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正在起变化

马来西亚政党间的矛盾和斗争很难用“敌我矛盾”和“人民矛盾”来区分，因为马来西亚的政党已经不再分“敌我”，只是怎样做到“利益的合作”。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同志），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敌友之间说换就换。

虽然今天在马来西亚发生的政治运动与50年代的中国政治运动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但倒可以引用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5月15日的著名社论（在人民日报）的标题《事情正在起变化》作为马来西亚当下的政治参考。

毛泽东当年的社论是有感而发的。因为在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20大会议。在会上，新领袖克鲁齐夫的“秘密报告”中严厉批判斯大林（1953年逝世），并全盘否定其功绩。在历史上有人形容为对斯大林的“鞭尸”。

毛泽东对克鲁齐夫的做法很不满意，连带也思及中国若在他之后，出现克鲁晓夫式的接班人，他本身岂不是成为被否定的人物？

结果不出所料，毛泽东发现国内的右翼份子借题发挥，借故政府推出的“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事咒骂共产党和要求轮流执政等言论，促使毛泽东预感到变化正要发生，必须防范于未然。

这之中“民主派”（民联副主席）的罗隆基（森林工业部长）因苛责中共政策而被划为“右派”。1958年被撤职，1965年病逝，终年69岁。

这一篇社论揭示了毛泽东决心将整风运动转成“反右斗争”，也开启一连串的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才结束（1976年）。在这个过程中，它已不分内部矛盾或敌我矛盾，而是由主流派来定性，目的是通过舆论和运动来改变既定“决策”。

反观马来西亚的政党政治，虽是与中共体制南辕北辙，但这些结盟的政治人物也各有心思。例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接班人问题，也是面对“事情正在起变化”。如果说早前市面谣传说巫统的37名国会议员和17名伊斯兰党的议员表示支持马哈迪任相至下届大选（即2023年）为止，尚不能当成一回事，那么当下的各种噪音已非空穴来风，而是有所为而来，隐约中在边缘化安华。

虽然马哈迪没有宣布离职的日期，只是说任职绝不超过3年，但较后就把相位交给安华。因此不论他是在位2年或3年，安华似乎已被“钦定”为接班人。

这又让人回想起20年前，安华已是“坐亚望冠”的接班人，也没有人料到会出意外。事后也正如外界无法想象的，安华不但被开除党官职，而且也被控上法庭判监，相位离他是太远了。未想在20年后，又是枯木逢春，不知是安华的运气好，还是马哈迪的魅力，这两位原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同志，竟在1998年一夕之间变成“敌我关系”；更在20年后又化敌为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变化。

安华一时之间也陷入痛苦的抉择。在左顾右盼下，最终选择与马哈迪重归于好，希望有机会圆一个“首相”梦。

当时为了清除疑虑与障碍，在大选前希盟内部就传出马安经同意一旦执政，则由马重作冯妇再交安华拜相。如果在大选后不再挑起课题，安华也就不必耿耿于怀，也不必加快其“接班”的准备。这包括安华在2018年被赦免，得以全面从政后，就及快提名任公正党主席，又于较后重任国会议员。在万事俱备下，安华入阁已是必然的事。但人算不如天算，安华直到今天还是没有一官半职，他还得每周与马哈迪交流。内心的煎熬非外人所能理解。

本来若是有人向马哈迪吹吹风，情况可能好些，但公正党偏偏只剩下安华的太太及女儿有话语权。如果她们喋喋不休，会惹人“讨厌”，自家人为自家人说话。但放眼一望公正党内能为安华说话的人，除了阿兹敏外，再也没有更有份量的人了。拉菲兹虽是被委副主席，但无官无权，人微言轻，起不了作用。而从中崛起的阿兹敏在2014年因“大臣位”之争与安华失和后，就在党内“另树一帜”，形成另一个强大的派系，也成为党内的实力派。加上阿兹敏不但有官职，也有接近马哈迪的优势。他如果倒米，形势对安华就不利。

问题的复杂化和更具“爆炸性”，是因为阿兹敏说马哈迪与安华之间没有协议，也没有与希盟有协议，他是附和慕克力接受《日经亚洲评论》专访时指出，希盟或许有交棒的建议，但没有口头或书面协议。

慕克力也说，他期待在将来能在中央内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也暗示他若有机会，也不会拒绝领导国家。

阿兹敏之所以节外生枝是因为他近来也惹事上身。市面上传开的“男男短片”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的形象乃至仕途，这无形中造成他与安华的嫌隙更大。就在安华尚未对这类的“伤言”给予回应时，他的谨慎言行和不愉悦的容忍不但不像是他一向的性格，而且棱角已被磨平，反映出安华如同换了一个人；甚至连马哈迪提议巫统齐加入土团党他也没甚意见。因为他知道优势在马哈迪这一边而不是在他这一边。

当阿兹敏公开表示转向支持马哈迪而不支持安华时，已意味着前者已成为催化剂，对准安华当头一棒，力使“接班”课题被炒热。这种短兵相接的斗争兴许是两败俱伤的。

当政治来到窝里反和盟友反的阶段，已意味着变化正在酝酿中，不时打破既定方针，就是改变人事。

如果说毛泽东是让变化产生一个又一个运动而巩固红色江山；那么阿兹敏这边是为安华的政途蒙上阴影。这对师徒的叛变，说明了政治是残酷的。

可以这么说，当下马来西亚政治的变化是马哈迪政权正在稳固中，包括阿兹敏或会拉拢一批公正党议员与马哈迪结合；若再加上巫统的议员，则土团党取代巫统也就指日可待了。相对的，安华的相位也会因权力在握的一派让事情有所变化下，安华已成为被动的角色，一个不谨慎将会被排出局。

因此“事情正在起变化”既适用于昔日的毛泽东，以证明他的权威；也适用于今日阿兹敏的反击，以证明他不是省油的灯，也可以让现实起了变化。两件大事中，我们看到事情正在起变化。

