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锦鸿夕阳看晚霞

文化艺术部副部长黄锦鸿在槟州马华联委会排阵上被挤出主流是意料中事。虽然他在马华中央党选中仍然在票选中顺利入围，但不意味着他尚有机会重掌槟州马华。他败笔在于今年五六月的州际区会改选中保不住优势，到最后槟岛的六个区会中，只剩下日落洞区会给予他明确的支持力量。尽管来自威省的区会并没有反黄锦鸿，也不等于给予100%的支持。在此尴尬的情况下，黄锦鸿的地位已是岌岌可危了。
果然在党中央改选过后，黄家定公布的各州联委会主席名单中，黄锦鸿已是榜上除名，改由中央署理会长陈广才取代之。这不但是对黄锦鸿个人的最大打击，也是槟州马华脸上无光。堂堂一个有份量的州，一向以来都是槟州人担任斯职，除了李三春一个短时期曾来槟州“收拾残局”外。但李三春也就很快物色适当的人选，将此重任交给原社阵总秘书的林建寿出任。这是1977年的事。
换句话说，槟州马华联委会（以前称槟州分会）的主席从过去的大商贾出任外，下来就交由专业人士担任，以下是槟州马华历任主席的名表。
1. 吴瑞琴（曾任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打从马华成立便是槟州主席，其任期由1949-1960。在位12年。
2. 连裕祥（橡胶大王），曾于1951年参加拿督翁的马来亚独立党和国家党，并出任全国副主席。后来加入马华公会而成为第二任槟州主席（1961-1964）。
3. 第三位槟州主席是苏承球（他先后两度出任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其任期是（1964-1969）。
4. 自苏承球之后，马华改变形象，不再委 任大资本家当政。陈修信经1969 年大选失利后，痛定思痛。起用专业人士岑亚就（会计师，因不够财粗气大，只能担任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这位好好先生掌管槟州马华时期是马华最低潮的年代（1970-1976）。
5. 身为马华总会长的李三春，是在1976年身兼槟州马华主席。为打破马华的闷局，他在这一时期拉拢3名反对党州议员跳槽马华，他们是行动党的胡德安与吴瑞钦及社会正义党的王裕好，使到马华共有4名州议员（原本1974年大选后，马华剩一名州议员庄友良），可怜此时的州议会只剩下一名“反对党” 议员（他就是另一名好好先生崔耀才，原是劳工党槟州财政，后以独立人士参选而告捷）因此李三春的槟州主席任期是1976-1977年。
6. 自此之后，李三春大胆起用林建寿，目的是要后者与林苍佑争一日之长短。林建寿也就在1978年大选导演了一场“七人帮”风波，直搞民政选区，但功败垂成。林建寿的任期是1978-1984。
7. 林建寿之后是李三春的爱将李永枢出任槟州主席（1984-1987）。后因李永枢与时任总会长林良实不咬弦，失去领导槟州马华。他留下的空缺，由吴友力暂代一个短时期。
8. 林良实在挪走李永枢后，安插其亲信石清霖担任槟州主席（1988-2000年）。石清霖在1999年后退休，不再参加大选。继后他连槟州主席也卸下。
9. 时来运转的黄锦鸿被推荐接替其位。但在2005年党选后又再滑落，换了外州人掌管槟州马华，任期肯定比李三春久，都是因为州内党争引发的。
至此我们要说一说黄锦鸿的又上又落的一段历史，他是在70年代就参加马华公会。1978年马卓达（马华槟州丹绒区会主席）在林建寿的默许下，退党组织“七人帮”挑战民政党。原本共有12人退党来全面打民政，黄锦鸿就是其中一人，但他与其它人临阵退缩。于是12人剩下7人帮。
临阵退缩对黄锦鸿来说是“识时务为俊杰”。在1995年时已是槟州马华秘书。这一年的大选，原本没他的份参选。多亏陈毓书坚持不下峇央峇鲁国席参选（他坚持要参加垄尾州议席，以便从行动党手中夺回此席，他本来是此区的州议员。已被同意再征江湖，谁料最后临时变卦，党要将此席交给骆福汉，建议他攻打国席。陈毓书说，他已向垄尾选民表态一定在垄尾参选。加之他不能忍受一位大富翁从中游说，定要骆君下垄尾。他咽不下这口气，基于原则问题，他不参选，推荐黄锦鸿上阵。）
黄锦鸿也因此“无端端发达”，中选国会议员，1999年大选后出任国内贸消部政务次长。2004年大选后官拜副部长。正是“鸿运当头”时刻。未想2005年在郭家骅挑战其权威下，他一直处于下风，终酿成郭家军要求换州主席。
在形势不利下，黄锦鸿政途响起警讯。突然从高峰跌下，走向夕阳观晚霞。他及郭家骅成了斗争中的两败俱伤的牺牲品，政途亮起红灯，未来前途难测。正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记名报人胡愈之与洪丝丝

10月16日应《槟城媒体工作营》之邀，向一批年青人讲一段马新华文报的历史。讲题是《马新名报人：胡愈之与洪丝丝》。我之所以特别提及这两位名报人，是要点出在战前及战后初期马新华文报与中国文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希望年青的一代，能进一步了解华文报业是怎样走过来的。由于不是学术论文，也就从历史切入这两个人在马新的办报片断。

1.胡愈之，《南洋商报》总编辑（1940-1942年）。

2.洪丝丝，《光华日报》总编辑（1937-1941年）。
他们两个人后来又为什么走在一起，又为什么双双离去回到中国？先说1938年杪，中国著名文人郁达夫应《星洲日报》之邀出任副刊编辑。1939年元旦，《星槟日报》创刊，郁达夫兼任《文艺版》副刊主编。以他的名气带动这两份华文日报。但不久郁达夫卷入笔战，与马共一枝笔黄耶鲁就鲁迅问题一来一往，而后偃旗息鼓，被认为是“无心之言”，不了了之。

就在此时，《南洋商报》也要物色一位主持编务的大将，周恩来推荐胡愈之担此重任。后者也就在1940年杪抵新加坡，出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他大刀阔斧把《南洋商报》推向一个高潮，与《星洲日报》相互映辉。

胡愈之（1896-1984，终年91岁），来头可真不小，在文坛上没有郁达夫的名气，但办报经验十分丰富，他是第一个人主编《鲁迅全集》（鲁迅在1936年逝世），也是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在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的中文主要翻译者，取名为《西行漫记》。他本在1933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从未对外宣布，公开身份是《民主同盟会》的负责人。这个同盟会也与国民党人打成一片，并不张扬党派政治。胡愈之的文笔精炼，言之有物。文史学家方修形容他的社论“带有散文气息，写得十分精彩”。“他的文学才华被新闻界的名气掩盖了”。

与此同时，在槟城也崛起一位名报人洪丝丝（1907-1989，终年83岁）。他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后逃到印度尼西亚去，在棉兰办报，曾出任《新中华报》（原《南洋日报》）总编辑。1931年被荷兰政府驱逐出境。1932年来到《光华日报》出任副刊编辑，提倡马华文艺。1936年他获得《光华日报》资助前往日本留学，在日本大学攻读社会系。1937年七七抗战后，洪丝丝返回《光华日报》，出任总编辑，间中也协助创办《现代周刊》。

1941年，日本南侵，先攻占北马，包括槟城，洪丝丝南下新加坡。在国难当前，洪丝丝、胡愈之与郁达夫在新加坡结成一体，再加上陈嘉庚带头抗日。他们先后成立了两个抗日组织。一个是《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郁达夫，副团长胡愈之，洪丝丝是干训班的讲师。另一个是以陈嘉庚为首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胡愈之担任宣传主任。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前，陈嘉庚、郁达夫、胡愈之及洪丝丝等人避难印度尼西亚。

1945年日寇投降，但郁达夫不幸在印度尼西亚遇害，胡愈之写了一篇著名的悼念文章《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文句扣人心弦，感人肺腑。

战后，洪丝丝又回到槟城主持《现代周刊》编务。而胡愈之则于1945年12月3日在新加坡创办《风下周刊》，与《现代周刊》一唱一和。

1946年11月21日，胡愈之在陈嘉庚支持下，创办《南侨日报》，一份被视为中共在海外的“喉舌报”，为中共的抗争吹起号角，因此胡愈之也被认为是影响陈嘉庚回中国定居的重要人物之一。

这一年，胡愈之也邀洪丝丝加入《民主同盟会》，出任副主席，两人关系更形密切。翌年（1947年），邀洪丝丝担任《南侨晚报》新闻主任。就在这一年，胡愈之与马共一支笔的周容（殷枝阳，金枝芒，孔婴）打一场影响深远的笔战。论题是《马华文艺的独特性》。针对《侨民文艺》和《马华文艺》各持己见，也劳动郭沫若及夏衍参与其中。其中的复杂性就此掠过。但洪丝丝始终与胡愈之站在一道是不争的事实。笔战最后还是打了圆场，反正出发点是为了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不过马华文艺也就定型而自我发展起来了。

1948年胡愈之离新返回中国，准备迎接更大的任务，他把《南侨日报》交给洪丝丝打理，职称是报社经理兼“社论委员会主席”。洪丝丝的社论虽未有胡愈之的文采，却也是一针见血，敢怒敢言，与英殖民政府政策相对峙，为新加坡华侨仗义执言。

1950年，《南侨日报》不容于英殖民政府而被查封，洪丝丝也被遣回中国。这两位名报人一先一后又在中国发光发热，但他们所从事的已是中国的文化事业，逐渐与马新文化越离越远。虽然如此，人们不会忘记马新报坛上曾有三位名人领尽风骚，他们是郁达夫，胡愈之及洪丝丝，而今事隔半个世纪有余，有许多人也许已经模糊或未曾听闻这一段往事。如今追忆起来，应有其值得回味和研究的价值！

郭家骅迎来了冬天

郭家骅的知名度这些日子被提升到全国性，主要是拜马华党选之赐。不过在2004年大选后，他已开始成为争议性的主角。这是因为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在挑选槟州行政议员方面，先点中陈清凉州议员，而准备将原任行政议员郭家骅与骆福汉撤换掉，后来因为发生微妙的变化，郭家骅的官职被保留下来。骆福汉则出局，换上来自威省的刘一端，陈清凉煮热的鸭子飞掉了。
有人说，郭家骅被留任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让他做半届，剩下的半届留给陈清凉，可是郭家骅始终未正面承认如此的“君子协定”。至于他与黄家定有签下什么文件或口头上有何承诺，只有他最心知肚明，我们也就不必费猜疑。总之坊间的传言或马华内部的消息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的依据。
为此，在今年马华各地区会改选中，郭家骅不得不大显身手，把其敌手黄锦鸿视为“假想敌”，成功地拉拢与黄锦鸿不同意见的派系整合在一起，在槟岛六个区会选举中，夺下5个区会，战绩不可谓不显赫。这下子，郭家骅已是意气风发，将五个区会合起来办一个职员宣誓礼，并举行盛大宴会，请了中央级的人马来主持，一时好不威风。说是展示郭家骅的势力也无不可。但郭家军是否是“牢不可破”的结盟，这是有很大的疑问的。因为他们是为了“方便而结盟”，各有议程。可怜的是黄锦鸿的领导缺乏魅力和权威，让这些地方干部“揭竿而起”。所持的理由是黄锦鸿已不是心目中的槟州领袖，准备通过改选来“证明”黄锦鸿势力已告衰退。当黄锦鸿成为耙子的时候，各地方的不满势力是很容易合在一起的，以便把黄锦鸿插手要稳住阵脚的势力连根拔除。结果除了日落洞区会的原班人马倾向黄锦鸿外，另5个区会已不大听命于槟州主席了。
郭家骅的“乘胜追击”，在8月的马华中央党选中果然又再脱颖而出，票数尚且比黄锦鸿还高，于是不论是郭家骅或在外界看来，郭家骅已成功地打了“翻身仗”，前途又再亮丽。
但是马华的结构又非郭家骅所能左右，即便你是马华中委，不等于说马华总会长一定要从中委中委任槟州马华主席。如果身为中委而不在槟州马华扮演重要的角色，那意味着你已开始被边缘化了。
于是棋高一着的黄家定不用槟州人，更不从中选中委中的三位槟州人选其一，而是让署理会长陈广才主掌槟州马华。,这位已有地盘又身居高位的老二，自然对槟州没有野心，也没有私心，可以放手组成他的班底，最好的办法是把黄锦鸿与郭家骅两人架空。美其名是两人出任什么委员会的主席，但只是虚有其名，而无其实，他们协调什么？他们督导什么大家心里明白，不过是不要使两人过于难堪，其实整个权力是操控在陈广才手中。
黄锦鸿在这一安排底下，知道“大势已去”，不能硬碰也就正面响应新组成的班子，可是郭家骅则如热锅上的蚂蚁，因为他感到“冬天已经降临”，若不再做最后的挣扎，他接下来是什么也没有，最终肯定靠边站。
我们看他最近的表现，即可知道他的失望与坐立不安。本来有消息说，他的郭家军要有一场记者招待会，以表达内心的不满，后来又听说响应不多，也就成为郭家骅在孤军作战。先是说要见见总会长反映他们的意愿；后又再说，对部长及行政议员的限制要一视同仁，即便是副部长之类的官职也要有限制，不能因是州主席不受限制云云。
从这里我们又看到郭家骅现在关心的是官职的限制也好，轮任也好，都是要制度化，不能有特殊化或例外化的。这也告诉党中央，郭家骅的任期若是有期限，别人也要一样。由此我们又得到一个印象，郭家骅的任期到今年底后换人不是没有根据的。
如果我们从郭家骅近期的举止来看，他的官运与他在党选的成绩已不成正比例。这就是说，在党得意不等于在官场得意。因为委任和推荐官职在很大程度上，总会长有决定性的取舍。当总会长要改变的时候，能发难的场所是中委会，但中委会又是总会长的人马居多。谁会为郭家骅“出头”或所谓的“仗义执言”呢？郭家骅心中已经有底了。因此他的不寻常表现正是他最后的一个挣扎和反弹，希望能取得较为“安慰”的成效。
可是，我们左看右看，又看不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机，当大多数人保持沉默的时候，就剩下郭家骅一人在舞台上表演。政治的现实与残酷，也够叫郭家骅内心冷到发抖。
从1995年参选而直入行政议员的郭家骅，正好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轮转写照。走笔至此，突然想起诗人雪莱的一句诗：“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是不对的，至少对郭家骅来说，当冬天来了，他极可能看不到春天，所看到的是白云皑皑，前途一片茫茫？

