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不安的2017年 （直挂云帆）

2016年世界意料之外的变化给进入2017年的世界带来不安与迷惑。最令人震惊的是在2016年11月份的美国总统选举，竟然爆冷让不受看好的特朗普胜出，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跌破眼镜。因为没有人相信一位没有从政经验且是腰缠万贯的大富翁能带领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走向新的境界；更遑论他可以成为操纵和掌控世界未来命运的人。毕竟在美国历史上突破传统而杀出一位横空而降的总统是无法想象的，然而美国人民也真的做了出格的选择。他们不再相信精英政治，也不认为民主选举是因因相陈在一个既定的框框内，选出出身不是太悬殊或差不多一样的政治背景的人来当总统，论人才而不是论财富。

尽管特朗普不是从共和党的基层内培育的政治宠儿，但他的“口不择言”和不按牌理打牌的出轨行动在在令世界各国感到不安。

有不少人认为美国选民做出不正确的选择，以致原本不安定的世界更是火上加油。因为特朗普未就任之前（1月20日）他已经对国内外政治指手画脚，最明显的是他的亲俄与疏华政策已毫不掩饰地暴露出来。一边是特朗普对普京（俄总统）的赞美而贬斥奥巴马的政策；甚至包括奥巴马苦心经营准备落实的TPPA（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他也扬言要加以废除，这对加入这个组织的发展中国家是惊慌失措的。虽然奥巴马提出这个协定是有意克制中国对APEC（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的影响力日益壮大，但也引发以中国为首的国家又成立另一个国际组织，取名为东南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这个组织被认为是对美国TPPA组织的反击。

以上所提及的三个组织只因特朗普的大举反对TPPA，进而牵动另两个组织和亚洲国家的经济走向。

原本最早成立的是“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The Asian-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在1989年时，名义上以澳洲为创办成员国提出了包括美国、中国、日本在内，共有21个成员组成。其中最特殊的是中国并不反对香港（使用中国香港）与台湾（使用中华台北）也加入成为成员（1991年）。直到今天，这个组织已举行了第27次峰会（每年一次，轮流在各成员国召开）。

由于中国的崛起，它对APEC的政治影响力不仅逼近美国，而且在经济上的影响力也正在赶超美国。

因此在2005年时，由文莱、智利、纽西兰及新加坡发起组织“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A），后来又争取澳洲、马来西亚、秘鲁及越南加入。当美国也在同时被拉拢后，相关的这个组织越形重要；尤其是中国不包括在内后，已广泛地被认为有意针对中国而形成的另一种自由贸易协定。虽然美国在2013年时有表态欢迎中国加入，但只是讲讲，却没有实际行动。

由于牵涉面广，情况复杂，有关TPPA的谈判直到2016年2月才签署协议，共有12个成员国。但不幸的，特朗普的喊停及反对也逼使奥巴马在卸任前宣布退出TPPA。这意味着没有美国在内的组织是不可能发挥效用的。

尽管TPPA行将“胎死腹中”，但在另一方面，在2011年时，东盟会以上已酝酿成立另外一个区域合作，因为东盟经济部长会议早在2002年的会议上已通过将在2012年之前开始16国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因而东盟10国与中国、澳洲、日本、韩国、印度及纽西兰于2013年同意致力于2015年前完成谈判。

这个称之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因为中国积极地推动也就在国际上被视为中国将成为主导国；更有人推测在TPPA一旦被取消，也就可能由RCEP所取代了。

无论如何，2016年10月在天津举行的RCEP第15轮谈判，基本上已达成共识，也就被认为在落实方面已是指日可待。

除了特朗普的“怪动作”和“语惊四座”外，英国在2016年的全民投票决定退出欧盟也带来无法估计的负面影响。

英国本来也是欧盟28个成员之一，但因为对阿拉伯及中东难民不断涌入欧盟国家（欧盟有一个条例是不能禁止已进入其中一个欧洲国家的难民，不能阻止难民自由移动其他欧盟国家。英国人民就是担心难民的涌入和欧盟的重心移向德国和法国，而使英国更加忐忑不安，也就只好先将大欧洲的美梦粉碎。

当欧盟面对冲击时，一个十分渴望成为欧盟的国家—土耳其却被排除在外。欧洲人认为欧盟是“基督教的俱乐部”，不适合走向回教国路线的土耳其加入，但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坚持土耳其是欧洲的成员，而且也实行民主政治，推行世俗政治，符合欧盟体制的标准。

就在土耳其被排斥的当儿，它又与俄国的关系交恶，近日发生的土耳其抢手击毙俄国驻土大使更是新仇加旧恨，随时可能引发两国发生战事。就算土俄不会战争，土耳其也将因2016年的流产政变付出代价；更加令人提心吊胆的是，从2016年10月起到12月份的短短两个月内，土耳其共发生六宗恐袭案件，酿成近200人丧命及近500人受伤，也说明极端的“伊斯兰国”（IS）正转向土耳其发威。如果说几经辛苦，美俄才在叙利亚停战，那么对土耳其与俄国的冷战也就不容小视了。

虽然极端的“哈里发回教国”是源自于巴勒斯坦的以巴冲突（自1948年起），后而激怒回教徒对犹太人的憎恨。当美英支持以色列的嚣张后，巴勒斯坦立国就更无望了，人民的流离失所成为失去家国的难民也在在使到极端思想从中滋长，特别是在中东及北非的国家。

如今特朗普倾向以色列以卡住巴勒斯坦立国是预料中事，但为何特朗普又要在此时此刻制造两岸关系的紧张？这种“两个中国”的思想的作崇，也证诸了特朗普具有开倒车的反动思想。

抑有进者，特朗普比起希拉里更加露骨地否定中国对南中国海岛礁拥有的主权。

还有在2016年美国司法部挑起一马发展有限公司洗黑钱弊案后，也冲击到马来西亚的政局。就在案件纷纷攘攘之际，又见中国对马来西亚做出更大的投资，只是马币的疲弱和一些极端宗教种族分子的叫嚣，倒叫人忧心忡忡。

