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冠英与郭金福 （敲山震虎）

民主行动党前秘书长郭金福（1956-2017）的逝世令人想起行动党在那个年代的政治动荡和变化。

当郭金福与林冠英从澳洲的莫纳斯大学毕业回马后，根据刘镇东说，林冠英介绍郭参加行动党。于是他们便在1986年参加大选，林冠英取代他父亲林吉祥的空缺，角逐马六甲市区国席，一鹄中的，时年26岁。而郭金福也在同一年提名竞选马六甲榴莲老温（现已易名为哥打士拉马拉）州议席胜出，时年30岁。这两位年轻人开展了他们的政治旅程。

林吉祥身为党的秘书长也在这一年移师槟城，展开他的“丹绒一役”，他要像在马六甲一样，在槟城插上第一个地标。结果他如愿以偿，在1986年大选中击败许子根而想成为“第二个林苍祐”（林苍祐是在1964年的大选在丹绒国席插旗成功，终于在1969年的大选率民政党夺得槟州的执政权）连带10名州议员。

1990年的大选，雄心勃勃的林吉祥决心要夺取槟州政权，抬出“丹绒二役”希望能取得突破。当成绩揭晓后，46精神党只在国会拥有8席；在吉兰丹协助伊党夺回州政权；在槟城也几乎协助行动拿下槟州。可惜46精神党不济事，在槟州连1席（国和州）也没有。行动党拥有14席，国阵则拥有19席，政权仍归国阵拥有，启开了许子根时代（1990-2008）。这一年（1990年）郭金福也中选兵如港议员（怡保东区）。

林吉祥在无可奈何下，已不能寄望46党会有所作为，因此决心在1995年的大选用“丹绒三役”来冲倒国阵州政府。讵料人算不如天算，行动党在槟州全面崩溃，只剩下1名州议员。虽然林吉祥和卡巴星保住国席，但已没有“丹绒四役”了。此时党内因“丹绒三役”的失败而把矛头对准林吉祥。这一年郭金福也在怡保守土失败。

同样不幸的是，在1998年，林冠应因为一名马来少女仗义而触犯了煽动和印刷出版法令，被联邦法院判坐牢18个月，顿时失掉国会议员资格。

在打击连连下，面对1999年的大选政局又是大转变。这回是被革职的安华领导成立“国民公正党”，成功地与行动党和伊斯兰党直接合作。这种不避嫌的“突破”也是一个新尝试，虽然没有喊出“丹绒四役”，但林吉祥依然希望在槟州翻身。讵料选民并不“谅解”行动党与公正党及伊斯兰党合作的用意和苦心；更在市面上传出若投给行动党，华人将来没有猪肉吃。这使到林吉祥处于“百口莫辩”的尴尬局面。

也因为反风只在马来社会吹起，华人社会似乎“无动于衷”，使到行动党在这一年的大选只剩下10名国会议员，连林吉祥和卡巴星也第一次双双落马。

为对失败负起责任，林吉祥卸下了他担任30年的秘书长职，在2001年党代表大会上推荐郭金福接班（郭在1999年又当选回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林吉祥转任党主席。

郭金福出任秘书长期间（2003年），有在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秘书长”任期不能超过三届（9年），被认为向民主迈进。同一年，黄家定在马华也搞起9年制任期。意想不到的是，郭金福在2002年被检查患有直肠癌，也就开始有了退意，但还是领导党参加2004年的大选。在守土（马六甲国席）失败后郭金福痛下决心，坚持不再任秘书长。虽然他获得党内高层的挽留；尤其是卡巴星力劝郭金福留任，但郭没接受。

此时出狱一段长时间的林冠英的五年限制参政期也已届满，于是被党选为秘书长，又开启了一个与林吉祥同在的时代。

在当时有市面传言说，郭金福以少数票输掉甲市国席是党内有人抽后脚。

来到2005年，已经是党秘书长的林冠英和其夫人提名参加马六甲联委会的州选，以期在马六甲重新开启他的第二次政治旅程，却意外地被排在门外。这件事也被认为与马六甲行动党后来发生的政治地震有关。

虽然林冠英政路坎坷不平，历尽沧桑，但却在2008年的大选时来运转，他父亲没有圆的梦倒让他完成了，出任槟州首席部长。

当2008年后，是行动党意气风发的年代，而斯人独憔悴的郭金福在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中与病痛为伍，直到2016年的60岁生日，人们又从媒体中看到短暂的秘书长也正如他的生命一样，昏暗的烛光快发不出亮了。

从郭金福的身上，人们也会不期然地悟出政治大道理，人除了人气和才气外，也要靠运气的。郭金福就是缺少运气这码事。

刊登于2017年8月14日《南洋商报》

政治案变成司法案 —八十年代司法危机的前因后果（中）

1987年4月24日的巫统党选是创党以来最激烈和最关键性的党选，马哈迪阵营与东姑拉沙里阵营旗鼓相当，势均力敌，很难预测谁将胜出。结果是马哈迪得票781张，东姑拉沙里得票718张，马哈迪当选党主席，两者相差43票。至于署理主席是嘉化峇峇739票，慕沙希淡699票，多数票40张，前者胜出。

在3名副主席中，马哈迪的A队有两人胜出；而东姑拉沙里的B队有一人胜出。此外在25名最高理事当中，A队占16人，B队占9人。

这就是说，马哈迪阵营取得胜利。因此第一个步骤是马哈迪促请B队的人马辞卸部长职，共有三人呈辞，他们是贸工部长东姑拉沙里、国防部长阿都拉及外交部长莱士耶丁等人。马哈迪也就顺势组成“清一色”亲自己的内阁。

正由于B队人马有所不满，也就指控这次党选有问题，内中有非法支部代表参加投票。于是有12名B队的人联函要求巫统最高理事会正视此事。

马哈迪反指责这“12人帮”（后1人退出，剩下11人帮）意图挑事，因此不予理会。这11人也就在1987年6月25日入禀法院，要求宣布巫统党选无效。他们共代表7个区会的巫统指控在党选中有53个未注册的支会代表进场投票。另外他们也指责尚有78名代表是无权投票（当日共有1479人投票）。

