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洁希现象反思

这是一对“小人物”高调处理结婚的故事，也引来了诸多的评论，而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课题”。我们称之为“锺洁希现象”。
它的争议性不在于对婚礼的铺张，而是主角本身已成为一个争议性的对象。起因于主角锺洁希毫不隐瞒她是变性人，从男儿身经过三次大手术转变为“女儿身”。也就是说，主角经过一段的痛苦经历后，终于达成愿望，以“女人”的身份立足于这世俗的社会。本来这样的故事在热闹之后逐渐平静下来；未想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又把局面搞得沸沸扬扬。于是留下一连串的谜团成为世人，尤其是好奇的人在追问：人真的可以变性吗？或变成男人或变成女人后就具备了生理上所应具有的特征和内涵吗？‚变性人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性别可以改换吗？ƒ变性人的婚姻是否有法律效用？宗教上又如何为这样的婚姻作诠释？„这样的生活会美满吗？是否天长地久，海枯石烂，此情永不变？
这些既是社会问题也是个人问题，肯定一直困扰着这对新婚夫妇。新郎马思健是男儿身已是不必置疑，但人们就会遐想锺洁希怎么在转变中适应自己？又如何调整婚后的生活？
我们先从个人的问题进行分析。它涉及了一个人的性取向的痛苦的挣扎。在以前医学不发达的时代；不论男或女，具有了相反的性倾向是无可奈何的事，也做不了手术。只能产生“同性恋”的不为社会所认可的行为。在中国古代称之为“断袖之交”。至于太监受宫刑是因为朝庭规定，不能对后宫有越轨行为，属于被迫性质也不是自愿的变性人，不在此例。因为我们所说的“同性恋”是指同一性别（但有其中一人性取向与原来的生理有别）的人“相恋”而不理会别人的眼光。当这种情况从不允许到法律的沉默时，就出现越来越多的“同志”之恋。在今天已是见多不怪。至于其中一方转为变性人的例子倒不多见。其一要承受痛苦的手术，其二要有经济基础，其三自己要冒一定的风险，锺洁希就是属于富有“冒险精神”和值得一博的变性人。从外表来看，她的手术是成功的，而且也变成一个“大美人”。如果没有人点破，谁相信她是变性人呢？站在美学的观点，锺洁希具备了女人应有的“美的外征”；无可挑剔。我们终于不得不赞叹医学的进步和它对人的改造的“鬼斧神工”的高超手术。
可是当转入第二个社会问题时，锺洁希就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现象：这现象是向传统的社会发出挑战，即是变性人是否是一个正常的人？若是正常的人，又有那点阻止「变性人」结婚呢？
从法律观点而言，迄今为止，只有四个国家承认同性恋婚姻是合法的，即加拿大，比利时、荷兰及西班牙，其它国家的州属也有不同的法律解释，但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仍然无法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不仅于此，也认为同性行为是违法的。总之不符合自然规律的行为都不在法律允许的范畴内。
同样的，大多数宗教不能接受违反自然规律的性行为，也自然不会承认同性恋的权利。
锺洁希面对的是一个微妙的尴尬的回应：没有在法律和宗教上取得变性的认可权利。尽管性是个人的行为，在医学上也没有条文禁止人的变性，这就产生医学与法律的矛盾。
当然这种矛盾不是严重性的。虽可以让你变性，但它不承认变性的身份。总之在法律上是以身份证的性别作为标准，以致变性人一旦结婚，也被归为“同性”婚姻而无法区分“同性”与“变性”的差别。
因此问题回到一个医学与自然界的博斗。自古以来人的性别是与生俱来的，没有改变的可能。但医学界又证明它可以巧妙地改变一个人的性别，即便是不完整的，也是可以令人称心满意的。如果是女的，不具备生育能力，也不属大问题，不少人也是通过“领养”或“试管婴儿”而成为母亲的吗？这就是说，锺洁希的现象不是她与法律“斗争”的问题，也不是与宗教过意不去，而是医学认可了她，为什么又被法律所“抛弃”呢？应该是属于医学挑战法律的争议，因为如果医生不为锺洁希做手术，她就不是今日的锺洁希了，而是原来的锺宣台。所以问题的焦点是，法律承认不承认医学上对人的“变性”的转换的认可？只要这个问题获得“解决”，锺洁希现象也就可以转成首开先河的模式。
尽管如此，我们都不乐观其成。倒是我们看到将来这样的“婚姻”会越来越多，因为法律保持它的被动性。于是“吹绉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和平崛起”VS“中国复兴”

前台湾行政院长萧万长于不久前接受《中国评论》专访时有讲了一段令人深思和具有反讽用意的话﹕“现今全世界都在讲中国崛起，其实我个人认为，不应该把中国当今的发展叫“中国崛起”，而应该叫“中国复兴”。因为二百年前（即1800年前）的二三千年来，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强国。现在是回到跟我们老祖先一样再起来了，所以就是“复兴”。”（见《中国评论》05年9月号）

这里头的争议点是在台湾的政界人士看来，当今的中国并不存在“崛起”这码事，而是“复兴”，即还原过去的“盛世”，绝口不提“和平”两个字。不过在中国官方看来，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全新的格局，从全方位探讨而得出新的战略是以“和平崛起”为手段，即意是用和平的手段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不具有“威胁”的目的存在。

本来这也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一个新的特殊名词，就不知道为何萧万长这么在意对字眼的使用，而坚持使用“复兴”这两个字？如果从字面上来解释，那就是萧万长说本来中国早已“崛起”，有了盛事。中共不过是再循环，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能用“崛起”两个字。反过来，中共认为即使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也有过“盛世”，但当时的中国是以本身为中心，无视中国以外还有更大的天地。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认定世界只有一个中国的观念；而今日的世界，中国不过是其中一部份，经过近二百年的积弱后，要在地球探出头来，着实不容易。如今中国不但立足于世界之林，而且已成为美国之外的另一个一片兴旺的国家，不用“崛起”又用什么呢？它不是“复兴”中国的封建王朝，而是用新的政体新的思维来做一番和平竞争，因此也叫做“和平崛起”。这与中国古代的“盛世”是两码事，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但无法比拟，也不能相提并论。换句话说，所谓“复兴”是不存在的。

从这样来理解，萧万长的用字可能是另有含意，也带有政治上的“不认同中国正在崛起”，充其量不过是“复兴古人的伟大事业”。当然这种说法比起陈水扁的激烈刺耳的言论是较温和的。陈水扁认为中国不是在搞“和平崛起”，而是在搞“和平威胁”，尤其对台湾的安全构成威胁，所以更加不苟同中国的战略方针。

所谓“中国威胁论”，美国叫得最响，以制造一个舆论依据。也就用此来“保护台湾”，使到中台问题越形复杂，正好也符合陈水扁的“台湾是一个独立体”的指导思想。

就在“和平崛起”与“和平威胁”两个敌对的言论在相持不下时，萧万长的“新解”也就显得更有其隐藏的议程﹕台湾的政界人物（指高层）必须要用不同的字眼来诠释现今的中国，不能让“和平崛起”成为主导思想来影响全世界的国家给予认同，这将会对台湾产生不利。因为一旦“和平崛起”被确定后，台湾就不可能不断重复“和平威胁论”，“独立之说”更显得后劲乏力。因此萧万长的言论是“转移视线”，不面对现实的一种“看似有理，实是文不对题”的辩解。

事实上，中国是在千禧年之后，也就是在改革开放廿年之后，才把“韬光养晦”的战略提到日常的议程，以便巩固改革以来的各项成果，不强出头，忍辱负重应付转变中的世界。也有人针对这样的收敛锋芒，避开对抗的战略给予批评，但还是未使中国急速的改弦易辙。

到了2004年，中国正式把“和平崛起”用来取代“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此举意味着中国在“修身养性”多年后，已有条件和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搞“对等政治”。胡锦涛坚持走“和平崛起与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温家宝说“和平崛起的要义包含自身体制创新，不能依赖外国。”李肇星说，“和平崛起就是要和平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就这样，“和平崛起”的理念转入2005年已成为中国对外的头等议程来执行和推进。当然面对很多阻力和各方挑战，但就此大方向而言，已不是什么“复兴”，更不是“威胁”，而是用“和平崛起”来实践“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进而使到台湾人民也分享其中的荣耀。因此相对来说，萧万长的议论显得没有意义，也是离题之言，除非不相信中国是在和平崛起。

评李敖神州之行

文坛怪杰李敖是个狂妄恃才傲气的人，相信许多人都不会反对；李敖是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人，许多人同样的也会赞同。在我看来，李敖有天生的叛逆，又是有话直说的人。他一生著述甚多，也蛮有辩才地口沫横飞。为了争取民主他坐过监牢；因为他认为胡适没有把民主带进台湾，反而被国民党收用，因此他赞扬的是1935年以前的胡适，尤其是对“五四运动”的贡献。基此，他成功地说服北京大学让他为胡适立塑像，以报答胡适在五十年前赞助他一千元的经费。事实上，胡适的提倡白话文是有口皆碑的，没有人可以抹杀他的贡献，但在1935年以后，李敖认为，胡适整个生命给国民党浪费掉了，所以他把胡适分成前胡适与后胡适（参阅《亚洲周刊》2.10.05）。
带着批判性的精神，李敖于今年9月19日至29日对神州展开“回乡之旅”，倒也掀起一阵阵涟漪。有人说李敖的中国行“震荡神州”，“化解台独之旅”，也向中共的权威挑战。我则认为有些夸大之言。因为在今时今日的“改革开放了”的中国，类似李敖这样的言论已不是什么“异端学说”，更不是把中共骂得狗血淋头，而是“大赞小弹”。从这个角度来演绎李敖在中国的演讲和言论，不但可以被中共当局所容，也会被中国人民所接受，毕竟这已经不是“一言堂”的时代。批评或揶揄一下也无伤大雅。至于李敖之言是否已戳破“台独神话”，倒未有立竿见影之效。因为李敖是在向大陆人民放话，不是直接（可算间接）向台独份子放话，即使是在台湾大弹特弹，也不见得会使“台独死硬份子”改变过来。换句话说，你李敖说得的一个中国，两岸一家人；我“台独份子”依然我行我素，你又奈何得多少？总之他们会挑战李敖敢不敢叫解放军马上开过海峡“解放”台湾？李敖当然不会这么做，也没有权力这么做，他只能在言论上“破台独”，“反台独”。但他也留下一个迷思，把自己和中共一分为二。他这么说，既然共产党说要为人民服务，我们就让它来服务我们。这是一种“你主我民”的二分法，倒也宣示了“民主”两个字。因此同样的，台湾又何尝不可叫共产党为它做事呢？但怎么个做事，李敖尚未清楚表达，大概就是所谓的“一国两制”。这点他在香港时也促请香港人民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不要什么都要。可是反过来，李敖则没有告诉人民怎样“回报”中共的“为民服务”？
李敖这个论点，也有相当多人提过，不是新鲜事。陈水扁肯定听不进去，他可以继续在凤凰台骂阿扁，但在台湾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李敖是心知肚明的。
无论如何，李敖确实比马英九高明，马英九曾说过中共先平反“六四”，才来协商两岸合作或统一事。我们也不知道马英九为什么要拿“六四”做为条件？倘若“六四”真的“平反”来换取“台湾的投入祖国怀抱”，而万一中国会朝这方面与马英九交换条件，马英九敢不敢接受挑战呢？当然前提是马英九能否在2008年当选台湾总统？
李敖不为“六四”叫屈，他反而用平常心看待“六四”，认为这个时代这样的“蛮干”是成不了大事，而是应该用智慧来化解中共的“强硬立场”。至于中国人民要怎样达到李敖心中所要的“自由和民主”。他只说一是反求诸己，另一是求诸宪法。这等于是要个人克制，要国家尊重宪法。
说到宪法，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有一条是允许“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的形式诉诸民主，“文革”就是在这一条文下被鼓动起来的。当然这种“民主”要符合官方的立场，否则不可乱贴。到了邓小平当政的时代，于1980年从宪法中取消这一条款，不知李敖有没有注意到在中国宪法内这样的条文已不复见。他是不是主张再放回去？
再者，吊诡的是，中国的宪法是共产党制订出来的，有别于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法。因此是以执政党的意识为依归。共产党已统治中国56年，它的立党之基在马克思主义，李敖则建议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若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又如何“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呢？因此李敖这一说法又冲撞共产党的根基，自然无法被接纳，也会被当成开太大的玩笑。正如国民党如果去掉“三民主义”，就不成为党了。因此李敖在文学上的成就不等于他在政治上的成熟，也难怪他选台湾总统时，叼陪未座，得票少得可怜。
反而是选民可以忍受李敖走进立法议院当议员，无党无派也好，让他有一个平台“胡说八道”也无妨，反正是个人作秀。当然李敖也不尽是胡说八道，只是有时在不适当的地点和时间，讲了一堆废话（至少在中共看来是如此）。至于其它历史课题，李敖也真的有其“说理”和“道理”，那就不是胡说八道了，只是他的刺耳之言，对相关的人来说，不是“胡说八道”又是什么呢？

