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恩仇录五

 李三春vs.曾永森

前面四章写过的名人都已先后作古，但今天第五章的主人翁都还健在，一个已迈入85岁高龄；另一位则已是88岁高龄，双方曾经是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而且也曾在政坛上大展身手。

我们先说第一位主角，他是于1935年在北根出生的李三春，是马华老大当中，学历最低的一位，于小学毕业后到新山英校受教育。约在1955年参加马华公会，而在1957年在柔佛当福利官，是一个不显眼的小官。

李三春

但在1959年时，只有24岁的李三春被马华推派成为国会候选人，结果一炮而红，当选柔佛州居銮北区的国会议员，奠定了他亮丽的未来。由于他未介入1958-1959年马华的派系斗争（陈祯禄和陈修信对垒林苍祐和杨邦孝），当林苍祐派失势后，陈修信从中崛起。因此在1961年，李三春倒向陈修信而被委为“联盟执行秘书”，当时的联盟总秘书是陈东海，是由东姑钦定的。

不久之后，李三春被陈修信（财长）委为政治秘书。但在林苍祐当红时（1958年），李三春只是追随左右的人（到了70年代他纳入林建寿（林苍祐的死对头）加入马华，倒成了李三春向林苍祐逼宫的筹码）。

1963年，马华青年团组织扩大，出现了马青团的选举，李三春因而当选马青总团长。

虽然马青已在1954年成立，但延至1963年才发展成活跃的组织，成为母会的急先锋和打手。此时是李三春意气风发的年代。他在1964年参加国选再次胜利后封官，被委为劳工与人力部政务次长。

另一方面，也是在1964年，另一位主角登场了，他就是后来也名噪一时的曾永森。

丹斯里曾永森

曾永森于1932年出生在霹雳的积莪营，毕业于钟灵中学，后负笈香港中文大学。及后又转赴伦敦林肯学院考获律师文凭，在1961年成为执业律师。

曾永森在出国前曾在《光华日报》担任记者，小有名气。因他不是草根出身的马华党员，当他在1964年被敦拉萨副首相提拔成为国会候选人时，马华上下除惊愕之余也没有太大的反对，毕竟曾永森是在白沙罗区（属于左派的强区）对垒社阵的陈凯希，胜面不大。结果这位横空而降的政治宠儿竟然顺利过关而当选国会议员。

不宁唯是，敦拉萨也通过东姑委任曾永森出任政务次长，真是一当选就做官，使到众多马华党人不服；尤其是李三春，在党拼搏多年后，才获得小部长职位，曾永森又何来资格当官呢？

斗争归斗争，合作归合作，手段高明的李三春只得见机行事，他要让曾永森尝到他的厉害。当1969年大选时，曾永森就在原区马失前蹄，败给行动党的何焯欢，也失掉部长职。但当马华署理总会长许启谟于1972年4月突然病逝时，党内有两人对署理总会长一职有所唾涎，他们是李三春和李孝友。这两位的党龄不相上下，而且在马青团内是“称兄道弟”的，一个是团长，另一个是总秘书。不过在1972年时，双李已是副会长。

此时出现一位说客曾永森，他力劝李孝友不要争署理总会长，让位于李三春成为替补者。换句话说，是曾永森从中斡旋，才免除党争爆发。但以当时的情势分析，李三春的人脉还是胜过李孝友的。

至于曾永森为何支持李三春而不支持李孝友上位？外人不得而知。只是在后来也看到曾永森原来要争的是参加乌鲁雪兰莪国会补选，而不希望李三春派挡路。当时署理总会长尚不是他的目标。说真的，在此过程中，李三春也没有承诺给曾永森什么好处。

当曾永森在补选中顺利过关后后，他旋即被敦拉萨委为核能及环境部长，因为首相要他搞好马中关系。与此同时，也不忘提拔李三春成为工艺、研究及新村部长。两人在内阁内平起平坐。

马中签署联合公报，由敦拉萨和周恩来代表签字，后排左九是曾永森

1974年4月，陈修信突宣布辞马华总会长职，身为署理总会长的李三春也就顺势而上出任总会长。党的基层权力移向李三春而不是曾永森。

可是在这个之前，马华内部也乱成一团。其一是在1971年大搞华人大团结运动后，民间团体因要另行注册与马华失和，导致大团结运动胎死腹中。

其二是在1972年马华内部发生林敬益事件，且与陈修信骂战，失去吡州主席和较后连部长职也失掉。在这之间，李三春刻意转移视线，由林敬益担任华人精神革命委员会主席。这是一个口水多过茶的舞台，除了曾永森改革汉字简化有功外，其余的活动都是噱头，况且二毛子的林敬益又能做什么呢？

其三，就在林敬益向陈修信开炮时，李三春已倒向陈修信，且在1973年支持陈修信对改革派采取的开除行动。

其四，曾永森在1974年大选后，已察觉自己在党内地位不稳，因而也在准备后路。

在此之前，曾永森一方面忙于马中建交大事；另一方面，李三春也忙于巩固势力。当敦拉萨决定在1974年将联盟“帆船”标志改成国阵“天秤”标志时，心有不悦的是李三春。他既不能忍受林苍祐的民政党加入其中，也不能同意弱化马华在国阵内的代表地位。

正因为有所抗议，所以马华是最后一位签名加入国阵的政党。

曾永森当然乐见国阵组成，他因为得宠于敦拉萨，也在国阵组成前一度是联盟的秘书长。而在国阵成立后，才由嘉化峇峇担任秘书长，曾永森则担任总财政直到1981年卸职。

1974年后，李三春与李孝友分别担任马华老大和老二，但李孝友不是李三春的人，前者开始部署陈汉源取代李孝友成为署理总会长。

正因为李三春意图建立起强大的势力，也就不能够容忍有异议乃至有背叛倾向的人加入其队伍。

因此在1977年的党选，李三春挑出陈汉源是副手，不是李孝友，也不是曾永森。

在此变化时刻，曾永森跳了出来攻打署理总会长，与陈汉源打对台。

选举结果是曾永森当选马华署理总会长，但因他与总会长李三春格格不入，曾永森除只保存部长职外，在党内未被分配党务。

曾永森受到排斥后，心有不甘，他决定在1979年的党选孤注一掷，向李三春挑战总会长职。于是曾永森发出大义凛然的“出师表”，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曾永森与李三春已到了撕破脸皮的生死关头。

