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联还有明天吗？ （现代春秋）

最近因所谓“断肢台”的争议而成为新闻人物的莫哈末阿玛（吉兰丹副州务大臣）说，如果行动党要退出民联就退吧！别施压伊斯兰党退出民联。

他是回应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坚持要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出席民联会议才显示意义，因为哈迪是拥有最高决策权的党主席。

其实退不退出民联也非新鲜课题，而且谁退也能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只要有一方退出，那“铁三角”的结盟马上就倾斜甚至因而瓦解。因此这三党联盟是谁也少不了谁。不信我们看看下面的实例，就能窥见一斑。

远在1989年时，由东姑拉沙里组成的46精神党就成功地拉拢伊斯兰党及行动党结成三角联盟，当时它们不是直接结盟的，而是间接联手，由46精神党牵头，一边是伊党合作，另一边与行动党合作。这种合作主要是为了应对1990年的大选。

1989年5月，46精神党成立即与回教党结盟，组成Angkatan Perpaduan Ummah（简称APU或回教团结力量）。接着东姑拉沙里又与民主行动合作，组成Gagasan Rakyat Malaysia（Gagasan）。

东姑拉沙里虽然很有信心能借助两个反对党的力量一举击败国阵而成为新的国家领导人，但选举成绩出炉后却让他大失所望，而是为别人做嫁衣裳。一方面是伊党取回吉兰丹的执政权；另一方面是行动党只差3席即执政槟城州，行动党也因之在槟州成为国阵的劲敌。

可惜的是，大选过后只夺得8个国席的46精神党显得意志消沉，因而无心应对1995年的大选，所谓的三角联盟也就无疾而终。再过一年（1996年）东姑拉沙里率46精神党（后易名为46马来人党）回巢（巫统），结束了巫统的大分裂。

讵料在两年后，也就是1998年轮到安华跌马，与马哈迪关系交恶。就在安华掀起“烈火莫熄”运动后，一个名为国民公正党（后易名为人民公正党）在安华的夫人旺阿兹莎领导下诞生了。

虽然安华已在1998年9月20日被扣捕，身陷囹圄，但通过其影响力成功地促成行动党及伊党与国民公正党合作，直接结成铁三角，不再依照东姑拉沙里的模式。在那个时候，领导行动党的林吉祥可说是冒最大的危险与伊党直接联手。

由于过于乐观展望华人已改变对伊党的看法，也相信安华会有所作为，行动党也就在1999年的大选放手一搏。讵料结果令行动党折兵损将，连林吉祥及卡巴星也首次痛失国席，只剩下10名国会议员。

可是在另一边，伊党却因安华效应从中崛起成为最大的反对党，不但取得两个州的执政权（吉兰丹和登嘉楼），而且国会议员跃增至27名，可怜的公正党只赢得5个国席。在势力不均衡下，反对党组成的替阵（替代阵线）已发挥不了作用，只由得伊党自我膨胀。

这种膨胀最集中反映在伊党与巫统争夺回教的领导权，伊党打出了回教国的牌子，也刺激巫统宣布马来西亚已是回教国。这种将政治角力转为宗教斗争是千禧年马来西亚政治的一大特色。正因为行动党不能苟同伊党打出宗教牌，乃在2002年宣布退出替阵。这样一来，三缺一的反对党阵线已不具实质的意义。

果然不出所料，在2004年的大选，三党在各自为政下也闹出共同争夺同一个选区的闹剧。反对党在这一届大选没有进步，只有退步。这充分说明了反对党的“自我残杀”是自寻死路。

在苦无对策下，安华在2007年9月出狱后，就想方设法把行动党和伊党重新整合起来，不过不再恢复三党直接联盟，而是引用东姑拉沙里的方法，由公正党斡旋，以一对一方式挑战国阵候选人。没想到安华的战略竟告奏效。在民心思变下，2008年的大选也制造一个新的政治格局，一边是国阵保住中央政权，并继续拥有8州的执政权；另一边是反对党异军突起，不但在国会议席大增（82席），而且也取得5个州的执政权。

人们因此欢呼期盼已久的两线制终于出现了，安华也抓紧这个机会促成三党组成民联，以便和国阵一较高低。

无可否认的，308政治海啸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新政治生态，也直接鼓舞三党同意加强合作。遗憾的是，在三党的合作日趋密切的情况下，却在2013年大选后又出现新的变化。

其经过是这样的：2013年时，行动当面对注册问题而担心不能用行动党的名义和火箭标志，乃与伊党达成协议，同意在西马的候选人用伊党的标志上阵（东马则利用公正党的标志）。如果此事在当时促成，今日的政治又有新的转折。不知是有幸或不幸，在获得社团注册官允许下，行动党又被允许使用火箭标志竞选，三党的合作也就打回原形。

转入2014年，行动党与伊党的分歧不断扩大，先是对回教刑法的尖锐矛盾；后是对雪州更换大臣陷入僵局，造成行动党不满伊党支持卡立而不是旺阿兹莎。

虽然今日雪大臣由阿兹敏出任后，内讧暂告一段落，但伊党与行动党又擦出火花，计有伊党青年团长与林冠英抬杠；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对三党峰会不表兴趣，尚且在言语上交锋。现在是副州务大臣挑战林冠英脱离民联。这种说法从大局来看是不明智的，但也是迟早会发生的龃龉，如今又再加上副大臣的所谓“断肢台”的风波，更使民联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从种种的迹象来看，民联的结构已因意见的分歧而松弛，比较明显的是伊党有它的自行取向，不一定符合公正党与行动党；反过来，行动党也无法容忍伊党越行越远。

若是三党无法协调与团结，而是继续吵个不停的话，那么谁人退出民联已不重要，毕竟只剩二合一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到头来是一个悲剧。当悲剧发生时，反对党在分裂下我们又将会回到从前。

从前意味着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怪只怪不同理念的政党，在党意为重下，看不到人民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今日民联的写照。它们也只能靠天意来打救，因为“以民为本”的说词已被扭曲了。

刊登于2014年11月24日《光华日报》

现代阿Q精神 （天下纵横）

从报章上读到这么一则新闻报导：某华教人士这样说：在华裔学生来源减少的情况下，友族华校生是华教未来的希望云云。

我先是感到愕然，接着就有些丈夫金刚摸不着头脑，为什么这样呢？道理很简单：如果说华教的未来希望是靠友族生来衬托和发展，那么华族先贤创办华校及今人对华校的捍卫已沦为此要，也不是希望所在而是有了转移。