两个争议，一个迷思

有两宗争议的课题，是很值得华社关注的。一个是在2003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吉隆坡中华大会堂”成立所引爆的争议，至今仍然是“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抹不去的“心头石块”。另一个是在2005年，也就是在10月份激发的争议，因为又多了一个“留华同学会”的成立，在人事上遭致“留台联总”的反弹。

虽然这两件事有不同的背景和性质，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它牵涉的人和事都产生一个迷思。争议之后，又留下疑团，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例如雪华堂争议的是它成立以来的80多年的历史，一向是代表雪隆的华团的最高组织。虽然在注册上没有标明是“雪隆中华大会堂”，但大家都习惯地及传统地认定它的权威，尽管不是所有的华团都参加成为会员。因此它不能够忍受以刘盘石为首的一派，不动声色地成功申请注册“吉隆坡中华大会堂”，并指此举造成分裂和削弱华堂的代表性。隆华堂则否认他们有这样的动机和目的。于是双方唇枪舌剑，依然是解不开的矛盾和症结。

至于“留华同学会”也是静俏俏地进行注册，待到一切成定局后始向外公布。这一下子留台联总有话说了，指其前任会长陈志成不适合一脚踏两船。不过它并未反对留华同学会的成立，而是希望各司其职。表面上看来，两会之间没有如同“雪华堂”及“隆华堂”的一山不能藏二虎的争议，但实际上又起因于人的因素，以致双方对问题的看法有了分歧。一个是以“人”来论，一个是以“事”来谈。

我们无意针对争议插上一脚，但就两件事来看，它反映出华社存在着因人事而带来的纷争没完没了。所谓“就事论事；人事与事物一分为二；不应将个人恩怨牵扯其中”的说法却无法成立，反倒是因人起争执居多。上述两个课题就是现实的教材。

吊诡的是，两件事的关键人物却是相互关连的。倒教人说不清楚该如何了结恩怨。其中最明显是陈志成这个人物所扮演的角色。

陈志成本是代表留台联总（有26个属会及30年历史）参加雪华堂，并曾担任一届的会长。在他担任会长期间，巧碰刘盘石组织了“隆华堂”。而刘盘石又是以“华人行团总会”的代表身份成为雪华堂的永久董事。

在陈志成主持下的雪华堂力促刘盘石辞董事职，也坚决与“隆华堂”划分界线，并致函社团注册官要求撤消“隆华堂”注册（但未果）。彼此间的恩怨和矛盾也因刘盘石的“另起炉灶”闹得不可开交。在舆论上显然是雪华堂占优势，刘盘石也不得不退出雪华堂，不能“一脚踏两船”；但在法律上又无法使“隆华堂”消失。陈志成当时所持的立场是：刘盘石既然“顶撞”雪华堂，就不应续留在雪华堂担任董事，而刘盘石也接受这样的决定。

就在陈志成于2004年卸下雪华堂会长一职后，他的身份依然是留台联总的顾问，也代表留台人出任雪华堂的代表。在这个身份还存在的时候，他又另一边厢成立了“留华同学会”，且涵盖的范围是以政治大气候作为标准，既包括留学大陆，也包括留学港澳和台湾的学生。在法理上自然也无需挑战，只要社团注册官不反对即可。

这样一来，留台联总又像陈志成那样（以雪华堂会长身份施压力要刘盘石与雪华堂切断关系），找到一个先例，也通过撤除陈志成的顾问职和代表权。这就是说，陈志成在留台联总眼中，是刘盘石第二，不能左右逢源。留台联总会长刘天吉扮演的角色正如陈志成在雪华堂扮演的角色一样。当然会有人持不同的看法，就如隆华堂一方也坚持自己的看法。

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待此问题：即“隆华堂”不是刘盘石带头，而成立后名称经协商后稍为变动，又加入雪华堂，争议便会缩小。

同样的，如果“留华同学会”的创办人不是陈志成，也不是留台人扮演领导角色，也必然没有什么争议。

整个问题就出在人的矛盾（或可能是恩怨或意气之争）变成事物的“对立面”，以致所谓“就事论事”经常陷入“就事论人”的困境。毕竟是人在操作一切事物的发展和变化。这就回到问题的本质：一切有关的人都要有“感同身受”的先见之明，不然就是纷争不断，剪不断，理还乱！外界的人又在迷思中议论纷纷，让人留下了几许遗憾！

高靖添现象扫瞄

高靖添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超级大亨，但他却在2004年（3月26日）突然“名震媒体”，被形容为“江湖老大”，而被警方扣押，前后经过17个月的“牢狱”生涯，直到10月31日又获得释放，成为一名“自由人”。
一位“江湖中人”怎么会冒起成为风头人物？这里有两个可能性，一是他被认为“触犯了法律”，被警方逮捕，然后一夜成名；另一个是在“江湖中”奠定老大的地位后，又出手豪气干云，或做了轰动社会的大事，成为“热门话题”和“热门人物”。而高靖添则是属于前者。
不论他是否在“黑道”上如何出名或在娱乐界中大显身手而又从事多样生意，他若未经此一捕，也不会有此轰动，因此我们将之归为“高靖添现象”。
通常在舆论的推波助澜下，一个人（指在某些方面有影响力的人），或则会产生“效应”或者会成为一种“现象”。正面和负面的皆参与其中，而高靖添则属于后者。他在“出事”后，我们所见到的报导多是对他不利、警方也指控他涉及多宗“不合法规”的生意，因此将他收押进行调查。至于坊间流传的各种传言，也不见得对他有利。在“舆论”和“坊间”的冲击下，高靖添再怎么辩白已是徒然，他成了一个“反面人物”，被人指指点点，而产生一种“教训”的心理压力。促使人进行一种反思﹕涉及“高风险”或“偏门”的生意，总是提心吊胆的。若不能“堂堂正正”做人，也就不妨“安份守己”，何必“冒险偏向虎山行”？
不过，在高靖添看来，他是在资本主义下的一个“幸运儿”。不论他的出身如何，在英雄不问出身下，他可以独闯江湖，而搞出一个名堂来。这个“名堂”（老大）也得来不易，没有三几下手，是不可能在险恶的“江湖”中立足，于是他自成一派地“享受”他的“高档”的生活。然而这种走钢索的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分分钟都不知道明天的日子，因为他是处在法律的边缘玩一场人生游戏；警方则在另一个高处监视着他所要监视的人。这在高靖添看来是一种自然的反应，没什么大不了。反正“人出名了”（在江湖上），难免会招人注意。
结果他在不知觉中忘记警方有多条法令可以控制一个人的行动，例如“内部安全法”，“紧急扣留法令”，“防止犯罪法令”等等，都可以不必经过法庭公开审讯，而对一名被认为有“危险的人物”进行扣押。就这样在法令的笼罩下，高靖添成了“龛中鳖”，被局限在“小天地”中，成为一名“阶下囚”。这个时候的高靖添已是前后判若两人，不再风光一时，而是“沉默一时”，因为他已失去“辩驳”的机会。
他的“沉默”虽然是在法令下加诸的限制，但他还有另外一个“通道”就是申请“人身保护令”来“解脱”加诸在他身上的“罪名”。经这么一个途径的把“被动变成主动”，高靖添结果成功地在法律的范畴下取得“释放令”。这是他以法律对法律的一场斗争。人们于是浮现一个印象﹕在民主的国家体制下，是可以“挑战”法令的“有效性”或“不适当的引用”。高靖添在打完这场官司后，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惊喜”，因为警方还是可以引用法令再行扣留再行调查。换句话说，胜了这个“法令”，又会有另外的“法令”随之而到。这就是我们在10月29日看到的一幕﹕高靖添甫一踏出扣留营，“享受自由身”的一剎那间，又重回“法网”的扣押进行调查，而他所能发出的“抗议声”是微弱的，是被行动掩盖了的。倒是事后从媒体阅及其夫人的一份“血泪书”，用另外一种“温情”来作出控诉，让人感到“情义之声”在飘扬。这种法律不外乎人情所彰显的，高夫人倒为高靖添取得了人间情的正面分数。
我们不便揣测“亲情的陈情表”到底产生多少效用，但在两天之后案情又突然的急转直下，倒教人跌破眼镜﹕似乎是不可能的事竟变成可能的事；高靖添真的走出拘留所，回到阔别年余的“温暖的家”。算是为“法律的斗争”划上句号。从而体现出法治的精神。
从高靖添的不愿再诉往事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的语气来看，我们又似乎看到一个“脱胎换骨”的人。如果说他过去的生活有些儿“放浪”，那么这个时候的高靖添好像是“浪子回头金不换”，成为一个父亲和丈夫，而不是“江湖老大”。让人感受到此时此刻的高靖添是另外一个人，是一介平民，而且表现出有如一个“有身份的平民”。他的家宅和他的汽车点缀了他的“豪气生活”的一面，这就是一年七个月以来的所谓“高靖添现象”。
这个现象是否会持续下去，或逐渐消失？就要看他日后怎样应付他的人生和生意。也许有人从中感受到这现象的背后是有道不尽的故事；也许从中有所领悟人生的真谛；也许得到一种启示和省身之道。
无论如何，我们也悟出一个道理﹕“高靖添现象”还是不要制造为好，这会给身旁的人带来无限的痛苦和心酸，也会给社会造成一个阴暗面。“反扑归真”也许不是一件坏事。