这11人也要求维持在党选前的阵容，直到新的党选。本来东姑拉沙里未有出面参与此案，但后来形势的发展变成巫统两派的党争从党选移向法庭。

1987年9月杪，法庭在聆取双方的争辩后，希望两派“庭外和解”，但有效期定在10月14日之前必须有答案。可惜双方无从折衷，也影响巫统正常操作（因党选的理事不能运作）。

在无从和解下，高等法院于1988年2月4日宣布巫统为非法组织，震惊全马。马哈迪顺势另行注册新巫统（UMNO Baru）以取代原巫统（放弃上诉）。这样一来，在“新巫统”旗帜下，马哈迪仍然大权在握（1988年2月13日获得批准）。

不甘示弱的东姑拉沙里展开两面开弓策略。一方面联合东姑首相和胡先翁首相（均退休）正式向社会注册官申请注册“马来西亚巫统”（UMNO Malaysia）（1988年2月8日提出申请）。正如所预料，注册官在2月13日拒绝东姑的申请（这一天也是马哈迪申请“新巫统”获准的日期。

为此，东股提出上诉，以制止新巫统执行任务和活动。但东姑的上诉在4月12日被驳回。

为阻止马哈迪掌控巫统和排斥B队的人马，东姑拉沙里使出最后的绝招，那就是针对高庭宣判巫统为非法组织提出上诉，要求上诉庭推翻高庭的判决。

这一回合的斗争非比寻常，马哈迪自然不同意巫统的命运由法庭来决定；东姑拉沙里则认为发挥司法独立精神是寻求正义的途径之一。

也因为事关重大，最高法院院长沙礼赛阿峇订在1988年6月13日由全体9名法官联审东姑拉沙里的上诉案。

根据事后赛阿峇的说法，他史无前例推出9名法官审上诉案是希望能较为公平判案。

在这个过程中，B队的两名大壮慕沙希淡及阿都拉似乎偏向马哈迪，不再跟随东姑拉沙里起舞。

虽然受此意外打击，东姑拉沙里继续与马哈迪进行斗争。

就在上诉庭开庭之前的1988年5月27日，马哈迪以首相的身份在首相署召见最高法院院长沙礼赛阿峇，在场者尚有副首相嘉化峇峇及政府首席秘书。在会谈中，马哈迪开门见山地说最高元首要赛阿峇辞职，理由是赛阿峇有一封致给最高元首的密函是不正当的。

究竟赛阿峇院长致给最高元首的密函是什么？而他为什么这么做？

先说其远因，在1986年11月24日《时代周刊》刊登马哈迪的访谈中，有对司法诠释法律与政府的原意不同有所不满。及后也有数宗案件判政府败诉，也涉及马哈迪在国会提出修宪以削减司法的权力。

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法官不满首相对司法的批评。为此院长赛阿峇召集了20名法官举行联席会议，会上决定不公开回应首相的批评，但同意致函最高元首及各州马来统治者。

有关密函由院长起草而获得法官们的同意。其主要内容这样说：“我们对于尊敬的首相不但在国会内，也在国会外对司法做出各种批评和指责表示失望。

除此之外，有关指责与批评已使我们蒙羞，并在精神上带来困扰，以致不能有秩序和适当地执行任务。”

最高元首在接获函件后，对院长的密函有所不满，乃在5月1日（1988年）首相觐见元首时，后者促请马哈迪采取适当的行动。

在同年5月5日，马哈迪复函元首说，根据总检察长的忠告，不能对院长采取行动，除非有证据说明任何行为或其他因素证明院长不再适当执行职务。

到了5月25日，首相再致函元首建议院长应被解除职务，同时需要设立调查庭并向元首作出报告。就这样，赛阿峇院长于5月17日告假期满述职后不久，也即是5月26日他被暂时终止职务。

正因为案中有案，从政治案件延伸到司法内斗，使到东姑拉沙里的上诉案被展延开审。就这样，万人关注的争执案变成司法案，这是独立以来的首宗案例，也反映出政治立法与行政权和司法判决权进入了短兵相接的斗争。

刊登于2017年8月14日《光华日报》

中印会否再开战？（直挂云帆）

作为两个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印度，它们之间存在的争执和矛盾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例如 1947年印巴的分裂和各自独立，出现了尼赫鲁领导印度的独立，而伊斯兰联盟的领导者阿里真纳则统治巴基斯坦。在当时巴基斯坦又是分成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但以西巴为政治中枢。

1971年，在印度的支持下，东巴基斯坦人民起义，宣布成立孟加拉共和国。于是巴基斯坦只剩下西巴领土。

当印度于1950年1月26日将国号改成“印度共和国”时，毛泽东已解放中国（1949年10月1日）。初时，通过周恩来的沟通，印度的尼赫鲁总理基本同意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大原则作为建交的基础（1954年）。

及后印度不但参与印尼总统苏卡诺召集的亚洲万隆会议（1955年），而且也在不久后与新兴国家发起组织“不结盟运动”，以标明它不属于任何集团（当时世界分成东西方阵营）。

讵料在1959年3月17日，西藏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偕部分官员从拉萨出逃，进入印度的达兰萨拉。后者在印度政府的协助下，将达兰萨拉当成“藏独”的大本营。

达兰萨拉位于印度北部西马偕尔邦的一个城镇。虽然50多年过去了，但中国始终认为印度怂恿达赖搞“藏独”，更让后者到世界各国拜会领导人，俨然是另一个“独立体”，自然对印度的支持分裂运动感到失望与不满。

另一方面，中印两国的边界全长2000多公里，分为东、中、西三段，但从未界定界线，主要的争议点在东段（从中国、缅甸、印度三国交界处起向西到中国、不丹及印度三国交界处）。

中国认为，战后因忙于与国民党进行解放战争，无暇顾及中印边界问题，被英国的外交官麦克马洪陆军上校（Henry McMabon）在1913年在中印东段边界单方面将属于西藏的9万平公里的领土划入英属印度的版图中，这样“麦克马洪线” 成为所谓的中印边界线（印度认定有权继承原来大英帝国所占有的领土）。这片土地相等于两个半台湾的面积，中国在解放后宣称不能接单方面的划分界线。

