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派会带来“新希望”吗？（现代春秋）

自从伊斯兰党于6月党选过后就陆陆续续传出伊党可能闹分裂，因为所谓的开明派在党选中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一人当选（过后他又辞职）。虽然大获全胜的宗教保守派在事后有邀请少数开明派出任党职，但为数不多，例如原任宣传主任马夫兹即为其中一位。

正因为大多数开明派在选后没有被委党职，也就让他们“吊儿郎当”地不知何处是“儿家”。前吡州州务大臣尼查在选后不但失去中委也不再被委为伊党吡州联委会署理主席。抑有进者，他还被劝与行动党“一刀两断”，不再任吡州议会反对党领袖。可是尼查在党内一无所有下，仍然与行动党在一起，继任反对党领袖。这就表明尼查会有强烈的离心迹象。

当开明派在党选失意之后，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另起炉灶或加入现有的反对党。如今看来，在前伊党署理主席莫哈末沙布的号召下，终于在7月13日选择另立新党，宣布成立“新希望运动”（Gerakan Harapan Baru），以便通过这个临时组织向社团注册局申请成立新政党。

根据筹委会主席莫哈末沙布阐述，这个政党以伊斯兰斗争为主轴，但也秉持民主原则及宪法精神，在共存共荣的框架下，尊重不同种族、不同宗教及不同文化的地位，因此欢迎穆斯林及非穆斯林成为党员。

当被问及这个酝酿中的新政党对“回教刑法”所持的立场时，莫哈末沙布说，它与伊斯兰法律是不可分割的，但他们会以议会民主方式来推动。

这是不明确表态，也是含蓄的表态，自然不会改变“新党”对伊斯兰教义的立场。

从这样看来，“新党”希望能成为伊党的“代替者”或最低限度，在革新中保有伊党的斗争方向和原则，以便成为一个进步与开明的“新回教党”。

不过我们也预见社团注册官可能不鼓励用宗教的名义为政党命名。关于这一点马哈迪在当政时曾建议将伊斯兰党改名，后来因为此党根深蒂固，且在独立前已存在（1951年），也就不容易被改名。

其实我们也不赞成用宗教之名注册政党，这容易引起混淆，而且在信徒中也会起一定的作用。这已不算政治斗争，而是宗教鼓吹了。

在这方面，莫哈末沙布及开明派的人要当机立断尽早申办新党，不再自我束缚，在宗教圈子中打滚最好能有开明的党名，不固步自封；同时也有不少伊党党员转换码头。如果不理想，就要向年青人下手。

另一方面，伊党也不是省油的灯，它在农村扎实的势力已是众所周知，其对手一向来只是巫统。如果在下届大选，伊党与巫统达成协议，矛头一直对着新民联（2.0）的组合，那将是对新党的最大挑战。我们可以推想新党极可能在半城乡的选区或接近城市的混合选区会稍占优势，但在乡村可就是十分艰辛的硬仗了。

我们不怀疑当下的开明派领袖都是具有理念的人，也是为公平社会而斗争的民主人士，但如果要与伊党比宗教形象，可能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在这种情形下，也许伊党可以保住吉兰丹和登嘉楼的强势，但在雪州、吡叻州乃至吉打州伊党可能不占有利地位，因为与它竞争的是从伊党脱胎出来的“新党”。

举例来说，目前伊党在雪州共有15席，新党应该有机会抢过半数以上的席位，不然新民联要继续执政就有难度了。

此外，我们还有一个疑问需要“新党”回答的：既然是强调为伊斯兰而斗争，又如何接受非穆斯林入党？除非它能像公正党那样，以正义和公正为斗争理念，否则非穆斯林如何融入其中？

既然“新党”已有目标和取向，可以提升其政治形象，也不必急于标榜多元种族形象。毕竟马来西亚直到今日在思维方面仍有种族倾向。如果新党能被城市选民认同，那它极可能在下届大选与伊党（在乡区）形成势均力敌的局面。

虽然在历史上，伊党有两次的分裂，但都没有使伊党沉沦。第一次分裂发生在1978年，由吉兰丹原州务大臣纳西领导的回教阵线（Berjasa）从伊党分裂出来参加丹州州选，结果回阵胜了11席，伊党输剩两席。在回阵与巫统合作下，夺得丹州政权，而后回阵也消失了，归入巫统。

第二次分裂发生在1983年。原党主席阿斯里在党选失败后，另成立“回教真义党”（Hamin），但参加大选无所获，直到1988年阿斯里加入巫统，真义党也玩完了。

因为党分裂并没有击垮伊党，因此伊党认为任何人要分裂党及组新党将以失败告终。但开明派认为时代已起变化，也许新党会有所作为也不一定。我们就静观其变吧！

刊登于2015年7月20日《光华日报》

巫统内讧与领导人的斗争 （直挂云帆）

马来西亚沸沸扬扬的政治斗争已经延烧成为世界的焦点之一，全因一马发展有限公司的巨额负债（420亿令吉）被指介入政治活动，甚至连首相的名字也被牵涉在内。有人因此推测纳吉在压力下可能会卸职或告假；但有更多人相信纳吉不会离职，甚至会在近期（开斋节过后）改组内阁。

就我们观察，既然巫统已经同意将党选压后18个月，也就意味着党魁纳吉有更多的从容时间和空间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尤其是前首相马哈迪的猛烈抨击。

