下碩果僅存的政治遺產。

雖然如此，檳城的華人主導政權也是歸順于中央政府的，但其意義則襯托出多元種族的國家中，各個民族都有所得，各安其位。這種用民主來抗拒馬共並從中扶持起華人州政府是英國人引以為榮的一件事，因為它已經完成英國擴張政策的美夢，從印度經馬來亞到香港，完完全全地打開亞洲的門戶，成為充實英國經濟的海外資源所在地之一。而檳城華人則在英國人走后嘗到政治權力的果實，在間接上也符合英國人用華人主導政權堵住共產勢力的蔓延。

第三個論述是檳城華人主導政權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主要點出工業化的成功惠及全民，成為國家的模範發展州，各民族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從王保尼到林蒼祐和許子根都體現出他們是全檳城的首席部長，不是一個族群的首席部長。這種通過經濟擴張來滿足各族人民的需求。他們都表現了權力平衡的分配；‚中庸的施政及ƒ種族關係與利益的協調並與中央政策的配合。

研究之下，原來這是採用60年代在歐美興起的“政治經濟學理論”（The Economy Theory of Politics）而奏效。這個理論是採用經濟的途徑來討論政治，不是強調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係，而且把政治領域當作經濟來看待。

第四個論述觸及千禧年后華人主導政權面對的挑戰和隱憂，除了人口比例逐漸拉近外，也出現了一些馬來民族主義份子要求改變現狀的聲音。

在這種新形勢下，許子根大膽地提出檳城是經濟全球化聲中一個「小而稱堅」的實體，足以成為歐美及中日之間的一個經濟紐帶，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而對全國全民有利，以帶出華人主導政權的存在是對國家的未來有百利而無一害，同時也向全世界展示我國是一個多元種族和諧的國家，正符合了首相阿都拉所強調的各族分享政權的標記。

林吉祥夢斷檳城

這一篇我要專寫林吉祥進軍檳城的前因后果。他是在1986年踏足檳城政壇，而在這之前，他一直是馬六甲或八打靈的議員。這位在1969年崛起的政壇新秀，在“513”事件后便取代吳福源而成為黨的秘書長（他在1969年“513”后被逮捕，直到1970年10月才獲得釋放，而成為黨的秘書長）。

先說他進軍檳城的背景：
1982年大選，民主行動黨兩面受敵，一方面是來自國陣的，另一方面是來自董教總的民間力量支持民政黨。在不利情勢下，行動黨只在國會保住9個議席，在檳州的議席僅剩兩位。這一年的檳州大選，幾乎是民政和馬華的大鬥爭，行動黨只得靠邊站。

反對黨在檳州的政治“真空”，導致林吉祥審時度勢要親自掛帥，因為這個時候，卡巴星和彼得達遜已喊出要執政檳州的口號，但沒有一位有名氣的華人領袖壓鎮，行動黨是不可能在檳州殺出一個春天來。這也給予林吉祥一個機會在檳州引爆一場大鬥爭。

這就是說，林蒼祐在1982年踢走林建壽后，又在1986年迎來了一位姓林的敵手。這個人就是林吉祥，他挾其名氣要攻下民政的保壘區。

于是在這年的大選，上演了林吉祥鬥許子根緊張又激烈的一幕。許子根是在1982年中選丹絨區國會議員，才剛做了4年的議員，竟要面對反對黨巨人挑戰，實在使他坐立不安。

這就是行動黨的丹絨一役。

林吉祥也在甘榜哥南州議席提名，一石打二鳥。雖然尚未敢正式喊出要打倒國陣和執政檳州的口號，但言行中已表露要登陸檳州，且“算準”檳州是唯一能讓反對黨大展身手的一州，因為它有最多的華人選民，不像其他州，華人議席都未過半數。

也許他想效法民政黨在1969年以反對黨的姿態上台執政的奇蹟，也許他想把行動黨大本營搬來檳州。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林吉祥要從丹絨開始他的第二階段的心路歷程。

選擇挑戰許子根，也引起一些非議。市面有人認為這兩個人不應該在同一個選區激戰，因為兩位都是優秀的議員，使到選民左右為難。但憑著個人聲望，很快的林吉祥占了上風。反對黨放出風聲說，許子根輸了不要緊，可以委任成為上議員；若國會沒有林吉祥，那等于是失掉一位反對黨領袖。在兩相權衡下，許子根已是處于下風。

我曾經在大選前后與林吉祥有過接觸。大選前我問他勝算多少，他說50對50（政治人物總愛描繪成平手或苦戰，才能取得一些同情票）。不久后他又改口說，好像是超過50%。這意味著他已具備信心拿下許子根。

另一邊廂我又問許子根，有多少把握。他很無奈地說，把握不大。這是一場十分艱苦之戰，比對壘陳慶佳要難得多（1982年許子根取勝陳慶佳，只有834張多數票），因為這一區在1978年之后，已成為反對黨的強區，而且打從1959年開始，一直是反對黨的強區。

在投票前夕，報界已預測林吉祥會取得勝利。果然不出所料，開票當晚，但林吉祥竟贏了萬多張多數票，也教人大跌眼鏡。

隨著丹絨一役開花，行動黨有十條大漢闖進檳州立法議會，遂使到林吉祥信心滿滿。

許子根在失敗后，轉任檳州首席部長林蒼祐的政治秘書（這個並不高的官位，最終給他帶來意想不到的好運。正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林吉祥則意氣風發在檳州政壇大展身手。

接著在1990年林吉祥展開他的丹絨二役。這一役他又是偏向虎山行，在州議席黨對壘檳州首席部長林蒼祐。此時行動黨的口號是要執政檳州，也就是要打倒國陣（民政）州政府。

我曾私下問林吉祥，為何又來挑強人來打，尤其是林蒼祐是不易被打下的對手。他告訴我，這不是他個人所要的，是檳州行動黨決定要他出戰林蒼祐。

我又曾求證于當時的行動黨州議員陳爾奕，為什么要走這一步險棋？他的答案是：既然要執政檳州，林吉祥非得來個“王對王”之役，不然林吉祥來檳州做什么？又怎樣執政檳州呢？

開票當晚，許多人看傻了眼，行動黨居然如同秋風掃落葉，勝了14席。只差3席即可起而執政，可惜46黨時運不濟，雷聲大，雨點小，在檳州全軍盡沒。

不用說，打敗林蒼祐的林吉祥，已開始計劃下一屆一定要讓檳城“改朝換代”。但他算不到勝利后面隱藏的危機和凶兆隨之而來。這不是黨內起內鬨，而是檳州人民開始反省這樣做是不是“得不償失”？因為在國陣內，馬華再一次輸得干干淨淨（如同1969年的翻版，一席也沒有），剩下民政黨7席，與巫統的12席保住政權。

這一下子，人民在思索華人首席部長會不會不見了？幾經談商，巫統力勸民政黨再主導檳州政府，交由民政敲定人選。民政在失去林蒼祐后，士氣大挫，但也得面對現實，經過黨的討論和表決后，許子根勝了吳清德，他成為繼林蒼祐的首席部長，啟開了許子根時代，一個弱勢的政府。這個“結局”又是誰造成的呢？選民心里有數，林吉祥“心里沒數”。他依然相信一個林吉祥的時代是會到來的。

就這樣在1995年，林吉祥開展他的“丹絨三役”。這決定性的一役，行動黨打出的名堂是“不要弱勢的首席部長，而是要一個強勢的首席部長”。

于是他再次冒險，直接和許子根對壘，這是第二度挑戰許子根，也是第二次挑戰首席部長的議席。他也許沒有估算到兩個重要點：其一是46黨已大不如前，在沒有馬來政黨結盟下，攻下檳城，談何容易？馬來選民一向以來都把行動黨當成華人反對黨，自然不會給予支持；其二是檳州華裔選民面臨抉擇，是否還要重演1990年的險局或是力保一個華人首長？在權衡輕重之下，選民選擇了后者。他們對行動黨能否上台執政抱著置疑的態度，不再像1990年那樣給予火熱的支持。
不論是否是林吉祥的個人心願或是檳州黨的決策，他的這一戰對許子根已使他在戰略上處于被動的地位。

如果他不在丹絨武雅對許子根，極有可能行動黨不會敗得那么慘。畢竟保留他的國州議席也是選民可以接受的。

以此推論，林吉祥不戰許子根，行動黨或能保住一些州議席。

但事實上，行動黨既然已做出這樣的戰略和排陣，就得面對慘敗的后果，誰也怨不了誰，只能說檳州選民不要這樣的“英雄主義”的政治，他們要的是一個在安定中保現狀的州政府。林吉祥輸在“天不和，人不利”的條件下，正應了“人算不如天算”。可憐的行動黨只剩下一名州議員，她就是章瑛，丹絨三役埋葬了行動黨“火熱的理想”。

1999年，林吉祥不再打“丹絨四役”，也沒有所謂丹絨之役了。不過在排陣上又似乎浮現“丹絨四役”的影子，把強者推向國陣的選區叫陣，包括林吉祥本人轉向升旗山區對謝寬泰。離開他守了三屆的丹絨國席。

初看起來，謝寬泰“劫數難逃”，但幸運之星卻罩在他的身上。林吉祥本是以為這樣的排陣可以讓行動黨扭轉劣勢，詎料行動黨未沉，林吉祥卻下沉了。

失掉國席的林吉祥，已是光芒不再。他深深地感受到檳州已不是他“安身之家”，他需要另外找一個家，結果在2004年他找到怡保“新”的家，又搖身一變再次成為反對當領袖。檳州“養不起”林吉祥。他不認命也幾難！