由于当年印度跳过麦马洪线，不断加大印度的领土，终于刺激中国军队展开反击，史称1962年的中印战争。

这里姑且引述英国名记者内维尔·马克斯维尔（Neville Maxwell）（澳洲人）的谈话来了解真相。他说当年印军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不断实行“前进政策”，向前推进并建立军事据点，甚至越过麦克马洪线前进到藏南其它地区。

这是印度领导人对形势的误判，事实上，从1962年10月20日开始，中国在一系列外交警告和交涉无效后，开始了中方所称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印度方面称之为“瓦弄（地方之名）之战”）。到了同年11月21日，中国军队已经迅速击溃正面战场上印军所有主力部队。随后中方单方面停火，失败的印军也接受停火。在这一个月的战争中，中方有722人牺牲，1697人受伤，级别最高的是副营级军官。

印方阵亡及失踪人士超过3000人（其中1300人阵亡），被俘3968人，还有1000多人受伤。

此外中国在东段地带自动地将军队撤回“麦克马洪线”（虽然中国不承认）以北，并从这条线再后撤20公里。而在中段和西段中国也同样从实际控制的界线后撤20公里。

中国也希望印度这么做，不然将保留再次进行自卫战的权利。虽然印度在心不甘情不愿下接受停火，但不承认其战略的错误。因而从那时开始，印度将中国视为“假想敌”和“天敌”。

正因为印度觉得此役是“奇耻大辱”，对尼赫鲁总理打击甚大。“他所耗尽精力建立起来的一切（荣耀）已变质了。他背驼了，路也走不稳了。他怨恨中国人伤害了他，认为他们辜负了他和他所努力追求的一切”（当年的国防部长克里希南·梅农之言论）（尼赫鲁也因郁郁不乐，在1964年逝世）。

与此同时，在后来印度的继任者都不忘这次不体面的战争，因而在这半个世纪以来不断扩军，也购买现代化武器，更将1/3军力部署在北方。换句话说，印军的布阵人数是中国的4倍。

事实上，这位名记者也是“印度对华战争”一书的作者，他详细地记录了双方冲突的前因后果。

在2016年时，有两件事是导致今天的“剑拔弓张”的。其一是印度指控中国偏袒巴基斯坦（指责巴国释放涉及孟买恐袭案的恐怖分子拉赫维），也要求联合国制裁巴国，但中国被指多次以技术性手段搁置了印度的申请。其二是印度在2016年递交了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的申请，也开展一系列游说以寻求支持，但未能批准，印度因而不断暗示是中国的阻挠（而事实上，挪威、荷兰、纽西兰、爱尔兰、土耳其、南非和奥地利等国皆反对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

这样一来，中印关系又慢慢紧张起来，后者除了约见达赖喇嘛外，也对中国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论坛”（2017年5月）给予杯葛。

到了今年6月，洞朗地区（中国坚持洞朗是属于中国的）被印度所控制，借口说是替不丹出头，阻止中国在那里建设公路（不丹是至今为止，未与中国建交的毗邻国家，它的国防、外交全由印度操纵）。

此外，印方还声称中印两国就“中印边界锡金段”尚未最终划定达成一致（锡金在1975年通过“全民投票”同意并入印度成为一个省）。因为印度拿不丹、锡金、藏独等事件来加强军力，也就变成中印对峙。虽然双方都不希望开战，但中国认为如果印度不从洞朗撤兵，谈判已没有意义。

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印会否再次开战？没有人会给答案。

刊登于2017年8月10日《东方日报》

沙地的开明令人激赏 （天下纵横）

今年7月17日,沙地阿拉伯传出一桢女人穿着露脐上衣和超短裙的照片,很快的有关视频被疯传,也惊动了文化部、新闻部及警察。于是在18日晚上，这位女子被警方逮捕，有不少人为这位少女捏把冷汗，因为在保守的沙地阿拉伯是绝不允许妇女抛头露面，更不允许有较大胆的暴露。

吊诡的是，在问完话后，沙地警方释放了这名女子，但没有公布她的身份。

为什么沙地会网开一面呢？不再死守着教条？这应该是与这个国家的政策逐渐转变有一定的关系。任谁都知道，在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沙地阿拉伯是最保守的国家之一。在3千万人口中，所有的阿拉伯裔的国民概为回教徒，而且超过85%的穆斯林，是属于逊尼派，什叶派占不到15%。

除了属于逊尼派外，沙地阿拉伯也奉行瓦哈比教派（由罕百里派演化而成），这个教派的创始人阿卜杜勒瓦哈布（Mohd Abd Al-Wahhab）于1740年开始与沙地家族达成“政教合一”的方案，共同统治，但后来变成国王沙特穆罕默德·本·沙特家族拥有最大的权力。由于这样，直到今天，沙地阿拉伯还是掌握在沙特家族手里。

这个国家其实也是回教的发源地。在公元610年，先知穆罕默德创造了回教，麦加成为回教的圣地。及后麦地那也被列入回教的发祥地。

正因为回教是在沙地阿拉伯延伸出来，也使到沙地阿拉伯在继后的长时间内成为世界的回教中心，而另一派什叶派不承认沙地的领导地位，也就往伊朗建立起一个以什叶派为主导的政教合一的国家。这是为什么沙地与伊朗直到今天还是死对头。

1932年沙地阿拉伯成了统一的国家而摆脱英国的控制。

1938年，沙地阿拉伯地底下被发现拥有无限量的石油（世界第一）也大大地改变了回教国家的命运。

为了巩固政权，这个国家在1992年实行《治国基本法》，并把古兰经当成国家宪法。因为这样，沙地有许多的限制是针对女性的（也就是歧视女性的措施）。例如禁止女性驾车出门、女性出外必须穿黑袍裹住全身，只露出两只眼睛（因为女性无法展示其美，也就通过脚趾来展现女人的媚丽，或系上脚链，穿上闪闪发亮的鞋子，争妍斗艳，也让人在脚下看到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除了男女授受不亲外，沙地的女子也不允许单独一个人出门，必须要有男人陪伴，女人也不出外工作等等。

