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家祥与韩国瑜

马华公会新任总会长魏家祥在今年12月2日的代表大会上这样说：“台湾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在九合一选举中拿下民进党的堡垒高雄，而当选高雄市长，不但是一个奇迹，也是马华寻求东山再起的取经对象”。

他认为应该学习韩国瑜的两个策略，其一是制造希望，主打经济，喊出了“打造高雄，全台首富”的口号（这种大众化和接地气的语言打动了民心）；其二，包装政绩，即是他在2012年至2017年担任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时创下的业绩。

为此，他得到的结论是：韩国瑜用希望和过往政绩在民怨和选票之间筑起一座桥，把民怨化成人民手中的选票。

正由于韩国瑜卷起了政治旋风，终于让他在半年之内击败民进党，夺下高雄市的执政权；也同时带动其他地方选举成绩转向蓝营。

本来选前是民进党控制13个县市政府，而国民党只有8个，剩下一个台北市归无党派的柯文哲市长；但在今次的选举中，国民党夺得15个县市执政权，而民进党只剩6席，剩下1席仍归无党籍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对民进党来说，这次的失败是大跌眼镜的；尤其是高雄一向以来是民进党铜墙铁壁的城池，20年来国民党都无法动摇，这一次竟被韩国瑜攻下了。

其实韩国瑜也不是三头六臂的人物，他像许多参政者一样，有起有落。今年61岁的他出生在新北市，拥有东吴大学及政治大学的学位（学士和硕士），也在军官学校毕业。后来投身国民党，曾担任台北县议员、第二、三及四届立法委员，落选后在2012年出任运销公司总经理。但在2017年，不甘寂寞的他参加国民党主席的竞选，结果不敌吴敦义。较后他出任高雄市党部主委。在2018年4月，正式宣布将角逐高雄市长，这也引起不少人的惊讶，因为高雄是民进党的地盘；但也有人认为韩国瑜在政坛上沉淀一个时期后，是应该出来改变政治生态。毕竟国民党自从2016年输掉总统选举后，就没有一位令人信服的领袖领导国民党，从朱立伦到洪秀柱再到吴敦义全都被认为是一般人物，没甚突出。

吊诡的是，韩国瑜在今年8月就成为被瞩目的焦点，他不按牌理打牌和不使自己成为深蓝色的代表人，也就被认为是一个可以改变国民党命运和色彩的人。

正因为他在对的时间和怨民求变的时刻介入政坛，也就自然而然引发“韩流”，成为这个时期的政治潮流，最后也变成韩国瑜效应。

韩国瑜的胜利除了因他本身的魅力与冲劲外，也与民进党的逆转有关，蔡英文一方面支持台湾学生发动的太阳花运动（2014年），以逼使台湾取消与中国达成的“服贸协定”，似乎意味着年轻的一代有更强烈的台独心态，也就给民进党一个机会东山再起。

当蔡英文在2016年出任总统后，他就误判台湾新生一代要台独，不要统一，自然不承认两岸之间存在着“九二共识”（1992年台湾与大陆达成的“只有一个中国”的共识，但允许“一中各表”。台湾称一中是中华民国，北京称一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后蔡英文也采取强硬和冷漠态度对待大陆官方，结果导致大陆游客在2016年后锐减，严重地影响台湾的旅游业和观光事业。

与此同时，蔡英文也抓紧时机与特朗普搞好关系，更趁美国在今年中开始向中国发动贸易战时，支持美国组成的反华合唱团。

但民进党的倒行逆施也给中国一个机会进行反击，例如在蔡上台后，台湾已先后失去5国的邦交，只剩下与17个国家有邦交，前景不容乐观。

直到今年11月的九合一选举及民意调查出炉，才让蔡惊觉大势已去；尤其重要的是，台湾体育界人士发起参加奥运改名为“台湾”公投不过关，也印证了台湾的人民可以在现实上不被统一，但台独的立场不能走得太远，否则必会反弹。韩国瑜现象（承认九二共识）证明了这一点。

今天马华的魏家祥说要从韩国瑜身上“偷师”，这对马华有好处。现在我们就来讨论韩国瑜现象适合马华的新战略吗？

其一，韩国瑜对国民党有爱心，但不一头栽进去，没有愚忠。因为他知道国民党在过去犯过许多错误，不仅乏善可陈，而且败象屡屡。因此他要改变国民党的形象，让人耳目一新。

反过来马华公会也算是已经改组，但没有出现一个敢怒敢言的韩国瑜，也未为马华规划一个新方向。到底马华是要与国阵黏在一起，还是退出国阵？没有人读懂马华通过的提案。

退一步来说，如果巫统不理睬马华的提议（解散国阵），马华岂不是自讨没趣？

其二，韩国瑜打经济牌有其优势，因为只要国民党在两年后赢回总统的选举，它就用有权力制订新的经济政策和重新检讨与大陆的关系。

反观马华从一开始就没有政治上的绝对权力，它在中央政府内有时扮演吃力不讨好的角色或当家不当权的角色，也就不可能具有实权制订迎合民意的政策。因此马华与国民党的“权力结构”并不相等，也不能相提并论。

其三，台湾的国民党若在未来由韩国瑜领导，他不会强调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是以实际的行动推行有利双方人民的政策。

至于马华公会一向来就不深入研究和探讨马华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只是随着巫统的步伐起舞。如今出现一个良好机会与巫统切割，马华却迟疑不决。这又怎么显示马华的新生和新希望呢？

因此韩国瑜现象和行为只适合马华引为一个例子来激励干部走入民间，勤力与民接触，效果如何，也有待观察。除此之外，韩国瑜与魏家祥之间的不同点似乎更多，难以拿来比拟，更无法翻版。还是做回魏家祥自己比较恰当，毕竟双方的政情大不相同，无法移花接木和克隆。