在外界和舆论上，曾永森似乎占上风；但在实质上，李三春掌控了多数有投票权的代表，他的这一破釜沉舟的决心，也显示出马华的分裂在所难免。

选举过程也在华社掀起大风大浪，局面看来对曾永森有利，但投票结果适得其反，李三春得901票；曾永森得686票。

这样的成绩，固然是当权派大胜，但在另一方面，华团的勉励会四起，鼓励曾永森组党与马华对着干。可惜曾永森未能把握时机，在患得患失下，他最终作出另外的选举。

就这样，失去官职和党职的曾永森，已成为闲人一个。若他要在党内东山再起，已非易事。当时虽有众多支持者要他成立新党与马华斗争，但没有下定决定的曾永森最后在1984年选择加入民政党，与林敬益共打天下。

曾永森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在民政沉着6年后，于1987年与林敬益争夺民政党主席，结果败下阵来。这正是一山难容二虎的最好写照（大凡政治人物都会面对威胁性的对手而反目成仇）。

说回1979年，李三春胜利后他就将马华巩固在一个大集体中。当然这个大家庭还有许多问题的。后来曾永森转向民政党，李三春也算松了口气。虽然曾永森带走了数以千计的马华党人，比起林敬益更为狂热，但对大局未有大影响。

意料之外的是，当李三春于1982年移师芙蓉斗行动党主席曾敏兴时，他是以政治前途作赌注，以换取马华在槟州的地位与民政平起平坐。结果马华如愿以偿，而胜利的李三春也在1983年突息影政坛，留下一个内斗1年有余的马华公会。在1985年才取得喘息的机会。

34年前，曾敏兴（左）与李三春在芙蓉国会议席展开“巅峰对决”握手的历史镜头

讵料在1990年大选前，曾永森又静悄悄在林良实同意下回巢（此时李三春已退出政坛），参加槟城的州议会选举。他被认为是在骆文秀的支持下得以代表马华出征。

若当年曾永森胜出，也许他将成为取代林苍祐的人而不是许子根。可惜他落选了，首席部长之梦离他也越来越远了。

2000年时，曾永森在林良实的支持下获得机会出任上议院主席，直到2003年退休，总算圆了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官梦。

刊登于2020年9月12日及9月19日《新生活报》

东西马较量的沙巴州选

果然不出所料，沙巴州选带来的震撼不亚于全国大选，除了破天荒有447名候选人争夺73个议席外，也有同一阵线的政党同室操戈。例如当下在中央执政的国盟也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以巫统为主的国阵，成员有马华及人民团结党，共参选41席；另一个是以首相慕尤丁为首的国盟阵容，计有土团党、沙立新党及沙进步党，参选29席。两个阵营合起来共竞逐70席。

首相慕尤丁宣布两个阵线已同意组成“沙巴人民阵线”（Gabungan Rakyat Sabah）。如果人阵赢得州政权，土著团结党的候选人苏拉曼将出任首席部长。但马上被巫统主席阿末查希拦截，指选后才定首席部长人选。这意味着巫统更重视掌控大权。还有在野党中有17个议席是重叠的，也就是非一对一而是陷入多角战，这当然暴露了人阵的弱点。

另一方面，以沙菲宜为首的希盟则由5党组成，它们是民兴党（46席）、行动（7席）、沙民统（12席）及诚信党。但最新消息指称诚信党未有候选人上阵。

选委会估算，共有16个政党参加角逐，亦有58人以独立人士身份上阵。

根据统计，参加提名的国阵成员党有巫统、马华。国大党没派人参选，民政已退出国阵也未有人参选；其他本土政党有沙巴团结党、自由民主党、沙巴民族统一机构（这个党在1961年由慕斯扎化成立，但在1994年转给了巫统，因此这个党暂时消失了。不过在2015年，慕斯扎法追随者又再使这个党复活过来，而且是亲民兴党的政党）、人民团结党及爱沙党等。

总的来说，向选委会登记的沙巴政党已超过50个，但参选的扣除巫统、马华、行动党、公正党及诚信党皆来自西马外，本地参选的政党约有10个左右。

虽然沙巴是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但它的政治发展与西马大不同。从一开始就有两个大人物（代表两大政党）在斗争，他们是沙巴州元首慕斯扎化（代表沙巴民族统一机构（USNO）（简称沙统））和首席部长唐纳史蒂芬（代表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UNKO）（简称卡达山））。因此只是短短的两年，首席部长在斗争中败下阵来，在1965年改由沙华公会的罗思仁担任首席部长。

不过慕斯扎化要等到1967年才把过渡首长罗思仁拉下马，自己坐上实权十足的首席部长位。

尽管中央已开始对沙巴的离异动向有所担心，但在中央控制军警下，沙巴政府也只能阳奉阴违，而不敢公开叫嚣要脱离马来西亚。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974年全国大选后，中央首相敦拉萨刻意调升慕斯扎化出任国防部长。讵料慕斯扎化敢于抗命，派另一国会议员出任副防长，本身则继续担任首席部长。毕竟在中央鞭长莫及下，也拿他没办法。结果导致慕斯扎化也敢于拥有专用飞机。对其被指控滥权，也拿他没办法。到最后，中央使出 一条妙计，暗中支持沙统（由慕斯扎化控制）的重要党员脱离党另组人民党。终于在1976年打倒沙统政府而成为新的亲中央州政权。

