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政治海啸后，很多人欢呼两线制终于诞生：但也有不少人不看好两线制，认为它迟早会被强势的国阵化解和分散。就在国阵与新崛起的民联进行激烈的你消我长的斗争当儿，马来西亚的国内政治又悄然起了变化，最主要反映在“第三势力”竟不期然的从中涌现。
我们这里所说的第三势力与过去的政治生态有所不同。如果说过去的第三势力（如人民行动党）是具有意识形态的差异与第一势力（联盟）及第二势力（社阵）开展尖锐的斗争（尤其是在60年代），那么今天的第三势力就大体上是冲着民联而来，除了扮演削弱两线制的角色外，也准备瓜分或取代反对党的议席。除了表明左翼立场的政党外，大体上它们与意识形态无关，而是一时兴起的政治势力或为反对某人而成立。究竟它们有多大的冲击力？它们又是怎样形成第三股力量？倒是值得探讨的。
在这方面，最争议性的是在去年杪发生公正党内讧后，导致“政界红人”的再益依布拉欣的退党与另起炉灶，借壳将Akim（人民公正阵线）改名为Kita（有译为安乐党或和谐党）。
再益依布拉欣非等闲人物，曾是巫统强人，又在308后担任阿都拉内阁的部长，负责掌管法律部门。当他在2008年较后辞官抗议内长动用内安令逮捕“三名政界媒体人士”的新闻上报后，顿然成为热门人物。接着他的加盟公正党也荡起了涟漪，咸认壮大了民联的力量；尤其是他在去年四月代表公正党出征乌鲁雪兰莪补选时，更是把他的名声推向高潮。虽然民联倾全力参与补选，但还是失败了。他的落选也影响了他的仕途，不仅在党内失去了前拥后护的队伍，也在党选中面对阿兹敏的攻势似乎未占优势（两人争夺党署理主席）。就这样再益选择退出角逐，接着索性把矛头指向安华。这就是说，再益在短短的两年内，在政海中翻腾，也折腾公正党一时陷入不安状态中。
如今可以预料再益的新党必然会以第三势力出击，并企图通过大选来打击公正党，但他要动摇公正党的根基也是不被评论界看好的。这是因为再益不是安华，他无法取代安华的攻击型的反对党的角色和魅力。
我曾经记得在安华于1998年出事时组成的国民公正党参加1999年的大选曾予马哈迪政权重拳一击后，李光耀曾经揶揄新加坡的反对党领袖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以为他是安华”。
是的，安华的形象与角色是没人可以取代的，他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具有顽强的斗志。即使在最困难时期（2004年大选公正党惨败，安华身系囹圄），也不气馁。也因为这样，安华在2008年再造政治奇迹。
不过这并未给安华带来太大的惊喜，反而是一连串的打压和打击。除了再益的“叛离”外，还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杰菲里吉丁岸也在不久前脱离公正党，另组婆罗洲联合阵线（UBF）。这对安华迈向布城的努力，不能不算是一个挫折。毕竟杰菲里也是沙巴的风云人物，曾与其胞兄拜林吉丁岸合组团结党，而在1985年执政沙巴州。1990年拜林率团结党脱离国阵加入东姑拉沙里领导的反对党阵线后，不仅是拜林噩梦的开始（1994年失掉州政权，2001年重投国阵怀抱），也是其胞弟杰菲里在政坛失意的日子。虽然这些年来他希望主导公正党在东马的政治布局，可惜天不从人愿，他只得从旁杀出另辟途径，形成另类的第三势力。
因此又可以预见杰菲里的新阵线会在沙巴引爆争夺战，即使他不全亲国阵，也绝不会支持民联，反而会派出候选人分散反对党选票，其杀伤力不可小视。
另外两个不属于公正党体系也非民联成员的阵线同样给安华带来困扰。其一是由目前流亡英国，著名部落客的拉惹柏特拉与哈里斯律师所领导的马来西亚公民自由运动（简称MCLM）。虽然一向以来拉惹柏特拉是支持安华的，但这个组织希望能拥有对候选人的甄选权。除非拉惹柏特拉同意不派人搅局或只要求象征式的人选在公正党旗下竞选，不然这股第三势力将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现在谁不敢肯定它不会插上一脚，因为它已宣布有16人自荐成为独立候选人。
其二是由兴权会（Hindraf）的法律顾问乌达雅古乌成立的人权党更宣布将角逐15个国席和38个州席，要民联让路。如果人权党坚持己见，意味着它肯定以第三势力的姿态，和民联争夺席位。
尽管这个人权党与亲国阵的人民力量党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从兴权会分裂出来的，而在308之前它们因为以兴权会的名义举行大示威，给予反对党全力的支持，算是促成政治海啸的一股力量。如今它们直接提出令民联难堪与不能接受的要求，肯定会与民联分道扬镳。
再有一股也可被视为第三势力的是社会主义党，它成立于1998年，但延至2009年才正式获准注册。2008年时，这个党有三名候选人用公正党的旗帜竞选，结果两人中选（一国一州）。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主义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事事追随民联。不过如果社会主义党自立门户，自行参加大选与民联争议席，它能否脱颖而出也是个大问题。因为自从1969年以来，不杯葛大选的人民党除了在那年取胜一个州议席外，在下来的选举都是交白卷的。可见打出自身的旗帜来取胜还真是困难重重。也正因为这样，社会主义党还未给民联太大的压力，但不能否定它要打出本身的旗号参选的意愿或增派候选人的要求。若是未能与民联取得共识，则社会主义党又是一个潜在的挑战者。
同样走社会主义路线的人民党，虽然不认同赛胡申阿里〔已退任的公正党的署理主席〕率人民党加入公正党，但它的继续后又未见势力有所膨胀，也不会得到民联的祝福。如果它决议参加大选的话，也就只能归纳为第三势力了。
除此之外，不归民联范畴内的还有什么第三势力的政党吗？倒可以列出两个，一个是以槟城为基地的亲国阵的爱国党；另一个是退出国阵又不加盟民联的沙巴进步党。
纵观上述的所谓“第三势力”算来算去泰半是冲向公正党而来的。姑不论这些新成立的政党，其领导人是谁和又有多少现任议员会加盟其中，就整个局势走向来说，第三势力的出现在时间上和时局上也被认为不恰当。除了它们之间的合作缺乏基础外，也似乎欠缺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和大方向。因此如果说过去的“第三势力”失败的例子俯拾皆是，那今次的“第三势力”也同样不容乐观。
刊登于2011年1月20日《东方日报》
简介
- Cheah See Kian（谢诗坚）
-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6.1.11
新年感言：这一代和上一代 （天下纵横）
转眼又是新的一年，而我们华人过完元旦新年（一般上基督教徒庆圣诞节之后的一个大节日）后，又忙于迎接华人的农历新年，这在中国习惯称为春节。
其实春节也好，农年也好，它毕竟是华人的大节日，不但要大事庆祝一番，而且一连庆祝十五天，直到元宵节才宣布“华人新年”结束了。
虽然我们不去考证为什么华人要有这么长的新年，但过去的春节和今日的春节却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在思想上和生活上都有了根本的改变。
就我来说，上世纪的新年和21世纪的新年几乎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姑且举出几个例子就不难发现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从六十年代到今天），世界的变化是惊人的，我们几乎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
犹记得在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身为报人的我们总爱在新年时写“应景”文章，每逢到了春节之前，喜欢涂鸦写下这样的句子：“急景残年，腊鼓频催”、“春的脚步声又悄悄地降临了，我们看到了大地回春，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在寒冷的冬天里，我们迎来了春节”。于是有所谓“飞雪迎春到”的意境之描述。还有那老掉门牙的陈腔滥调：“年年难过年年过”等等。
可是在今天回想起来又不禁哑然失笑，因为在我们这里一年四季都是夏的大热天，在哪里看雪？又如何感受腊鼓频催的气象？
说真的，生长在南洋的我们也不知什么是冬天，什么是下雪？顶多不过是从银幕看过下雪的场景，从文字想象下雪的描述。而我们在那个年代，却爱想象我们是在风雪中迎新年的。直到我在80年代走访中国并真正地享受下雪的情景后，我才领悟到原来过去写的文章是凭空臆想出来的，既不真实也没有让人感动，只是一个报人的“梦语”。
也因为时代的大转变，我们今天再也看不到这类的文字了，虽然同样写新年，但那些字眼早就被“雪藏”而不再时兴，因为我们在千禧年后，通过对世界的了解，已不再是“一手执笔，眼望天空”的空想文人了，更不需要学前辈的“人云亦云”了。
再有一个巨大的变化也是发生在六七十年代，那时电话是固定的，不会走动，打电话到外国是昂贵的。因此十分流行写书信，通过邮票把人与人的感情联系起来。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就是在书信和电话中建立他们的友情乃至爱情的。在那时，生活是简朴的，工作是吃重的，收入是有限的，但人的精神面貌倒是充实的。
然而转入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科技的提升确实带来了一个讯息革命的年代，比起英国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有更深远的影响，因为它让人认识到个人的价值和生活条件的迅速改善，比如电话从固定到手机，竟可以移动。最初的时候，所谓的手机是十分粗重的，被称为“大哥大”，而且价格算万元。当时一机在手的人不多，有身价的象征。
来到今天，手机千变万化，越小越精灵，功能也越多；甚至与电脑形成相辅相行的工具。由于手机电脑一按即通，我们过去的“书信时代”、“情信时代”已统统不管用了。要么通过手机一则短训来表达心意；要么通过电脑把长长的信或文章马上送给对方。
正因为这样，我们以前爱写信，爱在家里或办公室等电话的时代也已一去不复返了，换来的是你在24小时之内都可随心所欲地打手机，玩电脑，人与人之间也就变得不那么真实与真诚，因为科技教会人动歪脑筋，让一些不明究里的人掉进网络世界而被骗财骗色。
从今天的时代回顾过去的时代，我们简直是生活在“南辕北辙”的世界里。如果我们告诉年轻的一代，你的父亲和祖父是从旧世界辗转过来的，也许你会难于置信为什么有这么“笨”的人，有手机和电脑不用，还写什么“家书”和“情信”，真是老土。
对了我们就是这么“老土”过来的。
刊登于2011年1月24日《号外周报》第515期
其实春节也好，农年也好，它毕竟是华人的大节日，不但要大事庆祝一番，而且一连庆祝十五天，直到元宵节才宣布“华人新年”结束了。
虽然我们不去考证为什么华人要有这么长的新年，但过去的春节和今日的春节却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在思想上和生活上都有了根本的改变。
就我来说，上世纪的新年和21世纪的新年几乎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姑且举出几个例子就不难发现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从六十年代到今天），世界的变化是惊人的，我们几乎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
犹记得在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身为报人的我们总爱在新年时写“应景”文章，每逢到了春节之前，喜欢涂鸦写下这样的句子：“急景残年，腊鼓频催”、“春的脚步声又悄悄地降临了，我们看到了大地回春，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在寒冷的冬天里，我们迎来了春节”。于是有所谓“飞雪迎春到”的意境之描述。还有那老掉门牙的陈腔滥调：“年年难过年年过”等等。
可是在今天回想起来又不禁哑然失笑，因为在我们这里一年四季都是夏的大热天，在哪里看雪？又如何感受腊鼓频催的气象？
说真的，生长在南洋的我们也不知什么是冬天，什么是下雪？顶多不过是从银幕看过下雪的场景，从文字想象下雪的描述。而我们在那个年代，却爱想象我们是在风雪中迎新年的。直到我在80年代走访中国并真正地享受下雪的情景后，我才领悟到原来过去写的文章是凭空臆想出来的，既不真实也没有让人感动，只是一个报人的“梦语”。
也因为时代的大转变，我们今天再也看不到这类的文字了，虽然同样写新年，但那些字眼早就被“雪藏”而不再时兴，因为我们在千禧年后，通过对世界的了解，已不再是“一手执笔，眼望天空”的空想文人了，更不需要学前辈的“人云亦云”了。
再有一个巨大的变化也是发生在六七十年代，那时电话是固定的，不会走动，打电话到外国是昂贵的。因此十分流行写书信，通过邮票把人与人的感情联系起来。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就是在书信和电话中建立他们的友情乃至爱情的。在那时，生活是简朴的，工作是吃重的，收入是有限的，但人的精神面貌倒是充实的。
然而转入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科技的提升确实带来了一个讯息革命的年代，比起英国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有更深远的影响，因为它让人认识到个人的价值和生活条件的迅速改善，比如电话从固定到手机，竟可以移动。最初的时候，所谓的手机是十分粗重的，被称为“大哥大”，而且价格算万元。当时一机在手的人不多，有身价的象征。
来到今天，手机千变万化，越小越精灵，功能也越多；甚至与电脑形成相辅相行的工具。由于手机电脑一按即通，我们过去的“书信时代”、“情信时代”已统统不管用了。要么通过手机一则短训来表达心意；要么通过电脑把长长的信或文章马上送给对方。
正因为这样，我们以前爱写信，爱在家里或办公室等电话的时代也已一去不复返了，换来的是你在24小时之内都可随心所欲地打手机，玩电脑，人与人之间也就变得不那么真实与真诚，因为科技教会人动歪脑筋，让一些不明究里的人掉进网络世界而被骗财骗色。
从今天的时代回顾过去的时代，我们简直是生活在“南辕北辙”的世界里。如果我们告诉年轻的一代，你的父亲和祖父是从旧世界辗转过来的，也许你会难于置信为什么有这么“笨”的人，有手机和电脑不用，还写什么“家书”和“情信”，真是老土。
对了我们就是这么“老土”过来的。
刊登于2011年1月24日《号外周报》第515期
林冠英的丰收年 （现代春秋）
马来西亚工业发展局近日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2010年批准的制造业的投资总额高达471亿元，较2009年的总投资额326亿元增长了45%，而成绩最标青的首推槟城州，它在2010年取得历来最高的投资额，达到122亿元，较之2009年的21亿元高出五倍。换句话说，槟州突破性的投资额是十分令人称羡的，若与其他州相比，槟州则是从2009年的第四位跃升至第一位，难怪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闻讯，与其同僚竖起拇指叫好！
这个数目也挺令人感到意外和欣慰的，因为根据联邦工业发展局（MIDA）的分析显示，在去年的外来直接投资有显著的增加，达到290亿元，占总投资额的61%（总投资额471亿元）。单单槟州的外来投资就占了104亿元。由此可见，外资还是眷恋槟城的良好投资环境，不因归反对党执政而却步（虽然这之中新投资是28亿元，原有工业再投资是93亿元，但不论新旧投资者，外资共占了80%，剩下的17亿元是国内投资）。
在这方面，我们同意林冠英所说的是槟州160万人民努力的成果，因此他劝请人才留下来共谋槟州的发展。
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必要回顾槟城自1969年来的变化和进步：
（一） 在1969年大选前，在王保尼当政下，槟岛自由港地位已一落千丈，在转口贸易面对冲击下，失业率高达16.5%。当时较像样的工厂只有15间，提供2407个就业机会。因为人民的积怨与失望，一举推翻联盟执政，改由民政党上台，它启开林苍祐的年代。
（二） 1971年，林苍祐说我们的第一个计划是把电子工厂带进槟城，因为我们可以提供廉价的劳工。虽然在某些人看来是剥削，这也许是事实；但我们首要任务是提供工作给人民，然后才能采取另一个步骤来调整他们的收入，使之趋向合理。
林苍祐的“先工作后改善”的理论终于刺激了外来的投资。在1973年时，具规模工厂增至73间。
到了1980年，工厂数目达到132间，提供5万个就业机会。
（三） 这就是说，林苍祐在1980年时，已在10年内把槟州的经济翻了很多倍。他说，80年代工业发展策略是提升技艺和生产力，高技术的工业将受到鼓励。这显示槟州不再强调劳工密集工业，而是准备进入第二阶段的工业发展，林苍祐形容为“从电子厂过渡到工业发展”，希望槟城在不断提升下开创另一个新局面。
（四） 配合工业发展，林苍祐在峇央峇鲁及诗布朗再也开辟两个卫星市，万千房屋拔地而起，人民生活的改善也有助于推动“居者有其屋”政策。
（五） 1990年林苍祐退隐政坛时，他已经把整个槟州脱胎换骨，并扎下深厚的根基。这一年槟州的工业数目突破5百间，制造11万5千个就业机会。
从1969年的可怜15间工厂到1990年的500间工厂，证诸了林苍祐用20年的时间和心血打造一个全新和活力的槟城。因此他后来被誉为“槟州发展之父”及“槟州现代化之父”是当之无愧的。更令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把陈修信眼中的渔港变成一座工业化的城市，享有东方矽谷的美誉。
（六） 在林苍祐之后槟州进入了许子根年代。虽然他们两人有太多的不同点，不可相提并论，但他们的共同点是来自民政党，且是国阵掌权时代的首席部长。
许子根基本上是萧规曹林苍祐留下来的政治经济资产，因而得以顺利对槟州经济结构进行转型，使之与更高科技接轨。换句话说，来到许子根的时代，已不兴劳工密集工业，而此类的工业也被鼓励转向内陆其他州，如吉打及吡叻等。
正因为这样，许子根政府不但使槟州的州内的生产总值维持在10%的水平，直到1997年因亚洲金融风暴后才降至8%，而且也使制造业及建筑业成为州内生产总值的主力（占超过50%）。
在2002年时，槟城的电子业仍然是一枝独秀的：马来西亚这一年的电子产品出口达到马币2300亿元，其中65.3%的产品或零件是来自槟城供应的。不过由于中国、越南及印尼等国已将劳工密集工业转移过去，甚至也以优渥的条件吸引外资，遂使槟城陷入了一个不明朗的局面，经济学家称之为“空洞效应”（Hollowing – Out effect），即意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它们的电子电器制造基地搬到中国等地，而如果槟城没有其他行业取代的话，将会使经济的转型面对巨大的压力。这就是说，下来的日子槟城可能需要依赖旅游业来增加收入，即提高服务业在州内生产总值的巴仙率。这就是为什么槟城自那时起，十分在意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区。不过，在这一年槟州工厂数目已增至731间，提供就业十五万人。
（七） 与此同时，许子根也在2003年成立槟州软件集团就是要集合16间具有实力的电脑软件公司的人力和财力，把峇六拜工业区打造成第二个多媒体超级走廊（MSC），享有与吉隆坡同等的地位。后来林冠英成立的槟州科学理事会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此之外，槟州政府也转向生物科技的发展，包括充分利用槟城列为联合国承认的世界渔业中心的优势以推动研发各种渔业及水产生物资源。
虽然槟州政府力使软件革命成功，并让世界激赏槟城人才的高智慧成果，但因为许子根任期内没有出现如同林苍祐的两大精心杰作——槟城大桥和光大摩天楼，也就被人认为没有代表作，对槟城建树不大。
不过持平而言，许子根的18年当政，也确实捍卫和发展了林苍祐的宏才大略，包括经济转型；尤其是在软件革命方面，成功地使槟城在电子业立于不败的地位。
（八） 虽然民政主导的槟州政府在其他方面也努力发展槟州，但无可否认它面对的阻力有不少是人为的，更多的是政治的，这使到许子根在应对转变的时局中难免受到制肘的困扰。比如在2006年被公然指责“边缘化马来人”就是政治炒作而未具事实依据的活生生例子。这也惹怒了华裔选民，在2008年一场308的政治海啸也就把民政和马华连根拔起，这可以归咎为国阵政治策略与政治操弄在成员党内的不协调和自以为是的弄巧反拙劣果。不过整体而言，国阵留下的槟州经济实体，则是十分稳固与扎实的。
（九） 林冠英就是在这样变化多端和吊诡的年代异军突起，他成了槟城的第四代岛主。他的政治手段和战略与国阵的政治手腕截然不同。三年的任期内，他也有多项独特的施政，包括常年拨巨款予独中、国民学校、宗教学校及国民型学校、分配乐龄基金等等，而且也经常扮演反对党的角色与国阵政府抬杠。这在过去是不曾见的。
（十） 十分巧合的，就在民联于2008年上台执政后，前朝政府辛苦经营12年的力争乔治市登陆世界文化遗产终于在同年7月化梦成真，无疑给新政府有力的鼓舞。今天槟州旅游业蓬勃发展，旅游人次接近600万人次，与过去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抑有进者，在艰苦守住槟州政权的当儿，民联政府又额外地获得外资的青睐，这对林冠英来说不啻是天大的喜讯。
然而这一切也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因有前人的耕耘和努力，才有今日的收成。
因此如果不意气用事和展开政治角力的话，前朝也好，现朝也好，它们都扮演了捍卫槟州人民利益的角色。就此而言，林冠英珍惜得之不易的成果也是理所当然的。
刊登于2011年1月24日《光华日报》
18.1.11
评马华的“高调问政” （跃马扬鞭）
马华公会去年重选过后，新的领导层提出了“高调问政”的口号，意思是说，过去马华所作所为，多数通过协商，不为外人所知，以为马华没有做什么。如今经过308政治海啸的教训后，马华决一改常意，对政治要“高调问政”，不再“忍辱负重”。这样人民就不会误解马华无所为也不敢有所为，从而重新赢取人民的信任。
于是马华最近以来举办的政治讲座也就集中提出一个主题：“高调问政，能获民心吗？”
我在本月十日应邀在吉隆坡参与一场由马华主办的政治讲座会就是要我针对这个题目表达我的看法和评论。
首先我对马华这个题目是有些消化不来的。因为马华从独立到今天都是属于执政党一员。在舆论和宣传上占尽优势，敲锣打鼓是等闲之事，怎么会低调论政呢？既然不曾低调，又何来高调问政呢？
后来又经过细想，原来马华认为在后期或说在林良实时代（1986-2003）；尤其是在黄家定时代（2003-2008），因为对一些重大事情难以公开，往往只以“协商”、“闭门私谈”一语带过，终于造成人民不能理解和接受马华的逆来顺受的心态，也就有了第二次马华被选民“严惩”的事件发生（第一次发生在1969年的大选，过后3天便不幸发生“513”种族流血事件）。因为这样马华新领导层在308政治海啸后也就“悟出高调论政”的老调新词。
但这样的思路是正确的吗？它是具有争议性的，因为这样的说词既不是一个理念（至少一个马来西亚还可以被归纳为一种理念），也不是一套有系统的反守为攻的战略，而是更像一个口号。因为单只高调而没有指定高调的实质内容，它很容易走调或流入形式主义的斗争。举例来说，所有的华教课题都是与政治有关的，要解决华教问题不是去政治化，而是如何适当与巧妙地利用政治优势来化解存在的敏感与所谓“不符国家教育原理”的政治僵局。
由此来看，马华今日的任务是针对大课题勇于承担责任，接受昔日的教训，敢于表达民意。这就是说，马华要重获民心，不是高调问政这么简单的一码事？也不是靠呐喊或向反对党那样的姿态就可以完成任务，而是取决于下列三点：
（一） 马华是否能够改变它在国阵中的屈从地位（在国阵内争取到较平等的地位）？
（二） 马华是否能消除党内的派系斗争或减少党内各怀心思的抽后脚的暗流汹涌（让党内派系和平共处，不诉诸一面倒的排挤手段）？
（三） 它是否能在国阵内获得较大的发言权和参与决策权（这对马华形象和的重塑威信的提高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实马华在大选中的重挫主要是它在国阵内扮演了不成功或说失败的角色，它当然不能靠高调问政扳回颓势，而是要有像李三春这样的人让马华复活起来。
李三春担任马华总会长期间（1974-1983）是马华较为活力和有气魄的年代。例如在1974年，他提出马华五大计划，直到今天仍为人津津乐道的两大计划是完成马华大厦的兴建和扩充拉曼学院，使学生从2000名激增至那时的7000名，刷新了马华自“513”以来的低沉形象。
接着他又于1982年敢敢提名芙蓉国席与行动党老大曾敏兴打一场“政治生死战”，不仅让对手大感意外，也让马华在槟城抬起头来（这一年的大选马华与民政在槟州各分配8个州议席角逐，平分秋色）。这在马华历史上也只有李三春敢于承担和勇于面对挑战，结果这一年的选举，马华扳回面子，赢得24个国席（1978年只赢得17个国席），究其因是领袖的勇气和正确战略使然。
不容否认的，在李三春当政的年代是马华最困难的时代，因为马哈迪的强势领导不会让李三春“高枕无忧”，反之是马华不时面对挑战与挫折。最明显莫过于独大官司案的失败，使马华备受压力。而李三春也在“完成使命”（打败曾敏兴，不容火箭小视马华领袖不敢在华人区面对选民）急流勇退。自此之后，马华就不再出现像李三春这样义无反顾的领袖（这里不讨论李三春的政策和争议性的角色）。因此，我在当晚演讲时说，马华公会需要的是涌现拥有李三春精神的领袖，以带领马华走出困境，单单高调问政还是不够的。
刊登于2011年1月17日《南洋商报》
于是马华最近以来举办的政治讲座也就集中提出一个主题：“高调问政，能获民心吗？”
我在本月十日应邀在吉隆坡参与一场由马华主办的政治讲座会就是要我针对这个题目表达我的看法和评论。
首先我对马华这个题目是有些消化不来的。因为马华从独立到今天都是属于执政党一员。在舆论和宣传上占尽优势，敲锣打鼓是等闲之事，怎么会低调论政呢？既然不曾低调，又何来高调问政呢？
后来又经过细想，原来马华认为在后期或说在林良实时代（1986-2003）；尤其是在黄家定时代（2003-2008），因为对一些重大事情难以公开，往往只以“协商”、“闭门私谈”一语带过，终于造成人民不能理解和接受马华的逆来顺受的心态，也就有了第二次马华被选民“严惩”的事件发生（第一次发生在1969年的大选，过后3天便不幸发生“513”种族流血事件）。因为这样马华新领导层在308政治海啸后也就“悟出高调论政”的老调新词。
但这样的思路是正确的吗？它是具有争议性的，因为这样的说词既不是一个理念（至少一个马来西亚还可以被归纳为一种理念），也不是一套有系统的反守为攻的战略，而是更像一个口号。因为单只高调而没有指定高调的实质内容，它很容易走调或流入形式主义的斗争。举例来说，所有的华教课题都是与政治有关的，要解决华教问题不是去政治化，而是如何适当与巧妙地利用政治优势来化解存在的敏感与所谓“不符国家教育原理”的政治僵局。
由此来看，马华今日的任务是针对大课题勇于承担责任，接受昔日的教训，敢于表达民意。这就是说，马华要重获民心，不是高调问政这么简单的一码事？也不是靠呐喊或向反对党那样的姿态就可以完成任务，而是取决于下列三点：
（一） 马华是否能够改变它在国阵中的屈从地位（在国阵内争取到较平等的地位）？
（二） 马华是否能消除党内的派系斗争或减少党内各怀心思的抽后脚的暗流汹涌（让党内派系和平共处，不诉诸一面倒的排挤手段）？
（三） 它是否能在国阵内获得较大的发言权和参与决策权（这对马华形象和的重塑威信的提高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实马华在大选中的重挫主要是它在国阵内扮演了不成功或说失败的角色，它当然不能靠高调问政扳回颓势，而是要有像李三春这样的人让马华复活起来。
李三春担任马华总会长期间（1974-1983）是马华较为活力和有气魄的年代。例如在1974年，他提出马华五大计划，直到今天仍为人津津乐道的两大计划是完成马华大厦的兴建和扩充拉曼学院，使学生从2000名激增至那时的7000名，刷新了马华自“513”以来的低沉形象。
接着他又于1982年敢敢提名芙蓉国席与行动党老大曾敏兴打一场“政治生死战”，不仅让对手大感意外，也让马华在槟城抬起头来（这一年的大选马华与民政在槟州各分配8个州议席角逐，平分秋色）。这在马华历史上也只有李三春敢于承担和勇于面对挑战，结果这一年的选举，马华扳回面子，赢得24个国席（1978年只赢得17个国席），究其因是领袖的勇气和正确战略使然。
不容否认的，在李三春当政的年代是马华最困难的时代，因为马哈迪的强势领导不会让李三春“高枕无忧”，反之是马华不时面对挑战与挫折。最明显莫过于独大官司案的失败，使马华备受压力。而李三春也在“完成使命”（打败曾敏兴，不容火箭小视马华领袖不敢在华人区面对选民）急流勇退。自此之后，马华就不再出现像李三春这样义无反顾的领袖（这里不讨论李三春的政策和争议性的角色）。因此，我在当晚演讲时说，马华公会需要的是涌现拥有李三春精神的领袖，以带领马华走出困境，单单高调问政还是不够的。
刊登于2011年1月17日《南洋商报》
一个展览•两个遗憾—评槟岛市政局历史图片展 （现代春秋）
槟岛市政局于今年元旦日推出一个别开生面的史料展览会引起我的关注。我从报上看到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有来主持这项仪式，但我不知道他是否有注意到这个展览会漏掉两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不仅是美中不足，也是殊令人遗憾的。
我是在本月四日带领韩江电视新闻中心一行人到市议会（旧关仔角）进行参观，目的是想通过图片及文字来演绎槟城的历史。
虽然这个展览会已在本月十五日结束，但它在元旦日推出历史集锦倒是有两层意义。其一是纪念乔治市市议会于1957年元旦日升格为市和成立一百周年；其二是借助入遗之后让外国游客参观和了解槟城历史。可惜到来参观的外国游客不多，不知是否宣传不足，还是展出的资料不够丰富和不够吸引？
就我来说，槟岛市议会的图片展览会算是不错的，至少它简要地列出槟州的历史，让我们对它的过去有一个轮廓的认识。但整体来说，它不算是成功的，因为它的格局太小，而且展出的内容也不齐全，似乎偏重在殖民地时代的介绍，而独立后的转变和改变则从略。
还有它不能够让人感受到独立前后的变化，且不够严谨地推出某些历史图片，不能算是精心的杰作。我正在纳闷，槟岛市议会有24名市议员，而且又受州政府监督，怎么就不能组成一批专业人士制作具有历史意义和有时代感的展览会呢？这有些令人费解，尤其是乔治市已是世界文化遗产区，更应重视历史的体现。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根据展览会分成两个单元来进行评述。
第一个部份是展出槟州政治历史。从1786年莱特登陆槟榔屿开始，英国人就对掌管人的名称进行数次的改变，这种改变也是有时代背景的。首先被称为总监督，后来改成总督；再后来因为槟城在1826年成为海峡殖民地的其中一州，所以槟城的总督又改名为参政司（Resident Councilor）。这意味着有一个大总督在统管海峡殖民地，下属的三个州就降一级成为参政司了。1942年日本侵占槟城后，又改称总督。直到日本于1945年投降后，英国又改称回参政司，但英文称呼则从Resident Councilor改成Resident Commissioner。
当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时，槟城也成为独立国的一部份。在槟州宪法的规定下，参政司不见了，槟州又改称为Governor（州长），后来改为Yang di-Pertua Negeri，即州元首，一直沿用到今天。这是没有错，也是正确的。
然而遗憾的是展览会中没有提及民选首席部长，这使到展览会出现了缺陷。因为首席部长是一州的政治行政长官，负责规划整个州的发展，因此应该补上首席部长的肖像或遗像，以使历史更为完整。
具有反讽的是，刚在去年杪逝世的林苍祐被形容为槟州发展之父，槟州现代化之父，怎么连一张照片和介绍文也没有？他的职权如同英国时代的参政司。既然英国的主管人一个也不漏，为何漏了王保尼、林苍祐、许子根和林冠英呢？
不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应该承认这是史实，这是不能抹掉的。没有首席部长的承先启后，又怎会有今天的继往开来？因此任何的史料都应该把首席部长放在重要的位置，正如我国的建国史都把历任首相排在第一位。不知道林冠英在参观当日的展览会后有何感想？不然林冠英一直对林苍祐歌功颂德，又为林苍祐命名又立名也真是功德做不完，却让官方的历史给遗忘了，真是不知该如何诠释？
第二个单元的展览是专门介绍乔治市的变化，它讲述了乔治市市议会的形成，而又在1957年元旦日正式升格为市，成为全马第一个具有城市地位的市议会。这也确实是槟城人民的骄傲。
在这方面，展览会略过不提1957年元旦日的庆典发生的乐极生悲的种族冲突事件或许可以理解，但作为史实的呈现，这一段也应该有所陈述，因为那一年也是庆祝乔治市市议会百周年。
所谓升格为市的重大特征和意义是自此乔治市市议会有较大的行政权，而且必须从民选市议员中选出市长。
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和不能够接受的安排是：展览会内置放每一个被委任的市议会主席的大张肖像，从1976年的杜亚峇到今日的市政局主席，偏偏又漏掉民选市长的肖像和遗像，为什么会这样呢？
对于一个极力推动第三张票和力求恢复市议会民选制的行动党政府来说是一个极不协调的展览，难道民选市长不重要，委任市主席才重要？不然的话，又是有人具有政治偏见，故意漏掉社阵时代的市长？
其实，民选市长屈指算来也不过4名之数，他们是吴源和（律师）（联盟）、萳马纳旦（社阵）、黄添寿（社阵）及崔耀才（社阵）。如果要体现民主和民选的重要性，他们四个人应在市议会的历史上荣登榜首，因为是他们成为民主的象征和火炬。这不正是当下州政府所积极推动的吗？
此外，从展览会中有一个重要的史实是不得不提的：1957年元旦（1月1日），乔治市的人口共有21万名，可是经过独立以后的40年，乔治市人口竟是有减无增，例如1970年增长至26万名，到了1980年降至23万名，而在1991年又降至21万名。来到千禧年只剩18万名。由此可见，在槟州郊外大力发展下，人口分散居住，乔治市的人口也就减少了。
如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区，乔治市如何力争成为国际大都市，确实需要专门机构和部门来提升，毕竟槟岛市政局管的是整个岛，还需要回到乔治市的本位来制订大都市的大蓝图。
当然为了向国际社会展示，乔治市不能不提它曾是马来西亚民主的摇篮；也是第一个诞生市长的城市（1957年1月2日）。因此它具备历史和实质的条件跻身成为国际历史名城。
最后顺带一笔的是，在我参观完市政局展览会后，刚巧接到黄伟益的电话问些事情，我顺便向他提出由州政府监管下的槟岛市政局的展览会出现两大偏差和缺陷，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向首席部长传达？我希望林冠英正视这个问题，能及时纠正，让史事说话。
槟城开埠人莱特的肖像及其介绍。
独立至今槟州四位首席部长：王保尼、林苍祐、许子根及林冠英。
作者率领韩江电视新闻中心摄制队伍参观展览会时在讲解日本统治槟城时期的片断。
槟城开埠人莱特的肖像及其介绍。
独立至今槟州四位首席部长：王保尼、林苍祐、许子根及林冠英。
这是社阵执政下的三位民选乔治市市长，左起：萳马纳旦、黄添寿及崔耀才。
（这两组领导人的照片未在展览会中出现）
刊登于2011年1月17日《光华日报》
回顾第三势力的消长 （直挂云帆）
马来西亚政治第三势力的探讨是蛮有趣和具有反思的意义。
首先当马来亚于1957年取得独立时，这个国家基本上存在两大政治势力，一个是右翼的执政联盟（由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另一个是左翼的“社阵”（由劳工党及人民党组成）。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分歧。一个信仰资本主义；另一个信仰社会主义。此时夹在中间的是回教党，但这个党因领导人（布哈鲁丁原是左翼马来民族领袖）的倾向，选择与社阵暗中合作,勉强算得上走中间偏左政策。
在那个时代，除合法政党之外，还有一个马共组织在1948年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已进入森林打游击战。因为它的左翼立场十分显明，在政策和课题上也不时与左翼政党“对号入座”。换句话说，当时的左翼政团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公开的和不公开的），经常被称为统战（统一战线）。
这一左一右的两股势力的斗争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达到高潮，几乎是势不两立的。一边是联盟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沙巴的卡达山政党和砂拉越以达雅人为主的国民党合作，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另一边是北婆及马新的社会主义政党高唱反马来西亚调子。这些个政党包括马来亚的社阵，新加坡的社阵（1961年从人民行动党分裂出来）、砂拉越的人民联合党及汶莱的人民党（本来汶莱也是被计划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一员，后因条件不合被英国安排自行独立。在1962年时，英国协助汶莱敉平左翼人民党的起事与夺权行动）。
因为左翼的抗争也牵涉到国际政治斗争，尤其倾向支持印尼反对马来西亚，以致“反马来西亚”的政党在1964年的大选一败涂地。例如势力强大的社阵只保留2个国席（原本8席），回教党也退步（由13席跌剩9席）。反之，联盟高唱凯歌。
尽管在这一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派出11名国会候选人参选，企图以“第三势力”介入其中，但在“印尼对抗”阴影下，人民行动党也没有多大作为，只得一人当选国会议员。
这就是说，1964年的大选消除了所谓的“两线制”的滋长，更不存在第三势力从中崛起，整个大局归联盟操控。
在这之后的斗争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左翼政团不再相信议会斗争，转向街头斗争，更进一步宣布杯葛1969年的大选。这意味着左翼阵线退出议会斗争。马共也开展它的“南进”政策（直到1989年马共与马政府及泰方签署合艾和平协议，才结束41年武装斗争）。
由于左翼的激进路线导致劳工党内有人另起炉灶，他就是被称为反对党先生的陈志勤。巧合的是他与林苍祐一拍即合，成立了民政党。林苍祐随即干脆解散他领导的民主联合党，企图以第三势力走温和社会主义路线（林苍佑在当时因势利导，同意立场稍为向左转，以争取劳工党的群众的支持。一向以来他是联盟右翼路线的拥护者）。
另一方面，在新加坡于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后，在马来西亚的人民行动党已如同一片浮萍，不知何去何从？最后在1966年注册成为“民主行动党”。这个党宣称走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也是以议会斗争的标榜左派形象准备与民政党分享左翼社阵留下的政治资源。虽然丘光耀在其著作《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研究》一书中强调行动党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但不能否认的是当时的客观环境它确实是第三势力的一环。
正由于1969年的大选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局，不是出现左右派的两大阵线的对峙（或称为两线制），而是第三势力填补了左翼留下的政治真空，在各有议程下，政坛冒起三个新贵：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民主行动只能各领风骚，无法结成一个阵线抗衡联盟。
很快的经过“513”事件后的洗牌，马来西亚的所谓温和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政党，如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已被收编而成为联合政府一员（从第三势力跨向第一势力。林苍祐算是回归“家门”。）。那时参加联合政府的还有另两个独特的政党，一个是回教党（它仍然走民族主义的路线，不刻意突出宗教）在吉兰丹及中央和巫统共处一室；另一个是砂拉越一向标榜左派的人民联合党意料之外的也参与也结盟，让许多人跌破眼镜（它们基本从第二势力跨向第一势力）。
当1974年，巫统正式将联盟扩大成国阵时，反对党只剩下民主行动党及砂州的国民党（它在1966年与中央闹翻后，脱离联盟）。在实力悬殊下，再加上时任首相的敦拉萨成功与中国建交的激励，国阵在那一年的大选取得辉煌的战绩。没有人去奢想两线制，因为崛起的政党可以被收编和改变轨道，涌向第一势力。
接着下来马来西亚的政局转入了执政集团“一党独大”的局面（国阵的结构更进一步巩固巫统的领导地位，而不是削弱其政治势力）；而反对党方面也转入了“一党独大”的格局，因为在林吉祥看来，有必要强化已取代左翼成为第二势力的行动党，若反对党再分散力量或再出现较多的小政党，必然会打击和削弱行动党的权威。于是在1974年大选时，行动党不与陈志勤组成的社会正义党合作（1971年离开民政党后成立的），也未与当时声称走社会主义路线的人民党合作（由卡森阿末领导，改名为人民社会主义党）。就这样后两个政党在大选后一蹶不振，翻身无望。接着在1978年又收拾了叶锦源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党（原是槟州行动党主席，因与林吉祥闹翻而退党）；再于1982年也同样收拾了转由范俊登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党。这意味着行动党不愿意也不赞同反对党内出现第三势力与它争夺华社地盘，并削弱它的第二势力的地位。
当1986年林吉祥转战槟城时，已显示着它的下一个目标是准备以第二势力地位取代和收拾民政党，以便跨向第一势力，因而有了所谓丹绒一役，二役及三役的生死搏斗。
林吉祥夺权的失败及1990年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雷声大雨点小也给他悟出一个大道理来：“没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联合阵线，是不可能动摇国阵的根基的。”但他的联合阵线是有条件的，即不能接受反行动党的人参与，而且利益不相抵触，更没有所谓华基政党争夺资源。于是当安华在1998年出事后，林吉祥就抓紧时机与国民公正党合作，也不反对回教党及人民党也加进来。因为这三个政党与行动党未有资源与利益的大冲突。
然而这一结局是伤及林吉祥的筋骨，他在1999年的大选首次失掉国席，卡巴星也落马。那年的大赢家是回教党。也因为回教党与行动党在理念上的失调，导致后者在2001年退出反对党阵线（反阵）。
不论是1999年大选因安华因素震撼马哈迪的地位或2004年的大选因阿都拉旋风国阵大捷，它已经形成一个规律：若要分享政权，除了加入国阵外，别无他途。反对党再怎么强大，也还是反对党，它们不可能反客为主。基于这个理由，在2008年大选时，没有出现所谓第三势力凑热闹，因为它们也没有看好安华会有所作为。当308政治海啸后，形势突变，反对党竟跃居成为四州的政府（原本加一个吡叻，但在2010年时又被国阵夺回），而且国会议席跃增至82席，破了国阵的2/3席。于是安华组成民联与国阵打对台，形成两线制的政治格局。
正是“两线制”的政治，挑战了既定的利益和议程。在不同的人各怀目的下，反对党阵营也就首当其冲出现分化和裂痕。于是所谓新的第三势力借机冒起，它们会有所作为吗？我们将在另章评析。
刊登于2011年1月13日《东方日报》
首先当马来亚于1957年取得独立时，这个国家基本上存在两大政治势力，一个是右翼的执政联盟（由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另一个是左翼的“社阵”（由劳工党及人民党组成）。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分歧。一个信仰资本主义；另一个信仰社会主义。此时夹在中间的是回教党，但这个党因领导人（布哈鲁丁原是左翼马来民族领袖）的倾向，选择与社阵暗中合作,勉强算得上走中间偏左政策。
在那个时代，除合法政党之外，还有一个马共组织在1948年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已进入森林打游击战。因为它的左翼立场十分显明，在政策和课题上也不时与左翼政党“对号入座”。换句话说，当时的左翼政团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公开的和不公开的），经常被称为统战（统一战线）。
这一左一右的两股势力的斗争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达到高潮，几乎是势不两立的。一边是联盟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沙巴的卡达山政党和砂拉越以达雅人为主的国民党合作，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另一边是北婆及马新的社会主义政党高唱反马来西亚调子。这些个政党包括马来亚的社阵，新加坡的社阵（1961年从人民行动党分裂出来）、砂拉越的人民联合党及汶莱的人民党（本来汶莱也是被计划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一员，后因条件不合被英国安排自行独立。在1962年时，英国协助汶莱敉平左翼人民党的起事与夺权行动）。
因为左翼的抗争也牵涉到国际政治斗争，尤其倾向支持印尼反对马来西亚，以致“反马来西亚”的政党在1964年的大选一败涂地。例如势力强大的社阵只保留2个国席（原本8席），回教党也退步（由13席跌剩9席）。反之，联盟高唱凯歌。
尽管在这一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派出11名国会候选人参选，企图以“第三势力”介入其中，但在“印尼对抗”阴影下，人民行动党也没有多大作为，只得一人当选国会议员。
这就是说，1964年的大选消除了所谓的“两线制”的滋长，更不存在第三势力从中崛起，整个大局归联盟操控。
在这之后的斗争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左翼政团不再相信议会斗争，转向街头斗争，更进一步宣布杯葛1969年的大选。这意味着左翼阵线退出议会斗争。马共也开展它的“南进”政策（直到1989年马共与马政府及泰方签署合艾和平协议，才结束41年武装斗争）。