刊登于2018年12月10日《光华日报》

马华又是两头不到岸

我们先说联盟的成立。在1952年2月吉隆坡市政局有一场市议会的选举，原本是马华公会自行参选，但当时领导雪州马华的李孝式以暗度陈仓的战略与吉隆坡巫统合作，而经费多由马华支持。李孝式的目的是要挫拿督翁的锐气，因为拿督翁在1951年离开巫统后，另创马来亚独立党，且与马华公会关系良好，也特别邀请陈祯禄总会长为其独立党主持开幕，并有马华要员成为独立党的理事（当年个人是允许参加一个政党以上），偏偏漏请李孝式观礼。这导致李孝式采取报复性行动，在不通知陈祯禄下，自行与巫统合作，与独立党对垒。结果马华胜6席，巫统胜3席，独立党2席及独立人士1席。不过这场局部选举仍然由英殖民政府掌控大权。

就这样马华与拿督翁的关系交恶，更刺激拿督翁在1954年另立国家党（解散独立党）和巫统对抗。因为巫统也于1954年成功地拉拢马华及国大党合组“联盟”。

果然正如所料，联盟在1955年的普选（独立前的选举，只选52席，另46席是英国委任的）中几获全胜，拿下51席，只剩1席归回教党，而国家党全军覆没。于是东姑领导的联盟组成“自治政府”，拿督翁进一步被边缘化。

本来1954年组成的联盟，巫统及马华各派16名代表，而国大党有6名代表。但在理事会内又成立执行理事会，计巫统及马华各6席，国大党则占有3席，一共15人。在1955年普选后，巫统认为其代表性最大，因而修改联盟党章，变成巫统6席，马华5席，国大党照旧3席。不过全体理事会的代表比例没有改变。当马华在1958年改选后派出下列5名代表，他们是林苍祐、朱运兴、李孝式、杨邦孝和黄奕忠。换句话说，1956年后，马华在联盟的地位已告降级，才有后来这么多不公平的事件发生。

正因为这样，当马华的改革派在林苍祐的领导下（1958年当选总会长）于1959年向联盟提出要求分配40个国席给马华时，东故勃然大怒。结果林苍祐派失败，东姑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陈修信派也成功地排挤林苍祐派。

1959年的大选成绩标志着巫统的势力进一步膨胀，胜了52席（国会总数104席，巫统已达半数），马华参选31席，胜了19席及国大党胜了3席。

 以此分析，马华在联盟的地位只有进一步削弱，而没有上升。

下来我们就要谈到国阵的成立。

这个组织是在1969年大选后才露端倪的；尤其是“513”事件后更成为政治的大方向。

因为这一年的选举，联盟在西马只赢得66席，但保住中央执政权。可怜的马华只剩下13个国席，又失掉槟州主导政权的地位。

政局的改变也边缘化马华了。当1974年马中达成建交下，敦拉萨也就宣布他要成立“国民阵线”（国阵），以取代昔日的“联盟”。

针对国阵的成立，林苍祐解说，敦拉萨告诉他这是一个新的组合，不是联盟的改组，也不是联盟的扩大。因此这个新组合民政党也是发起人之一。

当国阵在1974年6月1日正式注册前，李三春代会长（陈修信在4月8日辞职）也勉为其难不得不发表“为了尊严”的文告：

马华在国阵中必须不失去它的身份与立场，成为伸张华人愿望及心声的政党。

虽是表达意见掷地有声，但马华也已知道今后的前景更具挑战与威胁。新的成员党有巫统、国大党、民政党、进步党、回教党、沙巴联盟、砂土著保守党及人联党，连同马华一共9个。而且马华是最后一个签署同意加入国阵的政党。

更令马华气馁的是，它在2008年、2013年及2018年的三届大选中竟然不堪一击，一届不如一届。在很多时候，都怪责巫统的霸权政治拖累马华，却又继续依附在国阵而生存，甚至还通过特大若席位少过上一届就不入阁的政治游戏。结果自讨没趣后又再通过特大否定“不入阁”的议案。

入了阁后，马华又是一连两届栽了筋斗，如今也只剩可怜的1国2州席。

这样的凄境，留在国阵又有什么用？本来党代表大会是决定要不要退出国阵，最后变成授权中委会建议解散国阵，议案的性质也全变了，因为主动权不在马华手里，它提解散国阵是“越俎代庖”，也没有实质意义。

如果马华担心离开国阵后找不到合作对象，这也是多余的想法，若留在国阵马华又能做什么呢？当种族政治不能消除之际，马华立足华人社会又有何错？

刊登于2018年12月10日《南洋商报》

王晓庭的“左翼”战略？

马青新任总团长王晓庭在马青代表大会上（12月1日）发表的演讲让人回味，但也点出了她与过去马青领导有不同的思维，而且在有意或无意中重蹈马华47年前的“激进”路线（当然今年38岁的王晓庭尚没有出世，所以也不可能了解那一段风起云涌的年代）。

王晓庭说：“虽然马华（过去）长期是执政党，属于右派政党，但如今成为在野党后，必须要能与左派及社运人士接触与合作，并在关键时刻共同上街头”。

她也自我批评马华在过去已沦为搞活动的政党，而失去社会运动的组织能力，更不要说论述能力了（昔日马华妇女组主办的丘比特节目，被认为属此范畴）。

因此她提议马青将成立下列4个局：其一是“社会运动局”，与友好的社运分子合作。“我们要相信和这些人的街头智慧及社会智慧”。

其二是成立“大专生事务咨询委员会”，进入校园招募理念接近且可以合作的大学生。其三是成立“媒体创意中心”，以取代马青的宣传局，让马华的宣传手法更接地气。其四是成立“政策与策略委员会”，共同讨论国家课题，并制定解决方案。