馬華民政合併論

我在《馬華與新民族主義一文》中提到的一點就是馬華應促成與民政黨的合併。

我的論述包含歷史與現實的兩個層面。

從歷史而言，成立于1949年的馬華公會直到今天仍然沒有改名，全名是“馬來西亞華人公會”。作為一個政治團體，意味著這個黨是“代表華人的”。華人可以拒絕馬華代表華人；也可以通過民主投票否定馬華的代表權。但從1955年有選舉制度以來，除了1969年大選受重挫（但仍保留13名國會議員）外，馬華都取得一定的議席，且一直以來都是在執政黨聯合陣線內聲稱代表華人而參政而進入內閣。因此馬華必須牢記它的使命和職責就是維護華人在這個國家的權益，進而引導華人在多元種族的國家中創造一個和諧社會。

但是馬華的代表性在60年代受到左派反對黨社陣的挑戰，並從意識形態的鬥爭中指馬華是“照顧資本家利益的政黨而忽略了廣大中下層人民的利益”。這種鬥爭在70年代宣告結束，因為社陣已不存在，而且在69年的大選已退出憲制鬥爭。

不過，在另一方面，馬華的完整性卻因自身的分裂而受到挑戰。先是1961年林蒼祐（原為馬華第二任總會長）拉隊另起爐灶，成立“民主聯合黨”。繼之在1968年，民聯黨又搖身一變成為民政黨，且在1969年的大選取代馬華在檳州的主導地位，成為執政黨。然后又于1972年巧妙地與巫統組成檳州聯合政府，更在1974年加入擴大了的聯盟而成為“國民陣線”的一員，與馬華在國陣內“同床異夢”。

差不多在同一個時候（1973年），馬華的改革派領袖林敬益在與陳修信鬥爭失敗后，拉隊加盟民政黨。到了1981年，原任馬華署理總會長的曾永森在1979年鬥不倒李三春后又過枝民政黨。
至此我們看到民政已幾乎蛻變成馬華分裂出來的另一個執政黨。

雖然在1981年，馬華成功地拉回改革派一員大將（陳忠鴻退出民政重投馬華），又于1990年再拉曾永森回歸馬華，但並沒有改變馬華與民政在國陣內的明爭暗鬥的局面，表面的合作無法掩蓋兩黨領導人間積壓已久的恩怨。

這種上一代遺留下來的糾纏不清的后果起因于馬華的分裂，每一次的修補關係都是為了應付反對黨的挑戰，從來未認真的考慮民族主義的重要性和華人權益大過黨的原則性。抑有進者，隨著新生一代的分別加入馬華或民政黨，被灌輸的不是新民族主義的思想，反而把上一代的恩怨拉下來，並相信兩黨的存在是必要性的，其中一個最強烈的理由是：民政黨是“多元種族”的政黨，馬華是“單元種族”的政黨，因此兩黨的合併是不可能的，也不需要合併。因為合併以后黨的利益會受損，個人也因此可能失去在黨的地方上領導的地位；而中央方面也許要作出犧牲。與其合併，不如保留現狀為好。

可是如果我們從現實來探討，則不難發現馬華的“單一種族”也是溶入多元種族的國陣大家庭內，它不可能自行起而執政；同樣的，民政黨的“多元種族”理念放在國陣的天秤來檢視，也成了代表華人族群的政黨。換句話說，現實社會把馬華和民政定位在代表華人族群在國陣內一起為實現“馬來西亞民族”而鬥爭。

至少在巫統看來情形就是如此，不然巫統基層的地方領袖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檳州首席部長應由馬來人出任或採用輪流制？因為他們的馬來民族主義思想使他們感受到馬來人在州內被“邊緣化”已是時候要求改變（這種說法並無事實根據，僅是一種民族情緒的表達）。

所幸我國首相阿都拉以開明和快迅的反應把大局擺定：“國陣已有協定，首長不採輪流制，一切保留現狀。”這是延續前首相馬哈迪所堅持的開明政策，沒有必要牽一發動全身。《南洋商報》在5月25日的社論《檳首席部長職不應輪任》是及時和切中時局的評述，我對此表示激賞和贊同。

不過五年或十年后，巫統的地方領袖還會不會再次挑起此課題？不但是巫統中央領袖關注的事，而且馬華和民政也應有所警覺，不能再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傳統，不必加以重視。這已經不是馬華或民政的人任首長的事，而是傳統是否會再一次被基層挑起以尋求政變。

除了這個現實的政治例子外，華人社會也在多元種族的國家面對一波又一波的挑戰，這就需要馬華及民政認真地考慮如何建構一個新民族主義來確保社會的和諧與平衡。因此，馬華也好，民政也好，在政治現實下，已不能對追求真誠合作乃至合併事置之不理或不當成一回事。

我要說的是：兩年前啟開的兩黨合併工作團應重新開動，國家主義下的各民族利益的合理協調與分配已是馬華和民政的頭等重要議程，進而完成兩者之間的統一與整合。

雙林惡鬥前所未有

“七人幫”在1978年的大選被掃進水溝后,林建壽暫收其意氣風發的好勇鬥狠的一面，反而改以另一種“和解”心態向民政黨招手。這是因為在1980年時，前社陣好好先生，獨立議員的崔耀才（9月26日）不幸逝世，他留下的彭加蘭州議席正好被林建壽看中。

事實上，為了取得勝利，他不得不與民政黨“化敵為友”。雖然他不能期望民政黨會給予他一定的支持，但若民政不橫插一手或不在公開場合把他罵個“狗血淋頭”，已經是謝天謝地了。
巧合的事也給林建壽碰上了，在這一年的8月17日，民政黨大會卻上演換領導的一幕，林蒼祐堅決不再蟬聯主席，通過黨員選舉終于讓林敬益頂上老頭子林蒼祐的空缺而成了民政黨的新權貴。
不知是林敬益經驗未夠老道或忘了在馬華的日子是如何被李三春搞出場的，他竟然同意與李三春“合作”，以支持林建壽成為“國陣（馬華）的候選人”。這還不打緊，他對林建壽的了解實在太淺了，以為同是姓林宗親一家親，支持一下也無妨。

林建壽的本領不僅把李三春搞得樂意給他全力的支持，甚至也牽動巫統黨要，尤其是身任財政部長的東姑拉沙里扶他一把，當眾宣佈撥款60萬元支持彭加蘭哥打區的三間華文小學，即三民小學45萬元，潁川小學10萬元及明德小學5萬元。

這種大手筆是前所未有的，林建壽也真的“神乎其枝者”能搬動巫統黨要助一臂之力。

不寧唯是，林建壽還打出崔耀才是他的老同志，如果不是他的撐腰，崔耀才不可能在1964年當上喬治市市長而把黃添壽拉下馬。這點點關係被連串起來，成了林建壽爭取選票的資本之一。

當然林建壽也不忘對當地的神廟大派紅包，在幾乎可以拉攏的都拉攏的情勢下，林建壽十分信心他有能力為馬華奪下這個“黑區”。

民政黨檳州幹部對這連連怪招也看傻了眼，他們不知道為何林建壽似乎有“通天本領”，把所有的不利因素變成有利因素。

為了不讓林建壽能夠這么順暢過關，一位曾是崔耀才左右手的林有進被派上用場，以獨立人士身份聲稱他才是崔耀才的衣缽人選。民政黨在未能支持行動黨候選人之下，暗中支持林有進也是可以理解的理所當然的事。林吉祥在這方面也獨排黨內眾議，決派新雀張德發來硬碰林建壽，結果是林建壽以533張多數票勝了張德發一個馬鼻。這種小勝對林建壽來說是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果然在1982年大選前夕，他勸服李三春一定要與民政爭天下，李三春正氣其政敵曾永森大擺大擺于1981年走進民政黨的大門，也就來個一不做二不休的“破斧沉舟”的冒險行動。

他選擇在1982年移師芙蓉國席，以和行動黨主席曾敏興決一勝負。這是一步險棋，為什么李三春要用一生的榮辱來換取馬華在檳州與民政分得8個州議席？

表面上看來是李三春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最大賭注，實則在今天來分析是李三春也面臨馬哈迪時代來所受到的壓力；尤其是他把賭注押在東姑拉沙里身上，爭奪巫統老二，結果是慕沙希淡再次勝出，麻煩就燒到李三春的身上。

在陷入痛苦抉擇的李三春，已是最後一擊，也是無可奈何的選擇，以證明馬華的頭頭是得到華人的支持，所以選擇較弱的曾敏興來個一博。

李三春在82年大選險勝后，他是托起了馬華的聲望，但沒有給他帶來政治的高峰，反而是一年之后，他“出走”馬華，辭卸黨官職，一走了之，為馬華及許多人留下謎團，百思不得其解（或者要等李三春回憶錄出版，我們才得知真相：是否是巫統的壓力，導致他“金盆洗手”？）。

在另一邊廂，林建壽獲得8對8的議席分配后，終于故態復明，不再理會民政黨的感受（老頭子林蒼祐對林敬益接受這樣的席位安排是破口大罵的，只差沒有吐血昏倒。他與林敬意的關係也逐漸疏遠。在他看來，林敬意為了把民政搞成“全國性”的政黨，忘了民政的“根”在檳州）。

這一下子，林建壽擺明只要馬華勝席多出民政，首席部長就非馬華莫屬（當然是非林建壽莫屬）。林蒼祐也不是省油的燈，既然一切因林建壽而起，打蛇就要打蛇頭的手段也都使出來了。他告誡黨內的黨員，一定要捶死林建壽，絕不能讓林建壽得逞，要集中火力在彭加蘭哥打區讓林建壽在陰溝里翻船。手段所用之極，也是林建壽始料未及的，這包括民政捨棄再披戰袍的獨立候選人林有進，改而讓選民自由把票投給反對黨（行動黨）。只要林建壽一倒，馬華的重奪首席部長已告無門。這種激烈的鬥爭唯有出其不意，即使是下下策也寧可讓行動黨取得這一席，好過養一頭猛虎撲向民政黨。