由于左翼的激进路线导致劳工党内有人另起炉灶，他就是被称为反对党先生的陈志勤。巧合的是他与林苍祐一拍即合，成立了民政党。林苍祐随即干脆解散他领导的民主联合党，企图以第三势力走温和社会主义路线（林苍佑在当时因势利导，同意立场稍为向左转，以争取劳工党的群众的支持。一向以来他是联盟右翼路线的拥护者）。
另一方面，在新加坡于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后，在马来西亚的人民行动党已如同一片浮萍，不知何去何从？最后在1966年注册成为“民主行动党”。这个党宣称走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也是以议会斗争的标榜左派形象准备与民政党分享左翼社阵留下的政治资源。虽然丘光耀在其著作《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研究》一书中强调行动党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但不能否认的是当时的客观环境它确实是第三势力的一环。
正由于1969年的大选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局，不是出现左右派的两大阵线的对峙（或称为两线制），而是第三势力填补了左翼留下的政治真空，在各有议程下，政坛冒起三个新贵：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民主行动只能各领风骚，无法结成一个阵线抗衡联盟。
很快的经过“513”事件后的洗牌，马来西亚的所谓温和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政党，如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已被收编而成为联合政府一员（从第三势力跨向第一势力。林苍祐算是回归“家门”。）。那时参加联合政府的还有另两个独特的政党，一个是回教党（它仍然走民族主义的路线，不刻意突出宗教）在吉兰丹及中央和巫统共处一室；另一个是砂拉越一向标榜左派的人民联合党意料之外的也参与也结盟，让许多人跌破眼镜（它们基本从第二势力跨向第一势力）。
当1974年，巫统正式将联盟扩大成国阵时，反对党只剩下民主行动党及砂州的国民党（它在1966年与中央闹翻后，脱离联盟）。在实力悬殊下，再加上时任首相的敦拉萨成功与中国建交的激励，国阵在那一年的大选取得辉煌的战绩。没有人去奢想两线制，因为崛起的政党可以被收编和改变轨道，涌向第一势力。
接着下来马来西亚的政局转入了执政集团“一党独大”的局面（国阵的结构更进一步巩固巫统的领导地位，而不是削弱其政治势力）；而反对党方面也转入了“一党独大”的格局，因为在林吉祥看来，有必要强化已取代左翼成为第二势力的行动党，若反对党再分散力量或再出现较多的小政党，必然会打击和削弱行动党的权威。于是在1974年大选时，行动党不与陈志勤组成的社会正义党合作（1971年离开民政党后成立的），也未与当时声称走社会主义路线的人民党合作（由卡森阿末领导，改名为人民社会主义党）。就这样后两个政党在大选后一蹶不振，翻身无望。接着在1978年又收拾了叶锦源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党（原是槟州行动党主席，因与林吉祥闹翻而退党）；再于1982年也同样收拾了转由范俊登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党。这意味着行动党不愿意也不赞同反对党内出现第三势力与它争夺华社地盘，并削弱它的第二势力的地位。
当1986年林吉祥转战槟城时，已显示着它的下一个目标是准备以第二势力地位取代和收拾民政党，以便跨向第一势力，因而有了所谓丹绒一役，二役及三役的生死搏斗。
林吉祥夺权的失败及1990年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雷声大雨点小也给他悟出一个大道理来：“没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联合阵线，是不可能动摇国阵的根基的。”但他的联合阵线是有条件的，即不能接受反行动党的人参与，而且利益不相抵触，更没有所谓华基政党争夺资源。于是当安华在1998年出事后，林吉祥就抓紧时机与国民公正党合作，也不反对回教党及人民党也加进来。因为这三个政党与行动党未有资源与利益的大冲突。
然而这一结局是伤及林吉祥的筋骨，他在1999年的大选首次失掉国席，卡巴星也落马。那年的大赢家是回教党。也因为回教党与行动党在理念上的失调，导致后者在2001年退出反对党阵线（反阵）。
不论是1999年大选因安华因素震撼马哈迪的地位或2004年的大选因阿都拉旋风国阵大捷，它已经形成一个规律：若要分享政权，除了加入国阵外，别无他途。反对党再怎么强大，也还是反对党，它们不可能反客为主。基于这个理由，在2008年大选时，没有出现所谓第三势力凑热闹，因为它们也没有看好安华会有所作为。当308政治海啸后，形势突变，反对党竟跃居成为四州的政府（原本加一个吡叻，但在2010年时又被国阵夺回），而且国会议席跃增至82席，破了国阵的2/3席。于是安华组成民联与国阵打对台，形成两线制的政治格局。
正是“两线制”的政治，挑战了既定的利益和议程。在不同的人各怀目的下，反对党阵营也就首当其冲出现分化和裂痕。于是所谓新的第三势力借机冒起，它们会有所作为吗？我们将在另章评析。
刊登于2011年1月13日《东方日报》
与缅共有关的两个女人 （天下纵横）
缅甸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在1885年时，它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于1942年5月占领缅甸，并允许巴莫成立亲日本的傀儡政府。此时昂山将军成立了独立义勇军，也与日本合作反英。1943年，巴莫与昂山等人应邀访问日本，回国后重组缅甸政府，昂山成为国防部长。1944年昂山调过头来反对日本。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昂山在英国的支持下成为国家领导人。1947年昂山遇刺身亡，德钦努成为新领导人。当1948年缅甸独立时，德钦努出任国家总理，他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宇努。
由于受制于英国，宁努与缅共决裂而在1948年宣布缅共为非法组织（这个年代刚好也是英军事政府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的一年）。他领导的政府在1962年被尼温将军推翻，从此缅甸走向封闭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归根究底是军事独裁政府。
非常吊诡的是：昂山与宇努原本是站在同一阵线的，他们都是仰光大学的学生。在1939年成立缅甸共产党，昂山更被选为总书记。不过昂山的立场是暧昧与举棋不定的，先是与日本合作以得到政治权力；后是倒向英国，也是为了巩固政治权力。大概因为左右逢源里外不是人，昂山遇刺身亡（时年仅32岁）。虽然他后来被尊称为缅甸的“独立英雄”，但他始终是个争议性的人物。
昂山将军遇害时，他留下两名孩子，其中一位是两岁的女儿。她就是今日我们所熟知的昂山素枝。
昂山素枝大多数时间在英美度过，原本不涉及政治，但在1988年因要照顾中风的母亲而独自回国。适时被人民拥护成立全国民主联盟的领导人。1990年她领导的政党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但被军政府否决。尽管她在1991年被选为诺贝尔和平奖得奖人，但她后来的生涯都是在软禁中度过的。换句话说，军政府坚决反对她组成民选政府。
尽管在去年杪有一场选举，但不是真正还政于民，唯一出人意表的是在大选过后的11月13日，缅军政府竟慷慨地宣布释放昂山素枝也引起对方猜测。说实在的，一位已是花甲之年的女性所掀起的风潮和魅力是叫许多男人自叹不如的。她的威武不能屈的坚持民主的信念，长期与军政府展开非暴力的斗争，已使她名留青史。即使昂山素枝在未来不成为国家的领导人，她的名字也将与民主同在而永垂不朽。
与昂山素枝同样被视为斗士的杨美红则有更曲折离奇的故事。她在《罂栗花红—我在缅共15年》的自传中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可歌可泣的事迹。
原本是中国云南省的一位姑娘，因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她辗转来到缅甸落脚，在1967年投奔缅共。她说：“从1967年到1982年，整整15年，我亲身经历了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兴奋、有悲哀、有恐惧。时至今日，勃固山呼啸的冷风仍令我发寒，萨尔温江奔腾的狂涛仍掀动我的心，历史是无情的，谁是谁非，让天地作证吧！”
杨美红在1976年文革结束后，被推荐认识她后来的丈夫丁貌。他曾在1950年到中国居住多年，后来担任缅共北方局政委。他们育有一男一女。由于时局不靖，前路不明，丁貌在1982年决定与杨美红离婚，让她带着孩子回中国居住。1984年丁貌与克钦部队谈判，以求和平共处。讵料却被毒死。
1996年杨美红带着两名子女来到缅甸要祭拜丁貌，但已找不到他的坟墓。
这一段凄美的历史也见证了中国与缅共的密切关系，后因改革开放政策也“切断”了与缅共的联系。自此之后，缅共的消失已是指日可待了。
从这两位女人的身上，我们不期然地发现原来她们与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由于受制于英国，宁努与缅共决裂而在1948年宣布缅共为非法组织（这个年代刚好也是英军事政府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的一年）。他领导的政府在1962年被尼温将军推翻，从此缅甸走向封闭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归根究底是军事独裁政府。
非常吊诡的是：昂山与宇努原本是站在同一阵线的，他们都是仰光大学的学生。在1939年成立缅甸共产党，昂山更被选为总书记。不过昂山的立场是暧昧与举棋不定的，先是与日本合作以得到政治权力；后是倒向英国，也是为了巩固政治权力。大概因为左右逢源里外不是人，昂山遇刺身亡（时年仅32岁）。虽然他后来被尊称为缅甸的“独立英雄”，但他始终是个争议性的人物。
昂山将军遇害时，他留下两名孩子，其中一位是两岁的女儿。她就是今日我们所熟知的昂山素枝。
昂山素枝大多数时间在英美度过，原本不涉及政治，但在1988年因要照顾中风的母亲而独自回国。适时被人民拥护成立全国民主联盟的领导人。1990年她领导的政党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但被军政府否决。尽管她在1991年被选为诺贝尔和平奖得奖人，但她后来的生涯都是在软禁中度过的。换句话说，军政府坚决反对她组成民选政府。
尽管在去年杪有一场选举，但不是真正还政于民，唯一出人意表的是在大选过后的11月13日，缅军政府竟慷慨地宣布释放昂山素枝也引起对方猜测。说实在的，一位已是花甲之年的女性所掀起的风潮和魅力是叫许多男人自叹不如的。她的威武不能屈的坚持民主的信念，长期与军政府展开非暴力的斗争，已使她名留青史。即使昂山素枝在未来不成为国家的领导人，她的名字也将与民主同在而永垂不朽。
与昂山素枝同样被视为斗士的杨美红则有更曲折离奇的故事。她在《罂栗花红—我在缅共15年》的自传中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可歌可泣的事迹。
原本是中国云南省的一位姑娘，因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她辗转来到缅甸落脚，在1967年投奔缅共。她说：“从1967年到1982年，整整15年，我亲身经历了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兴奋、有悲哀、有恐惧。时至今日，勃固山呼啸的冷风仍令我发寒，萨尔温江奔腾的狂涛仍掀动我的心，历史是无情的，谁是谁非，让天地作证吧！”
杨美红在1976年文革结束后，被推荐认识她后来的丈夫丁貌。他曾在1950年到中国居住多年，后来担任缅共北方局政委。他们育有一男一女。由于时局不靖，前路不明，丁貌在1982年决定与杨美红离婚，让她带着孩子回中国居住。1984年丁貌与克钦部队谈判，以求和平共处。讵料却被毒死。
1996年杨美红带着两名子女来到缅甸要祭拜丁貌，但已找不到他的坟墓。
这一段凄美的历史也见证了中国与缅共的密切关系，后因改革开放政策也“切断”了与缅共的联系。自此之后，缅共的消失已是指日可待了。
从这两位女人的身上，我们不期然地发现原来她们与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刊登于2011年1月17日《号外周报》第514期
13.1.11
《春雷》的时代背景 （跃马扬鞭）
《亚洲周刊》在1月2日刊出林友顺的评介文章《大马华社再响文艺春雷》，使我想起70年代的一段往事。那时我在《星洲日报》担任记者，因为在1971年吉隆坡迎来了“银星艺术团”的公演掀起了热潮，我便被派往吉隆坡参与采访相关新闻。这个演艺团说白了就是来自香港的左翼影圈的机构，如长城、凤凰及新联等组成。
他们为什么在“五一三”事件（1969年）后的两年被破例允许来吉隆坡公演（因受到限制，只能在首都公演，不作巡回演出），名义上是为吉隆坡的灾黎（因大水灾造成万千家庭受到影响）筹赈灾基金，实则是马华公会总会长陈修信为挽回民心所打出的王牌：用“左的策略收服左的民心”。于是在说服中央扭开绿灯下，左翼的文艺表演得以在马来西亚鼓起华人的热情和对马华的支持（513事件严重地影响了华人对马华的印象）。
就这样《银星艺术团》的公演获得广大民众的响应，尤其是一向支持左翼政党的年轻人更是火热朝天地全程跟进。
由于表演的节目深受“文革”的影响，因此表演的舞台上尽量“红旗飘飘”震撼人心的节目，而它也一前一后产生两种不同的效果。其一是马华公会在1971年2月2日国家解除紧急状态，恢复民主后的第5天（即2月7日），发起华人大团结运动，一时风起云涌，形势一片大好，也就激发了陈修信同意让银星艺术团到来助一臂之力。果然不出所料，这个团在3月份演出后，更多的华团在全马各地举行了大集会，也提升了马华的地位。这就直接回答了当时的副揆兼内政部长伊斯迈形容马华“不死不活”的讽刺和揶揄。
可惜不久之后，华团与马华闹分裂，肇因前者要申请注册成为社团，后者大力反对。就这样，在5月份的时候，马华和华团有了裂痕，未能达成“华人只有一个政党”的心愿。不过也意外地给马华注入强心剂。一方面在吡叻州的马华用“文革”的手段高举陈修信的肖像，并载歌载舞欢迎他的访问，企图刷新马华的形象；其中最出位的马华新贵就是被委为新村部长的林敬益（1972年）；另一方面左翼份子也加入了马华公会，其中最彰显的典型人物是70年代加入马华而在80年代出任副文青部长的黄循营。
这不能不说是与银星团散播的左翼宣教有一定的关系。
其二是“银星艺术团”也唤醒了左翼队伍再次重新出发，他们通过马大华文学会组成新的文化统战。于是一连串的文艺节目由华文学会向民间开展与深化。
其背景是这样的：原本学运与左派统战的核心是在南洋大学（在50年代和60年代特别明显），后因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后，左翼力量也受到进一步的钳制。
在1966年之后，南大的抗争力量基本上已被拆散，而那时的马来亚劳工党及新加坡的社阵开始受中国“文革”的洗礼，走上激进路线，以街头斗争为主。也就有了杯葛1968年新加坡大选及1969年马来西亚大选的决策。自此之后，左翼政党逐步被瘫痪乃自化整为零。马华公会在70年代得以复苏也与左翼阵线的折翼有一些关系。
与此同时，马大华文学会也借助“银星艺术团”留下的“文艺资产”推展了意义深远的文娱表演。1972年一个命名为《春自人间来》的大汇演打响了马大华文学会的名堂，它成了左翼统战的文艺旗帜。接着在1973年以同样的名堂邀请校外的10个团体在马大参与更大型的演出。
由于反应相当热烈，马大华文学会再接再厉准备在1974年推出更为震撼人心的《春雷文艺大汇演》，并邀请校外40个文化团集体演出。它显然比“银星艺术团”有更高形势的演出和推展更有政治议程的运动，因而受到打压被禁演出。也是在这一年的12月，政府采取行动查封马大华文学会，逮捕学生领袖，左翼文艺统战的据点又被瓦解了。在这之后，我们又看到左翼文学阵地转到新加坡大学的华文学会，直到1978年后才逐渐退出文坛。
如今经过37年的销声匿迹后，又见“春蕾”再次复苏（12月18日在雪华堂公演）。除了表演会外，又有一批当年的马大华文学会的领导人结集出版回忆录《于无声处听春雷》（李亚遨主编），加上傅承得、林福南与周金亮的团队的推波助澜，我们终于有机会回味当年的热情与激情。虽然已是事过境迁，但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春雷》它永远是一个时代的不灭记忆。
刊登于2011年1月10日及11日《南洋商报》
他们为什么在“五一三”事件（1969年）后的两年被破例允许来吉隆坡公演（因受到限制，只能在首都公演，不作巡回演出），名义上是为吉隆坡的灾黎（因大水灾造成万千家庭受到影响）筹赈灾基金，实则是马华公会总会长陈修信为挽回民心所打出的王牌：用“左的策略收服左的民心”。于是在说服中央扭开绿灯下，左翼的文艺表演得以在马来西亚鼓起华人的热情和对马华的支持（513事件严重地影响了华人对马华的印象）。
就这样《银星艺术团》的公演获得广大民众的响应，尤其是一向支持左翼政党的年轻人更是火热朝天地全程跟进。
由于表演的节目深受“文革”的影响，因此表演的舞台上尽量“红旗飘飘”震撼人心的节目，而它也一前一后产生两种不同的效果。其一是马华公会在1971年2月2日国家解除紧急状态，恢复民主后的第5天（即2月7日），发起华人大团结运动，一时风起云涌，形势一片大好，也就激发了陈修信同意让银星艺术团到来助一臂之力。果然不出所料，这个团在3月份演出后，更多的华团在全马各地举行了大集会，也提升了马华的地位。这就直接回答了当时的副揆兼内政部长伊斯迈形容马华“不死不活”的讽刺和揶揄。
可惜不久之后，华团与马华闹分裂，肇因前者要申请注册成为社团，后者大力反对。就这样，在5月份的时候，马华和华团有了裂痕，未能达成“华人只有一个政党”的心愿。不过也意外地给马华注入强心剂。一方面在吡叻州的马华用“文革”的手段高举陈修信的肖像，并载歌载舞欢迎他的访问，企图刷新马华的形象；其中最出位的马华新贵就是被委为新村部长的林敬益（1972年）；另一方面左翼份子也加入了马华公会，其中最彰显的典型人物是70年代加入马华而在80年代出任副文青部长的黄循营。
这不能不说是与银星团散播的左翼宣教有一定的关系。
其二是“银星艺术团”也唤醒了左翼队伍再次重新出发，他们通过马大华文学会组成新的文化统战。于是一连串的文艺节目由华文学会向民间开展与深化。
其背景是这样的：原本学运与左派统战的核心是在南洋大学（在50年代和60年代特别明显），后因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后，左翼力量也受到进一步的钳制。
在1966年之后，南大的抗争力量基本上已被拆散，而那时的马来亚劳工党及新加坡的社阵开始受中国“文革”的洗礼，走上激进路线，以街头斗争为主。也就有了杯葛1968年新加坡大选及1969年马来西亚大选的决策。自此之后，左翼政党逐步被瘫痪乃自化整为零。马华公会在70年代得以复苏也与左翼阵线的折翼有一些关系。
与此同时，马大华文学会也借助“银星艺术团”留下的“文艺资产”推展了意义深远的文娱表演。1972年一个命名为《春自人间来》的大汇演打响了马大华文学会的名堂，它成了左翼统战的文艺旗帜。接着在1973年以同样的名堂邀请校外的10个团体在马大参与更大型的演出。
由于反应相当热烈，马大华文学会再接再厉准备在1974年推出更为震撼人心的《春雷文艺大汇演》，并邀请校外40个文化团集体演出。它显然比“银星艺术团”有更高形势的演出和推展更有政治议程的运动，因而受到打压被禁演出。也是在这一年的12月，政府采取行动查封马大华文学会，逮捕学生领袖，左翼文艺统战的据点又被瓦解了。在这之后，我们又看到左翼文学阵地转到新加坡大学的华文学会，直到1978年后才逐渐退出文坛。
如今经过37年的销声匿迹后，又见“春蕾”再次复苏（12月18日在雪华堂公演）。除了表演会外，又有一批当年的马大华文学会的领导人结集出版回忆录《于无声处听春雷》（李亚遨主编），加上傅承得、林福南与周金亮的团队的推波助澜，我们终于有机会回味当年的热情与激情。虽然已是事过境迁，但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春雷》它永远是一个时代的不灭记忆。
刊登于2011年1月10日及11日《南洋商报》
左翼文学与启蒙主义 （现代春秋）
林武灿律师于去年11月9日及10日在本版发表的《如何看待马华左翼文学》的评论中，对拙作《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作了评介，感谢他用心把这本厚达460页，共计38万言的论文进行消化而提出他的独特见解和疑问。
其中一段评论他提及“启蒙主义”是否在马中的文学运动中被跨过而直接进入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斗争）的说法有所保留乃至有所质疑。他这样说：“马华文学历史的不完整性有待后人再去发掘与填补，以探讨是否马华文坛从来就没有过启蒙主义的新文学产品，而直接进入了革命文学这么率然。”
我想针对这个论点提出我的看法。首先我们必须从西方探索什么是启蒙运动？根据周有光（著名学者，教授）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一文中这样说：“启蒙运动不是简单地继续文艺复兴，而是发展和提高了文艺复兴。这时候，西欧和整个世界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提高了，理论变为行动，改良变为革命，社会结构开始改革，阶级关系、政治权力和政府组织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这一段话可以做出这样的解释：
（一） 14-16世纪是文艺复兴的年代，它兴起于意大利，而后扩展至西欧。它借助古希腊及古罗马文化的复兴，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创造条件，从而打击封建教会的神权统治。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把人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文主义成了文艺复兴的主轴。
（二） 在这之后的17-18世纪，启蒙运动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它起源于英国而在法国发扬光大，及后影响整个世界（英国的工业革命发生在1763-1815年）。由于启蒙运动是更为完整的思想解放，它终于成为资本主义的武器而向没落的神权统治宣战。因此启蒙运动也被称为理性主义，它比起文艺复兴更强调科学与民主。换句话说，它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孕育而成的一个体制，称之为资本主义，以使西方世界朝向现代化。
当我们回顾历史时不得不感叹东方的社会是与西方的社会各行其是的。虽然在18世纪西方社会企图通过传教士来改变中国的文化与文明，但效果不大。最明显的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1851-1868）虽然是打着上帝会的旗号，但还是中国人民的一场革命运动。它没有得到列强的支持（太平天国基本上不属于西方社会鼓动的革命运动），而是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的反抗和对清朝腐败无能的反击，希望建立起一个汉人领导的政权。这就是说，太平天国不是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它也是想要继承封建帝国，不是向民主取经。
另一方面，虽然较早前，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列强觊觎与占有的领土，但西方列强并没有把启蒙思想带给中国人民，反之，它大量的输入鸦片，企图让中国人民成为“东亚病夫”，麻痹人民的思想，再无能力搞革命和驱赶列强出中国。它绝不是要协助现代化中国的。
即便在1898年光绪皇帝在康有为与梁启超的支持下，试图引进西方的思想来变革图强，但在慈禧太后的反对和镇压下，光绪的“戊戌变法”终告失败，也就是我们后来所称的“百日维新”。因为腐朽的清王朝不可能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而自我瓦解帝制，自然出现怪异的非常手段以求自保。
因此在1900年义和团的“扶清灭洋”运动再一次印证中国封建王朝的愚昧与无知，竟支持和相信鼓吹怪力乱神的义和团可以打败列强，结果招致八国联军登堂入室，更因之签了“辛丑条约”，简直把中国变成列强的“乐土”。经此折腾后，也只有到了孙中山的辛亥革命（1911年）成功后，才显露中国开始接受西方思想的洗礼，向民主与科学看齐。可以这么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从启蒙主义中得到启发的。
但很可惜的，孙中山的革命果实很快被军阀袁世凯剽窃了，他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1913年），更企图在1916年复辟帝制，结果暴毙而死才结束这一闹剧。继袁世凯之后，中国又陷入军阀混战的年代。于是孙中山的启蒙运动或准备引进西方的现代化（包括现代性）来拯救中国的愿望落空了。
因为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8年），西方列强竟然同意将德国在胶州与青岛的利益割给日本而引发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弹。才有了举世闻名和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在中国形成一个波澜壮阔的运动。它比辛亥革命更澈底的要在中国搞一个启蒙运动；民主和科学也就成为“五四”运动的主轴。
可是在军阀林立的中国，谁能承载这重大的变革使命呢？孙中山很想再造光辉，无奈他于1925年逝世，也就结束了一个“西方式的革命”的时代。
也因为是“五四”运动带来了西方思潮，中国的社会出现了两股外来的思想斗争，一派是走西方资本主义的（以孙中山和其国民党为首）；另一派是走苏联社会主义的（以毛泽东及中共为首）。这两条路线同样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却带来了两种意识形态的对峙。当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时，它标志着一个新思潮在中国大地上开始孕育而成。这就是我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1906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华文本首次在中国出现）思想在苏联开花结果后（1917年），也刺激了中国人民跟随马克思的道路走。
虽然中共在初期曾一度接受孙中山的领导，在广州进行国共合作（1924年），但在孙中山之后的1927年，蒋介石夺得国民党领导权后，就对共产党人士大举逮捕和杀害，国共合作荡然无存。
在这种危急的时局下，中国文人在1926年喊出了用文学来推动革命。郭沫若是这方面的急先锋。他说文学如不革命，中国就会灭亡。因此革命文学成了一个新的和抗争的标志，用以取代“五四”运动提倡和流行的“文学革命。在那个时代的“创造社”就有了一批如同郭沫若的文人将文学的调子转向政治。这种用文字来战斗的文学，我们称之为“政治文学”或贴切的说是“革命文学”。
接着下来，在1930年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选出了以鲁迅为首的阵容，进一步昭告中国文学向左转，明显地向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靠拢。
尤其是在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后，中国“左联”就认定“救亡压倒启蒙”，再也不能走慢条斯理的“现代性”路线，转而疾呼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用军事的手段来向侵略者和右翼集团狠狠反击。
无独有偶的，马来亚共产党也在1930年成立，更在1932年出现一个“马来亚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组织，显然是传承中国的“左联”路线。这个组织的其中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当时在《光华日报》服务的洪丝丝。他在1937年中日爆发战争后由日返回槟城担任《光华日报》总编辑。
如果说中国文人在20年代中期后向左转，那么马来亚的文人也在30年代向左转。其中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当时所谓马来亚的文坛的推动者都是来自中国的文人，他们跟着中国的政治风向转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中国的文人；尤其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整个中国已是陷入不抵抗即成为亡国奴的悲境，也就激发所有中华民族同仇敌气。在这种情形下，西方的启蒙主义显然已派不上用场，它无法成为武器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这样一来，启蒙主义要在战乱的年代取得一席之位也真是找不到门路和出路。
同样的，马来亚的文坛也响应抗日的号召而急切地建立起抗日统战文学。当抗日高于一切时，则所有的文学流派必须让路于救国。因此我们无法梳理出在动乱和战乱的年代启蒙主义的文学在中马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反之，我们看到的是革命文学在乱世中杀出一条血路，这之中启蒙主义是被边缘化的。
就算1945年日本投降也没能让西方的现代性理论闯进中国的大门，因为在内战又起下，国共最后分出胜负。当毛泽东于1949年在天安门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时，社会主义文学已成为中国的主流，西方的启蒙主义又只好靠边站了。它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马来亚的情况虽有所不同（当中国解放时，马共转入森林打游击战，它无法成为主流），但因马来亚的左翼文学是跟着中国的革命文学起舞，马华文学起主导作用，也就没有在主流中让位于启蒙主义。
至于在战后的马华文坛是否是启蒙主义抬头的时刻，则是十分争议性的。因为英殖民政府在推行现代性的政治策略时，并没有理会马华文坛是否应向启蒙主义迈进，而是用政治的手段打压，造成马华左翼文学在抗争中坚守阵地，直到中国文革在1970年结束后，马华左翼文学才逐渐地自我退出文学舞台。此时现代主义的兴起取代了左翼文学留下的空白。但现代主义不等于启蒙主义思潮的兴起，因此关于林武灿的第二个疑点，我将在较后给予回答。
刊登于2011年1月10日及11日《光华日报》
这半个世纪的巨变 （天下纵横）
我庆幸能从20世纪跨越到21世纪，而且见证时代在飞跃地转变。
在记忆中，60年代是一个意识形态斗争的年代，一边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另一边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军备和科技发展方面，又见美苏各展所长。直到60年代中期突见中国又成功试爆原子弹（1964年），世界开始有了调整；尤其是在6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进入了高峰的思想论战，而美国又急于争取中国摆脱苏联的控制，于是有了70年代初期美国总统尼克逊的北京之旅（1972年）。整个世界因此进入了三强鼎立的时代。
沿着这一发展趋势，我们在80年代看到中国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桎梏而向改革开放前进。这种前所未有的改变也让许多一向来相信社会主义是节俭，平均主义是公平的信仰者跌破眼镜。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中国不再闹革命，而是要搞好经济，甚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论调被认为是随资本主义起舞。
中国的这种向资本主义取经的政策也正符合美国及西方世界的企盼。换句话说，中国似乎在进行着如西方世界形容的“一场漫长的和平演变”。但对中国来说，这不是“和平演变”，而是一分为二的把中国变成一个新体制，一方面把经济推上去，另一方面又维护政治体制在共产党的框架内。
尽管有人不相信中国这样的改革是可以成功的，但中国坚信这样的道路是确保中国挤入世界之林的有力保障。果然在90年代中国放射出来的成就也让世界眼前一亮，因为在90年代苏联的变天给予中国一个启示：用改革开放来阻止中国的变天。不过1989年的六四事件也给中国的改革蒙上阴影，当时很多人质疑中国的改革是否再走下去或就此煞车。
在两难之中，邓小平选择继续开放，于是有了所谓1992年南巡时再力倡走市场经济的道路。经过了整整8年的奋战，中国终于在千禧年奠定与证明它的改变是正确的，也给亿万中国人民带来生活上的巨变。社会主义不再是贫穷的代号，资本主义也不再是富有的象征。
另一方面，就在美国踌躇满志迎接千禧年时，在2001年竟然发生恐怖份子用飞机袭击与炸毁纽约的摩天大楼，酿成3500人命丧生的空前悲剧（911事件）。美国人这才从梦中惊醒，原来世界出现了另一种“战争”，那就是恐怖份子诉诸的“恐怖战争”。
这种迁怒于极端回教狂热份子的舆论，即刻在全世界发酵，西方世界开始相信恐怖行为是无孔不入的。为了遏制恐怖活动，美国在2001年杪对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奥沙马的恐怖基地大举进攻，作为铲除恐怖活动的第一个步骤。接着在2003年又对伊拉克下重手，一举摧毁萨达姆的独裁政权。
当这两个回教国家的政权被美国的尖锐武器打败后，并没有给美国带来安宁，反而直到今天还在为如何收拾恐怖份子和恐怖活动大伤脑筋。意味着美国的打恐战争并不能保证不再发生人肉炸弹；相反的，这类的突袭“战争”是此起彼落的，弄得人心惶惶。
我们只能说，美国是用武器打败了恐怖份子的嚣张，但美国的先进武器并不能征服人类的精神世界。许多国家也因介入反恐战争而成为其中一个被对付的对象。
虽然中国并未受到恐怖活动的大冲击，但美国转过头来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又是坐立不安。因此在中国于2003年喊出和平崛起的7年后，它也面对了美国新一轮的攻势。这种新的战略形成了2010年的特点。
它反映在美国仍然不愿放弃它是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不允许也不愿意看到中国扮演取代苏联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要和平崛起面对这么多的挑战和威胁。
今天我们又跨过2010年而迎来了2011年。这未来的一年也充满变数和不稳定的因素。而世界和平的维护，在很大的程度上需要中国的参与其中，再也不能由美国说了就算。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微妙的世界正把焦点放在美国和中国的身上，这就是世界的新格局。但愿新的一年，这世界能少些戾气，多些祥和。
刊登于2011年1月10日《号外周报》第513期
在记忆中，60年代是一个意识形态斗争的年代，一边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另一边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军备和科技发展方面，又见美苏各展所长。直到60年代中期突见中国又成功试爆原子弹（1964年），世界开始有了调整；尤其是在6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进入了高峰的思想论战，而美国又急于争取中国摆脱苏联的控制，于是有了70年代初期美国总统尼克逊的北京之旅（1972年）。整个世界因此进入了三强鼎立的时代。
沿着这一发展趋势，我们在80年代看到中国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桎梏而向改革开放前进。这种前所未有的改变也让许多一向来相信社会主义是节俭，平均主义是公平的信仰者跌破眼镜。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中国不再闹革命，而是要搞好经济，甚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论调被认为是随资本主义起舞。
中国的这种向资本主义取经的政策也正符合美国及西方世界的企盼。换句话说，中国似乎在进行着如西方世界形容的“一场漫长的和平演变”。但对中国来说，这不是“和平演变”，而是一分为二的把中国变成一个新体制，一方面把经济推上去，另一方面又维护政治体制在共产党的框架内。
尽管有人不相信中国这样的改革是可以成功的，但中国坚信这样的道路是确保中国挤入世界之林的有力保障。果然在90年代中国放射出来的成就也让世界眼前一亮，因为在90年代苏联的变天给予中国一个启示：用改革开放来阻止中国的变天。不过1989年的六四事件也给中国的改革蒙上阴影，当时很多人质疑中国的改革是否再走下去或就此煞车。
在两难之中，邓小平选择继续开放，于是有了所谓1992年南巡时再力倡走市场经济的道路。经过了整整8年的奋战，中国终于在千禧年奠定与证明它的改变是正确的，也给亿万中国人民带来生活上的巨变。社会主义不再是贫穷的代号，资本主义也不再是富有的象征。
另一方面，就在美国踌躇满志迎接千禧年时，在2001年竟然发生恐怖份子用飞机袭击与炸毁纽约的摩天大楼，酿成3500人命丧生的空前悲剧（911事件）。美国人这才从梦中惊醒，原来世界出现了另一种“战争”，那就是恐怖份子诉诸的“恐怖战争”。
这种迁怒于极端回教狂热份子的舆论，即刻在全世界发酵，西方世界开始相信恐怖行为是无孔不入的。为了遏制恐怖活动，美国在2001年杪对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奥沙马的恐怖基地大举进攻，作为铲除恐怖活动的第一个步骤。接着在2003年又对伊拉克下重手，一举摧毁萨达姆的独裁政权。
当这两个回教国家的政权被美国的尖锐武器打败后，并没有给美国带来安宁，反而直到今天还在为如何收拾恐怖份子和恐怖活动大伤脑筋。意味着美国的打恐战争并不能保证不再发生人肉炸弹；相反的，这类的突袭“战争”是此起彼落的，弄得人心惶惶。
我们只能说，美国是用武器打败了恐怖份子的嚣张，但美国的先进武器并不能征服人类的精神世界。许多国家也因介入反恐战争而成为其中一个被对付的对象。
虽然中国并未受到恐怖活动的大冲击，但美国转过头来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又是坐立不安。因此在中国于2003年喊出和平崛起的7年后，它也面对了美国新一轮的攻势。这种新的战略形成了2010年的特点。
它反映在美国仍然不愿放弃它是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不允许也不愿意看到中国扮演取代苏联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要和平崛起面对这么多的挑战和威胁。
今天我们又跨过2010年而迎来了2011年。这未来的一年也充满变数和不稳定的因素。而世界和平的维护，在很大的程度上需要中国的参与其中，再也不能由美国说了就算。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微妙的世界正把焦点放在美国和中国的身上，这就是世界的新格局。但愿新的一年，这世界能少些戾气，多些祥和。
刊登于2011年1月10日《号外周报》第513期
3.1.11
马新印的微妙历史关系 （年刊）
在探讨马来西亚、新加坡与印尼的关系前，必须要弄清楚这三个国家的历史渊源和后来的恩恩怨怨。
最具有大国地位的是印度尼西亚，约在公元7世纪，室利佛逝王国（梵文Sri Vijaya）兴起于印尼，以苏门答腊的巴淋邦（Palembang）为王城。旋后它向外扩张，在公元775年时版图涵盖马来半岛。
这个古国也在后来被称作三佛齐。到了13世纪，它已经走向没落，另一个王国“满者伯夷”（Majaphahit）（1292-1520）从中崛起，版图也延伸至马来半岛及婆罗州。1377年它派兵歼灭三佛齐，而后印尼又陷入小王国的割据而立。但已是属于回教化的小国，印度化的国家也因之式微。1520年在第马克（Demark）大军压境下，满者佰夷终被肢解灭亡。
与此同时，在苏门答腊的另一端，另一个新兴王国兴起，它就是我们熟悉的“马六甲王朝”。这个王朝的缔造者拜里来苏拉是来自巨港的马来王子，他在1403年建立了马六甲王国，地跨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而且也引进了回教，在东南亚建立了第一个回教国家。
马来西亚的历史一般以马六甲王朝为起点。因此认识马六甲王朝与印尼的密切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自此而后印尼也发展成为一个回教化国家。
另一方面，远在半岛下端的另一个小岛新加坡（前称单马锡（Tamasik）），原先是室利佛逝的一部分，后来在1377年被满者佰夷占有。当满者佰夷消失时，马六甲王朝也成了新加坡的保护者。
然而到了16世纪，整个东南亚政局开始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先被征服的是马六甲王朝，它在1511年被葡萄牙侵占，首次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换句话说，葡萄牙是第一个西方资本主义的小国，用炮艇打开马六甲的门户（在1623年时，葡萄牙也是第一个占有中国领土—澳门的西方列强，首次打开中国的小门）。
在葡萄牙的统治下，马六甲曾一度被葡萄牙化，而此时荷兰在海上悄然崛起，在1641年时，它打败了葡萄牙而成为马六甲的主人。但荷兰殖民主义者的真正目的不是占有马六甲，而是要占领整个印尼。在1752年时，它基本上已完成对印尼的控制。
此时荷兰又面对另一强大对手的虎视眈眈，那就是在17世纪崛起的英国。英国人在1600年就组成英国东印度公司而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打对台（1858年英国结束东印度公司，将殖民地直接交由政府管理，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早在1799年宣告解散）。这个总部设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在海外利益的先锋队和保护者。在1786年时，它接受英人莱特的献议占有了槟榔屿，启开了英国的东进政策。
正因为英国是后来居上的海上霸主，它决心要占有东南亚乃至亚洲的重要港口。因此它在1819年正式占领新加坡，让它从柔佛的手中转到英殖民者的手中。
由于新加坡港口之优越，它很快地（在1830年之后）取代槟榔屿的地位而成为贸易集散地。
这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必须要补充的：在1824年时，荷兰竟同意交出马六甲予英国，以换取英国交出明古连港（苏岛）。它的重要意义不是对土地的交换，而是基于英国势力过于强大，荷兰不得不妥协而求英国不插手印尼事务。荷兰则除了印尼外，也不染指任何东南亚的国家。
英国在占有马六甲海峡后，下一步是箭指中国。在1840年通过鸦片战争拥有了香港的统治权。
虽然英国处心积虑地为延长殖民统治而镇压当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但荷兰在这方面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日（1945年8月15日），印尼的民族解放阵线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印尼独立。虽然荷兰顽抗和反扑，但在1949年不得不放弃对印尼的统治。苏卡诺领导的印尼国民党取得胜利而成为这个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苏卡诺在战后的崛起给予马来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一个鼓舞和刺激，一个在战后即成立的“马来国民党”（民族党）（1945年10月）基本上走着与苏卡诺同样的路线，马来左翼运动从中得到滋长。
当马来国民党在1950年被英殖民政府查封，被指涉及共产活动后；在1955年另一个左翼马来政党在布斯达曼及巴哈鲁丁领导下成立（这个政党在1957年8月31日与另一个由华人为主的劳工党合组成马来亚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
这就是说，当时的马来左翼运动是以苏卡诺马首是瞻的，一个大印度尼西亚的梦想也曾鼓舞它们投向苏卡诺，这也包括在1956年脱离人民党而加入回教党成为党魁的巴哈鲁丁，它是早期马来社会的精英和民族英雄（他也曾是马来国民党的主席）。
因此，苏卡诺的“纳沙贡”（民族主义，宗教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三结合）在战后出炉时，也被海外的左翼运动有秩序地接受。
讵料，当马来亚首相东姑1961年提出马来西亚概念后，它就受到印尼的大力反对，斥为“新殖民主义产物”，这也连带地影响马新五邦（马来亚、新加坡、汶莱、沙巴及砂拉越）的社会主义阵线一致地反对马来西亚计划。
这是马印首次的严重矛盾和关系的破裂，一边是马来西亚决定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另一方面是印尼政府正式推出对抗运动；且喊出粉碎马来西亚口号，形成国际斗争的一部分。而在马来西亚则是五邦的社会主义政党连成一气，与支持马来西亚的联盟执政集团及新加坡政府对峙，一时剑拔弓张，使到马新印关系陷入“交战”状态。
1965年是历史的转折点，三国的关系也起了料想不到的巨变：
其一，马来西亚政府在1965年正月逮捕左翼马来领袖，包括劳工党主席依萨，国民议会党主席阿都亚兹（前农长。他在1963年率领他的党加入社阵）及回教党主席巴哈鲁丁等人（人民党党魁布斯达曼在1962年时已被捕扣留），政府指责他们意图要在巴基斯坦成立流亡政府。当消息公布后，民间哗然几乎难以置信。
