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華黨選別有看頭

馬華公會自1949年創黨以來，就存在著黨職的競爭，其中最激烈的三次黨選是林蒼祐鬥陳禎祿（1958年），曾永森戰李三春（1979年）及陳群川對梁維泮（1984年），以爭奪黨的領導權。這三場歷史性的大會戰，也導致馬華面臨分裂的挑戰，后來，在時間的沖淡下重新整合。可以這么說，經過這么多年的歷練，今時今日的馬華已非過去的馬華，而是注入了許多新血且成為黨的領導人。遠的不說，當今的總會長黃家定就是在1984年黨危機聲中冒出來的新領導人。驗證了“長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

但不變的是：馬華公會每到黨選，總是捲起浪潮，從地方到中央，都讓人看到或感覺到民主的“熱血在沸騰”，競爭之激烈和白熱化，已是不言而喻。

雖然如此，我們也看到的是，自從1986年林良實掌控馬華以來，就未再發生總會長之戰，有的是先有李金獅“三打三不打”及后來的林亞禮在黨內“分庭抗禮”，始終未見“真刀真槍”，總算消弭了可能造成的分裂。

2003年林良實的隱退及黃家定的順勢而上，可歸為一場“和平演變”，皆大歡喜的收場。馬華不再有AB隊之分。更沒有所謂C隊之湧現。這之中，自然有人歡喜有人愁，政治的現實，莫過于此。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馬華黨選又再降臨。人們興趣知道的是，目前的領導層會不會被改變？主力戰又是在那里呢？根據我的分析和推論：黃家定的總會長職不會有人下戰書。最有可能的對手也許是現任副會長蔡銳明，但他在柔佛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其他州也未見其勢力範圍。直搗龍王廟，恐怕激不起浪花。

若退而求其次打署理會長，又似乎會造成柔佛人包辦黨領導層，也非上算。因此剩下的是捍衛副總會長之職，而此職又是遇上蔡細歷攔路（柔佛馬華已一舉推薦此蔡衛冕副總會長）。由此看來，他試圖通過黨選翻身，似乎阻力重重。但他會不會打中委，我們不得而知？這個職位對他來說，又沒有吸收力。他的痛苦也許是不知如何抉擇。

陳廣才的署理會長已知有陳思源挑戰，但陳思源說非為官位而打。不知他是要樹立「黨政分家」先例還要做何文翰第二（何在1979年與曾永森聯手打李三春后，失去官職，成為坐冷凳板的老二）？前者不是馬華的傳統，后者也非陳思.源所願。因此他的「師出不具名」有待考驗。

最有看頭要算馬華副總會長之戰。若無意外，至少是八角混亂。但只有四個職位，真是難為了黨中央代表。我們姑且對已表態的參選者進行評析。擔任部長的有馮鎮安及蔡細歷。他們顯然是志在必得，不然官職可能有變，而他們的優勢是因為「頭戴皇冠」。擔任副部長職的有胡亞橋、翁詩傑、林祥才和陳財和，他們之中較有可能出線的或者只有兩人，誰能保住職位或脫穎而出，要看他們的造化了。

至于葉炳漢的叫陣副總會長，可謂試圖捲土重來。他和何文翰曾被馬華選為要職，相當的理由是他們來自民主行動黨。當年為了顯示馬華對跳槽的人有所包容，消除對反對黨人的偏見，他們也就得以大展身手一番。但現在已是事過境遷，馬華已不再需要重覆過去的那一套，也無意再拉攏反對黨議員過檔，葉炳漢只得自我保重了。

曹智雄的有利條件是來自北馬，以平衡黨高層也有北馬的人坐陣；他的不利條件是已不再當副部長，影響力難免下降。而中央選舉又是以全國代表投票為準，不是劃地而立。因此曾智雄若要爭上位，是艱苦之旅。

吊詭的是已退隱政壇的陳忠鴻及少數前中委或副部長級人士又想「東山再起」，宣佈角逐黨中委，不知是為何而“出山”？據陳忠鴻說是要促成「老中青三結合」。這樣的“出師表”理由不足；再者他當年由民政重返馬華被重用是為了抵銷曾永森加盟民政帶來的沖擊力，而今天他又是為何而湊熱鬧？許兵金從民政到馬華，成了悲劇政治人物；曾永森重投馬華也不再爭黨職。不知他有記取在心嗎？

無論如何，我們尊重每個參選的人，也相信這次黨選不會造成分裂。只是我們也要求有意角逐高職的人，有必要發表一篇簡短的“出師表”，讓中央代表作出取捨。

不要問黨能給你什么，要問自己能為黨和民族乃至國家貢獻什么？

喬治市路名的“亂象” （横刀立马）

*飞扬

檳城的街名，出現的「亂象」由來已久，但沒有人去糾正，也就日久成習慣，反不覺得有亂。我所指的「亂象」之一是中文名與英文名不僅不相同，而且一條街有幾個路名呢！

這種「亂象」是殖民地時代就遺留下來。官方的自然以英文名為標準，而且英國人喜歡把英國的名人，高官和殖民地大官的名字命名。可是華人社會似乎有存在一個「街道命名委員會」，他們不需要通過會議，也不需要取得政府的認可，只要在民間稱慣了，名字也就「成立」了，實在是很有趣的「歷史遺產」。

舉例來說，Ｂeach Street，統稱美芝律，但華人卻把它切成六個街名，一段一段有不同名字，如土庫街、港仔口街、緞羅申街、打鐵街、社尾街等等。連我自己有時都被搞亂了，為什么有這么多名稱呢，叫美芝街不是很好嗎？研究起來，又是我們華人為了方便而按上有「歷史根據」的名字。

還有一條Chulia Street，統稱牛干冬不是直截了當嗎？偏就有下列一段一段的分：牛干冬、大門樓、吉寧仔街。Chulia Lane更被叫為「十七間」，為什么不叫“牛干冬巷”呢？

「亂象」之二是英文名與中文名稱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如Aboo Sittee Lane叫三星港，Argyll Road叫孟加里巷（現在已多人叫鴨加律），Amenian Street叫本頭公巷，Bishop Street叫漆木街（不叫主教街），Bridge Street叫過港仔直街，Burmah Road叫車水路（不叫緬甸律），Campbell St.叫新街，Dato Kramat Road叫柑仔園，Kimberly St.叫汕頭街，Leith St.叫蓮花河，Macalister Rd.叫中路，而Macalister Lane竟叫姓王公司后，Malay St.叫牛台后，Muntri St.叫南華醫院街，Perak Lane叫大路后，Rope Walk並不長，竟有三個名，即義福街、大順街和煙筒路，Sungai Ujong Road叫胡椒埕，Victoria St.叫海墘新路，我們華人叫慣的頭條路一直數到九條路，竟然多數是英國人的名字。如果問你二條路英文名叫什么，你也許答不出來，它叫Noordin St.，而七條路叫什么呢？它叫Cecil St.，真是頭大如鬥。

「亂象」之三的是,明明是在喬治市內，也就是在大城市內，竟然有那么多的以Kampong（甘榜）取名的街道，至今仍未改變。在我們的印象中，甘榜是鄉村地區，怎么在市區也有呢Kampong？不信，下列的街道名讓你感覺到怪怪的：Kampong Bahru（甘榜峇魯）竟是在鐘靈一帶，Kampong Java Bahru及Kampong Java Lama是在舊錫礦廠附近，而Kampong Kolam（甘榜哥南）及Kampong Malabar（日本新路）則是落在鬧市中心。

過去喬治市未發達，原是從甘榜發展起來的，這是事實，但經過這么年的營造，喬治市已是一個大城市。為何還要保留Kampong的街名，我就弄不清楚了。

我們政府有一個道路命名委員會來處理街道命名和改名的事宜，已經有好些個街道靜悄悄地換了名字，就是未見與時俱進地將甘榜街名換掉，不知是否被忽略還是有其他原因，我們不能老是讓人民（尤其是外州人及游客）有所誤解，怎么在市區內又有甘榜呢？

其實有些街道名是可以改得比較順口，例如從頭條路到八條路，乾脆改成Jalan Satu到Jalan Lapan不就是很好嗎？幹嗎老讓人眼花撩亂，不能對號入座？

我們承認有些路名被民間按上去是有其典故和歷史緣由，但也不能一直讓它與英文名掛不上號。路名可以反映出一個國家和一個城市的風貌和歷史文化遺蹟，即使是華人按的名字有的倒是十分好聽，例如蓮花河改成Jalan Lotus不是相得益彰嗎？

我們希望道路命名委員會能針對喬治市存在的「亂象」街名作適當的調整，不要再讓這種局面持續下去。

如果統一拼音及寫法的委員會可以對翻譯名稱進行調整，我們看不出喬治市的某些街道的名稱翻譯不能劃一？名字的更改自然要反映出多元種族的特徵和對歷史的尊重，有些可採用中文名的慣稱，有些可採用英文名的稱呼，讓一條街只有一個名字。我們不是有一條長長的Perak Road嗎？大家都叫霹靂律，不是很好嗎？

喬治市也已經夠參差不齊了，不能讓街名「添亂」。我們不要「以亂取勝」，而是要有條不紊地展示多元文化的多姿多采的風貌！

胡榆芳與《星檳日報》

《星檳日報》從一開始（1939年）即租下蓬花河八號的獨立大洋樓作為社址，它與清駐檳領事張弼士的豪宅毗鄰。而《星檳》所在地是原屬于永定巨富胡子春的私邸。他與張弼士一樣，熱心推動教育事業。因此在《星檳日報》創辦前，他的豪宅一度闢為華校，較后租予《星檳日報》。

這座占地一依格半的大型洋樓，是最適合作為報社之用。后來市議會要開闢一條公路，將《星檳》與張弼士豪宅切開，成為今日的樣子，這是七十年代中期的事。

自從《星檳日報》的空曠地被縮小后，約只剩一依格有餘的面積，不再是四方型一塊，而是變成三角稜型，氣勢不大如前。

所有這一切的改變，都發生在胡榆芳掌權的年代。

他的好運在六七十年代如日中天，不但報份節節上昇，而且地位日趨穩固。原先他一家人是住在《星檳日報》后面的一角（后來搬進自建的大洋樓），並設有打將消遣的“俱樂部”，也不過是三台的麻將桌，供職員工餘“大戰一場”。我在60年代中期進入報界工作后，曾經學人湊熱鬧，學習打麻將。

但我付出的“代價”就我當時的收入而言是太大了。我在學習的過程中，逢賭必輸，少則三五元，多則一二十元。因為字房的同事似乎個個都是高手，一摸就知是什么牌，而且還猜得到你要什么牌，我不輸才怪呢！

就這么消磨半年的時光，我算了一下，不單輸掉錢，也真是輸不起，而且浪費一個晚上的時間，其結果是身心疲累。當時我曾這么想，若用晚上時間寫寫文章或特稿之類的，既可充實和磨練自己，又可賺一些稿費，一舉兩得，何樂不為呢？

于是我決心不再打麻將，將精力用在讀書和寫文章方面，因此我直到今天還是不大會打麻將，說來也真是一個小插曲。

當時的《星檳日報》在我的印象中，除胡榆芳的辦公室有冷氣外，其他都是風扇取代。由于舊建築物又高又闊，辦公起來也不覺得悶熱。

我在1971年轉入《星檳日報》編輯部工作時，每天面對的都是“老人陣”，但在記者群中就不乏與我差不多同年紀的一群。我在1972年調編《檳島版》后，與記者的關係就更密切了。每天堆上來的稿件都得先校正一下，然后打上標題交由字房拾字和排版。至于次要的社團新聞，就採用刪減的方式。

如果你問我一天編多少版，我也答不上來。除了每天下午開工，必須要編兩版外，剩下的新聞就移入次輪的改版。若改版下不完，便留在隔天的地方版塞下。細算起來，每天處理的新聞至少有四至五版，而且當日的新聞當日處理完畢，因為到了明天又是一大堆稿堆在你的桌上。新聞是編不完的，正如記者的新聞是寫不完的，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這是從事新聞工作的人累積而成的經驗。

身為地方版的編輯，怎樣使版面生動活潑，是要費一番的心思。我們當時流行的傳統是標題四五行是等閒事，二三行的也有，不像今天縮成兩行。如果將過去的報紙和今天的報紙比較，今天顯然大有進步，面版也乾脆俐落，不會有黑壓壓一團的感覺。但當年各報幾乎是這樣打標題，取勝的關鍵是標題的簡練與突出中心主題，而不是拖泥帶水或主次倒置。這就是說，除了有副題外，還有一個主題。

對于電腦，打字在我們的年代是缺席的。我們只知道整個過程是比較粗糙和傳統的。編輯處理好的稿，便交由雜工放在繫上繩子的籃子吊下到字房，拉上又拉下，幾乎沒有停止過。字房拾好的稿打樣后連同原稿交給校對。改正錯字又丟回字房。待到時間差不多，編輯就下字房監督排版。上了年紀的編輯，可以不必下字房，只在打標題時注明下在什么版位即可。