马哈迪是一位政治传奇人物，在巫统69年的历史中，除了创党（1946年）之后的23年与马哈迪拉不上直接关系外，下来的年份（1969年起）就与马哈迪息息相关。直到2015年，他总共有46年影响乃至左右巫统及国家的决策。

由此可见，他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史上开创了历史，其影响力之长尚无人能出其右。即使是巫统的创党人拿督翁也没有马哈迪有这么长远的影响力。当然无可否认的，拿督翁更是马来西亚战后的第一位传奇人物，他在1946年创立巫统时已是柔佛的政治领袖，担任州务大臣。

由于得到英国人的赏识，他所组成的巫统很快地得到了英国的支持。但英国更重视的是对他个人的支持，即使他在1949年因与统治者会议发生争执被解除州务大臣职，他还是受到英国殖民地的欢迎。

例如在1951年，当拿督翁还是巫统主席时，他被英殖民政府委任为内政部长（4月），接着在8月拿督翁辞卸巫统主席，另立马来亚独立党（9月16日），以抗议巫统不开放门户予非马来人；而他的官位仍未改变，直到1955年普选后。

英国人相信拿督翁即使离开巫统，魅力依然存在。讵料在1955年的普选中全军覆没（拿督翁在1954年另组国家党取代独立党，在总数52席的角逐中，国家党参加37席。由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的联盟参加52席。结果联盟大捷，胜51席，另一席归回教党）。

因为联盟的胜利，也就由东姑阿都拉曼组成自治邦内阁，拿督翁只得靠边站，。虽然在1959年拿督翁企图卷土重来，但已是强弩之末，只得他一人当选国会议员（1962年逝世后，其国家党也消失了）。换句话说，由拿督翁挑起的巫统斗争和对领导人东姑的挑战，在持续一些年后，也就烟消云散了。

但是东姑的首相宝座却在1969年大选后发生动摇；又再掀起巫统的尖锐斗争。挑起这场斗争的正是备受争议的人物马哈迪。

他在1964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未被东姑重视。1969年他再参选，不幸败给回教党候选人。而在那年联盟的表现差强人意，失掉2/3多数席优势，也丢了槟州执政权。更在选举揭晓的3天后（即5月13日）国家爆发了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了紧急状态（历史称为“513”事件）。

此时的马哈迪（6月17日）公然发公开信要求东姑下台，引发巫统内部斗争加剧。虽然马哈迪在较后被开除出党，但东姑在1970年卸职，敦拉萨接位成为第二任首相后，马哈迪又在1971年被敦拉萨邀请返回巫统，且在1974年大选过后委任他为教育部长。

马哈迪从此平步青云，在巫统内的地位节节上升。当他在1975年当选巫统副主席后，就拥有机会在1976年被挑为副首相。事缘年初敦拉萨逝世，由副首相胡先翁上位，他必须要从三位副主席中挑选一人当副揆。经过思考后，他挑中马哈迪；另两位副主席东姑拉沙里及嘉化峇峇大失所望，后者也因之拒绝入阁。

马哈迪的上位也给他带来诸多不便，包括东姑拉沙里以财长身份不大给马哈迪面子（他也兼任贸工部长，此职位显然比财长小），因而也导致两人关系难以修好。

马哈迪在其传记中也透露他在胡先翁手下当副首相时得战战兢兢，避免功高盖主。最后当胡先翁在1981年退休后，他支持马哈迪接班。

马哈迪则巧妙地不主动挑选副首相，而是让慕沙希淡及东姑拉沙里争署理主席，胜者即为副首相。在这个过程中，马哈迪显然倾向慕沙，于是东姑拉沙里落选了，只能保住财长，未能更上一层楼。

出人意表的，因为不满马哈迪的“压制”，东姑拉沙里乃在1987年的党选豁了出去，直接与马哈迪争夺主席。他也让人跌破眼镜，竟能拉动慕沙希淡成为搭档，共同角逐第一和第二把交椅。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角逐，双方的输赢只在几十票之内。针对这一点，纳吉指责马哈迪“忘恩负义”，未念及他和他的彭亨州代表把票投给了他而保住主席职。

但马哈迪否认这一点，他认为他为感恩于敦拉萨的提拔，乃在阿都拉于2003年拜相时力促将副首相留给纳吉出任。及至最近马哈迪认为纳吉做错事才要求他下台，否则对巫统不利。

在2003 年被马哈迪祝福上位的阿都拉因为在2008年的大选领导不力，失掉5州政权（一年后才拿回吡叻州政权），也就被马哈迪逼宫下台。虽有经过抗争，结果阿都拉顶不过马哈迪卷起的政治风暴，只得退隐政坛。

这就是说，马哈迪在扳倒东姑后，第二位被扳倒的是阿都拉，现在有人说他又要扳倒第三位首相纳吉。

纳吉也非省油的灯，他凝聚了内阁和巫统的力量，并极力的抗拒马哈迪及《华尔街日报》带来一波又一波的攻击与批评。由于政局无时无刻在变化，在在说明了马来西亚正经历一场罕有的激烈政治斗争，也影响国家经济的成长。

如果让事件拉得越久对国家及国人越不利，因此及早提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让争执和各种传言平息下来才是当务之急！

刊登于2015年7月16日《东方日报》

尼查的尴尬与矛盾 （天下纵横）

伊斯兰党的尼查现在是最尴尬的政治人物，因为他在党内没有职务，也不被党推荐出任吡州议会反对党领袖，但偏偏在议会内再被行动党推举为反对党领袖。在左右为难下，尼查也不能说什么，只能说：我还是伊党的党员兼议员。

