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党为什么抵制补选？

彭亨州峇都达南州议席的补选是没有看头的，强大的巫统候选人阿都亚兹面对突然冒出的小伙子黄志彭的挑战肯定是胜券在握的，但这场补选引发的政治意义却有多层次的诠释，而且也明摆着是要给国阵（巫统）难看，“让你自己玩自己胜吧”。因此巫青副团长凯里发话了，指责反对党领袖，包括安华（公正党顾问），林吉祥，回教党主席哈迪阿旺及秘书纳沙鲁丁是一群怯弱者，害怕面对选民。

事实是否如此，也就见仁见智，但其中有一点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同等级”的对手，对执政党来说也非好事。因为执政党也只有把真正的敌手打败了，才算是真正的胜利者。

在这方面，巫统了解到其对手是回教党而不是公正党或行动党。根据1999年的大选记录，回教党候选人莫哈末尼南只以931票之差败给国阵（巫统）候选人东姑巴力斯。虽然在2004年的大选，在国阵大好形势下，同样的对手胜负票拉大距离，相差2761张票，但回教党的势力还是不容小视的。可是为什么这次回教党不趁“较好形势”下试探民情，反而采取“杯葛”手段？

根据众所周知的分析是认为反对党要让国阵摸不透反对党的势力，以便在大选时使对手难以摸清政治气候；也有分析说是安华在主导这项决定，以迫使选委会采取更透明和公正的立场面对选举。这些都是表面上看得到和想得到的理由，而也许人们看不到的是回教党的本质并不是一个热衷通过选举获取权力的政党，它的党领袖曾扬言，回教党的最高崇意旨是对回教的捍卫，它可以没有执政权，甚至没有代议士，也不会放弃为宗教而斗争。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2004年的大选，回教党主席哈迪阿旺在马让国席只输了163票，但不要求重算。因为在他看来，作为宗教领袖，不必把个人的得失看得太重要。

还有我们不要忘了，在1978年吉兰丹的闪电大选，回教党即使败剩两个州议席，也从来没有放弃既定的斗争路线。

当然回教党是服膺于民主政治的，也接受通过选举来展示其政治力量和落实回教化的目标。因此回教党从来没有想到用“杯葛”来否定选举。不过因为有了安华的政治影响力，说服了回教党要以政治斗争为目的（以获取权力）而不是手段（来达致宗教化的目的）。这一种悄然的转变正说明了回教党在安华“晓以大义”下明白政治斗争有时是必须诉求“非常的手段”，并避开宗教的情绪。

如果安华能成功地使回教党通过对这次补选的“杯葛”认清本身的本质（作为一个政党的本质，政治是放在第一位的，而不是宗教凌驾政治），以便转成和巫统一样先获取政权才来考虑其它的课题，那么安华已是成功地迈出他的第一步，将回教党进行转型。

安华之所以与回教党领袖对政治的诠释有一些的不同是因为安华熟谙政治权力是超越一切的。没有政治权力，一切都是空谈。反之回教党人长期以来的思维是政治与宗教是相结合的，即便是政教合一，也是宗教先行。在1999年大选后，回教党不是一度主张用古兰经凌驾宪法吗？

但安华知道，在多元种族的社会此路难通。除非回教党蜕变成与巫统一样重视政治甚于一切的政党，否则回教党要震撼巫统，谈何容易？

由此来看，反对党这次抵制补选是有其政治含意，也向选民昭示安华有“左右”反对党的影响力，以向执政党下马威。就此而言，区区一个补选却让安华“先声夺人”，他要让巫统“胜之不威，也胜之不武”，只是跟影子在较量。若是投票率不高或所谓独立候选人也有一定票数的话，安华就更有话说了，国阵又焉能掉以轻心呢？

《教育大蓝图》的指导思想

政府公布的5年《教育发展大蓝图》必须与为期5年的《第9大马计划》合起来解读。根据第9大马计划，教育部及高教部在2千2百亿的总拨款中分别占了10.5%及8%。两者加起来共有18.5%，是所有政府部门最大的拨款，充作发展与开支预算之用。这显示了教育乃立国之本，政府不得不下重本来塑造一个具有素质的下一代。

所谓具有素质的下一代，是整个《教育发展大蓝图》的指导思想，也是首相阿都拉不断强调的要使人民拥有第一流的思维，不仅拥有知识，也具有竞争能力。在这方面，首相在教育发展大蓝图的献词中这样说：“国家使命及第9大马计划将发展具有一流思想的人力资本定为我国实现2020年宏愿的五大宗旨之一。”教育部长希沙慕汀则在献词中进一步阐明“今天拟定的教育制度所产生的冲击，只能在2020年后才能衡量”，因为在2005年入学的学生，直到大学毕业时刚好在15年后投入就业市场。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首相在推展礼上，所说的耐人寻味的讲话，他说学校不仅需要塑造有知识的一群，而且也有创意和有批判的思想。换句话说，他要的学生是能跳出旧框框，能与时俱进，与时代接轨的。

这种革新的构思显然是预见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教育不能再固步自封，更不能在原地踏步，因此有必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上新的元素。所谓原有的基础是以1956年的拉萨教育报告书作为指南。虽然自此之后，国家出现了1960年的《达立报告书》，1971年的《大学及大专法令》及《阿兹报告书》，1979年的《内阁教育检讨委员会报告书》，1980年的《三M新课程》，1995年的《教育法案》，1996年的《教育法令》及2002年的《10年国家教育发展蓝图》等等。但在争议声中，拉萨教育报告书的精神，始终成为整个教育体系的支柱。

拉萨教育报告书在1957年成为教育法令时并没有把“最后目标”列入其中，而是规定“联合邦的教育政策是建立一个为全体人民所接受的国民教育体系。目的在于使马来语成为国语，同时也维护及支持我国其它族群语文和文化发展。”

在这个前提下看今日的教育大蓝图之所以没有引起激烈的争议，是因为政府已意识到多元社会存在多元教育的现实。它希望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完成一个完整的国民教育，也就允许国民学校得以教导英文、华文和淡米尔文科。这当然与华校所期望的有一定的距离，但也没有否定它们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生存和发展。

只是政策的推行过程往往出现人为的偏差，有时也会在有意或无意间伤及民族的情感而引起争议。我们希望任何的政府官员必须紧记政策的精神是不能被个人随意诠释的，否则就乖离大蓝图的宏愿了。这就是说，任何人都一定要以所定下的指导思想为依据。

赛胡申与民政党

民政党创党人之一的赛胡申阿拉达斯的逝世就民政党来说已是过眼烟云的往事，许多年轻一代也许不知他曾经在民政党翻云覆云而掀起滔天大浪。不过作为民政党的开宗明义的第一章，赛胡申则占有一席的地位。

1967年被劳工党“抵制和开除”的陈志勤医生找上在马大教授王赓武，提出要组新党来参加大选。王赓武建议他找林苍佑，而后又找赛胡申，以便突出多元种族的形象。就这样，一个命名为“马来西亚民政运动”的政党在1968年3月24日在吉隆坡成立，发起人除上述四个人外，另加彼得医生（马来亚药业公会主席）及维拉板（前劳工党国会议员）。会议推举赛胡申出任民政党首任主席，他当时是在新加坡大学担任马来语文系教授。

由于要宣扬多元理念，这个政党提出了“马来西亚人”的概念，以有别于李光耀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在语调温和下，陈志勤也宣称这个党是走“温和社会主义”的（不过在90年代中期，民政党已在政纲中废掉有关字眼，以适应时代潮流和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1969年的大选，民政党一炮而红，竟起而执政槟州，成为令人刮目相看的政治慧星，赛胡申在林苍佑的安排下，也被槟州立法议会推举出任上议员。

1971年，民政党内暗流汹涌，以陈志勤为首的一派结合赛胡申阿拉达斯密谋推翻林苍佑 的首席部长职，准备起用陈扑根（曾是劳工党全国总秘书，后来响应陈志勤加入民政党，在69年大选后，被林苍佑委为行政议员）成为民政首席部长，被陈志勤着令打先锋的是王裕好州议员，结果眼见一场密谋成功在望，却在林苍佑的运筹帷幄下化为乌有。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王裕好在其住家密召一些州议员起手，他算来算去已有超过半数足以推翻林苍佑，讵料受邀参与者的齐来也州议员马上密告林苍佑，以致后者先下手为强，紧急召开槟州联委会议，开除王裕好党籍。这样一来，赛胡申和陈志勤倒林苍佑运动面对阻力与挑战。

林苍佑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让反林运动乱了阵脚，触发党中央的角力战。赛胡申首先发难反击，要开除林苍佑的党籍。林苍佑只好通过槟州联委会获得13名州议员的支持，以挫败赛胡申的革职行动。接着林苍佑又通过党中委促请代表大会押后于1971年10月2日举行，而不是赛胡申及陈志勤订的7月3日。

决定此一件事的是于6月13日的党中委会议，在15名中委中，林派占了8人也就成功地把党代表大会押后举行。失算的赛胡申并没有出席中委会议，竟以退为进的呈入辞职函。在林派占上风下，虽然会议休会让林苍佑与赛胡申会谈，又是不欢而散。