虽然本届的代表大会只有28%的代表出席，但王晓庭欣慰不仅没有发生退党潮，反而在野后更多人参与。

针对王晓庭的新理念，我们愿意提及马华的一段历史，让她更能了解她所说的建议也非新鲜事。

首先她的“社会运动局”算是比较有“创意”的，但缺乏根基，因为马华和马青从来就不认同社会主义理念和社会主义政策，因此不曾否定它是右翼政党。

但是在“513”事件过后的第二年，国会重开，也解除紧急状态，因而在1971年掀起了“华人大团结运动”。这一下子刺激了陈修信会长信心大增，也相信能通过华团运动来壮大马华。

可惜华人的大团结运动的领导人，并不全然归顺马华，也就在1971年5月申请注册“马来西亚华人全国团结运动”的社团组织。因未纳入马华旗下，引发陈修信与华团领导人关系交恶，到后来也未能取得注册。

与此同时，也在同一年陈修信开展两个大动作，其一是马华直接吸纳专业人士参与其中；尤其是在吡叻州，有一批华团领导人，如林敬益、梁棋祥、郑受恩及杨寿贤，再加上吉隆坡的李裕隆及陈忠鸿等人。于是改革派在马华崛起，除了在1971年委任林敬益出任马华吡州主席外，也在1972年推荐林敬益出任特别任务部长，掌管新村事务部。

也不知哪来的灵感，林敬益竟然说马华准备以“社会主义”为原则，以推行改革，结果引发马华党内斗争。

林敬益后来也按照“社会主义”方针在吡州开设了“干训班”及“兴汉社”（与王晓庭的“社会运动局”及“政策与策略委员会”有些相似）。

1972年6月，当陈修信访问怡保时，林敬益通过“干训班”及“兴汉社”发动两千余人到机场迎接陈修信，且高举党会长肖像载歌载舞，如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欢迎仪式。结果被认为做过了头，在1972年8月陈修信不得不腰斩林敬益的势力，也宣布不再按月拨款资助“干训班”和“兴汉社”，导致马华在1973年6月将林敬益开除出党，其中一项罪名竟然是“某些前社阵人员和共党份子已渗透马华公会，这些人企图在马华党内夺权，若不成功就毁掉马华”。

其实林敬益绝不是社会主义分子也不会走激进路线，他在被开除后带队加入民政党，就证诸了他一直存有马华的政治色彩，包括在2003年黄家定上位时，竟提出马华民政合并论。换句话说，马华和民政的路线也越来越靠近了。

其二，也是在1971年因为吉隆坡发生大水灾，为账济灾民，有人向陈修信建议邀请香港左翼的银星艺术团前来表演，以鼓起华人的激情。

在当时，陈修信也想到要吸纳左翼分子，包括劳工党干部加入马华，因为在敦拉萨于1970年出任首相后，他就将国家政策从右翼转入“中间偏左”，也就有了1972年马来西亚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建交；更于1974年与中国建交，展示了马来西亚的新外交政策。

为配合敦拉萨思维的转变，陈修信也说服了敦拉萨同意让亲中国的艺术团前来表演。

这个艺术团也真的掀起热潮，更调动了左翼阵团又活跃起来。虽然有一部分左派人士加入执政党，如黄循营加入马华且曾出任副部长；如王天庆加入民政，且曾出任政务次长，但为数不多。

令陈修信始料未及的是，他推荐的银星艺术团来隆表演“文化大革命”的节目后，不但没有帮到马华，反而助长左翼阵团重新整合；尤其是马来亚大学华文学会成为被查封的对象，一些领导人也被捕，政府指他们宣扬共党活动。

在1974年时，敦拉萨有鉴于已成功与中国建交，也就建议组成“国民阵线”（国阵），以取代旧有的“联盟”。当年基本上是9个政党共组国阵，其中除了巫统、马华及国大党外，另加入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还有是砂拉越的“联盟”（改成国阵）及沙巴的“联盟”也改成国阵。

但是最后一个签署加入国阵的竟是马华。因为在李三春看来，马华未受到尊重和咨询，就收编反对党且成立联合政府，以致马华公会的地位一再下沉。这促使马华很不心甘情愿地在最后成为签署者。

也因为这样，在1974年后直到1999年，马华和民政都是面和心不和的，一有机会就会杀对方一个措手不及。马华与民政的斗争直到黄家定上位后才缓和下来。如今彼此都失去政权，再也没有斗争的条件了。

至于马华为何是最后一个参加国阵的政党，却又是最后一个准备埋葬国阵的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刊登于2018年12月6日《东方日报》

中美第二战场：南中国海？

在靠近东南亚国家有两个水道/海域在今天对中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它的经济命脉。其一是南中国海，其二是马六甲海峡。

南中国海约有350万平方公里，内有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大群岛。其中西沙和南沙群岛最为重要，因为根据估算，南海石油蕴藏量约在230亿-300亿吨之间，约占全球储量12%，也占中国石油总资源量的33%。储油区多在南沙和西沙群岛。

同时，单在南沙群岛就有天然气资源20多亿立方尺，是世界四大油田之一。除此之外，中国也有4个理由保护南中国海，一是保护中国的领土和经济地位免受来自海上的攻击（1840年的鸦片战争就是中国军备过于落后而被迫将香港割让给英国；更因而开放五个口岸予西方国家）。

二是确保印度洋方向至中国沿海港口的海上原材料运输管道通畅无阻。

三是确保中国海上出口商品顺利途经南中国海进入南亚、非洲及欧洲。

四是通过对南中国海油气资源的开采，使中国庞大的经济体摆脱对脆弱的霍尔木兹海峡与马六甲海峡通道的高度依赖。

原本美国对于南中国海是没有预设议程的，但自从联合国在八十年代推出《联合国海洋公约》后，美国就对南海内的岛礁拥有权概属中国表示不满。

因此美国对南海的立场就出现了：

（一）各索取国应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解决纷争；

（二）确保南海的自由航行权利及确保自然资源合法开发；

（三）反对涉及的任何一方使用武力威胁的方式宣誓主权；

（四）采取国际法仲裁方式解决争端；

（五）透过多边安排而非双边或单边擅自解决纠纷。

中国显然不会同意美国的立场，因为这等于否定中国对南海的岛礁拥有的主权。

至于马六甲海峡，全长1080公里，每年有10万艘油船和船只经过马六甲海峡，约占世界海上贸易的20%。它的重要性是英国早期通过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开始将鸦片源源不断从印度通过甲海峡运抵中国。在清廷的统治下，中国只有逆来顺受。

