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陈水扁于2月28日正式宣布“终止”国统会及国统纲领不过是一场文字游戏，其实它所隐藏的议程则是昭然若揭的，为“台独”（至少在声势上）搬走一个碍眼的大石头。
为什么陈水扁选择在这个时候单挑此课题？这是有国际背景作为他的支撑点。其一是﹕美国正在担心中国的和平崛起会成为另一个苏联，而与美国掌控世界分庭抗礼。美国国家情报局长内格罗特也是在同一天提出警告，中国军事及经济稳健扩张，最终可能取得与美国势均力敌的超级强权地位。中国正强力追求武器系统现代化。与时同时，美国国防情报局长梅普尔斯也指出，中国的军事扩张，可能已经超越防卫国家安全所需。
其二是朝鲜核武器的六方谈判一直未能取得实质上的进展，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夫人希拉利参议员更指说中国已“外包”了朝核谈判。言下之意，美国已失去主动权和决定权。
在布斯总统的眼中，朝鲜是被他列为“邪恶轴心”的三个国家之一（另两个是伊朗和伊拉克，后者已被美国藉打恐为名而掀起一场战争，一举推翻萨达姆政权；前者正处于胶着状态，随时有冲突的可能），但因为有中国的护航和朝鲜战争的教训，美国不得不克制，又不得不想方设法从另一个突破口扯住中国的后脚，最好能挑动中国神经腺而又不引起国际紧张。
其三是自从前年底陈水扁的民进党在立法议院选举未过半数失利后，又于去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中再次受重挫，浮现了马英九“蓝天”的时代，这使到在2004年总统选举仅以少数票蝉联的陈水扁声望不断下跌，不利舆论排山倒海而来，尤其是在台湾以外的国际社会，已不看好陈水扁的民进党有望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再度主政，因而选择再战“舆论”。
在这三个前提下，陈水扁正好利用美国要克制中国太快成长的趋势，中日关系陷入低潮之际来一个回马枪，干脆把国统会废掉，看看中国能有什么大动作。他所持的理据是终止“无用的机制”，并不是改变现状，既不使美国陷入难堪，也就容易取得美国的“谅解”与“默许”。
美国在这方面的回应是模棱两可的，在一边促请两岸对话消除歧见又在另一边与台湾对“终止”（Cease）的字眼达成共识。国务院副发言人埃雷利更避重就轻地说﹕“陈水扁并没有废除国统会，只是“冻结”了国统会。美国不认为现状有任何的改变。”
中国方面的反应是迅速和极为愤慨的。胡锦涛认为这是走向“台独”的危险的一步；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健超促请美国正视陈水扁走向台独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共同维护中美关系及台海和平稳定的大局。
这一下子，陈水扁的一个动作又牵动了中美关系和世界局势的走向。虽然没有证据显示美国蓄意推动陈水扁“终止”国统会，但有迹象显示美国不反对陈水扁给中国一点颜色看，以牵制中国的发展脚步。
究竟什么是“国统会”和“国统纲领”？为什么它在中国的眼中是严重的挑衅？而它实质上只是一份“历史文件”。正是这份“历史文件”存在的重要性，所以才引发中国格外关注陈水扁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切断两岸的历史关系。
我们不必扯得太远，这可以从李登辉出任总统时说起。他是在1988年蒋经国逝世时接任总统职，身为国民党的龙头老大，李登辉有需要“维护”蒋介石和蒋经国一向以来所“坚持”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当然这与中共所阐释的一个中国有所不同。蒋介石要的是“反攻大陆”，以“中华民国”统一中国；蒋经国所要的是以“民主政治”统一中国；来到李登辉登场时，他不便一下子丢掉这面旗帜，于是他采取了两个动作用以克制在1986年成立的民进党（民主进步党）（一批由党外人士组成的政党，藉以打破一党专政局面）。因为这个反对党标明走“台独”路线，不符合国民党主政下的由国民党诠释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属于政治权力的斗争）。因此第一个动作是李登辉在1990年在总统的权限下组织了“国统会”（国家统一委员会），任务是“研究并咨询有关国家统一之大政方针”，由台湾当政者出任主任委员，以主导两岸关系的发展。接着在1991年通过“国统纲领”，它表明“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领土，促成国家的统一，应是中国人民的共同的责任”。海基会与陆委会就是据此而成立，开展较低层次的对话。
