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林惡鬥前所未有

“七人幫”在1978年的大選被掃進水溝后,林建壽暫收其意氣風發的好勇鬥狠的一面，反而改以另一種“和解”心態向民政黨招手。這是因為在1980年時，前社陣好好先生，獨立議員的崔耀才（9月26日）不幸逝世，他留下的彭加蘭州議席正好被林建壽看中。

事實上，為了取得勝利，他不得不與民政黨“化敵為友”。雖然他不能期望民政黨會給予他一定的支持，但若民政不橫插一手或不在公開場合把他罵個“狗血淋頭”，已經是謝天謝地了。
巧合的事也給林建壽碰上了，在這一年的8月17日，民政黨大會卻上演換領導的一幕，林蒼祐堅決不再蟬聯主席，通過黨員選舉終于讓林敬益頂上老頭子林蒼祐的空缺而成了民政黨的新權貴。
不知是林敬益經驗未夠老道或忘了在馬華的日子是如何被李三春搞出場的，他竟然同意與李三春“合作”，以支持林建壽成為“國陣（馬華）的候選人”。這還不打緊，他對林建壽的了解實在太淺了，以為同是姓林宗親一家親，支持一下也無妨。

林建壽的本領不僅把李三春搞得樂意給他全力的支持，甚至也牽動巫統黨要，尤其是身任財政部長的東姑拉沙里扶他一把，當眾宣佈撥款60萬元支持彭加蘭哥打區的三間華文小學，即三民小學45萬元，潁川小學10萬元及明德小學5萬元。

這種大手筆是前所未有的，林建壽也真的“神乎其枝者”能搬動巫統黨要助一臂之力。

不寧唯是，林建壽還打出崔耀才是他的老同志，如果不是他的撐腰，崔耀才不可能在1964年當上喬治市市長而把黃添壽拉下馬。這點點關係被連串起來，成了林建壽爭取選票的資本之一。

當然林建壽也不忘對當地的神廟大派紅包，在幾乎可以拉攏的都拉攏的情勢下，林建壽十分信心他有能力為馬華奪下這個“黑區”。

民政黨檳州幹部對這連連怪招也看傻了眼，他們不知道為何林建壽似乎有“通天本領”，把所有的不利因素變成有利因素。

為了不讓林建壽能夠這么順暢過關，一位曾是崔耀才左右手的林有進被派上用場，以獨立人士身份聲稱他才是崔耀才的衣缽人選。民政黨在未能支持行動黨候選人之下，暗中支持林有進也是可以理解的理所當然的事。林吉祥在這方面也獨排黨內眾議，決派新雀張德發來硬碰林建壽，結果是林建壽以533張多數票勝了張德發一個馬鼻。這種小勝對林建壽來說是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果然在1982年大選前夕，他勸服李三春一定要與民政爭天下，李三春正氣其政敵曾永森大擺大擺于1981年走進民政黨的大門，也就來個一不做二不休的“破斧沉舟”的冒險行動。

他選擇在1982年移師芙蓉國席，以和行動黨主席曾敏興決一勝負。這是一步險棋，為什么李三春要用一生的榮辱來換取馬華在檳州與民政分得8個州議席？

表面上看來是李三春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最大賭注，實則在今天來分析是李三春也面臨馬哈迪時代來所受到的壓力；尤其是他把賭注押在東姑拉沙里身上，爭奪巫統老二，結果是慕沙希淡再次勝出，麻煩就燒到李三春的身上。

在陷入痛苦抉擇的李三春，已是最後一擊，也是無可奈何的選擇，以證明馬華的頭頭是得到華人的支持，所以選擇較弱的曾敏興來個一博。

李三春在82年大選險勝后，他是托起了馬華的聲望，但沒有給他帶來政治的高峰，反而是一年之后，他“出走”馬華，辭卸黨官職，一走了之，為馬華及許多人留下謎團，百思不得其解（或者要等李三春回憶錄出版，我們才得知真相：是否是巫統的壓力，導致他“金盆洗手”？）。

在另一邊廂，林建壽獲得8對8的議席分配后，終于故態復明，不再理會民政黨的感受（老頭子林蒼祐對林敬益接受這樣的席位安排是破口大罵的，只差沒有吐血昏倒。他與林敬意的關係也逐漸疏遠。在他看來，林敬意為了把民政搞成“全國性”的政黨，忘了民政的“根”在檳州）。

這一下子，林建壽擺明只要馬華勝席多出民政，首席部長就非馬華莫屬（當然是非林建壽莫屬）。林蒼祐也不是省油的燈，既然一切因林建壽而起，打蛇就要打蛇頭的手段也都使出來了。他告誡黨內的黨員，一定要捶死林建壽，絕不能讓林建壽得逞，要集中火力在彭加蘭哥打區讓林建壽在陰溝里翻船。手段所用之極，也是林建壽始料未及的，這包括民政捨棄再披戰袍的獨立候選人林有進，改而讓選民自由把票投給反對黨（行動黨）。只要林建壽一倒，馬華的重奪首席部長已告無門。這種激烈的鬥爭唯有出其不意，即使是下下策也寧可讓行動黨取得這一席，好過養一頭猛虎撲向民政黨。

倒霉的林建壽終于“馬失前蹄”。馬華參加8席，贏得6席，可憐林建壽成了孤家寡人，把下來的政治前途輸掉了。

民政則8席全勝，林蒼祐再蟬聯首席部長。經過一而再，再而三的林建壽挑衅和威脅,林蒼祐不再給林建壽任何機會翻身。姓陳的政敵（以陳修信為首）和姓林的政敵（以林建壽為首）造就林蒼祐的下半生（50歲才當上首席部長）危機四伏。最后又是栽倒在姓林的手上（1990年林吉祥擊敗林蒼祐），結束他多年以來的政治生涯，留下晚年抹不掉的痛心遺憾。

如果你相信命運的話，姓陳的和姓林的從政高層人士，好像與林蒼祐的政治八字相剋相沖，政治這一門學問，有時邪得令人咬牙切齒！

胡志明與馬中的微妙關係

不久前，越南有兩個重要儀式，其一是慶祝越戰結束30周年（以1975年4月30日越共攻下西貢，解放越南南方，達成南北越統一算起）；其二是紀念胡志明誕辰115周年（生於1890年5月19日，歿于1969年9月2日）。

這兩個節日其實在紀念同一個人，那就是締造越南民主共和國（1976年后改稱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胡志明。解放后的西貢也因此改名為胡志明市，以紀念這位開國元勛。確切地說，他是越南的“國父”。如果沒有胡志明這個充滿神秘色彩的人物運籌帷幄得當，越南在今天不會成為社會主義的國家。

胡志明的神秘在那里呢？在1911年孫中山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二千年的封建帝制時，胡志明離開自己的祖國飄洋過海來到法國。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胡志明（原名阮必成），取名阮愛國，代表在法國的越南人向各國代表團遞交一份備忘錄，要求法國政府承認越南人民的自決權，但巴黎和會對這位年青人的要求置之不理，鼓起他革命的決心以解放越南。

過后他到蘇聯去，那時（1917年后）蘇聯在列寧領導下己成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1924年他化名李瑞從蘇聯來到廣州進行革命活動，並寫成一本書《革命之路》。

1930年，他竟神不知鬼不覺地來到馬來西亞，代表共產國際主持馬來亞共產黨的成立，以取代被解散的“中國共產黨南洋臨時委員會”。根據楊進發著《馬來亞共產主義的起源》指說這項決定是由上海共產國際東方局徵詢胡志明（共產國際負責東南亞事務）和當時中共領導人李立三后作出的。

書中又說，“阮愛國（胡志明）在成立大會上用英語致詞，而由傅大慶譯成華語。英國當局對胡志明的出現十分重視，想方設法找出胡志明，但不成功。”到底胡志明如何潛出馬來亞，又去了那里，沒有人知道。因為楊進發在這本書中沒有交待。

根據陳平回憶錄有這么一段：“多年后（指1961年）我有機會與胡志明主席本人討論這件事。我們一起推算馬共成立的日期。胡志明記不起準確的日期。不過他記得走出會場時，見到街上掛著五一勞動節懸掛布條。在那個時期，當局不准五一勞動節縣掛布條，視為非法活動。但是工人不理禁令，還是在五一前夕，懸掛布條和紅旗。節日過后，就立即收起來。根據胡志明的記憶進行推算，馬共便定1930年4月30日為創黨日期。”

陳平又說：“馬共是在森美蘭瓜拉庇勞的樹膠園內正式成立。出席創黨的核心人物是共產國際的代表阮愛國，他是越南人。”

從上述的歷史印證，阮愛國（胡志明）與馬來亞結下的關係竟是從成立馬共開始。他不是通過合法的途徑進來而是潛進來的。按照今日的國際慣例，胡志明要么應以國家領導人身份到訪，豈可偷入馬來亞來搞政治活動？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歷史的吊詭就在這里。

在這里我們又得到一個啟示，在東南亞國家未取得獨立前，政治似乎是沒有國界之分，尤其是所謂由蘇聯統領的共產國際運動，可說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

更大的迷思又可從中國駐馬來西亞首任大使王幼平的回憶錄中看到，這位大使來馬履新前是中國駐北越大使，一共做了5年2個月。他這樣形容胡志明：“1942年－1943年，胡志明在桂林蹲過大獄，他用中文寫下大量膾灸人口的革命詩歌，后來匯集成一本詩集 ──《獄中日記》。”

這意味著在條件不允許下，胡志明先在中國境內搞越南革命（中越有共同邊界），然後拉隊搞武裝鬥爭到越南。王幼平說，“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北坡洞里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承認。1949年10月，中國革命勝利后，立即承認胡志明的政府，也是第一個與越南建交的國家。”（我弄不明白，為什么當年蘇聯沒有承認胡志明的政權？）

接著，回憶錄又說，“中國政府協助越南進行了著名的“奠邊府戰役”（1954年），協助越南政府還都河內。”根據日內瓦會議（1954年）的決議，越南分成南北越，北越歸胡志明統治，南越則由親西方的保大皇帝控制。1955年，吳庭艷發動政變，建立越南共和國（南越）。

王幼平還有一段有趣的回憶，在建交之初，“胡志明到中國大使館就像鄰居串門一樣，敲敲門就進來了。他到越南北部視察工作時，經常越境進入中國，用餐休息后，又回到越南。胡志明把中國看作他的老家，生活習慣也已中國化。”

王幼平是在1969年中國文化大革命高潮時到任，曾與胡志明吃過兩次飯，無所不談。同年9月2日胡志明與世長辭，全國為之悲慟。終年79歲。

可以這么說，胡志明一生最大的遺憾是沒有看到其祖國南北越的統一。如果他在世，也許不會允許西貢解放后，易名為胡志明市；也會避免發生1979年的中越戰爭。但歷史和胡志明開了一個悲喜劇的玩笑。

我們真的無法理解一生飄泊，到處革命的胡志明，可以造就一個統一與偉大的越南國家。但也因為他，馬共才會出現，又經過59年的艱苦歲月，才在1989年簽署“合艾和平協定”。同一個人帶出兩個不同的結局，這證明胡志明不屬于馬來亞（后來的馬來西亞），因此他不可能給馬共帶來好運。

（註：本欄上期“馬華與新民族主義”一文中第四段有關巫統與馬華組成“聯盟”，實為1952年而非1957年，答應更正。）

華文師資無需捨近求遠 （横刀立马）

*飞扬

教育部長希山慕丁說，教育部可能引進一些優質的中國教師，協助政府培訓更多高素質的華文教師。

這是政府宣佈要在國小推行第三語文后所引發的新動向。

在原則上，我們歡迎政府在小學推行學習第三語文的政策，因為我國是個多元種族的社會，學生多掌握一種語文是有利無弊的，但政府要怎樣推行和如何落實，我們尚未得知，只是知道政府不要調動現有的華小老師，而是要從新的資源找老師。