我和林冠英的对话

10月9日，我和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有一场对话，焦点是放在种族思维与多元种族方面。他说，行动党从一开始，就确定是多元种族的政党，而且是以全民利益为斗争目标。因此种族政治不是民主行动党的路线，但华族权益是行动党的斗争目标之一，原因是华人也是马来西亚人。

不过，我说，虽然民主行动党是多元种族的色彩，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么多年来，人们都把行动党当成一个华基政党（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但没有否定它的多元种族性），而事实上，行动党的主要斗争对象是马华公会及民政党；尤其是在选举的时候，总是形成国阵（马华或民政）与行动党的角力战。一般上没有任何一方会压倒另一方，也没有任何一方因此消失掉。换句话说，它们在华人社会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在这种情势下，三党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甚至是不是有一天三党会“合并”成一个华基政党？我把这个问题交给林冠英响应。

他说，这不是民主行动党的斗争议程，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行动党向来不同意走种族政治的路线，即使客观情势是如此，行动党也要跳出这个框框。

他认为即使是马华和民政，在“合并”问题上，也在理念上有所不同，行动党更有本身的斗争策略，因此他不以为三党“合并”是解决华人问题之道，也不符合行动党的政纲。不过，在华人权益方面，行动党不会拒绝与其它政党取得共识。事实上，在某些课题上，有时候三党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虽然如此，林冠英说，行动党放眼的是全民的利益，用马来西亚人的观点和思维来解决各民族间所面对的问题或挑战。例如，小学英化数理科的争议，已不是种族课题，而是各民族学生都面对的问题，国民马来小学同样被英化数理科困扰。又例如最近争议不停的AP课题，更不是种族问题，而是只有极少数人受惠，绝大多数人，包括马来人都无法分享其利益。

就此他例举一份2004年联合国的人力资源报告作为他的理论依据。他说，他抽出东南亚部份研究后发现，马来西亚的贫富鸿沟是最明显的，富有者人口的10%拥有经济收益的38.4%，而另外贫穷的人口的10%只拥有1.7%的经济收益。当然这不是说马来西亚比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还要穷，而是在比例上显示贫富的距离相当大。这就是说，马来西亚贫穷的人民是不分种族的，各民族都有穷人，不是只单一种族有穷人。为此马来西亚人民，包括华人在内要看到问题的真相，不要以为只有一个种族跌进贫穷边缘。在新经济政策下的AP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另一方面林冠英认为华小既然已被列为国民教育的一环，则政府的拨款应一视同仁对待各源流学校，不要把华小分成半津与全津，以致华小的建校要全数由华社来承担。虽然不少华小的校产属于董事会，他们也是将学校交政府管理，可说是解决购买校地的费用。在此情形下，由政府重建或扩建或修建校舍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不是种族问题，而是国家教育问题，因为华小也有相当部份的非华人入读。

他感到纳闷的是，华社一般上有问题只找华人部长，结果有一些重大的问题总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权力在马来部长的手中。因此直接向部长陈述是较有效的途径，理由是部长是全民的部长，不是一个族群的部长。

可是我说华人找华人部长是比较容易的途径，他们可能不容易直接上到高层，而且华基政党既然摆明为华人服务，则华社不找他们先又找谁呢？不是他们不知道症结所在，而是他们认为通过这么的管道来下情上达，会有一定的效果。对此，行动党又有何看法呢？

林冠英说，关键在于民主政治的发扬，只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才能产生一个制衡的力量，进而通过民主程序来取得合理的权益，包括可以直接向掌管有关部门的部长陈情和争取，就会事半功倍。虽然到目前为止，华社有一半接受行动党的斗争理念，又有另一半接受族群政治理念，但不等于说华社不追求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

同样的，马来人也会追求民主，可惜行动党的理念传不到马来社会。现在有了安华亮相斗争，也就会对马来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行动党展望与安华有更大合作，来谋求全民认同一个公平与合理的社会对绝大多数人民来说是有利无弊的。

他的结论是，民主政治的彰显和有效的制衡机制是打开一切门户的万能匙。

郭洙镇「斯人独憔悴」

很多人都在问，民政党选后郭洙镇会不会丢官？他们基于的理由是民政过去有先例，党选失败不丢官。因此郭洙镇不会丢官；再说郭洙镇获得近40%的选票，党内势力不弱，把他排除在外，难免会制造分裂云云。
这话看起来似乎有理，其实缺乏客观推理，也忽视了一个政党维护其形象和代表性的重要性，所以不具主客观逻辑。因为当一个人在党内挑战高位时，就要知道后果是什么？断不可能“输了也算赢”的局面出现。
首先我们先分析郭洙镇从政的一段经历，不难发现他现在已经被挤入角落也失去所有谈判的筹码。他是在1982年挟带着所谓「华教人士」的形象敲锣打鼓进入民政党，而当时的民政也确实需要一股“新兴的力量”带动民政党面向选民，以致郭洙镇即使是在国席选举失利后仍被党委以重任，由副主席（1982）到总秘书（1984），再到署理主席（1989），一路顺风往上攀。但要再上一级时，却已是面对阻力，林敬益没有放弃主席（要到2007年），郭洙镇上不了；又面对署理主席有许子根挑战。在只有退无上的机会下，他选择硬拼。这就是我们看到今年八月党选出现郭洙镇与林敬益争老大的激烈搏斗。
我们说激烈是因为在党选的过程中，彼此出尽十八般武艺，把所能斗跨斗臭对方的法宝都使出来，几乎不输于执政党和反对党的骂战。其中最受伤害的莫过于林敬益与郭洙镇，一个被指“霸位不放又企图建林氏王朝”；另一个被指“滥用华教打华教牌”，好像变成唯有“华教斗士”才有资格统领党。后来又有一批党内外华教人士指郭如此这般是「成也华教，败也华教」也。
当伤害已造成之后，党选就得决定谁是赢家；而事后的道歉都是无济于事的。姑不论得票率多少，输了也就是输了，不能挟40%选票作为「谈判筹码」，（在党选后情况肯定有变化），除非胜利的一方愿意「破镜重圆」。但政治这码事不是家庭风波，一般上胜者都不会再给对手机会卷土重来反咬一口。这就是说，郭洙镇在失败后应知道该如何收场。
但奇怪的是，郭洙镇按兵不动，看你能奈何得了。又再出现联邦直辖区与党主席的对话，要求保留现状，不动官职，也不抹杀陈纪光在将来上阵的机会。这是一种不对称和变相的“谈判”，自然没有结果。不论是谁主动这么做（或与郭陈无直接关系），但已显示这么做的人是不知政治为何物的？也一下子把党选中的谩骂和攻击事件谈忘得一清二楚。试图告诉外人，这是一场友谊赛，过后就雨过天晴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也只有简单想法的人才有这样的想当然耳。
这里不妨举出几个先例，就可推想郭洙镇和陈纪光的未来命运了：
1. 1980年波德申党选是因为事前有「君子协定」了的，输者当署理，所以不是先例。
2. 1984年曾永森战林敬益，前者获吴清德结盟，结果曾吴失败。自此之后，曾永森不再获得机会，不被委为中委。虽然他在1982年被林敬益推举为木歪国会选候人而中选，林敬益只好仍做回霹州行政议员，但他没想到把曾永森引进民政是「狼来了」的故事上演。于是不再给曾任何机会，促使后者又再回到马华，更在1990年参加槟州议席选举，准备与民政争首席部长，不料败下阵来。后来不知道怎样的神通广大，让林良实推举他成为上议院主席。
吴清德因事后与曾永森脱离「结盟」，加上他在1973年扮演穿针引线的角色引进林敬益入党“有功”，也就被林敬益放一马被委为中委，并有幸保住副部长职，这就是一般常被引用的先例。
3. 1987年，吴清德结合许岳金挑战林敬益也是败下阵来，结果能伸能屈的吴清德又再「委曲求全」而许岳金蝉过马华。1990年吴清德移师槟州议席角逐胜出，面对与许子根争首席部长职，但因有「叛逆」的前科，他不被选中，只屈居行政议员一职。
4. 1995年吴再战国会胜出，又恢复副郭长职。但不安于本份的他，又于1996
年挑战许子根的槟州联委会主席职，失败之后，林敬益不再给他第三次机会，把他摒除于候选人之外，后来他也宣布退党，结束自1974年参政的廿余年记录。

因此所谓民政党的党选失利后不影响官职是指吴清德这一个实例。但这之中也显示林敬益的「知恩报答」，未想这又是一个「养虎为患」的实例，林敬益又怎能再犯第二个错误呢？
就政党政治来说，林敬益在稳住阵脚后，必然会有所行动，但他也学乖了，不主动，也不出口叫郭洙镇退，变成一种微妙的僵局，不过僵局底下又有一道防攻站，那就是交党中央工委会处理。这个委员会如何达致结论是内部的事，但对于郭洙镇而言，他已经知道政治斗争残酷的一面，就以党选后的「民政之夜」的宴会上，我们看到的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强烈写照。一叶知秋，郭洙镇剩下的路就是做一名「田国诗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也许他还有远大的抱负，也许他身上已流着政治的血，但此时此刻，他蓦然回首，已没有政治平台，又如何施展抱负呢？才学与现实往往不平行，所以才有人「怀才不遇」，郭洙镇不属于这一类，他是“怀才有遇而时不予我”，徒呼奈何！
当首相宣布内阁改组时，也许就是「金榜除名日」。郭洙镇又回到过去那个郭洙镇。书房和诗坛将是他另外的一片新天地！他为自己的15年官运划上句号。

我和许子根的对话

10月5日，我和民政党全国署理主席许子根的对话时其中有一部份涉及马华、民政与华社的课题。我是要知道民政党如何看待这三者间的关系。许子根毫不否认党的理念与现实之间有某种程度的距离，但这不影响一个多元种族性的政党放眼华社的课题，正如巫统和马华论及某个族群的利益时，也是要以全民利益为考量。因此他说，民政与马华之间的合作不仅比过去好，而且将来会更好，这是因为两党在国阵的大家庭中，经常都会面对相同的问题，也许理念上有些许的不同，但处理问题的策略和手段也是殊途同归的。

他同意今天的马华与今日的民政党已没有“历史的包袱”，不再需要往后看，而是大家要往前看。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大家有没有深入的思考，那就是再过50年或75年，华人在马来西亚的人口的比例将不会是现在的25%之间，而可能会降到15%到20%左右。换句话说，华人将会在人口成长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这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可预见的规律。

因此许子根说，如果我们仍然用种族思维考虑国家问题或民族利益，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再退一步或在边缘化的立场上争取权益？还是现在就得未雨绸缪，为未来可预见的局面作出宏观的分析与考虑？即便是推理性的，也是有一天会面对这样的挑战。

他举个例子来说，今天华社关注的小学英文数理化的243方案，不单是华小的问题，国小也同样面对这样的困扰。因此要解决争议的课题，是要用全民的眼光来处理，而不能只囿于一种族群的局限。在这方面，他也相信马华公会用全民的立场在国阵内处理教育的未来方向。换句话说，马华与民政寻求一个共识来解除华社的忧虑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根据我的了解，马来西亚的华小和国小面临的问题是在小学阶段，使用各自的母语教导数理化是否会有碍于与国际接轨？而这样做，既能维持各自语言的科学化又使学生容易吸收是否是值得考虑的？至于上中学使用英化数理课本也就没有太大的争议。因为这在过去也是有先例的。所以问题回到小学教育是语文比知识重要或知识比语文重要或那个优先的问题？或两者可以并行而不悖？这都是教育专家需要入探讨的大事，也关系到下一代成长的建国大业。