這個時候，編輯與廣告部常常會因版面的處理而起沖突。但一般上“廣告大過天”，它是報館的命脈，編輯只好“主隨客便”，心里暗楂今天版面又被廣告占去了。

對于廣告性質的稿件，編輯與廣告員的磨擦時有發生，只是又為了經濟來源，總是協調又協調。矛盾永遠是有的，協調又永遠沒完沒了。

版編好后，就是編輯看大版，再交回字房轉到製版部，然后又是一個過程，才送印刷房待印。
早年（指70年代中期之前）的時候，是沒有夜報這碼事，所有的報紙都是在凌晨印刷，守夜的編輯和記者往往要在午夜之前把突發的新聞改好。直到有夜報后，工作時間又往前移動，有早報版和日報版，換來換去，不知有多少版按不同的地區處理。今天的華文報即使改用電腦，一切設備先進，也還得面對同樣的窘境。

新聞工作不變的定律是：再怎么先進的設備都逃不掉與時間賽跑，並在版面玩花樣，盡量滿足讀者的需求。

胡榆芳雖然不負責編務，但他在下午時分，尤其是五時過后總喜歡在編輯部走動，他要知道今天有什么大事，新聞有沒有問題。雖然他用他的“威嚴”在監督同事工作，但他有一個優點是：身為總經理，他不干涉編務的進行，只是在重要時刻或關係到報館命運時才與總編輯商量。

他有時會指手劃腳或表達個人的意見。總得來說，他懂得尊重編輯的“自主權利”，唯有隔天新聞出大問題，才將編輯主管調去了解情況。因此在《星檳日報》工作來自上司的壓力並不多，彼此懂得“遊戲規則”，各安其位，各守本份。正因為這樣，《星檳》的職員，包括編輯和採訪記者，流動性是十分少的。有人做了一輩子而死在職位上；有人做到退休，有人做到另有高就才離開。

《星檳日報》形成一個大家庭，這個大家庭形形色色，各式各樣的人都有，但只有一位大家長，他就是胡榆芳。他的自豪是將《星檳》起死回生；他的自信是《星檳》的地方性權威已牢固的建立起來，有一批“忠心耿耿”服務的職員；他的榮耀是在1964年《星檳日報》慶創刊25週年時，大擺酒席，又出了一本富有價值的特刊，一直流傳到今天，成了《星檳日報》的絕響。

他的遺憾是在70年代末期，有一家公司建議將《星檳日報》拍成膠片收藏（指從創刊號一直拍到當時為止），一共要馬幣二萬元。他問我要不要做，我說做起來方便收藏，后人參閱也方便，不然這樣一月一本合訂本，已把資料室擠得“汗牛沖棟”，再下來也不知要收藏在那里。我告訴他已多設一個閣樓又滿了。他左思右想后，最終因為心痛二萬元而作罷。

由于《星檳》沒有膠卷，到后來要搬家時，不知道該把合訂本收在那里。這是我后期犯下的一個大錯誤，我將合訂本托給一位先生暫存。但這一收，直到今天，《星檳日報》的資料全數不見了，歷史終于在這么輾轉中不見了。他的遺憾也成為我的遺憾（這是九十年代的事，容后再作交待）。

我正在想，胡榆芳辦報的成功是因為他掌控了平衡之道，既有胡家兵客家兵，又有其他精兵溶于一爐，把《星檳日報》托向一個又一個高峰。

六七十年代，胡榆芳在華文報壇中領盡了風騷。

民政黨與檳州政權

民政黨檳州代表大會不久前舉行，風平浪靜，蟬聯的蟬聯，中選的中選，都是“不戰而勝”，皆大歡喜。有人因此納悶：為何沒有“震撼性”的議案？難道民政黨上層已協調溝通妥當，只待八月全國代表大會揭盅？

這樣的反應顯然是把焦點放在全國署理主席會不會有競選？若有競選，會不會是重量級的對壘？
我們不要只把鏡頭對準郭洙鎮和許子根，若離開黨性，他們肯定是沒有火花。因此我們有必要從政治的角度切入這個問題，因為這不是一場郭洙鎮與許子根個人之戰，而是關係到民政黨未來的走向。

什么是民政黨的未來走向？攤開來不外是民政黨的政治定位的問題。這個定位不是民政黨自設的，而是歷史造就了民政黨的生命線是與檳州切割不斷的。倘使民政失去檳州政權的主導地位，它可能會失去方向，而成為沒有主體的散群，在馬來西亞其他州點點串串，無法凝聚成一股巨浪，在政壇散發魅力。

舉例來說，除開檳城州外，民政在各州的州議員數目有限，出任州行政議員的或則一個或則“望官興嘆”，而在中央的也只有一名正部長和三個副部長等。換句話說，民政黨的局限是因為他是后來才加進執政體系，不能過于越位，亦不能扮演取而代之的角色。說白了就是無法超越馬華而成為第二大執政黨。

同樣的，在檳城起家和躍居成為執政主導地位的民政黨也不是馬華可以取代的。雖然馬華公會也希望再次主導，但政治的現實使到兩黨各安其位，各就其職。依據國陣的架構，顯然已是對號入座，形成一個“傳統”。

在這種情形下，檳城州對民政黨而言，無疑是它的堡壘，也是它的核心地帶。其中最顯著的莫過于首席部長職從1969年以來就歸民政黨人出任。這個職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顯然比黨的高職更能襯托出民政黨的生命力。

這里有一個歷史教訓是民政黨黨員可能沒有注意到的或不以史為鑑的：1971年，民政發生內鬨，黨主席賽胡申阿拉達斯與秘書長陳志勤就導演一場要罷免林蒼祐首席部長職的“鬧劇”，因為林蒼祐只是黨的副主席，分分鐘都可能被拉下馬。所幸急中生智的林蒼祐拉攏到超過半數的黨中委，才擺平這一場“官庭政變”。自此之后，林蒼祐就在黨內抓大權，自任黨主席，使到黨職和官職連在一起，不再有失衡的“險象”。從這樣看來，黨中央才是決定首席部長命運的權力機構。

1980年的黨改選，是林蒼祐自動放棄蟬聯黨主席，才有林敬益冒出頭來，不然的話林蒼祐的黨主席地位是不受挑戰的。但林蒼祐這一退，也不幸在十年后的大選中被拉下馬，從此耿耿于懷。許子根則在黨內脫穎而出，成了檳州首席部長。

許子根憑其才情與團隊精神已為民政黨守住這片江山十五年。最驚險的一幕莫過于1995年面對林吉祥的對壘，結果化險為夷。但吊詭的是，民政黨高層總是把視線放在檳州以外，更有一個時期，黨主席、署理主席、總秘書和財政全是其他州人士擔任，而許子根只是擔任黨副主席之一。直到2002年才扭轉這個局面，謝寬泰成了黨的總秘書，這顯然是意識到檳州才是民政黨的心臟。以致許子根這位副主席竟然在十五年后才被發現黨職與官職的不相稱，不能依然故我，有需要進行調整。但要怎樣調又是大費周章的事。直接讓許子根頂上黨主席位置，以取代有意退休的林敬益又被視為不合規矩，因為這里頭尚有一位「坐亞望冠」的署理主席。于是林敬益又說要三年后才退。因此焦點便落在署理主席位置。這也是為什么市面上一直盛傳今年置理主席可能有變。

林敬益說民政會協調好，怎么個協調他沒露口風；郭洙鎮一點退的跡象也沒有；許子根上的形勢也不明朗，以致整個格局還是僵在一團，要在八月黨選才見端倪。但在霹靂舉行的黨代表大會上出現了林敬益與郭洙鎮的過招，顯露了其中的隱意。我的解讀是郭洙鎮在此時此地提出限制黨主席任期，是有其意思的，因為按照郭的說法，他和林敬益早就過了任期。他是不是認為如果他退，林敬益也要退？這是一個讓人猜測的謎團。

其實，整個關鍵是民政黨怎樣看待首席部長這個官位，尤其是已有什么“輪任制”的言論在困擾的時候，民政黨更應下定決心，大膽地把首席部長放在黨的核心，而不是邊緣化其黨職，以確保首席部長是民政的靈魂人物之一，是不能被隨意挑戰的，藉以打消“輪任職”的聲音。

整個政治大氣候已告變化，所謂黨政分家論已不合適，也是有檢討的必要了！

就此而言，若是郭洙鎮未能勸動林敬益也退的話，而是他自個兒退，許子根上，不是表示前者不是人才，僅僅是因為擔任首席部長的人必須安在黨的適當位置，明白了這一點，也許郭洙鎮會以大局為重急流勇退，而在黨內留下一個美名，不知這樣的推論是否切合時宜？

胡家天下客家兵

我又回到70年代的往事，從我轉入《星檳日報》當編輯說起。早前我說過，我和《星檳日報》結緣是始于60年代在高中時投文藝稿件。感謝《星檳日報》副刊編輯的提拔，鼓勵我寫出更多的文藝作品。

《星檳日報》創刊于1939年元旦日(1月1日)。這個日子蠻好記。也就是《星洲日報》在新加坡創刊10年后的事。凡是屬于《星》字頭的，概屬胡文虎（萬金油大王）的報業系統。在這之前，據我所知，已有香港的《星島日報》及泰國的《星暹日報》等等，而既然是在檳城創刊，自然稱為《星檳日報》了。

《星檳日報》創刊年代正好是抗日戰爭進入膠著的年代，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的支持自然不遺餘力，也強有力的發揮《僑民》的角色，成為中國在海外的一支“文化戰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剛被聘來《星洲日報》的中國著名文學家郁達夫也兼任《星檳日報》文藝版雙周刊的主編。人在星加坡遙控《星檳》的文藝版，對提高《星檳》的名氣頗具作用。

我翻過《星檳日報》創刊時的舊存報，內頭確實有郁達夫的文章和他的編版風格，當然他在那年初來乍到，在檳城與當地文人聚會時也說了一些過頭的話，而引致一場“大筆戰”。這場筆戰后來查知來頭不小，原來是當年馬共一支筆黃耶魯（也就是后來的黃望青）與他展開一場論戰，說他輕視當地的文人，而有自視甚高的對“南洋文藝”誇誇其談而未切入正題。其中較明顯地郁達夫以較大的口氣要本地人多讀書，多創作，才能產生偉大的作家。對于魯迅（1936年逝世）的討論也不合時，似乎影射當地人尚未達此水平來議論魯迅的文章。

這場論戰后來由其他人和氣收場，但也給了郁達夫一個下馬威：本地文人也有一定的水平，不是好惹或好輕視的。

1940年，《星檳日報》為展示其魅力，出版了《創刊一週年特刊》，我早年通過友人從美國哈佛圖書館弄來一本複印本，內容盡是國民政府大人物的題字和獻詞，也有盡是表達抗日的文章，立場全倒向蔣介石。郁達夫也在特刊中針對文藝的提倡提出了諸多意見。

1942年日本南侵，創刊不及4年的《星檳日報》就頓然變成日本漢奸主持的《彼南日報》。在3年8個月的慘痛與鐵蹄踐踏的歲月中，馬來亞人民苦不堪言。《星檳日報》與其他報章全部陷入停刊狀態。文人跑得跑、躲得躲，被監禁與殺害的也大有其人。在檳城方面，鍾靈中學的師生犧牲尤為壯烈。

1945年日蝗軍戰敗投降，8月15日過后，馬來亞又告光復。這個時候交織著馬共與捲土重來的英軍事政府的鬥爭，而華文日報又如雨后春筍紛紛復刊，也多了許多新的報刊。《星檳日報》也沒有例外復刊。

雖然華文報刊呈現蓬勃現象，但在檳城也明顯地分成左右派，有支持國民黨蔣介石的日報（如光華日報），也有支持中共及傾向當地馬共的日報（如現代日報），而《星檳日報》中間偏些右的政策似乎兩面不討好，到了1950年時，呈現赤字連連。胡文虎有感于此，準備把《星檳日報》收檔。站在生意人的立場，報辦年年虧損是不辦也吧！

這個時候，冒出一位胡氏家族的胡榆芳，他以“自己人”的身份向胡文虎陳情，讓他用一個短時期對《星檳》進行全面的改組，看看是否能起死回生。

結果胡文虎以對檳城情有獨鐘的情感，允應讓胡榆芳博一博。于是胡榆芳從一名文員轉身一變成為“行將下沉”的《星檳日報》的經理。

他的政策是精兵簡政，削減員工薪水和節約開支。員工人為了支持《星檳日報》的生存，義不容辭地與胡榆芳一道苦拼死撐，矢言要使這個報社“咸魚翻生”。

必須帶出的是，在1948年緊急狀態時，走左派路線的《現代日報》（1938年創刊）已被英軍事政府關閉。其中主要的靈魂人物洪絲絲在較早前已轉移到新加坡的《南僑日報》主持大局。這就是說，1948年后，檳城已缺乏一份被左派認可的華文日報，因為《光華日報》其時仍緊走國民黨路線。

