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恩仇录四

 陈修信vs.林敬益

当马华公会在1949年2月由陈祯禄发起组织的时候，其儿子陈修信已是发起人之一，他也出任第一届马华的宣传主任，时年正33岁，风华正茂。

陈祯禄

由于其父亲年岁过大（组党时已是66岁高龄），很多事务都交给陈修信处理。其它的一语带过，以免文过于冗长。

因为陈修信是一个争议性的政治人物，因此本期只挑选他和林敬益的恩恩怨怨。

陈修信（1916-1988），终年72岁。他在1955年的马来亚独立前的普选中被选为立法议员。因此当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时，陈修信就出任工商部长。也因为是陈祯禄的长公子，陈修信在党内的地位水涨船高。

陈修信

但是陈修信在1958年的马华党选时竟败给林苍祐组成的团队，从此马华进入一个长时间的内斗和外斗。

在那一年的党选，林苍祐以89票压倒寻求蝉联的陈祯禄（得67票）。这一结果也使到整个马华震荡起来。

敦林苍祐

接着在竞选总秘书职位时，林苍祐派的朱运兴（当时的副教育部长）击败陈祯禄派的翁毓麟（担任劳工及福利部长）；而林苍祐派的杨邦孝律师则击败陈祯禄派的陈修信。

这意味着，改革派在党选中取得了胜利。但在党选后马华依然维持原来的局面，部长人选未更换。除了朱运兴外，林苍祐及杨邦孝（他后来移居新加坡而成为新加坡大法官，他是李光耀的挚友）皆未入内阁，也就无从发挥影响力。东姑也未就此而改组内阁。

1959年，以林苍祐为首的当权派向联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首相提出选区席位的分配，这是一封密函，未向外公布。信中要求在国会议席中保留1/3的席位给马华候选人，以便将来任何大事的商议和法令的修改能事先与马华商量。

就当时的情况，林苍祐派希望能分配到40席或最少1/3席（35席）（总数104席），这对东姑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当有关密函被公开后，东姑与林苍祐就翻脸成仇。也在陈祯禄及陈修信等人的夹攻下，林苍祐派难以招架。甚至陈修信派也在私下与东姑达成协议，在排除林苍祐派后，由东姑自行宣布联盟的候选人。结果陈修信派接受31席，比林苍祐派要求的少了4席至9席（结果有19人中选）。

1962年，在没有林苍祐派系拦路下，陈修信当选马华总会长，开启了他的独断时代。在一方面，通过党大会强化总会长权力；也在另一方面，通过委任制安排马华各州的主席。

因为1964年的大选，形势对联盟有力，马华在参加33个议席选举中，赢得27席，对陈修信来说更是踌躇满志。

林敬益（1939-2012）在1968年初涉政坛，参加马华公会，也在1969年的大选被派出征怡保新街场州议席，结果输得惨不忍睹，只得2688张票，而人民进步党的陈源安得票12,821张。

在这之后，发生了“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林敬益反而时来运转，他被陈修信倚重而出任霹雳州马华联委会主席。在一批有左翼背景的同志辅助下，林敬益竟然异想天开大搞左翼的政治战略，一边设立“兴汉社”（演讲论坛），相等于是马华的外围组织，另一边又成立“干训班”，培养干部人才。在取得陈修信赞赏下，每月拨款1万元予林敬益大搞活动。

虽然林敬益是英国毕业的医生，是不折不扣的二毛子，但不知是他对政治的“无从理解”，还是“扮猪吃老虎”，明知道马华公会的成立是反共和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本主义的路线，绝不可能追求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行动和口号，但林敬益还是天真地玩了一场政治“闹剧”。有人因此形容他是“傻子医生”，对政治一知半解，却向中国文革取经。

例如在1971年6月被委为上议员后，林敬益就口不择言地语出惊人说：“要以社会主义的政策使到马华变成一个强大的政党”。 不知他为何会这样说，明知道马哈是反共政党，怎么会走社会主义路线？（若是林敬益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辨不清，他应该先上干训班的课才来领导党）

因为祸从口出，林敬益的言论也在党内引发元老的不满，但此时的陈修信却陶醉在华人大团结运动中（当1969年5月13日爆发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后，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会进入冬眠，直到1971年2月2日国会重开，恢复民主治国，华人社会在马华配合下，掀起华人大团结运动），遂使他更具信心可以振兴马华（在1969年大选中，马华参加33席，但只中选13席，成绩差强人意，激发陈修信矢意改革和重振马华）。

为此，在1972年正月，陈修信向首相推荐委任林敬益出任特别任务部长（掌管新村事务）。这一年他才32岁，是内阁中最年轻的部长。这对担任马青总团长的李三春当时也只是副劳工部长，怎么一下子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趴在他的头上，真的不是味道。

虽然林敬益升任部长是“光宗耀祖”的大事，但党内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倒是林敬益依然故我，不会收敛，结果闹出大事来。

事缘林敬益得知陈修信将在1972年6月访问怡保为搞新花样，林敬益竟然同意党员和支持者（约两千人）到机场高举陈修信肖像，又载歌载舞，以示欢迎总会长的到来（这种情景让人想起在中国文革时，红卫兵不但高举毛泽东主席的肖像，而且还一边高歌，一边跳秧舞，群众都沉浸在欢乐中）。

不过，林敬益却不知祸之将至，原来在那个时候，首相敦拉萨与人民进步党商谈在吡叻组织联合政府几乎是水到渠成，不料不明就里的林敬益率先在吡叻州发难，反对联合政府。

在道理上林敬益没有错，但在现实上，马华再怎么不心甘情愿也得接受联合政府的组成。谁叫马华在选举中输得不清不楚呢？

其实林敬益不仅使陈修信“难堪”（在内心上是不能苟同与进步党合作，但在现实面前，他不低头等于是叫巫统放弃主导权力），也让敦拉达十分不满。此举意味着林敬益的“马华社会主义文化论”全面破产，连同他本身也在1972年8月31日被罢免吡州联委会主席。