其二，自此而后，它标志着左翼运动的下沉（这一年的正月，人民党与劳工党宣布分道扬镳，社阵组织消失），人民党改由卡森阿末领导，走议会斗争路线；劳工党转向激进路线，走街头斗争路线。
其三，1965年8月9日，新加坡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两年不到，终于宣布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
在1961年因与人民行动党闹分裂的左翼队伍另组社会主义政党（此名取自马来亚的社阵，意味着它们是两位一体的）。但因1963年参加新加坡大选夺权失败后，它也开始走激进路线，退出议会斗争。
这印证了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前夕，马新印的左翼运动已采取了更激进的策略。
其四，在1965年9月30日发生了印尼流产政变和反政变事件，导致苏卡诺大权旁落，右翼的苏哈多政权从中涌现，他采取了激烈的手段大举屠杀共产党人，“纳沙贡”也因之被粉碎。换句话说，印尼在美国的支持下，高举反共大旗，也带动和影响其它回教国家抗拒和抵制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政治。它在冷战时期的斗争给美国增加了反共的筹码。
当1965年成为过去时，马新印的关系晋入一个新的阶段，印尼方面结束马印对抗，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在1966年退出联合国的印尼，又重回大家庭，不过此时的印尼已十分敌视中国政府，也发生排华运动。
虽然如此，它由那时开始到今天，马印仍然维持友好关系。在今年9月发生的印尼官员在海域被马来西亚警察逮捕事件，虽然在叫嚣声中损及马印关系，但归根究底是茶杯里的风波，两国领导人都不同意绝交和报复。
虽然印尼在过去的两个月有发生示威，要求将马来西亚人扫除出印尼的说法，但依然不成为一个运动。
即使有人为印尼女佣被虐事件连起来评述，然这些个别事件并不足以恶化两国关系。只是遗憾的是印尼的合法与非法外劳2百余万人长期逗留和滞溜在马来西亚，已构成严重社会问题。双方仍然找不到一条解决方案。
正由于局面陷僵，马印商谈女佣课题一直未能达成协议，也算是印尼外交关系的一段插曲。
至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关系就比较敏感，它不但涉及对种族观点的差异，也在共同课题上的合作出现断层。最明显的是水供问题虽是生常谈，但也只能在2060年后才谈，况且新加坡已也研制海水净化和新生水，预料水供将不再是个大问题。
倒是马哈迪经常提出的美景弯桥不能落实已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道“伤痕”，尽管从阿都拉到纳吉不认为 这是伤痕，但马哈迪则嫌其继任者未够勇气接受新加坡的挑战。
在这方面，纳吉则从另外一个地方成功地解决了火车站的土地问题，这对马新关系的改善也开了绿灯，虽然马新存在着对领空权的争议，但两者存在的海军与陆军的不同策略也是颇令人关注的。
有鉴于纳吉准备沿用其父亲善待邻国的政策，可以预料马新印三国的关系会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李光耀得以在去年访马会见朝野人士，证明马方政府不再顾虑李光耀评估马来西亚政局。同样的，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理念，并未冲向新加坡的利益，即使维基泄密对马国有所不友善。在解释后，预料也会冰消雪溶。
总之，马新关系非得谨慎处理不可，因为这涉及两个国家是由不同的种族所领导。不过在马六甲海峡的安全通道上，在东盟国家组织上，在亚太会议上乃至在联合国会议上，有迹象显示马新印必须越走越近，才能让东盟国家在亚洲崛起成为一个强大与有影响力的实体。这就是说，亚洲需要一个“欧盟”来共创未来。
刊登于2011年1月1日《东方日报》
最具有大国地位的是印度尼西亚，约在公元7世纪，室利佛逝王国（梵文Sri Vijaya）兴起于印尼，以苏门答腊的巴淋邦（Palembang）为王城。旋后它向外扩张，在公元775年时版图涵盖马来半岛。
这个古国也在后来被称作三佛齐。到了13世纪，它已经走向没落，另一个王国“满者伯夷”（Majaphahit）（1292-1520）从中崛起，版图也延伸至马来半岛及婆罗州。1377年它派兵歼灭三佛齐，而后印尼又陷入小王国的割据而立。但已是属于回教化的小国，印度化的国家也因之式微。1520年在第马克（Demark）大军压境下，满者佰夷终被肢解灭亡。
与此同时，在苏门答腊的另一端，另一个新兴王国兴起，它就是我们熟悉的“马六甲王朝”。这个王朝的缔造者拜里来苏拉是来自巨港的马来王子，他在1403年建立了马六甲王国，地跨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而且也引进了回教，在东南亚建立了第一个回教国家。
马来西亚的历史一般以马六甲王朝为起点。因此认识马六甲王朝与印尼的密切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自此而后印尼也发展成为一个回教化国家。
另一方面，远在半岛下端的另一个小岛新加坡（前称单马锡（Tamasik）），原先是室利佛逝的一部分，后来在1377年被满者佰夷占有。当满者佰夷消失时，马六甲王朝也成了新加坡的保护者。
然而到了16世纪，整个东南亚政局开始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先被征服的是马六甲王朝，它在1511年被葡萄牙侵占，首次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换句话说，葡萄牙是第一个西方资本主义的小国，用炮艇打开马六甲的门户（在1623年时，葡萄牙也是第一个占有中国领土—澳门的西方列强，首次打开中国的小门）。
在葡萄牙的统治下，马六甲曾一度被葡萄牙化，而此时荷兰在海上悄然崛起，在1641年时，它打败了葡萄牙而成为马六甲的主人。但荷兰殖民主义者的真正目的不是占有马六甲，而是要占领整个印尼。在1752年时，它基本上已完成对印尼的控制。
此时荷兰又面对另一强大对手的虎视眈眈，那就是在17世纪崛起的英国。英国人在1600年就组成英国东印度公司而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打对台（1858年英国结束东印度公司，将殖民地直接交由政府管理，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早在1799年宣告解散）。这个总部设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在海外利益的先锋队和保护者。在1786年时，它接受英人莱特的献议占有了槟榔屿，启开了英国的东进政策。
正因为英国是后来居上的海上霸主，它决心要占有东南亚乃至亚洲的重要港口。因此它在1819年正式占领新加坡，让它从柔佛的手中转到英殖民者的手中。
由于新加坡港口之优越，它很快地（在1830年之后）取代槟榔屿的地位而成为贸易集散地。
这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必须要补充的：在1824年时，荷兰竟同意交出马六甲予英国，以换取英国交出明古连港（苏岛）。它的重要意义不是对土地的交换，而是基于英国势力过于强大，荷兰不得不妥协而求英国不插手印尼事务。荷兰则除了印尼外，也不染指任何东南亚的国家。
英国在占有马六甲海峡后，下一步是箭指中国。在1840年通过鸦片战争拥有了香港的统治权。
虽然英国处心积虑地为延长殖民统治而镇压当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但荷兰在这方面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日（1945年8月15日），印尼的民族解放阵线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印尼独立。虽然荷兰顽抗和反扑，但在1949年不得不放弃对印尼的统治。苏卡诺领导的印尼国民党取得胜利而成为这个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苏卡诺在战后的崛起给予马来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一个鼓舞和刺激，一个在战后即成立的“马来国民党”（民族党）（1945年10月）基本上走着与苏卡诺同样的路线，马来左翼运动从中得到滋长。
当马来国民党在1950年被英殖民政府查封，被指涉及共产活动后；在1955年另一个左翼马来政党在布斯达曼及巴哈鲁丁领导下成立（这个政党在1957年8月31日与另一个由华人为主的劳工党合组成马来亚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
这就是说，当时的马来左翼运动是以苏卡诺马首是瞻的，一个大印度尼西亚的梦想也曾鼓舞它们投向苏卡诺，这也包括在1956年脱离人民党而加入回教党成为党魁的巴哈鲁丁，它是早期马来社会的精英和民族英雄（他也曾是马来国民党的主席）。
因此，苏卡诺的“纳沙贡”（民族主义，宗教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三结合）在战后出炉时，也被海外的左翼运动有秩序地接受。
讵料，当马来亚首相东姑1961年提出马来西亚概念后，它就受到印尼的大力反对，斥为“新殖民主义产物”，这也连带地影响马新五邦（马来亚、新加坡、汶莱、沙巴及砂拉越）的社会主义阵线一致地反对马来西亚计划。
这是马印首次的严重矛盾和关系的破裂，一边是马来西亚决定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另一方面是印尼政府正式推出对抗运动；且喊出粉碎马来西亚口号，形成国际斗争的一部分。而在马来西亚则是五邦的社会主义政党连成一气，与支持马来西亚的联盟执政集团及新加坡政府对峙，一时剑拔弓张，使到马新印关系陷入“交战”状态。
1965年是历史的转折点，三国的关系也起了料想不到的巨变：
其一，马来西亚政府在1965年正月逮捕左翼马来领袖，包括劳工党主席依萨，国民议会党主席阿都亚兹（前农长。他在1963年率领他的党加入社阵）及回教党主席巴哈鲁丁等人（人民党党魁布斯达曼在1962年时已被捕扣留），政府指责他们意图要在巴基斯坦成立流亡政府。当消息公布后，民间哗然几乎难以置信。
其二，自此而后，它标志着左翼运动的下沉（这一年的正月，人民党与劳工党宣布分道扬镳，社阵组织消失），人民党改由卡森阿末领导，走议会斗争路线；劳工党转向激进路线，走街头斗争路线。
其三，1965年8月9日，新加坡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两年不到，终于宣布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
在1961年因与人民行动党闹分裂的左翼队伍另组社会主义政党（此名取自马来亚的社阵，意味着它们是两位一体的）。但因1963年参加新加坡大选夺权失败后，它也开始走激进路线，退出议会斗争。
这印证了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前夕，马新印的左翼运动已采取了更激进的策略。
其四，在1965年9月30日发生了印尼流产政变和反政变事件，导致苏卡诺大权旁落，右翼的苏哈多政权从中涌现，他采取了激烈的手段大举屠杀共产党人，“纳沙贡”也因之被粉碎。换句话说，印尼在美国的支持下，高举反共大旗，也带动和影响其它回教国家抗拒和抵制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政治。它在冷战时期的斗争给美国增加了反共的筹码。
当1965年成为过去时，马新印的关系晋入一个新的阶段，印尼方面结束马印对抗，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在1966年退出联合国的印尼，又重回大家庭，不过此时的印尼已十分敌视中国政府，也发生排华运动。
虽然如此，它由那时开始到今天，马印仍然维持友好关系。在今年9月发生的印尼官员在海域被马来西亚警察逮捕事件，虽然在叫嚣声中损及马印关系，但归根究底是茶杯里的风波，两国领导人都不同意绝交和报复。
虽然印尼在过去的两个月有发生示威，要求将马来西亚人扫除出印尼的说法，但依然不成为一个运动。
即使有人为印尼女佣被虐事件连起来评述，然这些个别事件并不足以恶化两国关系。只是遗憾的是印尼的合法与非法外劳2百余万人长期逗留和滞溜在马来西亚，已构成严重社会问题。双方仍然找不到一条解决方案。
正由于局面陷僵，马印商谈女佣课题一直未能达成协议，也算是印尼外交关系的一段插曲。
至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关系就比较敏感，它不但涉及对种族观点的差异，也在共同课题上的合作出现断层。最明显的是水供问题虽是生常谈，但也只能在2060年后才谈，况且新加坡已也研制海水净化和新生水，预料水供将不再是个大问题。
倒是马哈迪经常提出的美景弯桥不能落实已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道“伤痕”，尽管从阿都拉到纳吉不认为 这是伤痕，但马哈迪则嫌其继任者未够勇气接受新加坡的挑战。
在这方面，纳吉则从另外一个地方成功地解决了火车站的土地问题，这对马新关系的改善也开了绿灯，虽然马新存在着对领空权的争议，但两者存在的海军与陆军的不同策略也是颇令人关注的。
有鉴于纳吉准备沿用其父亲善待邻国的政策，可以预料马新印三国的关系会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李光耀得以在去年访马会见朝野人士，证明马方政府不再顾虑李光耀评估马来西亚政局。同样的，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理念，并未冲向新加坡的利益，即使维基泄密对马国有所不友善。在解释后，预料也会冰消雪溶。
总之，马新关系非得谨慎处理不可，因为这涉及两个国家是由不同的种族所领导。不过在马六甲海峡的安全通道上，在东盟国家组织上，在亚太会议上乃至在联合国会议上，有迹象显示马新印必须越走越近，才能让东盟国家在亚洲崛起成为一个强大与有影响力的实体。这就是说，亚洲需要一个“欧盟”来共创未来。
刊登于2011年1月1日《东方日报》
今天的公正党•昨日的民政党 （跃马扬鞭）
看到今天的人民公正党的乱局，它使我想起40年前的民政党。虽然它们出现在不同的年代，但拥有下列的共同点：（一）它们都是走多元种族路线的政党；（二）它们都有魅力的领袖，一个是林苍祐，另一个是安华；（三）它们在成功崛起后面临内讧不断，而且是从内部削弱和打击党的信誉和权威。
民政党的结局我们已经看到；但公正党的结局又怎样，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同病相怜外，当然也有着外来的因素所促成，但最主要的是党内的窝里反造成的负面影响。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来到2008年大选时，处在士气低落的公正党，一时之间要找足够和适当的候选人不易，也就出现良莠不齐的人士自告奋勇或被劝服上阵。在当时来说，不少的公正党或其他反对党的候选人都没有取胜的把握，只能当“拿参政经验”或索性当炮灰好了，不必在意当选以后该怎么办？
出乎意料的是，308的政治海啸竟然把82名反对党议员送进国会，而且议员最多的是公正党，依序是行动党和回教党。
为防止生变，安华在大选后的一周内即刻组成“人民联盟”（简称民联），以巩固在五州的执政权。讵料未及一年，吡叻州有两名公正党行政议员变节，再加上行动党一名议员退党而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就是说自民联在2009年2月失掉吡州政权后，反对党就陷入多事之秋。最严重的莫过于公正党转入2010年以来面对退党的风潮和打击，这些的退党议员有三大种族在内，显现这个标榜多元种族的政党正被原同志挖墙脚乃至“背叛”而去。安华被这场预料不到的打击弄得十分被动，也不愿用强烈的语言谴责叛党议员。前后算来，公正党至少已有10名国州议员把矛头指向安华，包括前秘书长沙列胡丁（非议员重量级人物）。
今天的安华之所以面对内外夹攻的困境，主要是他所领导的公正党仍具有一定的威力，因此不断的内讧是安华的软肋。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为止，仍有人排队准备离开公正党。而在较早前离去的再益在另起炉灶下的影响力有多大，还要大选过后才知。
姑且看回40年前的民政党，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当1969年大选前，民政的候选人也有些是临时凑成的，组成了“大排档”阵容。因此上台执政槟城州后，因为议员的素质不一，它面对的挑战和危机主要不是来自党外或联盟，而是来自党内。正如公正党内的情况，而且危机也不亚于今日的公正党。
事缘在1971年时，民政党的两大巨头赛胡申阿拉达斯（主席）及陈志勤（总秘书）以中央领袖身份要推翻林苍祐的领导，因此策动一场宫廷政变，暗渡陈仓地联络党内的州议员（约8人，民政共有16席起而执政，总数是24席）密谋扳倒林苍祐，罢黜他的首席部长职，且准备起用陈朴根取而代之。不料事机败露，密谋的议员中有人马上向林苍祐告密，以致后者马上出手将密谋会议的召集人王裕好开除出党（通过槟州联委会），且要他举出不该被开除的理由。
林苍祐这一高招，马上打乱赛胡申及陈志勤的步骤，即使后者发出开除信件给林苍祐，也需要党中委的讨论和通过。林苍祐就是巧妙地拉拢超过一半的中委控制了中委会，迫使赛胡申及陈志勤承认失败而辞职及退党。
当林苍祐敉平“宫廷政变”后，他发现民政危机重重，一不小心就会失去政权。在当时行动党已在州议会提出不信任动议，为了消弭及挫败不信任动议，林苍祐与敦拉萨的合作终于改变整个局面，在四名巫统议员的弃权下，林苍祐安然度过险滩。
如果拿当年林苍祐面对的威胁来看，与今日安华面对的威胁是不相上下的。那个时候民政上层要置林苍祐于死地，欲将他除之而后快；而今天，公正党内外也有人要除掉安华及其亲信阿兹敏而后快。如果林苍祐当年有贵人相助反败为胜；安华是否有贵人指引化险为夷？这就是政治的大学问在里头。
刊登于2011年1月3日《南洋商报》
民政党的结局我们已经看到；但公正党的结局又怎样，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同病相怜外，当然也有着外来的因素所促成，但最主要的是党内的窝里反造成的负面影响。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来到2008年大选时，处在士气低落的公正党，一时之间要找足够和适当的候选人不易，也就出现良莠不齐的人士自告奋勇或被劝服上阵。在当时来说，不少的公正党或其他反对党的候选人都没有取胜的把握，只能当“拿参政经验”或索性当炮灰好了，不必在意当选以后该怎么办？
出乎意料的是，308的政治海啸竟然把82名反对党议员送进国会，而且议员最多的是公正党，依序是行动党和回教党。
为防止生变，安华在大选后的一周内即刻组成“人民联盟”（简称民联），以巩固在五州的执政权。讵料未及一年，吡叻州有两名公正党行政议员变节，再加上行动党一名议员退党而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就是说自民联在2009年2月失掉吡州政权后，反对党就陷入多事之秋。最严重的莫过于公正党转入2010年以来面对退党的风潮和打击，这些的退党议员有三大种族在内，显现这个标榜多元种族的政党正被原同志挖墙脚乃至“背叛”而去。安华被这场预料不到的打击弄得十分被动，也不愿用强烈的语言谴责叛党议员。前后算来，公正党至少已有10名国州议员把矛头指向安华，包括前秘书长沙列胡丁（非议员重量级人物）。
今天的安华之所以面对内外夹攻的困境，主要是他所领导的公正党仍具有一定的威力，因此不断的内讧是安华的软肋。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为止，仍有人排队准备离开公正党。而在较早前离去的再益在另起炉灶下的影响力有多大，还要大选过后才知。
姑且看回40年前的民政党，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当1969年大选前，民政的候选人也有些是临时凑成的，组成了“大排档”阵容。因此上台执政槟城州后，因为议员的素质不一，它面对的挑战和危机主要不是来自党外或联盟，而是来自党内。正如公正党内的情况，而且危机也不亚于今日的公正党。
事缘在1971年时，民政党的两大巨头赛胡申阿拉达斯（主席）及陈志勤（总秘书）以中央领袖身份要推翻林苍祐的领导，因此策动一场宫廷政变，暗渡陈仓地联络党内的州议员（约8人，民政共有16席起而执政，总数是24席）密谋扳倒林苍祐，罢黜他的首席部长职，且准备起用陈朴根取而代之。不料事机败露，密谋的议员中有人马上向林苍祐告密，以致后者马上出手将密谋会议的召集人王裕好开除出党（通过槟州联委会），且要他举出不该被开除的理由。
林苍祐这一高招，马上打乱赛胡申及陈志勤的步骤，即使后者发出开除信件给林苍祐，也需要党中委的讨论和通过。林苍祐就是巧妙地拉拢超过一半的中委控制了中委会，迫使赛胡申及陈志勤承认失败而辞职及退党。
当林苍祐敉平“宫廷政变”后，他发现民政危机重重，一不小心就会失去政权。在当时行动党已在州议会提出不信任动议，为了消弭及挫败不信任动议，林苍祐与敦拉萨的合作终于改变整个局面，在四名巫统议员的弃权下，林苍祐安然度过险滩。
如果拿当年林苍祐面对的威胁来看，与今日安华面对的威胁是不相上下的。那个时候民政上层要置林苍祐于死地，欲将他除之而后快；而今天，公正党内外也有人要除掉安华及其亲信阿兹敏而后快。如果林苍祐当年有贵人相助反败为胜；安华是否有贵人指引化险为夷？这就是政治的大学问在里头。
刊登于2011年1月3日《南洋商报》
巫统与民政的微妙关系 （现代春秋）
国阵的前身是联盟，也就是打从独立以来就是执政党的组合。当1974年敦拉萨将联盟转化成国阵时，它的不变是巫统仍然主导和操控这个执政集团；它的变化是成员党增加了，不再是联盟时代的三党结合。换句话说，国阵当年的成员是9个，不再限于3个。
因为这个变化，国阵成员党的关系也起了微妙的变化，其中最戏剧性的是马华和民政的关系；特别是在槟城州，马华突然间感到它的地位“一落千丈”，需要得到林苍祐的眷顾，才能分得一些席位。
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因为1969年的大选，在槟州方面马华全军覆没，民政跃居成为执政党，在总数24席中夺得16席，另4席归巫统，行动党3席及人民党1席。
正由于马华从主导政权变成一无所有，因此当1974年组成国阵时，马华对民政是同床异梦，甚至是“各怀鬼胎”的。
虽然如此，居于主导地位的林苍祐也就按他的方式治理槟州和掌握槟州国阵（他是国阵的当然主席），马华也就只能哀兵上阵，1974年获分配3个州议席，1978年获分配5个州议席，一直比民政矮了一截。于是在1982年大选时，李三春突然一拳出击，取得马华与民政在槟州各分得8个议席的“平等权”。
在当年李三春是以移师芙蓉对垒行动党曾敏兴的冒险策略换取马哈迪同意马华在槟州有平等的权利（以中选议席多寡决定由马华或民政党人出任首席部长）。
可是选举过后，马华的林建寿失利，也就造就林苍祐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因而也种下马华与民政有说不完的恩恩怨怨。
如果说，民政与马华的恩怨由来已久，而且牵涉到林苍祐与马华当年（1959年）的一段斗争，那么民政与巫统的恩怨则是始于90年代。
在1990年的大选，马华又再一次上演滑铁炉，槟州全数候选人在阴沟里翻船，巫统在33个州议席中取胜12席，民政7 席，合共19席组成槟州政府。
行动党只赢得14席（差3席即上台执政），林吉祥与首席部长职擦肩而过。
在这种情形下，巫统则从中涌现成为槟州政府的实权政党，即使仍由民政的许子根担任首席部长，但已增设副首席部长职归巫统人掌管。而且巫统在州行政议会内拥有极大的发言权和决定权。
正因为这样，在1994年时，一位马来新闻从业员Zaky Abadi在其著作“Pembangunan Pulau Pinang”中提出了对现状的改变的要求，希望能出现“马来人主导政权”的局面。他所举的理由是：巫统从1982年到1990年的选举结局来看，它都是国阵内最多议席的执政党，这也给林苍祐带来了一些的压力，但改变是在1990年林苍祐落选后到来的。
在此舆论出台后的2002年，又一位马来作家Yahaya Ismail在其著作《Cabaran Global – Kemana Melayu》一书中更提出改变马来人的困境的办法是巫统、回教党及公正党和每一位马来人再次团结一致，以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来应付挑战和所产生的威胁。
到了2003年，在巫统代表大会上，槟城丹绒巫青团团长拉惹慕尼（Raja Munir Sheh Raja Mustafa）建议，捍卫马来人命运的最好方法是槟州首席部长应由巫统委任。
不过他的建议被时任巫统主席的马哈迪首相给否决了。马哈迪认为这个职位应给回民政。可是不久之后，马哈迪退休了，换来的是阿都拉首相时代的降临。
阿都拉在2004年领导国阵取得近乎全面的胜利后，一些巫统干部也就开始比较鼓噪起来，甚至有些年轻干部直接在槟城发难。2006年的时候，一批浮罗山背巫青团员在众目睽睽下拉横幅“谴责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边缘化马来人”，造成很大的回响。当时许子根是陪同阿都拉出席丹绒巫统区会会所开幕礼，却在首相在场下被“羞辱”而陷入尴尬局面。一方面巫青团有了动静，不断促请许子根对话；另一方面华社也“咆哮”起来，对一些巫青团的无礼感到愤慨。就这样，民政和巫统的关系出现裂痕，不再像以前“有商有量”。此时巫统方面已出现间断性的诉求，包括“首席部长轮任职”，一边一个首席部长（即威省与槟岛各一名），“水供局主席应归还巫统”，还有“与巫青对话，讨论马来人被边缘化课题”等等。凡此种种已把槟州一向以来存在的“社会契约”给捣乱了。
这就是说，在2006年发酵的课题到了2008年的大选也真是一针见血地刺向国阵，许子根领导下的民政党竟然因“拉布条事件”而换来惨痛的代价——失掉槟州主导政权，没有一位候选人在槟州取得胜利。同样的马华也在这次大选中再一次沉船。虽然巫统保有11席，但在国阵其他成员党零席下，已起不了作用，政权移交民联。
本来在国阵失败后各成员党应痛定思痛，痛改前非，讵料巫统与民政的关系继续恶化，整个导火线又是起于2008年8月的峇东埔国席补选。巫统的强人阿末依斯迈的一句“华人是寄居者”终于掀起轩然风波。
到后来槟州巫统的一些领导人迁怒许子根，指他在“背后”影响舆论（此说也真没有凭据，因为失败的许子根，又何来影响力左右舆论？），也就发生许子根肖像被撕毁的事件。自此之后，民政与槟州巫统的关系进入“冬天”，根本无法四目交流。
待到2009年纳吉上位成为巫统主席后，他改组巫统的联委会也没有给槟州的国阵带来“团结的曙光”。例如国防部长兼新任巫统副主席阿末查希在出任槟州巫统联委会主席后，并没有买账给许子根，反而促请许子根让位，不要再担任槟州国阵主席。但许子跟这个职位也是纳吉委任的。在两者不咬弦底下，纳吉必须作出抉择，要么顺应民政党的要求，减少和抑制槟州巫统份子对民政党发出挑衅和揶揄行为，让民政主导槟州政局；要么让三党在槟州各自为政（巫统、马华及民政），各做各的而来个三败俱伤。
在衡量轻重下，纳吉接纳民政的建议撤槟巫统联委会主席也是别有一番苦心，而整个联委会的调整也是有其玄机在内。
首先再纳阿比丁奥马原是副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但在2008年大选失利后低调从政。从他的出身来看，他基本上是技术官僚型人物，不是攻击型的政治人物。换句话说，他的中庸形象和低调作风迎合了民政的需求，也可与许子根配搭，因为再纳没有官位，不会在子根面前摆架子，两人也许在相互尊重下有了互动。
由此可见，纳吉顺应许子根的需求是希望看到民政在槟城会有所作为。但其次我们又看到纳吉为安抚槟州的激进派的人马，也委任了出位的慕沙（大山脚区会主席）担任署理主席，他一向与许子根有语言上的意见，算是民政的“异议派”。这就是说，纳吉保留了巫统内较为激进份子在第二线发挥作用，不再直接与民政和许子根“交锋”了。如果慕沙与阿末依斯迈等人不再对民政党发出吵杂声，那就是意味着巫统意识到仍然需要民政在槟州牵头。
至于马华目前的情势还是保持在比较低调的状态，黄燕燕出任槟州主席以来，是否比廖中莱更出色？也是心里有数。如果最近以来民政已见“活跃”，巫统已见“改组”，那么马华已不能再观望了。
今天国阵面对的是强大的敌手，是执政集团的反对党，因此这一场硬仗是一点也马虎不得，就不知国阵如何进一步化解内部“危机”和“内讧”来应对来届大选？
刊登于2011年1月3日《光华日报》
中文报从未辱使命 （天下纵横）
首相纳吉于12月20日在槟城主持世界中文报业协会第四十届大会开幕时不忘老生常谈地提出媒体的三大重任：（1）中庸的推动者；（2）改革的监督者及（3）发展的催化者。
虽然这样的的高调寄望我们是听惯了，但现在拿来演绎，倒不失其重要性，因为马来西亚的媒体是多元性的，不是单元性的。如果只要求中文报作出这样的承诺，也是有欠公允的。因此每一种媒体都应该恪守本职，否则首相的忠言也就失去意义了。
根据我在中文报业25年的打滚，我对中文报的战战兢兢的办报精神记忆犹新和印象深刻。比如在60年代的中文报，似乎比其他语文报多出一个限制，那就是不能“渲染”马共的新闻、左翼政党的新闻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因为马来西亚是个资本主义的反共国家，并不允许与国策唱反调。
在那个时候，身为中文报的新闻工作者就需要注意其他语文报不会“犯上”的禁忌。理由是华校生一向以来被视为左倾的，而进入报界服务后比较同情或支持左翼的运动，自然会将“情绪”表述在舆论中。这就是说，当时的新闻工作者还真的不能随心所欲，而是要有所约束，否则会面对问题。
到了70年代，情势有了转变，一边是马来西亚采取与中国友好的政策，并在1974年达成马中建交。华文报开始较为大胆地刊登介绍中国文章和特写，但另一边有一个不变的“天条”——不许宣扬共产主义。
我提起六七十年代的华文报面对的挑战和契机是因为这是东姑和敦拉萨掌权时代发生的事，而敦拉萨正是当今首相纳吉的父亲，因此我们不妨将两父子的战略连系起来考察。
犹记得敦拉萨在1970年拜相时，就大胆地提出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并主张东南亚化为中立无核地带，才有马来西亚后来与共产党国家如苏联和中国建交的故事。其目的不外是洗掉马来西亚一面倒向西方的形象，转而走中立与中庸的路线。
自此之后进入80年代的末期，更有马来西亚政府与马共和解的轰动性之新闻。这事发生在马哈迪执政的当红年代（1989），与东姑1955年的华玲会谈失败相比较来看，可以发现马哈迪在这方面继承了敦拉萨的与共产党国际的和解精神，终于有了合艾和平协议的签署，以便举国上下和平建国。
正由于纳吉见证了大时代的转变，知道华文媒体这一路走来基于主客观因素都是政府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在出版法令下，批评是新闻自由的体现，不能被当成与政府对峙）。而且有的时候小心翼翼不要挑起敏感课题。我可以大胆地说，中文报业从来不辱使命，坚守有道德的新闻自由。
既然来到千禧年后纳吉主政的年代，已经不存在共产党的威胁，已经不存在与共产党国家的思想意识的斗争，整个世界已经走向一体化，就不再需要关注意识形态上作斗争。但世界也衍生了新的挑战和危机，包括极端分子和种族主义者及宗教狂热分子向世界秩序与和平“宣战”，致使世界面临新一轮的“浩劫危机”。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的媒体协助政府扮演中庸的角色和真正负起监督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不单只是中文媒体。如果有任何的媒体滥用新闻自由，滋生极端与偏激言论，以图制造种族的不安与宗教的失调，那是对和谐社会的“背叛”，政府应予制止和谴责。我们希望纳吉以大公无私和大无畏的精神捍卫他所宣示的媒体的三大重任，让偏激与极端的言论失去阵地。唯其如此，我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才具有实质的意义。
刊登于2011年1月3日《号外周报》第512期
虽然这样的的高调寄望我们是听惯了，但现在拿来演绎，倒不失其重要性，因为马来西亚的媒体是多元性的，不是单元性的。如果只要求中文报作出这样的承诺，也是有欠公允的。因此每一种媒体都应该恪守本职，否则首相的忠言也就失去意义了。
根据我在中文报业25年的打滚，我对中文报的战战兢兢的办报精神记忆犹新和印象深刻。比如在60年代的中文报，似乎比其他语文报多出一个限制，那就是不能“渲染”马共的新闻、左翼政党的新闻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因为马来西亚是个资本主义的反共国家，并不允许与国策唱反调。
在那个时候，身为中文报的新闻工作者就需要注意其他语文报不会“犯上”的禁忌。理由是华校生一向以来被视为左倾的，而进入报界服务后比较同情或支持左翼的运动，自然会将“情绪”表述在舆论中。这就是说，当时的新闻工作者还真的不能随心所欲，而是要有所约束，否则会面对问题。
到了70年代，情势有了转变，一边是马来西亚采取与中国友好的政策，并在1974年达成马中建交。华文报开始较为大胆地刊登介绍中国文章和特写，但另一边有一个不变的“天条”——不许宣扬共产主义。
我提起六七十年代的华文报面对的挑战和契机是因为这是东姑和敦拉萨掌权时代发生的事，而敦拉萨正是当今首相纳吉的父亲，因此我们不妨将两父子的战略连系起来考察。
犹记得敦拉萨在1970年拜相时，就大胆地提出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并主张东南亚化为中立无核地带，才有马来西亚后来与共产党国家如苏联和中国建交的故事。其目的不外是洗掉马来西亚一面倒向西方的形象，转而走中立与中庸的路线。
自此之后进入80年代的末期，更有马来西亚政府与马共和解的轰动性之新闻。这事发生在马哈迪执政的当红年代（1989），与东姑1955年的华玲会谈失败相比较来看，可以发现马哈迪在这方面继承了敦拉萨的与共产党国际的和解精神，终于有了合艾和平协议的签署，以便举国上下和平建国。
正由于纳吉见证了大时代的转变，知道华文媒体这一路走来基于主客观因素都是政府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在出版法令下，批评是新闻自由的体现，不能被当成与政府对峙）。而且有的时候小心翼翼不要挑起敏感课题。我可以大胆地说，中文报业从来不辱使命，坚守有道德的新闻自由。
既然来到千禧年后纳吉主政的年代，已经不存在共产党的威胁，已经不存在与共产党国家的思想意识的斗争，整个世界已经走向一体化，就不再需要关注意识形态上作斗争。但世界也衍生了新的挑战和危机，包括极端分子和种族主义者及宗教狂热分子向世界秩序与和平“宣战”，致使世界面临新一轮的“浩劫危机”。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的媒体协助政府扮演中庸的角色和真正负起监督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不单只是中文媒体。如果有任何的媒体滥用新闻自由，滋生极端与偏激言论，以图制造种族的不安与宗教的失调，那是对和谐社会的“背叛”，政府应予制止和谴责。我们希望纳吉以大公无私和大无畏的精神捍卫他所宣示的媒体的三大重任，让偏激与极端的言论失去阵地。唯其如此，我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才具有实质的意义。
刊登于2011年1月3日《号外周报》第512期
31.12.10
1965年：震撼世界的一年 它改写马新印政治历史 （直挂云帆）
1965年是震撼世界的一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因为从宏观来说，它在后来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生态，主要体现在回教与社会主义的切割；而不单单是对东南亚三个国家的重新塑造。正由于这三个国家胶着与纠缠不清的局面，曾一度成为东西方国家争夺的焦点，才引发意想不到的巨变，虽然它的突发性有其必然性的条件，却令许多人大跌眼镜，也令许许多多人因之付出惨痛的代价。
为什么会这样呢？历史必须拉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年8月15日），印尼的民族主义浪潮风起云涌地迫使荷兰放弃殖民统治。几经斗争，印尼的民族英雄苏卡诺终于在1949年领导他的国民党出任这个千岛之国的开国总统。
凭着他的斗志和魅力，他创造了印尼成为一个容共、纳共的回教国家。他所倡导的“纳沙贡”概念就是将“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溶于一炉。说白了就是将印尼导向不反共乃至亲共的东方集团，与西方反共国家唱反调。
苏卡诺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很快地传入马来亚及新加坡，因此早期（1945年12月）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党”就具有左倾的思想，甚至也有马共的人在参与领导。不过他们与苏卡诺所创导的“纳沙贡”没有任何的关系；更不曾认同“大印度尼西亚”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将马来亚半岛归纳与印度尼西亚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客观而言，他们的左倾是当时的国际环境使然，与苏卡诺攀不上直接关系。惟不能否认这个党因受过马共的影响而在1948年被迫自我解散。曾经参与这个党的领导人之一的林建材仍健在，而具有马共背景的余柱业已作古（1918-1995）。
无独有偶也是几乎在同一个时期（1945年10月），在吡叻州成立的马来国民党（或称马来民族党）就与苏卡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服膺于“纳沙贡”概念，也支持苏卡诺的“大印尼计划”，走着的是亲印尼的左倾路线。在1950年被英政府查封，指它涉及共产活动。
当时领导马来国民党的主要人物有布哈鲁丁（后来的回教党主席）、依萨（后来的劳工党主席）及布斯达曼（后来的人民党主席）。他们在国民党被取缔后，并没有放弃既有的思想，也在后来各自在其他政党另谋出路。有趣的是他们都加入了反对党而不是执政党。例如布斯达曼在1955年组成左翼的人民党；布哈鲁丁则在1956年离开人民党，加入回教党成为主席；而依萨在1960年成为劳工党主席。他们都是苏卡诺的忠实信徒和“纳沙贡”理念的信仰者。
另一方面，马来亚也在战后涌现了另一批不与苏卡诺挂钩的政治势力，在拿督翁领导下，他们在1946年成立了巫统，成功地反对“马来亚联邦”制（Malayan Union）的实施，更在较后与英殖民者府达成协议，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1948年）。
巫统基本上是右翼的马来政党，与苏卡诺走不同的路线，它支持苏丹制和走向君主立宪，接受英国制定的以民主作为立国根基。因为有了巫统的支持，英国也在同年的6月对亲共组织和人士大举扫荡，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就这样，马共又回到打森林游击战争（直到1989年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后，才走出森林，结束41年游击战争）。
当英国成功地争取右翼马来民族主义者与苏卡诺的民族主义者划清界限后，它进一步鼓励马来亚其他种族的政党出现。马华公会就是在1949年诞生的右翼政党。在1953年后，巫统、马华和国大党更组成右翼阵线的“联盟”。在1955年的普选中，联盟大奏凯歌起而成为自治邦政府。1957年，它领导马来亚取得独立，东姑出任首相，他走的是亲西方的右翼路线。换句话说，英国成功地在东南亚立下一个反共基石，阻止印尼向北扩张势力。
不过，在1954年与新加坡出现的人民行动党，则走着与联盟不同的路线。在李光耀领导下，选择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并在结合左翼力量下，这个政党在1959年取得自治邦的执政权。后来李光耀与左翼闹分裂，英国也积极支持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独立体的一部分。
原本这两个国家（后来分成三个）各自独立和自行自治是各安其位的，也没有对抗与斗争的必要，但问题是当马来亚首相东姑于1961年在新加坡抛出有意与新加坡、北婆、汶莱和砂拉越取得更大的合作时，整个性质就起了变化。因为东姑涉及的是将马来亚联合邦扩大成“马来西亚联邦”，容纳新加坡及北婆三邦加入其中，显然是“冲撞”了苏卡诺的“大印尼”计划。
今天看来，英国之所以决定将东马交给东姑和劝服东姑也将新加坡纳入其中之一的背后议程是西方集团显然不希望苏卡诺的大印尼计划落实，而成为一国独大的东南亚的老大，再也不受西方国家的牵制。
就这样不令人意料之外的是，苏卡诺动员整个印尼反对马来西亚计划。他的这一大动作不但得到马新左翼政团的支持，也得到东方共产阵营的认可。于是“马来西亚”被定性为“新殖民主义产物”（意指通过马来亚之手继续殖民化东马）的基调出台了。
当马来西亚在1963年9月16日正式成立后，又于翌年被接受加入联合国时，进一步激怒印尼也愤慨地退出联合国，一场国际斗争掀开序幕。苏卡诺也喊出了“粉碎马来西亚”的口号，两国关系剑拔弓张，处于“战争”状态。
这场“粉碎马来西亚”运动也给东姑带来诸多挑战。他一方面要应对印尼与菲律宾的索士要求；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国内的反对声浪和印尼透过各方面造成的威胁，包括空降伞兵袭击马来西亚。
在当时与东姑站在一起的是他的联盟的团队，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及英国政府。它们有议程地分化和打击区域的左翼运动。
这样一来，当年的“马印对抗”已不仅只属两个国家的“战争”，而是西方集团开始反击和正面交锋。
因此转入1965年一连串惊心动魄的事件被揭开来，它是在无法预算底下竟然成为有秩序的大反攻，令人瞠目结舌：
（一） 揭开这层面纱的是在1965年正月，马来西亚政府得悉反对党中的马来领袖在印尼的穿针引线下，准备同年6月间在巴基斯坦设立“流亡政府”。于是先下手为强，逮捕了回教党领导布哈鲁丁、劳工党主席依萨及其他著名人士如社阵主席哈斯诺及前农张阿都亚兹（他在1963年离开巫统后，另创国民议会党，并加入左翼的社阵）。布斯达曼在1962年已被扣捕，指他涉入汶莱叛乱。。不久之后，一些被捕人士发表自白书，承认涉及其中。就马来西亚来说，它成功地剪除了左翼马来领袖的威胁，大印尼计划也因之“胎死腹中”。
马来西亚的左翼运动经这次打击后开始蜕变。人民党与劳工党在这年12月分道扬镳，社阵组织消失。
当人民党更换领导人（卡森阿末）仍走议会斗争路线时，劳工党则选择走中国式的“文革”路线，走向街头斗争。结果劳工党杯葛1969年大选，而后也自我退出政治舞台，整个左翼运动自那举起已告分歧和分裂，而后各自寻找“归属”。
（二） 1965年的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是事出有因的突变。这是它在1963年加入大马时始料未及的结果。因为李光耀一直很希望重归马新统一以维持新加坡的海港优势，但又对马来西亚的政治结构有意见，也就与巫统政策引起正面的冲突，到最后以分离收场。
这就是说，1965年不经意泡制一个不起眼的小国，而今天新加坡经过45年的奋斗，已发展成为东南亚国家中最先进和最耀眼的蕞尔国家。没有1965年的转折，那来新加坡共和国挤入世界之林？也正是新加坡在这一年独立，使它必须独立应对“文革”在新加坡掀起的风浪。左翼也因新加坡的独立失去一个持续斗争的依据。
（三） 1965年9月30日时更为令人悲痛的日子。当苏卡诺获悉美国准备策动印尼右翼军人发动政变前，先下手为强除掉对手，但漏了一个苏哈多。后者在美国的协助下组织军队反扑，成功地推翻了苏卡诺政权。接着数十万的印共党员被杀害，血流成河。印尼华人不可幸免成为被怀疑和被对付的对象，死伤者不计其数外，又再一次爆发排华运动，数以万计印尼华人不得不避居中国（经过多年以后（1998年苏哈多倒台），他们才得以返回印尼）。
这场由西方势力（主要是美英澳）主导的反政变也澈底地改变了印尼的政治生态，从左转向右。而在苏哈多的集权统治下，这个国家成为西方的急先锋和桥头堡。在这之后，美国也成功地向回教国家宣传回教是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势不两立的，深刻地影响了回教国家不再选择走社会主义路线，甚至连马来西亚的回教徒也受到影响。比如在2004年大选时，原人民党主席赛胡申阿里有意到吉兰丹角逐国席（被视为安全区），但回教党精神领导聂阿兹说他不欢迎赛胡申来参选，因为后者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由此可见，宗教对社会主义是敏感的。
虽然美国成功地将回教与社会主义隔开，但后来也自食其果。那就是在80年代利用回教份子在阿富汗和苏军打战，而在80年代末期逼走苏军取得胜利后，回教份子并不认为应对美国感恩戴德，反而认为中东的战乱盖因美国政策一手造成。于是他们反过来对付美国，奥沙马宾纳登的向美国发动圣战（1996年）及塔利班的死灰复燃（2001塔利班政权在阿富汗被美国铲平，失去政权，但未被澈底消灭）就是冲着美国而来。
如果我们深入了解0当今世界是从1965年翻转过来的，就可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出现宗教狂热份子和恐怖份子向世界和平“宣战”？
刊登于2010年12月30日《东方日报》
为什么会这样呢？历史必须拉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年8月15日），印尼的民族主义浪潮风起云涌地迫使荷兰放弃殖民统治。几经斗争，印尼的民族英雄苏卡诺终于在1949年领导他的国民党出任这个千岛之国的开国总统。
凭着他的斗志和魅力，他创造了印尼成为一个容共、纳共的回教国家。他所倡导的“纳沙贡”概念就是将“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溶于一炉。说白了就是将印尼导向不反共乃至亲共的东方集团，与西方反共国家唱反调。