第二个动作是，有了这个架构后，李登辉顺此在1991年通过国民大会，修改宪法，宣布结束“动员戡乱时期”，并废止“动员戡动时期临时条款”（这个条款始于1947年蒋介石尚在南京主政时通过的，赋予总统巨大的权力“历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促成了蒋介石的独裁专政。1949年南京被解放，蒋介石撤守台湾后，仍然存在这一条款），取而代之的是李登辉“继承”了蒋经国的“民主刺激中国”。这意味着，台湾不再存在“反攻大陆”的幻想，而是要走一条自己的道路，但一时之间李登辉尚未能摆脱国民党内存在着的“祖国最终统一”的压力，只好见步行步。
循着修宪的完成，李登辉“发扬”了蒋经国的“民主游戏”而抛丢了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政策。在法理上让人感觉到台湾在民主中寻求进步，不再与中共纠缠不清“统一大业”。除了在县市各级全面选举及立法议员通过投票选出外，也布署了台湾从1996年开始，采用总统直选。李登辉也藉此优势当选第一届的直选总统，也即是蝉联总统（过去总统由国民大会选出），为期4年。
在李登辉主政下（1988-2000年），他对台湾的前途提出四个象现，即一是朝向均衡和平统一之道，二是接受中国大陆条件的统一模式，三是推动台湾独立而产生的国际孤立及四是以台湾独立为目标的现实外交。（参阅李登辉着《台湾的主张》，页113）。
虽然李登辉先是在和平统一及现实外交两边游走，但他始终不热衷两岸统一的战略构思，因为他坚持“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1991年），与大陆沟通必须是“一个对等的政治实体”，也就摆明属于“国与国的关系”。
1993年，当民进党五全大会通过“台湾独立”条款后，李登辉的回应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共当局在大陆”。这就是说李登辉把两岸关系的“一国”改变成“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的关系。翌年（1994年），李登辉再补上一句﹕“我们应当尽量忘掉一个中国，两个中国这种字眼”。理由是它还处在分裂分治之中，如果没有统一，就没有所谓一个中国。（参阅《解读台湾》，页300-392）。
1998年，在拒绝中国提出的“一国两制”后，李登辉在“国统会”上说﹕“我们要再一次坚定拒绝所谓“一国两制”的构想。它的本质具有暖昧性，因为看似平等的两治，实际上一为中央，一为地方，并不平等。”
因此李登辉在1999年时对新总统的寄望是“能以「新台湾人」为基础，开创新时代的人（开创新台湾）”。就这样，民进党的陈水扁在2000年的总统直选中打败国民党的连战和亲民党的宋楚瑜，登上总统而成为李登辉心目中的「新台湾人」。
陈水扁显然比李登辉更急切走“台独”的路线，但碍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和美国的反对，他无法宣布“台独”，也只能拿“国统会”来祭旗，用以表明台湾不再谈什么统一，而是追求“中国在大陆，台湾在台湾”，比李登辉的字眼更具一目了然。
非常吊诡和无独有偶的是﹕今日的陈水扁所采取的行动，似乎是历史的重演，虽然性质不大一样，但格局并没有改变，这又要回到用历史来对比当今与昔日的“样板”。
话说1949年4月，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攻下南京后，蒋介石已撤守台湾。在5月的时候，毛泽东责成票裕组成三野部队进行攻台准备，希望在解放全中国时，也解放台湾。对此，毛泽东必须要布署妥当，先是用20万的兵力排阵，后又增添到50万的军力攻台。由于台湾隔着一道海峡，在空海军不足下，毛泽东希望苏联军援，尤其是空军作战。但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刚与美国划分势力范围，不想再挑起另一场战争，反建议毛泽东向台湾空投伞兵并组织当地力量。换句话说，毛泽东必须要审时度势美国会不会介入而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