但这样的窒息生活对女性是太不公平了，于是沙地政府近些年来也作出改善，允许女性参加运动会（本来女人是不被参加体育竞赛的），

换句话说，沙地政府已改变了态度，把有限的自由还给女性，这都是值得激赏的。也因为这样，穿短裙的女子没事了。

在这方面，我觉得引用马来西亚上诉庭法官阿都拉曼在一宗判案中的话是值得深省的。他说：“伊斯兰教规并不是法律，也没有法律的约束，除非有关教规是在国会通过而成为法律，否则不能算是法律。”

因此国民登记局总监认为孩子非父所亲生，不能冠上父名，因为这是伊斯兰教的规定。但这已背离宪法，法官也为此批评总监只能以国民登记法处理，不能自我阐述不是法律的条规。

其实世界是要进步和开明的，女性也有其特长和价值。若是用宗教条文阻三阻四，则这个世界是静止和没有动力的。

刊登于2017年8月7日《号外周报》第849期

习近平走向毛泽东 （敲山震虎）

从习近平于2012年11月当选中共总书记以来，我们看到他的几个大动作是十分不寻常的，而且有迹象显示他正在“告别”江泽民与胡锦涛（1989-2012）的时代，但保留了对邓小平第三度复出后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开放”政策。

此外最明显的是，习近平比薄熙来更精于表达红色政权的重要性和不可动摇性，否则红色江山就会变色。

为什么习近平走的道路与前任者有所不同？为什么他又回到竖立毛泽东的形象和旗帜？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中共的演变及发展史在某个特定时期会出问题，例如与国民党的合作（1923-1927），终于让中共付出惨痛的代价（中共于1921年在上海秘密成立，它受到苏联革命成功（1917年）的鼓舞，也将马克思主义搬进了中国）。

1927年4月接孙中山（1925年病逝）位的蒋介石，连同汪精卫将枪口对准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员（异议者）及各界工学运负责人等，致30余万人被杀害，单单中共党员就占3万人左右，两党关系破裂。

1927年8月1日，中共在周恩来、叶挺、贺龙及朱德率领的部队在南昌起义（这个日子也就成为今日中共的建军节，因这是中共打响武装斗争的第一声），及后又辗转到福建立足。

在危急时刻，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除了对陈独秀的错误路线作出批判外，也接纳毛泽东提出的“枪杠子里出政权”的战略。这种在每个军组织上置放党代表的政委在后来形成一种传统和制度。凭着这一方向，中共各地也纷纷武装起来。到今天称为“党指挥枪”。这项铁的道理确保了中共不会面对军事反叛；军队必须服从于“党的指挥”。从毛泽东到习近平莫不以此牢控政权。

同年9月，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武装部队以长沙为基地，向湖南省及江西省发动“秋收起义”。在拿不下长沙后，毛泽东于9月15日率领千余名武装人员进入江西的井冈山。

另一方面，在南昌起义未取得重大进展下，朱德也率领部队迁移井冈山。1928年4月28日，两军在井冈山的会师为中共保留了革命的火种。紧接着毛泽东将两支军队合并成“中共工农红军”（1928年5月）。在组织不断扩大下，中共将主力放在江西的瑞金，并在那儿建立起第一个“中华苏维埃政府”（毛泽东是首位政府主席）。从1930年到1934年间，总共发生国民党军人五次围剿中共根据地，最后的第五次红军被国民军重重包围，只得寻找突破口。在1934年被迫展开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当红军队伍于1935年1月来到遵义后，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扩大会议，选出毛泽东、周恩来及王稼祥成为最高军事领导团。就这样毛泽东又成为中共的实际掌权者。

当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国共试图合作，但“双十协定”成为废纸，国共再起内战。经过四年的交锋，中共取得最后的胜利。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毛泽东统领党军政。蒋介石的国民军则拆往台湾，又形成两个对峙。

尽管战后美国采取封锁政策，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依然自力更生，只是不断的运动也带来负面影响。最重大的运动莫过于“文化大革命”（1966-1976）。这10年的浩劫也给共和国的人民带来许多人心被扭曲或丧失尊严的悲剧，更一度使到人民对社会主义有所不解和迷惑。

无可否认的，在毛泽东逝世后不久，“四人帮”被粉碎（1976年10月），也为新中国带来生机，包括邓小平的复出（1978年）后对文革的全盘否定。但改革开放的政策也产生正负的冲击。在经济上是国家与人民的生活改善了；在政治上是对共产主义的热衷降低。

也因为缺乏“信仰”和“意识形态”的指导，中国人民在一片下海经商声中，出现了许多问题，邓小平的政策（理论）也成了以权谋私者的借口。虽然邓对毛泽东的功过“三七对开”，但他没能让人民对毛泽东的功绩永留心中，而是对毛主政时的一些错误也给予批判。例如新选出的领导层如胡耀邦、赵紫阳、杨尚昆、李先念、叶剑英、李鹏、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及温家宝等人也对毛泽东的思想发扬不足。

习近平上台后对反腐的打击真是让人大开眼界；而他倡议的“一带一路”也让人耳目一新，但他知道这些都不是“挽回”人民的“初心”的有效途径。唯有通过建党日、建军日及国庆日突出毛泽东的形象和思想才能感染新一代人全心全意地维护现有制度重拾信心和信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刊登于2017年8月7日《南洋商报》

马哈迪与姑里的恩怨 —八十年代司法危机的前因后果（上）

最近前首相马哈迪与前总检察长阿布达立针对1988年的司法危机有了一些儿过招。虽无伤大雅，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第一次从当事人的口中得悉当年事件的真相和来龙去脉，至少揭开了少为人知的内情，因为在那个年代，所有的指责都指向马哈迪。今天又是另一个故事。