不过在中国千禧年（2003年）和平崛起后，整个国际形势也起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对海岸线的防御，更是不容松弛。因此中国除了强化海军装备及增加训练海军人员外，也对南海步步为营，因为中国面对的是来自各方的挑战，有越南在南沙占有29个岛礁，且宣称拥有整个西沙群岛的主权。也有菲律宾占有39个岛礁；也有马来西亚占有10个岛礁。虽然印尼在2015年与中国解决纷争，获得了纳士纳群岛的主权，但印尼也未明显地亲向中国。

引发南中国海卷入一场官司风波是中国在2012年与菲律宾争夺黄岩岛（在中沙群岛）获得胜利，导致菲国向国际海牙仲裁庭提出起诉（2013年），要求法庭判决中国提出的九条断线作为中国拥有岛礁的主权是不合法的。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主席习近平在和平崛起。十年后，于2013年倡议开展全球化的“一带一路”大工程。

虽然在2016年判决菲律宾胜诉，美国也加把劲鼓励菲律宾“乘胜追击”，但新上任的杜卡蒂总统却采取相反的立场，宁可与中国友好协商，也不针对仲裁庭的判决与中国讨价还价。

另一方面，中国面对越南的强硬立场，也就无所让步了。

还有近期东盟国家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也出现僵局，首次未发表首脑宣言。

自从1992年成立以来，这个组织已有21个成员国，但因中美交锋激烈，一方推行“保护主义”和“美国优先”；而另一边，中国则反对单边主义和主张多元开放，导致无法折衷，最后放弃发表宣言。

无论如何，美国仍然坚持东盟国家最终能够签署“南海行为准则”，以取代过时的“南海行为宣言”，它的目的是要克制中国继续强大和对一带一路的工程设下障碍。

在这方面，美国不但得到日本、印度和新加坡的支持，而且也加入了马来西亚的新建议。大马首相马哈迪吁请所有军舰撤出南中国海，也不要设有基地，让它成为自由航行的海域。

中国固然不能赞同这样的简化表述，因为南中国海在历史上是中国的大门口，如果任何军舰或任何船只可以在南中国海耀武扬威，中国的安全岂不是没有保障？

马哈迪的立场既不亲美也不亲中，而是发表他个人的见解和小国的立场。但他也毫不隐藏其对日本的情意结，上台以来，他已先后三次访问日本。

正当美国不断地与中国针锋相对加速贸易战之际，其副总统彭斯又再释放一颗令中国人震惊的“炸弹”，那就是南中国海不属于中国，它是一个国际海洋，任何船只都可以自由往来。

中国反而要求美国提出证据，它何时有阻止美国的船只自由通行？

既然美国巡逻的是军舰，包括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展示威力，也就不得不引起中国的警惕。从这个角度来看，南中国海将是中美贸易战下的第二个战场。所幸最新消息是中美两国有望对贸易战达成和解。若是贸易战无所转机，南中国海及马六甲海峡就会卷入两只大象的对决。此时相关的小国要站哪一边就未能太早下定论。李显龙希望选边站的一天不会到来和发生，至少应推迟发生。因为世界舆论也看出美国不会贸然让经济战不断恶化而伤及美国的经济。和解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刊登于2018年12月3日《光华日报》

土团党向巫统议员招手

虽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巫统领导层逐一的走进土著团结党已是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最新的动向是在11月28日有一名已退出巫统的国会议员诺阿兹米被土团党总裁马哈迪亲自欢迎入党，足见马哈迪越来越重视巫统的议员过档土团党。到目前为止，土团党已有15名国会议员。与此同时，土团党也吸纳4名巫统上议员入党，他们是凯鲁丁、阿南伊笃、阿都拉及依沙阿都哈密。

按照土团党设下的条件，凡要加盟土团党的政治人物必须先退出巫统。例如诺阿兹米是在6月24日退出巫统，已符合土团党的退党期限。同时这些新加盟的人士在一年内不得任党职。

表面上看来，土团党只是增加两名国会议员，不值得大惊小怪，包括其中一人慕斯扎化是巫统元老及历任部长，且也是吉兰丹州的州议员，正好成为希盟在丹州的唯一州议员，但在实际上，土团党的策略是“放长线，钓大鱼”。除了公开点名4名巫统议员不接纳外，其他的议员都没有被禁止加入土团党。

马哈迪这样做也是为土团党着想，因为他认为土团党有资格也有条件成为巫统第三（过去有新旧巫统），不仅可以稳固土团党的政治地位，而且也可在将来成为希盟的最大党。如果土团党不作出努力的话，它可能会被其他成员党；尤其是公正党所消化掉。

正因为这样，在今年11月26日土团党在柔佛也接纳3名前巫统州议员跳槽，他们是拉士曼、罗勒里及阿威雅，以致土团党在柔州的州议席从8席增至11席，比诚信党的9席及公正党的5席为多，位列希盟第二大党；最大的是行动党，拥有14席。以此类推土团党已从中崛起。

可是柔州公正党主席认为希盟已稳控柔佛州政权，土团党多加3个州议席是没有意义的。但对马哈迪来说，土团党必须在他担任首相期间获得发展，不然国家进入安华时代时，土团党的发展就不那么顺畅了。