转移的理由也是很简单：因为华裔学生来源减少，所以需要友族生来补充和捍卫，否则华校将不保。这是一个“伟大发现”，原来我们的文化是可以让非华裔来传承的？

从表面上看来这似乎合乎逻辑，但揭开一探，原来是荒腔走调的怪论，也教人怀疑什么是中华文化？而维护中华文化又是为了什么？

首先我们撇开现实中的某些特殊现象（友族生与华裔生相等比例或更高），因为这不是普遍现象，不能当作典型（把特殊现象当典型是很多人的错误想法）。我们应该回到20世纪初叶，为什么我们的祖先在飘洋过海后，努力的兴学办校？为的是传播中华文化和希望子子孙孙不忘本，能够把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发扬光大。

于是华校一间又一间的开办；尤其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有更多的马新华人出钱出力让华文教育遍地开花。这种文化的传承先是起步于小学，后来又发展成中学，再下来就出现第一间华文大学—南洋大学（1955年）。这说明了先贤对文化与教育的执著和不妥协，才有华人文化的根深深地埋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

然而物换星移，曾几何时马来西亚的华校面对参差不齐的发展，而且也有了性质上的改变。就拿华文小学来说，共有1294间，数目是不少。但如果分析内情就会发现竟有537间的华小人数不超过150名，被称为微型小学，占了总数的41%。

若是再微观的分析，竟有17间的华小学生人数不超过10名；而不超过20名的有37间；不超过30名的有50间；不超过40名的有47间，不超过50名的有35间；不超过150名的有171间。

这反映和暴露了华小面对严重的失衡，有的学校有上千名的学生或更多达到数千名，然而又有的学校在环境改变下（人口迁移）面对越来越少的学生。就如有关人士参观的数间华小，就是后天失调的写照，以致学生的比例也出现华裔或友族生是等量齐观的。这固然可以说华裔已外迁向城市离开了乡镇生活，但若不加以关注，则有关的华小恐怕华裔学生会越来越少，少到需要靠“友族生来照亮华教的未来”。这是很古怪与滑稽的论调。

虽然我们不否认也支持友族生攻读华校，但我们绝对不可忘记初衷，一定要保持华裔生一定的数目，才显示出华教的意义。如果开办的华校缺少或没有华裔生，则其存在是为了什么？这需要华教人士大大地反思和反省。

其实，有关人士应该努力做的是纠正其偏差，鼓励更多的华裔生入读。如果在原地保留已没有改变的机会或甚至有一天没有了生源，是否还要守株待兔？

如果参与推动华校的人也无能为力，而是本末倒置地希望友族生来成为华校的希望，那我们华裔的未来岂不是也依靠友族来打救？请别忘了中华文化是华人的民族遗产，只能靠自己来推动和发扬，不能依赖别人，因为中华文化的精髓不是读六年级的华文就可以掌握的；更不能了解什么是儒家文化。这就是问题关键所在。

虽然中华文化随着中国的崛起已日益重要，但我们不能眼巴巴地看着马来西亚的华校跌进困境时，自己不打救，而是希望别人来打救，这种歪论也真的啊Q得可以！

刊登于2014年11月17日《号外周报》第710期

柏林围墙倒塌25周年 （跃马扬鞭）

今年11月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纪念柏林围墙倒塌25周年的仪式上这样说：柏林围墙的倒塌向全世界昭示，“梦想是可以实现的，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

是的，柏林围墙的倒塌和东西德的统一是近代的历史奇迹。从广义上来说，是西方资本主义用民主和自由挫折了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进而使整个共产世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个巨大的改变是历史的必然，但也是德国人民用一条心缔造了新德国。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废墟中再站起来的国家；更在分裂中重新统一。这之中的曲折艰难的过程是用血泪铸成的。所有这一切是因为德国出了一位野心勃勃的纳粹头子希特勒，他在1933年夺取了德国政权后就处心积虑地策划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欧洲和亚洲也因之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动荡不安中。

虽然希特勒联合意大利的墨索尼里及日本军国主义者结成轴心国，企图一举征服世界，在1939年发动战争，但反法西斯的斗争最后取得胜利。先是希特勒在1945年4月30日自杀身亡，后是日本在8月15日宣布投降，从而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给战败的德国带来了分裂的耻辱。

由于英美法和苏联以战胜国的姿态掌控世界，也就瓜分了德国。一方面是亲西方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1949年9月20日），定都波恩（俗称西德）；另一方面是由苏联控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1949年10月7日）（俗称东德），从此德国一分为二。吊诡的是，位于东德境内的柏林（原是德国首都）也是一分为二，西柏林归西德管辖；东柏林归东德管治。

因为地理形势的微妙，东德必须让出领空供西德人员进入西柏林，也就使到东西柏林成为最具敏感的地区，也因此先后发上三次柏林危机。

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948年，苏联采取断然行动封锁柏林，后在双方妥协下，危机得以在1949年5月结束，不再实行封锁和反封锁的对抗。

第二次危机发生在1958年，苏联指责西方武装西德和军事化西柏林，因而要求将西柏林化为自由市和中立化地带，以保障东欧的安全。但在美国不同意下苏联的克鲁晓夫只好后退，化解危机（1959年）。

第三次危机发生于1961年肯尼迪甫就任美国总统时，克鲁晓夫趁机向美国施压，如果美国不与苏联针对柏林地位缔约，它将授权东德废除现存的占领权，将西柏林化成自由市，时限定在年底落实。不料肯尼迪立场更强硬，为西柏林的自由和生存及西方通行的权利决不让步。

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柏林更是成为东德及东欧人民逃难的边界。在形势混乱下，导致克鲁晓夫难以轻举妄动。据估计，自从二战结束以来到1961年已有多达350万东德及东欧人民通过西柏林逃向西方，其中东德人民就有250万人，占东德人口的20%；其中大多数是熟练工人及技术专家和知识分子，竟占50%左右，给东德的建设带来威胁。

在防不胜防下，苏联与其硬碰西方，再肇战祸，不如进行自我防卫。于是在1961年8月13日，在东柏林境内沿着西柏林设置了155多公里长的路障和铁丝网，及后又改建成水泥墙，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柏林围墙。

其目的虽是控制和阻止西方借用西柏林渗透东德，实则是过于担心东德人民不断地往外逃，因此对于柏林围墙的一再加强设施和监控，就是要制止西柏林人民容易进入东柏林影响东德人民。

即使防卫森严，从1961年到1989年，仍有5043名东德人成功越墙逃亡，而有3221人被逮捕，260人受伤及239人死亡，可见还是有人不怕死的。

但来到1989年整个东欧风云骤变，也连带对阻碍德国人民自由往来的柏林围墙感到厌恶。在11月9日，成千上万的群众大游行冲破柏林围墙进入西柏林，至此东德已频临崩溃边缘。