苏卡诺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很快地传入马来亚及新加坡，因此早期（1945年12月）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党”就具有左倾的思想，甚至也有马共的人在参与领导。不过他们与苏卡诺所创导的“纳沙贡”没有任何的关系；更不曾认同“大印度尼西亚”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将马来亚半岛归纳与印度尼西亚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客观而言，他们的左倾是当时的国际环境使然，与苏卡诺攀不上直接关系。惟不能否认这个党因受过马共的影响而在1948年被迫自我解散。曾经参与这个党的领导人之一的林建材仍健在，而具有马共背景的余柱业已作古（1918-1995）。
无独有偶也是几乎在同一个时期（1945年10月），在吡叻州成立的马来国民党（或称马来民族党）就与苏卡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服膺于“纳沙贡”概念，也支持苏卡诺的“大印尼计划”，走着的是亲印尼的左倾路线。在1950年被英政府查封，指它涉及共产活动。
当时领导马来国民党的主要人物有布哈鲁丁（后来的回教党主席）、依萨（后来的劳工党主席）及布斯达曼（后来的人民党主席）。他们在国民党被取缔后，并没有放弃既有的思想，也在后来各自在其他政党另谋出路。有趣的是他们都加入了反对党而不是执政党。例如布斯达曼在1955年组成左翼的人民党；布哈鲁丁则在1956年离开人民党，加入回教党成为主席；而依萨在1960年成为劳工党主席。他们都是苏卡诺的忠实信徒和“纳沙贡”理念的信仰者。
另一方面，马来亚也在战后涌现了另一批不与苏卡诺挂钩的政治势力，在拿督翁领导下，他们在1946年成立了巫统，成功地反对“马来亚联邦”制（Malayan Union）的实施，更在较后与英殖民者府达成协议，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1948年）。
巫统基本上是右翼的马来政党，与苏卡诺走不同的路线，它支持苏丹制和走向君主立宪，接受英国制定的以民主作为立国根基。因为有了巫统的支持，英国也在同年的6月对亲共组织和人士大举扫荡，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就这样，马共又回到打森林游击战争（直到1989年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后，才走出森林，结束41年游击战争）。
当英国成功地争取右翼马来民族主义者与苏卡诺的民族主义者划清界限后，它进一步鼓励马来亚其他种族的政党出现。马华公会就是在1949年诞生的右翼政党。在1953年后，巫统、马华和国大党更组成右翼阵线的“联盟”。在1955年的普选中，联盟大奏凯歌起而成为自治邦政府。1957年，它领导马来亚取得独立，东姑出任首相，他走的是亲西方的右翼路线。换句话说，英国成功地在东南亚立下一个反共基石，阻止印尼向北扩张势力。
不过，在1954年与新加坡出现的人民行动党，则走着与联盟不同的路线。在李光耀领导下，选择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并在结合左翼力量下，这个政党在1959年取得自治邦的执政权。后来李光耀与左翼闹分裂，英国也积极支持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独立体的一部分。
原本这两个国家（后来分成三个）各自独立和自行自治是各安其位的，也没有对抗与斗争的必要，但问题是当马来亚首相东姑于1961年在新加坡抛出有意与新加坡、北婆、汶莱和砂拉越取得更大的合作时，整个性质就起了变化。因为东姑涉及的是将马来亚联合邦扩大成“马来西亚联邦”，容纳新加坡及北婆三邦加入其中，显然是“冲撞”了苏卡诺的“大印尼”计划。
今天看来，英国之所以决定将东马交给东姑和劝服东姑也将新加坡纳入其中之一的背后议程是西方集团显然不希望苏卡诺的大印尼计划落实，而成为一国独大的东南亚的老大，再也不受西方国家的牵制。
就这样不令人意料之外的是，苏卡诺动员整个印尼反对马来西亚计划。他的这一大动作不但得到马新左翼政团的支持，也得到东方共产阵营的认可。于是“马来西亚”被定性为“新殖民主义产物”（意指通过马来亚之手继续殖民化东马）的基调出台了。
当马来西亚在1963年9月16日正式成立后，又于翌年被接受加入联合国时，进一步激怒印尼也愤慨地退出联合国，一场国际斗争掀开序幕。苏卡诺也喊出了“粉碎马来西亚”的口号，两国关系剑拔弓张，处于“战争”状态。
这场“粉碎马来西亚”运动也给东姑带来诸多挑战。他一方面要应对印尼与菲律宾的索士要求；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国内的反对声浪和印尼透过各方面造成的威胁，包括空降伞兵袭击马来西亚。
在当时与东姑站在一起的是他的联盟的团队，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及英国政府。它们有议程地分化和打击区域的左翼运动。
这样一来，当年的“马印对抗”已不仅只属两个国家的“战争”，而是西方集团开始反击和正面交锋。
因此转入1965年一连串惊心动魄的事件被揭开来，它是在无法预算底下竟然成为有秩序的大反攻，令人瞠目结舌：
（一） 揭开这层面纱的是在1965年正月，马来西亚政府得悉反对党中的马来领袖在印尼的穿针引线下，准备同年6月间在巴基斯坦设立“流亡政府”。于是先下手为强，逮捕了回教党领导布哈鲁丁、劳工党主席依萨及其他著名人士如社阵主席哈斯诺及前农张阿都亚兹（他在1963年离开巫统后，另创国民议会党，并加入左翼的社阵）。布斯达曼在1962年已被扣捕，指他涉入汶莱叛乱。。不久之后，一些被捕人士发表自白书，承认涉及其中。就马来西亚来说，它成功地剪除了左翼马来领袖的威胁，大印尼计划也因之“胎死腹中”。
马来西亚的左翼运动经这次打击后开始蜕变。人民党与劳工党在这年12月分道扬镳，社阵组织消失。
当人民党更换领导人（卡森阿末）仍走议会斗争路线时，劳工党则选择走中国式的“文革”路线，走向街头斗争。结果劳工党杯葛1969年大选，而后也自我退出政治舞台，整个左翼运动自那举起已告分歧和分裂，而后各自寻找“归属”。
（二） 1965年的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是事出有因的突变。这是它在1963年加入大马时始料未及的结果。因为李光耀一直很希望重归马新统一以维持新加坡的海港优势，但又对马来西亚的政治结构有意见，也就与巫统政策引起正面的冲突，到最后以分离收场。
这就是说，1965年不经意泡制一个不起眼的小国，而今天新加坡经过45年的奋斗，已发展成为东南亚国家中最先进和最耀眼的蕞尔国家。没有1965年的转折，那来新加坡共和国挤入世界之林？也正是新加坡在这一年独立，使它必须独立应对“文革”在新加坡掀起的风浪。左翼也因新加坡的独立失去一个持续斗争的依据。
（三） 1965年9月30日时更为令人悲痛的日子。当苏卡诺获悉美国准备策动印尼右翼军人发动政变前，先下手为强除掉对手，但漏了一个苏哈多。后者在美国的协助下组织军队反扑，成功地推翻了苏卡诺政权。接着数十万的印共党员被杀害，血流成河。印尼华人不可幸免成为被怀疑和被对付的对象，死伤者不计其数外，又再一次爆发排华运动，数以万计印尼华人不得不避居中国（经过多年以后（1998年苏哈多倒台），他们才得以返回印尼）。
这场由西方势力（主要是美英澳）主导的反政变也澈底地改变了印尼的政治生态，从左转向右。而在苏哈多的集权统治下，这个国家成为西方的急先锋和桥头堡。在这之后，美国也成功地向回教国家宣传回教是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势不两立的，深刻地影响了回教国家不再选择走社会主义路线，甚至连马来西亚的回教徒也受到影响。比如在2004年大选时，原人民党主席赛胡申阿里有意到吉兰丹角逐国席（被视为安全区），但回教党精神领导聂阿兹说他不欢迎赛胡申来参选，因为后者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由此可见，宗教对社会主义是敏感的。
虽然美国成功地将回教与社会主义隔开，但后来也自食其果。那就是在80年代利用回教份子在阿富汗和苏军打战，而在80年代末期逼走苏军取得胜利后，回教份子并不认为应对美国感恩戴德，反而认为中东的战乱盖因美国政策一手造成。于是他们反过来对付美国，奥沙马宾纳登的向美国发动圣战（1996年）及塔利班的死灰复燃（2001塔利班政权在阿富汗被美国铲平，失去政权，但未被澈底消灭）就是冲着美国而来。
如果我们深入了解0当今世界是从1965年翻转过来的，就可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出现宗教狂热份子和恐怖份子向世界和平“宣战”？
刊登于2010年12月30日《东方日报》
我为何写《林苍祐评传》（天下纵横）
《星洲日报》11月26日的社论“感念林苍祐对国家贡献”一文中有一段这样说：“《林苍祐评传》是目前唯一的林苍祐研究文献。基于林苍祐的政治贡献和历史角色，政府与民间另需为他做更多的研究和资料收集工作，完好保存以供后人殷鉴，也是对一代政治家的敬礼。”
我认同这个说法，也感谢社论对《林苍祐评传》的重视，我就是这本书的作者。至于我为何会写林苍祐的故事，说来是一个奇缘。
在1985年的时候，我离开服务长达20年的星系报业（先是星洲日报，后是星槟日报），而自行创业。在与友人的合作下，我们开设了印务馆，而后是出版社。主要是我们手上拥有《联合报》（三日刊）及其他杂志的出版准证。
因为要打响《联合报》的第一炮，我们决定推出林苍祐系列（犹记得在我们之前，《新生活报》靠刊出骆文秀系列大受欢迎而成为热门小报）。但林苍祐是个“高深莫测”的人，要从他身上拿料，那是难上加难的。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决定试一试，因为凭我与他的交情，我的同事们认为我可以“征服” 林苍祐。在没有选择的条件下，我只好数度闯林苍祐私邸。又另外趁他不在家的时候，也登堂入室采访林苍祐夫人吴欣燕，但这还是不够的。我又访问了他周围的人，希望能收集到更多的资料。
老实说，林苍祐的从政纪录这么长，又如何写起呢？到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那就是回到《星槟日报》的资料室，虽然我已离开，但这间资料室也是我参与扩大起来的，因此查起资料来得心应手。
我就从1951年林苍祐从政开始翻阅《星槟日报》，一张一页地查，小心地看，遇到有关林苍祐的新闻就将之复印下来。
由于《星槟日报》的资料保存得十分完整（从1939年创刊到1985年的都不从缺），使我的工作变成事半功倍，也就让我得以一篇一篇地写下去而从来没有断稿。
如果说我应是第一位将《星槟日报》从头到尾翻列完的报人，相信不会被质疑，因为在1980年我写《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系列文章时已翻阅过一次《星槟日报》。因此对我而言，《星槟日报》是我至为熟悉的伴侣。
当我把报纸的资料连同对人物的访谈串起来后，林苍祐的形象就存在我的脑海中而后跃然于纸上。
至于《林苍祐评传》中为什么有家事与林苍祐爱情故事也有他的政治生涯，那是我刻意写成的。理由很简单，读者要读的是通俗的故事，不是大块头文章，因此下笔写林苍祐时要轻松，亦能够读来一气呵成。为了能够写成故事，即使有些许的渲染，也在情理之中。
就这样，当《林苍祐评传》的文章一篇又一篇地在《联合报》出现后，引起坊间的关注，因为他们一向以来认识的林苍祐是一本正经的政治人物，而事实上他也有其人性化的一面。
当我在1988年将林苍祐的故事辑成书，取名为《林苍祐评传》时，我确实从未让他先看手稿。为了使到这本书也能让英文教育者了解林苍祐这个人，我出版了中英文版。
果然当我把书送林苍祐后的不久，林苍祐有向英文报《亦果西报》作过批评。他形容这是“小说式的传记”。既然是小说式的评传，自然有穿插一些对话放在主角和配角的口里，让他们更具形象化。
在 90年代林苍祐退出政坛后的有一天，他又向我建议组成一个“写作团”，但要包括英语文采人才，用中英文的手法和学术的视角勾画出一个政治人物的林苍祐，比较侧重他在不同的年代发表过的谈话和演讲，更要将他的亲手撰写演讲稿消化好，以便有朝一日让年青的一代有机会参考和审阅。
我一直未能完成这个心愿，因为我已离开报界，找资料不易，能动员的资料又不多，也就未有进一步行动。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谁来赞助这笔经费？在90年少说也要整10万的费用，可是谁来负责呢？没有人提出。
既然坊间没有出现“林苍祐故事”的版本，我写的那一本就成为研究林苍祐最好指引。没有这本书，要整理林苍祐的资料也真是不容易。
其实除了我的拙作外，其他有关林苍祐的政治历史书也真不多见。唯一比较能看到林苍祐思想的就收集在他自己的言论集中，取名为《走向新年代》（中英文版）。
还有一位首任理大讲师的邱武德博士也在五年前计划写一本有关林苍祐的书。我知悉后很告慰，并为他提供他所要的资料。可惜的是，我等了这么多年，未见邱武德有出版这本书，是否已搁置或暂时放下我们不得而知。
邱武德这样告诉我：“他写林苍祐侧重在学术研究，并不一定要访问林苍祐本人。”
到后来有关著作好像仍未杀青就不知道邱武德（《心超越马哈迪》的作者）会不会交待还是另有应由？
除此之外，林苍祐也有口述历史存放在“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内，希望它会对研究林苍祐的人大有裨益。
虽然我非经典之作，但我乐意与大家分享“我所知道的林苍祐”。
我认同这个说法，也感谢社论对《林苍祐评传》的重视，我就是这本书的作者。至于我为何会写林苍祐的故事，说来是一个奇缘。
在1985年的时候，我离开服务长达20年的星系报业（先是星洲日报，后是星槟日报），而自行创业。在与友人的合作下，我们开设了印务馆，而后是出版社。主要是我们手上拥有《联合报》（三日刊）及其他杂志的出版准证。
因为要打响《联合报》的第一炮，我们决定推出林苍祐系列（犹记得在我们之前，《新生活报》靠刊出骆文秀系列大受欢迎而成为热门小报）。但林苍祐是个“高深莫测”的人，要从他身上拿料，那是难上加难的。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决定试一试，因为凭我与他的交情，我的同事们认为我可以“征服” 林苍祐。在没有选择的条件下，我只好数度闯林苍祐私邸。又另外趁他不在家的时候，也登堂入室采访林苍祐夫人吴欣燕，但这还是不够的。我又访问了他周围的人，希望能收集到更多的资料。
老实说，林苍祐的从政纪录这么长，又如何写起呢？到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那就是回到《星槟日报》的资料室，虽然我已离开，但这间资料室也是我参与扩大起来的，因此查起资料来得心应手。
我就从1951年林苍祐从政开始翻阅《星槟日报》，一张一页地查，小心地看，遇到有关林苍祐的新闻就将之复印下来。
由于《星槟日报》的资料保存得十分完整（从1939年创刊到1985年的都不从缺），使我的工作变成事半功倍，也就让我得以一篇一篇地写下去而从来没有断稿。
如果说我应是第一位将《星槟日报》从头到尾翻列完的报人，相信不会被质疑，因为在1980年我写《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系列文章时已翻阅过一次《星槟日报》。因此对我而言，《星槟日报》是我至为熟悉的伴侣。
当我把报纸的资料连同对人物的访谈串起来后，林苍祐的形象就存在我的脑海中而后跃然于纸上。
至于《林苍祐评传》中为什么有家事与林苍祐爱情故事也有他的政治生涯，那是我刻意写成的。理由很简单，读者要读的是通俗的故事，不是大块头文章，因此下笔写林苍祐时要轻松，亦能够读来一气呵成。为了能够写成故事，即使有些许的渲染，也在情理之中。
就这样，当《林苍祐评传》的文章一篇又一篇地在《联合报》出现后，引起坊间的关注，因为他们一向以来认识的林苍祐是一本正经的政治人物，而事实上他也有其人性化的一面。
当我在1988年将林苍祐的故事辑成书，取名为《林苍祐评传》时，我确实从未让他先看手稿。为了使到这本书也能让英文教育者了解林苍祐这个人，我出版了中英文版。
果然当我把书送林苍祐后的不久，林苍祐有向英文报《亦果西报》作过批评。他形容这是“小说式的传记”。既然是小说式的评传，自然有穿插一些对话放在主角和配角的口里，让他们更具形象化。
在 90年代林苍祐退出政坛后的有一天，他又向我建议组成一个“写作团”，但要包括英语文采人才，用中英文的手法和学术的视角勾画出一个政治人物的林苍祐，比较侧重他在不同的年代发表过的谈话和演讲，更要将他的亲手撰写演讲稿消化好，以便有朝一日让年青的一代有机会参考和审阅。
我一直未能完成这个心愿，因为我已离开报界，找资料不易，能动员的资料又不多，也就未有进一步行动。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谁来赞助这笔经费？在90年少说也要整10万的费用，可是谁来负责呢？没有人提出。
既然坊间没有出现“林苍祐故事”的版本，我写的那一本就成为研究林苍祐最好指引。没有这本书，要整理林苍祐的资料也真是不容易。
其实除了我的拙作外，其他有关林苍祐的政治历史书也真不多见。唯一比较能看到林苍祐思想的就收集在他自己的言论集中，取名为《走向新年代》（中英文版）。
还有一位首任理大讲师的邱武德博士也在五年前计划写一本有关林苍祐的书。我知悉后很告慰，并为他提供他所要的资料。可惜的是，我等了这么多年，未见邱武德有出版这本书，是否已搁置或暂时放下我们不得而知。
邱武德这样告诉我：“他写林苍祐侧重在学术研究，并不一定要访问林苍祐本人。”
到后来有关著作好像仍未杀青就不知道邱武德（《心超越马哈迪》的作者）会不会交待还是另有应由？
除此之外，林苍祐也有口述历史存放在“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内，希望它会对研究林苍祐的人大有裨益。
虽然我非经典之作，但我乐意与大家分享“我所知道的林苍祐”。
百日维新VS一个大马 （跃马扬鞭）
12月19日，民联三党代表在槟城举行第2届大会上，提出了要在执政百日后落实10项利民政策，并提出了“挽救大马，改朝换代”的口号。所谓的10大政纲包括改革国家机关、废除内安法令、废除过路费、重整国家津贴结构、重组公务员薪资、把已私营化的水务管理特许合约还给政府、为乡村居民提供免费无线上网服务、提高沙砂登丹的石油税至20%及解决沙巴外来移民的大课题等。
如果这些政纲都能一一推行的话，那对人民来说也是值得庆幸的事。但问题是：到目前为止这只是政党的政治政纲，还未落实，因此不能高兴得太早。
这里浮现两个大问题：①民联能在下届迈入布城主政中央吗？②民联的政纲能压倒国阵的政纲吗？
这两个问题也真是不容易回答，但不妨从政治现实中来探讨它的可行性与不可行性。其一，民联已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各有执政地盘，勉强可分为公正党在雪州、行动党在槟州及回教党在吉兰丹及吉打州。这就是说，民联提出的不单是反对党的政纲，而是基于它在四州的执政“经验”所得出来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要在下一届大选入主中央，因此必须要提出相当吸引人的政纲和口号，但又不能像天方夜谭在讲着神话的故事。
不过问题是经过两年又九个月的执政后，民联内部矛盾和斗争也是迈向布城的阻力，它们自然需要时间自我调整和修整。因此过早的大选对民联是较为不利的。毕竟要在短短的32个月的执政期内拿出亮丽的成绩单并不容易，再加上党员的未够默契和各扯后脚也是造成民联在这些日子来面临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
如果说，2008年那一场大选基本上是非政府组织都倾向反对党，那是不争的事实。先有净选盟（Bersih）的大示威要求民主选举；后有兴权会展示力量要求关注印裔的贫穷问题，给了反对党诸多的筹码搞了一场破天荒的308政治海啸震撼了国阵的根基；那么经过痛定思痛的国阵也来一个大转弯，提出招收直接党团（任何支持国阵理念的政党或非政府组织都可直接参加成为成员）和直接个人成员（一般以杰出的精英为主）。这用意说白人就是要分享反对党的既定资源，将其中一部分乃至一半的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拉到国阵这一边。这样一来，改组后的国阵就是一个较民联跨前一步的政治组合，不再让反对党专美于前。
如果非政府组织不再如上届大选般的不断呐喊和示威，那国阵的安抚和收编也就算是成功了。其实它的重点不在是否有直接候选人来冲撞原本属于成员党的选区，而是在于减少反对的力量。
民联方面自然也无法预期308前的思变热潮会否再次重演，因为激情过后就是冷静思考的冷却期。现在选民则是用心和用眼睛来评估和衡量各党的政绩和政纲。这就是说，民联想要再创奇迹，真是有其高难度。
其二，因此民联非得率先提出很抢眼的政纲，用以吸引和争取更多的选民认同，而不计较或在意民联党内的纠纷和某些矛盾。
它们要人民看到的是未来政纲的大比拚，因为民联知道在未有中央政权底下，它们执政的州是搞不出大花样来，因此唯有借助新口号来取得优势。这就是说，民联要用“百日维新”（此与清朝光绪皇帝搞的“百日维新”完全不同，不可相提并论，光绪百日维新也叫做戊戌变法）来抗拒国阵的“一个大马”。
“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是由纳吉在2009年4月上台统领国阵和出任首相后所提出的新口号。他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已全面地把这个理念向全民贯澈，而且也衍生出了不少在一个大马理念下的各式各样的策略和手法，使到反对党穷于应对。因为当安华“九一六”变天论不成功后，他就被国阵大加鞭伐，到后来被纳吉索性用另一个口号压倒安华口号而发酵。
在这种情形下，民联直接向纳吉挑战其理念是在情理之中，于是一个“挽救大马，改朝换代”的口号出炉了。这个口号也点出了民联不再是安华一个人的政治组合，而是涵盖了各民族利益在内的一个形式，也有人称之为“两线制”的其中一方的政纲。虽然国阵政纲尚未出炉，但它要撼倒纳吉排山倒海而来的战术和招数尚是个未知数，也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且有待考验。
总而言之，“两线制”显然是普受人民欢迎的政治体制。如果马来西亚在这个政治框架内进行政治斗争，肯定会巩固和滋长民主的体制。就此而言，民联要扮演两线制的其中一方的角色是值得欢迎的。在这方面，国阵也得做好心理准备，面对和接受民联的挑战，并在下一届大选分个高低。理由无它，因为到目前为止，民主还真是个好东西，让人民以两者的政纲为准，在和平自由中选择政府。
刊登于2010年12月27日《南洋商报》
如果这些政纲都能一一推行的话，那对人民来说也是值得庆幸的事。但问题是：到目前为止这只是政党的政治政纲，还未落实，因此不能高兴得太早。
这里浮现两个大问题：①民联能在下届迈入布城主政中央吗？②民联的政纲能压倒国阵的政纲吗？
这两个问题也真是不容易回答，但不妨从政治现实中来探讨它的可行性与不可行性。其一，民联已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各有执政地盘，勉强可分为公正党在雪州、行动党在槟州及回教党在吉兰丹及吉打州。这就是说，民联提出的不单是反对党的政纲，而是基于它在四州的执政“经验”所得出来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要在下一届大选入主中央，因此必须要提出相当吸引人的政纲和口号，但又不能像天方夜谭在讲着神话的故事。
不过问题是经过两年又九个月的执政后，民联内部矛盾和斗争也是迈向布城的阻力，它们自然需要时间自我调整和修整。因此过早的大选对民联是较为不利的。毕竟要在短短的32个月的执政期内拿出亮丽的成绩单并不容易，再加上党员的未够默契和各扯后脚也是造成民联在这些日子来面临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
如果说，2008年那一场大选基本上是非政府组织都倾向反对党，那是不争的事实。先有净选盟（Bersih）的大示威要求民主选举；后有兴权会展示力量要求关注印裔的贫穷问题，给了反对党诸多的筹码搞了一场破天荒的308政治海啸震撼了国阵的根基；那么经过痛定思痛的国阵也来一个大转弯，提出招收直接党团（任何支持国阵理念的政党或非政府组织都可直接参加成为成员）和直接个人成员（一般以杰出的精英为主）。这用意说白人就是要分享反对党的既定资源，将其中一部分乃至一半的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拉到国阵这一边。这样一来，改组后的国阵就是一个较民联跨前一步的政治组合，不再让反对党专美于前。
如果非政府组织不再如上届大选般的不断呐喊和示威，那国阵的安抚和收编也就算是成功了。其实它的重点不在是否有直接候选人来冲撞原本属于成员党的选区，而是在于减少反对的力量。
民联方面自然也无法预期308前的思变热潮会否再次重演，因为激情过后就是冷静思考的冷却期。现在选民则是用心和用眼睛来评估和衡量各党的政绩和政纲。这就是说，民联想要再创奇迹，真是有其高难度。
其二，因此民联非得率先提出很抢眼的政纲，用以吸引和争取更多的选民认同，而不计较或在意民联党内的纠纷和某些矛盾。
它们要人民看到的是未来政纲的大比拚，因为民联知道在未有中央政权底下，它们执政的州是搞不出大花样来，因此唯有借助新口号来取得优势。这就是说，民联要用“百日维新”（此与清朝光绪皇帝搞的“百日维新”完全不同，不可相提并论，光绪百日维新也叫做戊戌变法）来抗拒国阵的“一个大马”。
“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是由纳吉在2009年4月上台统领国阵和出任首相后所提出的新口号。他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已全面地把这个理念向全民贯澈，而且也衍生出了不少在一个大马理念下的各式各样的策略和手法，使到反对党穷于应对。因为当安华“九一六”变天论不成功后，他就被国阵大加鞭伐，到后来被纳吉索性用另一个口号压倒安华口号而发酵。
在这种情形下，民联直接向纳吉挑战其理念是在情理之中，于是一个“挽救大马，改朝换代”的口号出炉了。这个口号也点出了民联不再是安华一个人的政治组合，而是涵盖了各民族利益在内的一个形式，也有人称之为“两线制”的其中一方的政纲。虽然国阵政纲尚未出炉，但它要撼倒纳吉排山倒海而来的战术和招数尚是个未知数，也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且有待考验。
总而言之，“两线制”显然是普受人民欢迎的政治体制。如果马来西亚在这个政治框架内进行政治斗争，肯定会巩固和滋长民主的体制。就此而言，民联要扮演两线制的其中一方的角色是值得欢迎的。在这方面，国阵也得做好心理准备，面对和接受民联的挑战，并在下一届大选分个高低。理由无它，因为到目前为止，民主还真是个好东西，让人民以两者的政纲为准，在和平自由中选择政府。
刊登于2010年12月27日《南洋商报》
这是林冠英的团队 （现代春秋）
2008年11月的槟州民主行动党的改选会上，章瑛和罗兴强双双落马被踢出局。他们两人都不知道为何会失手，只能视为少壮派的崛起所致。
本来还以为他们会成为受委中委，结果是一场空。在忍辱负重两年后，又见他们双双入榜，再次挤入槟州党主流。但他们的入选又意味着什么？而今届的阵容又与上一届有什么不同？这都是值得探讨的。
如果说上届的阵容是林冠英的团队出现雏型，那么这一次的阵容就是林冠英的团队已告羽毛丰满，形成一个党政结合的新实体。
不论是上一届或这一届的阵容，都是308政治海啸的产物。换句话说，当行动党的林子大了，各路人马都会竞相争逐中原，不再是以前的小格局了。所谓“瘦田无人耕，耕开有人争”。
可是不管怎样争，它总有一个轴线在主导和引导党员怎样投票才不致出乱子。当然这在过去是没有的，因为过去行动党一直是反对党，资源有限，要抢位子的人不多。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民主行动党在1966年获得正式注册之后，一批知识份子与专业人士为它打头阵。在槟城方面浮现出台面的以叶锦源最具知名度。他因在1969年当选槟州议员而成为上台执政的林苍祐的强力对手。虽然槟州行动党的主席是黄基识医生而不是叶锦源律师，但由于他的攻击型的作风，很快地成为槟州行动党的强人，也在后来接替辞职的黄医生而成为行动党槟州主席。
他原本与林吉祥是政坛一对好兄弟，更是行动党官司案的其中一名重要律师。不幸的叶锦源因在1974年领导行动党参选失利影响了他的形象和政途，他没有像范俊登那样幸运在万里望国会选区击败一个党的党魁（人民进步党党主席SP辛尼华沙甘），而是遭民政党党魁林苍祐在丹绒国席将他击败。抑有进者，叶锦源也在甘榜哥南州选区（今光大）败给民政强人邱继圃，从此官运不济，前路不明。
虽然叶锦源继当主席，但他已不再受到党中央的重视。到了1978年的大选，林吉祥决意“引进”卡巴星而与叶锦源起正面冲突（因为林吉祥控制不了槟城州委），并导致后者离党出走另立“社会主义民主党”。卡巴星也因林吉祥拉一把，从此在政坛享有“日落洞之虎”的号称。也因为这样，卡巴星由始至终都是全力支持林吉祥的领导，因为没有林吉祥不会有今日的卡巴星。
当林吉祥在1986年决意亲自挂帅在槟城展开丹绒一役是因为当年的槟州主席是卡巴星（没有叶锦源这样的人拦路），自然需要一位华裔强人挑战林苍祐的州政权。换句话说，在槟州主席卡巴星是“自家人”的情况下，林吉祥战略的启动是水到渠成的。这一年行动党十条大汉闯入槟州议会，是历史来最多反对党的议员，而且有两尊大炮（林吉祥及卡巴星）对准林苍祐发射。
但转入1990年的大选，当卡巴星不再担任槟州主席时，新崛起的魏福星和张德发控制的槟城州委强烈要求林吉祥与林苍祐直接对垒，如果行动党要夺权的话。这种州与中央（秘书长）意愿相违的建议，给林吉祥下了难题。最后为了顾全大局，林吉祥上演了一场“王者之战”。这一仗把林苍祐拉下马，不过因为行动党只胜14席（尚差3席），无法执政，林吉祥的首长梦碎，造就了许子根时代的降临。
由于槟州行动党认为策略运用得当，行动党有才有如此丰收佳绩，也就在1995年的大选时，依样葫芦促请林吉祥转战许子根，也是来个“王者之战”。在骑虎难下的抉择下，林吉祥再一次选择“妥协”的方案，移师对垒许子根。不过这一次不再幸运，而是行动党以惨败收场，只剩下一名州议员（章瑛）。这样一来，丹绒三役以失败收场。
由林吉祥两次以被动的身份在槟州领导大选来看，主要是因为他并不控制槟城州委。经此一败，林吉祥几乎乱了方寸，终于在1999年首次失掉国会议员（卡巴星也首次败选）。这意味着，行动党一时陷入了“群龙缺首”的尴尬局面（因为魏福星及张德发在早前退党加入公正党）。此时一位好好先生的曹观友成了政治主角，围在他身边的是罗兴强（1999年当选行动党的唯一州议员）及章瑛（已在1999年转任大山脚国会议员）。他们两人在艰苦的年代与曹观友支撑大局，直到2008年大选前夕，林冠英在审时度势下，最终决定走他父亲的政治老路，准备在槟城东山再起。他的这一孤注一掷，竟然有意外的大收获，成功地执政槟州。
本来按照礼节是由槟州行动党选出首席部长（因为许子根在失败的当晚，也是打电话向曹观友祝贺的），但因为林冠英的党职大过天（党中央秘书长），也就当仁不让宣布他是候任首席部长。
尽管曹观友在其专栏中有透露林冠英在胜利的当晚，有礼貌行的询问同志们由他当首长如何，一时让党干部感到愕然，但很快就鼓掌表示支持了。
这反映出林冠英虽然身为党中央第一号人物，他也不得不尊重槟州委员的意见。这也就是为什么林冠英巧妙地在槟州党选中发挥了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以选出一个与中央步伐一致的州委，而不是一个令人头痛或唱反调的班子。
例如曹观友当回主席以安定大局，提升拉玛三美为署理，以争取印裔选票，启用黄伟益当秘书，如同林冠英的影子在州委中，虽然黄伟益可以否认他是某人的影子，但他一向以来表现出对“护林”的心切，把首长政治秘书“演活了”则是不争的事实。由他当秘书，也自然是当仁不让的。章瑛与罗兴强的回流意味着被冷落两年已足够了，是时候把他们争取成为秘书长的人。
其他的职位（包括委任的州委）都作了适当的安排，没有太大的争议，旧人的回巢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所谓“团结”的州委诞生了。这就是说，槟州行动党选出了一个以林冠英为首的团队来面对新一届的大选，虽然党内仍有某些异议的声音，但相对之下，还是秘书长的人在统领槟州。这就是林冠英经过“血的教训”后而需要布署的一个“以政制党”的团队，不要再重蹈其父亲覆辙。姑且举一个小例子：如果槟州委通过一人只打一个议席，那不是陷冠英于两难中。不过放心，这次的新州委会通过支持首长既打州又打国的，以和中央的决策一致。
因此评估行动党槟州党选，其结局比雪州更为一目了然，因为是林冠英在坐镇，就无需劳动林吉祥来“压阵”了。
刊登于2010年12月27日《光华日报》
22.12.10
国阵找周处除四害？（天下纵横）
这里先说一个“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在西晋时期，有一位嫉恶如仇的官员名叫周处，对当地的官吏的腐败，深痛绝恶。当他在广汉（今四川广汉北）任太守的时候，把积案都认真处理完毕；后来调到京城当御史中丞，依然大义禀然地对贪官污吏绝不手软，即使对方是皇亲国戚。
但这位大官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好勇斗狠，动辄挥拳伤人，被其家乡吴义兴（今江苏宜兴县）的人民视为恶人，把他当成“一害”。
另外两个恶是在义兴附近的南山出现一只白额猛虎，经常出来伤害百姓和家畜，因此被人民视为“二害”。
至于第三害是指在当地的长桥下有一条大蛟（一种鳄鱼）出没无常，扰乱民心，被形容为“第三害”。
这样一来，义兴县就有了三害，而最大的一害竟然是周处本身。当他知悉本身也是一害时，决心先帮当地老百姓除二害，也就是将白额虎射杀，复又将长桥的大蛟杀死。
当周处为民除二害后未见回来，人民以为他已经死了而额手称庆。讵料在三天后他安然无恙回来了，不是人民高兴，而是怪他为什么不也把自己除掉呢？
经此教训后，周处决定洗心革面离家到吴郡找老师学习。结果他的老师陆云教他识字和知书达理，终于改头换面成为一个有用和有学问的人；更在较后被提拔当官。这样一来，原本最大害的周处反倒成为最受百姓欢迎的好官。
从这则故事中，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有的害非除不可，而有的害是可以改造的。
刚巧我国首相纳吉在12月5日的国阵大集会上，也提出了人民所厌恶的“四害”，即妄想症（以为人民的支持是理所当然的）、健忘症（忘记斗争的目标）、惰性（拒绝作出改革和改变）及傲慢自大（不愿意接受众人的批评）。他说如果国阵不远离这“四害”；尤其是第四种的傲慢自大症，它有可能面临倒台。
虽然纳吉无法列举更多的实例来严格要求成员党做出改变，但我们不妨从现实中来探讨纳吉口中的四害到底对国阵的政权有多危害？
无可否认的，我们同意国阵最大的危害是傲慢自大，正如在西晋时期，周处是第一害，不过周处在了解到本身的缺点与丑陋后，也在后来作出改变而成为受人民尊敬的好官。相对来说，国阵内部的“傲慢自大”症也是不受人民欢迎的。
可惜的是，国阵在308之前完全不理会什么是“一党独大”及“霸权政治”造成的后遗症，一直视为理所当然的政治生态，直到308政治海啸后，才醒悟“昨非今是”。
换句话说，国阵已不得不承认“一党独大”的作风是不适合多元种族的社会的。由于首相纳吉首次敢于坦然且公开地表达国阵也有“四大害”时，就含有强烈的政治意义。这不但要求别人除“四害”，也要求本身将内心中潜在的自大症消除掉。
我们希望国阵也要有周处的精神，敢于除害又敢于改造自己，以让人民重新评估国阵已带来多少的改变？这或者是纳吉的下重药治重症的一个非常手段，因此国阵的高层不能对此视而不见或等闲视之，否则形势会更加严峻。
刊登于2010年12月20日《号外周报》第510期
但这位大官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好勇斗狠，动辄挥拳伤人，被其家乡吴义兴（今江苏宜兴县）的人民视为恶人，把他当成“一害”。
另外两个恶是在义兴附近的南山出现一只白额猛虎，经常出来伤害百姓和家畜，因此被人民视为“二害”。
至于第三害是指在当地的长桥下有一条大蛟（一种鳄鱼）出没无常，扰乱民心，被形容为“第三害”。
这样一来，义兴县就有了三害，而最大的一害竟然是周处本身。当他知悉本身也是一害时，决心先帮当地老百姓除二害，也就是将白额虎射杀，复又将长桥的大蛟杀死。
当周处为民除二害后未见回来，人民以为他已经死了而额手称庆。讵料在三天后他安然无恙回来了，不是人民高兴，而是怪他为什么不也把自己除掉呢？
经此教训后，周处决定洗心革面离家到吴郡找老师学习。结果他的老师陆云教他识字和知书达理，终于改头换面成为一个有用和有学问的人；更在较后被提拔当官。这样一来，原本最大害的周处反倒成为最受百姓欢迎的好官。
从这则故事中，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有的害非除不可，而有的害是可以改造的。
刚巧我国首相纳吉在12月5日的国阵大集会上，也提出了人民所厌恶的“四害”，即妄想症（以为人民的支持是理所当然的）、健忘症（忘记斗争的目标）、惰性（拒绝作出改革和改变）及傲慢自大（不愿意接受众人的批评）。他说如果国阵不远离这“四害”；尤其是第四种的傲慢自大症，它有可能面临倒台。
虽然纳吉无法列举更多的实例来严格要求成员党做出改变，但我们不妨从现实中来探讨纳吉口中的四害到底对国阵的政权有多危害？
无可否认的，我们同意国阵最大的危害是傲慢自大，正如在西晋时期，周处是第一害，不过周处在了解到本身的缺点与丑陋后，也在后来作出改变而成为受人民尊敬的好官。相对来说，国阵内部的“傲慢自大”症也是不受人民欢迎的。
可惜的是，国阵在308之前完全不理会什么是“一党独大”及“霸权政治”造成的后遗症，一直视为理所当然的政治生态，直到308政治海啸后，才醒悟“昨非今是”。
换句话说，国阵已不得不承认“一党独大”的作风是不适合多元种族的社会的。由于首相纳吉首次敢于坦然且公开地表达国阵也有“四大害”时，就含有强烈的政治意义。这不但要求别人除“四害”，也要求本身将内心中潜在的自大症消除掉。
我们希望国阵也要有周处的精神，敢于除害又敢于改造自己，以让人民重新评估国阵已带来多少的改变？这或者是纳吉的下重药治重症的一个非常手段，因此国阵的高层不能对此视而不见或等闲视之，否则形势会更加严峻。
刊登于2010年12月20日《号外周报》第510期
林苍祐的二三事 （跃马扬鞭）
在11月24日逝世而在28日举行国葬的林苍祐似乎有说不完的故事。
我这里再补充我所知道的重要点滴。他有一张置放在他的家大厅内的桌上的照片是他的至爱。这张照片是林苍祐在英伦念书时（1938-1944）在岩石上拍摄的。他手托着下巴眺望大海。他说，他是从那里领悟出政治哲理来。
我对这张黑白照片看了又看，始终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它是一张风度翩翩的少年在沉思的照片。但当林苍祐告诉我他读完医科后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偕另外三个人直奔中国的陪都重庆后，我明白了他的凌云壮志，原来他正在思索未来的道路。后来他也成了台湾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再后来的台湾副总统）的私人医生兼助理，算是直接介入了中国的政务。但更重要的是，他见证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的投降和国共代表（毛泽东和蒋介石）于1945年10月10日在重庆签署停战协定（双十协定），其后又因内战再起再于翌年签署停战协定，结果还是一纸公文成废纸，内战越发激烈。
正值国共风云再起的关键阶段，林苍祐选择离开战火连天的中国，他在1947年回到马来亚的槟城。
作为一个出生在槟城的马来西亚人（先是马来亚人），林苍祐的选择是对的。但他在中国的四年究竟留下什么重要的历史文献，我们知之不祥，只知道他有说过曾代表国民政府签署接收台湾时的一些文件。真相如何，也不得而知，还得由台湾的学者考证一下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林苍祐之所以去中国不是无缘无故和不请自来的，而是应国民政府的官员梁宇皋的邀请（应是属于教育事项的邀请），希望他们这批年青人对抗日的中国做出贡献。到了中国之后，林苍祐也结交一些名人朋友，包括萧乾、郭沫若和巴金等人。其中萧乾更是林苍祐的挚友。当1978年林苍祐以槟州首席部长的身份应邀访华时，他格外地提出要会见在“文革”中被打倒和“坐牛棚”的老朋友萧乾（中国著名作家、著名报人）。几经商议才批准苍祐在北京见萧乾。因为那时萧乾的“右派”帽子未摘，尚未平反。
也许是因为林苍祐的关系，萧乾获提早平反，并被允许出访美国。1985年当萧乾夫妇应邀访问新加坡时，被林苍祐破例请到槟城渡假。在马中关系未全面开放的年代，萧乾的到访是因为林苍祐的关系。当这位作家在1999年逝世时，林苍祐已从政坛退了下来（萧乾生于1910年，较林苍祐大9岁。他是林苍祐一生中最重要的中国挚友。彼此走不同的道路（一个抓笔，一个从政），但命运中有相同的大起大落）。
说回梁宇皋，他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就回返马来亚，在怡保执律师业。1949年他响应陈祯禄的号召，成为马华公会的发起人之一。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他被委为马六甲州长（州元首）。两年之后他参加大选胜出，被委为司法部长、福利部长等职。虽然精通中英文，但与林连玉持不同的教育理念而针对1961年出炉的达立教育报告书掀起口诛笔伐的大骂战，更被林连玉形容为出卖“华文教育的败类”。1963年梁宇皋逝世，留下争议性的一生。
无独有偶的，也是梁宇皋连同陈祯禄于1954年邀请林苍祐参加马华公会（10年前的1944年，他邀请林苍祐到中国发展）。当时马华的这一决定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在1949年就成立的马华公会，始终无法在槟城找到适当的候选人参加1951年之后每年举行的乔治市议会的选举，直到林苍祐加盟马华后，整个马华才在槟州顿然活跃起来。
由于林苍祐的魅力无法档，他在1955年以马华领袖身份（被委为政治主任），率领联盟参加槟州立法议会的选举（只选14席，另10席是英殖民政府委任的）而大获全胜，奠定他在马华公会的地位，以致在1958年当选马华总会长。那时梁宇皋还在马六甲当州长（州元首）。
林苍祐以少壮派的领袖身份夺得马华的领导权后，他面对的是学潮在马来亚的此伏彼起的挑战。为了更有效地掌握华教问题本质，林苍祐主动地与林连玉合作，使到马华三大机构在他的领导下又复活起来。所谓的三大机构是指马华、董总和教总。可惜好景不长，当林苍祐在1959年失去对马华的领导后，三大机构又无疾而终。从此华教问题成为马华公会的一个政治十字架备受煎熬与责难。林连玉也因在后来（1962年）与梁宇皋公开对峙而在1964年付出代价，被褫夺公民权，失去发言权。此时林苍祐也不再风光一时，只是槟州的一名反对党国州议员，影响力相对减少。
无论如何，当我在2005年应《南洋商报》之邀为林苍祐作专访时，意外地发现林苍祐与林连玉虽然惺惺相惜，却连一张合照也没有留下。林苍祐托我在报馆找找看，我找来找去也没有，林连玉的书也没有。但有一点值得林苍祐告慰的是：林连玉从来没有骂过林苍祐，甚至还为林苍祐在马华的“落难”打抱不平。如果说谁是林连玉眼中最好的政治朋友，林苍祐或可登上榜首。
我那年之所以再访林苍祐是因为马华总会长黄家定把林苍祐的肖像挂在马华大厦内，与历任总会长排列在一起，首次“承认”了林苍祐在马华的“法定”地位。所以商报要知道林苍祐是怎么想的？于是那一年有一个专访系列在《南洋商报》刊载，尽诉苍祐的“马华情和华教心”。
刊登于2010年12月20日《南洋商报》
我这里再补充我所知道的重要点滴。他有一张置放在他的家大厅内的桌上的照片是他的至爱。这张照片是林苍祐在英伦念书时（1938-1944）在岩石上拍摄的。他手托着下巴眺望大海。他说，他是从那里领悟出政治哲理来。
我对这张黑白照片看了又看，始终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它是一张风度翩翩的少年在沉思的照片。但当林苍祐告诉我他读完医科后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偕另外三个人直奔中国的陪都重庆后，我明白了他的凌云壮志，原来他正在思索未来的道路。后来他也成了台湾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再后来的台湾副总统）的私人医生兼助理，算是直接介入了中国的政务。但更重要的是，他见证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的投降和国共代表（毛泽东和蒋介石）于1945年10月10日在重庆签署停战协定（双十协定），其后又因内战再起再于翌年签署停战协定，结果还是一纸公文成废纸，内战越发激烈。
正值国共风云再起的关键阶段，林苍祐选择离开战火连天的中国，他在1947年回到马来亚的槟城。
作为一个出生在槟城的马来西亚人（先是马来亚人），林苍祐的选择是对的。但他在中国的四年究竟留下什么重要的历史文献，我们知之不祥，只知道他有说过曾代表国民政府签署接收台湾时的一些文件。真相如何，也不得而知，还得由台湾的学者考证一下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林苍祐之所以去中国不是无缘无故和不请自来的，而是应国民政府的官员梁宇皋的邀请（应是属于教育事项的邀请），希望他们这批年青人对抗日的中国做出贡献。到了中国之后，林苍祐也结交一些名人朋友，包括萧乾、郭沫若和巴金等人。其中萧乾更是林苍祐的挚友。当1978年林苍祐以槟州首席部长的身份应邀访华时，他格外地提出要会见在“文革”中被打倒和“坐牛棚”的老朋友萧乾（中国著名作家、著名报人）。几经商议才批准苍祐在北京见萧乾。因为那时萧乾的“右派”帽子未摘，尚未平反。
也许是因为林苍祐的关系，萧乾获提早平反，并被允许出访美国。1985年当萧乾夫妇应邀访问新加坡时，被林苍祐破例请到槟城渡假。在马中关系未全面开放的年代，萧乾的到访是因为林苍祐的关系。当这位作家在1999年逝世时，林苍祐已从政坛退了下来（萧乾生于1910年，较林苍祐大9岁。他是林苍祐一生中最重要的中国挚友。彼此走不同的道路（一个抓笔，一个从政），但命运中有相同的大起大落）。
说回梁宇皋，他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就回返马来亚，在怡保执律师业。1949年他响应陈祯禄的号召，成为马华公会的发起人之一。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他被委为马六甲州长（州元首）。两年之后他参加大选胜出，被委为司法部长、福利部长等职。虽然精通中英文，但与林连玉持不同的教育理念而针对1961年出炉的达立教育报告书掀起口诛笔伐的大骂战，更被林连玉形容为出卖“华文教育的败类”。1963年梁宇皋逝世，留下争议性的一生。
无独有偶的，也是梁宇皋连同陈祯禄于1954年邀请林苍祐参加马华公会（10年前的1944年，他邀请林苍祐到中国发展）。当时马华的这一决定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在1949年就成立的马华公会，始终无法在槟城找到适当的候选人参加1951年之后每年举行的乔治市议会的选举，直到林苍祐加盟马华后，整个马华才在槟州顿然活跃起来。