综观上述，我们无法对2017年表示乐观。既然2016年制造的问题都没有化解而带入2017年继续燃烧，我们看到的是世界无法平靖的，马来西亚也不可幸免介入其中。

刊登于2017年1月6日《东方日报》

中国向台启动“外交角力” （天下纵横）

如果不是因为涉及中国和台湾的“邦交问题”，没有人会在意非洲的一个小岛国（由两个海岛组成）—圣多美及普村西比民主共和国（Democratic Republic of San Tome and Principe）突然宣布与台湾断交。这意味着，与台湾（中华民国）有邦交的国家只剩下21个，其中比较出名的有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等。这些国家地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湾。

据说圣多美及普村西比国之所以与台湾绝交是因为对方向台湾索取64亿新台币的援助金（相等于8亿9千5百万令吉）。

究竟这是否真有其实，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得知台湾直到今天为止，仍有21个国家与它有邦交是因为它也不得不搞金钱或援助外交。可是拆开来看，台湾所能维持的邦交国家都不是一流的大国，而在欧洲也只有一个梵蒂冈与之建交。

如果再有国家与台断交，那台湾在国际社会就越行孤立了。有人认为圣多美及普村西比国与台断交之前是有接触过中国，希望能与中国恢复邦交，但被告知先与台断交，才来商议复交事。

这个岛国原为葡萄牙殖民地，于1975年7月12日正式独立。它由两个火山岛组成，总面积约1千平方公里（面积与香港差不多），人口有20余万，属班图人，绝大部分信奉天主教。主要的经济来源是靠农产品，如可可、椰子、棕榈仁和咖啡等。现在则寄望挖掘海底油田。其人均收入只达1569美元。

原本刚独立时，圣多美及普村西比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后来关系有所疏远。1997年时，它选择与台湾（中华民国）建交，也就切断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从1997年开始到2012年为止，台湾总共向这个岛国提供1亿3千万美元的援助，不过在2013年时，中国通过经援恢复与圣多美的商贸关系，进而为这个岛国兴建深水码头，约耗资4亿美元。

既然圣多美已回到“一个中国”的轨道，也就意味着两国随时可以复交。有人指出中国在此时出手是想向蔡英文的政府表达强硬立场。接着下来，可能还有其他小国靠向中国。

根据台湾资料显示，在国民党马英九当政府时（2008-2016），因他采取与大陆友好政策，也就获得中国“回报”，不搞外交战。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与台湾断交。马英九也承认，至少有5个国家有意靠向中国，但不被中国所鼓励。中国也因为马英九承认“九二共识”而获得较多的优待，包括允许派出观察员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与习近平的会晤乃至破天荒地同意马英九与习近平见面，以期挽救声望下跌的国民党，无奈时不予国民党，也就让民进党又卷土重来，重掌政权。

由于蔡英文仍有“台独”的包袱，所以不愿承认“九二共识”，也刻意地向美国和日本示好，自然刺激中国给台湾颜色看。

从国际政治意义来看，圣多美的改变立场是中台“外交战”的新起点，下来相信会有更多的大动作。中国游客的大量减少访台，导致台湾旅游业大受打击就是一个警告的讯号。如果两岸关系无法好转，这对台湾人民来说也绝非好事，也是蔡英文苦恼的大事。

刊登于2017年1月2日《号外周报》第819期

改制学校的董事会地位 （现代春秋）

最近写了几篇关于华文教育的课题后，有收到远自美国的朋友（从马来西亚出国留学后移居西方国家）提出一些问题触及为什么没有一个权威的机构敢于承担起改革和解决华校面对的困境？为什么校长的权力那么大？又为什么有家长投诉学校收取各类的费用？

还有记者也打电话来问为什么有些学校不接受政府献地？又为什么有华校的董事会不同意组成有限公司（非盈利），或在社团法令下注册，以成为具有法定地位的组织？

这一堆的问题都是历史遗留及累积而成的，但又没有一个对策来面对政策的改变，当然也就找不到解决的方案。

我们先说说小学的情况。在1957年独立前，英殖民政府除了本身设立的英校外，也通融教会创办英文小学，当然也没有阻止华人及华人社会创办华文小学。同样的，印裔民族也成立他们的淡米尔小学；而马来小学也是在英政府不是很热衷下设立，因此马来教育在独立前是比较受到忽视的。

就华校而言，第一间新式华校是于1904年由张弼士（曾任清朝驻槟城/新加坡领事；后来也出任商务考察大臣）在槟城成立的中华学校（直到今天已有中华小学及中华中学）。而在1919年的中国“五四”运动后，华校在马新遍地开花。

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小学仍保有各源流小学（包括宗教小学和国际学校），但在1961年新教育法令生效后（按照拉曼达立报告书的建议在国会通过成为法令），就硬性规定所有的小学一概归由政府统管。换句话说，这些学校必须按照教育法令的规定要有本身的校舍（不能再依附在会馆内上课），才能被接受成为国民型学校。

因此从1962年起，马来西亚出现了国民小学（包括英文小学）、国民型华文小学、国民型淡米尔小学及私立小学（包括国际学校在内），四个类型小学。

既然法令有所改变，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也就得顺应条规做出改变。最主要的是老板不再是董事会，而是教育局，乃至校长的委任也是教育局的权力（曾记得在后来也出现一些教师成为政党党员，获得推荐成为校长。这种政教（育）的混合情况也维持了好些年。也因为校长具有政治背景，他们的权力被无形中膨胀也是不争的事实。不过进入千禧年后这种情况比较少了。而在308后就使到参政对老师来说已不是“特权”而是“冒险”（站错边也就会影响仕途））。

除了校长及老师由教局调派外，连学生也是教育局分配的。还有学校教学制度、课本及相关的活动都要根据规章办事。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董事会（或称学监会）也起了巨大的变化。按照1957年的教育法令，董事会成员限15人，由下列组合组成：官委3人（原由董事会推荐，但后来不是被冻结就是由教局委任）、信托人3人（学校产业的信托人）、赞助人3人（出钱出力修建学校的人士，但只有义务奉献，不能与政府争权力）、校友3人（请注意是校友3人，不一定是由校友会推举，也可由校方推举）及家长3人（一般上在家教协会中产生）。