倒霉的林建壽終于“馬失前蹄”。馬華參加8席，贏得6席，可憐林建壽成了孤家寡人，把下來的政治前途輸掉了。

民政則8席全勝，林蒼祐再蟬聯首席部長。經過一而再，再而三的林建壽挑衅和威脅,林蒼祐不再給林建壽任何機會翻身。姓陳的政敵（以陳修信為首）和姓林的政敵（以林建壽為首）造就林蒼祐的下半生（50歲才當上首席部長）危機四伏。最后又是栽倒在姓林的手上（1990年林吉祥擊敗林蒼祐），結束他多年以來的政治生涯，留下晚年抹不掉的痛心遺憾。

如果你相信命運的話，姓陳的和姓林的從政高層人士，好像與林蒼祐的政治八字相剋相沖，政治這一門學問，有時邪得令人咬牙切齒！

胡志明與馬中的微妙關係

不久前，越南有兩個重要儀式，其一是慶祝越戰結束30周年（以1975年4月30日越共攻下西貢，解放越南南方，達成南北越統一算起）；其二是紀念胡志明誕辰115周年（生於1890年5月19日，歿于1969年9月2日）。

這兩個節日其實在紀念同一個人，那就是締造越南民主共和國（1976年后改稱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胡志明。解放后的西貢也因此改名為胡志明市，以紀念這位開國元勛。確切地說，他是越南的“國父”。如果沒有胡志明這個充滿神秘色彩的人物運籌帷幄得當，越南在今天不會成為社會主義的國家。

胡志明的神秘在那里呢？在1911年孫中山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二千年的封建帝制時，胡志明離開自己的祖國飄洋過海來到法國。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胡志明（原名阮必成），取名阮愛國，代表在法國的越南人向各國代表團遞交一份備忘錄，要求法國政府承認越南人民的自決權，但巴黎和會對這位年青人的要求置之不理，鼓起他革命的決心以解放越南。

過后他到蘇聯去，那時（1917年后）蘇聯在列寧領導下己成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1924年他化名李瑞從蘇聯來到廣州進行革命活動，並寫成一本書《革命之路》。

1930年，他竟神不知鬼不覺地來到馬來西亞，代表共產國際主持馬來亞共產黨的成立，以取代被解散的“中國共產黨南洋臨時委員會”。根據楊進發著《馬來亞共產主義的起源》指說這項決定是由上海共產國際東方局徵詢胡志明（共產國際負責東南亞事務）和當時中共領導人李立三后作出的。

書中又說，“阮愛國（胡志明）在成立大會上用英語致詞，而由傅大慶譯成華語。英國當局對胡志明的出現十分重視，想方設法找出胡志明，但不成功。”到底胡志明如何潛出馬來亞，又去了那里，沒有人知道。因為楊進發在這本書中沒有交待。

根據陳平回憶錄有這么一段：“多年后（指1961年）我有機會與胡志明主席本人討論這件事。我們一起推算馬共成立的日期。胡志明記不起準確的日期。不過他記得走出會場時，見到街上掛著五一勞動節懸掛布條。在那個時期，當局不准五一勞動節縣掛布條，視為非法活動。但是工人不理禁令，還是在五一前夕，懸掛布條和紅旗。節日過后，就立即收起來。根據胡志明的記憶進行推算，馬共便定1930年4月30日為創黨日期。”

陳平又說：“馬共是在森美蘭瓜拉庇勞的樹膠園內正式成立。出席創黨的核心人物是共產國際的代表阮愛國，他是越南人。”

從上述的歷史印證，阮愛國（胡志明）與馬來亞結下的關係竟是從成立馬共開始。他不是通過合法的途徑進來而是潛進來的。按照今日的國際慣例，胡志明要么應以國家領導人身份到訪，豈可偷入馬來亞來搞政治活動？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歷史的吊詭就在這里。

在這里我們又得到一個啟示，在東南亞國家未取得獨立前，政治似乎是沒有國界之分，尤其是所謂由蘇聯統領的共產國際運動，可說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

更大的迷思又可從中國駐馬來西亞首任大使王幼平的回憶錄中看到，這位大使來馬履新前是中國駐北越大使，一共做了5年2個月。他這樣形容胡志明：“1942年－1943年，胡志明在桂林蹲過大獄，他用中文寫下大量膾灸人口的革命詩歌，后來匯集成一本詩集 ──《獄中日記》。”

這意味著在條件不允許下，胡志明先在中國境內搞越南革命（中越有共同邊界），然後拉隊搞武裝鬥爭到越南。王幼平說，“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北坡洞里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承認。1949年10月，中國革命勝利后，立即承認胡志明的政府，也是第一個與越南建交的國家。”（我弄不明白，為什么當年蘇聯沒有承認胡志明的政權？）

接著，回憶錄又說，“中國政府協助越南進行了著名的“奠邊府戰役”（1954年），協助越南政府還都河內。”根據日內瓦會議（1954年）的決議，越南分成南北越，北越歸胡志明統治，南越則由親西方的保大皇帝控制。1955年，吳庭艷發動政變，建立越南共和國（南越）。

王幼平還有一段有趣的回憶，在建交之初，“胡志明到中國大使館就像鄰居串門一樣，敲敲門就進來了。他到越南北部視察工作時，經常越境進入中國，用餐休息后，又回到越南。胡志明把中國看作他的老家，生活習慣也已中國化。”

王幼平是在1969年中國文化大革命高潮時到任，曾與胡志明吃過兩次飯，無所不談。同年9月2日胡志明與世長辭，全國為之悲慟。終年79歲。

可以這么說，胡志明一生最大的遺憾是沒有看到其祖國南北越的統一。如果他在世，也許不會允許西貢解放后，易名為胡志明市；也會避免發生1979年的中越戰爭。但歷史和胡志明開了一個悲喜劇的玩笑。

我們真的無法理解一生飄泊，到處革命的胡志明，可以造就一個統一與偉大的越南國家。但也因為他，馬共才會出現，又經過59年的艱苦歲月，才在1989年簽署“合艾和平協定”。同一個人帶出兩個不同的結局，這證明胡志明不屬于馬來亞（后來的馬來西亞），因此他不可能給馬共帶來好運。

（註：本欄上期“馬華與新民族主義”一文中第四段有關巫統與馬華組成“聯盟”，實為1952年而非1957年，答應更正。）

華文師資無需捨近求遠 （横刀立马）

*飞扬

教育部長希山慕丁說，教育部可能引進一些優質的中國教師，協助政府培訓更多高素質的華文教師。

這是政府宣佈要在國小推行第三語文后所引發的新動向。

在原則上，我們歡迎政府在小學推行學習第三語文的政策，因為我國是個多元種族的社會，學生多掌握一種語文是有利無弊的，但政府要怎樣推行和如何落實，我們尚未得知，只是知道政府不要調動現有的華小老師，而是要從新的資源找老師。

如果說，在國小推動第三語文，華文自然會比較上風，其一是華語華文已成為國際通用語，不再只限于華人的母語；其二華人的人數比較多，再連同馬來學生也愛學習華語的，則人數就會相對增加。

我們姑且假設全國有一半以上的國小選擇以華語作為第三語文，那師資肯定不足應付，而政府又如何解燃眉之急？

因為目前華小仍然“鬧師資荒”，肯定無法施予援手，我們若期待中國的老師來培養本地華文師資，也不是一朝一夕的，短則三年，長則五年。這樣一來，在第九大馬計劃下，可能已到期了才出現第一批的受訓老師。

與其捨近求遠，我們建議政府開明地看待現存的全國六十間獨中。這些華文中學培養出來的畢業生，若能被政府選用成國小的華文老師，肯定能有效地解決師資不足的問題。反之，若政府沒有看到這一大批待用的“師資”（若在高中時被培養或用一年的時間培訓畢業生）的優勢，那是國家的損失。

我們的理由如下：
1. 獨中畢業的華校生，經過挑選后，必定有數以千計適合被培訓成國小華文老師的，我們又何愁師資短缺？

2. 獨中的華校生，基本上也能操國英文，派他們到國小任教，自然會熟悉環境，也會使用國語作講解，方便馬來同胞入門。

3. 本地人對國家有一份深厚的情感，若是政府因材施用，給獨中生一個新的就業管道，我們相信許多獨中生願意成為合格的老師。

外面的人常讚我國是保有較完整華文體系的其中一個，而且程度也不差，為何我國會缺華文師資呢？問題就出在政府對獨中採取的態度，未把它納入正規教育體系中。

其實，我們在保持如此完整的華教體系的當兒，卻要向中國取經來培訓小學老師是很說不過去的。我們所要的是高層次或說研究院的中國老師來提昇現有的華文水平（目前大馬的中文中學水平已經被列為相當不錯了，例如獨中畢業生赴中國深造，可免考漢語考試，證明中國也承認獨中生的華文水平已達到高中程度），而不是向中國求助小學師資。

馬華公會如果能在這方面向教育部提供寶貴的意見，認識獨中的華文水平，就不必老遠跑到中國“求經和取經”。

我們相信，獨中畢業生來教國小的華語華文是綽綽有余的，只要獨中生被提供這樣的機會，不用說國小不乏華文師資，就連華小的“師資荒”也可一併解決。

因此問題的關鍵是我們不要忽視獨中生正可派上用場，整個問題便可在短期內得到較為圓滿的解決。

林建寿，七人帮，林苍佑

果然不出所料，當林建壽于1977年成為馬華檳州聯委會主席后，他就積極的佈署扳倒林蒼祐，而不是把精力放在所謂“工農組”身上，究竟他有什么工農群眾？他是心知肚明的。

但要擊垮林蒼祐，確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尤其是馬華與民政同屬國陣“兄弟黨”，不准在大選時上演“兄弟鬩牆”的鬥爭。于是當當時馬華黨內有一批跟隨林建壽的人也隨著他起舞，企圖通過另外一種形式來震撼民政的主導地位。