在这个不容有失的过程中，毛泽东在1950年4月（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国人民共和国）也拿下海南岛（在1951年时才解放西藏，只剩下台湾尚未解放），为解放台湾创造了条件。就在毛泽东就要痛下决心，决战于千里之外时，突又在后院起火，那就是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6月25日）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南部。若是同时两面应对，毛泽东肯定穷于应付。本来朝鲜不是中国的国土，它的内战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但在当时，美军已直接卷入朝鲜战争，极可能在打败北韩军后，又直扑中国，毛泽东不能掉以轻心。
这个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而解放台湾已列为最主要的议程之一，又面对金日成十月急电求救，毛泽东该怎么办呢？最后毛泽东一板敲定，指令彭德怀为援朝抗美总司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0月19日跨过鸭缘江，直接参与朝鲜战争。
究竟韩战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与台湾有关？
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1945年），苏联与美国依照雅尔塔协议达成妥协，在朝联半岛以北纬38度线（通称三八线）划界，将朝鲜分成两半。北方归苏联，南方归美国。1948年8月，南方首先在汉城（首尔）单独成立以李承晚为首的大韩民国。9月北方在苏联扶持下，成立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就是南北韩或南北朝鲜出现不同政体的由来。当两个政府成立后，美军和苏军也相继撤出，留下两个政府水火不容，谁都想吃掉对方。
以那时的军力，北韩金日成较占上风，原拟一鼓作气打败李承晚，以进行朝鲜的统一。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美军从仁川登陆，把北韩军孤立在南韩境内，并向北韩推动军力。此时的杜鲁门总统宣称是北韩“侵略”南韩，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认为这是内战，外国不可干预。可是美国则成功地通过联合国认定北韩进行“侵略”，必须出兵遏止。
抑有进者，美国又调动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以阻止毛泽东下令解放台湾，而另一边战火已在朝鲜燃烧。毛泽东只能在两者中择其一开辟战场，最终他选择援助北韩，暂时搁置解放台湾。这就是说，因为韩战使台湾得以松一口气。如果没有韩战，台湾一战将不可避免，结局如何也只有看美国介入的程度。据知未爆发韩战时，杜鲁门总统曾表示无意在台湾取得特别权利或建军事基地，若此说成立，毛泽东解放台湾看来是势在必行的。
可是韩战打乱整盘棋，美国决心保护南韩和台湾，并决定在这两个地方建立反共桥头堡，以阻止中国和苏联连手拿下整个亚洲。
毛泽东在援越抗美的旗号下，真正调动了中国人民的爱国心，巩固了他的社会主义政权。当1953年韩战结束时，又回复到南北韩分裂的局面，是毛泽东救了金日成的政权，但中国人民付出非常巨大的代价，根据估算有90万人伤亡；同时也“搭上了”台湾。这种国际主义的精神也只有在毛泽东年代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是他把孩子毛岸英送上战场而赔上一条宝贵的生命。
韩战之后，中国是“伤痕累累”，却不忘“解放台湾”。在1955年解放军渡海作战，解放了一江山和大陈岛。不过要“解放台湾”已非易事，因为美国在1954年杪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共同防御条约”，使台湾问题越形复杂。毛泽东只好改弦易辙，在1956年提出“以和为贵”“爱国一家”及“爱国不分先后”的策略，希望能够达致和平统一。
自此而后，中国的领导人都朝着这个思路来解决台湾问题。例如1963年周恩来提出“一纲四目”，即台必须统一于中国，除外交由中国负责外，台湾的军政大权、经济建设及社会改革可由台方进行，双方不帕特务搞破坏，只要台湾不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会改变目前对的政策。
- 1981年的叶剑英（人大委员长）九条和平统一主张，称为“叶九条”内包括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 1983年的邓小平提出的“邓六条”内包括坚持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即一国两制），但在国际社会，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