如果說，在國小推動第三語文，華文自然會比較上風，其一是華語華文已成為國際通用語，不再只限于華人的母語；其二華人的人數比較多，再連同馬來學生也愛學習華語的，則人數就會相對增加。

我們姑且假設全國有一半以上的國小選擇以華語作為第三語文，那師資肯定不足應付，而政府又如何解燃眉之急？

因為目前華小仍然“鬧師資荒”，肯定無法施予援手，我們若期待中國的老師來培養本地華文師資，也不是一朝一夕的，短則三年，長則五年。這樣一來，在第九大馬計劃下，可能已到期了才出現第一批的受訓老師。

與其捨近求遠，我們建議政府開明地看待現存的全國六十間獨中。這些華文中學培養出來的畢業生，若能被政府選用成國小的華文老師，肯定能有效地解決師資不足的問題。反之，若政府沒有看到這一大批待用的“師資”（若在高中時被培養或用一年的時間培訓畢業生）的優勢，那是國家的損失。

我們的理由如下：
1. 獨中畢業的華校生，經過挑選后，必定有數以千計適合被培訓成國小華文老師的，我們又何愁師資短缺？

2. 獨中的華校生，基本上也能操國英文，派他們到國小任教，自然會熟悉環境，也會使用國語作講解，方便馬來同胞入門。

3. 本地人對國家有一份深厚的情感，若是政府因材施用，給獨中生一個新的就業管道，我們相信許多獨中生願意成為合格的老師。

外面的人常讚我國是保有較完整華文體系的其中一個，而且程度也不差，為何我國會缺華文師資呢？問題就出在政府對獨中採取的態度，未把它納入正規教育體系中。

其實，我們在保持如此完整的華教體系的當兒，卻要向中國取經來培訓小學老師是很說不過去的。我們所要的是高層次或說研究院的中國老師來提昇現有的華文水平（目前大馬的中文中學水平已經被列為相當不錯了，例如獨中畢業生赴中國深造，可免考漢語考試，證明中國也承認獨中生的華文水平已達到高中程度），而不是向中國求助小學師資。

馬華公會如果能在這方面向教育部提供寶貴的意見，認識獨中的華文水平，就不必老遠跑到中國“求經和取經”。

我們相信，獨中畢業生來教國小的華語華文是綽綽有余的，只要獨中生被提供這樣的機會，不用說國小不乏華文師資，就連華小的“師資荒”也可一併解決。

因此問題的關鍵是我們不要忽視獨中生正可派上用場，整個問題便可在短期內得到較為圓滿的解決。

林建寿，七人帮，林苍佑

果然不出所料，當林建壽于1977年成為馬華檳州聯委會主席后，他就積極的佈署扳倒林蒼祐，而不是把精力放在所謂“工農組”身上，究竟他有什么工農群眾？他是心知肚明的。

但要擊垮林蒼祐，確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尤其是馬華與民政同屬國陣“兄弟黨”，不准在大選時上演“兄弟鬩牆”的鬥爭。于是當當時馬華黨內有一批跟隨林建壽的人也隨著他起舞，企圖通過另外一種形式來震撼民政的主導地位。

林建壽先是放出風聲，馬華不再接受1974年大選的分配只有3個州議席，即使是分得5個州議席也不滿意（按馬華在1974年大選后，爭取4名行動黨議員跳槽，州議員從1人增至5人）。雖然他沒有言明馬華要多少席，但顯然是希望與民政分得相等的州議席。在他看來，馬華已經強大，不能再被小視；尤其是他領導的檳州馬華，不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他的自信心的爆棚，可以從下列的言行中窺見一二。他說，如果馬華分不到滿意的議席，將以馬華的黨徵在檳州參加大選，以和民政一較高低。

我們不知道他是不知或是採取激將法，因為從一開始，馬華與巫統及國大黨的合作，從來未用馬華黨徵獨自參加大選。況且，馬華的黨徵也未向選舉委員會注冊，何來馬華獨樹一幟？這條路肯定行不通。

繼之，他又放風聲說會有一批馬華黨員將以獨立人士參加競選。這樣子做等于是“違反”國陣精神，完全不被允許。吊詭的是馬華高層，特別是李三春對此禁若寒蟬，竟放手讓林建壽去「自導自演」一場大選鬧劇。

當1978年6月21日大選提名日，一馬當先的“身先士卒”的馬華地方黨要竟是在1965年在喬治市市議會被接管后的調查庭上向林建壽強烈開炮的馬卓達，真是有些不可思議。

“政治上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朋友”。這句話套在林建壽和馬卓達的身上，是貼切不過的。

究竟馬卓達是何人？為什么他與林建壽有這段“情仇恩怨”？原來他是一名電器商，很早已加入馬華公會。在1978年時，他還是馬華丹絨區會的主席。1969年他首次參加州大選，但這一年是馬華倒霉的一年，在州議席選舉中輸得一乾二淨，連首席部長王保尼也在陰溝里翻船，更遑論馬卓達能出人頭地了。失敗后的檳州馬華，只好“臥薪嘗膽”。馬卓達在1974年州大選又失敗，不認命又能怎樣？

但在林建壽登台之后，馬卓達竟是“一笑泯恩仇”，與林建壽打得火熱。不因為兩人有什么共同理想，而是在林建壽眼中，馬卓達這位“炮擊手”正可以派上用場，甚至有時候可以成為林建壽“影子”的代言人。

在馬卓達率領下，有一批黨員“壯烈出陣”，在民政的州議席選區提台，在最后一分鐘勉強湊成七人，組成一個所謂“人民獨立陣線”。

除了馬卓達（參加甘榜哥南州議席）外，另外6人是提名丹絨國會的何啟斌（理大畢業生），提名高淵國席和爪夷州席的邱思慶（醫生），提名柑仔園州議的林嘉彬（林建壽的忠實擁護者），提名巴當哥打州議席的布商顏嘉炳（與林蒼祐對壘）及提名雙溪檳榔州席的小商人陳充惠。

這七人專挑民政黨選區下手，也就是在政壇上被冠上“七人幫”的狙擊手。“七人幫”這政治專有名詞就是這么而來的。

馬卓達是“七人幫”的頭目，他對林蒼祐展開了十分猛烈的攻擊。最令林蒼祐孰不可忍的是馬卓達指責民政黨是“拆厝黨”，海報布條懸掛在光大中心地帶，要“林蒼祐還我家園”。更出現老太婆在政治座談會上斥責林蒼祐拆屋趕走她的住所。

總之，十分難堪的言語和標語滿天飛，極盡其醜化林蒼祐之能事，也煽起巴剎小販對林蒼祐夫人冷言冷語。

馬卓達所抓住的課題，就是林蒼祐推動的“光大”發展計劃，影響了附近的舊屋要拆遷。這個地區正好落在甘榜哥南的州選區。馬卓達煽起的情緒，招招都是要致林蒼祐于死地。

他究竟與林蒼祐有什么深仇大恨？非得要“整死”林蒼祐不可？（我在馬卓達晚年時，大概是1999年，曾與他有過一次長談，不久后他即逝世。他用十分堅定的語氣說，他們是在林建壽的策劃下出來倒林蒼祐和民政黨的。而他本身卻與林蒼祐沒有什么恩怨。但在那個驚濤駭浪的政治風暴的年代，他是火車頭，一頭栽進政治漩渦而不能自拔）。

林蒼祐在十分激動和憤怒的心情下，直斥“七人幫”是一群沒有紀律的政治爛渣滓，是自找毀滅的“旅鼠”（Lemming）（旅鼠習慣成群結隊走向海中自殺）。這些人也是政治阿Q。

馬華公會對于所謂“七人幫”的橫沖直撞，也未正式表態，李三春知道林建壽在做什么；林建壽也知道他在做什么。可憐的“七人幫”雖然也想博出位，但他們都成了政治鬥爭的棋子。開票當晚，“七人幫”全軍盡墨。這一下子，林建壽知道此路不通，在不受馬華責備下，他又開展和佈署另一場鬥爭。

林蒼祐備受“七人幫”的干擾，以致民政黨參加11席，幸保住8席；馬華參加5席，只保住2席，巫統參加10席，贏得9席。

雖然林蒼祐安然渡過險關，但民政元氣已傷，看在林蒼祐眼里，「此仇不報非君子」！他知道這是馬華沖著他而來，他也知道林建壽會有下一個動作，而眼前是再領導檳州政府，為民政黨的未來作盤算。因為林建壽仍然是馬華檳州主席，他不能掉以輕心。

這一下子，因為林建壽的介入，民政與馬華的關係又告惡化，心病更是無法治癒。先是在表面上，彼此又維持友黨關係。但誰都看得出來，這種“不誠無物”的合作，是遲早要表面化的。

馬華與民政的恩怨，真是罄竹難書。不過鬥來鬥去，不是什么思想與政策之爭，而是為了爭權奪利。馬華要奪回檳州的首席部長，民政要保住檳州的領導權。這之中不涉及巫統的利益，而是華人族群在一個小小的地盤，打到頭破血流，不信你再看80年代的鬥爭，直教你眼花繚亂。

馬華與新民族主義

檳州馬青分團于5月6日舉辦一場政治論壇，邀請全國總團長翁詩傑及我針對“馬華的未來走向”作專題演講，主持人是黃泉益。我從馬華的歷史演變及國家的政治變化切入這個課題，因而提出“馬華與新民族主義”來闡述我的觀點。

歷史是這樣告訴我們的：1945年日蝗軍投降后，英軍重臨馬來亞，與馬共展開角力戰。1946年巫統宣告誕生，展現馬來民族主義的凝集力量，于1948年與英殖民政府簽署“馬來亞聯合邦”協定，標誌著馬星在政治上分家。同年英軍實施緊急法令，宣佈馬共為非法組織，進而將大部份華人鄉民趕入“新村”，以圖切斷馬共與鄉民的聯系。

由于“新村”生活苦不堪言，導致了馬華公會在1949年2月27日成立，以蘇解民困。因此馬華“依據本身的方式和作風，開展馬華的民族主義運動”（參閱馬華黨史）

1957年，巫統的“民族主義”與馬華的“民族主義”相結合，催生了“聯盟”乃至后來的“國陣”。在國家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大形勢下，聯合了國大黨各自表述本身的民族主義，又相互合作，帶領馬來亞于1957年獨立，並于1963年擴大成為“馬來西亞聯邦”。

但是在1969年“513”事件后，民族主義的口號已被國家原則提倡的國家主義所取代，來促成一個“馬來西亞民族”。

這就是說，整整30余年來，在保持原來的政治格局下，一種奇妙的和諧使到馬來西亞處于穩定與和平的狀態中。而這種政治奇蹟不等于巫統、馬華和國大黨已經解散形成一個單一政黨。恰恰相反，它們在保護族群利益方面依然不變，用以回應反對黨的挑戰。這意味著，在政治鬥爭的策略上，巫統和馬華各有所依，又有所整合，一種與以前不同內涵的民族主義都在各自的黨內滋長和出現。
這種新的內涵，簡單的說，就是在多元種族社會中，湧現出既保護本身民族利益又具有容忍與不越位的索求。

馬華公會在這方面表現得非常低調，以致被人批評為失去方向或沒有方向或只有國陣方向的政黨。馬華公會在陷入苦思后，打出“華人教育”的旗號來演繹其“民族主義”的精神。從拉曼學院到拉曼大學；從浮羅交怡教育計劃到終身學習莫不展示馬華對民族教育的重視與所取得的成就。