这15人组成董事会后，校长是当然的秘书（形成16人组合），而在章程中只有选出董事长、秘书（校长）及财政一人，其他皆属董事。在这个名单外的董事或总务或副董事长等职称都不在董事会/学监会的范畴内（当然肯出钱多多益善，但也只能成为名誉董事长或名誉董事），除非这间学校（转成国民型后）另在社团名义下注册成社团或在公司法令下注册成有限公司（非盈利），否则它不具有法人地位，因在教育局眼中它只承认15人的董事会（学监会）。

如果目前的国民型学校的董事会没有注册成社团或公司，而只是教育法令下的组织，就不具有法定地位，也就不可能起诉或被起诉（正如学校如果发生问题，负法律责任的应是教育局和政府，而不是董事会）。

再者，如果董事会的校产是注册在信托人的名下，则董事会就没有法律地位掌控校产（或可能是另一批人管理校产，董事会就变成“出钱的机器”了）。

由此可见，在成为国民型学校后，董事会的权力就被架空了。有人曾针对校产处置的问题坚决主张董事会不可轻易交出校产予政府，但不知有查明校产是否在董事会名下（有注册吗）？这种说法就好像坚持食堂的招标权力由董事会控制而不能任由校长处理。这种只管食堂而无权管理学校的董事会到今天又剩下多少权力？大家都心知肚明。

与此同时，有人主张校产一定要由董事会控制，绝不能交给教育局。但如果教育局不再使用相关校产开办学校，这个校产也就被搁置一旁，因为校产的使用权在教育局手里，不是在董事会手里，校产也就成为教育的“棋子”。

如果我们还以为保住校产及食堂租赁权力就是维护华文教育，我们也太可怜了。

由这件事又引发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为什么有些学校不接受政府献地？这种免费的地皮正可以节省许多开销，可是我们倒回来一想，如果一间学校的董事会是没有使本身具有法人地位，它又如何接受政府的献出校地？使用昔日的信托人制度已落伍，而是应该要组成社团或公司来正当法律手续。

当然我们还要考虑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国民型学校是否供不应求？如果一间学校只有一名新生或没有新生，则拥有土地搬迁又得从何处筹款？同时搬迁后新生会源源而来吗？教总不是告诉我们过去5年华裔小学生少了5万名，而且有14间学校的学生少于10名，另外有53所的学校其学生人数只介于10至29人之间，这已清楚告诉我们一定要有人领导规划，不要凑热闹。如果一间国民型中学尚能多容纳1千名学生时，又争在其他地方建分校，也真的难以理喻。动用华社的资源建立并不急用的分校或第二分校是有本末倒置之嫌。

其实不论国民型中学或国民型小学，它们的地位与命运是一样的，也面对相同的问题。如果全国的78间国民型中学的学额（有两间又要开课而变成80间）仍未满时，就不要一窝蜂地争着增设分校或迁校。

（以上所谈及的，若有需要补正还望法律界人士提出高见。下期我们再谈国家教育面对的挑战）

刊登于2017年1月1日《光华日报》

反对党的首相人选 （直挂云帆）

前首相马哈迪认为目前不宜公布反对党阵营的未来首相人选，以免反对党之间未战先乱，乃至内讧。

他建议最适合公布首相人选的时间是在接近大选前，而且首相的人选必须获得所有反对党支持，不是单一的政党。

马哈迪这一席话是有感而发，也是适用于当前的政治局势，因为在今时今日，反对党阵营间出现的矛盾和冲突是令人防不胜防的，单单伊斯兰党就不可能与其他反对党达成共识。也就是说，在没有伊斯兰党的支持下，反对党得组成新的阵线，但这个阵线之中尚有两个政党未放弃对伊斯兰党的争取，他们是公正党和土著团结党。看来机会不大，若伊党自成一格参加大选而被认为是“搞局”者，就会出现三角战或四角战，对反对党是至为不利的。

回顾历史，一般上反对党对首相的人选未有定案。当年（1955年普选）是拿督翁的国家党对东姑领导的巫统。由于拿督翁仍是英殖民地政府委任的“内政部长”，其身份自然高过东姑阿都拉曼，英国人也看好拿督翁是未来的领导人，因为巫统也是拿督翁一手促成的（1946年，但在1951年离开巫统另创新党）。这样一来，身为巫统及联盟主席的东姑未敢自称是未来的首相，唯有在成绩揭晓后（联盟在52席中赢得51席，伊党1席，拿督翁的政党全军覆没），东姑才以党领袖身份成为马来亚自治邦的首席部长（1955年）。

当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获得独立后，东姑就顺理成章成为第一任开国首相。基于联盟势力的强大，反对党都自认不是联盟的对手。因此在1959年大选时，没有一个反对党敢喊出执政的口号，甚至也不敢期望执政其中一个州。

虽然在当年的大选，反对党之间未结盟下有某种程度的合作。比较明显的是伊斯兰党与左翼的社阵（由劳工党及人民党组成）因领导人拥有左倾的思想意识，也就自然归在一起。

选举结果是伊党在东海岸大丰收，掌控吉兰丹和登嘉楼的州政权。而社阵则在城市地区及新村地区建立了根据地；尤其在槟城更突显了社阵的优势（从1958年起至1965年被中央政府接管乔治市市议会为止，全归社阵掌权）。随后也因为马来西亚计划的提出（1961年），造成国内的政党分裂成三个集团，第一集团是以联盟为主，全力支持马来西亚的成立，得到英美国家的祝福。

第二个集团是以社阵为主导（1963年又加入国民议会党），但也得到伊斯兰党的暗中支持，而成为一个跨国的左翼大团结阵线（其成员有马来亚的社阵、新加坡的社阵、汶莱的人民党、砂拉越的人民联合党）全面地配合印尼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结果引爆马印对抗（1963年），而马来西亚也在同年的9月16日成立）。

在第一集团和第二集团之间，有一个第三集团在1965年初出现，由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带头，加入了民主联合党、人民进步党及砂州的人民联合党和马华达党（Parti Machinda）。这个第三集团是支持马来西亚成立的。

当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后，马来西亚基本上已进入了非左翼的斗争，而是转入了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相互斗争（1968年劳工党宣布杯葛来届大选）。