因此胡榆芳的改革《星檳日報》有一個隙縫是這份報紙得以生存的必要條件，那就是謹慎而又逐漸走“中間偏左”的路線，以填補《現代日報》留下的真空。

這一改革果然有其效果，《星檳日報》慢慢地轉危為安，也擺脫經濟困境。不過《星檳日報》還是不能走得太遠，其一是胡文虎仍然支持國民黨政府，其二是英軍事政府不會讓《星檳日報》取代《現代日報》的立場。

于是《星檳日報》巧妙地走向中間偏一點點左的路線，刊登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喜聞樂見”的新聞和副刊。只要不碰觸法律，只要可以生存不再貼錢，胡文虎自然任由《星檳日報》繼續生存和發展。

胡榆芳的時來運轉，造就了他后來成為報壇的成名人士，但《星檳》也因為有了他的“大膽改革”才打勝了翻身仗，否則沒有下半段的《星檳日報》的故事。

1957年馬來亞獨立時，《星檳日報》也崛起成為當地的兩大華文日報之一。胡榆芳更名正言順成為星系報業在馬來亞的代言人之一。

隨著50年代中期胡文虎的逝世，崛起的是他的第二代的繼承人，胡清才（文豹公子）出任董事主席，而胡蛟（文虎公子）則出任社長。在《星洲日報》與《星檳日報》不分的年代，兩大華文報展現出胡氏家族在華文報壇的至高地位。

“胡氏家族”是我們在進入“星系報業”服務時即“耳熟能詳”的特殊名詞，這里帶出了一句在當時流行，卻是有其客觀性的名句：“胡家天下客家兵”。意思是說，星洲也好，星檳也好，都是打著這個旗號在華社顯露風采。

當然這只是一般的私下不登大雅之堂的說法，因為在胡文虎的眼中，經理或大權可掌握在胡氏姓人的手里，但編務則交給有文化人素質的人來管理。戰后《星檳日報》的總編輯林姍姍，就不是客家人，他是福建人，早年投入新文化運動，也是馬華新文學的一員主將。他曾在“光華日報”，“現代日報”服務過。有愛國之心，也有正義感，立場可以中間偏左。另外一位主筆黃蔭文也不是客家人，而是來自中國國民黨政府教育廳的人，他主持筆政，立論雖然傾右，但也不全然一面倒。

不過，在中下級的員工中，我們真的不難發現“拿皇旗”的胡姓員工，地位雖不高，因有“皇氣”罩住，你要多說也沒用，即使是雜工，若是姓胡的，也可不聽使令。我印象中有兩位姓胡的只聽胡榆芳說的，不聽別人說的，一位是姓胡名叫亞衛的雜工，另一位是攝記胡訓再。

客家兵在《星檳日報》內也大有其人。我就是其中一位。這種對鄉親和族群的“照顧”，可以從早期的星系報業中一覽無遺。

論檳城華人主導政權 （橫刀立馬）

*飛揚

我曾在2003年的大選前，在《光明日報》論述維護檳城華人主導政權存在的重要性。后來我又從歷史和政治的角度對華人主導政權的演變和形成作較深入的研究，結果完成一篇約三萬字的論文（這篇論文全文尚未正式對外發表）。

我是從四個方面探討這個課題，並把它提昇為學術研究來審視，以求得到一個比較客觀而又有說服力的結論。

第一個論述是從歷史的發展顯示了檳城（以前的中文學者稱之為檳榔嶼）是華人南來的第一個橋頭堡，而華人也把自身的文化帶了進來，並與當地的文化相互映輝。

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1945年）后，華人南遷大為減少，但從1786年起（英人萊特于這一年占有檳榔嶼）到1945年止，檳城華人由不到百名激增至23萬名，佔人口的55%之多。這約159年的歷史是英國人為發展檳城而引進一批又一批的華人而形成的。

直到今天，在東南亞10個國家中，以人口比例而言，新加坡有75%的華人，馬來西亞有24%的華人，其他國家華人數量雖然可觀，但人口比例微不足道。例如印尼也有6百萬華人，只占人口3%左右；泰國也有華裔6百萬，也只占人口10%。而檳城華人從1900年起，已是最大的族群，一直到今天，華人約占檳城人口的45%，馬來人41%，印度人10%餘，剩者為其他種族。

第二個論述是對檳城人口和其地理位置作歷史性的分析，從中看到英國人之所以把大量華人引入檳城，然后又于1819年開闢新加坡，更大量引入華人，除了要發展這兩個殖民地外，也是要起到控制整個馬六甲海峽的作用。

因為英國瞄準了亞洲的中國市場，果然在1840年通過鴉片戰爭，占有了香港，打開中國的港口，方便英國從印度源源不斷的將鴉片輸入中國，一度企圖把中國人變成“東亞病夫”（鴉片仙）。

在這樣的佈署下，英國人也有防不勝防的地方，例如19世紀，華人通過會黨在檳城建立“政府中的政府”，后來被英國成立的華民政務司（1877年）打散了。又如20世紀30年代成立的馬共，也給英殖民政府帶來相當的威脅。

最后在第二次大戰一結束，英軍馬上重臨，又于1948年把馬共列為非法組織。為了爭取民心，英國人在1951年先在檳城推行選舉制度（市議會），給了華人通過民主取得政治權力的機會。

英國人把中央的政治權力移交于馬來民族時，也安排在1957年馬來亞獨立時，檳州出現一個以華人主導的州政權，連同地方議會的民主政制以彰顯英國人也給華人留下碩果僅存的政治遺產。

雖然如此，檳城的華人主導政權也是歸順于中央政府的，但其意義則襯托出多元種族的國家中，各個民族都有所得，各安其位。這種用民主來抗拒馬共並從中扶持起華人州政府是英國人引以為榮的一件事，因為它已經完成英國擴張政策的美夢，從印度經馬來亞到香港，完完全全地打開亞洲的門戶，成為充實英國經濟的海外資源所在地之一。而檳城華人則在英國人走后嘗到政治權力的果實，在間接上也符合英國人用華人主導政權堵住共產勢力的蔓延。

第三個論述是檳城華人主導政權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主要點出工業化的成功惠及全民，成為國家的模範發展州，各民族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從王保尼到林蒼祐和許子根都體現出他們是全檳城的首席部長，不是一個族群的首席部長。這種通過經濟擴張來滿足各族人民的需求。他們都表現了權力平衡的分配；‚中庸的施政及ƒ種族關係與利益的協調並與中央政策的配合。

研究之下，原來這是採用60年代在歐美興起的“政治經濟學理論”（The Economy Theory of Politics）而奏效。這個理論是採用經濟的途徑來討論政治，不是強調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係，而且把政治領域當作經濟來看待。

第四個論述觸及千禧年后華人主導政權面對的挑戰和隱憂，除了人口比例逐漸拉近外，也出現了一些馬來民族主義份子要求改變現狀的聲音。

在這種新形勢下，許子根大膽地提出檳城是經濟全球化聲中一個「小而稱堅」的實體，足以成為歐美及中日之間的一個經濟紐帶，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而對全國全民有利，以帶出華人主導政權的存在是對國家的未來有百利而無一害，同時也向全世界展示我國是一個多元種族和諧的國家，正符合了首相阿都拉所強調的各族分享政權的標記。

林吉祥夢斷檳城

這一篇我要專寫林吉祥進軍檳城的前因后果。他是在1986年踏足檳城政壇，而在這之前，他一直是馬六甲或八打靈的議員。這位在1969年崛起的政壇新秀，在“513”事件后便取代吳福源而成為黨的秘書長（他在1969年“513”后被逮捕，直到1970年10月才獲得釋放，而成為黨的秘書長）。

先說他進軍檳城的背景：
1982年大選，民主行動黨兩面受敵，一方面是來自國陣的，另一方面是來自董教總的民間力量支持民政黨。在不利情勢下，行動黨只在國會保住9個議席，在檳州的議席僅剩兩位。這一年的檳州大選，幾乎是民政和馬華的大鬥爭，行動黨只得靠邊站。

反對黨在檳州的政治“真空”，導致林吉祥審時度勢要親自掛帥，因為這個時候，卡巴星和彼得達遜已喊出要執政檳州的口號，但沒有一位有名氣的華人領袖壓鎮，行動黨是不可能在檳州殺出一個春天來。這也給予林吉祥一個機會在檳州引爆一場大鬥爭。

這就是說，林蒼祐在1982年踢走林建壽后，又在1986年迎來了一位姓林的敵手。這個人就是林吉祥，他挾其名氣要攻下民政的保壘區。

于是在這年的大選，上演了林吉祥鬥許子根緊張又激烈的一幕。許子根是在1982年中選丹絨區國會議員，才剛做了4年的議員，竟要面對反對黨巨人挑戰，實在使他坐立不安。

這就是行動黨的丹絨一役。

林吉祥也在甘榜哥南州議席提名，一石打二鳥。雖然尚未敢正式喊出要打倒國陣和執政檳州的口號，但言行中已表露要登陸檳州，且“算準”檳州是唯一能讓反對黨大展身手的一州，因為它有最多的華人選民，不像其他州，華人議席都未過半數。

也許他想效法民政黨在1969年以反對黨的姿態上台執政的奇蹟，也許他想把行動黨大本營搬來檳州。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林吉祥要從丹絨開始他的第二階段的心路歷程。

選擇挑戰許子根，也引起一些非議。市面有人認為這兩個人不應該在同一個選區激戰，因為兩位都是優秀的議員，使到選民左右為難。但憑著個人聲望，很快的林吉祥占了上風。反對黨放出風聲說，許子根輸了不要緊，可以委任成為上議員；若國會沒有林吉祥，那等于是失掉一位反對黨領袖。在兩相權衡下，許子根已是處于下風。

我曾經在大選前后與林吉祥有過接觸。大選前我問他勝算多少，他說50對50（政治人物總愛描繪成平手或苦戰，才能取得一些同情票）。不久后他又改口說，好像是超過50%。這意味著他已具備信心拿下許子根。

另一邊廂我又問許子根，有多少把握。他很無奈地說，把握不大。這是一場十分艱苦之戰，比對壘陳慶佳要難得多（1982年許子根取勝陳慶佳，只有834張多數票），因為這一區在1978年之后，已成為反對黨的強區，而且打從1959年開始，一直是反對黨的強區。

在投票前夕，報界已預測林吉祥會取得勝利。果然不出所料，開票當晚，但林吉祥竟贏了萬多張多數票，也教人大跌眼鏡。

隨著丹絨一役開花，行動黨有十條大漢闖進檳州立法議會，遂使到林吉祥信心滿滿。

許子根在失敗后，轉任檳州首席部長林蒼祐的政治秘書（這個並不高的官位，最終給他帶來意想不到的好運。正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林吉祥則意氣風發在檳州政壇大展身手。

接著在1990年林吉祥展開他的丹絨二役。這一役他又是偏向虎山行，在州議席黨對壘檳州首席部長林蒼祐。此時行動黨的口號是要執政檳州，也就是要打倒國陣（民政）州政府。

我曾私下問林吉祥，為何又來挑強人來打，尤其是林蒼祐是不易被打下的對手。他告訴我，這不是他個人所要的，是檳州行動黨決定要他出戰林蒼祐。

我又曾求證于當時的行動黨州議員陳爾奕，為什么要走這一步險棋？他的答案是：既然要執政檳州，林吉祥非得來個“王對王”之役，不然林吉祥來檳州做什么？又怎樣執政檳州呢？

開票當晚，許多人看傻了眼，行動黨居然如同秋風掃落葉，勝了14席。只差3席即可起而執政，可惜46黨時運不濟，雷聲大，雨點小，在檳州全軍盡沒。

不用說，打敗林蒼祐的林吉祥，已開始計劃下一屆一定要讓檳城“改朝換代”。但他算不到勝利后面隱藏的危機和凶兆隨之而來。這不是黨內起內鬨，而是檳州人民開始反省這樣做是不是“得不償失”？因為在國陣內，馬華再一次輸得干干淨淨（如同1969年的翻版，一席也沒有），剩下民政黨7席，與巫統的12席保住政權。

這一下子，人民在思索華人首席部長會不會不見了？幾經談商，巫統力勸民政黨再主導檳州政府，交由民政敲定人選。民政在失去林蒼祐后，士氣大挫，但也得面對現實，經過黨的討論和表決后，許子根勝了吳清德，他成為繼林蒼祐的首席部長，啟開了許子根時代，一個弱勢的政府。這個“結局”又是誰造成的呢？選民心里有數，林吉祥“心里沒數”。他依然相信一個林吉祥的時代是會到來的。

