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文明的冲突 （天下纵横）

“神话”本身不需要真实性，只需要一个虚幻的故事即可，它比宗教更早存在。因此神化引导文明的诞生，而神话也带来了宗教的诞生。因为古代人无法理解宇宙的变化，只有靠“神明”来保佑，更依赖精神来观天察地。例如在远古时代我们很难想象在公元前500年时就有了一位印度王子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他就是后来被尊称为佛祖的释迦牟尼（距离今天是2千5百年）。他出生的年代正好与春秋时代的老子和孔子差不多同一个时期。根据传说，他出生在公元前563年（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则是在公元551年出生，较释迦牟尼小12岁。而老子生于公元前571年，逝世于471年，比释迦牟尼长8岁）。

佛教虽然源自于印度，却向东北传进中国、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和一些地区等，反而在印度不流行。印度在更早的时期早已存在印度教，有说在公元前2500年即已存在。不过它的发展则是在公元前7世纪（约公元前800年）以后。这就意味着印度教还是比佛教有较悠久的历史。因为这样，在今天世界总人口70亿中，印度教的教徒有7亿余人（占13.5%），比起佛教徒的3亿人（占世界人口的6%）还多。

基本上佛教是“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它注重来世，不重现实。因而这样的宗教一般上少与政治直接挂钩也不成为政客利用的平台。

有趣的是，在佛教诞生约500余年后，在中国东汉时期（公元25年-208年）出现了一个本土化的宗教，即为道教。道教没有明确的创始人，一般以老子作为道教的始祖。

由于佛教与道教在中国经常混在一起而成为佛道不分，更有人将儒学也拖进来，变成“释儒道”三教。根据计算道教信徒有300余万人（占世界人口的0.06%）。

在500年后，在公元元年，又出现一个基督教。它的诞生也被称为公历元年。这个宗教创始人之一的耶稣原本是犹太人。

基督教是一个总称，在十字军东征后就再分出两派，一派是东正教（主要在苏联），一派是公教派。在16世纪的时候，公教派又分成天主教与新教。不论如何分化，他们一概被称为基督教徒，在全世界有近20亿的教徒（占世界人口的33%）。

在今天一谈到基督教或基督文明，它就变成了西方文明的代名词。

其实基督教的源头是来自犹太教，这个宗教又远比基督教更早成立。

在公元前2000年时（距今4000年），有一批希伯莱人入住巴勒斯坦，约在公元前1200年出了一位教主摩西带领信徒出埃及，提出了著名的“十诫”。就这样，在公元前1100年摩西死后，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便分成两个国家—犹太国，另一个以色列国。后来这个国家和民族被罗马帝国覆灭，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几乎在2000年的漫长岁月中没有了国家只有漂泊的犹太人。

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土地）就是犹太人发迹的地方，也是犹太教的诞生地。

但是很巧合的，当穆罕默德（公元570-632年）在公元622年创造伊斯兰教后，就以政治和军事结合建立起阿拉伯的回教帝国。也在那个时期鼓励阿拉伯人移居巴勒斯坦。这反映出再过500年又出现一个强大的宗教，称为伊斯兰教。

有鉴于伊斯兰帝国版图的扩大，造成了今日的穆斯林人口有超过10亿人（占世界人口的18%）。也因此巴勒斯坦在公元7世纪后已成为回教徒占绝大多数的地区，也已经被回教化了。偏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犹太人在英美扶持下被承认巴勒斯坦原本是犹太人的国家，也就通过联合国（1947年）将巴勒斯坦分成两半，一边归犹太人立国，另一边归阿拉伯人建巴勒斯坦国。于是在1948年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建以色列国，准备与巴勒斯坦人分享一半的土地。经过整整2000年的流放，犹太人才圆了民族重建国家之梦，但在另一方面，却让已成为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回教徒居无定所，至今立国不成。这就是宗教不同带来的血泪交接的悲剧。

其实我们的世界不论怎样变化，它还是逃离不了有少数极端的人利用宗教大开杀戒，IS回教国的出现就证诸这一点，难怪亨廷顿认为这个世界的文明是冲突的，因为不同的宗教铸造了不同的文明而产生了战争行为。