在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下，东德随后变天，走向选举和多党制。到了1990年10月3日，东西德正式统一，终结了一个分裂的时代，也在较后触动东欧各国纷纷变天，甚至连苏联也不例外。由此可见，柏林围墙的倒塌给世界带来了巨变，世界版图也被重新划分了。

刊登于2014年11月17日《南洋商报》

沓田仔的“柏林围墙” （现代春秋）

最近（11月9日）阅及德国官民大事庆祝“柏林围墙”倒塌25周年时，令我想起槟城也有一道“柏林围墙”的故事。

这应该回到1961年的乔治市市议会的选举。原本已执政乔治市市议会（1958年）的社阵在气势如虹下，于当年夺得乔治市的14个市议员，仅剩下1席归联盟（马华）的庄友良。换句话说，社阵取得了最辉煌的胜利，当选的重要和知名人物有林建寿（社阵总秘书）、拉玛纳旦（继任市长）及黄添寿（后接替拉玛纳旦成为市长）。

由于这一胜利，社阵的掌权人林建寿虽然没有出任市长，但他在1959年已当选柑仔园国会议员，如今出任市议员，显示这位党鞭已在市议会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1965年当中央接管乔治市市议会，并在1966年设立市议会调查庭时，已过档印度国大党的拉玛纳旦就在调查庭上大爆林建寿掌控大权；附和他的说法的有马华的马卓达，他们两人形容林建寿是最有权势的人）。

不知是谁心血来潮或突发奇想，约在1962年时乔治市市议会竟然将沓田仔街道拿来做实验，在道路的中央建起一道“围墙”，约有三尺高，除了有几个通道可横过马路外，当地的居民和商家已经不能随意横过马路，因为“围墙”不是用脚可以跨过的（原本沓田仔的中央只是用一个稍高的分界线，行人随时可以越过马路）。

当时市议会提出的理由是要美化沓田街，如果试验成功，可能会在其他街道实行。

我在那个时候几乎每晚都要踏脚车经过沓田仔到同学的家聊天和聚会，我们一班同学对市议会的这种“创举”未能理解，因为沓田仔街本来就不是很热闹，只是日间比较多车辆和行人较多，但到了晚上就是一片寂静。再说那时也没有建立天桥，造成当地的人民和商家颇有怨言。

刚巧在那个时候，东德在柏林建上围墙，阻止东德人民逃往西柏林（柏林本身在东德境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列强瓜分为东西柏林，东柏林归东德管，西柏林归西德管）。由于柏林围墙闹得沸沸扬扬，成为国际大新闻，坊间也就传开并形容沓田仔也有一道“柏林围墙”造成民声载道，纷纷要求拆除，因为它不切实际，也给居民带来不便。当地的居民更说，真是莫名其妙，为何要这样“美化”沓田仔？它又不是市区的主要闹市，为何会被开刀？

后来坊间又流传这是林建寿的“杰作”，但究竟是谁人的馊主意也弄不清楚，似乎把帐算在林建寿的头上而不是市长的头上。这对林建寿是否是不公平，就不得而知，也没有人进一步澄清。

后来投诉的人也真的太多了，市议会才把这道“柏林围墙”拆掉，还它本来的面貌，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见的沓田仔。除有花草美化外，也有通道让人民方便横过马路。

其实沓田仔本身也有其特色，不需要“柏林围墙”来点缀，它在早期是一片沼泽地，所以被称为沓田仔。后来街道的两旁建了许多商店，也就逐渐热闹起来。其中最著名的建筑物当推林苍祐的父亲林翠龙医生所建的三层楼“思明药房”，林苍祐在60年代曾在此驻诊，接替其父亲的大药房。目前这座建筑物仍在，但已不再悬壶济世，两位父子医生也相继作古，留下古迹建筑物。

除此之外，沓田仔的另一个特色是它是书店街，也是文具商店街，大大小小合起来也超过10间，较著名的书店有“世界书局”、“远东书局”及后来的“商务印书馆”，但这3间老牌书店已先后休业，反映了槟城的读书风气不盛，书店的生存备受考验。

如今的书店有者已搬进超市，但更普及的是主办书展、流动性的卖书以节省开支，沓田仔目前除了一些批发或售卖文具纸张文件的商店仍存在之外，已不见有规模的书店存在。

另一方面，沓田仔再有一个特色，那就是被人叫做“棺材街”，因为在这条街道上有数间著名的寿板店，如今仍然存在，但兴起的殡仪业也似乎走向现代化，只是已不在沓田仔，而是分散在市区之内。

本来有一个时期，沓田仔也成为咖啡店及餐馆的集中地，但也因各种因素有多少受到冲击。

也不知为什么整整50多年来，沓田仔到了夜幕低垂时，不是灯火闪烁而是寂静一片，夜市一直旺不起来。

严格上来说，沓田仔虽经过岁月的冲击，但它依然故我，变化不大，倒构成了市区的一条老街，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区的乔治市相互映辉。多少陈年往事，都在岁月中流失。这就是沓田仔的故事，它缺少欢乐，但饱含沧桑。

刊登于2014年11月17日《光华日报》

南中国海的政治博弈 （直挂云帆）

最近从北京举行的亚太经贸合作会议到在缅甸内比都举行的第25届亚细安（东盟）峰会及在澳洲的布里斯班举行的廿国集团（G20）峰会几乎是一口气将三个十分重要的会议串成一道而反映出世界各国还是以和为贵，不刻意在语言上发生正面冲突和争执，基本上予人的印象是试图化戾气为祥和；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也只是间接提醒相关国家要自我克制，勿因领土争执而肇战祸。

虽然美国总统奥巴马间接和不点名希望中国能与亚洲国家在贸易和海洋问题上和平解决争端，并重申美国决心重返亚太的战略是不可逆转的，但奥巴马也意识到世界问题的尖锐化是在中东的ISIL回教共和国的恐怖崛起而不是南中国海的波涛，因此南海问题也就未在三个峰会上被强调和格外突出。

不过我们还是注意到奥巴马总统连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及澳洲总理阿博特趁G20峰会时发表联合声明，针对“航行自由、海洋争端和南海岛屿主权问题”，重复它们的国际化立场。

这个立场就如奥巴马在昆士兰大学的演讲以不点名地批评中国在南海的策略是“以大欺小”，幸好只是点到为止，毕竟美国仍是需要中国这位“既是对手又是伙伴”的合作，以打击恐怖活动。在这方面，中国总理李克强的回应是希望中国能与东盟国家积极磋商，早日落实《南海行为准则》。他也说南中国海的形势是稳定的，航行自由及安全也是有保障的。换句话说，中国释放出来的讯息是用和平的手段而非武力的手段来解决或缓和紧张的局面，也不刻意制造不安的南海。