由于林苍祐的魅力无法档，他在1955年以马华领袖身份（被委为政治主任），率领联盟参加槟州立法议会的选举（只选14席，另10席是英殖民政府委任的）而大获全胜，奠定他在马华公会的地位，以致在1958年当选马华总会长。那时梁宇皋还在马六甲当州长（州元首）。
林苍祐以少壮派的领袖身份夺得马华的领导权后，他面对的是学潮在马来亚的此伏彼起的挑战。为了更有效地掌握华教问题本质，林苍祐主动地与林连玉合作，使到马华三大机构在他的领导下又复活起来。所谓的三大机构是指马华、董总和教总。可惜好景不长，当林苍祐在1959年失去对马华的领导后，三大机构又无疾而终。从此华教问题成为马华公会的一个政治十字架备受煎熬与责难。林连玉也因在后来（1962年）与梁宇皋公开对峙而在1964年付出代价，被褫夺公民权，失去发言权。此时林苍祐也不再风光一时，只是槟州的一名反对党国州议员，影响力相对减少。
无论如何，当我在2005年应《南洋商报》之邀为林苍祐作专访时，意外地发现林苍祐与林连玉虽然惺惺相惜，却连一张合照也没有留下。林苍祐托我在报馆找找看，我找来找去也没有，林连玉的书也没有。但有一点值得林苍祐告慰的是：林连玉从来没有骂过林苍祐，甚至还为林苍祐在马华的“落难”打抱不平。如果说谁是林连玉眼中最好的政治朋友，林苍祐或可登上榜首。
我那年之所以再访林苍祐是因为马华总会长黄家定把林苍祐的肖像挂在马华大厦内，与历任总会长排列在一起，首次“承认”了林苍祐在马华的“法定”地位。所以商报要知道林苍祐是怎么想的？于是那一年有一个专访系列在《南洋商报》刊载，尽诉苍祐的“马华情和华教心”。
刊登于2010年12月20日《南洋商报》
孙中山与《光华日报》（现代春秋）
《光华日报》百年岁月，见证了槟城半部的历史。槟城的前半部始于1786年，也就是英人莱特占领槟榔屿之后才有历史记载槟城的点点滴滴，直到1910年为止，历时124年。在这之后，就是槟城后半部的历史，它始于孙中山在槟城搞革命获致成功，因而有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命运；也是在1910年，孙中山创办了《光华日报》。按照史料的考证，12月20日是为它的创刊日，因此选择今天庆祝创业百年刚好是100年纪念。对于一份华文报业来说，能支撑百年大业也确实是不简单的任务。
但这份报纸的源头来自哪里呢？它是与一位近代中国伟人孙中山分不开的。
如果说世界上最早的第一份在马六甲问世的华文报《蔡世俗每月统计传》（创刊于1815-停刊于1821年）在后来给予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一定的启发，而通过宗教搞革命（1851-1868），成功在南京建立政权达17年（因为这份报纸的负责人之一梁亚发（1789-1855）皈依基督后，写了一本《劝世良言》宗教书，激发洪秀全把它当成“革命宣言”扬起太平天国的旗帜；那么《光华日报》的诞生则是不折不扣地成为孙中山的革命喉舌。它们之间的不同点于洪秀全（1812-1864）是间接受《蔡世俗每月统计传》的影响，而孙中山（1866-1925）则是摆明用报纸作为斗争的武器，以确保革命成功。
无独有偶的是，洪秀全与孙中山是一前一后的革命先行者。当洪秀全革命失败后，他的伟大与不朽功绩却在60年后由孙中山来完成（太平天国起于1851年，辛亥革命发生在1911年）。更巧合的是，孙中山仿效了洪秀全成为基督教徒。他之所以把洪秀全当为革命偶像也是腐败的清廷给逼出来的。
由于孙中山是跨世纪的重要人物（从19世纪到20世纪），他的事迹也数之不尽，但其中重要的一段是他与《光华日报》的关系。
历史是这样演绎的：
孙中山来槟城的年代是这样分段的：① 1905年为日政府所逐，经新加坡、吉隆坡而来到槟城，不忘宣扬革命。② 1906年，孙中山一行又自安南前来槟城，大事鼓吹革命。③ 1907年，孙中山又来槟城，一面筹款，一面筹组《槟城阅书报社》。此组织在1908年正式成立。④ 1910年，孙中山不容于日本政府，已无立锥之地，乃携眷来槟城避难，一家五口，最长时间居于槟城，约半年之久。也是最后一次在槟城的公开活动，但也因之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和带动中国革命出现高潮。他不但把同盟会的总部从新加坡移来槟城，也在1910年11月13日在柑仔园400号门牌主持了影响深远的“庇能会议”（槟城会议），准备再次起义。次年（1911年）4月27日的黄花岗之役，即策动于此，但不幸又告失败。⑤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是为史上的“辛亥革命”。接着孙中山自美返英，获英政府善待。当孙中山由英国乘船返国途经槟城时，已是英政府的贵宾，不再是落难的“驱逐犯”。此一时，彼一时的风云变幻，也使到槟榔屿这个小岛举世闻名起来。
为了更明确孙中山对槟城乃至马新的贡献；尤其是在政治文化教育事业上，我们有必要阐述孙中山创设“槟城阅书报社”及《光华日报》的相互关系，因为它们是两位一体的。
《槟城阅书报社》的成立乃形势所逼。事缘1906年孙中山在槟城时，借平章会馆（即今日的槟州华人大会堂）发表革命演说，竟遭保皇党人反对，斥为“无父无君”之言，因而促使平章会馆重订章程，规定不准任何人在平章会馆讲革命。
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认为有必要自创一个配合革命的组织，取名为《槟成阅书报社》。其筹备会议于1908年在吴世荣的瑞福园召开，到会者尚有黄金庆、汪精卫、陈璧君（后来的汪夫人）、陈新政、卫月朗（陈璧君之母）等20余人。
吴世荣宣布开会理由是要承孙中山之意做两件事：其一是创办《光华日报》；其二是设立阅书报社。但因锡价跌落，报办未能实现，而设立书报社万不可缓。
有趣的是，这个筹备会决定于同年的11月13日在平章会馆举行成立大会（因不是革命演说被允许开大会，但它的成立也是冲着平章会馆不准作为革命基地而设），公推吴世荣任社长，黄金庆为副社长。
在黄金庆借出其位于柑仔园94号洋楼充为社址后，乃择定于1909年1月10日举行开幕典礼。它成了同盟会的真正革命基地。
至于《光华日报》因资金问题，一时无法办成。恰巧在1908年缅甸同志电邀汪精卫前往仰光鼓吹革命，乃将尚未能在槟城诞生的《光华日报》先在仰光出版。 换句话说，《光华日报》最早在仰光出版，后因得罪当地权贵（支持保皇派者）而促使缅英政府“关闭”《光华日报》，并将经理陈汉平，总编辑居正之驱逐出境。其中与之有密切关系者庄银安乃潜至槟城，以暂避风潮。此时有人建议将在仰光之设备移来槟城，以继续出版《光华日报》。于是阅书报社带头开会议决招股出版，选出六人专办此事，他们是：黄金庆、陈新政、丘明旭、杨汉翔、林贻博及曾受兰。时适胡汉民因营救汪精卫（因在北京刺杀摄政王戴沣不遂被捕（1910年4月16日）） 出狱事来槟城会陈璧君（她是槟城人，于1912年在广州下嫁汪精卫），巧遇上阅书报社要组织报馆，乃由胡汉民代撰招股序文及简章，并即介绍编辑人员。雷铁崖（曾任总编辑）及张仕鹃即为胡汉民与孙中山商定后所聘请者。
正在为《光华日报》重生积极行事之际，突又接仰光改头换面，将《光华》改成《进化报》出版，遂使到阅书报社同仁进退维谷，是坚持在槟城出版《光华日报》或放弃之？几经讨论后，终于抱破釜沉舟之决心，决定按原定计划以达到出版之目的。旋即探知槟城恒茂公司林文琴处，存有昔日在厦门出版《漳泉日报》之机器等设备，乃派杨汉翔、林贻博代表接洽。在林文琴慨然允许下，吾人数戴为之奔波之《光华日报》终于在庚戌年呱呱落地。在一纸风行下，遂造成马来群岛空前未有之革命思潮。至于与吾人处于极端反对地位之《槟城新报》与一般少数误认满清为正统者，虽辄作破坏本党之谬论，然一经光华之驳斥，莫不哑口无言，是盖吾党宗旨正大，理直气壮有以致之。
有关《光华日报》的真正出版（第二次复刊）的日期虽有些差误，但一般上都认为是孙中山于1910年11月12日假座柑仔园404号举行秘密的“庇能会议”，以号召广州同志再行起义（因而有所谓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牺牲之历史事件）后的事，也就是12月份的事。例如李宝镜撰的《光华日报》史略有言：“光华于前清宣统之年（庚戌岁）阴历十一月初一出版，即阳历12月3日，本为《光华日报》正式纪念日。为因民国成立之初，政府训令改用阳历，故《光华日报》亦以阳历12月3日为纪念日。但后将阴阳历表对照后，乃决定将12月20日订为《光华日报》纪念日。就这样，光华的创刊日乃以12月20日为准。
另据杨汉翔所撰《本报史略》也提及《光华日报》应予1910年12月20日（也即是庚戌年十一月初一日）呱呱堕地，并形容她的诞生后，“革命思潮，益行澎湃”。
不论从《光华日报》的纪念刊或《阅书报社》的纪念刊来看，光华初期是惨淡经营的。例如原订资本三万元，分作一万五千股，每股二元，但因保皇势力遍布南洋，恣意攻击，以致认股者裹足不前，所幸诸同志努力不懈，慷慨解囊，历时多久，始集得二万元左右。
在扬汉翔看来，光华由于先天不足（资金未到位），银根拮据，复遭外间重重压力，而面对凄凉景况。所幸人心奋发，众志成城，东移西借，赖以维持。 克服重重困难而在辛亥革命成功（1911年10月10日）后，更成为国民党的“喉舌报”。
从孙中山早期创办的《光华日报》来看，它几乎是惨淡经营的。而后也经历无数风波和折难，才一步步地走到今天。其间的历尽沧桑，也非笔墨所能形容。但忝为一名报人，我感同身受报办之艰辛与痛苦。因为《光华日报》同人的坚持与付出，才有今日的百年大庆。
刊登于2010年12月20《光华日报》
17.12.10
陈祯禄与林苍祐纪念馆 （直挂云帆）
举凡名人逝世之后都会出现一个难有定论的争议：到底要怎样纪念一代伟人才是恰当与合适的？在马来西亚来说；尤其对华裔而言，是没有一个定论，因为怎样鉴定名人的伟大和怎样鉴定他在世的贡献，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但在华人现代史上，有两位华人是没有太大争议性的，他们就是陈祯禄和林苍祐，因此没有人反对（或鲜有人反对）为他们“竖碑立传”。但要怎样恒久纪念这两位享有国葬的“开国元老”，至今都在斟酌中。
我们先说陈祯禄（1883-1960），他在日本侵略马来亚时（1942-1945），避居印度，战后返马。而他最值得称颂的功绩是在1947年领导成立全马人民联合行动理事会，并与马来人联合阵线合作，号召马新人民总罢市，以抗议英国强行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而获致巨大回响。他也同时要求英国接受由这两大组织起草的“马来亚人民宪章”，但不被接受。
虽然功败垂成，陈祯禄则从中崛起成为殖民者与华社所接受的政治人物。因此在两年后陈祯禄又立下另一个“创举”，那就是成立马华公会，以解救50万的华人被英殖民政府驱赶入“新村”而处于水深火热中。在当时（1948年）华人被怀疑资助马共，因而被惩罚强迫住进用铁刺网围住并有军警守卫的所谓新村。
陈祯禄也在马华公会成立后，号召华人成为公民，以通过投票选出政府。不过在后期陈祯禄可能因年长关系，已被马华党员视为保守及未求思变的领袖，也就在1958年的党选中被少壮派的林苍祐取而代之了。
一年之后（1959年），陈祯禄反过来挺其儿子陈修信与林苍祐公开决裂。不幸又一年之后（1960年），他与世长辞了，也留下了一些的争议。但归根究底，忝为马华第一代的掌门人，陈祯禄在党内享有的政治地位是凌驾其他人之上的。
遗憾的是，陈祯禄在逝世后的47年，才首次被官方确认其“政治功绩”。2007年，身为文化、艺术及文物部副部长的黄锦鸿首次披露政府已同意建陈祯禄纪念馆。2008年时，时任马华署理总会长的陈广才说，政府在2007年7月18日的内阁会议上批准成立一个恒久性的陈祯禄纪念馆。当时新闻这样报导：这座被圈定位于前联邦立法院建筑物内的纪念馆，占地约4000方尺，文物部将动用200人及1200万零吉进行改建工程，预料在一年后开放给公众人士。
可是在今年5月的时候，身为新闻、通讯及文化部副部长的王赛芝则说，有关陈祯禄纪念馆的旁边各有东姑纪念馆及善班丹纪念馆，政府已将之列为第10大马计划中，预料耗资一千万零吉的工程将在今年动工。
这就是说，从2007年敲定的工程，已经拉了3年，还不知道是否按时完工？由此可见，设立名人纪念馆也是“好事多磨”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察觉陈祯禄的女儿陈金瑞捐赠在马六甲荷兰街的老屋两间予新加坡国立大学，以设立“陈祯禄中心”。这意味着，由大学机构负责保管乃至发扬“陈祯禄中心”，他的家人不必担心无人照顾而被逼关闭。
在这方面，陈祯禄的孙女陈淑珠（也是陈修信的女儿）这样说：马新应加强历史的联系，而非聚焦于使双方分裂的差异上。她甚至认为这符合她祖父的意愿。
这使人想起在去年李孝式（1901-1988）的后人将其生前储存的所有文件移交新加坡东亚研究所而引发争议。当时有本地团体和学人感到惋惜将国人的史料移送外国。但这么多年了，有哪个机构愿意承担起资料的保存和采用？正因为李孝式（前财长）的家族感叹无人重视，而他们又非历史工作者，最好的方法是送给需要研究的单位。
正如林苍祐在生前，我国有哪个单位或哪批学人愿意为他保留历史？也只有新加坡的“口述历史中心”有保留林苍祐的两套口述历史。我们又怎能说林苍祐“不爱国”，把原始资料都给了别国的学者？
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华人社会尚未意识到名人历史的重要性，那是2007年初的事，已故槟州首席部长王保尼的公子王得评主动地参加槟州客属公会（他是客籍嘉应人）。他告诉我要在峇哇沙路开设“王保尼纪念馆”，而旁边则开设客家餐馆（因他有两间建筑物）。我建议他找单位“领养”，不然以后会很吃力。他当时兴致勃勃地表示要自己来。原本他有两个人要请来主持开幕的，一个是林苍祐，另一个是黄家定（马华总会长）。他当时还希望马华能支持他的计划和工程。可是在2007年8月31日（此日是王保尼的忌日）开幕那天，未见有大人物主持仪式，只有一些亲朋戚友，我也有前往参观。大概他们不知道纪念馆要突出什么，也就显得如同图片展览会，没有看头。
也许它最大的败笔是没有人“领养”，只是靠王保尼的后代在支撑。一旦客家餐馆办不起来，王保尼纪念馆也就消失了。果然不出两年，在2009年，王保尼纪念馆收挡了，不知槟州政府会有所行动吗？也不知马华会重开吗？因为王保尼（1911-2002）是槟州首任首席部长，从1957年到1969年，历时12年对槟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我之所以提出这件事是因为在林苍祐（1911-2010）逝世后，有不少高官显达对他的身后表示兴趣，也成了一个政治的议题。
槟州政府一口气地将日落洞大道易名为林苍祐大道，不但长，而且由光大直透峇央峇鲁，又衔接槟城大桥，正是十分合适。但这样长的大道对市民该如何表达呢？看来只好用上段、中段和下段来表达，不然难以辨认，这也是为什么一条Beach St有六个中文名字。还有槟州政府也宣布将槟州发展机构（PDC）大厦命名为林苍祐大厦，但这个名字会让人记取吗？许多人已叫惯PDC大厦，一下子改称林苍祐大厦，真不知是在哪儿？
这里有一个故事是值得槟州政府深思的：1972年光大开工时，林苍祐宣布将65层高的摩天楼命名为“敦拉萨综合中心”（Kompleks Tun Abdul Rajak）（简称KOMTAR）。于是大家都叫光大而未听闻叫敦拉萨大厦的。
如果你现在说要去敦拉萨大厦，人们会问你在哪里？这就是说，命名要有意义，不然会让人想不起在哪里？
虽然槟州政府尚未宣布要为林苍祐设立纪念馆，但民间已有声音了。有人建议设在思明药房（林苍祐祖业），但由谁管理和照顾？如果交由林氏家族负责，谁敢保证不会沦为王保尼第二？
我们希望会有出现权威组织或州政府或民政党把林苍祐纪念馆设立起来。同时，我们也希望槟州政府可以在林苍祐大道的一个休闲中心为林苍祐建立一座塑像，让这位槟州发展之父及槟州现代化之父“永垂不朽”，让后人景仰。
刊登于2010年12月16日《东方日报》
但在华人现代史上，有两位华人是没有太大争议性的，他们就是陈祯禄和林苍祐，因此没有人反对（或鲜有人反对）为他们“竖碑立传”。但要怎样恒久纪念这两位享有国葬的“开国元老”，至今都在斟酌中。
我们先说陈祯禄（1883-1960），他在日本侵略马来亚时（1942-1945），避居印度，战后返马。而他最值得称颂的功绩是在1947年领导成立全马人民联合行动理事会，并与马来人联合阵线合作，号召马新人民总罢市，以抗议英国强行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而获致巨大回响。他也同时要求英国接受由这两大组织起草的“马来亚人民宪章”，但不被接受。
虽然功败垂成，陈祯禄则从中崛起成为殖民者与华社所接受的政治人物。因此在两年后陈祯禄又立下另一个“创举”，那就是成立马华公会，以解救50万的华人被英殖民政府驱赶入“新村”而处于水深火热中。在当时（1948年）华人被怀疑资助马共，因而被惩罚强迫住进用铁刺网围住并有军警守卫的所谓新村。
陈祯禄也在马华公会成立后，号召华人成为公民，以通过投票选出政府。不过在后期陈祯禄可能因年长关系，已被马华党员视为保守及未求思变的领袖，也就在1958年的党选中被少壮派的林苍祐取而代之了。
一年之后（1959年），陈祯禄反过来挺其儿子陈修信与林苍祐公开决裂。不幸又一年之后（1960年），他与世长辞了，也留下了一些的争议。但归根究底，忝为马华第一代的掌门人，陈祯禄在党内享有的政治地位是凌驾其他人之上的。
遗憾的是，陈祯禄在逝世后的47年，才首次被官方确认其“政治功绩”。2007年，身为文化、艺术及文物部副部长的黄锦鸿首次披露政府已同意建陈祯禄纪念馆。2008年时，时任马华署理总会长的陈广才说，政府在2007年7月18日的内阁会议上批准成立一个恒久性的陈祯禄纪念馆。当时新闻这样报导：这座被圈定位于前联邦立法院建筑物内的纪念馆，占地约4000方尺，文物部将动用200人及1200万零吉进行改建工程，预料在一年后开放给公众人士。
可是在今年5月的时候，身为新闻、通讯及文化部副部长的王赛芝则说，有关陈祯禄纪念馆的旁边各有东姑纪念馆及善班丹纪念馆，政府已将之列为第10大马计划中，预料耗资一千万零吉的工程将在今年动工。
这就是说，从2007年敲定的工程，已经拉了3年，还不知道是否按时完工？由此可见，设立名人纪念馆也是“好事多磨”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察觉陈祯禄的女儿陈金瑞捐赠在马六甲荷兰街的老屋两间予新加坡国立大学，以设立“陈祯禄中心”。这意味着，由大学机构负责保管乃至发扬“陈祯禄中心”，他的家人不必担心无人照顾而被逼关闭。
在这方面，陈祯禄的孙女陈淑珠（也是陈修信的女儿）这样说：马新应加强历史的联系，而非聚焦于使双方分裂的差异上。她甚至认为这符合她祖父的意愿。
这使人想起在去年李孝式（1901-1988）的后人将其生前储存的所有文件移交新加坡东亚研究所而引发争议。当时有本地团体和学人感到惋惜将国人的史料移送外国。但这么多年了，有哪个机构愿意承担起资料的保存和采用？正因为李孝式（前财长）的家族感叹无人重视，而他们又非历史工作者，最好的方法是送给需要研究的单位。
正如林苍祐在生前，我国有哪个单位或哪批学人愿意为他保留历史？也只有新加坡的“口述历史中心”有保留林苍祐的两套口述历史。我们又怎能说林苍祐“不爱国”，把原始资料都给了别国的学者？
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华人社会尚未意识到名人历史的重要性，那是2007年初的事，已故槟州首席部长王保尼的公子王得评主动地参加槟州客属公会（他是客籍嘉应人）。他告诉我要在峇哇沙路开设“王保尼纪念馆”，而旁边则开设客家餐馆（因他有两间建筑物）。我建议他找单位“领养”，不然以后会很吃力。他当时兴致勃勃地表示要自己来。原本他有两个人要请来主持开幕的，一个是林苍祐，另一个是黄家定（马华总会长）。他当时还希望马华能支持他的计划和工程。可是在2007年8月31日（此日是王保尼的忌日）开幕那天，未见有大人物主持仪式，只有一些亲朋戚友，我也有前往参观。大概他们不知道纪念馆要突出什么，也就显得如同图片展览会，没有看头。
也许它最大的败笔是没有人“领养”，只是靠王保尼的后代在支撑。一旦客家餐馆办不起来，王保尼纪念馆也就消失了。果然不出两年，在2009年，王保尼纪念馆收挡了，不知槟州政府会有所行动吗？也不知马华会重开吗？因为王保尼（1911-2002）是槟州首任首席部长，从1957年到1969年，历时12年对槟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我之所以提出这件事是因为在林苍祐（1911-2010）逝世后，有不少高官显达对他的身后表示兴趣，也成了一个政治的议题。
槟州政府一口气地将日落洞大道易名为林苍祐大道，不但长，而且由光大直透峇央峇鲁，又衔接槟城大桥，正是十分合适。但这样长的大道对市民该如何表达呢？看来只好用上段、中段和下段来表达，不然难以辨认，这也是为什么一条Beach St有六个中文名字。还有槟州政府也宣布将槟州发展机构（PDC）大厦命名为林苍祐大厦，但这个名字会让人记取吗？许多人已叫惯PDC大厦，一下子改称林苍祐大厦，真不知是在哪儿？
这里有一个故事是值得槟州政府深思的：1972年光大开工时，林苍祐宣布将65层高的摩天楼命名为“敦拉萨综合中心”（Kompleks Tun Abdul Rajak）（简称KOMTAR）。于是大家都叫光大而未听闻叫敦拉萨大厦的。
如果你现在说要去敦拉萨大厦，人们会问你在哪里？这就是说，命名要有意义，不然会让人想不起在哪里？
虽然槟州政府尚未宣布要为林苍祐设立纪念馆，但民间已有声音了。有人建议设在思明药房（林苍祐祖业），但由谁管理和照顾？如果交由林氏家族负责，谁敢保证不会沦为王保尼第二？
我们希望会有出现权威组织或州政府或民政党把林苍祐纪念馆设立起来。同时，我们也希望槟州政府可以在林苍祐大道的一个休闲中心为林苍祐建立一座塑像，让这位槟州发展之父及槟州现代化之父“永垂不朽”，让后人景仰。
刊登于2010年12月16日《东方日报》
浓浓客家情 （天下纵横）
11月19日，马来西亚客联青举办一场乡谊晚宴，展示年青人对乡会的热爱与支持。这在众多乡团中是不多见的，因为许许多多的年青人对于参加父辈组成的宗亲会和乡会没有兴趣，甚至认为是老年人的俱乐部，不参也吧。
虽然在80年代，有掀起年青人参加乡会宗祠的浪潮而带动许多团体成立青年团，但十分活跃与独当一面的不是很多。
马来西亚的客联会在这方面也不落人后，在17年前成立了客青团，并在后来每年举办客青杰出团体奖；更在今年破例地举行全国青年征文比赛。
因为这个缘因，客联青团长孔令龙一行人在今年11月拜访槟城客属公会时，邀请我担任征文比赛的评审。虽然我事务十分繁忙，时间也非常紧迫，但身为客家团体的长辈，只好欣然接受，以示对年青人的鼓励。
说到青年团，我也年轻过，而且是第一个在客家团体中发起组织青年团的人。这应该是1976年的事，我受槟州客属公会的委托，成立了青年团。由于反应热烈，我们的组织在当时算得上颇有规模的青年团。大概在80年代初期，我通过客青团又联络州内其他乡会及宗亲会的青年团共同组织槟州乡会宗祠青年团联谊会。
正当我们要大展拳脚的时候，我应槟州华人大会堂总务周曼沙之邀，建议我将整个乡会宗祠青谊会纳入大会堂，正式地成立槟州华人大会堂青年团。碰巧当时我也是大会堂的执委，也就在理事会上经过投票被选为青年团团长，并由我召集青年团体和个人举行成立大会。就这样，槟州华人大会堂青年团在1982年成为槟州内最高的青年组织。这意味着槟州客属公会是推动青年团体活跃起来的其中一个奠基者。
当我卸下青年团的职务后，也转身参与母会的工作，后来因为业务的关系，我有一个时期与社团的关系转淡，直到90年代中期，我又应客家前辈胡榆芳（他也曾是我在《星槟日报》服务时的老板）的邀请，重新回到客属公会活动，以协助解决公会面对的困境。所谓的困境即是公会的会所被烧毁多年后仍然无法重建，令客家人很不自在，且失颜面。
当我在2000年成为客属公会的领导人之后，我决心启动重建工程，而我也在此时在吴德芳的推动下，参与客联会的工作，担任副会长职，而后成为署理会长直到今天。客联会是于1976年由吡叻客属公会推动成立的，首任会长是胡万铎。后来这个组织就轮流由各州历任会长接手，直到90年代才在吉隆坡设立永久性的会所。换句话说，客联会不再“流浪”了，而是固定在首都成为客家人的核心组织。在这方面，吴德芳居功厥伟，因此当他期满卸下总会长后，客联会的仝人一致推举他成为客联会的“永远荣誉总会长”，以肯定他对客联会的贡献；尤其是凝聚客家人并成功地为客联会在市区建立一座堂皇的会所和把马来西亚的客家人带向世界，成为世界客家人的一支壮大队伍方面有不容抹杀的功绩。客联会因为有了他而在马来西亚的社团中占有重要的一席。就此而言，今后不论客联会如何改变和转变，吴德芳是客联会的大功臣则是不争的事实。
令人欣慰的是，客联会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它的青年团已茁壮成长。这可以在今年11月19日主办的联欢之夜证实了它的实力；尤其令我欣慰的是，在阅审征文比赛的作品中，有不少的年轻客家人竟然仍然拥有浓浓的客家乡情，全数地跃然于纸上。他们的客家心和民族情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客家人原来不是“做客的人”，而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的主人”之一。因为我们的年轻一代的客家人通过他们的生花妙笔勾勒于父辈们的勤劳与对家园的热爱，充分地体现出客家人的“耕读传家”的美德。
刊登于2010年12月10日《号外周报》第509期
虽然在80年代，有掀起年青人参加乡会宗祠的浪潮而带动许多团体成立青年团，但十分活跃与独当一面的不是很多。
马来西亚的客联会在这方面也不落人后，在17年前成立了客青团，并在后来每年举办客青杰出团体奖；更在今年破例地举行全国青年征文比赛。
因为这个缘因，客联青团长孔令龙一行人在今年11月拜访槟城客属公会时，邀请我担任征文比赛的评审。虽然我事务十分繁忙，时间也非常紧迫，但身为客家团体的长辈，只好欣然接受，以示对年青人的鼓励。
说到青年团，我也年轻过，而且是第一个在客家团体中发起组织青年团的人。这应该是1976年的事，我受槟州客属公会的委托，成立了青年团。由于反应热烈，我们的组织在当时算得上颇有规模的青年团。大概在80年代初期，我通过客青团又联络州内其他乡会及宗亲会的青年团共同组织槟州乡会宗祠青年团联谊会。
正当我们要大展拳脚的时候，我应槟州华人大会堂总务周曼沙之邀，建议我将整个乡会宗祠青谊会纳入大会堂，正式地成立槟州华人大会堂青年团。碰巧当时我也是大会堂的执委，也就在理事会上经过投票被选为青年团团长，并由我召集青年团体和个人举行成立大会。就这样，槟州华人大会堂青年团在1982年成为槟州内最高的青年组织。这意味着槟州客属公会是推动青年团体活跃起来的其中一个奠基者。
当我卸下青年团的职务后，也转身参与母会的工作，后来因为业务的关系，我有一个时期与社团的关系转淡，直到90年代中期，我又应客家前辈胡榆芳（他也曾是我在《星槟日报》服务时的老板）的邀请，重新回到客属公会活动，以协助解决公会面对的困境。所谓的困境即是公会的会所被烧毁多年后仍然无法重建，令客家人很不自在，且失颜面。
当我在2000年成为客属公会的领导人之后，我决心启动重建工程，而我也在此时在吴德芳的推动下，参与客联会的工作，担任副会长职，而后成为署理会长直到今天。客联会是于1976年由吡叻客属公会推动成立的，首任会长是胡万铎。后来这个组织就轮流由各州历任会长接手，直到90年代才在吉隆坡设立永久性的会所。换句话说，客联会不再“流浪”了，而是固定在首都成为客家人的核心组织。在这方面，吴德芳居功厥伟，因此当他期满卸下总会长后，客联会的仝人一致推举他成为客联会的“永远荣誉总会长”，以肯定他对客联会的贡献；尤其是凝聚客家人并成功地为客联会在市区建立一座堂皇的会所和把马来西亚的客家人带向世界，成为世界客家人的一支壮大队伍方面有不容抹杀的功绩。客联会因为有了他而在马来西亚的社团中占有重要的一席。就此而言，今后不论客联会如何改变和转变，吴德芳是客联会的大功臣则是不争的事实。
令人欣慰的是，客联会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它的青年团已茁壮成长。这可以在今年11月19日主办的联欢之夜证实了它的实力；尤其令我欣慰的是，在阅审征文比赛的作品中，有不少的年轻客家人竟然仍然拥有浓浓的客家乡情，全数地跃然于纸上。他们的客家心和民族情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客家人原来不是“做客的人”，而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的主人”之一。因为我们的年轻一代的客家人通过他们的生花妙笔勾勒于父辈们的勤劳与对家园的热爱，充分地体现出客家人的“耕读传家”的美德。
刊登于2010年12月10日《号外周报》第509期
评何启斌的“林苍祐论”（跃马扬鞭）
我的朋友何启斌对林苍祐的“盖棺论定”是值得商榷与争议的。
先说说他和林苍祐的“关系”。据一本书披露，他在70年代曾参加学运，支持“华玲农民”示威，也被短期扣留过。在1978年时，不知为何他提名参加丹绒国会选举，与民政的黄允成医生及行动党的黄鸿杰争天下。这一年刚好林苍祐不再寻求蝉联丹绒国席，只集中在巴当哥打州选区参选。
更出人意外的是何启斌以一位“独行侠”的身份参选，竟然与马卓达领导的7人帮挂钩。所谓7人帮是指具有马华背景的人，在马华槟州主席林建寿的默许下组成“独立阵线”，专门向民政党的选区叫阵，而这个阵线的领导人就是原任马华丹绒区主席的马卓达。何启斌不是马华人，却成了与马华有连带关系的7人帮之一。这其中原因还得由何启斌现身说法。
因为何启斌的参选，他的名气也开始冒出头来，但7人帮引来林苍祐的勃然大怒，直斥“7人帮是一群没有纪律的政治烂渣滓，这些人是政治阿Q。”
虽然7人帮也引用刻薄的语言反唇相讥，但选民并不赏识他们的做法，结果7人帮全军覆没，包括何启斌也败北（由行动党的黄鸿杰胜出）。
何启斌告诉过我，在大选过后，他在槟城找工作很难，至于真相如何，我也不得而知。
后来他转到吉隆坡发展，在马化集团任职。到后来他成了企业顾问，而本身也拿到了商业博士。
我不知道何启斌是应该怪林苍祐没给他机会在槟城发展或要感谢他的激将，使他在吉隆坡立定脚跟，而有了今日的成就。
姑不论何启斌在为林苍祐“定论”是否心中还有气？至少在我看来算是有些难解的怨。例如何启斌对林苍祐的评价是有些不按牌理打牌的“凌乱”，一边说“李光耀在马来西亚的失败就是林苍祐的成功”；但另一边又说“新加坡今天极为成功，而槟州仍然如旧”。1990年林苍祐退位时的槟州，只是低廉工资的“渔港经济”。
这种说法是过于偏激的，拿李光耀与林苍祐做比较，也比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因为两个人是处在不同的环境和生态中，所以无法相提并论。不过何启斌说林苍祐退位时，槟城依然故我，就过于武断了。
事实是：在60年代末期形容槟城“沦为渔港”的是陈修信，不是林苍祐。当时身为财长的陈修信曾这样说，只要他一挥手，即可取消槟岛自由港的地位，而槟城也就“沦为渔港”了。为了回应陈修信的讽刺，林苍祐决心通过工业发展来带动槟州的经济。因为在1969年时，槟城的失业率竟高达16%，若林苍祐不创造工作机会，槟城将会因没有自由港而没落了（自由港在过去的两百年来一直是槟城的经济命脉，直到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槟岛才被逐步纳入关税区）。
为了提供就业机会，林苍祐这样说：“槟州的失业率数字甚高，因此首先我们必须让外国企业家知道我们有工资低廉的劳工，新加坡也同样用这种方法吸引电子工业提供就业。工资的低廉确实是不公平的，但大家要记得，我们首要任务是供给人民工作，当他们有工作后，我们才能调整他们的收入。”
“我们必须记住，宁可让我们的工人有工作，就算工资略低，也比完全没有希望获得工作来得好。如果我们解决了失业问题，将有更美好的成功机会”（1971年林苍祐致党员书）。
因为劳工密集的工业迅速成长，槟城在后来成了世界第三大电子城，被誉为“东方矽谷”，提供无数个就业机会，也成功地吸引其他州的人民涌入槟城工作。单就这一点，当林苍祐于1990年因竞选失利被迫退休时，槟城已是脱胎换骨，成为一个迈向工业化的城镇。这就是林苍祐留给槟城人民的“经济遗产”，不是何启斌所形容的工业政策的失败。
林苍祐当年的败选，不是不知天时，而是输在两大因素：其一对手太强，林吉祥挟86年大选胜利之余威（首次槟州议会有10位反对党议员），在1990年直捣龙门。在他的声望如日中天之际，对林苍祐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其二是国阵内部有人抽后脚，尽管林苍祐在其选区内为人民提供现代化的廉价屋，改善他们的生活，增加无数就业和创业机会，但在有心人的散播不利言论下，林苍祐也就栽倒在某一个地区的选民的手上。而这一大群的选民（算千以上），在过去都是林苍祐的铁票，怎么今天变成反票呢？
林苍祐对此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即使在15年后的2005年，他还是耿耿于怀想知道什么人在他的背后抽后脚，让他以700多张票饮恨终生？这个谜一直未能被证实，但大家都怀疑是有些人在“反林苍祐”。
何启斌所说的槟城没有发展蓝图也是过于主观的言论。就我所知，林苍祐在70年代提出的经济发展大蓝图是十分吸引人的，单就耗资8亿余元的槟城大桥的成功他是居功厥伟的。这座桥使到槟州经济全面改观，乃至全马也受惠，这也是为什么槟城目前正在兴建耗资45亿元的第二槟城大桥，可见它对国家的经济是举足轻重的。下来，每隔10年就有新的经济蓝图出现。
我会比较认同“光大”的计划是不成功的，因为这座65层的摩天楼到了今天有些华而不实，诸如联邦政府部门迁走，槟州政府也用不完所有的地方。而且其中一个败笔是政府行政中心与商业中心相结合毕竟不是值得鼓励的。
不过，也正是因为光大的发展面积有限，才在90年代让乔治市保留了文化古迹。经过多年的努力，乔治市终于登陆“世界文化遗产”。这不能不说是前朝留下的功德（未大面积破坏文化古迹），而今日成为推动旅游业的重要新元素。
至于何启斌提到“林苍祐魄力不足”只是征用骆文秀的一些地建“空大”，逼得骆文秀到浮罗交怡收购土地也不尽然是事实。
据我所知，林苍祐为了发展峇央峇鲁工业区，有征用一些富豪地主的地来发展，大概受影响的有17位之多，其中包括叶祖意（万兴利银行老板）家族的土地和骆文秀的土地。但林苍祐说，征用了17人的土地给万千人民受惠，这样的发展是值得的。
我也曾经问过林苍祐的挚友刘惠城（已故，刘摩多老板，曾任韩中董事长多年），他坦言在林苍祐上台后有因征地之事引起他与骆文秀的失和而需劳动他来调和。他说后来都平和地解决了。无可否认的，骆文秀也有很多地产在槟州，至于到浮罗交怡发展是另一码事，应该不是何启斌所说的那样。
既然何启斌承认林苍祐的政绩有目共睹，在出殡时有上万人送行，不知为什么又把林苍祐弹得好像“无功可言”。这不但苛刻，而且也偏离事实。
总之，平常写文章流畅不错的何启斌，为何评起林苍祐来有上文不接下文之嫌，而且稍嫌不够严肃。
我倒希望何启斌用数据来分析和说话，毕竟林苍祐是人不是神，也有失误之处，但何启斌的为“林苍祐盖棺论定”（见商报12月3日及4日的言论版）的文章真是读了让人如同骨咽在喉，不吐不快。
刊登于2010年12月10日《南洋商报》
先说说他和林苍祐的“关系”。据一本书披露，他在70年代曾参加学运，支持“华玲农民”示威，也被短期扣留过。在1978年时，不知为何他提名参加丹绒国会选举，与民政的黄允成医生及行动党的黄鸿杰争天下。这一年刚好林苍祐不再寻求蝉联丹绒国席，只集中在巴当哥打州选区参选。
更出人意外的是何启斌以一位“独行侠”的身份参选，竟然与马卓达领导的7人帮挂钩。所谓7人帮是指具有马华背景的人，在马华槟州主席林建寿的默许下组成“独立阵线”，专门向民政党的选区叫阵，而这个阵线的领导人就是原任马华丹绒区主席的马卓达。何启斌不是马华人，却成了与马华有连带关系的7人帮之一。这其中原因还得由何启斌现身说法。
因为何启斌的参选，他的名气也开始冒出头来，但7人帮引来林苍祐的勃然大怒，直斥“7人帮是一群没有纪律的政治烂渣滓，这些人是政治阿Q。”
虽然7人帮也引用刻薄的语言反唇相讥，但选民并不赏识他们的做法，结果7人帮全军覆没，包括何启斌也败北（由行动党的黄鸿杰胜出）。
何启斌告诉过我，在大选过后，他在槟城找工作很难，至于真相如何，我也不得而知。
后来他转到吉隆坡发展，在马化集团任职。到后来他成了企业顾问，而本身也拿到了商业博士。
我不知道何启斌是应该怪林苍祐没给他机会在槟城发展或要感谢他的激将，使他在吉隆坡立定脚跟，而有了今日的成就。
姑不论何启斌在为林苍祐“定论”是否心中还有气？至少在我看来算是有些难解的怨。例如何启斌对林苍祐的评价是有些不按牌理打牌的“凌乱”，一边说“李光耀在马来西亚的失败就是林苍祐的成功”；但另一边又说“新加坡今天极为成功，而槟州仍然如旧”。1990年林苍祐退位时的槟州，只是低廉工资的“渔港经济”。
这种说法是过于偏激的，拿李光耀与林苍祐做比较，也比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因为两个人是处在不同的环境和生态中，所以无法相提并论。不过何启斌说林苍祐退位时，槟城依然故我，就过于武断了。
事实是：在60年代末期形容槟城“沦为渔港”的是陈修信，不是林苍祐。当时身为财长的陈修信曾这样说，只要他一挥手，即可取消槟岛自由港的地位，而槟城也就“沦为渔港”了。为了回应陈修信的讽刺，林苍祐决心通过工业发展来带动槟州的经济。因为在1969年时，槟城的失业率竟高达16%，若林苍祐不创造工作机会，槟城将会因没有自由港而没落了（自由港在过去的两百年来一直是槟城的经济命脉，直到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槟岛才被逐步纳入关税区）。
为了提供就业机会，林苍祐这样说：“槟州的失业率数字甚高，因此首先我们必须让外国企业家知道我们有工资低廉的劳工，新加坡也同样用这种方法吸引电子工业提供就业。工资的低廉确实是不公平的，但大家要记得，我们首要任务是供给人民工作，当他们有工作后，我们才能调整他们的收入。”
“我们必须记住，宁可让我们的工人有工作，就算工资略低，也比完全没有希望获得工作来得好。如果我们解决了失业问题，将有更美好的成功机会”（1971年林苍祐致党员书）。
因为劳工密集的工业迅速成长，槟城在后来成了世界第三大电子城，被誉为“东方矽谷”，提供无数个就业机会，也成功地吸引其他州的人民涌入槟城工作。单就这一点，当林苍祐于1990年因竞选失利被迫退休时，槟城已是脱胎换骨，成为一个迈向工业化的城镇。这就是林苍祐留给槟城人民的“经济遗产”，不是何启斌所形容的工业政策的失败。
林苍祐当年的败选，不是不知天时，而是输在两大因素：其一对手太强，林吉祥挟86年大选胜利之余威（首次槟州议会有10位反对党议员），在1990年直捣龙门。在他的声望如日中天之际，对林苍祐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其二是国阵内部有人抽后脚，尽管林苍祐在其选区内为人民提供现代化的廉价屋，改善他们的生活，增加无数就业和创业机会，但在有心人的散播不利言论下，林苍祐也就栽倒在某一个地区的选民的手上。而这一大群的选民（算千以上），在过去都是林苍祐的铁票，怎么今天变成反票呢？
林苍祐对此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即使在15年后的2005年，他还是耿耿于怀想知道什么人在他的背后抽后脚，让他以700多张票饮恨终生？这个谜一直未能被证实，但大家都怀疑是有些人在“反林苍祐”。
何启斌所说的槟城没有发展蓝图也是过于主观的言论。就我所知，林苍祐在70年代提出的经济发展大蓝图是十分吸引人的，单就耗资8亿余元的槟城大桥的成功他是居功厥伟的。这座桥使到槟州经济全面改观，乃至全马也受惠，这也是为什么槟城目前正在兴建耗资45亿元的第二槟城大桥，可见它对国家的经济是举足轻重的。下来，每隔10年就有新的经济蓝图出现。
我会比较认同“光大”的计划是不成功的，因为这座65层的摩天楼到了今天有些华而不实，诸如联邦政府部门迁走，槟州政府也用不完所有的地方。而且其中一个败笔是政府行政中心与商业中心相结合毕竟不是值得鼓励的。
不过，也正是因为光大的发展面积有限，才在90年代让乔治市保留了文化古迹。经过多年的努力，乔治市终于登陆“世界文化遗产”。这不能不说是前朝留下的功德（未大面积破坏文化古迹），而今日成为推动旅游业的重要新元素。
至于何启斌提到“林苍祐魄力不足”只是征用骆文秀的一些地建“空大”，逼得骆文秀到浮罗交怡收购土地也不尽然是事实。
据我所知，林苍祐为了发展峇央峇鲁工业区，有征用一些富豪地主的地来发展，大概受影响的有17位之多，其中包括叶祖意（万兴利银行老板）家族的土地和骆文秀的土地。但林苍祐说，征用了17人的土地给万千人民受惠，这样的发展是值得的。
我也曾经问过林苍祐的挚友刘惠城（已故，刘摩多老板，曾任韩中董事长多年），他坦言在林苍祐上台后有因征地之事引起他与骆文秀的失和而需劳动他来调和。他说后来都平和地解决了。无可否认的，骆文秀也有很多地产在槟州，至于到浮罗交怡发展是另一码事，应该不是何启斌所说的那样。
既然何启斌承认林苍祐的政绩有目共睹，在出殡时有上万人送行，不知为什么又把林苍祐弹得好像“无功可言”。这不但苛刻，而且也偏离事实。
总之，平常写文章流畅不错的何启斌，为何评起林苍祐来有上文不接下文之嫌，而且稍嫌不够严肃。
我倒希望何启斌用数据来分析和说话，毕竟林苍祐是人不是神，也有失误之处，但何启斌的为“林苍祐盖棺论定”（见商报12月3日及4日的言论版）的文章真是读了让人如同骨咽在喉，不吐不快。
刊登于2010年12月10日《南洋商报》
悼念范俊登 （现代春秋）
噩耗传来，我多年不见的好朋友范俊登（1942-2010）因癌症在曼谷去世了。时间是2010年12月7日。
我认识范俊登的时候应是70年代他从政之后，但跟他比较熟络是在80年代初期，他过去的一切可以用时间把它联串起来。
生于1942年的金宝，小时候受的是英文教育，长大后进入师范学院。因此在1969年从政前，他一直是一位教师，也活跃于教师职工会。
1964年当李光耀把人民行动党伸入马来西亚时（因新加坡在前一年加入马来西亚），范俊登已是普通党员，但他没有参加1964年的大选。那一年人民行动党只派11名象征式候选人参加国会大选，只得蒂凡那一人中选。
1969年的大选，范俊登辞去教职，参加大选一炮而红，中选金宝区国会议员（他的弟弟范相登也当选新街场国会议员，年仅20岁。后来他加入马华，从此消声于政坛），因而在党内职务也繁重起来。在10月1日（即“513”事件的5个月后），原秘书长吴福源辞职，行动党中委选出林吉祥为秘书长，但由于那时林吉祥身系囹圄，也就由组织秘书的范俊登出任代秘书长，直到1970年10月林吉祥获释为止。他后来也成为党副秘书长。由于范俊登也是《火箭报》英文版的主编，他在1970年12月出版的第二期内刊登槟州行动党主席黄基识医生的演词，结果与黄医生一起被控触犯“煽动法令”，同年5月11日被吉隆坡高庭宣判罪名成立，罚款2000元或入狱6个月。
范俊登不服上诉，结果得直。继之在1973年5月，英国枢密院维持联邦法院原判，但谕令重审。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重审之前的1974年，我国又举行全国大选，范俊登此时移师到万里望国席对垒人民进步党党魁SP辛尼华沙甘，又到八打灵提名参选州议席。他这一石二鸟的胜利使他名声更噪，不亚于林吉祥。因为只有范俊登收拾了人民进步党党魁，以惩罚后者参加国阵，背弃反对党。从此人民进步党遭受严重的打击，而后几经变化，历经沧桑，不再是60年代风光一时的人民进步党了。
虽然范俊登连中两元，但没有给他带来好运。1975年吉隆坡重审其煽动案又告罪名成立，罚款2000元或6个月监禁。即使范俊登声言上诉，但选委会率先宣布其议席悬空进行补选。
那个时候，也即是1975年2月27日为补选提名日，行动党派叶锦源守仁，面对两位独立人士挑战，国阵未派出候选人。讵料原订3月15日投票却因法庭谕令而中止。就这样，范俊登未失议员资格，可是在1975年7月范俊登的上诉被驳回，复于1977年5月在英国枢密院吃败仗。这意味着，在1977年后，范俊登已失议员资格且5年内不得参选。
连年的挫折下，范俊登也离开大马一个时期前往英国深造，考获了硕士学位，且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员。
不久后还有一个预想不到的事件是令林吉祥难堪与措手不及的。在1978年5月19日，范俊登突从印度致函林吉祥宣布退党，理由是不满行动党在对待内安令上持有双重标准，一方面支持新加坡保有内安令，另一方面又在马来西亚反对内安令。
其实，除了抗议林吉祥之外，还有一个背景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在1978年大选前，脱离行动党的前槟州主席叶锦源率众另成立社会主义民主党（简称社民党）以抗议林吉祥强硬“引进”卡巴星登陆槟州参选。
无奈社民党不济事，在大选中全军覆没。虽然如此，这个党在后来还是有人收容的，这个人就是范俊登。
范俊登与叶锦源的交情是十分深笃的。叶锦源曾这样对我说：“他为范俊登当辩护律师时建立起深厚的同志情，因此当他在1978年与林吉祥闹翻时，他获得范俊登的支持与同情。”
因为范俊登是行动党的重量级人物，他的辞职如同一枚爆开的炸弹，使得林吉祥不得不即刻做出回应，而且“隆重其事”地在他的著作《马来西亚的计时炸弹》（1978年出版）临时加插林吉祥的声明，题为《有关范俊登的退党》。林吉祥对于范俊登的退党感到震惊与伤神：“更令我悲伤的是范俊登在寻找从万里望及大马政坛退出的一条光荣的政治出路时，竟然选择行动党作为他鞭策的对象。他的退党函竟是那样地充满了不名誉的含沙射影及恶毒的人身攻击。至于这点，我让他在其他的时间内作自我反省。”
所谓的攻击，在林吉祥看来是“基于错误的假设，因此也无须给予理会。”“民主行动党对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内安法令所作的谴责是没有彼此之分的。”
“范俊登肆意曲解我在东京的谈话，说我为人民行动党的重入国际社会主义而辩护。”
为此，林吉祥说：“范的行动已经使到民主行动党的政治：一方面是国民阵线，另一方面是旨在颠覆及摧毁民主行动党的蚊子反对党额手称庆。”
从字里行间，林吉祥小心翼翼地不扩大和恶化他与范的个人思想意识形态的不同，但对范的政治行动，他也绝不手软。
我记得在1982年范俊登从外国回来后，他就着手接管叶锦源的社民党，成为秘书长。1983年，我身为槟州华人大会堂青年团团长，为配合大会堂成立100周年而举办《80年代马来西亚民主政治展望》的座谈会，邀请朝野政党参加。印象最深的是林吉祥与范俊登也一齐亮相。为免尴尬，林吉祥早上讲，范在下午讲，其他参加者有马华的施敦和、民政的郭洙镇及国民醒觉运动的詹德拉慕斯扎法。
虽然范俊登擅长用英语表达，但也引起观众的共鸣，我和他的个人交情也在那个时候加深。过后他还送我一本他的著作《压迫者与辩护者》，此书未见市场公开销售，内中尽是其个人论述及演讲。不仅于此，范还有其他著作，包括《马来西亚教师职工会史》等。
我之所以与范在后来较常往来，也是因为叶锦源的关系，但我并没有看好范俊登通过社民党能在1986年东山再起，因为在行动党看来，蚊子党的反对党是拦路人，不应获得支持，范俊登即使有其个人名气，也无法带动社民党有所作为。
在大选失败之后（又是全军覆没），范俊登再离开马来西亚在外国及曼谷生活，他与他的太太黄罗莲博士育有一对双生女儿（她是联合国驻曼谷的官员）。
1998年，林吉祥邀请范重新加入民主行动党，因为他们俩人有较多的共同点：为民主斗争不怕牺牲，虽然他们的思想上有些分歧。就行动党来说，离开又回党的重量级人物，似乎行动党只为范俊登开门。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
很可惜的，范俊登在1999年参加吡叻州德彬丁宜州席大选时跌马，这一跌也让范结束了他传奇斗争的一生。林吉祥说得对，他是一名爱国者、一个人权者及一个好人。
他确实是一位坚定有理想的政治工作者与民主斗士。他坦率而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不争权，但他争义。大概因为这样，林吉祥对他另眼相看。