对许子根而言，他认为处理国家课题是超越种族思维的，正如他担任槟州首席部长这么多年，也是以全民的利益为考量，间中华社的利益也包含在里头。因为他是一个州的首长，而不是一个族群的首长。在这方面求取平衡与照顾各民族的权益就必须站在高点做到恰到好处，这就是国阵的精神。如今准备在民政党接棒的许子根，也必须用这种经验和理念在国家问题上追求一个和谐的社会。
他认为，我们不能因为现实存在了各自的问题，就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天地，而是要用超种族思维做给大家看。一旦这样的理念蔚成一种风气，不论任何政党的领导人或国家的领导人，都会用理性的角度审视问题。毕竟这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而政府也是多元性结构组成的。

虽然这样的操作模式已存在多年，只是我们在很多时候尚未能在思维上提升一级打破藩篱，主要是因为存在的客观因素，以致一个族群感觉到被忽视或被边缘化。我就这个问题请许子根回应。

他举一个例子来说，今天美国的国务卿先后是黑人而又为白人社会所接受。那是因为即便是黑人，他们已跳出种族思维而成为全民的国务卿。如果他们一直视自己为黑人的民族救星，他们将不能被容纳而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同样的华盛顿州也不会出现一位华裔州长。这说明了少数族群不是没有机会的，问题在于你如何调整自己，用多元种族的思维，为族群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而获得认同。

因此他说，他会以这个角度来面对国家的议程，也会重视华社的问题，这就使到马华与民政合作的空间扩大了，他欣慰黄家定在槟州马华的排阵上，求取一个双方更大合作的平台。

“皇后部长”的奇怪逻辑

AP乌云久久不散，罩住拉菲达的头顶。原本她以为保持沉默就可淡化争议，一不在大庭广众谈AP，二不向传媒谈AP，三不向国会解释AP事件便可避过责难。岂知又再抖出两件尴尬事。其一是内阁训令拉菲达必须出席国会解释AP疑团，不能回避问题；其二是反对党领袖林吉祥揭露拉菲达六年来只出席国会十九次，是表现最差的一位部长，因而他形容她不出席国会解答AP问题的行为形同“皇后”和“超越国家”者（“QUEEN”AND “ABOVE THE COUNTRY”）。用华文来解释她是“皇太后”。
在中国历史上，有的“皇太后”确实有权有势，连皇帝都要让母后三分，最出名莫过于汉代的吕雉皇后和清代的慈禧太后。她们的话就是“圣旨”：“就这么办，什么也不用说了！”
我们的贸工部长当然不是真正的“皇太后”，但不容否认的是她是内阁最久的成员之一，并有所谓“铁娘子”的称号。“铁娘子”往好处想是作风处事强悍，得理不饶人；但往坏处则是“铁板一块，自以为是”。而如今被AP事件烧身的“铁娘子”就是属于后者。
奇怪的是，为什么拉菲达在争议不息声中仍然坐稳“宝座”，没有可靠消息说她即要丢官？这其中的内阁改组只有首相阿都拉一个人知道。如果我们推论没错，她应该在内阁改组后会有所变动，至于怎样变动，还是等首相告诉我们。
不过，我们要说的是，拉菲达既然已犯“众怒”，她就应该对她的言行负责任。不能因此“倚老卖老”，除非她能令人民或至少巫统满意她的所作所为是正确无误的。可惜的是，闹了两个月有余的AP风波还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问题出在那里呢？就出在AP（汽车入口准证）与国产车之间的矛盾，也出在拉菲达与前首相马哈迪之间的矛盾。继之事件不断扩大，变成国家和万民关注的课题。这一下子，人们不禁在问：贸工发出这么多AP是为了什么？对国产车已有何影响？而国产车今后何去何从？又没有人可以提供答案。更甚的是，有少数人持有“用之不尽”的AP，变成有所谓“AP四大天王”的特殊名词。
就在“天王”曝光后，现在又来了一位“皇太后”，真的把我们看傻了眼。你道拉菲达怎么答复所谓的“指控”。她否认逃避国会，她来到永珍开会是为了布署12月将在吉隆坡举行的亚细安高峰会议。目前在永珍举行的亚细安经济部长会议有需解决所有的问题。她说：“我来到这里（指永珍）是为了工作，我担心他们不能作出任何决定而影响12月的峰会，也对国家形象有损。”对于林吉祥的评语，拉菲达说：“他（指林吉祥）不了解国家的利益………出席（国会）而后回答问题两分钟。她不能就此而离开永珍的会议。如果部长不在场，其它人不能做出决定。”（参阅英文星报29-9-05，引述马新社报导）。
这里又牵出两个问题：是国会回答问题重要，还是出席永珍会议重要？根据拉菲达的说法，当然是永珍会议重要，因为她不在不能作出决定。这个逻辑好奇怪，她不能授权副手作决定吗？为何一定非要她在场不可？难道说万一“政躬违和”也得抱病出席，不然有损国家形象？
反过来说，她未如期出席国会解答问题，传媒也会向国内外公布，难道就不损国家形象吗？人们肯定议论纷纷，为何在国会可叫人代答，却不可让人在永珍代行其职务？
她必须明白，在此非常时期，她应该要表现出一个负责任的态度，而不是避左右而言他。她还没有答复林吉祥指他是“皇后部长”呢？我们作为国民一分子也不禁要问，为何部长出席国会这么少？这也是部长应有的表现吗？
谁都知道，马来西亚实行三权分立：立法（国会），司法与行政，而最高的是国会，她既是人民的代议土，也就是要维护国会的尊严。一个不维护国会威严的议员，又如何向选民交待呢？起码她应该尊重国会，有了国会，才有人民代议士，才有政府的组成，才有她做部长的荣幸。难道马来西亚不是一个国会民主制的国家吗？在两相权衡之下，拉菲达的答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也是有“强词夺理”之嫌。这样的“铁娘子”对国会答词不加重视；反倒说永珍会议没有她就不行？真是把自己描绘成“无她不行”了。
可是，她必须知道，世界没有所谓“不可替代”的人。世界也不会因为某人不能操作，地球便停止运转了。我们的“皇后部长”还是要向人民“老实交待问题的”，不能再有所回避了，连内阁也训令，岂不是更使自己的“颜面无光”？

我和黄家定的对话

10月1日，我和黄家定有个临时的“对话”，因为他特地为韩江学院主持毕业典礼。我们之间，也算是私下有针对政治问题进行对答。当然是我问他答，他说我听，间中也有我的意见在里头。课题的焦点是：为什么马华及民政的所谓“合并论”静了下来，好像又在人间蒸发了？

黄家定于是道出原委：“这事起于2003年底的一个马华民政联欢会上，当时民政主席林敬益提出马华与民政应在合作基础上朝向“合并”的目标前进。我在应答时全力支持为两党“合并”的长远目标而努力，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放眼时下现实政治，作为代表华人的马华公会应整合华人的政治力量，为华族谋取更大的利益和确保华人的权益不被边缘化。”

于是两党同意各派出五人组成一个十人工作委员会，探讨进一步合作乃至“合并”的可行性。这个会议开了两次会议，后来林敬益也插了进来。到后来因为情况有些微妙的变化，两党的工委会暂时停止操作但并没有解散。而是保持在工委会外的对话和协商。换句话说，马华和民政的友好合作并没有中止，而是以另外的形式相互沟通。

黄家定说，他在80年代参政以来，就一直认为华人的前途应有一个明确的保障，而他作为马华“新生一代的领袖”，他身上并没有任何的“历史包袱”，他愿意向前看而不要往历史堆钻。

确实，马华和民政如果往历史挑事件，那是辩论十天十夜也没完没了，但这一切的历史伤痕只能存在历史的记忆中，不能当成现实的“指南”。如果大家都回到“历史”，那么马华和民政也就只好各自为政，各尽所能，而不能有所突破。既然曾经一度是马华领袖之一的林敬益有此“未了心愿”，黄家定也顺应潮流以促成两者间的大团结。

但是为什么这个“大目标”只走了一小步又停了一大步？这是大家都在纳闷和想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根据我的了解，不论马华或民政，基层对这样的“合并”方向并没有广泛地讨论，也从未落实到基层之间的议程。我们只是看到整个格局好像是“上层的大动作，下层的小动作。”所谓上层是指林敬益与黄家定在推敲未来愿景；下层则是指各州和各地方的领袖都好像“热而不衷”。

再者，在理念上又是“一唱二不和”。有人提出多元种族理念，有人提出不符“国家实情”，要么全民一起合，不能再走回单元路线。在理论上，我们都支持全民的整合，形成一个马来西亚民族；但在现实上，当政治结构还是用种族政党来结合又分享权力时，我们又怎样自圆其说？只要这个结构存在的一天，我们就得面对现实，不是采取“驼鸟式”的视而不见又对理念高谈阔论的态度。说白了就是时下的政党（此乃以执政党为准），除了巫统之外，谁能说他们也代表马来人的权利；除了国大党或人民进步党（勉强可算）外，又谁能说他们也代表印裔人的利益？那么回到现实中，能够声称代表华人利益的也只有马华公会和民政党了。除非我们自绝于华社。不然我们再也不要阿Q式地说我们是非华基政党。基此，马华与民政的深入合作与团结就成为华族的“政治取向”。

黄家定就此说了意义深长的一句话：自1999年后，马华已确定国阵格局已定，不要再与民政互挖墙角，争来夺去，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之间顶多是议席一两席之或增或减，根本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因此马华不再争槟州主导政权之事，而是放眼在两党间更好的合作与共认。

黄家定怎样走这步棋呢？我看到一个微妙的局面由兹产生：黄家定派陈广才主掌槟州马华是带有长远目标而来的，在中央由他和林敬益协商大课题；在槟州由陈广才和许子根取得更大的合作，至少在未来两年内是如此。

这是一个同等的对称，主席对主席，署理对署理，办起事来自然事半功倍。因此我们可以预见陈广才的槟州阵容是一个与民政和谐的阵容，他不会也不要一个“对抗性”的排阵。

黄家定的良苦用心，却是使人感到他在走向迈和和谐社会的一局棋，这盘棋只有灵活的调动和各就其职下才能取得更好的结局。

我支持黄家定的构思，也支持林敬益的理想图。下来就看我们的两个政党如何创造一个“新民族主义”乃至马来西工亚民族至上的远大政治理想，为我们下一代打造一幅“美丽的地图” 。

五百万与五十万的联想

迩来，闹得沸沸扬扬的两件大事不是与AP有关，而是与五字有关。虽然两则新闻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却同样引人关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先说第一件事是税关总监退休的500万元欢送会疑云。经英文报章挑起后，各语文媒体也大肆报导，更惊动首相也大感吃惊，国家稽查局也要调查此事。
五百万元确实是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大数目，因此很多人置疑新闻的真实性。后来税关方面也反击是夸大其词，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内中另有“政治动机”云云。
我们当然也不认为需动用五百万元（不论是公或私）来搞一个欢送会，即使每一州（共13个州）分别来搞，也断不可能有此开销。因此很多人正等待税关总监给予一个明确的交待。
他是有交待了，坚决否认有其事，指有人“陷害”和抹黑，让他背上黑锅。接着税关局说要成立调查团来揪出“胡乱造谣者”，然后采取法律行动。
从这样看来，共有两个调查团，一个是查500万元的欢送会的指责；另一个是调查谁是幕后黑手，要置总监于死地。这两个看似有关连但又个别行事的调查团，其实是针对同一件事而展开的。我们先不要下断论调查的结果如何。这可能不是斗升市民很快就可能得到答案的事，我们也习惯等了又等。但眼下就有这么一则报导说：“副总监指出五百万元的欢送会已打击士气，驻边境关卡及走私，取缔逃税的部门都失去工作目标和集中力，导致国家在一个星期内损失至少7百万元的税收。”（9.21.星洲）
我们不明白两个不同的课题会扯在一起？投诉的只涉少数人，与所有官员有何干系？似乎告诉我们，五百万元不实，七百万元真的不见了，真是得不偿失？不知道是不是在提醒传媒：下次再犯，国家损失更大？似乎是为了国家利益最好闭嘴，我们甚难理喻这样的说辞。
第二件事，华社关注的哗FM电台也因为五字出了问题。新闻报导说，哗FM因面对每月50万元的亏损，所以将会在10月15日后暂时停播。
我们不知道这条账怎么算？若是以此数目推论，一年少说也亏损500万元有余，确是大数目，但新闻又说，目前全体职员仅8人，兼职人员不下20人。自然没有这么大的開销数目，肯定还有其它的数目未加进去。无论如何，作为一间商业机构，亏本是不用置疑。但华社有人说话了：不能关，关了就少一家华文电台。
过去我们只有一家华文电台，觉得太少，后来又增加了到目前四个电台，我们还是认为不多。可是认真的思考，一个人一双耳朵只能听一个电台，总不是叫每个人这台听一个钟头，那台也听一个钟头。若是这样转来转去，再多几台也是不够的。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电台的内容和素质。哗FM这些日子有些出位是众所周知的事，在时事报导方面也让人耳目一新，甚至有时候也听到大胆的批评声音。只要掌握得好，对启迪民智，何尝不是一件大好事。就不知關台與此有沒有關係？
偏偏就在它在起步飞翔时，老板顶不住了。华社的声音要求不停的也不少。但尚未听到有人见义勇为把它买下来，也没有人發出在所不惜的大义凛然之言辞。因此到目前为止，讲归讲，做归做。
其实这不在于“一间也不能少”的问题，而是在于华文电台能否整合，提供新鲜又有内容的广播。若是整天歌唱娱乐的，则再多10家也没甚作用。还有电台的尺度可以走到什么程度，也是有很大连带关系的。
总之，五字是有很多联想的，我们不妨用心想想五字惹的祸的前因后果，不难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党政分家」是危险论调