林建壽先是放出風聲，馬華不再接受1974年大選的分配只有3個州議席，即使是分得5個州議席也不滿意（按馬華在1974年大選后，爭取4名行動黨議員跳槽，州議員從1人增至5人）。雖然他沒有言明馬華要多少席，但顯然是希望與民政分得相等的州議席。在他看來，馬華已經強大，不能再被小視；尤其是他領導的檳州馬華，不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他的自信心的爆棚，可以從下列的言行中窺見一二。他說，如果馬華分不到滿意的議席，將以馬華的黨徵在檳州參加大選，以和民政一較高低。

我們不知道他是不知或是採取激將法，因為從一開始，馬華與巫統及國大黨的合作，從來未用馬華黨徵獨自參加大選。況且，馬華的黨徵也未向選舉委員會注冊，何來馬華獨樹一幟？這條路肯定行不通。

繼之，他又放風聲說會有一批馬華黨員將以獨立人士參加競選。這樣子做等于是“違反”國陣精神，完全不被允許。吊詭的是馬華高層，特別是李三春對此禁若寒蟬，竟放手讓林建壽去「自導自演」一場大選鬧劇。

當1978年6月21日大選提名日，一馬當先的“身先士卒”的馬華地方黨要竟是在1965年在喬治市市議會被接管后的調查庭上向林建壽強烈開炮的馬卓達，真是有些不可思議。

“政治上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朋友”。這句話套在林建壽和馬卓達的身上，是貼切不過的。

究竟馬卓達是何人？為什么他與林建壽有這段“情仇恩怨”？原來他是一名電器商，很早已加入馬華公會。在1978年時，他還是馬華丹絨區會的主席。1969年他首次參加州大選，但這一年是馬華倒霉的一年，在州議席選舉中輸得一乾二淨，連首席部長王保尼也在陰溝里翻船，更遑論馬卓達能出人頭地了。失敗后的檳州馬華，只好“臥薪嘗膽”。馬卓達在1974年州大選又失敗，不認命又能怎樣？

但在林建壽登台之后，馬卓達竟是“一笑泯恩仇”，與林建壽打得火熱。不因為兩人有什么共同理想，而是在林建壽眼中，馬卓達這位“炮擊手”正可以派上用場，甚至有時候可以成為林建壽“影子”的代言人。

在馬卓達率領下，有一批黨員“壯烈出陣”，在民政的州議席選區提台，在最后一分鐘勉強湊成七人，組成一個所謂“人民獨立陣線”。

除了馬卓達（參加甘榜哥南州議席）外，另外6人是提名丹絨國會的何啟斌（理大畢業生），提名高淵國席和爪夷州席的邱思慶（醫生），提名柑仔園州議的林嘉彬（林建壽的忠實擁護者），提名巴當哥打州議席的布商顏嘉炳（與林蒼祐對壘）及提名雙溪檳榔州席的小商人陳充惠。

這七人專挑民政黨選區下手，也就是在政壇上被冠上“七人幫”的狙擊手。“七人幫”這政治專有名詞就是這么而來的。

馬卓達是“七人幫”的頭目，他對林蒼祐展開了十分猛烈的攻擊。最令林蒼祐孰不可忍的是馬卓達指責民政黨是“拆厝黨”，海報布條懸掛在光大中心地帶，要“林蒼祐還我家園”。更出現老太婆在政治座談會上斥責林蒼祐拆屋趕走她的住所。

總之，十分難堪的言語和標語滿天飛，極盡其醜化林蒼祐之能事，也煽起巴剎小販對林蒼祐夫人冷言冷語。

馬卓達所抓住的課題，就是林蒼祐推動的“光大”發展計劃，影響了附近的舊屋要拆遷。這個地區正好落在甘榜哥南的州選區。馬卓達煽起的情緒，招招都是要致林蒼祐于死地。

他究竟與林蒼祐有什么深仇大恨？非得要“整死”林蒼祐不可？（我在馬卓達晚年時，大概是1999年，曾與他有過一次長談，不久后他即逝世。他用十分堅定的語氣說，他們是在林建壽的策劃下出來倒林蒼祐和民政黨的。而他本身卻與林蒼祐沒有什么恩怨。但在那個驚濤駭浪的政治風暴的年代，他是火車頭，一頭栽進政治漩渦而不能自拔）。

林蒼祐在十分激動和憤怒的心情下，直斥“七人幫”是一群沒有紀律的政治爛渣滓，是自找毀滅的“旅鼠”（Lemming）（旅鼠習慣成群結隊走向海中自殺）。這些人也是政治阿Q。

馬華公會對于所謂“七人幫”的橫沖直撞，也未正式表態，李三春知道林建壽在做什么；林建壽也知道他在做什么。可憐的“七人幫”雖然也想博出位，但他們都成了政治鬥爭的棋子。開票當晚，“七人幫”全軍盡墨。這一下子，林建壽知道此路不通，在不受馬華責備下，他又開展和佈署另一場鬥爭。

林蒼祐備受“七人幫”的干擾，以致民政黨參加11席，幸保住8席；馬華參加5席，只保住2席，巫統參加10席，贏得9席。

雖然林蒼祐安然渡過險關，但民政元氣已傷，看在林蒼祐眼里，「此仇不報非君子」！他知道這是馬華沖著他而來，他也知道林建壽會有下一個動作，而眼前是再領導檳州政府，為民政黨的未來作盤算。因為林建壽仍然是馬華檳州主席，他不能掉以輕心。

這一下子，因為林建壽的介入，民政與馬華的關係又告惡化，心病更是無法治癒。先是在表面上，彼此又維持友黨關係。但誰都看得出來，這種“不誠無物”的合作，是遲早要表面化的。

馬華與民政的恩怨，真是罄竹難書。不過鬥來鬥去，不是什么思想與政策之爭，而是為了爭權奪利。馬華要奪回檳州的首席部長，民政要保住檳州的領導權。這之中不涉及巫統的利益，而是華人族群在一個小小的地盤，打到頭破血流，不信你再看80年代的鬥爭，直教你眼花繚亂。

馬華與新民族主義

檳州馬青分團于5月6日舉辦一場政治論壇，邀請全國總團長翁詩傑及我針對“馬華的未來走向”作專題演講，主持人是黃泉益。我從馬華的歷史演變及國家的政治變化切入這個課題，因而提出“馬華與新民族主義”來闡述我的觀點。

歷史是這樣告訴我們的：1945年日蝗軍投降后，英軍重臨馬來亞，與馬共展開角力戰。1946年巫統宣告誕生，展現馬來民族主義的凝集力量，于1948年與英殖民政府簽署“馬來亞聯合邦”協定，標誌著馬星在政治上分家。同年英軍實施緊急法令，宣佈馬共為非法組織，進而將大部份華人鄉民趕入“新村”，以圖切斷馬共與鄉民的聯系。

由于“新村”生活苦不堪言，導致了馬華公會在1949年2月27日成立，以蘇解民困。因此馬華“依據本身的方式和作風，開展馬華的民族主義運動”（參閱馬華黨史）

1957年，巫統的“民族主義”與馬華的“民族主義”相結合，催生了“聯盟”乃至后來的“國陣”。在國家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大形勢下，聯合了國大黨各自表述本身的民族主義，又相互合作，帶領馬來亞于1957年獨立，並于1963年擴大成為“馬來西亞聯邦”。

但是在1969年“513”事件后，民族主義的口號已被國家原則提倡的國家主義所取代，來促成一個“馬來西亞民族”。

這就是說，整整30余年來，在保持原來的政治格局下，一種奇妙的和諧使到馬來西亞處于穩定與和平的狀態中。而這種政治奇蹟不等于巫統、馬華和國大黨已經解散形成一個單一政黨。恰恰相反，它們在保護族群利益方面依然不變，用以回應反對黨的挑戰。這意味著，在政治鬥爭的策略上，巫統和馬華各有所依，又有所整合，一種與以前不同內涵的民族主義都在各自的黨內滋長和出現。
這種新的內涵，簡單的說，就是在多元種族社會中，湧現出既保護本身民族利益又具有容忍與不越位的索求。

馬華公會在這方面表現得非常低調，以致被人批評為失去方向或沒有方向或只有國陣方向的政黨。馬華公會在陷入苦思后，打出“華人教育”的旗號來演繹其“民族主義”的精神。從拉曼學院到拉曼大學；從浮羅交怡教育計劃到終身學習莫不展示馬華對民族教育的重視與所取得的成就。

但單在教育上的成功尚不足在整體上反映作為一個華人政黨的具體政治功利主義，因此馬華的新領導層提出了創立“三品”，即“人品、官品、黨品”的重要性，以期帶動華社的認同，我們從黃家定身上看到他有一種求變的願景。

順著這一形勢，馬華確是可以在政治上尋求一種新的思維和指導方向，塑造“新的民族主義”的“品牌”，與馬華直接掛鉤。

它的框架是在民主政治的範疇內，鑄造一個不講求意識形態，不訴諸強求，不進行對立，只講求整合與合作下的理性民族合理權益的維護。這種有系統、有目標、有議程的對華人問題進行研究與協商，自然可以促使馬華公會扮演一個領導族群的角色。

今天的社會所要求的已不是先有華人支持與團結才能使政黨發揮功效，而是轉過來由政黨來引導華人如何走向與溶入和諧的社會，這就需要馬華在政治層面上打造一個“新民族主義”的理念來配搭巫統的“新馬來人”的理念，共同創造一個進步與和諧的馬來西亞。

因此馬華公會的未來走向應該是以“新民族主義”樹立其政治大方向，它不會也不被允許所謂的“逃離政治”，而是將新的內涵和新的精神努力促成：

確保所有的族群適當地分享國家資源和承擔社會責任。通過民族的凝聚力量進行理性、有效、容忍和協商的對話取得雙贏局面。只要馬華主動拿出成績取信于民，它自然名正言順是代表華人的第一大黨。