鲁迅与林连玉

今年是华教斗士林连玉逝世廿周年（1985年12月18日逝世）。我近日翻阅一些史料发现林连玉与鲁迅有几个相似的地方，虽然他们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际遇和不同的专业方向（一个在文学，一个在教育），但他们在生前死后却有了某些共同点。这也是因势利导而造成的结局。

鲁迅（1881-1936年）是中国一代文豪，生前已是著作等身的作家，因一部《阿Q正传》饮誉文坛，是“五四”运动的猛将之一。1930年之前，他受到“革命文学”派（如创造社）的围攻，但在1930年崛起成为左翼作家联盟的代言人。在瞿秋白的推动下，鲁迅在文学界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虽然具有左的思想，但鲁迅一直到1936年逝世时，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严格来说，属于无党派人士。不过就在他逝世后，毛泽东把他的形象进一步推前，成了“文化革命先鋒”，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方向”。到了“文革”时期，鲁迅成了“文化革命巨人”。这就是说鲁迅是在逝世后才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坛偶像。他的精神和他的思想整整主导人一代的中国人。在“文革”于1976年结束后，学者们更乐意看到鲁迅走进学术殿堂成为被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成为政治功利主义的旗手。

不论鲁迅在文化及文学的历史定位上如何改变，鲁迅的精神始终成为推动人们思考和做人的一座丰碑。鲁迅语录在今时今日也不全然过时。偶尔翻阅，倒能教人深思其中。

林连玉（1901-1985年），比鲁迅小20岁。虽然也受过国学熏陶，并曾在集美学校（1926年）听闻鲁迅的演讲，但史料没有显示他们建立起友谊或师生关系。当鲁迅在1927年离开厦大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林连玉也乘船南来马来亚执教。因此他们两人是擦肩而过的。

从林连玉的文章（或古诗文或小品文）来看，他对鲁迅的印象是不深的，也没有显示他以鲁迅做为学习的榜样。他欣赏胡适倒有文字记载（见林连玉《关于马大的中文系》一文）。就其立论观之，他没有政治上的偏见，既不亲中，也不亲台（这可从他的另一篇文章《翁（指翁文灏）胡（指胡适）两公子合论》窥见）。不过陆庭谕有一篇文章《为林连玉八十九岁冥寿而写》则提到有三个人给林连玉最大的启示，其一是梁启超，其二是胡适，其三是鲁迅。

我们就此来推论，也可得出林连玉并非左派中人。一生并没有参加政党政治活动，但在文化教育上，他却表现出惊人的毅力。1949年推动吉隆坡教师公会成立；1951催生全国教总；1952年促成董教大整合；复于1953年促成“三大机构”（马华、董总、教总）。自此而后，他曾寄望执政党保护华教。虽然“三大机构”以后无疾而终（1959年后），但林连玉在捍卫华教立场上表现出“鲁迅的精神”，从而建立起“华教斗士”的形象。

1961年他的公民权被吊销后，就退出公职而沉默下来。在这之前约5个月，他在南大的一场演讲为他的一生拿下高分。南大生为他而喝采，且写诗颂赞他是英勇的战士（鲁迅也有此封号）：没有一个名字，/像你的名字这样动听/（见《大学青年》第四期）。

在他的争取和努力下，华文独立中学在60年代竖立起来，直到今天仍有60间独中在守望相助。就此而言，林连玉功不可没。他的一生中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不是他早期的文章，而是他那篇篇的文告和演讲，如果这也能归类为文学作品的话，则林连玉的文彩全在十年之内（1951-1961）闪烁其中，成为后人的精神支柱。这些的精华有些已变成《林连玉语录》。

至此，我们可以将林连玉和鲁迅作一个比较：

1. 鲁迅生前已被年青的学生尊崇为“导师”；林连玉生前也被后辈尊称为“导师”。“导师”之名得来不易，它有特殊的意义。比如毛泽东就比较喜欢保持“导师”的称号，而不要“四个伟大”（领袖、导师、统帅和舵手）照单全收。

2. 鲁迅死后被尊为“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绫覆在其棺上；林连玉死后被尊为“族魂”。一个是第一“文化斗士”；另一个是第一“华教斗士”。他们生前并没有刻意追求，死后不谋而合成为“文化偉人”。

3. 鲁迅出殡之日（10月19日逝世），名人出动，上海万人空巷送行；林连玉出殡之日也是万人送殡，一前一后，备极哀荣。确是无独有偶。

4. 鲁迅死后，成为左翼的“文化精神领袖”；林连玉死后，成为左翼人士眼中的一面旗帜（陈凯希《林连玉──一面鲜明的民族教育旗帜》）。两位伟人，一先一后，在历史长河中相互映辉。一个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个是“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 两句名言，各有千秋，成为经典之作。

悼文学巨匠巴金

见证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坛变化的文学巨匠巴金终于在2005年10月17日走完他多姿多采又多灾多难的一生。他一生不是共产党员，鲁迅也不是。但他并没有鲁迅的激情与改革社会之心切，因此他不被中国共产党列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巨人”，也因此无法在中国的社会如同鲁迅享有崇高的地位。但巴金的成就是在小说创作方面。
1904年出生的巴金，年青时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也曾与毛泽东有数次交往。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接见一批作家，巴金也在其中。毛泽东曾对巴金说：“我从前也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不过后来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的理论用在中国的革命，最终在1949年取得成功，从此中国文学走向毛泽东开创的文学为“工农兵服务”，“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文学从属于政治”。换句话说，政治第一，艺术第二。這一条“金科玉律”深深地烙在中国的大地，直到1976年“文革”之后才告结束。
巴金的际遇与毛泽东完全不同，前者并不热衷政治活动，也没有鲁迅的豪情壮语。在年青的时候，也就是22岁那年到法国留学。不久即发生1927年国共分裂的悲剧，使他对祖国的灾难产生一种反抗的心情，于是他写了第一部小说《灭亡》。他自己说，在法国什么也学不成，就是学会写小说。
对于马新人民熟悉的巴金是他在回国后，于1929年到1937年创作出令人荡气回肠的长篇小说《家》。而后又发表《春》和《秋》，结成“激流三部曲”。就是这代表作奠定他的文学的地位。他的作品充满了对封建社会的鞭挞和嘲弄，使许许多多的年青人为之倾倒。
这部《家》后来也搬上舞台和拍成电影，成了巴金最辉煌的代表作。因此在解放后，他一度得到重视，参加文联先后成为文联副主席和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笔会中心主席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更在1952年到韩战体验生活，写的第一篇通讯是“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把这位大将军夸耀一番。在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巴金也发表过党对文艺管得太严的文章，随后他作了检讨。
1958年“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政策结束后，巴金的作品已开始受到批评，但尚未达到严重的程度，因此得以保住其在文联的地位，倒是1959年彭德怀被打倒和批判后，巴金的那篇旧作而成为他的一块心病，挥之不去。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1966年）巴金尚未受到清算，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作家协会常设局的会议上，巴金仍以中共作家代表团的名义参加，但这是他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因为到了1967年，上海已成了红卫兵造反的天下，住在上海的巴金也受到冲击，被当成“牛鬼蛇神”进行严厉的批判，连同他的妻子萧珊也被揪斗，并在1972年含冤逝世。
巴金在“文革”后执笔（1979年）怀念他的妻子萧珊的文章就流出深厚的情感：“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送进《牛棚》，掛上《牛鬼》的小牌子，还打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倘使她不是“黑老K”（文革时對巴金的侮辱稱号）的“臭婆娘”，一句話，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巴金又一段这么回忆：“在我靠边的几年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一个64岁老人），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的黑圈好几天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来干预。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她当场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被关在马桶间里。”
巴金说，那些日子，他不時被揪出“示众”，任何人都可以骂他，教训他和指挥他。
工人作家胡万春在姚文元指示下，指责巴金的作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因此被判定为“反革命份子”。
经过文革的磨难和文人的死伤无数，巴金愤而在后期疾呼要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让后来的人深记这惨无人道的大悲剧，并希望“文革”永远不要再重演。他的这一呼吁结果有出版了上下册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畫冊，但真正的博物馆尚未建立起来。也許對中国有其敏感的部份，也許有其未能彻底批判的部份。无论如何，巴金的遗愿是希望善良的中国人经“文革”一劫后，永远不要再重蹈覆彻。
巴金走了，他带走的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浩劫。雖然他后来有了社会主义的激情，也曾想为毛泽东时代贡献力量，但他“赶不上”无产阶级的革命，他缺少了“两结合”（即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豪情，终于被认为其文学停留在五十年代之前的生活风貌。無論如何这些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人，也不影响他在文学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被誉为是一代“文学巨匠”，实至名归。

林蒼祐與許子根

把兩個不同時代，不同政治背景的人放在一起進行比較似乎是不容易得出客觀的評論，但也不是沒有得比較的，因為他們做的是同一件事，而且常常被人拿來做比較。這兩個人就是林蒼祐與許子根。

林蒼祐生于1919年，許子根生于1949年，比許子根年長30歲。人生閱歷自然是許子根無法比擬的。換句話說，當許子根出世的那一年，林蒼祐剛好從中國回來，先擔任執業醫生。兩年后，即1951年被委為檳州殖民地議員，不久創組急進黨，開始其漫長的政治生涯。這之中他參加和組織過四個政黨，但巧合的是，他一開始就不爭做主席，而是在形勢逼人下，才成了黨的老大。比如急進黨、馬華公會、民聯黨及民政黨。從一開始，他是屈就第二把交椅的。

無獨有偶的，在1982年參政的許子根，也不是一下子成為黨的核心人物，而是先從黨委，民青團團長才昇上民政黨副主席。這副主席之位一坐就是坐了14年（1991-2005）。接下來的是我們所熟悉的在今年8月黨選被推上署理主席。如無意外，許子根將在2007年成為民政黨主席。

許子根和林蒼祐一樣，在政海波濤洶湧沖擊下，政途不是一帆風順的。后者在馬華鬥爭中失去主動權；更在1990年的大選中被林吉祥擊敗。而前者也在1986年大選中吃敗仗，對手同樣是林吉祥。一個林吉祥結束了林蒼祐的政治生涯，卻“造就”了許子根成為“再生鳳凰”。正因為這個陰差陽錯，許子根在1990年取代了林蒼祐，成了第三任檳州首席部長，所以才有今日的所謂“林蒼祐時代”和“許子根時代”的點點評評。

林蒼祐時代起于1969年，終于1990年，整整20年在檳州和政壇領盡風騷。他用他的智慧和氣魄，把一個沒落的自由港失業率十分偏高的檳州打造成一個先進的工業州，且成了全國電子業的楷模。林蒼祐當時所持的哲學是﹕“有工作好過沒工做”，“而發展是硬道理”，于是他靈活地應用鄧小平早年（60年代未被打倒前）曾說過的“黑猫和白猫論”，拼命地引入外資，開拓勞工密集的工業，為檳州人民提供就業機會，“少收入好過沒收入”。這就是“不論黑猫或白猫，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實踐。果然檳州人民不再挨餓，不再向外流，而是有了一份工作，慢慢地累積收入，成為“居者有其屋”政策下的受惠者。許多中下層的組屋也在工業城周邊發展起來。今日的峇央峇魯及施布朗再也衛星市鎮，包括以輕重工業做為核心的結構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不寧唯是，林蒼祐也在80年代完成他的“代表作”。1985年通車的檳城大橋及1986年全面啟用的光大摩天大樓。不論今天人們對光大摩天大樓的興建是否有不同的想法或有所爭議，它確實成了檳城的“最大的地標”。

