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团党取代了巫统？

仅仅过了7个月的“变天”，马来西亚政治斗争的焦点已从国阵/巫统转向希盟及土团党。因此当下重要的课题已不是巫统能生存下去吗？而是巫统的议员若转向希盟/土团党后，政局又将如何转变？

其实在2018年的509前，没有人相信国阵会树倒猢狲散，只相信反对党组成的希盟会壮大，因为前首相马哈迪加入和领导这个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让马来人相信马哈迪就是马来人及土著的守护人。这样的一个效应也让国阵/巫统慌了手脚。可惜的是，纳吉不信邪，他不但扬言巫统“千年不倒”，也向华社发出警戒，如果这届选举马华再吃败战的话，将来的内阁就不会有华人代表了。

虽然纳吉是以历史作为依据来判断巫统必胜，国阵也不会倒，但他抓不到民心，因为选民再也不相信只有国阵/巫统才能确保他们的未来；尤其是一马发展公司丑闻曝光后。

在一心“改朝换代”下，选民也就不再思索“两线制”的重要性，也不再犹豫能不能做出改变，几乎是全面的倒戈相向，让第十三届的大选“扭转乾坤”。不论选后人民会有什么样的反思或造成的结果就是换了场景，但主角还是“原来的他”。

这“原来的他”也确实是魅力无法挡，不但操控了安华的命运；决定了阿都拉的仕途和抓住了纳吉的软肋。正由于“原来的他”“513”后未曾失手，因此在509大选成绩公布时，“原来的他”又再回到权力的核心。随后也自然刺激到许多的前同志蜂拥而至向他请示“前路”。虽然他们之间曾是血浓于水的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要老大给予忠告也是“份内的事”，但前来请教者的原意就是在“投石问路”下一步要怎样走？不是毫无目的凑个热闹。

因为大选后巫统未能凝集力量重新整合；尤其是阿末扎希当选党主席后，内讧更见严重，导致各种各样的讯息传了出来，包括当选巫统主席的阿末扎希曾两度会马哈迪问“前程”；原本有望接班的希山慕丁（纳吉表弟）也密会马哈迪，更被形容为“里应外合”倒阿末扎希。还有巫统老二莫哈末哈山也拜会马哈迪，在场者包括韩沙查努丁，他是前贸消部长（已退出巫统）。

根据韩沙查努丁揭露支持首相马哈迪的巫统国会议员共有33名（其中16人已退党），尚有17人未公布身份。

如果以巫统原有54名国会议员来算，目前只剩下38名国会议员，若再有第三波退党潮，则巫统剩下的国会议员将不超过20名。

韩沙也说，来自沙巴人民团结党（PBRS）的1名国会议员及国大党的2名国会议员也会转向支持马哈迪。

他认为如果阿末扎希不在10天内辞党主席职，将会有更多人离开巫统。

另一方面，也有媒体披露国阵总秘书纳兹里又私会安华，寻求双方的合作，但没有下文，因为安华不适当在此时表达意见。

还有公正党的拉菲兹也劝请凯里（前巫青团长，前首相阿都拉的大女婿）不要退出巫统。凯里的回应与希山慕丁差不多一样，就是要阿末扎希下台。

对此，人权份子安美嘉认为不应招降巫统议员，也反对希盟的土团党为了掌控国会2/3多数席而不惜接收巫统议员，这将使到国会制衡失去意义。

本来在509后，崛起的希盟已在222个国席中占有121席，后来有3名独立议员加盟，人数也增至124名。最近又有4名巫统议员加入土团党，致该党有17名国会议员。

如果再有已退出巫统但仍被列为独立议员（11名）也在不久后加入土团党，则土团党将异军突起，极可能成为希盟中的第一大党。在这方面，马哈迪认为巫统内也有好人，不应拒绝他们加入土团党。根据报导，土团党已接纳前贸工部长慕斯达法、诺阿兹米吉马斯尔米亚蒂入党，最新的一位是巫女青年团长。

很显然的，希盟的公正党、行动党及诚信党是无能力阻止土团党的壮大，因为这也没有违反党章和宪法，只是在道德上失了筹码。

例如安华也只能说，他将继续支持马哈迪的努力与领导。言下之意，没有反对马哈迪强化土团党。这种谨慎的回应是避免节外生枝。但其夫人旺阿兹莎就明确指出反对招收巫统议员，似乎有了不同的声音。

由于时局的突变，安华本来对沙巴公正党主席巴鲁比安（工程部长）出席党议会不热心有意见，现在沙巴政局乱成一团，更换领导人会有难以想象的后果，也就被保留下来。

即使安华的公正党已拥有50名国会议员，但近期没有巫统议员加入公正党，也没有巫统议员参加诚信党，有利局面已朝向土团党。

诚信党主席莫哈末沙布（国防部长）立场更是模棱两可。他说要参加诚信党的巫统党员也不少，但以区部领袖居多。虽然他也希望有巫统议员“问津”。但他也阿Q式的认为没有必要担心巫统议员加入土团党。

行动党的林吉祥在一方面认定安华将如期接班时，也没有反对土团党争取更多马来人的支持，但他希望巫统人加入希盟前应该忏悔在一马公司所犯的错误。

这与马哈迪规定要退党议员先“独立”一阵子，在土团党调查后才接收是没多大差别的。

至于哥宾星，他是坚持不与巫统合作，也希望希盟必须对招揽巫统叛将一事深入讨论。站在他的立场是不主张收容巫统议员，人民的委托必须获得尊重。

但反对的声音不大，以致连影响安华与林冠英案件前甲州首长拉欣淡比仄也向土团党申请入党申请书。可以预见，巫统的大大小小人物将会“良禽择木而栖”加入土团党，也许是“巫统”的新生机会。因此通过土团党增加希盟在国会的议席（目前已128席）超过2/3席（148席）是迟早的事。斗争的焦点转入希盟也已经开始，最终会是土团党或公正党占上风，也有待考察。