回顾尼查的从政史像一颗流星在夜空闪过，2008年的308大选任谁都没有想到反对党会在吡州异军突起，这是难以置信的事，却又发生了。

以当时的吡州议席来算，行动党有18席，公正党有7席及伊党有6席，总共31席组成联合政府。但谁要当州务大臣呢？在相互争取下，各党也作出推荐，结果吡苏丹选择伊党的尼查出任州务大臣。行动党有最多的议席，虽有些不服，但碍于州宪法，只能由回教徒出任大臣。在这方面，公正党的人才又比不上伊党的尼查。后者是一名工程师，大学本科毕业，曾在槟州发展机构任职。因此由他担任大臣被认为是适当的。

起初民众对这位伊党议员的作风还是有些不解的，因为在非回教徒看来伊党的议员是比较宗教化的。但出乎意料之外，尼查的平民化作风及和蔼可亲的热诚也感动了民众；尤其加上他会操广东话，更博得民众的欢心。

无可否认的，尼查的亲和力和随遇而安的心态让他人气急升，而成为吡州乃至全国民众心中的大红人之一。

当伊党感受到尼查魅力无法挡时，也就在武吉干冬国席补选时派出尼查应战。结果尼查也被证明普受欢迎，而为伊党守住这一个国席。当时以伊党的情况而言，尼查一身兼两职是比较特殊的（2009年3月，此时尼查已不再是州务大臣，因民联有3名议员叛党转而支持国阵，变成国阵从28席增至31席；反之民联则从31席减至28席）。

在国阵卷土重来下，民联失去吡州政权。虽然在2013年大选时，民联力挽狂澜，希望能再次拿下吡州政权，无奈又是保持原状，无法超越国阵，也就无法染指政权。

即使尼查在吡州失意下也没有在党失意，他依然是党的中委和吡州联委会署理主席。但没想到的是，在前不久的伊党改选中，尼查连同开明派一起被扫出党中央，也就意味着保守宗教派占上风而取得绝对的优势。

不宁唯是，伊党在改选后更进一步削弱尼查的职权，不再委他出任联委会署理主席，也直接指使他不要再当反对党领袖，因为伊党已和行动党“断交”了。

不过尼查并没有同意这样的做法，他还是留下来与行动党站在一起。在这种情形下，尼查会与开明派另起炉灶吗？若不能，他又如何协调他与党的关系呢？

因此算来算去尼查的出路应该是“壮士断臂”，忍一时之痛，以换来长期的反对党结盟，否则反对党要扭转局面，也真的不是一件易事。

下来就要看尼查如何面对角色的转变了！

刊登于2015年7月13日《号外周报》第743期

闪电大选化解危机？（跃马扬鞭）

当纳吉在2009年拜相时，它及时地提出“一个马来西亚”理念，涵盖了对东马的重视，也因此赢得了掌声。不过严格来说许多人还是不大明白其中的奥妙，因为首相并没有全面的阐述，而是留下遐想让人民去诠释和解读。

当“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发酵后，它已经成为首相的一个重要口碑和承诺，于是不少与一马有关的组织出现了，如一马诊所、一马援助金乃至将登嘉楼投资局易名为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MDB），以便更能突显“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是可以开花结果的。

就这样在2013年前后，“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继续响彻云霄，也成了纳吉的新政治取向。

讵料转入2015年，一马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被揭开越滚越大，甚至指说已负债420亿令吉，而且有的债务已逼在眼前（当局也通过安排摊还到期的贷款）。

根据第二财长阿末胡斯尼于6月15日在下议院说若以420亿令吉债务计算，一马公司每年需要摊还的利息介于24至27亿令吉之间。

政府方面也一直否认一马发展有限公司有经济上危机，因为它的资产超过500亿令吉，绰绰有余应付债务。

最初的时候只是反对党人发出一马公司的债务问题，只引起关注而没有引发轰动，直到前首相马哈迪直接介入评论“一马发展有限公司”有问题后它才成为爆炸性的热门新闻。

就在争议进入高峰之际，突又发生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爆出有7亿美元进入6个户口，似乎连首相的名字也被提及在内。

由于事态严重，朝野政要纷纷要纳吉表态。为此纳吉也已通过律师（7月8日）向有关报社发出信件，要求在14天内解释该报对有关新闻报导所持的立场。至于《华尔街日报》如何作出回应，也是众所期待，因为自新闻向世界各地传达后，已严重的影响和打击首相的形象，也伤害了马来西亚的声誉。

 不过目前尚没有迹象显示首相会“休假”或“辞职”。因为在马来西亚若要把首相请下台，只有两个途径，其一是巫统的特别大会通过要求纳吉辞职；其二是国会议员有超过半数对首相投下不信任票，否则纳吉在宪政底下是可以继续当首相的。

由于争议不休，现在看来纳吉较好的出路以平息争议的方案是举行闪电大选；尤其是当下巫统仍接受他的领导，且已同意将党选押后18个月，基本上已剪除纳吉被迫下台的隐患。

只要纳吉继续稳坐巫统主席高位，国阵的其他成员党及内阁成员也会一致支持他的领导，包括不会反对闪电大选。因此举行闪电大选是纳吉脱困的有效途径。

当然不论国阵或民联是否有内讧和矛盾，纳吉也已经到了需要动用这重要的政治筹码，以让人民来决定还要不要他的领导。纳吉曾经说过，他是民选的政府，受民所托，为何要辞职呢？