可惜的是，在后期由哈里斯领导的人民党政府变得傲慢与自大。于是在1985年又有一批脱离人民党的党要，在拜林的领导下推翻了人民党而成为新政府。

未想拜林在1985年上台后，不同意与国阵组成联合政府；更于1990年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结盟，马哈迪在大怒底下，开除团结党出国阵，又于1994年逼使拜林提早州选。

正是这一年，沙统的慕斯扎化趁势向马哈迪献上“沙统”，改名的巫统，堂堂正正地东渡沙巴。当这缺口一打开，沙巴已是变了样。所谓“沙巴是沙巴人民”的口号尽管四处传扬，但中央的反击是州政府若未得到中央的协助，是无从发展的，也提醒人民沙巴有20条文的备忘录保护，无须担心沙巴会被“吃掉”。

正是处在风口浪尖上，拜林于1994年举行州选时，已是陷阱处处。虽然最终拜林的团结党以25席对23席仍保持州政府，但很快地跳槽之风不绝，拜林政权倒台了。

上台的是巫统的州议员沙卡兰。当年马哈迪虽然承诺首长进行轮流制，即巫统任期两年，华人任期两年及卡达山人也任期两年。这种轮任制表面上看来是公平与合理的，实则只当两年的首长，什么大事也干不了，一切还得以巫统马首是瞻。

在2004年后，拜林尝尽了苦头，一直在野，也无法为卡达山族人出头，只好在2001年向马哈迪低头，回到国阵，但一切似乎太迟了。

沙巴在国阵控制下（从1994年到2018年，前后共24年），面貌又来一个“西马化”。其中突出的是在2003年成为首相的阿都拉在2004年的大选后宣布从此首长不再轮任制，一直由巫统人担任。

巫统势力的坐大，主要是慕斯扎化赔了夫人又折兵，本以为通过巫统东渡而牺牲沙统换来巫统沙巴主席之位，讵料事与愿违，马哈迪既不委他出任巫统沙巴主席，只把他放在署理主席之位，后来才把慕斯扎化放在无实权的中央沙巴事务部长。在郁郁不得志下，他只好从政坛消失。

此外，已年迈70以上的拜林即使再吃回头草，也没有精力改变沙巴现状，只好眼巴巴看着也是被巫统排斥的沙菲宜，带领沙巴人民组成民兴党，在2018年改朝换代。这一仗果然把巫统的根基拔起，以35席对25席执政，沙菲宜也算是为沙巴人民出一口气。

但是巫统的势力仍盘踞在沙巴，在今年8月的时候，巫统的前首长慕斯阿曼竟可以召集到33名州议员的支持，也即是60席的半数以上宣布夺权。

在此紧要关头，沙菲宜马上拜见州元首宣布解散州会。

正当马来西亚政局陷入大杂烩的时刻，又再发生沙巴州选一事，也弄得中央执政的国盟集团万分无奈，因为它尚未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让巫统东山再起，只能在临时将国阵与国盟凑在一起，组成人民阵线来应对大选。结果出现了兄弟阋墙的闹剧，连带也把执政的民兴党弄糊涂了。

但不论怎样，我们看到的真正对手是民兴党与巫统和国盟组成人民阵线，国盟和国阵还是一心二用，两相比较之下，民兴党还是比较占优势的。

这一场仗基本上是东西马人心之战，也是100多万选民为他们的将来和下一代作出抉择的时刻。这就是说：“沙巴是沙巴人的口号”vs“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正在一决高低。

 刊登于2020年9月17日《东方日报》

马来西亚成立的背景

后天（9月16日）是马来西亚成立日，直到今天已经迈入57周年了。

在此时此刻，回顾一下马来西亚的成立背景是与国际时局分不开的。在区域上，马来西亚是东南亚乃至亚洲的一部分；而在5、60年代这些国家和地区又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和威胁呢？

所有这一切得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39-1945）后说起（对中国来说，战火已在1931年日本侵占东三省时燃起，直到日本投降为止（1945年8月15日），总共抗战14年）。

战后，美苏两大巨国是胜利者，它们瓜分了战乱区的利益，因而有了东西方阵营。西方归美国；东方归苏联。世界因而有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之分。但战后的第一等大事是毛泽东解放了中国，于1949年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的诞生，初时只得到不及16个国家的承认。这之中吊诡的是，奉行所谓民主政治的英国也在1950年承认了新中国，但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则一概不与新中国往来，也没有承认新中国。

除了中国之外的第二件大事是1950年的朝鲜战争，这是中美军事力量在朝鲜半岛的直接交锋，直到1953年才停战，结果还是分成南北韩。

至于在战后第三件大事则是越南陷入南北越战争。当法军于1954年在奠道府大败后，它就撤出由美国军力取代（1965年起到1975年的援越抗美战争也是第一次见证美国的失挫）。

从战后看来，越南、寮国、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缅甸及新加坡都存在共党和左翼活动，只是实力各有不同。

除了越南、寮国、柬埔寨和菲律宾皆被美国干预外，英国能够管制的是缅甸、西马和东马；而有能力牵制的是印尼、泰国和新加坡。

对此英国在抑制左翼力量的发展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也即是通常所用的切断“骨牌理论效应”。

在这方面，英国扮演的角色是阴阳人。一边与新中国有交往；另一边则通过其殖民地，连成反共阵线，更将成千上万的华人（主要指印尼）视为亲共和左翼分子驱回中国。

当时最直接的方案是改变政制，把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改头换面，除了将新加坡切开外，也于1948年成立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新宪制；更于同年6月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以在东南亚建立一个反共的实体。