即便马哈迪年事已高，他个人不在乎党的未来，但他在有生之年必然会实现土团党是巫统的翻版。

其一，他不可能放弃对马来人及土著的保护，因此土著的特别地位将不会有所改变，包括最后马哈迪也不同意签署联合国的反种族歧视的公约（ICERD），以缓和种族情绪。

其二，马哈迪坚持他成立的土团党是种族性政党，与巫统大同小异。这是为方便将来取代巫统而成立。

其三，马哈迪从未反对巫统，只是诅咒纳吉和他所领导的巫统变成贪婪的组织。此刻在巫统大败后，正是是马哈迪下手“瓦解”巫统的好时机。

以目前希盟的势力排阵如下：（一）公正党50个国席；（二）行动党42个国席；（三）土团党13个国席及（四）诚信党11个国席。

如果土团党继续在原地踏步，它肯定无法超越公正党。诚信党对土团党来说，并不是真正的对手。这就是说，土团党要成为老大，就得在马哈迪主政时落实。因此我们相信和推测，在不久后会陆续有反对党议员（主要是巫统议员）相继投向土团党。

理由是土团党才成立两年，人才缺乏，正需要一批精英加入。而当下最重要的是先壮大党的力量，那就需要吸纳多20位巫统议员加盟。如果有超过30位议员投向土团党，它将可能超越公正党，在希盟排第一位成为霸主。

原本在509后来，巫统仍拥有54名国会议员，现在剩下52名，自然成为希盟各成员党争取的对象。可惜到目前为止，诚信党无法吸纳巫统议员，公正党也因其多元性可能不被巫统议员所考虑，剩下的就是土团党。

在这方面，马哈迪也毫无讳言地显露其本色，他的政党必须掌控希盟，而他曾领导巫统22年，没有理由他不接受巫统议员加入阵营。

其实拆开来审视，马哈迪就是巫统的其中一个化身。因此他直截了当地告诉阿末扎希，解散巫统后，才能解决巫统议员的去向。

当然安华也是巫统所熟悉的前领袖，但现在权力不在他手上，也对巫统人靠拢土团党没多大的抗议声。毕竟公正党党选刚过，其中浮现的派系问题需要进一步化解，也就无暇顾及招纳巫统议员的活动。

这意味着马哈迪和安华已开始与时间赛跑，看谁能争取较多的巫统议员。这议员人数将决定哪个政党可以屹立不倒。

刊登于2018年12月3日《南洋商报》

韩国瑜打败蔡英文

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自从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便先后成为国民党的掌控人，直到1949年迁居台湾后，局面仍未改变，但当蒋经国在1988年逝世后，就结束了蒋家王朝，改由本土人李登辉出掌国民党和担任“中华民国”的总统。不过只有到了1996年才开始“民选总统”。这一回同样由李登辉胜出。他的“台独”倾向也显露出来。

到了2000年的总统选举，在李登辉（已卸任）的暗度陈仓下，民进党的陈水扁竟意外地打败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连战。

民进党（民主进步党）是在1986年成立的，一向主张台独。

当陈水扁上位后，他刻意营造“两个中国”的假象，或“一中一台”的错像，也惹怒中国采取反击的行动，僵化了海峡两岸的关系。由于陈水扁的台独声音弄得人心不安，再加上贪腐问题被揭开，也就提供一个机会予国民党的马英九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中胜出。

马英九的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也逐步改善了两岸关系。甚至在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破天荒在新加坡与马英九会晤，进一步的强化双边关系。

可惜国民党内部的相互倾扎和民进党的蔡英文的强势回归，也给民进党重整旗鼓的机会。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而出。

反之，在马英九之后，国民党无法产生一位强势与德高望重的领袖，例如吴伯雄、朱立伦、洪秀柱及吴敦义都不及马英九的声望；也无法超越蔡英文。即使洪秀柱一度因国民党人自觉无法胜过蔡英文，让她自告奋勇且成为总统候选人，后来国民党见情势不妙，才推朱立伦与蔡英文对垒。

尽管如此，国民党还是落个惨败，也启开蔡英文的时代（2016年起）。

显然拥有博士衔头的蔡英文在学识与才智上是无所质疑的，但她“误判”选民给她热烈的支持也意味着不反对她的绿营路线。因此她不接纳也不承认两岸有过“九二共识”，只认为是历史的事件，不是法律文件。

因为蔡英文对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的支持，也支持学生反对两岸签署的“服贸协定”，导致蔡英文在上台后一直往“台独”的方向“钻牛角尖”，也期望在2017年上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能拉台湾一把，加强台湾与大陆的对抗，结果适得其反。

其一是台湾原与22个国家尚有“邦交”，在马英九年代，中国“不挖墙角”；但蔡上任后已失去5个邦交国，剩下17个邦交国，未来情景不明。

其二，因蔡的强硬路线，触怒了中国的游客大大减少，许多台湾的旅行社面临倒闭的危机，民怨自然发泄在蔡的身上。

其三，美国因与中国开展贸易战，也顺此时机加强对台湾海峡的军事巡逻，且公开宣称南中国海是国际公海，不属于中国的。其含意也就暗示台湾也是与中国分开的。

其实不论美国如何改变立场，它不能忘记和食言的是只承认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则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由美国带头的，是1972年尼克逊总统与周恩来达成的《上海公报》。

这样的契约文字也写在中国与任何建立邦交的文件中，包括美国在内。如果特朗普蓄意地拉台湾下水，固然可使蔡英文松一口气，但台湾人民对于“制造紧张局势”也是不卖账的，他们在目前可以不支持统一，但也反对制造台海紧张和分裂，万一擦枪走火岂不是小事化大？