对于我来说，我失去一位政治良友，他的国际视野也让我受益良多。对他的悼念与缅怀是我所能做的一件小事，愿他与民生同在。
刊登于2010年12月13日《光华日报》
从历史看华人三大困境 （直挂云帆）
究竟是否因唐末黄巢作乱（公元874-884年），才启开华人南渡马来西亚的第一页已无从考证，但从姚丹著《马来西亚华侨史纲》一书则认定当时已有华侨流寓于苏岛（苏门答腊）及马来半岛之间。例证之一是直到今天为止，华人仍然称为“唐人”也把中国叫做“唐山”。这就是说唐朝开海外移民之端倪。
虽然如此，华人大规模的南来是在英国人开辟槟榔屿以后的事（1786年之后），而在这之前，华人在马来亚的人口是少之又少的，例如根据《马来亚华侨史》作者巴素博士所考证，在1641年时，马六甲只有华人约三四百名（这一年荷兰攻下马六甲，取代葡萄牙成为新的殖民统治者）。因此，巴素说，只有在欧人能提供一个安全的基地后，华人才毅然地走上远征之途。
他的立论很清楚，那就是华人的大规模移民从槟榔屿开始，而后才开枝散叶到马来半岛，新加坡乃至东马。举例来说，在槟城开埠人莱特于1794年12月逝世前的7月，他就向上司汇报槟城已有3千名华人从事各种各样的行业，这是莱特占领槟榔屿8年后的一项统计。
自此之后，华人在马来亚乃至后来的马来西亚都占有一个重要的比数；尤其是新加坡更是成为华人移民的另一个大本营（香港之后），而槟城在1911年时，华人已突破百万，占州内人口的40%，更在1947年时，华人人口突破二百万而占州内人口的55%。
正由于华人人口在马来亚及新加坡占相当大的比数，他们在战前和战后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推动国家发展，捍卫国土方面的不遗余力乃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
从人口比例上来说，在1911年时，马新的华人已高达91万人，占人口总数的34%；到了1921年，华人人口破了百万数目，占总人口的34%；而在1931年华人增至170万，占总人口的39%；继后在1941年时，华人达二百余万人，占总人口的43%。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当战后1948年马新在法律上被切割后，人口就起了一些的变化。这个时期，马来亚的华人有180万，占半岛总人口的38%，而新加坡则另行统计，华人人口占70乃至80%，约有90万人，虽然马新同属英殖民地。但英国开始在马来亚推行其民主政治，且承诺在较后赋予自治邦地位；新加坡另行推行政改，以便朝向自治迈进。
姑不论马新是否在法律上分家，但分家后的马新依然被民间视为一个整体，因此它们的政治演变在战前和战后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换句话说，当提及华人的困境和挑战时，我们往往把马新拢成一体来论述，直到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自行独立。
所谓战前，一般上把孙中山的辛亥革命（1911年）的成功作为一定起点，虽然孙中山在1906年起就游走于马新之间，但因为响应他革命的队伍不能壮大，所以才发生同盟会的总部从新加坡迁来槟城的重要转变（1910年）。所幸槟城的中层阶级比较热心，孙中山得以在槟城立定脚跟，更在1910年11月在槟城召开著名的《庇能会议》，敲定了黄花岗之役（1911年4月），也在1911年10月激发了武昌革命的成功。
因为孙中山的活动引发清廷向英国抗议，所以在1910年庇能会议后，英国于同年12月将他驱逐出境，无从在马来亚掀起政治风暴。不过，辛亥革命后的第8年，也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它卷起的浪潮就直接冲击马新的政治了。最明显地反映在华文报如雨后春笋地设立，且提倡白话文，推动新思想新文学，大大地改变了马新华人的思维。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五四”运动在后来也像中国一样，成为左翼势力壮大的源头。1930年马共的成立，即证诸了马新华人政治思想与中共看齐，也导致了马新国民党份子和派系与中共和马共的长期斗争。
这种派系和思想的斗争虽没有如同中国国内的势不两立的残酷手段，但也引起一连串不愉快的事件，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才又看到国共又再携手合作。在马新方面，则有陈嘉庚领导《南侨总会》筹赈援助中国抗日，一时之间风起云涌的运动和热潮把马新的华人卷入其中而成为抗日的坚定支持者。
马新华人的反军国主义和抗日也付出惨痛的代价，那就是1941年底日本攻进槟城，而于1942年全面占领马新后，华人；尤其是左翼份子，抗日份子受到无情的镇压和对付，许多人因而失去生命；当然也有许多人上山打游击，与日本侵略军周旋。据无法证实的统计，马新两地牺牲的华人不下15万人。由此可见，日本在马新的3年零8个月的血腥铁蹄统治造成的伤亡与损失是罄竹难书的。这是马新华人第一次面临集体的残害与镇压。
华人第二次的困境则是战后发生的悲剧。因为英殖民军队在日本投降（1945年）后就重临马新，采取收编马共的手段，但拒绝与马共分享权力，因而于1948年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更查封马共及亲共组织，大举逮捕左翼人士或驱逐出境或加以监禁。顷刻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这个时候，重回森林打游击战的马共，也被英军事政府的绝招逼得四处辗转，后来才在泰马边境落脚（1954年）。在这方面，英军事政府指责在森林边缘的垦耕者援助与匿藏马共份子，乃从1948年12月开始，直到1954年，把大量的华人驱赶入“新村”，用铁刺网围绕，不准村民接济马共，违者处于重刑。根据统计到了1954年底总共有57万3千名华人被赶入“新村”生活，华人生活苦不堪言。英军手段之极，不亚于日本侵略者。这个时候马华公会乃在1949年运应而生。它首要的目的是照顾陷入困境的华人，继之转化成为一个真正的政党。
虽然英殖民政府表面的理由是打击和消除马共的影响，但也因此让华人对殖民统治的不人道措施更加深恶痛绝。
尽管在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时，华人新村（共480个）的条件有一些改善，但大致上还是不令人满意的，也就给了左翼政党社阵一个机会在新村和城市地区的地方议会选举中抬头。
华人新村在今天已是一个特殊城镇的象征，但过去痕迹是抹不掉的。如果说华人有什么难以忘记的深刻集体记忆，那就是不能原谅英军事政府残踏了他们的尊严。
至于华人的第三个大挑战是发生在1969年大选后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冲突让许多华人的生活变了样，他们无法理解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冲突，导致196人死亡，108人受伤；259人被武器攻击、9143人被逮捕、37人失踪的悲剧，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更悲的是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民主暂时终止。
自此之后，国家政治大洗牌，政治生态大不相同，许多法令和政策相继推出。而一些争议性的条文至今仍然在争论中。
华人在政治和经济上所受到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但也在考验华人的智慧与应变的能力。
如今已40年过去了，“513”不再成为民间的阴影，而华人也选择通过民主来推进国家和寻求改变，以走向更加公平与合理的社会。
从过去的三大教训来看，我们要抑制和阻止再一次发生偏激与极端的言行，破坏了一个马来西亚的“完整性与多元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朝野上下向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宣战，也向霸权主义说不。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在中庸的道途上建立一个平和的国家。
（本文部分内容是作者于10月17日应吡叻永定同乡会之邀所作的专题演讲，题目是《从历史看华人的转型与困境》）
刊登于2010年12月10日《东方日报》
虽然如此，华人大规模的南来是在英国人开辟槟榔屿以后的事（1786年之后），而在这之前，华人在马来亚的人口是少之又少的，例如根据《马来亚华侨史》作者巴素博士所考证，在1641年时，马六甲只有华人约三四百名（这一年荷兰攻下马六甲，取代葡萄牙成为新的殖民统治者）。因此，巴素说，只有在欧人能提供一个安全的基地后，华人才毅然地走上远征之途。
他的立论很清楚，那就是华人的大规模移民从槟榔屿开始，而后才开枝散叶到马来半岛，新加坡乃至东马。举例来说，在槟城开埠人莱特于1794年12月逝世前的7月，他就向上司汇报槟城已有3千名华人从事各种各样的行业，这是莱特占领槟榔屿8年后的一项统计。
自此之后，华人在马来亚乃至后来的马来西亚都占有一个重要的比数；尤其是新加坡更是成为华人移民的另一个大本营（香港之后），而槟城在1911年时，华人已突破百万，占州内人口的40%，更在1947年时，华人人口突破二百万而占州内人口的55%。
正由于华人人口在马来亚及新加坡占相当大的比数，他们在战前和战后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推动国家发展，捍卫国土方面的不遗余力乃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
从人口比例上来说，在1911年时，马新的华人已高达91万人，占人口总数的34%；到了1921年，华人人口破了百万数目，占总人口的34%；而在1931年华人增至170万，占总人口的39%；继后在1941年时，华人达二百余万人，占总人口的43%。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当战后1948年马新在法律上被切割后，人口就起了一些的变化。这个时期，马来亚的华人有180万，占半岛总人口的38%，而新加坡则另行统计，华人人口占70乃至80%，约有90万人，虽然马新同属英殖民地。但英国开始在马来亚推行其民主政治，且承诺在较后赋予自治邦地位；新加坡另行推行政改，以便朝向自治迈进。
姑不论马新是否在法律上分家，但分家后的马新依然被民间视为一个整体，因此它们的政治演变在战前和战后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换句话说，当提及华人的困境和挑战时，我们往往把马新拢成一体来论述，直到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自行独立。
所谓战前，一般上把孙中山的辛亥革命（1911年）的成功作为一定起点，虽然孙中山在1906年起就游走于马新之间，但因为响应他革命的队伍不能壮大，所以才发生同盟会的总部从新加坡迁来槟城的重要转变（1910年）。所幸槟城的中层阶级比较热心，孙中山得以在槟城立定脚跟，更在1910年11月在槟城召开著名的《庇能会议》，敲定了黄花岗之役（1911年4月），也在1911年10月激发了武昌革命的成功。
因为孙中山的活动引发清廷向英国抗议，所以在1910年庇能会议后，英国于同年12月将他驱逐出境，无从在马来亚掀起政治风暴。不过，辛亥革命后的第8年，也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它卷起的浪潮就直接冲击马新的政治了。最明显地反映在华文报如雨后春笋地设立，且提倡白话文，推动新思想新文学，大大地改变了马新华人的思维。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五四”运动在后来也像中国一样，成为左翼势力壮大的源头。1930年马共的成立，即证诸了马新华人政治思想与中共看齐，也导致了马新国民党份子和派系与中共和马共的长期斗争。
这种派系和思想的斗争虽没有如同中国国内的势不两立的残酷手段，但也引起一连串不愉快的事件，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才又看到国共又再携手合作。在马新方面，则有陈嘉庚领导《南侨总会》筹赈援助中国抗日，一时之间风起云涌的运动和热潮把马新的华人卷入其中而成为抗日的坚定支持者。
马新华人的反军国主义和抗日也付出惨痛的代价，那就是1941年底日本攻进槟城，而于1942年全面占领马新后，华人；尤其是左翼份子，抗日份子受到无情的镇压和对付，许多人因而失去生命；当然也有许多人上山打游击，与日本侵略军周旋。据无法证实的统计，马新两地牺牲的华人不下15万人。由此可见，日本在马新的3年零8个月的血腥铁蹄统治造成的伤亡与损失是罄竹难书的。这是马新华人第一次面临集体的残害与镇压。
华人第二次的困境则是战后发生的悲剧。因为英殖民军队在日本投降（1945年）后就重临马新，采取收编马共的手段，但拒绝与马共分享权力，因而于1948年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更查封马共及亲共组织，大举逮捕左翼人士或驱逐出境或加以监禁。顷刻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这个时候，重回森林打游击战的马共，也被英军事政府的绝招逼得四处辗转，后来才在泰马边境落脚（1954年）。在这方面，英军事政府指责在森林边缘的垦耕者援助与匿藏马共份子，乃从1948年12月开始，直到1954年，把大量的华人驱赶入“新村”，用铁刺网围绕，不准村民接济马共，违者处于重刑。根据统计到了1954年底总共有57万3千名华人被赶入“新村”生活，华人生活苦不堪言。英军手段之极，不亚于日本侵略者。这个时候马华公会乃在1949年运应而生。它首要的目的是照顾陷入困境的华人，继之转化成为一个真正的政党。
虽然英殖民政府表面的理由是打击和消除马共的影响，但也因此让华人对殖民统治的不人道措施更加深恶痛绝。
尽管在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时，华人新村（共480个）的条件有一些改善，但大致上还是不令人满意的，也就给了左翼政党社阵一个机会在新村和城市地区的地方议会选举中抬头。
华人新村在今天已是一个特殊城镇的象征，但过去痕迹是抹不掉的。如果说华人有什么难以忘记的深刻集体记忆，那就是不能原谅英军事政府残踏了他们的尊严。
至于华人的第三个大挑战是发生在1969年大选后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冲突让许多华人的生活变了样，他们无法理解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冲突，导致196人死亡，108人受伤；259人被武器攻击、9143人被逮捕、37人失踪的悲剧，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更悲的是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民主暂时终止。
自此之后，国家政治大洗牌，政治生态大不相同，许多法令和政策相继推出。而一些争议性的条文至今仍然在争论中。
华人在政治和经济上所受到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但也在考验华人的智慧与应变的能力。
如今已40年过去了，“513”不再成为民间的阴影，而华人也选择通过民主来推进国家和寻求改变，以走向更加公平与合理的社会。
从过去的三大教训来看，我们要抑制和阻止再一次发生偏激与极端的言行，破坏了一个马来西亚的“完整性与多元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朝野上下向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宣战，也向霸权主义说不。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在中庸的道途上建立一个平和的国家。
（本文部分内容是作者于10月17日应吡叻永定同乡会之邀所作的专题演讲，题目是《从历史看华人的转型与困境》）
刊登于2010年12月10日《东方日报》
我和林苍祐 （天下纵横）
认识林苍祐是很久的事。距今算来，少说也有40余年。而在这之前，只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不曾与他打交道，直到我担任《星洲日报》记者后，我们才近距离的接触。
60年代中期他是反对党议员，无权无势，但是一党之主，担任民主联合党主席。我们当时也把这个党简称为“民联”，不过此民联与当今的“民联”是有所不同的。308政治海啸后的民联，是反对党组成的“人民联盟”的简称。
虽然是反对党领袖，但林苍祐的魅力无法挡，记者爱向他拿新闻，而他更爱向记者讲“三国”。把记者们都当“群众”来说教，要我们接受他的政治理念。
身为新闻记者，我当然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无法确定他是否能时来运转，扬眉吐气。因为那个时候，左翼的劳工党还是一股很强的力量，不容小视。
到了1968年，林苍祐摇身一变，成为民政党的发起人之一，我们又对他感到兴趣。不过由于他不是主角（只担任党副主席），我们也未把焦点全放在他身上。倒是当他宣布解散民联党时，我们才知道他破斧沉舟的决心。那时他已经没有回头路。
就这样，他在槟城领军参加1969年的大选。优势在于左翼的劳工党杯葛大选，民政也就少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劣势在于人们都对他抱持观望的态度。他们不大相信林苍祐能扭转乾坤。我对他个人虽然有信心，但也看不到他的群众力量。我也不大确定一向以来支持左翼政党的群众会否转过身来支持林苍祐？
结果林苍祐向我们（记者）证明我们都看走了眼。他在5月9日晚上揭晓成绩的时刻，喜讯不断传来，终于一举击败联盟，跃身成为槟州的执政党。
民政党的抬头和林苍祐的东山再起组成了当日晚上的主调。我就在圣芳济学校的礼堂与林苍祐在一起，看到他欢喜但不激动的心情迎接胜利的到来。
从那一刻起，林苍祐与我们更加接近了。两天之后（5月11日），他宣布成为槟州首席部长，再过两天（5月13日），全国不幸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民主被中止。为了防范局势恶化，林苍祐需要媒体来传达消息，促请人民冷静和切勿冲动。
其实，身为记者，我也知道槟城并没有发生流血冲突大事件，一切都在掌控中。而我看见林苍祐苦口婆心地向民众演讲和致词，目的不外是希望不要有人煽风点火。
当事件逐渐平息后，我与林苍祐的接触也比较多，但只限于工作采访。我们之间尚未建立起个人的友谊。我们的个人友谊是从我的同事朱炳钦开始的。他与林苍祐的交情更早。因为他是钟灵中学1956年被开除的68人中的一位。那时林苍祐有介入学潮进行调解，也就认识了朱炳钦。当朱炳钦于较后成为记者时，他认识的林苍祐已在政治上“落难”，已退出马华公会的领导了。
林苍祐把他当成“知交”，两度邀请他参加选举（1964年及1969年）都未如愿，只好继续做好友。
当1974年林苍祐因参加国阵面临考验时，我已是以政治评论员评论员的身份评析政治。我在1971年的民政“宫廷政变”中，我写了相当多的评论，朱炳钦就安排我采访林苍祐。就这样，我和林苍祐更加熟络了。
我经常与朋友开玩笑，林苍祐平时不会怎样留意我，但大选来临时，他会找我与他聊天。
与他聊天曾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那是他在野的时候。如今贵为首席部长，“日理万机”，自然不会记得我这“小人物”，他已没有时间与记者们闲聊，惟有在选举的前后，他会记得我的“重要性”。
我当然不是重量级的人物，但肯定有人告诉他通过我的笔，也许对他的政治形象有所帮助。我不知道我的文笔是否具有感染力或影响力，但我知道在某种程度上，我的政治评论有读者群，有一些的影响力。
就我个人来说，我对任何政党的报道和评论都采取比较客观和中立的态度，对于林苍祐也是以此作为标准，以免被指为有欠公正和不够客观。不过当我在80年代为林苍祐写评传时，我就比较深入他的感情世界和政治性格。这之中就不可能保持远距离的剖释，而是一定要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来窥探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来头。为何能够把槟城变天？又为何能化腐朽为神奇？
刊登于2010年12月6日《号外周报》第508期
60年代中期他是反对党议员，无权无势，但是一党之主，担任民主联合党主席。我们当时也把这个党简称为“民联”，不过此民联与当今的“民联”是有所不同的。308政治海啸后的民联，是反对党组成的“人民联盟”的简称。
虽然是反对党领袖，但林苍祐的魅力无法挡，记者爱向他拿新闻，而他更爱向记者讲“三国”。把记者们都当“群众”来说教，要我们接受他的政治理念。
身为新闻记者，我当然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无法确定他是否能时来运转，扬眉吐气。因为那个时候，左翼的劳工党还是一股很强的力量，不容小视。
到了1968年，林苍祐摇身一变，成为民政党的发起人之一，我们又对他感到兴趣。不过由于他不是主角（只担任党副主席），我们也未把焦点全放在他身上。倒是当他宣布解散民联党时，我们才知道他破斧沉舟的决心。那时他已经没有回头路。
就这样，他在槟城领军参加1969年的大选。优势在于左翼的劳工党杯葛大选，民政也就少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劣势在于人们都对他抱持观望的态度。他们不大相信林苍祐能扭转乾坤。我对他个人虽然有信心，但也看不到他的群众力量。我也不大确定一向以来支持左翼政党的群众会否转过身来支持林苍祐？
结果林苍祐向我们（记者）证明我们都看走了眼。他在5月9日晚上揭晓成绩的时刻，喜讯不断传来，终于一举击败联盟，跃身成为槟州的执政党。
民政党的抬头和林苍祐的东山再起组成了当日晚上的主调。我就在圣芳济学校的礼堂与林苍祐在一起，看到他欢喜但不激动的心情迎接胜利的到来。
从那一刻起，林苍祐与我们更加接近了。两天之后（5月11日），他宣布成为槟州首席部长，再过两天（5月13日），全国不幸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民主被中止。为了防范局势恶化，林苍祐需要媒体来传达消息，促请人民冷静和切勿冲动。
其实，身为记者，我也知道槟城并没有发生流血冲突大事件，一切都在掌控中。而我看见林苍祐苦口婆心地向民众演讲和致词，目的不外是希望不要有人煽风点火。
当事件逐渐平息后，我与林苍祐的接触也比较多，但只限于工作采访。我们之间尚未建立起个人的友谊。我们的个人友谊是从我的同事朱炳钦开始的。他与林苍祐的交情更早。因为他是钟灵中学1956年被开除的68人中的一位。那时林苍祐有介入学潮进行调解，也就认识了朱炳钦。当朱炳钦于较后成为记者时，他认识的林苍祐已在政治上“落难”，已退出马华公会的领导了。
林苍祐把他当成“知交”，两度邀请他参加选举（1964年及1969年）都未如愿，只好继续做好友。
当1974年林苍祐因参加国阵面临考验时，我已是以政治评论员评论员的身份评析政治。我在1971年的民政“宫廷政变”中，我写了相当多的评论，朱炳钦就安排我采访林苍祐。就这样，我和林苍祐更加熟络了。
我经常与朋友开玩笑，林苍祐平时不会怎样留意我，但大选来临时，他会找我与他聊天。
与他聊天曾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那是他在野的时候。如今贵为首席部长，“日理万机”，自然不会记得我这“小人物”，他已没有时间与记者们闲聊，惟有在选举的前后，他会记得我的“重要性”。
我当然不是重量级的人物，但肯定有人告诉他通过我的笔，也许对他的政治形象有所帮助。我不知道我的文笔是否具有感染力或影响力，但我知道在某种程度上，我的政治评论有读者群，有一些的影响力。
就我个人来说，我对任何政党的报道和评论都采取比较客观和中立的态度，对于林苍祐也是以此作为标准，以免被指为有欠公正和不够客观。不过当我在80年代为林苍祐写评传时，我就比较深入他的感情世界和政治性格。这之中就不可能保持远距离的剖释，而是一定要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来窥探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来头。为何能够把槟城变天？又为何能化腐朽为神奇？
刊登于2010年12月6日《号外周报》第508期
林苍祐的神话
林苍佑是一个非常传奇性的人物，他的传奇不在于点石成金，而在于能够在政治上化腐朽为传奇。这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传奇，林苍佑在1947年从中国回来马来亚之后，有3年的时间没有参与政治活动。到了1950年，他被英国殖民地政府相中委任为立法议员。本来这也是平常之事，但因为他有突出的表现，很快地就在1951年受委为首席议员。首席议员是个非常罕有的头衔，它既非首席部长，也非普通的议员，而是因为在独立之前，议会的大权由英国人掌控，因此林苍佑也只能担任首席议员。在礼仪上为诸议员之首，代表全体议员在议会上提出动议和发言，这就是人们所谓的影子首席部长。
然而，林苍佑却不甘于首席议员的平凡生涯，在同年成立了槟城激进党，目的就是要参加乔治市的市议会选举。由于马来亚从未有过民主选举，这场市议会选举可说是首开先河，林苍佑就此推动民主选举，派出9名候选人出战，结果赢得了6个议席。这证明了林苍佑的眼光独到。在从政的次年就成功组建一个政党，而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此乃林苍佑的第二个传奇。
第三个传奇，就是林苍佑在1954年竟然夹着激进党的党籍加入了马华公会，这种双重身份，对现今的政治而言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当时是允许的。尽管如此，林苍佑意识到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故而大胆号召激进党的党员集体加入马华，之后更建议解散激进党。自此，激进党也就无疾而终了。由此可见，林苍佑的举止超乎了人们的想象。
林苍佑加入了马华公会后，在1955年的全国大选，他又率领马华和联盟的候选人出征14个议席，结果大获全胜，其余的10个议席则由英国政府委任。这种破记录的表现，为林苍佑奠定了强而有力的政治地位，也使得他野心跨出了槟城以外。为此，在我国于1957年宣布独立之前，联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邀请林苍佑出任槟州首席部长，领导州政府而加以婉拒。他挑选了其政治徒弟王保尼出任槟城州第一任首席部长，因为林苍佑却想缔造第四个神话，担任马华总会长。后来，他成功在1958年以39岁之龄荣登总会长宝座，当上了马华公会的第二任总会长，希望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智慧为马来亚人民，特别是华人开创新天地，这可窥探出林苍佑是一个有宏愿，且雄心勃勃的人，或是我们所谓的政治野心。
可是，因为陈修信和东姑阿都拉曼不赞同他的马华派出三分之一候选人数目的方案，两派人马联手否决了林苍佑的备忘录，甚至将他边缘化，林苍佑的神话就此第一次破灭了。1959年，林苍佑黯然退出马华公会后，他既不再是槟城州议员，也不再是国会议员，更不是马华公会的会长，只是一介平民。
至此，林苍佑却卧薪尝胆了两年。他痛定思痛，思考着是否转换码头或从此销声匿迹。结果，他选择了前者。1961年，他又在芙蓉成立了民主联合党，因为他在当地的爱将陈世英和郭开东联手组成了独立阵线，在当年控制了芙蓉市议会。两人拥有这种政治资本，而由林苍佑来领导新政党，第五个神话由此诞生。
不过，两年过后却又闹起了分裂，林苍佑不得已，只好在1963年把民主联合党的大本营移师到槟城。至此，他的第四个神话眼看又要幻灭了，因为民主联合党既没有国会议员，也没有芙蓉市议会的控制权，林苍佑也不是议员，该党简直是一无所有。
但是，林苍佑不甘于失败和寂寞，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他又想要创造第六个神话，毅然参加1964年的全国大选。这场大选让林苍佑从丹绒区走出了一条血路，在丹绒区的1国4州的所有州议席都获得了全胜，林苍佑因此成了反对党领袖。非常吊诡的是，林苍佑必须面对自己的政治徒弟王保尼担任首席部长的现实，由此可见政治的千变万化是无法估计的。就在此时，他开创了一个新天地，在本身的药房，藉着看病的时间开设政治课，传递本身的政治理念，听众主要是他的党员、记者、朋友，不计人数的多寡。
正因为他的这份坚持，在1968年与陈志勤联手成立民政党，又创造第七个神话。虽然这个神话是个不可预示的未来，但他有信心可一洗过去的颓势，东山再起。故此，林苍佑在1969年与反对党达成了君子协议，以一对一的方式挑战联盟。恰逢民心强烈思变，他奇迹般地在同年的全国大选中从中崛起，执政槟州，当上首席部长。
林苍佑的抬头意味着其政敌陈修信开始对他另眼相看。同时，林苍佑也必须证明这是一个不败神话，所以他很努力地把槟城打造成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城市。他希望以此来反击陈修信指槟城在没有自由港底下将沦为渔村的说法。后来，林苍佑证明，他用他的智慧打造了一个美丽的槟城。
然而，到了1990年的大选，这第七个神话又被反对党的民主行动党给戳破了。这是林苍佑意想不到的挫折，因为他不曾想过他这个巨人有倒下的一天，而残酷的现实告诉他，付出和回报不一定成正比例，这就是政治风险中的深不可测的大风大浪。
这次的挫败不但令林苍佑非常痛心，更令他耿耿于怀，直到他逝世为止仍无法释怀。他无法理解当年为何败选，是败在内因的抽后腿、窝里反？还是民心思变，非要弃他而去不可？因为他认为槟城人民都会感谢、铭记他的贡献，没有理由如此无情地将他拉下台。因此，到了2005年，也就是他退休后的15年，林苍佑仍然解不开当年败选的谜团和幕后黑手，仍询问朋友有关此事。由此可见，林苍佑认为他当年败得很不值得，无法心悦诚服。他带着这个遗憾，挥别了他一生奉献的槟城，离开了这个世界，告别了他所怀念的亲人。但是，历史会还他一个公道，因为既然林苍佑能够创造这么多神话，在他过世后会升华为第八个神话，所有的槟城人民都会永远地怀念林苍佑的丰功伟绩，子子孙孙都会觉得今天的槟城和未来的槟城，有如此繁华的局面，都是林苍佑在那个年代打下了强力的基础，才有后来的开花结果，以及今天的遍地开花。祝愿，林苍佑的第八个神话将是一个不灭的神话。
刊登于2010年12月6日《号外周报》第508期
然而，林苍佑却不甘于首席议员的平凡生涯，在同年成立了槟城激进党，目的就是要参加乔治市的市议会选举。由于马来亚从未有过民主选举，这场市议会选举可说是首开先河，林苍佑就此推动民主选举，派出9名候选人出战，结果赢得了6个议席。这证明了林苍佑的眼光独到。在从政的次年就成功组建一个政党，而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此乃林苍佑的第二个传奇。
第三个传奇，就是林苍佑在1954年竟然夹着激进党的党籍加入了马华公会，这种双重身份，对现今的政治而言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当时是允许的。尽管如此，林苍佑意识到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故而大胆号召激进党的党员集体加入马华，之后更建议解散激进党。自此，激进党也就无疾而终了。由此可见，林苍佑的举止超乎了人们的想象。
林苍佑加入了马华公会后，在1955年的全国大选，他又率领马华和联盟的候选人出征14个议席，结果大获全胜，其余的10个议席则由英国政府委任。这种破记录的表现，为林苍佑奠定了强而有力的政治地位，也使得他野心跨出了槟城以外。为此，在我国于1957年宣布独立之前，联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邀请林苍佑出任槟州首席部长，领导州政府而加以婉拒。他挑选了其政治徒弟王保尼出任槟城州第一任首席部长，因为林苍佑却想缔造第四个神话，担任马华总会长。后来，他成功在1958年以39岁之龄荣登总会长宝座，当上了马华公会的第二任总会长，希望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智慧为马来亚人民，特别是华人开创新天地，这可窥探出林苍佑是一个有宏愿，且雄心勃勃的人，或是我们所谓的政治野心。
可是，因为陈修信和东姑阿都拉曼不赞同他的马华派出三分之一候选人数目的方案，两派人马联手否决了林苍佑的备忘录，甚至将他边缘化，林苍佑的神话就此第一次破灭了。1959年，林苍佑黯然退出马华公会后，他既不再是槟城州议员，也不再是国会议员，更不是马华公会的会长，只是一介平民。
至此，林苍佑却卧薪尝胆了两年。他痛定思痛，思考着是否转换码头或从此销声匿迹。结果，他选择了前者。1961年，他又在芙蓉成立了民主联合党，因为他在当地的爱将陈世英和郭开东联手组成了独立阵线，在当年控制了芙蓉市议会。两人拥有这种政治资本，而由林苍佑来领导新政党，第五个神话由此诞生。
不过，两年过后却又闹起了分裂，林苍佑不得已，只好在1963年把民主联合党的大本营移师到槟城。至此，他的第四个神话眼看又要幻灭了，因为民主联合党既没有国会议员，也没有芙蓉市议会的控制权，林苍佑也不是议员，该党简直是一无所有。
但是，林苍佑不甘于失败和寂寞，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他又想要创造第六个神话，毅然参加1964年的全国大选。这场大选让林苍佑从丹绒区走出了一条血路，在丹绒区的1国4州的所有州议席都获得了全胜，林苍佑因此成了反对党领袖。非常吊诡的是，林苍佑必须面对自己的政治徒弟王保尼担任首席部长的现实，由此可见政治的千变万化是无法估计的。就在此时，他开创了一个新天地，在本身的药房，藉着看病的时间开设政治课，传递本身的政治理念，听众主要是他的党员、记者、朋友，不计人数的多寡。
正因为他的这份坚持，在1968年与陈志勤联手成立民政党，又创造第七个神话。虽然这个神话是个不可预示的未来，但他有信心可一洗过去的颓势，东山再起。故此，林苍佑在1969年与反对党达成了君子协议，以一对一的方式挑战联盟。恰逢民心强烈思变，他奇迹般地在同年的全国大选中从中崛起，执政槟州，当上首席部长。
林苍佑的抬头意味着其政敌陈修信开始对他另眼相看。同时，林苍佑也必须证明这是一个不败神话，所以他很努力地把槟城打造成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城市。他希望以此来反击陈修信指槟城在没有自由港底下将沦为渔村的说法。后来，林苍佑证明，他用他的智慧打造了一个美丽的槟城。
然而，到了1990年的大选，这第七个神话又被反对党的民主行动党给戳破了。这是林苍佑意想不到的挫折，因为他不曾想过他这个巨人有倒下的一天，而残酷的现实告诉他，付出和回报不一定成正比例，这就是政治风险中的深不可测的大风大浪。
这次的挫败不但令林苍佑非常痛心，更令他耿耿于怀，直到他逝世为止仍无法释怀。他无法理解当年为何败选，是败在内因的抽后腿、窝里反？还是民心思变，非要弃他而去不可？因为他认为槟城人民都会感谢、铭记他的贡献，没有理由如此无情地将他拉下台。因此，到了2005年，也就是他退休后的15年，林苍佑仍然解不开当年败选的谜团和幕后黑手，仍询问朋友有关此事。由此可见，林苍佑认为他当年败得很不值得，无法心悦诚服。他带着这个遗憾，挥别了他一生奉献的槟城，离开了这个世界，告别了他所怀念的亲人。但是，历史会还他一个公道，因为既然林苍佑能够创造这么多神话，在他过世后会升华为第八个神话，所有的槟城人民都会永远地怀念林苍佑的丰功伟绩，子子孙孙都会觉得今天的槟城和未来的槟城，有如此繁华的局面，都是林苍佑在那个年代打下了强力的基础，才有后来的开花结果，以及今天的遍地开花。祝愿，林苍佑的第八个神话将是一个不灭的神话。
刊登于2010年12月6日《号外周报》第508期
李光耀眼中的林苍祐 （跃马扬鞭）
在11月24日逝世而在11月28日国葬的林苍祐所享有的“备极哀荣”也许是他意想不到的。
正因为他是非等闲人物，因此在李光耀的回忆录中有三处提到林苍祐的政治故事。虽然没有溢美之言，但总算是李光耀眼中的一位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第一处是提及1959年6月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组成自治政府后的两个星期，“一天早上杨邦孝从吉隆坡来，问我能不能发表文告，就马华公会跟巫统闹意见表示同情。由于杨邦孝跟我很熟，马华公会会长（指林苍祐）请他来劝我表态，支持他们的事业。他们认为身为新加坡总理和人民行动党领袖，我在马来亚华人当中有地位，也有影响力；马华公会则自觉软弱无力。”
李光耀所说的事件的背景是这样的：林苍祐在1958年夺得马华控制权而成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当时的总秘书是朱运兴（任副教育部长），而宣传主任是杨邦孝（打败陈修信）。
杨邦孝是职业律师，也是林苍祐的挚友和急先锋，他是马华创党元老之一杨旭龄的公子；同时他与李光耀有深厚的私交。他比朱运兴更执著自己的信念而要求马华公会获分配1/3国席或35到40席。
杨邦孝在后来向报界公布马华中央工委会通过的议决，也宣布将由林苍祐向联盟提出，如果未获接纳，马华将决定是否要退出联盟而单独参加竞选。
换句话说，林苍祐于1959年6月24日致东姑的密函在7月外泄后，巫统与马华的关系便告闹僵，斯时马华内部又有另一股力量谋倒林苍祐派。这一股力量乃以陈修信为首。由于情势险恶，杨邦孝跑到新加坡请李光耀施出援手，但李光耀考虑到这是要得罪东姑的，可能坏了新加坡与马来亚合并的事，也就未加允应。此事在事隔36年后（1995年），李光耀说，杨邦孝还记得很清楚，并没有责怪之意，因他了解李光耀必须为新加坡着想。
就这样，林苍祐派斗输了，杨邦孝也率先离开马华公会，一度还传出消息杨邦孝将组新党，取名为“马来亚行动党”。由于人心未定，加上林苍祐尚未退党，筹组新党事也就“胎死腹中”了。但在7月15日大选提名时，不满陈修信的人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加大选，这些人包括朱运兴、陈世英及郭开东等人。
退隐政坛的杨邦孝在后来移居新加坡，先是成为华侨银行董事主席，后是被委为新加坡大法官，直到退休安享晚年。
今年春节时，我曾问及林苍祐是否还有与杨邦孝往来，他说他们是好朋友，也时有来往。
第二处是1964年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李光耀于11月在国会遇见了林苍祐后有如下的评语：“民主联合党的林苍祐医生，对马华公会感到失望，组织了自己的新政党，对我们新加坡发生了两次暴乱表示同情。”
在1965年正月的时候，李光耀说：“当时的林苍祐和唐纳斯蒂芬（已故沙巴卡达山机构领导人）分别见我，两次的会谈都不是十分令人满意。林苍祐要我成为他的消费人协会的主席，以便促成马来西亚所有非种族政党的统一阵线。我拒绝了，要联合起来必须公开进行，而不是偷偷摸摸地通过消费人协会，否则我们会失去信用。而唐纳斯蒂芬则要求人民行动党与卡达山机构合并，协助在市镇里（指沙巴）赢得华人的选票。但我要组成包容所有其他反对党的统一阵线，他对此不感兴趣。
李光耀这一段是指不同意林苍祐以含蓄的手法来搞反对党统战，即通过组织所谓消费人协会的非政府组织来整合力量。虽然那个时候东姑已指责反对党在搞大团结，而领导人被疑为李光耀。但李光耀不同意“偷偷摸摸”，也就出现李光耀批评林苍祐的行动未够公开坦然。不过在林苍祐看来，这样的转弯抹角也可以殊途同归的。
正因为这样，人民行动党在1965年的6月在新加坡召开反对党的“团总”（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大会，林苍祐有参加并讲话。于是李光耀第三处又点评了林苍祐。他说：“民主联合党的林苍祐曾担任过马华总会长，他性情温和，为人小心谨慎，一向并非以坦率直言见称，却敢于说出这样的话：现在我们不为自己的决心采取行动，也许就没有前途可言了。无论对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子女来说，也许再也没有平等的机会了。”
这评语意味着李光耀有些意料之外地听到林苍祐的弦外之音是认同他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斗争路线。当然作为政治人物，林苍祐一向城府很深，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在这种情形下，自然不可全抛一片心，难免在李光耀看来是不够坦诚直率的。
从三处的评论林苍祐来看李光耀的评语，反映出两人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和立场。无论如何，这都无损林苍祐成为一代政治家而在身后受万千子民的悼念。他这一生也值了。
刊登于2010年12月6日《南洋商报》
正因为他是非等闲人物，因此在李光耀的回忆录中有三处提到林苍祐的政治故事。虽然没有溢美之言，但总算是李光耀眼中的一位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第一处是提及1959年6月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组成自治政府后的两个星期，“一天早上杨邦孝从吉隆坡来，问我能不能发表文告，就马华公会跟巫统闹意见表示同情。由于杨邦孝跟我很熟，马华公会会长（指林苍祐）请他来劝我表态，支持他们的事业。他们认为身为新加坡总理和人民行动党领袖，我在马来亚华人当中有地位，也有影响力；马华公会则自觉软弱无力。”
李光耀所说的事件的背景是这样的：林苍祐在1958年夺得马华控制权而成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当时的总秘书是朱运兴（任副教育部长），而宣传主任是杨邦孝（打败陈修信）。
杨邦孝是职业律师，也是林苍祐的挚友和急先锋，他是马华创党元老之一杨旭龄的公子；同时他与李光耀有深厚的私交。他比朱运兴更执著自己的信念而要求马华公会获分配1/3国席或35到40席。
杨邦孝在后来向报界公布马华中央工委会通过的议决，也宣布将由林苍祐向联盟提出，如果未获接纳，马华将决定是否要退出联盟而单独参加竞选。
换句话说，林苍祐于1959年6月24日致东姑的密函在7月外泄后，巫统与马华的关系便告闹僵，斯时马华内部又有另一股力量谋倒林苍祐派。这一股力量乃以陈修信为首。由于情势险恶，杨邦孝跑到新加坡请李光耀施出援手，但李光耀考虑到这是要得罪东姑的，可能坏了新加坡与马来亚合并的事，也就未加允应。此事在事隔36年后（1995年），李光耀说，杨邦孝还记得很清楚，并没有责怪之意，因他了解李光耀必须为新加坡着想。
就这样，林苍祐派斗输了，杨邦孝也率先离开马华公会，一度还传出消息杨邦孝将组新党，取名为“马来亚行动党”。由于人心未定，加上林苍祐尚未退党，筹组新党事也就“胎死腹中”了。但在7月15日大选提名时，不满陈修信的人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加大选，这些人包括朱运兴、陈世英及郭开东等人。
退隐政坛的杨邦孝在后来移居新加坡，先是成为华侨银行董事主席，后是被委为新加坡大法官，直到退休安享晚年。
今年春节时，我曾问及林苍祐是否还有与杨邦孝往来，他说他们是好朋友，也时有来往。
第二处是1964年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李光耀于11月在国会遇见了林苍祐后有如下的评语：“民主联合党的林苍祐医生，对马华公会感到失望，组织了自己的新政党，对我们新加坡发生了两次暴乱表示同情。”
在1965年正月的时候，李光耀说：“当时的林苍祐和唐纳斯蒂芬（已故沙巴卡达山机构领导人）分别见我，两次的会谈都不是十分令人满意。林苍祐要我成为他的消费人协会的主席，以便促成马来西亚所有非种族政党的统一阵线。我拒绝了，要联合起来必须公开进行，而不是偷偷摸摸地通过消费人协会，否则我们会失去信用。而唐纳斯蒂芬则要求人民行动党与卡达山机构合并，协助在市镇里（指沙巴）赢得华人的选票。但我要组成包容所有其他反对党的统一阵线，他对此不感兴趣。
李光耀这一段是指不同意林苍祐以含蓄的手法来搞反对党统战，即通过组织所谓消费人协会的非政府组织来整合力量。虽然那个时候东姑已指责反对党在搞大团结，而领导人被疑为李光耀。但李光耀不同意“偷偷摸摸”，也就出现李光耀批评林苍祐的行动未够公开坦然。不过在林苍祐看来，这样的转弯抹角也可以殊途同归的。
正因为这样，人民行动党在1965年的6月在新加坡召开反对党的“团总”（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大会，林苍祐有参加并讲话。于是李光耀第三处又点评了林苍祐。他说：“民主联合党的林苍祐曾担任过马华总会长，他性情温和，为人小心谨慎，一向并非以坦率直言见称，却敢于说出这样的话：现在我们不为自己的决心采取行动，也许就没有前途可言了。无论对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子女来说，也许再也没有平等的机会了。”
这评语意味着李光耀有些意料之外地听到林苍祐的弦外之音是认同他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斗争路线。当然作为政治人物，林苍祐一向城府很深，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在这种情形下，自然不可全抛一片心，难免在李光耀看来是不够坦诚直率的。
从三处的评论林苍祐来看李光耀的评语，反映出两人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和立场。无论如何，这都无损林苍祐成为一代政治家而在身后受万千子民的悼念。他这一生也值了。
刊登于2010年12月6日《南洋商报》
林苍祐经典之作 （现代春秋）
林苍祐一生中有两篇演词是他满意的杰作，不时在闲谈中提及。他就不止一次地要我消化他的这两篇经典之作，以从中窥见他的思想和理念乃至他成长的过程。这两篇演词都是他亲手书写的，收在他自己的文集中。
第一篇题为《作为马来西亚人所应有的智慧》是他在1976年7月2日在理科大学的演说。当天他是以首席部长的身份接受理大颁给“荣誉法学博士”。
其中一段他这样说：“从我的童年开始，先严教我如何凭着罗盘去指认家乡夜空中的繁星，及家慈凭着家中的挂钟教我分别时辰，及在校受教之年恩师及良朋们教导我如何去衡量生命的素质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动乱之后，我始觉个人在追求智识与真理方面尚另有领域，它必须有勇气与德行去探寻智慧。”
因为这样，林苍祐在槟城大英义学受完中学教育后，于1938年远赴英伦深造。他选择读医科而后又强烈地追求民主，这个过程是这样的：“我选择了科学训练而攻读医科，衷心地希望对科学的理解而不必依赖虚妄的主观而生存，我追寻思想的启蒙，我享尽个人应有的自由。”