不过在1969年大选时，也没有任何反对党喊出倒联盟的口号，包括林苍祐的民政党（1968年成立，取代民主联合党），也不敢奢望乐观展望在槟州打倒联盟。

也正是意料之外的，林苍祐的政党竟然将槟州“变天”而改朝换代。也是在这一年的大选因反对党力量膨胀（除了民政党外，民主行动党也从中崛起），很不幸的，发生了“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

经此教训，在联盟巩固势力后，第二任首相敦拉萨（1970年取代东姑上位），在1972年将主要反对党收编，计有伊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人民联合党，使到联盟进一步壮大势力，进而在1974年将联盟改成国阵（国民阵线）。自此之后，就没有反对党能打出改朝换代的旗号。只有林吉祥领导的行动党在1986年、1990年及1995年的大选喊出了要执政槟州的构想（是为众所周知的丹绒一役、丹绒二役及丹绒三役）。更进一步，行动党也抬出林吉祥将成为实权的首席部长，最后却功败垂成。

但是在1999年的大选，有一个人和一个政党就胆敢提出变天的可能性，他就是安华依布拉欣。

1999年的大选是公正党充满干劲的一年，它努力塑造安华的形象，且通过所组成的“替代阵线”（由公正党、行动党及伊党组成。本来也有人民党在内，但在2003年进行调整后，人民党被认为已并入公正党），不断地强调安华是三党的共同首相人选。

讵料这一年的大选只让伊党得利，再执政丹州和登州，国会议员也增加至27席；可是公正党及行动党的成绩差强人意。

有了这个实例后，反对党阵营就不再强调首相人选，因为它们也没有信心能挫败国阵而上台执政。2004年的大选佐证了反对党的分裂后果是伤痕累累。为此在2008年的大选，安华也在没有把握反对党会创造佳绩，但他事先预言有5个州会“变天”（结果也猜中了，但不是沙巴，而是吉打）。

抑有进者，反对党的国会议席也跃增至82席（对国阵140席，总数222席），促使安华及快成立“民联”来整合三党的团结。

可是在2013年的选举期间，伊党已不大同意安华作为唯一的首相人选，它提出党魁哈迪阿旺也具备资格。

正因为安华在大选后准备通过补选出任雪州大臣也被伊党反对（当然最主要是安华鸡奸案罪名成立未能参加补选），这反映出伊党已不服安华之领导。

如今再增加一个土著团结党加入反对党阵营，也就更不好过早宣布首相人选，毕竟过早的公布人选往往是“失灵”的（林吉祥是一个例子）。而目前安华身陷囹圄，若过早强调首相人选也会引发争议。也许林吉祥提出旺阿兹莎出任首相是有苦衷的，因为他必须贯彻一路来对安华的支持，不能半途而废。

可是在环境和时局改变下，谁有机会成为领导人，谁也说不准，这之中安华、慕尤丁乃至阿兹敏也都有机会。

既然大局未定，正如马哈迪所说，还是不宜过早“确定”人选，因为一切都是未知数；特别是伊党不随之起舞下，反对党的力量有多大就要看民众的反应了。

刊登于2016年12月29日《东方日报》

友族学生勤学华文 （天下纵横）

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从2010年至2014年的4年间，华小的华裔生有减无增，例如在2010年，全国华小的华裔生有53万9千621人；而到了2014年则减剩48万3千852人。换句话说，华裔生减少了5万5千名左右，主要是因为华人的生育率降低。

本来在1970年之前，全国的华裔只有60%送子女入读华小，而另外的40%进入英文小学。但在这之后，由于英校已改用马来文教学，也就引发更多华裔家长把子女送进华校。无形中，华小的学生也明显的增加，例如在2011年的统计，96%的华裔家长已把子女送进华校。

除了因为华文日渐重要外，也因为在华小学生可以接受三种语文的教育，而不是单一的国语教育，自然成为华裔家长首选。

由于在华裔人口成长优先，华小的华裔生总是维持在50余万名左右，一度突破60万后又退了回来。

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另一种新气象的呈现，那就是友族华小学生逐年增加而成为重要的一群。例如在1989年时，马来西亚的华小只有1万7千余名的友族入读（非华裔生），占华小总人数的3%。在1995年时，友族生增加至3万2千余名，占华小总人数的5.5%；而在1999年时，友族生跃升至6万5千名，占华小总人数的10.7%。

在2010年时，全国有7万2千余名友族生，占11.84%；在2014年时，全国有8万7千余名友族生，占15.31%（其中土著生6万6千余名，印裔生1万2千余名）。最新的数目，友族生已破18%大关。

根据所知，友族对华小兴趣的提高是有几方面的考量，一是中文日益重要而成为国际用语，友族重视对华文的学习也是情理之中；二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些早期进入华小的友族学生将更有机会获得公共单位的聘请，以成为或在华校服务或在部门服务的少数精英；马来人对中华文化的追求有助于加强各民族的谅解。

但现在的问题是：如今不少华小，非华裔生比华裔生还多，将来会不会使华小变质呢？

有的意见说，学校打开门，欢迎任何种族入读，所以不必担心友族多了以后华小会变质，毕竟在华小内老师也会鼓励学生熟悉和热爱传统文化，包括中华文化。

这使我想起了满洲人在统治中国时，他们是心甘情愿地以汉文华语作为学习对象，即使因此满文衰退，也不认为满人这样做是“侵犯”他人文化。这就是说，满人学汉语后，汉满族群也就增进和谐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位受了华文教育的友族生来到华小或国中担任校长或教员或书记，已不能说他们不谙华语华文，华小就没有理由将他们排斥在外。

虽然在另一方面，我们的先贤早年创办华校是为了传播中华文化，也希望华人不要“数典忘宗”，一定要读华文，但我们也欢迎非华裔学生成为华小一分子。

由于时局的改变，进入华小的已不限华人子弟，而是友族的数目不断强化华小的地位。

这种“新常态”在未来的日子会被强化，华社该如何吸纳和理解这种趋势已成为我们无可避免的新挑战了。不过如果我们以文化作为人类共有的资产来看，就不必担心出资办华校，培养的不是华裔生的尴尬。毕竟友族若有朝一日也将华文视同英文一样放进所有学校的必修科目或让华小继续发扬光大，成为国民教育的一环，那就省掉华社使尽“洪荒之力”来解决华小面对的窘境和危机。所以我们不必担心友族多多学习华文华语，正如英国人并不担心马来人重视英文。一旦鼓励更过的友族读华校，可以证明华文教育是具普世价值的。