其四，国民党在今年4月突然有一个人“横空出世”成为这个党的“救世主，他就是被形容掀起“韩流”的韩国瑜。其实他并不是什么来头的大人物，而是从国民党基层起家的政治人物。今年61岁，拥有东吴大学英文系学位，也拥有政大的法学硕士学位。在较早时曾是受训军官毕业生，担任过台北县议员，也当选第二、三、四届的立法委员。败选后转任台北农产运输公司的总经理。在2017年出乎意料地争夺国民党主席，结果败给吴敦义。后来他在2017年出任高雄市党部主委；翌年（2018年）5月宣布参选高雄市长选举。这个地盘在过去20年是民进党（绿营）的“天下”，谁也打不进。因此韩国瑜以旧人重新包装，准备正面攻击民进党是没有人会与他抢出位的。民进党更视他为来当炮灰的“政治老人”。但没想到，他在过后的民调中人气急升而为国民党带来光辉的一面。反观因蔡英文的对抗大陆的政策带来负面的影响，造成高雄经济不振、萧条和败象丛生，正好给国民党一个反扑的空间。

开票的结果也证明了选民对民进党的厌倦，希望借韩流改一改。这一改变成韩国瑜的89万张选票比其对手陈其迈（民进党，接陈菊之位）只得74万张票。前者不但胜得漂亮，也让人对他寄以厚望。这对他接任国民党主席和在2020年成为总统候选人的机会更是大大提高了。

虽然本届不是总统选举，但地方议会的选举是探温器，一叶知秋，已让人看到蔡英文带上民进党又带下民进党，当中也不过是两年近三年的时光。

就台湾的地方选举来说，它被称为“九合一”的选举。九是指九种“地方公职”放在同一天选出，即（1）“直辖市”市长；（2）“直辖市”议员；（3）县（市）长；（4）县（市）议员；（5）乡（镇/市）市长；（6）乡（镇市）民代表；（7）村（里）长；（8）“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区长；及（9）“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民代表。因此称为“九合一”选举。

本来在22个县市中，民进党拥有13个县市执政权，国民党则有8个，另一个台北市归无党派的柯文哲。如今这一改变成国民党拥有15个县（市）执政权，民进党减至6个，另一个属无党派的台北市长。

因为这一惨痛的教训，也触动蔡英文辞卸党主席。谁将会接替党主席呢？本来尚有三个人选，即前高雄市长陈菊、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及当今行政院长赖清德。

可是陈菊保不住高雄地盘；苏贞昌参选新北市市长败落，及赖清德也要为领导不力而负责。这就让人猜不着谁会是蔡的真正接班人。

现在看来，蔡英文也不会寻求蝉联总统，又有谁会成为接班人？

但不论谁接班，已不能像陈水扁和蔡英文那样刚愎自用和倒行逆施，否则台湾人民会被带去“荷兰”。

刊登于2018年11月29日《东方日报》

遥不可及的第三张票

在509大选后，关于恢复地方议会选举的声音又再响起，不过，这一次不再是昔日的反对党；尤其是民主行动党站在前线疾呼还第三张选票，反而是已变成在野党的马华公会及民政党希望尽快落实地方议会选举，以便它们有机会寻求突破。

过去马华和民政并不要求恢复地方议会选举，也支持巫统取消地方议会选举的决定。因为不再有地方选举，可免除执政党的诸多烦恼和担心反对党从中坐大。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过往英国统治时所实行的政策。最先被英国关注的是在1826年组成的海峡殖民地（俗称三州府）的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的“民主化”进程，因而在1857年由英国议会通过“海峡殖民地法令”，规定三个州各自成立市政局。

初时各州由5人组成，除了参政司（Resident）及殖民地政府派出的代表为当然委员外，另3名市议员由纳税人选出。凡是一年缴税25卢比（印度币）的纳税人就有投票权。虽然反应不热烈，但总算为“民选”开了头。不过新加坡只限欧人投票；马六甲的选举被宣布作废，只剩槟城成为典范之州。

在1863年时，3名“民选议员”任期由1年改为3年。到了1888年，市政局管辖的范围只限乔治市，因此槟城市政局易名为“乔治市委员会”（乔治时在1957年时面积只是34平方公里，到1969年后增至41平方公里）。

在1913年时，新的市政局法令生效，“民选议员”退任，改由总督委任，而市议员数目由5名增至12名。

在时局的变化下，英国于1951年宣布乔治市市议会举行民主选举，以鼓励人民支持选举制度，对抗再度走入森林打游击战的马共（因英政府在1948年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用以“证明”选举也可以作出改变，不一定要用武力作出改变。不过为谨慎起见，虽然市议员数目已增至15名，但只选9名，另6人由英国委任。这种“半民主”也激发人民对投票的热情。选举结果，林苍祐的急进党赢了6席，但权力仍掌握在英国委任的参政司（相等于总督的地位）手里。

在1952年时，英国在吉隆坡举行选举，结果是马华胜6席、巫统3席，比拿督翁的马来亚独立党（只获2席）多出7席。

在这样的背景下，也给英殖民政府较为“宽心”让马来亚走向自治，也就有了1955年的联合邦普选（独立前的选举），但只选52名立法议员，另外46名立法议员是委任的。换句话说，行政权力仍操在英国人手中。

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地方议会及市议会选举也在全国动了起来。最明显的是，在1958年时，乔治市市议会已被社阵控制，也选出反对党领袖萳玛纳旦出任市长。

另一方面，吉隆坡市议会在独立时已停止选举，改由中央操控。理由是身为首都的吉隆坡，若市长由反对党人出任，对中央政府将造成尴尬与不安。这样一来，除了直辖区的吉隆坡没有市选举外，其它各州的乡县地方议会和市议会也就全面开打。

到了六十年代，城市地区的地方议会也成了反对党执政的桥头堡。在1963年举行地方议会选举后，联盟政府便借“马印对抗”的动荡时局宣布暂时中止地方议会选举。果然在1965年之后就不再有地方议会选举。所有届满的地方议员及市议员也在期满后不再被视为地方议员。

不论出于何种理由，联盟政府中止地方议会选举除了阻止城市选民倾向反对党而在各地建立“小政权”外，也减少选举的开销，改由各州政府接管地方议会的行政权。

这意味着从1965年起到1975年的整10年内，所有地方议会和市议会的工作也交由州议员及国会议员分担。

为了一劳永逸解除忧患，中央政府更在国会通过1976年地方政府修正法案，取消地方议会选举，改由各州政府委任市议员或地方议员；也允许各州政府对议会进行整合与合并，而且市议会主席可由政治人物担任。