即便在这之后，有了1955年的华玲谈判（马新自治政府与马共的和谈，以失败告终），但东姑坚定反共立场，遂使英国放心支持东姑领导马来亚独立（1957年8月31日）。

转入了60年代，东南亚政治又有了一定的变化，英国首先想到的是给东姑更大的权力一举将左翼与亲共势力压下去。

于是在1961年通过东姑透露有意扩大成马来西亚的概念。这投石问路的策略引发巨大的回响；尤其是新加坡的李光耀总理全力支持（1948年的马新分家对新加坡是不利的）。但在东马的沙巴反应平淡，因为那个时候沙巴还没有政党的成立，直到1962年后沙巴人才明白马来西亚是怎么一回事。也因为沙巴不属敏感政治土壤，因此左翼组织无从在沙巴扎根。

反观砂拉越，在50年代已有政治团体在活动，也有地下组织。当1959年人民联合党成立时，其声势之浩大令人侧目。这就是为什么砂拉越也在60年代出现砂共组织，在森林打游击战。

为何英国要赶在1963年落实马来西亚计划，因为它要配合美国的战略捷足先登。当美军在60年代介入越战，一度派兵超过60万名，就是要遏制越共挥军南下的骨牌效应。

另一边则是切断印尼苏卡诺总统的大印尼之梦（把马来亚纳入印尼版图），通过政变与反政变一举推翻苏卡诺政权及它所建构起来的“粉粹马来西亚的基地”（他把马来西亚列为新殖民主义的产物）。因此马来西亚的成立也是为了镇压和瘫痪共产势力（西马的马共、东马的砂共、印尼的志愿军和新加坡的左翼势力）。

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也安排沙巴和砂拉越与中央政府签署20点及18点备忘录，赋予两州一些特权，但这两个州的民意反映出来的趋势是可以在不分离下保持东西马的各自为政。

例如沙巴当下由民兴党控制，与希盟关系密切，不属中央集团。砂拉越则自成一格，成立政党联盟，取代昔日的国阵。通过独立政体与中央合作，也反映出今日的东马与昔日的东马已有了变化和分化。下来这两个州的选举结果就会告诉我们，它们要的是什么。

 刊登于2020年9月14日《南洋商报》

大马政局陷入谜团

前首相马哈迪的政治秘书查希（Muhammad Zahid Md Arip）在上议院致词时否认背叛马哈迪。他说，在今年2月发生喜来登酒店的政变，导致希盟倒台。对马哈迪来说是感到十分愉悦的。“我相信他现在是最快乐的人，因为他已经阻止安华取代他成为首相，也成功地制止行动党的激进。”

这位政治人物是在喜来登事件后被新任首相慕尤丁委为上议员。在喜来登事发时，马哈迪拒绝与巫统合作，并数落查希向他施压，以将土团党拉出希盟。在这个过程中，结果是马哈迪辞职，因为他认为已失掉大多数人的支持，后来他又承认是一时的误判，才让慕尤丁躜了空档。

针对此事，查希说他不是幕后主使。但承认他与一些人拦住安华和行动党上位。

在较早前，土团党前青年团团长赛沙迪指责查希是喜来登政变的幕后人物。他说，查希利用马哈迪的名字将土团党的领导集合在喜来登酒店，越多人出席越好。对此，查希否认赛沙迪的指责。

无论真相如何现在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希盟为何会在莫名其妙情况下失去政权？难道是因为土团党议决退出希盟而致？或是马哈迪的以退为进？

后来，马哈迪承认他是在意气用事下辞卸首相职和土团党总裁，才有了后来的故事。

问题又回到原点。马哈迪为何要辞职？谁有权力逼他辞职？他如果不辞职是否需要回到国会来讨论不信任动议？

事实上，事态的变化不是这样的。首先是马哈迪辞职后，旋即被最高元首委为临时首相。而在这个时候，马哈迪有通过电视广播说他将组成一个超党派的内阁。大意是说，他将挑选精英进入内阁，而不是以政党的代表为准。若是马哈迪及时成功组阁，就等于否定或取消政党存在的意义了，因为这样的联合执政已不需要各成员党推荐入阁名单，而是由首相说了就算，慕尤丁也就无法上位。

正当我们对马哈迪的建议感到纳闷的时候，最高元首又宣布委任慕尤丁成为第八任首相，以取代马哈迪（3月1日就职）。

这里头的重要问题是：

（一）为什么马哈迪迟迟未能宣布其新内阁？

（二）为什么马哈迪没有召开希盟的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三）马哈迪不同意巫统入阁也是有迹可循，因为他已经不根据党选人才而是根据才干选贤与能，摆明政党不要干预他组阁。也许是最后一道难题（排除纳吉与阿末查希的人马）没有办法解决。在拖泥带水下，马哈迪的魅力很快被干劲十足的慕尤丁掩盖了，因为后者能够及时向元首提呈超过半数议员的支持；而马哈迪没这样做。即使安华也加速行动摆出其阵容，也达不到半数议员。

在马哈迪误判于前，而安华在乱局中又杀不出重围，只能看着慕尤丁越级而上。

当然慕尤丁也是事先通过阿兹敏和希山慕丁等人的暗度陈仓，才成功地说服巫统与伊党全力支持，再加上砂拉越政党联盟的支持人数就超过一半有余。

这里头有一个重要的关键是巫统没有对砂拉越政治搞局，既没有派候选人，东渡也只是止于沙巴。

相反的，砂拉越的的土著保守党对马哈迪还是不放心的，也不想给安华机会达成合作，也许是土保党对行动党的威胁有意见，才会择国盟而弃希盟。

马来西亚政局发展到今天，可以用乱成一团来解读。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现象。

比如在70年代，从联盟转成国阵增加成员党至13个，也还是没有乱阵。即使有成员党退出也无伤大雅。如1990年沙巴团结党退出国阵和后来的沙巴进步党退出国阵，对整局也无所影响。还有民政也已向国盟靠拢。

但放眼今日的政坛，真是今日不知明日事。

明明在2018年的509大选人们都看好国阵（巫统）不会倒，却出乎意料的让希盟逆流而上。可是上位的还是原来巫统的老大马哈迪。这样的政权轮替不但意义不大，也随时可以复辟。“换汤不换药”带来的失落与失望，也让人民感受到所谓改朝换代原来是一场政治游戏。