有关这宗扑朔迷离和错综复杂的事件起于80年代的巫统党争。因为身兼巫统财政的东姑拉沙里不满马哈迪在1981年上位成为首相兼巫统主席后，并没有委任他出任副揆。本来在敦拉萨当政时期（1970-1976）前者已有意提拔东姑拉沙里，可是他同样对已被东姑开除党籍的马哈迪（1969年）情有独钟。因此在1971年热烈迎接马哈迪重投巫统，后者则在1972年角逐党副主席结果败下阵来。

1973年因为党署理主席伊斯迈副首相逝世，敦拉萨选了胡先翁替补其空缺成为副揆兼任署理主席，而留下副主席的空缺让东姑拉沙里补上了。他也在1974年大选后被委为财政部长，而马哈迪则担任教育部长。

时来运转的马哈迪在1975年的党选中脱颖而出，中选党副主席（他是取代退出政坛而出任槟州元首萨顿的空缺），另两位原任者是东姑拉沙里及嘉化峇峇。

在这一年，哈仑也角逐党副主席，但不幸被马哈迪击败。这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成绩也造就了一代政治红人的上位。

事缘1976年敦拉萨逝世，胡先翁旋即上位出任首相。此时他必须从巫统党中选出一位副手（副首相）。原本他是嘱意提拔内政部长加沙里沙菲依，但因只是党内中委，不具资格出任副首相。于是党副主席嘉化峇峇、东姑拉沙里及马哈迪3人齐齐拜会胡先翁，坚持首相只能从他们3人中选出1人出任副首相。这个传统是不能被改变的，不然他们将集体辞职。

在这样的压力下，胡先翁别无选择，只能从3人中挑1人作为第二号人物。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他竟挑选得票最低的马哈迪担任副首相，这是马哈迪始料未及的。同样的事后胡先翁也说他是在冥想中心血来潮选中马哈迪。

最失落的当然是东姑拉沙里，因为他等待这个位子已经好些年了。不过胡先翁还是保留他的财长职，马哈迪则被分配出任贸工部长兼副首相。嘉化峇峇也一气底下拒绝入阁，选择伺机再动。

本来按照礼仪，马哈迪身为副首相应是名列东姑拉沙里之上，但有些属于财长的权限，比如银行开幕也就由东姑拉沙里主持，马哈迪身兼贸总部长也不能缺席，只是在这种场合看起来是东姑拉沙里“大”过马哈迪或至少是“平起平坐”。此事件也就被马哈迪记在心里，他与东姑拉沙里的关系不能改善也因为彼此心中有一股不服的怨气。

就这样马哈迪与东姑拉沙里的心病也结了5年，直到1981年胡先翁退休把首相位让给马哈迪。

这一年也是巫统改选年，马哈迪巧妙地宣布不委副首相，让党领袖公开角逐署理主席，胜利者出任副首相。

这就使得兴致勃勃地东姑拉沙里非拿下署理不可，不料却遇上慕沙希淡拦路。身为教育部长的慕沙希淡在私底下得到马哈迪的支持，以堵住东姑拉沙里再上一层楼。

结果慕沙希淡胜出，顺理成章被委为副首相兼内政部长。东姑拉沙里保持原职，没升没降，只是在马哈迪的手下当部长，也算是不好受。

1984年的党选，不信邪的东姑拉沙里再度硬碰慕沙希淡又是败下阵来。这个结果之后，慕沙致函马哈迪不能再委东姑拉沙里入内阁，但马哈迪不同意。他将东姑拉沙里调任贸工部长，财长一职交由其亲信达因出任。

就这样，慕沙与马哈迪的关系又起了变化，前者也得不到信任。

由于情势有变，马哈迪身边围绕着达因、山努西（吉大臣）及安华，被慕沙形容为“小内阁”。

在气愤底下，慕沙在1986年辞卸内阁职位，但留任党署理主席。于是马哈迪不得已起用嘉化峇峇为副首相，以阻止东姑拉沙里探出头来。

不过在这一年的大选，马哈迪仍然安排慕沙及东姑拉沙里角逐国席，只是不再重用他们。

讵料慕沙与东姑拉沙里在1987年一笑泯恩仇，双方握手言和，不再是政敌而是同志了。

在他们两人部署下，慕沙决心要气走马哈迪；而东姑拉沙里则认为反击的时机已到来。他要通过这一次党选来结束马哈迪的政治生命。

因此1987年的党选是前所未有的紧张与刺激，也改变了巫统的格局。东姑拉沙里与马哈迪对垒；慕沙与嘉化峇峇争老二。由于双方各有人马，形成A队和B队。

在一片滚滚沙场中，结果是马哈迪的A队胜出，东姑拉沙里的B队失败。

正因为党争的故事没完没了，在后来牵出了一场司法大战。

刊登于2017年8月7日《光华日报》

大马政治的反常乱象

马来西亚的政治变化不但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呈现不可思议的反常乱象。

所有这一切从巫统的分裂开始，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析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的政治为何一直以来都是由巫统主导？为什么其他政党的跌宕起伏都与政局没有太大的关系？这就说明了巫统不但是这个国家的权力掌控者，而且一向以来只有巫统做出改变，国家政局才会改变（“513”事件后，联盟扩大成国阵，增加成员党即为一例）。

因此深入了解巫统的马来政治是打开疑团的唯一途径。例如在1951年，为什么创党人拿督翁要离开巫统，另立马来亚独立党？因为他认为巫统已不能配合他的改革步伐和理想，他要的是一个“开明与开放”的巫统，能招收各民族入党。他的想法很简单，只要巫统代表了各民族的利益，其他政党的存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在那个战后的年代，巫统不是最早出现的马来政党，而是具有左翼形象的“马来国民党”（又称马来民族党（PKMM），成立于1945年10月），领导人是后来著名的马来政治家即党主席布哈鲁丁（Dr. Burhanudin）（他在1955年与布斯达曼成立左翼的人民党，翌年转入伊斯兰党担任主席）。另两位是布斯达曼（Ahmad Boestaman）（他在1955年创立了人民党，也在1957年成为社阵主席）及依萨（Ishak Haji Muhammad）（他在1962年出任左翼劳工党主席）。