可是相关的课题若一直纠缠不清其结果损失的是国家和人民。最显而易见的是马币持续下跌、外汇储备金流失及股市猛泻等，我们也实在不能“以静制变”了。

刊登于2015年7月13日《南洋商报》

槟城人民向赌场说不 （现代春秋）

最近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在回应一则新闻时再次高调重申：槟城绝对不允许开设赌场。

这话真是说进绝大多数槟州人民的心坎，因为一旦开设赌场，社会问题及家庭问题就会接踵而来。这是纯朴的州民最不愿看到的事。在这方面，我们相信槟民会同意禁开赌场的决策。

说到开设赌场让我回想起1973年的一段故事。先说说1969年大选后的槟州政局，林苍祐领导的民政党在大选中一举夺下槟州执政权，出任槟州首席部长。3天后（也即是5月13日）我国不幸发生种族冲突流血事件（主要是在吉隆坡），全国进入紧急状态。1970年东姑退休，敦拉萨接棒。

由于敦拉萨与林苍祐的交情匪浅，也就在1972年联盟（巫统）与民政组成联合政府（1974年民政加入国阵。在礼貌上林苍祐也得与陈修信（马华总会长）见面寒暄。因为他们两人过去的政治恩怨也改变了华人的政治生态。

虽然两人无法一笑泯恩仇，但在1973年时，身为财政部长的陈修信应吉隆坡一个财团的申请，要在槟城的升旗山开设赌场（1970年云顶获准开设赌场）。

在财长和中央政府的同意下，陈修信来到槟城与林苍祐商议此事。据知当时林苍祐认为既然要投资开赌场，又不负责建造升旗山公路，对槟城是不划算和不公平的。

其实林苍祐的真正想法是如果赌场一开槟城人民的家庭悲剧将会不断上演；尤其是华人居多的槟城，将会首当其冲成为牺牲者。因此林苍祐有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不能给华人做多些好事，也不要做坏事。”

这之后升旗山的发展便被搁置下来。如果70年代升旗山有了赌场对槟城是好是坏也没有人可下定论。

1974年陈修信退隐政坛，1988年逝世。

林苍祐在1974年以国阵的旗帜参加大选再次取得胜利，证明槟城人民不反对他加盟国阵；而林苍祐在这之后专心地搞好槟城经济。经过20年的艰苦奋斗，他终于把一个“渔村”的槟岛变成“东方的夕谷”（世界第三大电子工业城），它为槟城改头换面，也为槟城脱胎换骨。

虽然他在1990年的大选不幸失手而从此不问政事，但槟城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丰功伟绩”，他为槟城留下两个地标—槟城大桥及光大摩天大楼（2010年这位槟城儿子与世长辞）。

犹记得在2005年时，槟州政府的研究机构在E&O酒店为林苍祐办一个别开生面的演讲会，这是他退休后第一次公开演讲，当时他已是86岁高龄，但精神矍烁。

在那场演讲会上（全场爆满，约500人），林苍祐将他的从政历史及发展槟州的宏愿一一道来。

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当天的问答环节上有人问林苍祐槟城的未来发展是什么？

林苍祐调侃地回答：或者开赌场吧！此言一出，全场哄堂。

当然已下野的林苍祐在看到槟州的发展似乎已走到瓶颈，也就脱口而出提出新的概念。但既然他在位时已不开赌场，退位后也就不可能再出谋划策了。

如今我们回想一下，在2005年时槟州政府申请乔治市沿海一带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区尚未有任何曙光，也就不敢奢望能靠“入遗”来促进槟州的旅游业。

虽然从2000年槟州政府已不遗余力争取“入遗”，但总是面对一些阻力。在进行修改后又作出调整，终于在2008年7月7日获得联合国教科文机构承认为世界文化遗产区。

这个时候，槟州刚好又再改朝换代，由林冠英出任首席部长，也喜出望外地接受这丰硕的果实。

果然不出所料，入遗后的槟城（与马六甲一起登陆世界文化遗产）游客开始增加，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都想要一窥乔治市的面貌，为什么它能“入遗”呢？

可能是槟城风光如画，人民热情好客，除了外国游客外，也就使到联邦内陆及东马的人来回槟城多次也不厌倦，因为它的迷人景色让它闪闪发亮，加上小食亚洲最棒。在“入遗”下，游客已从过去的300万人次激增到今天的600余万人次。这就是说，槟城不需要赌场也能够吸引人。只要人民保持不变的心，槟城将是马来西亚的“东方明珠”，也是旅游的胜地。

 刊登于2015年7月13日《光华日报》

纪念二战各自表述 （直挂云帆）

在写了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评论后，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和结束各有不同的日期，而且各国纪念的日期也不一样，值得回顾历史的“真相”。

一向以来，这个世界是以欧洲为中心，而在第二次战后重心才移向美国。因此在论及二战时，历史都以欧洲的战事作为开端的。

例如德国的纳粹头子希特勒于1939年9月1日突然闪电突击和占领波兰，于是被史家称为二战的开端。

从那一天开始，战争延续到1945年才近尾声。这一年4月30日希特勒及其爱人爱娃双双自杀。在群龙无首下，德国于同年的5月8日正式宣布投降。

史家也因之将二战的结束订为5月8日。这个伟大的日子在后来被全世界的人民；尤其是西方世界大事庆祝，以庆贺人类从希特勒的魔爪中解放出来。这位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也就成为被诅咒的历史人物而遗臭万年。