‚馬華與民政的合併，以整合華人的政治力量。民族利益永遠是放在第一位，黨和個人的利益是服膺于民族利益之下的。

ƒ精兵簡政。果敢地對馬華黨員進行全面的重新登記。五十萬的精兵將使一個黨在實質上壯大和穩固。中共黨員只佔全國人口不到5%，馬華無需繼續沿用傳統的以華人人口的比例來追求20%之黨員。質重于量是放之四海皆準的普遍原理。

„推動終身學習是為了提昇華人的政治意識和對政黨政治的理念的理解，因此在“三品”之后加多一個“民品”。換句話說，黨指引個人追求充實的人生，但不能包辦個人的生老病死。推廣而言，黨為族群指引方向，它是為族群、為全民為國家而存在的。這樣黨就可以成為個人或群族的核心力量。關鍵就在于黨怎樣樹立一個新形象，新精神和新活力？

由此來看，馬華未來走向是與“新民族主義”精神的提倡分不開的。這只是我個人粗枝大葉的初步構想。這只是一個理念，不知新人新作風而又有新使命的黃家定有何看法？（部份內容取自作者演詞）

連宋向“中華民國”告別？ （横刀立马）

*飞扬

國民黨主席連戰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在四月杪至五月中先后完成對中國大陸的訪問。一個是“和平之旅”，一個是“搭橋之旅”，但意思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啟開兩岸封閉已久的對話大門。

不論他們達成何種成果，也不論阿扁及李登輝怎樣否定連宋之行是無意義和沒有作用的，至少有一件事在我們今天看來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國親兩黨在政治上作了比較明確的表態：兩岸一中或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以示與陳水扁的民進黨鼓吹的一邊一國或台灣獨立的主張一刀兩斷。

這就是說，在今天，國民黨及由國民黨分裂出來的親民黨第一次有勇氣公開表達“一個中國”的理念，不再像過去面對阿扁的連環攻勢時，顯得被動與招架無力，以致台灣人民對國親兩黨的不堅定與含糊的立場感到迷惑，甚至解釋成與阿扁的立場沒有多大的差別，導致阿扁的“明確”的“台灣是有異于大陸的主權國家”論稍占上風，進而爭取到選民把票投給一個有“激情和煽情”的民進黨，把僵化和不善于轉變的國民黨拉下台。

國民黨也好，親民黨也好，在其領導人未正式訪問大陸前，其立場是十分暖昧的，一方面堅持台灣是“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國家；另一方面又反對阿扁的“台獨”論或李登輝口中所說的，“台灣是一個與大陸不相干的獨立體”。

這種焉語不清的自圓其說很難使台灣人接受國親黨在政治立場上與民進黨是不同的，因為堅持“中華民國”就是一個“獨立國”，幹嘛反對阿扁的“台獨”？

如果國親黨並不能卸下歷史包袱，一味迷信台灣就是“中華民國”，那么民進黨大膽地鼓吹“台獨”，標明要將“中華民國”轉成“台灣共和國”又有何不可呢？

正是這種論調讓台灣人民認為選民進黨或選國親黨都是大同小異的，所不同的是人的素質的比較。民進黨似乎洞悉先機，鼓動台灣新生的一代只認同台灣人，不要認同大陸人的口號就比起國親黨的死守“中華民國”的舊招牌，卻又無法與中共抗爭的政治取向更為明顯嗎？

事實上，我們將國親黨的“中華民國”實體論拿來驗證，就比阿扁的“獨立論”遜色。新台灣人已不再迷戀“中華民國”有朝一日可以打回大陸，也不天真地以為“中華民國”就是包括大陸在內的一個主權國家，他們只是實事求是地以台灣人的利益為依歸，管他“台灣國”或“中華民國”呢？

阿扁巧妙地利用台灣人的心態達成了執政的目的，但想推進一步實現“台灣共和國”，阻力和麻煩跟著來了。其一是中國不允許也不會讓台灣分割出去；其二國際社會沒有法理依據來承認台灣是另一個國家；其三是台灣人民不會要在浴血中立國。現在不是好好嗎，為何要弄得劍拔弩張，緊張兮兮呢？

在這種僵局中，國親兩黨為了挽救聲望的下跌，只好痛定思痛中作一個痛苦和較明確的決定。于是有了中國之旅。

連宋的中國之旅從政治意義上來說，是向歷史告別，是向20世紀告別，不再迷思“中國民國”是“絕對不變”的旗號。

他們的政治賭注（在台灣人民看來也許是一場政治賭博和立場的逆轉）在今天來評價是肯定多于否定，至少他們已能夠讓自己的黨從歷史解脫出來，告別“中華民國”而準備溶入一個已經改變的中國大家庭中。

這個過程是緩慢也會阻力重重的，因為兩黨都不是執政黨，而身為執政黨的阿扁則說若以“兩岸一中”來会面，他不要談。

但決定權不在阿扁手里，而是台灣選民要一個能與中共打交道的國親黨或與中共對抗或對峙的民進黨？這就是連宋訪華帶出的一個新的訊息和新的政治方向。

李三春與林建壽

1974年大選塵埃落定后，新的政治格局已告定型，那就是“國陣”（國民陣線）已取代“聯盟”。過去的三角聯盟已不復存在，真正的大贏家是巫統，因為它制衡了許多的政黨圍繞在他的旗下，更凸顯它的不可動搖的主導乃至至尊的地位；連回教黨都能被招安，還有什么政黨不能被一統呢？剩下民主行動黨是個例外，或者聯盟不認為行動黨的加入是必要的，以避免“重蹈”1963年新加坡加入大馬后又因理念的不同而分道揚鑣；再者一個履行民主的國家，沒有“較有象徵性”的反對黨存在對民主政治是一個缺陷。就這樣，民主行動黨一直到今天都無法納入政治主流中。

反之，在這個洗牌的過程中，即使不是輸家，但肯定是失意的政黨是馬華公會。這就是為什么在1974年敦拉薩推動國陣成立時，馬華公會是最后加入的一個。

馬華公會的進退兩難是有史可查的。當1969年大選馬華失利后（派出33名候名人，只剩下13個國席，與行動黨相同數目），就曾萌起退出內閣之意，但“513”事件后，它又重返內閣，只是代表性已被削弱，也難怪陳修信要搞華人大團結。可是事與願違，團結的結果是分裂，以致陳修信選擇退休。

李三春在1974年的登台，對馬華失去檳州主導政權是耿耿于懷的，不是他與林蒼祐有什么個人恩怨（有恩怨的是林蒼祐與陳修信），而是他不能忍受民政黨竟然搖身一變，成為與馬華同一屋檐的國陣成員，又拉攏失意的華黨員入黨，甚至被視為另一個有代表性的華人政黨。

這個時候，閑著的前社陣領袖林建壽也苦無出路，一方面社陣已杯葛大選（1969年），且已不復存在，勞工黨又于1972年注冊被吊銷，他已經成為政治曠野的寂寞人。

正是不甘寂寞讓林建壽與李三春「化敵為友」，最為諷刺性的是林建壽搬出那套為「大眾請命」的概念，要在馬華公會內設立工農局竟也得到李三春一口允諾。李三春的解釋是：馬華要改變大資本的形象，馬華要成為所有華人，包括窮人的代表。

從理論上，馬華是試圖轉變它一向以來代表資產階段的形象，轉而也向工農群眾招手，但問題是：林建壽是工農出身的代表嗎？他在這方面有代表性嗎？即使他曾是左派社陣的領袖，也不意味著他已擺脫資產階級的思想而成為不折不扣的工農階級的代言人。充其量他們之間是“右”的資產階級對上“左”的資產階級的相互利用。

李三春不是要林建壽搞什么如同“中國文化大革命”式的“工農萬歲”或將它擺在馬華第一位，使馬華成為一個代表“工農階級”的政黨。他要林建壽充份發揮他的剩餘價值（頭上還戴著已不發亮的“鋤頭和鐮刀”），向民政黨發起反攻，因為他知道只有林建壽可以給林蒼祐帶來威脅。
他的強悍作風正好是馬華領導層中所缺乏的。第一個步驟是李三春本人在1975年兼任馬華檳聯委會主席，取代好好先生的岑亞就。岑亞就曾對我說，馬華要大刀闊斧改變，他不適合繼續領導，只好退位讓賢。

因此第二個步驟是李三春在時機成熟時，于1977 年將檳州聯委會主席職讓于林建壽。而在1974 年在國會選舉中（馬打古魯區）冒出頭的林良實只好接受這樣的安排。

林建壽方面其實也不是要馬華公會改變什么。他身為資產階級份子參加資產階級的政黨與他的一向的出身背景並是沒有太大的差異。

如果你問我林建壽不是已經是工農階級的代表嗎？而且思想意識是向左轉的，他不是已被改造成或過渡成“無產階級”的思想家嗎？我的答案是置疑的。我觀察他在勞工黨乃至社陣的言行，他是在推行費邊社的社會主義（也就是如同英國工黨的改良社會主義）政策，他不曾也沒有溶入社陣那個大洪流時代的大鬥爭中。從他在1967年被摒出勞工黨領導層可得到這樣的結論。不論那個年代勞工黨的政策是否過激和深受“文革”的影響，林建壽已不是他們的同路人。

當勞工黨不能夠為他提供平台后，他最有可能的選擇是加入馬華公會。他不會參加林蒼祐的民政黨，因為他們是不咬弦的一對。

這就是說，林建壽參加馬華公會自有其政治議程，以借用馬華平台向林蒼祐發起攻勢，進而可能把林蒼祐拉下馬，以泄心頭之恨（林建壽在1963年參加市議會選舉時，被林蒼祐派出鄭耀林把他擊敗，這口氣他是嚥不下的）。