再下来，走了马哈迪，迎来的也是巫统强人慕尤丁。尽管被讥为走后门，至少他证实了这个政权还是以马来思想为中心。

在这种情形下，国盟现有的松弛机制也不会对政权构成威胁。恰恰相反，巫统和伊党成立的“国民共识”（Muafakat Nasional）（MN）已邀得土团党参加。一旦这三党组成“坚不可破”的联盟，则其他的国盟成员党的进进出出也不具意义了。倒反成了附属单位可有可无。对此，慕尤丁的解释是很重要的。

反观砂拉越的政党却有先见之明，在国阵失败之后，它们马上集体撤出，另立“政党联盟”（相等于原来的砂国阵）。结果是巫伊和土团党要跟它们合作，否则随时又再变天。

居于这种状况，我们对国盟的未来还看不清楚。究竟它是国阵的翻版？还是国民共识才是最重要的主体？

同样的，反对党也因内讧、失和和分裂，变得东歪西倒。公正党内部大分裂，阿兹敏与安华的斗争，也变相的成为公正党与土团党的斗争。

行动党也有议员变节，比较稳定的是诚信党，但议员数目有限（只有11名）。如今又缺了一角（没有了土团党），它会欢迎马哈迪的斗士党吗？

按马哈迪说，斗士党要在下届成为造王者，但能否所愿，许多人都不敢过早下定论。因为马哈迪在509后的整个过程扮演的角色让人失望多过希望。

由此观之，不论在朝或在野政党，各自都陷入自己网织的谜团；而人民也看到一片雾茫茫，迷失在政治的十字路口。

 刊登于2020年9月10日《东方日报》

开倒车的“华人事务部长”

英国统治马来亚时期（1786-1957），在初期还保留甲必丹制度，例如在1800年设立的观音亭就是排纷解难的地方（一度被称为裁决庭）。但在1805年时，英国自设了警察司法厅（Police Magistrate）制度，甲必丹制度也就不具意义了。英国也停止委任甲必丹。

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在首相东姑阿都拉曼领导下组成了一个以马来人占多数的多元内阁，即有三名华人及一名印度人。因为这是一个由多元种族组成的国家，不再适合委任种族性的官职，顶多是带有强烈地方色彩的官职，属于临时性的摆设。

例如在1965年（组成马来西亚后的两年）因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而事先未照会沙巴首席部长唐纳史蒂芬（卡达山族），引起后者的不满。当时的沙巴州元首慕斯扎法（另一大政党沙统的领袖，一向觊觎拥有实权的首席部长高位）加入鼓动中央，指责唐纳有离心迹象，也就导致东姑援引权力，将唐纳调来中央担任联邦部长（管理沙巴事务），而提拔沙华的罗思仁担任首席部长。

这就是说，实权在罗思仁手里，唐纳不过是挂名部长。也因为这样，唐纳辞卸这虚名职位。结果在10年后（1976年）打倒慕斯扎法，以执政的人民党名义再任首席部长（可惜上任不到三个月又因飞机失事丧命，成了悬案）。

另一方面，马华公会一向是联邦政府的伙伴，也拥有一些的权力推荐部长人选。因此在1972年元旦日，陈修信成功地将其心腹林敬益推举为特别任务部长，掌管新村事务。即使明知新村事务就是为华人解决问题和争取权益，但官方没声明林敬益是“华人新村部长”，而是新村部长（不过林敬益在一年后与陈修信抬杠被解除部长职及党籍）。

此后，这个职位也被合并成地方政府及新村事务部长；马来社会方面则有区域及乡村发展部长。这种在内阁内不设种族性的官位是正确的，也是明智的。

在这之后，政府推出的新经济政策在一些方面也使到华人面对困境，比如股权的分配、雇员的种族比例和几乎在申请执照方面得依规章办事，要有马来人的参与。

据知，当副首相依斯迈于1973年逝世时，又有消息指说马华希望能争取多一位副揆，这个人就是陈修信。后来据说未能成功，陈修信便在1974年辞职了。这个疑团直到今天没有被全面打开，究竟是谣传或有过此事？局外人无从祥知内情。

在2006年时，有一件事也激发黄家定的思维。当年他带领内阁9名华裔部长向首相阿都拉提呈备忘录，针对改变宗教信仰的大事，要求阐述民事法庭和伊斯兰法庭的权限，但此事很快就被阿都拉谕令收回，建议可在内阁中讨论。这也说明了有些问题是不能公开讲的，也可能是没有答案的。

经过308政治海啸后，马华党内有人建议要求设华人事务部长，以解民困。因此在2009年时任马华总会长的翁诗杰表明会在4月6日与新首相纳吉会面时，将讨论马华要求增设一名华人事务官职位，以处理大马华裔的事务。

当时的新闻报导说，华人事务官职非部长级成员，却有着内阁部长同等的地位。如可进入内阁会议，申诉华人面对的问题。有人预测黄家全适合担任此职。

纳吉是在4月3日上位的，但他对马华的建议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也没有下文。马华为什么会提出这一个看来是不错的提议，实则是自我贬低身价的委曲求全的诉求。这不但敲错门，而且是自我迷失了方向。

虽然华人自独立以来面对的问题相当多，但从一开始到2009年，内阁都没设立这样的官职。如果印裔也要印裔事务部长或其他种族也要设立本身民族的部门，岂不是把马来西亚变成种族治国吗？可是当每个部门都已有专门部长掌管，华人事务部长到底是要干啥的？说穿了不过是跑龙套，到处向各部门长官请求合作与宽宏处理。这种把众人的事归成一个人的事来处理。如果他不是正式的内阁成员，他在内阁有讲话的权力吗？