就這樣在1995年，林吉祥開展他的“丹絨三役”。這決定性的一役，行動黨打出的名堂是“不要弱勢的首席部長，而是要一個強勢的首席部長”。

于是他再次冒險，直接和許子根對壘，這是第二度挑戰許子根，也是第二次挑戰首席部長的議席。他也許沒有估算到兩個重要點：其一是46黨已大不如前，在沒有馬來政黨結盟下，攻下檳城，談何容易？馬來選民一向以來都把行動黨當成華人反對黨，自然不會給予支持；其二是檳州華裔選民面臨抉擇，是否還要重演1990年的險局或是力保一個華人首長？在權衡輕重之下，選民選擇了后者。他們對行動黨能否上台執政抱著置疑的態度，不再像1990年那樣給予火熱的支持。
不論是否是林吉祥的個人心願或是檳州黨的決策，他的這一戰對許子根已使他在戰略上處于被動的地位。

如果他不在丹絨武雅對許子根，極有可能行動黨不會敗得那么慘。畢竟保留他的國州議席也是選民可以接受的。

以此推論，林吉祥不戰許子根，行動黨或能保住一些州議席。

但事實上，行動黨既然已做出這樣的戰略和排陣，就得面對慘敗的后果，誰也怨不了誰，只能說檳州選民不要這樣的“英雄主義”的政治，他們要的是一個在安定中保現狀的州政府。林吉祥輸在“天不和，人不利”的條件下，正應了“人算不如天算”。可憐的行動黨只剩下一名州議員，她就是章瑛，丹絨三役埋葬了行動黨“火熱的理想”。

1999年，林吉祥不再打“丹絨四役”，也沒有所謂丹絨之役了。不過在排陣上又似乎浮現“丹絨四役”的影子，把強者推向國陣的選區叫陣，包括林吉祥本人轉向升旗山區對謝寬泰。離開他守了三屆的丹絨國席。

初看起來，謝寬泰“劫數難逃”，但幸運之星卻罩在他的身上。林吉祥本是以為這樣的排陣可以讓行動黨扭轉劣勢，詎料行動黨未沉，林吉祥卻下沉了。

失掉國席的林吉祥，已是光芒不再。他深深地感受到檳州已不是他“安身之家”，他需要另外找一個家，結果在2004年他找到怡保“新”的家，又搖身一變再次成為反對當領袖。檳州“養不起”林吉祥。他不認命也幾難！

馬華民政合併論

我在《馬華與新民族主義一文》中提到的一點就是馬華應促成與民政黨的合併。

我的論述包含歷史與現實的兩個層面。

從歷史而言，成立于1949年的馬華公會直到今天仍然沒有改名，全名是“馬來西亞華人公會”。作為一個政治團體，意味著這個黨是“代表華人的”。華人可以拒絕馬華代表華人；也可以通過民主投票否定馬華的代表權。但從1955年有選舉制度以來，除了1969年大選受重挫（但仍保留13名國會議員）外，馬華都取得一定的議席，且一直以來都是在執政黨聯合陣線內聲稱代表華人而參政而進入內閣。因此馬華必須牢記它的使命和職責就是維護華人在這個國家的權益，進而引導華人在多元種族的國家中創造一個和諧社會。

但是馬華的代表性在60年代受到左派反對黨社陣的挑戰，並從意識形態的鬥爭中指馬華是“照顧資本家利益的政黨而忽略了廣大中下層人民的利益”。這種鬥爭在70年代宣告結束，因為社陣已不存在，而且在69年的大選已退出憲制鬥爭。

不過，在另一方面，馬華的完整性卻因自身的分裂而受到挑戰。先是1961年林蒼祐（原為馬華第二任總會長）拉隊另起爐灶，成立“民主聯合黨”。繼之在1968年，民聯黨又搖身一變成為民政黨，且在1969年的大選取代馬華在檳州的主導地位，成為執政黨。然后又于1972年巧妙地與巫統組成檳州聯合政府，更在1974年加入擴大了的聯盟而成為“國民陣線”的一員，與馬華在國陣內“同床異夢”。

差不多在同一個時候（1973年），馬華的改革派領袖林敬益在與陳修信鬥爭失敗后，拉隊加盟民政黨。到了1981年，原任馬華署理總會長的曾永森在1979年鬥不倒李三春后又過枝民政黨。
至此我們看到民政已幾乎蛻變成馬華分裂出來的另一個執政黨。

雖然在1981年，馬華成功地拉回改革派一員大將（陳忠鴻退出民政重投馬華），又于1990年再拉曾永森回歸馬華，但並沒有改變馬華與民政在國陣內的明爭暗鬥的局面，表面的合作無法掩蓋兩黨領導人間積壓已久的恩怨。

這種上一代遺留下來的糾纏不清的后果起因于馬華的分裂，每一次的修補關係都是為了應付反對黨的挑戰，從來未認真的考慮民族主義的重要性和華人權益大過黨的原則性。抑有進者，隨著新生一代的分別加入馬華或民政黨，被灌輸的不是新民族主義的思想，反而把上一代的恩怨拉下來，並相信兩黨的存在是必要性的，其中一個最強烈的理由是：民政黨是“多元種族”的政黨，馬華是“單元種族”的政黨，因此兩黨的合併是不可能的，也不需要合併。因為合併以后黨的利益會受損，個人也因此可能失去在黨的地方上領導的地位；而中央方面也許要作出犧牲。與其合併，不如保留現狀為好。

可是如果我們從現實來探討，則不難發現馬華的“單一種族”也是溶入多元種族的國陣大家庭內，它不可能自行起而執政；同樣的，民政黨的“多元種族”理念放在國陣的天秤來檢視，也成了代表華人族群的政黨。換句話說，現實社會把馬華和民政定位在代表華人族群在國陣內一起為實現“馬來西亞民族”而鬥爭。

至少在巫統看來情形就是如此，不然巫統基層的地方領袖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檳州首席部長應由馬來人出任或採用輪流制？因為他們的馬來民族主義思想使他們感受到馬來人在州內被“邊緣化”已是時候要求改變（這種說法並無事實根據，僅是一種民族情緒的表達）。

所幸我國首相阿都拉以開明和快迅的反應把大局擺定：“國陣已有協定，首長不採輪流制，一切保留現狀。”這是延續前首相馬哈迪所堅持的開明政策，沒有必要牽一發動全身。《南洋商報》在5月25日的社論《檳首席部長職不應輪任》是及時和切中時局的評述，我對此表示激賞和贊同。

不過五年或十年后，巫統的地方領袖還會不會再次挑起此課題？不但是巫統中央領袖關注的事，而且馬華和民政也應有所警覺，不能再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傳統，不必加以重視。這已經不是馬華或民政的人任首長的事，而是傳統是否會再一次被基層挑起以尋求政變。

除了這個現實的政治例子外，華人社會也在多元種族的國家面對一波又一波的挑戰，這就需要馬華及民政認真地考慮如何建構一個新民族主義來確保社會的和諧與平衡。因此，馬華也好，民政也好，在政治現實下，已不能對追求真誠合作乃至合併事置之不理或不當成一回事。

我要說的是：兩年前啟開的兩黨合併工作團應重新開動，國家主義下的各民族利益的合理協調與分配已是馬華和民政的頭等重要議程，進而完成兩者之間的統一與整合。

雙林惡鬥前所未有

“七人幫”在1978年的大選被掃進水溝后,林建壽暫收其意氣風發的好勇鬥狠的一面，反而改以另一種“和解”心態向民政黨招手。這是因為在1980年時，前社陣好好先生，獨立議員的崔耀才（9月26日）不幸逝世，他留下的彭加蘭州議席正好被林建壽看中。

事實上，為了取得勝利，他不得不與民政黨“化敵為友”。雖然他不能期望民政黨會給予他一定的支持，但若民政不橫插一手或不在公開場合把他罵個“狗血淋頭”，已經是謝天謝地了。
巧合的事也給林建壽碰上了，在這一年的8月17日，民政黨大會卻上演換領導的一幕，林蒼祐堅決不再蟬聯主席，通過黨員選舉終于讓林敬益頂上老頭子林蒼祐的空缺而成了民政黨的新權貴。
不知是林敬益經驗未夠老道或忘了在馬華的日子是如何被李三春搞出場的，他竟然同意與李三春“合作”，以支持林建壽成為“國陣（馬華）的候選人”。這還不打緊，他對林建壽的了解實在太淺了，以為同是姓林宗親一家親，支持一下也無妨。

林建壽的本領不僅把李三春搞得樂意給他全力的支持，甚至也牽動巫統黨要，尤其是身任財政部長的東姑拉沙里扶他一把，當眾宣佈撥款60萬元支持彭加蘭哥打區的三間華文小學，即三民小學45萬元，潁川小學10萬元及明德小學5萬元。

這種大手筆是前所未有的，林建壽也真的“神乎其枝者”能搬動巫統黨要助一臂之力。

不寧唯是，林建壽還打出崔耀才是他的老同志，如果不是他的撐腰，崔耀才不可能在1964年當上喬治市市長而把黃添壽拉下馬。這點點關係被連串起來，成了林建壽爭取選票的資本之一。

當然林建壽也不忘對當地的神廟大派紅包，在幾乎可以拉攏的都拉攏的情勢下，林建壽十分信心他有能力為馬華奪下這個“黑區”。

民政黨檳州幹部對這連連怪招也看傻了眼，他們不知道為何林建壽似乎有“通天本領”，把所有的不利因素變成有利因素。

為了不讓林建壽能夠這么順暢過關，一位曾是崔耀才左右手的林有進被派上用場，以獨立人士身份聲稱他才是崔耀才的衣缽人選。民政黨在未能支持行動黨候選人之下，暗中支持林有進也是可以理解的理所當然的事。林吉祥在這方面也獨排黨內眾議，決派新雀張德發來硬碰林建壽，結果是林建壽以533張多數票勝了張德發一個馬鼻。這種小勝對林建壽來說是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果然在1982年大選前夕，他勸服李三春一定要與民政爭天下，李三春正氣其政敵曾永森大擺大擺于1981年走進民政黨的大門，也就來個一不做二不休的“破斧沉舟”的冒險行動。

他選擇在1982年移師芙蓉國席，以和行動黨主席曾敏興決一勝負。這是一步險棋，為什么李三春要用一生的榮辱來換取馬華在檳州與民政分得8個州議席？

表面上看來是李三春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最大賭注，實則在今天來分析是李三春也面臨馬哈迪時代來所受到的壓力；尤其是他把賭注押在東姑拉沙里身上，爭奪巫統老二，結果是慕沙希淡再次勝出，麻煩就燒到李三春的身上。

在陷入痛苦抉擇的李三春，已是最後一擊，也是無可奈何的選擇，以證明馬華的頭頭是得到華人的支持，所以選擇較弱的曾敏興來個一博。

李三春在82年大選險勝后，他是托起了馬華的聲望，但沒有給他帶來政治的高峰，反而是一年之后，他“出走”馬華，辭卸黨官職，一走了之，為馬華及許多人留下謎團，百思不得其解（或者要等李三春回憶錄出版，我們才得知真相：是否是巫統的壓力，導致他“金盆洗手”？）。

在另一邊廂，林建壽獲得8對8的議席分配后，終于故態復明，不再理會民政黨的感受（老頭子林蒼祐對林敬益接受這樣的席位安排是破口大罵的，只差沒有吐血昏倒。他與林敬意的關係也逐漸疏遠。在他看來，林敬意為了把民政搞成“全國性”的政黨，忘了民政的“根”在檳州）。

這一下子，林建壽擺明只要馬華勝席多出民政，首席部長就非馬華莫屬（當然是非林建壽莫屬）。林蒼祐也不是省油的燈，既然一切因林建壽而起，打蛇就要打蛇頭的手段也都使出來了。他告誡黨內的黨員，一定要捶死林建壽，絕不能讓林建壽得逞，要集中火力在彭加蘭哥打區讓林建壽在陰溝里翻船。手段所用之極，也是林建壽始料未及的，這包括民政捨棄再披戰袍的獨立候選人林有進，改而讓選民自由把票投給反對黨（行動黨）。只要林建壽一倒，馬華的重奪首席部長已告無門。這種激烈的鬥爭唯有出其不意，即使是下下策也寧可讓行動黨取得這一席，好過養一頭猛虎撲向民政黨。

倒霉的林建壽終于“馬失前蹄”。馬華參加8席，贏得6席，可憐林建壽成了孤家寡人，把下來的政治前途輸掉了。

民政則8席全勝，林蒼祐再蟬聯首席部長。經過一而再，再而三的林建壽挑衅和威脅,林蒼祐不再給林建壽任何機會翻身。姓陳的政敵（以陳修信為首）和姓林的政敵（以林建壽為首）造就林蒼祐的下半生（50歲才當上首席部長）危機四伏。最后又是栽倒在姓林的手上（1990年林吉祥擊敗林蒼祐），結束他多年以來的政治生涯，留下晚年抹不掉的痛心遺憾。