刊登于2016年12月26日《号外周报》第818期

再穷不能穷教育 （现代春秋）

教育部拨款予各源流学校的数目又引起争议，先是教育部长马哈基尔卡力坦承（12月20日），2016年度的教育拨款不足，华小有多少就拿多少吧！

这一席话自然触发强力的反弹，不仅华社哗然，而且政界也大小声数落教长之不该。

当然这也不能将责任全推给教长，因为他只能按指示来分配拨款，不过人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已经在2015年财政预算案中通过2016年对教育的拨款5亿令吉中，有被认为其中5千万令吉是属于华小的拨款，但突然间钱不够派，问题出在哪里呢？是财政部没有发放或教育部收到款项后也用在其它地方？

虽然通过预算案5亿令吉没有标明给华小多少，但按过往的经验，5千万令吉是最低的标准。例如在2012年及2013年时，华小分别获得1亿令吉的拨款；而在2014年及2015年被削减成5千万令吉。这就是说，华社已在记忆中知悉“常年”拨款是在5千万令吉之数。

讵料今年（2016年）又是面对捉襟见肘的困扰，情况与2015年有一些“相似”，因为在去年的拨款被查到教育部有人把钱拿去赈灾。在追问后才照常分给华小5千万令吉作为维修费。

基于这样的“传统”，华社认为今年发放5千令吉已是很少了。真没想到教育部长竟开口说缺钱拨款，这是没有人会相信的，与预算案中的数以千亿令吉的开支只是小巫见大巫，根本没有扣押或拨不出的理由。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翻阅第二财长佐哈里的讲话（12月22日）就发觉两位部长的讲话藏有玄机。他说，有关拨款的事最好向教长提问和核实。言下之意似乎钱已拨出，他也想知道“答案”。

如果第二财长所言是已拨款至教育部，那么教长就有必要敦促官员逐一详查钱用在哪里？为什么又是华小及相关的小学面对问题？为了给华社一个清楚的交代，身为副教长的张盛闻就完全有必要以最快的速度查出钱的去向。

根据所知，每一间学校都会向政府申请拨款维修校舍，但也不是每间都能被照顾到。此外，中央政府也有拨款给华小和独中，只是这类的拨款不是制度化的，而是因时而异，或称之为“特别拨款”或“附加预算案”中的临时拨款。

可能是不拿白不拿，因此当政府向教会学校及淡米尔小学做出“有多少拿多少”的献议时，他们也就欣然接受“先拿”1650万令吉（本来是5千万令吉，何时会被补足尚不得而知）。

不过对于华小而言，情况就有所不同，不但没有任何华小领取拨款，而且马华也坚持必须要拿足5千万令吉，否则没有妥协可言。

这之中有一个矛盾的现象是：马华既是政府一员，也有一名副教育部长，理应对情况有所了解，可以在政府中发挥影响力，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在等待告知“真相”。

也许才担任副教长不久的张盛闻不知道个中情况或也不归他管，毕竟长久以来，马华的副教长都是吃力不讨好的，甚至有时躺着也中枪。这就是马华一向来被人指指点点的“症结所在”，说白了就是“当家不当权”。

除了拨款事外，其他的华校问题也真的要张盛闻多多费心，因为我们经常骄傲地说，马来西亚华小有1294间（有人说1296间），是中国海外最美的华教风景线之一，然而许多人都不知道一些华小是处在风雨飘摇中。例如教总的报告指出，目前有14所华小的学生不超过10人，另外有53所华小的学生介于10至29人之间。

王超群（教总主席）有建议将这些学校合并成一所学校或给予搬迁，但由谁来主导和推动呢？靠教总是不大恰当的，他们都是教师出身，少有大资本家，也就无法登高一呼。因此最恰当的是由马华带头辅以董教总的配合，这样就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如果年复一年让这些学校“自然死亡”就有失责之嫌。但是如果我们不由马华来领导，那又该怎么办呢？马华“有人在朝好办事”，要发动捐款也很容易，再说马华的资产也不少，一旦把心思放在整合华小的问题上，就可使到华小比较均衡的发展。反之一间没有学生的破陋校舍，申请拨款或给予拨款也是“多余”的，甚至是“浪费”的。

就不知道马华本身的教育组可否成立这样的一个组织，亲自向相关的华小了解问题，然后统筹统办，向教部争取整合或搬迁必然会有成绩，也会使到所谓“特别”拨款用在适合的地方（指有学生又有希望发展的华小），这样华校就能得到周全的照顾。

我再重申，不要担心华小因非华裔生增加而变质。若有更多的人读华文华语是不会使中华文化变相降低程度，只会使华人文化四处传播。例如英语在全世界通用，有谁感觉到因为大多非白人懂英语而使到美国或英国人变得不自信，担心英文被别个民族“移了过去”？如果没有这样的杞人忧天，我们也就更加欢迎更多的友族一起来学习华语华文了。

总而言之，教育拨款是政治课题也好，不是政治课题也行，任何政治人物都可以政治化任何课题，没有人会阻止的。但不论怎样看待教育，我们只有一句话：“再穷不能穷教育”。因此教育部再怎样“穷”，也不能省下这5千万令吉，这对政府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的数目而已。

刊登于2016年12月27日《光华日报》

陈嘉庚与厦门大学 （跃马扬鞭）

陈嘉庚（1874－1961年）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村，在1890年南渡新加坡，先是协助其父亲陈杞柏的业务。陈杞柏（1842-1909）是在1870年远渡新加坡创业，事业终于有成。较后陈嘉庚也自行创业而成为巨富之一。1913年业务较有起色后，陈嘉庚率先在集美斥资创办集美小学，后提升至中学乃至大学。

及后新加坡的华侨中学是唯一的马新华文中学（1919年），而钟灵则是延至1923年才提升为中学的。因为有了华侨中学，也就联想到中学毕业生的升学问题，于是又引发陈嘉庚以前所未有的魄力和勇气，独资在厦门创设厦门大学。