刊登于2018年12月20日《东方日报》

沙巴政局乱成一团 —乱中取胜是常态

沙巴是马来西亚的第二大州，它在1963年9月16日纳入马来西亚联邦后就陷入了无止休的政治斗争，而且是马来西亚政治最乱的一个州。吊诡的是，沙巴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沙共的组织，也没有左翼的政党，但它的乱局不逊于砂拉越，也比西马各州更严重。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得从沙巴的历史说起。它原先是汶莱帝国的领土（从十五世纪到1882年），后归为英属北婆罗州（1882-1941）。继之在1941年-1945年成为日本蝗军的殖民地。日本投降后，它又再重回英殖民统治。到了1961年，英国授意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适当时候将东马的沙巴及砂拉越和新加坡并成马来西亚联邦（本来汶莱也概括其中，后因条件不合，汶莱也就不加入马来西亚，且在1984年自行独立）。

当年英国之所以由马来亚牵头，是为了阻止新加坡、汶莱及砂拉越左翼势力的坐大，也不允许马共或左翼政党主导这个地区的左翼势力；尤其是印尼有迹象向左转之际，英国不得不提防左翼力量再次崛起。

虽然马来西亚事后是在是仓促中成立的，但英国相信马来亚的反共立场可以压制左翼统战的成长，而且当时马来亚是培训东马公务员的基地之一。不过英国忽略了马来西亚在防务上的脆弱，以致菲律宾要索土，后者声称沙巴原属菲律宾的苏禄人的。

经过几轮的谈判，菲律宾无法染指沙巴，不过在后来沙巴倒是开了方便之门，让许多苏禄人涌入沙巴工作和建立家庭。根据一项统计，沙巴先后有数十万名苏禄人移入，且已成家立业。因此在过去几年前不断地发生苏禄人/军人潜入沙巴的事件。

本来加入马来西亚时，沙巴人口只有50万左右，但土地面积甚广，有73,631平方公里。可是经过55年后的今天，沙巴人口已快速增加到3百50万人。

在这些人口当中，以卡达山杜顺人为最大族群，占人口的17.8%；其二为华人，占13.2%；其三是巴瑶族，占12.4%；其四是马来人，占11.5%及姆禄人和苏禄人等。

表面上看来沙巴是纯朴与人口不多的地区；种族多但也不复杂，可是实际上却是政党刀光剑影的核心地带之一。最初是卡达山首领唐纳史蒂芬组卡达山党，继之是慕斯打化组沙统（姆禄回教徒）与之对抗。第一回合是唐纳史蒂芬胜利出任首席部长（1963-1965）；第二回合是慕斯打化扳回一局，弄掉唐纳史蒂芬改由华人罗思仁出任首席部长一个短时期（1966-1967）。

唐纳史蒂芬之所以丢首长位是因为对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时他毫不知情，也就有离心之意，结果被东姑架空（转成联邦部长）。

1967年州选后，慕斯打化取得胜利，出任首席部长。他的独裁手段引起中央的反感。因此在1976年的州选，中央再扶持唐纳史蒂芬组新党（人民党）取代沙统。结果皈依回教的唐纳史蒂芬改用莫哈末福尔的名字再出任首席部长。但不到三个月却因飞机失事身亡，改由其副手哈里斯出任首席部长。

哈里斯在后期变得傲慢与自大，因此在1985年时，人民党闹分裂，拜林率队另组团结党（PBS），且在州选中击败人民党。

这个过程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因为人民党的议席（6席）与沙统的议席（16席）合起来只有22席；而团结党已取得25席，但人民党及沙统强行推出慕斯打化在元首府宣誓就任首席部长，把团结党党魁拜林搁置一边。人民党的理由是执政者可委6名州议员，则其议席就变成28席，多过团结党3席了。这一回又是回到回教徒与基督教徒的权力斗争时代。

当时身为代首相的慕沙希淡裁定哈里斯与慕斯打化违反民主，更不能借“执政”可多委6名州议员的理由压倒团结党，也就否定慕斯打化的合法性。也因为慕沙的坚持，最终由拜林组阁。慕沙希淡在其回忆录（知无不言）中详记这一段历史的来龙去脉，也阻止了“双胞胎”州内阁的争议。

回忆录中还透露，即使在当时马哈迪没有对哈里斯有反感（反而感谢他在1984年通过沙巴州议会将纳闽岛献给中央充为岸外免税区），但基于民主精神，马哈迪支持慕沙依法行事。

正由于马哈迪对拜林的州政府没有好感，导致拜林心有不满，乃在1990年大选时倒戈相向，退出国阵转而支持东姑拉沙里领导的反对党阵线与马哈迪领导的国阵对抗。

虽然拜林在当年仍以30席再次执政沙巴，但已面对马哈迪的秋后算帐，开始撬走团结党议员，迫使拜林不得不于1994年解散州议会再选。此次团结党只以25席对国阵的23席再度执政。不久之后，因议员的跳槽，团结党失去多数席而失政权。直到千禧年后（2000年），马哈迪才允许团结党重回国阵。

无论如何，当马哈迪在1990年被拜林在背后捅一刀后，他就决心要使巫统东渡沙巴。结果在1994年得到慕斯打化的献议，让巫统接管沙统。这意味着沙巴政治又有新的斗争了。

真没想到在2018年的大选，沙巴又再次上演“双胞胎案”。因国阵沙巴主席慕沙阿曼以29席再加上两名独立人士的支持，共达31席（总共60席）就职成为首席部长。此时的拜林也充当急先锋角色，劝请慕沙阿曼率成员党离开国阵，加入大团结阵线。但因后者担心被扣捕上庭，乃出走他国，使到拜林的计划全落空。

在另一方面，沙菲宜领导的民兴党在不到24小时内又获得6名国阵州议员的加盟，也就正式在州元首府宣誓就职首席部长。正因为这样，沙巴是加入大马后更换最多首席部长的一个州（共13位）。

这双胞胎案是重演1985年的政治闹剧，最终是国阵自取其辱。不仅于此，近日沙巴再起政治震荡，退党潮一波又一波的逼使巫统走进死角。前巫统部长沙希淡说，沙巴将有大事发生，就不知道是什么大事？但我们知道，在里应外合下，巫统的明天绝不乐观。