刊登于2016年3月7日《号外周报》第776期

不再是茶杯里的风波 （现代春秋）

马来西亚政坛因马哈迪于2月29日宣布退出巫统，而再次掀起风浪。虽然这第二度退党并不如第一次退档来得轰动（2008年5月），但其策略还是以退为进的。

第一次退党是因为要逼走第五任首相阿都拉，以为2008年大选的失利（一连输掉五个州执政权）负起责任，结果阿都拉在不堪压力下宣布于2009年4月卸任，交由其副手纳吉接任。

由于马哈迪一开始是支持纳吉上位的，因此在纳吉掌权后马哈迪又重回巫统。

回望历史，马哈迪在巫统内扮演的角色是十分争议性的，他是巫统成立时（1946年）即已成为党员，直到1964年才参政而当选国会议员，但在1969年的大选马哈迪落选。在分析下他炮轰东姑领导不力，也没改善马来人的生活和经济地位，因而发公开信促东姑下台“谢罪”。结果马哈迪在同年7月被开除党籍，而在1971年被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热烈迎接回巢。从此马哈迪平步青云，一路走上巅峰，在1981年出任第五任首相。

马哈迪是马来西亚有史以来担任首相最久的一位（1981年至2003年，共22年）。在任期间，他在1998年向其副手安华开刀，既除官职又革党职，才有后来的“烈火莫熄”运动及安华卷起的反对浪潮。

马哈迪的性格也是非常强悍的，不论是党内外，他对敌手是不手软的，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对方改变态度（有悔过之意），他就既往不咎，如对待B队的阿都拉巴达威，即使后者在1987年与东姑拉沙里结盟成B队，在党内向马哈迪挑战失败，但因未离开巫统也就在后来被马哈迪协助在1996年党选中赢回党副主席，最后成了马哈迪的接班人（2003年）。还有东姑拉沙里虽在1989年离开巫统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在1990年大选与国阵全面对峙又告失败，到最后（1996年）还是被马哈迪接受回巫统，也包括46党的党员。

从这样来分析马哈迪的性格，他是可以“原谅”和“重新”接纳敌手或对手，但只有安华不会被放过，两者之间虽一度被认为是“政治父子”关系。在闹翻后，安华失去了一切，且因官司案而坐牢，其中的微妙关系也只有两人心知肚明。

人们也许十分好奇，为何一直被马哈迪支持上位的纳吉在2015年后又成为水火不容的一对？而且越闹越僵，甚至连其儿子慕克里的吉打州务大臣也被拿掉了。因此马哈迪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他的再退出巫统也是预料中事。

当然他也知道此次的退党与上次的退党有所不同。2008年时阿都拉身陷困境，而其副手纳吉被看好成为接班人。但今次纳吉虽也面对压力和挑战，而他却预先及快地更换副手（副首相），以使党内没有异议的声音；虽然慕尤丁仍为党的署理主席，但已失去一切权力，空有其名。

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任何官党职的马哈迪选择退党显然是一种策略，以便给纳吉施加大一些的压力。

但在另一方面，纳吉则从容的应对挑战，抱着水来土掩的心态应对马哈迪。可是这次马哈迪不再是以巫统党员的支持作为后盾，而是借助反对党的支持凝成力量。

这样的一个画面也在3月4日出乎意料的大阵仗，一些重量级的朝野领袖历史性地亮相，他们也签署公民宣言，这里头包括行动党的林吉祥、诚信党的阿布沙末及公正党的阿兹敏。

而未能出席的安华也公开表态支持马哈迪是“师徒”决裂18年后的首次联手，这其中的变化是不可思议的。但政治毕竟是现实的，所谓“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以当今的政情，人们还要检视反对党能结合多大的力量。在国阵成员党缺席下，在伊斯兰党缺席下，审视非政府组织（NGO）；尤其是净选盟会否参与其中，也是十分关键的。

此外，与马哈迪站在一起的“巫统铁三角”（慕尤丁、沙菲宜及慕克里）已表态暂无意离开巫统，也就传达了他们之间在扮演着“里应外合”的角色。但这种分散了的力量和反对党也各有议程的想法能否结成一个统一战线也未得而知。

令人诧异的是，在2016年竟然发生“不可能的政治合作”和“不可思议政治怪现象”；尤其是卷入斗争的人物曾一度是“难兄难弟”，如今却反目成仇；而敌人也因势利导变成朋友。例如马哈迪与安华本是一对，后来却闹翻关系；如今他们之间能否“破镜重圆”，人们也十分好奇。