下午复会时，林苍佑又接到陈志勤，陈扑根等人的辞职。这样一来林苍佑成了民代主席，而党也已分裂。

可是不甘失败的赛胡申入禀法庭，声称仍是党主席，一切已是太迟了。11月8日的官司案判赛胡申不再是民政党主席，林苍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陈志勤等人则另起炉灶，成立“社会正义党”（社正党），而赛胡申未加入社正党，他又回到学术界。

赛胡申阿拉达斯失败于政坛后，却在学术界大有斩获，90年代他出任马来大学校长，一时风头无两。而论起赛胡申的背景，他与第三任首相胡先翁有一些的远亲关系。

严格说来，赛胡申从1968年到1971年的从政记录并不是成功的，他没有出任部长，也无法发挥其政治影响力。他终究是一个学术人才，也只能在学术界大展鸿图。

无论如何，林苍佑还是放下个人恩怨，对死去的赛胡申赞扬有加，这就是政治，也是从政者应有的风范。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林道荣与英保良

新加坡《联合早报》在去年12月有一则新闻，勾起了我无限的回忆。新闻报导说，前英保良集团掌舵人林道荣为回馈职员10年前设宴慰勉他的失意与失败而于去年12月在新加坡筵开138席，回敬前职员的隆情厚谊，大家把酒言欢，且每人获赠一百元红包。

这是一位曾在商场叱咤风云而又跌落谷低再爬起来的真实故事。我对林道荣的认识可以从他风光时说起。虽然他是新加坡人，但在早年已把他们的家族生意发展到马来西亚。在六十年代中期在我进入报界服务后，我已知悉在牛干冬有一间批发公司叫做“林信发有限公司”，总公司在新加坡，专门从事洋杂货批发生意，也有经营中国货的进口。

由于眼光独到，他在新加坡开设了百货公司，取名为“东方百货有限公司”。结果“东方”两个字给他带来了好运，成为中国商品总汇的一个起点（当然以当时的情况，并不全然售中国货，也有不少洋杂货售卖）。

在那个年代，正是中国进入了滚滚红潮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毛泽东三个字更是震撼人心。林道荣以独特的经营手法，把企业点上了政治的字眼，对马新的华人社会起了振聋发聩的效果，大把大把的人潮涌进参观选购，自然也给他的别出心裁的构思带来巨大的财运。

“东方”两个字很快地与毛泽东的中国挂钩，对林道荣而言是借东风吹起百货业热潮，但在马来西亚政府看来，“东方”两个简体字好像敏感了一些，因此不久后，“东方”两个字被通知要改成繁体和正楷，不能“老是被传是毛泽东书写的招牌”。

虽然“东方”两个被端成正楷，也丝毫没有影响林道荣在事业上攀上高峰，反而被“确定”是如假包换的中国货大本营。

转入70年代，林道荣更是雄心万丈，野心勃勃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地纷纷开设百货公司，甚至远及香港。在80年代最高峰总共在新加坡开设32家百货公司，在马来西亚开设30家及在香港开设7家，规模之大，无人可与之比拟，他成了马新的百货业大王。

我们也注意到，林道荣的百货公司在英文上都是取用Emporium而不是Supermarket。当百货公司连成一串时，他就把其集团取名为“英保良集团”。英保良三个字即由英文字译音而来。

可惜的是英保良集团形成时，林道荣并没有申请上市挂牌，不然他可以把风险降低和转移。他仍然保持家族生意，一切以他的兄长林道信带头，他本身则位居第二。因此公司职员都把他尊称为“二老板”。虽是老二，可却是商场上呼风唤雨人物。

在我的印象中，林道荣在槟城拥有“东方”后，也收购了一家也是位于槟榔律的同益百货公司，并改名为“同益英保良有限公司”，就这样“东方”和“英保良”这两间百货公司就把“槟榔百货公司”夹在中间。槟榔百货有限公司较东方前一年开业（1967），在槟城打响第一炮，主要负责人是张清源和谢锡龄。后来槟榔百货也是赚到了钱，离开槟榔律转到闹市五盏灯自行盖了五层大厦，改名为“加马百货有限公司”（这家公司虽然已易主，但仍存在）。换句话说，“槟榔百货公司”跳出被英保良集团的“夹攻”。

按照林道荣的原意，他斥资买下同益英保良旁的两栋旧屋后，准备另建以扩大其百货业面积，可是因受屋租统制法令影响，一直未能如愿以偿。

转入80年代后期，林道荣的“百货王国”突遭受经济衰退的冲击，加之过度膨胀，一时也收缩不来。而据说林道信及林道荣两兄弟有感于厚道，不忍裁员收缩，也不知如何下手来应付厄运，终于抵挡不住排山倒海而来的大风大浪。后来他想把整个集团卖出脱身，无奈业务太大，网撤得太广，一直找不到适合或愿意承顶的买主，到最后是林氏家族全扛了下来。他们赔上所有的生意，而他也宣告破产。
林道荣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从百货业巨子掉进深渊，成为“报穷”的名人。

在他“一无所有”的10年前，英保良的前职员在新加坡自掏腰包筵开80席邀请他参加，以资勉励和慰问。这感人的一幕，令他毕生难忘。

到了千禧年75岁时，林道莱才脱离穷籍，顽强的斗志又激励他到东马及文莱发展，经过6年的奋斗，他又再从另一个地方，但同样操百货业爬了起来。目前在沙巴有17家百货公司，文莱7间及纳闽3间。林道荣为自己创造新的神话，折射出林道莱精神是“跌倒了再爬起来”的代名词。

是的，以林道荣的82高龄来说，他的人生已取得补偿，他没有遗憾，正如宴会的主题一样﹕“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林冠英“左右为难”

如果说民主行动党森州议员林辉明的退党尚不属爆炸性新闻，那么雪州行动党州委撤换主席王志坚就是一则震撼性的新闻了。它意味着民主行动党内的权力结构正在变化而引爆了某种权力的斗争。虽然它对中央领导层没有构成威胁和挑战，但不能否认它将影响党中央对未来大选的整个部署。

我们不从微观探讨这个课题，但我们有必要从宏观来研究行动党中央对地方的操控和影响。以目前的情势来看，党中央正努力塑造林冠英成为党内不可挑战的形象，主要是前年的马六甲党州委选举，竟把林冠英摈弃门外。这对一党之魁的林冠英来说，无异是上演一场始料未及的及无光彩的“滑铁卢”之役。

尽管甲州党内选举之败不能动摇林冠英的领导地位，但在舆论上，显然已打击了他的领导权威。这对2004年才接任秘书长的林冠英已是蒙上一层阴影；尤其是马六甲一直被视为其发迹之地，怎会如斯不留情面？也许是林冠英至今都想不透也难以忘记的“伤痛”。

由于马六甲不再被规划为林冠英的地盘，因此其它具战略性地位的州的党委都不约而同地热情邀请他另立地盘，以巩固他在党的领导地位。这包括雪州，联邦直辖区及槟州，因为这些地区有最多的华人，可以带动行动党迈向未来的大选。

雪州行动党州委向王志坚的发难，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也可能已事先照会中央以使王志坚的“改革棋”被中途煞车。换上新的火车头以与中央的步伐一致。但其中的吊诡是两派的人马都不得不把非主流派的邓章钦州议员纳入备战委员会的名单中，并委为主席职，由此显见非主流派的邓章钦是非争取不可的对象。

不过，从邓章钦过去与林吉祥的“过招”（促请后者退出领导）及与林冠英的关系“失调”来审视，新的雪州当权派是否已扫除阻力邀请林冠英前来坐镇尚值得观察？而林冠英本人初步的反应是“不会入主雪州”。当然这也不能否定情势会再有变化，包括新雪州州委力促林冠英与邓章钦“重归于好”，共打天下。

另一方面，一个不具争议性的地盘就是林冠英移师槟州。此州的行动党人正愁没有大将掀起热潮，对林冠英的到来自然无任欢迎。可是槟州是其父林吉祥的“伤心地”，又有党主席卡巴星坐镇（据知他仍会下阵或由其儿子代父上阵），也可能使到林冠英“踌躇不前”。

当霹雳州已有其父压镇，林冠英的未来动向也就只剩下马六甲、雪隆及槟城可供他择其一而行。
我们可以推想，林冠英的“痛苦”与“举棋难定”是因为他需要一个足以带动全局的平台，不能再像过去从马六甲开始政治生涯。他必须跳出格局，带队冲锋陷阵。他的左右为难，可想而知。不知雪州这一举动是否已为他铺了一个平台？

萨达姆是一个怎样的人？

在舆论界中，被处死的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胡先（Saddam Hussein）是“罪有应得”，而在美国人及其敌对派眼中，他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浑蛋，“死有余辜”。到底萨达姆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烈士”或是“恶魔”？或者我们可以从其生平中找到答案。

出生于1937年的萨达姆，其童年是悲惨的。他是他母亲的遗腹子，因此他的叔叔娶了他的母亲后，也成为他的继父。在10岁那年，他离家出走，得到舅父的收容。开始了长达24年的“反叛生涯”。间中他在巴格达进入中学，对历史和古兰经产生浓厚的兴趣，孕育了他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想。

对此，我们有必要追述萨达姆在参政前的伊拉克社会状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8年），英国控制下的伊拉克选择了亲西方的费萨尔胡先成为伊拉克国王。在1932年成为独立国家。在费萨尔国王的残暴统治下，全起用逊尼派的回教徒，排斥什叶派人于主流之外，且对库尔德人进行压制(这一段历史十分重要，它显示属于少数派的逊尼回教徒，控制了伊拉克，对日后的政局起了决定性作用)。1936年，国王的陆军将领西德奎迫使国王交出权力，自任总参谋长，大权在握，并委任苏莱曼成为首相，启开了军人干政的风气。