刊登于2018年12月17日《光华日报》

巫统折翼振翅难飞

沙巴政坛巫统发生大地震是预料中事，但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根据各传媒报导，在12月12日共有14名国州议员退出巫统，纷纷倒向支持首相马哈迪和沙巴首席部长沙菲宜。在这之中有5名国会议员及9名州议员，但其中1名国会议员亚玛尼（Yamani Hafez Musa）则没有出席退党仪式。他是前沙巴首席部长慕沙阿曼的儿子，但直到目前尚未宣誓就职，动向不明。若在明年正月15日前未宣誓就任，其议席将被悬空。这说明了亚玛尼有问题，需要希盟政府网开一面，但又碍于“背叛”老子跳槽，也就选择不出席仪式 。

慕沙阿曼是在2004年大选后出任沙巴首席部长，也是从这一年起，首相阿都拉宣布首席部长不再轮任（在1994年，马哈迪采用轮任制，由国阵成员党轮任，每人两年）。

因此我们有必要阐述沙巴的政治历史的演变，以了解为何沙巴会成为政治斗争的角力场？

这一切始于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前，当时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未直接举行州选和国选，而是按照当时地方选举的成绩分配议席。由慕斯打化领导的沙统（USNO，1961年12月成立）分得8个州议席和6个国席。由唐纳史蒂芬（后皈依回教，改名为莫哈末福尔）领导的卡达山机构（UNKO，1961年8月成立）分得5个州议席和5个国席。此外，沙华与巴索党各有两个州议席，国会则各1席。

考虑到卡达山族是最大的族群，身为姆禄人慕斯打化凭其回教徒身份，被中央委为沙巴州元首，而唐纳史蒂芬则担任首席部长。

后来慕斯打化发现权力几乎集中在首席部长手上，也就设法弄倒唐纳史蒂芬（1964年12月转任联邦沙巴事务部长，属挂名闲职），改由沙华的罗思仁出任首长。

在1967年的州选中，中央扶持慕斯打化的沙统上台，也由后者出任首席部长。

也是在同一年，卡达山机构出乎意料地宣布解散，党员加入沙统。过后唐纳史蒂芬则转任沙巴州元首。

因为慕斯打化的独裁统治，也就在1976年的州选中，中央通过支持唐纳史蒂芬成立新人民党（Berjaya，公开人物是哈里斯）打倒沙统，再由唐纳回任首席部长。讵料三个月后，飞机失事，唐纳丧命，也就启开哈里斯时代。

哈里斯在掌权后，又是走向独裁道路。结果在1985年又被中央扶持的团结党（PBS）打败，由卡达山的新领导拜林出任首席部长。

1994年巫统取代沙统，东渡沙巴成功，可惜马哈迪已不再信任慕斯打化，起用新人出任首席部长（1994年到2004年采轮任制）。

2015年，纳吉开除了慕尤丁的党籍和剥夺其副首相职外，也让慕克里失去吉打州务大臣（马哈迪的儿子），更对副主席沙菲宜采取行动，冻结其党籍，也使他失掉部长职。

由于纳吉的毫不容情的手段，迫使马哈迪成立土著团结党（2016年）与巫统对抗；而沙菲宜则在沙巴另立民兴党（沙菲宜按过去传统先打倒州政府再来商议与中央合作）。

这就意味着巫统在沙巴面对两面夹攻，一边是希盟（包括土团党）另一边是民兴党。即使巫统在25个国席中派出14名候选人，只胜了7席。在州议会方面，国阵与民兴党各拥29席，难以组成州政府。先是在拜林的运动下，有两名州议员（来自STAR党）在5月11日宣布支持国阵，这样一来，在获得31个州席下，慕沙阿曼宣誓就任首席部长。但不到24小时，又有6名沙巴国阵州议员过档民兴党，议席增至35席，已牢控州议会。因而沙菲宜又宣誓就任首席部长，州元首也借此情况宣布慕沙阿曼宣誓无效。后来经过法庭判决，慕沙阿曼失掉一切。

本来拜林（不幸输掉国席）希望沙巴国阵成员党集体退出国阵和巫统后，成立“大团结阵线”（仍然执政沙巴），并由慕沙阿曼领导，无奈慕沙阿曼离国人在英伦，且又无法控制议员不跳槽，也就加速国阵的消亡了。

在国阵名存实亡的当下，如今又有一批国州议员改换码头，遂使到沙巴巫统分崩离析，只剩下1名国会议员和1名州议员。不论是否出自希沙慕丁与马哈迪的一唱一和，巫统的败象再一次暴露了还有退党风潮（国席从59个到目前只剩44个）。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马哈迪无疑是大赢家。很快的，土团党的国会议员数目将会越来越多。因此希盟在不久后拥有超过2/3的多数席是不足为奇的。就这样拥有72年历史的巫统将极可能走入历史。

刊登于2018年12月17日《南洋商报》

中国谱写历史新篇章

应中国驻槟城总领事馆的邀请，我出席了12月8日在槟州华人大会堂举行的《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座谈会（这是指从1978年到2018年的巨变）。其他出席者有各主要团体的负责人及文教界人士等。

座谈会由鲁世巍博士总领事主持，他在致开幕词中讲述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政绩，因而其副题是：“凝心聚力，谱写民族复兴与马中合作新篇章”。

其中主要的变化如下：

 （一）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11位，占世界比重的1.8%。

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2.7万亿人民币（相等于12.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自2010年后中国就已经成为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占世界比重的15%。

（二）1978年，中国人均年收入约200美元。

2017年，中国人均年收入提高到8690美元（按照国际标准，国民人均年收入达15000美元才算是达到先进国家的水平）。（新加坡已超过这个数目，2017年人均收入54530美元。因此早已被列为先进国家。马来西亚按照马哈迪首相的计划，原本应在2020年达到先进国家的水平，但因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马币贬值了40%（从1美元兑2.50令吉到1美元兑3.80令吉），也就放慢了进展的步伐。后来因领导人的更换（2003年-2008年由阿都拉拜相及2009-2018年由纳吉拜相），也就将2020年的宏愿展延。因为马来西亚在2017年的人均收入只达到9650美元，属于中上收入组。）