前一阵子，马华党选时，有人提出「党政分家论」，即他们参选党高职，不是为了官职。换言之，党职和官职可以分家，不需要同一个人担任。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合乎一般人的想法，不必一个人 包揽两职在身，其实这是个危险的论调，搞不好会危及党的功能和存在的作用。

虽然西方的国家在民主政制下，有者采用了「党政分家」的做法，例如美国：一旦由党推荐总统候选人，就把权力付托予他的身上；若是有幸胜出，总统可自由组成内阁，不受党的约束。但绝大多亚洲国家都不盛行这一套，仍然是实行「以党治国」的理念。马来西亚也不例外。因此党政一家是一向以来存在的传统，一旦两者「分了家」，麻烦便跟随而至。

我这里举两个历史悲剧，足以引以为戒。

其一，中共自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实行「以党治国」自在不话下。初时是由毛泽东一人身兼三职，即党主席，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因此国家的发展在党军政的统领下，三合为一。但在1959年毛泽东交出国家主席予刘少奇后，情况便起了变化。虽然毛泽东仍然兼任党主席和军委主席，但他逐渐发现刘少奇（党职是副主席，仍得听命于毛泽东）主持国家行政下，与他的理念有了分歧。而且越走越远。到1965年时，毛泽东察觉到这个国家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毛泽东的，另一个是刘少奇的。

我们不知道毛泽东有没有后悔在当年自动退位于刘少奇，但在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在8月份贴出一张大字报一炮打司令部，已显示毛泽东不能容忍刘少奇所作所为。

虽然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远因和近因甚为复杂，但其中之一是因为「党政分家」带来的祸害。刘少奇也就在战战兢兢中成为代罪羔羊和牺牲品，因为他根本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一个滔天大浪的群众运动便把“文革”推向高潮，更把刘少奇的司令部拆掉，冠上的罪名是“脱离党的原则，走向修正主义”，“企图愎辟资本主义”，就这样，第二位共和国元首也在1969年惨死于“文革”中。

他的悲剧固然有其它因素造成，但也不能排除「党政分家」后给毛泽东带来的反感，所以一举除掉心腹大患。周恩来有幸处于不倒地位，邓小平也在不幸中之大幸保住了生命和党籍。因此在1976年“文革”之后，才有邓小平的年代和我们今日看到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下的新面貌的中国。遗憾的是刘少奇做了国家主席后，可能一时以为党进入“民主集中制”，未能摸透毛泽东的心理，以致被后者反戈一击，终于死得不明不白。这个惨痛的教训让后期的邓小平明白这个道理，可惜彻悟稍迟，才有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悲剧发生。到了江泽民时代，邓小平已大彻大悟，又恢复毛泽东的时代，推行党军政于一身的制度。因此我们看到江泽民过渡到胡锦涛，只让一人集权力于一身，避免悲剧重演，确保不再有所谓「党政分家」的现象重演。

其二说回马华公会，当林苍佑派在1958年击败陈祯禄成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时，他身边的大将杨邦孝（宣传主任）及朱运兴（总秘书）也同样没有官职。朱运兴原本在独立前是副教育部长，后被排除在外，而林苍佑则只是槟州议员。属于陈祯禄这一边的陈修信，翁毓麟及李孝式则保留官职，分别出任工商部长、福利部长及财政部长。换句话说，林苍佑在夺权的时候，是以「党政分家」来取得党的权力，准备通过党再寻求下一步的发展。因为忝为马华总会长，他没有权力要求改组内阁，委任部长的权力在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手上。

林苍佑也许没有深一层的思考，他的人马包括他在内并不在政府内阁中，他是屈居下风的。显然当他代表马华对议席分配有所坚持时，他就遇到重重阻力，一方面是东姑不让步，另一方面是陈修信借此挫折林苍佑，以便把马华的领导权抓回来。

在两头不到岸下，林苍佑成了「党政分家」的一个悲剧人物。他被迫离开马华，而后又以反对党的身份重来。虽有成就，但已不是他早期统领华社的大宏愿。如果林苍佑当年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再任马华总会长，情况也许会有不同。如今回想起来，「党政分家」也要了林苍佑在马华的政治命，反倒成了马华党史中的一位“过客”。

因此提出「党政分家论」在此时此地是不实际也是不合时宜的。欣闻马华党领袖任期有限制，官职又准备与党职挂钩，确是明智之举。不然，当一个人不是党领袖时，又霸住官职不放，岂不是削弱党的权威和形象？

評郭洙鎮挑戰林敬益

動向令人捉摸不定的郭洙鎮終於孤注一擲，攻打黨主席以和林敬益爭第一把交椅。根據他的理由是“協商失敗”，他唯有把自己豁了出去，給林敬益一個下馬威，但他又留下一條後路，聲稱仍有協商的餘地。

根據民政黨的條規，提名後的候選人在投票前可以宣佈退出，換句話說，郭洙鎮尚有几天的時間作最後的定奪。也許因為有此“退路”，郭洙鎮也就放膽一博，看看這几天內是否能取得林敬益的讓步，乃至整個黨給他一個“體面的交代”，否則“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現在我們就來分析郭洙鎮這一仗到底要得到什麼？和希望怎樣的“結局”才能平息他心中的怨氣？
從郭洙鎮個人的意願而言，他原本是希望保留黨的老二地位，直到2008年大選前若有機會取代林敬益成為黨主席是最好的結局，不然就與林敬益一齊退休政壇，讓許子根上位成為黨主席。這是退而求其次的安排。雖然不是他從政的圓滿句號，但最低限度也算是“光榮的退休”。

可是事態的發展並未朝著其主觀願望發展，而且在他看來越來越把他邊緣化，尤其是黨主席公開提出三選二方案，激發了他的反彈，到最後變成公然挑戰林敬益。這樣一來，不但把林敬益的整盤棋打亂了，而且也巧妙地轉化成是他與林敬益的個人之爭。

但事實是否是這樣的呢？首先我們看到既然許子根被認為是適當的接班人（郭洙鎮未否認這一點），也就要更上一層樓，恰巧頂撞了郭洙鎮的位置。也許郭認為直上老大不是干脆俐落，為何要拿他來開刀？可是身為首席部長的許子根一下子領導黨務，必然會分身乏術。就這樣林敬益被暫時留了下來。

我們同意這樣的“協商”對郭洙鎮有所“傷害”，但老二只有一個，許子根不先上老二，又何來接班呢？而且許子根也希望老大林敬益護航一個時期，方能得心應手。

這就是說，今天林敬益再蟬聯老大，僅是過渡人物，頂多兩年就要退位（他已表白）。除非郭洙鎮不同意許子根接班，不然郭只要擔任兩年的主席又有什麼特殊的意義（他也表露了這個心願）？兩年又能制造什麼奇蹟呢？因此我們認為今次郭沖林而來，是為了出一口氣。就因為「條氣不順
」，反而使到許子根成為夾心人。

在這邊廂郭讓出老二，做了順水人情；在那邊廂又硬上位，雖然他知道取勝不易，卻難為了要老大留任一個時期的許子根。表面上是“人情”送給許子根，實則是將許子根一馬。迫使後者左右為難，也使到整個團隊節外生枝。因為打林敬益等于和當權派“開仗”，也斷了他和許子根的“三代情意結”，促使後者進一步靠向林敬益，用整個團隊來化解郭洙鎮攔路。

其實，郭洙鎮並不是無路可走。如果他接受協商，不僅是林敬益，整個黨都會被他的“犧牲小我”感恩載德。他也將因此在黨內贏得一個美名。歷史必將記載郭洙鎮是民政黨的恩人，為許子根鳴鑼開道。反過來，若他挑戰失敗，民政黨將把他視為“歷史罪人”。則他從政所要留下的“英名”，不會在民政的歷史中找到。

持平而言，如果他能被黨代表大會（或通過修改黨章）而成為有權參與中委會議的顧問，又保留現有官職，他將是繼林蒼佑之後的第二位有歷史地位的顧問。曾為老二又是部長的梁棋祥都沒“享受”這種殊榮，郭洙鎮為何又捨而不取呢？

我們不否認郭洙鎮可以挑出林敬益的爭議性課題，如通過表態來“打壓”他而本身又在位太久；未出手阻止其兒子參加民青黨選而成為署理團長；不是華教的護航人等來爭取同情票和游離票。但這些在過去都被郭所包容和認可，因此不是新鮮事。一旦林敬益退休，所有的課題都將隨風而逝。同樣的，自從加入民政黨後，郭的華教色彩已褪色，也被林敬益所包容和提拔。未想因時局所需和外來因素所致，老二的位置有了改變，鬧成今日的僵局，誠為民政黨的不幸。

為了黨的利益和檳州主導政權，郭洙鎮有需再三考慮，將個人的情感及道德價值觀與公共的道德價值觀區分開來。民政黨的完整性及許子根的順利接班在某種程度上繫于他個人的抉擇。與其偏向虎山行，出師不具名，不如來個和氣收場，換取黨大會的滿堂喝采。總得來說，如果郭洙鎮所作所為是為許子根護航的話，那麼，由林敬益帶領許子根走一程又有什麼不同呢？

黃家泉與馬華黨校

政黨辦學校，我們早已耳熟能詳，如馬華的拉曼學院及拉曼大學都是成功的例子。國大黨也有自個兒的大學，現在連民政也有“宏願大學”。就是巫統認為不需要，因為它是政府，政府辦教育是天經地義的事，也就無需多此一舉了。
現在馬華新上任的總秘書黃家泉馬上燒第一把火，馬華要辦黨校。這可是新鮮的事。但對中共而言，早已形成一種制度一種運動，只是近10年來已不再敲鑼打鼓。根據所知，中央有一個黨校，是專門針對高幹的，以便進了黨校學習，有機會提昇。
黃家泉當然不是要辦這樣的黨校，因此他最近向中國取經，不知有多少靈感？尚未見公佈。不過根據報章所言，他是要在全國十二個州（除砂勞越外）各辦一間黨校。而在今年先在吉隆坡馬華總部辦起來，在英文報上他是用TRAINING SCHOOL這個字眼。他也在報上透露這個“黨校”是訓練黨員的，除了提供政治知識外，也提供其他知識，包括電腦等，不然學員會感到沉悶。首先是將191個區會的主席先來“訓練”一番。他還說，這是必要的，不然有些黨員在咖啡店參與高談闊論時，不會應答人民的問題。
因此我們假定黃家泉“創造性”的建立黨校（所謂創造性是馬華建黨56年來，才首次有此計劃）是為了強化馬華的形象，要使黨幹部及地方領袖對馬華的政治哲學有深刻的了解，對政府事務的操作有所理解，也對黨的路線和斗爭有所遵循。除此之外，也不忘強調終身學習，並通過此廣招黨員等等。
基于這樣的一個模式，有幾個問題需要請教黃家泉的，以讓黨外人士也知道什麼是“黨校”？因為“黨校”好像是左派的玩意兒，是一種灌輸政治的場所，是嚴肅的大課題不是花拳繡腿之類的，當然黃家泉肯定不會在校內辦太極拳班或排舞之類的東西。
1.
在目前馬來西亞的體制下，設立“黨校”是否要向教育部請准？是否是一個長期性的機制？有校長，行政人員，講師及校址之類的設置？
2.
若是只屬于政黨的幹訓班，只是學習一個短時期，或三五天或一周，是否可歸納成“黨校” 呢 ？據我們所知，連巫統都沒有“黨校”，馬華又依據什麼模式成立黨校？斷不可能把中共的那一套搬過來。
3.
根據我們了解，過去的左派政黨就流行辦“教育”，自然是未向政府註冊的。比如勞工黨就有幹訓班，夜校式的識字班和各種與政黨政治有關的學習班，並藉此招徠黨員。在60年代末期勞工黨就停止這樣的活動，最後也宣告消失于政壇。黃家泉也許從這方面看到它的作用，而希望通過建立黨校來“訓練”一批 黨員成為非共但忠心支持馬華的“宣傳隊”，從正面來搞馬華的新政治運動。但在設計的過程，黃家泉也需要為“黨校”建立一個機制，一個明確的定義，不然大家會認為“黨校”是“幹訓班”的另一個名詞。
基于馬華辦教育的成功實例，沒有人會懷疑馬華的能力。黃家泉的良苦用心，我們也完全可以理解。只是“黨校”是完全有別于目前我們所了解的正規或普通的學校，因此不能與現時的學校相提並論。它應該有所針對，有其議程和有其獨特的方式，也是與馬華提倡的到處學習的“終身學習”有一定的距離。
在原則上，我們認為黃家泉的概念和建議是對黨員有啟發作用的，也需要不時向幹部灌輸相關知識。但由于馬華黨員超過百萬，也不是人人需要進“黨校”的，黃家泉就需要設計出收學員的條件和所應具備的資格，然后要有一大筆基金來支持活動，應該是免費教育的吧？這些都是要謹慎策劃的。再者進入“黨校”是要有一定的時間，或半年或一年吧？又有多少人有此“空閒”的時間（這需要調查統計的）。有沒有考試？有沒有畢業文憑？或只頒結業証書？
職是之故，我們希望黃家泉能進一步公佈馬華“黨校”的運作和整套計劃書以便大家能真正了解“黨校”的含意和用意。當然第一堂課應該是：什么是政治？