因此我們看到即使林建壽在馬華中委內是工農局的主席，他又何曾組織工農運動來壯大馬華？有的是在1974年的勞動節，促成馬華破天荒首次主辦慶祝五一勞動節。這種表面功夫是做給外人看。李三春和林建壽是心知肚明的。

事實上，馬華公會不因林建壽的加入而向左轉，更不因此而轉成社會主義政黨。恰恰相反，是馬華改變了林建壽，讓他還原成一個資產階級政黨的其中一份子（不錯他的家庭成員有與他一樣左傾的，但70年代后，他們又回到出身的資產階級），而且“名正言順”地用資產階級的鬥爭方式對付另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

這種既有政治目的，又符合個人恩怨發泄的政治舞台，正是林建壽所需要的。于是當1977年林建壽成為檳州馬華主席時，他就開始策劃第一個倒民政黨運動，尤其是沖著林蒼祐而來。

1978年的大選他在幕后導演的“七人幫”，就是要擊垮民政黨的堡壘，因而掀起一場驚濤駭浪的政治風暴。林建壽對此從來沒有正式承認，但也未有回應民政黨的指責，倒是“七人幫”出面人物之一的馬卓達（已逝世）在生前向筆者揭露這一段往事。

如果把它當成一場政治鬥爭，那就是一個政治狠招，令林蒼祐渾身解散進行反擊。

新聞自由與民主政治

每年的5月3日，是聯合國訂下的“世界新聞自由日”。這是聯合國教科文機構於1993年根據《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而確定的，至今已有12年的歷史。

為配合這個日子，韓江學院與上海大學聯辦的“大眾傳播系碩士班”的學生們特主辦一個講座會，邀請我以“過來人”的經驗針對這個課題作論壇演講。主持人是章瑛，另一主講者是莊迪澎。

我以《新聞自由與民主政治》為題先引述從網站取下的三則有關來自中國的學者對“新聞自由”的看法。第一位作者是北京廣播學院的常震波碩士指出，國家、政府和政黨是通往一切自由的三重門，因此目前的“新聞自由”是帶著“鐐銬在跳舞”。

第二位是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認為西方所鼓吹的“新聞自由”正逐漸把媒體去政治化。媒體集團希望媒體也能像電影、音樂及迪斯尼樂園那樣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商業利潤。

他進一步指出，通過互聯網鼓吹“新聞自由”尚未成氣候，而且在缺乏資源下，單靠技術是難以使互聯普及化，最終網絡媒體還是屬於集團運作的產業。

第三位是署名“凌言”的作者在《人民日報》駁斥美國的“新聞自由”是有其議程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影響。例如美國2003年對伊拉克開戰，媒體幾乎傾向報導使人民相信這是一場“正義之戰”。

以上是中國人對“新聞自由”的看法。在媒體爭取“新聞自由”的今天，他們也認同“新聞自由”不是絕對的，即使美國也是有某種程度的相對性制約。

我們當然接受“新聞自由”不是絕對的詮釋，但在套上“自由”的當兒，它必然與民主政治掛鉤。在今天來說，民主政治已不是西方的專利品，而是原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國家也在推動民主政治，以致“新聞自由”也在這些國家成為時尚。

不論行使任何制度的國家，自然有其本身的“新聞自由”的“準則”。相對來說，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會比較重視“新聞自由”，但也不能沒有制約，馬來西亞也沒有例外。

舉例來說，在60年代，媒體對於來自中國的新聞或運動的報導都是十分克制的，甚至是略過的；尤其是馬共的新聞，更是禁忌。但隨著時代的改變，我國政府的立場也有很大的轉變，特別是在70年代中期，馬中建交后，本地媒體便享受到“新聞自由”刊登中國的新聞和評論文章。接著在80年代末期馬共解除武裝鬥爭，與馬泰政府簽署“合艾和平協議”后，馬共的歷史和新聞就不斷地出現在本地媒體；甚至連馬共總書記陳平的回憶錄也得以公開出版和刊登。這在過去是難以想像的。

我這樣說，是想指出“新聞自由”是因時而異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新聞自由”的規範。

如果撇開政治或去政治化，則許多國家的媒體都享受充份的“新聞自由”，也難怪娛樂新聞、經濟新聞或副刊性的文章大行其道，不但篇幅增加，而且所占比例也比過去大幅度提高，除了說明讀者的口味趣味化外，也說明報章媒體正朝向電視媒體看齊，以非政治性的新聞爭取讀者。

但這樣的走向也並非是“新聞自由”的真正含意。它必須要提到政治議程來審視“新聞自由”，于是就出現諸多的批評，指媒體被操縱或被壟斷或已非專業性。反對黨及相關的知識份子發出的強烈聲音就以此為論據。

他們的不滿是認為政府或政黨給“新聞自由”下框框。不過，反過來，“新聞自由”的定義也不是由反對黨來決定的（當然政府也不會讓反對黨來鑑定“新聞自由”）。這樣一來，“新聞自由”成為一個爭議的課題了。

而報辦人在看待“新聞自由”上，除了必須要以政府的政策和法令允許的空間進行運作外，也要顧及民間的一般反應和感受，它不可能也不被允許“新聞自由”被“移空”。因此對于不同的意見，或批評或政論，包括反對黨人的議論也會提供一些的“空間”，雖不能做到“平衡”，至少不會讓“新聞自由”成為“笑柄”。除非現狀能被改變，不然珍惜現有的“新聞自由”或者是需要的，即使是反對黨人和民間的非政府組織團體也從未放棄對有限的空間作出表達的權利。

如果說捍衛民主政治成了“新聞自由”的保護傘，那么“新聞自由”又成了檢視“民主政治”的籌碼，兩者之間誰也離不開誰而獨自生存。

1974年的四件大事

如果说1969年的“513”种族冲突事件是国家的政治分水岭，那么1974年则是马来西亚政治立场与外交政策的大转变，也改写马来西亚的政治历史。

第一件最突出的划时代新闻是我国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于1974年5月28日至6月3日对中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并缔结邦交。这在“风雷激荡”的年代是难于想象的。

所谓“风雷激荡”是指中国仍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而且仍然由毛泽东主席一统朝政。这种具有高度的阶级斗争与大力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策严格来说，是与马来西亚一向以来推行的亲西方的资本主义政策格格不入的，但为什么敦拉萨来一个180度的转变？这当然是有迹可循的。

各种传媒，尤其是华文报章更在这个课题上大作文章。那时我已在编辑部负责主导性工作，因此决定针对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的改变进行分析和探讨。

我们终于发现，郭拉萨显然是要表现与东姑阿都拉曼时代截然不同的政策，而且也不讳忌起用一批具有左派思想的人物围绕在他身旁，以便出谋划策。这些人中包括在后来被第三任首相胡先翁于1976年逮捕的沙末依斯迈（海峡时报执行编辑），阿都拉阿末（首相署副部长）及阿都拉马日（副劳工部长）等人。他们被已退休的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形容为在政府中的“亲共份子”，且有受到苏联的影响（他们后来也在电视台发表自白书）。

由于这些人在“513”过后获得政治影响力，也就为敦拉萨策划新的外交方针。先是于1971年5月派遣东姑拉沙里率贸易团访问中国，试探中国的政治气候，3个月后，中国投挑报李，为两国贸易的“正常化”迈开第一步；接着在同年十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投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的地位，而换取中国宣布支持东南亚地区化为无核、中立与自由的地带。
为了平衡国际势力，敦拉萨先于1972年访问苏联与东欧国家，启开建交之门。

两年之后，敦拉萨认为时机成熟，动程前往中国，不但与周恩来总理签署建交协议书，更与毛泽东主席会晤，为马中关系掀开新的一页。

华文报章的大事报导自不在话下，出版特辑与专刊更汇成潮流。一时之间，好象报导中国新闻与评论不再是禁忌。华文报也因此争取更多华人读者的支持。我记得很清楚，在敦拉萨访华前后，我们用很多篇幅打开“中国之门”，让华文读者从新闻中看到“文革”中的中国是怎幺一回事。不知为什么，我们好象享受到“新闻自由”的时代已告降临。

第二件事是我们在后来才知道的是马共在70年代初期起即告分裂成三派（这在陈平回忆录中也有提及）， 不仅削弱马共的势力，也使到政府在审时度势方面减轻马共带来的压力（砂共也在1974年放下武器，剪除了东马的共党威胁）。

敦拉萨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访问中国，根据时任中国驻马来西亚首任大使王幼年的回忆录，敦拉萨拜会毛泽东时，最关切的是要知道毛泽东对马共的态度，但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因为那个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两面开：“国与国的关系”与“党与党的关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虽然敦拉萨未能一举解决马共的问题，但他无疑已启开第一个齿轮，让中国反思其外交政的二元性。这事要到了1989年马哈迪时代，才为马共问题划上句号。这一年，马泰及马共在合艾签署和平协议，真正结束马共的武装斗争。如今回想起来，敦拉萨的「破冰之旅」为马来西亚的未来局面奠下第一块基石。

第三件事，果然不出所料，在这一年的全国大选，敦拉萨以全新的姿态带领“联盟”走向“国阵”，整合原属于反对党的敌对势力一统在国阵旗下。这些政党包括民政党、人民进步党、砂人民联合党及回教党。这就是说扩大成了“国阵”的组织不再只限巫统、马华及国大党，而是增加许多新成员，但也进一步巩固和壮大巫统的主导地位。