1958年，卡西姆将军（另一位将领）发动政变，干脆推翻费萨尔王朝，建立伊拉克共和国。他的政策靠向苏联，引致英美的不满，决意支持一股反共的力量来推翻卡西姆政权。这股力量就是于1947年在大马土革（叙利亚）正式成立的复兴党，并在50年代把势力导入伊拉克。

萨达姆就是在1956年（时19岁）加入复兴党。1963年复兴党协助发动政变，推翻卡西姆。初时萨达姆保持低调，专注于党务工作。不久之后，复兴党大权旁落。1968年复兴党与军官串谋再搞政变成功，这个时候萨达姆已是接近权力核心，出任总统的巴克尔是他的党兄。他因而成为革命理事会副主席，专心掌控情报工作。

为了取信于巴克尔，萨达姆安排其女儿及儿子与巴克尔的儿女成亲。这种姻亲关系，巩固了萨达姆的政治地位。他进一步导向军事主政。由于他的反共政策，他获得了英美国家的支持和容忍。

1979年，他搞了一个宫庭政变，迫使巴克尔退位。就这样，萨达姆成为伊拉克新总统，又是复兴党秘书长和三军统师，集党军政权力于一身。在取得绝对的权力后，萨达姆展开血腥的镇压和消灭敌手的行动。正如费萨尔国王一样，以逊尼派统领整个伊拉克，将北方的库尔德人杀害，又极力排斥什叶派人。

刚好这一年在伊朗发生宗教革命成功，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国王，什叶派全面掌控伊朗，这对逊尼派的萨达姆极为不利，于是在1980年发动两伊战争。双方一共打了8年才告鸣鼓收金，但彼此已是筋疲力尽，这正是美国所乐意看到的。

未想到萨达姆没有从中得到教训，他还以为虽然打不下伊朗，但可以振振有词拿下另一个小国科威特。所持理由是在历史上，科威特是属于伊拉克的。他有“正当的理由”将它并吞。于是有了1990年入侵科威特之战。这一下子，美国再也不能容忍，国际舆论更讉责萨达姆乱来一场。波斯湾之战又狠狠教训萨达姆不得不退出科威特。

他最大的败笔是从一名“反共份子”逐步地变成一名“恐怖份子”。在反共的过程中，他得到英美的支持；在转向与宗教狂热份子结合后，他的“恐怖形象”始终得不到世界的谅解与认同。他成了“孤家寡人”。所谓“失道寡助”成了他在千禧年后的写照。他一头栽进宗教的狂热中，还自以为伊拉克所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代狂夫”，没有人再可以取而代之。偏偏美国不信邪，也就在2003年借反恐之名，把萨达姆打得落花流水。

如果他在战争中死去，或许还会被其同路人视为“烈士”，但他却贪生怕死而成了俘虏。当这一切发生时，萨达姆的形象，尊严和个性已荡然无存。他为自己挖掘了坟墓。正因为他气数已尽，美国才敢公然地同意亲美的伊拉克新政权将他问吊。他当然有罪，也有残暴的一面；同样的，美国也难逃打恐打到昏头转向，失去理性的不人道责难。

评郭洙镇的“后悔”说

郭洙镇息政（不完全脱离政治，仍是国会议员）一年有余后，在《南洋商报》专访中的谈话内容是令人感慨万千与愕然的；尤其是那句“我不应该参政”。这正如商报的大字标题“后悔参政”来点出郭洙镇总结自己20多年的政治生涯花在“处理党务就很浪费时间”。言下之意是指说从政并没有使他感觉到是“光荣的奉献”，反之是“最大遗憾”。

到底郭洙镇所言是“由衷之言”或是“愤怨难消”的气话？我们可以从他的政路历程来作一个剖释。1982年他与一批华教人士加入民政党。当年他们兴致勃勃抬出“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旗号，并在董教总的祝福下大义凛然地勇闯“禁区”，期望为华教在执政党内杀出一个“新天地”。换句话说，他们是带有“使命”投身政治的。因此，他们不会选择反对党，而是相中其中一个执政党，自然得罪了马华公会与民主行动党，也遭致后者无情的批判。

说实在的，以当时的政治环境是一种难以预测的尝试：马哈迪刚接棒成为首相，不反对广纳各方有识之士加入他的大家庭；林敬益成为民政党魁不过两年，是首次面临大选的考验，自然希望党有新的气象带来新的动力。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民政党在那个时候正陷入政治困境，马华公会在李三春领导下，决意通过林建寿要与林苍祐争夺首席部长职，在新的安排下，马华与民政各分得8席角逐槟州议会，政界有风声说，首席部长将由取得多数席的政党推荐。

很显然的，林敬益在获得曾永森派加盟后，也很需要董教总领导的华教一股势力助阵，以顶住马华的“内部突破”的“攻势”。另一方面，董教总在面对多年的困境后，也拟出一个策略寻求“突破”，特别是“独大”官司败诉后，有意另谋出路。在民政接受其华教纲领后，双方一拍即合。身为董教总的法律顾问的郭洙镇也就成为“身先士卒”的“好儿女”，马上被民政委为副主席，成了这批华教人士的带路人。许子根则被视为政治新鲜人，尚未有党职。

1982年的大选，虽然董教总领导人倾全力为郭洙镇站台，但他还是败下阵来；许子根则脱颖而出，中选国会议员。就我们所知，郭洙镇并没有气馁，他继续在党内积极工作。1986年的大选，他选择“韬光养晦”，直到1990年重新出发，结果如愿以偿。从此官运亨通，在党内也平步青云，不知羡煞多少人。因为比他资深的党领袖大有人在，但没有他的幸运，吴清德与许岳金就是两个实例。如果不是2005年党选的挫折，郭洙镇又何来的遗憾与后悔？因此我们不明白他有什么好后悔的。反之，由于有这么一段经历，对他的人生当会增添一份精采。若写起回忆录来也会更加充实和具有吸引力。就此而言，也就无需“后悔”了。

不要模糊了历史真相

十二月份，“纪念碑”成了争议性的大课题。起因于新闻部长再努丁指有关“纪念碑”的竖立是为了“纪念共产党”。他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纪念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大马的首号敌人”。他也认为“这样的行动将威胁人民的团结，也显示他们对国家将在明年迎接独立50周年纪念不敏感”。

接着下来，建碑工委会及华团和对历史有认识的人炮轰再努丁，引发了一场口水战，纷纷指责再努丁“出言不逊”，伤及华社的情感，也抹杀了史实。

虽然再努丁认为争议已告一段落，但他并不认为他的看法是不对的。换句话说，他坚持他的“观点和立场”。所幸的是，直到目前为止，其它高官包括巫统高层在内并不介入此项纷争。因此若无意外事故，争议或可告一段落。

不过，我们认为这场争议是值得关注和需要厘清真义的，因为在争辩的过程中，也有的言论“乖离”了史实而在间接上也加入了反共的行列，致使整个事件被混淆而模糊起来。

首先，再努丁是站在“反共的立场”看待事件；其次他是从偏执的观点来演绎这一段历史。因此他不能苟同对“共产党”人有任何的纪念。

表面上看来，再努丁的言论“符合了国家的反共政策”，因而显得理直气壮否定“共产党对建国的贡献”。当这一棋子将过来时，反击他的言论也就有人从一个“非共”或甚言“反共”的角度来演绎历史。于是出现了“抗日军非共产党人”，“抗日军不等同马共”，而是要从两者之间“切刈开来”。

如果言论再继续发酵，有意或无意问的“认同”了“抗日是爱国的”，“马共是暴力的”，那么整个基调也就变成“马共有罪，抗日无罪”，而纪念碑是纪念“抗日的，与马共无关”。若是这样的话，也就在解释历史事件上，某些“反驳”言论不期然的变成了“反共合唱团”的和音了。这样一来，再努丁就无需要再辩论了，因为在他看来，其它人与他的“反共”主场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

针对这一段历史，我们不能因为争议或有顾虑或偏向一方来自我诠释和自我解释。它的来龙去脉应该是这样的：

20世纪初时，先是孙中山把“革命”（民族解放）的思潮引进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使到国人，尤其是华人具有了政治斗争的意识。当1911年孙中山革命成功，推翻帝制后，在中国国内就孕育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差不多在1918到1925年间，马来亚就有一批人（从中国南来）借办报之名鼓吹无政府主义思想。结果在这之后有了马共的雏型政治组织的出现，以新加坡为大本营。1930年马共在森美兰成立，从此揭开它与英殖民政府的斗争。在那个年代，马共（倾向中共）也与国民党有不同的意识斗争。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爆发抗日战争之后。国共两党不仅在中国联合抗日，也在海外联手（尤其是马来亚）抗日。当时的口号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于是“抗日卫马”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运动。陈嘉庚在抗日年代（1938年）成立的“南侨总会”就是马新抗日的一个具体实例。这种不分左右的抗日大大地提高了马来亚人民的政治醒觉。与此同时，马来民族份子也不落人后组织起来，参加抗英活动。波斯达曼领导的马来青年同盟（KMM）即为一例。