马华•林苍佑•民政

我在上周日评述政坛元老林苍佑难得开金口的演讲后，似乎言犹未尽，因为罗汉洲君也在本月五日的《民政路怎样走》一文也提及了马华和民政的关系，但他的论点有些表面化和以外州人的角度看问题，我愿意从历史的角度切入这个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马华、民政与林苍佑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并愿就此文和罗君共勉之。

对86岁高龄的林苍佑个人而言，他的政治史是马来西亚华人政治走向与变化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缩影。

其一，「民政是马华支派论」。林苍佑是在1954年应陈祯禄之邀加入马华公会，而在1955年以马华候选人身份中选槟州立法议员（1951年时是被英殖民政府委任为州议员）。

1958年，他在马华党选中击败陈祯禄成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后因议席分配问题与东姑交恶而被排斥。1960年退出马华公会。1961年与一批前马华地方领袖合组“民主联合党”，顺势也成为芙蓉市议会的执政党，这可以说民联党有马华的影子在内，但已不属马华一个支派。

1968年，民政党成立，林苍佑不过是其中一名发起人，其它发起人如陈志勤、王赓武、威拉邦、彼得及赛胡申阿拉达斯都不是来自马华的人，因此更不像「马华一个支派」，反而是一个全新的反对党。
1973年及1981年林敬益及曾永森派先后由马华加盟民政，加强了民政有马华的影子在内，仍然不像马华一个支派。

这之后崛起的吴清德、郑耀林、邱继圃、许岳金、陈锦华、郭洙镇、许子根及谢宽泰等人，不是来自马华的，他们当然与马华有一定的距离。

其二，「民政要看马华的脸色论」。林苍佑离开马华后，先后与陈修信及李三春对着干，彼此缺乏共同语言，合作是虚，斗争是实。如陈修信（时任中央财政部长）在六十年代说，只要他签一道通令，槟岛自由港地位就一笔钩消。林苍佑（69年后任槟州首席部长）努力将槟城转型，打造成一个工业城，用以回应陈修信的一句话。

又如1982年李三春牺牲小我，到芙蓉竞选国席，换取马华与民政在槟州各分配八个议席，就是要林建寿夺下首席部长职，结果功败垂成。

再如1999年大选后，因民政两名州议员跳槽，马华又与民政争首席部长，结果又无功而返，许子根（1990年取代林苍佑成为首席部长）稳住阵脚，才告雨过天晴。

以上说明了因为「民政没看马华的脸色」，所以马华也不放过民政，两党恩怨「绵绵不绝」。

其三，「马华主宰槟州首席部长存亡论」。1969年大选，民政林苍佑上台执政，马华失掉所有州议席，因此无法影响槟州政府排阵。1974年马华有一位州议员（后反对党两人加入，凑成3席）及1978年大选，马华在拉拢反对党后有5名州议员，但分配得一个州行政议员，影响有限。1982年大选，马华有6位州议员，仍是只有一位州政议员，影响还是不很多。1990年大选，马华又告失利，没有州议员。也无从影响州政府内阁组成。民政许子根上台，当时由民政暂拥有马华的行政议员席。1995，1999及2004年马华卷土重来后并稳住阵脚，影响遂告增加，乃至多了一位行政议员。

从1969年算起，马华有10年缺席州议会，又有12年议席有限，所以无法主宰槟州首席部长的存亡，马华公会的领袖从来未说过这一番话。所以此论说在历史上找不到立足点。

即使马华1995年起到今天的10年内议席大有增加，也还是维持既定的局面。

谁都知道，主宰首席部长命运的是首相，其它的，就不需再解释了。

其四，「民政冲不出槟城论」。自1980年林苍佑退出领导民政党后，民政的老大一直由外州人林敬益（霹雳）担任到今天。其它重要职位，如署理主席，总秘书（1980-1983年由槟城郑耀林出任及2002年起由谢宽泰担任外，便是外州人担任）及财政，概是槟州以外的人出任，显示民政已走出槟州。当然绝不可能与马华相比，但也有一些些成绩。

惟有在2005年后，才又让人看到槟州新一代已经崛起，许子根时代有望两年后降临，整体而言，民政势力立足槟城，散布各州。

其五，「多元理念，实是华基政党论」。这点没错，理念归理念，就如马华现在也是提倡马来西亚民族；现实归现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主张马华与民政应合并，对华社有莫大禆益。前阵子林敬益和黄家定已达成原则性的合作乃至合并，可惜“未见人下来”。

无论如何，我们从林苍佑身上又看到一道微妙的变化，他不鼓励但也未反对其儿子林建安（民政州议员）加入马华。于是马华和民政又因第二代人的转化衬托出两者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若是「剪不断，理不乱」的话，双方就留有空间在回旋

没有人否认民政的江山是林苍佑打下来的。我们也看到黄家定策略的改变，与民政修好关系，没有所谓第三波的「夺权」计划。不过在华社课题上，仍然存在各自的议程，彼此间心也没有亦步亦趋，却增加了共识。说白了是殊途同归。现在就让黄家定和许子根从陈祯禄、林苍佑和林敬益的身上寻找灵感。为华社，为民族，为国家，为下一代努力整合，这样也就不需要在「四个论」中争来争去了。

許子根從政之路(一)—書生搖身變議員

檳州首席部長丹斯里許子根博士從政多年，沒有立傳，也沒有人寫過他的外傳或評傳，因為他算來還是年青的，沒有必要有什麼立言立傳的。不過在將來，或說他退休後，可能會有一本厚厚的自傳。為什麼呢？因為他有寫日記的習慣，凡是遇重要的或大事件，他都會及時的記錄下來。至于他直到今天記了多少，我們不知道，也不知道有沒有保存完整？所以我們還是先不要等他的回憶錄，畢竟太早了些。
《號外周報》想要寫一些有關許子根的從政歷史。我也沒有太多的資料。因此只能做個小系列，或有有助于了解許子根的政治路。
在我的印象中，六十年代開始聽到許子根三個字，那是在報上閱及這位少年連跳班兩次，而且名列前茅，于是大家開始知道當時的聞商許平等有這麼一個特出的兒子。後他到美國留學去了。大家暫時忘記這位跳班“天才”。
1970年他在美國著名的普林斯頓大學物理系畢業。1973年在芝加哥大學考獲碩士學位。1975年返馬，在理科大學當講師。這年他也與一起留學美國的徐嘉平結婚。目前他們育有一對子女。1977年他榮獲是加哥大學教育博士學位（主修經濟與社會學），又繼續在理大執教，一路升上理大教育學院副院長。他也是美國史丹福大學福布萊研究員及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的研究員。集學術成就于一身。如果他沒有離開杏壇，今天肯定是教授級人才，但不能肯定他會不會出任一間大學的副校長。國立大學似乎還沒有一位華人擠身入副校長行列。
1982年，這是他一生最大的轉折點。沒有人會想到他會從政；連他自己也不相信。他正得意在教育界，豈會想到中途換馬？況且學術與政治是兩碼事。至少在那時候，對許子根來說如此。
但後來為什麼許子根又會痛下決心，把自己的下半生豁了出去？它的背景是這樣的：
1982年已盛傳馬哈迪在1981年6月接任首相職位後，準備提早大選，以鞏固其勢力。這使到民政黨也必須求變來應對局勢的轉變，尤其是1980年林蒼祐交出民政黨主席棒子予林敬益後，大選對他而言是首次以黨主席身份面臨考驗。
這個時候，董教總方面也醖釀派人參與政黨政治的可行性，它要借助政黨力量來穩住董教總在華校斗爭的地位，便游說或說在兩西廂情願下，有一批人打進執政黨，以便從中取得政治影響力，並轉過頭來協助董教總的華教斗爭。當時領導董總的是林晃升，他們提出“三結合”的理念，即執政黨，反對黨與民間團體結合成一股政治力量。最後在協商底下，所謂董教總的人（這是因勢利導的稱呼，不是董教總領導人參加政黨）接受民政黨的獻議，加入這個黨來改變局面。
第一批加入民政黨的華教人士是在1982年3月1日宣佈的，他們之中有郭洙鎮、王天慶、江真誠等人。
第二批又有10名華教人士加入民政黨，包括許子根在內。
根據了解，許子根本來並沒有列入“華教人士”名單內，他也未想到要參加競選。事實上，民政黨分得的席位也十分有限，尤其是在國會方面，民政黨能提供給“華教人士”的也只有兩個“硬骨頭”的選區，一個是吉隆坡的甲洞，另一個是檳城的丹絨。這兩個都是民主行動黨的強區，民政黨忝為國陣一員，是無法佔有利地位的。初步接頭的結果是郭洙鎮在甲洞上陣，江真誠在丹絨上陣。但江真誠若接受參選他必須要先辭理大教職位，他最後拿不定主意，以致“丹絨國會議席”尚無適當的候選人。
在此關鍵時刻，董教總方面及民政黨方面認為許子根是適當的人選，況且他又是華團領袖許平等的公子，挾其父親的名望，對許子根利多于弊。
許子根回憶道：“1982年4月2日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決定，或則接受政黨的獻議，提名丹絨國席或則不接受，保留在理大當副院長。最後，在多方勸服下，我毅然決定參政，辭去理大教席，這是一條不歸路，也是人生的轉捩點，成敗只在一念之間。”
我們這位書生就這樣在十分挑戰性的情況下，為其一生作下賭注。從“書生論政”到“書生參政”確實是不能相提並論的。“論政”者可以作壁上觀，看別人在表演，然後點點評評，反正是“論者”，沒什麼大不了的；“從政者”，就是全心投入，已不是一名旁觀者，而是一名參與者，成敗要靠打拼，也要碰運氣。許子根這一決定，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其家族和家庭的運程。
郭洙鎮這個時候打出“打進國陣，糾正國陣”的口號。儼然是“華教人士”參政的“遠大理想”。這個理念馬上受到民主行動黨的挑戰，指說這是對反對黨的打壓，變成“借助國陣，打壓行動黨”。一時之間，行動黨與董教總的關係惡化進而把火力集中炮轟“華教人士”“參錯政黨，誤導人民”云雲。
1982年4月7日的提名日，果然是一雙“黑馬”出擊行動黨的強區。郭洙鎮打甲洞，許子根打丹絨。前者面對陳勝堯的迎戰，後者碰上陣慶佳。這兩位反對黨人也是“華教人士”，也就變成“華教人士”在斗“華教人士”。
平心而論，“華教人士”參加民政黨也有一定的沖擊力，尤其是董教總大將林晃昇與沈慕羽為郭許站台。平添民政黨的華教魅力，但是這一場仗並不易打。甲洞本來就是行動黨的堡壘區，丹絨則在1978年大選後成了行動黨的橋頭堡，如果不是郭許加入對壘，這兩個選區是沒有激戰，也可說是一邊倒向反對黨的。
微妙的是，許子根提名後，他的造勢和攻勢不是來自外州的陳慶佳可抵擋的。許多支持許平等的老將紛紛出馬為許子根打氣。其中包括文教界名士周曼沙。“小子”在“老子”的護舵下，果然氣勢不同凡響，大街小巷盡是許子根的宣傳海報和布條，造成陳慶佳處于比較被動的地位。雖然如此，許子根得靠勤力加努力，因為“丹絨國席”不是肥豬肉，而是一塊骨頭，要把反對黨壓下去，非得出九牛二虎之力不行。
況且在那個時候，民政黨的“老佛爺”林蒼祐也是告急。民政在州議席上分得八個議席，竟與馬華平分秋色，而馬華方面有林建壽壓鎮，準備取代林蒼祐出任檳州首席部長。
正由于政情吊詭，從一場執政黨對反對黨之戰變成民政與馬華之爭。許子根說什麼也不能過于指望民政黨方面提供全力的支助，因為民政面臨檳州政權的“殊死戰”而分身乏術。民政可以失去丹絨，但民政絕不能失掉檳州政權。對此許子根十分明白，他的參選也是要協助林蒼祐及民政黨穩住檳州政權，能夠勝利固然最好不過，即便無法突圍，也要為民政盡一份心力。
因此我們看到的局面是民政黨傾全力保江山，也只能盡力抽出資源挺新雀許子根。雙方之間似榮辱與共不得不背城一戰，形勢可說十分險竣。在此時，許子根才發現政治這路並不好走，這已經不是學術論爭一事，而是關係到政黨“存亡大事”。
最後的結局是許子根脫穎而出，但只是險勝，僅以834張多數票壓倒陳慶佳。如果不是許平等的名氣，如果不是許子根的學術根底，也許許子根今天是另外一個人。林蒼祐也在此役成功挫敗林建壽的奪權野心，為民政保住江山。如果沒有這兩個結果的相互闗係，也一樣沒有今日的許子根。