但單在教育上的成功尚不足在整體上反映作為一個華人政黨的具體政治功利主義，因此馬華的新領導層提出了創立“三品”，即“人品、官品、黨品”的重要性，以期帶動華社的認同，我們從黃家定身上看到他有一種求變的願景。

順著這一形勢，馬華確是可以在政治上尋求一種新的思維和指導方向，塑造“新的民族主義”的“品牌”，與馬華直接掛鉤。

它的框架是在民主政治的範疇內，鑄造一個不講求意識形態，不訴諸強求，不進行對立，只講求整合與合作下的理性民族合理權益的維護。這種有系統、有目標、有議程的對華人問題進行研究與協商，自然可以促使馬華公會扮演一個領導族群的角色。

今天的社會所要求的已不是先有華人支持與團結才能使政黨發揮功效，而是轉過來由政黨來引導華人如何走向與溶入和諧的社會，這就需要馬華在政治層面上打造一個“新民族主義”的理念來配搭巫統的“新馬來人”的理念，共同創造一個進步與和諧的馬來西亞。

因此馬華公會的未來走向應該是以“新民族主義”樹立其政治大方向，它不會也不被允許所謂的“逃離政治”，而是將新的內涵和新的精神努力促成：

確保所有的族群適當地分享國家資源和承擔社會責任。通過民族的凝聚力量進行理性、有效、容忍和協商的對話取得雙贏局面。只要馬華主動拿出成績取信于民，它自然名正言順是代表華人的第一大黨。

‚馬華與民政的合併，以整合華人的政治力量。民族利益永遠是放在第一位，黨和個人的利益是服膺于民族利益之下的。

ƒ精兵簡政。果敢地對馬華黨員進行全面的重新登記。五十萬的精兵將使一個黨在實質上壯大和穩固。中共黨員只佔全國人口不到5%，馬華無需繼續沿用傳統的以華人人口的比例來追求20%之黨員。質重于量是放之四海皆準的普遍原理。

„推動終身學習是為了提昇華人的政治意識和對政黨政治的理念的理解，因此在“三品”之后加多一個“民品”。換句話說，黨指引個人追求充實的人生，但不能包辦個人的生老病死。推廣而言，黨為族群指引方向，它是為族群、為全民為國家而存在的。這樣黨就可以成為個人或群族的核心力量。關鍵就在于黨怎樣樹立一個新形象，新精神和新活力？

由此來看，馬華未來走向是與“新民族主義”精神的提倡分不開的。這只是我個人粗枝大葉的初步構想。這只是一個理念，不知新人新作風而又有新使命的黃家定有何看法？（部份內容取自作者演詞）

連宋向“中華民國”告別？ （横刀立马）

*飞扬

國民黨主席連戰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在四月杪至五月中先后完成對中國大陸的訪問。一個是“和平之旅”，一個是“搭橋之旅”，但意思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啟開兩岸封閉已久的對話大門。

不論他們達成何種成果，也不論阿扁及李登輝怎樣否定連宋之行是無意義和沒有作用的，至少有一件事在我們今天看來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國親兩黨在政治上作了比較明確的表態：兩岸一中或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以示與陳水扁的民進黨鼓吹的一邊一國或台灣獨立的主張一刀兩斷。

這就是說，在今天，國民黨及由國民黨分裂出來的親民黨第一次有勇氣公開表達“一個中國”的理念，不再像過去面對阿扁的連環攻勢時，顯得被動與招架無力，以致台灣人民對國親兩黨的不堅定與含糊的立場感到迷惑，甚至解釋成與阿扁的立場沒有多大的差別，導致阿扁的“明確”的“台灣是有異于大陸的主權國家”論稍占上風，進而爭取到選民把票投給一個有“激情和煽情”的民進黨，把僵化和不善于轉變的國民黨拉下台。

國民黨也好，親民黨也好，在其領導人未正式訪問大陸前，其立場是十分暖昧的，一方面堅持台灣是“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國家；另一方面又反對阿扁的“台獨”論或李登輝口中所說的，“台灣是一個與大陸不相干的獨立體”。

這種焉語不清的自圓其說很難使台灣人接受國親黨在政治立場上與民進黨是不同的，因為堅持“中華民國”就是一個“獨立國”，幹嘛反對阿扁的“台獨”？

如果國親黨並不能卸下歷史包袱，一味迷信台灣就是“中華民國”，那么民進黨大膽地鼓吹“台獨”，標明要將“中華民國”轉成“台灣共和國”又有何不可呢？

正是這種論調讓台灣人民認為選民進黨或選國親黨都是大同小異的，所不同的是人的素質的比較。民進黨似乎洞悉先機，鼓動台灣新生的一代只認同台灣人，不要認同大陸人的口號就比起國親黨的死守“中華民國”的舊招牌，卻又無法與中共抗爭的政治取向更為明顯嗎？

事實上，我們將國親黨的“中華民國”實體論拿來驗證，就比阿扁的“獨立論”遜色。新台灣人已不再迷戀“中華民國”有朝一日可以打回大陸，也不天真地以為“中華民國”就是包括大陸在內的一個主權國家，他們只是實事求是地以台灣人的利益為依歸，管他“台灣國”或“中華民國”呢？

阿扁巧妙地利用台灣人的心態達成了執政的目的，但想推進一步實現“台灣共和國”，阻力和麻煩跟著來了。其一是中國不允許也不會讓台灣分割出去；其二國際社會沒有法理依據來承認台灣是另一個國家；其三是台灣人民不會要在浴血中立國。現在不是好好嗎，為何要弄得劍拔弩張，緊張兮兮呢？

在這種僵局中，國親兩黨為了挽救聲望的下跌，只好痛定思痛中作一個痛苦和較明確的決定。于是有了中國之旅。

連宋的中國之旅從政治意義上來說，是向歷史告別，是向20世紀告別，不再迷思“中國民國”是“絕對不變”的旗號。

他們的政治賭注（在台灣人民看來也許是一場政治賭博和立場的逆轉）在今天來評價是肯定多于否定，至少他們已能夠讓自己的黨從歷史解脫出來，告別“中華民國”而準備溶入一個已經改變的中國大家庭中。

這個過程是緩慢也會阻力重重的，因為兩黨都不是執政黨，而身為執政黨的阿扁則說若以“兩岸一中”來会面，他不要談。

但決定權不在阿扁手里，而是台灣選民要一個能與中共打交道的國親黨或與中共對抗或對峙的民進黨？這就是連宋訪華帶出的一個新的訊息和新的政治方向。

李三春與林建壽

1974年大選塵埃落定后，新的政治格局已告定型，那就是“國陣”（國民陣線）已取代“聯盟”。過去的三角聯盟已不復存在，真正的大贏家是巫統，因為它制衡了許多的政黨圍繞在他的旗下，更凸顯它的不可動搖的主導乃至至尊的地位；連回教黨都能被招安，還有什么政黨不能被一統呢？剩下民主行動黨是個例外，或者聯盟不認為行動黨的加入是必要的，以避免“重蹈”1963年新加坡加入大馬后又因理念的不同而分道揚鑣；再者一個履行民主的國家，沒有“較有象徵性”的反對黨存在對民主政治是一個缺陷。就這樣，民主行動黨一直到今天都無法納入政治主流中。

反之，在這個洗牌的過程中，即使不是輸家，但肯定是失意的政黨是馬華公會。這就是為什么在1974年敦拉薩推動國陣成立時，馬華公會是最后加入的一個。

馬華公會的進退兩難是有史可查的。當1969年大選馬華失利后（派出33名候名人，只剩下13個國席，與行動黨相同數目），就曾萌起退出內閣之意，但“513”事件后，它又重返內閣，只是代表性已被削弱，也難怪陳修信要搞華人大團結。可是事與願違，團結的結果是分裂，以致陳修信選擇退休。

李三春在1974年的登台，對馬華失去檳州主導政權是耿耿于懷的，不是他與林蒼祐有什么個人恩怨（有恩怨的是林蒼祐與陳修信），而是他不能忍受民政黨竟然搖身一變，成為與馬華同一屋檐的國陣成員，又拉攏失意的華黨員入黨，甚至被視為另一個有代表性的華人政黨。

這個時候，閑著的前社陣領袖林建壽也苦無出路，一方面社陣已杯葛大選（1969年），且已不復存在，勞工黨又于1972年注冊被吊銷，他已經成為政治曠野的寂寞人。

正是不甘寂寞讓林建壽與李三春「化敵為友」，最為諷刺性的是林建壽搬出那套為「大眾請命」的概念，要在馬華公會內設立工農局竟也得到李三春一口允諾。李三春的解釋是：馬華要改變大資本的形象，馬華要成為所有華人，包括窮人的代表。

從理論上，馬華是試圖轉變它一向以來代表資產階段的形象，轉而也向工農群眾招手，但問題是：林建壽是工農出身的代表嗎？他在這方面有代表性嗎？即使他曾是左派社陣的領袖，也不意味著他已擺脫資產階級的思想而成為不折不扣的工農階級的代言人。充其量他們之間是“右”的資產階級對上“左”的資產階級的相互利用。

李三春不是要林建壽搞什么如同“中國文化大革命”式的“工農萬歲”或將它擺在馬華第一位，使馬華成為一個代表“工農階級”的政黨。他要林建壽充份發揮他的剩餘價值（頭上還戴著已不發亮的“鋤頭和鐮刀”），向民政黨發起反攻，因為他知道只有林建壽可以給林蒼祐帶來威脅。
他的強悍作風正好是馬華領導層中所缺乏的。第一個步驟是李三春本人在1975年兼任馬華檳聯委會主席，取代好好先生的岑亞就。岑亞就曾對我說，馬華要大刀闊斧改變，他不適合繼續領導，只好退位讓賢。

因此第二個步驟是李三春在時機成熟時，于1977 年將檳州聯委會主席職讓于林建壽。而在1974 年在國會選舉中（馬打古魯區）冒出頭的林良實只好接受這樣的安排。

林建壽方面其實也不是要馬華公會改變什么。他身為資產階級份子參加資產階級的政黨與他的一向的出身背景並是沒有太大的差異。

如果你問我林建壽不是已經是工農階級的代表嗎？而且思想意識是向左轉的，他不是已被改造成或過渡成“無產階級”的思想家嗎？我的答案是置疑的。我觀察他在勞工黨乃至社陣的言行，他是在推行費邊社的社會主義（也就是如同英國工黨的改良社會主義）政策，他不曾也沒有溶入社陣那個大洪流時代的大鬥爭中。從他在1967年被摒出勞工黨領導層可得到這樣的結論。不論那個年代勞工黨的政策是否過激和深受“文革”的影響，林建壽已不是他們的同路人。

當勞工黨不能夠為他提供平台后，他最有可能的選擇是加入馬華公會。他不會參加林蒼祐的民政黨，因為他們是不咬弦的一對。

這就是說，林建壽參加馬華公會自有其政治議程，以借用馬華平台向林蒼祐發起攻勢，進而可能把林蒼祐拉下馬，以泄心頭之恨（林建壽在1963年參加市議會選舉時，被林蒼祐派出鄭耀林把他擊敗，這口氣他是嚥不下的）。

因此我們看到即使林建壽在馬華中委內是工農局的主席，他又何曾組織工農運動來壯大馬華？有的是在1974年的勞動節，促成馬華破天荒首次主辦慶祝五一勞動節。這種表面功夫是做給外人看。李三春和林建壽是心知肚明的。

事實上，馬華公會不因林建壽的加入而向左轉，更不因此而轉成社會主義政黨。恰恰相反，是馬華改變了林建壽，讓他還原成一個資產階級政黨的其中一份子（不錯他的家庭成員有與他一樣左傾的，但70年代后，他們又回到出身的資產階級），而且“名正言順”地用資產階級的鬥爭方式對付另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