带着“马中建交”的辉煌成就和与毛泽东握手的破天荒的历史性会晤照片，国阵在大选中以秋风扫落叶的顺势打了漂亮的一仗。剩下民主行动党孤军作战。

第四件事，这一场大选也是民政党“存亡”的关键，因为它在1969年是以反对党的身份跃居为槟州执政党，现在倒回来参加联盟（国阵），转而以执政党的姿态被考验是否会被选民所接受？结果在国阵打“中国牌”底下，民政江山屹立不倒；反而是倒霉的人民进步党未能得到霹雳州选民的谅解，在大选中一败涂地，连党魁SP辛尼沙沙甘也饮恨“沙场”。从此人民进步党一蹶不振，直到多年后才勉强取得一席地位。

还有一个时运不济的反对党是陈志勤领导的“社会公正党”。自1971年与林苍佑闹翻后，素有“反对党先生”之称的陈志勤（这个声誉是他在1964-1969年以劳工党议员的身份在国会显露锋芒取得的）的政党。除了他本身在甲洞脸胜及爱将王裕好中选州议员外，余者皆告败北。

即使在1978年，陈志勤把棒子交给陈胜尧，也回天乏力，社正党就这样在政坛中消失。

民政党的林苍佑无疑是通过了考验。他继续领导民政党在槟州领尽风骚。阵容（指中选议员的素质）不仅比以前为强，说话的份量也较前掷地有声。

正因为林苍佑原本也是马华公会的领袖，如今却转过身来与马华平起平坐，自然使到马华咽不下这口气。马华是最先反对组成国阵而又是最后才参与国阵的政党。这看在刚登台的李三春眼里是极不舒服的。尤其是林苍佑在1974年大选前吸纳林敬益等一批马华改革派进入民政党，更是无法消受。

于是李三春使出的一个绝招是在这一年向林苍佑的“死对头”，也就是前社阵领袖林建寿招手，要林建寿借马华的平台，在槟州搞起政治风景，让林苍佑坐立不安。

这样一来，又判定一对冤家在往后的年代开展一场惊涛骇浪的斗争。

马华与民政的恩怨，也因此加速“明争暗斗”。虽是一家人，但这家人与那家人是搅不在一起的水和油。更精彩的斗争借林建寿之手拉开序幕了！

中共重啟二元外交

台灣國民黨主席連戰于4月26日起一連8天對中國展開“和平之旅“，重新啟開了中共久已不用的“黨對黨”，“國對國”的二元外交政策。

為什么說是重新啟用“二元外交政策”？這是有史可循的。當1949年毛澤東宣佈“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原本統治大陸的國民黨就把“中華民國”插在台灣的土地上，形成“兩個中國”的對峙。
由于“中華民國”堅持代表全中國，也在美國的支持下取得聯合國的席位，以致立國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要突破美國的包圍與封鎖極不容易，所以與毛澤東的中國建交的國家並不多，但這並未阻止北京尋求交外上的突破，也爭取到一些國家的相繼承認和支持，最先與中國建交的當然是蘇聯及其衛星國；而十分吊詭的是英國竟然也于1950年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承認歸承認，英國這老牌的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依然沒有改變。

最明顯的是它在1948年宣佈馬共為非法組織后，便展開一系列的軍事行動來打擊馬共的活動，后者也因而轉入地下。

除了馬來亞之外，其他東南亞國家也有共黨的存在，而以印尼的共黨勢力最為強大，它一度還被印尼總統蘇卡諾包容在政府內，享受一點權力，但它不是執政黨。

對于這些沒有取得政權的共黨，中國的處理是“黨對黨”的關係，並在一定程度上給予這些共黨領袖享有“外交”上的禮遇。

就拿馬共來說，陳平在其回憶錄中就透露他曾以馬共領袖的身份會見中共主席毛澤東，也曾與周恩來及鄧小平等人有過交往。

陳平在六十年代“常駐”中國時，享受到大使級的待遇，但為避開敏感，這些屬于反對黨或非法地位的共黨領袖大多被安排住在湖南的長沙，以免中共在與這些國家領袖交往時有所尷尬。

1974年，當我國首相敦拉薩率團訪問中國並與北京締結邦交時，他就十分關心中國政府的二元外交。根據首任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王幼平的回憶錄披露：敦拉薩會見毛澤東時（1974年5月29日）就不厭其煩得詢問毛澤東對馬共的立場，因為他要知道中共的態度。

中共的態度就是與馬來西亞建交是“國對國的關係”，而中共與馬共的關係是“黨對黨的關係”。這是一分為二的二元外交。

當時中國仍然處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自然不會放棄對兄弟黨的支持，但也不願意就此放棄與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建交。

毛澤東支持與馬來西亞建交是為了貫徹他一向主張的“和平共處五大原則”；而敦拉薩的勇于突破，並讓尚不能解決的問題懸掛，證明了他是一位有遠見的政治領袖。

雖然在這之后，馬共問題一直是馬來西亞政府的“心頭石塊”，但隨著四人幫的倒台，文革結束及1978年鄧小平重新掌權后，他就逐漸地意識到二元外交帶來的阻力，因此逐步地與東南亞的共黨關係“疏遠”。

陳平的回憶錄也不諱言交待鄧小平希望馬共自行解決問題，包括把馬共電台從沙長移出。最終導致馬共放下武裝鬥爭，于1989年與馬政府及泰政府簽署“合艾和平協議”，結束了一向以來存在的“兄弟黨的政策”，轉而與其他國家的執政黨打交道。

可以這么說，80年代改革開放后，中國政府的務實態度是開拓“國與國的關係”，不再陷入“黨與黨的關係”的糾纏。在這方面，中國堅持一向的不變原則是：必須先與“中華民國”絕交，並承認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

即使是美國與中國建交，也是遵循這一原則行事。

當中國來到胡錦濤的時代，又發現原來“黨對黨的關係”還大有作為，那就是可以套用在台灣的身上。但已不是所謂“兄弟黨的關係”，而是“化敵為友的關係”，因為中國無法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既無“國家主權可以承認”，那最佳之道是啟動“黨對黨的關係”。

連戰就是在這樣微妙關係中出訪中國，標誌著“黨與黨的對話”是行得通的；而連戰的國民黨剛好也是在野黨，情況就與當年中國對待在野的兄弟黨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連戰是高格調且是公開大張旗鼓的訪問，與中共在形式上是對等地位。此舉自然足以刺激台灣的親民黨（宋楚瑜已在5月5日對中國進行訪問）甚至民進黨也極可能與中共進行對話。

中共突破了國民黨這一關，也就等于將海峽的危機轉為契機，成效多大，要看下來的棋局了。

李娜峇一語驚人？ （横刀立马）

*飞扬

根據報載，民政黨婦女組主席李娜峇說，民政黨婦女組準備向上議院提呈建議書，要求政府成立一個婦女儲蓄基金，強制身為丈夫的把每個月收入的2至3%撥入基金內供妻子與家庭日后用途。

如果這確是李娜峇的意思，那她的講話內容真是“一鳴驚人”。可惜她沒有進一步的闡述，她要如何使這項建議成為法令，故此我們也只能根據她的簡單的講話來分析這樣的建議是否行得通。

李娜峇身為一名筆師，且又是上議員，自然懂得憲法和法律，但我們不知道這樣重要的建議為何不通過適當的管道提出？而只是由她向上議院提出？

我們同意憲法有允許任何一院的議員提出動議。但如果是屬于個人的行動，則是私人法案。根據我所知，好像東姑拉沙里在46精神黨時，曾在下議院提出私人法案，但未獲通過。

因此，我們認為，這么重大和嚴肅的建議，她應該先提交黨代表大會討論和通過。如果獲得通過，則由黨領袖向國陣提出，看看國陣的政府領導人有何意見。

如果國陣政府同意，則可以指示有關部門對此複雜的法案進入深入的研究是否行得通。

現在李娜峇未經過一般的應有程序，就自行建議和宣佈要在上議院提出有關的法案，是極不尋常的舉動。法律是允許她這樣做，但未事先與其他議員及友黨磋商，是否能通過大有疑問。若是動議不成功，她又如何向民政黨婦女組交待？

根據我們知道，她是民政黨推薦下成為上議員的。而上議院在我們的印象中是屬于委任制的，不是民選的。因此權力應是來自下議院。通常都是下議院通過法案后，交由上議院通過覆准。

政府的組成也是來自下議院。憲法規定每五年必須舉行大選，勝利的一方（即指在下議院控制超過一半的議席）的政黨領袖，便會被最高元首邀請出任首相，然后由他組成內閣，行使行政權力。

自我獨立以來，首相都是在下議院當選議員的政黨領袖，不是來自上議院的，但首相有權力從上議員中挑選某人擔任部長。換句話說，部長可以不必是民選的議員，而首相則是由民選的議員來擔任。

既然我國的憲法規定推行君主立憲的民主政治，權力也就落在下議院的身上，要不然每個政黨不必在大選時使出渾身解數來爭取支持？目的不外是希望得到選民的委任，進入下議院當議員，進而贏得大多數席，起而執政。包括李娜峇在內，不是也曾經參加過國會大選而希望成為一名國會議員嗎？

我們相信，李娜峇是會分清楚什么是“政治語言”和什么是“法律語言”？搞政治當然可以發表各式各樣的偉論，但如果是涉及法律問題，就要謹慎言行。

我不知李娜峇的建議是屬于“政治語言”或“法律語言”？我請她為人民作一個清楚的解釋。我們的女性也許正在期待她通過上議院為女人伸張公理？

把两个还原成五个 （横刀立马）

*飞扬

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终于第一次宣布已与中央政府取得初步共识，将槟岛与威省的市议会再次划分，即由二个变成五个。

虽然在结构上与以前的有所不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作了还原。即是恢复了由五个市议会分管槟威两地，以更直接和更有效地服务人民。