許子根從政之路(二)—才見政績又遇剋星

許子根雖然為民政黨奪回丹絨國席，但勝來不輕鬆。以當時的形勢而言，能夠勝出，已是十分難得。就這樣許子根走上政治不歸路，脫下知識份子和學者的氣息，走向人群和民間，成為人民的代議士。
大選過後的三個月，許子根在民政黨內的職務是全國教育局主任，檳州民政黨宣傳主任以及較後出任民青團首屆總團長，而其他華教人士也都擔任黨內要職，包括郭洙鎮出任黨全國副主席，江真誠出任全國政治局副主任（主任由林敬益擔任），王天慶則被委任為霹靂州聯委會秘書。這種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政黨開始重視“華教人士”在黨內所扮演的角色，但黨內也另有其他高層領袖，對新局面給予關注，雖然沒有反對，但也有一定的警惕。這些人有曾永森、吳清德，陳錦華及許岳金等。“老頭子”林蒼祐繼續擔任檳州首席郭長，不再插手黨務。
身為國會議員的許子根，是不可能插手檳州政府事務，尤其是林蒼祐在位的一天，連林敬益也不能過問，更何況是新人許子根。因此他所作的是按牌理打牌，該做的就做，該管的就管；而不該做和不該管的，他也會盡量回避。這種尋求本份的定位，為他打開一定的人脈關係。他已經不再以學者身份自居，而是在黨內一步一步的走。從1982年到1986年大選前許子根不但在國會坦率發言，也針對政經文教等課題發表高見。這位甫從政即能在國會大展辯才的精英逐漸在政治上建立起個人的聲望，人們都稱讚他駕馭語言的能力。無可否認的，他的通曉三種語文是他的最大政治資本。有評論指出，他在國會用國語滔滔不絕的辯論，也令巫統議員側目相看。
為了“總結”他從政四年的政績，許子根在1986年出版了《參政四年》言論選集，由華教前輩周曼沙題字；這本厚達133頁的「言論集」既沒有序文也沒有後記，一開頭開門見山把其四年的言論，主要是國會演詞，在重要場合的講話及記者的訪問錄編輯而成。內容涉及國家政治，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經濟施政，華教課題，華社問題等等，十分廣泛，有長有短。其中一篇文章提及他們（指華教人士）參政所發表的有關文教的聲明是由黨最高領導層同志和接納的，因為這份聲明與民政黨的政綱是吻合的。因此他說，他沒有後悔加入民政黨，反而認為這條路走對了，他也吁請更多的年青人加入民政黨，與他一道獻身黨國。
為什麼許子根會有這本“小書”的出版？畢竟這是罕有的動作，因為一般上國會議員都沒有出版專輯。除了要說明許子根四年的國會議員不但為黨為民四處走動外，也是敢于在國會針對多項課題發表言論的國陣議員之一。
尤其重要的是，在1986年的大選，他面對的不是普通的對手，而且來自民主行動黨的當紅領袖林吉祥，促使許子根不得不傾全力應戰。出版這本書也就顯得意義重大，一方面他要讓人民知道他的政治工作和政治理念，另一方面也用以反擊反對黨的宣傳指說國陣的議員只是“應聲蟲”，未敢對重大問題表態。
當林吉祥決定展開他的“丹絨一役”時，他選擇對壘許子根，市面的一般反應是為什麼兩位人才要斗個“你死我活”？為什麼不避開一戰呢？讓兩個人一齊進入國會不是很好嗎？話雖是這麼說，可事實是兩雄相遇，必有一傷。林吉祥的解釋是行動黨決意要把檳城當為新的政治橋頭堡，然後幅射到全國去。他也不隱瞞地表示行動黨有意取代民政黨，以成為未來的檳州執政黨。
林吉祥在80年代仍是炙手可熱的反對黨領袖，他的加入檳州之役，目的就是希望行動黨有朝一日也成為一方的執政費，一如民政黨在1969年擊敗聯盟起而執政。因此他一箭雙雕，既提名丹絨國席，也要拿下甘榜哥南州議席（現已易名為光大選區）。這一下子，許子根已是風聲吃緊，他不得不打足十二分精神來化解強大的壓力。
但這時反對黨之風吹得太強烈了，許子根知道最嚴竣的挑戰已來到面前。于是一場龍虎斗在丹絨上演了。
初時是林吉祥說是五五波。于是反對黨打出的是國會可以沒有許子根，不能沒有林吉祥的絕招；又說許子根敗了可以被委為上議員，林吉祥敗了什麼都沒有。他因此要選民在兩者之間作一個痛苦的選擇，政治的殘酷，莫過于此。
許子根的反擊是他是不會接受上議員職，他要的是光榮當選議員，然後走進議會，他希望人民看到他的四年從政記錄，不要只看反對黨宣傳的一面。即便如此，許子根已明白他正處于劣勢，要斗勝林吉祥還不是時候。此時只能用“哀兵上 陣”來形容許子根的處境。
果然林吉祥的凌厲攻勢是一招接一招的排山倒海而來，到投票前最後兩天，局勢似乎已顯示林吉祥在後市看起，許子根顯得十分被動與無奈。對于一位初出道的書生，只是四年就厄運當頭，不啻是殘忍的“政治謀殺”。滿腔熱血的他，突被傾盆冷水潑下，內心的痛苦與失落，沒有人比他有更深切的感受。
結果他失敗了，而且輸得一條街那麼長。不是因為許子根政治成績不夠標青，而是因為林吉祥的聲望仍“如日中天”。選民要一個反對黨領袖，只好請許子根“暫時休息”。
許子根被迫進入了“韜光養晦”的日子。也許他腦海里曾經閃過“政海無情，波譎雲詭”的低落情緒，但他不能退縮，也不相信他的政途就此劃上句號。這時另外一個新的角色又套在許子根的身上。這並非他所願，也不是他從政的第一個選擇，而是給林吉祥逼成的，他出任檳州首席部長林蒼祐的政治秘書。這就是政治上的“退而求其次，伺機再出擊”的許子根的寫照。
春風得意的林吉祥，也帶了十條大漢闖入檳州立法議會；打敗了許子根後，他又把矛頭對準老頭子，但政治的後來演變，又是林吉祥始料未及。他打敗了許子根，卻又製造另一個許子根。這是怎麼一回事？讓我們下期再談。

許子根政治風雨路(三)—許子根迎來春天

1986年大選失敗後，許子根轉任檳州首席部長林蒼祐的政治秘書。雖然在檳州憲法內有“政治秘書”這一官職，但到底政治秘書是做什麼的？誰也說不清楚，大到可以代表首席部長出席任何儀式並作致詞，被當上座上賓；小到你不做什麼也不打緊，因為沒有一個固定的職務，但得經常與首席部長接觸，匯報相關課題，主要是民間的問題為多。
我記得也曾經擔任過林蒼祐的政治秘書的許岳金這樣說：“林蒼祐向他說，政治秘書說大也可以，說小也可以，看你如何發揮。”于是許岳金抓住這一句話，到處發揮其政治秘書的本色。當時他身兼檳州議員，辦起事來就用“雙重身份”出擊。不多久，他就闖出一個名堂來。後來有幸榮升州行政議員，一連做了兩屆，沒想到在1986年大選時，被飛出局，派去升旗山國席（黑區）當炮灰，從此許岳金一蹶不振，爬也爬不起來。
他犯了兩個大忌：其一是強行爭檳州聯委會主席不果，在黨內被當權派排擠；其二是在任代首席部長期間，顯露功高震主。林蒼祐看眼里，最終放棄保他，讓他被圈出州選。
我提起許岳金的際遇，是要說明許子根在擔任政治秘書時不得不戰戰兢兢，因為他不想重蹈許岳金的覆轍，更不要成為許岳金第二。因此他避開一切可能犯上的錯誤。只做好他應該做的事，不強出頭，不潛越，經常給林蒼祐作報告，提供資料，方便林蒼祐應對各種場合。
還有一點十分重要的是：林蒼祐的性格是不喜歡一個人過于接近他，或對他的處事有違逆，你也必須與他保持一定的距離，讓他感覺到你是他的其中一位助手而已，完全沒有威脅到他或令他對你生厭。這一點許子根都做到了。但也做得很辛苦。
我曾問過許子根對這個職務與國會議員有何不同，他只有苦笑，但補充了一句：“國會議員發揮的空間較大，需獨立自主的工作，而政治秘書是替上司辦事的。”（我不知道後來曾擔任過許子根的政治秘書的人有何想法，但據我所知，倪福來與許子根的關係疏遠；鄧章耀就取得許子根歡心而稱職，因此已官拜州行政議員；目前的黃瑞欽仍在考驗中）。
在出任政治秘書的四年期間，許子根的曝光率是不多的。他似乎學會了一套“大丈夫能伸能屈”的本領。在黨的職務也以民青團總團長較為搶眼，畢竟附屬于母體，再大的功能也只是陪襯而已。
表現得中規中矩的許子根在1990年的大選終于時來運轉，獲得黨的支持和林蒼祐的同意攻打丹絨武雅州議席，不再被派回丹絨國席再硬碰林吉祥。這一年的林吉祥有大動作，正開展他的“丹絨二役”，與他較勁無異以卵擊石。
為什麼許子根會派出丹絨武雅。這兒有一段古：1986年大選時，由于許岳金被迫棄州攻國，等于他的首席部長美夢已告破滅。在苦無對策下，他打出一個絕招，可以接受攻打升旗山國席，但原屬于他的地盤的丹絨武雅州議席則應提名其妻舅邱武揚上陣。這是為自己留後路，以便一朝在黨內得勢，他又可回到丹絨武雅輕易勝出。黨同意他的條件，結果許岳金在升旗山敗北了，邱武揚則在丹絨武雅勝出。顯出了許岳金在丹絨武雅有一定的勢力。
詎料，許岳金在黨內（1988年）與吳清德聯手爭奪全國領導權失敗後，便蟬過別枝投入馬華公會，連同邱武揚也過檔了。
這樣一來，丹絨武雅州選區該屬馬華或民政就引起爭議，但民政黨堅持是民政的，再說邱武揚也是在民政的旗下當選的。人可跳黨，議席卻不能“跳槽”。就這樣，1990年的大選，民政黨把此席拿回來，而馬華把邱武揚調到阿依淡州席上陣，許岳金則代表馬華在峇央峇魯國席上陣。
民政也是安排姓許的攻打丹絨武雅州席。此許非彼許，而是許子根。對許子根來說，這是一場翻身仗，非贏不可，不然政途將十分黯淡。
這一年，尚未構成“大人物”的許子根未成為民主行動黨的眼中釘。反而是林蒼祐成為林吉祥的新目標。因為他要爭奪檳州政權，非得將住林蒼祐不可。
林吉祥既打丹絨國席又打巴當哥打州議，直接對壘林蒼祐，許多人為他和林蒼祐揑一把汗。兩強相遇，必然是慘烈的過招，人們一般相信林吉祥可在丹絨國席輕騎過關，但不相信他能撼倒林蒼祐。
在投票前三天，許平等來找我聊天。問我行情如何，我告訴他許子根未遇強人，此次可揚眉吐氣；但老頭子的情勢告急，林吉祥後市看起。他用十分懷疑的眼光問我為什麼這樣說，並拋下一句：林蒼祐不能輸，他為檳州做出很大的貢獻。我說現在正在吹反風，林蒼祐席位不穩。
果然大選成績揭曉當晚，真讓許多人大跌眼鏡，連我也難以置信行動黨有如此強勁，竟然一舉奪下十四個州議席，只差三席即可上台執政。怪只怪與它結盟的46精神黨時運不濟，在檳州全軍覆沒。更令檳州人民吃驚的是：政壇不倒翁的林蒼祐竟也陰溝里翻船，以少數票敗給林吉祥。這意味著檳州首席部長將告易人。
沉浸在悲哀氣氛中的民政黨對于國陣保住十九席（巫統12席，民政7席，馬華全鍛羽而歸）沒有歡愉，因為他們的巨人倒下了。初時民政黨拒絕領導檳州政府，但巫統派安華依布拉欣（他也是巫統檳州聯委會主席）與陳錦華會面，勸請民政接受首席部長職。安華說這是馬哈迪交待的。民政則趁此非常時期提出一個附加條件；檳島市政局主席由民政黨人出任，巫統則委人出任威省市政局主席。安華也就欣然答應。于是有陳錦華出任檳島市政局主席的故事。
但民政黨要選誰來接替林蒼祐呢？擺在面前只有兩位人選，一個是吳清德，另一個是許子根。論經驗和資歷，應是吳清德佔優勢，他是在1974年即中選國會議員，也官拜中央副部長。他的劣勢是林敬益對他有意見，林蒼祐也不喜歡他，陳錦華則對他沒有好感。對吳清德致命的是：在民政未決定派誰人出任檳州首席部長前，他悄然與時任副首相的嘉化峇峇接頭，希望得到巫統的祝福。此事傳進民政黨高層的耳中，對他有更大的成見（這一段往事，是陳錦華曾向我揭露的）。
為示公平起見，民政黨中央召開重要會議，以便選一人擔任首席部長，在討論到這一決定性人選時，吳清德與許子根被請離席，他們一起坐在外面等候消息。最後結果是許子根被黨委以重任，吳清德落空了，但被推舉出任州行政議員。
福星高照的許子根洗掉一身的晦氣，一夜之間，他從一介“政治書生”如同乘直昇機連升三級，越級而上，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檳州首席部長。這奇異的結局是許子根做夢也想不到的。
飛掉一個許岳金，再飛掉一個吳清德，迎來了許子根的時代，而巧合的是許岳金和吳清德都曾是林蒼祐的愛將，到頭來什麼也沒有，反而是不屬林蒼祐愛將的許子根逆流而上。是林吉祥“殺掉”一個許子根﹐又是林吉祥“製造”另一個許子根。時也命也？誰也說不清楚。