這種既有政治目的，又符合個人恩怨發泄的政治舞台，正是林建壽所需要的。于是當1977年林建壽成為檳州馬華主席時，他就開始策劃第一個倒民政黨運動，尤其是沖著林蒼祐而來。

1978年的大選他在幕后導演的“七人幫”，就是要擊垮民政黨的堡壘，因而掀起一場驚濤駭浪的政治風暴。林建壽對此從來沒有正式承認，但也未有回應民政黨的指責，倒是“七人幫”出面人物之一的馬卓達（已逝世）在生前向筆者揭露這一段往事。

如果把它當成一場政治鬥爭，那就是一個政治狠招，令林蒼祐渾身解散進行反擊。

新聞自由與民主政治

每年的5月3日，是聯合國訂下的“世界新聞自由日”。這是聯合國教科文機構於1993年根據《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而確定的，至今已有12年的歷史。

為配合這個日子，韓江學院與上海大學聯辦的“大眾傳播系碩士班”的學生們特主辦一個講座會，邀請我以“過來人”的經驗針對這個課題作論壇演講。主持人是章瑛，另一主講者是莊迪澎。

我以《新聞自由與民主政治》為題先引述從網站取下的三則有關來自中國的學者對“新聞自由”的看法。第一位作者是北京廣播學院的常震波碩士指出，國家、政府和政黨是通往一切自由的三重門，因此目前的“新聞自由”是帶著“鐐銬在跳舞”。

第二位是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認為西方所鼓吹的“新聞自由”正逐漸把媒體去政治化。媒體集團希望媒體也能像電影、音樂及迪斯尼樂園那樣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商業利潤。

他進一步指出，通過互聯網鼓吹“新聞自由”尚未成氣候，而且在缺乏資源下，單靠技術是難以使互聯普及化，最終網絡媒體還是屬於集團運作的產業。

第三位是署名“凌言”的作者在《人民日報》駁斥美國的“新聞自由”是有其議程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影響。例如美國2003年對伊拉克開戰，媒體幾乎傾向報導使人民相信這是一場“正義之戰”。

以上是中國人對“新聞自由”的看法。在媒體爭取“新聞自由”的今天，他們也認同“新聞自由”不是絕對的，即使美國也是有某種程度的相對性制約。

我們當然接受“新聞自由”不是絕對的詮釋，但在套上“自由”的當兒，它必然與民主政治掛鉤。在今天來說，民主政治已不是西方的專利品，而是原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國家也在推動民主政治，以致“新聞自由”也在這些國家成為時尚。

不論行使任何制度的國家，自然有其本身的“新聞自由”的“準則”。相對來說，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會比較重視“新聞自由”，但也不能沒有制約，馬來西亞也沒有例外。

舉例來說，在60年代，媒體對於來自中國的新聞或運動的報導都是十分克制的，甚至是略過的；尤其是馬共的新聞，更是禁忌。但隨著時代的改變，我國政府的立場也有很大的轉變，特別是在70年代中期，馬中建交后，本地媒體便享受到“新聞自由”刊登中國的新聞和評論文章。接著在80年代末期馬共解除武裝鬥爭，與馬泰政府簽署“合艾和平協議”后，馬共的歷史和新聞就不斷地出現在本地媒體；甚至連馬共總書記陳平的回憶錄也得以公開出版和刊登。這在過去是難以想像的。

我這樣說，是想指出“新聞自由”是因時而異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新聞自由”的規範。

如果撇開政治或去政治化，則許多國家的媒體都享受充份的“新聞自由”，也難怪娛樂新聞、經濟新聞或副刊性的文章大行其道，不但篇幅增加，而且所占比例也比過去大幅度提高，除了說明讀者的口味趣味化外，也說明報章媒體正朝向電視媒體看齊，以非政治性的新聞爭取讀者。

但這樣的走向也並非是“新聞自由”的真正含意。它必須要提到政治議程來審視“新聞自由”，于是就出現諸多的批評，指媒體被操縱或被壟斷或已非專業性。反對黨及相關的知識份子發出的強烈聲音就以此為論據。

他們的不滿是認為政府或政黨給“新聞自由”下框框。不過，反過來，“新聞自由”的定義也不是由反對黨來決定的（當然政府也不會讓反對黨來鑑定“新聞自由”）。這樣一來，“新聞自由”成為一個爭議的課題了。

而報辦人在看待“新聞自由”上，除了必須要以政府的政策和法令允許的空間進行運作外，也要顧及民間的一般反應和感受，它不可能也不被允許“新聞自由”被“移空”。因此對于不同的意見，或批評或政論，包括反對黨人的議論也會提供一些的“空間”，雖不能做到“平衡”，至少不會讓“新聞自由”成為“笑柄”。除非現狀能被改變，不然珍惜現有的“新聞自由”或者是需要的，即使是反對黨人和民間的非政府組織團體也從未放棄對有限的空間作出表達的權利。

如果說捍衛民主政治成了“新聞自由”的保護傘，那么“新聞自由”又成了檢視“民主政治”的籌碼，兩者之間誰也離不開誰而獨自生存。

1974年的四件大事

如果说1969年的“513”种族冲突事件是国家的政治分水岭，那么1974年则是马来西亚政治立场与外交政策的大转变，也改写马来西亚的政治历史。

第一件最突出的划时代新闻是我国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于1974年5月28日至6月3日对中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并缔结邦交。这在“风雷激荡”的年代是难于想象的。

所谓“风雷激荡”是指中国仍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而且仍然由毛泽东主席一统朝政。这种具有高度的阶级斗争与大力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策严格来说，是与马来西亚一向以来推行的亲西方的资本主义政策格格不入的，但为什么敦拉萨来一个180度的转变？这当然是有迹可循的。

各种传媒，尤其是华文报章更在这个课题上大作文章。那时我已在编辑部负责主导性工作，因此决定针对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的改变进行分析和探讨。

我们终于发现，郭拉萨显然是要表现与东姑阿都拉曼时代截然不同的政策，而且也不讳忌起用一批具有左派思想的人物围绕在他身旁，以便出谋划策。这些人中包括在后来被第三任首相胡先翁于1976年逮捕的沙末依斯迈（海峡时报执行编辑），阿都拉阿末（首相署副部长）及阿都拉马日（副劳工部长）等人。他们被已退休的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形容为在政府中的“亲共份子”，且有受到苏联的影响（他们后来也在电视台发表自白书）。

由于这些人在“513”过后获得政治影响力，也就为敦拉萨策划新的外交方针。先是于1971年5月派遣东姑拉沙里率贸易团访问中国，试探中国的政治气候，3个月后，中国投挑报李，为两国贸易的“正常化”迈开第一步；接着在同年十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投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的地位，而换取中国宣布支持东南亚地区化为无核、中立与自由的地带。
为了平衡国际势力，敦拉萨先于1972年访问苏联与东欧国家，启开建交之门。

两年之后，敦拉萨认为时机成熟，动程前往中国，不但与周恩来总理签署建交协议书，更与毛泽东主席会晤，为马中关系掀开新的一页。

华文报章的大事报导自不在话下，出版特辑与专刊更汇成潮流。一时之间，好象报导中国新闻与评论不再是禁忌。华文报也因此争取更多华人读者的支持。我记得很清楚，在敦拉萨访华前后，我们用很多篇幅打开“中国之门”，让华文读者从新闻中看到“文革”中的中国是怎幺一回事。不知为什么，我们好象享受到“新闻自由”的时代已告降临。

第二件事是我们在后来才知道的是马共在70年代初期起即告分裂成三派（这在陈平回忆录中也有提及）， 不仅削弱马共的势力，也使到政府在审时度势方面减轻马共带来的压力（砂共也在1974年放下武器，剪除了东马的共党威胁）。

敦拉萨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访问中国，根据时任中国驻马来西亚首任大使王幼年的回忆录，敦拉萨拜会毛泽东时，最关切的是要知道毛泽东对马共的态度，但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因为那个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两面开：“国与国的关系”与“党与党的关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虽然敦拉萨未能一举解决马共的问题，但他无疑已启开第一个齿轮，让中国反思其外交政的二元性。这事要到了1989年马哈迪时代，才为马共问题划上句号。这一年，马泰及马共在合艾签署和平协议，真正结束马共的武装斗争。如今回想起来，敦拉萨的「破冰之旅」为马来西亚的未来局面奠下第一块基石。

第三件事，果然不出所料，在这一年的全国大选，敦拉萨以全新的姿态带领“联盟”走向“国阵”，整合原属于反对党的敌对势力一统在国阵旗下。这些政党包括民政党、人民进步党、砂人民联合党及回教党。这就是说扩大成了“国阵”的组织不再只限巫统、马华及国大党，而是增加许多新成员，但也进一步巩固和壮大巫统的主导地位。

带着“马中建交”的辉煌成就和与毛泽东握手的破天荒的历史性会晤照片，国阵在大选中以秋风扫落叶的顺势打了漂亮的一仗。剩下民主行动党孤军作战。

第四件事，这一场大选也是民政党“存亡”的关键，因为它在1969年是以反对党的身份跃居为槟州执政党，现在倒回来参加联盟（国阵），转而以执政党的姿态被考验是否会被选民所接受？结果在国阵打“中国牌”底下，民政江山屹立不倒；反而是倒霉的人民进步党未能得到霹雳州选民的谅解，在大选中一败涂地，连党魁SP辛尼沙沙甘也饮恨“沙场”。从此人民进步党一蹶不振，直到多年后才勉强取得一席地位。

还有一个时运不济的反对党是陈志勤领导的“社会公正党”。自1971年与林苍佑闹翻后，素有“反对党先生”之称的陈志勤（这个声誉是他在1964-1969年以劳工党议员的身份在国会显露锋芒取得的）的政党。除了他本身在甲洞脸胜及爱将王裕好中选州议员外，余者皆告败北。

即使在1978年，陈志勤把棒子交给陈胜尧，也回天乏力，社正党就这样在政坛中消失。

民政党的林苍佑无疑是通过了考验。他继续领导民政党在槟州领尽风骚。阵容（指中选议员的素质）不仅比以前为强，说话的份量也较前掷地有声。

正因为林苍佑原本也是马华公会的领袖，如今却转过身来与马华平起平坐，自然使到马华咽不下这口气。马华是最先反对组成国阵而又是最后才参与国阵的政党。这看在刚登台的李三春眼里是极不舒服的。尤其是林苍佑在1974年大选前吸纳林敬益等一批马华改革派进入民政党，更是无法消受。

于是李三春使出的一个绝招是在这一年向林苍佑的“死对头”，也就是前社阵领袖林建寿招手，要林建寿借马华的平台，在槟州搞起政治风景，让林苍佑坐立不安。

这样一来，又判定一对冤家在往后的年代开展一场惊涛骇浪的斗争。

马华与民政的恩怨，也因此加速“明争暗斗”。虽是一家人，但这家人与那家人是搅不在一起的水和油。更精彩的斗争借林建寿之手拉开序幕了！

中共重啟二元外交

台灣國民黨主席連戰于4月26日起一連8天對中國展開“和平之旅“，重新啟開了中共久已不用的“黨對黨”，“國對國”的二元外交政策。

為什么說是重新啟用“二元外交政策”？這是有史可循的。當1949年毛澤東宣佈“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原本統治大陸的國民黨就把“中華民國”插在台灣的土地上，形成“兩個中國”的對峙。
由于“中華民國”堅持代表全中國，也在美國的支持下取得聯合國的席位，以致立國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要突破美國的包圍與封鎖極不容易，所以與毛澤東的中國建交的國家並不多，但這並未阻止北京尋求交外上的突破，也爭取到一些國家的相繼承認和支持，最先與中國建交的當然是蘇聯及其衛星國；而十分吊詭的是英國竟然也于1950年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承認歸承認，英國這老牌的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依然沒有改變。