許子根在1990年上位的時候，基本上是繼承了一個走向工業化的時代，但仍處在一個傳統與現代化交替和沖突的階段。一方面來自聯合國的建議以保留喬治市的傳統文化遺產；另一方面又來自中小型外資企業準備撤離檳城前往包括中國在內的地區發展；還有在轉型中的檳州工業（從勞工密集到採用高科技生產減少勞工的聘用）也必須再突破瓶頸，朝向尖端科技的研發領域發展，因而有了21世紀策略與大藍圖的構思。這種無形的轉型再轉型是無法用實體來體現的，只能從經濟收益中領悟檳城的經濟在平穩中發展，而保持了最低的失業率，只占勞動力的2巴仙有余，比起平均一年的4巴仙內的通貨膨脹率還要低。

但無可否認的是，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襲擊到今天，檳城面對的挑戰比任何時候都要嚴竣，以致一些大型計劃，如檳城第二通道，外環公路及交通系統的建築和改善都被壓后而緩慢下來。再加上公共服務領域的私營化下，檳城的美麗風景綠一再被污染和破壞，河流溝渠穢物成堆，熟食小販市場如雨后春筍冒起但缺乏良好的衛生管制；還有一望即看到的喬治市的消沉等等，都給許子根帶來一個又一個壓力而窮以應付。

即使在過去15年來，各項發展，包括屋業和工業有長足的相輔相行，但卻是分散在州內的新開發區，只見森林不見樹，難免許子根被指斥在實體上沒有林蒼祐的顯著成就；尤其是沒有“代表作”作為政績的標誌。這樣一來，市面上的評語不外是林蒼祐成就如何如何，許子根又如何如何，然后作下定論。

因為時代的變化，人口的增長和政治結構的某些變化，人們當然容易忽略了許子根（以通曉三種語文作基礎）在人文精神上的建設上比林蒼祐要付出更大的心血，頂住了種族上的壓力又予各族人民一個比較自由的空間（相對來說）發揚自身的文化，而維護了檳城一向即擁有的多元文化而又多姿多采的一面，這又是需要靠直覺來實踐的艱難“文化之旅”。

因此拿實體政績（看得見的）和精神政績（看不見的）來進行對比，又會顯得顧此失彼。我們只能說林蒼祐“大器晚成，功在檳州”；許子根“中年得志，和平崛起”（前者從全國性退下治理檳州；后者從鞏固檳州走向全國；比較底下，又是一個程序的倒轉。）

黄锦鸿夕阳看晚霞

文化艺术部副部长黄锦鸿在槟州马华联委会排阵上被挤出主流是意料中事。虽然他在马华中央党选中仍然在票选中顺利入围，但不意味着他尚有机会重掌槟州马华。他败笔在于今年五六月的州际区会改选中保不住优势，到最后槟岛的六个区会中，只剩下日落洞区会给予他明确的支持力量。尽管来自威省的区会并没有反黄锦鸿，也不等于给予100%的支持。在此尴尬的情况下，黄锦鸿的地位已是岌岌可危了。
果然在党中央改选过后，黄家定公布的各州联委会主席名单中，黄锦鸿已是榜上除名，改由中央署理会长陈广才取代之。这不但是对黄锦鸿个人的最大打击，也是槟州马华脸上无光。堂堂一个有份量的州，一向以来都是槟州人担任斯职，除了李三春一个短时期曾来槟州“收拾残局”外。但李三春也就很快物色适当的人选，将此重任交给原社阵总秘书的林建寿出任。这是1977年的事。
换句话说，槟州马华联委会（以前称槟州分会）的主席从过去的大商贾出任外，下来就交由专业人士担任，以下是槟州马华历任主席的名表。
1. 吴瑞琴（曾任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打从马华成立便是槟州主席，其任期由1949-1960。在位12年。
2. 连裕祥（橡胶大王），曾于1951年参加拿督翁的马来亚独立党和国家党，并出任全国副主席。后来加入马华公会而成为第二任槟州主席（1961-1964）。
3. 第三位槟州主席是苏承球（他先后两度出任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其任期是（1964-1969）。
4. 自苏承球之后，马华改变形象，不再委 任大资本家当政。陈修信经1969 年大选失利后，痛定思痛。起用专业人士岑亚就（会计师，因不够财粗气大，只能担任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这位好好先生掌管槟州马华时期是马华最低潮的年代（1970-1976）。
5. 身为马华总会长的李三春，是在1976年身兼槟州马华主席。为打破马华的闷局，他在这一时期拉拢3名反对党州议员跳槽马华，他们是行动党的胡德安与吴瑞钦及社会正义党的王裕好，使到马华共有4名州议员（原本1974年大选后，马华剩一名州议员庄友良），可怜此时的州议会只剩下一名“反对党” 议员（他就是另一名好好先生崔耀才，原是劳工党槟州财政，后以独立人士参选而告捷）因此李三春的槟州主席任期是1976-1977年。
6. 自此之后，李三春大胆起用林建寿，目的是要后者与林苍佑争一日之长短。林建寿也就在1978年大选导演了一场“七人帮”风波，直搞民政选区，但功败垂成。林建寿的任期是1978-1984。
7. 林建寿之后是李三春的爱将李永枢出任槟州主席（1984-1987）。后因李永枢与时任总会长林良实不咬弦，失去领导槟州马华。他留下的空缺，由吴友力暂代一个短时期。
8. 林良实在挪走李永枢后，安插其亲信石清霖担任槟州主席（1988-2000年）。石清霖在1999年后退休，不再参加大选。继后他连槟州主席也卸下。
9. 时来运转的黄锦鸿被推荐接替其位。但在2005年党选后又再滑落，换了外州人掌管槟州马华，任期肯定比李三春久，都是因为州内党争引发的。
至此我们要说一说黄锦鸿的又上又落的一段历史，他是在70年代就参加马华公会。1978年马卓达（马华槟州丹绒区会主席）在林建寿的默许下，退党组织“七人帮”挑战民政党。原本共有12人退党来全面打民政，黄锦鸿就是其中一人，但他与其它人临阵退缩。于是12人剩下7人帮。
临阵退缩对黄锦鸿来说是“识时务为俊杰”。在1995年时已是槟州马华秘书。这一年的大选，原本没他的份参选。多亏陈毓书坚持不下峇央峇鲁国席参选（他坚持要参加垄尾州议席，以便从行动党手中夺回此席，他本来是此区的州议员。已被同意再征江湖，谁料最后临时变卦，党要将此席交给骆福汉，建议他攻打国席。陈毓书说，他已向垄尾选民表态一定在垄尾参选。加之他不能忍受一位大富翁从中游说，定要骆君下垄尾。他咽不下这口气，基于原则问题，他不参选，推荐黄锦鸿上阵。）
黄锦鸿也因此“无端端发达”，中选国会议员，1999年大选后出任国内贸消部政务次长。2004年大选后官拜副部长。正是“鸿运当头”时刻。未想2005年在郭家骅挑战其权威下，他一直处于下风，终酿成郭家军要求换州主席。
在形势不利下，黄锦鸿政途响起警讯。突然从高峰跌下，走向夕阳观晚霞。他及郭家骅成了斗争中的两败俱伤的牺牲品，政途亮起红灯，未来前途难测。正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记名报人胡愈之与洪丝丝

10月16日应《槟城媒体工作营》之邀，向一批年青人讲一段马新华文报的历史。讲题是《马新名报人：胡愈之与洪丝丝》。我之所以特别提及这两位名报人，是要点出在战前及战后初期马新华文报与中国文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希望年青的一代，能进一步了解华文报业是怎样走过来的。由于不是学术论文，也就从历史切入这两个人在马新的办报片断。

1.胡愈之，《南洋商报》总编辑（1940-1942年）。

2.洪丝丝，《光华日报》总编辑（1937-1941年）。
他们两个人后来又为什么走在一起，又为什么双双离去回到中国？先说1938年杪，中国著名文人郁达夫应《星洲日报》之邀出任副刊编辑。1939年元旦，《星槟日报》创刊，郁达夫兼任《文艺版》副刊主编。以他的名气带动这两份华文日报。但不久郁达夫卷入笔战，与马共一枝笔黄耶鲁就鲁迅问题一来一往，而后偃旗息鼓，被认为是“无心之言”，不了了之。

就在此时，《南洋商报》也要物色一位主持编务的大将，周恩来推荐胡愈之担此重任。后者也就在1940年杪抵新加坡，出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他大刀阔斧把《南洋商报》推向一个高潮，与《星洲日报》相互映辉。

胡愈之（1896-1984，终年91岁），来头可真不小，在文坛上没有郁达夫的名气，但办报经验十分丰富，他是第一个人主编《鲁迅全集》（鲁迅在1936年逝世），也是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在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的中文主要翻译者，取名为《西行漫记》。他本在1933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从未对外宣布，公开身份是《民主同盟会》的负责人。这个同盟会也与国民党人打成一片，并不张扬党派政治。胡愈之的文笔精炼，言之有物。文史学家方修形容他的社论“带有散文气息，写得十分精彩”。“他的文学才华被新闻界的名气掩盖了”。

与此同时，在槟城也崛起一位名报人洪丝丝（1907-1989，终年83岁）。他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后逃到印度尼西亚去，在棉兰办报，曾出任《新中华报》（原《南洋日报》）总编辑。1931年被荷兰政府驱逐出境。1932年来到《光华日报》出任副刊编辑，提倡马华文艺。1936年他获得《光华日报》资助前往日本留学，在日本大学攻读社会系。1937年七七抗战后，洪丝丝返回《光华日报》，出任总编辑，间中也协助创办《现代周刊》。

1941年，日本南侵，先攻占北马，包括槟城，洪丝丝南下新加坡。在国难当前，洪丝丝、胡愈之与郁达夫在新加坡结成一体，再加上陈嘉庚带头抗日。他们先后成立了两个抗日组织。一个是《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郁达夫，副团长胡愈之，洪丝丝是干训班的讲师。另一个是以陈嘉庚为首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胡愈之担任宣传主任。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前，陈嘉庚、郁达夫、胡愈之及洪丝丝等人避难印度尼西亚。

1945年日寇投降，但郁达夫不幸在印度尼西亚遇害，胡愈之写了一篇著名的悼念文章《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文句扣人心弦，感人肺腑。

战后，洪丝丝又回到槟城主持《现代周刊》编务。而胡愈之则于1945年12月3日在新加坡创办《风下周刊》，与《现代周刊》一唱一和。

1946年11月21日，胡愈之在陈嘉庚支持下，创办《南侨日报》，一份被视为中共在海外的“喉舌报”，为中共的抗争吹起号角，因此胡愈之也被认为是影响陈嘉庚回中国定居的重要人物之一。