当马来国民党在1950年被查封后（被英政府指控受共党渗透），这股背后有印尼苏卡诺总统支持的政治势力也就化整为零，转到其他政党活动继续他们的斗争。

与此同时，尽管有了强大的“马来国民党”（一度声称有逾十万名的党员），但却给倾向右翼的马来分子借反对Malayan Union的宪制而在1946年举行马来人大集会。除了坚决反对Malayan Union外，也一致同意组成“马来亚巫人统一机构”（简称巫统）。大会的发起人和领导人就是时任柔佛州署理州务大臣的拿督翁。

虽然较马来国民党迟成立，但却获得英国的支持而不断地壮大势力，包括英国与巫统达成“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取代Malayan Union），并在1948年2月1日生效。4个月后，也就是1948年6月23日，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拿督翁继后被英国委为“内政部长”，也希望他领导国家走向独立。在当时，除了拿督翁之外，在影响力方面无人能出其右。可惜他在时机不对下，坚持巫统开放门户而没有获得党员热烈的祝福（他其实不是放弃马来人的主导地位，而是希望巫统在易名下能成为多元化政党的主导者，以便马来人的地位能被巩固下来。他甚至也想好了把“马来亚巫人统一机构”易名为“马来亚国民统一机构”）。在不获拥护下，拿督翁愤而在1951年另立“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用国家党取代）。

讵料马来社会并不跟着拿督翁起舞，他在普选中（1955年）全军覆没。自此之后，拿督翁不再坚持多元梦想，反而在1959年的大选走回马来社会，在登嘉楼取得生存的机会（中选国会议员）。1962年拿督翁病逝，结束了他的政治旅程。

无可否认的在拿督翁的年代马来社会仍然保守，而且也以种族政治作为导向，自然无法接受拿督翁的“门户开放”（当年拿督翁的党有橡胶大王连裕祥出任副主席）。就这样，继巫统之后成立的“伊斯兰党”（1951年）、“国民议会党”（1963年）、“46精神党”（1989年成立，1995年易名为46马来人党）、“国家诚信党”（2015年）及“土著团结党”（2016年）都是以招收马来人和穆斯林为党员，不再一味强调多元政党为党员。这是从拿督翁身上吸取的教训。

唯一有个例外的是安华在1999年组成的“国民公正党”则标榜多元种族。但事实是1999年的大选，马来选民集中把票投给伊斯兰党，不但是向马哈迪展示颜色，而且也表达马来社会的团结性（伊党执政丹登两州，有27名国会议员），反而公正党只赢得6个国席。在2004年的大选，更因反对党的一盘散沙，以致公正党只硕果仅存地保住1个国席（峇东埔）。

正当选民不看好2008年的大选时，竟然让所有的人跌破眼镜，反对党首次取得辉煌的成绩，意外地执政5个州（吉打、吉兰丹、槟城、吡叻和雪兰莪，但吡州在一年后被国阵拿回），也有82名国会议员。

从某种意义来说，公正党的表现最能反映出其多元色彩，中选的国州议员各种族都有，有人因而预测一个多元政党将会取代种族政党；更有人积极推动在大马形成“两线制”。

于是在2013年时，反对党有意进一步打造一个多元融合的政治社会，也鼓励民联的三党打出多元牌。一时之间，公正党推出较多的非马来人候选人；行动党也尽量制造非华裔议员；甚至连伊斯兰党也推出非马来人/非穆斯林候选人。

然而在2013年的大选成绩无法改朝换代后，民联党内已酝酿矛盾和思想上的冲突。换句话说，安华苦心经营的民联（反对党阵线）终于无法逃过分崩离析的命运，伊斯兰党在不认为政局有突破下决心走回旧路，突出其宗教路线。在2015年的伊党大会上通过与行动党断交，坚持要落实“回教刑法”后，已意味着政治不可能撇开种族和宗教了（安华一向以来坚持伊斯兰党务必留在民联，才能取得马来社会的广泛支持。从1999年、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成绩来看，公正党和伊党联手才能取得30%的马来票，巫统依然屹立不倒，这也是为什么安华力促伊党继续合作，惟有两党的合作才能震撼巫统。他预见“民联”瓦解将带来的隐忧）。

不幸的是，伊党不但排斥党内的开明派，而且也与公正党断交，结果导致“开明派”另起炉灶，在2015年成立“国家诚信党”，而且用最快的速度另组“希望联盟”，以取代“人民联盟”。

如果说安华跌马后的每一个反击都是马哈迪逼出来的，那么今天又是同样一个人转化了角色，为什么安华会选择与马哈迪“化敌为友”？因为也只有土团党才能“取代”伊党的地位，同时由马哈迪担任希盟共主是大势所趋。

无论如何，未来的大选将呈现的是种族政治与宗教政治的较量，突显了我们的国家独立60年来仍无法改变人的意识形态中存在着种族与宗教执著。这就是说，“王者之战”已升级到无所不骂，无所不讨伐的地步。这不是新常态，而是反常态。因此在变与不变之间成了两个阵线的“生死战”。

刊登于2017年8月3日《东方日报》

山头可以多•教训要牢记 （天下纵横）

根据《南洋商波》的调查得知，在过去两年来，马来西亚有不下10个乡团（以总会为主要推动者）先后组成了乡会商会、宗亲商会等等。它们所持的理由是中国已经崛起，而且正不遗余力地倡议“一带一路”，希望能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带动周边国家乃至更远的国家通过海运发展基础建设和多边贸易。因此马来西亚不能落人之后，必须迎头赶上。

从整局来看，这是好的现象，至少中国的对外开放和“走出去”的对外投资也给不少国家带来好处。如果马来西亚的社团也能通过“会外会”的组织加入“一带一路”，那就更快在经济上分享利益了。

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中国的侨务单位不会鼓励也不会反对通过组织的方式与华团挂钩。因此我们要问一下，这10间乡团已取得什么成果？说出来让大家分享也是件美事。毕竟这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如何与中国接头？怎样接头？也是一门大学问。