在这方面，中国希望在2021年时（建党100周年），能达致小康社会水平。这也意味着1万美元的人均收入是可能达到的。

（三）到了2020年，中国出境游客将超过7亿人次。而在2017年的统计数目显示，中国游客来马人次已突破300万。

在2018年的首4个月，来马的中国游客已达100万人次。但在新政府于5月9日上台后，马中关系因各种因素有所转变。因此估计2018年不会超过400万人次，极可能影响到春游的中国游客有所减少。以此来推论，前副首相阿末扎希预料在2022年时来马的中国游客超过800万人次将不可能达标。

（四）至于马中的贸易是在1974年两国建交后才有突破。例如1971年时，马中贸易总额只是2672万美元，到了1977年，上升至1.05亿美元。1989年，马政府与马共签署“合艾和平协议”，结束长达41年的游击战，促使马中国关系再一次飞跃；尤其表现在两国人民的自由往来和文教的合作与交流。也是在这一年，马中贸易突破10亿美元。

转入千禧年后，马中贸易更是刷新纪录，从2001年的94亿美元飙升到2014年的破1000亿美元。即便2017年有所下降，只在960亿美元，比较早前预测将破1600亿美元少了许多。这似乎反映出受国际经济下滑的影响，因此马中两国的贸易量在今年后两个月将会继续下降。为此两国政府正在解决症结问题，以恢复马中的正常经贸发展。

从今天回顾过去，中国已是脱胎换骨。1976年四人帮的倒台和邓小平的复出，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其一是结束文化大革命；其二是大刀阔斧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进入一个新纪元。

这其中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对我来说，我是在1980年首次乘搭列车由香港进入广州，行程约3个小时，沿途列车上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我的感觉是进入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国家。在想象中是一个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国家。

当年第一个印象是酒店朴实，设备简单而整洁，住客都是来参加广州交易会的。一般上宾馆只供应早餐、午餐和晚餐，其他时间是休息。

第二个印象是早上醒来一望街道，尽是脚车在滚动，所有的人都忙于上班，他们的制服是白衣或蓝衣/蓝裤或蓝裙，清一色的，似乎是“清教徒”。

第三个印象是在街道的小商店或杂货店排满人群，他们拿着粮票在等候分配粮食。粮票是单位给的，钞票不流行（正合乎今日有些国家鼓励用卡付款，不用钞票，减少贪污）。

第四个印象是中国开始实行“一国两币”，即外国游客要购买外汇券来使用；而本地人用人民币交易。一度造成外汇券吃香（因为可以买外国进口的电器），用1元外汇券可换成1.30人民币。这个外汇券到了1995年就停止使用。

也许“一国两币”让邓小平找到灵感，也就用“一国两制”的政策回收香港和澳门（1997年及1999年）。虽然邓小平也希望能用在台湾身上，但因过于复杂，直到今天统一仍然陷入僵局。

当时落后的中国也让我想起庄汉良对我们说过的一段话，他说他对中国的第一个印象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他是在1971年参加政府的代表团访问中国，身份是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会长）。

我们对他的形容甚感兴趣，但因无法自由访华，也就备存。直到我在9年后有机会访华才领略到所言非虚。我是在参加广州交易会时，不小心把手拿的提包搁在桌上，待我发现时，也就全身冒汗，因我的护照和现金全在提包内。

于是急忙跑回展览摊，只见有一位工作人员坐在“看守”提包。在喜出望外下，也赶着问她为何会守住这个包？他说是上头交待的。除了感谢再感谢外，我相信庄汉良所言非虚。

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在后来产生许多问题，其一是人心的变化；其二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下，出现了官商合二为一的腐败现象；其三是个体户出现了。千禧年后，个体户成了“红色资本家”。

当然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维作崇下，人就会利用职权和机会贪赃枉法，也就出现许多的经济罪案，令人胆战心惊。

今天的习近平政府希望一方面保持社会主义的特色，另一方面又要抓贪反腐。再加上美国近年来的叫板，突显了中国的强大已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构成威胁。真想不到一个落后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只用了40年的时间摇身一变成为先进的国家，震撼了西方国家，中美关系的交恶也是习近平始料未及的，因为美国选出了一位不按牌理出牌的总统特朗普，把中美关系搞到乱糟糟，也许这是中国发展所需付出的代价？

刊登于2018年12月13日《东方日报》

魏家祥与韩国瑜

马华公会新任总会长魏家祥在今年12月2日的代表大会上这样说：“台湾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在九合一选举中拿下民进党的堡垒高雄，而当选高雄市长，不但是一个奇迹，也是马华寻求东山再起的取经对象”。

他认为应该学习韩国瑜的两个策略，其一是制造希望，主打经济，喊出了“打造高雄，全台首富”的口号（这种大众化和接地气的语言打动了民心）；其二，包装政绩，即是他在2012年至2017年担任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时创下的业绩。

为此，他得到的结论是：韩国瑜用希望和过往政绩在民怨和选票之间筑起一座桥，把民怨化成人民手中的选票。

正由于韩国瑜卷起了政治旋风，终于让他在半年之内击败民进党，夺下高雄市的执政权；也同时带动其他地方选举成绩转向蓝营。

本来选前是民进党控制13个县市政府，而国民党只有8个，剩下一个台北市归无党派的柯文哲市长；但在今次的选举中，国民党夺得15个县市执政权，而民进党只剩6席，剩下1席仍归无党籍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对民进党来说，这次的失败是大跌眼镜的；尤其是高雄一向以来是民进党铜墙铁壁的城池，20年来国民党都无法动摇，这一次竟被韩国瑜攻下了。