为何要开办厦大？陈嘉庚本身有这样的交待：“民国八年（1919年）夏，余回梓，念邻省如广东江浙公私大学林立，医学校亦不少，闽省千余万人，公私立大学未有一所，不但专门人才短少，而中等教师亦无处可造就，乃决心倡办厦门大学。”

他之所以把厦大设在厦门是因为它是著名的港口，也是闽南华侨出入的必经之地。

1919年7月13日，在厦门浮屿陈氏宗祠举行的一个特别大会上，陈嘉庚当场认捐一百万元充厦大之创办费，另准备三百万元作为常年经费，每年25万元，分12年摊付。他前后为厦大付出超过400万元巨款。

为了早日了却心愿，他在1920年时邀请汪精卫访问集美，准备聘他为厦大创校校长，但因汪另有所系，也就作罢。在1920年10月，陈嘉庚更特地到上海通过北洋政府教育部聘请蔡元培（北大校长）、汪精卫、余日章、郭秉文、胡敦复、邓萃英、李登辉、黄孟珪、叶采真、黄仕之、郭鸿声为筹备委员，以期得到各方的祝福。

对此蔡元培认为操之过急，建议不妨从长计议，却不被陈嘉庚认同。他决意如期开课，也请邓萃英（教育部高官）执掌厦大。但邓心不在焉，一脚踏两船，既未辞教部职，也担任厦大校长。除了经常未到校外，更与陈嘉庚的理念起冲突（由他规划且负责开支）。在无从选择下，陈嘉庚只好舍弃邓萃英，转而邀请其新加坡挚友，一生饱读诗书的林文庆医生当校长（1921年5月）（当时厦大校舍未落成，借用集美学校举行开课礼（1921年4月），首批学生136名。

（原本林文庆是应孙中山之邀与他一起推行新政，复兴中华，后来孙同意林文庆赴厦大履新，因其革命果实已被袁世凯窃取）

陈嘉庚之所以坚持开创厦大是因为他相信闽商富甲一方的人不少，定能慷慨捐助教育。讵料让他大失所望，除了陈嘉庚本身出巨资创办厦大外，其余儒商响应者少。甚至厦大成立后的第一次募捐、第二次募捐乃至第三次募捐依然没有成绩。

1929年，世界经济陷入萧条和大恐慌，陈嘉庚生意遭受严重打击，有人劝他停办学校或缩小规模，一概被他拒绝；他甚至扬言即使公司收盘也不为所动。

来到1936年，陈嘉庚面对的压力更是艰巨，他不知道如何解决厦大的经费，只好硬着头皮向李光前（其女婿）及陈六使等人凑借16万元应急。

可是转入1937年，情势更加危急，一方面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向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促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另一方面，为了不让学子失学，陈嘉庚迫于无奈将厦门大学无条件移交给国民党政府，改成国立大学。不久南京政府接受陈嘉庚献校，他与林文庆也就结束在厦大的16年的合作关系。

在献出厦大后，陈嘉庚投身抗日救援运动，成立《南侨总会》。在抗战时期他访问了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战斗场。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毛泽东称赞陈嘉庚是“华侨旗帜，民族先锋”。

战后厦大更成为一朵奇葩，发展成为中国的名校之一，目前学生突破4万名；更加令人津津乐道的是厦大已成为第一间在马来西亚拥有分校的大学，这说明了厦大有机会更上一层楼，但就不知道它能否赓续或重拾《南大精神》？

（本文作者也是安徽大学荣誉教授、韩江三校副董事长。在12月17日应邀参加《从陈嘉庚到陈六使的历史贡献》的座谈会，此乃部分的讲话内容）

刊登于2016年12月25日《南洋商报》

林吉祥驳斥“首相论” （直挂云帆）

最近坊间有出现林吉祥在下届大选时若反对党胜出后有望出任首相。林吉祥也马上驳斥是“无中生有”的谣言。

这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为打从马来亚在独立前已确定马来人的领导地位，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当英殖民政府在战后（1945年）准备为马来亚实施新的宪制时（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1946年），已先把新加坡切开，因为如果组成马来亚联邦而把新加坡包括在内，则马来亚的华裔人口将占很大比数，甚至不少于马来人。因此切开新加坡意味着这个仍由英国掌控的自治邦（马来亚联邦）将拥有最多的马来人。例如在1947年的人口统计，扣掉新加坡的人口，马来亚联邦（半岛）的马来人有3百15万人，占49.5%；华人占2百33万人，占37.2%。这就意味着马来亚联邦将是一个由马来人主导的国家（一旦独立）。

不过这个“马来亚联邦”在马来人强烈反对下，终于被撤销。事情的因由是这样的，在1946年的3月4日，在柔佛的署理州务大臣拿督翁的号召下，有41个马来政团在吉隆坡举行大集会，抗议“马来亚联邦”的实施。这个宪制中不提马来人的特别地位，也没有重视各州苏丹的权力和地位。大会因此在群情沸腾下通过成立“马来人统一机构”（简称UMNO），进而迫使英国放弃“马来亚联邦”计划。在英国同意下，巫统（同年5月11日成立）直接与英国正式谈判，也在取得各州苏丹支持下，一个新的宪政诞生了，取名为“马来亚联合邦”（1948年2月1日生效）。

这就是说，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取代了“Malayan Union”。英国和马来统治者及巫统三方有签订一份协议书（Agreement）。这份协议书在独立时成为拟定宪法最重要的条文。

同样的，新加坡被排在联合邦门外，仍直接由英国管辖。相等重要的是，英政府在1948年的6月20日宣布在全国实施紧急状态，且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

在这之后，马来亚基本上归由马来人在主导政治，巫统开始活跃，也左右政治走向。

在没有任何悬念下，身为巫统创办人的拿督翁成为英政府争取的对象，委以“内政部长”。

比起新加坡，马来亚的政党政治的发展比新加坡快，比如在战后（1945-1955）的十年内，马来亚的政党有巫统、国大党（1946年）、马华公会（1949年）、泛马劳工党（1952年）、马来国民党（1950年被查禁）、急进党（1951年）及马共（1948年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来又出现从巫统分裂出来的“马来亚独立党”（后易名为国家党）及“回教党”（伊斯兰党）；而新加坡则有人民行动党、劳工阵线、巫统等政党。