另一方面，在同年的10月，李三春巧妙地搞了一个“华人精神革命”运动，成立一个委员会邀林敬益担任主席，这明显是对林敬益的“架空”，二毛子怎么理解“华人精神革命”要改什么？要做什么？

很显然的，李三春这一安排也使到林敬益更加恼怒，因为他已不知道他在马华党内还能做什么？兴汉社及干训班被解散，又失去对吡叻州马华的领导，剩下新村部长又能做什么呢？

在愤怒底下，林敬益于1973年5月30日宣布辞卸特别任务部长（李三春伺机接其位而升级成为部长），进而吃起豹子胆向陈修信“宣战”。他指责陈修信是政治懦夫，不敢反对人民进步党加盟联合政府，在历史上是“阉割高手”和“妥协专家”（这是暗指陈修信革掉林苍祐派，且向东姑妥协）。

与此同时，林敬益也把矛头指向李三春，指责后者在党内制造勾心斗角的把戏，以便本身能更上一层楼。

为了展示他的斗志，林敬益也于1973年5月30日向陈修信发表“出师表”，除了陈述他为何加入马华外，也认真地改革马华。但陈修信要的是一个可以被操纵的政党，而不是一个强大的政党，而且他也相信陈修信被李三春及甘文华利用来推翻他。

他又指责陈修信表面上高谈民主，实则是个独裁者，也破坏和摧毁华人团结运动（反对华团注册成为一个组织）。

1957年11月10日举行的全马华人注册社团代表大会剪报。此次大会最终不欢而散。（《南洋商报》，1957年11月11日）

 结果在翌日（5月31日），陈修信以总会长的身份宣布开除林敬益的党籍。

在被开除后，一场口诛笔伐的论战高潮迭起，马华也因之分成两大派，一派以李三春为首，另一派以林敬益为首，但林敬益始终斗不过李三春的政治手腕。在他的组织下，党要纷纷支持李三春派，同时林敬益派的曾永森、李裕隆、梁棋祥及陈忠鸿也未被采取行动，仍留在党中央内。这样一来，被孤立的林敬益再也斗不过陈修信的当权派了。

1973年6月，马华中委会重申对陈修信的支持，也支持会长开除林敬益党籍。这样一来，以改革派或说“革命派”加入马华的林敬益团队在不到两年内以失败告终。林敬益的天真与口无遮拦也给他带来厄运。不仅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而且也折兵损将，几乎已在马华党内无立足之地。

为了争取华人的支持，陈修信在1971年后搞起华人大团结运动，除了尽量吸纳新血加入马华外，即使有一些立场向左倾的分子也是可以被容忍的（如马大华文学会搞的“春自人间来”大汇演就有浓厚的左翼色彩）。结果是华团在促进大团结的同时，也积极忙于自行注册成为一个独立社团。这之中有林敬益派的马华人参加，如梁棋祥及李裕隆等人。

但是华团的“自成一格”引起了马华元老的担心与不满，他们包括陈东还及许启谟，质疑华团注册后是否要与马华搞对抗？

当这个讯息传达给陈修信及东姑后，后者便阻止华团工委会注册社团，因为这形同成立另一个组织随时可与马华打对台。

当华团运动在1971年中被腰斩后（与马华失和），陈修信便将主力放在改革马华身上，因此特别重视林敬益团队的加入，也希望加强马华的新生力量。

但不幸的，林敬益派在1972年初进行改革一年半之后，在1973年中又与陈修信起冲突，也就被陈修信的当权派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开除出党。

1974年，林敬益被马华开除后加入民政，同年被敦拉萨委任为新村事务部长

这一批也是支持国阵的人马，自然不会倒向民主行动党，而是被林苍祐的民政党召了进来。在当年（1973年12月），有一个仪式热烈地欢迎林敬益率梁棋祥、李裕隆及陈忠鸿等人加盟民政党，这无疑是向陈修信刮一巴掌，毕竟林苍祐与陈修信这一对冤家是无法站在一起的。

这一举动自然激怒陈修信，在一边不准华人自行大团结的同时，也不允许改革派在马华党内煽风点火，使到陈修信的改革化为乌有。在心灰意冷下，陈修信在1974年4月宣布辞卸总会长及财政部长职，宣告息影政坛。

陈修信的举动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发起华人大团结运动的是他，在马华党内推行改革也是他。当这两者并未符合其心意而有意自我膨胀时，陈修信只好刀起刀落，承认自身两大改革的失败，也顺其自然地退隐政坛。

不过这个时候，马华已晋入李三春的时代，而林敬益已进入民政党，正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既然陈修信已退休，他和林敬益的斗争也告一段落。到底这两人谁是胜利者？历史在后来才能给出答案。

刊登于2020年8月29日及9月5日《新生活报》

农民出生的新首相？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8月28日宣布辞职是一条震撼性的大新闻。虽然他是因病缠身，不得不退隐政坛，但正当国际面对新冠状病毒（Covid-19）不断上升之际，安倍的下台也是令人遗憾的。截至目前为止，日本新增病例有6百宗，而染疫人数达到6万8千人，其中1285人不幸死亡，而且专家尚不能断定第二波及第三波的疫情会否袭击？

如果加上日本三个季度的GDP数字，日本更是雪上加霜。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日本第二季（4月-6月）国内生产总值（GDP）因受疫情的冲击，打击了内需消费和出口数量，萎缩度达27.8%，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大缩幅。这是一连三个季度的大退化，不但是10年来的最低点，同时也抵消了安倍在2012年推出的“安倍经济学”的效力。因此民众对接班人表示最大关注是如何确保全民共度时艰？

无可否认的，安倍是日本历届首相中较出色的一位，他的传奇也创造数个第一。例如当他在2006年当选自民党总裁并兼任首相仅一年，就辞卸首相职，理由是其肠胃发病。但在2012年他又卷土重来，重新赢得自民党总裁职，又再当上首相。因此他是历史上第一位下台后又重回政坛大展拳脚的第一人。