就这样，当他在1944年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到中国参加抗战接受磨炼，直到1947年才回到马来亚。林苍祐在演词中并未提及他在中国的日子，但有一段是这样剖释的：“我曾对民族及超等民族那番思想争论做过详细的研究，这个争论发生在第二次大战前并促使智识份子参加反希特勒纳粹主义的战争。”
因为这样，林苍祐去了中国参加反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不过，在极权与民主之间，他选择了民主，这应该是为什么他在1947年离开中国，不再卷入中国政治的因由。他说：“在我们生存的这个革命年代里我接受了「以民主的方法成功地建立革命是比较合乎愿望及永恒」的论调。我选择了民主，虽然它有缺点；我放弃了极权，虽然它有好处。”
就这样，林苍祐毅然回到马来亚。他说：“我决定要做个马来亚人并接受有关此命运的安排。自此而后我把生命献给作为一个马来亚人及今天的马来西亚人的意义工作上。这就是许多人士认为我的政治生涯的总与结，这就是宿命论那么地简单。”
林苍祐这一段话是指他在1950年踏入政治圈后就没有回头路，直到他退休之后，政治仍然伴随他左右，只是他不再当主角，而是退居幕后，偶尔也指点江山。如果说这一篇演词触及林苍祐的从政诱因，那么下一篇就触及他的宏观视野和历史观了。这是1984年12月19日，他接受《乔治市荣誉市民》荣衔的仪式上的重要演说，题目是《槟城土生》。
所谓槟城土生，就是我们口中的“峇峇”一族，他们是在马来亚出生的一代，而不是从中国漂洋过海而来。这些人集中在新加坡、槟城及马六甲而形成了土生华人。林苍祐就是其中一人。他对槟城历史如数家珍，确实让我们大开眼界。他不否认而且也接受在莱特于1786年登陆槟榔屿之前，槟岛已有58名迁民居住。其中三人张理、丘兆进及马福春，较莱特早40年定居于海珠屿，也就是今天丹绒道光大伯公庙所在地。
接着在莱特于1786年登陆槟榔屿后，各民族的人相继涌入。“1804年时，岛上的迁民有英国人、荷兰人、葡萄牙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华人、朱里安人（印度）、马来人、武吉斯人、缅甸人、暹罗人、爪哇人等。”
这就是说，槟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多元种族构成的社会。林苍祐对这段历史感到自豪。因此他这样说：“在今天，好多人民仍然认为槟城是英国人建立的，可是历史告诉我们，槟城有今天的面貌，主要是我们的先辈流尽了血汗建设的。”
例如“从早年开始，我们先辈对槟城发展的捐献是慷慨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甲必丹胡始明曾是椰脚街观音庙的一名大捐缘人，他也是白云山华人义塚的最大捐缘者。端姑赛胡先不但是亚齐街回教堂的创建者，也是回教基金的最大捐款人。1878年，辜尚达捐献扩建槟城大英义学；1883年，他在莱特街建了一座喷水池（市议会前），他也曾献过好几块地皮，包括亚依淡蓄水池之地。义兴献地建造今日的槟城中央医院。谢增煜将会名留青史，因为为了纪念英女皇登基，他捐建了大钟楼（旧关仔角）。
不仅于此，林苍祐还刻意地提到槟城的著名人士对他的影响，通过他的父亲林萃龙的世交和他母亲谢瑞云的祖叔辈，下列的名人是林苍祐特别提及的：“辜立亭医生、哈密汗、柯孟淇（曾任中华总商会会长）、伍连德医生、杨元续、林恭礼（曾任商会会长）、朱和乐（曾任商会会长）、林源清医生、G谢利、阿立夫医生、阿都卡特尔爵士、梅农医生（曾是林苍祐急进党的战友，后来也加入国大党成为联盟议员。在王保尼当首席部长时，他出任行政议员）。
还有他也提到下列的著名华人：温崇寿、杨章安、陈福安、林清渊（林建寿父亲）、邱卫国、连裕祥（橡胶业巨子）、伍瑞琴（曾任商会会长、槟马华主席）、王宗镜医生、徐长生、邱善佑（曾任商会会长）、王如山、林耀椿、庄来福、谢寅荣及李长景医生等等。
林苍祐说：“虽然他们已经过世，但他们则是生活在现代化的槟城人物，所有的这些人物，对我是深具影响的，他们都尽了力量建设槟城。”
“我要感谢各位授予我此项荣誉，我要以“槟城土生”的身份来反映槟城人民对槟城所作的一切贡献。我热忱希望，二百年后的今天这项集会能成为重组马来西亚人社会的转捩点。”
同时，林苍祐也希望在二百年后的今天，人们能记取曾经有一位槟城土生马来西亚人曾因他的服务和贡献获颁“荣誉市民”荣衔。其实，不必等到二百年后，就在今天，也就是退休后的20年，林苍祐已化身成为“槟城现代化之父”，这也许是他意想不到的功德。
刊登于2010年12月6日《光华日报》
3.12.10
輓联对林苍祐的评价 （直挂云帆）
林苍祐国葬的那一天（11月28日），我在其灵柩右上头看到一幅輓联：
投身中国抗日战争献身大马独立建国事业。
为华人当地化先行为亚洲民主化事业求索。
这是厦门侨务委员会主任黄尤（85岁）所致送。他与林苍祐相交数十年。
我们就从这幅对联来演绎和评述林苍祐这一生走过的道路。
上联所说的“投身抗日战争”是指林苍祐在1944年于英伦完成爱丁堡大学医科学业后，就与另外三位友人（他们是从中国到英国留学的）直奔中国的重庆。据林苍祐的回忆，他当年血气方刚，是应国民政府的教育长官梁宇皋（他是在战后1946年才从中国回到马来亚执业律师，并在1949年参与成立马华公会）的邀请到战乱的中国闯天下。因为这样林苍祐躺在棺木内身上穿的大衣绣有一个徽章。有很多人不明白那是什么？其实那是爱丁堡大学的校徽。
为什么林苍祐要去中国？为什么毕业后不直回马来亚？这倒是一个谜。因为林苍祐没有清楚地交代，鲜有人知道。但从他的口述，知道他想在中国施展才华。辗转之下，他在国民政府内成为陈诚的助手，担任军医和私人秘书（陈诚在战时是军政部长，战后任国防部参谋长。1949年拆迁台湾后，曾出任台湾副总统）。正因为接近高层，林苍祐也被介绍认识蒋介石。至于林苍祐在战时（1944年直45年8月）和战后（1945年8月至1947年）有过什么重大的任务，我们也知之不详，但又从他口中透露，他确实曾代表陈诚签署了重要的文件，包括从日本手中接收台湾。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也只有待台湾当局解密才知晓其中的奥妙和真相。
不过林苍祐在中国倒是带回家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在重庆认识的护士吴欣燕。他们的爱情故事我们知之不详。他们是在返马的途中，在香港结了婚而后返抵家门。这是1947年的事。林苍祐的父母自然十分欣喜，因为一个人出门，两个人回来。而后这对“乱世儿女”果然在马来西亚树立了夫妻“鹣鲽情深”的典范。晚年的林苍祐对其夫人的挂念与恩爱的情怀让人为之动容。
如果说林苍祐在中国之行有什么巨大收获的话，那就是一个美好家庭的建立和子孙在马来西亚的开枝散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代表了马来西亚峇峇一族（不谙华语华文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探索一个不可测知的未来。这在尚未开放的东方社会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和突破。林苍祐做了常人未能思及的事。
而他正是运用这种胆识和勇气闯进政坛，那是1951年的事。他被英殖民政府委任为槟州立法议员，从此他走上了政治不归路。
因为对政治的执着与热爱，林苍祐组织和参加了几个政党，目的只有一个：追求国家的独立。其中最重要的阶段是，林苍祐担任政治局主任并在1958年成功当选马华总会长。这就是说，林苍祐对争取马来亚独立是有其功劳的。他在1956年时鼓吹华人申请公民权，登记成为选民，以便以新国民的身份迎接一个新生马来亚的到来。在华人的热烈响应下，林苍祐成功地改变了华人的思想，向马来亚国家意识靠拢。
例如在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总选民是128万人，马来人占84%，华人只占11.2%，也就在争取议席方面，马华不能有较多的要求。最后巫统分配35席、马华15马华席及国大党2席（总共角逐52席，另46席是委任的）。
为了改变这一偏差，到了1959年时，华人登记成为选民已大大增加，官方公布的数据如下：华人选民超过75万人，占217万选民总数的34%，而在1955年时只不过14万名。这是因为单是在1957年时，就有超过80万华人申请成为公民，也顺便登记成为选民。
由于华裔选民爱国的热情大大提高，因此林苍祐领导的马华公会在1959年大选前要求联盟分配三分之一的席位（也就是104就是席中的35席），但不被东姑所接受，并掀起一场论战。到最后是东姑牺牲林苍祐派，而与陈修信派取得秘密谅解，一场危机虽然消弭，但马华只能分配31席，不是35席。
失败的林苍祐在1959年辞马华总会长职，且在1961年退出马华公会，转而在同年创组民主联合党。两年后马来西亚成立，因而在1965年5月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及其他反对党共组团总，支持李光耀提出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念。
这就是说，即使身在反对党，林苍祐还是支持马来西亚的成立（1963年成立），与左翼的社阵反对马来西亚走着不同的道路。当新加坡在1965年较后时（8月9日）退出马来西亚后，整个“团总”也就无疾而终了。
这意味着林苍祐已不能指望新加坡，只得另寻合作伙伴持续斗争。正好在1967年陈志勤有意脱离劳工党另起炉灶，与林苍祐一拍而合的在1968年成立民政党。
这个新党是以“解散民主联合党”作为代价，有幸地在1969年大选一炮而红跃升为槟州执政党。而后在1972年参加联合政府，并于1974年参加国阵，从此成为执政党一员，在建国的大道上上展露民政党的治州本色。这就是林苍祐对独立和建国的贡献！
至于下联也突显了林苍祐在50年代疾呼和不遗余力的推动爱国主义，促使华人申请成为公民，也就有了所谓“为华人当地化的先行者”之称。这句话说开了就是赞颂林苍祐在加入马华公会（1954年）后，就通过种种办法来使“华人本土化”，以马来亚作为国家，以中国作为故乡。这完全符合周恩来于1955年在亚非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当地华人效忠所在国，归化成为公民的立场。除此之外，林苍祐对民主的推动也是有目共睹的。他在1951年参政后推动成立急进党就是要为马来亚的民主政治奠基。因为这一年英国殖民政府首次在马来亚推动民主政治，把乔治市市议会当成试验品。林苍祐派出9名候选人候选人参选，结果赢了6席。在这之后，全马各地推动地方议会选举。而在1955年时，选举扩展至全国和各州，终于成功地塑造一个通过投票出政权的国家。
当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时，意味着民主已落地生根，林苍祐一生所索求的，也正是一个民主化的国家。
虽然輓联也点出了林苍祐的亮丽所在，但他的最大成就是扭转了槟城人的命运。他让槟城成为东方的矽谷电子城，而成了马来西亚的骄傲却未提及诚为遗憾。
总的来说，他是槟州发展之父，也功在党国。如果輓联能加入这主要的环节，就会更能反映出林苍祐这一生的功绩。
刊登于2010年12月2日《东方日报》
投身中国抗日战争献身大马独立建国事业。
为华人当地化先行为亚洲民主化事业求索。
这是厦门侨务委员会主任黄尤（85岁）所致送。他与林苍祐相交数十年。
我们就从这幅对联来演绎和评述林苍祐这一生走过的道路。
上联所说的“投身抗日战争”是指林苍祐在1944年于英伦完成爱丁堡大学医科学业后，就与另外三位友人（他们是从中国到英国留学的）直奔中国的重庆。据林苍祐的回忆，他当年血气方刚，是应国民政府的教育长官梁宇皋（他是在战后1946年才从中国回到马来亚执业律师，并在1949年参与成立马华公会）的邀请到战乱的中国闯天下。因为这样林苍祐躺在棺木内身上穿的大衣绣有一个徽章。有很多人不明白那是什么？其实那是爱丁堡大学的校徽。
为什么林苍祐要去中国？为什么毕业后不直回马来亚？这倒是一个谜。因为林苍祐没有清楚地交代，鲜有人知道。但从他的口述，知道他想在中国施展才华。辗转之下，他在国民政府内成为陈诚的助手，担任军医和私人秘书（陈诚在战时是军政部长，战后任国防部参谋长。1949年拆迁台湾后，曾出任台湾副总统）。正因为接近高层，林苍祐也被介绍认识蒋介石。至于林苍祐在战时（1944年直45年8月）和战后（1945年8月至1947年）有过什么重大的任务，我们也知之不详，但又从他口中透露，他确实曾代表陈诚签署了重要的文件，包括从日本手中接收台湾。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也只有待台湾当局解密才知晓其中的奥妙和真相。
不过林苍祐在中国倒是带回家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在重庆认识的护士吴欣燕。他们的爱情故事我们知之不详。他们是在返马的途中，在香港结了婚而后返抵家门。这是1947年的事。林苍祐的父母自然十分欣喜，因为一个人出门，两个人回来。而后这对“乱世儿女”果然在马来西亚树立了夫妻“鹣鲽情深”的典范。晚年的林苍祐对其夫人的挂念与恩爱的情怀让人为之动容。
如果说林苍祐在中国之行有什么巨大收获的话，那就是一个美好家庭的建立和子孙在马来西亚的开枝散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代表了马来西亚峇峇一族（不谙华语华文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探索一个不可测知的未来。这在尚未开放的东方社会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和突破。林苍祐做了常人未能思及的事。
而他正是运用这种胆识和勇气闯进政坛，那是1951年的事。他被英殖民政府委任为槟州立法议员，从此他走上了政治不归路。
因为对政治的执着与热爱，林苍祐组织和参加了几个政党，目的只有一个：追求国家的独立。其中最重要的阶段是，林苍祐担任政治局主任并在1958年成功当选马华总会长。这就是说，林苍祐对争取马来亚独立是有其功劳的。他在1956年时鼓吹华人申请公民权，登记成为选民，以便以新国民的身份迎接一个新生马来亚的到来。在华人的热烈响应下，林苍祐成功地改变了华人的思想，向马来亚国家意识靠拢。
例如在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总选民是128万人，马来人占84%，华人只占11.2%，也就在争取议席方面，马华不能有较多的要求。最后巫统分配35席、马华15马华席及国大党2席（总共角逐52席，另46席是委任的）。
为了改变这一偏差，到了1959年时，华人登记成为选民已大大增加，官方公布的数据如下：华人选民超过75万人，占217万选民总数的34%，而在1955年时只不过14万名。这是因为单是在1957年时，就有超过80万华人申请成为公民，也顺便登记成为选民。
由于华裔选民爱国的热情大大提高，因此林苍祐领导的马华公会在1959年大选前要求联盟分配三分之一的席位（也就是104就是席中的35席），但不被东姑所接受，并掀起一场论战。到最后是东姑牺牲林苍祐派，而与陈修信派取得秘密谅解，一场危机虽然消弭，但马华只能分配31席，不是35席。
失败的林苍祐在1959年辞马华总会长职，且在1961年退出马华公会，转而在同年创组民主联合党。两年后马来西亚成立，因而在1965年5月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及其他反对党共组团总，支持李光耀提出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念。
这就是说，即使身在反对党，林苍祐还是支持马来西亚的成立（1963年成立），与左翼的社阵反对马来西亚走着不同的道路。当新加坡在1965年较后时（8月9日）退出马来西亚后，整个“团总”也就无疾而终了。
这意味着林苍祐已不能指望新加坡，只得另寻合作伙伴持续斗争。正好在1967年陈志勤有意脱离劳工党另起炉灶，与林苍祐一拍而合的在1968年成立民政党。
这个新党是以“解散民主联合党”作为代价，有幸地在1969年大选一炮而红跃升为槟州执政党。而后在1972年参加联合政府，并于1974年参加国阵，从此成为执政党一员，在建国的大道上上展露民政党的治州本色。这就是林苍祐对独立和建国的贡献！
至于下联也突显了林苍祐在50年代疾呼和不遗余力的推动爱国主义，促使华人申请成为公民，也就有了所谓“为华人当地化的先行者”之称。这句话说开了就是赞颂林苍祐在加入马华公会（1954年）后，就通过种种办法来使“华人本土化”，以马来亚作为国家，以中国作为故乡。这完全符合周恩来于1955年在亚非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当地华人效忠所在国，归化成为公民的立场。除此之外，林苍祐对民主的推动也是有目共睹的。他在1951年参政后推动成立急进党就是要为马来亚的民主政治奠基。因为这一年英国殖民政府首次在马来亚推动民主政治，把乔治市市议会当成试验品。林苍祐派出9名候选人候选人参选，结果赢了6席。在这之后，全马各地推动地方议会选举。而在1955年时，选举扩展至全国和各州，终于成功地塑造一个通过投票出政权的国家。
当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时，意味着民主已落地生根，林苍祐一生所索求的，也正是一个民主化的国家。
虽然輓联也点出了林苍祐的亮丽所在，但他的最大成就是扭转了槟城人的命运。他让槟城成为东方的矽谷电子城，而成了马来西亚的骄傲却未提及诚为遗憾。
总的来说，他是槟州发展之父，也功在党国。如果輓联能加入这主要的环节，就会更能反映出林苍祐这一生的功绩。
刊登于2010年12月2日《东方日报》
大选日期已成政治筹码？（现代春秋）
市面甚器尘上传出我国大选很可能在明年举行，而由民联执政的州属，如槟城及雪兰莪的首长或大臣则否定跟随国会大选起舞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如果国阵中央政府决意在明年5月之前举行大选，槟城和雪兰莪将不会跟随而是另择日解散州议会。
这种情形在过去发生过吗？是有发生过，但不像今日因不同政党的执政而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在1955年时，英国推行独立前的普选，在槟城方面，槟州议会是在1955年正月提名而在2月份投票。这一年林苍祐率联盟大军提名竞逐14个州议席大获全胜，包括林苍祐在内（当年未独立，保留10席由英国参政司—槟州总督委任，总共24席）。
至于联邦立法议会选举则择定在1955年6月提名，而在7月投票。这一年共52席竞选，另46席是委任的。一边是势力强大的联盟（由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另一边是声势显赫的由拿督翁领导的国家党，双方短兵相接，目的是争夺自治政府的主导权。结果由东姑领导的联盟取得大胜，国家党沉船，也结束了拿督翁的政治仕途。
同样的，独立后的我国首届大选在1959年举行时，也实行国州大选分开进行。
这一年槟州选举在5月提名，6月投票，因为华教问题马华参选11席，只6人中选，社阵则夺得7席。而全国的大选提名在7月，投票则在8月，选举结果是联盟保持优势再执政，但反对党中左翼的社阵已从中崛起，且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大有斩获。这意味着马来亚走向左翼和右翼的政治斗争。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年回教党竟在吉兰丹及登嘉楼州拥有执政权。
虽然登嘉楼不久后州政权归回联盟，但吉兰丹依旧由回教党执政。由于东姑主政时期基本上以5年执政期为标准，因此当1964年举行大选时，在西马方面，国州大选同步举行也就未面对回教党的反对。
而在1963年成立马来西亚联邦后，我国的东马选举方式就有一些的改变。其中最明显的是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的州选是与国选分开的，它的一个好处是可以考察东马的民心所向，而缺点是中央政府力所不逮，对这两个州的影响力有限。
例如当1974年全国大选后，时任首相的敦拉萨委任沙巴的首席部长慕斯打化为中央国防部长，级别挺高，但慕斯达化就是不卖账，拒绝到中央述职。由此也看出中央对沙巴的政局是有些无可奈何的。
沙巴政治的另一个特点是政党可以交替执政，关键是中央政府必须出手。如1967年中央支持慕斯打化的沙统主打卡达山统一机构，因后者有离心之意图。
当慕斯打化尾大不掉时，中央则另鼓励哈里斯成立人民党，在1970年打败沙统成为执政党。
而哈里斯又不听话时，中央又于1985年大选时支持拜林成立团结党，把人民党打得落花流水。
接着拜林在1990年退出国阵后，马哈迪就处心积虑地谋倒拜林政权。果然在1994年的大选造成团结党在大选后面对议员的背叛而倒台。这时上台的国阵已不再谦让。当2004年大选后，索性固定首席部长人选，不再采取轮任制。于是巫统人掌握大权，也完成了巫统对沙巴的收编。
另外，砂拉越经过这么多年的辗转，中央还是打不进砂州政坛。权力俱在砂拉越的土著保守党手里。如今看来中央；尤其是巫统若有机会东渡砂州，自然不会放过这大好时机。
其实在砂拉越的政治吊诡是反对党来自西马，而东马本身的政党又不愿当反对党，只好由西马人来推动。
在这种情形下，国阵若再束手无策的话，恐怕下来的砂州大选对国阵不利。因此采取亡羊补牢的战略就是让纳吉顺利东渡，也就有所谓明年将是大选年的说法，因为砂州必须在明年举行州选。如果国阵错失东渡的机会，可能在以后更加不容易。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会说，大选将同步进行。
如果说，纳吉决心在明年举行全国大选，则可能不解散州议会的只是雪兰莪和槟城，回教党在历史上未曾在这方面与中央唱反调。
它牢记的一个教训是在1977年被国阵踢出局后，就面对国阵在吉兰丹州举行闪电大选。这一个令回教党措手不及和招架无力的绝招，差点把回教党淹死，只剩下区区两个州议席。国阵则扬眉吐气，首次夺得丹州政权。
国阵也夹着州选胜利余威（1978年3月）在同年的8月举行全国大选，以致回教党势力只退不进。这种个别大选的“教训”也让回教党铭记其中。
如果明年大选时，连回教党执政的吉兰丹和吉打也响应解散州会同时大选的话，那就只剩下雪州和槟州在坚持不选了。这种坚持对民联是否有利无弊，乃言之过早。但对国阵而言，似无伤大雅，反正大选过后会更加集中精力来对付槟雪两州。
就此而言，如果民联决心要迈向布城的话，则又何须担心对州选不利呢？因此国州大选同步举行也不见得是坏事，至少证明民联够胆量接受挑战，也说明民联有决心进入布城。
所以明年会不会大选，主要在整体的政治是否对国阵有利，而不会在意槟雪是否一起举行州选？这就是林冠英必须谨慎和三思而行的大挑战。
刊登于2010年12月1日《光华日报》
那一夜林苍祐饮恨终 （跃马扬鞭）
林苍祐一生跌跌撞撞，有起有落；有欢乐，也有哀伤；尤其是在政治的道路上，他面临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挑战和考验。
说来也许你不相信，林苍祐跌倒是一段鲜为人知的事，那是1953年林苍祐已是担任急进党主席。在其他人都不想跃跃一试的时刻，林苍祐毅然地身先士卒，代表急进党提名参加日落懂区市议员选举。在当时日落洞的选民以马来人为多，华人较少，对林苍祐来说，不算是个安全区，但林苍祐还是义无反顾地参选。结果正如所料，他不敌巫统候选人哈森，无缘出任市议员（哈森2178票，林苍祐1186票）。
因为这一败，林苍祐从此不参加市议会选举。试想想，当年林苍祐还是受委的槟州立法议员，且是首席议员（相等于首席部长），竟在阴沟里翻船。孰可忍孰不可忍？最后林苍祐还是以大局为重，忍了下来。
虽然林苍祐再下来有更大的算盘，但市议员屈辱事件后，林苍祐从此不再参加市议会选举。由此可见，表面上他是若无其事的人，而实际上他是一个耿耿于怀的人，这算是林苍祐在政治路上的第一次摔跤。在许多年之后，也就是1984年，林苍祐才接受槟岛市议会颁发他“乔治市荣誉市民”的荣衔（这个封号已多年不用，也几乎没有记取乔治市还有这么一个封号）。
林苍祐的第二个摔跤是在1958年中选马华总会长后，竟在1959年被摒出局，而成为马华党争中的失败者。姑不论林苍祐这一跌是否是马华的损失大过他个人的损失？单就这一跌来看，几乎是粉碎了他的政治宏愿。他的宏愿是要成为全国华人的领袖和国家的领袖之一，以便能在世界舞台占有一个席位。
正因为有此愿景，林苍祐不要在1957年接受出任槟州首席部长，不然他已是内定的首任首席部长。他放眼的是马华的领袖这一职位，正是“斑雀焉知鸿鹄之”？
如果说林苍祐上边所说的两次摔跤却在后来得到补偿，而且是连本带利的拿回来（例如林苍祐在1955年当选槟州立法议员，洗刷了1953年落选市议员的“耻辱”，又如在1969年领导民政党打败联盟而成为槟州首席部长，算是扬眉吐气了），那么他的第三次摔跤则是跌得很重，重到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从此他不得不息影政坛。
这第三个摔跤是指1990年的大选。这一年的大选提名日在10月11日，而投票日在10月21日。依然是马哈迪在领军，但他面对强大的反对党的挑战。其中以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风头最健。他联合了回教党和行动党组成三角联盟，准备予国阵迎头一击。
当年行动党兴致勃勃地扬言要在槟城开展“丹绒二役”，以便把林吉祥送上首席部长宝座，完成夺权美梦。
行动党的这一如意算盘是一个冒进的策略，当时槟州的行动党州委决意要林吉祥来个“王者之战”，直接对垒林苍祐。理由是既然表明要夺权，就要有人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如果老大林吉祥避开民政老大，不仅夺权不易，也鼓不起士气。换句话说，就是要林吉祥以身作则冒这个险，林吉祥在没有得选择底下，他接受挑战林苍祐。
这对林苍祐来说，是生死之战，胜了固然继续担任首席部长，输了就要负起全责，告老还乡。对于林吉祥则不算生死之战，毕竟他肯定当选丹绒国会议员；失掉州议席也不是大不了的事（他在1982年也曾在马六甲怡力州议席失手，但赢了马六甲国席）。
不知道是国阵的心态使然或是林苍祐心中有数。他并不积极备战，政治座谈会也没有几场，印象最深的ceramah是在南华医院街的那一场，由两位拿督级人马代为安排和筹备，似乎当成群众必然是“赶赴一场重要座谈会”而群起响应。讵料巧碰当天下起雨来，后来得到记者回报，群众寥寥无几。事后有人这样批评：拿督搞锦上添花可以，设宴摆酒肯定有人潮；若是群众集会，还是让给底层来做，老板级的人是不行的。
由于林苍祐从1964年起就盘据巴当哥打州议席（原在加拉歪区，后在哥打区，选区重划后，正名巴当哥打区），直到1990年已是担任26年的州议员，被视为地位固若金汤，即使是强人林吉祥攻城，也不易攻下。换句话说，林苍祐是“以逸待劳”的心情迎接林吉祥的单挑独斗。
林吉祥是火箭一号人物，是著名的重炮手。虽然对垒林苍祐非他本意，但他还是尊重州委的决定。由于他的能言善道，也让他成为政治演说高手，所到之处，掀起林吉祥旋风。这就是林吉祥最大的政治资产。
不过林吉祥还是不敢断定他会脱颖而出，而为了拿下槟州政权，他也豁了出去。
在没有人评论林苍祐治理槟州不好的情况下，林吉祥要有所突破是道难题，也唯有靠掀起反风来争取选票。巧逢当年国阵内有人在“窝里反”给了林苍祐致命的一击。当时有消息说，林苍祐虽在其选区内建了廉价屋，但得票有减无增。
那一晚的开票（11月21日），在槟州大会堂内，空气凝结而冰冷。林苍祐很迟到会场，会场外站着的支持者以行动党人居多。最后结果是林苍祐输给林吉祥706张票，可谓是旗鼓相当的激烈搏斗。
当听闻林苍祐“马失前蹄”后，一些较为投机的国阵支持转而奔向槟华女中的开票中心，目的当然是“物色”新舵主。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认为一旦“老佛爷”失手后，另一颗的政治彗星将诞生了，而这个人就是许子根。
许子根在丹绒武雅胜出，击败他的自己人魏福星（他也是槟州行动党领袖）；江真诚则在双溪槟榔胜出，挫折对手卡巴星。他们两人被视为“华教人士”。
在情势有变下，行动党总共赢得14个州议席，只差3席即可起而执政，可惜功败垂成，国阵以19席稳住政权。虽然民政只夺得7席（马华零席），但巫统以12席之多还是让民政党人出任首席部长。
林苍祐没有想到为槟州人民辛劳大半生，为槟州打造一个亮丽的城市的结果是让尝到败绩，一时之间，百感交集。“为人民服务不求回报”，大概就是林苍祐那时的写照。
没有了议员身份，意味着林苍祐的引退，而在许子根与吴清德之间，他选择了许子根，一个林苍祐时代就这样落幕了。他带着一生的遗憾离开了光大28楼（首席部长办公署）。虽然不曾说后悔，但内心的痛苦久久不能释怀。许多年以后，在2005年时（也就是退隐政坛15年后），有一天突然问起他的密友：我那一年的失败是不是某些人在抽后脚？
朋友一脸的愕然，真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他还是放不下“失败”的遗憾，因为他猜不透有任何理由会被拉下马？他不相信林吉祥的旋风扳倒他，反而认为“后院起火”，有人抽后脚。他说的也许没有错，但失败了之后，他又能怎么样？只能带着难以弥补的伤痛伴随着他痛苦地走完这一生。
如果林苍祐有恨有解不开的迷惑，那就是败得不口服心服。
即便如此，林苍祐在退休20年后，仍然风光走了，仍然让许多年青的一代知道他是谁。这就是林苍祐的魅力。这个魅力来自他对槟城的永不磨灭的贡献。因此他这一走，虽不圆满，但值得了！这就是林苍祐不灭的神话。
刊登于2010年11月30日《南洋商报》
说来也许你不相信，林苍祐跌倒是一段鲜为人知的事，那是1953年林苍祐已是担任急进党主席。在其他人都不想跃跃一试的时刻，林苍祐毅然地身先士卒，代表急进党提名参加日落懂区市议员选举。在当时日落洞的选民以马来人为多，华人较少，对林苍祐来说，不算是个安全区，但林苍祐还是义无反顾地参选。结果正如所料，他不敌巫统候选人哈森，无缘出任市议员（哈森2178票，林苍祐1186票）。
因为这一败，林苍祐从此不参加市议会选举。试想想，当年林苍祐还是受委的槟州立法议员，且是首席议员（相等于首席部长），竟在阴沟里翻船。孰可忍孰不可忍？最后林苍祐还是以大局为重，忍了下来。
虽然林苍祐再下来有更大的算盘，但市议员屈辱事件后，林苍祐从此不再参加市议会选举。由此可见，表面上他是若无其事的人，而实际上他是一个耿耿于怀的人，这算是林苍祐在政治路上的第一次摔跤。在许多年之后，也就是1984年，林苍祐才接受槟岛市议会颁发他“乔治市荣誉市民”的荣衔（这个封号已多年不用，也几乎没有记取乔治市还有这么一个封号）。
林苍祐的第二个摔跤是在1958年中选马华总会长后，竟在1959年被摒出局，而成为马华党争中的失败者。姑不论林苍祐这一跌是否是马华的损失大过他个人的损失？单就这一跌来看，几乎是粉碎了他的政治宏愿。他的宏愿是要成为全国华人的领袖和国家的领袖之一，以便能在世界舞台占有一个席位。
正因为有此愿景，林苍祐不要在1957年接受出任槟州首席部长，不然他已是内定的首任首席部长。他放眼的是马华的领袖这一职位，正是“斑雀焉知鸿鹄之”？
如果说林苍祐上边所说的两次摔跤却在后来得到补偿，而且是连本带利的拿回来（例如林苍祐在1955年当选槟州立法议员，洗刷了1953年落选市议员的“耻辱”，又如在1969年领导民政党打败联盟而成为槟州首席部长，算是扬眉吐气了），那么他的第三次摔跤则是跌得很重，重到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从此他不得不息影政坛。
这第三个摔跤是指1990年的大选。这一年的大选提名日在10月11日，而投票日在10月21日。依然是马哈迪在领军，但他面对强大的反对党的挑战。其中以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风头最健。他联合了回教党和行动党组成三角联盟，准备予国阵迎头一击。
当年行动党兴致勃勃地扬言要在槟城开展“丹绒二役”，以便把林吉祥送上首席部长宝座，完成夺权美梦。
行动党的这一如意算盘是一个冒进的策略，当时槟州的行动党州委决意要林吉祥来个“王者之战”，直接对垒林苍祐。理由是既然表明要夺权，就要有人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如果老大林吉祥避开民政老大，不仅夺权不易，也鼓不起士气。换句话说，就是要林吉祥以身作则冒这个险，林吉祥在没有得选择底下，他接受挑战林苍祐。
这对林苍祐来说，是生死之战，胜了固然继续担任首席部长，输了就要负起全责，告老还乡。对于林吉祥则不算生死之战，毕竟他肯定当选丹绒国会议员；失掉州议席也不是大不了的事（他在1982年也曾在马六甲怡力州议席失手，但赢了马六甲国席）。
不知道是国阵的心态使然或是林苍祐心中有数。他并不积极备战，政治座谈会也没有几场，印象最深的ceramah是在南华医院街的那一场，由两位拿督级人马代为安排和筹备，似乎当成群众必然是“赶赴一场重要座谈会”而群起响应。讵料巧碰当天下起雨来，后来得到记者回报，群众寥寥无几。事后有人这样批评：拿督搞锦上添花可以，设宴摆酒肯定有人潮；若是群众集会，还是让给底层来做，老板级的人是不行的。
由于林苍祐从1964年起就盘据巴当哥打州议席（原在加拉歪区，后在哥打区，选区重划后，正名巴当哥打区），直到1990年已是担任26年的州议员，被视为地位固若金汤，即使是强人林吉祥攻城，也不易攻下。换句话说，林苍祐是“以逸待劳”的心情迎接林吉祥的单挑独斗。
林吉祥是火箭一号人物，是著名的重炮手。虽然对垒林苍祐非他本意，但他还是尊重州委的决定。由于他的能言善道，也让他成为政治演说高手，所到之处，掀起林吉祥旋风。这就是林吉祥最大的政治资产。
不过林吉祥还是不敢断定他会脱颖而出，而为了拿下槟州政权，他也豁了出去。
在没有人评论林苍祐治理槟州不好的情况下，林吉祥要有所突破是道难题，也唯有靠掀起反风来争取选票。巧逢当年国阵内有人在“窝里反”给了林苍祐致命的一击。当时有消息说，林苍祐虽在其选区内建了廉价屋，但得票有减无增。
那一晚的开票（11月21日），在槟州大会堂内，空气凝结而冰冷。林苍祐很迟到会场，会场外站着的支持者以行动党人居多。最后结果是林苍祐输给林吉祥706张票，可谓是旗鼓相当的激烈搏斗。
当听闻林苍祐“马失前蹄”后，一些较为投机的国阵支持转而奔向槟华女中的开票中心，目的当然是“物色”新舵主。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认为一旦“老佛爷”失手后，另一颗的政治彗星将诞生了，而这个人就是许子根。
许子根在丹绒武雅胜出，击败他的自己人魏福星（他也是槟州行动党领袖）；江真诚则在双溪槟榔胜出，挫折对手卡巴星。他们两人被视为“华教人士”。
在情势有变下，行动党总共赢得14个州议席，只差3席即可起而执政，可惜功败垂成，国阵以19席稳住政权。虽然民政只夺得7席（马华零席），但巫统以12席之多还是让民政党人出任首席部长。
林苍祐没有想到为槟州人民辛劳大半生，为槟州打造一个亮丽的城市的结果是让尝到败绩，一时之间，百感交集。“为人民服务不求回报”，大概就是林苍祐那时的写照。
没有了议员身份，意味着林苍祐的引退，而在许子根与吴清德之间，他选择了许子根，一个林苍祐时代就这样落幕了。他带着一生的遗憾离开了光大28楼（首席部长办公署）。虽然不曾说后悔，但内心的痛苦久久不能释怀。许多年以后，在2005年时（也就是退隐政坛15年后），有一天突然问起他的密友：我那一年的失败是不是某些人在抽后脚？
朋友一脸的愕然，真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他还是放不下“失败”的遗憾，因为他猜不透有任何理由会被拉下马？他不相信林吉祥的旋风扳倒他，反而认为“后院起火”，有人抽后脚。他说的也许没有错，但失败了之后，他又能怎么样？只能带着难以弥补的伤痛伴随着他痛苦地走完这一生。
如果林苍祐有恨有解不开的迷惑，那就是败得不口服心服。
即便如此，林苍祐在退休20年后，仍然风光走了，仍然让许多年青的一代知道他是谁。这就是林苍祐的魅力。这个魅力来自他对槟城的永不磨灭的贡献。因此他这一走，虽不圆满，但值得了！这就是林苍祐不灭的神话。
刊登于2010年11月30日《南洋商报》
缅甸最红的民主斗士 （天下纵横）
缅甸是东南亚国家中其中一个闭塞的国家，土地面积狭长，共67万余平方公里（排在世界第39名，可见国土是辽阔的），人口则有5千余万人。
在1824年时，英国入侵缅甸，与当时的贡榜王朝交战而由前者占上风。这一年也是英国成功地取得荷兰让出马六甲给英国。从此马六甲纳入英殖民地的一部分，与新加坡及槟城组成海峡殖民地，控制了马六甲海峡。
到了1852年，英国占有下缅甸，而在1885年英国又控制了上缅甸，整个缅甸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将仰光立为首都。
1936年，英国在缅甸推行所谓民主选举，巴莫博士成为英国控制的“首相”。在这方面，英国也为缅甸设置特别的宪法，表面上独立，实则是不独立的国家。
1942年日本侵占缅甸时，它仍然利用巴莫组成缅甸执行政府。而在此时，渴望取得真正独立的昂山将军（Gen Aung San）组织了缅甸独立义勇军，与巴莫联手向英国要求主权，但此时主权已落在日本手里。因此昂山又与日本合作，以取得一定的权力。在1943年时，被委任成为巴莫政府中的国防部长。
但在1944年时，昂山开始回过头来，转而支持美英组成的同盟国，以向德国的纳粹和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宣战”。他组成了“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将枪口对向日军。
1945年日本投降，缅甸又回到英国的控制中，但昂山的势力进一步膨胀。他领导缅甸与英国展开实质性的独立谈判，结果取得认可。就在昂山满怀信心有望成为国家领导人之际，他突于1947年7月遇刺身亡，总理之梦破碎。一年之后，他的继承人德钦努（Thakin Nu）接过棒子而成为国家领导人（缅甸在1948年1月4日成为独立国）。
（无独有偶，英国也是在这一年二月与巫统达成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更在较后（六月）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
昂山将军的左右逢源的政治立场也十分争议性，他的被暗杀谅此有关，但值得他后代骄傲的是，昂山的牺牲换来“缅甸国父”的美誉。
这位缅甸国父就是当今锋头甚健的昂山素枝（Aung San Suu Kyi）的父亲，当他的父亲死后，她才两岁。除了昂山将军外，另一位著名的缅甸领导人则是宇努，他就是在1960年的缅甸大选中，卷土重来的德钦努。换句话说，德钦努和宇努是同一个人。他在当选后，委任昂山将军的夫人出使印度。就这样，昂山素枝随其母亲到印度述职。他的中学教育就是在印度渡过的。
再一位举世闻名的缅甸名人是宇丹。他原为缅甸的外交部长，在1961年被联合国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一直到1972年任期届满为止，前后10年。尽管他无法改善缅甸的落后，但他的外交手腕与公正的态度成为被称颂和称职秘书长，而成为缅甸的骄傲。
可是在1962年夺权的尼温将军就将缅甸带上军事独裁的道路，美其名是行社会主义政策，实则是倒行逆施，将缅甸导入毒贩的活动中心之一。由于贪污成风，民不聊生，经济抓襟见肘，乃被逼在1977年向外举债。到了1980年，缅甸成为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尼温政府更是大言不惭地将缅甸改国号为“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实行一党专政。
1988年因为民众对尼温政府至为不满，示威游行此起彼落。这一年，昂山素枝回国照顾中风的母亲。眼见国内政局不安，她组织了全国民主联盟党，出任总书记。由于她掀起民主之风，也导致军事政变，由苏藐将军掌权，昂山被软禁。
虽然1990年举行的大选，昂山的政党获得了扫荡性的胜利，但选举结果作废，昂山的抗争陷入一个不可测知的未来。她虽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却无法促使她早日自由。
1992年丹瑞将军掌权，他更严格的推行一党专政，缅甸民主复苏遥遥无期。
不论缅甸又再改国号，将缅甸联邦改为缅甸联邦共和国，不再提及社会主义，同时也将首都从仰光迁往内比都，仍然无法摆脱缅甸的困境与窘境，只好在压力下，不久前又举行大选，以选出亲军人的政党掌权。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令人嗤之以鼻，唯有释放昂山（11月13日）才是最有意义和最有价值的大新闻。因为昂山这些年来，已化身成为民主的符号。只要军政府投鼠忌器，昂山就有抬头的一天，我们拭目以待。
刊登于2010年11月29日《号外周报》第507期
在1824年时，英国入侵缅甸，与当时的贡榜王朝交战而由前者占上风。这一年也是英国成功地取得荷兰让出马六甲给英国。从此马六甲纳入英殖民地的一部分，与新加坡及槟城组成海峡殖民地，控制了马六甲海峡。
到了1852年，英国占有下缅甸，而在1885年英国又控制了上缅甸，整个缅甸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将仰光立为首都。
1936年，英国在缅甸推行所谓民主选举，巴莫博士成为英国控制的“首相”。在这方面，英国也为缅甸设置特别的宪法，表面上独立，实则是不独立的国家。
1942年日本侵占缅甸时，它仍然利用巴莫组成缅甸执行政府。而在此时，渴望取得真正独立的昂山将军（Gen Aung San）组织了缅甸独立义勇军，与巴莫联手向英国要求主权，但此时主权已落在日本手里。因此昂山又与日本合作，以取得一定的权力。在1943年时，被委任成为巴莫政府中的国防部长。
但在1944年时，昂山开始回过头来，转而支持美英组成的同盟国，以向德国的纳粹和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宣战”。他组成了“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将枪口对向日军。
1945年日本投降，缅甸又回到英国的控制中，但昂山的势力进一步膨胀。他领导缅甸与英国展开实质性的独立谈判，结果取得认可。就在昂山满怀信心有望成为国家领导人之际，他突于1947年7月遇刺身亡，总理之梦破碎。一年之后，他的继承人德钦努（Thakin Nu）接过棒子而成为国家领导人（缅甸在1948年1月4日成为独立国）。
（无独有偶，英国也是在这一年二月与巫统达成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更在较后（六月）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
昂山将军的左右逢源的政治立场也十分争议性，他的被暗杀谅此有关，但值得他后代骄傲的是，昂山的牺牲换来“缅甸国父”的美誉。
这位缅甸国父就是当今锋头甚健的昂山素枝（Aung San Suu Kyi）的父亲，当他的父亲死后，她才两岁。除了昂山将军外，另一位著名的缅甸领导人则是宇努，他就是在1960年的缅甸大选中，卷土重来的德钦努。换句话说，德钦努和宇努是同一个人。他在当选后，委任昂山将军的夫人出使印度。就这样，昂山素枝随其母亲到印度述职。他的中学教育就是在印度渡过的。
再一位举世闻名的缅甸名人是宇丹。他原为缅甸的外交部长，在1961年被联合国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一直到1972年任期届满为止，前后10年。尽管他无法改善缅甸的落后，但他的外交手腕与公正的态度成为被称颂和称职秘书长，而成为缅甸的骄傲。
可是在1962年夺权的尼温将军就将缅甸带上军事独裁的道路，美其名是行社会主义政策，实则是倒行逆施，将缅甸导入毒贩的活动中心之一。由于贪污成风，民不聊生，经济抓襟见肘，乃被逼在1977年向外举债。到了1980年，缅甸成为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尼温政府更是大言不惭地将缅甸改国号为“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实行一党专政。
1988年因为民众对尼温政府至为不满，示威游行此起彼落。这一年，昂山素枝回国照顾中风的母亲。眼见国内政局不安，她组织了全国民主联盟党，出任总书记。由于她掀起民主之风，也导致军事政变，由苏藐将军掌权，昂山被软禁。
虽然1990年举行的大选，昂山的政党获得了扫荡性的胜利，但选举结果作废，昂山的抗争陷入一个不可测知的未来。她虽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却无法促使她早日自由。
1992年丹瑞将军掌权，他更严格的推行一党专政，缅甸民主复苏遥遥无期。
不论缅甸又再改国号，将缅甸联邦改为缅甸联邦共和国，不再提及社会主义，同时也将首都从仰光迁往内比都，仍然无法摆脱缅甸的困境与窘境，只好在压力下，不久前又举行大选，以选出亲军人的政党掌权。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令人嗤之以鼻，唯有释放昂山（11月13日）才是最有意义和最有价值的大新闻。因为昂山这些年来，已化身成为民主的符号。只要军政府投鼠忌器，昂山就有抬头的一天，我们拭目以待。
刊登于2010年11月29日《号外周报》第507期
一个改变槟城命运的人——林苍祐政海浮沉40载 （跃马扬鞭）
林苍祐，一个时代的政治符号，他崛起于50年代，隐退于90年代，前后40年的光景造就了一个永远的林苍祐。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峇峇。他的父亲林萃龙是槟城著名的儿科医生，创设思明药房于Maxwell Road，于1957年逝世后就由林苍祐接手其药房。
这间药房至今还矗立在沓田仔与湾头仔的交界处，也就是与Maxwell Road接在一块。80年代，这条路被易名为林萃龙路，以纪念林苍祐的父亲。
林苍祐身上充满政治细胞，虽然是执业医生，但对政治不弃不离。打从1944年在英国毕业后，他就远渡中国参加国民政府的抗日工作。
1947年他把中国姑娘吴欣燕带回马来亚后，开启了他们鹣鲽情深的夫唱妇随的生活，不过林苍祐更热衷的是政治生活。有人笑他“不务正业”（不专心做医生，却成天活在政治圈中），他也不在乎，因为他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1950年他被英军事政府委任为槟州立法议员，1951年跃升为首席议员（当然大权仍握在英国参政司手里，地位相等于后来的首席部长）。为了赶上选举列车，他在1951年联合一批峇峇与娘惹精英组成“急进党”，派出候选人参加乔治市市议会选举，结果在票选的9席中赢了6席。虽然不能执政，因为参政司可以另委任6人，而他本身是当然的市议会主席，但也展示了急进党受到人民的支持。
因为参政，林苍祐真正执医生业的日子并不长，例如其父亲1957年逝世后由他接管业务时，他又忙于改革马华，分身乏术。果然在1958年当选马华总会长，更是一头栽进政海中。
尽管在1959年大权旁落，未成为联盟候选人，但并没有挫折林苍祐的从政意志。在英伦修养两年后，林苍祐于1961年卷土重来。这一回他联合马华前同志在芙蓉拔地而起，成立民主联合党（UDP）。凭着陈世英与郭开东对芙蓉市议会的控制，民主联合党一开始并非一无所有，而是大有来头的。可惜在1963年时林苍祐与陈郭闹分裂，将民主联合党搬回槟城。这个时候，UDP一无所有，林苍祐一切从头开始。