这就意味着执政的州政府自动拥有对地方议会的控制权。比如槟州就被州政府将乔治市市议会与槟岛乡村议会并成槟城市政局；而威省原有威北、威中及威南县议会也并成威省市政局，各有24名市议员，主席人选也由州政府委任。

这样一来，凡是执政州的政党或阵线就拥有权力安插和分配被认为适当的人选出任地方议员。在任期只1年但可延长下，各地的地方议会也就成为执政党的政治筹码。因此在一段很长时间参与执政的国阵成员党都不会反对委任制度，因为这也可以让党领导者对人事进行布阵和控制，这对反对党来说是失掉一个抓住权力的机会。因此当民主行动党在2008年大选时打出还选民“第三张票”，即恢复地方议会选举，也无法落实，除非中央政府首肯。

今年（2018年）在509后，连同中央政府也成了“希盟”政府，表面上看起来是更为容易恢复地方选举，其实也不见得乐观。

尽管房屋暨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公正党）有说过将在3年内落实地方选举，但我们也持怀疑态度，因为在希盟宣言中没有这一条，而且希盟的其它成员党如土团党、诚信党及公正党都没有将恢复地方选举列在宣言中。即便行动党有此心愿，也可能会不成效果。毕竟只要有心人抬出国会未达2/3多数席通过就无法修宪，只得将此议搁置一旁。如果马华和民政期望恢复地方选举来重振声望，看来是要失望了，理由是没有人知道遥遥无期的地方议会选举何时近在眼前？这种对执政党有利的局面又何苦招惹麻烦和威胁来改变呢？

刊登于2018年11月26日《光华日报》

巫统仍找不到前路

巫统当任主席阿末扎希不是第一个提出与伊斯兰党合作的巫统领袖，但却是第一个向伊斯兰党伸出橄榄枝，建议两党“相结合”。

他这样说：“让我们结合，以伊斯兰、马来人、马来西亚与土著之名放下我们的分歧”。

不过，阿末扎希并没有进一步解释他的“结合”（bercantum）的真正含义。

他也借此机会影射马哈迪控制巫统22年。他教巫统憎恶伊党、行动党与其他政党，但现在则与它们好来好去。

阿末扎希是于11月17日在吡叻巴西沙叻两党联办的“信徒团结集会”上致词时作出上述的呼吁，用意明显，但也包含着极其深远的政治整合。

与此同时，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在致词时则没有针对巫统党魁的建议作出回应，只是重申伊党与巫统将联手反对马来西亚签署联合国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ICERD）。

为此，巫统和伊党宣布将在12月8日上街游行，反对政府签署公约。

哈迪阿旺认为ICERD公约违背马来西亚宪法，也违反宪法中言明的马来人及土著保有特别地位，因此他表明所有的伊斯兰教徒必须坚决反对此公约。

就在哈迪阿旺没有给予正面的回应后，巫统总秘书安努亚慕沙澄清说，阿末扎希是邀请伊党联手，这不是结合，而是合作。他希望不要对党主席的言论有所误会。他进一步说，巫统与伊党的合并是遥不可及的大事，因为两党性质不同。反之如果巫统要与其它政党合并，或许土著团结党更有可能。

我们比较接受总秘书的观点，因为他点出了问题的症结。虽然阿末扎希向伊党寻求合并，将可保住“巫统”的名字。可惜伊党只相信自己，走向孤立主义的道路，已是三年有余（2015年与民联断交），不会贸然与其它党合并。

在这方面，我们要追溯到1951年11月24日成立的回教党（Persatuan Islam Se-Malayu （PAS）或Pan-Malayu Islamic Party（PMIP））是由一批脱离巫统的宗教份子所组织的。在1972年，为顺应马来西亚的成立已成为事实，乃易名为Parti Islam SeMalaysia（PAS）。

1969年大选后，走“现实主义”的阿斯里同意与巫统合组联合政府（1972年），更在1974年加入国阵。

1976年敦拉萨病逝，由胡申翁拜相。他对回教党的内讧和相互指责领袖的涉贪事件十分厌烦，乃在1977年开除回教党出国阵。

经过1978年的大选、1982年大选及1986年的大选，回教党扑地不起（三届连失丹州政权及1986年只剩1名国会议员），但在1990年的大选在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联手下，回教党终于“咸鱼翻身”。

在1983年由尤索拉哇（今日诚信党的首相署部长姆加希尤索拉哇是其儿子）出任回教党主席后，他在任期内开始“回教化”伊党，倡议设立“回教长老会”（聂阿兹则成了党的精神领袖，地位比党主席高）。因此当法兹诺于1989年接任党主席后，就顺势将回教党转向以宗教为导向的政党。

回教党的路线这么一改，也就没有回头路；尤其是在1999年的大选，借着安华效应异军突起，连夺两个州政权和拥有27个国会议员后，回教党坚信走宗教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也逼迫马哈迪做出改变，以落实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回教国。

此时的马哈迪献议回教党与巫统组团结政府，但不被接受，只好作罢！直到2008年，在安华的协调下，反对党竟然脱颖而出，连夺5个州政权，而且国会议员也爆增至82个，堪与国阵分享整个江山。

正因为危及巫统的未来，阿都拉首相也像马哈迪一样向伊党伸出团结之手，可惜功败垂成，终于在隔年（2009年）下台，开启了纳吉时代。

不料在2015年爆开一马发展公司丑闻后，更成为马哈迪追打纳吉的理由。结果在2018年的大选国阵连人带党走向“荷兰”。尽管在选前纳吉希望与伊党合作或不要演成三角战，但伊党相信它的实力将会成为造王者，必胜出不下40个国席。未想大失所望，只胜出18席。