与此同时，他也是在位最久的首相，自2012年到2020年9月，一共是8年（2799天），比起数位前任的任期还长。例如其祖父佐藤荣作（1964-1972，7年8个月，共2798天）、吉田茂（1948-1954，6年2个月，共2243天）、小泉纯一郎（2001-2006，5年5个月，共1806天）及中曾根康弘（1982-1987，4年11个月，共1806天）在位之日没有长过安倍。因此安倍又创造了第二个第一的纪录。

我们不质疑安倍是真的面对重疾才不得不离开政界，他说：“在13年前因溃疡性结肠炎发作，辞卸了首相职，但在今年6月份进行健康检查时，病痛再发作，直到7月中旬出现恶化，而在8月6日被确诊溃疡炎已进一步严重化。

虽然在2017年时安倍的民调声望很低，不到三成，因为他被指责为帮助好友拿到兽医学校的执照而被质问。还有安倍也协助一间小学以低价购入土地，及后又委其夫人担任名誉校长，但这是安倍自己捐款学校，没有公器私用。

此外安倍曾表明要在任期间修改日本的国防政策，在2015年时提出要改革自卫队在海外作战，以强力自卫队的军力和军威。不过因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种下的祸害，导致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致无数人丧命和终身残废，因而不支持日本重回赎武主义的道路。有关的丑闻，在后来也被一一破解，民望也随之上升。

很显然的，安倍当下面对的疫情和经济衰退的冲击是意想不到的。如果他在明年举行大选时仍然挂帅，同样会重新执政，因为人民要的是安全与温饱。

为此，人民会把焦点放在六个人的身上：

第一位是现任副首相麻生太郎，他也是财务大臣，是安倍的核心人物。

这位风头甚健的人物，在2007年及2012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均败给安倍。由于才华出众，被安倍当成”财神爷“来主持经济。可惜的是，这位出生于1940年的经济人才已80岁高龄。年龄对他来说是最大的阻力。

第二位是官房长官菅义伟，他是安倍最信任的盟友之一，也是日本政府的最高级发言人。

日本读者新闻编辑副局长桥本五郎曾形容菅义伟是他50年的记者生涯中所见过的最优秀的官房长官，他也是内阁中唯一农民出生的政治人物，靠半工半读完成在政法下学的学位。目前是内阁的第三号人物，一号是安倍，二号是麻生。

虽然他已72岁高龄（1948年出生），但后市看起，因为他已得至少三个派系的支持，包括安倍派系。若无变化和意外，菅义伟将是第一位农民首相。

第三位是曾任自民党干事长的石破茂，今年63岁，在安倍内阁中担任新设的地方部长和特命部长。他曾担任日本防卫大臣、农林水产大臣。他在2012年与安倍争总裁职而败落，又于2015年退出选举，而在2018年又输给安倍。

这位仁兄在民众眼中威望不错，但在党内的影响力不大。

第四位是外交部长岸田文雄。他已公开表示会参加总裁选举，不过在民调中排名不高。即使今年63岁是处于最成熟的年龄，但机会不大。

第五位是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他始终执行安倍的政策。今年56岁，曾在美国乔治顿大学受教育，但他未被列入热门的继承人名表中。

第六位是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年39岁，风华正茂。他是中外熟知的退休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次公子。虽然小泉进次郎的意见有时与安倍不大协调，但他会适可而止。安倍之所以提拔了这位后生，是因为安倍曾受到小泉纯一郎的关照。

尽管有人认为小泉进次郎太过年轻，但他的胜算也是被人看好的。他的哥哥小泉孝太郎是一位知名的演员。

这位一表人才的小泉进次郎的风头也不输其兄长。刚在上个月，他娶了美貌主播泷川克里斯汀为妻，也高调在首相官邸前召开记者会。

当其父亲任首相时，他已是其父的政治秘书。

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日本经济新闻》的民调显示，支持小泉担任下届首相的有29%，其得分之高，也显示他已因其父亲的名声而金光闪闪。

1981年出生的他也是风流种子，在婚前婚后就闹出绯闻，但没有对他的政途造成影响。

由于日本是个尊老社会，菅义伟任相的机会几成笃定。这就是说，小泉进次郎等下一回选举吧！他的优点是其父亲可以作为他的政治顾问，日本人民也可放心。他是一只黑马，他对安倍的评语是：安倍经济学。只是拖延时间，没甚效用。同时他也反对修改保安法，认为是无视民意，也压制民主。

其实日本共同社也于8月29日进行电话民调，结果有34.3%支持石破茂、14.3%支持菅义伟、13.6%支持河野太郎、10.1%支持小泉进次郎，而岸田文雄只有7.5%。

目前，安倍已定于9月17日由自民党选出总裁，由自民党议员连同指定的人进行投票（396名议员及地方党员396名，一共792人投票。由于疫情未退，更多党员投票的传统也被暂时停止）。

其实安倍经济学，说穿了就是仿效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修改银行法、降低利率和货币贬值来刺激商品价格下调而增加外销和内销，但这一年来收效不大，已促使新的接班人应强化经济复苏的重要性。

 刊登于2020年9月3日《东方日报》

马来政党分裂与马来中心思想

除了华人卷入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外，在马来社会也有一批左翼分子因受到印尼的影响，而在1939年组织了马来青年会（Kesatuan Melayu Muda）（KMN），其领导人是阿末布斯达曼，担任副秘书。

因为过于活跃，被英殖民政府扣捕。当年有份参与马来青年会的还有一位知名人士布哈鲁丁（他后来成为伊斯兰党的主席，初时未甚活动，也就没被逮捕，但此组织被查封）。

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反而是布哈鲁丁一马当先，在1945年10月在霹雳成立马来国民党（PKMM），被推举为主席。他打着左翼旗帜，一时声势浩大。其他创党人尚有依萨（1962年任劳工党全国主席）及阿末布斯达曼（1955年与布哈鲁丁合创马来亚人民党）。