这一年，胡愈之也邀洪丝丝加入《民主同盟会》，出任副主席，两人关系更形密切。翌年（1947年），邀洪丝丝担任《南侨晚报》新闻主任。就在这一年，胡愈之与马共一支笔的周容（殷枝阳，金枝芒，孔婴）打一场影响深远的笔战。论题是《马华文艺的独特性》。针对《侨民文艺》和《马华文艺》各持己见，也劳动郭沫若及夏衍参与其中。其中的复杂性就此掠过。但洪丝丝始终与胡愈之站在一道是不争的事实。笔战最后还是打了圆场，反正出发点是为了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不过马华文艺也就定型而自我发展起来了。

1948年胡愈之离新返回中国，准备迎接更大的任务，他把《南侨日报》交给洪丝丝打理，职称是报社经理兼“社论委员会主席”。洪丝丝的社论虽未有胡愈之的文采，却也是一针见血，敢怒敢言，与英殖民政府政策相对峙，为新加坡华侨仗义执言。

1950年，《南侨日报》不容于英殖民政府而被查封，洪丝丝也被遣回中国。这两位名报人一先一后又在中国发光发热，但他们所从事的已是中国的文化事业，逐渐与马新文化越离越远。虽然如此，人们不会忘记马新报坛上曾有三位名人领尽风骚，他们是郁达夫，胡愈之及洪丝丝，而今事隔半个世纪有余，有许多人也许已经模糊或未曾听闻这一段往事。如今追忆起来，应有其值得回味和研究的价值！

郭家骅迎来了冬天

郭家骅的知名度这些日子被提升到全国性，主要是拜马华党选之赐。不过在2004年大选后，他已开始成为争议性的主角。这是因为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在挑选槟州行政议员方面，先点中陈清凉州议员，而准备将原任行政议员郭家骅与骆福汉撤换掉，后来因为发生微妙的变化，郭家骅的官职被保留下来。骆福汉则出局，换上来自威省的刘一端，陈清凉煮热的鸭子飞掉了。
有人说，郭家骅被留任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让他做半届，剩下的半届留给陈清凉，可是郭家骅始终未正面承认如此的“君子协定”。至于他与黄家定有签下什么文件或口头上有何承诺，只有他最心知肚明，我们也就不必费猜疑。总之坊间的传言或马华内部的消息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的依据。
为此，在今年马华各地区会改选中，郭家骅不得不大显身手，把其敌手黄锦鸿视为“假想敌”，成功地拉拢与黄锦鸿不同意见的派系整合在一起，在槟岛六个区会选举中，夺下5个区会，战绩不可谓不显赫。这下子，郭家骅已是意气风发，将五个区会合起来办一个职员宣誓礼，并举行盛大宴会，请了中央级的人马来主持，一时好不威风。说是展示郭家骅的势力也无不可。但郭家军是否是“牢不可破”的结盟，这是有很大的疑问的。因为他们是为了“方便而结盟”，各有议程。可怜的是黄锦鸿的领导缺乏魅力和权威，让这些地方干部“揭竿而起”。所持的理由是黄锦鸿已不是心目中的槟州领袖，准备通过改选来“证明”黄锦鸿势力已告衰退。当黄锦鸿成为耙子的时候，各地方的不满势力是很容易合在一起的，以便把黄锦鸿插手要稳住阵脚的势力连根拔除。结果除了日落洞区会的原班人马倾向黄锦鸿外，另5个区会已不大听命于槟州主席了。
郭家骅的“乘胜追击”，在8月的马华中央党选中果然又再脱颖而出，票数尚且比黄锦鸿还高，于是不论是郭家骅或在外界看来，郭家骅已成功地打了“翻身仗”，前途又再亮丽。
但是马华的结构又非郭家骅所能左右，即便你是马华中委，不等于说马华总会长一定要从中委中委任槟州马华主席。如果身为中委而不在槟州马华扮演重要的角色，那意味着你已开始被边缘化了。
于是棋高一着的黄家定不用槟州人，更不从中选中委中的三位槟州人选其一，而是让署理会长陈广才主掌槟州马华。,这位已有地盘又身居高位的老二，自然对槟州没有野心，也没有私心，可以放手组成他的班底，最好的办法是把黄锦鸿与郭家骅两人架空。美其名是两人出任什么委员会的主席，但只是虚有其名，而无其实，他们协调什么？他们督导什么大家心里明白，不过是不要使两人过于难堪，其实整个权力是操控在陈广才手中。
黄锦鸿在这一安排底下，知道“大势已去”，不能硬碰也就正面响应新组成的班子，可是郭家骅则如热锅上的蚂蚁，因为他感到“冬天已经降临”，若不再做最后的挣扎，他接下来是什么也没有，最终肯定靠边站。
我们看他最近的表现，即可知道他的失望与坐立不安。本来有消息说，他的郭家军要有一场记者招待会，以表达内心的不满，后来又听说响应不多，也就成为郭家骅在孤军作战。先是说要见见总会长反映他们的意愿；后又再说，对部长及行政议员的限制要一视同仁，即便是副部长之类的官职也要有限制，不能因是州主席不受限制云云。
从这里我们又看到郭家骅现在关心的是官职的限制也好，轮任也好，都是要制度化，不能有特殊化或例外化的。这也告诉党中央，郭家骅的任期若是有期限，别人也要一样。由此我们又得到一个印象，郭家骅的任期到今年底后换人不是没有根据的。
如果我们从郭家骅近期的举止来看，他的官运与他在党选的成绩已不成正比例。这就是说，在党得意不等于在官场得意。因为委任和推荐官职在很大程度上，总会长有决定性的取舍。当总会长要改变的时候，能发难的场所是中委会，但中委会又是总会长的人马居多。谁会为郭家骅“出头”或所谓的“仗义执言”呢？郭家骅心中已经有底了。因此他的不寻常表现正是他最后的一个挣扎和反弹，希望能取得较为“安慰”的成效。
可是，我们左看右看，又看不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机，当大多数人保持沉默的时候，就剩下郭家骅一人在舞台上表演。政治的现实与残酷，也够叫郭家骅内心冷到发抖。
从1995年参选而直入行政议员的郭家骅，正好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轮转写照。走笔至此，突然想起诗人雪莱的一句诗：“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是不对的，至少对郭家骅来说，当冬天来了，他极可能看不到春天，所看到的是白云皑皑，前途一片茫茫？

我和林冠英的对话

10月9日，我和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有一场对话，焦点是放在种族思维与多元种族方面。他说，行动党从一开始，就确定是多元种族的政党，而且是以全民利益为斗争目标。因此种族政治不是民主行动党的路线，但华族权益是行动党的斗争目标之一，原因是华人也是马来西亚人。

不过，我说，虽然民主行动党是多元种族的色彩，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么多年来，人们都把行动党当成一个华基政党（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但没有否定它的多元种族性），而事实上，行动党的主要斗争对象是马华公会及民政党；尤其是在选举的时候，总是形成国阵（马华或民政）与行动党的角力战。一般上没有任何一方会压倒另一方，也没有任何一方因此消失掉。换句话说，它们在华人社会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在这种情势下，三党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甚至是不是有一天三党会“合并”成一个华基政党？我把这个问题交给林冠英响应。

他说，这不是民主行动党的斗争议程，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行动党向来不同意走种族政治的路线，即使客观情势是如此，行动党也要跳出这个框框。

他认为即使是马华和民政，在“合并”问题上，也在理念上有所不同，行动党更有本身的斗争策略，因此他不以为三党“合并”是解决华人问题之道，也不符合行动党的政纲。不过，在华人权益方面，行动党不会拒绝与其它政党取得共识。事实上，在某些课题上，有时候三党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虽然如此，林冠英说，行动党放眼的是全民的利益，用马来西亚人的观点和思维来解决各民族间所面对的问题或挑战。例如，小学英化数理科的争议，已不是种族课题，而是各民族学生都面对的问题，国民马来小学同样被英化数理科困扰。又例如最近争议不停的AP课题，更不是种族问题，而是只有极少数人受惠，绝大多数人，包括马来人都无法分享其利益。

就此他例举一份2004年联合国的人力资源报告作为他的理论依据。他说，他抽出东南亚部份研究后发现，马来西亚的贫富鸿沟是最明显的，富有者人口的10%拥有经济收益的38.4%，而另外贫穷的人口的10%只拥有1.7%的经济收益。当然这不是说马来西亚比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还要穷，而是在比例上显示贫富的距离相当大。这就是说，马来西亚贫穷的人民是不分种族的，各民族都有穷人，不是只单一种族有穷人。为此马来西亚人民，包括华人在内要看到问题的真相，不要以为只有一个种族跌进贫穷边缘。在新经济政策下的AP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另一方面林冠英认为华小既然已被列为国民教育的一环，则政府的拨款应一视同仁对待各源流学校，不要把华小分成半津与全津，以致华小的建校要全数由华社来承担。虽然不少华小的校产属于董事会，他们也是将学校交政府管理，可说是解决购买校地的费用。在此情形下，由政府重建或扩建或修建校舍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不是种族问题，而是国家教育问题，因为华小也有相当部份的非华人入读。

他感到纳闷的是，华社一般上有问题只找华人部长，结果有一些重大的问题总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权力在马来部长的手中。因此直接向部长陈述是较有效的途径，理由是部长是全民的部长，不是一个族群的部长。

可是我说华人找华人部长是比较容易的途径，他们可能不容易直接上到高层，而且华基政党既然摆明为华人服务，则华社不找他们先又找谁呢？不是他们不知道症结所在，而是他们认为通过这么的管道来下情上达，会有一定的效果。对此，行动党又有何看法呢？

林冠英说，关键在于民主政治的发扬，只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才能产生一个制衡的力量，进而通过民主程序来取得合理的权益，包括可以直接向掌管有关部门的部长陈情和争取，就会事半功倍。虽然到目前为止，华社有一半接受行动党的斗争理念，又有另一半接受族群政治理念，但不等于说华社不追求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

同样的，马来人也会追求民主，可惜行动党的理念传不到马来社会。现在有了安华亮相斗争，也就会对马来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行动党展望与安华有更大合作，来谋求全民认同一个公平与合理的社会对绝大多数人民来说是有利无弊的。