刊登于2019年7月18日《东方日报》

押下欠款来买屋？

高等教育基金已解除高等教育基金贷款（PTPTN）的欠款者被列入中央信贷情报咨询系统（CCRIS）的黑名单，让他们得以贷款购买房屋。

这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于7月10日与青体部长赛沙迪联合推介HI Home房产大会及网上房产展销会仪式上所透露的。

虽然房长的用意是减少过剩的房屋被积压（坊间说有超过30万个单位尚未销出），以减轻发展商的负担和鼓励首购族能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愿望。但我们不赞成也不支持政府的折衷方案。

理由很简单：当政府在1997年推出PTPTN贷款制后，有许多本国生从中受惠，先是只限国立大学的学生，后是连私立大学及学院生也得以申请；再后来是连攻读外国学位的也可申请贷款。这种宽松的制度不但让许多青少年完成大学美梦，而且在成绩优越下（至少取得二级荣誉学位），也可将贷学金转成奖学金。此外，PTPTN的利息也从3%降至1%。但遗憾的是，截至目前，政府发出的贷学金已超过500亿令吉大关，但回收率十分差，造成高教部欠巨款越来越大，付出的利息也让纳税人瞠目结舌。

根据我们了解，政府是向公积金局、退休基金局、联昌银行及安联银行贷款发出贷学金。如今政府每年要承担20亿令吉的利息，因为在借贷超过500亿令吉下，政府只收回毕业生的摊还贷款非常少，约145亿亿令吉。换句话说，政府在不断增加贷款下，又无法顺利回收应还但还没还的巨额，也只好忍住“亏损”，甚至提供折扣措施，比如一次还贷款可折扣20%；按期还也可有10%的优惠。其结果是学生得益，但苦了政府，最终只能动用纳税人的缴税来还债或还利息。

本来这项“完美”贷款计划是不分种族和宗教的，许多非马来人或非回教徒也从中受惠。更令学生欣喜的是不必在毕业后的一两年内急着开始还款，而是可以押后几年，甚至可以写信要求迟些摊还。久而久之，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欠债不还，养成一种坏习惯，甚至认为理所当然，反正是政府的钱（正如有人说，你骗朋友的钱不道德，如果你能骗银行的钱就真了不起）。

其实PTPTN在实施10年后（如今已22年），它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例如在2009年被发现有16,000名学生被人冒名申请贷学金，数额高达2千万令吉，但这笔钱没有落在学生的口袋（他们并没有申请贷款），而是进入某些单位或个人户口，后来没有下文，不了了之。类似这种欺诈案，为何会没有交待呢？我们除了怪责前朝贷款过于草率，而追款又马马虎虎外，也要责怪新政府于2018年上台后借花献佛，采取更松动的措施，包括从中央信贷情报咨询系统（CCRIS）中解除黑名单，意味着这些人可以向银行进行其他贷款，例如购买房屋等。

与此同时，新政府也将欠款不还的借贷者从移民厅的黑名单中删除。

这形同默许欠款者不必再还钱。举个例子来说，曾成为国会候选人的戴安娜在今年5月时承认，她是因为被禁出国后才开始分期缴还贷款的，这就是禁令的效率。

她又问：“若有人薪水不够，又如何还PTPTN欠款呢？”

这话说得有些“强词夺理”。首先本身已知道是向政府借钱读大学，在毕业后，按期摊还已是理所当然，反而倒过来问薪水不够怎么还？

如果你向银行借钱，可以用收入不够而拒还款吗？既然借了钱，就没有理由“欠钱不还”？

因此如何解决欠款是本身要负责任的，不能期望用政治手段来“解决”。

以希盟而言，在2018年509投票之前，在竞选宣言中大声疾呼撤销毕业生被禁出国的措施，而且也同意暂缓还款；更有建议说将之转成“奖学金”。

结果当希盟取得执政权后，教长马智礼说，月入不超过4千令吉者可暂免还贷款，但何时才还则没有交待。

后来委任赛夫担任高等教育基金会主席时，他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建议恢复强制性分期还款，即使月入4千令吉也不可豁免。同时如果欠款不还，将被禁止出国。

这种较为严厉的手段乃是无可厚非的。就不知道希盟为何会这边扣那边减？及后发现不对劲又U转了，这转来转去却弄出买屋的新花样来。

根据副教长张念群于今年7月在国会回答问题时说：“政府原本在去年的3月起要向PTPTN的欠款者采取法律行动，后因选举而展延。目前政府（指希盟政府）暂时也不会采取行动。”

她说，截至今年1月，PTPTN共收到145亿2400令吉的还款，比实际应收回249亿1400万令吉少了65亿令吉左右。这笔帐自然要政府负担。

由于张念群说教长正在研究新的还款方案，我们就等他的下一步行动。但无论如何，若一边欠债不还，另一边又买房置屋，在两头欠款下，PTPTN的还款和清完欠款也可能遥遥无期了。因此政府应先理出欠款方案才来做好人。毕竟这样做也可能是好心做坏事。当受薪阶级既要房又要车时，PTPTN欠款怎么还？这都是政府要向人民交待的。

刊登于2019年7月15日《光华日报》

鸦片战争与香港

其实香港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夺取的。这场在历史上被称为鸦片战争的前因后果是与英国的不良企图脱离不了关系的。

我之所以将“鸦片战争”和香港的历史串起来是希望所有的华人；尤其是香港人要认清问题的本质，而不是“腰斩”历史，把香港当成与中国毫不相关的个体，更不能自视为是从殖民地宗主国（英国）挣扎出来的“独立体”。毕竟早在汉唐时代，它就与中国的王朝连在一起，直至明清时期，它还是属于中国未开发的领土。根据史料记载，在1842年之前，香港基本上是一个荒岛，估计当时顶多只有3000人居住。