从他们的政治倾向及活动记录来看，他们是服膺于社会主义的，而且是倾向印尼总统苏卡诺的路线，走的是社会主义路线和苏卡诺的“纳沙贡”路线（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及共产主义三结合）。

1947年马来国民党下辖的青年团（API）在布斯达曼领导下先被查封，而第二次坐牢。1950年，英殖民政府再查封马来国民党，并将领导人布哈鲁丁及依萨等人投入监狱，罪名是党受共党渗透。

就在马来国民党意气风发的年代，另一个马来政党也成立了，这个党就是在柔佛署理州务大臣拿督翁惹化的领导下，于1946年3月成功地号召41个马来社团在吉隆坡举行大集会。除了反对英国提出的Malayan Union宪政（也称为蓝皮书）外，并宣布成立马来民族统一结构（United Malayan National Organisation，简称UMNO，巫统）。

很显然的，这是一个右派的政党，立场与政纲接近英国，也就得到英国的欢心，才转与巫统讨论成立“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细节，以取代马来人反对的Malayan Union，因为这个新宪政既没有保留各州苏丹对宗教的自主权，也没有提及马来人的特别地位。

这个政党第一次提出了以马来主义为中心的思维。在英国的同意下，逐渐形成政治主流。

虽然陈祯禄以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主席的身份（这个组织主要是由马来亚民主同盟所推动。这个党因亲共政策也在1948年自我解散）与马来民族力量阵线（马来国民党领导）相结合。在1947年向英国提呈“马来亚人民宪章”但被否决。这一年，马新的大罢市也成为历史上重要的标志，可惜没有产生效果。

当1948年2月1日英国强行实施“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后，它就用另一只手在4个月后，即1948年6月20日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并大事逮捕共党份子和亲共份子，数以千计的华人被遣送回中国。

为巩固右翼势力，1950年马来国民党被查封，基本上剩下马来右翼政党，而在1949年成立的马华公会及1946年成立的印度国大党则被纳入由巫统控制的联盟进一步彰显马来中心的权威。

由于存在马来中心思想，即使是左翼政党的人民党也在1967年支持政府的“国语方案”，与劳工党分道扬镳。这说明一件事：马来中心思想是不被政党所左右的。这两个在1957年结合的政党从此各行其是。

但到了1969年，政局又有大变化，不但是执政的联盟跌了一跤，只勉强保住中央政权，却失掉槟州政权和霹雪一时组不成政府。

接着在1969年5月9日投票后，竟在5月13日爆发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在政局被安定后，政府于1970年推出新经济政策，开始反思在独立前后马来人的经济并没有太大的改善，因而决定通过政策和措施来保护和提升马来人的经济地位。

在这样的背景下，马来至上主义的观念再一次被提升，第一次是在1957年独立时；第二次则是马来西亚成立日（1963年）。在两者都被认为不尽人意下，1969年的大刀阔斧政策也就出台了。尽管前有拿督翁组成的国家独立党/国家党的分裂（1952年及1955年）；后有1963年阿都亚兹离开巫统组成的国民议会党，但在1964年大选中被淹没。再后有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对峙巫统（1990年大选），但都无功而返。反而在1999年及2008年的大选才再一次考验马来人的政治智慧。

其实政党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世界末日。在分裂底下，马来人又失去什么？在团结下，马来人又得到什么？伊斯兰党的起落、土团党的分裂及公正党的内讧，马来人是否已失去很多？还是依然故我？

因此问题的症结不是马来人政党分裂带来的马来人政治地位的下沉。恰恰相反，马来政党还是操控大局。

只要马来中心思想存在的一天，马来政治的大方向是不会被改变的。这与马来政党分裂与否是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

 刊登于2020年8月31日《南洋商报》

马哈迪的种族思维

整个政局的变化起因于今年2月间在喜来登酒店的政变，在迅雷不及掩耳下，原任执政党之一的土团党主席慕尤丁突然发难，趁马哈迪在意气用事下辞卸首相职及土团党总裁时，也来一个窝里反，在特殊的会议中通过退出希盟，恢复成一个独立政党。

这意味着土团党已和希盟了断，是个自由身，可以和其他政党进行合作。果然这也是预先部署的。在慕尤丁得到阿兹敏（当时仍是公正党署理主席）及希山慕丁（原巫统副主席，也是第三任首相胡先翁的长公子）及伊斯兰党的暗度陈仓下，以最快的速度组成一个新联盟。在阵线名字未定时，已拥有超过半数（111席）国会议员的支持，乃向最高元首递呈名单，以期能组成新政府。

这动作也让马哈迪及安华措手不及，无法及时凑足半数的议员，结果被慕尤丁捷足先登了。

当慕尤丁在3月1日宣誓为新首相时，政情又急转直下，所有马哈迪时期的阁员全被换掉，代之而起的是土团党内的非马哈迪嫡系，而是慕尤丁的人马及原巫统跳槽土团党的人马；再加上巫统（国阵）、伊斯兰党和公正党阿兹敏派的支持，几乎大局已定。最后一个决定性筹码就是砂拉越政党联盟（GPS）（这个联盟是在大选后由砂州的执政党全面退出国阵而组成）加入联合政府，慕尤丁也因此以114席（总数是222席）占了优势，命名为“国家联盟”（Perikatan Nasional Coaltion）（简称国盟）。但直到今各成员党中尚未取得共识，以注册成为一个阵线。

根据阿兹敏说，国盟向社团注册局提呈的政党名单中已有5个，尚未正式表态的有伊斯兰党、马华公会和巫统；而已经表态加入的还有国大党。因此这个阵线最终有多少个成员党还是个未知数。这之中也包括已退出国阵的民政党是否被纳入其中？近些个月来，民政党立场已明显偏向国盟。