其实韩国瑜也不是三头六臂的人物，他像许多参政者一样，有起有落。今年61岁的他出生在新北市，拥有东吴大学及政治大学的学位（学士和硕士），也在军官学校毕业。后来投身国民党，曾担任台北县议员、第二、三及四届立法委员，落选后在2012年出任运销公司总经理。但在2017年，不甘寂寞的他参加国民党主席的竞选，结果不敌吴敦义。较后他出任高雄市党部主委。在2018年4月，正式宣布将角逐高雄市长，这也引起不少人的惊讶，因为高雄是民进党的地盘；但也有人认为韩国瑜在政坛上沉淀一个时期后，是应该出来改变政治生态。毕竟国民党自从2016年输掉总统选举后，就没有一位令人信服的领袖领导国民党，从朱立伦到洪秀柱再到吴敦义全都被认为是一般人物，没甚突出。

吊诡的是，韩国瑜在今年8月就成为被瞩目的焦点，他不按牌理打牌和不使自己成为深蓝色的代表人，也就被认为是一个可以改变国民党命运和色彩的人。

正因为他在对的时间和怨民求变的时刻介入政坛，也就自然而然引发“韩流”，成为这个时期的政治潮流，最后也变成韩国瑜效应。

韩国瑜的胜利除了因他本身的魅力与冲劲外，也与民进党的逆转有关，蔡英文一方面支持台湾学生发动的太阳花运动（2014年），以逼使台湾取消与中国达成的“服贸协定”，似乎意味着年轻的一代有更强烈的台独心态，也就给民进党一个机会东山再起。

当蔡英文在2016年出任总统后，他就误判台湾新生一代要台独，不要统一，自然不承认两岸之间存在着“九二共识”（1992年台湾与大陆达成的“只有一个中国”的共识，但允许“一中各表”。台湾称一中是中华民国，北京称一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后蔡英文也采取强硬和冷漠态度对待大陆官方，结果导致大陆游客在2016年后锐减，严重地影响台湾的旅游业和观光事业。

与此同时，蔡英文也抓紧时机与特朗普搞好关系，更趁美国在今年中开始向中国发动贸易战时，支持美国组成的反华合唱团。

但民进党的倒行逆施也给中国一个机会进行反击，例如在蔡上台后，台湾已先后失去5国的邦交，只剩下与17个国家有邦交，前景不容乐观。

直到今年11月的九合一选举及民意调查出炉，才让蔡惊觉大势已去；尤其重要的是，台湾体育界人士发起参加奥运改名为“台湾”公投不过关，也印证了台湾的人民可以在现实上不被统一，但台独的立场不能走得太远，否则必会反弹。韩国瑜现象（承认九二共识）证明了这一点。

今天马华的魏家祥说要从韩国瑜身上“偷师”，这对马华有好处。现在我们就来讨论韩国瑜现象适合马华的新战略吗？

其一，韩国瑜对国民党有爱心，但不一头栽进去，没有愚忠。因为他知道国民党在过去犯过许多错误，不仅乏善可陈，而且败象屡屡。因此他要改变国民党的形象，让人耳目一新。

反过来马华公会也算是已经改组，但没有出现一个敢怒敢言的韩国瑜，也未为马华规划一个新方向。到底马华是要与国阵黏在一起，还是退出国阵？没有人读懂马华通过的提案。

退一步来说，如果巫统不理睬马华的提议（解散国阵），马华岂不是自讨没趣？

其二，韩国瑜打经济牌有其优势，因为只要国民党在两年后赢回总统的选举，它就用有权力制订新的经济政策和重新检讨与大陆的关系。

反观马华从一开始就没有政治上的绝对权力，它在中央政府内有时扮演吃力不讨好的角色或当家不当权的角色，也就不可能具有实权制订迎合民意的政策。因此马华与国民党的“权力结构”并不相等，也不能相提并论。

其三，台湾的国民党若在未来由韩国瑜领导，他不会强调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是以实际的行动推行有利双方人民的政策。

至于马华公会一向来就不深入研究和探讨马华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只是随着巫统的步伐起舞。如今出现一个良好机会与巫统切割，马华却迟疑不决。这又怎么显示马华的新生和新希望呢？

因此韩国瑜现象和行为只适合马华引为一个例子来激励干部走入民间，勤力与民接触，效果如何，也有待观察。除此之外，韩国瑜与魏家祥之间的不同点似乎更多，难以拿来比拟，更无法翻版。还是做回魏家祥自己比较恰当，毕竟双方的政情大不相同，无法移花接木和克隆。

刊登于2018年12月10日《光华日报》

马华又是两头不到岸

我们先说联盟的成立。在1952年2月吉隆坡市政局有一场市议会的选举，原本是马华公会自行参选，但当时领导雪州马华的李孝式以暗度陈仓的战略与吉隆坡巫统合作，而经费多由马华支持。李孝式的目的是要挫拿督翁的锐气，因为拿督翁在1951年离开巫统后，另创马来亚独立党，且与马华公会关系良好，也特别邀请陈祯禄总会长为其独立党主持开幕，并有马华要员成为独立党的理事（当年个人是允许参加一个政党以上），偏偏漏请李孝式观礼。这导致李孝式采取报复性行动，在不通知陈祯禄下，自行与巫统合作，与独立党对垒。结果马华胜6席，巫统胜3席，独立党2席及独立人士1席。不过这场局部选举仍然由英殖民政府掌控大权。

就这样马华与拿督翁的关系交恶，更刺激拿督翁在1954年另立国家党（解散独立党）和巫统对抗。因为巫统也于1954年成功地拉拢马华及国大党合组“联盟”。

果然正如所料，联盟在1955年的普选（独立前的选举，只选52席，另46席是英国委任的）中几获全胜，拿下51席，只剩1席归回教党，而国家党全军覆没。于是东姑领导的联盟组成“自治政府”，拿督翁进一步被边缘化。

本来1954年组成的联盟，巫统及马华各派16名代表，而国大党有6名代表。但在理事会内又成立执行理事会，计巫统及马华各6席，国大党则占有3席，一共15人。在1955年普选后，巫统认为其代表性最大，因而修改联盟党章，变成巫统6席，马华5席，国大党照旧3席。不过全体理事会的代表比例没有改变。当马华在1958年改选后派出下列5名代表，他们是林苍祐、朱运兴、李孝式、杨邦孝和黄奕忠。换句话说，1956年后，马华在联盟的地位已告降级，才有后来这么多不公平的事件发生。