为什么英国会看上香港？为什么需要通过鸦片战争来敲开中国的门户，进而侵占中国的领土？

这与英国工业革命是相互关联的。从1733年发明飞梭到1825年蒸汽机的发明，基本上已把英国推入工业化的时代。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先于1757年通过东印度公司占领孟加拉（鸦片产地，属印度领土），后来又于1792年和1816年派使团要与华建交，但遭拒绝，因为中国物产丰富，不需要外来产品。

本来英国外相巴麦尊在1815年时，希望在离北京不远的杭州湾口的舟山群岛或宁波设立贸易基地，方便与北京沟通，但又受到清廷反对，也就转向香港了。

在当时（1838年），中国有瘾君子1百42万名（每245人中就有1人吸毒）。在忍无可忍下，清廷委派林则徐（两广总督）担任钦差大臣，取缔鸦片的入口。单单在1839年，林则徐将已充公的两万余箱鸦片（相等于那一年进口的鸦片一半有余，每箱重达50公斤左右）在虎门公开焚烧，导致英商血本无归，乃上告英政府，指责清廷充公英商货物，采取关闭政策，不开放港口，以致中国继续享有贸易顺差之优势（约每年400万两白银），英国则无从改善。

当年英国会分成两派，主和派反对战争，主战派认为非打不可，否则英国经济可能崩溃。结果主战派稍占上风，也就有了鸦片战争。顾名思义，英国就是要将大量鸦片输华，以求贸易平衡。更重要的是，用鸦片输入中国，以榨取中国人的血汗钱和夺取其健康。

因为只有将大量鸦片输华，才能扭转英国在贸易上的逆差和经济上的生存。最后在1840年英国挑起鸦片战争拿下香港。从此经由香港私运入中国的鸦片不断增加，不仅英国反倒成为顺差国家（相抵销下，英方反占上风，一年有30万英镑盈余），而且鸦片也得以暗度陈仓，“公开走私”入中国（马克思曾形容这是英商贿赂清廷官员的结果）。

眼看颟顸无能的清廷在无所作为下，英国又连同法国在1856年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一回不但将鸦片合法化，而且向清廷要了九龙半岛。

英国在1898年又向清廷租借新界99年（1997年到期）。

这三块土地合起来共有1061.8平方公里（其中港岛75.6平方公里、九龙11.1平方公里及新界975.1平方公里）。

自此之后，英国就当香港为其殖民地，也没有准备交还中国。但在中国于1971年取代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后，中国就通过联合国将香港及澳门的地位改变过来：它们是中国的领土，不是英国的土地。也因为这一层改变，英国不得不将香港主权交还给中国（1997年）。

这种天经地义和天公地道的回归不料因为思想意识形态的差异竟演变成中港的对峙局面。如今香港示威人群所谓的“民联”发言人已从要求特首和立法议员直选外，也发展成不要第23条国安法；更不是“罪犯条例”的修改。也就是说不赞同中国拥有司法引渡权。

香港人可曾想过，如果不是他们的先辈大举南来，香港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和自由港吗？没有大陆的支撑，香港什么都不是。

严格来说，民主并不等于罪犯可逍遥法外，更不能借口会受政治逼害，而逃过被引渡的侥幸。这对受害者也是不公平的。

其实香港人在英人统治下：其一，有曾举行过民主选举吗？其总督是民选的吗？其二，英国严禁英民吸食鸦片，却在中国制造万千东亚病夫，丧失反英能力，这算人道吗？其三，也正像马新一样，许多英化的土生华人（峇峇）向英国要求发给护照，以成为英籍民而不果；香港又有多少人被列为英国人呢？其四，就算香港独立，它有生存的条件吗？不靠大陆，741万香港居民又何去何从？

既然香港是英国枪来的，它就不具有对香港和港人指手划脚的权利，日不落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刊登于2019年7月15日《南洋商报》

槟城•新加坡•香港

香港持续中的“反送中”运动已明显演变成反中共反华的斗争，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有和解的可能；反而有人担心“港独”的浪潮会一浪高过一浪，进而与台独相结合，形成对中国政府的“两面夹攻”。

究竟香港人要什么？他们真能在脱离大陆后就得以自力更生？甚至继续保有现有的国际地位？

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这个与国际政治息息相关的课题，也意外地发现今日的香港与昔日的槟城和新加坡有同样的经历，而且是与英国的利益密不可分。

1757年，英国占有印度的果亚后，就处心积虑地计划占有全印度。这个有利的条件也刺激英国需要在东南亚寻找立足点。第一个被莱特看中的是槟榔屿，在1786年向吉打苏丹要了这块未被开发的荒岛。

槟榔屿的重要性是因为它处在马六甲海峡的上端。为了保障这个岛屿，英国在1800年通过武力拿下威省（威斯利省），并将之纳入槟榔屿版图。因为英国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将鸦片从印度运入中国。最初是以英国东印度公司（1600-1854）的名义占有槟榔屿，但这家公司也是英国政府的“旗舰”，以公司的名义掩人耳目。

1819年，曾任槟城总督秘书的莱佛士向柔佛苏丹要了新加坡，于是槟城与新加坡成了英国的基石。在1824年机会来了，荷兰建议将马六甲让予英国，换取英国让出苏门答腊西边的明古连军港而被接纳。1826年，英国将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组成海峡殖民地（俗称三州府），这等于英国控制了整个马六甲海峡。而其十分重要的目的是看准中国的市场，除了向中国进口大量的茶叶、瓷品、古玩和农产品外，也急于增加鸦片销往中国。因为英国控制了印度的鸦片后，未想清朝政府在1838年对外来的鸦片全面取缔，委派了两广总督林则徐出任钦差大臣，有权没收运往中国口岸的鸦片。恰恰这些鸦片是英国的命根子，需要用所得的白银来抵消对中国产品的进口。由于林则徐的雷厉风行，于1839年在广东虎门焚烧所有被充公的鸦片，合共两万余箱。

这一禁烟壮举是清廷不堪无节制的鸦片源源不绝进入中国，造成中国人民一度被称为“东亚病夫”。但是林则徐的爱国行动却遭致英国的武力报复。1840年，英国动用大批军舰攻打广州，终于迫使清廷投降。