如果你相信命運的話，姓陳的和姓林的從政高層人士，好像與林蒼祐的政治八字相剋相沖，政治這一門學問，有時邪得令人咬牙切齒！

胡志明與馬中的微妙關係

不久前，越南有兩個重要儀式，其一是慶祝越戰結束30周年（以1975年4月30日越共攻下西貢，解放越南南方，達成南北越統一算起）；其二是紀念胡志明誕辰115周年（生於1890年5月19日，歿于1969年9月2日）。

這兩個節日其實在紀念同一個人，那就是締造越南民主共和國（1976年后改稱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胡志明。解放后的西貢也因此改名為胡志明市，以紀念這位開國元勛。確切地說，他是越南的“國父”。如果沒有胡志明這個充滿神秘色彩的人物運籌帷幄得當，越南在今天不會成為社會主義的國家。

胡志明的神秘在那里呢？在1911年孫中山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二千年的封建帝制時，胡志明離開自己的祖國飄洋過海來到法國。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胡志明（原名阮必成），取名阮愛國，代表在法國的越南人向各國代表團遞交一份備忘錄，要求法國政府承認越南人民的自決權，但巴黎和會對這位年青人的要求置之不理，鼓起他革命的決心以解放越南。

過后他到蘇聯去，那時（1917年后）蘇聯在列寧領導下己成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1924年他化名李瑞從蘇聯來到廣州進行革命活動，並寫成一本書《革命之路》。

1930年，他竟神不知鬼不覺地來到馬來西亞，代表共產國際主持馬來亞共產黨的成立，以取代被解散的“中國共產黨南洋臨時委員會”。根據楊進發著《馬來亞共產主義的起源》指說這項決定是由上海共產國際東方局徵詢胡志明（共產國際負責東南亞事務）和當時中共領導人李立三后作出的。

書中又說，“阮愛國（胡志明）在成立大會上用英語致詞，而由傅大慶譯成華語。英國當局對胡志明的出現十分重視，想方設法找出胡志明，但不成功。”到底胡志明如何潛出馬來亞，又去了那里，沒有人知道。因為楊進發在這本書中沒有交待。

根據陳平回憶錄有這么一段：“多年后（指1961年）我有機會與胡志明主席本人討論這件事。我們一起推算馬共成立的日期。胡志明記不起準確的日期。不過他記得走出會場時，見到街上掛著五一勞動節懸掛布條。在那個時期，當局不准五一勞動節縣掛布條，視為非法活動。但是工人不理禁令，還是在五一前夕，懸掛布條和紅旗。節日過后，就立即收起來。根據胡志明的記憶進行推算，馬共便定1930年4月30日為創黨日期。”

陳平又說：“馬共是在森美蘭瓜拉庇勞的樹膠園內正式成立。出席創黨的核心人物是共產國際的代表阮愛國，他是越南人。”

從上述的歷史印證，阮愛國（胡志明）與馬來亞結下的關係竟是從成立馬共開始。他不是通過合法的途徑進來而是潛進來的。按照今日的國際慣例，胡志明要么應以國家領導人身份到訪，豈可偷入馬來亞來搞政治活動？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歷史的吊詭就在這里。

在這里我們又得到一個啟示，在東南亞國家未取得獨立前，政治似乎是沒有國界之分，尤其是所謂由蘇聯統領的共產國際運動，可說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

更大的迷思又可從中國駐馬來西亞首任大使王幼平的回憶錄中看到，這位大使來馬履新前是中國駐北越大使，一共做了5年2個月。他這樣形容胡志明：“1942年－1943年，胡志明在桂林蹲過大獄，他用中文寫下大量膾灸人口的革命詩歌，后來匯集成一本詩集 ──《獄中日記》。”

這意味著在條件不允許下，胡志明先在中國境內搞越南革命（中越有共同邊界），然後拉隊搞武裝鬥爭到越南。王幼平說，“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北坡洞里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承認。1949年10月，中國革命勝利后，立即承認胡志明的政府，也是第一個與越南建交的國家。”（我弄不明白，為什么當年蘇聯沒有承認胡志明的政權？）

接著，回憶錄又說，“中國政府協助越南進行了著名的“奠邊府戰役”（1954年），協助越南政府還都河內。”根據日內瓦會議（1954年）的決議，越南分成南北越，北越歸胡志明統治，南越則由親西方的保大皇帝控制。1955年，吳庭艷發動政變，建立越南共和國（南越）。

王幼平還有一段有趣的回憶，在建交之初，“胡志明到中國大使館就像鄰居串門一樣，敲敲門就進來了。他到越南北部視察工作時，經常越境進入中國，用餐休息后，又回到越南。胡志明把中國看作他的老家，生活習慣也已中國化。”

王幼平是在1969年中國文化大革命高潮時到任，曾與胡志明吃過兩次飯，無所不談。同年9月2日胡志明與世長辭，全國為之悲慟。終年79歲。

可以這么說，胡志明一生最大的遺憾是沒有看到其祖國南北越的統一。如果他在世，也許不會允許西貢解放后，易名為胡志明市；也會避免發生1979年的中越戰爭。但歷史和胡志明開了一個悲喜劇的玩笑。

我們真的無法理解一生飄泊，到處革命的胡志明，可以造就一個統一與偉大的越南國家。但也因為他，馬共才會出現，又經過59年的艱苦歲月，才在1989年簽署“合艾和平協定”。同一個人帶出兩個不同的結局，這證明胡志明不屬于馬來亞（后來的馬來西亞），因此他不可能給馬共帶來好運。

（註：本欄上期“馬華與新民族主義”一文中第四段有關巫統與馬華組成“聯盟”，實為1952年而非1957年，答應更正。）

華文師資無需捨近求遠 （横刀立马）

*飞扬

教育部長希山慕丁說，教育部可能引進一些優質的中國教師，協助政府培訓更多高素質的華文教師。

這是政府宣佈要在國小推行第三語文后所引發的新動向。

在原則上，我們歡迎政府在小學推行學習第三語文的政策，因為我國是個多元種族的社會，學生多掌握一種語文是有利無弊的，但政府要怎樣推行和如何落實，我們尚未得知，只是知道政府不要調動現有的華小老師，而是要從新的資源找老師。

如果說，在國小推動第三語文，華文自然會比較上風，其一是華語華文已成為國際通用語，不再只限于華人的母語；其二華人的人數比較多，再連同馬來學生也愛學習華語的，則人數就會相對增加。

我們姑且假設全國有一半以上的國小選擇以華語作為第三語文，那師資肯定不足應付，而政府又如何解燃眉之急？

因為目前華小仍然“鬧師資荒”，肯定無法施予援手，我們若期待中國的老師來培養本地華文師資，也不是一朝一夕的，短則三年，長則五年。這樣一來，在第九大馬計劃下，可能已到期了才出現第一批的受訓老師。

與其捨近求遠，我們建議政府開明地看待現存的全國六十間獨中。這些華文中學培養出來的畢業生，若能被政府選用成國小的華文老師，肯定能有效地解決師資不足的問題。反之，若政府沒有看到這一大批待用的“師資”（若在高中時被培養或用一年的時間培訓畢業生）的優勢，那是國家的損失。

我們的理由如下：
1. 獨中畢業的華校生，經過挑選后，必定有數以千計適合被培訓成國小華文老師的，我們又何愁師資短缺？

2. 獨中的華校生，基本上也能操國英文，派他們到國小任教，自然會熟悉環境，也會使用國語作講解，方便馬來同胞入門。

3. 本地人對國家有一份深厚的情感，若是政府因材施用，給獨中生一個新的就業管道，我們相信許多獨中生願意成為合格的老師。

外面的人常讚我國是保有較完整華文體系的其中一個，而且程度也不差，為何我國會缺華文師資呢？問題就出在政府對獨中採取的態度，未把它納入正規教育體系中。

其實，我們在保持如此完整的華教體系的當兒，卻要向中國取經來培訓小學老師是很說不過去的。我們所要的是高層次或說研究院的中國老師來提昇現有的華文水平（目前大馬的中文中學水平已經被列為相當不錯了，例如獨中畢業生赴中國深造，可免考漢語考試，證明中國也承認獨中生的華文水平已達到高中程度），而不是向中國求助小學師資。

馬華公會如果能在這方面向教育部提供寶貴的意見，認識獨中的華文水平，就不必老遠跑到中國“求經和取經”。

我們相信，獨中畢業生來教國小的華語華文是綽綽有余的，只要獨中生被提供這樣的機會，不用說國小不乏華文師資，就連華小的“師資荒”也可一併解決。

因此問題的關鍵是我們不要忽視獨中生正可派上用場，整個問題便可在短期內得到較為圓滿的解決。

林建寿，七人帮，林苍佑

果然不出所料，當林建壽于1977年成為馬華檳州聯委會主席后，他就積極的佈署扳倒林蒼祐，而不是把精力放在所謂“工農組”身上，究竟他有什么工農群眾？他是心知肚明的。

但要擊垮林蒼祐，確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尤其是馬華與民政同屬國陣“兄弟黨”，不准在大選時上演“兄弟鬩牆”的鬥爭。于是當當時馬華黨內有一批跟隨林建壽的人也隨著他起舞，企圖通過另外一種形式來震撼民政的主導地位。

林建壽先是放出風聲，馬華不再接受1974年大選的分配只有3個州議席，即使是分得5個州議席也不滿意（按馬華在1974年大選后，爭取4名行動黨議員跳槽，州議員從1人增至5人）。雖然他沒有言明馬華要多少席，但顯然是希望與民政分得相等的州議席。在他看來，馬華已經強大，不能再被小視；尤其是他領導的檳州馬華，不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他的自信心的爆棚，可以從下列的言行中窺見一二。他說，如果馬華分不到滿意的議席，將以馬華的黨徵在檳州參加大選，以和民政一較高低。

我們不知道他是不知或是採取激將法，因為從一開始，馬華與巫統及國大黨的合作，從來未用馬華黨徵獨自參加大選。況且，馬華的黨徵也未向選舉委員會注冊，何來馬華獨樹一幟？這條路肯定行不通。

繼之，他又放風聲說會有一批馬華黨員將以獨立人士參加競選。這樣子做等于是“違反”國陣精神，完全不被允許。吊詭的是馬華高層，特別是李三春對此禁若寒蟬，竟放手讓林建壽去「自導自演」一場大選鬧劇。

當1978年6月21日大選提名日，一馬當先的“身先士卒”的馬華地方黨要竟是在1965年在喬治市市議會被接管后的調查庭上向林建壽強烈開炮的馬卓達，真是有些不可思議。

“政治上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朋友”。這句話套在林建壽和馬卓達的身上，是貼切不過的。

究竟馬卓達是何人？為什么他與林建壽有這段“情仇恩怨”？原來他是一名電器商，很早已加入馬華公會。在1978年時，他還是馬華丹絨區會的主席。1969年他首次參加州大選，但這一年是馬華倒霉的一年，在州議席選舉中輸得一乾二淨，連首席部長王保尼也在陰溝里翻船，更遑論馬卓達能出人頭地了。失敗后的檳州馬華，只好“臥薪嘗膽”。馬卓達在1974年州大選又失敗，不認命又能怎樣？

但在林建壽登台之后，馬卓達竟是“一笑泯恩仇”，與林建壽打得火熱。不因為兩人有什么共同理想，而是在林建壽眼中，馬卓達這位“炮擊手”正可以派上用場，甚至有時候可以成為林建壽“影子”的代言人。

在馬卓達率領下，有一批黨員“壯烈出陣”，在民政的州議席選區提台，在最后一分鐘勉強湊成七人，組成一個所謂“人民獨立陣線”。

除了馬卓達（參加甘榜哥南州議席）外，另外6人是提名丹絨國會的何啟斌（理大畢業生），提名高淵國席和爪夷州席的邱思慶（醫生），提名柑仔園州議的林嘉彬（林建壽的忠實擁護者），提名巴當哥打州議席的布商顏嘉炳（與林蒼祐對壘）及提名雙溪檳榔州席的小商人陳充惠。

這七人專挑民政黨選區下手，也就是在政壇上被冠上“七人幫”的狙擊手。“七人幫”這政治專有名詞就是這么而來的。

馬卓達是“七人幫”的頭目，他對林蒼祐展開了十分猛烈的攻擊。最令林蒼祐孰不可忍的是馬卓達指責民政黨是“拆厝黨”，海報布條懸掛在光大中心地帶，要“林蒼祐還我家園”。更出現老太婆在政治座談會上斥責林蒼祐拆屋趕走她的住所。