既然巫统与伊党的“合并”是不可能和错误的，那么剩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土团党靠拢。这样一来，巫统也就不见了。

刊登于2018年11月26日《南洋商报》

马哈迪的南海新立场？

不论从联盟到国阵，再到民联和希盟，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都是以首相的立场为准绳。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虽然结盟的政府已不同，但在处事方面仍以首相马首是瞻。

举例来说，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一般上是以首相的思维为主导，即使有外交部长，也只能以首相的立场为准。

在马来亚独立时（1957年）的外交政策都是以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作为拍板人，因此他100%的亲西方的外交政策，也拒绝了与共产国家打交道。这是他在位时不曾改变的态度。直到1970年敦拉萨接棒后，才将外交政策全面扭转而走向中立，并成为不结盟运动的成员。由于这样，马来西亚（1963年成立）在70年代与东西方阵营建立了邦交。

不过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关系还是十分微妙的。虽然马中两国在1974年建交后，双边关系获得了改善，但往来还不是很频密的，因为两国之间隔了一道阻力，那就是马共仍然在马泰边境活动。唯有到了1989年12月马泰政府与马共签署了“合艾和平协约”后，才迎来了真正的和平曙光。这是在马哈迪任期内完成的大事。自此之后，马中两国不论在贸易上、投资方面、官方往来和民间接触方面都变得十分水乳交融；尤其是在2015年后，马中关系大跃进（双边贸易高达970亿美元），也在“一带一路”下出现几个大型计划，包括东海岸铁道、隆新高铁、马六甲皇京港、关丹产业园及海底敷设气油管等。

可是在希盟政府于2018年509上台后，整个局面又起了变化。这之中除了新政府对东铁、高铁及气油管喊停外，也在政治上掀起了意想不到的冲击。

其一，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印尼的《罗盘报》发表马哈迪对南中国海的新立场，他主张所有的军舰应撤出南中国海。

其二，在今年9月份接受台湾的《ET Today》新闻网专访时说，马来西亚希望在未来能保住在南沙群岛的四、五个岛礁。

马来西亚是在1983年拿下5个岛礁，而后又于1990年再拿下5个岛礁，一共10个。指挥部设在弹丸礁（马方称之为“拉央拉央岛”）。如果按照马哈迪的想法，保有一半是可以接受的（当然是指蕴藏在海底有巨大天然气和石油田的岛礁）。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是有一种让步的精神。

其三，在今年10月的时候，纽西兰、澳洲、英国、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在南中国海进行“五国团结军事演习”，其目的是实现南海的自由航行的准则（五国联防是在英国于1971年从马来西亚撤军后所成立的一个军事体，以保护马来西亚的安全）。目前已扩大到印度洋和太平洋范围。

除了参加从10月2日至19日的五国军演外，纽西兰的国防部长马克还表示会在下来的5个月参加亚太26国的军事演习。

所有的军演无疑是针对中国而进行的，但纽西兰在野党（国家党）的国防发言人米切尔（前国防部长）则不表同意，他特别提醒马克要理解纽西兰一向以来的立场是“保持独立的外交和国防政策”。

米切尔说，随着近期中美驱逐舰的对峙，纽西兰政府要对所有的地缘政治问题有一个明确的了解，而且需要非常谨慎地了解演习的性质及所在地区。

其四，针对纽西兰方面的“独立态度”，马哈迪在新加坡的东盟峰会期间与纽西兰总理阿德恩会面时提醒纽西兰虽然距离南中国海相当遥远，但南海的局势最终会影响所有国家，纽西兰也不能独善其身。

纽西兰的媒体《Newshub》引用马哈迪的谈话：“为了航运和贸易自由，我们希望每个国家表达关切，中国可能会意识到它们做的事会扰乱航行是错误的，虽然我们接受军舰可以航行到这里，但它们不应该驻扎在这里。”

此时，纽西兰的领导人发现马哈迪这番敏感谈话被纽西兰媒体听到，乃请记者离席。

事后纽西兰总理对马哈迪的言论被媒体引用感到不自在，但她表示会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

其五，在11月18日的东盟高峰会上，代表特朗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似乎首次直截了当地否认中国在南海的所有权益。他这样说：“南中国海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华盛顿对南海没有主权声索，但美国将在国际法许可的范围内，在我们的国家利益的要求下，在任何地方飞行和航行”（2016年，海牙法庭宣判中国以九条分线表明在历史上南中国海的岛礁属于中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虽然菲律宾胜诉，但裁决未能执行，中国不加理睬，菲国只能继续与中国进行双边会谈）。

同时彭斯也希望能及快地完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签署，这份准则是用以取代《南中国海宣言》，而且在1996年已同意拟出新准则，惟直到今天过了10年都无法完成，也就不能期望在短时间内能开花结果了。

从上述的变化已让我们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化，而且东盟国家已或多或少介入南海纷争；马哈迪在这方面对南海的不同看法，也显示了国际局势正起着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美国在贸易战之外，又倾全力准备给中国迎头痛击，但美国也难免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就马来西亚而言，外交政策是跟着首相的立场而调整的，即使有外交部长，但决策权是在首相手中，对华政策与对南海的立场已验证这一点。

因此我们不感到奇怪，在2016年时，行动党前党要丘光耀好像有说出“南中国海是属于中国的”，结果行动党马上发表文告澄清：行动党的立场是与政府相一致的，从而否定丘光耀的说法。

如果说过去的传统是首相说了算，那是不太具有争议的，因为一切以巫统为导向，也就是由一个党做出决定（巫统奉行以党治国的指导思想）。这也是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外交部长都得以首相马首是瞻。

但就今天的希盟情况来说，我们还看不出希盟对外交政策有什么改变？若没有，那就是继续沿用巫统的政策，不要质疑首相的决定了。

如果有人问起：希盟的外交立场是什么？答案是：以首相的立场为准。

刊登于2018年11月22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