1955年马来亚的大选虽不是十分关键的，但对政局有决定性的影响，结果是由巫统领导的“联盟”取得大胜，增加了东姑的政治筹码。他一方面在年杪与马共的陈平进行谈判，希望结束战争，以提高巫统（仍做不了主，因为权力仍在英国手里）的威望；但在另一方面，英国仍然采取一种保护政策，充分地暴露英国的伪善嘴脸。这边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1950年），那边厢施用暴力来阻止马来亚的华人援助马共。一个所谓华人新村计划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在1950年统计华人已达50万人被驱入华人新村。

在这之后的历届选举，华人担任部长的数目都是有限的；在早期华人的官位最高是“财政部长”及“工商部长”。在1969年大选的“513”过后及1974年大选陈修信引退后，华人就不再成为这两个高级职位的部长。虽然马华仍有四名部长，但排来排去是属于第二层次的部长，如交通、房屋、人力、卫生、地方议会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因此讽刺马华“当家不当权”。

另一方面，除马华外，虽也有其他政党加入国阵，但所获分配的内阁职位也是有限量的，比如民政、人联各有一部长。再者即使1971年时，马华与行动党有过密谈分配部长名额事，结果是一事无成，因为吴福源所要的马华给不了。

根据历史纪录，华人能够染指高官的只有两个州，一个是槟州，另一个是沙巴。槟城打从独立起到今天，仍然是华人当家（首席部长）；沙巴也一度是华人当家，但今天已不再是了。

直到今天为止，我们有听闻华人能做到最高级的是副首相，此事好像是在2013年大选前，安华向媒体说的。如果“民联”能在下届执政中央，他会建议林吉祥出任副首相，至于兼任什么部长则未有表露。他只是假定他在下届成为首相后，林吉祥才会有出头天。可惜这艰难的政治路，没有人看到未来。

如果我们以马来西亚的成立（1963年）来探讨就不难发现情势有微妙的变化，一边是版图扩大，马来亚成为马来西亚；另一边是加入东马的沙巴及砂拉越和新加坡，在种族比例上，华人与马来人的数目比较接近，但政府仍由马来人主导是不争的事实。对此，李光耀在加入马来西亚时也没有表现出要成为未来的首相，因为他有先见之明，首相还是保留给巫统的。而在当时（1964年），李光耀的目的是要通过选举来取代马华的地位，以便由行动党与巫统直接合作。

当然也有人在过后的一些年认为李光耀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领军的，如果他能成功拉拢东马两个州，未来的首相也许会有改变。正当李光耀在盘算如何加入执政党阵营时，突然平地一声雷，东姑把李光耀的新加坡请了出去。在无可奈何下，李光耀只好做个小岛的总理，他也极不容易面对马来西亚与印尼带来的压力。有人形容新加坡是夹在马印之间的“小红点”。

李光耀也曾说过，未来新加坡可能又寻求与马来西亚合并，但谁知道呢？连上帝也不知道。无论如何，我们认为华人不可能有机会当首相，如果反对党真的创造奇迹，那么旺阿兹莎或慕尤丁或安华出任首相就比较浓了，林吉祥也只能尾随其后。这就是政治的现实。

刊登于2016年12月22日《东方日报》

“港独”议员自己杀死港独 （天下纵横）

自从今年9月份一批“港独”年青人意外地中选立法议员后（约有5人），人们似乎感觉情势发展不妙，因为这是新生的“港独”分子朝向抗拒中共政策的较为具体的表现。

本来在50年代，已有一批人士，如马文辉配合港督杨慕琦推动香港自治的运动。他们在1953年成立了“联合国香港协会”旨在响应英国政府对香港的另类策略（即指“港人治港”的方案）。当时尚未提高至“港独”的思想阶段。

英国政府是在1946年的联合国大会把香港及新加坡列为“非自治领土”，可以脱离宗主国而独立。

就这样一个命名为“香港民主自治党”宣告成立了（1963年），抬出“反殖反共”旗号。换句话说，“港独”的雏形是在那个时代孕育的。马文辉因而被封为“港独之父”。

不过这种思维并没有继续壮大起来，反而在1972年被重返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在大会上否定英国的“非自治领土”，而香港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在新形势下，英国已不能直接推动香港的独立，因为联合国不允许，中国也不会同意。

当中国在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再次崛起的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政策，港人也从中受益；特别是在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后，已判定英国必须在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主权移交回给中国。

从那一天开始，香港人认为回归是必然的事，也就在70年代至80年代之间有20万人移民至其它国家，加拿大是最多华人移民的国家，美国及欧洲和澳洲的数量有限。

不幸的，在1989年北京爆发“天安门”事件，整个中国陷入十分被动的尴尬，被外国传媒和国家指责镇压民众和不容民主滋长。香港人也在那一年之后的每一年都举行“悼念六四”蜡烛游行，抗议中国对人权的不尊重。

正由于新一代的香港人看到“六四事件”（中国在6月4日动用坦克车及军队驱散在天安门示威的人群，也有造成流血事件）的负面影响。

虽然邓小平在六四国后的1992年，又到深圳吹起第二次的“政策开放”运动。

但是香港人对邓小平的改革计划不再寄以厚望，也让恐共的情绪影响年青一代的成长。

就这样，香港再次出现“民主同盟”（如今的民主党）。特别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率先要求“平反六四”，对年青的香港人及大专团体的政治取向改变成反共的一群。

当1997年香港主权由英国移交中国后，一套基本法（香港宪法）生效了。在董建华担任首届特首时，他于2003年推动《23条立法》，允许政军人员有权入屋搜查怀疑分子收藏资料。

此举引发50万港人大示威，盛况空前。董建华除了暂取消23条文外，也在2005年自动下台。

另一方面，港人要求普选特首和立法议员一直未能落实，导致积怨越来越深；而中国政府则坚持其立场，由中方同意的选举人（从400人增加到1200人）来先筛选符合参加特首的候选人（主要是爱国，不能把香港变成反共基地）。