1942年日本侵占马新之后，全面压制政治活动，英军则不战而弃。在日蝗军眼中，华人因为直接抗日（不论是在中国或海外）是日本的头号敌人，必须除之而后快。

日军国主义也采取分化政策，一方面教唆印度人仇英，以争取印度的独立，另一方面又拉拢马来人加入其服务机关。对于华人，有收买成为汉奸的，有软硬兼施迫他们就范的，也有对抗日份子进行杀无赦的，造成血案无数，罄竹难书。

在日本残暴的统治下，当时唯一对日本有威胁的是马共，它组成了“人民抗日军”，号召全民抗日，也在森林进行武装斗争。因此“人民抗日军”也就成了马共的武装单位和先锋队伍。一部分有左派思想的马来民族主义份子也参加抗日行列。但总体来说，马共和抗日军在当时是一体的，不是一分为二。再说，那个年代国民党也认同抗日，并承认和接受马共主导的一切抗日活动。1943年英军意识到只有马共有能力抗衡日本军，也就秘密与马共结盟。换句话说，马共成了抗日阵线的领导者，英军介入其中，形成一股反法西斯的洪流。

1945年日本投降，马共一度成为政治主流，但很快的重临的英军又再成为主流，在“招降”马共不成功后，它也采用了武力与马共进行正面的交锋。在这之后，英殖民政府决心扶持一股反共的力量，包括组织政党来分化与瓦解马共的斗争。但这是战后的一段历史，与战前和战时的历史是一分为二的。战时英军和马共是连成一气的，领导全民抗日（到了战后才分道扬镳，各树旗帜）。因此我们应针对战时的一段历史来演绎“纪念碑”的意义，无需牵扯战后政局的改变与所谓“反共与亲共”的斗争。

其一，“九一烈士纪念碑”是为了纪念于1943年被日军在黑风洞打死的马共领导人。他们是因抗日而牺牲的。

其二，“马来亚各民族抗日英雄纪念碑”是一个用以纪念在日治时期不幸牺牲的抗日份子。这是无名英雄纪念碑，也没有人可以算出多少抗日份子死在日本的暴政底下。但根据非正式的统计，日治时期被日本杀害的人民不下15万人，也有人说远远超过这个数目，或三四十万。无论如何，历史对死难的数目也无法统计和交代。总之杀人如麻的日本蝗军对马新人民造成的伤害非笔墨所能形容。因此在今天来纪念这一大批的无名战士也就是对死者“以死卫国”的一种“以慰在天之灵”的表现。
当然这里头也有马共份子在内，也有马共的主导因素。但这是历史，我们要承认它的存在，即使1989年政府与马共和解，也不刻意否定它们在特定时期的“贡献”，特别是在抗日的年代，均有史实为证。

既然这是历史的一部分（其实今天来说，马共也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和不明显记忆的一部分），我们又何须用战后或随之而后的“反共立场”来诠释历史？退一步来说，即使纪念碑有所说的影子，也是历史的产物。因为那个时期也只有马共在领导人民抗日。除非，我们“接受”日本侵略有理，否则任何人都应尊重历史来否定日本的侵略和纪念反法西斯的斗士。不能因为有马共份子就否定一切。
不论是反共的，非共的，都得将历史的年代和事件分清楚，再努丁可以坚持其反共立场，但他不能对历史作影射性与笼统的解释。

同样的，与再努丁争辩的过程中，也不要强行把历史二合为一，这会越说越离题而与事实不符。从政人士使用政治功利主义的立场来争分在这课题上也不适用。

乔治市市议会不见了

人文学者安华法萨（ANWAR FAZAL）（曾任乔治市市议会助理秘书）以槟城古迹信托会信理员身份公开在报章上批评槟州政府未在今年1月1日庆祝乔治市升格为市50周年及乔治市市议会诞生150周年。他手上持有两本书，一本是《槟城市政局一百周年》纪念特刊（1957年出版）另一本是乔治市议会出版的《槟城今昔》（1966年），以颢示乔治市有其光辉的历程。他说：“在1957年元旦日时，乔治市议会大事庆祝成立一百周年，而在当日乔治市也由英女王正式升格为市，共有5千嘉宾参与其盛，且有大旗鼓游行等，但今日则显得冷冷清清，什么庆祝仪式也没有。”

我们认为这是不需要也没有事质意义争议的课题，因为它是殖民地历史的一部份。缅怀殖民地的“丰功伟绩”显然不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人民所具有的民族意识。但作为对历史的研究和探讨，倒是可以将其中的来龙去脉点画出来。

当莱特于1786年占有槟榔屿时，他是实行个人统治，在人少事不多的情况下，由他一个人拍板，直到1800年英国将威省也纳入槟榔屿时，才由他的后来继任者李特成立一个“估税委员会”，负责发展乔治市。这个委员会一直运作到1856年，英国才将市政局法令（经修正后）引入“海峡殖民地”，在新甲槟各自成立市政局。由各州的参政司担任主席，另一人由总督委任，再有三人从纳税人中选出。从此市政局拥有法律赋予的权力征抽门牌税、地税和车辆税等。以当时的人口来说，这个市政局相等于槟榔屿政府。

在随后的一百年中，英国通过海峡殖民地把权力伸入马来亚各州而成为真正的统治者，就在我国独立前，英殖民政府发挥其最后的权力，在乔治市热烈庆祝一番，且锐意地将它开发的第一个殖民地升格为市。因此在我国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后，国家行政结构根据英国人留下的格局继续操作。1959年乔治市市长在民选制度下诞生。

不过，在我年少的记忆中，1957年元旦日也是我国历史的污点，因为在大游行中不幸发生种族冲突事件，导致人命伤亡，也一度陷乔治市于戒严状态中。这种乐极生悲的阴影久久挥之不去。自然不认为那个日子是值得纪念和庆祝的。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大旗鼓游行也因之消失一个长时期，直到80年代才告“解禁”复苏。这也许是为什么官民宁可忘却这个日子，也不愿撩起昔日的伤痛。

与此事件无关的演变是1966年后联邦政府取消所有地方选举。1976年市议会与乡村议会二合而一成为槟岛市议会。意味着乔治市议会不见了，升格为市也成了历史“遗物”。没有了乔治市市议会，又何 来庆祝？除非政府还原历史。

萨达姆问吊的省思

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被问吊是2006年终最震撼性的大新闻，一方面藉此显示美国的“反恐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成果”（2002年美国攻下阿富汗时，首号政敌奥沙马拉登生死未明，不能视为美国的胜利）；但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就通过国力操办和掌控整个世界，自行其是为“正义”下定义，结果是自食恶果。

先是战后因世界分成东西方阵营进入冷战阶段。美国认定苏联代表的共产世界是“非正义乃至邪恶”的一方，必须除之而后快。于是凡是反共的势力，不论是政治的、宗族的或宗教的，都被扶持向共产势力进行正面的交锋。

在这种情形下，美国在1948年通过联合国强行在阿拉伯国家的心脏建立犹太人的以色列国，在50年代逼使埃及等国家靠向联盟，促成回教与共产国家相互支持。种下了美国与一些伊斯兰国家的仇恨种子。

60年代初期美国突然发现远在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在苏卡诺总统领导下，更直截了当提倡“纳沙贡”政策（即民族主义、宗教主义与共产主义三结合）。如果长此发展下去，肯定使伊斯兰国家倒向苏联，对美国更是不利。因此美国鼓动印度尼西亚军人夺权，扶起苏哈多反共政权，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

不仅于此，它也在1963年协助复兴党人在伊拉克撑起反共大旗，以搞垮在1958年政变时推翻帝制但亲苏联的卡西姆政权。随后伊拉克在亲共和反共势力在斗争中出现了一位“反共斗士”萨达姆。他在美国支持下于1979年正式成为总统。翌年即与伊朗开战。美国任由两伊战争一打就是8年是因为伊朗的宗教长老柯梅尼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国王，目的在于挫伊朗锐气。但是当萨达姆羽毛丰满后，在1990年侵略科威特时，美国才察觉事情不妙。从反共变成狂热的宗教主义者，也搞乱美国的国际战略，才有美军介入波斯湾战争，击退萨达姆的侵略军。

最具讽刺的是，美国为了打击共产主义，也在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时，利用沙地阿拉伯的原教旨主义的狂热份子奥沙马拉登潜入阿富汗打游击战。这种为打败苏联所诉诸的手段是无所不用的，但当苏军于1989年撤离后，阿富汗竟出现极端的宗教政权──塔勒班，并包庇奥沙马在阿富汗境内建立恐怖基地。它们矛头一转，形容美国是阿拉伯世界的首号敌人，因为它支持以色列欺压巴勒斯坦人立国。于是有了“文明的冲突”论出现。

美国做梦也没有想到它的反共政策进入90年代变成作茧自缚，宗教狂热份子利用美国的反共平台为自己孕育了一个“怪胎”。打着宗教的旗号推行恐怖袭击行动，且在2001年发生911事件。一场打恐战争越打越陷。