如果我们没有善忘的话，在1965年中央接管地方议会并终止地方选举之前，槟岛有两个地方议会，即乔治市市议会和槟岛乡村地方议会；而威省则有威北，威中及威南市议会（或县议会），分成三个。这五个地方议会的市议员县议员或乡村议员都是民选的，也就是选民有权利通过投票选出。这些议员都是三年一任，虽然津贴很少，但个个都做得起劲，因为他们得直接面对选民。如果敷衍塞责，到选举时，可能会被选民请出议会。再者，因为各人有政党背景，只有极少数是独立人士，他们都得向党负责。这种既面对党又面对人民的议员，真的有双重“压力”。人民也由于有权利选地方议会，议会对地方性的服务就不敢怠慢。

根据历史记录，除开新加坡外，槟城乔治市市议会是最早实行选举制度的，那是1951年的事。虽然是在殖民地时代，大权仍握在殖民地参政司的手里（他是议会的当然主席），也有官委市议会，但能够实验民主政治，不啻是一大进步。槟城在这方面领先（吉隆坡市议会是在1952年才举行选举），因此槟城人民一直以此引以为荣，并喊出“槟城领先”的口号，成为槟城的一个“标志”。

你知道谁最热衷参与乔治市议会的选举？那就是前槟州首席部长林苍佑。他在1951年6月19日推动成立“急进党”（Radical Party）。名为急进，其实是走中间与温和路线。当日会议选出林注旺律师出任主席，林苍佑则选择出任副主席。

同年11月，英殖民政府根据修改后的市政局法令，宣布15名市议员不再全部委任，腾出9名为民选，6人保留委任。

林苍佑的急进党一马当先， 一口气推派9名候选人，劳工党8名及巫统候选人，马华公会则未派人参选（大概是组织尚未完善）。在一场热烈的角逐中，急进党脱颖而出，有6人当选，劳工党及巫统各1人，另1人为独立人士，是为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选举制度的滥觞。

除了急进党主席林注旺中选外，另外一位引人注目的中选者是年轻的叶真宝律师，她就是槟城亿万富翁（万兴利银行创办人）叶祖意的孙女。

林苍佑没有参选，因为他已是被委任的槟州立法议会的议员（而且后来还被培养成为首席议员，准备在独立时出任槟州首席部长）。

1953年林苍佑成为急进党主席，并在同年11月受党推派参加市议会选举，为了让同僚在安全区胜出，林苍佑选择在华人选民不占多数的日落洞区角逐，结果出师不利。

不知你是否有没有注意，自此之后，林苍佑不再参加市议员选举。

还有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首任市长吴源和是来自联盟的，但1958年之后，乔治市议会的控制权就落入社阵手中，一直到1965年被中央接管为止。

那个时候，林苍佑已贵为首席部长，也以此身份入掌乔治市议会。

后来在地方政府修正法令下，于1976年将五个市分部议会综合成槟岛市政局及威省市政局，另三个地方议会不见了。时间一幌又近30年，槟威两地已面貌一新，不是两个市政局可全面处理得了的，而且委任议员数目又有限，权力也有限，他们不可能把这么大的地区做得有条有理。

因此我支持将地方议会还原，即乔治市市议会扩大管辖范围，涵盖东北区，提升为乔治市市政厅。最好再升格为市，名正言顺有一位市长；而西南区或峇央峇鲁则涵盖浮罗山背，组成峇央峇鲁市政局。

另外，威中大山脚区可提升为大山脚市政厅，而威北及威南也可形成北海市政局及高渊市政局。这样一来，槟城两地人民也就投诉有门，更不必事事劳动国州议员也兼管各地方议会的事。

组织报界俱乐部

我现在又把时间移回60年代末期，因为我想起有一段关于“槟城报界俱乐部”成立的前因后果，值得回忆，以让新一代的报人知道我们是如何千辛万苦才把这个组织搞起来。

大概是1967年的事，槟城报界同人（主要是采访记者，也是以华文报为主）闲聊间觉得有必要组成一个团体来联络情谊，以加强报人之间的合作。于是我们成立一个各报记者代表组成的筹备委员会。主席是光华日报的庄耿波（已故），他是我们群中年纪较长者。

事过约一年，我们各忙各的，就没有认真进行注册，只是形式上存在一个筹委会。在当时已有存在一个“北马记者职工会”。虽是职工会的组织，但也是以联谊为主，由海峡时报的槟城办事处主任许昌祺担任主席。

有一天我记得，庄耿波约我们到车水路雷月华电发院集合，说是要讨论“报界记者部”的事宜。
我们到了那里，才知道比我们更热心促成此事的是雷月华女士。她说，你们这些记者只会讲而不会做，要吗就痛痛快快地搞起来，不要就拉倒，留一个筹委会的空壳干啥？

我们听了也认为她“刺激”的有理，但临时地址放在那里呢？我们并没有预先想到这个问题。雷女士说，你们就用我的店做地址，将来注册成后才迁移也不迟。

于是庄耿波和我就七手八脚找社团的章程做参考，并请西报（应该是亦果西报）的记者为我们将章程拟好，送呈社团注册官。此举果然奏效，我们在不久后便得到通知注册已准。

接着下来，就是“广招会员”和安排成立大会。由于我们当时注册时指明是“新闻从业员”才可以成为会员，而且中文名是冠上“槟城记者俱乐部”因此能成为会员的大多数是编辑部同人。

老实说，“记者俱乐部”能顺利诞生，也要归功于雷女士的一席话。如今这位名媛已驾鹤西归。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段故事。不信，你查看“记者俱乐部”申请注册时的地址是不是雷月华的店？

我们筹委会择订在1968年12月1日假头条路紫罗兰酒家（也就是今日的夜上海夜总会）举行成立大会。筹委会主席庄耿波在致词中说，这是经过两年努力结出的成果，以让报人有休闲之处，但也希望这个组织除了关注会员的福利外，也能参与地方上的慈善活动。

大会也依程序选出第一届理事。当选者如下：

主席：庄耿波（光华） 副主席：阿都马力（马来前锋报）
秘书：谢诗坚（星洲） 副秘书：贝迪（英文东方日报）（属于星洲日报集团）
财政：陆宇莲（南洋）
理事：温子开（星槟） 李良树（星槟） 司徒添（光华） 杨元丰（亦果西报）
谢锡培（亦果西报） 及华运栋（南洋）

会议还通过一则议决案：向前市长黄添寿夫人致哀，其夫婿因车祸而逝世。

当然在成立大会上我们也有接到各报主馆的贺电或贺词，其中也有刚成立的民政党及郑耀林（已故）的贺电。

说起来也够可怜，我们第一次理事会议（1968年12月8日）不得不在车水路群东茶室（此独立洋楼后由已故骆文秀承购）举行。

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决定成立筹募会所基金小组，但眼前总得有个落脚处。我刚巧与槟华旅业公会主席高金水有交往，就向他提出暂借记者俱乐部开会之用，他也不收我们租金。条件就是他的一些演讲稿请我代劳执笔。

轮到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是在12月29日举行。由于年关迫近，当日的理事会也就“破天荒”地选出槟州十大新闻。虽然当时各华文报每当元旦日，必定选出国际和国内十大新闻，但没有特别选出槟州十大。记者俱乐部权充“裁判”，选出下列的十大：

j富商公子林维皇被撕票埋尸案，成为轰动一时的“桶尸案”（凶手杀人灭口后，将尸体置入大油桶，然后挖地在洋楼屋后空地埋尸，后被侦破）（按林维皇在当时是车水路总统酒店（后来改成总统购物中心）的老板）。

k槟城乔治市区实施水供限制。（这在过去是罕有的现象）。

l槟城列为霍乱传染区。

m北海深水码头其中三座正式启用。

n双鎗大盗黄顺源落网。

o江洋大盗孔亚春遭警方击毙。

p槟城水族馆开幕。

q已故百万富翁林连登家属16万元官司诉讼案开审。（此案的起诉人黄春来发展商原为韩中职员，经审理后，起诉人败诉。当时的精彩处是起诉人聘请名律师尤索夫阿都卡迪（后升任大法官。1988年的5月风暴因法院院长沙礼阿巴斯被革职受牵连，后又复职）及新加坡名律师马绍尔。

r乔治市市长黄添寿车祸罹难。

s槟州各注册商团要求政府保留槟岛自由港。

踏入1969年2月27日，记者俱乐部决定举行新春联欢宴会，邀请槟州首席部长王保尼为座上宾，但他当日委派萳玛纳旦行政议员代表出席并致词。

欢乐之后，就是进入紧张的大选，但又不幸在5月13日爆发“513”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记者俱乐部的活动也告暂时停止。

一直到同年9月至11月，俱乐部与马来西亚广播电台华语组主任林永茂合作，对老人院，孤儿院及慈善机构进行歌唱表演活动，名声也因而传遍各个角落。参与的单位有夜莺文娱社，大埔同乡会口琴队，快乐口琴队，小贩商业公会，屠业公会新声乐队及友联口琴队。

1970年时，记者俱乐部已易名为“报界俱乐部”，以扩大会员资格。这一年的主席是南洋的黄进祥（取代已故庄耿波）。不仅是我们的主席换人，连槟州首席部长也告易人。在4月9日的“第一届报人之夜”的宴会上，林苍佑以新首长的身份为报界俱乐部献上祝福。此时市面已恢复正常，“513悲剧”逐渐被淡忘。

我们在下来的日子也忙于筹募会所基金，除了举办球赛外，较为盛大的一次是邀请新加坡康乐音乐团到来公演（这是在音艺合唱团协助下促成的演出）。不过我们筹到的款项还是不足以购买会所，我们一直使用槟华旅业公会的会所。

我们的组织下来有邱卫康（光华）当过主席，而我也曾顺序而上当了主席。大概是70年代中期就交出棒子，下来的领导层又再接再厉，最终完成购买会所的心愿。

如今一幌又37年过去了，报界俱乐部已是新人辈出。他们终于使到这个组织成为报人的大家庭，每年都有一个盛大的“报人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