因此设立这样的部门徒只反映出华裔的无能，需要另立部门为民请命，却又不知道向谁请命？他的权力在哪里？实则是多余的摆设。

也是在这一年，即2009年纳吉上台当首相时，据知他有意思把许子根放在首相署部长内，但要管什么呢？

纳吉有建议不如担任首相署华人事务部长（这是马华要求的但得不到的）。我们也得知许子根有强烈的意见，因为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不适宜在政府内设立种族性的部门，也会因为如果各种族有部长，吵架就会比协商来得多。

据说有先见之明的许子根明确表态不认同后，只接受委任为首相署部长，可以管团结部或其它部门，就是不能在多元种族国家制造问题，这不是开文明的倒车吗？

 刊登于2020年9月7日《南洋商报》

名人恩仇录四

 陈修信vs.林敬益

当马华公会在1949年2月由陈祯禄发起组织的时候，其儿子陈修信已是发起人之一，他也出任第一届马华的宣传主任，时年正33岁，风华正茂。

陈祯禄

由于其父亲年岁过大（组党时已是66岁高龄），很多事务都交给陈修信处理。其它的一语带过，以免文过于冗长。

因为陈修信是一个争议性的政治人物，因此本期只挑选他和林敬益的恩恩怨怨。

陈修信（1916-1988），终年72岁。他在1955年的马来亚独立前的普选中被选为立法议员。因此当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时，陈修信就出任工商部长。也因为是陈祯禄的长公子，陈修信在党内的地位水涨船高。

陈修信

但是陈修信在1958年的马华党选时竟败给林苍祐组成的团队，从此马华进入一个长时间的内斗和外斗。

在那一年的党选，林苍祐以89票压倒寻求蝉联的陈祯禄（得67票）。这一结果也使到整个马华震荡起来。

敦林苍祐

接着在竞选总秘书职位时，林苍祐派的朱运兴（当时的副教育部长）击败陈祯禄派的翁毓麟（担任劳工及福利部长）；而林苍祐派的杨邦孝律师则击败陈祯禄派的陈修信。

这意味着，改革派在党选中取得了胜利。但在党选后马华依然维持原来的局面，部长人选未更换。除了朱运兴外，林苍祐及杨邦孝（他后来移居新加坡而成为新加坡大法官，他是李光耀的挚友）皆未入内阁，也就无从发挥影响力。东姑也未就此而改组内阁。

1959年，以林苍祐为首的当权派向联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首相提出选区席位的分配，这是一封密函，未向外公布。信中要求在国会议席中保留1/3的席位给马华候选人，以便将来任何大事的商议和法令的修改能事先与马华商量。

就当时的情况，林苍祐派希望能分配到40席或最少1/3席（35席）（总数104席），这对东姑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当有关密函被公开后，东姑与林苍祐就翻脸成仇。也在陈祯禄及陈修信等人的夹攻下，林苍祐派难以招架。甚至陈修信派也在私下与东姑达成协议，在排除林苍祐派后，由东姑自行宣布联盟的候选人。结果陈修信派接受31席，比林苍祐派要求的少了4席至9席（结果有19人中选）。

1962年，在没有林苍祐派系拦路下，陈修信当选马华总会长，开启了他的独断时代。在一方面，通过党大会强化总会长权力；也在另一方面，通过委任制安排马华各州的主席。

因为1964年的大选，形势对联盟有力，马华在参加33个议席选举中，赢得27席，对陈修信来说更是踌躇满志。

林敬益（1939-2012）在1968年初涉政坛，参加马华公会，也在1969年的大选被派出征怡保新街场州议席，结果输得惨不忍睹，只得2688张票，而人民进步党的陈源安得票12,821张。

在这之后，发生了“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林敬益反而时来运转，他被陈修信倚重而出任霹雳州马华联委会主席。在一批有左翼背景的同志辅助下，林敬益竟然异想天开大搞左翼的政治战略，一边设立“兴汉社”（演讲论坛），相等于是马华的外围组织，另一边又成立“干训班”，培养干部人才。在取得陈修信赞赏下，每月拨款1万元予林敬益大搞活动。

虽然林敬益是英国毕业的医生，是不折不扣的二毛子，但不知是他对政治的“无从理解”，还是“扮猪吃老虎”，明知道马华公会的成立是反共和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本主义的路线，绝不可能追求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行动和口号，但林敬益还是天真地玩了一场政治“闹剧”。有人因此形容他是“傻子医生”，对政治一知半解，却向中国文革取经。

例如在1971年6月被委为上议员后，林敬益就口不择言地语出惊人说：“要以社会主义的政策使到马华变成一个强大的政党”。 不知他为何会这样说，明知道马哈是反共政党，怎么会走社会主义路线？（若是林敬益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辨不清，他应该先上干训班的课才来领导党）

因为祸从口出，林敬益的言论也在党内引发元老的不满，但此时的陈修信却陶醉在华人大团结运动中（当1969年5月13日爆发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后，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会进入冬眠，直到1971年2月2日国会重开，恢复民主治国，华人社会在马华配合下，掀起华人大团结运动），遂使他更具信心可以振兴马华（在1969年大选中，马华参加33席，但只中选13席，成绩差强人意，激发陈修信矢意改革和重振马华）。

为此，在1972年正月，陈修信向首相推荐委任林敬益出任特别任务部长（掌管新村事务）。这一年他才32岁，是内阁中最年轻的部长。这对担任马青总团长的李三春当时也只是副劳工部长，怎么一下子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趴在他的头上，真的不是味道。

虽然林敬益升任部长是“光宗耀祖”的大事，但党内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倒是林敬益依然故我，不会收敛，结果闹出大事来。

事缘林敬益得知陈修信将在1972年6月访问怡保为搞新花样，林敬益竟然同意党员和支持者（约两千人）到机场高举陈修信肖像，又载歌载舞，以示欢迎总会长的到来（这种情景让人想起在中国文革时，红卫兵不但高举毛泽东主席的肖像，而且还一边高歌，一边跳秧舞，群众都沉浸在欢乐中）。