1842年通过《南京条约》，清廷被迫开放5个港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同时也割让香港予英国。这背后的内幕是清廷闭一只眼，让鸦片“走私”入中国。

英国拿下香港有两个目的：（一）把香港变成英国的桥头堡，将鸦片输入中国，又从中国运出产品；（二）利用香港成为跳板，允许大批华工向外移居，槟城和新加坡成了华人麇集的城市。

这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带给中国的耻辱，也象征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国家。

但英国不满足只有香港一块殖民地，也就在1856年展开第二次鸦片战争。除了通过《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拿下九龙半岛外，更明目张胆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同时也规定女眷可随夫家下南洋。

在1898年，英国向清廷租赁新界（深圳以北）一大片土地99年（1997年到期），于是三个地区合成一个香港，总面积1千余平方公里（香港岛、九龙半岛及新界）（与槟城的面积1031平方公里不相上下），人口有740万，比槟城的170万人口为多。同样的，新加坡的土地面积有5百余平方公里，人口近400万。

这三个城市以香港的发展最快，经年都有不少大陆居民进入香港谋生，合法的或非法的都有。一度（文革时期）更成为大陆人向往的地方。因此中国在1949年正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就不允许香港成为反共反华的基地，但无法阻止香港成为国际的情报站。

由于中共并不急于拿回香港，也就让新一代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转变了思想，不再遥望北方的蓝天。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也衍生了非共乃至反共的新一代，他们的心态也因此对“一国两制”的不信任。即使在1997年回归后，还是有抗拒之心。结果在2003年借助反第23条文及2014年的占中行动和2019年的反送中（修改犯罪条例，让大陆、台湾及澳门得以引渡匿藏在香港的犯罪嫌疑人） ，引爆了规模不小的示威对峙行动。

在这个过程中，“港独”的声音响亮起来，这不禁让人想起50年代和60年代的马新社会。

在战后的1948年，英国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议”，让后者逐步走向独立。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批槟城华人团体代表约200人齐集反对加入联合邦，宁可继续保留为英国的殖民地。他们也以新加坡为例说，既然新加坡可以不加入联合邦，仍保留殖民地，为何槟城不可以呢？

这批反对联合邦而留恋殖民地的人士大多数是受英文教育的峇峇，他们认为与其走向独立，不如继续作殖民地的子民。这种心态与今日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一方面，在1948年被英殖民政府强硬拉出联合邦的新加坡是很不心甘情愿的。他们认为马新是一家，为何被切割？

当1959年新加坡由人民行动党主政（自治邦）后，李光耀就不断强调新加坡不要独立，若是被逼独立，生存成问题。

在一直争取新加坡回到联合邦之际，一个因缘际会出现了。英国建议组成马来西亚联邦，也把新加坡拉进来。这一下子最高兴的莫过于李光耀。

虽然他明知合并后，新加坡将丧失许多权利，失去自治条件，更不必期望一国两制。可是李光耀为何迫不及待地要加入马来西亚，即使他将降级成为一个“州”的首席部长（名义上仍称总理，但不具有国防、内政和外交权力）。

在那年，马来西亚的巫统是不大热衷于马来西亚的成立，因为这意味着将来会与李光耀的斗争加速。

果然不出所料，加入马来西亚未及两年（1963年9月16日-1965年8月9日）的新加坡，因与巫统政府失和而被“请出”马来西亚。在那一天，李光耀含着眼泪，诉说“独立”不是他要的。虽然在时隔50年后的李光耀在临终前被问及新加坡未来的看法时，他仍然坚持重返马来西亚的一天。

这说明了，当一个国家太小时，独立不是长治久安的最佳之道。正如槟城当年脱离联合邦不成，才有今日的进步和繁荣。

因此香港人必须三思而后行，“港独”能行吗？失掉大陆的扶持，香港的未来在哪里？民主和反共不是一个等号。如果李光耀能领悟“独立”的痛苦，那么港人强求的港独又是路在何方？

刊登于2019年7月11日《东方日报》

种族政治由来已久

土著团结党总裁马哈迪于7月5日在新山土团党庆开斋节的餐会上发表一则并不罕见，但具有震撼性的言论。他开门见山地邀请所有的马来政党，包括巫统归附土著团结党，以加强马来人的政治力量。

从1946年到1964年的18年间，马哈迪只是一个名普通党员，但这个过程巫统已起了根本的变化。它是为了反对英国推出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政（1946年）而成立的，因为有关宪政剥夺马来人基本权利，且开放给非马来人成为公民。

在反对有效下，英国人放弃了“马来亚联邦”宪政，转而与巫统商议另一部宪政，结果在1948年完成了“马来亚联合邦协定”（The Agreement of Federation of Malaya），且在2月1日生效。这意味着“马来亚联合邦”的体制成了未来的国家模式。

这份协定有三个特点：（1）给马来人下定义，其中包括信奉回教为必要的条件之一；（2）马来人拥有特别地位（即意获得政府的资助与扶持，也就是后来马哈迪所形容的“拐杖政策”）；（3）各州苏丹制保留，实行“君主立宪制。当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就以这份协定转化成马来西亚宪法。

约4个月后（即1948年6月20日），英军事政府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也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

因为巫统在1951年不接受其党魁拿督翁提议开放门户，接纳非马来人入党，乃愤而退党，另立“马来亚独立党”。且在1954年用国家党（Parti Negara）取代马来亚独立党。讵料在1955年的普选中全军覆没，拿督翁也只好走回种族路线，在登嘉楼州再探出头来。

除了巫统外，在50年代出现的的马来政党有回教党（伊斯兰党）（1951年由巫统分裂出来）、人民党（1955年），后者在1957年与华基政党劳工党合组成“社阵”（社会主义阵线）。