他的结论是，民主政治的彰显和有效的制衡机制是打开一切门户的万能匙。

郭洙镇「斯人独憔悴」

很多人都在问，民政党选后郭洙镇会不会丢官？他们基于的理由是民政过去有先例，党选失败不丢官。因此郭洙镇不会丢官；再说郭洙镇获得近40%的选票，党内势力不弱，把他排除在外，难免会制造分裂云云。
这话看起来似乎有理，其实缺乏客观推理，也忽视了一个政党维护其形象和代表性的重要性，所以不具主客观逻辑。因为当一个人在党内挑战高位时，就要知道后果是什么？断不可能“输了也算赢”的局面出现。
首先我们先分析郭洙镇从政的一段经历，不难发现他现在已经被挤入角落也失去所有谈判的筹码。他是在1982年挟带着所谓「华教人士」的形象敲锣打鼓进入民政党，而当时的民政也确实需要一股“新兴的力量”带动民政党面向选民，以致郭洙镇即使是在国席选举失利后仍被党委以重任，由副主席（1982）到总秘书（1984），再到署理主席（1989），一路顺风往上攀。但要再上一级时，却已是面对阻力，林敬益没有放弃主席（要到2007年），郭洙镇上不了；又面对署理主席有许子根挑战。在只有退无上的机会下，他选择硬拼。这就是我们看到今年八月党选出现郭洙镇与林敬益争老大的激烈搏斗。
我们说激烈是因为在党选的过程中，彼此出尽十八般武艺，把所能斗跨斗臭对方的法宝都使出来，几乎不输于执政党和反对党的骂战。其中最受伤害的莫过于林敬益与郭洙镇，一个被指“霸位不放又企图建林氏王朝”；另一个被指“滥用华教打华教牌”，好像变成唯有“华教斗士”才有资格统领党。后来又有一批党内外华教人士指郭如此这般是「成也华教，败也华教」也。
当伤害已造成之后，党选就得决定谁是赢家；而事后的道歉都是无济于事的。姑不论得票率多少，输了也就是输了，不能挟40%选票作为「谈判筹码」，（在党选后情况肯定有变化），除非胜利的一方愿意「破镜重圆」。但政治这码事不是家庭风波，一般上胜者都不会再给对手机会卷土重来反咬一口。这就是说，郭洙镇在失败后应知道该如何收场。
但奇怪的是，郭洙镇按兵不动，看你能奈何得了。又再出现联邦直辖区与党主席的对话，要求保留现状，不动官职，也不抹杀陈纪光在将来上阵的机会。这是一种不对称和变相的“谈判”，自然没有结果。不论是谁主动这么做（或与郭陈无直接关系），但已显示这么做的人是不知政治为何物的？也一下子把党选中的谩骂和攻击事件谈忘得一清二楚。试图告诉外人，这是一场友谊赛，过后就雨过天晴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也只有简单想法的人才有这样的想当然耳。
这里不妨举出几个先例，就可推想郭洙镇和陈纪光的未来命运了：
1. 1980年波德申党选是因为事前有「君子协定」了的，输者当署理，所以不是先例。
2. 1984年曾永森战林敬益，前者获吴清德结盟，结果曾吴失败。自此之后，曾永森不再获得机会，不被委为中委。虽然他在1982年被林敬益推举为木歪国会选候人而中选，林敬益只好仍做回霹州行政议员，但他没想到把曾永森引进民政是「狼来了」的故事上演。于是不再给曾任何机会，促使后者又再回到马华，更在1990年参加槟州议席选举，准备与民政争首席部长，不料败下阵来。后来不知道怎样的神通广大，让林良实推举他成为上议院主席。
吴清德因事后与曾永森脱离「结盟」，加上他在1973年扮演穿针引线的角色引进林敬益入党“有功”，也就被林敬益放一马被委为中委，并有幸保住副部长职，这就是一般常被引用的先例。
3. 1987年，吴清德结合许岳金挑战林敬益也是败下阵来，结果能伸能屈的吴清德又再「委曲求全」而许岳金蝉过马华。1990年吴清德移师槟州议席角逐胜出，面对与许子根争首席部长职，但因有「叛逆」的前科，他不被选中，只屈居行政议员一职。
4. 1995年吴再战国会胜出，又恢复副郭长职。但不安于本份的他，又于1996
年挑战许子根的槟州联委会主席职，失败之后，林敬益不再给他第三次机会，把他摒除于候选人之外，后来他也宣布退党，结束自1974年参政的廿余年记录。

因此所谓民政党的党选失利后不影响官职是指吴清德这一个实例。但这之中也显示林敬益的「知恩报答」，未想这又是一个「养虎为患」的实例，林敬益又怎能再犯第二个错误呢？
就政党政治来说，林敬益在稳住阵脚后，必然会有所行动，但他也学乖了，不主动，也不出口叫郭洙镇退，变成一种微妙的僵局，不过僵局底下又有一道防攻站，那就是交党中央工委会处理。这个委员会如何达致结论是内部的事，但对于郭洙镇而言，他已经知道政治斗争残酷的一面，就以党选后的「民政之夜」的宴会上，我们看到的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强烈写照。一叶知秋，郭洙镇剩下的路就是做一名「田国诗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也许他还有远大的抱负，也许他身上已流着政治的血，但此时此刻，他蓦然回首，已没有政治平台，又如何施展抱负呢？才学与现实往往不平行，所以才有人「怀才不遇」，郭洙镇不属于这一类，他是“怀才有遇而时不予我”，徒呼奈何！
当首相宣布内阁改组时，也许就是「金榜除名日」。郭洙镇又回到过去那个郭洙镇。书房和诗坛将是他另外的一片新天地！他为自己的15年官运划上句号。

我和许子根的对话

10月5日，我和民政党全国署理主席许子根的对话时其中有一部份涉及马华、民政与华社的课题。我是要知道民政党如何看待这三者间的关系。许子根毫不否认党的理念与现实之间有某种程度的距离，但这不影响一个多元种族性的政党放眼华社的课题，正如巫统和马华论及某个族群的利益时，也是要以全民利益为考量。因此他说，民政与马华之间的合作不仅比过去好，而且将来会更好，这是因为两党在国阵的大家庭中，经常都会面对相同的问题，也许理念上有些许的不同，但处理问题的策略和手段也是殊途同归的。

他同意今天的马华与今日的民政党已没有“历史的包袱”，不再需要往后看，而是大家要往前看。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大家有没有深入的思考，那就是再过50年或75年，华人在马来西亚的人口的比例将不会是现在的25%之间，而可能会降到15%到20%左右。换句话说，华人将会在人口成长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这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可预见的规律。

因此许子根说，如果我们仍然用种族思维考虑国家问题或民族利益，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再退一步或在边缘化的立场上争取权益？还是现在就得未雨绸缪，为未来可预见的局面作出宏观的分析与考虑？即便是推理性的，也是有一天会面对这样的挑战。

他举个例子来说，今天华社关注的小学英文数理化的243方案，不单是华小的问题，国小也同样面对这样的困扰。因此要解决争议的课题，是要用全民的眼光来处理，而不能只囿于一种族群的局限。在这方面，他也相信马华公会用全民的立场在国阵内处理教育的未来方向。换句话说，马华与民政寻求一个共识来解除华社的忧虑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根据我的了解，马来西亚的华小和国小面临的问题是在小学阶段，使用各自的母语教导数理化是否会有碍于与国际接轨？而这样做，既能维持各自语言的科学化又使学生容易吸收是否是值得考虑的？至于上中学使用英化数理课本也就没有太大的争议。因为这在过去也是有先例的。所以问题回到小学教育是语文比知识重要或知识比语文重要或那个优先的问题？或两者可以并行而不悖？这都是教育专家需要入探讨的大事，也关系到下一代成长的建国大业。

对许子根而言，他认为处理国家课题是超越种族思维的，正如他担任槟州首席部长这么多年，也是以全民的利益为考量，间中华社的利益也包含在里头。因为他是一个州的首长，而不是一个族群的首长。在这方面求取平衡与照顾各民族的权益就必须站在高点做到恰到好处，这就是国阵的精神。如今准备在民政党接棒的许子根，也必须用这种经验和理念在国家问题上追求一个和谐的社会。
他认为，我们不能因为现实存在了各自的问题，就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天地，而是要用超种族思维做给大家看。一旦这样的理念蔚成一种风气，不论任何政党的领导人或国家的领导人，都会用理性的角度审视问题。毕竟这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而政府也是多元性结构组成的。

虽然这样的操作模式已存在多年，只是我们在很多时候尚未能在思维上提升一级打破藩篱，主要是因为存在的客观因素，以致一个族群感觉到被忽视或被边缘化。我就这个问题请许子根回应。

他举一个例子来说，今天美国的国务卿先后是黑人而又为白人社会所接受。那是因为即便是黑人，他们已跳出种族思维而成为全民的国务卿。如果他们一直视自己为黑人的民族救星，他们将不能被容纳而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同样的华盛顿州也不会出现一位华裔州长。这说明了少数族群不是没有机会的，问题在于你如何调整自己，用多元种族的思维，为族群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而获得认同。

因此他说，他会以这个角度来面对国家的议程，也会重视华社的问题，这就使到马华与民政合作的空间扩大了，他欣慰黄家定在槟州马华的排阵上，求取一个双方更大合作的平台。

“皇后部长”的奇怪逻辑

AP乌云久久不散，罩住拉菲达的头顶。原本她以为保持沉默就可淡化争议，一不在大庭广众谈AP，二不向传媒谈AP，三不向国会解释AP事件便可避过责难。岂知又再抖出两件尴尬事。其一是内阁训令拉菲达必须出席国会解释AP疑团，不能回避问题；其二是反对党领袖林吉祥揭露拉菲达六年来只出席国会十九次，是表现最差的一位部长，因而他形容她不出席国会解答AP问题的行为形同“皇后”和“超越国家”者（“QUEEN”AND “ABOVE THE COUNTRY”）。用华文来解释她是“皇太后”。
在中国历史上，有的“皇太后”确实有权有势，连皇帝都要让母后三分，最出名莫过于汉代的吕雉皇后和清代的慈禧太后。她们的话就是“圣旨”：“就这么办，什么也不用说了！”
我们的贸工部长当然不是真正的“皇太后”，但不容否认的是她是内阁最久的成员之一，并有所谓“铁娘子”的称号。“铁娘子”往好处想是作风处事强悍，得理不饶人；但往坏处则是“铁板一块，自以为是”。而如今被AP事件烧身的“铁娘子”就是属于后者。
奇怪的是，为什么拉菲达在争议不息声中仍然坐稳“宝座”，没有可靠消息说她即要丢官？这其中的内阁改组只有首相阿都拉一个人知道。如果我们推论没错，她应该在内阁改组后会有所变动，至于怎样变动，还是等首相告诉我们。
不过，我们要说的是，拉菲达既然已犯“众怒”，她就应该对她的言行负责任。不能因此“倚老卖老”，除非她能令人民或至少巫统满意她的所作所为是正确无误的。可惜的是，闹了两个月有余的AP风波还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问题出在那里呢？就出在AP（汽车入口准证）与国产车之间的矛盾，也出在拉菲达与前首相马哈迪之间的矛盾。继之事件不断扩大，变成国家和万民关注的课题。这一下子，人们不禁在问：贸工发出这么多AP是为了什么？对国产车已有何影响？而国产车今后何去何从？又没有人可以提供答案。更甚的是，有少数人持有“用之不尽”的AP，变成有所谓“AP四大天王”的特殊名词。
就在“天王”曝光后，现在又来了一位“皇太后”，真的把我们看傻了眼。你道拉菲达怎么答复所谓的“指控”。她否认逃避国会，她来到永珍开会是为了布署12月将在吉隆坡举行的亚细安高峰会议。目前在永珍举行的亚细安经济部长会议有需解决所有的问题。她说：“我来到这里（指永珍）是为了工作，我担心他们不能作出任何决定而影响12月的峰会，也对国家形象有损。”对于林吉祥的评语，拉菲达说：“他（指林吉祥）不了解国家的利益………出席（国会）而后回答问题两分钟。她不能就此而离开永珍的会议。如果部长不在场，其它人不能做出决定。”（参阅英文星报29-9-05，引述马新社报导）。
这里又牵出两个问题：是国会回答问题重要，还是出席永珍会议重要？根据拉菲达的说法，当然是永珍会议重要，因为她不在不能作出决定。这个逻辑好奇怪，她不能授权副手作决定吗？为何一定非要她在场不可？难道说万一“政躬违和”也得抱病出席，不然有损国家形象？
反过来说，她未如期出席国会解答问题，传媒也会向国内外公布，难道就不损国家形象吗？人们肯定议论纷纷，为何在国会可叫人代答，却不可让人在永珍代行其职务？
她必须明白，在此非常时期，她应该要表现出一个负责任的态度，而不是避左右而言他。她还没有答复林吉祥指他是“皇后部长”呢？我们作为国民一分子也不禁要问，为何部长出席国会这么少？这也是部长应有的表现吗？
谁都知道，马来西亚实行三权分立：立法（国会），司法与行政，而最高的是国会，她既是人民的代议土，也就是要维护国会的尊严。一个不维护国会威严的议员，又如何向选民交待呢？起码她应该尊重国会，有了国会，才有人民代议士，才有政府的组成，才有她做部长的荣幸。难道马来西亚不是一个国会民主制的国家吗？在两相权衡之下，拉菲达的答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也是有“强词夺理”之嫌。这样的“铁娘子”对国会答词不加重视；反倒说永珍会议没有她就不行？真是把自己描绘成“无她不行”了。
可是，她必须知道，世界没有所谓“不可替代”的人。世界也不会因为某人不能操作，地球便停止运转了。我们的“皇后部长”还是要向人民“老实交待问题的”，不能再有所回避了，连内阁也训令，岂不是更使自己的“颜面无光”？