正由于5月8日是西方盟军战胜德国的日子，各地都有大小的庆典。其中最值得注目的是今年在莫斯科红场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中国首次派出百余名解放军参与游行，而且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参加了，象征着中苏的关系又有了新的进展。这种讯息的释放显然是冷战结束（1990年苏联变天之后）后的另一个新形势的涌现。在这方面，德国总理默克尔及其前任勃兰特、科尔及施罗德总理在不同的纪念日给予道歉和忏悔，也深深地感动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

不过纪念二战结束的日期也有所不同，台湾作为国民党的“地标”就选择7月4日作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也同时庆祝台湾光复70周年。这里头有两件事必须要作出交待的：

其一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清廷败于日本后，在1895年通过《马关条约》把台湾及所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永远割让予日本。直到1945年台湾才重回中国的怀抱。换句话说，日本先后统治台湾50年。

其二是国民党自1912年创党以来，已超逾百年历史。在经过军阀混战一段时间后，才在北伐革命中（1927年）国民党才基本“控制”了局面。但在与中共争夺政治权与面对日本侵略的强势下，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无法强大起来。到了1949年后，国民党已撤守台湾，中共也已在大陆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历史上来看，台湾真正回归中国是在1945年10月25日，陈仪代表中国政府在台北市公会堂（后改为中山堂）接受日本第十方面军司令兼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的投降。从那时起，台湾真正光复了。陈仪说，台湾重新列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中共也坚持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其实日本投降是在1945年8月15日，如果以这一天作纪念日也无不可，但若论及光复日，也应以10月25日为准。因此有人对于马英九总统选择7月4日作为庆祝日有些不解，正如政大台湾史研究所所长薛化元教授所同意的，马英九选择的日期（比中国选择的9月3日来得早）显然是要向世人；尤其是向中国释放一种强烈的讯息，表明8年抗日战争的话语权在国民党这边。

马英九这样说：“面对历史，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8年抗战是民国政府主导，抗战胜利是蒋介石领导全国军民英勇奋斗的成果，不容任何纂改和扭曲”。

他接着说：“纪念抗战不是要炫耀胜利，而是要防止战争；不是要挑起仇恨，而是要谴责侵略，追求和平”。

在这方面，台湾前行政院长赫柏村也不同意大陆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提并论，同称为抗战的“中流砥柱”。他认为，正面战场是决定性的，敌后战场只是补助性的。

他指出上正面战场的是国民党军队，而中共只扮演辅助性角色。

这种说法自然有其争议性，它的争议性不但对二战的纪念有不同的日期，而且中共方面也认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军只会针对共产党，对日本的侵略避重就轻。最不齿蒋的先安内才攘外的政策。

比如当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三省后，蒋介石就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也强制张学良撤军。正由于中国政府的软弱，在1932之后，日本又进攻北平（北京）和天津，也进军上海；尤其令中国人愤慨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扶起了傅仪做“伪满洲”的皇帝，企图合法化其侵略行为。

因为日本有了在中国的地盘，也导致日本在1937年7月7日借故卢沟桥日本士兵失踪一事，发起对中国的进攻，一场全面的战争爆发了。

如果不是张学良在前一年（1936年）在西安挟持蒋介石，迫其与中共联手抗日，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也许不会发生。

在同仇敌忾下，中共军队就分别被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有时还得并肩作战，相互支援，但更多的时候彼此间是既合作又斗争的。蒋介石担心中共军力坐大；毛泽东则担心会被国民军吃掉。

既然中国比起欧洲更早受到外来的侵略，也就有人认为应以1931年为二战的“星火燃起”，继之在1937年化成猛烈的火焰。可是在欧洲的史家看来，那是局部战争，不是世界大战，也就不把这两个年代作为二战的开端。

至于二战的结束一般也是以德国投降日（1945年5月8日）为准，但战火在这之后继续在亚洲燃烧，中国人民也进入了艰苦奋斗的阶段，直到1945年8月6日及8月9日美国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后，日本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正式投降。

因此亚洲的一些国家在8月15日庆祝战争胜利是有理由的。但中国认为既然日本在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巡洋舰上举行了正式的投降仪式，也标志着二战的真正结束。

为此中国订下9月3日为庆祝抗战胜利的纪念日。基于今年的纪念日中国有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参与，也邀请台湾的老兵参加领军章仪式，又突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纪念活动。遗憾的是，日本至今依然不表歉意和忏悔。

就今天来说，国共争议抗战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已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国民党有否将国共的历史好好向台湾人民作出交待？以让海峡两岸人民从分歧中找到共识。

刊登于2015年7月9日《东方日报》

小事不理•大事不妙 （天下纵横）

这一下子又闹出衣装的风波，看似小事一桩，岂知越演越烈，也惊动大人物发话了。

先是雪州政府大厦禁女性穿短裙进入，后来在6月8日又一名华妇进入吉隆坡陆路交通举办隔名手续却被揭裙子过短而必须加上沙龙才能入内。有关新闻被贴上脸书后被疯传，也成为报章的注目新闻。

但自此事曝光后，恶评如潮，纷纷指责交通局小题大做，吹毛求疵，因为这个部门是方便民众寻求服务的，一向不强调衣着，当然如果太暴露就不行。可是该妇女的裙也不是很短，为何要阻拦呢？