最明顯的是它在1948年宣佈馬共為非法組織后，便展開一系列的軍事行動來打擊馬共的活動，后者也因而轉入地下。

除了馬來亞之外，其他東南亞國家也有共黨的存在，而以印尼的共黨勢力最為強大，它一度還被印尼總統蘇卡諾包容在政府內，享受一點權力，但它不是執政黨。

對于這些沒有取得政權的共黨，中國的處理是“黨對黨”的關係，並在一定程度上給予這些共黨領袖享有“外交”上的禮遇。

就拿馬共來說，陳平在其回憶錄中就透露他曾以馬共領袖的身份會見中共主席毛澤東，也曾與周恩來及鄧小平等人有過交往。

陳平在六十年代“常駐”中國時，享受到大使級的待遇，但為避開敏感，這些屬于反對黨或非法地位的共黨領袖大多被安排住在湖南的長沙，以免中共在與這些國家領袖交往時有所尷尬。

1974年，當我國首相敦拉薩率團訪問中國並與北京締結邦交時，他就十分關心中國政府的二元外交。根據首任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王幼平的回憶錄披露：敦拉薩會見毛澤東時（1974年5月29日）就不厭其煩得詢問毛澤東對馬共的立場，因為他要知道中共的態度。

中共的態度就是與馬來西亞建交是“國對國的關係”，而中共與馬共的關係是“黨對黨的關係”。這是一分為二的二元外交。

當時中國仍然處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自然不會放棄對兄弟黨的支持，但也不願意就此放棄與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建交。

毛澤東支持與馬來西亞建交是為了貫徹他一向主張的“和平共處五大原則”；而敦拉薩的勇于突破，並讓尚不能解決的問題懸掛，證明了他是一位有遠見的政治領袖。

雖然在這之后，馬共問題一直是馬來西亞政府的“心頭石塊”，但隨著四人幫的倒台，文革結束及1978年鄧小平重新掌權后，他就逐漸地意識到二元外交帶來的阻力，因此逐步地與東南亞的共黨關係“疏遠”。

陳平的回憶錄也不諱言交待鄧小平希望馬共自行解決問題，包括把馬共電台從沙長移出。最終導致馬共放下武裝鬥爭，于1989年與馬政府及泰政府簽署“合艾和平協議”，結束了一向以來存在的“兄弟黨的政策”，轉而與其他國家的執政黨打交道。

可以這么說，80年代改革開放后，中國政府的務實態度是開拓“國與國的關係”，不再陷入“黨與黨的關係”的糾纏。在這方面，中國堅持一向的不變原則是：必須先與“中華民國”絕交，並承認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

即使是美國與中國建交，也是遵循這一原則行事。

當中國來到胡錦濤的時代，又發現原來“黨對黨的關係”還大有作為，那就是可以套用在台灣的身上。但已不是所謂“兄弟黨的關係”，而是“化敵為友的關係”，因為中國無法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既無“國家主權可以承認”，那最佳之道是啟動“黨對黨的關係”。

連戰就是在這樣微妙關係中出訪中國，標誌著“黨與黨的對話”是行得通的；而連戰的國民黨剛好也是在野黨，情況就與當年中國對待在野的兄弟黨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連戰是高格調且是公開大張旗鼓的訪問，與中共在形式上是對等地位。此舉自然足以刺激台灣的親民黨（宋楚瑜已在5月5日對中國進行訪問）甚至民進黨也極可能與中共進行對話。

中共突破了國民黨這一關，也就等于將海峽的危機轉為契機，成效多大，要看下來的棋局了。

李娜峇一語驚人？ （横刀立马）

*飞扬

根據報載，民政黨婦女組主席李娜峇說，民政黨婦女組準備向上議院提呈建議書，要求政府成立一個婦女儲蓄基金，強制身為丈夫的把每個月收入的2至3%撥入基金內供妻子與家庭日后用途。

如果這確是李娜峇的意思，那她的講話內容真是“一鳴驚人”。可惜她沒有進一步的闡述，她要如何使這項建議成為法令，故此我們也只能根據她的簡單的講話來分析這樣的建議是否行得通。

李娜峇身為一名筆師，且又是上議員，自然懂得憲法和法律，但我們不知道這樣重要的建議為何不通過適當的管道提出？而只是由她向上議院提出？

我們同意憲法有允許任何一院的議員提出動議。但如果是屬于個人的行動，則是私人法案。根據我所知，好像東姑拉沙里在46精神黨時，曾在下議院提出私人法案，但未獲通過。

因此，我們認為，這么重大和嚴肅的建議，她應該先提交黨代表大會討論和通過。如果獲得通過，則由黨領袖向國陣提出，看看國陣的政府領導人有何意見。

如果國陣政府同意，則可以指示有關部門對此複雜的法案進入深入的研究是否行得通。

現在李娜峇未經過一般的應有程序，就自行建議和宣佈要在上議院提出有關的法案，是極不尋常的舉動。法律是允許她這樣做，但未事先與其他議員及友黨磋商，是否能通過大有疑問。若是動議不成功，她又如何向民政黨婦女組交待？

根據我們知道，她是民政黨推薦下成為上議員的。而上議院在我們的印象中是屬于委任制的，不是民選的。因此權力應是來自下議院。通常都是下議院通過法案后，交由上議院通過覆准。

政府的組成也是來自下議院。憲法規定每五年必須舉行大選，勝利的一方（即指在下議院控制超過一半的議席）的政黨領袖，便會被最高元首邀請出任首相，然后由他組成內閣，行使行政權力。

自我獨立以來，首相都是在下議院當選議員的政黨領袖，不是來自上議院的，但首相有權力從上議員中挑選某人擔任部長。換句話說，部長可以不必是民選的議員，而首相則是由民選的議員來擔任。

既然我國的憲法規定推行君主立憲的民主政治，權力也就落在下議院的身上，要不然每個政黨不必在大選時使出渾身解數來爭取支持？目的不外是希望得到選民的委任，進入下議院當議員，進而贏得大多數席，起而執政。包括李娜峇在內，不是也曾經參加過國會大選而希望成為一名國會議員嗎？

我們相信，李娜峇是會分清楚什么是“政治語言”和什么是“法律語言”？搞政治當然可以發表各式各樣的偉論，但如果是涉及法律問題，就要謹慎言行。

我不知李娜峇的建議是屬于“政治語言”或“法律語言”？我請她為人民作一個清楚的解釋。我們的女性也許正在期待她通過上議院為女人伸張公理？

把两个还原成五个 （横刀立马）

*飞扬

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终于第一次宣布已与中央政府取得初步共识，将槟岛与威省的市议会再次划分，即由二个变成五个。

虽然在结构上与以前的有所不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作了还原。即是恢复了由五个市议会分管槟威两地，以更直接和更有效地服务人民。

如果我们没有善忘的话，在1965年中央接管地方议会并终止地方选举之前，槟岛有两个地方议会，即乔治市市议会和槟岛乡村地方议会；而威省则有威北，威中及威南市议会（或县议会），分成三个。这五个地方议会的市议员县议员或乡村议员都是民选的，也就是选民有权利通过投票选出。这些议员都是三年一任，虽然津贴很少，但个个都做得起劲，因为他们得直接面对选民。如果敷衍塞责，到选举时，可能会被选民请出议会。再者，因为各人有政党背景，只有极少数是独立人士，他们都得向党负责。这种既面对党又面对人民的议员，真的有双重“压力”。人民也由于有权利选地方议会，议会对地方性的服务就不敢怠慢。

根据历史记录，除开新加坡外，槟城乔治市市议会是最早实行选举制度的，那是1951年的事。虽然是在殖民地时代，大权仍握在殖民地参政司的手里（他是议会的当然主席），也有官委市议会，但能够实验民主政治，不啻是一大进步。槟城在这方面领先（吉隆坡市议会是在1952年才举行选举），因此槟城人民一直以此引以为荣，并喊出“槟城领先”的口号，成为槟城的一个“标志”。

你知道谁最热衷参与乔治市议会的选举？那就是前槟州首席部长林苍佑。他在1951年6月19日推动成立“急进党”（Radical Party）。名为急进，其实是走中间与温和路线。当日会议选出林注旺律师出任主席，林苍佑则选择出任副主席。

同年11月，英殖民政府根据修改后的市政局法令，宣布15名市议员不再全部委任，腾出9名为民选，6人保留委任。

林苍佑的急进党一马当先， 一口气推派9名候选人，劳工党8名及巫统候选人，马华公会则未派人参选（大概是组织尚未完善）。在一场热烈的角逐中，急进党脱颖而出，有6人当选，劳工党及巫统各1人，另1人为独立人士，是为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选举制度的滥觞。

除了急进党主席林注旺中选外，另外一位引人注目的中选者是年轻的叶真宝律师，她就是槟城亿万富翁（万兴利银行创办人）叶祖意的孙女。

林苍佑没有参选，因为他已是被委任的槟州立法议会的议员（而且后来还被培养成为首席议员，准备在独立时出任槟州首席部长）。

1953年林苍佑成为急进党主席，并在同年11月受党推派参加市议会选举，为了让同僚在安全区胜出，林苍佑选择在华人选民不占多数的日落洞区角逐，结果出师不利。

不知你是否有没有注意，自此之后，林苍佑不再参加市议员选举。

还有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首任市长吴源和是来自联盟的，但1958年之后，乔治市议会的控制权就落入社阵手中，一直到1965年被中央接管为止。

那个时候，林苍佑已贵为首席部长，也以此身份入掌乔治市议会。

后来在地方政府修正法令下，于1976年将五个市分部议会综合成槟岛市政局及威省市政局，另三个地方议会不见了。时间一幌又近30年，槟威两地已面貌一新，不是两个市政局可全面处理得了的，而且委任议员数目又有限，权力也有限，他们不可能把这么大的地区做得有条有理。

因此我支持将地方议会还原，即乔治市市议会扩大管辖范围，涵盖东北区，提升为乔治市市政厅。最好再升格为市，名正言顺有一位市长；而西南区或峇央峇鲁则涵盖浮罗山背，组成峇央峇鲁市政局。

另外，威中大山脚区可提升为大山脚市政厅，而威北及威南也可形成北海市政局及高渊市政局。这样一来，槟城两地人民也就投诉有门，更不必事事劳动国州议员也兼管各地方议会的事。

组织报界俱乐部

我现在又把时间移回60年代末期，因为我想起有一段关于“槟城报界俱乐部”成立的前因后果，值得回忆，以让新一代的报人知道我们是如何千辛万苦才把这个组织搞起来。

大概是1967年的事，槟城报界同人（主要是采访记者，也是以华文报为主）闲聊间觉得有必要组成一个团体来联络情谊，以加强报人之间的合作。于是我们成立一个各报记者代表组成的筹备委员会。主席是光华日报的庄耿波（已故），他是我们群中年纪较长者。

事过约一年，我们各忙各的，就没有认真进行注册，只是形式上存在一个筹委会。在当时已有存在一个“北马记者职工会”。虽是职工会的组织，但也是以联谊为主，由海峡时报的槟城办事处主任许昌祺担任主席。

有一天我记得，庄耿波约我们到车水路雷月华电发院集合，说是要讨论“报界记者部”的事宜。
我们到了那里，才知道比我们更热心促成此事的是雷月华女士。她说，你们这些记者只会讲而不会做，要吗就痛痛快快地搞起来，不要就拉倒，留一个筹委会的空壳干啥？