許子根政治風雨路(四)—許子根粉碎「丹絨三役」

1990年大選後，又再一次改變許子根的人生。昔日是國會議員的他原本看來是平步青雲，詎料林吉祥攔路，只得屈就擔任首席部長政治秘書。竟也因「輸」得福。憑著這一政治資本，他在90年大選後走向人生的高峰，成為第三任檳州首席部長。但這個首席部長並不好做，因而被人形容為“弱勢”的首席部長，理由是在州行政議會內，巫統分得5席，民政得3席（加首席部長）。馬華及國大黨因為沒有州議席，也就暫靠邊站。更為挑戰性的是民主行動黨有14名州議員（後來一名辭職，補選失敗，被國陣（國大黨）扳回1席，剩13席），在州議會內輪流“轟炸”，尤其是林吉祥與卡巴星的咄咄逼人，許子根唯有沉著應戰。
有一件事就此發生了，事緣首席部長委任一名巫統行政議員出任副首席部長，法律專家的卡巴星指說“不合法”，因檳州憲法沒此規定。看來似乎要挑起法律案件，但聯邦憲法也沒有副首相一職，不是立國以來就有此一職了嗎？我曾問過許子根此事，他說，經過檳州法律顧問及法律專家研究後，認為沒有問題，可由首席部長進行委任。
後來此事不了了之。卡巴星也不再追究了。但他們要追究的是到底誰才是“真命天子”，是許子根或巫統的依布拉欣沙益？因為坊間有傳言說，副首席部長的權力似乎相當大，好像比首席部長更權威？許子根也用事實証明他才是首席部長，擁有控制檳州政府的權力。不過他也不諱言巫統的「內閣成員」（州行政議員）的人數比民政黨多。這是無可奈何的事，畢竟民政只有7位州議員，已經4位拜官（首長加行政議員）超過半數，況且又得到檳島市政局主職一席，又有何苛求呢？
再有一件事是許子根被外界所批評的，即1993年民政黨選時，本來他已被提名角逐副主席之一，但那年也有另三人競逐副主席，即李裕隆，陳錦華和布都遮里。而民政只有三位票選副主席。如果許子根也湊一份，他的當選機會比其他人為高，就會造成其中一人被割愛。為顧全大局和停止因選舉造成的不愉快，許子根說，他選擇退選，不是因為怕輸，而是要使黨一團和氣皆大喜歡。雖然因此有人指指點點，但他認為他這樣的決定是正確的，後來他成為被委任的副主席。
這個副主席，一做就做到2005年才尋求改變。此是後話，暫按下不表。
事實上，許子根有另外的考量，據他透露，他在坐上首席部長後，林吉祥已把矛頭瞄向他，準備把他拉下馬。這是林吉祥的一步絕棋，打完蒼祐再打子根，理由無他，民主行動黨正在佈署「丹絨三役」，準備再作沖刺，非得拿下檳州政權不可。
就我當時分析而言，林吉祥若要攻下檳州，不一定要再上演「王者之戰」，但偏偏就成為檳州民主行動黨的佈局。說來你也許難以相信，佈局王者之戰的督軍竟是行動黨檳州主席魏福星。而魏福星與許子根又是什麼關係？攤開來才知道他當時是許子根的姐夫。姐夫策劃倒小舅子，是有點不可思議，但政海無情，言之不虛。難怪他們兩人雖是“親戚”，卻又是“政敵”呢！
再提得遠一點的是，許子根的父親許平等不是民政黨人，反而是馬華黨要之一，在1978年因李三春強行派方思湧攻打升旗山國席，而忝為馬華升旗山區會主席的許平等，他們屬意的是讓前國會議員倪宗吉重作馮婦不果後，憤而向李三春辭區會主席。
同是一家人，竟是三個政黨夾帶其中，這是罕有的事，卻不是絕無僅有，其他政治家庭也有此“歷史記錄”。
果然不出所料，在1995年大選提名日前三天，我接到許子根一通電話，他告訴我林吉祥肯定來丹絨武雅州席與他一決高低。我說應該不會吧，但他回應是確有其事，不是“狼來了”的故事。
我曾就此事詢問當時檳州民主行動黨的財政陳爾奕州議員，為什麼林吉祥非打許子根不可？他說這是檳州黨委的一致決定和願望。因為既然揚言要執政檳州，林吉祥就得身先士卒，來一個“王對王”之戰。再說1990年的大選不是証明檳州行動黨的決定是正確的嗎？連林蒼祐都可以拿下，許子根被拿下就不是神話（在後來魏福星與張德發和林吉祥鬧翻後，林吉祥也抖出1995年大選排陣的真相，是檳州行動黨作出的決定，不是個人的意願，他尊重黨的決定）。
林吉祥對壘許子根是1995年大選的重頭戲，行動黨信心滿滿，因為他們認為已擁有13個州議席，再多奪下4個州議席即可起而執政。可惜他們忘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1990年大選時，有與46精神黨結盟，顯得聲勢浩大；而1995年大選時，雙方已不再結盟，46精神黨的士氣大不如前，十分低落，僅靠行動黨單槍匹馬出征，在輿論方面對行動黨不是十分有利。其一是選民考慮到萬一行動黨不能執政，而國陣的華人議員又再減少的話，首席部長將可能不再是華人擔任；其二是行動黨在缺乏與馬來政黨合作下，能否執政形成一個疑團。
以當時的情況，行動黨是沒有太大的顧忌。他們算過，華人占多數或佔50%的選區超過60%。這些選區極可能是行動黨上台的“鐵票”。為了達成這一願望，行動黨在丹絨武雅選區推出半鐵人造型的巨像，用以象徵林吉祥將是一個“強勢的首席部長”，不似許子根是“一個弱勢的首席部長”。本來用意在此，但也被選民看在眼里，認為行動黨要用強勢統治，擔心會出問題。
結果這一宣傳非但幫不了林吉祥，反而幫了倒忙。市面議論紛紛，覺得行動黨過于“逼人”，下意識中對“半鐵人”沒有好感，也可能聯想到往後“鐵板一塊或鐵腕”治州時代的降臨。
處于林吉祥壓力重重的許子根，反而成為被欺侮的弱勢對手，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當然更重要的是：檳州選民已開始深思檳州華人主導政權還要不要？華人首席部長還要不要？如果都認為應予維護的話，則行動黨成為選民的一塊心頭大石；選行動黨又擔心執政不到，弄不好丟了“華人主導政權”。在兩相比較之下，檳州選民還是認為“華人主導政權”太過天，即便是“弱勢的華人首席部長”也好過“沒有華人首席部長”。當這樣的意識被喚醒時，選民已一邊倒向執政黨，正是“民主誠可貴，民族權益更不能典當”。開票當晚，民主行動黨兵敗如山倒，只剩一個州議席，那就是剛冒出頭來的章瑛，其他候選人包括林吉祥，卡巴星皆告敗北。所幸此兩大柱子保住國會議席，不然行動黨將不知如何向其他州的黨員交待。檳州選民在“國投反對黨，州投國陣”的大風吹下，終于沒讓行動黨仆地，倒是不幸中的萬幸。
經此一役，「丹絨三役」成了林吉祥的惡夢，許子根反而成了「打虎英雄」，地位進一步鞏固。
馬華公會也因此再探出頭來。原屬于反對黨保壘區而被國陣視為「黑區」的竟在一夜之間成了白區，政治的變化無常，也反映了民心在變。

許子根政治風雨路(五)—過關斬將保政權

1995年的大選粉碎林吉祥的首席部長夢的同時，也讓許子根一洗前恥，不再上演1986年滑鐵盧之役。林吉祥不敗的神話也再一次失去靈驗。第一次是在馬六甲州議席選舉敗給馬華顏文龍，這一次則在檳州議席敗給許子根。雖然保住丹絨國席，但行動黨已是再受重創。到底誰應負起這個責任？仍然是個爭議的課題。無論如何林吉祥說不會再有「丹絨四役」了。他要等到2004年的大選才又再從霹靂州爬起來。
意氣風發的許子根竟能為國陣打勝這漂亮的一仗，固然大受首相馬哈迪的賞識，也進一步鞏固他的首席部長職位。但使他頭痛的問題接踵而來，因為檳州行政議會只有8張椅子，民政要增，馬華也要增，又一時添不了椅子。于是只好通過修憲把行政議員增加到10席，民政馬華各多1席，算是比較滿意的解決方案。
不過，許子根還有一個任務尚待完成，那就是他雖貴為檳州首席部長，但在黨職方面一直沒有突破，顯得失衡。在黨中央方面，他在1993年起成為中央副主席，而在檳州方面也是副主席。主席一職在80年代后期自邱繼圃退休后一直由陳錦華擔任。因此在1990年的時候，出現一個微妙的局面，在黨中，陳錦華是許子根的上司；在政府中，許子根則是陳錦華的上級。由于后者在90年開始擔任檳島市政局主席。
因此在1996年檳州民政改選時，就有一股勢力要把許子根推向前台，擔任檳州聯委會主席，但陳錦華又不想相讓，而且準備要蟬聯此職。這個時候，檳州民政黨的氣氛有一些緊張，人們也擔心出現龍虎鬥，而結果必有一敗。當離提名日越來越靠近時（按民政黨的各州聯委會主席都是選出的，不是委任的），身為民政創黨人的林蒼祐開口了，力勸陳錦華退休。這正如1984年林蒼祐力勸許兵金不要和邱繼圃爭檳州主席一樣。同時林蒼祐也通過陳錦華的摯友陳國平勸服陳錦華。在兩人力勸陳錦華底下，他終于勉強接受獻議，退休政壇，也讓許子根順利出任檳州聯委會主席。
按照當時的情勢，許子根是較為佔優勢的，而且他也決意要使黨政合一，以便整合民政在檳州的勢力。我事后得知，陳錦華在不戰而退后，一直耿耿于懷，怨氣難消。他似乎認為他都沒爭檳州首席部長，為何不能繼續當檳州黨主席？但別人則認為由首席部長擔任檳州黨主席是名正言順的，總不能老是存在「黨政分開」的現象。也許直到今天，陳錦華還是心存芥蒂。
這個說法不會是沒有根據的。到了1999年大選前，也即是5月份民政又要進行三年一次的改選，許子根卻遇到吳清德的攔路。時任中央副部長的吳清德很早就想取代林蒼祐成為首席部長。例如1986年大選時要擠入州議席競逐，但不為林蒼祐接受。又如1990年大選后，又與許子根爭首席部長寶座，結果敗下陣來。這種一挫再挫的心情導致吳清德在1999年的檳州競選來一個孤注一擲。
當吳清德宣佈要挑戰許子根時，第一個站出來支持吳清德的是陳錦華。這是為什么？主要是陳華要借吳清德出一口氣；而為吳清德造勢的還有兩位檳州議員，他們是林武燦和林建安。前者是黨元老林維雄的兒子；后者是創黨人林蒼祐的兒子。由于他們的加入，吳清德形成一個陣營，不斷地造勢，以期在選舉中奪得檳州主席職。雖然這個職位並不一定是成為首席部長的踏腳石，但卻是吳清德的政治資本。
吳清德在黨內的失意是人盡皆知的。比如1980年波德申大會，他支持林敬益當黨主席，就是希望被推舉為黨總秘書，可是林蒼祐屬意的鄭耀林卻成了林敬益的選擇。又如在1984年黨選，他支持曾永森打林敬益，結果又告失利。于是在1987年黨選，索性親自上陣鬥林敬益，同樣敗下陣來。這種不肯認命的心態促使他在1999年把自己豁了出去，進行最后的鬥爭。他自信在檳州的黨選有把握拿下許子根，因為他計算黨內有不少的支持者。他當時也很明白，這是他最后一戰，若是失敗了，就得退休政壇，畢竟已經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黨選失利后又有機會保住官職。身為黨主席的林敬益在此緊張時刻，也挺身而出，全力支持許子根捍衛檳州主席。
這一場激烈的搏鬥，雙方都使出渾身解數，每票必爭，也每票不失。選舉結果，許子根以60%的選票壓倒了只獲得40%選票的吳清德，許子根又再渡過險灘，保住檳州主席。
吳清德在失敗之后，已知大勢已去，黨不會再委派他當候選人。雖然明知他在高淵老樹盤根，但民政黨準備另派人上陣。
也是同一年的大選（落在1999年12月），吳清德被榜上除名，換上江真誠代表黨出征。本來江真誠還有一個選擇是日落洞，但卡巴星仍在坐鎮，他因此選了高淵國席。他之離開州議席選舉也是他與許子根的關係有微妙的變化，而在較早前他已告知許子根準備逐漸淡出行政議會。換句話說，他有意棄州攻國。在他看來，倘若能在國席勝出，便有機會爭取一個副部長職，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告落選，唯有淡出政壇。
另一方面，民主行動黨在沒有「丹絨四役」下，面對1999年的大選在調兵遣將方面有一定的難度，最后林吉祥選擇國攻升旗山，州打植物園，以面對民政黨二線人物謝寬泰和丁福南。
行動黨這一苦心布置又是白費心機。輸得比1995年還要慘，不僅州議席無從突破，仍是碩果僅存1席，而且連林吉祥和卡巴星雙雙在國席跌馬，大大出乎人們意料之外。
許子根則在輕量級對手下輕易過關。整個檳州又是國陣的天下，眼看國陣大勝，許子根地位穩固之際，突告風雲驟變，又是一場政治風暴降臨，但對手不是行動黨，也不是民政黨內挑戰派奪權成功，而是馬華公會要爭奪首席部長，許子根如何化解危機呢？下期再翻開底牌。