如今萨达姆死了，奥沙马生死未明，反恐战争胜利了吗？值得世人深思其吊诡之处；也有值得美国重新检讨其战后以来单边与霸道的国际战略。

峇峇精英与华文教育

峇峇是指土生土长的华人，他们好几代已在本土扎根，受的是英文教育。因此他们是最早洋化的一群，但他们无法改变的是：他们身上流着华人血液，即使不会母语母文，也被归类为华人一族。尽管有的人“数典忘祖”，把自己当成归化的洋人，但绝大部分的“峇峇”仍然把自己归为华人。这种情况在海峡殖民地尤其明显。比如早期成立的“海峡华人公会”就表明他们不是“新客”或迁民，而是地地道道的土生土长的“新华人”

由于他们的思想和背景并受到英国殖民地的栽培，得以身为公务员或参与政治活动。不论是在战前战后，总是处于比较“优越”的地位，并与英国殖民地官员关系密切。

虽然如此，我们也看到少数学贯中西的峇峇介入华文教育的工作，如林文庆曾任厦门大学校长，后来也协助创立中正中学等等。更有一些峇峇参与政府工作，成为少数的华人精英。他们在不同的年代也参与组织政党。如陈祯禄、林建材、林苍佑等。其中以陈祯禄和林苍佑最为显著的参加华教工作，且与林连玉结下不解的渊源。

说来也许令人费解，为什么不懂华文的人会与林连玉一起搞华教运动。究其因不外是因为他们领导政党活动，不得不与华教人士打交道。

说起华文教育的萌芽和兴起已是百多两百年的事。特别是英国占有槟榔屿、新加坡和马六甲后，（1826年）大量地引进中国移民，也就使到华文教育在本土扎根。由于华文教育的发展迅速和受到新思潮的冲击（尤其是康有为与孙中山的南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1919年）的推波助澜），促使英殖民政府对华文文化的传播采取较为严格的措施（如1920年实施印刷法令及学校登记政策）。

当1930年马共成立及左翼政治势力抬头后，英殖民政府的限制和压制政策更为明显。因为他们认为受华文教育的人较容易受到左派的影响，对英国的殖民政策的反抗越来越大。

因此在战后，由于政党林立，华教运动被视为一股逆流，也就不被允许过于膨胀和发展。例如在1953年陈六使发起倡组“南洋大学”，就面对英殖民政府的刁难和阻挠。而身为不懂华文的陈祯禄，却以马华公会会长的身份与当时的马大校长有过电台的辩论，力挺南大的成立。

这其中有一个吊诡是：即使陈祯禄主张成立南大，但他的下一代则是纯受英文教育的。他们一方面为华校疾呼，另一方面则将下一代送进英校。

这种例子不限于陈祯禄，其它的峇峇精英也是萧规曹随。林苍佑在接过陈祯禄的棒子后，与林连玉走得更近，关系也特殊（他是林连玉力赞的绝少从政者）（参阅林连玉《风雨十八年》），但他的下一代还是受英文教育的。

倒是通晓华文的梁宇皐则成为被林连玉痛责出卖华教的人。

由此来看，我们实在不知道如何把“峇峇精英”定位在华教上？陈祯禄和林苍佑在林连玉的眼中就是华教的友人。他们倒成为不懂华文，但却热爱华教的人。这种情形在战后也没有多大的改变。
例如后来参政的林良实，林敬益也都是纯粹的英文教育者，即使是反对党人，如陈志勤、林建寿、吴福源、林吉祥等人，同样是英校精英。这说明了“峇峇一族”或英文教育者比较容易登上政治舞台，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不过，他们这些人在参政后无一例外地都因为政治的关系而与华教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同时为了要搞政治（或取得政治资本），他们又不得不从中学习华语华文。在这些人当中，华文学习得最快和最好的也许是林吉祥。

理由无他，而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然这也印证了华文教育从一开始就是政治大课题。我们从林连玉的斗争中看到他无时无刻地与政治人物打交道。不论他们是否谙华文，只要有华教心，华人心，都成为林连玉争取的对象。至于他们的下一代是否是受华文教育者已不重要（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权力），重要的是从政的华人如果没有华教情，也就会被视为非同路人，不能被视为华人领袖。

当这个格局逐渐形成之后，我们不难发现许多英校生在参政后，不得不苦学华文华语，以免与华社脱节。久而久之，华语华文的学习成为非华校生参政的入门第一课。

在今天来说，形势又是一大变，华校生在通晓三种语文后占了一定的优势而登上领导位置。这独立前和独立初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可是华教问题也不因为这一改变而得到解决。历史留下来的问题未解决前，又来了新的问题，如同雪球越滚越大。

这就是说，当今的华人政党领袖在通晓华文华语后，只解决了与华社的沟通问题，还是没有办法一揽子解决华教的困境。

华教争议的问题包括教学语的改变，学校的搬迁和修建及华校的不均衡发展，成为华社的焦点之一，这些大问题形成一个大包袱压在华基政党领袖的身上。他们面对的问题也不比前人少，而且有的更为棘手。在朝政党强调的是“协商”，在野政党揶揄是“软弱”。结果是驳来驳去，也仍然把问题悬挂在半空中。

如果说早期的“峇峇精英”不懂华语华文，解决问题有其沟通上的问题，那么新一代的“峇峇精英”（土生土长）懂得了华语华文又解决了多少问题？这症结又在哪里呢？

说白了就是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思维和观点，而华基政党领袖则成为“夹心人”，有心无力。这就是今日华社的写照和悲情。

从陈祯禄到林苍祐

不久前，马华公会首次为创党人陈祯禄举行公祭，目的不外是提醒马华党员要“学习陈祯禄精神”。
到底陈祯禄的精神意味着什么？不是本文探讨的课题。但我们有必要回顾马华在独立前后的人事变更与对策略的争议来厘清一段史事。这涉及了陈祯禄与林苍祐的既合作又斗争的恩恩怨怨。也正由于两人的决裂，也改变了马华的格局。然后马华这一路走来，总是被林苍佑的阴影笼罩着，挥之不去，一直到1990年林苍祐息政后才停止对峙；而在千禧年后又来一个逆转，终于把林苍祐的肖像置放在陈祯禄的旁边，承认第二任总会长的“历史地位”。

陈祯禄（1883-1960）是土生土长的峇峇精英，纯粹受英文教育。1923-33曾出任海峡殖民地议员，日侵时避难印度。1945年日本投降后重返马来亚，一度领导左右派组成的《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向英国争取各民族应有的平等地位，甚至发动“罢市”（1947年）向殖民政府抗议和交涉。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议》在不令陈祯禄满意下生效；及后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导致全马华人被赶入“新村”，生活苦不堪言。有鉴及此，陈祯禄以66岁高龄在1949年领导成立马华公会，以协助陷入水深火热的新村华人。在1953年，他领导马华与巫统合作，组成联盟，遂使马华具备政党的条件。

生于1919年的林苍祐比陈祯禄小36岁。他同样是土生土长的峇峇精英，纯受英文教育，留学英伦。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林远赴中国重庆担任军医，1947年返国。1951年被英国委为槟城殖民地议员；同年发起组织“急进党”，鼓励党员参加市议会选举胜了36席，奠定从政地位。1954年应陈祯禄之邀加入马华公会（让急进党自行消失），备受重用。基于两人有同样的背景和思想，决心壮大马华公会，因此他们两人成了林连玉的华教运动的有力支持者。

虽然林连玉事件（1961年公民权被递夺）与陈祯禄和林苍祐无直接关系，但后两者的斗争却牵动整个局面。这事起于林苍祐，在1958年的马华改选中一举击败陈祯禄（89对67票），登上马华第二任总会长。年迈的陈祯禄欣然接受并支持林苍祐挑起大梁。讵料不甘失败的陈修信（陈祯禄公子）反戈一击。陈祯禄在“血比水浓”下转向支持陈修信，终于导致两人“反目成仇”。原本是“陈林合璧”的组合变成“父子兵”上阵夺权成功（1959年大选，东姑摈弃林苍祐的坚持席位数目的强势领导，取用陈修信推出协商性的候选人排阵）。这样一来，马华公会的历史被改写了，也启开“父业子承”的年代。虽然自此而后，林苍祐的历史写在民政党内，但就华人政治家而言，陈祯禄不是唯一的一个，下来的应该是林苍祐，毕竟他是第一个华人改写了槟城的历史。相比之下，他可以和陈祯禄相提并论。

种族政治的演变

究竟从什么时候起，种族政治已开始萌芽？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马来亚出现了以种族为主导的政党，但它们并没有刻意渲染种族政治，更没有利用政党来排斥其它种族。例如战后分别出现的马来国民党（或称之为马来民族党）及马来亚民族同盟党，在组织上有种族之归纳，但推行的政纲具以马来亚争取独立和推动民族主义运动（解放运动）为主导，因而在英国殖民地眼中它们被划分为倾左的政党，而不是种族性政党。正因为这样，英国在1948年迫使马来亚民主同盟党（总部在新加坡）自我停止操作，较后也逮捕其积极活跃份子，指他们有亲共的倾向。同样的，在1950年被查闭的马来国民党也被指被共党渗透。这就是说，英国检验政党的尺码是以共党（包括亲共和容共）和非共党为准则。