又例如安华、纳吉和慕尤丁曾经是巫统“宏愿队伍”的三剑客（1993-1996）与马哈迪的关系疏远，后来是纳吉与慕尤丁走在一起（担任正副首相），安华被排斥在门外；如今是纳吉与慕尤丁决裂，又制造机会让安华与慕尤丁走在一起，再加上马哈迪，真是把局面颠倒过来。昔日是安华、纳吉与慕尤丁VS马哈迪；今时今日则调转回来是马哈迪、安华与慕尤丁VS纳吉。

他们的斗争牵动千万国人的命运，已不再是茶杯里的风波了。

刊登于2016年3月7日《光华日报》

朝野各有难念的经 （直挂云帆）

如果说2008年的大选是马来西亚政治的另一个转捩点，那么2013年的大选后又是另一个新局面，但充分地表现在朝野政党闹得不可开交，也让人抓不到未来政局的走向。

先说是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是国内第一次出现的震撼性变革。这次大选的意外成绩促成了在野党用最快的时间组成“人民联盟”（简称民联）。其成员有三个，即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与伊斯兰党。三党共同推举安华为民联的共主。本来新的形势对反对党是极为有利的，因为在过去的反对党虽然有组成联合阵线或统一阵线，一概无法威胁执政的联盟。例如50年代的“社阵”；80年代的46精神党分别与行动党及伊斯兰党组成的松弛“统战”及90年代安华号召组成的“替代阵线”（由公正党、行动党、伊斯兰党及人民党组成），每次的表现基本上是差强人意的。除开1999年的大选，确实让巫统吃惊，伊斯兰党竟借助安华效应重击巫统，一口气执政丹登两州，也破天荒拥有27个国席。

更大的震撼是2008年大选的结果，不但历史性地缔造反对党一举拿下5个州的执政权（吉兰丹、吉打、槟城、雪兰莪和吡叻），而且也首次在国会拥有82席（与国阵的140席比较是前所未有的胜利），国阵也因之失掉2/3的多数席优势。

不幸的是，安华在大选后拼命地搞出功败垂成的“916变天”运动，让人相信变天的可能性。结果是雷声大，雨点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反而民联因为忽略了吡叻州3位议员的暗中“叛变”投向国阵，结果“变天”不成，反而在2009年丢失吡州政权。

308后是行动党与伊党的重新合作，关系似乎越来越好，好到在行将来临的大选前夕（2013年）行动党突面对社团注册官未开出绿灯让火箭参选提名，也就上演了一出伊斯兰党借其党徽和党名供行动党人参选（指西马，东马行动党则使用公正的“蓝眼”提名）。

后来社团注册官又同意行动党可参加大选，也就打消与伊党“不分彼此”的合作计划。也幸好此项应变计划没有落实，否则今天行动党与伊党也不知如何收场？

另一方面，执政的国阵在308后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首先是巫统主席兼首相阿都拉向伊党伸出橄榄枝，希望能组成团结政府，结果伊党接受安华的劝告，没有背弃民联，不然政局又再大洗牌。

其二因为阿都拉领军不力，国阵首次败相毕露，引发巫统党内要求换人的运动在前首相马哈迪的推波助澜下，终于在2009年把阿都拉拉下马，换上纳吉成为第六任首相。马哈迪当时不但支持纳吉，而且也当成一种报恩（报答敦拉萨知遇之恩，让他重返巫统，不然不会有后来的马哈迪时代）。

还有其三是较为重要的是国阵的华基政党如马华、民政与人联党后来也加入怪责巫统的一党独大，造成国阵在城市选区流失很多选票。这种要求巫统改变态度的诉求也只得到有限的回应。华基政党根本无法改变国阵的形象，即使纳吉在2009年上台也未能一时有效地解决国阵内的问题。一个庞大的联合阵线是不可能面面俱圆，也不会左右逢源的。

因此在2013年的大选，国阵的华基政党又蒙受更大的打击，马华剩下的是7（国会）11（州议会）；民政剩下的是2国3州（在沙巴的议员借名仍留在国阵），人联党更是只剩1名国会议员。如果不是国阵在东马仍保持势力及西马的乡区或半城乡区仍属巫统地盘，恐怕国阵（巫统）要继续执政都有难。