接着，在6月16日，又发生一宗女性在双溪毛庐医院被保安阻拦，指她穿短裙不行，需要围上毛巾才能进入。

较后医院表示道歉。

即使是道歉也真的不应该发生，因为公家医院是让各式各样的人看病或探病的，不管有钱没钱都可进来，衣着当然不讲究；而且碰上紧急的意外伤亡事件，当事人及周围的人可能衣衫都破了或染血，在救人第一下又怎样要求衣装端正呢？

事实上医院是普罗大众的场所，只要不太暴露，也就行了。穿短裤也没不对，毕竟我们的天气太热了。

然后在6月24日，有两名记者要进入国家档案局收集资料，也阻止裙或裤不过膝盖的不能入内，她们只好围上沙龙。

还有在6月24日，也有人投诉在槟岛浮罗法庭有禁止一名女性裙不过膝而不准上楼，过后的回应说法庭已有规定。

不论如何规定，我们看到的照片是裙已快到膝了，不算太短，为何斤斤计较呢？

再有是6月26日发生在关丹一中学内，因家长被指裙子太短，经“解围”后才获准进入。同一天也发生在吉隆坡，女律师因被指裙太短而进不得土地测量局，但从照片看，她的裙其实不短，理由太牵强了。

未想在此事闹得沸沸扬扬之际，又传出我国体操选手法拉安哈迪在新加坡东运会拿到6面奖牌后，竟被一些网民和宗教司批评衣装暴露。所幸雪州苏丹沙拉弗丁殿下颁发祝贺信，促她不要介意那些思维狭隘者的抨击；反之，批评者应为她的成功而共同庆祝。

与此同时，柔佛二王子东姑天猛公东姑依德利斯也仗义执言，促请批评者不要以衣装来贬低女性。

马哈迪的评论更值得一提，他说只要他们不是裸体上街，他们到政府部门或医院应有穿着的自由，穿短裤也不应成为他们被守卫拒于门外的理由，因为他们并非穆斯林。

他也担心我们在开倒车，他调侃地说，也许将来我们的女子不能穿裤子，都必须蒙脸才能出门，好像巴基斯坦、阿富汗或沙地阿拉伯，但那是他们的文化，如我们试图把它们的文化变成我们的文化，这才是大问题。

这一席发人深思的话，我们都必须警惕向后退的人越来越远离文明。

刊登于2015年7月6日《号外周报》第742期

中共建党94周年 （跃马扬鞭）

今年7月1日，中共高调庆祝建党94周年，用以提醒人民中共迈向百年建党已是指日可待。从这个意义来看，中国在现阶段把党庆视为一种鞭策和激励是很有作用的；尤其是国家正在加大力度反腐反贪的时刻，更需要高举红旗来保护毛泽东开创的红色江山。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1917年俄罗斯革命成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及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在刺激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于1920年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同年8月之后，中国各地成立了中共小组。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到上海，终于择定在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代表大会。出席者只有12人，包括毛泽东在内，仅代表50余名党员。会议在最后一天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旅船上举行，标志着中共正式诞生了（今天中共党员共有8千余万人，占人口的6%）。

后来在孙中山的邀请下，中共于1923年起与国民党合作（是为国共第一次合作。由于孙中山在1925年病逝，导致在1927年蒋介石背叛大革命，大举逮捕和杀害中共党员，国共合作划上句号）。1928年，中共为求生存，毛泽东和朱德分别率领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建立第一个武装根据地。1929年红军被迫离开井冈山，而在赣南及闽西建立新的根据地。1930年之后，红军基本上已在瑞金一带建立起苏维埃中华政权，但不容于蒋介石，乃调国民党大军向根据地进攻。从1930年到1934年，红军先后四次击退了蒋介石的围剿，可惜中共内部出现错误的领导（李德及博古），迷信第五次的反围剿必能争取苏维埃中华取得完全胜利，继推行冒险主义政策，正面迎敌。结果不敌蒋介石的百万大军，红军只得撤离根据地，被迫进行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4年10月）。

在苦无出路下，红军伤亡不断增加，从8万人减到3万余人。正在危急关头，毛泽东的战略发生作用，主张改向贵州挺进，强渡乌江，攻占遵义城。

就在遵义会上（1935年1月15日-17日），毛泽东又再被推举成为党的核心人物。经此一变，中共又绝处逢生了。1935年，在毛泽东领导下，红军终于在延安立足，它成了中共新的根据地。

当日本侵略军在1937年7月7日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之后，中共又再一次取得“合法地位”，化成“八路军”与“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并肩作战”（当然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是为第二次国共合作）。

当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中共已是占据了中1/3的领土，即使蒋介石希望收服红军，但在毛泽东警惕下，始终未能如愿以偿。最后蒋介石也把1945年在重庆签署的“双十协定”撕毁，国共内战又再爆发。经过四年的较量，毛泽东的红军已成为势不可挡的解放军。到了1949年几乎已控制了大陆的领土，蒋介石不得不撤守台湾。

就这样，在毛泽东领导下，一个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标志着古老的中国转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未来。

虽然在建国后中国出现多次运动，包括反右斗争、大跃进、四清运动及文化大革命，但始终没有改变中国的红色政权（1929年的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了党指挥枪的大原则，因此直到今天，不论有大反或小反运动，军队得听命于党的指挥）。即使在1976年“四人帮”被捕后，邓小平重新复出，且在1980年倡议改革开放政策，让人看到形势大好一面和遮盖了黑暗面，也没有发生动乱，因为军人服膺党指挥枪的不变原则。但没想到，在2012年登台的习近平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又再让“老虎和小鱼”纷纷浮上台面来；尤其令人瞠目结舌的竟又有所谓新的四人帮（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及令计划）出现。遗憾的是，舆论仍然交待得不清楚，无法知道他们在政治军事上的勾结来龙去脉，只知道他们欲念无穷，把共和国的公家财产变成私人产业。