所谓的《南海行为准则》是在2002年提出，以尊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及各造克制不动武。在2011年于巴厘岛落实指导方针草案。今年（2014年）彼此重申早日全面实行《南海行为准则》，并同意在2015年确定为“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年”，希望能缓和对峙局面。

根据1982年通过及在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本上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同意与承认，它规定：岛屿是四面环海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而“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则不属于岛屿，而称为“岩礁”。

这份具有权威性的公约获得了150多个国家包括中国的批准，被形容为真正的海洋宪法。

这个公约又规定一个岛屿可以和陆地一样，拥有自己的领海12海里，毗连区24海里，又拥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加上沿海国的大陆架，船运可延伸至350海里，包括无人生活的小岩礁也享有领海及毗连区。这就是说，凡是拥有岛屿的国家它就可以圈出200海里的海域。最为重要的是，自然资源归属拥有权的国家开采石油和天然气也就计算在内。

就中国而言，南中国海不是国际水域，根据历史的规划它是属于中国管辖的海域。早在1911年和1930年间，中国已经将四沙（即东沙、中沙、南沙和西沙群岛）置于广东省和海南岛管辖。

1959年，中国政府改称为“西沙工作委员会、西南中沙办事处”；1969年文化大革命时再改为“广东省西、南、中沙群岛革命委员会”。1981年在邓小平复出后，又恢复成为“广东省西南、中沙群岛办事处”（县级）。海南建省后，该办事处归属海南省管辖。

2007年，西沙、中沙及南沙改名为“三沙市”，国务院宣布三沙市及其周围海洋面积总共有260万平方公里，相等于中国领土的1/4，归由海南省管辖，而其行政中心设在西沙群岛中最大的岛屿—永兴岛，但人口只有260余人。接着再进一步，中国在去年把南海的岛屿与岩礁划入中国的领海而引发一些邻近国家的抗议。中国认为若不采取行动，恐怕它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将变成一张废纸，因为中国发现到它面对的是“搁置中国，自己开发”的窘境。因此在2009年中国稍为改变战略，变成“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它希望能与相关国家建立双赢局面。

中国之所以将南海地区纳入领海是根据1946年中国政府在收复南海诸岛后编绘的海上国界线（南海诸岛位置图）就有9条断续的界线。这“九段线”只出现在中国的地图，但在外国的世界地图中，却不存在“九段线”，也就出现了争议。

由于这样，中国的一半以上的海域权与邻国有争执，目前有8个国家和一个地区介入其中，包括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汶莱、越南和印尼及台湾。

最严重的是与越南的冲突，越南除了在南沙占有29个岛礁外，也宣称它拥有南沙及西沙群岛的所有主权，因而不久前也发生反华示威。

一项纪录显示，越南已从南沙油田中开采了逾1亿吨石油，1.5万亿立方的天然气，获利250多亿美元。

至于菲律宾占有9个岛礁除了有小型空军基地外，也有路军基地，更进一步将南沙东部41万平方公里海域划入菲领海。

此外，在2009年菲律宾在黄岩岛方面也与中国发生激烈冲撞，争端尚未解决。

马来西亚虽然也占有10个岛礁，但它的低调和与中国保持密切友好关系，倒避开了正面的冲突。在开采石油与天然气方面，马来西亚也有经济上的获利。

汶莱宣称它对南沙群岛的西南端的路易莎（南通礁）拥有主权，目前已有9个油田和5个气田。

印度尼西亚拥有两个岛礁，也介入开采石油和天然气。

台湾则拥有一个太阳岛，因为台湾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未引起争议。

韩国占有的苏岩礁，已被发展成一个小基地，但不构成严重威胁；反倒是中国在东海的钓鱼岛与日本争得面红耳赤。日本声称这个岛屿是属于日本的，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钓鱼岛并未归还中国，而是由美国把持，并在1972年由美国持交日本，日本也就将钓鱼岛及附近8个岛屿取了日本名字，且树立主权牌。

中国在2010年后不再让步，决心向日本取回原属中国的领土。这一冲突也带来了区域的不安定，毕竟钓鱼台蕴藏的资源是令人垂涎的。

无可否认的，中国已因和平崛起面对新的挑战，而美国也发现与中国有利害关系的日本、菲律宾及越南正亦步亦趋地靠向美国，准备筑成新的反华同盟。

因此美国主张将南海国际化及“南中国海”不妨更名（改成与中国无关的名称），以打散中国的凝聚力。

但另一方面，习近平除了提出重建海上丝绸之路外，也力促东盟自贸区尽早落实，以实现一个新的亚洲共同市场，来打消美国新的围堵政策。总的来说，南中国海已成中美的“持久角力场”，绝不能掉以轻心。

刊登于2014年11月20《东方日报》

反对党地位应被提升 （直挂云帆）

我国首相，也是国阵主席纳吉对于一连两届痛失雪州政权是耿耿于怀的，他最近主持巫统雪州分会大会时对此感到耻辱和伤心。

这反映了巫统仍然不习惯在野的地位；尤其是在雪兰莪州，它一向是国阵（过去是联盟）的囊中物，只有在2008年大选后国阵才丧失了雪州政权。

抑有进者，在2013年国阵不但拿不回雪州政权，而且席位进一步减少，只剩下12席（国阵/巫统拥有），与总数56席相比，显然是势单力薄。难怪纳吉感到失落，并希望不会再有第三次。

其实如果研究和分析马来西亚的政治演变不难发现反对党的角色是甚有局限性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人微言轻”的，因为打从马来西亚独立以来就不曾奉行两线制，而反对党不是“四分五裂”就是席位稀少，根本不足以震撼强大的执政党。

此外，在我国的政治机制下，反对党的政治地位是不彰显的，例如初期不论是国或州的反对党领袖，都是没有津贴的，后来才有津贴，但反对党领袖不被列为政府的成员代表。举凡接待外宾都轮不到反对党领袖参与；更没有参与接见外国领袖。

由于约定俗成，反对党在现行的机制下是难于扮演好监督的角色，久而久之，反对党就会被认为作用很小，乃至是“无所作为”的，这也难怪国阵主席感到十分不自在，因为一向以来雪州的发展步伐是与中央齐步迈进，而且也影响吉隆坡直辖区的施政。如今反转过来，雪州似乎被割了出去与国阵无关，也就有了新的格局出现。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政治机制是有改善的必要，至少让反对党有所作为，不单是在议会期间发表伟论而已，而且要让反对党能有权力扮演好督促、监督的角色，并在日常工作上有办公室提供给反对党的领袖及影子阁员，让他们能针对施政不当处及时给予批评。