正因为这样，当马华的改革派在林苍祐的领导下（1958年当选总会长）于1959年向联盟提出要求分配40个国席给马华时，东故勃然大怒。结果林苍祐派失败，东姑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陈修信派也成功地排挤林苍祐派。

1959年的大选成绩标志着巫统的势力进一步膨胀，胜了52席（国会总数104席，巫统已达半数），马华参选31席，胜了19席及国大党胜了3席。

 以此分析，马华在联盟的地位只有进一步削弱，而没有上升。

下来我们就要谈到国阵的成立。

这个组织是在1969年大选后才露端倪的；尤其是“513”事件后更成为政治的大方向。

因为这一年的选举，联盟在西马只赢得66席，但保住中央执政权。可怜的马华只剩下13个国席，又失掉槟州主导政权的地位。

政局的改变也边缘化马华了。当1974年马中达成建交下，敦拉萨也就宣布他要成立“国民阵线”（国阵），以取代昔日的“联盟”。

针对国阵的成立，林苍祐解说，敦拉萨告诉他这是一个新的组合，不是联盟的改组，也不是联盟的扩大。因此这个新组合民政党也是发起人之一。

当国阵在1974年6月1日正式注册前，李三春代会长（陈修信在4月8日辞职）也勉为其难不得不发表“为了尊严”的文告：

马华在国阵中必须不失去它的身份与立场，成为伸张华人愿望及心声的政党。

虽是表达意见掷地有声，但马华也已知道今后的前景更具挑战与威胁。新的成员党有巫统、国大党、民政党、进步党、回教党、沙巴联盟、砂土著保守党及人联党，连同马华一共9个。而且马华是最后一个签署同意加入国阵的政党。

更令马华气馁的是，它在2008年、2013年及2018年的三届大选中竟然不堪一击，一届不如一届。在很多时候，都怪责巫统的霸权政治拖累马华，却又继续依附在国阵而生存，甚至还通过特大若席位少过上一届就不入阁的政治游戏。结果自讨没趣后又再通过特大否定“不入阁”的议案。

入了阁后，马华又是一连两届栽了筋斗，如今也只剩可怜的1国2州席。

这样的凄境，留在国阵又有什么用？本来党代表大会是决定要不要退出国阵，最后变成授权中委会建议解散国阵，议案的性质也全变了，因为主动权不在马华手里，它提解散国阵是“越俎代庖”，也没有实质意义。

如果马华担心离开国阵后找不到合作对象，这也是多余的想法，若留在国阵马华又能做什么呢？当种族政治不能消除之际，马华立足华人社会又有何错？

刊登于2018年12月10日《南洋商报》

王晓庭的“左翼”战略？

马青新任总团长王晓庭在马青代表大会上（12月1日）发表的演讲让人回味，但也点出了她与过去马青领导有不同的思维，而且在有意或无意中重蹈马华47年前的“激进”路线（当然今年38岁的王晓庭尚没有出世，所以也不可能了解那一段风起云涌的年代）。

王晓庭说：“虽然马华（过去）长期是执政党，属于右派政党，但如今成为在野党后，必须要能与左派及社运人士接触与合作，并在关键时刻共同上街头”。

她也自我批评马华在过去已沦为搞活动的政党，而失去社会运动的组织能力，更不要说论述能力了（昔日马华妇女组主办的丘比特节目，被认为属此范畴）。

因此她提议马青将成立下列4个局：其一是“社会运动局”，与友好的社运分子合作。“我们要相信和这些人的街头智慧及社会智慧”。

其二是成立“大专生事务咨询委员会”，进入校园招募理念接近且可以合作的大学生。其三是成立“媒体创意中心”，以取代马青的宣传局，让马华的宣传手法更接地气。其四是成立“政策与策略委员会”，共同讨论国家课题，并制定解决方案。

虽然本届的代表大会只有28%的代表出席，但王晓庭欣慰不仅没有发生退党潮，反而在野后更多人参与。

针对王晓庭的新理念，我们愿意提及马华的一段历史，让她更能了解她所说的建议也非新鲜事。

首先她的“社会运动局”算是比较有“创意”的，但缺乏根基，因为马华和马青从来就不认同社会主义理念和社会主义政策，因此不曾否定它是右翼政党。

但是在“513”事件过后的第二年，国会重开，也解除紧急状态，因而在1971年掀起了“华人大团结运动”。这一下子刺激了陈修信会长信心大增，也相信能通过华团运动来壮大马华。

可惜华人的大团结运动的领导人，并不全然归顺马华，也就在1971年5月申请注册“马来西亚华人全国团结运动”的社团组织。因未纳入马华旗下，引发陈修信与华团领导人关系交恶，到后来也未能取得注册。

与此同时，也在同一年陈修信开展两个大动作，其一是马华直接吸纳专业人士参与其中；尤其是在吡叻州，有一批华团领导人，如林敬益、梁棋祥、郑受恩及杨寿贤，再加上吉隆坡的李裕隆及陈忠鸿等人。于是改革派在马华崛起，除了在1971年委任林敬益出任马华吡州主席外，也在1972年推荐林敬益出任特别任务部长，掌管新村事务部。

也不知哪来的灵感，林敬益竟然说马华准备以“社会主义”为原则，以推行改革，结果引发马华党内斗争。

林敬益后来也按照“社会主义”方针在吡州开设了“干训班”及“兴汉社”（与王晓庭的“社会运动局”及“政策与策略委员会”有些相似）。

1972年6月，当陈修信访问怡保时，林敬益通过“干训班”及“兴汉社”发动两千余人到机场迎接陈修信，且高举党会长肖像载歌载舞，如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欢迎仪式。结果被认为做过了头，在1972年8月陈修信不得不腰斩林敬益的势力，也宣布不再按月拨款资助“干训班”和“兴汉社”，导致马华在1973年6月将林敬益开除出党，其中一项罪名竟然是“某些前社阵人员和共党份子已渗透马华公会，这些人企图在马华党内夺权，若不成功就毁掉马华”。