今天中共已经94岁了，如果不整治好腐败与滥权，习近平难向中国人民交待，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坚守”着毛泽东的思想，当然这也需要他的智慧开创新局。既然已开了头，就没有回头路。

刊登于2015年7月6日《南洋商报》

香港何去何从？（现代春秋）

香港与槟城拉上关系是历史的因果。先是英国在1786年占领槟榔屿，继之英国在1819年控制新加坡，并在1826年全面控制马六甲海峡，之后借助英国的军力通过马六甲海峡于1840年打响了鸦片战争。两年后（1841年），香港割让予英国。自此之后，槟城的模式被引进香港（如槟岛与威省隔一道海；香港与九龙也隔一道海）。因此这两个城市在早期有所相似是不争的事实。后来香港快步发展，把槟城抛落在后头。

当1997年，中国行使政治权利取回香港时，一个新的政局在香港掀开。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对香港实施“一国两制”并有一套与中国不同的基本法，以确保香港50年不变，继续走资本主义路线。

中国对香港的“让步”是为了向世界证明“一国两制”行得通，不但在1999年按此模式收回澳门，也向台湾发出强烈讯息，可用“一国两制”模式，但条件更是宽松促成两岸统一。

不过中国直到目前为止仍无法与台湾在政治上达成共识。不宁唯是，香港政界与民间也开始鼓噪；尤其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更见港人逢“六四”就有盛大的集会，以要求中国平反六四，进而要求赋予香港更大的民主。

例如在2003年及2004年的7月1日，各有50万人游行大集会，抗议在香港实施“国安法”（颠覆法），且要求特首普选。在重重压力下，董建华于2005年3月卸职。虽然换上曾荫权，但香港政改问题仍然不能解决，反而有“恶化”之势。

最明显的是，在2014年8月31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的决定，

根据决定，未来香港地区行政长官将由一个提名委员会提名产生，而非如香港民主派所希望的，允许公民提名。

被选为提名委员会的委员，可以提名特首候选人，但至少要获得百人支持提名才可以成为候选人。一般上，允许三名合格候选人进行角逐，但只能有一人当选。

在1997年第一届特首的选举，只是由400人组成选委会，结果董建华获大多数票当选。

到了2007年曾荫权角逐连任特首时，选举人已增加至800人。

接着在2012年特首选举时，选举行已再增至1200人，梁振英在三人争夺战中脱颖而出。

尽管在梁振英当选后，香港政学界有要求在2017年直选特首，但仍未获中国人大同意，中国人大认为香港特别行政长官的候选资格仍由1200名委员提名产生，以确保他是一名爱国人士，然后让候选人（一般三人）展开竞选活动，由500万港人投票选出。

正由于人大的议决“不符合”港人的需求，因而在去年出现了一个长时间抗争的占中（即占领中环，也意寓针对中国）运动（由9月28日开始，前后历时79天）。

这场运动在后来也演变成“黄色雨伞”运动，意有所指的要开展颜色革命。

中国对颜色革命是十分敏感的，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及1968年的捷克事件，深深刺痛中国的政局，引致毛泽东格外提防西方搞得“和平演变”。在抵挡中国社会自我变质后，中国依然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如1986年的学潮（主要引爆方励之事件）和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事件都对中国的政治产生极大的压力。在严惩贪污实行民主的口号下，改革开放的中国面临了比“文革”时期更大的挑战。

当2011年北非突尼斯打响“阿拉伯之春”第一声后，一场被命名为“茉莉花革命”在中东四处蔓延，中国依然不能苟同，也把它视作“颜色革命”。最近中国传媒更是大篇幅把“阿拉伯之春”和“雨伞行动”相提并论，以提醒港人不要陷入颜色革命而给香港带来不安与衰退。

正当港人在占中后对未来有所期待时，香港立法议会又于今年7月2日经过9个小时的辩论“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方案”后，共有28票反对，只有8票赞成。这意味着所谓泛民主派“压倒”迷制派（亲中派）（有杯葛投票之意），也就否决了香港政府代表人大提出的特首选举方案。

有人因此指责泛民主派让港人平白错失投票选特首的权利，因为否决政改方案，等于香港的特首选举将回到2012年的选举法，只由1200名选举人投票产生，而市民是无缘投票的。

就在这个时候，舆论又提出一条新的中间道路，既不亲中，也不反中，而是实事求是地为香港的未来着想。这些支持有限度政改的人认为在2017年特首选举即使“不民主”，但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争取在2022年特首直选（允许政党派出候选人角逐，目前参加特首提名的不可以具有党派背景）。

究竟“新中间路线”能否成为下来的指导思想，让双方（中方及港方）都有下台阶，也只有各让一步才能看到香港朗朗的明天。

既然港独不可能，而且中国也绝对不会放弃主权（也已将国安法纳入香港）。如果持续针锋相对，对香港弊多于利。因此香港的政派是时候认真思考要怎样的香港？

刊登于2015年7月6日《光华日报》

“阿拉伯之春”不可取 （直挂云帆）

当2010年12月17日位于北非的突尼斯突然因一位小贩与警察起冲突，愤而自焚抗议后，引发突尼斯的大示威。在短短的一月内逼走在位23年的独裁总统本·阿里逃向沙特阿拉伯避难。虽然事后国内各党派企图建立民主政府，但都不能成功，反而助长保守和极端教派的暴力分子从中滋生。