總之，十分難堪的言語和標語滿天飛，極盡其醜化林蒼祐之能事，也煽起巴剎小販對林蒼祐夫人冷言冷語。

馬卓達所抓住的課題，就是林蒼祐推動的“光大”發展計劃，影響了附近的舊屋要拆遷。這個地區正好落在甘榜哥南的州選區。馬卓達煽起的情緒，招招都是要致林蒼祐于死地。

他究竟與林蒼祐有什么深仇大恨？非得要“整死”林蒼祐不可？（我在馬卓達晚年時，大概是1999年，曾與他有過一次長談，不久后他即逝世。他用十分堅定的語氣說，他們是在林建壽的策劃下出來倒林蒼祐和民政黨的。而他本身卻與林蒼祐沒有什么恩怨。但在那個驚濤駭浪的政治風暴的年代，他是火車頭，一頭栽進政治漩渦而不能自拔）。

林蒼祐在十分激動和憤怒的心情下，直斥“七人幫”是一群沒有紀律的政治爛渣滓，是自找毀滅的“旅鼠”（Lemming）（旅鼠習慣成群結隊走向海中自殺）。這些人也是政治阿Q。

馬華公會對于所謂“七人幫”的橫沖直撞，也未正式表態，李三春知道林建壽在做什么；林建壽也知道他在做什么。可憐的“七人幫”雖然也想博出位，但他們都成了政治鬥爭的棋子。開票當晚，“七人幫”全軍盡墨。這一下子，林建壽知道此路不通，在不受馬華責備下，他又開展和佈署另一場鬥爭。

林蒼祐備受“七人幫”的干擾，以致民政黨參加11席，幸保住8席；馬華參加5席，只保住2席，巫統參加10席，贏得9席。

雖然林蒼祐安然渡過險關，但民政元氣已傷，看在林蒼祐眼里，「此仇不報非君子」！他知道這是馬華沖著他而來，他也知道林建壽會有下一個動作，而眼前是再領導檳州政府，為民政黨的未來作盤算。因為林建壽仍然是馬華檳州主席，他不能掉以輕心。

這一下子，因為林建壽的介入，民政與馬華的關係又告惡化，心病更是無法治癒。先是在表面上，彼此又維持友黨關係。但誰都看得出來，這種“不誠無物”的合作，是遲早要表面化的。

馬華與民政的恩怨，真是罄竹難書。不過鬥來鬥去，不是什么思想與政策之爭，而是為了爭權奪利。馬華要奪回檳州的首席部長，民政要保住檳州的領導權。這之中不涉及巫統的利益，而是華人族群在一個小小的地盤，打到頭破血流，不信你再看80年代的鬥爭，直教你眼花繚亂。

馬華與新民族主義

檳州馬青分團于5月6日舉辦一場政治論壇，邀請全國總團長翁詩傑及我針對“馬華的未來走向”作專題演講，主持人是黃泉益。我從馬華的歷史演變及國家的政治變化切入這個課題，因而提出“馬華與新民族主義”來闡述我的觀點。

歷史是這樣告訴我們的：1945年日蝗軍投降后，英軍重臨馬來亞，與馬共展開角力戰。1946年巫統宣告誕生，展現馬來民族主義的凝集力量，于1948年與英殖民政府簽署“馬來亞聯合邦”協定，標誌著馬星在政治上分家。同年英軍實施緊急法令，宣佈馬共為非法組織，進而將大部份華人鄉民趕入“新村”，以圖切斷馬共與鄉民的聯系。

由于“新村”生活苦不堪言，導致了馬華公會在1949年2月27日成立，以蘇解民困。因此馬華“依據本身的方式和作風，開展馬華的民族主義運動”（參閱馬華黨史）

1957年，巫統的“民族主義”與馬華的“民族主義”相結合，催生了“聯盟”乃至后來的“國陣”。在國家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大形勢下，聯合了國大黨各自表述本身的民族主義，又相互合作，帶領馬來亞于1957年獨立，並于1963年擴大成為“馬來西亞聯邦”。

但是在1969年“513”事件后，民族主義的口號已被國家原則提倡的國家主義所取代，來促成一個“馬來西亞民族”。

這就是說，整整30余年來，在保持原來的政治格局下，一種奇妙的和諧使到馬來西亞處于穩定與和平的狀態中。而這種政治奇蹟不等于巫統、馬華和國大黨已經解散形成一個單一政黨。恰恰相反，它們在保護族群利益方面依然不變，用以回應反對黨的挑戰。這意味著，在政治鬥爭的策略上，巫統和馬華各有所依，又有所整合，一種與以前不同內涵的民族主義都在各自的黨內滋長和出現。
這種新的內涵，簡單的說，就是在多元種族社會中，湧現出既保護本身民族利益又具有容忍與不越位的索求。

馬華公會在這方面表現得非常低調，以致被人批評為失去方向或沒有方向或只有國陣方向的政黨。馬華公會在陷入苦思后，打出“華人教育”的旗號來演繹其“民族主義”的精神。從拉曼學院到拉曼大學；從浮羅交怡教育計劃到終身學習莫不展示馬華對民族教育的重視與所取得的成就。

但單在教育上的成功尚不足在整體上反映作為一個華人政黨的具體政治功利主義，因此馬華的新領導層提出了創立“三品”，即“人品、官品、黨品”的重要性，以期帶動華社的認同，我們從黃家定身上看到他有一種求變的願景。

順著這一形勢，馬華確是可以在政治上尋求一種新的思維和指導方向，塑造“新的民族主義”的“品牌”，與馬華直接掛鉤。

它的框架是在民主政治的範疇內，鑄造一個不講求意識形態，不訴諸強求，不進行對立，只講求整合與合作下的理性民族合理權益的維護。這種有系統、有目標、有議程的對華人問題進行研究與協商，自然可以促使馬華公會扮演一個領導族群的角色。

今天的社會所要求的已不是先有華人支持與團結才能使政黨發揮功效，而是轉過來由政黨來引導華人如何走向與溶入和諧的社會，這就需要馬華在政治層面上打造一個“新民族主義”的理念來配搭巫統的“新馬來人”的理念，共同創造一個進步與和諧的馬來西亞。

因此馬華公會的未來走向應該是以“新民族主義”樹立其政治大方向，它不會也不被允許所謂的“逃離政治”，而是將新的內涵和新的精神努力促成：

確保所有的族群適當地分享國家資源和承擔社會責任。通過民族的凝聚力量進行理性、有效、容忍和協商的對話取得雙贏局面。只要馬華主動拿出成績取信于民，它自然名正言順是代表華人的第一大黨。

‚馬華與民政的合併，以整合華人的政治力量。民族利益永遠是放在第一位，黨和個人的利益是服膺于民族利益之下的。

ƒ精兵簡政。果敢地對馬華黨員進行全面的重新登記。五十萬的精兵將使一個黨在實質上壯大和穩固。中共黨員只佔全國人口不到5%，馬華無需繼續沿用傳統的以華人人口的比例來追求20%之黨員。質重于量是放之四海皆準的普遍原理。

„推動終身學習是為了提昇華人的政治意識和對政黨政治的理念的理解，因此在“三品”之后加多一個“民品”。換句話說，黨指引個人追求充實的人生，但不能包辦個人的生老病死。推廣而言，黨為族群指引方向，它是為族群、為全民為國家而存在的。這樣黨就可以成為個人或群族的核心力量。關鍵就在于黨怎樣樹立一個新形象，新精神和新活力？

由此來看，馬華未來走向是與“新民族主義”精神的提倡分不開的。這只是我個人粗枝大葉的初步構想。這只是一個理念，不知新人新作風而又有新使命的黃家定有何看法？（部份內容取自作者演詞）

連宋向“中華民國”告別？ （横刀立马）

*飞扬

國民黨主席連戰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在四月杪至五月中先后完成對中國大陸的訪問。一個是“和平之旅”，一個是“搭橋之旅”，但意思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啟開兩岸封閉已久的對話大門。

不論他們達成何種成果，也不論阿扁及李登輝怎樣否定連宋之行是無意義和沒有作用的，至少有一件事在我們今天看來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國親兩黨在政治上作了比較明確的表態：兩岸一中或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以示與陳水扁的民進黨鼓吹的一邊一國或台灣獨立的主張一刀兩斷。

這就是說，在今天，國民黨及由國民黨分裂出來的親民黨第一次有勇氣公開表達“一個中國”的理念，不再像過去面對阿扁的連環攻勢時，顯得被動與招架無力，以致台灣人民對國親兩黨的不堅定與含糊的立場感到迷惑，甚至解釋成與阿扁的立場沒有多大的差別，導致阿扁的“明確”的“台灣是有異于大陸的主權國家”論稍占上風，進而爭取到選民把票投給一個有“激情和煽情”的民進黨，把僵化和不善于轉變的國民黨拉下台。

國民黨也好，親民黨也好，在其領導人未正式訪問大陸前，其立場是十分暖昧的，一方面堅持台灣是“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國家；另一方面又反對阿扁的“台獨”論或李登輝口中所說的，“台灣是一個與大陸不相干的獨立體”。

這種焉語不清的自圓其說很難使台灣人接受國親黨在政治立場上與民進黨是不同的，因為堅持“中華民國”就是一個“獨立國”，幹嘛反對阿扁的“台獨”？

如果國親黨並不能卸下歷史包袱，一味迷信台灣就是“中華民國”，那么民進黨大膽地鼓吹“台獨”，標明要將“中華民國”轉成“台灣共和國”又有何不可呢？

正是這種論調讓台灣人民認為選民進黨或選國親黨都是大同小異的，所不同的是人的素質的比較。民進黨似乎洞悉先機，鼓動台灣新生的一代只認同台灣人，不要認同大陸人的口號就比起國親黨的死守“中華民國”的舊招牌，卻又無法與中共抗爭的政治取向更為明顯嗎？

事實上，我們將國親黨的“中華民國”實體論拿來驗證，就比阿扁的“獨立論”遜色。新台灣人已不再迷戀“中華民國”有朝一日可以打回大陸，也不天真地以為“中華民國”就是包括大陸在內的一個主權國家，他們只是實事求是地以台灣人的利益為依歸，管他“台灣國”或“中華民國”呢？

阿扁巧妙地利用台灣人的心態達成了執政的目的，但想推進一步實現“台灣共和國”，阻力和麻煩跟著來了。其一是中國不允許也不會讓台灣分割出去；其二國際社會沒有法理依據來承認台灣是另一個國家；其三是台灣人民不會要在浴血中立國。現在不是好好嗎，為何要弄得劍拔弩張，緊張兮兮呢？

在這種僵局中，國親兩黨為了挽救聲望的下跌，只好痛定思痛中作一個痛苦和較明確的決定。于是有了中國之旅。

連宋的中國之旅從政治意義上來說，是向歷史告別，是向20世紀告別，不再迷思“中國民國”是“絕對不變”的旗號。

他們的政治賭注（在台灣人民看來也許是一場政治賭博和立場的逆轉）在今天來評價是肯定多于否定，至少他們已能夠讓自己的黨從歷史解脫出來，告別“中華民國”而準備溶入一個已經改變的中國大家庭中。

這個過程是緩慢也會阻力重重的，因為兩黨都不是執政黨，而身為執政黨的阿扁則說若以“兩岸一中”來会面，他不要談。

但決定權不在阿扁手里，而是台灣選民要一個能與中共打交道的國親黨或與中共對抗或對峙的民進黨？這就是連宋訪華帶出的一個新的訊息和新的政治方向。

李三春與林建壽

1974年大選塵埃落定后，新的政治格局已告定型，那就是“國陣”（國民陣線）已取代“聯盟”。過去的三角聯盟已不復存在，真正的大贏家是巫統，因為它制衡了許多的政黨圍繞在他的旗下，更凸顯它的不可動搖的主導乃至至尊的地位；連回教黨都能被招安，還有什么政黨不能被一統呢？剩下民主行動黨是個例外，或者聯盟不認為行動黨的加入是必要的，以避免“重蹈”1963年新加坡加入大馬后又因理念的不同而分道揚鑣；再者一個履行民主的國家，沒有“較有象徵性”的反對黨存在對民主政治是一個缺陷。就這樣，民主行動黨一直到今天都無法納入政治主流中。

反之，在這個洗牌的過程中，即使不是輸家，但肯定是失意的政黨是馬華公會。這就是為什么在1974年敦拉薩推動國陣成立時，馬華公會是最后加入的一個。

馬華公會的進退兩難是有史可查的。當1969年大選馬華失利后（派出33名候名人，只剩下13個國席，與行動黨相同數目），就曾萌起退出內閣之意，但“513”事件后，它又重返內閣，只是代表性已被削弱，也難怪陳修信要搞華人大團結。可是事與願違，團結的結果是分裂，以致陳修信選擇退休。

李三春在1974年的登台，對馬華失去檳州主導政權是耿耿于懷的，不是他與林蒼祐有什么個人恩怨（有恩怨的是林蒼祐與陳修信），而是他不能忍受民政黨竟然搖身一變，成為與馬華同一屋檐的國陣成員，又拉攏失意的華黨員入黨，甚至被視為另一個有代表性的華人政黨。