我们听了也认为她“刺激”的有理，但临时地址放在那里呢？我们并没有预先想到这个问题。雷女士说，你们就用我的店做地址，将来注册成后才迁移也不迟。

于是庄耿波和我就七手八脚找社团的章程做参考，并请西报（应该是亦果西报）的记者为我们将章程拟好，送呈社团注册官。此举果然奏效，我们在不久后便得到通知注册已准。

接着下来，就是“广招会员”和安排成立大会。由于我们当时注册时指明是“新闻从业员”才可以成为会员，而且中文名是冠上“槟城记者俱乐部”因此能成为会员的大多数是编辑部同人。

老实说，“记者俱乐部”能顺利诞生，也要归功于雷女士的一席话。如今这位名媛已驾鹤西归。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段故事。不信，你查看“记者俱乐部”申请注册时的地址是不是雷月华的店？

我们筹委会择订在1968年12月1日假头条路紫罗兰酒家（也就是今日的夜上海夜总会）举行成立大会。筹委会主席庄耿波在致词中说，这是经过两年努力结出的成果，以让报人有休闲之处，但也希望这个组织除了关注会员的福利外，也能参与地方上的慈善活动。

大会也依程序选出第一届理事。当选者如下：

主席：庄耿波（光华） 副主席：阿都马力（马来前锋报）
秘书：谢诗坚（星洲） 副秘书：贝迪（英文东方日报）（属于星洲日报集团）
财政：陆宇莲（南洋）
理事：温子开（星槟） 李良树（星槟） 司徒添（光华） 杨元丰（亦果西报）
谢锡培（亦果西报） 及华运栋（南洋）

会议还通过一则议决案：向前市长黄添寿夫人致哀，其夫婿因车祸而逝世。

当然在成立大会上我们也有接到各报主馆的贺电或贺词，其中也有刚成立的民政党及郑耀林（已故）的贺电。

说起来也够可怜，我们第一次理事会议（1968年12月8日）不得不在车水路群东茶室（此独立洋楼后由已故骆文秀承购）举行。

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决定成立筹募会所基金小组，但眼前总得有个落脚处。我刚巧与槟华旅业公会主席高金水有交往，就向他提出暂借记者俱乐部开会之用，他也不收我们租金。条件就是他的一些演讲稿请我代劳执笔。

轮到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是在12月29日举行。由于年关迫近，当日的理事会也就“破天荒”地选出槟州十大新闻。虽然当时各华文报每当元旦日，必定选出国际和国内十大新闻，但没有特别选出槟州十大。记者俱乐部权充“裁判”，选出下列的十大：

j富商公子林维皇被撕票埋尸案，成为轰动一时的“桶尸案”（凶手杀人灭口后，将尸体置入大油桶，然后挖地在洋楼屋后空地埋尸，后被侦破）（按林维皇在当时是车水路总统酒店（后来改成总统购物中心）的老板）。

k槟城乔治市区实施水供限制。（这在过去是罕有的现象）。

l槟城列为霍乱传染区。

m北海深水码头其中三座正式启用。

n双鎗大盗黄顺源落网。

o江洋大盗孔亚春遭警方击毙。

p槟城水族馆开幕。

q已故百万富翁林连登家属16万元官司诉讼案开审。（此案的起诉人黄春来发展商原为韩中职员，经审理后，起诉人败诉。当时的精彩处是起诉人聘请名律师尤索夫阿都卡迪（后升任大法官。1988年的5月风暴因法院院长沙礼阿巴斯被革职受牵连，后又复职）及新加坡名律师马绍尔。

r乔治市市长黄添寿车祸罹难。

s槟州各注册商团要求政府保留槟岛自由港。

踏入1969年2月27日，记者俱乐部决定举行新春联欢宴会，邀请槟州首席部长王保尼为座上宾，但他当日委派萳玛纳旦行政议员代表出席并致词。

欢乐之后，就是进入紧张的大选，但又不幸在5月13日爆发“513”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记者俱乐部的活动也告暂时停止。

一直到同年9月至11月，俱乐部与马来西亚广播电台华语组主任林永茂合作，对老人院，孤儿院及慈善机构进行歌唱表演活动，名声也因而传遍各个角落。参与的单位有夜莺文娱社，大埔同乡会口琴队，快乐口琴队，小贩商业公会，屠业公会新声乐队及友联口琴队。

1970年时，记者俱乐部已易名为“报界俱乐部”，以扩大会员资格。这一年的主席是南洋的黄进祥（取代已故庄耿波）。不仅是我们的主席换人，连槟州首席部长也告易人。在4月9日的“第一届报人之夜”的宴会上，林苍佑以新首长的身份为报界俱乐部献上祝福。此时市面已恢复正常，“513悲剧”逐渐被淡忘。

我们在下来的日子也忙于筹募会所基金，除了举办球赛外，较为盛大的一次是邀请新加坡康乐音乐团到来公演（这是在音艺合唱团协助下促成的演出）。不过我们筹到的款项还是不足以购买会所，我们一直使用槟华旅业公会的会所。

我们的组织下来有邱卫康（光华）当过主席，而我也曾顺序而上当了主席。大概是70年代中期就交出棒子，下来的领导层又再接再厉，最终完成购买会所的心愿。

如今一幌又37年过去了，报界俱乐部已是新人辈出。他们终于使到这个组织成为报人的大家庭，每年都有一个盛大的“报人之夜”。

三院合作申辦大學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離騷》公元2002年4月14日，南方學院的鄭良樹提出建議三間民辦學院，即南方學院，新紀元學院及韓江學院合併成一所聯合大學后，得到各方不同的迴響，大多數都表示贊成與支持。可是該如何達成共識，認真探討合併建議3年以來仍然是“紙上談兵”，未曾進入實質上的交流。直到今年3月，董教總借“每月論壇”的平台，舉行了第一次的較為正式的交流會，這是應南方學院的要求而召開的。

在會議召開前，三院都被要求提呈所面對的挑戰和對合併提出初步的想法。而在當日的會議上，有多位教界人士說出心中的話。不過尚未有任何結論，只是啟開共同面對挑戰的第一步。

于是，在4月24日，董總正式函邀三院派出董教代表舉行聯席會議，以延續上個月的交流會，就三院或“加強協作”或“聯合辦學”或“三院合併”或“三院共同申辦大學”進行可行性的討論。

董總主席郭全強首先針對“申辦大學”事表達這是董教總，也是華社長期以來的願望。但在因勢利導和教育政策開放下，先后衍生三間民辦學院。基于各種因素，三院仍然保持在學院的水平。有人因此提出聯合申辦大學的建議，以圓華社之夢。

接著南方學院及韓院的代表也分別表明立場，支持三院應聯合申辦大學，不能再無限期的拖拉下去。這對三院的未來發展都是不利的。他們也例舉申辦大學將給原有的學院帶來無數的好處，尤其在面對挑戰的年代，合作與團結是民辦學院發展的保証。

經過約兩句鐘的討論后，最終取得突破性的共識。三院一致同意在不談及合併的前提下，以三院的名義共同組成一個由董教總牽頭的“專案小組”。即三院各派三名代表（其中必須有董事會及校方具代表性的人參加，由各院在兩周內提呈名單），連同董教總兩名代表，合共11人在下個月專題研究“三院合作申辦大學”的事宜，希望在三個月內完成有關的報告書，作為第一階段的工作。

會議也認為在第一階段工作完成后，才進入第二階段的學術性會議，屆時將邀請學有專長者集思廣益，提出一份可行性的學術性報告書。

會議注意到華教問題一向來與政治脫離不了關係，因此將會在適當的時候通過政治管道來實現宏願。

當有關的新聞見報后，文教工作者肯定會有所表達自身看法。這相信是“專案小組”所樂見的回應。不論是正面的或負面意見，自然都會被重視。

其實就在三院未正式討論“合併”前，各院已接到一位熱愛華教人士十分用心的提呈一份萬言書，題為“從企業觀點－－探討三院合併”，文中詳細的例舉合併的成功實例和分析各院的特點后，力促三院必須群策群，力盡快拿出成績來，不能再猶疑不決，而此時合作正合其時。因為這是“大勢所趨，俯順時代潮流，也是華社所願”。

無可否認的，能夠升格為大學院校或大學都是三院夢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努力不懈的目標。但如果各行其是或“單打直博”將是十分費心與耗時的，特別是在激烈的變動的年代。可以這麼說，民辦的非盈利學院求生存或無問題，但要自行發展或更上一層樓就有一定的主客觀的局限。

在明白華社資源籌來不易后，大家也就珍惜守護現有成果的重要性，進而思及如何在不大改變原有的架構下，集中精力和資力將三院通過可行方案提升成大學地位也是刻不容緩的。

雖然在我國未有模式或先例可供三院對此類的“合作申辦大學”作參考，也據知需要得到當局邀請才能提出申請。但“拉曼大學”的成立也不是用“拉曼學院”升格，而是一個全新的大學，又倒回來惠及拉院的學生。因此三院申辦大學也可倒回來用新的大學來惠及三院的學生，讓他們不必銜接課程到外國考取學位，而可直接在本國完成大學教育，這也可為國家節省一大筆的外匯。再者，以大學的名義與外國知名大學交流與合作，會顯得有份量和具平等的地位。

總而言之，功利主義在這個時代還是佔主導地位。不然三院就不會在近兩年面對招生的挑戰；而要跳出困局的最好途徑就是有一間三院共同擁有的大學來照亮三院的未來！

三院合作申辦大學 （闻鸡起舞）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離騷》公元2002年4月14日，南方學院的鄭良樹提出建議三間民辦學院，即南方學院，新紀元學院及韓江學院合併成一所聯合大學后，得到各方不同的迴響，大多數都表示贊成與支持。可是該如何達成共識，認真探討合併建議3年以來仍然是“紙上談兵”，未曾進入實質上的交流。直到今年3月，董教總借“每月論壇”的平台，舉行了第一次的較為正式的交流會，這是應南方學院的要求而召開的。

在會議召開前，三院都被要求提呈所面對的挑戰和對合併提出初步的想法。而在當日的會議上，有多位教界人士說出心中的話。不過尚未有任何結論，只是啟開共同面對挑戰的第一步。

于是，在4月24日，董總正式函邀三院派出董教代表舉行聯席會議，以延續上個月的交流會，就三院或“加強協作”或“聯合辦學”或“三院合併”或“三院共同申辦大學”進行可行性的討論。
董總主席郭全強首先針對“申辦大學”事表達這是董教總，也是華社長期以來的願望。但在因勢利導和教育政策開放下，先后衍生三間民辦學院。基于各種因素，三院仍然保持在學院的水平。有人因此提出聯合申辦大學的建議，以圓華社之夢。

接著南方學院及韓院的代表也分別表明立場，支持三院應聯合申辦大學，不能再無限期的拖拉下去。這對三院的未來發展都是不利的。他們也例舉申辦大學將給原有的學院帶來無數的好處，尤其在面對挑戰的年代，合作與團結是民辦學院發展的保証。

經過約兩句鐘的討論后，最終取得突破性的共識。三院一致同意在不談及合併的前提下，以三院的名義共同組成一個由董教總牽頭的“專案小組”。即三院各派三名代表（其中必須有董事會及校方具代表性的人參加，由各院在兩周內提呈名單），連同董教總兩名代表，合共11人在下個月專題研究“三院合作申辦大學”的事宜，希望在三個月內完成有關的報告書，作為第一階段的工作。