正由于第一个被欢呼的突尼斯政变成功，世界舆论纷纷欢呼中东终于走上民主的道路而形容为一场“阿拉伯之春”的革命。

接着受到直接冲击的是埃及（2011年2月11日），在位31年的穆巴拉克政权倒台，而被判终身监禁；继位的穆尔西政权也被政变推翻，指他推行伊斯兰教法，导致穆斯林兄弟会（宗教派）与军人和自由派展开斗争，结果军人取得暂时的胜利，不久埃及也陷入了宗教激进份子制造恐怖袭击事件的场所之一。

第三个被波及的国家是也门。2011年2月27日，在位33年的萨利赫政权倒台，而后获得赦免，但接管权力的副总统哈迪也在2015年2月6日被胡塞武装罢黜。胡塞武装在北方成立临时政府的同时，逃至南方的哈迪也在亚丁成立临时政府，也门又有了南北两个政权，但胡塞又推翻哈迪，后者逃至沙特求救，于是逊尼派国家联手空袭什叶派的胡塞武装，结果让基地组织趁机接管叶门多个城镇，这个国家已乱成一团。

第四个被打倒的政权是利比亚强人卡达菲（在位41年）。他在2011年8月23日被推翻，而他本人不幸被杀，国家因而陷入内战。

除了利比亚宗教派袭击美国领事馆外，也在2014年发生世俗派与宗教派的激战。即使宗教派的总理人选马蒂格被法院裁定当选无效，但局势并不平靖。在这个过程中，2014年崛起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趁机渗透利比亚，势力开始膨胀。

第五个被卷入内战的是叙利亚，它的示威行动始于2011年1月26日，要求结束自1963年来即实施的紧急状态。由于原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不但没有倒台，反而动用其武装力量对付反对浪潮。迫使后者也被武装起来，成立本身的革命委员会。正由于双方僵持不下，叙利亚已是山河破碎，国不成国。

尤其严重的是，因为内战，叙利亚已有21万人死亡，是5个动乱国家死亡率最高的一个（排第二的是利比亚，4万人死亡）。

此外，与伊拉克毗邻的叙利亚的山地一带及城镇也成为恐怖组织建立地盘的适当地点。

由于西方大国势力不太介入叙内战，也就出现反对派屠杀库尔德人事件，使得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库尔德人也与反对派作战。另一方面，属于逊尼派的反对派也得到各国的圣战分子伸出援手。就这样，一个尾大不掉的恐怖组织将“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又改成“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ISIS）。它在2014年已占领叙利亚和伊拉克大片领土。

伊拉克之所以在今日成为恐怖组织的新基地，那是因为在2003年时美国布斯总统认定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不但是恐怖组织的幕后人，也收藏大批杀伤力极强的化武乃至核武。因此在借助打恐的名堂下，于2001年收拾了阿富汗之后，也继后一举推翻萨达姆。

本来美国的原意是铲除一个独裁政权，还人民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但事与愿违，即使伊拉克有所谓民选政府，但都是抵挡不住从后面突袭的恐怖份子。目前毫无疑问的，恐怖分子已是无孔不入，因而下列的恐怖流血事件发生了：在6月26日为纪念“回教国”（IS）成立周年，分别在法国（一死两伤）、科威特（27死逾200人伤）及突尼斯（39死及36伤）杀害了平民百姓。还有我们也在媒体上看到“回教国”是如何砍杀俘虏的残酷镜头。

从今天回过头来看，阿拉伯之春已变成一场噩梦，这里头根本没有春天，有的是寒冷的冬天。一则由“纽约时报”报导的有趣新闻这样说：2011年，人民起义推翻了本·阿里的统治，引发了阿拉伯之春。现在差不多四年已经过去了，突尼斯人民还在与物价上涨、失业和上升的恐怖主义势头作斗争。人们是如此地失望，他们经常说希望回到本·阿里的时代。

这似乎是说：宁可生活在独裁下的和平生活，也不愿做“民主”的乱世人。这样的诠释也许不得当，但把中东弄成乱局一团还不是有人借民主之名而行破坏之实吗？

即使在2011年时，世界有许多国家的人民也希望也能够像中东国家进行“颜色革命”（突尼斯的革命被称为茉莉花革命），包括在中国也有人谈起，但中国至为警惕有人借所谓“阿拉伯之春”搞破坏，也不得不步步为营；尤其是香港在2014年的占中运动中打出“黄色雨伞”也被中国视为颜色革命的一种展示。

为此在今年的元旦献词中《解放军报》说：“一些西方国家正加紧对中国策动“颜色革命”。

而在今年6月14日的《人民时报》又用整版刊登5名学者的署名文章，警告“颜色革命”的灾难性后果，其中一段的文章这样说：“西方敌对势力长期以来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始终没有放弃颠覆中共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图谋。因此中国必须要在观念上“去西方化”，破除“西方制度迷信”，也要因地制宜，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与制度模式。

正因为香港的政局有所浮动，《人民日报》提醒中国人要认真看待“阿拉伯之春”已使人民付出沉重的代价，也成为乱局的最大牺牲品，岂可掉以轻心？

一句话：阿拉伯之春不可取，一切以各国的国情为准。

刊登于2015年7月2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