- 1995年的江泽民的“江八条”，包括反对台独，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 2006年的胡锦涛的“坚持一中原则决不动摇”，不管什么人，什么政党，既往不咎，欢迎促进和平统一。
由此观之，除了“文革”时期（1966-1976）中国的激进派恢复“解放台湾”的口号一个时期外，大致上都是朝着和平的道路走。当然也正因为中国极力维护和平崛起，才使到陈水扁“有恃无恐”，不认为“废统”会有什么军事行动。
中国自然无需急于回击，但也明白今日的局面与56年前韩战的爆发是同一条线在牵动着。这个幕后的操办人大家都知道美国有份参与。
持平而论，韩战的爆发先不是美国自动挑起，而是日金成越过三八线与响应李承晚的挑战而对着干，才又再把美军引进来，终于导致美国利用韩战箝制中国解放台湾。
反过来，今日台湾“废统”也应该不是美国自动挑起，而是陈水扁借机行事，正中美国下怀，也就利用台湾课题迫使中国向朝鲜施压，放弃核武器生产。
因此转来转去，台湾问题又是把韩国问题牵扯进来，历史的讽刺也正好说明陈水扁的任何挑动中国的动作，都是与政治大气候相辅相成的，光是陈水扁及其民进党的“台独派”在唱独脚戏是不成气候的。
明乎此，我们依然无法展望中台何时会统一，即使马英九有望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脱颖而出，他的骨子里也不可能没有“台独”的因子在作崇，理由是台湾人民被教导“反共、防共、抗共乃至灭共”的影响大深大久了。久到连三岁的小孩子都对共产党有强烈的抗拒感。
在这种情形下，期望台海风平浪静是不可能的，只要台湾不宣布独立，和谈的大门还是敞开的，因为“独立”是要有条件的，包括被国际社会接受，不然独了也等于没独。至于国际的形势是否朝向大利于中国？这就要看中国政府和人民如何自强不息了。
简介
- Cheah See Kian（谢诗坚）
-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16.3.06
正本清源重振董事会 - 支持董总展开醒觉运动
我读到《南洋商报》（3月11日）的报导说，董总主席叶新田促请华小董事尽快向教育部申请注册，以获取一份证明书。为此他将发起一项醒觉运动。
我完全支持醒觉运动的必要性，因为董总有必要也有责任让华社知道改制后的董事会的定位？而“学监会”又是怎么一回事？在这方面，我们读到的言论尽是董事会，似乎不存在“学监会”这一码事。
但事实确实有所谓的两个董事会存在一间华小中。就我个人的经验，我愿意和大家分享，也十分希望董总趁此次风波把问题厘清得一清二楚（若其中有误请指正）。
传统的董事会──在华文小学于1962年改制前，每一间学校都有一个董事会（也有特殊的情况，一个董事会管两间或以上的学校）。这个董事会的成员就是赞助人，他们出钱出力，兴学办校。
不论董事会是否是地主（Land Owner），因它负责建校，所以被称为校主（Building Owner）。这种承认董事会是校主的身份是比较合理的。
‚改制后的董事会──在1962年（根据1961年教育法令行事）之后，凡是接受改制的华校，就成为“国民型学校”。
在这个改变下，传统的董事会将学校交给教育部，但未把校产让出，因此形成“校主”（Building Owner）是董事会，而教育部是“永远的大房东”（拥有校产的使用权），条件是董事会让教育部接管学校。
ƒ学监会与家协的出现──
虽然当政府接管有关学校后，并没有挑战传统董事会的合法性，但它依据教育法令下的条例，又在学校内另组一个“学监会”（Board of Governors）（时下舆论俗称为董事会）和“家长教师协会”。这意味着在传统董事会存在的同时，又出现另一个“学监会”。由于两者在实质上有差别，北马人就将传统董事会称为大董事会；将学监会称为小董事会。
大董事会是不能操控小董事会的。小董事会的结构不同于大董事会，不是由赞助人直接，而是分成五个单元各派出三名代表组成。
至于传统的董事会（大董事会）就因为学监会（小董事会）的出现而受到冲击，两者之间的权力既交叉又划分，弄得彼此之间十分尴尬。
与此同时也出现“家教协会”它确实弥补大董事会及小董事会不足之处，而直接关注学生的学业和福利事宜。
„校长是学校的主干──在改制后，我们因此看到校长的权力不断提升，他既全面管理校政，又是学监会的当然秘书，再是家教协会的当然顾问。一身兼管三个单位，无形中形成“一校之长”大过“一校之主”。
现在倒回来，一校之主（Building Owner）发现大权旁落，甚至连食堂主权也没有，也就发生所谓食堂风波的大件事。
…大小董事会的混淆──至此，我们有必要分析董总所坚持的董事会主权究竟是指大董事会或小董事会？
根据我们了解，有的华小仍然保有两个董事会，如果校长根据教育条例行事只有小董事会是被认可的，那大董事会又置于何处？