这样说来似乎有些“要求过高”，其实不然，不信让我们回顾马来西亚独立以来的政党政治的演变就可窥见一斑。

谁都知道，在马来亚独立（1957年）的政治权力结构是根据1955年的普选确定的。那一年联盟大捷（52席中胜了51席），因此联盟顺理成章成为独立时的执政党。经过两年后，也就是1959年国家举行独立后第一次大选，联盟再度胜利执政。崛起的反对党除了回教党（控制吉兰丹和登嘉楼州短期）之外，另一个就是左翼的社阵（劳工党及人民党组合）。这两股反对党势力并未形成夹攻，于是联盟在中央和州的政权稳如泰山。虽然说社阵在国会、槟州议会和雪州也有议员，但作用相对的小。基本上反对党的议员是被边缘化在一边的。

后来在1969年的大选又冒出新的反对党，取代了社阵留下的政治真空（杯葛大选）（劳工党生存20年后消失（1952-1972））。这些反对党主要是民政党及民主行动党和人民进步党，多少改变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但很快的，因“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导致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而在不久后又扭转了政治局面，那就是联盟在1972年倡导联合政府，拉拢回教党、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参加。较早前也成功地争取左翼的砂人联党（1970年）加入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组成国阵。这样一来，剩下行动党及砂国民党仍留在反对党阵营，只是在势力悬殊下，反对党无从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国阵在收编四个反对党后，势力大增，又回到大选前的状况。

尽管在“513”后仍有新政党涌现，但它们的寿命是有限的。比如陈志勤成立的社会正义党，只生存6年（1972-1978）就自我消失；叶锦源成立而由范俊登继承的社会主义民主党也是存活了8年（1978-1986）就烟消云散，还有其他小政党也不过是聊备一格。到后来，当反对党被收编及新崛起的反对党一一被行动党“收拾”后，政坛也只剩下行动党在华人社会独树一帜，并与马华和民政及人联党争夺华人市场。

但在1989年的时候出现一个由巫统分裂出来的新政党，取名“46精神党”。这个由东姑拉沙里领导的反对党一时声势浩大，并成功地团结回教党和行动党组成新的反对党阵线，企图夺取中央政权。讵料天不从人愿，拉沙里希望落空了，只在1990年的大选协助回教党重夺回丹州政权，并在槟城协助行动党差一点夺下槟州政权（只差3席，19席对14席）。

46精神党的失败意味着以马来人为主导的反对党未敌强大的巫统，一直到1998年安华跌马后，才又出现一个专门冲击巫统的新政党—国民公正党。这个政党在1999年的大选扶起伊斯兰党夺下两个州政权（吉兰丹和登嘉楼），又促成它在国会成为最大反对党（拥有27席），可是公正党只能生存而未有突破，行动党只有退部没有进步，剩下可怜的10名国会议员，林吉祥和卡巴星双双在国席落马。

眼看反对党在马来西亚难有作为，和行动党被揶揄为“永远的反对党”之际，在2008年大选的平地一声雷竟然带来新的政治版图，反对党在马来西亚迎来了第二春（第一春指1969年的大选结果联盟受挫）。

这一回，安华扬眉吐气，两线制在民联诞生下成形了，人民第一次看到一场惊心动魄的改朝换代的政治剧在一些州上演，总共有5个州（吉兰丹、吉打、槟城、吡叻及雪州）落入反对党手中；而国会又形成两股力量对比（140-82）。在在让人感觉到反对党已告抬头。

但反对党的抬头也只能在原地踏步，因为一向以来胜者获得一切权力的机制 下，所以强大的反对党在中央也是有声势缺架势；相同的国阵在雪州也因失政权而被边缘化，以致巫统也是与州务大臣失之交臂。此情此痛，情何以堪？

从这样看来，如果要使到反对党也有角色可以扮演而不是聊备一格，那国会修改法令是必要的，以让两线制较健全发展，并让反对党也有角色可以扮演，而不是成为摆设的花瓶。一句话，不论是国阵或民联，应尊重和承认反对党的地位和作用，否则当反对党是很令人厌倦的失落的。遗憾的是，即使民联在6年前已反客为主，成为执政党，但对待反对党方面仍没有改变，这是需要关注的重要事项之一。既然国阵感同身受才知反对党鲜有作为，严格来说，也不啻为一件好事。

刊登于2014年11月13日《东方日报》

社会制度的演变 （天下纵横）

根据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当人类进入“奴隶社会”时，国家的形态基本成形了。例如远在3700年前，也就是在公元前1761年时，通过商汤的革命，商殷时代开始，也是奴隶时代的到来。

经过500年后，周武王打败了商朝的纣王，将这个国家带入封建社会，此时为公元前1200年。

尽管后来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但封建社会继续发展。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王统一中国后，封建制度进一步巩固下来。

如此又辗转两千多年，才在20世纪初时出现一位矢意打倒封建王朝的政治奇才。他以单薄的力量，结合各地的人士，向清廷发出多次的武装攻击，希望一举打垮清王朝，从而埋葬封建社会。这个人就是孙中山。

在当时世界也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扩张的时代；尤其是西方国家借助工业革命成功和海上霸权形成后（18世纪），已把世界的秩序改变过来。虽然那时中国仍处在封建社会，但西方的炮火已打开中国的门户（1840年的鸦片战争掀起外国入侵中国的序幕）。

也因为鸦片战争带来的耻辱，激起了中国人民揭竿起义（先是太平天国于1851年在金田起义；后是孙中山在20世纪初时领导武装革命，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终于埋葬清王朝，也让中国告别封建社会而试图走入资本主义社会。

可惜的是，当中国尝试要从西方引进“科学与民主”时，中国却陷入了军阀割据的局面。不久（1931年）又发生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件；接着在1937年爆发了中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了。在抗日救亡的当儿，中国已无处可让资本主义正常的生存。当日本在1945年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本以为中国会忙于重新建国，其实不然。中国过后陷入50年代的内战，直到1949年毛泽东夺得了中国执政权，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国家。

不错，社会主义国家的源头起于苏联。虽然马克思（德国人）创造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起于19世纪，但延至1917年才在苏联开花结果。从此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国家））。这就是说，中国避开资本主义，直接跨进社会主义大道了。

随着苏联势力的膨胀，社会主义学说也得到滋长，而在其他国家也流行起来。其中最显著的是中国开始向左转。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思潮在全世界发酵也是不争的事实，并和资本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信奉社会主义的人相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而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但信奉资本主义的人则相信不断改良的资本主义是可以打败社会主义的。

正因为战后内部的激烈斗争，因此我们看到在6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分化（中苏论战即为一例），在70年代中越翻脸；而在1990年苏联变天后，不仅苏英失败，代之而起的是资本主义思想在俄罗斯找到了市场，而且连东欧的卫星园也离开了共产阵营，加入资本主义社会。

转入了千禧年，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下，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不排斥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学说，也绝口不提“社会主义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