在国盟成立之前，巫统和伊斯兰党已组成“国民共识”（Muafakat Nasional）。为了扩大影响力，国民共识的两个成员党在8月6日同意邀请土团党加入，接着有关决定也在两党的政治局和最高理事会中通过，而在8月13日寄出公函给慕尤丁。慕尤丁在8月18日回信说同意加入。这意味着这三个政党将在意识形态上相互协调和相互谅解，以取得共识。

既然三个主要政党已形成政治主流的支柱，也将会在日后形成一个大集团，以展示马来人及土著的政治力量。

究竟马来人会在2020年后走向新的整合抑或是回到从前？我们尚在观察。就眼前现实所看到的是，马来人及土著基本上在政治上是分割的，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明显。

例如刚刚在2016年创立的土团党是由马哈迪发起组织的。虽然慕尤丁也是发起人之一，但挂帅的人还是马哈迪。也因为要显示他们俩人既有分高低，也有不分高低，便创造出稀奇的名称为总裁和主席。

当这个政党成立后，全面突出马哈迪的形象，连带希盟也让位于马哈迪成为统帅。这样看来，总裁大过主席已是不争的事实。

这一招果然不同凡响，土团党以小博大的斗志也终于在2018年的大选中全面浮现。即便土团党只以13名国会议员的弱势，但在一夜之间翻转过来。在首相大过天的新形势下，马哈迪又发挥其昔日的独断心态，由他决定所有的重要阁员及高官的安排。抑有进者，马哈迪也使出其在90年代对付46精神党的手段，让后者无法探出头来。最终只得归队回巢。因此在不久后我们看到有13名国会议员由巫统跳槽进土团党，顿使只有13席的土团党议员增加到26席。后期再加上阿兹敏带来的10名国会议员，又一下子将土团党托高至36名国会议员（马哈迪这边可以扣掉5名）。

本来马哈迪的目标是要逼使巫统解散，由土团党成为马来人及土著的唯一当权组织，但马哈迪的失算和误判也让他的梦想被他自己破灭了。

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当他辞卸首相后又被最高元首委为临时首相时，他的目标是组成一个不以政党为代表的新政府。换句话说，被挑进内阁和高官的是被认为精英人才，而不以政党的席位分配为基础。这种所谓精英政治若一旦形成，马哈迪自然会更加集中个人的权力，所有的重要阁员是由他挑选，而不是由政党推荐。久而久之，政党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这种不带种族色彩的战略一方面可削弱公正党的力量，也不让安华拜官，自然只得徘徊在政府门外；另一方面，也顺应一些马来保守政党抑制和排除行动党的代表性。在这样的格局下，马来西亚的民主选举将变成种族性政党的居高临下。

严格来说，这种超党派的思维将使自己跌入一个自设的陷阱，因为他的不切实际的否定民主和人权，反被操控政治势力的领导左右一切，造成民主成为一个笑柄。

当然马哈迪作梦也没有想到，他的政治新常态并未掀起大潮流，反而暴露了其思维的开倒车（反动性），而是转回到以政党为中心的合作，方便各成员党的上层对干部和党员的操控。试想一个拥有300万党员的巫统，加上党产处处，为何要弃之不用，供马哈迪消费呢？

与此同时，在无法容忍慕尤丁一个回马枪打乱了全局后，马哈迪在无法夺回土团党的控制权后，只好另寻出路成立“斗士党”（Parti Pejuang Tanah Air）。这是95岁高龄政治家的最后搏击，在8月12日公布党名之后，土团党有人加入斗士党，但一时之间，看不见其卷起千层浪的冲击。如果今后没有加入希盟的阵线，斗士党要突围也不容易，也不可能回到2018年的大气势（大风大浪）因为当下马哈迪阵营内只有4名国会议员能发挥的影响力有限。再加上另一位不参加斗士党的马哈迪前“宠儿”赛沙迪则表示自己要另组年轻的多元政党。基于他的年轻和缺乏政治磨练，我们也暂时看不到他能变出什么花样来。

如果一个小小的土团党能在不久后花开三朵大放异彩的话，那将是破纪录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政党能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一分为二，再分为三。

说实在的，这三家政党本身也是困境重重的，慕尤丁的主流要面对巫统和伊斯兰党的打压求存；马哈迪则要面对公正党施加的对峙和互挖墙角；赛沙迪还是不成气候，暂不言他。但在行将到来的第15届大选，反倒会决定土团党的分裂是好事还是坏事？

 刊登于2020年8月27日《东方日报》

沙菲宜不宜上京拜相

沙巴州议会已订于9月12日提名，而在26日投票，这是因为在野的巫统，在前首长慕沙阿曼率领下，于7月29日宣布自己已获得超过半数州议员的支持（33席），因此要求改变首席部长和州政府。

当慕沙阿曼要求觐见州元首不果后，另一边的沙菲宜首长则捷足先登，寻求州元首解散州议会而获准。但不服气的慕沙阿曼乃入禀法庭，要求宣判重选无效。

我们暂且不论及法庭的判案，但就现实而言，选举委员会是必须按法行事，因此当下的焦点就集中在州选中，谁将脱颖而出？

其实选举对沙巴人来说已是习以为常，而且平均每隔9年就更换政府，这种走马灯的轮任，也只有沙巴才见多不怪。

在1961年由东姑提出马来西亚概念时，本来马来亚首相东姑是安排在1963年8月31日为马来西亚成立日，以便马来西亚日与独立列在同一天。但天不从人愿，因有菲律宾索土，及印尼恫言要搞对抗，导致3个国家的极峰会必须举行；再加上民意也需要调查的，最终马来西亚成立日不得不安排在9月16日。

即便沙巴与中央有签署20点的备忘录，但当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退出马来西亚时，沙巴第一任首席部长唐纳史蒂芬对此有很大的不满。他责怪中央没有事先与东马商议此事。