再有一个严重的情况是，经过多年的变迁，有的华小索性将大小董事会混合而成。
更甚者的是由于传统董事会甘愿让位，不再运作，或自然的消失，结果由学监会一手操办董事会事务，也就出现“学监会”取而代之成为董事会的局面。
†三方协调主权之争──也许我们这么多年来姑息了这一情况不断地发展下去，并把学监会当成董事会，而忽略了大董事会的重要性，终于出现了所谓食堂主权及贩卖部主权的流失之争。说到底是改制后的一种后遗症。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困难，教育部长说了不干涉此事，也不涉及教育政策和教育法令，那么食堂主权和贩卖部主权可由三方协调，而以董事会的意见为依归，这是属于行政权的分配，不涉及主权，与其由一个人自行决定有所争议，不如由三方（董事会，家协及校长）共同协商，岂不天就亮了？
‡重振传统董事会──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争议和错综复杂的关系，包括华社也给这个问题搞得模糊不清，我们支持董总展开一项醒觉运动，以使华校的组织更趋健全。下列的步骤应是当务之急﹕
(1) 全力维护传统的董事会（大董事会），促请它们运用法人地位的权利，据理力争应有的权力。
(2) 若传统的董事会已消失，应重新通过赞助人大会成立大董事会，并依法注册，取得法人的地位。即使小董事会（学监会）继续存在，也要以大董事会的议决为准。
(3) 调查目前在教育条例下成立的学监会（或小董事会）是否有法人的地位？有多少间的学校已用学监会取代董事会？
(4) 学监会的组织是后来才成立的，因此它尚不是校主（Building Owner），传统的董事会才是校主。通过“校主”来争取权力就比较好办了。
一旦每间华小的董事会的定位处理好后，董总自然会更有代表性，而校长职工会也会知其定位，在政府和民间之中扮演有效且积极的桥梁角色，反之如果让历史纠缠不清，就会使问题更复杂化，也必然有所僵持。
我完全支持醒觉运动的必要性，因为董总有必要也有责任让华社知道改制后的董事会的定位？而“学监会”又是怎么一回事？在这方面，我们读到的言论尽是董事会，似乎不存在“学监会”这一码事。
但事实确实有所谓的两个董事会存在一间华小中。就我个人的经验，我愿意和大家分享，也十分希望董总趁此次风波把问题厘清得一清二楚（若其中有误请指正）。
传统的董事会──在华文小学于1962年改制前，每一间学校都有一个董事会（也有特殊的情况，一个董事会管两间或以上的学校）。这个董事会的成员就是赞助人，他们出钱出力，兴学办校。
不论董事会是否是地主（Land Owner），因它负责建校，所以被称为校主（Building Owner）。这种承认董事会是校主的身份是比较合理的。
‚改制后的董事会──在1962年（根据1961年教育法令行事）之后，凡是接受改制的华校，就成为“国民型学校”。
在这个改变下，传统的董事会将学校交给教育部，但未把校产让出，因此形成“校主”（Building Owner）是董事会，而教育部是“永远的大房东”（拥有校产的使用权），条件是董事会让教育部接管学校。
ƒ学监会与家协的出现──
虽然当政府接管有关学校后，并没有挑战传统董事会的合法性，但它依据教育法令下的条例，又在学校内另组一个“学监会”（Board of Governors）（时下舆论俗称为董事会）和“家长教师协会”。这意味着在传统董事会存在的同时，又出现另一个“学监会”。由于两者在实质上有差别，北马人就将传统董事会称为大董事会；将学监会称为小董事会。
大董事会是不能操控小董事会的。小董事会的结构不同于大董事会，不是由赞助人直接，而是分成五个单元各派出三名代表组成。
至于传统的董事会（大董事会）就因为学监会（小董事会）的出现而受到冲击，两者之间的权力既交叉又划分，弄得彼此之间十分尴尬。
与此同时也出现“家教协会”它确实弥补大董事会及小董事会不足之处，而直接关注学生的学业和福利事宜。
„校长是学校的主干──在改制后，我们因此看到校长的权力不断提升，他既全面管理校政，又是学监会的当然秘书，再是家教协会的当然顾问。一身兼管三个单位，无形中形成“一校之长”大过“一校之主”。
现在倒回来，一校之主（Building Owner）发现大权旁落，甚至连食堂主权也没有，也就发生所谓食堂风波的大件事。
…大小董事会的混淆──至此，我们有必要分析董总所坚持的董事会主权究竟是指大董事会或小董事会？
根据我们了解，有的华小仍然保有两个董事会，如果校长根据教育条例行事只有小董事会是被认可的，那大董事会又置于何处？
再有一个严重的情况是，经过多年的变迁，有的华小索性将大小董事会混合而成。
更甚者的是由于传统董事会甘愿让位，不再运作，或自然的消失，结果由学监会一手操办董事会事务，也就出现“学监会”取而代之成为董事会的局面。