正由于中国也在自身调整，因此它基本上保住了社会主义的面貌，但不突击共产主义的形象。

至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最明显的有朝鲜。但它的“封建世袭政权是不被人领教的”，也没有起示范作用。越南的变化也似乎向美国靠拢。社会主义国家不但减少了，而且形象也大有转变。

就此而言，按社会发展规律来看，资本主义似乎亦步亦趋地企图改变和转化社会主义国家。

刊登于2014年11月10日《号外周报》第709期

PTPTN缩水 （跃马扬鞭）

果然令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国家高等教育贷学金（PTPTN）从今年11月开始将削减贷款额5%（政府大专院校）及15%（私立大专院校）。根据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的解释：其一是申请者越来越多；其二拖欠者没有按时如期摊还欠款，而政府的能力有限，也就不得不采取相关的措施。如果欠款者越来越多，他担心政府有一天将无法维持这项有利于学生的计划。

虽然暂时看起来政府只是有限度的削减，不会造成太大的冲击，但如果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大学贷学金自颁发以来面对的窘境，就不难发现政府的用心良苦竟无法使到受惠者感恩，反而视为理所当然的受惠，且不甘愿在毕业后按期摊还贷款。结果经过累积后，就由小数目变成大数目。如果政府追不回到期的欠款，那就会逼使政府削减贷款额，自然影响到后来的受惠者。

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阐述高等教育贷学金（PTPTN）的由来。它是在1997年设立和在1998年发放的。由高等教育部成立高等教育基金，向银行、公积金局等机构贷款，以便协助我国大学生完成学业。虽然政府历年来追回欠款不尽理想，但也从来未因此影响后来的借贷者；甚至一年比一年增加贷款额和放松申请条件，例如从只准在国内攻读大专院校者才能享有贷款到后来开放给在国内攻读3+0课程者。无形中让更多的学子不用出国即可在国内考取外国大学的学位。

根据政府的数字显示，截至今年8月，已有210万名的学生获得贷学金的提供，总数高达478亿元（相信到了今年杪，数目会再调高）。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天文数字，也反映了政府采取了有教无类的方式。结果许多的申请者只要符合条件就会获得批准。

因此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听闻民间及学界投诉申请被拒或发放有偏差，几乎每个人都笑逐颜开。不过我们倒听闻申请者的文件未被妥善保管，以致资料缺欠不齐，造成追债不显的负面新闻。

此外政府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又提供奖励方法：凡是考获二等以上荣誉学位的贷款者可申请将贷学金转成奖学金。与此同时，政府也将3%的行政费减至1%等。

不幸的是，截至今年9月30日为止，到期的贷款总数是120亿元，但只有54亿被收回，相等于收回率45%，尚有55%未被收回。

与此同时，当局发现从1999年及2010年以来，拖欠贷款超过3年而全无回应的学生共有17万3千955人，他们拖欠款额高达12亿3千万元。如果这批借贷者不依照首相纳吉的宽大处理方式还款（在明年3月31日或之前摊还所有欠款者将获折扣20%；而如果按期到2015年12月31日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还完贷款则可获10%的折扣），这批顽固者的名字将在明年成为首批被列入中央信贷情报资讯系统（CCRIS），一旦名字被列入，有关人士日后向银行进行私人贷款，申请信用卡与房屋及汽车贷款将会面对问题。

由此可见，拖欠贷款者已严重的影响政府的收支（他们即使还清，教育部还是因折扣及转成奖学金而倒贴的），也断不可能让政府不了了之；更不应该无止境地促政府再向银行借贷。因此我们应该正本清源地将焦点放在借款不还者的身上，是他们破坏了借贷规则，不但不饮水思源，而且是过桥抽板，不理会后人的教育费用。这种自私自利的心态和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理应受到谴责和对付。

其实政府除了被逼削减贷款额外，它还有另一项规定凡是借贷者的父母是“一个大马人民援助金（BR1M）的受惠者才可享有最高的贷款额，这也许影响到申请者未能借到所需的数额。如果借贷减少15%，对私立大专的学生按分类比例是减少3500元至9000元之间的贷款。在面对学费调高下，就会造成学生得以向家人筹措以补足不敷费用。因此我们认为釜底抽薪的方法就是用尽一切办法逼借贷者一定要还钱，以便有足够的钱再借给新生。也只有在国人都具有感恩之心态下，才能建立一个健全的贷学金制度，否则还是问题多多的。对于借了不还的学生，他们是真正的岂有此理者！

刊登于2014年11月10日《南洋商报》

“天子脚下”的伤心地 （现代春秋）

国阵主席纳吉对于两届大选（2008及2013年）在雪州惨败感到伤心与羞耻。因此他希望不要有第三次的惨败，但前提是要有新思维和新策略乃至转型。

很显然的也是首相的纳吉是以激励的手法来促使巫统在雪州振作起来，并部署赢得下一届的大选。

从历史上来说，我们对首相的感性讲话是有所感触的，其一他不希望巫统（国阵）在雪州一直扮演反对党的角色；其二他认为雪州是处于十分战略性的位置，不但与首都吉隆坡息息相关，而且也与布城密不可分。可就偏偏在“天子脚下的土地”竟然成了反对党的囊中物，这对国阵而言；尤其是巫统是难以思议和难以释怀的。

正因为雪州的特殊地理位置，它对中央政府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这个州的政府与中央不是属于同一政党执政将会面对难以协调的冲击乃至冲突，所以从一开始（也就从有选举开始），雪州就是政党的争夺之地和重要城池，不容有任何的闪失。

因此当1952年吉隆坡举行市议会选举时，巫统和马华就志在必得的夺下市政权，不让拿督翁领导的马来亚独立党拔下头筹。因为这场序幕之战关系到巫统与马来亚独立党的未来。

但有趣的是，拿督翁原本是巫统的创办人（1946年），后来因不满巫统不允开放门户成为非种族性政党，愤而在1951年离开巫统另组马来亚独立党，准备崛起成为巫统的替代者。

因为这样，1952年的市议会选举就成为重要的试金石。结果巫统与马华合作下，联手赢得9席（巫统3席及马华6席），拿督翁的独立党只赢得2席，另一席归独立人士。这就是说拿督翁出师不利，也为他的政途敲了警钟。

另一方面，巫统与马华合作取得成果后，也促使巫统、马华及国大党在1954年组成联盟；而拿督翁也摇身一变在1954年将马来亚独立党改名为国家党，准备在1955年的独立前的普选雪洗前耻。

由于这场关键的普选中将决定谁将领导自治的马来亚联合邦，双方也卯足马力决一死战，最终是联盟在52席中取得51席大捷，另一席归回教党，而拿督翁的独立党全军覆没。一代国家领袖拿督翁也因为失败与政权擦肩而过，崛起的是联盟主席（也是巫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他被推举出任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在1957年国家独立时他转任首任首相）。