这之后，唐纳史蒂芬失宠于东姑，也就在那一年被调任中央沙巴事务部长（既已有首席部长，又设沙巴事务部长，岂不是架床叠屋？除非有一方是摆设的。结果唐纳史蒂芬被“冷藏”），而改由沙华的罗思仁出任首席部长。

这是唐纳史蒂芬与沙统领袖慕斯扎化的斗争结果。当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东马并不是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州政府，而是以市乡议会的选举结果来决定州议员和国会议员的人选（若市乡议会归一党占多数，就由这个党选出州和国的代表）。

最后州议席的分配如下（总数18席）：计沙统8席、卡达山统一机构5席、沙华（沙巴华人公会，但与马华无关）4席及巴索党1席。

在1965年时，沙巴州议席增加至32席，结果达致沙统14席、卡达山机构11席、沙华7席及巴索党1席的分配。

为平衡权力，东姑委任慕斯扎化为州元首，而唐纳出任首席部长。由于首长权力比州元首大，也就发生州元首与首长不断的摩擦。

当中央弄走唐纳史蒂芬后，慕斯扎化也极尽其能事搞局，在1967年的州选中，故意让罗思仁落选，结果慕斯扎化时来运转，成为首席部长，中选议席如下：沙统14席、卡达山12席、沙华5席及独立人士1席。

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唐纳史蒂芬采取了“天衣无缝”的计谋，宣布解散卡达山统一机构，暗度陈仓全数加入沙统。

这一招果然奏效，弄得慕斯扎法疑心重重，但又不能拒卡达山族于政党门外，也就在一边壮大慕斯扎法的势力，另一边不断巩固沙统的力量。

例如在1974年全国大选后（沙巴州未选），时任首相向慕斯扎法发出通令，要调后者出任中央国际部长。而慕斯扎法知道这是调虎离山计，自然不肯就范，便派其助手上中央当副国防部长，这也刺激了中央准备收拾慕斯扎法。

于是在1976年的大选，有一批人退出沙统，另行创立人民党。这个党是卡达山机构的翻身，表面的主席是哈里斯，背后的大老板是唐纳史蒂芬。因而在州选胜利后，人民党推出唐纳史蒂芬（此时他已皈依回教，易名为福尔）重任首席部长。不幸的是，在三个月后因飞机失事身亡，转由哈里斯担任首长。也是从那个时代开始，沙巴的执政党都不长久。1985年换成团结党起而执政。

后来因为拜林的背叛，在1990年倒向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再加上气恼拜林在1986年拒绝在沙巴组联合政府，也就在1994年州选后，拜林只以25席对国阵的23席。在议员跳槽下，拜林政府倒台了。

在此之后，沙巴进入国阵时代，也成为中央控制的一个州。沙菲宜之所以在2018年通过大选取得执政权是因为沙巴选民懂得在适当的时候换政府。

现在表面上看，巫统强大，足以和民兴党角逐，但在未加入国盟下，巫统不见得占优势。

唯一对沙菲宜不利的是他过早“承诺”马哈迪准备成为未来的首相，沙菲宜才任首长两年，尚未谈上功绩，又突然要向中央移进，岂不是开个后门让国阵有机可趁？

因此沙菲宜尽早断了“上京拜相”的念头，就会比较有把握在沙巴集中精力，否则他将两头不到岸，赔了夫人又折兵。

 刊登于2020年8月25日《南洋商报》

名人恩仇录三

 林苍祐vs.叶祖意家族

这一期要讲两位大人物的“恩怨”。说起来也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两人的年纪相差50岁，怎么也不算是同时代的人物，可是在阴差阳错下，偏偏又牵扯他们之间的一段历史故事。

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也如同神话般，主人翁是亿万富豪叶祖意（Yeap Chor Ee）（1867-1952），终年85岁。

叶祖意晚年的肖像

在1884年17岁时，他买棹南来，经过千辛万苦来到槟榔屿落脚。

由于家境贫穷，叶祖意没有进过学堂，而且在他出世三个月后即成为孤儿；更不幸的是，在他7岁那年一手带他成长的祖母也去世了。在举目无亲下，他来到槟城什么事都干；更有人记得他初入行曾干过理发匠的生意，地点就在当今的二条路（Noordin Street）排屋的五脚基处操业。

叶祖意的签名

在1890年，他在湾头仔（Prangin Road）开设第一间小杂货店，取名“万兴利号”。从这个小生意开始，叶祖意结识了印尼糖王黄仲涵。在后者的供货下，叶祖意很快就累积了第一桶金。

由于叶祖意讲求信用，黄仲涵每笔放贷都如期向叶祖意收回。他终于取得黄仲涵的信任。

黄仲涵（1866-1924）是一代糖王，终年58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把生意移向新加坡和马来亚。受其恩惠的除了叶祖意外，也有新加坡的李光前（陈嘉庚的女婿）及陈六使（南洋大学创办人）等人。

印尼糖王黄仲涵

黄仲涵除了家缠万贯外，也有八位夫人，一共生了26名孩子（男女各一半）。其中三位女儿远嫁给名门之后，其大女儿黄惠兰嫁给中国外长顾维钧（国民政府时代）。

40年代叶祖意的全家福

而另一位黄绣娘则在黄仲涵撮合下嫁给叶祖意的原配夫人林汉娘的第三公子叶金和；下来又将第三女儿黄腰嫁给叶祖意的第四太太李清金的大儿子叶福和。这样一来，黄仲涵不但与叶祖意结成亲家，而且也协助叶祖意开设银行，也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万兴利银行（1890年创立）。

叶福和与黄腰的婚照

叶祖意的四位夫人中，有一人留在中国，而最为得意的是第四夫人李清金（Lee Cheng Kin）知书达理，小叶祖意30岁。在后来她成了叶祖意的好帮手。在叶祖意逝世后，她出任万兴利银行的董事长，也被推举担任叶氏宗祠的第一位女主席。