其实林敬益绝不是社会主义分子也不会走激进路线，他在被开除后带队加入民政党，就证诸了他一直存有马华的政治色彩，包括在2003年黄家定上位时，竟提出马华民政合并论。换句话说，马华和民政的路线也越来越靠近了。

其二，也是在1971年因为吉隆坡发生大水灾，为账济灾民，有人向陈修信建议邀请香港左翼的银星艺术团前来表演，以鼓起华人的激情。

在当时，陈修信也想到要吸纳左翼分子，包括劳工党干部加入马华，因为在敦拉萨于1970年出任首相后，他就将国家政策从右翼转入“中间偏左”，也就有了1972年马来西亚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建交；更于1974年与中国建交，展示了马来西亚的新外交政策。

为配合敦拉萨思维的转变，陈修信也说服了敦拉萨同意让亲中国的艺术团前来表演。

这个艺术团也真的掀起热潮，更调动了左翼阵团又活跃起来。虽然有一部分左派人士加入执政党，如黄循营加入马华且曾出任副部长；如王天庆加入民政，且曾出任政务次长，但为数不多。

令陈修信始料未及的是，他推荐的银星艺术团来隆表演“文化大革命”的节目后，不但没有帮到马华，反而助长左翼阵团重新整合；尤其是马来亚大学华文学会成为被查封的对象，一些领导人也被捕，政府指他们宣扬共党活动。

在1974年时，敦拉萨有鉴于已成功与中国建交，也就建议组成“国民阵线”（国阵），以取代旧有的“联盟”。当年基本上是9个政党共组国阵，其中除了巫统、马华及国大党外，另加入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还有是砂拉越的“联盟”（改成国阵）及沙巴的“联盟”也改成国阵。

但是最后一个签署加入国阵的竟是马华。因为在李三春看来，马华未受到尊重和咨询，就收编反对党且成立联合政府，以致马华公会的地位一再下沉。这促使马华很不心甘情愿地在最后成为签署者。

也因为这样，在1974年后直到1999年，马华和民政都是面和心不和的，一有机会就会杀对方一个措手不及。马华与民政的斗争直到黄家定上位后才缓和下来。如今彼此都失去政权，再也没有斗争的条件了。

至于马华为何是最后一个参加国阵的政党，却又是最后一个准备埋葬国阵的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刊登于2018年12月6日《东方日报》

中美第二战场：南中国海？

在靠近东南亚国家有两个水道/海域在今天对中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它的经济命脉。其一是南中国海，其二是马六甲海峡。

南中国海约有350万平方公里，内有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大群岛。其中西沙和南沙群岛最为重要，因为根据估算，南海石油蕴藏量约在230亿-300亿吨之间，约占全球储量12%，也占中国石油总资源量的33%。储油区多在南沙和西沙群岛。

同时，单在南沙群岛就有天然气资源20多亿立方尺，是世界四大油田之一。除此之外，中国也有4个理由保护南中国海，一是保护中国的领土和经济地位免受来自海上的攻击（1840年的鸦片战争就是中国军备过于落后而被迫将香港割让给英国；更因而开放五个口岸予西方国家）。

二是确保印度洋方向至中国沿海港口的海上原材料运输管道通畅无阻。

三是确保中国海上出口商品顺利途经南中国海进入南亚、非洲及欧洲。

四是通过对南中国海油气资源的开采，使中国庞大的经济体摆脱对脆弱的霍尔木兹海峡与马六甲海峡通道的高度依赖。

原本美国对于南中国海是没有预设议程的，但自从联合国在八十年代推出《联合国海洋公约》后，美国就对南海内的岛礁拥有权概属中国表示不满。

因此美国对南海的立场就出现了：

（一）各索取国应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解决纷争；

（二）确保南海的自由航行权利及确保自然资源合法开发；

（三）反对涉及的任何一方使用武力威胁的方式宣誓主权；

（四）采取国际法仲裁方式解决争端；

（五）透过多边安排而非双边或单边擅自解决纠纷。

中国显然不会同意美国的立场，因为这等于否定中国对南海的岛礁拥有的主权。

至于马六甲海峡，全长1080公里，每年有10万艘油船和船只经过马六甲海峡，约占世界海上贸易的20%。它的重要性是英国早期通过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开始将鸦片源源不断从印度通过甲海峡运抵中国。在清廷的统治下，中国只有逆来顺受。

不过在中国千禧年（2003年）和平崛起后，整个国际形势也起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对海岸线的防御，更是不容松弛。因此中国除了强化海军装备及增加训练海军人员外，也对南海步步为营，因为中国面对的是来自各方的挑战，有越南在南沙占有29个岛礁，且宣称拥有整个西沙群岛的主权。也有菲律宾占有39个岛礁；也有马来西亚占有10个岛礁。虽然印尼在2015年与中国解决纷争，获得了纳士纳群岛的主权，但印尼也未明显地亲向中国。

引发南中国海卷入一场官司风波是中国在2012年与菲律宾争夺黄岩岛（在中沙群岛）获得胜利，导致菲国向国际海牙仲裁庭提出起诉（2013年），要求法庭判决中国提出的九条断线作为中国拥有岛礁的主权是不合法的。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主席习近平在和平崛起。十年后，于2013年倡议开展全球化的“一带一路”大工程。

虽然在2016年判决菲律宾胜诉，美国也加把劲鼓励菲律宾“乘胜追击”，但新上任的杜卡蒂总统却采取相反的立场，宁可与中国友好协商，也不针对仲裁庭的判决与中国讨价还价。

另一方面，中国面对越南的强硬立场，也就无所让步了。

还有近期东盟国家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也出现僵局，首次未发表首脑宣言。

自从1992年成立以来，这个组织已有21个成员国，但因中美交锋激烈，一方推行“保护主义”和“美国优先”；而另一边，中国则反对单边主义和主张多元开放，导致无法折衷，最后放弃发表宣言。