不过，林敬益却不知祸之将至，原来在那个时候，首相敦拉萨与人民进步党商谈在吡叻组织联合政府几乎是水到渠成，不料不明就里的林敬益率先在吡叻州发难，反对联合政府。

在道理上林敬益没有错，但在现实上，马华再怎么不心甘情愿也得接受联合政府的组成。谁叫马华在选举中输得不清不楚呢？

其实林敬益不仅使陈修信“难堪”（在内心上是不能苟同与进步党合作，但在现实面前，他不低头等于是叫巫统放弃主导权力），也让敦拉达十分不满。此举意味着林敬益的“马华社会主义文化论”全面破产，连同他本身也在1972年8月31日被罢免吡州联委会主席。

另一方面，在同年的10月，李三春巧妙地搞了一个“华人精神革命”运动，成立一个委员会邀林敬益担任主席，这明显是对林敬益的“架空”，二毛子怎么理解“华人精神革命”要改什么？要做什么？

很显然的，李三春这一安排也使到林敬益更加恼怒，因为他已不知道他在马华党内还能做什么？兴汉社及干训班被解散，又失去对吡叻州马华的领导，剩下新村部长又能做什么呢？

在愤怒底下，林敬益于1973年5月30日宣布辞卸特别任务部长（李三春伺机接其位而升级成为部长），进而吃起豹子胆向陈修信“宣战”。他指责陈修信是政治懦夫，不敢反对人民进步党加盟联合政府，在历史上是“阉割高手”和“妥协专家”（这是暗指陈修信革掉林苍祐派，且向东姑妥协）。

与此同时，林敬益也把矛头指向李三春，指责后者在党内制造勾心斗角的把戏，以便本身能更上一层楼。

为了展示他的斗志，林敬益也于1973年5月30日向陈修信发表“出师表”，除了陈述他为何加入马华外，也认真地改革马华。但陈修信要的是一个可以被操纵的政党，而不是一个强大的政党，而且他也相信陈修信被李三春及甘文华利用来推翻他。

他又指责陈修信表面上高谈民主，实则是个独裁者，也破坏和摧毁华人团结运动（反对华团注册成为一个组织）。

1957年11月10日举行的全马华人注册社团代表大会剪报。此次大会最终不欢而散。（《南洋商报》，1957年11月11日）

 结果在翌日（5月31日），陈修信以总会长的身份宣布开除林敬益的党籍。

在被开除后，一场口诛笔伐的论战高潮迭起，马华也因之分成两大派，一派以李三春为首，另一派以林敬益为首，但林敬益始终斗不过李三春的政治手腕。在他的组织下，党要纷纷支持李三春派，同时林敬益派的曾永森、李裕隆、梁棋祥及陈忠鸿也未被采取行动，仍留在党中央内。这样一来，被孤立的林敬益再也斗不过陈修信的当权派了。

1973年6月，马华中委会重申对陈修信的支持，也支持会长开除林敬益党籍。这样一来，以改革派或说“革命派”加入马华的林敬益团队在不到两年内以失败告终。林敬益的天真与口无遮拦也给他带来厄运。不仅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而且也折兵损将，几乎已在马华党内无立足之地。

为了争取华人的支持，陈修信在1971年后搞起华人大团结运动，除了尽量吸纳新血加入马华外，即使有一些立场向左倾的分子也是可以被容忍的（如马大华文学会搞的“春自人间来”大汇演就有浓厚的左翼色彩）。结果是华团在促进大团结的同时，也积极忙于自行注册成为一个独立社团。这之中有林敬益派的马华人参加，如梁棋祥及李裕隆等人。

但是华团的“自成一格”引起了马华元老的担心与不满，他们包括陈东还及许启谟，质疑华团注册后是否要与马华搞对抗？

当这个讯息传达给陈修信及东姑后，后者便阻止华团工委会注册社团，因为这形同成立另一个组织随时可与马华打对台。

当华团运动在1971年中被腰斩后（与马华失和），陈修信便将主力放在改革马华身上，因此特别重视林敬益团队的加入，也希望加强马华的新生力量。

但不幸的，林敬益派在1972年初进行改革一年半之后，在1973年中又与陈修信起冲突，也就被陈修信的当权派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开除出党。

1974年，林敬益被马华开除后加入民政，同年被敦拉萨委任为新村事务部长

这一批也是支持国阵的人马，自然不会倒向民主行动党，而是被林苍祐的民政党召了进来。在当年（1973年12月），有一个仪式热烈地欢迎林敬益率梁棋祥、李裕隆及陈忠鸿等人加盟民政党，这无疑是向陈修信刮一巴掌，毕竟林苍祐与陈修信这一对冤家是无法站在一起的。

这一举动自然激怒陈修信，在一边不准华人自行大团结的同时，也不允许改革派在马华党内煽风点火，使到陈修信的改革化为乌有。在心灰意冷下，陈修信在1974年4月宣布辞卸总会长及财政部长职，宣告息影政坛。

陈修信的举动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发起华人大团结运动的是他，在马华党内推行改革也是他。当这两者并未符合其心意而有意自我膨胀时，陈修信只好刀起刀落，承认自身两大改革的失败，也顺其自然地退隐政坛。

不过这个时候，马华已晋入李三春的时代，而林敬益已进入民政党，正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既然陈修信已退休，他和林敬益的斗争也告一段落。到底这两人谁是胜利者？历史在后来才能给出答案。

刊登于2020年8月29日及9月5日《新生活报》

农民出生的新首相？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8月28日宣布辞职是一条震撼性的大新闻。虽然他是因病缠身，不得不退隐政坛，但正当国际面对新冠状病毒（Covid-19）不断上升之际，安倍的下台也是令人遗憾的。截至目前为止，日本新增病例有6百宗，而染疫人数达到6万8千人，其中1285人不幸死亡，而且专家尚不能断定第二波及第三波的疫情会否袭击？