我和黄家定的对话

10月1日，我和黄家定有个临时的“对话”，因为他特地为韩江学院主持毕业典礼。我们之间，也算是私下有针对政治问题进行对答。当然是我问他答，他说我听，间中也有我的意见在里头。课题的焦点是：为什么马华及民政的所谓“合并论”静了下来，好像又在人间蒸发了？

黄家定于是道出原委：“这事起于2003年底的一个马华民政联欢会上，当时民政主席林敬益提出马华与民政应在合作基础上朝向“合并”的目标前进。我在应答时全力支持为两党“合并”的长远目标而努力，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放眼时下现实政治，作为代表华人的马华公会应整合华人的政治力量，为华族谋取更大的利益和确保华人的权益不被边缘化。”

于是两党同意各派出五人组成一个十人工作委员会，探讨进一步合作乃至“合并”的可行性。这个会议开了两次会议，后来林敬益也插了进来。到后来因为情况有些微妙的变化，两党的工委会暂时停止操作但并没有解散。而是保持在工委会外的对话和协商。换句话说，马华和民政的友好合作并没有中止，而是以另外的形式相互沟通。

黄家定说，他在80年代参政以来，就一直认为华人的前途应有一个明确的保障，而他作为马华“新生一代的领袖”，他身上并没有任何的“历史包袱”，他愿意向前看而不要往历史堆钻。

确实，马华和民政如果往历史挑事件，那是辩论十天十夜也没完没了，但这一切的历史伤痕只能存在历史的记忆中，不能当成现实的“指南”。如果大家都回到“历史”，那么马华和民政也就只好各自为政，各尽所能，而不能有所突破。既然曾经一度是马华领袖之一的林敬益有此“未了心愿”，黄家定也顺应潮流以促成两者间的大团结。

但是为什么这个“大目标”只走了一小步又停了一大步？这是大家都在纳闷和想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根据我的了解，不论马华或民政，基层对这样的“合并”方向并没有广泛地讨论，也从未落实到基层之间的议程。我们只是看到整个格局好像是“上层的大动作，下层的小动作。”所谓上层是指林敬益与黄家定在推敲未来愿景；下层则是指各州和各地方的领袖都好像“热而不衷”。

再者，在理念上又是“一唱二不和”。有人提出多元种族理念，有人提出不符“国家实情”，要么全民一起合，不能再走回单元路线。在理论上，我们都支持全民的整合，形成一个马来西亚民族；但在现实上，当政治结构还是用种族政党来结合又分享权力时，我们又怎样自圆其说？只要这个结构存在的一天，我们就得面对现实，不是采取“驼鸟式”的视而不见又对理念高谈阔论的态度。说白了就是时下的政党（此乃以执政党为准），除了巫统之外，谁能说他们也代表马来人的权利；除了国大党或人民进步党（勉强可算）外，又谁能说他们也代表印裔人的利益？那么回到现实中，能够声称代表华人利益的也只有马华公会和民政党了。除非我们自绝于华社。不然我们再也不要阿Q式地说我们是非华基政党。基此，马华与民政的深入合作与团结就成为华族的“政治取向”。

黄家定就此说了意义深长的一句话：自1999年后，马华已确定国阵格局已定，不要再与民政互挖墙角，争来夺去，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之间顶多是议席一两席之或增或减，根本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因此马华不再争槟州主导政权之事，而是放眼在两党间更好的合作与共认。

黄家定怎样走这步棋呢？我看到一个微妙的局面由兹产生：黄家定派陈广才主掌槟州马华是带有长远目标而来的，在中央由他和林敬益协商大课题；在槟州由陈广才和许子根取得更大的合作，至少在未来两年内是如此。

这是一个同等的对称，主席对主席，署理对署理，办起事来自然事半功倍。因此我们可以预见陈广才的槟州阵容是一个与民政和谐的阵容，他不会也不要一个“对抗性”的排阵。

黄家定的良苦用心，却是使人感到他在走向迈和和谐社会的一局棋，这盘棋只有灵活的调动和各就其职下才能取得更好的结局。

我支持黄家定的构思，也支持林敬益的理想图。下来就看我们的两个政党如何创造一个“新民族主义”乃至马来西工亚民族至上的远大政治理想，为我们下一代打造一幅“美丽的地图” 。

五百万与五十万的联想

迩来，闹得沸沸扬扬的两件大事不是与AP有关，而是与五字有关。虽然两则新闻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却同样引人关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先说第一件事是税关总监退休的500万元欢送会疑云。经英文报章挑起后，各语文媒体也大肆报导，更惊动首相也大感吃惊，国家稽查局也要调查此事。
五百万元确实是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大数目，因此很多人置疑新闻的真实性。后来税关方面也反击是夸大其词，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内中另有“政治动机”云云。
我们当然也不认为需动用五百万元（不论是公或私）来搞一个欢送会，即使每一州（共13个州）分别来搞，也断不可能有此开销。因此很多人正等待税关总监给予一个明确的交待。
他是有交待了，坚决否认有其事，指有人“陷害”和抹黑，让他背上黑锅。接着税关局说要成立调查团来揪出“胡乱造谣者”，然后采取法律行动。
从这样看来，共有两个调查团，一个是查500万元的欢送会的指责；另一个是调查谁是幕后黑手，要置总监于死地。这两个看似有关连但又个别行事的调查团，其实是针对同一件事而展开的。我们先不要下断论调查的结果如何。这可能不是斗升市民很快就可能得到答案的事，我们也习惯等了又等。但眼下就有这么一则报导说：“副总监指出五百万元的欢送会已打击士气，驻边境关卡及走私，取缔逃税的部门都失去工作目标和集中力，导致国家在一个星期内损失至少7百万元的税收。”（9.21.星洲）
我们不明白两个不同的课题会扯在一起？投诉的只涉少数人，与所有官员有何干系？似乎告诉我们，五百万元不实，七百万元真的不见了，真是得不偿失？不知道是不是在提醒传媒：下次再犯，国家损失更大？似乎是为了国家利益最好闭嘴，我们甚难理喻这样的说辞。
第二件事，华社关注的哗FM电台也因为五字出了问题。新闻报导说，哗FM因面对每月50万元的亏损，所以将会在10月15日后暂时停播。
我们不知道这条账怎么算？若是以此数目推论，一年少说也亏损500万元有余，确是大数目，但新闻又说，目前全体职员仅8人，兼职人员不下20人。自然没有这么大的開销数目，肯定还有其它的数目未加进去。无论如何，作为一间商业机构，亏本是不用置疑。但华社有人说话了：不能关，关了就少一家华文电台。
过去我们只有一家华文电台，觉得太少，后来又增加了到目前四个电台，我们还是认为不多。可是认真的思考，一个人一双耳朵只能听一个电台，总不是叫每个人这台听一个钟头，那台也听一个钟头。若是这样转来转去，再多几台也是不够的。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电台的内容和素质。哗FM这些日子有些出位是众所周知的事，在时事报导方面也让人耳目一新，甚至有时候也听到大胆的批评声音。只要掌握得好，对启迪民智，何尝不是一件大好事。就不知關台與此有沒有關係？
偏偏就在它在起步飞翔时，老板顶不住了。华社的声音要求不停的也不少。但尚未听到有人见义勇为把它买下来，也没有人發出在所不惜的大义凛然之言辞。因此到目前为止，讲归讲，做归做。
其实这不在于“一间也不能少”的问题，而是在于华文电台能否整合，提供新鲜又有内容的广播。若是整天歌唱娱乐的，则再多10家也没甚作用。还有电台的尺度可以走到什么程度，也是有很大连带关系的。
总之，五字是有很多联想的，我们不妨用心想想五字惹的祸的前因后果，不难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党政分家」是危险论调

前一阵子，马华党选时，有人提出「党政分家论」，即他们参选党高职，不是为了官职。换言之，党职和官职可以分家，不需要同一个人担任。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合乎一般人的想法，不必一个人 包揽两职在身，其实这是个危险的论调，搞不好会危及党的功能和存在的作用。

虽然西方的国家在民主政制下，有者采用了「党政分家」的做法，例如美国：一旦由党推荐总统候选人，就把权力付托予他的身上；若是有幸胜出，总统可自由组成内阁，不受党的约束。但绝大多亚洲国家都不盛行这一套，仍然是实行「以党治国」的理念。马来西亚也不例外。因此党政一家是一向以来存在的传统，一旦两者「分了家」，麻烦便跟随而至。

我这里举两个历史悲剧，足以引以为戒。

其一，中共自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实行「以党治国」自在不话下。初时是由毛泽东一人身兼三职，即党主席，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因此国家的发展在党军政的统领下，三合为一。但在1959年毛泽东交出国家主席予刘少奇后，情况便起了变化。虽然毛泽东仍然兼任党主席和军委主席，但他逐渐发现刘少奇（党职是副主席，仍得听命于毛泽东）主持国家行政下，与他的理念有了分歧。而且越走越远。到1965年时，毛泽东察觉到这个国家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毛泽东的，另一个是刘少奇的。

我们不知道毛泽东有没有后悔在当年自动退位于刘少奇，但在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在8月份贴出一张大字报一炮打司令部，已显示毛泽东不能容忍刘少奇所作所为。

虽然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远因和近因甚为复杂，但其中之一是因为「党政分家」带来的祸害。刘少奇也就在战战兢兢中成为代罪羔羊和牺牲品，因为他根本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一个滔天大浪的群众运动便把“文革”推向高潮，更把刘少奇的司令部拆掉，冠上的罪名是“脱离党的原则，走向修正主义”，“企图愎辟资本主义”，就这样，第二位共和国元首也在1969年惨死于“文革”中。