我姑且把我所知道的往事与大家分享也不是件坏事。

记得在80年代，当李三春请陈群川下山（辞卸云顶高职，加入马华搞企业活动）时，有许多华人都抱着观望的态度，想知道陈群川的葫芦里卖什么药？原来陈群川是号召整个华人社会团结起来，动用本身有限的资金参加乡团组成的合作社或控股公司。也惟有了大资金，才能在商场上大展拳脚。

在一方面，陈群川也身体力行表明要买下一间大银行，但后来未能获准，只能买下一间小型银行。这也意味着，华人资金不是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还得通过政府的批准才行。

另一个例子，陈群川也通过合作社在全马各地开设分行，收取存款和提供贷款及投资各领域企业，以为“社员”谋福利。

由于开了头，反应十分热烈，马来西亚的乡团也就不落人后的响应陈群川的号召，相继组成控股公司，收购或组成大企业；又通过合作社在全马各地聘请了许多职员。

可惜好景不长，在陈群川于1986年出事后（刚当选国会议员），控股公司及合作也面对压力。加上那一年国际经济状况不佳，马来西亚也没有例外。并不是集资钱就能扭转华人的命运。

接着下来，合作社被查封，包括乡会组成的合作社也“遭殃”，因为合作社不是银行，没有权利收取存款，也不可能进行借贷，除非拥有金融执照。

就这样，在80年代控股变成痛苦，凡是有参与过的人都知道这段辛酸史。

至于在今时今日，出现许多商会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中国这么大，侨务活动也频繁，自然乐意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海外“华侨”。而马来西亚华人特多，也不容易挤进目前的商会寻求商机，也只好“自立山头”，才有机会以单位的身份受邀访华。这种“自家人好说话”的传统也就通过乡团来发挥了，可是一旦与利益和金钱挂钩时，问题就复杂起来。例如这些乡团的商会怎样集资（还是只是有钱的领导集资即可）？又怎样做生意？是与国企或民营合作，资金多吗？乡会本身有得利吗？

其实，不少有机会或门路的人早已通过自组公司与中国通商和合资，不必假手乡团商会，反过来通过商团组织或乡团商会来促成合作，利益又归谁呢？万一亏钱，又是由谁承担？怎样个公私两分？

这样看来，各大商会也好，乡团的商会也好，组团访问中国增加了解实情，也不是坏事。但不要让人误会控股（痛苦）之风又吹起了。

刊登于2017年7月31日《号外周报》第848期

《人民的名义》又牵出大案 （跃马扬鞭）

中国政坛变化几乎让人始料未及，刚刚在今年3月播放的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被中国民众叫好外，也引起外国人对中国政治的关注；更触动海外华人怵目惊心，大家都希望不要再牵出类似的大案，让中国的贪官看完电视剧后收手。讵料事与愿违。

这是因为在1980年中国全面推行改革开放后就出现有机可乘的隙缝；尤其是一个时期政商不分而政商合一的现象至为普遍，一些官方单位既肩负国家政策的制定操作，也被允许通商，自然花样百出。在国营企业的名堂下，许多见不得光的贪赃枉法的事就出现了。什么“摸着石头过河”、“不管姓社或姓资，只要把经济搞上就对的”（这句话也因邓小平说过“不管黑猫还是白猫，只要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成为名言。还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达致小康社会等等，成为失败和亏本的借口，实则是饱中私囊。

当邓小平复出后的否定“文革”及拨乱反正，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接受营运策略的改变，即便引进资本主义的管理制度，也不被认为是坏事。

在思想观念改变下，人们就会认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可以赚钱和发财。于是就会想尽方法以权谋私，将国企变成私企，把国有资产往外移，甚至也在生活上堕落而糜烂，色情行业无所不在，到头来竟发展到凡贪官必贪色；凡贪色必贪财，如此因因相陈，在表面上看中国的社会是因为“开放”（向资本主义看齐）而繁荣进步起来，但实际上是通过与国际接轨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用意至善。可惜官场的官官相护及官商相护变成了贪污成风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过程（有人不是提出在发展的过程难免出现贪污案件）。

例如在《人民的名义》这套电视片就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官商场上的乌烟瘴气，而且贪腐的数额惊人；更公然有私人俱乐部，不少白天当官道貌岸然，到了晚上就“淫乱一团”。

虽然这部影片不是全面深刻地揭开其中的黑幕，也还有不少令人瞠目结舌的案件未在银幕中显现，如家中埋了许多黄金、在海外有园庄房产，手上有大把大把的钞票，挥霍的程度前所未有；更有的养了许多情妇，也有不少私生子。

如果在资本主义的国家，寻欢作乐是平常事，但也同样不允许贪污行为；而在中国两样都不被允许。换句话说，“钱权及色”都是官场的禁忌，也是最常被滥用的“三种工具”。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胡锦涛书记在卸任前语重心长地提醒“贪污腐败”不除将有一天“亡党亡国”。

到了习近平于2012年11月接班后，他同样重复“亡党亡国”论，因为他看到一股歪风在政坛刮起。薄熙来就先被拿来祭旗了。

薄熙来与习近平一样都是红二代，前者的父亲薄一波是中共元老；后者的父亲习仲勋也是中共元老。因为有周永康（中共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在背后支持薄熙来，有意组成集团向习近平挑战，结果薄在胡锦涛时代已先落马（2012年3月）。他是在2007年被委为重庆党委书记。

薄熙来的案件又拉出其妻子谷开来涉及英国商人海伍德命案，接着其“心腹”王立军的“叛变”而坏了薄的整盘棋。继后周永康、徐才厚（2015年病逝）、郭伯雄（两人均为军委副主席）也落网了，还有“大内总管”令计划也进了秦城监狱。

本以为“大老虎”被囚禁后，贪腐权色交易事件也会消沉下来，没想到在今年7月又发生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落马的轰动大事。因为他是被习近平圈定的接班人之一，现在又抖出他贪腐和养情妇，也就意味着他的政途已完蛋了。

今年才54岁的孙政才是在2012年接替薄熙来成为重庆市委书记，与重庆公安局长何挺是“难兄难弟”，但今年6月何挺被拿下，他就像王立军那样把薄熙来给卖了（重庆因而被视为政变基地）。