如果加上日本三个季度的GDP数字，日本更是雪上加霜。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日本第二季（4月-6月）国内生产总值（GDP）因受疫情的冲击，打击了内需消费和出口数量，萎缩度达27.8%，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大缩幅。这是一连三个季度的大退化，不但是10年来的最低点，同时也抵消了安倍在2012年推出的“安倍经济学”的效力。因此民众对接班人表示最大关注是如何确保全民共度时艰？

无可否认的，安倍是日本历届首相中较出色的一位，他的传奇也创造数个第一。例如当他在2006年当选自民党总裁并兼任首相仅一年，就辞卸首相职，理由是其肠胃发病。但在2012年他又卷土重来，重新赢得自民党总裁职，又再当上首相。因此他是历史上第一位下台后又重回政坛大展拳脚的第一人。

与此同时，他也是在位最久的首相，自2012年到2020年9月，一共是8年（2799天），比起数位前任的任期还长。例如其祖父佐藤荣作（1964-1972，7年8个月，共2798天）、吉田茂（1948-1954，6年2个月，共2243天）、小泉纯一郎（2001-2006，5年5个月，共1806天）及中曾根康弘（1982-1987，4年11个月，共1806天）在位之日没有长过安倍。因此安倍又创造了第二个第一的纪录。

我们不质疑安倍是真的面对重疾才不得不离开政界，他说：“在13年前因溃疡性结肠炎发作，辞卸了首相职，但在今年6月份进行健康检查时，病痛再发作，直到7月中旬出现恶化，而在8月6日被确诊溃疡炎已进一步严重化。

虽然在2017年时安倍的民调声望很低，不到三成，因为他被指责为帮助好友拿到兽医学校的执照而被质问。还有安倍也协助一间小学以低价购入土地，及后又委其夫人担任名誉校长，但这是安倍自己捐款学校，没有公器私用。

此外安倍曾表明要在任期间修改日本的国防政策，在2015年时提出要改革自卫队在海外作战，以强力自卫队的军力和军威。不过因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种下的祸害，导致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致无数人丧命和终身残废，因而不支持日本重回赎武主义的道路。有关的丑闻，在后来也被一一破解，民望也随之上升。

很显然的，安倍当下面对的疫情和经济衰退的冲击是意想不到的。如果他在明年举行大选时仍然挂帅，同样会重新执政，因为人民要的是安全与温饱。

为此，人民会把焦点放在六个人的身上：

第一位是现任副首相麻生太郎，他也是财务大臣，是安倍的核心人物。

这位风头甚健的人物，在2007年及2012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均败给安倍。由于才华出众，被安倍当成”财神爷“来主持经济。可惜的是，这位出生于1940年的经济人才已80岁高龄。年龄对他来说是最大的阻力。

第二位是官房长官菅义伟，他是安倍最信任的盟友之一，也是日本政府的最高级发言人。

日本读者新闻编辑副局长桥本五郎曾形容菅义伟是他50年的记者生涯中所见过的最优秀的官房长官，他也是内阁中唯一农民出生的政治人物，靠半工半读完成在政法下学的学位。目前是内阁的第三号人物，一号是安倍，二号是麻生。

虽然他已72岁高龄（1948年出生），但后市看起，因为他已得至少三个派系的支持，包括安倍派系。若无变化和意外，菅义伟将是第一位农民首相。

第三位是曾任自民党干事长的石破茂，今年63岁，在安倍内阁中担任新设的地方部长和特命部长。他曾担任日本防卫大臣、农林水产大臣。他在2012年与安倍争总裁职而败落，又于2015年退出选举，而在2018年又输给安倍。

这位仁兄在民众眼中威望不错，但在党内的影响力不大。

第四位是外交部长岸田文雄。他已公开表示会参加总裁选举，不过在民调中排名不高。即使今年63岁是处于最成熟的年龄，但机会不大。

第五位是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他始终执行安倍的政策。今年56岁，曾在美国乔治顿大学受教育，但他未被列入热门的继承人名表中。

第六位是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年39岁，风华正茂。他是中外熟知的退休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次公子。虽然小泉进次郎的意见有时与安倍不大协调，但他会适可而止。安倍之所以提拔了这位后生，是因为安倍曾受到小泉纯一郎的关照。

尽管有人认为小泉进次郎太过年轻，但他的胜算也是被人看好的。他的哥哥小泉孝太郎是一位知名的演员。

这位一表人才的小泉进次郎的风头也不输其兄长。刚在上个月，他娶了美貌主播泷川克里斯汀为妻，也高调在首相官邸前召开记者会。

当其父亲任首相时，他已是其父的政治秘书。

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日本经济新闻》的民调显示，支持小泉担任下届首相的有29%，其得分之高，也显示他已因其父亲的名声而金光闪闪。

1981年出生的他也是风流种子，在婚前婚后就闹出绯闻，但没有对他的政途造成影响。

由于日本是个尊老社会，菅义伟任相的机会几成笃定。这就是说，小泉进次郎等下一回选举吧！他的优点是其父亲可以作为他的政治顾问，日本人民也可放心。他是一只黑马，他对安倍的评语是：安倍经济学。只是拖延时间，没甚效用。同时他也反对修改保安法，认为是无视民意，也压制民主。

其实日本共同社也于8月29日进行电话民调，结果有34.3%支持石破茂、14.3%支持菅义伟、13.6%支持河野太郎、10.1%支持小泉进次郎，而岸田文雄只有7.5%。

目前，安倍已定于9月17日由自民党选出总裁，由自民党议员连同指定的人进行投票（396名议员及地方党员396名，一共792人投票。由于疫情未退，更多党员投票的传统也被暂时停止）。

其实安倍经济学，说穿了就是仿效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修改银行法、降低利率和货币贬值来刺激商品价格下调而增加外销和内销，但这一年来收效不大，已促使新的接班人应强化经济复苏的重要性。

 刊登于2020年9月3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