會議也認為在第一階段工作完成后，才進入第二階段的學術性會議，屆時將邀請學有專長者集思廣益，提出一份可行性的學術性報告書。

會議注意到華教問題一向來與政治脫離不了關係，因此將會在適當的時候通過政治管道來實現宏願。

當有關的新聞見報后，文教工作者肯定會有所表達自身看法。這相信是“專案小組”所樂見的回應。不論是正面的或負面意見，自然都會被重視。

其實就在三院未正式討論“合併”前，各院已接到一位熱愛華教人士十分用心的提呈一份萬言書，題為“從企業觀點－－探討三院合併”，文中詳細的例舉合併的成功實例和分析各院的特點后，力促三院必須群策群，力盡快拿出成績來，不能再猶疑不決，而此時合作正合其時。因為這是“大勢所趨，俯順時代潮流，也是華社所願”。

無可否認的，能夠升格為大學院校或大學都是三院夢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努力不懈的目標。但如果各行其是或“單打直博”將是十分費心與耗時的，特別是在激烈的變動的年代。可以這麼說，民辦的非盈利學院求生存或無問題，但要自行發展或更上一層樓就有一定的主客觀的局限。

在明白華社資源籌來不易后，大家也就珍惜守護現有成果的重要性，進而思及如何在不大改變原有的架構下，集中精力和資力將三院通過可行方案提升成大學地位也是刻不容緩的。

雖然在我國未有模式或先例可供三院對此類的“合作申辦大學”作參考，也據知需要得到當局邀請才能提出申請。但“拉曼大學”的成立也不是用“拉曼學院”升格，而是一個全新的大學，又倒回來惠及拉院的學生。因此三院申辦大學也可倒回來用新的大學來惠及三院的學生，讓他們不必銜接課程到外國考取學位，而可直接在本國完成大學教育，這也可為國家節省一大筆的外匯。再者，以大學的名義與外國知名大學交流與合作，會顯得有份量和具平等的地位。

總而言之，功利主義在這個時代還是佔主導地位。不然三院就不會在近兩年面對招生的挑戰；而要跳出困局的最好途徑就是有一間三院共同擁有的大學來照亮三院的未來！

槟城是否适合开赌场？ （横刀立马）

*飞扬

在最近的槟州立法议会上，我注意到民政州议员吴庆城提出一个想法：槟城是不是可以考虑也设赌场？但他欲言又止，说这不是一个建议，只是一个想法，提出来讨论而已。

结果当然卫道之士大举反对，道理很简单：因为赌博害人不浅，绝不能开赌场。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不需要争议的。反对开赌场的人自然会认为反对言论中听，但他们私下有没有赌呢？这就要问反对的人了。

我们的社会，习惯形容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糖酱醋，往往少说一件事：就是早上醒来会幻想今天晚上发大财；也有的在三更半夜望想明天一早又是钱财滚进来。不信你问那些买字票的，合法的，非法的，同样门庭若市，或问赌球的，他们是不是整夜未眠守在电视机前观球赛，希望有横财飞来？
你是否可以告诉我：我们的社会是干净的，不赌博的，人人都洁身自爱？那些开字票厂的因为没有顾客而关门大吉？没有，绝对没有。不仅顾客越来越多，庄家也越开越多。

正因为人的赌性不改，政府也来个顺水推舟，让一些赌业合法化，且因此而有大笔税收。

我们的国家，有一个云顶，远近知名，不是风景特别漂亮，而是有了国际水准的赌场，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虽然上云顶之路又高又弯曲，但为了拼搏，再高再弯也阻止不了人的欲念。政府也因为云顶增加了国库的收入。这似乎应该感谢首任首相东姑的“眼光独到”，让云顶旺了庄家又益了政府。
当然政府绝对不鼓励也不支持国人赌博，尤其是烂赌而衍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不合法化一些赌业，人们还不是往“地下厂拼命钻”？

由此可见，赌博是全世界人类的共性，谁不奢望横财就手？谁不希望一夜致富？人的欲望往往与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扯不上关系，只要有利可图，许多人都会跃身而入，目的无非是发财。这“发财”两个字也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

尽管如此，一向被认为管制严明的新加坡，也不得不向现实看齐，且一鸣惊人宣布要在滨海湾及圣淘沙岛兴建两个设有赌场的综合休闲中心。理由正如李显龙总理所说：一是旅游业在走下坡，被人形容为“水清无鱼”；二是许多大城市都在包庄自己出奇制胜，如果新加坡跟不上，就别想成为国际都市；三是不仅仅是赌场，而是一个集大成于一处的休闲中心。

较早前李光耀资政也放话：建赌场会有麻烦，不建赌场麻烦更大。言下之意大概是要为新加坡的未来及人民的生活着想，不能自鸣清高而束紧腰带过着清教徒的生活。

槟城与新加坡过去是一脉相承的殖民地，后来因政治而分家。在70年代时，已故陈修信就投石问路能否在槟城升旗山开辟第二个赌场，结果未获林苍佑的认同。

时间一幌又30年过去了。在过去的30年的光辉年代，我们靠的是电子业的发亮，现在也依然在闪耀。不过，在物换星移下，槟城面对的挑战是越来越严竣，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崛起，抢走槟城的商机，以致我们在工业领域中不断地求突破，求变革。但这条路也是走得好辛苦。

当我想到槟州政府一年只有2亿元的收入，要推行庞大的计划是难上加难时，就有无限的感慨。比如第二大桥一开声就要26亿元，钱又从那里来？如果有了赌场，州政府增加收入，各行各业大兴大旺，则槟城前景也不会落新加坡之后；建第二信道更有着落。

试想，如果目前槟城一年有300万人次观光（此数目应该是重复的），扣掉本国人，若有近百万人次是外国客也不错。如果槟城有了改变，也可乐观展望能达到千万人次游客。到了那个时候，槟城不兴旺也几难。

木蔻山正好是一个合适的地点，既容易控制，也可防止本地人烂赌，不知政府有何想法？

我愿就此课题摊开让各方提出正反意见，新加坡已开步了，我们还要在守株待兔吗？

林敬益不敌李三春

1972年时，敦拉萨领导下的联盟政府在稳固其领导权和宣告巫统即是领导政府的执政党，并推出“以党治国”的指导思想后，就决意将联盟进行大洗牌。

这是由于巫统感到意外的收获竟能在1970年争取一向标榜左派的砂劳越人民联合党参加联合政府，而且更妙的是，人联党在六十年代是激烈反对大马计划的其中一个成员，因此当人联党主席王其辉及秘书长杨国斯宣布人联党同意参与联合政府时，左派政团感到惊愕与不解。因为这等于是人联党放弃原有的立场，准备与联盟走在一起，进而拋开左派的兄弟党。从政治意义来说，是人联党对左派运动的“背叛”。

但人联党否认是出卖人民的利益，它声称这样子做是为了砂人民和党的利益。说白了就是想成为执政党的一员来落实该党的理想和政策，也就是为了拥有政治权力。

既然左派政党能与联盟走在一道，敦拉萨就更具信心可以在西马把这个概念加以推广。于是我们看到在70年代之后热门的新闻课题已转入政党大整合，民政党在槟州与联盟组联合政府；接着人民进步党在霹雳也加入联合政府。即使是长期与巫统抗争的回教党也响应加盟。这样一来，原本1969年大选后联盟政府执政地位大为削弱的劣势又被扭转过来而成为顺境了。

这个时候，剩下没有被拉拢的强大反对党是民主行动党。为什么行动党未成为巫统争取的主要对象，至今仍是个谜。但这个谜不难打开。

其一，巫统让马华公会去“完成”这项任务，而马华也乐意促成此事，因此两党之间在71年3月有了“秘密会谈”。必需指出的是，当时马华正在轰轰烈烈大搞华人团结运动，有了“谈判”的筹码。

陈修信开出的条件是：解散民主行动党，以个人身份加入马华，并宣布接受马华和联盟的目标与政策，而最后的决定权在首相敦拉萨及马华中委会的手里。

行动党的吴福源则被指为提出三个条件：u行动党一名领袖担任马华署理会长；v三名行动党国会议员出任部长及w两至三名的行动党国会议员担任副部长。

不用说，这样的“南辕北辙”的条件是无法合拢的。再说，五一三过后吴福源在党的秘书长地位已告动摇，他的代表性也备受党的质疑。

因此林吉祥驳斥所谓的“密谈”是马华通过中间人安排的，是马华提出解散行动党以换取在马华旗下担任要职和部长，不是吴福源提出的。他形容马华的建议是“可笑荒谬”的。

其二，行动党未在任何州取得执政地位，联盟并不急切与之合作，若对马华有利，也不反对。

其三，行动党内有某些领袖认为是大好时机分享政治权力。但巫统认为没有反对党不能显示民主，并非好事。除非行动党解散，另当别论。既然已有华人政党在政府内，也就不急切要一统政党政治。当然还有其它因素，无需再述。

所以说，密谈以失败告终也是不足为奇的但在当时看来，损失较大的是马华公会，虽然行动党也闹小分裂，行动党的吴福源在72年转而加盟民政党；何文翰则加盟马华公会。马华公会不但与行动党裂痕与怨恨加深，又面对华团运动的意见分歧，致使陈修信铁了心肠，索性由马华自行搞华人大团结，他的策略是大开门户，广收党员，并拉拢改革派或说少壮派来壮大马华的势力。

最明显不过的是在1972年陈修信出人意表委任少壮派的领袖林敬益出任特别任务部长，掌管新村事务部。当时林敬益只有32岁，是初生之犊不畏虎的一族。

少年得志的林敬益一时之间意气风发，甚至有些得意忘形，忘记了马华是个错综复杂与老党员盘根的政党，不是一批少壮派可以左右和改变马华的本质。也许他当时还不知道如同坐直升机的三级跳成为部长其实是“大难临头”的征兆。因为李三春这位老老谋深算的党员仍探不出头（还只是副部长），怎么林敬益可以越位而上？

于是马华党内的暗流凶涌，虽然扳不到陈修信的独断独行，但却可以整掉他身旁的人，而要整人的政治手段明棒暗抑也是其中一种。

在明的方面李三春让林敬意大出风头，甚至不阻止林敬益把话说了过头。例如林敬益说：“陈总会长决心改组马华，现已吸收一批新血，给予他们各种训练，同时也像巫统一样，以社会主义政策为原则，把马华变成一个强大的政党。”

这一席话如同“计时炸弹”在马华内部引爆，因为马华从来未以“社会主义政策立党”，何以林敬益有此标新立异？此说无疑是“撞板多过吃饭”。

果然马华党内的元老派大举讨伐，林敬益全不理会继续让霹雳州的马华大搞兴革运动，形同左派的政治斗争。陈修信在无法忍受下，在72年8月31日罢免林敬益的霹州联委会主席职，并解散林敬益成立的干训班，宣称马华与“兴汉社”（一个被陈修信指责从事种族性活动的外围组织）无关。

这一下子，林敬益与陈修信的“父子政治蜜月”很快结束，前者成了“跛脚鸭”，权力被架空。在恼羞成怒下，林敬益怒斥李三春及甘文华的挑唆，令陈修信相信他（林敬益）是要推翻总会长的。

不仅于此，林敬益不计后果破口大骂陈修信领导下的马华已丧失雄风，他指责陈修信是政治懦夫，不敢面对群众，不顾党章，专横地冻结霹州党务。

他进一步声称准备牺牲个人来改组马华公会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政党，他讥笑李三春没有胆量这样做，指责李在党内发动勾心斗争事件，只是为了尽可能登上最高的政府职位（这是1973年6月1日刊在《星洲日报》林敬益的记者招待会上的文告）。

事情恶化至此，林敬益终于在隔日被陈修信开除出党。他在马华一无所有下成为天之骄子，又从高位跌了下来。这种政治漩涡的险恶已是司空见惯，只是林敬益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他可以“力拔山河”，结果是官职党职一起被扫进水沟里。