与此同时，各州的普选虽然与全国普选分开举行，但联盟同样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在所有的11个州（西马共11个州）取得执政权，包括雪兰莪州。自此之后，联盟就过关斩将，在历届的选举中都取得胜利而不曾沦为反对党。

唯有在1969年的大选才让联盟捏了一把冷汗。这一年的大选（国与州同步进行），反对党异军突起；尤其是民政党、民主行动党及人民进步党大有斩获，几乎动摇了联盟的执政根基。

在中央方面，联盟在西马赢得66席（巫统51席、马华13席及国大党2席），足以组成中央政府（西马国席总数104席），但已失去2/3多数席。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届的大选中，联盟不但失去槟州执政权（由民政党起而代之），而且它在雪州及吡叻州也无法获得超过半数组成州政府（联盟在雪州的28个州议席中，只保住14席，刚好半数，未能及时组成州政府。同样的，联盟在吡叻州的40个议席中，也只赢得19席，未达半数）。正在悬峙之际，突于5月13日爆发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暂时中止，敦拉萨也就成为实权人物，并在1970年出任第二任首相。

也是因为“513”的发生和民政党的陈志勤不苟同行动党秘书长吴福源组联合政府的献议，才使到反对党未能在雪吡崛起。

不久之后，雪吡的州政府又回到联盟手中，只有槟州“改朝换代”。

这样一来，它反映出两种不同的心态，第一个是联盟在槟州的失意和失落，不习惯于大权旁落。过后马华用尽各种方法要夺回部长职，都是不得要领，直到2003年黄家定出任马华总会长后，才“平息”马华与民政的争夺战。这也反映出原是执政党的，一旦失去政权将难以扮演好反对党的角色。

第二个心态是雪吡的联盟对于政权的回归感到十分欣慰，也就一路走来习惯地扮演执政党的角色。

这之后（513之后），敦拉萨将联盟扩大成国阵，收编反对党成为执政党又说明了任何政党都不会放过分享权力的机会，民政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讵料在2008年的大选，整个局势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国阵不但在中央痛失许多国席（但保住执政权），而且也丢失吉打、槟州、吡叻、雪州及吉兰丹（拿不回）的执政权，这之中最重要的是雪州，它不但与中央是一遥之隔，同时在许多方面是令人垂涎的模范州。

至于其它州对国阵的重要性远不如雪州，如槟州曾有过变天，如今再次变天也不足为奇；而吡叻的变天只是昙花一现，一年后又回到国阵怀抱；吉打也是在丢了一届后又拿回来。剩下吉兰丹拿不回也就被认为是自然的事，毕竟它是偏僻之州，由伊斯兰党继续执政也不让人感到意外。

当纳吉在2009年拜相后，他就无时无刻在策谋夺回雪州政权，可是在2013年的大选又让他大失所望，在56个州议席中，国阵/巫统只有12席（全属巫统，马华全军覆没），其余的44席归民联（其中一人退出成独立人士）。

这成绩与2008年比较，显示民联有更大的进步。在2008年时，国阵有20席（巫统18席及马华2席），民联则有36席。未想在2013年时民联又大跃进，国阵也只能萎缩，难怪纳吉感到十分失望，希望政局能被扭转过来。

但以目前来分析，国阵要夺回雪州非得用九牛二虎之力不可，就以不久前民联在雪州的危机为例，如果不是因为国阵势力薄弱，它早就有所行动打散民联的合作，只是算来算去都无法扭转乾坤，也就让民联继续在乱局中保住政权。

无论如何，国阵要夺回雪州政权还得看马华势力恢复了吗？巫统的新生力量有振作吗？还有谁将是未来的“真命天子”？这都是很关键的。

从以上看来，纳吉的慨叹是不无道理的，没有人愿意当永远的反对党，而当反对党力量转弱时就不可能对执政党产生威胁。而这是国阵在两届大选后才悟出的大打理。而一度的“永远的反对党”的行动党在拿下执政权后才知政权的宝贵性。当然一个强大的反对党也是有角色扮演的，最怕是势力悬殊，反对党也就变得可有可无了。当前就是面对打鼾之处竟不是同路人的窘境。在这种情形下，国阵除了重讲话之余，还得下重药和改变战略，这就要问国阵准备了吗？

刊登于2014年11月10日《光华日报》

“社会主义”重新出发？（跃马扬鞭）

正当民联因意见分歧呈现裂痕之际，社会主义党则在另一边鼓吹组成“新左翼联盟”。他希望在与人民党合作下，这个新联盟可以在明年成立，以成为第三势力，并填补思想意识形态的真空。

社会主义党秘书长阿鲁仄万透露尚有其他知名人士会加入这个被称为“左翼联盟”的组织。

与此同时，阿鲁仄万也宣布将印刷册子阐释“伊斯兰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消除所谓“反伊斯兰”的政党标签，因为已有越来越多的马来人加入了社会主义党。

从上述来看，这是个值得关注但也是很有趣的新现象，因为在过去马来西亚也有过社会主义阵线，而且也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但却在60年代连连受挫而最终化整为零。为什么会这样呢？如今为什么又冒出新左翼联盟，它能有所作为吗？我们实有必要回顾社会主义走过的曲折与分裂的路程：

首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出现东西方两大阵营，一个归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个归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当时资本主义阵营是压倒社会主义阵线的，但在1949年中共取得中国执政权后，整个局面就出现比较旗鼓相当的对峙。

对西方阵营而言，东方阵营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其实也是共产主义的国家，两者可划上等号。美国之所以这样坚持是由于在西方阵营中也有一些走民主社会主义体系，与共产国家有明显的不同。而事实上，民主社会主义是属于改良派，也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与彻底推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国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不幸的，东方阵营或说共产阵营（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与合作并不能持久，而是在60年代开始分道扬镳，这是指中苏从思想论战到反目成仇的边境血战，结果不但中苏一度水火不容，而且连卫星国也阵线分明。

就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发生微妙的变化时刻，美国在70年代开始插足其中而成为中国的“旧雨新交”，彻底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版图。

回过头来看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概念的提出（1961年），导致印尼与马来亚关系交恶，也激发五邦（马新汶沙砂）社会主义政党团结一致反对马来西亚。由于反马来西亚的势力被认为与印尼的苏卡诺唱同一个调子，马来西亚的社阵也就在1964年的大选中蒙受严重挫折。结果先是导致国民议会党退出社阵（1965年），接着劳工党与人民党也正式分裂，社阵宣告瓦解（1967年）。