叶祖意四夫人李清金晚年时期的照片

根据叶祖意的曾孙女叶柳心（Daryl Yeap）（华人王国—从剃头匠到银行家—叶祖意的故事）（2019年出版）透露，在叶祖意80岁时，其资产超过马币1亿元（相等于4百63万美元）。

《叶祖意传记》出版之推介礼，左起沈联涛，叶良发、叶柳心、许子根及吴永盾

当叶祖意在1952年逝世时，其家业也分别由夫人及儿女继承。而在其亲人中也有人刻意卷入政治，正好是林苍祐处在意气风发的年代。

因此第二主角林苍祐（1919-2010）在50年代 登场了，但他是与叶祖意擦肩而过的。当他在1951年被英殖民政府委任为槟州立法议员时，也在同年积极组建“急进党”（Radical Party），由林注旺律师出任主席，而林苍祐出任副主席。

敦林苍祐

在党选出炉的理事名表内，山尼比礼出任秘书，执委5人中有1人是叶真宝律师（Nancy Yeap）。这意味着，这个新政党也有女性出任要职。

当时林苍祐的目的是组党参加第一次乔治市市议会选举（在15名市议员中，其中6名是委任的，只有9名是票选的）。

为了展示急进党的力量，林苍祐派足9人参加9个市议员的选举，结果急进党胜了6席。最令人注目的是唯一的女性候选人叶真宝当选市议员。不仅于此，在查问下原来是槟城首屈一指的大富豪叶祖意的孙女。虽然此时叶祖意已进入多病之秋，也没有对此事有所“庆幸”。由于叶真宝是高票当选的，因此她的任期是3年。

就这样叶真宝受到重用，在林苍祐于1953年担任急进党主席时，也推举了叶真宝担任副主席。

但是在1954年后，情势全面改变了。首先是林苍祐应邀加入马华公会，他也主张解散急进党，而华人党员可加入马华公会，印裔党员则加入印度国大党。

林苍祐当时的政治方向是接受华人必须大团结才能争取更大的权益，因此加入马华公会。可是在另一方面，身为急进党要的叶真宝就不同意林苍祐的见解，她反对解散急进党，反而建议保留急进党。但在林苍祐声望如日中天的年代，叶真宝理解到必须要有反击行动，否则整个急进党就完蛋了。

刚巧在1955年独立前举行的普选，只选52名联邦立法议员，另46名是委任的。而各州的州议会是与国会不同日期选举的。槟州方面共有24名州议员，其中14名是选举的，另10名是委任的。

林苍祐大声疾呼华人团结起来，与巫统及国大党并肩作战争取国家的独立。于是通过马华公会，槟州联盟（由巫统、马华、国大党组成）（1954年）的主席也特别由林苍祐担任，希望他能旗开全胜。

正在踌躇满志之际，林苍祐突然面对强大对手的挑战，这个人就是叶真宝的母亲黄绣娘。黄绣娘也就是印尼糖王黄仲涵的亲生女儿，她嫁给了叶祖意的大房三儿子叶金和。

黄绣娘

叶金和与黄绣娘生下的女儿叶真宝咽不下这一口气，决意鼓励其母亲黄绣娘对垒林苍祐，以给后者一个下马威。

夹着父亲是糖王而家翁又是银行家的名声，黄绣娘也不是无名之辈，反而是赫赫有名的名女人。

面对黄绣娘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上阵，也就不违背急进党党章。其时叶真宝还是急进党的副主席。

当时林苍祐的心里有什么想法，我们并不知道，但他这一仗只许胜不许败，若败了整个政治前途就会被结束。

不过黄绣娘这一仗也打得很认真，母女俩同心协力沿户访问，又作演讲也发文告。在50年代，女人抛头露面；尤其是参加政治，几乎是绝无仅有的。黄氏母女有此豪情奔放倒是天生的一对。

既然黄绣娘有其女儿叶真宝在后面当军师，也就向林苍祐展开两面夹攻。其一，她指责英国袒护政党候选人，拒绝无党派候选人在电台作广播是不公平的。其二，她挖出林苍祐的疮疤，指他在1953年参加市议员选举时，曾表示如果竞选失败将退出政坛，如今失败了不认账（笔者曾在80年代翻查那次竞选的资料和报纸，却未发现林苍祐有此承诺）。

抑有进者，黄绣娘嘲讽林苍祐若是属于有毅力的领袖，是不应“中途换马”的（指从急进党跳到马华公会）。为此她吁请选民抛弃辜负人民的所谓领袖。

面对着黄绣娘的炮珠式的轰炸，林苍祐只能从容应对，他不能以牙还牙，这有失君子风度。在了解到孔夫子的名言：“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的告诫下，他避开了所有的攻击言论，包括急进党人对他的攻击。

最后林苍祐获得大胜，在14席的民选中，联盟囊括所有的州议席，也奠定他更上一层楼。林苍祐以1535票当选，黄绣娘（独立）则以635票败北。

1961年，林苍祐组民主联合党，炮打马华公会

过后林苍祐在1958年党选中击败陈祯禄荣登马华总会长。但不久后与东姑、陈祯禄和陈修信失和而被排斥。延至1969年另组民政党后，才正式上台出任槟州首席部长。

1969年，林苍祐以民政党领袖身份夺得槟州执政权，意气风发

在另一边，参选失败的黄绣娘，过后也与其女儿在翌年（1956年）移居新加坡，后者下嫁外籍人，两人从此销声匿迹，音讯全无。这轰动一时的政坛新闻是在叶祖意逝世3年后才发生的，不但老人家不知有这么一段奇闻奇事，连外人也对此知之不详。

事实上，我们如果用50年代的社会环境来评估当年的政治情景，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但叶祖意的后代确实做到了。