至于在1946年成立的巫统，它最初喊出马来人大团结的目的是为了反对英国在同年准备推行马来邦联（Malayan Union）政制。这个政党是由拿督翁发起的。他以其高尚的地位（时任柔佛州署理州务大臣）及其亲英态度取得了英国人的信任，被视为非共政党。英国也就乐意与之合作，在1948年初，达成“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其用意是要争取一方来压制另一方（左翼力量），马共也因此在这一年中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就在拿督翁取得胜利后（促使英国与之合作维护苏丹地位与马来人特权），他所思的下一个步骤不是走种族主义路线，而是力促巫统打开门户，容纳非马来人入党。因为他期望成为全民的国家领导人（他的野心是要在国家独立之后成为全民的首相）。不料他的建议受到巫统党内其它人士的反对，也就无法被接纳。在愤怒之下，他于1951年离开巫统另立马来亚独立党，较后又改名为“马来亚国家党”（Parti Negara）。这个政党虽然以马来人为主，但也收容其它种族在内。例如马华公会创党人陈祯禄也受邀为此党主持开幕，并一度倾向拿督翁；又如槟城的橡胶大王连裕祥一度是这个党的副主席。

可惜的是，在1955年（独立前）的走向自治普选时，拿督翁的国家党一败涂地。崛起的是以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的联盟。由于局势的转变，拿督翁大权旁落（原本大选前他是英殖民政府内阁中的内政部长），东姑阿都拉曼（1951年取代拿督翁成为巫统主席）成为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两年之后，马来亚独立，东姑升任首相，内阁部长尽是联盟成员。

由于这一格局形成，马来亚开始了以种族为归类的政党，在分化下又整合。但这个整合是上层的合作，中下层仍然是“个自发展”和各自表态。

如果拿督翁当年成功让巫统开放门户，则我国的政治历史也许会改写。他的失败也判定我国种族政治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尽管如此，以三党合成的联盟，也不能过于明显的打种族牌，而是打发展牌及和平共处牌。因为联盟的敌对党，尤其是社阵（独立日时，由左翼的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打的是社会主义牌，以有别于联盟打出的资本主义牌。于是形成了左右派之争而不是种族之争，即便是打出宗教牌的回教党，也不是打出种族牌而是走如同印度尼西亚的“纳沙贡”路线（所谓纳沙贡是指宗教、民族主义和容共的三结合）。这是因为领导回教党的巴哈鲁丁医生（原是被查禁的马来国民党领袖，也一度与波斯达合创人民党，直到1956年被回教党请过当党主席）具有左倾的社会主义思想。
经过1959年的大选后，仍然没有明显的种族政治在主导政治。在执政党一边努力维持三党的合作，在反对党一边则努力表现出其多元性。比如走左翼路线的劳工党，便推出马来人依萨为主席。又比如后来从马华分裂出来的民主联合党（1961年）也是推出再邦阿比汀（原拿督翁的战友之一）为主席。还有在1965年蜕变成民主行动党（原属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分流）的领袖也是以印度人蒂凡那为主导。凡此种种让我们看到不论是执政党或在野党，都意识到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1963年成立）是多元种族社会，搞种族政治是行不通的。

不过，1969年的大选结果，却成了我国政治的分水岭。换句话说，惨痛的“513”种族冲突的悲剧终于使到政治大洗牌。巫统的权力的转移（由东姑到敦拉萨）和全面的主导政府不但突显了马来人决定维护政治领导权，也决心提高马来人的经济地位。新经济政策的出台和其它政策的推行也就接踵而来了。在新的政治冲击下，所谓左右派的斗争已划上句号，也没有再强调阶级斗争了。
每个政党，包括执政党成员及反对党都因政治形势的逆转而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走向族群政治。
族群政治一旦被渲染开来，它意味着每一个政党都努力守住自身的族群势力范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直在慨叹国家独立近五十年来，种族政治还是挥之不去。

我与南方朔的对话

本月初，与知名政论家南方朔进行一项访谈不是与他讨论国际大事或国家大事，而是透过他个人的阐述写作的心路历程来剖释他的内心世界。

原名王杏庆的南方朔是“半路出家”的时评人。原本是搞自然科学的台大森林系研究生。在70年代初期笔锋一转投进波澜壮阔的政论天地，使我想起鲁迅弃医从文；郭沫若不行医搞文学论政的半路转行，结果他们离开了“本行”，竟在文化界迸出一个春天来。

虽然我无意拿南方朔和两位知名作家相提并论，但从他身上我看到一位妒世愤俗的青年，带着新左派的愤怒情感，对时局进行批判性的揶揄和挑战，以追求一个他的理想的社会。因此年轻时他办杂志投身报界，以个人的洞察力写出一篇又一篇的评论。由于当时面对政治的压力，他用了多个笔名发泄他个人对政局的不满。直到报禁解除后，他为民主自由而欢呼，也曾经为陈水扁的上台而苦口婆心提出“金玉良言”，希望台湾民主朝健全的方向发展，但近年他又为阿扁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误和台湾政局的乌烟瘴气感到失落。

他的失望与无奈也是与许多时评人的感受是一样的。表面上看来是“笔扫千军”，有时甚至可以令人振聋发聩，读后拍案叫绝。但做为只论政不参政的写作人却无从改变一个又一个你认为不合理乃至荒谬的失措，因为当权者绝大多数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把时评当作一回事。

尽管如此，南方朔从来没有因为他的“改行”而后悔。他享受目前的写作生活。从台湾到香港乃至马来西亚，几乎从未间断地把他的渊博的知识公诸于世，为的是要证明知识是一种力量；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足以唤醒世人累积起一点一滴的不满，以便在适当时作出改变。

南方朔说，一个民族的自强在于不断学习和掌握知识。犹太民族影响力遍布全球是他们用知识征服了世界；同样的海外的华人也要具有这种好学不倦的精神，利用时间吸收经典著作，从中会有挖之不尽的学问，而用诸在现实生活中。就南方朔个人而言，“书到用时不恨少”。这是他给人的一种印象。因此他不讳言记忆力特强，可以下笔如神，引经据典自不在话下。他不需要做笔记，因为他的脑子是一部“活字典”，竟然可以将浩翰的经典著作藏在心中而过目不忘。随手拈来，挥之成章，更令人惊讶的是各类课题又是论之头头是道，非常人所能及。

问他有没有崇拜的英雄，他例举古巴革命英雄切古瓦拉（在玻利维亚被击毙化身成为这一代人的偶像）及现任委内瑞拉总统查维兹（用民主革命手段反抗美国霸权）是他的偶像。

再问他对马来西亚华人有何寄望。他说一是要用知识武装自己，就不怕被边缘化；二是一定要多生育，人口太少就争不了出头天。就这两句话，点出问题的症结。

政治宗教不应干预衣装

世界不断在变化，人类也不断在进化。最能体现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潮流的莫过于人类衣着的改变。但也因时因地而异，比如在沙漠地带因风沙关系，那里的人包头包身作为抵御之用。目的在于保护身体不受侵袭。久而久之，由于宗教带来的约定俗成，终于成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宗教的特征。

虽然如此，在世界潮流的冲击下，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尤其是在离开沙漠地区和宗教习俗浓厚的国度时，人的衣装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最能反映出时代感的地区和国家莫过于被列为欧美的体系；接着亚洲太平洋国家也亦步亦趋。就因为在所谓的自由世界里，人的衣着也自由起来而变化多端，呈现一片的缤纷彩色世界，令人目不暇给。

可是，我们也发现到，因为政治的关系也直接影响人的服装和外表。这叫着政治干预生活。举例来说，当中共在1949年解放中国时，国家逐渐的纳入单元政治，一切以政治主导。因此在这古老而贫穷的国家，人民一旦翻了身，最主要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有衣蔽身，有粮可食，有屋可住，有工可做。但一切从简。自此之后，我们看到的中国人民皆大多数是白衣黑裤或蓝衣蓝裤，或单色的衣裙。女孩子的双辫子和单调的服装成了一个时代的特色。大家习以为常反而觉得奇装异服是怪怪的，只有外国人才穿。

曾几何时，在1976年之后，重新崛起的邓小平用“改革开放”四个字打开中国的大门，一下子所有西方的物质和精神都渗了进来，一步一步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最先反映的是衣着的改变和多样化。虽然它是循序渐进地与西方或中国以外的国家看齐，但古老的大地一旦吹进春风，再也不是单调的生活。直到今天，我们看中国的变化只要观察衣装的改变即可一目了然。整个中国也因之沉浸在多采多姿的颜色中。五颜六色点缀了人的生活，女性更是不遑多让，适度地性感起来。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政治减少干预生活或停止干预生活”，而是让每个人依其喜爱来改装自己，只要不是冲着对政治体制的挑战，都会被允许某种程度的个人自由。

反观马来西亚，它和中国刚好相反。原本是英国的殖民地，一切以西方为标准。自然很早就接受西方的服饰和对外表美的追求。即便是在1957年独立后，我们仍然没有放弃西方文化带来的影响。穿西服成为礼节，穿便装也西化，女性更是用时代的眼光来修饰自己的外表。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住在马来西亚的各民族都有穿着的自由。你可以穿民族服装，也可以西化，因人而异。政治不会干预你的生活。这就是说，政治是用来治理和批评国家和政策，不是用来约束一个人的衣装。只要不过于暴露，不是大胆到令人投以诧异的眼光。你觉得自在和舒服与好看，就没有人管你怎样打扮。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转入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宗教的因素却成为干预人民衣着的一道指令。最明显的莫过于在吉兰丹执政的回教党一而再，再而三，用宗教通过政令来制定一道又一道的谕令。先是禁止女艺人表演（不准抛头露面），继是明令男女在公共场合分开。接着在最近又为该州的人民制定衣装，回教徒该怎样遵守，非回教徒又该怎样穿着，否则罚款示戒。