這個時候，閑著的前社陣領袖林建壽也苦無出路，一方面社陣已杯葛大選（1969年），且已不復存在，勞工黨又于1972年注冊被吊銷，他已經成為政治曠野的寂寞人。

正是不甘寂寞讓林建壽與李三春「化敵為友」，最為諷刺性的是林建壽搬出那套為「大眾請命」的概念，要在馬華公會內設立工農局竟也得到李三春一口允諾。李三春的解釋是：馬華要改變大資本的形象，馬華要成為所有華人，包括窮人的代表。

從理論上，馬華是試圖轉變它一向以來代表資產階段的形象，轉而也向工農群眾招手，但問題是：林建壽是工農出身的代表嗎？他在這方面有代表性嗎？即使他曾是左派社陣的領袖，也不意味著他已擺脫資產階級的思想而成為不折不扣的工農階級的代言人。充其量他們之間是“右”的資產階級對上“左”的資產階級的相互利用。

李三春不是要林建壽搞什么如同“中國文化大革命”式的“工農萬歲”或將它擺在馬華第一位，使馬華成為一個代表“工農階級”的政黨。他要林建壽充份發揮他的剩餘價值（頭上還戴著已不發亮的“鋤頭和鐮刀”），向民政黨發起反攻，因為他知道只有林建壽可以給林蒼祐帶來威脅。
他的強悍作風正好是馬華領導層中所缺乏的。第一個步驟是李三春本人在1975年兼任馬華檳聯委會主席，取代好好先生的岑亞就。岑亞就曾對我說，馬華要大刀闊斧改變，他不適合繼續領導，只好退位讓賢。

因此第二個步驟是李三春在時機成熟時，于1977 年將檳州聯委會主席職讓于林建壽。而在1974 年在國會選舉中（馬打古魯區）冒出頭的林良實只好接受這樣的安排。

林建壽方面其實也不是要馬華公會改變什么。他身為資產階級份子參加資產階級的政黨與他的一向的出身背景並是沒有太大的差異。

如果你問我林建壽不是已經是工農階級的代表嗎？而且思想意識是向左轉的，他不是已被改造成或過渡成“無產階級”的思想家嗎？我的答案是置疑的。我觀察他在勞工黨乃至社陣的言行，他是在推行費邊社的社會主義（也就是如同英國工黨的改良社會主義）政策，他不曾也沒有溶入社陣那個大洪流時代的大鬥爭中。從他在1967年被摒出勞工黨領導層可得到這樣的結論。不論那個年代勞工黨的政策是否過激和深受“文革”的影響，林建壽已不是他們的同路人。

當勞工黨不能夠為他提供平台后，他最有可能的選擇是加入馬華公會。他不會參加林蒼祐的民政黨，因為他們是不咬弦的一對。

這就是說，林建壽參加馬華公會自有其政治議程，以借用馬華平台向林蒼祐發起攻勢，進而可能把林蒼祐拉下馬，以泄心頭之恨（林建壽在1963年參加市議會選舉時，被林蒼祐派出鄭耀林把他擊敗，這口氣他是嚥不下的）。

因此我們看到即使林建壽在馬華中委內是工農局的主席，他又何曾組織工農運動來壯大馬華？有的是在1974年的勞動節，促成馬華破天荒首次主辦慶祝五一勞動節。這種表面功夫是做給外人看。李三春和林建壽是心知肚明的。

事實上，馬華公會不因林建壽的加入而向左轉，更不因此而轉成社會主義政黨。恰恰相反，是馬華改變了林建壽，讓他還原成一個資產階級政黨的其中一份子（不錯他的家庭成員有與他一樣左傾的，但70年代后，他們又回到出身的資產階級），而且“名正言順”地用資產階級的鬥爭方式對付另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

這種既有政治目的，又符合個人恩怨發泄的政治舞台，正是林建壽所需要的。于是當1977年林建壽成為檳州馬華主席時，他就開始策劃第一個倒民政黨運動，尤其是沖著林蒼祐而來。

1978年的大選他在幕后導演的“七人幫”，就是要擊垮民政黨的堡壘，因而掀起一場驚濤駭浪的政治風暴。林建壽對此從來沒有正式承認，但也未有回應民政黨的指責，倒是“七人幫”出面人物之一的馬卓達（已逝世）在生前向筆者揭露這一段往事。

如果把它當成一場政治鬥爭，那就是一個政治狠招，令林蒼祐渾身解散進行反擊。

新聞自由與民主政治

每年的5月3日，是聯合國訂下的“世界新聞自由日”。這是聯合國教科文機構於1993年根據《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而確定的，至今已有12年的歷史。

為配合這個日子，韓江學院與上海大學聯辦的“大眾傳播系碩士班”的學生們特主辦一個講座會，邀請我以“過來人”的經驗針對這個課題作論壇演講。主持人是章瑛，另一主講者是莊迪澎。

我以《新聞自由與民主政治》為題先引述從網站取下的三則有關來自中國的學者對“新聞自由”的看法。第一位作者是北京廣播學院的常震波碩士指出，國家、政府和政黨是通往一切自由的三重門，因此目前的“新聞自由”是帶著“鐐銬在跳舞”。

第二位是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認為西方所鼓吹的“新聞自由”正逐漸把媒體去政治化。媒體集團希望媒體也能像電影、音樂及迪斯尼樂園那樣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商業利潤。

他進一步指出，通過互聯網鼓吹“新聞自由”尚未成氣候，而且在缺乏資源下，單靠技術是難以使互聯普及化，最終網絡媒體還是屬於集團運作的產業。

第三位是署名“凌言”的作者在《人民日報》駁斥美國的“新聞自由”是有其議程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影響。例如美國2003年對伊拉克開戰，媒體幾乎傾向報導使人民相信這是一場“正義之戰”。

以上是中國人對“新聞自由”的看法。在媒體爭取“新聞自由”的今天，他們也認同“新聞自由”不是絕對的，即使美國也是有某種程度的相對性制約。

我們當然接受“新聞自由”不是絕對的詮釋，但在套上“自由”的當兒，它必然與民主政治掛鉤。在今天來說，民主政治已不是西方的專利品，而是原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國家也在推動民主政治，以致“新聞自由”也在這些國家成為時尚。

不論行使任何制度的國家，自然有其本身的“新聞自由”的“準則”。相對來說，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會比較重視“新聞自由”，但也不能沒有制約，馬來西亞也沒有例外。

舉例來說，在60年代，媒體對於來自中國的新聞或運動的報導都是十分克制的，甚至是略過的；尤其是馬共的新聞，更是禁忌。但隨著時代的改變，我國政府的立場也有很大的轉變，特別是在70年代中期，馬中建交后，本地媒體便享受到“新聞自由”刊登中國的新聞和評論文章。接著在80年代末期馬共解除武裝鬥爭，與馬泰政府簽署“合艾和平協議”后，馬共的歷史和新聞就不斷地出現在本地媒體；甚至連馬共總書記陳平的回憶錄也得以公開出版和刊登。這在過去是難以想像的。

我這樣說，是想指出“新聞自由”是因時而異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新聞自由”的規範。

如果撇開政治或去政治化，則許多國家的媒體都享受充份的“新聞自由”，也難怪娛樂新聞、經濟新聞或副刊性的文章大行其道，不但篇幅增加，而且所占比例也比過去大幅度提高，除了說明讀者的口味趣味化外，也說明報章媒體正朝向電視媒體看齊，以非政治性的新聞爭取讀者。

但這樣的走向也並非是“新聞自由”的真正含意。它必須要提到政治議程來審視“新聞自由”，于是就出現諸多的批評，指媒體被操縱或被壟斷或已非專業性。反對黨及相關的知識份子發出的強烈聲音就以此為論據。

他們的不滿是認為政府或政黨給“新聞自由”下框框。不過，反過來，“新聞自由”的定義也不是由反對黨來決定的（當然政府也不會讓反對黨來鑑定“新聞自由”）。這樣一來，“新聞自由”成為一個爭議的課題了。

而報辦人在看待“新聞自由”上，除了必須要以政府的政策和法令允許的空間進行運作外，也要顧及民間的一般反應和感受，它不可能也不被允許“新聞自由”被“移空”。因此對于不同的意見，或批評或政論，包括反對黨人的議論也會提供一些的“空間”，雖不能做到“平衡”，至少不會讓“新聞自由”成為“笑柄”。除非現狀能被改變，不然珍惜現有的“新聞自由”或者是需要的，即使是反對黨人和民間的非政府組織團體也從未放棄對有限的空間作出表達的權利。

如果說捍衛民主政治成了“新聞自由”的保護傘，那么“新聞自由”又成了檢視“民主政治”的籌碼，兩者之間誰也離不開誰而獨自生存。

1974年的四件大事

如果说1969年的“513”种族冲突事件是国家的政治分水岭，那么1974年则是马来西亚政治立场与外交政策的大转变，也改写马来西亚的政治历史。

第一件最突出的划时代新闻是我国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于1974年5月28日至6月3日对中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并缔结邦交。这在“风雷激荡”的年代是难于想象的。

所谓“风雷激荡”是指中国仍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而且仍然由毛泽东主席一统朝政。这种具有高度的阶级斗争与大力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策严格来说，是与马来西亚一向以来推行的亲西方的资本主义政策格格不入的，但为什么敦拉萨来一个180度的转变？这当然是有迹可循的。

各种传媒，尤其是华文报章更在这个课题上大作文章。那时我已在编辑部负责主导性工作，因此决定针对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的改变进行分析和探讨。

我们终于发现，郭拉萨显然是要表现与东姑阿都拉曼时代截然不同的政策，而且也不讳忌起用一批具有左派思想的人物围绕在他身旁，以便出谋划策。这些人中包括在后来被第三任首相胡先翁于1976年逮捕的沙末依斯迈（海峡时报执行编辑），阿都拉阿末（首相署副部长）及阿都拉马日（副劳工部长）等人。他们被已退休的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形容为在政府中的“亲共份子”，且有受到苏联的影响（他们后来也在电视台发表自白书）。

由于这些人在“513”过后获得政治影响力，也就为敦拉萨策划新的外交方针。先是于1971年5月派遣东姑拉沙里率贸易团访问中国，试探中国的政治气候，3个月后，中国投挑报李，为两国贸易的“正常化”迈开第一步；接着在同年十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投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的地位，而换取中国宣布支持东南亚地区化为无核、中立与自由的地带。
为了平衡国际势力，敦拉萨先于1972年访问苏联与东欧国家，启开建交之门。

两年之后，敦拉萨认为时机成熟，动程前往中国，不但与周恩来总理签署建交协议书，更与毛泽东主席会晤，为马中关系掀开新的一页。

华文报章的大事报导自不在话下，出版特辑与专刊更汇成潮流。一时之间，好象报导中国新闻与评论不再是禁忌。华文报也因此争取更多华人读者的支持。我记得很清楚，在敦拉萨访华前后，我们用很多篇幅打开“中国之门”，让华文读者从新闻中看到“文革”中的中国是怎幺一回事。不知为什么，我们好象享受到“新闻自由”的时代已告降临。

第二件事是我们在后来才知道的是马共在70年代初期起即告分裂成三派（这在陈平回忆录中也有提及）， 不仅削弱马共的势力，也使到政府在审时度势方面减轻马共带来的压力（砂共也在1974年放下武器，剪除了东马的共党威胁）。

敦拉萨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访问中国，根据时任中国驻马来西亚首任大使王幼年的回忆录，敦拉萨拜会毛泽东时，最关切的是要知道毛泽东对马共的态度，但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因为那个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两面开：“国与国的关系”与“党与党的关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虽然敦拉萨未能一举解决马共的问题，但他无疑已启开第一个齿轮，让中国反思其外交政的二元性。这事要到了1989年马哈迪时代，才为马共问题划上句号。这一年，马泰及马共在合艾签署和平协议，真正结束马共的武装斗争。如今回想起来，敦拉萨的「破冰之旅」为马来西亚的未来局面奠下第一块基石。

第三件事，果然不出所料，在这一年的全国大选，敦拉萨以全新的姿态带领“联盟”走向“国阵”，整合原属于反对党的敌对势力一统在国阵旗下。这些政党包括民政党、人民进步党、砂人民联合党及回教党。这就是说扩大成了“国阵”的组织不再只限巫统、马华及国大党，而是增加许多新成员，但也进一步巩固和壮大巫统的主导地位。

带着“马中建交”的辉煌成就和与毛泽东握手的破天荒的历史性会晤照片，国阵在大选中以秋风扫落叶的顺势打了漂亮的一仗。剩下民主行动党孤军作战。

第四件事，这一场大选也是民政党“存亡”的关键，因为它在1969年是以反对党的身份跃居为槟州执政党，现在倒回来参加联盟（国阵），转而以执政党的姿态被考验是否会被选民所接受？结果在国阵打“中国牌”底下，民政江山屹立不倒；反而是倒霉的人民进步党未能得到霹雳州选民的谅解，在大选中一败涂地，连党魁SP辛尼沙沙甘也饮恨“沙场”。从此人民进步党一蹶不振，直到多年后才勉强取得一席地位。