这一段花边新闻也给林苍祐和叶祖意的家族在人生的道路上添上一笔浓墨的政治色彩。

刊登于2020年8月15日及8月22日《新生活报》

以阿建交强强联手？

在美国的牵线下，以色列终于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nited Arab Emirates）于今年8月14日达成建交。有关消息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的，但被视为是以色列与阿联酋及美国发表的共同声明。

换句话说，这是第三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其意义显示了一个走向现代化和追求最时尚的国家需要稳定与和平的环境。因此与以色列媾和是重要的步骤。很显然的，以色列也希望能通过各方努力，与更多的阿拉伯国家维持友好关系，不再诉诸战争和武装暴力。

就历史的发展而言，在公元前2千年（也就是距离今天的4千年），一支属于希伯来族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陆续迁入巴勒斯坦这块土地，逐一征服了迦南族。后来又因发生严重饥荒，迫使希伯莱人转向埃及生活。

在公元前1200年时，因不堪埃及法老的残暴，希伯莱族人在摩西带领下，走出埃及来到西奈半岛。这个时期摩西创立了犹太教，希伯莱族后来选出“扫罗”为君主，建立了希伯莱（犹太）王国。

公元前930年，希伯莱族分成两个国家，一个叫以色列，另一个叫犹太国。

命运似乎与犹太人过意不去，当他们在公元135年反对罗马帝国的暴政失败后，就被迫向各地流散，“祖国”巴勒斯坦也不见了。最令犹太人不能接受的是崛起的耶稣以“上帝之子”的名义宣扬基督教，也导致犹太人期望耶稣（犹太人）能带领他们推翻罗马帝国的梦想破灭了。

到了公元380年，罗马帝国无法压下基督教，也就宣布基督教是唯一合法宗教。于是犹太人的噩梦又开始了。在公元439年后，犹太人吃尽了苦头。

这之后，在公元7世纪（公元622年）默罕默德创立回教后，就把巴勒斯坦当成回教的土地而将大量的阿拉伯人迁入居住。

正因为回教也视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为圣城，这个地方在日后也就成了犹太教、基督教及回教不可切割的土地，三个宗教纠缠不清。

虽然西方在1096年组成十字军进攻中东及阿拉伯国家，但在1291年宣告失败（8 次东征，也一度占有耶路撒冷）。

在16世纪的时候，回教又通过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再一次爆发出强大的威力。它在1299年成立，但延至1453年才攻克君士坦丁，而后在1530年又占有巴勒斯坦。这个帝国直到1922年才结束，可谓是长命帝国。

在转变的过程中，于1812年出生的摩西·海斯（Hess Moses）第一次提出犹太复国主义的理念。他说，犹太人是一个特殊民族，而不是宗教集团。犹太人的解放就是要“返乡复国”，回到巴勒斯坦。

本来犹太人是想在阿根廷买下土地立以色列国，但发觉这不是犹太人之根，也就转向巴勒斯坦了。此时，另一位思想家赫茨尔（1860-1904）以其坚定的立场在后来成为“以色列之父”。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法国从中崛起，而与德国一道的奥斯曼帝国也因战败消失了。巴勒斯坦也倒成为英国管托的地方。

1939年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基于对犹太人的特别仇恨，竟杀害6百万犹太人。

当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在翌年成立。1947年，联合国通过将巴勒斯坦分成两个部分，犹太国（以色列）面积为1.49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56.4%，相等于25个新加坡）；阿拉伯国（今称巴勒斯坦）的面积为1.12万平方公里（占42.8%，相等于19个新加坡）；而耶路撒冷则归联合国管治。

当这议案通过后，犹太人在本古里安（Ben Gurion）领导下，于1948年5月14宣布以色列国诞生，自任总理。

另一方面，因阿拉伯国家不齐心，死不承认以色列，也未能处理好巴勒斯坦国的建立，以致在几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已完全占有耶路撒冷。为此美国特朗普倒转过来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将美国的大使馆从台拉维夫移向耶路撒冷。

还有以色列也占有西岸（约旦河西岸）大部分土地尚未完全交还，也对加萨地带实施限制，导致巴勒斯坦虽在1988年后名义上被视为独立国（只剩下6千平方公里），但它没有通道直接进入巴勒斯坦，都要借用以色列的陆地及空中通道，以色列认为开放通道对以色列是危险的。

可怜的巴勒斯坦不仅国不成国，而且也分成两大派，一派控制西岸的法赫塔机构；另一派哈马斯控制加萨地带。

这就是说，阿拉伯国家仍不愿意整体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留下一条大尾巴成为指责以色列的筹码。就以以色列与阿联酋建交来看，彼此之间也没有损失，只是中东多了一份安全感。毕竟当埃及和约旦已不会介入与以色列作战外，如今又加入阿联酋，就更不可能爆发大规模的中东战争了。

阿联酋是由7个酋长国组成，总面积为8万3千平方公里（仅比重庆大一些）。在1820年沦为英国的保护国，1971年取得独立。它主要是靠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取得巨额利润。已探明石油储量为133.4亿吨，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9.5%，居世界第六位。人口近1千万，但只有80万是阿联酋公民，剩余皆为居民，人均收入（GDP）为4.15万美元。

这个国家有6万余名军队，其中30%为外籍军人；而80万公民中，有4万人当兵，这也是全世界只此一家。此外，阿联酋也成为第四大武器进口国，在2020年时，军费开支达到750亿美元。

目前主要城市以阿布达比为首，但迪拜则成为阿联酋最现代化的标志。目前旅游业的收入比天然资源为多；尤其迪拜人口有3百余万，其耀眼夺目的建筑物令人目不暇给。显然它已成功打造成了世界最顶尖的大城市，可谓是沙漠上的奇葩。

反观以色列，人口只有9百万，除了全民皆兵外，其情报组织（摩萨德）更是一流，若打起仗来，阿联酋不是对手。相对之下，以阿建交可谓是强强联手，但能否产生更大效应？还得进一步观察。

 刊登于2020年8月20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