其理由竟然是可以减少社会问题。州务大臣聂阿兹更这样说：发生强奸案的主要原因，就是因女人穿得太性感。由此而言，性感是一种“罪过”。

我们不认为这样的论调可以成立。性感固然可以造成某些男士想入非非。但不是主要和絶对的因素。日本、香港和台湾开放的社会，女孩子够性感了吧！但不是性侵犯最高的地区。因为人们都习以为常，也不好奇，即使色情片和杂志大行其道，那又何妨？理由是智识开放的社会，人们都有一套道德规范，不是一见性感的女人就要。

因此归根结底是教育的问题，不信我们看看一则《星报》的报导说，浏览色情网站的网友大多来自东海岸的地区，包括哥打峇鲁。这一下子便驳倒聂阿兹的说词，揭开来不外是因吉兰丹州政府的禁闭手段，反引致人民从其它途径来一览外头的“世界”。可以这么说，如果吉兰丹的人民都走回中世纪的年代，则响往外边的人会越来越多。毕竟时代已走向高科技和电脑化，不是用政治手可以阻止得了的，除非我们采取驼鸟政策，无视外边的世界，不然政令怎能禁锢人民往外追求？

再说，吉兰丹也不过是马来西亚一个州，在人民来往通行无阻下，单独一个州想用宗教缚束人民的衣着，实在是匪夷所思。如果回教党执意要对人民的自由给予这样或那样的约束，不但是对宗教宽容的违背，也是对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侵犯”。这样的倒行逆施的政令，只能让人感觉到政党在利用宗教推行“违反”人权的政令。其实，让人类在衣着上自由一点，让女人美丽起来，让女人在不过份暴露底下展示她们的美丽，整个社会也会充满活力。岂不更好？

在两个对比之下，我们看到中国从单调走向彩色世界：

因为政治不干预人的衣装；反之吉兰丹则要走单调路线，因为政治加宗教干预了人的衣装。


其实，回教党这样做是使自己与其它族群隔离起来，又怎能让非回教徒对它产生亲切与好感呢？真希望华裔的回教徒党员能向它的领袖晓以大义，不要再故步自封，自以为是了。

人联党转危为安？

眼看一场恶斗将无可避免，讵料最后的努力却告“和气收场”。这是成立于1959年的沙朥越人民联合党内閧戏剧性的一幕。虽然干戈已止，但前路布满荆棘而且暗流汹涌，谁也难以预测未来两年的变化。

翻阅人联党的历史，过去有三次内部的严重危机，所幸都能转危为安。第一次发生在1965年，高举社会主义大旗的人联党领袖，参加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发起的马来西亚团总（反对党阵线），引致党内左派的不满，甚至造成党主席王其辉及秘书长杨国斯等重量级人物辞职。最后终告收回，风波平息。

第二次发生在1978年，党国会议员不支持林吉祥在国会的动议，被认为不支持“独立大学”的创办，遭党内其它重量级领袖（以田绍熙为首）炮轰党领袖。经党中委会议后，接纳杨国斯解释，支持创办独大，但不在国会中提出。消弭一场险酿分裂的危机。但不可避它的是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另一派系在张守江领导下，造成党内分裂且引进民主行动党参加选举，结果后者无功而返，稳住了人联党的地位。

第三次发生在1987年的“明阁事件”。人联有4位州议员参加阿都拉曼耶谷（州元首，前首席部长）倒现任首席部长泰益运动。由于事件曝光，首长宣布闪电大选。人联在开除4名州议员后再一次取得胜利。

今次也就是发生在2006年沙州大选后，人联党在华人选区惨败（输掉8个州议席）。党内另一股势力在刘贤镇领导下推动倒党主席陈康南运动，接着又获得黄顺舸（州部长）等人加入行列，一时声势浩大，变成两大阵营对峙。所幸在前主席黄顺开斡旋下，暂时揠旗息鼓。

陈康南的领导危机在本届大选后充份暴露出来，主要是指他已缺乏领导魅力，不敢据理力争，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终于被华裔选民狠狠教训。

原本在1980年加入人联党的陈康南，是乘直升机三级跳成为党领袖之一，先后出任党中委及州部长；更在1996年取代黄顺开成为党主席兼第一副首席长，可谓官运亨通。此外，他也与首席长泰益结成亲家（女儿下嫁对方公子）。初期被认为亲上加亲；现在被党内其它人视为政治包袱。最大的诟柄是大选后连古晋南区市长也失掉了，成他被攻击的弱点，换句话说，担任党主席10年后，康南已被认为失去政治光环，领导不力，有须急刻下台换班。

若无意外，将来的接班人是现任州部长黄顺舸。不过按协议（陈康南2008年引退）时间表是两年后的事，而当务之急是人联党要不要改革，如何取回民心？维持原状也许带不出一个新形象。或者党所成立的“前进阵线”（改革队伍）交给黄顺舸领导，陈康南逐步引退，让新人新风气带来新形象。否则行将到来的国会大选或等不及人联党的改头换面。

东西马对国庆日的诠释

东马的人民一直不能理解为何他们在1963年9月16日才成为独立国的一部分而却要与西马人民一样接受马来西亚的独立已是49年，明年就要第50年了？因此他们争辩说马来西亚立国应从1963年算起，至今是43年而不是49年。

这六年的差距原本也没有什么好争辩，但东马人就是心里有些不服。理由是他们在1957年时仍是英国的殖民地，为什么要添加六年呢？

其实，这是有历史由来的。这一段历史也是与世界政局的演变分不开的。首先是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8月31日取得独立时，新加坡就被切划开来，继续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在当时尤其是左翼的斗争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而是努力争取马新的统一，因为他们认定马新原本是一家的，不应该被分划。在这方面新加坡自治政府（自治不等于独立）在李光耀领导下，也希望纳入马来亚而成为独立一邦。可是马来亚联合邦有所顾虑，不希望单只新加坡加入而改变了种族上的比例。

在这方面，英国就有更远的考虑，在准备放弃新加坡时，也想到东马（当时称为北婆罗洲，主要有沙巴，沙劳越及汶莱）也一并拉进来，改名为马来西亚联邦。如果此议行得通，马来亚联合邦不但可扩大其版图，而且英国也可卸下一个政治包袱（被指责在海外保存殖民地，无视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解放运动）时，仍然享有经济上的利益。

就这样，英国把政治权力交给马来亚联合邦，而保留其经济既得利益。在经过一场角力战后，英国终于促成马来亚联合邦扩大称为马来西亚联邦。

当马来西亚于1963年9月16日正式诞生时，它不算是一个新生的国家的降临，而是意味着马来亚联合邦扩大面积并改国*。由于有了英美的支持，马来西亚很快就得到国际的认可，包括联合国。

在这样的情况下，东马和新加坡算是加入马来亚联合邦，但易名为马来西亚联邦而取得独立。这种安排固然有违左翼要求的北婆三邦先独立才来与马来亚谈合并事，但改变不了的是英国交由吉隆坡牵制这个改名的国家的政治机制。也因为在马来亚联合邦看来，是由它带领东马及新加坡加入独立行列，自然没有理由改变国庆日，也不可能推迟其独立日。因此从那一刻开始，马来西亚联邦其实是马来亚联合邦的新版。至为重要的是马来西亚宪法是以马来亚宪法为蓝本，修改和增加的条文及协议书，并没有在实质上改变制度结构。例如政治的权力转移到马来亚联合邦执政党（联盟，以巫统为主导）手上。国家元首依然采用原来的轮任制，即由九州的苏丹每五年轮任，其他没有苏丹的州不能轮任国家元首。尽管后来因条件不合，汶莱没有加入及两年后（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自行独立，但也没有改变马来西亚既定的政治格局。

这就是说，马来亚的独立日也是马来西亚的独立日。虽然直到今天东马（沙巴和沙劳越）的人民与西马的人民存有不同的想法，但他们无法改变这一历史事实。

就此而言，争辩独立日在1963年不是1957年是没有多大的意义。重要的是东马的人民有没有感觉及享受一个独立子民应有的地位？成为马来西亚人他们快乐吗？他们是不是比独立前活得更有尊严？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沙巴和沙劳越与西马有不同的政治生态；但他们也得和西马人民一道面对同样的政治环境和政治秩序乃至压力。在今天，不论东马人民喜欢与否，他们和西马人民的命运已是交织在一块，所谓荣辱与共。换句话说，他们与西马人民的政治选择权并没有什么差别。套用一句政客常说的话：“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就要珍惜拥有的一切和争取应有的权益和力争实现一个公平与合理的社会。让我们一道以开朗和无比的勇气来迎接行将到来的独立50年带来的挑战。因为国际社会正在注视马来西亚如何调整步伐，创造和谐社会而与全球化的时代接轨。

对“分而治之”重新诠绎

历史学者邱家金教授提出一个看法，否定英国在占领马来亚期间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相反的英国曾努力促进各种族溶入马来亚的政制，但功败垂成。

在某种意义上，我同意邱教授的分析。因为如果我们从英国人介入马来亚的那一天开始（1786年），它的主要目的是动员更多的人民和引进大量的外来移民开垦这块处女地，以为英国统治集团谋取财富和经济上的利益。