再加上印尼流产政变（1965年），导致右翼军人抬头，迅速地结束马印对抗（1966年），也大举对付印共和左翼人士，更与中国断绝邦交（1967年）。从那时开始，伊斯兰国家对社会主义有了抗拒。因此我们质疑印发小册子的有效性。

正因为国际形势对社会主义发展不利，也影响马来西亚的左翼在被打压中走向激进路线，最后宣告杯葛议会选举（1968年）。马来西亚政局也在1969年的大选后又呈现新的政治格局，一边是联盟化身成为国阵（1974年），把茁壮成长的反对党收编。民政党、人民进步党、伊斯兰党及砂人联党因之加入了国阵；另一边是崛起的反对党阵线受挫，只剩下民主行动党连同被遗弃的砂国民党坐在反对党的议席，新形势下反映出朝野阵营的实力悬殊。

后来世局的改变也促使民政党及民主行动党先后脱下温和及民主“社会主义”大衣（2004年）；尤其是苏联在1990年变天后，社会主义市场已大大萎缩，代之而起的是社会正义、社会民主及公平合理的斗争口号，不再诉诸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

例如在1998年安华因跌马后促成反对党大联盟（公正党、人民党、行动党及伊斯兰党），也是不以社会主义作为团结的基础，而是强调建立一个社会公义的福利国家。

但反对党的合作要在10年后才开花结果（2008年）。虽然当年社会主义党已获准注册，但力量相对的小，只能搭上公正党列车，派出三位候选人在公正党旗下角逐。结果是二胜一输。到了2013年，社会主义党仅剩下一胜的局面（保住和丰国会）。在这种情形下，社会主义党的翻身和坐大也只能当成一种理想的激励，尚未能看到它已能成为第三势力；再者，人民党是因2003年它加入公正党后有幸因手续不清而生存下来的，力量更是相对的小。它们唯一相同的是具有共同的思想意识形态，这虽有合作的基础，但无法保证能突破困局。与此同时它们也要记取社阵（社会主义阵线）在60年代失败的教训。

刊登于2014年11月3日《南洋商报》

马袖强舍本逐末？（现代春秋）

民政党主席马袖强说，如果来届大选成绩比505还要差，他将引咎辞职。这不是豪言壮语，而是有些意气用事。理由很简单，如今的民政党只剩下2国3州席，已经没有筹码再输。如果再输的话，民政即使换党魁，它又能起死回生吗？因此我们不认为马袖强的话有任何激励作用；恰恰相反，它只能让人感到民政一代不如一代。历史这样告诉我们，民政党崛起于60年代，它有幸填补左翼社阵因杯葛大选（1969年）的真空，而成为第三势力。

虽然民政党与民主行动党一同在1969年的大选探出头来，但民政比行动党先拔头筹夺下槟州的执政权，也就拥有筹码与巫统讨价还价而应邀加入国阵。

虽然民政一直强调它不是华基政党，而是一个多元种族的政党，但从他的华裔议员数目及它所代表的性质来看，它是不折不扣的华基政党，要不然它不可能被“宠幸”加入国阵；也不可能被视为华人代表的政党（至少在巫统眼中它是在槟州取代了马华所扮演华基政党的角色）。

任谁都知道，民政党是因为有林苍祐坐镇，居于有利地位取得巫统新任领袖敦拉萨（1970年）的信任。毕竟他与林苍祐不仅是旧同僚，而且是差不多同一个时候出道。在惺惺相惜下，林苍祐很快与敦拉萨重拾旧情，因而使到民政被国阵收编显得自然与顺利。

自从民政成为国阵一员后，它就不曾思及退出国阵，而是忍辱负重在国阵内与马华争夺代表权；也与巫统论理治国方略。在这方面，林苍祐无疑是把民政带上康庄大道的第一人，他在复苏槟州经济和解决人民失业方面立下奇功，终于使到槟州摆脱困境（因自由港的消失一度造成经济一蹶不振），而成为马西亚的模范州。

林苍祐和民政党的政治地位也因为槟州经济的起飞而稳固下来，即使在1974年后民政因加入国阵，其赢得的席位有较少一些，但基本上林苍祐取得了槟州选民的认可，同意民政加入国阵。

虽然林苍祐是个择善固执的人，也在1990年的大选马失前蹄而失掉首席部长职位，但他所打下的江山却依然保持不变，许子根的接棒印证了他是一位萧规曹随的接班人，也给民政留下一座城池而成为民政的地标。

换句话说，槟州已因民政的崛起和根深蒂固成了所有民政党人的骄傲，即使在1980年后，民政党魁易手，由林敬益取代林苍祐成为新主席，但他仍然无法盖过林苍祐的锋芒。因此我们不必惊奇在1980年到1990年的10年间，林敬益基本上是站在林苍祐背后的人；直到1990年许子根上位后才见许子根成为林敬益背后的人。

但不论民政党是否已从一个地方性政党发展成全国性政党，它的政绩和荣耀却永远与槟州连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民政在槟州的国阵内处于主导的地位，直到今天仍未改变。但很遗憾的是民政在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及2013年的505政治地震后，政绩竟一届不如一届。它最旺的时候曾参加45个国州议席竞选，但308后只剩下2国4州（其中两个来自沙巴）；在505后更只剩下2国3州（两个也是在沙巴））。如果民政再输的话恐怕就要把老本都输掉，到了那个时候，马袖强辞不辞职已不重要。在没有影响力底下，民政存在已是没有多大的意义，也只能步人民进步党的后尘。

因此马袖强所应该做的是乘安顺补选（5月）胜利后，拟定一个有效的战略来赢回失去的议席。可惜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仍未看到马袖强如何翻新民政党，如何许民政一个未来？

修党章限制主席任期及放话辞职都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其实民政早就应该限制党魁任期。就是因为没有期限，党也让林敬益一个人独任党魁27年之久，几乎让人误以为林敬益是民政党，民政党是林敬益。正因为这样，后来的接班人也就“难以为继”。许子根也就在意想不到的风暴袭击下，被冲得面目全非。接着，在找不到适当的接班人下，民政又再一次被冲击，当然不堪再有第三次的冲洗了。

其实马袖强应该明白民政的翻身在槟州，它的前途也系于槟城。首相纳吉已明白不过地告诉马袖强，民政的出路是重夺槟州政权，没有什么比重返槟州更重要的事项了。不论民政党人如何把重心移向外州，也不论民政党人自视为全国性政党，这已不重要，而且也是错误的策略。

如果民政希望能再站起来，它的重心只有槟州。除此之外，民政没有第二条出路。因此马袖强应从现在开始，怎样组成一个以槟州为基地，以槟州为战斗总部的大本营，一切应以槟州人民的利益为依归。而第一步则要交由槟州的人来参与统领或统领民政党，舍弃槟城，民政的明天在哪里呢？

刊登于2014年11月3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