因此在1959年的大选，巫统的基本对手是回教党、国家党及人民党。只有前者对巫统构成威胁。

来到1964年的大选，已是马来西亚联邦的执政党巫统面对的对手有回教党、社阵（又加入马来人的国民议会党）及人民行动党（李光耀领导）。

在马印（尼）对抗下，联盟（巫统）取得辉煌的胜利，但后来迎来了1969年的“不明确”的选举，也伴随发生“513”种族流血事件，马来西亚终因种族政治的发酵，导致种族政党的结合与多元政党的被收编。也在这个时候，新经济政策出炉了（1970年）。两大目标是消除贫穷及重组社会。但它被认为具有种族上的偏袒，也引发非马来人对经济政策产生戒心。因此“513”过后不是对种族政治的消除，反而是助长种族政治。

1974年国阵的成立突显了巫统的一党独大。

当马哈迪在1981年拜相时，他就注意到新经济政策造成的问题，但又不能废置。因而在1990年提出30年的宏愿大计（在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宏愿，年均收入在15000美元之间）。同等重要的是马哈迪表明在2020年后，国家将出现“马来西亚民族”。

然而在马哈迪于2003年退休后，接班人阿都拉和纳吉无法完成宏愿，也就在后来（2017年）又出现纳吉的TN50大计。所谓TN50乃指在2050年时，国家转型计划是全民共有，届时国家将不分彼此追求国家愿景达致，他也坚信大马30年后可成为全球前20名的国家。

如今纳吉已下台，他将不可能实现TN50；而马哈迪再卷土重来后，他的“民族论”也已变调。面对种族加宗教的挑战下，马哈迪提出“马来人团结论”将不容易开花结果。

究竟马哈迪在释放什么讯息？其一是阻止巫统与伊党合作，在马来社会挑起种族课题挑战希盟的“不稳定”政策。其二是向希盟成员党如公正党、诚信党及行动党发出警讯，若情势有变或真的有变，希盟不但有难，而且执政权也会被冲击。这也是为什么自上台后，马哈迪就对以色列的抨击不断，和警告美国不要对伊朗动武和咄咄逼人，这是身为“回教国家”所应表达的立场。

马哈迪也顺此时机向巫统和伊党招手，显然是有所为而来，而不是讲爽吧了！

刊登于2019年7月9日《南洋商报》

18岁投票vs民主成熟

自从第14届大选（2018年5月9日）揭晓以后，马来西亚的新政府中就有人提出降低投票年龄，即从21岁降至18岁。虽然这是一个新潮流，也是正在运动着的基本人权，但在分析其利弊后，仍有两种意见在相互比较。

现在我们先谈18岁是个什么样的概念。以我自己来说，这一年我们高中三毕业，已完成漫长的12年（小学6年及中学6年）学校教育。下来就是朝向大学或走进社会谋生。由于在60年代，马来西亚只有一间国立大学，私人院校寥寥无几。因此对于华校生来说，他们有三个去处，赴台湾深造，考进新加坡南洋大学及负笈海外留学，但后者得有经济实力才行。

因为那时华校生前往中国深造已被切断了路，也就造成有相当多的高中毕业生只能走进社会，少说也占85%以上，剩下不及15%的幸运儿也就屈指可算了。

当一位刚满18岁的年轻人徘徊在对将来的憧憬或失落时，要他们去理解什么是政治是十分不容易的事。

虽然我在那时也有一些政治常识，但总不能理解其中含义，更不会分辨什么是不同的社会制度。说白了就是不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有什么不同？其优缺点又在哪里？

这要怪谁呢？只能怪课本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选举？什么是选民？什么是民主？正当年轻一代在对民主一知半解的时候，我们就要相信18岁的人已经成熟？而且能分辨出是非？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又为什么要降低投票年龄？是不是现代年青人比昔日的年青人更早熟和更懂得政治是什么？

这当然是不对的，因为直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学校高中课本并没有让你认识民主和选举，也没有实施相关的教学内容。因此我们如以这一代的年轻人与上一代年轻人比较的话，那就是前者无法想象电话是可以移动的；半导体收音机是可以收播全世界的节目，也不知道电脑会成为人类最有效的工具。至于后者则是在资讯发达的时代，他们更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窥视全世界，但他们难道就比过去的人更懂得政治？

其实都不是，可为什么我们也学时髦将投票年龄降低？说来这是与在野党的命运息息相关的。

比如1919年的中国“五四”运动就是一群大学生发动的示威游行，他们是一群手无政治权力的知识分子，但为了反对北洋政府的无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后准备将战败的德国拥有的山东省胶州湾和青岛移交给日本，才触发一场大规模的运动。

其结果也证明了年青人在被激发起来后，比任何在野的政党更加勇敢地斗争和做出牺牲。

及后在抗日入侵的年代（1937-1945），也是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年轻人义无反顾的前仆后继，才唤醒了民众对抗日的决心。

这样的事例也告诉政党和政治人物，在野时得依靠学生和年轻人的冲锋陷阵，否则无法打倒当政的反动政府。

马来西亚的情形也不例外。在过去的反日斗争、反拆屋斗争及反饥饿斗争时,都是靠年青人打出来的一条道路，就连廿世纪末叶安华的斗争所掀起的烈火莫熄运动还不是大批青年针对当权派的马哈迪政权？

也只有等到马哈迪退休和失去权力后，他才想到在野党和执政者的最大差别是前者手中无权力，需要靠18岁的年轻人；而后者则权力在握，不需要年轻人“添乱”，也就没有必要起用年轻人当先锋。

正由于年轻人的醒觉和年轻人的求变，马来西亚才有了2008年的小变和2018年的大变。

这一大变主要是因为年轻人对国阵的支持大大减退，从21岁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在2008年大选时，国阵尚获48.2%的支持。但到了2018年大选时，跌剩29.9%的支持率。即便是马来选民（在21岁至30岁之间），其支持国阵的百分比也从2008年的52.2%退至2018年的32.9%。