1964年为应付大选，林苍祐不得不变卖部分祖业，开始他的第二阶段的政治长征。这一年他只能取得一国四州议席，未能震撼联盟，但奠定了他东山再起的基础。他的目标不是甘于担任反对党领袖，而是要向陈修信展示他的政治魅力。因此林苍祐经常在他的药房开政治课，而我们记者就是他最好的听众，脑子有时被轰得团团转。
1968年一个政治机会来到他的身旁，那是陈志勤带来的，这正合林苍祐“再转变”的心意。就这样新的政党（民政党）也给林苍祐带来好运，但他是用牺牲民主联合党换来政治的新生，不是“投机取巧”。
果然1969年大选，民政党一炮而红上台执政，成为槟城的新政府，而林苍祐也成了新岛主。
新岛主果然非池中物，他一上任就大刀阔斧把槟城进行全面的改革，釜底抽薪地把没落的转口贸易转成较为正常的国际贸易，以配合槟城向工业化转型。由于工业成长显著，再加上北海深水码头启用，槟城逐渐发展成国际货运集散地。
到了80年代，林苍祐已展露他的雄才伟略，峇六拜的峇央峇鲁及北赖的诗布朗再也在工业发展上一日千里，一年一个样；乡村的城市化也日渐成效。他有效地缩短了城乡的差距。今天槟威两地城市面积的扩大和工业发展带动中小型工业的蓬勃正是林苍祐一手奠下的基石。没有他的高瞻远瞩，不会有今日的槟城。一个在八九十年代被形容为东方的矽谷及世界第三大电子工业城的岛屿成就正是林苍祐的得力之作。然而他的两个代表作就是槟城大桥（1985年通车）及65层光大摩天楼的完竣（1983年建竣），给槟城人民带来无限的荣耀。
虽然今日的光大已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焦点，但不容否认的是，它已是槟城的地标，如果不是后来的双峰塔追上，恐怕它仍是全马第一高楼。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光大既作为行政中心，又作为商业中心已产生矛盾和不协调，迟早政府得面临重新规划的抉择。但槟城大桥，却给全马人民带来无限的便利。如今一座桥不够用，也已开始建第二桥。假以时日，槟城肯定是全马的一个表率的城市，所有这一切的发展和成就，是与林苍祐分不开的。
不幸的，在槟城掌权20年后的林苍祐（1969-1990），竟在1990年的大选中马失前蹄而败选，从此也结束一代政治伟人的政治生涯。他全面地隐退政坛，但心中有无限的遗憾，这个遗憾是打从心里涌上心头的，因为他在许多年后（约2005年）仍然在问他周围的人：为什么他会在1990年败选，是不是党内有人抽后脚？
尽管答案是没有，但他还是耿耿于怀而不能释怀，可见那一次的失败是他最放不下的一生挫折，久久未能悟解过来。一个把半生献给政治的人，他对人生的得失看得很重是很自然的反应，毕竟个人的荣辱是与得失连在一起的。
纵然林苍祐是人不是神，他也会有起有落，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总的来说，林苍祐是功大过小，他是一个既西方又东方的时代伟人。
刊登于2010年11月26日《南洋商报》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峇峇。他的父亲林萃龙是槟城著名的儿科医生，创设思明药房于Maxwell Road，于1957年逝世后就由林苍祐接手其药房。
这间药房至今还矗立在沓田仔与湾头仔的交界处，也就是与Maxwell Road接在一块。80年代，这条路被易名为林萃龙路，以纪念林苍祐的父亲。
林苍祐身上充满政治细胞，虽然是执业医生，但对政治不弃不离。打从1944年在英国毕业后，他就远渡中国参加国民政府的抗日工作。
1947年他把中国姑娘吴欣燕带回马来亚后，开启了他们鹣鲽情深的夫唱妇随的生活，不过林苍祐更热衷的是政治生活。有人笑他“不务正业”（不专心做医生，却成天活在政治圈中），他也不在乎，因为他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1950年他被英军事政府委任为槟州立法议员，1951年跃升为首席议员（当然大权仍握在英国参政司手里，地位相等于后来的首席部长）。为了赶上选举列车，他在1951年联合一批峇峇与娘惹精英组成“急进党”，派出候选人参加乔治市市议会选举，结果在票选的9席中赢了6席。虽然不能执政，因为参政司可以另委任6人，而他本身是当然的市议会主席，但也展示了急进党受到人民的支持。
因为参政，林苍祐真正执医生业的日子并不长，例如其父亲1957年逝世后由他接管业务时，他又忙于改革马华，分身乏术。果然在1958年当选马华总会长，更是一头栽进政海中。
尽管在1959年大权旁落，未成为联盟候选人，但并没有挫折林苍祐的从政意志。在英伦修养两年后，林苍祐于1961年卷土重来。这一回他联合马华前同志在芙蓉拔地而起，成立民主联合党（UDP）。凭着陈世英与郭开东对芙蓉市议会的控制，民主联合党一开始并非一无所有，而是大有来头的。可惜在1963年时林苍祐与陈郭闹分裂，将民主联合党搬回槟城。这个时候，UDP一无所有，林苍祐一切从头开始。
1964年为应付大选，林苍祐不得不变卖部分祖业，开始他的第二阶段的政治长征。这一年他只能取得一国四州议席，未能震撼联盟，但奠定了他东山再起的基础。他的目标不是甘于担任反对党领袖，而是要向陈修信展示他的政治魅力。因此林苍祐经常在他的药房开政治课，而我们记者就是他最好的听众，脑子有时被轰得团团转。
1968年一个政治机会来到他的身旁，那是陈志勤带来的，这正合林苍祐“再转变”的心意。就这样新的政党（民政党）也给林苍祐带来好运，但他是用牺牲民主联合党换来政治的新生，不是“投机取巧”。
果然1969年大选，民政党一炮而红上台执政，成为槟城的新政府，而林苍祐也成了新岛主。
新岛主果然非池中物，他一上任就大刀阔斧把槟城进行全面的改革，釜底抽薪地把没落的转口贸易转成较为正常的国际贸易，以配合槟城向工业化转型。由于工业成长显著，再加上北海深水码头启用，槟城逐渐发展成国际货运集散地。
到了80年代，林苍祐已展露他的雄才伟略，峇六拜的峇央峇鲁及北赖的诗布朗再也在工业发展上一日千里，一年一个样；乡村的城市化也日渐成效。他有效地缩短了城乡的差距。今天槟威两地城市面积的扩大和工业发展带动中小型工业的蓬勃正是林苍祐一手奠下的基石。没有他的高瞻远瞩，不会有今日的槟城。一个在八九十年代被形容为东方的矽谷及世界第三大电子工业城的岛屿成就正是林苍祐的得力之作。然而他的两个代表作就是槟城大桥（1985年通车）及65层光大摩天楼的完竣（1983年建竣），给槟城人民带来无限的荣耀。
虽然今日的光大已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焦点，但不容否认的是，它已是槟城的地标，如果不是后来的双峰塔追上，恐怕它仍是全马第一高楼。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光大既作为行政中心，又作为商业中心已产生矛盾和不协调，迟早政府得面临重新规划的抉择。但槟城大桥，却给全马人民带来无限的便利。如今一座桥不够用，也已开始建第二桥。假以时日，槟城肯定是全马的一个表率的城市，所有这一切的发展和成就，是与林苍祐分不开的。
不幸的，在槟城掌权20年后的林苍祐（1969-1990），竟在1990年的大选中马失前蹄而败选，从此也结束一代政治伟人的政治生涯。他全面地隐退政坛，但心中有无限的遗憾，这个遗憾是打从心里涌上心头的，因为他在许多年后（约2005年）仍然在问他周围的人：为什么他会在1990年败选，是不是党内有人抽后脚？
尽管答案是没有，但他还是耿耿于怀而不能释怀，可见那一次的失败是他最放不下的一生挫折，久久未能悟解过来。一个把半生献给政治的人，他对人生的得失看得很重是很自然的反应，毕竟个人的荣辱是与得失连在一起的。
纵然林苍祐是人不是神，他也会有起有落，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总的来说，林苍祐是功大过小，他是一个既西方又东方的时代伟人。
刊登于2010年11月26日《南洋商报》
写给林苍祐的信 （现代春秋）
早知道您早晚是要走的，但还是为您的逝世感到哀伤。
日子是这样推算过来的。今年春节，我循例连同老同事朱炳钦向您拜年。来访的客人似乎一年比一年少，今年显得有点冷清。这世态炎凉，就是这么一回事。
今年的春节，我们的话题不再是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而是谈一些您记起的往事。主要是闲聊您在中国的一段经历。
我曾经这样问您，您在中国的四年到底干了什么？我们都不很清楚。因此您的四年在中国的日子几乎是空白的，而我只能靠您夫人提供的一些片断在《林苍祐评传》中加以描述。但总觉得好像缺少什么似的。没有震撼性，只是平铺直叙，最戏剧性的要推算您娶了一位中国太太吴欣燕回来。以一位纯受英文教育的您，而且又是英伦的高材生，竟在中国谱下一段姻缘，倒教许多人感到意外。
意外归意外，但后来看到您和夫人吴欣燕鹣鲽情深，也就觉得这千里姻缘牵得太绝妙了，妙到晚年的您吐露的心声是最放不下的人是您的夫人。
这是您在今年9月10日在我探望您时，我深深地感受到您是一个重情意的人。那一天我依然约了朱炳钦去您府上探视您，因为我们被告知您身体健康下降，常有进出医院，也就前往探望您老人家。说老实话，那一天的闲谈，我感觉到您的状况有些疲累。我们的话匣子围绕两个课题，一个是您告诉我们刚从医院回来，您在医院住了三个星期，进行全身检查。您吩咐我们，不要坐得太近，因为您担心细菌感染。我看您的精神少了一些神采。这个时候，您的夫人就在佣人的协助下，坐在您旁边的椅子。您说，老伴在您住院时，每天总是坚持两趟来看望。由于她的行动不便，也就有些“于心不忍”，只好要求医生让您“割名”早日回家陪伴老伴。我一时之间感触良多，因为我不久前才读到李光耀对其夫人晚年生活的不弃不离的一种无奈，而今您表露出来的情感，正像李光耀那样，我觉得您们确实在风雨同舟中甘苦自乐的一对。
第二个课题是我一直耿耿于怀的。我很抱憾未能如您所愿，认认真真地以学术的角度为您写一部传记。当我在1986年将您的故事编辑成书，取名《林苍祐评传》时，您是有意见的，因为您认为这是在写故事，不是真正地反映林苍祐的政治哲学。我承认我是在写故事，理由是读者要读故事性极强的林苍祐，不是大块头文章。我曾答应您在适当的时候，将您的传记提升到高学术水平，可惜我一直未能完成。因此您把我的评传形容成“非小说的故事”。虽然未达您的要求，但我想我应是第一个人把林苍祐的故事辑成书的人。即使它不是经典之作，但对研究林苍祐这个人，则大有帮助。
不过我得承认，我在书中对您的四年中国生涯知之不多，我在两年前曾向您说，您姑且把您四年的中国往事一点一滴地说，我会写成一个故事的。您讲了第一部分，我收在脑海里。来到今年春节时，我们进入了第二部分。本来我也想一气呵成听您讲在中国的故事，但今年的春节您看来有些累了，不再像过去的春节总要把我留下来听您讲完故事不可。这个时候，我真正地感受到岁月不留人。
岁月也真是不留人，犹记得最初认识您的时候（约在60年代中期），您还是风度翩翩的政治风头人物，虽然已经“沦”为反对党，但您的魅力和神韵仍然吸引许多记者爱听您讲话。您的讲话虽有内容，但说教的成份很浓，我们每次到思明药房采访新闻时，总是在问Doctor会不会作“政治开课”？我们确实有些“怕”您的话匣子一打开就说个不停的习惯，毕竟在您的严威下，我们都不可能“中途离席”，只好硬着头皮听您讲政治。
幸好这样的日子不会太长，因为在1969年后您已贵为槟州首席部长，再也没有时间与记者们闲聊了。而那个时候，记者反而希望您越讲越多，以便有更多料交差。可是您每次到关键时刻就煞车，让记者吊瘾等候您以后的步骤。
日子一晃又是20年过去了。当1990年您退下光环后，我们又再看到一位老人在与寂寞“打架”。您脱掉了穿了许多年的“政治服”，还原一个真正的林苍祐。闲来的日子，也介入商场，但您更大的兴趣还是在讲花花树树，马叫鸟鸣，也不时讲“政治三国”。
我也在您退休后的一些年，在朱炳钦的邀约下，每年春节一定给您拜年。我们这样的风雨不改，也看到一位曾经叱咤一时的政治老人在过着他的平淡的日子，有时也显得寂寞。
不过我真正感受到林苍祐生活在风烛残年是在今年9月最后一次的访谈中。您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现在的我，每天早上起来，真不知道要做什么？日子要怎么过，也没有想好”。
是的，当一个人走进这样境界时，您已是无所求了。无所求的人境界必高，不是有一句谚语说：“人到无求品自高”。晚年的林苍祐让人看到这一点。
在我9月拜会您之后的一个月，也就是10月26日，我又被告知您中风入院。这次情况特别严重，在第三天时，我探望了您，但您已不省人事在隔离的加护病房内，您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到了11月24日的晚上，您终于走了，离开您一生热爱的地方，马来西亚、槟城、丹绒武雅，还有您起家的地方丹绒。您是永远的林苍祐！
刊登于2010年11月26日《光华日报》
那一夜，槟城变天—记林苍祐41年前的翻身仗 （现代春秋）
时光倒回41年前，那一天是1969年5月9日，一大清早已有许多选民排队投票。身为反对党候选人的林苍祐也不例外地排队投票。
这一天，所有的人都没有特权，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来到投票站，只能领取两张选票，一张投国，一张投州。大人物得到的“优待”是有记者忙于拍照；小人物嘛，投完票就可以回家或返回工作岗位，算是尽了公民的义务。
那一年，交通工具还不是很普遍，各个政党都出动汽车或三轮车免费运载选民。由于反对党资源有限，派出的车辆不多；执政党则派出较多辆的汽车，以方便在车上劝说选民投联盟一票。可是当时还是流传这样的宣传口号：坐联盟的车，投反对党的票。
联盟是执政党，它是由三个政党，即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标志是帆船。
另一方是反对党，它们采用各自的标志，新崛起的民政党是“三角稻穗”，民主行动党是“火箭”，人民党是“牛头”，回教党是“月亮”；另一个反对党老大社阵缺席，它杯葛大选。因此没有人看好反对党会大胜，顶多是胜出几个议席，大家的心里头还是认定联盟继续执政。
但是，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都没能准确地预测和感受到人民心中已燃起不满的烈火，那是因为槟城在1963年9月16日成为马来西亚联邦的一员后，遭受突如其来的打击：印尼掀起马印对抗，槟城与苏门答腊的贸易被严重干预，转口贸易开始面对挑战。即使在1966年结束对抗后，槟城转口贸易还是不能恢复元气。除了对抗造成的后遗症外，另外的主要因素是马来西亚成立后，槟岛再也不能继续享受自由港的地位。作为独立国家的一个不可分割体，槟岛需要纳入共同税关区。换句话说，在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之后，已经不能再让槟岛享有特权，它必须与联邦一道向工业化迈进。
于是自由港的地位从1966年起，逐渐地被蚕食，它面对转型的窘境。
这个挑战是巨大和严峻的。在联盟的首席部长王保尼的领导下，他竟对工业化的发展一筹莫展。在没有工业取代之下，没落的自由港已不能承载就业的压力。
在1969年时，槟城像样的工厂不过15间，仅制造2407个就业机会，根本无法给槟城人民提供工作。许多人不得不离乡背井，更多的人在经济不振声中找不到固定的工作。这种严重的失调正成为反对党鞭鞑的好机会。
失业浪潮的高涨及自由港无从发挥优势下，反对党中的民政党候选人大事抨击联盟执政的无能，甚至有一位民政候选人郑耀林（后来成为行政议员及议长，已故）在群众大会上指责联盟造成槟州陷入近30%的失业率，其比率之高，令人咋舌。
虽然在后来民政执政后，分析出当时的失业率是15%左右，而不是30%，但已够让人触目惊心了，因为当失业率破了4%，而冲到8%时，已是危急讯号，来到15%水平更是让人“束手无策”。
种种的因素，再加上王保尼的缺乏远见，未能带领槟城走出困境，民心思变就更加强烈了。
终于火山爆发了，那是5月9日的晚上，我负责采访位于圣芳济学校的开票中心，丹绒国会及巴当哥打州议席候选人的林苍祐也在这里等候成绩。
算票的过程是令人窒息的，因为你不知道胜利者是谁，但在计票的过程中从里边传出的消息隐约可以知道哪方占优势。
在圣芳济学校所计算的丹绒国席及属下三个州议席的选票，不用说自然是反对党占优势，因此林苍祐及其家人的心情是轻松的，我也坐在林苍祐的身旁与他交谈。他不是担心本身胜不了，而是盼望有奇迹出现。当晚传出来的第一个揭晓的议席是牛汝莪州议席。联盟的候选人阿日斯竟被民政的名不见经传的史迪华打败。联盟这一败显示大事不妙，因为阿日斯是槟州巫统第一号人物，曾任槟州代首席部长，竟在阴沟里翻船，令人大跌眼镜。
后来民政陆续传来捷报，林苍祐内心的激动可以从他的笑脸看得出来。当他在凌晨时分闻讯其挚友余水清在大山脚击败联盟首席部长王保尼时，整个大局已归民政党掌控，槟州变天在望。
那个时刻的林苍祐如数母鸡生鸡蛋的喜悦，正在一个一个的接收。他告诉我，民政起而执政了，全场内外的支持者也乐成一团。
前后算来，在24个槟州议席中，民政共赢了16席，剩下8席分别是巫统4席；行动党3席及人民党1席。这样一来，民政以舒服的2/3席组成稳固的州政府。
另一边厢，黯然神伤的王保尼不得不接受失败，除了巫统4席外，马华及国大党全军覆没。输得潇洒的王保尼在5月10日打电话给林苍祐，祝贺民政执政，并通知后者在11日前往州元首府接班，因为他将在那天辞职。
于是林苍祐在那一天到州元首府接受委任状，政权的交替是那么平和那么的顺利。民主的真谛让人看到“投票箱里出政权”。
严格来说，林苍祐是迟了12年才坐上首席部长的位子，本来在12年前，即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林苍祐身为联盟的首席议员是理所当然的首席部长，但他不接受东姑的委任，反而推荐王保尼出任，因为他要做马华的总会长。后来他真的做成了（1958年），但不幸的与东姑闹翻，他被排除在政治主流外，直到1969年通过实力打败联盟，雪洗前耻。
就在林苍祐接位后的第三天，即5月13日，全国爆发“513”流血事件，槟城在林苍祐领导下安然无恙，一如他的名字，苍天佑他主政。
正如常人所说，风水轮流转，上天对林苍祐是公平的，因有了林苍祐，槟城从一个渔村在短短的20年跃居成为工业电子城。林苍祐功在槟城，将槟城改头换面，他使到槟城人民活得尊严，他成了槟城人民的骄傲。
刊登于2010年11月26日《光华日报》
国阵走向“全民的党”？（直挂云帆）
果然不出所料，纳吉在去年接任首相后，就没有停止构思对国阵结构的改组与重组。在本月19日的国阵理事会上，主席纳吉终于宣布国阵已接受修改章程，设立直属党员邀个人加入国阵，并设立联署党员邀请团体参加。与此同时也成立“国阵之友”和“国阵青年之友”两个新的附属组织。
国阵的这一改动，是前所未有的大动作，其一它意味着国阵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政党大组合，而是兼收并蓄地成为非政党或非政党人士加入的组合。若是此议大行其道，则国阵将变成一个“全民的党”。（？）
其二在这样的既有质的变化，又有量的变化下，它有一条不变的定律，那就是实力最雄厚的政党将起主导和决定性作用。如果它被深化下去，那意味着巫统将更具权威而不是被削弱其权力。因为国阵的任何大举动，都必须得到主席的拍板，包括对候选人的甄选，也是维持主席的最后决定权。这位主席自然是巫统的主席。
从这样来看国阵的改动，比起敦拉萨在1974年组成国阵更具震撼力与爆炸性；也比起1965年东姑当政的年代推行联盟直接党员来得更加的“出神入化”。
我们先说1965年时，因为政治的需要，联盟（原本只由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的执政联盟）的组织扩大，吸收了东马的政党加入其中（另有所谓沙巴联盟及砂拉越联盟的组合），因而有了马来西亚联盟党的出现，目的是巩固联盟在东马的执政地位。
与此同时，联盟也进行一项改革，那就是推出直接党员制度，让那些不认同其他成员党的人加入联盟成为直接党员。这当然是指所谓华印裔的“特殊人士”（包括专业人士）可以不必参加马华公会或国大党而直接成为联盟党员。
这在当时也掀起一阵涟漪，包括一些受英文教育的精英给予响应。但因为他们“无法”成为“联盟候选人”。也就导致马华公会为吸引他们的加入，成立了纯英语人士的支部，让他们得以享有平等的权利参政和成为候选人。
可是这个制度并未取得显著的成绩，当1969年大选，联盟遭遇惨痛的打击（在国会104席中，联盟只赢得66席，未达2/3多数席；马华公会派33候选人，只13人中选；联盟更失掉槟州政权）后，已不存在所谓直接党员这码事了。
接着下来发生“513”种族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民主暂时终止，也就让大权在握的敦拉萨从中孕育出对政治的大洗牌。当他决意在1974年将联盟改成国阵时，已表露出对政治结构的重组。表面上看来增加了新成员（认同联盟政纲的政党），削减了巫统的势力，实则在引进新成员（如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等）后，巫统更是形成“众星拱月”的局面。只有马华及国大党心有不甘地接受改变，因为它们拒绝不了改变，除非退出联盟。马华是不满民政党加入；而国大党是不满人民进步党分享权力。于是有了所谓马华是最后一个参加国阵的成员党之事发生。
国阵的形成和出现是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的智囊团设计出来的绝妙之计；尤其对华裔而言，真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因马中建交（1974年）争取华人回流；另一方面将反对党收编后，已大大地减少政治敌手，更能集中权力开展“新经济政策”。
这就是说，国阵的模式完全迎合了政治求变的走向。在下来的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没有人质疑国阵的政治优势。
反过来，在国阵内也绝对不存在可以公然和巫统对峙的成员党。在1972年加入联合政府的回教党，就是因为在后来与巫统在政治权力分享上发生冲突，导致回教党加入国阵（1974年）后，复于1977年被开除出国阵。这事发生在胡申翁当政的年代，他要向其他的成员党证明即使是势力雄厚的回教党，也会因不接受领导而被排斥。
自此之后，当然不再发生成员党被开除的事件，但国阵的结构在积重难返下也逐渐地僵化和承担不起时代的变革的重担。这可以从1990年沙巴的团结党突宣布退出国阵，转而支持46精神党东姑拉沙里得以佐证之。团结党就是不满国阵的一党强势领导制度，造成东马的发展与民主被忽略而敢于与国阵较量。可惜的是也导致团结党在1994年失去州政权，直到2001年才又申请加入国阵，而得以分享回州政权。但在此一时的政治大环境下，拜林领导的团结党已不是主导政党，只是配角而已。
正因为团结党的事件，让许多的政治分析家或从政人士相信任何政党想要分享权力，不论大小，都得参加国阵，否则将不可能化梦成真。
不过这样的国阵不败的迷思却在2008年的大选中被戳破了神话，这是任谁都想不到的结局。当时只有反对党阵营中的安华抱持乐观的态度；偏偏反对党阵线竟卷起了308政治海啸，崛起成为新兴的政治力量，足以与国阵分庭抗礼。
国阵虽失5州政权（一年后拿回吡叻州政权），但牢控中央政权，也就有足够的空间和权力自我调整和重新组合。今天出现的“国阵新精神”就是巫统推出的新概念。它是在一个马来西亚的框架下对政治的挑战作出变通性的回应，这种回应显示了纳吉比他的父亲敦拉萨做出更大胆的改变门面，也想通过改变党徽来表达新的组合和精神。当然万变不离其宗，巫统仍居主导地位。这是不可以被改变的，一旦改变了巫统的地位，国阵的存在就不具实质意义了。因此纳吉只是在其父亲走过的道路让它加宽和加大而不是自我设陷。
既然国阵成员党（共13个）没有异议；其实为了国阵的振作和更具活力，它们是不可能反对巫统的提议，也就顺利地进行改组。
无论如何，国阵这次先声夺人地改革，正好刺激内部矛盾的民联及早收拾乱局，否则将会在大选中面对严峻的考验。
就国阵而言，燕子已飞来了，春天（大选）也不会太远了；国阵的举动就是大选的前春曲。民联，你作出准备了吗？
刊登于2010年11月26《东方日报》
国阵的这一改动，是前所未有的大动作，其一它意味着国阵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政党大组合，而是兼收并蓄地成为非政党或非政党人士加入的组合。若是此议大行其道，则国阵将变成一个“全民的党”。（？）
其二在这样的既有质的变化，又有量的变化下，它有一条不变的定律，那就是实力最雄厚的政党将起主导和决定性作用。如果它被深化下去，那意味着巫统将更具权威而不是被削弱其权力。因为国阵的任何大举动，都必须得到主席的拍板，包括对候选人的甄选，也是维持主席的最后决定权。这位主席自然是巫统的主席。
从这样来看国阵的改动，比起敦拉萨在1974年组成国阵更具震撼力与爆炸性；也比起1965年东姑当政的年代推行联盟直接党员来得更加的“出神入化”。
我们先说1965年时，因为政治的需要，联盟（原本只由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的执政联盟）的组织扩大，吸收了东马的政党加入其中（另有所谓沙巴联盟及砂拉越联盟的组合），因而有了马来西亚联盟党的出现，目的是巩固联盟在东马的执政地位。
与此同时，联盟也进行一项改革，那就是推出直接党员制度，让那些不认同其他成员党的人加入联盟成为直接党员。这当然是指所谓华印裔的“特殊人士”（包括专业人士）可以不必参加马华公会或国大党而直接成为联盟党员。
这在当时也掀起一阵涟漪，包括一些受英文教育的精英给予响应。但因为他们“无法”成为“联盟候选人”。也就导致马华公会为吸引他们的加入，成立了纯英语人士的支部，让他们得以享有平等的权利参政和成为候选人。
可是这个制度并未取得显著的成绩，当1969年大选，联盟遭遇惨痛的打击（在国会104席中，联盟只赢得66席，未达2/3多数席；马华公会派33候选人，只13人中选；联盟更失掉槟州政权）后，已不存在所谓直接党员这码事了。
接着下来发生“513”种族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民主暂时终止，也就让大权在握的敦拉萨从中孕育出对政治的大洗牌。当他决意在1974年将联盟改成国阵时，已表露出对政治结构的重组。表面上看来增加了新成员（认同联盟政纲的政党），削减了巫统的势力，实则在引进新成员（如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等）后，巫统更是形成“众星拱月”的局面。只有马华及国大党心有不甘地接受改变，因为它们拒绝不了改变，除非退出联盟。马华是不满民政党加入；而国大党是不满人民进步党分享权力。于是有了所谓马华是最后一个参加国阵的成员党之事发生。
国阵的形成和出现是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的智囊团设计出来的绝妙之计；尤其对华裔而言，真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因马中建交（1974年）争取华人回流；另一方面将反对党收编后，已大大地减少政治敌手，更能集中权力开展“新经济政策”。
这就是说，国阵的模式完全迎合了政治求变的走向。在下来的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没有人质疑国阵的政治优势。
反过来，在国阵内也绝对不存在可以公然和巫统对峙的成员党。在1972年加入联合政府的回教党，就是因为在后来与巫统在政治权力分享上发生冲突，导致回教党加入国阵（1974年）后，复于1977年被开除出国阵。这事发生在胡申翁当政的年代，他要向其他的成员党证明即使是势力雄厚的回教党，也会因不接受领导而被排斥。
自此之后，当然不再发生成员党被开除的事件，但国阵的结构在积重难返下也逐渐地僵化和承担不起时代的变革的重担。这可以从1990年沙巴的团结党突宣布退出国阵，转而支持46精神党东姑拉沙里得以佐证之。团结党就是不满国阵的一党强势领导制度，造成东马的发展与民主被忽略而敢于与国阵较量。可惜的是也导致团结党在1994年失去州政权，直到2001年才又申请加入国阵，而得以分享回州政权。但在此一时的政治大环境下，拜林领导的团结党已不是主导政党，只是配角而已。
正因为团结党的事件，让许多的政治分析家或从政人士相信任何政党想要分享权力，不论大小，都得参加国阵，否则将不可能化梦成真。
不过这样的国阵不败的迷思却在2008年的大选中被戳破了神话，这是任谁都想不到的结局。当时只有反对党阵营中的安华抱持乐观的态度；偏偏反对党阵线竟卷起了308政治海啸，崛起成为新兴的政治力量，足以与国阵分庭抗礼。
国阵虽失5州政权（一年后拿回吡叻州政权），但牢控中央政权，也就有足够的空间和权力自我调整和重新组合。今天出现的“国阵新精神”就是巫统推出的新概念。它是在一个马来西亚的框架下对政治的挑战作出变通性的回应，这种回应显示了纳吉比他的父亲敦拉萨做出更大胆的改变门面，也想通过改变党徽来表达新的组合和精神。当然万变不离其宗，巫统仍居主导地位。这是不可以被改变的，一旦改变了巫统的地位，国阵的存在就不具实质意义了。因此纳吉只是在其父亲走过的道路让它加宽和加大而不是自我设陷。
既然国阵成员党（共13个）没有异议；其实为了国阵的振作和更具活力，它们是不可能反对巫统的提议，也就顺利地进行改组。
无论如何，国阵这次先声夺人地改革，正好刺激内部矛盾的民联及早收拾乱局，否则将会在大选中面对严峻的考验。
就国阵而言，燕子已飞来了，春天（大选）也不会太远了；国阵的举动就是大选的前春曲。民联，你作出准备了吗？
刊登于2010年11月26《东方日报》
民政是几个人在斗？（天下纵横）
民政党不是没有内讧和内斗，而是斗来斗去都是这几个人，并没有发展到两派对峙的势不两立或大分裂的局面。
先说1971年的林苍祐面对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及秘书长陈志勤的挑战，结果林苍祐派取得绝对的优势，逼走陈志勤另立新党（社会正义党），也逼使赛胡申息影政坛。党仅在上层有分裂，但没有发生分裂运动。
在这之后，林苍祐稳坐钓鱼台，没有人敢向这位党主席挑战，直到1980年他自动卸职为止。
在他之后，民政进入林敬益领导的年代，但有林苍祐在的日子里，他得避开对槟州政务的干预，因为老头子不喜欢有人在他面前指手划脚。
林敬益虽然有枭雄的作风而且口没遮拦，想说什么就用最俗的语言来表达，有时还真让人啼笑皆非。但他当政的日子也不太平，例如1984年面对曾永森挑战党主席，复于1987年又面对吴清德向他发难。
当然这两个关都让林敬益化险为夷。到后来90年代突又有庄智雅的代理人出战林敬益，自然是小刀据大树，没有看头。
不过在2005年遭遇其副手郭洙镇挑战老大座位，倒是一场激烈的搏斗。虽然郭洙镇败下阵来，但他取得的40%的选票说明其势力不容小视。只不过在此之后，他全面退出政坛，也省却林敬益的后顾之忧。
林敬益是在位最久的民政老大，从1980年到2007年才卸下党职，总共在位27年。说得好听是为党作出半生的贡献，说得通俗是林敬益尽领风骚。就不知道为什么本身在位27年不觉久，却反倒劝别人不要超期在位？
什么是超期在位？意指在不大受欢迎时，要懂得让贤，或时间一到就得走人，否则会害死整个党。
至于许子根是不是超期领导，也要看用什么态度审视。虽然林敬益不是针对他，但也点出若基层有意见就不要栈恋不放。
因此许子根是不是应该鞠躬下台？从一方面来说，当党在308面对政治海啸的打击后，许子根就应该退位让贤（他也确实有提出辞职，但被挽留）。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他只是在2007年才成为党代主席，如果马上下台，对他也欠公平。因为他的主席位子还未坐稳（只是代主席），就被大风大浪把民政吹得东歪西倒，不成队形。因此他被婉留下来，且在2008年被推举党主席而无对手。但许子根在党最落难的时刻正式接过棒子，倒是千斤之重，也吃力不讨好，难怪这两年以来，贬声多过褒声。他的在位是否具有恰当性？也是见仁见智的。
在这种尴尬局面下，许子根说了如果有人接班，他愿提早交班。可问题就在谁站出来接班？看来看去都没有对手，倒是有一位许子根的克星可以在这里提一下。
1990年，因为林苍祐跌马，因此民政有两人争首席部长位置，其中一位是吴清德，结果许子根在众多中委支持下，顺利成为首席部长。
1999年，吴清德又使出最后一搏，向许子根担任的民政槟州主席位挑战，也只有战胜了许子根，吴请德才有机会争做首席部长。不过在林敬益的护航下，许子根安然渡过险滩。在林敬益看来，许子根是他不二的接班人，岂可让吴清德得逞？
吴清德在失败后，也丢了政途，未在1999年成为候选人，后来索性退党。如今的吴清德已垂垂老态，行动不便，再也不可能挑战许子根。如果时光倒流，我倒相信他还会直挑许子根的。
现在郭洙镇也已息政，梁棋祥也早已从商且正在颐养天年，剩下的对许子根政途构成威胁或有阻力或有影响力的人，除了林敬益之外，并没有其他人足够资格震撼许子根，谢宽泰动向不明。
吊诡的是，一向以来视许子根为最佳接班人的林敬益，为何最近又对许子根有所不满？到底他是后悔选错人，还是许子根上位时贴错门神？才落得今天好像撞板多过吃饭。
民政党的所谓“暗流汹涌”（林敬益语），看来也许是林敬益和许子根的一场政治智慧的较量？若有这样的发展，也真让人始料未及，难道是民政已被内争困浅滩？
刊登于2010年11月22日《号外周报》第506期
先说1971年的林苍祐面对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及秘书长陈志勤的挑战，结果林苍祐派取得绝对的优势，逼走陈志勤另立新党（社会正义党），也逼使赛胡申息影政坛。党仅在上层有分裂，但没有发生分裂运动。
在这之后，林苍祐稳坐钓鱼台，没有人敢向这位党主席挑战，直到1980年他自动卸职为止。
在他之后，民政进入林敬益领导的年代，但有林苍祐在的日子里，他得避开对槟州政务的干预，因为老头子不喜欢有人在他面前指手划脚。
林敬益虽然有枭雄的作风而且口没遮拦，想说什么就用最俗的语言来表达，有时还真让人啼笑皆非。但他当政的日子也不太平，例如1984年面对曾永森挑战党主席，复于1987年又面对吴清德向他发难。
当然这两个关都让林敬益化险为夷。到后来90年代突又有庄智雅的代理人出战林敬益，自然是小刀据大树，没有看头。
不过在2005年遭遇其副手郭洙镇挑战老大座位，倒是一场激烈的搏斗。虽然郭洙镇败下阵来，但他取得的40%的选票说明其势力不容小视。只不过在此之后，他全面退出政坛，也省却林敬益的后顾之忧。
林敬益是在位最久的民政老大，从1980年到2007年才卸下党职，总共在位27年。说得好听是为党作出半生的贡献，说得通俗是林敬益尽领风骚。就不知道为什么本身在位27年不觉久，却反倒劝别人不要超期在位？
什么是超期在位？意指在不大受欢迎时，要懂得让贤，或时间一到就得走人，否则会害死整个党。
至于许子根是不是超期领导，也要看用什么态度审视。虽然林敬益不是针对他，但也点出若基层有意见就不要栈恋不放。
因此许子根是不是应该鞠躬下台？从一方面来说，当党在308面对政治海啸的打击后，许子根就应该退位让贤（他也确实有提出辞职，但被挽留）。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他只是在2007年才成为党代主席，如果马上下台，对他也欠公平。因为他的主席位子还未坐稳（只是代主席），就被大风大浪把民政吹得东歪西倒，不成队形。因此他被婉留下来，且在2008年被推举党主席而无对手。但许子根在党最落难的时刻正式接过棒子，倒是千斤之重，也吃力不讨好，难怪这两年以来，贬声多过褒声。他的在位是否具有恰当性？也是见仁见智的。
在这种尴尬局面下，许子根说了如果有人接班，他愿提早交班。可问题就在谁站出来接班？看来看去都没有对手，倒是有一位许子根的克星可以在这里提一下。
1990年，因为林苍祐跌马，因此民政有两人争首席部长位置，其中一位是吴清德，结果许子根在众多中委支持下，顺利成为首席部长。
1999年，吴清德又使出最后一搏，向许子根担任的民政槟州主席位挑战，也只有战胜了许子根，吴请德才有机会争做首席部长。不过在林敬益的护航下，许子根安然渡过险滩。在林敬益看来，许子根是他不二的接班人，岂可让吴清德得逞？
吴清德在失败后，也丢了政途，未在1999年成为候选人，后来索性退党。如今的吴清德已垂垂老态，行动不便，再也不可能挑战许子根。如果时光倒流，我倒相信他还会直挑许子根的。
现在郭洙镇也已息政，梁棋祥也早已从商且正在颐养天年，剩下的对许子根政途构成威胁或有阻力或有影响力的人，除了林敬益之外，并没有其他人足够资格震撼许子根，谢宽泰动向不明。
吊诡的是，一向以来视许子根为最佳接班人的林敬益，为何最近又对许子根有所不满？到底他是后悔选错人，还是许子根上位时贴错门神？才落得今天好像撞板多过吃饭。
民政党的所谓“暗流汹涌”（林敬益语），看来也许是林敬益和许子根的一场政治智慧的较量？若有这样的发展，也真让人始料未及，难道是民政已被内争困浅滩？
刊登于2010年11月22日《号外周报》第506期
“地方选举”槟城领先？（跃马扬鞭）
由一批公民社会组成的“槟城论坛3”终于在本月14日通过投票“选出”10名准市议员，以便推荐给槟州政府接纳，委任为明年度的市议员。
所有的十名“中选者”，槟岛及威省各5名都是由284名“选民”在槟岛一间校友会的礼堂举行。换句话说，他们也替威省选了市议员，但不知为何不分开两地举行，以显示其“代表性”？
虽然这个选举带有对民主的推动的努力，但它从一开始就展现出其“缺陷”。
首先这个选举本身就是由不具法定地位的组织和个人所推行。因此它所选出来的“市议员”是否被槟州政府接受，也大有存疑。
因为槟州政府是一个严肃的机关，任何的委任和推举都必须按法律和程序办事。例如长期以来，所有的地方议员，包括市议员都是通过委任的。过去的国阵政府是这样，现在的民联政府也是这样。
虽然民主行动党在308大选前曾在竞选宣言中力倡还人民第三张票（即意恢复地方议会选举），但在突然执政后，发现没经过中央同意和国会修宪，是不可行的。
地方议会选举是在1965年被终止，而在1976年的地方政府法令中规定议员是委任的，不是民选的。换句话说，乔治市的人民享受了14年的地方选举（1951-1965）后，在接下来的日子就不存在民选地方政府了。直到今天已经是45年了。这就难怪45岁以下的新生一代不知地方选举为何物。
正因为这样，行动党即兴地提倡第三张票，目的是唤醒人民追求更大的民主，可是民联并不主政中央，也就无从落实第三张票。倒是前律师公会主席杨映波经研究后发现，可以将此案带上高庭，挑战地方选举法令。但这也是耗时耗神的法律程序，到目前为止未有进一步的行动。
就在槟州政府苦思如何解套的当儿，槟州的公民社会发起“先选后委任”市议员的“运动”，以向槟州政府施压，将非政府组织代表的名额槟威各增至5名。这就是“槟城论坛3”所要达致的目的。
因此其二是不论这一场选举出来的市议员是否具有代表性，它已经在舆论上造成一种“声势”，要槟州政府给予承认。巧合的是乔治市是最早推动市议员选举的城市，今天又是首个民间团体在槟城搞起所谓第三张票运动。
其三，“槟城论坛3”当初胪列的11项较为严格的条件来甄定候选人，结果也没法执行，例如怎样证明所有的候选人都是维护弱小群体权益的人。因为自荐的候选人不多，也就为了量不能要求质了。
既然民间本身已达不到基本要求，若要求槟州政府非得接受不可，也就有强人所难之嫌。
其实，针对所谓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成市议员也是具有争议性的和见仁见智的。早年（1976年）林苍佑担任首席部长时曾委任民间团体代表担任市议员，后来索性取消。其一是它派出来的市议员其服务未令州政府满意，他们指手划脚比实际为民服务来得多；其二市议员津贴非常有限，如果委非政府的代表嫌津贴少，而本身的收入又有限，当未能全职投入。这也不能怪他们不尽力，因为他们不可能靠微薄的收入来提供日以继夜的服务，所以到了80年代，州政府索性取消非政府代表担任市议员，全由政党委派。除此之外，在这之中也有争议，到底哪个NGO才是够资格担任市议员的？
因此说来说去，少了地方议会选举固然是民主的缺角和遗憾，但对民主的推动也不因所谓模拟选举而使民主变得伟大起来，还是实事求是追求民主自由和公平的政治在马来西亚遍地开花更为重要。就此而言，搞小儿科的选举只是爽了一下，尚不具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刊登于2010年11月22日《南洋商报》
所有的十名“中选者”，槟岛及威省各5名都是由284名“选民”在槟岛一间校友会的礼堂举行。换句话说，他们也替威省选了市议员，但不知为何不分开两地举行，以显示其“代表性”？
虽然这个选举带有对民主的推动的努力，但它从一开始就展现出其“缺陷”。
首先这个选举本身就是由不具法定地位的组织和个人所推行。因此它所选出来的“市议员”是否被槟州政府接受，也大有存疑。
因为槟州政府是一个严肃的机关，任何的委任和推举都必须按法律和程序办事。例如长期以来，所有的地方议员，包括市议员都是通过委任的。过去的国阵政府是这样，现在的民联政府也是这样。
虽然民主行动党在308大选前曾在竞选宣言中力倡还人民第三张票（即意恢复地方议会选举），但在突然执政后，发现没经过中央同意和国会修宪，是不可行的。
地方议会选举是在1965年被终止，而在1976年的地方政府法令中规定议员是委任的，不是民选的。换句话说，乔治市的人民享受了14年的地方选举（1951-1965）后，在接下来的日子就不存在民选地方政府了。直到今天已经是45年了。这就难怪45岁以下的新生一代不知地方选举为何物。
正因为这样，行动党即兴地提倡第三张票，目的是唤醒人民追求更大的民主，可是民联并不主政中央，也就无从落实第三张票。倒是前律师公会主席杨映波经研究后发现，可以将此案带上高庭，挑战地方选举法令。但这也是耗时耗神的法律程序，到目前为止未有进一步的行动。
就在槟州政府苦思如何解套的当儿，槟州的公民社会发起“先选后委任”市议员的“运动”，以向槟州政府施压，将非政府组织代表的名额槟威各增至5名。这就是“槟城论坛3”所要达致的目的。
因此其二是不论这一场选举出来的市议员是否具有代表性，它已经在舆论上造成一种“声势”，要槟州政府给予承认。巧合的是乔治市是最早推动市议员选举的城市，今天又是首个民间团体在槟城搞起所谓第三张票运动。
其三，“槟城论坛3”当初胪列的11项较为严格的条件来甄定候选人，结果也没法执行，例如怎样证明所有的候选人都是维护弱小群体权益的人。因为自荐的候选人不多，也就为了量不能要求质了。
既然民间本身已达不到基本要求，若要求槟州政府非得接受不可，也就有强人所难之嫌。
其实，针对所谓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成市议员也是具有争议性的和见仁见智的。早年（1976年）林苍佑担任首席部长时曾委任民间团体代表担任市议员，后来索性取消。其一是它派出来的市议员其服务未令州政府满意，他们指手划脚比实际为民服务来得多；其二市议员津贴非常有限，如果委非政府的代表嫌津贴少，而本身的收入又有限，当未能全职投入。这也不能怪他们不尽力，因为他们不可能靠微薄的收入来提供日以继夜的服务，所以到了80年代，州政府索性取消非政府代表担任市议员，全由政党委派。除此之外，在这之中也有争议，到底哪个NGO才是够资格担任市议员的？
因此说来说去，少了地方议会选举固然是民主的缺角和遗憾，但对民主的推动也不因所谓模拟选举而使民主变得伟大起来，还是实事求是追求民主自由和公平的政治在马来西亚遍地开花更为重要。就此而言，搞小儿科的选举只是爽了一下，尚不具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刊登于2010年11月22日《南洋商报》
没有安华，何来民联？（现代春秋）
已经退出公正党的再益依布拉欣最近的言论听起来是怪怪的，例如他对《新海峡时报》说：“民联应该由来自回教党的领袖担任主要领导人。”
这在过去我们绝少听到这种说法。为何再益突然间有此说法，而在过去却不这样说？还有一个令人难以解惑的是：在2009年时，辞卸国阵部长职的再益为何选择加入公正党，而不是回教党？照他这么说，他应该参加回教党。可是他并没有，唯一可能解释的是在308后，他看到由公正党领导的民联是未来的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可能有机会取代国阵。更贴切地说，他感到安华的魅力，因此他的首选是公正党。
在当时来说，再益的加盟对民联来说是重要的战略，既可打击国阵，又可强化民联的地位，自然也会得到回教党和行动党的祝福，毕竟大鱼是在大海游畅的。就如前卫生部长蔡锐明也是选择参加公正党，还有较早前离开马华的陈仪乔也是参加公正党的。
没有错，公正党的出现盖因安华跌马才在1999年冒出来的政党。如果安华不与马哈迪闹翻，是不可能有公正党的。但人们也会提一个问题：“安华为什么要成立新党，直接加入回教党不就行了吗？”
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回答，因为安华知道回教党有其局限性。如果要与强大的国阵争一日长短的话，非得摆出大架势不可。既不能以宗教为主旨，也不能走单纯的种族路线，较为实际与正确的做法就是开展第三条道路，尝试推动由马来人主导的多元种族政党。
在这方面，安华也吸取了东姑拉沙里于1989年成立46精神党的教训和失败的经验。姑里领导的是由巫统分裂出来的纯马来人政党，他左右逢源地一边与回教党合作，又另一边与行动党合作，才首次出现三角联盟的阵线。但这样的组合并没有给46精神党带来惊喜，反而促成回教党夺回吉兰丹州政权和壮大行动党在城市的地盘；尤其是在槟城州，差点送林吉祥登上首席部长宝座。
正由于46精神党无所突破，也导致党员意兴阑珊，对1995年的大选提不起精神来，更在1996年解散回巢巫统。
姑里的回巢显然是马哈迪一步绝棋，就是用巫统的传统力量来克制和约束由安华领导的新兴力量（宏愿队伍）对领导层构成的威胁。果然不出所料，两年后安华出事，也就催生了国民公正党。
这个实力有待考验的新政党，其政途胥视安华的影响力而定。但也因为安华领导这个新政党，才有机会促成回教党与行动党连同公正党及人民党来一个四党大联盟，定名为“反对党阵线”，简称“反阵”。反阵的共同纲领就是推举安华为共主，且是内定首相，如果反阵胜出的话。
虽然在1999年的大选造成回教党的膨胀，取得两州执政权（吉兰丹和登嘉楼），而且国会议员前所未有的增加到27名。若与公正党的5国4州议员相比的话，回教党显然是反阵的盟主（因为行动党不仅没有突破，反而退步，更痛失两尊大炮，林吉祥及卡巴星丧失国席），但回教党还是承认和接受安华是共主，并无意要取代其地位。
当2004年大选时，因为安华仍身系囹圄，反阵也就名存实亡，造成有些选区是行动党与公正党狭路相逢，结果两败俱伤。尽管在2001年时行动党已退出反阵（因不能苟同回教党的路线），但还是未否定安华的领导。
因为有了安华在起扛杆作用，才能使到反对党在2008年再次结盟，但此次的模式则采用姑里的那一套，由公正党居中各别合作，也就使到回教党与行动党是“沉默伙伴”，不是合作伙伴。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支持安华，也支持安华领导这个国家，如果有幸执政的话。
特别是在308的政治海啸后，更证明安华眼光独到，竟能翻盘使国阵失掉4州的州政权（原本多一个吡叻，但在一年后又重回国阵怀抱）。这样一来，安华的盟主地位已是不可动摇。回教党并未挑战这一安排，行动党更公开表明对安华的信心。这就是说，不论安华面对任何问题和挑战，安华的政治地位是不容改变的。
再益从头到尾也清楚安华所扮演的角色，如今反过来指安华是公正党的“包袱”，也确实让许多人百思不解。
可以这么说，只要安华还在位的一天，民联是绝不会弃他而去，也只有安华才能维持三党合作的局面。再益突然说应由回教党来主导民联，不知要置公正党及安华于何地位？若是这样，后果将不堪设想。
无论如何，再益也应了解是安华提供他在今年4月参加乌鲁雪兰莪的补选的机会，只因他运气差落选，不然他感谢安华还来不及呢！即使再益后来又如何的不满安华，也不应对安华采取“势不两立”的立场。若不是安华，再益在反对党内扮演的角色是有限的。若不是安华，又何来今日的民联？不信且看看再益若成立新党后，是否享有原来的荣耀与光环？
刊登于2010年11月22日《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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