但这边厢失意的林敬益很快又找到新的码头。1973年12月，林敬益率其亲信梁棋祥及忠心支持者全部过档民政党，民政党的蜕变也由此刻开始。

转入1974年，联盟扩大成国阵已基本成形，这对民政固然是好事，但对马华却是悲喜交集，同一个屋檐下怎么多出两个政敌作伙伴──政民党及人民进步党。

陈修信终于在1974年4月8日辞职，退出政坛，李三春在斗倒林敬益后，顺其自然地接过棒子，也取代林敬益留下的特别任务部长，只是财政部长不见了。

从此马华与民政的情仇恩怨由外头打到家中，华人大团结也划上句号。

解读黄家定的演词

马华总会长黄家定于上月26日的马华56周年党庆大会的演词引起我格外的关注与极大的兴趣，这是我读到的令人难忘的政治演说。刚好我近日在翻阅“文化大革命”时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比较之下，却是似曾相似。不妨录下，以供参阅。

黄家定为了勉励党员努力做个有用的人，他这样说：“诗人臧克家有两句诗很耐人寻味：有的人活着，实际上他已经死了；有的人虽然死了，却还活着。一个人做官的时间是有限的，做人是一辈子的事。身在官位的一天，就要讲究“官品”，而“官品”恰恰来自人格。人的能力有大小，职务有高低，但人格不能低。”

中国著名作家臧克家于1949年11月1日为纪念鲁迅（1936年逝世）而写下了题为“有的人”的名诗：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倒；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纪念他！（摘录）

这一首诗曾被很多人引用，因为它是一句警世名言，用以告诫人生于世要做好事，这样死后还会被人记着。因此即使是死了，仍然活在人民的心中；反之在有生之年做坏事，即使活着，人们也当他死了。

我再引用毛语录的一段话，就更清楚地说明从政者所要表达的从政之道：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命，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是毛泽东1944年在纪念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的演讲，题目是：“为人民服务”。张思德只是一个警卫团战士。1944年因烧炭时被崩塌的炭窟压死，而被誉为“为人民而死”的战士。

另外一段，黄家定说：“只有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才能真正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一段话与毛语录中的下一段太过相以了。

来自加拿大的医生白求恩在参加抗日战争时期不幸于1939年11月12日病逝，毛泽东为了纪念白求恩对中国解放战争中作出的贡献，他于12月21日在“纪念白求恩”的一篇著名文章中这样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成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有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由此比较，黄家定这段话是引用了毛语录所说的话。

当然黄家定的其它讲话也有毛语录的影子，例如“人的能力有大小，职务有高低，但人格不能低；“把做官看成做事，为了做事才做官，两者统一起来，踏踏实实为人民办事”，“所谓堂堂正正做人是指要做好人，而好官必须是好人”；“好的领导者必须政治坚定，勇于改进，开拓创新，道德高尚，作风正派，胸怀开阔，宽容待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光明正大”。

在这方面，毛泽东主席又是怎样说呢？他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1945年的任务》；又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
毛泽东也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祝词》（1940年）。

由上述的比较而得知原来黄家定也是熟读毛语录的。在我的印象中，马华总会长讲出这样的前所未有与坦率的言论，而且并不讳忌引用毛语录，黄家定是第一个人。我对他的这一席话除了给予激赏外，也希望他能坐言起行，给马华一个晴朗的天空。

如果这是因鼓吹“终身学习”而获得的新灵感和新方向，说明黄家定确实在不断的学习中变得成熟和懂得引经据典来清理政治上出现的歪风。

事实上，不论我们喜欢与否，毛语录中的相当部份的词句在今时今日对于诚心献身政治的人来说，是十分有用的启示和激励。从黄家定的言论，我们看到这一点。

我对黄家定的期望

马华公会全国各地区支会的选举虽然只是点点星火，小打小闹，对整体的选举不会造成冲击力，但从一些区支会的选举来看，倒是热闹异常又带出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

这也许是因为较早前总会长黄家定的一句话：“马华的选举是没有菜单的”，以致造成一些区支会蠢蠢欲动，或挑战原来的领导层，或则卷土重来以夺回失地；或则为巩固势力，不惜明争暗斗。再加上华文媒体的大篇幅报导，看得读者眼光撩乱，以为马华再起烽火。

其实不然，根据马华总秘书陈祖排的公布，在全国总数3759个支会中，共有3534个支会风平浪静，没有竞争，占总数的94%。换句话说，只有6%的支会燃起战火，而且有些已胜负分晓。无论如何，这也许是黄家定于2002年上台以来最大的欣慰。其中玄妙就在于「没有菜单」的政治策略就是点出维持现状，稳定大局的重要性。果然此举一鹄中的，遂了黄家定的心愿。

我对黄家定上台后所发表的讲话都有注意，尤其是他引经据典，大谈从政与做人的道理，更是有眼有板。他可以从孔子谈到儒学，又从海瑞引出朱镕基的名言；再从诗人臧克家的名词到毛泽东的讲话。也难怪他下定决心大力推广终身学习，希望人民都热爱读书，自强不息，作个有用的人。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提到做人要有人品，做官要有官品，不为私利，不谋权诈；而且经常把人民的事放在心上，切切实实地为民服务，以让马华公会树立一个新的形象，树立“党品”。

可惜这些正面的苦口婆心不是每个党员都听得进去。每当党选一到，他们便四处活动，以便从中建立个人地盘和势力。虽不是蓄意与中央对着干，但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报章的新闻报导，马华一些地方区支会的选举竟然是“家族政治”在转来转去，不是夫妻档，就是父子兵，再不就是母女连心。总之一个小地方的支会可以被一个家族包办，这是“民主政治”抑或是“小山头主义”？

当然这不是黄家定可以控制得了的局面，因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包袱，没有人去改，也没有人清理。毕竟这影响不了大局。

但如果任由“家族政治”盘根错节地在地方上兜来兜去，不仅影响马华的名声，也会使人误以为马华怂恿一个大家族可以组成一个支会。

据我所知，只要能召集50名党员，就可成立一个支会，然后才归属到区会。而区会是根据国会选区来划分的。例如马来西亚共有219个国席，扣除砂劳越的25国席外（因马华尚未东渡到砂州），尚有194个国席。据此推算，马华共有194个区会。

194个区会竟有3759个支会，平均一个区会有19个支会。当然有的区会的支会多，有的区会的支会少。而党中央代表是从区会中选出来的。经过修改党章后，大概有2200名的中央代表。这些代表就有权选出中央领导层。

这样的一层层的民主结构是可以被接受的，也不易被家族所操纵。但问题是马华并没有党章限制组成支会的人是否是一个大家族？

我们不知道马华各地的支会有多少个是依靠裙带风组成的？我真的希望黄家定以大无畏的精神通过党中央来限制“家族政治”在马华党内兴风作浪，把严肃的政治工作当成“家庭集会”的儿戏。这是要不得的政治歪风，必须加以遏止和铲除。

大体而言，黄家定与陈广才的联手很快把马华扶上安定的局面。再也不分A B 队。他们的整合，对华人权益的维护是有所裨益的。

尽管事事未能尽如人意，在政治上有时也被要求更加坚定与具备勇气据理力争，但总得来说他们能直接了解华社的心声（因为他们都通晓华语华文），办起事来就自然有“华社情大马心”的情意结。他们的任重道远，华社有厚望焉！

上头的位置是摆正了，而我们也相信今届的选举将会是肯定黄陈的领导地位。因此我们也要求老大和老二匡正党内一些地方上出现的“皇亲国戚”帮。告诉他们马华是众人的政党，不是他们的“私产”，要搞家庭政治，请回家去搞，不要损了马华的大招牌。

打中国牌与去中国化 （横刀立马）

*飞扬

随着江丙坤大陆之行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及国民党主席连战也将分别到中国进行访问；甚至连马英九也宣称，一旦今年8月当选国民党主席，他也要去中国。

这一连串的高姿态的动作，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也打破了国民党一向所坚持的“原则”──不与中共直接打交道。但不否定双方可以通过密使暗渡陈仓。为什么国民党要来一个急转弯？为什么国民党在政策上宁可“降尊纡贵”？这与千禧年后台湾政局的逆转大有关系。

虽然在实质上我们不能期望国民党打“中国牌”会有什么成果，但在心理战术上确实给民进党的陈水扁一个沉重的压力，因为这毕竟开了一个先例，而且是陈水扁难以阻挡的一股政治风潮。

在这个问题上，陈水扁认为不论国民党与中共有何共识或协议之类的文件，都不具法律地位；也就是说，政府是民进党在做，国民党只是扮演反对党的角色，不能代表台湾与中共进行“谈判”。

一个更吊诡的事件是：自从江丙坤从大陆返台后，便被置疑他是否触犯台湾法律？

这里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未在政府授权下，反对党人不可以和另一个国家进行“外交任务”；其二是江丙坤只是去中国一趟，如果坚持只有一个中国，那就算是“内政事务”，不是所谓“叛国行为”。
事实上，阿扁也难入江丙坤“罪”，除非台湾已是一个公认的独立国，否则蓄意对付江丙坤，也必然掀起政治风暴，这就是阿扁今时今日面临的窘境。

国民党就是借此时机，几倾全力打“中国牌”，以抗拒民进党要“外国化”国民党的企图。意思是说，我现在就这么干，看你能奈何吗？

我们假定国民党一个一个有头有脸的人都去大陆与中共打交道，而且有了共识，就剩下陈水扁的民进党处于被动的地位，他要如何应付国民党的挑战，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不过，我们对国民党方面传出消息说，连战此行将会与中共签署“停战”协议。这是一个很奇怪又令人费解的动作。目前的国民党不但已无政权在手，甚至连一兵一卒也没有，签什么“停战协议”？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在过去，国共有过三次的“停战协议”，结果总是被当权的国民党蹧踏得支离破碎。这一段血的教训的历史如果再被挑起来的话，国民党将是自讨没趣。

即使如此，我们预料中共将会给足国民党面子，签一些没有实际效用的“协议”又何妨？总不能让连战空手而归。而且我们也相信中国会采取过去惯用的“党与党，国与国”的关系来处理台湾问题，那就是启开一个“党与党”的对话。如果阿扁要来，也只能以民进党的领袖进行“党与党”的对话，因为中国从来不认定台湾是一个国家，而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如果中共在国民党身上找到一个突破口，就算给予最高礼遇接待也无不可，因为党对党是平等的，谁也不居下风。只是在眼明人看来，国民党已不再是昔日的国民党的。连战等人当然有自知之明。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民进党一步一步地“去中国化”，不但在政治上为台湾烙下一个“国体”，而且也企图在教科书上“台湾化”，更匪夷所思的民进党内竟有人附和台联主席苏进强“参拜日本靖国神社”的做法。这种不要大陆，竟与日本战犯共舞的笨拙手法，徒只为自己背上“罪恶的十字架”。即使民进党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大相庭径，也绝不可以“认贼作父”。虽说神社内有摆置台湾人的亡魂，但他们都是替日军侵华为虎作怅，任何有民族情感与民族意识的人，都会不齿与他们为伍。

我看是民进党被国民党的反击搞得晕头转向，才有此下下策。

我们相信中台问题是不易解决的，一国两制也许不适合用在台湾，但台湾既然独立不了，为什么以为“去中国化”就可以达到“独立”的目的？这是患上政治恐惧症和幻稚病的阿Q精神。除非美国强硬扶持台湾另立国号（这又是美国与中国建交时不搞两个中国的承诺，因此当不会明目张胆为台独摇旗吶喊），不然民进党还得面对现实，与中共缔结一个“台峡和平”的协议，为台湾人民谋求更大发展空间，因为“台独”并不可能是会生金蛋的母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