他的悲剧固然有其它因素造成，但也不能排除「党政分家」后给毛泽东带来的反感，所以一举除掉心腹大患。周恩来有幸处于不倒地位，邓小平也在不幸中之大幸保住了生命和党籍。因此在1976年“文革”之后，才有邓小平的年代和我们今日看到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下的新面貌的中国。遗憾的是刘少奇做了国家主席后，可能一时以为党进入“民主集中制”，未能摸透毛泽东的心理，以致被后者反戈一击，终于死得不明不白。这个惨痛的教训让后期的邓小平明白这个道理，可惜彻悟稍迟，才有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悲剧发生。到了江泽民时代，邓小平已大彻大悟，又恢复毛泽东的时代，推行党军政于一身的制度。因此我们看到江泽民过渡到胡锦涛，只让一人集权力于一身，避免悲剧重演，确保不再有所谓「党政分家」的现象重演。

其二说回马华公会，当林苍佑派在1958年击败陈祯禄成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时，他身边的大将杨邦孝（宣传主任）及朱运兴（总秘书）也同样没有官职。朱运兴原本在独立前是副教育部长，后被排除在外，而林苍佑则只是槟州议员。属于陈祯禄这一边的陈修信，翁毓麟及李孝式则保留官职，分别出任工商部长、福利部长及财政部长。换句话说，林苍佑在夺权的时候，是以「党政分家」来取得党的权力，准备通过党再寻求下一步的发展。因为忝为马华总会长，他没有权力要求改组内阁，委任部长的权力在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手上。

林苍佑也许没有深一层的思考，他的人马包括他在内并不在政府内阁中，他是屈居下风的。显然当他代表马华对议席分配有所坚持时，他就遇到重重阻力，一方面是东姑不让步，另一方面是陈修信借此挫折林苍佑，以便把马华的领导权抓回来。

在两头不到岸下，林苍佑成了「党政分家」的一个悲剧人物。他被迫离开马华，而后又以反对党的身份重来。虽有成就，但已不是他早期统领华社的大宏愿。如果林苍佑当年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再任马华总会长，情况也许会有不同。如今回想起来，「党政分家」也要了林苍佑在马华的政治命，反倒成了马华党史中的一位“过客”。

因此提出「党政分家论」在此时此地是不实际也是不合时宜的。欣闻马华党领袖任期有限制，官职又准备与党职挂钩，确是明智之举。不然，当一个人不是党领袖时，又霸住官职不放，岂不是削弱党的权威和形象？

評郭洙鎮挑戰林敬益

動向令人捉摸不定的郭洙鎮終於孤注一擲，攻打黨主席以和林敬益爭第一把交椅。根據他的理由是“協商失敗”，他唯有把自己豁了出去，給林敬益一個下馬威，但他又留下一條後路，聲稱仍有協商的餘地。

根據民政黨的條規，提名後的候選人在投票前可以宣佈退出，換句話說，郭洙鎮尚有几天的時間作最後的定奪。也許因為有此“退路”，郭洙鎮也就放膽一博，看看這几天內是否能取得林敬益的讓步，乃至整個黨給他一個“體面的交代”，否則“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現在我們就來分析郭洙鎮這一仗到底要得到什麼？和希望怎樣的“結局”才能平息他心中的怨氣？
從郭洙鎮個人的意願而言，他原本是希望保留黨的老二地位，直到2008年大選前若有機會取代林敬益成為黨主席是最好的結局，不然就與林敬益一齊退休政壇，讓許子根上位成為黨主席。這是退而求其次的安排。雖然不是他從政的圓滿句號，但最低限度也算是“光榮的退休”。

可是事態的發展並未朝著其主觀願望發展，而且在他看來越來越把他邊緣化，尤其是黨主席公開提出三選二方案，激發了他的反彈，到最後變成公然挑戰林敬益。這樣一來，不但把林敬益的整盤棋打亂了，而且也巧妙地轉化成是他與林敬益的個人之爭。

但事實是否是這樣的呢？首先我們看到既然許子根被認為是適當的接班人（郭洙鎮未否認這一點），也就要更上一層樓，恰巧頂撞了郭洙鎮的位置。也許郭認為直上老大不是干脆俐落，為何要拿他來開刀？可是身為首席部長的許子根一下子領導黨務，必然會分身乏術。就這樣林敬益被暫時留了下來。

我們同意這樣的“協商”對郭洙鎮有所“傷害”，但老二只有一個，許子根不先上老二，又何來接班呢？而且許子根也希望老大林敬益護航一個時期，方能得心應手。

這就是說，今天林敬益再蟬聯老大，僅是過渡人物，頂多兩年就要退位（他已表白）。除非郭洙鎮不同意許子根接班，不然郭只要擔任兩年的主席又有什麼特殊的意義（他也表露了這個心願）？兩年又能制造什麼奇蹟呢？因此我們認為今次郭沖林而來，是為了出一口氣。就因為「條氣不順
」，反而使到許子根成為夾心人。

在這邊廂郭讓出老二，做了順水人情；在那邊廂又硬上位，雖然他知道取勝不易，卻難為了要老大留任一個時期的許子根。表面上是“人情”送給許子根，實則是將許子根一馬。迫使後者左右為難，也使到整個團隊節外生枝。因為打林敬益等于和當權派“開仗”，也斷了他和許子根的“三代情意結”，促使後者進一步靠向林敬益，用整個團隊來化解郭洙鎮攔路。

其實，郭洙鎮並不是無路可走。如果他接受協商，不僅是林敬益，整個黨都會被他的“犧牲小我”感恩載德。他也將因此在黨內贏得一個美名。歷史必將記載郭洙鎮是民政黨的恩人，為許子根鳴鑼開道。反過來，若他挑戰失敗，民政黨將把他視為“歷史罪人”。則他從政所要留下的“英名”，不會在民政的歷史中找到。

持平而言，如果他能被黨代表大會（或通過修改黨章）而成為有權參與中委會議的顧問，又保留現有官職，他將是繼林蒼佑之後的第二位有歷史地位的顧問。曾為老二又是部長的梁棋祥都沒“享受”這種殊榮，郭洙鎮為何又捨而不取呢？

我們不否認郭洙鎮可以挑出林敬益的爭議性課題，如通過表態來“打壓”他而本身又在位太久；未出手阻止其兒子參加民青黨選而成為署理團長；不是華教的護航人等來爭取同情票和游離票。但這些在過去都被郭所包容和認可，因此不是新鮮事。一旦林敬益退休，所有的課題都將隨風而逝。同樣的，自從加入民政黨後，郭的華教色彩已褪色，也被林敬益所包容和提拔。未想因時局所需和外來因素所致，老二的位置有了改變，鬧成今日的僵局，誠為民政黨的不幸。

為了黨的利益和檳州主導政權，郭洙鎮有需再三考慮，將個人的情感及道德價值觀與公共的道德價值觀區分開來。民政黨的完整性及許子根的順利接班在某種程度上繫于他個人的抉擇。與其偏向虎山行，出師不具名，不如來個和氣收場，換取黨大會的滿堂喝采。總得來說，如果郭洙鎮所作所為是為許子根護航的話，那麼，由林敬益帶領許子根走一程又有什麼不同呢？

黃家泉與馬華黨校

政黨辦學校，我們早已耳熟能詳，如馬華的拉曼學院及拉曼大學都是成功的例子。國大黨也有自個兒的大學，現在連民政也有“宏願大學”。就是巫統認為不需要，因為它是政府，政府辦教育是天經地義的事，也就無需多此一舉了。
現在馬華新上任的總秘書黃家泉馬上燒第一把火，馬華要辦黨校。這可是新鮮的事。但對中共而言，早已形成一種制度一種運動，只是近10年來已不再敲鑼打鼓。根據所知，中央有一個黨校，是專門針對高幹的，以便進了黨校學習，有機會提昇。
黃家泉當然不是要辦這樣的黨校，因此他最近向中國取經，不知有多少靈感？尚未見公佈。不過根據報章所言，他是要在全國十二個州（除砂勞越外）各辦一間黨校。而在今年先在吉隆坡馬華總部辦起來，在英文報上他是用TRAINING SCHOOL這個字眼。他也在報上透露這個“黨校”是訓練黨員的，除了提供政治知識外，也提供其他知識，包括電腦等，不然學員會感到沉悶。首先是將191個區會的主席先來“訓練”一番。他還說，這是必要的，不然有些黨員在咖啡店參與高談闊論時，不會應答人民的問題。
因此我們假定黃家泉“創造性”的建立黨校（所謂創造性是馬華建黨56年來，才首次有此計劃）是為了強化馬華的形象，要使黨幹部及地方領袖對馬華的政治哲學有深刻的了解，對政府事務的操作有所理解，也對黨的路線和斗爭有所遵循。除此之外，也不忘強調終身學習，並通過此廣招黨員等等。
基于這樣的一個模式，有幾個問題需要請教黃家泉的，以讓黨外人士也知道什麼是“黨校”？因為“黨校”好像是左派的玩意兒，是一種灌輸政治的場所，是嚴肅的大課題不是花拳繡腿之類的，當然黃家泉肯定不會在校內辦太極拳班或排舞之類的東西。
1.
在目前馬來西亞的體制下，設立“黨校”是否要向教育部請准？是否是一個長期性的機制？有校長，行政人員，講師及校址之類的設置？
2.
若是只屬于政黨的幹訓班，只是學習一個短時期，或三五天或一周，是否可歸納成“黨校” 呢 ？據我們所知，連巫統都沒有“黨校”，馬華又依據什麼模式成立黨校？斷不可能把中共的那一套搬過來。
3.
根據我們了解，過去的左派政黨就流行辦“教育”，自然是未向政府註冊的。比如勞工黨就有幹訓班，夜校式的識字班和各種與政黨政治有關的學習班，並藉此招徠黨員。在60年代末期勞工黨就停止這樣的活動，最後也宣告消失于政壇。黃家泉也許從這方面看到它的作用，而希望通過建立黨校來“訓練”一批 黨員成為非共但忠心支持馬華的“宣傳隊”，從正面來搞馬華的新政治運動。但在設計的過程，黃家泉也需要為“黨校”建立一個機制，一個明確的定義，不然大家會認為“黨校”是“幹訓班”的另一個名詞。
基于馬華辦教育的成功實例，沒有人會懷疑馬華的能力。黃家泉的良苦用心，我們也完全可以理解。只是“黨校”是完全有別于目前我們所了解的正規或普通的學校，因此不能與現時的學校相提並論。它應該有所針對，有其議程和有其獨特的方式，也是與馬華提倡的到處學習的“終身學習”有一定的距離。
在原則上，我們認為黃家泉的概念和建議是對黨員有啟發作用的，也需要不時向幹部灌輸相關知識。但由于馬華黨員超過百萬，也不是人人需要進“黨校”的，黃家泉就需要設計出收學員的條件和所應具備的資格，然后要有一大筆基金來支持活動，應該是免費教育的吧？這些都是要謹慎策劃的。再者進入“黨校”是要有一定的時間，或半年或一年吧？又有多少人有此“空閒”的時間（這需要調查統計的）。有沒有考試？有沒有畢業文憑？或只頒結業証書？
職是之故，我們希望黃家泉能進一步公佈馬華“黨校”的運作和整套計劃書以便大家能真正了解“黨校”的含意和用意。當然第一堂課應該是：什么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