至于华人（年青21-30岁之间）对国阵支持之锐减更是十分明显。从2018年的26.9%到2018年的5.6%。

基于年轻一代选民的“反叛”和投票倾向的改变，才促使马哈迪领导的反对党（希望联盟）起而执政，打败了当政60年的巫统。也因之在胜利后，由土团党的团长塞迪（青年体育部长）提出降低投票年龄，也就获得马哈迪的支持了。

不过，如今希盟已是在朝，包括土团党在内，它们会担心年轻一代转回支持当下的反对党—巫统吗？

这就是说，在潮时的政党和在野时的政党的心态是迥然不同的，有权时会倾向保守和守住原有势力；无权时则会求助于年轻选民。

目前经过统计，如果投票年龄降至18岁，就会马上增加3百80万名新选民（指自动成为选民）。这对在朝政党无疑是新的挑战，因为它们已无法具备信心这大批新的选民会继续支持希盟。

伊斯兰党的署理主席端依布拉欣说，先解决具备资格但尚未是选民的400万公民变成选民才来降低投票年龄。

为此，教育学者阿兹礼拉曼说：“当民主仍未成熟，18岁的选民怎样投票呢？当威权主义仍当权，当学校尚未灌输年轻的一代有关投票的基本知识时，他们该怎么投票呢？”

不论今天的潮流是18岁或21岁投票，都不是争议的大问题，问题不在于年龄的降低，而是在于：民主您准备好了吗？

刊登于2019年7月8日《光华日报》

中美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不受看好的中美巨头在大阪召开的G20会议的会谈后竟然取得一定的成果，倒让人松一口气。特朗普总统宣布不再对中国商品进口美国施加新的“惩罚性关税”；也不再禁止华为在美国出售其产品，同时也愿意向华为出售美国产品。在这样的框架下，重启中美因“贸易战”引发的问题再进行谈判。这对习近平主席来说不失为一个“外交”上的突破。

这个突破不但反映在中美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外，也突见特朗普飞向板门店会晤朝鲜领袖金正恩，两人在板门店会谈了50分钟，内容未见公布。但从特朗普邀金正恩在适当时访问美国也显示美朝的对峙也有了些缓解。

其实，特朗普的安排是另有用心的，至少他告诉世人，他已先去朝鲜访问。虽然是在板门店，但也应被视为有“诚意”的表现。这样一来，金正恩应邀访美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虽然人们不能太过乐观期望特朗普会放下身段，不再咄咄逼人要中国在重大课题上妥协；同时美朝也不可能就“核子”问题在不久后达成一揽子的解决方案。但特朗普也不得不注意到中朝俄近期的合作已被推进得较为密切，这是特朗普逼出来的。如果他不作出妥协，恐怕中美之间建立起来的半个世纪的关系会“毁于一旦”。

这也不是耸人听闻，而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位于北美洲大陆的美国（美利坚合众国）原是英国的殖民地。在1607-1732年的125年间，共有16个殖民地在北美洲，后来有3个被兼并，所以剩下13个。它不但对当地的原住民—印第安人采取排斥，驱赶乃至杀害的行为，而且也从非洲掳掠来大批黑人当奴隶。1775年，这些个殖民地在乔治华盛顿总司令（民间武装组织）的率领下发动战争，打败英殖民统治者；而在1776年7月4日宣布独立。但独立战争在1783年方告结束，且在1787年通过联邦宪法，华盛顿也就成为第一任总统，被誉为开国元勋（英国在失去北美洲后，集中精力在亚洲和中东，如16世纪占有果亚，而在1849年占有全印度。与此同时，在1786年占有槟榔屿，及1819年占有新加坡；更在1842年占有香港等）。

1844年，清廷与美国签署第一个条约《望厦条约》，以扩大领事裁决权。此后又签订中美《天津条约》，允许外国领馆驻军等。

因为欧洲的殖民地宗主国，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英国相继衰弱，也就造就了美国成为一方乐园。1861年的美国南北战争后又扩大成50个州的版图，国力也从中滋长起来。但美国一向主张闭门政策，不积极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也没有大规模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唯有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1941年），美国才全面介入战争。最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日本终于投降而结束战争。

但自此之后，美国崛起成为西方盟主，英国和法国都得让位。更进一步，美国与苏联坐地分赃，将欧洲撕裂两半，一半归西欧，另一半归东欧。

在二战崛起的美国，立场显然是靠向国民党（1913年承认中华民国）而与中国共产党矛盾重重。当中国内战（1946-1949）爆发后，中美之间也起了微妙的变化。

在毛泽东看来，美国不会接受中共的胜利。因此在1949年8月10日中共即将胜利时，毛泽东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1876-1962）（时任美国驻华大使。他在中国出生，曾任燕京大学校长）。毛泽东严正指责美国出枪出钱，而由蒋介石出兵，替美国打战杀中国人。

也因为意识形态的对立，美国也于1950年韩战爆发后，“断定”刚解放中国的中共是不会贸然参战的。可是毛泽东在评估形势后，孤注一掷，派出80万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中美第一次交手就在朝鲜的战场上。

正因为这样，美国通过其控制的联合国宣布派兵援助南朝鲜，形成中美战争的局面。就这样，美国也在同一年对中国实行全面贸易禁运，但真的有效吗？

根据宾夕法尼亚爱丁堡大学历史系助教陈心竹的研究心得是：

（一）美国的盟友如日本及西欧都乐意与华贸易，再加上苏联及东欧的援助，也就相对减少了打击和压力。

（二）在禁运期间，讵料发生中苏分裂，遂使国际出现中美苏的鼎足而立。这时西欧和日本就成了中国市场的主要供应商。

（三）中国在此期间采取自力更生政策（大跃进、人民公社及总路线）都主张节省开销，也就减少对外国的依赖。

正因为对中国的禁止令影响不大，美国开始改变战略。最大的突破是在1972年时，美国总统的尼克逊应毛泽东主席之邀，对北京进行破冰之旅，也成为改变世界的壮举。

其实从1970年开始，美国已酝酿对华政策的转变，最主要是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的争夺战，导致美国决定争取中国以疏远苏联；尤其向中国展示苏联已陈兵百万在中苏边界，这也触动毛泽东决心与美国合作，向“修正主义”的苏联开炮。也因为这样，中美关系起了实质上的变化。除了中国在1971年重返联合国，取代台湾的中华民国外，也签署《上海公报》，首次明确表态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希望两岸能和平统一，不诉诸战争。