事实上，2013年的大选民联之所以保存实力是因为三党内没有闹大矛盾，也没有在报上“刀光剑影”，民联自然较容易在城市中吸引大多数选民；尤其是华人选民不分种族投下手中一票给反对党。

首相纳吉将此形容此为“华人政治海啸”，即使有人提出反驳，但华人票增加倾向反对党（民联）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一选举又让马华、民政及人联党成为被对付的靶子。在困境下，华基政党在政府内的影响力已渐渐退化。

因此有人问，当今的国阵或说巫统也是面对一定的挑战，例如慕尤丁及沙菲宜在去年7月被革除党职后，不久前又轮到慕克力被开刀，失掉吉州务大臣职。接着又是慕尤丁被冻结党职。而在另外一边又见马哈迪吹起号召，慕克力也加入挑战派。

如果巫统领导层能按下挑战派，就不会出现严重的分裂，反之起争执后就会分帮立派。

以目前看来，国阵还没有准备在何时大选，它需要先观察砂拉越的州选结果。还有更为重要的是它要观察反对党重新组成的“希望联盟”是否仍在分裂或团结的状态中生存？相等重要的是伊斯兰党对希盟有有多大的威胁？

总之反对党从“民联”变到“希盟”是伊斯兰党在2013年大选后开始重提回教刑法所致；同时开始走强硬和保守的宗教路线，并将所谓“开明派”全扫出党中委的后遗症。这种没有妥协的余地也加速伊党的分裂。现在人们正在考察诚信党（由伊党分裂出来）到底有多少斤两可以牵制伊党。

此外当下公正党与行动党议员有一些理念的不同产生了矛盾，最新的例子是公正党的两名州议员谢嘉平及王敬文被解除一些官职，理由是对州政府的填海方案投弃权票。

阿兹敏（雪州务大臣）与林冠英（槟首长）两人虽对相关事件有不同的解释，但林冠英提起前州务大臣卡立被革职事，行动党也全力支持（言下之意是希望槟州的情况也被一视同仁的处理）。

这种将党和政务分开的理念是见仁见智的，也是属于一州之长的权力，正如一国之长的纳吉也可以对其副手革职。可是在外界看来，就有一些想法。若是双方能坐下来谈而私下解决，就会减少一枚即时炸弹。

同样的，行动党近来也是有对其党员采取纪律行动，又遇上舆论大事报导。这也反映了不但是执政党（国阵）面对挑战，而且反对党（希盟）也一样面对内部的难题。

因此第14届大选何时到来虽然主动权在纳吉手里，但他还得审视“希盟”之间的矛盾有多大及反对党内的元气有否受损，才能决定是明年或后年大选？对纳吉来说，只要巫统相对安定则整个国阵就无大事了。说来说去，朝野政党都各有难念的经。未来的路也充满变化，华人的选票又情归何处？这要问天意和民意了。

刊登于2016年3月3日《东方日报》

孔子学院与华文教育 （现代春秋）

因为中国大使黄惠康与国会议员张念群的“文告战”引发我对“华文教育”有了较深层的省思。

记得在很久以前小学生上的华文课叫做“国文”，这是跟随中国人所叫的。因为在独立前后，马来亚的华校是以中国的教育标准，一切都以中国式的教育进行。直到独立一些年后，学生被教导要改口称为“华文课”，不能再叫“国语课”，一个独立的马来亚（后来的马来西亚）其国语是马来语，不是华语了。于是我们先贤创办的华校就称为华文教育了。

不过在中国国内，开办的学校一概称之为小学、中学和大专乃至大学，没有刻意标上“华文”两个字，毕竟中国人称他们的母文母语是“汉文和汉语”，要不然也可称为“中文和普通话”，从来就没有在中国出现过“华文教育”的字眼。此外海外华人有时也自称为“唐人”，回中国是回“唐山”。这样一来在海外又有了“唐人街”或“中国街”，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习惯用语。

尽管如此，中国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会跟随世界潮流而改变；尤其是“改革开放”政策颇有成效后，中国领导人终于在2003年第一次喊出“中国和平崛起”这个响亮和闪亮的口号。这也是中国自鸦片战争（1840年）后，遭受百年的耻辱才在1949年从废墟中站里起来，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及后经过反反复复，在解放后的半个世纪，中国人才骄傲地向全世界昭告：站起来了的中国人（1949年）现在要让“祖国和平崛起”了。