因此在首100年间，英国几乎集中力量经营槟榔屿、新加坡和马六甲，后来三州并成“海峡殖民地”。只有在100年后英国才在不同的阶段介入联邦内陆政治，并在1914年完成对整个马新的统治。由此看来马来亚的特殊情况（内陆各州有各自的小王国）并没有使到英国有权力全面对族群进行分化。

不过，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被灌输的思想是英国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以致不同的种族被分划开来生活，甚至产生矛盾与冲突也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幕后鼓动的。在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后，这种归咎于英国的指责有增无减。不论是左派或右派的政治人物，总是喜欢把马来亚族群的分划的责任推给英国人，以顺应反殖民情绪和思潮。

事实上，如果我们客观看待历史，族群的分化是自然的倾向，不具有政治目的，也不是政治阴谋所造成的。邱家金所提的印度族群的自我分化的例子，在华人社会更加明显。因为早期南来的华人都自然而然的自我归类，以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守望相助。如今存在的许多乡团和宗亲组织证明早期的华人是通过这类组织被保护和寻求发展的空间。这与所谓对殖民地统治者“分而治之”的指控是扯不上关系的。

恰恰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英国人急切推出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政制则是希望以平等的地位拉拢马来亚各民族生活在一道。可惜的是英国的政治议程（反共为主因，非种族政策）得不到广泛的支持，尤其得不到左派的支持，被认为不符合追求独立自主的政治议程（指控英国仍维持殖民统治。只赋予政制形式上的改变，是换汤不换药的殖民主义统治）这种不同的政治议程的对峙导致马来人的大团结。在1946年组成了巫统，坚决反对“马来联邦”，反对削弱苏丹地位和不保留马来人特权。

这样一来，形势急转直下，英国人考虑到的是反共是大业，一寸也不让步；特别是眼见亚洲大地有赤化的危险（中共在战后势力不断膨胀）也就改弦易辙转向与巫统商谈权力的过渡。这种对左翼势力的排斥显示了英国主要担心中共势力坐大而壮大马新左翼势力。巧合的是这股势力也以华人为主，华人也就成为政治地位被忽略的一方。

换句话说，英国人对付左翼乃至共党的政治战略在国际局势影响下，变成有种族性的导向。也许不是它的原意，但它的防共和反共政策铸成了今日的政治格局。

本栏上周日“人民进步党今非昔比”一文中第六段提及“1978年人民进步党加入联合政府”实应“1972年”之误，谨此补正。

两个“阿头”踢到大石头

无独有偶，先是槟岛市议会主席阿武峇甲因一时失言，引起“公愤”；后是威省市议会主席阿利斯的手下“快手快脚”拆庙宇，引发冲突而遭致“责难”。由于两案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先后爆发，不仅成为街头巷尾的一人一句的责骂，而且媒体也不放过时机，大加鞭伐。一时之间，江河滔滔，涌向两位主角。他们不幸成为被痛批的对象。当然这与巫统大会的言论风波绝无关系，但巧碰上同一个时间，小市民的怨气也就找到突破口哗啦哗啦发泄出来。

更巧的是，两位主席的名字都是“阿”字带头，我们姑且把他们称之为“阿头”。这一回“阿头”双双踢到大石头。

此话怎讲？原来第一块大石头是槟岛市议会主席不慎碰撞。市议会闭路电视的操作员把镜头瞄向女记者的下身而被记者揭穿。虽然报纸刊登出来的照片什么也没有看见，但坏在市主席一句“穿着性感”而惹祸。

持平而言，有关女记者的穿著朴素得体，东看西看一点儿也不性感，不知为何贵为主席会出此言？当媒体大事报导这宗新闻后，市主席有些儿招架不住，学了一套回应的招术，大意是说如果你认为我说的话有所冒犯，我谨此表示歉意。

道歉之后，自然还有余音和不满，但声量已大大减少。正是乌云来得快也消得快。至于善后事自然是调查操作员的失当行为。结果如何，已无关紧要。因为阿峇武甲及时的sorry。

有趣的是，另一场风波也把“视线”转移开去。顿使阿峇武甲松一口气。

这一回轮到威省市议会主席碰上大石头，反弹力之大，也许出乎他意料之外。因为这涉及了宗教的敏感课题，不是“女性尊严”的问题。

宗教经常能左右人的情绪，难怪一下子沸腾起来。所幸这宗事件在州政府的“快刀斩乱麻下”，使到情绪逐渐平和下来。解决方案是：“暂准留原址，但须另觅地搬迁”。换句话说：“易地为良”。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各有说词。有人说，从法理上讲也不能全怪市议会，因被指图测未准。但谁又应负起责任呢？众说纷云，莫衷一是。

虽然我们不知道结局如何圆满收场，但我们认为相关人士应有一个合理的说情，用真相解决问题。

从上述两宗事件来看，我们顿时悟出一个大道理，那就是在小范围和不牵扯大局下，传媒还是有角色可以扮演的。让各方言论纷纷出笼。尽管有人会说这样也叫“新闻自由”？但我们有时也不得不阿Q一下：我们如果不“珍惜”这样的“新闻自由”，抒发老百姓的“心声”或某些做官的辩解，我们还能走多远？”

因此，只要我们不苛求，“新闻自由”不是一样发挥得“淋漓尽致”吗？说实在的，我对连日来的大篇幅报导感到“民意或官话已得到舒展”，大人物也好，小人物也好，都来凑一份热闹。而且也公平的让当事人有辩解的机会。这样的“自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管它是小事或小题大作，“自由”不是在眼前幌动吗？

那些指责没有“新闻自由”是指在政治上的自由，可以针对大事和大人物的言论进行辩论和批评，不是拿“非政治事件”来曲解“新闻自由”的定义。

我们不能否定这样的大道理，但老百姓一般上的要求也许不高。他们心中的“民主和自由”有时候也会退而求其次希望在非政治课题能够大鸣大放。例如这次对两个市议会的“炮轰”也就是有选择性的批判。

这样也好，至少我们还能借助报章来“小打小闹”；至少我们也看到传媒产生“舆论”的压力，可以把某些被认为不合理或出格的行为端正过来，不至于各走一方。

写到这里，终于明白一件事，那就是话不可失言，行不可过硬，有必要谨慎行事，尤其是当官的要有先见之明，他们并没有一个硬后台，有的是“沉默的老百姓”。但“沉默”不等于失声，有时也会吼怒起来表示不满。因此为官之道在于凡事需在“情理之间”操作，所谓法律不外乎人情，不能把两个字拆开来使用。小心前面有石块。

人民进步党今非昔比

最近，人民进步党又有“创举”。这一回是党主席卡维斯在11月19日的槟州党代表大会上主动提出要和民政党合并。其中原因被推论是希望下届大选，民政不要“拿回”太平国席，好让他再次上阵。

我们不谈论两党合并的可行性，因为它注定是无法完成的，理由是如果基于个人因素谈合并，那是不具备现实基础，也是一厢情愿的“投石问路”。

为什么与民政党差不多同一个时期（1971-72年）参加联盟的联合政府的人民进步党会面对今日的窘境？换句话说，今天的民政党仍然维持在国阵中的重要地位，保住槟州执政的主导地位而人民进步党不能保住它在霹雳州的优势，甚至政治地位大不如前？这对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政党来说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值得从政人士有所警惕。

原本在1951年的时候，这批人是隶属于霹雳劳工党的，但在1952年因对引进陪审团有不同意见。在S.P及D.R辛尼华沙甘两兄弟（均是律师）的带领下，于1953年成立了霹雳进步党。1954年这个党加入了联盟并参加地方议会选举。DR辛尼华沙甘先拔头筹，中选怡保市议员，不久与联盟闹意见，脱离联盟自行上路。参加1955年（独立前）的联合邦竞选，却告失败。1956年将党名改为“人民进步党”。1957年机会来了，因马华梁宇皐出任马六甲州长（州元首），其留下的怡万选区进行补选，DR一炮而红当选，成为议会内两位当选的反对党议员之一。由于辩才出众，赢得“反对党先生”美名。

1959年全国大选，人民进步党赢得4国8州议席。1961年更夺得怡保市议会执政权（16席对联盟2席），由SP出任市议会主席而后提升为市长。1964年大选受挫，仅赢得2国5州议席。1968年DR不幸逝世，国会顿失耀眼政治明星。虽然如此，在1969年大选，再次抬头，赢得4国12州席，SP领尽风骚。1978年人民进步党应邀加入霹雳联合政府而成为国阵一员。除SP出任行政议员外，进步党人仍担任市议会市长。1974年大选，噩运当头，人民进步党阴沟里翻船，被行动党打得落花流水，只得1国2州席。SP连失国州议席。1975年SP突告逝世，人民进步党辉煌不再而是往下沉沦。

霹雳州选民曾热情拥护人民进步党，但拒绝它加入国阵。它被认为已无角色可以扮演。更授人话柄的是在1985年马华党争结束后，梁派的麦汉锦一度出任人民进步党主席一个短时期，继后更出现所谓团运头头郑安泉入主人民进步党，使到党的形象一落千丈。一直到1993年卡维斯当家后，人民进步党才让人民感觉像一个政党。可是在现实变化下，人民进步党已来到十字路口，才有所谓“合并之议”。但这样的建议又是为了什么，卡维斯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我们只能视为一场没有结果的政治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