自那时起，中美贸易的突破是一年一年的翻新，而且从1985年开始，中国就处于入超的地位。截至2018年，双方的贸易差距已超过4千万亿美元（在2017年差距是3千7百亿美元），这也就给特朗普一个“制裁”或压制中国的借口。

当然外界对特朗普的强力行动也可以解读为中国不能超越美国，美国永远是第一位的，否则就在中国崛起的当儿，给它迎头一棒，让它倒下。

但是如果特朗普不珍惜这半个世纪由前任者达成的成果，那他将可能成为一个被舆论唾骂的总统。

无可否认的，特朗普正在进行总统蝉联之战也要学其他候选人，把中国当靶子。就不知道为何美国的总统选举强把中国的威胁扯在一起？难道中国崛起就是美国的“末日”吗？这是完全不可理喻的事。

既然中美存在意识形态的斗争已是超过半个世纪有余，除韩战外，也没出过大乱子。今天的中国是要借“一带一路”在乱世中闯出新格局，又如何威胁美国？特朗普也需要搞清楚的。还有中美关系也不能无限期地“剪不断，理还乱”！

刊登于2019年7月4日《东方日报》

“来到槟城，好像没出国”

6月21日，我应北马中资企业协会会长刘振华之邀， 参加了在Jen Hotel举办的“一带一路”论坛。除了首长曹观友、中驻槟总领事鲁世巍及德勒马来西亚CEO余永平也作重要演讲外，更有多名来自中国各企业的领导也分享他们在槟城的运作和面对的一些问题，真让我“大开眼界”。

根据所知，单在北马就有60余家中企投资，其中以槟城最受欢迎。在诸多的中企代表眼中，槟城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地方。难怪刘振华说，我在槟城好像是从中国的一个城市迁到另外一个“国内”城市工作和生活，没有出国的感觉。华人不但很多，而且大家也习惯用普通话交谈。他打趣地说，我在印度呆了6年，也学了英语，好像在槟城派不上用场。

余永平也坚信会有更多的中企会来马投资，因为马方 提供了优惠的条件，而且环境“闹中带静”，海陆空交通便利，是适合投资与居住的地方。

鲁总领事也相信在“一带一路”引领下，会有更多的中资企业在北马投资，从而打造一个新亮点。

首席部长曹观友不忘“招商”本色，他希望中企借助“一带一路”的顺风车，加大对槟城的投资。

本届论坛的另一个特色是投资的中企领导人都分别在台上陈述他们的经验和心得，当然也不忘提出改善的要求。

吊诡的是，在战前竟已有一家企业在马来亚操作，它就是中国银行。

其因由是这样的：1912年，由孙中山批准在上海成立中国银行。从1912年到1928年，中国银行负责代理国库，承汇公款及发行钞票等。

1928年至1942年，中国银行走向国际市场，先后在伦敦、新加坡及纽约设立分行。

在此期间的1939年，在槟城开设马来西亚第一家分行，随后在吉隆坡及怡保等地也开设分行。

1942年至1949年，中国银行扮演国际贸易专业银行，负责对外收支进行贷款和融资等。

1949年中国解放后，中国银行总部迁至北京，归中国人民银行领导。

虽然中国政府易帜，但中国银行业务不受太大影响。本来中国银行应在1949年就应结束槟城的业务，因为种种原因，槟城分行就一直保留到1959年才撤离。

我记得有一位早期雇员林小真对他曾在中国银行服务而感到骄傲，且不时向我们讲述他的“荣耀史”。我们因对内情不理解，也就听得有味。他也乐得津津乐道；尤其是中国银行在2009年在槟城复业时，他更是乐在其中，好像又回到从前的日子。

屈指一算，刚好是相隔50年，这50年又是何等的漫长（中银行在2000年在吉隆坡复业）。

但对老一辈的华人来说永远不会迟，只要他们心仍跳动就可以等到重新“开花结果”。

马来西亚的人民不是在1974年就迎来了马中建交吗？这在五六十年代是不可思议的事。

就如1991年，我们迎来了中国的航班（南方航空公司），在槟隆各有驻点。由那个时候起，南航与马航就成为马中人民交流的重要纽带。

1994年，在介绍下，我的店屋一度租给南方航空公司当办事处，前后约4年。我也因此一度与南航负责人熟络，且不时在周日出外郊游。这也使我想起了刘继海总经理给我们留下的难忘印象。

如果南航是马中建交后最早投入槟城操作的企业。如今算来，已整整28年了。

在此之后，应该是直落巴巷大水坝的工程是由中国公司承标的。这应该是90年代后期的事。还有其它工程就不一一列举了。

随后马中两国贸易顺利开展，特别是在1989年马共与马政府及泰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后，更刺激了马中关系大步向前，因为再也没有任何阻力。

根据资料显示，从1985年开始，马中贸易已是马来西亚居于顺差，中国则居于逆差。这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第四大的逆差，居第一位的是台湾，接着是日本和韩国，马来西亚则排第四位。

情况与美国刚好相反，中国自1985年以来，对美贸易就处于顺差，导致特朗普十分不满，要中国削减顺差额2000亿美元（两年内），因而有了贸易战方兴未艾（因中美贸易超过4千亿美元归中方占优势）。

马来西亚除了在贸易上占有优势（双边贸易额1086亿美元），马方顺差额高达300亿美元。马来西亚在中国投资以1984年有记录为标准。在1996年实际投资额4.6亿美元。截至2012年，马对华投资共5253个项目，总金额达63.27亿美元。如今更是大步跨进了。