在孙政才之后，习近平用最快的速度将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57岁）调任重庆市委书记。而习近平本人今年也转任贵州人大代表，显见贵州已成为“政治新福地”，不再让重庆“先拔头筹”，进而使重庆的重要地位下降。

由于孙的失势，另一位极可能成为明日之星的是广州省委书记胡春华（54岁）。

现在又出现郭文贵搞局，会否影响习近平十九大的人事部署？还有待考察，但看来习近平与王岐山组成的“二人转”是不可能被折散，毕竟从《人民的名义》到孙政才等大案的发生，只能说明这套电视剧尚未引起全面警惕，不能说反腐不力。就不知道习近平在反腐下能否也铲腐，还中国一片蓝天？

刊登于2017年7月31日《南洋商报》

“中国威胁论”阴魂不散 （现代春秋）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自今年正月上台以来，首次接受媒体的访问（访问者是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报》（Washington Free Beacon）的高级编辑比尔·格茨（Bill Gertz））。蓬佩奥说，长期来看对美国最大的安全挑战是来自中国而非俄罗斯。

有关的访谈在7月26日由BBC英伦网转播。但中国尚未针对此论作出回应。

蓬佩奥说，中国、俄罗斯及伊朗在将来对美国造成重大问题，但中国是更大的威胁，因为后者拥有良好的经济实力和不断强化的军事力量。

为此，蓬佩奥说，他正在为总统特朗普准备不同的情报选项，包括用来对付朝鲜的秘密行动。同时CIA也会加强其反间谍的活动。

《纽约时报》在今年5月报导说，中国政府在2010-2012年间消灭或收押将近20名CIA的线人，破坏美国在中国多年来的情报搜集网络。

另一方面，美国也对郭文贵的爆料有所兴趣，但对郭文贵声称中国目前有25000名间谍在美国不作回应，也不确认有这么一回事。

与此同时，蓬佩奥也指责中国通过网络窃取美国的商业和军事机密和技术，其中一个主要的操纵机构是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二局三处（3PLA）。

为了配合美国舆论的“中国威胁论”得以被世界广泛接受，《每日电讯报》在7月26日刊出一则评论文章，题目是“如果西方一个不留神，北京将在海上称霸”。

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国也只有两艘航空母舰（第一艘向乌克兰购买而进行改造；第二艘是“国产母舰”，已经下水操作，而且与俄罗斯举行海上联合演习，是为了给英国、北约及盟友敲响警钟。

文章又说，到了2020年中国海军将成为世界第二大海上力量。到了2030年，中国期望与美国齐驱并驾。

整体而言，美国所担心的是当1990年苏联变天，东欧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才27年，如今又崛起一个海上强国，势对美国的霸权地位造成威胁。如果再过10年，中国的军事力量已是今非昔比，不再是177年前颟顸无能的清廷政府，更不再是西方列强鱼肉的领土。

说起来也许令人啼笑皆非，中国是个具有5000年文明古国的大国，它的帝皇制度维持了超过两千年，再推更远那就是公元前3000年的历史作为开端（才有了5千年的文明史）。

反之美国是在1776年7月4日摆脱英国的统治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它的崛起是惊人的。当英国在1840年通过“鸦片战争”打败清廷占有香港之后的第4年（1844年），美国强逼清廷签订《望厦条约》（此条约允准美国人在5个指定港口购置土地，也在港口拥有治外法权）。从此美国在中国占有一席地位（距离美国独立只有68年）。

在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后，美国更成为外来的殖民地国家坐地分赃，瓜分了中国的土地，设立了领事馆。

在1914-1918年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跃居成为其中一个强国，但令它意想不到的是在1917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在列宁领导下，他把俄罗斯扩大成苏联，也迅速地自我发展，成为与美国对峙的新强国。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时（1939-1945），基本上美国和苏联已各是东西方集团的老大，冷战也因战后美苏的瓜分欧洲领土而尖锐地对立。

另一方面，讵料美国一手和一心扶持的国民党政权，在蒋介石领导下，不接受组联合政府，也就爆发了国共内战。经过4年的较量，毛泽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而美国驻华最后一任大使司徒雷登也返回美国了。

自此之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更是恶劣，美国全面封锁中国，双方不相往来达23年之久，才在1972年又重新建塔桥梁。美国总统尼克逊在那一年对中国的破冰之旅也扭转和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在美国暗中“指点”下，成功地使到中苏在60年代撕破脸皮，从而达到美国借中国之力牵制苏联的扩张意图。

未想到美中关系竟能在尼克逊访华后极快地改善。例如中国重返联合国（1971年）；西方国家及亚洲国家开始与中国建交。美国在1979年正式与中国互派大使后，也确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此后中国则才进入改革开放。在初10周年，一切远不如美国。直到千禧年后，胡锦涛在2003年才宣布中国将和平崛起，美国终于醒悟一头沉睡的狮子醒了，双方的交往也比任何时候频繁，但友好的背后是针锋相对的较量；尤其是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新战略后，更使到美国张大眼睛。

因为习近平的战略是要实现两个梦，第一个梦落在2021年，即中共建党100周年，要落实中国已走上“小康社会”；而第二个梦是在2049年，中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年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年。

当这两个宏愿成为中国进步的动力后，美国又开始担心中国会超越美国，至少不再与美国的军力相差太悬殊。于是我们又看到印度、日本、新加坡、越南也加入西方阵营，与美国站在一起。

如果再加上台湾的“台独”力量、香港的“港独”力量，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包圆圈，重新再与中国角力。

还有最近中印又因边界起风云，在在说明了美国的特朗普政府不会轻易“放过中国”。因此通过中央情报局局长放话“中国威胁论”正好可以给特朗普的强硬政策创造强有力的舆论与理由，进而打击和挫折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宏图战略。这就是说，只要能阻止中国更强大，美国就会不惜代价压下中国的“强国富民梦”。在这方面，中国所要做的和抗拒的是不能重蹈苏联的错误路线导致失败的下场。

刊登于2017年7月31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