这一激化人心的口号也使到海外华人感触良多，整整一百年才迎来了真正的和平崛起。在这之后，中国在各方面都尽力提升，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与太空等。这之中有两大项目是与文化及教育有关的。同样在2004年推出而成为中国的文化开始全面向世界辐射。

第一个是众所周知的“孔子学院”，它是属于教育部属下的“汉办”（汉语办公室）主导，主要是向全世界推广汉语教学。自从在2004年11月在韩国成立第一所孔子学院后，它就向全世界招手而获得热烈的响应。直到今天已有130多个国家的大学或学院内设有将近500所孔子学院（这是中国订下的目标，今后将视需求而增加）。在马来西亚据知除了马大有孔子学院外，似乎仍未有其他的正规孔子学院的设立。

由此可见，中国是根据海外的实际情况开办孔子学院，主要对象是西方国家。由于马来西亚华教一向以来十分普及，也就没有紧急的需要来推广汉语。

不过孔子学院的开办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自2009年以来，就有部分孔子学院被关闭，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法国等大学，但只是属于少数。这些“排斥”孔子学院的大学和官员主要是指责孔子学院不民主，不开放讨论人权问题和刘晓波被囚禁事件；同时更有人质疑它是“情报机构”，政治化了孔子学院。在这方面，中国全面的反击，声称由官方承办，旨在推广文化，绝不是情报部门，毕竟由中国政府出资开办孔子学院，若让学生和老师在课堂骂中国政府就是不能被接受和忍受的。

根据汉办的计划是要将孔子学院办成像英国的文化协会一样，也能培养出6000名教师在全世界各地教导中文。目前中国拥有的师资约3000名，它希望扩展成7000人的队伍，以和英国文化协会媲美。

与此同时，第二个项目也是由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的。他指示国务院“侨办”及另外14个部委和3间大学组成《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在2004年9月30日正式成立，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接受与承认“华文教育”是一个专有的名词，是在海外普遍使用的。中国政府认为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除了通过孔子学院推广汉语文外，也要关心和支助世界各国的华校。简约言之，所谓的“华文教育”在基金会的章程内是指中华民族语言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外的教育。原始基金1千万元人民币由政府出资，继后可向企业家及海外富商征求捐款，因为所有集资都是用来资助海外华校的。

为了配合教育的开展，中国政府特别规定3所大学成立华文学院，即广州暨南大学内设立暨大华文学院；泉州的华侨大学设立侨大华文学院及在北京设立北京华文学院，分别由这3所大学负担相关的活动与节目。

我在2009年应邀参加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主办的“海外红烛行”之行（为期两周），来自马来西亚的还有当时任董总主席叶新田及教总主席王超群，另外也有来自8个国家的教育领导，这是我第一次知晓中国已有“华文教育”名称的出现，而且还对海外的华校作出无条件的奉献。

除了节目十分频密外，我们也到北京参观，并在钓鱼台国宾馆见证捐赠仪式，那些事先安排好的企业家六七个人一一上台献捐，一口气就捐了9千万元人民币。这就是说，在政府的主导下，何愁找不到钱。例如最近马来西亚的富商古润金就一口气捐出1千万元人民币也真是大手笔。

自那之后，我对《华文教育基金会》另眼相看。果然也没有让我们失望，在2012年我应邀访问参观棉兰的“苏北华联中小学”及“亚洲国际友好学院”的毕业礼时，也惊讶地发现华联中学的中文师资20余位及亚洲国际友好学院的中文师资20余位全数是由中国政府派送的，这些老师都是合格的，他们的一切住宿、膳食和薪水全由中国支付，棉兰的学校不付出分文。我后来也得悉泰国及其它国家的华校也得到相同的支援。

马来西亚因为“华文教育”被认为发展得不错，中国也就没有免费派遣老师前来执教，但也不是一片空白，中国大使黄惠康说他三年来已捐助华校50万令吉，这次对柔佛8华小捐4万令吉也只是聊表心意。

如果与印尼和泰国相比，中国对马国华校的资助就“微不足道”了，也只是象征式的支持。但若马来西亚华校有所需，它们可以通过团体向大使馆反映，说不定可以得到《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的更多支持呢！

刊登于2016年3月1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