另一方面，根据中国方面的公布，从2018年1月至12月，马国批准的制造业津贴共40个，预计制造11439个就业岗位，总投资折约47.5亿美元。整体而言，截至2018年12月，马批准中国制造业项目共422个，创造约7.3万个就业岗位，总投资118.8亿美元（中国是在2013年后加大对马投资）。

至于在北马方面，已有60余家中国企业驻守。从2013年到2018年9月份为止，中国对北马投资超过38亿令吉，而2018年首9个月，中国对北马的投资约9亿令吉，其中对槟投资约7.5亿令吉。

这意味着，槟城有望成为中国企业热门投资的地方。但中企的意见是槟城的地皮价格较高、交通阻塞，影响运输时间；同时深水码头不够深，大船不能靠岸，须用舯舡运载，很不方便。这就意味着要槟城努力改善交通和港口设施，但中央也要减少繁文缛节，让中企顺利投入生厂。

刊登于2019年7月1日《光华日报》

还是“巫统政治”在运作？

首相马哈迪首次比较明确表明他的交棒日期不会超过3年，虽然他没有说从何时算起，但一般人认为应是从希盟胜利而他再度拜相日算起（即2018年5月10日）。因此马哈迪最快会在2021年的5月份卸职。

按照马哈迪在曼谷接受CNBC电视台访问时，他快人快语说出不会超过3年，而且接班人是安华。过去有说好像在两年内或长一些。

但为什么政界和市面上仍有各种传言指说会有变数？甚至预测不会是安华？这与巫统和马来人的政治是分不开的。因为政党政治是一个人说了就算。

例如从一开始掌权的巫统就奉行领袖治国的模式，当东姑拜相时（1957-1969），在1963年他对走左翼路线的农业合作社部长阿都亚兹不满意，也就将之革职。这是首相的特权，无人可置疑。随着部长地位一失，阿都亚兹也在党内被开除，因为巫统的理事会是依主席的旨意为依归的。

又如在1969年时，东姑对马哈迪公开促他辞职十分不满，乃通过巫统理事会将马哈迪开除出党，显示了首相与执政党主席的权威。

在敦拉萨当政时（1970-1976），他除了迎回马哈迪外，也决意在1975年提控哈仑（前雪州大臣）涉嫌贪污而结束后者的政途。

较有趣的是胡申翁任相时（1976-1981），他独自决断在一夜之间起用马哈迪为副揆，引致嘉化峇峇退出内阁及东姑拉沙里十分失落，可是也无可奈何，毕竟首相与党主席的权威是不可挑战的。

来到马哈迪的时代（1981-2003），他更是将首相的权威和党主席的指令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方面通过党选将东姑拉沙里压倒，而起用胜利者慕沙希淡任副揆（这也是顺应马哈迪所要的结果）。

当然最大的斗争则发生在1998年马哈迪与安华的角力。先是警方揭开安华有同性恋倾向但不被马哈迪相信；后来又盘问重要证人而决定开除安华的官职。隔天又通过党将安华开除。这就让人看到威权主义一向是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没有人可以改变，也改变不了。因为敦拉萨在1970年任相时就在国会表明，他将奉行“以党治国”理念，也就是这个政府是基于巫统组成的，政府应实施由巫统决定的政策（1970年9月22日在国会的演说）。

在马哈迪之后，接位的是阿都拉（2003-2009）。他是由马哈迪一手提拔起来取代安华的接班。因此在马哈迪看来，他有资格对阿都拉的施政指手划脚。当2008年大选国阵失利后，马哈迪就迫使阿都拉让位于纳吉接班。由此可见，当了22年首相的马哈迪，即使已退休，他还是魅力四射的。

在纳吉接位后（2009-2018），他逐渐偏离马哈迪的路线，学足前人的独断，即革除慕尤丁、沙菲宜和慕克里的官职后，也把他们排在党外。

加上一马发展公司（1MDB）丑闻外泄，马哈迪在恼羞成怒下，决定扳倒纳吉和巫统。鉴于难度极大，在情非得已下，他与安华握手言和，才促成反对党的大联盟。“希望联盟”也就由3党（公正党、行动党及诚信党）在2018年初初加入马哈迪的土团党，且后者被推选为统帅。此时身陷囹圄的安华已不能有什么奢望，只希望希盟能起而执政。同时也因为马哈迪有所承诺，会在半途交棒，安华只得接受调整阵营。

其实，这是安华在20年前梦寐以求的最大心愿，也等着马哈迪退位后拜相。讵料人算不如天算，安华最终败在马哈迪的“一夫当关”下，失去了一切。

即使在当时（1998年）安华掀起的“烈火莫熄”运动，也经历1999年、2004年、2008年及2013年的历届选举而有得有失，但始终拿不下中央政权，也就无法改变反对党的命运。

直到2018年加入了马哈迪的威力，才让反对党第一次跃居成为执政党。马哈迪再度拜相后，他基本的目标是打倒巫统，让国家政治回归原来的秩序。这也是为什么马哈迪坚持他的土团党是种族性政党，理由是要取代巫统。

与此同时，在希盟上台一年之内，马哈迪就展示其权威，对总检察长、总警长、大法官及反贪局长的委任，都不希望受到束缚和批评；对部长及重要职位的安排也自有他的一套“哲学”。

在这方面，安华虽然对接班有“信心”，但总是面对阻力重重，也只能无奈地等到时机的到来。

正在这个时候，又发生阿兹敏男男视频疑云事件，弄得满城风云。马哈迪对此无所动，他支持阿兹敏反击，因为他认为这是一场“政治阴谋”。究竟如何收场？没人说不清楚。

由此可见，在20年后，主角同样是马哈迪和安华。但前者又回到权力核心；后者仍徘徊在内阁圈外。在这种情势下，安华除了说声我同意外，又能说什么呢？这就是巫统政治的翻版？

刊登于2019年7月1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