无论如何，美国仍然坚持东盟国家最终能够签署“南海行为准则”，以取代过时的“南海行为宣言”，它的目的是要克制中国继续强大和对一带一路的工程设下障碍。

在这方面，美国不但得到日本、印度和新加坡的支持，而且也加入了马来西亚的新建议。大马首相马哈迪吁请所有军舰撤出南中国海，也不要设有基地，让它成为自由航行的海域。

中国固然不能赞同这样的简化表述，因为南中国海在历史上是中国的大门口，如果任何军舰或任何船只可以在南中国海耀武扬威，中国的安全岂不是没有保障？

马哈迪的立场既不亲美也不亲中，而是发表他个人的见解和小国的立场。但他也毫不隐藏其对日本的情意结，上台以来，他已先后三次访问日本。

正当美国不断地与中国针锋相对加速贸易战之际，其副总统彭斯又再释放一颗令中国人震惊的“炸弹”，那就是南中国海不属于中国，它是一个国际海洋，任何船只都可以自由往来。

中国反而要求美国提出证据，它何时有阻止美国的船只自由通行？

既然美国巡逻的是军舰，包括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展示威力，也就不得不引起中国的警惕。从这个角度来看，南中国海将是中美贸易战下的第二个战场。所幸最新消息是中美两国有望对贸易战达成和解。若是贸易战无所转机，南中国海及马六甲海峡就会卷入两只大象的对决。此时相关的小国要站哪一边就未能太早下定论。李显龙希望选边站的一天不会到来和发生，至少应推迟发生。因为世界舆论也看出美国不会贸然让经济战不断恶化而伤及美国的经济。和解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刊登于2018年12月3日《光华日报》

土团党向巫统议员招手

虽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巫统领导层逐一的走进土著团结党已是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最新的动向是在11月28日有一名已退出巫统的国会议员诺阿兹米被土团党总裁马哈迪亲自欢迎入党，足见马哈迪越来越重视巫统的议员过档土团党。到目前为止，土团党已有15名国会议员。与此同时，土团党也吸纳4名巫统上议员入党，他们是凯鲁丁、阿南伊笃、阿都拉及依沙阿都哈密。

按照土团党设下的条件，凡要加盟土团党的政治人物必须先退出巫统。例如诺阿兹米是在6月24日退出巫统，已符合土团党的退党期限。同时这些新加盟的人士在一年内不得任党职。

表面上看来，土团党只是增加两名国会议员，不值得大惊小怪，包括其中一人慕斯扎化是巫统元老及历任部长，且也是吉兰丹州的州议员，正好成为希盟在丹州的唯一州议员，但在实际上，土团党的策略是“放长线，钓大鱼”。除了公开点名4名巫统议员不接纳外，其他的议员都没有被禁止加入土团党。

马哈迪这样做也是为土团党着想，因为他认为土团党有资格也有条件成为巫统第三（过去有新旧巫统），不仅可以稳固土团党的政治地位，而且也可在将来成为希盟的最大党。如果土团党不作出努力的话，它可能会被其他成员党；尤其是公正党所消化掉。

正因为这样，在今年11月26日土团党在柔佛也接纳3名前巫统州议员跳槽，他们是拉士曼、罗勒里及阿威雅，以致土团党在柔州的州议席从8席增至11席，比诚信党的9席及公正党的5席为多，位列希盟第二大党；最大的是行动党，拥有14席。以此类推土团党已从中崛起。

可是柔州公正党主席认为希盟已稳控柔佛州政权，土团党多加3个州议席是没有意义的。但对马哈迪来说，土团党必须在他担任首相期间获得发展，不然国家进入安华时代时，土团党的发展就不那么顺畅了。

即便马哈迪年事已高，他个人不在乎党的未来，但他在有生之年必然会实现土团党是巫统的翻版。

其一，他不可能放弃对马来人及土著的保护，因此土著的特别地位将不会有所改变，包括最后马哈迪也不同意签署联合国的反种族歧视的公约（ICERD），以缓和种族情绪。

其二，马哈迪坚持他成立的土团党是种族性政党，与巫统大同小异。这是为方便将来取代巫统而成立。

其三，马哈迪从未反对巫统，只是诅咒纳吉和他所领导的巫统变成贪婪的组织。此刻在巫统大败后，正是是马哈迪下手“瓦解”巫统的好时机。

以目前希盟的势力排阵如下：（一）公正党50个国席；（二）行动党42个国席；（三）土团党13个国席及（四）诚信党11个国席。

如果土团党继续在原地踏步，它肯定无法超越公正党。诚信党对土团党来说，并不是真正的对手。这就是说，土团党要成为老大，就得在马哈迪主政时落实。因此我们相信和推测，在不久后会陆续有反对党议员（主要是巫统议员）相继投向土团党。

理由是土团党才成立两年，人才缺乏，正需要一批精英加入。而当下最重要的是先壮大党的力量，那就需要吸纳多20位巫统议员加盟。如果有超过30位议员投向土团党，它将可能超越公正党，在希盟排第一位成为霸主。

原本在509后来，巫统仍拥有54名国会议员，现在剩下52名，自然成为希盟各成员党争取的对象。可惜到目前为止，诚信党无法吸纳巫统议员，公正党也因其多元性可能不被巫统议员所考虑，剩下的就是土团党。

在这方面，马哈迪也毫无讳言地显露其本色，他的政党必须掌控希盟，而他曾领导巫统22年，没有理由他不接受巫统议员加入阵营。

其实拆开来审视，马哈迪就是巫统的其中一个化身。因此他直截了当地告诉阿末扎希，解散巫统后，才能解决巫统议员的去向。

当然安华也是巫统所熟悉的前领袖，但现在权力不在他手上，也对巫统人靠拢土团党没多大的抗议声。毕竟公正党党选刚过，其中浮现的派系问题需要进一步化解，也就无暇顾及招纳巫统议员的活动。

这意味着马哈迪和安华已开始与时间赛跑，看谁能争取较多的巫统议员。这议员人数将决定哪个政党可以屹立不倒。

刊登于2018年12月3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