还有一个时运不济的反对党是陈志勤领导的“社会公正党”。自1971年与林苍佑闹翻后，素有“反对党先生”之称的陈志勤（这个声誉是他在1964-1969年以劳工党议员的身份在国会显露锋芒取得的）的政党。除了他本身在甲洞脸胜及爱将王裕好中选州议员外，余者皆告败北。

即使在1978年，陈志勤把棒子交给陈胜尧，也回天乏力，社正党就这样在政坛中消失。

民政党的林苍佑无疑是通过了考验。他继续领导民政党在槟州领尽风骚。阵容（指中选议员的素质）不仅比以前为强，说话的份量也较前掷地有声。

正因为林苍佑原本也是马华公会的领袖，如今却转过身来与马华平起平坐，自然使到马华咽不下这口气。马华是最先反对组成国阵而又是最后才参与国阵的政党。这看在刚登台的李三春眼里是极不舒服的。尤其是林苍佑在1974年大选前吸纳林敬益等一批马华改革派进入民政党，更是无法消受。

于是李三春使出的一个绝招是在这一年向林苍佑的“死对头”，也就是前社阵领袖林建寿招手，要林建寿借马华的平台，在槟州搞起政治风景，让林苍佑坐立不安。

这样一来，又判定一对冤家在往后的年代开展一场惊涛骇浪的斗争。

马华与民政的恩怨，也因此加速“明争暗斗”。虽是一家人，但这家人与那家人是搅不在一起的水和油。更精彩的斗争借林建寿之手拉开序幕了！

中共重啟二元外交

台灣國民黨主席連戰于4月26日起一連8天對中國展開“和平之旅“，重新啟開了中共久已不用的“黨對黨”，“國對國”的二元外交政策。

為什么說是重新啟用“二元外交政策”？這是有史可循的。當1949年毛澤東宣佈“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原本統治大陸的國民黨就把“中華民國”插在台灣的土地上，形成“兩個中國”的對峙。
由于“中華民國”堅持代表全中國，也在美國的支持下取得聯合國的席位，以致立國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要突破美國的包圍與封鎖極不容易，所以與毛澤東的中國建交的國家並不多，但這並未阻止北京尋求交外上的突破，也爭取到一些國家的相繼承認和支持，最先與中國建交的當然是蘇聯及其衛星國；而十分吊詭的是英國竟然也于1950年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承認歸承認，英國這老牌的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依然沒有改變。

最明顯的是它在1948年宣佈馬共為非法組織后，便展開一系列的軍事行動來打擊馬共的活動，后者也因而轉入地下。

除了馬來亞之外，其他東南亞國家也有共黨的存在，而以印尼的共黨勢力最為強大，它一度還被印尼總統蘇卡諾包容在政府內，享受一點權力，但它不是執政黨。

對于這些沒有取得政權的共黨，中國的處理是“黨對黨”的關係，並在一定程度上給予這些共黨領袖享有“外交”上的禮遇。

就拿馬共來說，陳平在其回憶錄中就透露他曾以馬共領袖的身份會見中共主席毛澤東，也曾與周恩來及鄧小平等人有過交往。

陳平在六十年代“常駐”中國時，享受到大使級的待遇，但為避開敏感，這些屬于反對黨或非法地位的共黨領袖大多被安排住在湖南的長沙，以免中共在與這些國家領袖交往時有所尷尬。

1974年，當我國首相敦拉薩率團訪問中國並與北京締結邦交時，他就十分關心中國政府的二元外交。根據首任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王幼平的回憶錄披露：敦拉薩會見毛澤東時（1974年5月29日）就不厭其煩得詢問毛澤東對馬共的立場，因為他要知道中共的態度。

中共的態度就是與馬來西亞建交是“國對國的關係”，而中共與馬共的關係是“黨對黨的關係”。這是一分為二的二元外交。

當時中國仍然處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自然不會放棄對兄弟黨的支持，但也不願意就此放棄與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建交。

毛澤東支持與馬來西亞建交是為了貫徹他一向主張的“和平共處五大原則”；而敦拉薩的勇于突破，並讓尚不能解決的問題懸掛，證明了他是一位有遠見的政治領袖。

雖然在這之后，馬共問題一直是馬來西亞政府的“心頭石塊”，但隨著四人幫的倒台，文革結束及1978年鄧小平重新掌權后，他就逐漸地意識到二元外交帶來的阻力，因此逐步地與東南亞的共黨關係“疏遠”。

陳平的回憶錄也不諱言交待鄧小平希望馬共自行解決問題，包括把馬共電台從沙長移出。最終導致馬共放下武裝鬥爭，于1989年與馬政府及泰政府簽署“合艾和平協議”，結束了一向以來存在的“兄弟黨的政策”，轉而與其他國家的執政黨打交道。

可以這么說，80年代改革開放后，中國政府的務實態度是開拓“國與國的關係”，不再陷入“黨與黨的關係”的糾纏。在這方面，中國堅持一向的不變原則是：必須先與“中華民國”絕交，並承認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

即使是美國與中國建交，也是遵循這一原則行事。

當中國來到胡錦濤的時代，又發現原來“黨對黨的關係”還大有作為，那就是可以套用在台灣的身上。但已不是所謂“兄弟黨的關係”，而是“化敵為友的關係”，因為中國無法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既無“國家主權可以承認”，那最佳之道是啟動“黨對黨的關係”。

連戰就是在這樣微妙關係中出訪中國，標誌著“黨與黨的對話”是行得通的；而連戰的國民黨剛好也是在野黨，情況就與當年中國對待在野的兄弟黨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連戰是高格調且是公開大張旗鼓的訪問，與中共在形式上是對等地位。此舉自然足以刺激台灣的親民黨（宋楚瑜已在5月5日對中國進行訪問）甚至民進黨也極可能與中共進行對話。

中共突破了國民黨這一關，也就等于將海峽的危機轉為契機，成效多大，要看下來的棋局了。

李娜峇一語驚人？ （横刀立马）

*飞扬

根據報載，民政黨婦女組主席李娜峇說，民政黨婦女組準備向上議院提呈建議書，要求政府成立一個婦女儲蓄基金，強制身為丈夫的把每個月收入的2至3%撥入基金內供妻子與家庭日后用途。

如果這確是李娜峇的意思，那她的講話內容真是“一鳴驚人”。可惜她沒有進一步的闡述，她要如何使這項建議成為法令，故此我們也只能根據她的簡單的講話來分析這樣的建議是否行得通。

李娜峇身為一名筆師，且又是上議員，自然懂得憲法和法律，但我們不知道這樣重要的建議為何不通過適當的管道提出？而只是由她向上議院提出？

我們同意憲法有允許任何一院的議員提出動議。但如果是屬于個人的行動，則是私人法案。根據我所知，好像東姑拉沙里在46精神黨時，曾在下議院提出私人法案，但未獲通過。

因此，我們認為，這么重大和嚴肅的建議，她應該先提交黨代表大會討論和通過。如果獲得通過，則由黨領袖向國陣提出，看看國陣的政府領導人有何意見。

如果國陣政府同意，則可以指示有關部門對此複雜的法案進入深入的研究是否行得通。

現在李娜峇未經過一般的應有程序，就自行建議和宣佈要在上議院提出有關的法案，是極不尋常的舉動。法律是允許她這樣做，但未事先與其他議員及友黨磋商，是否能通過大有疑問。若是動議不成功，她又如何向民政黨婦女組交待？

根據我們知道，她是民政黨推薦下成為上議員的。而上議院在我們的印象中是屬于委任制的，不是民選的。因此權力應是來自下議院。通常都是下議院通過法案后，交由上議院通過覆准。

政府的組成也是來自下議院。憲法規定每五年必須舉行大選，勝利的一方（即指在下議院控制超過一半的議席）的政黨領袖，便會被最高元首邀請出任首相，然后由他組成內閣，行使行政權力。

自我獨立以來，首相都是在下議院當選議員的政黨領袖，不是來自上議院的，但首相有權力從上議員中挑選某人擔任部長。換句話說，部長可以不必是民選的議員，而首相則是由民選的議員來擔任。

既然我國的憲法規定推行君主立憲的民主政治，權力也就落在下議院的身上，要不然每個政黨不必在大選時使出渾身解數來爭取支持？目的不外是希望得到選民的委任，進入下議院當議員，進而贏得大多數席，起而執政。包括李娜峇在內，不是也曾經參加過國會大選而希望成為一名國會議員嗎？

我們相信，李娜峇是會分清楚什么是“政治語言”和什么是“法律語言”？搞政治當然可以發表各式各樣的偉論，但如果是涉及法律問題，就要謹慎言行。

我不知李娜峇的建議是屬于“政治語言”或“法律語言”？我請她為人民作一個清楚的解釋。我們的女性也許正在期待她通過上議院為女人伸張公理？

把两个还原成五个 （横刀立马）

*飞扬

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终于第一次宣布已与中央政府取得初步共识，将槟岛与威省的市议会再次划分，即由二个变成五个。

虽然在结构上与以前的有所不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作了还原。即是恢复了由五个市议会分管槟威两地，以更直接和更有效地服务人民。

如果我们没有善忘的话，在1965年中央接管地方议会并终止地方选举之前，槟岛有两个地方议会，即乔治市市议会和槟岛乡村地方议会；而威省则有威北，威中及威南市议会（或县议会），分成三个。这五个地方议会的市议员县议员或乡村议员都是民选的，也就是选民有权利通过投票选出。这些议员都是三年一任，虽然津贴很少，但个个都做得起劲，因为他们得直接面对选民。如果敷衍塞责，到选举时，可能会被选民请出议会。再者，因为各人有政党背景，只有极少数是独立人士，他们都得向党负责。这种既面对党又面对人民的议员，真的有双重“压力”。人民也由于有权利选地方议会，议会对地方性的服务就不敢怠慢。

根据历史记录，除开新加坡外，槟城乔治市市议会是最早实行选举制度的，那是1951年的事。虽然是在殖民地时代，大权仍握在殖民地参政司的手里（他是议会的当然主席），也有官委市议会，但能够实验民主政治，不啻是一大进步。槟城在这方面领先（吉隆坡市议会是在1952年才举行选举），因此槟城人民一直以此引以为荣，并喊出“槟城领先”的口号，成为槟城的一个“标志”。

你知道谁最热衷参与乔治市议会的选举？那就是前槟州首席部长林苍佑。他在1951年6月19日推动成立“急进党”（Radical Party）。名为急进，其实是走中间与温和路线。当日会议选出林注旺律师出任主席，林苍佑则选择出任副主席。

同年11月，英殖民政府根据修改后的市政局法令，宣布15名市议员不再全部委任，腾出9名为民选，6人保留委任。

林苍佑的急进党一马当先， 一口气推派9名候选人，劳工党8名及巫统候选人，马华公会则未派人参选（大概是组织尚未完善）。在一场热烈的角逐中，急进党脱颖而出，有6人当选，劳工党及巫统各1人，另1人为独立人士，是为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选举制度的滥觞。

除了急进党主席林注旺中选外，另外一位引人注目的中选者是年轻的叶真宝律师，她就是槟城亿万富翁（万兴利银行创办人）叶祖意的孙女。

林苍佑没有参选，因为他已是被委任的槟州立法议会的议员（而且后来还被培养成为首席议员，准备在独立时出任槟州首席部长）。

1953年林苍佑成为急进党主席，并在同年11月受党推派参加市议会选举，为了让同僚在安全区胜出，林苍佑选择在华人选民不占多数的日落洞区角逐，结果出师不利。

不知你是否有没有注意，自此之后，林苍佑不再参加市议员选举。

还有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首任市长吴源和是来自联盟的，但1958年之后，乔治市议会的控制权就落入社阵手中，一直到1965年被中央接管为止。

那个时候，林苍佑已贵为首席部长，也以此身份入掌乔治市议会。

后来在地方政府修正法令下，于1976年将五个市分部议会综合成槟岛市政局及威省市政局，另三个地方议会不见了。时间一幌又近30年，槟威两地已面貌一新，不是两个市政局可全面处理得了的，而且委任议员数目又有限，权力也有限，他们不可能把这么大的地区做得有条有理。

因此我支持将地方议会还原，即乔治市市议会扩大管辖范围，涵盖东北区，提升为乔治市市政厅。最好再升格为市，名正言顺有一位市长；而西南区或峇央峇鲁则涵盖浮罗山背，组成峇央峇鲁市政局。

另外，威中大山脚区可提升为大山脚市政厅，而威北及威南也可形成北海市政局及高渊市政局。这样一来，槟城两地人民也就投诉有门，更不必事事劳动国州议员也兼管各地方议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