許子根政治風雨路(六)—雷声隆隆未见变天

1999年杪的大选，民政党再次取得不俗的成绩，在槟州参加11席州选，结果赢了10个，而马华共赢了九个。可怜的行动党还是1席，剩下是巫统12席及国大党1席。在此情形下，民政的许子根已获得首相兼国阵主席马哈迪再次委任蝉联槟州首席部长。
正准备前往槟州元首府宣誓就任首席部长的许子根，突接电话通知，要他暂且不要宣誓。此时委任状已在许子根的手里。
为什么会有突如其来的变化？原来民政党有两位中选议员林建安及林武灿宣布退出民政党，指责党未重视他们，而他们又私下与马华接头，表示有意投进马华的怀抱。若果顺利，马华的州议席马上由9席变成11席，而民政则由10席变成8席。
于是马华高层有动作了，一些支持马华“夺权”的人也四处走动，希望有一个变化。马哈迪接到这样的讯息后，感到有些愕然，他不知道为何会有此“斗争”。在情况未明郎之前，只好请许子根“稍安勿躁”。
民政党头头得悉此项“令人震惊”的消息后，也感到事发突然。正如毛泽东在1957年中，因其“百花齐放，百家齐鸣”的方针受到民主人士围攻后，写了一篇《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一样。
民政此刻的心情，就如同《事情正在起变化》，坐立不安。更糟的是，马华那边又放话了，说还有一名民政州议员会跳槽马华，使到马华与民政的对比12比7。若此实事，民政将处于不利的地位。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马华及不满民政的人放出消息，很快又有一位州议员，在吴清德（挑战许子根州主席失败后，成为失意人，也未派在大选上阵）的拉拢下，其“爱将”赖秋福会加入林建安与林武灿的“反民政阵营”。可是马华等来等去也等不到他的出现。马哈迪也未接到进一步的报告。
原来民政老大林敬益“棋高一着”，早就把赖秋福给“藏”起来。其实也不是什么藏，而是请他到吉隆坡“自我消失”。没有人知道赖秋福此刻在那里？
赖秋福当时是不是想倒戈相向？我们不便猜想，但有一点肯定的是：赖秋福不会随意跳党，反正跳不跳党他都是一名后坐议员，没甚差别。
吴清德也到处找不到赖秋福，他们都很纳闷：怎么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人间蒸发了？既然吴清德帮不了这忙，马华上层也不放弃努力，他们把所有中选的州马华议员全召到浮罗交怡“吃风”，说是有大事商议。当时首相马哈迪正在浮罗交怡“运筹帷幄”，对内阁和各州政府组成作最后的敲定。
马华的州议员也听到“变天”的风声，但他们在浮罗交怡早上看日出，傍晚看日落，日出又日落，看不出有“变天”的迹象。但闻“雷声隆隆”，几乎把槟州隆得“轰轰响”，似乎是“政治地震”在槟州引爆，就是未见大雨倾盆。
在这场角力战的过程中，据知，马华也提出各种方案。包括增加一名副首席部长或增加一名行政议员。总之要与民政分享政治权力。当时马华老大林良实也人在浮罗交怡。
不论是什么样的方案，马哈迪都没有作出表态。这个时候，他也愿意听听老二阿都拉的意见。因为老二是槟州巫统联委会的主席。
后来据说老二和老大的意见一致：槟州首席部长还是归由民政党的许子根出任，不要换人。其中一个理由是在大选中民政所胜席位比马华多，跳党的议员不算数。
这样一来，当巫统把力量移向民政党时，马华所要争取“变天”努力又告泡汤。但最后马华也得到安慰奖。所谓安慰奖是在槟州修宪后，可以增加一名马华州行政议员（从8席增到10席，马华及民政各得一席。这就是后来民政加了杜乾焕，马华加了骆福汉的故事）并增加一名副议长（此职先由刘一端担任，后由黎兆荣担任）。
正因为有此一斗，许子根大概压后一个星期多才进行宣誓，而此时的民政党，乌云全扫光，又是一片明媚的阳光照在头顶上。
许子根这一仗，不仅有惊有险，而且险象环生，许多人都为他捏一把冷汗。许子根也浑身不是味道。但在政坛打滚，这是极可能发生的事。正如1982年的大选，马华也是摆明要争夺首席部长位，林建寿要斗倒林苍佑，结果是自己在阴沟里翻船。这算是马华第二次的大反扑，又是功败垂成。自此而后，马华也不再有此大动作。正如林吉祥已没有“丹绒四役”，马华也没有“第三次大反扑”。
不过经此事后，林敬益已后悔在1999年的大选再把支持吴清德的林武灿和林建安放回原区参选；更没想到选后不到一周，他们就向民政发难，给民政一个措手不及，差点 “江山”也被震掉了。
后来又有一个动作是槟州马华搞出来的，不是党中央的意思。话说民政马华风波平息后，两位民政州议员林建安与林武灿就大大方方走进马华。他们在州议会内也不时有“突出”的表现，在言语和行动上向许子根的权威挑战。
其中急先锋的林武灿在与槟州马华主席黄锦鸿配搭下，在2003年开始对槟岛外环公路的计划提出不同意见。
林武灿更在五月份的槟州立法议会针对外环公路计划事，表现不支持的精神，以致对反对党要求展延外环公路计划的议案投了弃权票（林建安未槟州议会内，避过此“劫”），与他一起弃权的还有陈清凉。这一下子国阵和民政有话说了，投弃权弃而不投反对票等于未与国阵“同一阵线”，于是在国阵的压力下，马华不得不对林陈采取纪律行动──冻结党籍。
经数个月后，此“惩罚”才告撤消。而2004年的大选又降临了。民政依据国阵精神把两个州选区要了回来。变成马华只好把林武灿放到武吉牛汝莪国席又把林建安放到峇眼国席。无缘再接触州议会。不幸的这两人在大选中又告跌马。
民政这回大选战绩更是“辉煌”，13个州席全胜，马华则输掉1席，剩9席。13对9 ，马华也没有什么好争的了。再说，马华已晋入黄家定领导的时代，又与民政关系较密切。两党对槟州“江山”之争也就划上句号。
许子根的故事自然没有讲完，因为他还在任，而且在最近的党选中又再更上一层楼。政治对他来说，已是过了一关又一关。但我们也不容忽视在党争中，许子根同样出尽九牛二虎之力为林敬益造势和站台，最后把挑战的郭洙镇压了下去。有关民政党争的前因后果，已有诸多报导，无需在此多插一笔。不过由于政治千变万化，许子根这条政治路曲折又漫长。今天的他，不单单要关注槟州的发展动向。同时要计划如何接班。现在离开林敬益交棒的日子虽说还有两年，只是由现在开始，许子根必须表现出未来接班人的姿态。因为民政在不久之后就要步入许子根的年代。我们暂且打住许子根的故事，下来的故事怎样写，就由许子根来告诉我们吧！

詳述林蒼佑的演講

已經很久沒有聽到前檳州首席部長林蒼佑在公開場合作演講。本月九日他卻破例接受《社會經濟與環境研究機構》（SERI）（一個由檳州政府贊助，聲稱是個獨立運作的單位）的邀請，在《檳城論壇2005年》針對檳州的過去和未來的發展講了一句余鐘，主題是《提昇現有優勢：檳城向前邁進》。以86歲高齡尚能展現思路和聲音依然清晰，真是風采不減當年。也使我意想不到的是，參加者不乏各級議員，政府官員和企業家及學界人士，約500人齊集一堂在E&O大酒店的禮堂聆聽久違了的林蒼佑開“金口”。我用“破裂”和“開金口”是因為自從1990年退休後，他就不再針對政府事務及政經問題高談濶論。

在演講中，有幾個要點是引起我的關注的。首先林醫生說他在濶別檳城10年（1938-1948年，前一段在英國留學，後一段在中國重慶擔任國民政府的軍醫）後返馬不久就涉及政治，但有一個失敗的記錄。這是指他在1951年4月受委為英殖民地檳州立法議員及在6月創辦“ 急進黨”（Radical Party）之后，他曾在1953年參加喬治市議會的選舉，在馬來人占多數的日落洞區敗給巫統候選人（就因為有此不愉快的記錄，林蒼佑從此不再參加市議會的選舉。但在1984年，他接受喬治市市議會頒給“自由市民”的榮譽。此時的市議會已沒有民選，統歸州政府管轄）。

林蒼佑說1957年獨立前，英殖民政府安排檳州加入馬來亞聯合邦成為獨立國一部份，所有檳州人民在憲法下自動成為公民。這里頭有一段林蒼佑沒說，那就是首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鑑于檳州華人居多的特殊情況，提議他出任檳州首席部長，但他沒接受，反推薦王保尼出任其職。原來他要成為全國領袖，在1958年成功出任馬華公會第二任總會長。

1959年因黨爭失利，林蒼佑退出馬華，在1961年成立“民主聯合黨”（UDP），復于1968年解散民聯參與成立民政黨。

林蒼佑接著說，在1967年時，檳島自由港地位被中央政府取消。這原是英國人建立起來而使到檳城成為“商港，匯集世界各地人士”而繁榮起來的機制。因此，在1969年時，檳州的總人口77萬余人，失業率竟高達16.4%，以致民政黨在大選中（5月9日）起而執政。5月11日林蒼佑宣誓就任檳州首席部長。兩天後（即5月13日）吉隆坡爆發“513”沖突事件。他接到副首相阿都拉薩電話，並向後者保証一定與中央配合，穩定檳州局勢。于是他召見當時的檳州總警長馬騏騮，敦促警方全面戒備和嚴防騒亂發生。結果檳州沒有大事件發生，相對安定。從那一刻起，林蒼佑的檳州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已十分密切了。再說憲法中也顯示州政府必須與中央政府協商重要事項。

正因為這樣，在1972年時，民政州政府與中央聯盟政府合組成聯合政府，且在1974年民政加入國陣（聯盟擴大後的組織）。

轉入經濟課題，林蒼佑說，他在“513”後即成立“檳州發展機構”，以擺脫經濟困境。70年代發展兩個衛星鎮和工業區，即檳島的峇央峇魯和威省的斯布朗再也。他自毫地說，為了平衡兩地的發展，形成一個整體，他努力促成中央政府建立“檳城大橋”（1985年通車），而且還設計加寬的地基。

直到今天，檳州的人口已翻一倍，達到140萬人。局勢也有所倒轉，過去是檳島佔人口53%，威省47%；今日則剛好相反。他認為威省的面積大，人口比例還是會進一步超越檳島的。因此他建議，興建第二大橋或通道是完全必要的。

他的另一個自豪是峇央峇魯已成為全國最大的電子城，在世界也是數一數二的。這証明了檳州人民有高度的智慧和技術，可以從電子工業走向世界。不僅于此，世界各地的大企業，也有檳城人在擔任高職。他說，這不是人才外流，而是檳城人領先潮流，受到重視。

為了使檳州經濟再向前跨進，林蒼佑建議應像設立“自由貿易區”那樣，設立“特別加工區”，以讓本地人運用他們的智慧生產完善的產品打入世界。因為檳城已有強大的高科技電子工業作為基礎，且又成為“多媒體超級走廊”的一部份，資訊工藝十分發達，有足夠條件再攀高峰。

他還進一步展望到了2020年，當馬來西亞達致先進國的地位時，不要再分種族，大家合成一個馬來西亞民族，在各方面都整合起來，其中之一的經濟體出現“人民基金”。

雖然他沒有提及政治上的整合，不再有種族性的政黨。但聽眾在鼓掌之余又跌進一個沉思。林蒼佑用一生的努力，仍然無法使民政黨突破種族局限，尚且在1982年的大選時，出了一本宣傳冊子：《全馬唯一的華人首席部長》，結果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又是為什麼？林蒼佑沒有提供答案，他也許在期望局勢的改變。我們與他一樣，在期待中又還要努力走出一條民族整合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