在中国未能让步下（主要是认为时机不成熟，若没有控制参选人，就会在日后延伸更大的问题。例如今年的立法议员选举，港府就启动选举委员会的操作，将一批“港独”分子拒于参选门外（一共有6人）。不过这批名单中没有梁颂恒及游蕙祯在内，也就过关参选。因为香港民众对“港人治港”未被充分尊重，也就萌起占中运动。这个由港大教授黄耀廷发起的运动（2014年）也激发更多港人“响往自由和民主”。新政党的出现也不再是“标新立异”的事了。比如公民党在2010年的出现，后来加入鼓吹“港独”运动。

更吊诡的是，一个命名为“香港独立党”于2015年在英国注册，以向香港的叛逆法提供经援。接着陈浩天成立了“香港民族党”；还有香港民族阵线，青年新政组织抬头了。

但不知何人出的卑劣之意，竟唆使梁游两位中选议员在宣誓时侮辱华人及冒出污言秽语，终于酿成大祸。他们不但将“港独”推向死角，也成为“埋葬”和“打败”港独的“罪人”。

民众的起而抗议，将矛头指向梁游是因为他们先侮辱中国人，也就掀起大风波，将他们两人当成“过街老鼠”，最后中国人祭出基本法，指责两人违反基本法的规定和精神，结果这两人失去议员资格，又要吐回已领取的7百万元港币，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除了市民认为惩罚得好外，连“港独”先锋黄倚天也表明要出国留学（当研究生），对梁游事件未有多言。即使发起占中的黄耀庭也敢维护港独。

当反共的政团出现分裂和港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不齿后，“港独”的前途就更加黯淡了。

刊登于2016年12月19日《号外周报》第817期

反对党新组合四缺一 （跃马扬鞭）

自从伊斯兰党于2015年中的大会上与民主行动党断交后，整个政治就出现波涛汹涌，骂战声不止的乱局。先是伊党与行动党反目成仇，后是伊党分裂出诚信党；加上回教刑法的无可妥协，终于把“民联”给埋葬了（前后不过7年光景），取而代之的是没有伊党的新阵线。在无从选择下，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与诚信党结成新的盟友，称之为“希望联盟”（希盟），但公正党的心态仍然是不放弃对伊党的争取。

正因为反对党呈分裂状态，即使凑成新组合也被认为不够完整。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2015年的砂州大选，竟上演公正党与行动党互不相让的三角战，也出现诚信党与伊党的交锋，结果是“有退无进”。再下来的西马大港与江沙的国席补选，也因为伊党与希盟（主要是诚信党）的各持己见，造成三角战，结果再由国阵（巫统）夺回。

人们因此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伊党仍获得马来选民的基本票；而诚信党多靠华裔选票，若两者结合，就会胜出。这也是为什么公正党迟迟不同意将伊党排斥在外，主要是担心伊党的分裂会给反对党带来更大的损失。

另一方面，伊斯兰党在清理门户时已将所谓“开明派”排除在党中央外（迫使失意者另组诚信党，如今有国州议员各5名，这些席位本来是算在伊党内的），也一反常态把行动党当“天敌”，自然很快吸引巫统的注意力；尤其是在今年下半年出现巫统分裂后，当权的纳吉就巧妙地争取伊党与巫统站在一起，共同组成“反行动党合唱团”，条件是愿意与伊党“化解”因私人法案中对回教刑法引起的争议。

至于巫统如何顺得国阵友党又不得罪伊党的招术是什么？我们仍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伊党与巫统的合作看来已是水到渠成了。

无可否认的，巫统战略的转变是十分重要也是很关键性的，因为在今年9月后，一个由前巫统主席马哈迪领导的“土著团结党”成立了。这个政党的权威性就在马哈迪的身上，一个当了22年首相的强人，即使已退休，但他的影响力还是不能低估的。近期巫统的反击大动作，也充分说明当权派的首要目标已是马哈迪，而不再是安华了。

虽然马哈迪的阵容有慕尤丁、慕克里及一些大人物（如前选委会主席阿都拉昔），但他还得结合其他反对党的力量以组成新的阵线。以目前情况来观察，反对党阵线会“走回老路”，通过松弛的合作联手攻打国阵。于是希盟＋土团党的新合作模式出现了。

在所达致的７协议要点中，比较重要的共识是回教为联邦宗教，而马来文为官方语文，并未提及“回教国”；更没有对世俗制度的否定。这就大大地使到非穆斯林的选民松一口气。

不过，即使反对党希望在大选前成立反对党联盟，且同意只派出一名候选人上阵应对国阵候选人，也是存在变数，因为到目前为止，伊党仍不同意反对党阵线的安排，反倒是其党署理主席端依布拉欣宣称伊党决定攻打70个国席（保持与2013年大选时派出国席候选人的数目），不会向其他反对党作出让步。这就等于否定慕尤丁希望伊党改变立场的可能性。

慕尤丁的想法与公正党的阿兹敏是一样的，不希望伊党离反对党而去，然而这也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如今的伊党已与反对党走着不同的方向，而且越走越远了。正如马哈迪形容伊党是一个混乱的党。这句评语是较为中肯的，伊党既不愿受挟于巫统，也不愿在反对党中“寄人篱下”，就只好在两者之间游走，这对伊党而言是可以接受的。毕竟伊党的政治信念与其他政党不同，它是以宗教斗争为主旨，一切为了宗教，而不是议席至上。其党主席哈迪阿旺也曾说过伊党的斗争不是为赢取席位而执政，而是要推进宗教和回教化。

在这样的心态下，力劝或要求伊党回心转意，破镜重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可以不乐观地预示：第十四届大选将是在反对党无法全面合作的情况下及国阵唯有巫统独领风骚，而其他成员只得靠边站的情况进行较量。换句话说，反对党比执政党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更多的智慧，才能有所作为。

一个大家都万万想不到的是，反对党的领军人物已聚焦在马哈迪身上，安华也因官司案的上诉失败不得不作出让步。但变来变去，又似乎回到90年代巫统的斗争场景：马哈迪、纳吉、安华与慕尤丁。当时他们都在巫统内斗；今天他们各分东西在巫统外斗，难道这就是政治的宿命？

刊登于2016年12月19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