†三方协调主权之争──也许我们这么多年来姑息了这一情况不断地发展下去，并把学监会当成董事会，而忽略了大董事会的重要性，终于出现了所谓食堂主权及贩卖部主权的流失之争。说到底是改制后的一种后遗症。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困难，教育部长说了不干涉此事，也不涉及教育政策和教育法令，那么食堂主权和贩卖部主权可由三方协调，而以董事会的意见为依归，这是属于行政权的分配，不涉及主权，与其由一个人自行决定有所争议，不如由三方（董事会，家协及校长）共同协商，岂不天就亮了？
‡重振传统董事会──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争议和错综复杂的关系，包括华社也给这个问题搞得模糊不清，我们支持董总展开一项醒觉运动，以使华校的组织更趋健全。下列的步骤应是当务之急﹕
(1) 全力维护传统的董事会（大董事会），促请它们运用法人地位的权利，据理力争应有的权力。
(2) 若传统的董事会已消失，应重新通过赞助人大会成立大董事会，并依法注册，取得法人的地位。即使小董事会（学监会）继续存在，也要以大董事会的议决为准。
(3) 调查目前在教育条例下成立的学监会（或小董事会）是否有法人的地位？有多少间的学校已用学监会取代董事会？
(4) 学监会的组织是后来才成立的，因此它尚不是校主（Building Owner），传统的董事会才是校主。通过“校主”来争取权力就比较好办了。
一旦每间华小的董事会的定位处理好后，董总自然会更有代表性，而校长职工会也会知其定位，在政府和民间之中扮演有效且积极的桥梁角色，反之如果让历史纠缠不清，就会使问题更复杂化，也必然有所僵持。
13.3.06
叫“报人”太沉重
报界的接二连三事件，虽然性质不同，但也显示报人生涯如履薄冰，稍有不慎或失误或触犯禁忌，就会带来可大可小的后果。没有身历其境的人是很难感受其中的辛酸苦辣，尤其是编辑部的主管，更得战战兢兢，不但要与时间赛跑，也得与文字较量，马虎与大意不得。因为报纸是公众媒介，不是普通的商品，它是用文字与读者打交道的。
不了解内情的人通常指指点点，说报社这个不敢登，那个轻描淡写，或甚至会指责报人缺乏正义感，只会锦上添花，不会人间正道。其实，进入报社服务的人都是满腔热情的，也希望能做一个出色的报人，更希望享受新闻自由的乐趣。但在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社会，新闻自由都有个底线，不可能一枝笔横扫天下。换句话说，无论是记者或编辑，在下笔或审稿或发稿时都得自律与谨慎，不然就会给馆方带来麻烦。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编辑部经常都会接到律师信，或被当事人登门“兴师问罪”。有一件事说来也许你不相信，而确实是发生在我的身上。这是70年代的事，有一天突然有一位中年人闯进我的办公室，手里拿着一份报纸，要我们还他一个公道。我一时愕然，不知是什么地方“得罪”这位仁兄，他把手里的报纸摊开，指着《儿童园地》版说内中有一篇文章破坏他的名誉，构成诽谤之嫌，要我们登报道歉。一看是《儿童园地》版，马上想到是小学生的习作，怎么会有问题呢？我打从心里起了疑问，先是怀疑对方心理有问题，但他却振振有词说其中一篇文章指明道姓在辱骂他，说他不公正，不配当老师，有辱其名声。
我怎么也想不到小学生把对老师的不满，真的流露出来且写上老师的真名字。查问编辑之后，才知编辑也不知这是真实姓名，只觉得文章写得不错，就登了出来。我在读了那篇文章后，也觉得小学生的文章还可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直率地批评老师。可老师受不了，认为是名誉受损的大事，非要我们表态不可。我说你怎么与孩子计较呢？所谓“童言无忌”。要我们道歉，岂不把事情闹大？再说文章也不构成“诽谤”，道歉事不存在。老师很不高兴离去，要我等他的律师信。可是我左等右等又没来，大概气消了吧！
经此一事，我从此也要有关编辑对学生的稿也要看得紧一点，不要再以为不会“惹事”的。连《儿童园地》也有麻烦是生平第一次也又是我的最后一次发生的趣闻。
再有一事是我们的报纸《星槟日报》刊登了某地区有一教会组织散发传单，丛言危听预告“世界末日”。结果当天就有数人闯进我的办公室，又是拿着报纸直指我们破坏其名声，有含沙影射“邪教”之嫌。我说其一没指名道姓，其二不应有此传单乱发扰乱人心。对方很不服气，要与我“争战”（用“争战”字眼，不是“战争”），我拿他们没办法，其中一位女信徒足足“争战”我两个多钟头，真是疲劳轰炸，就让他发泄心中怒气吧！过后他们悻悻然地走了，说要发律师信也没有下文。
下来的一件事直教我们坐立不安。80年代，我们办的三日刊《联合报》因被指为过于出位，文章过于“软性”。结果被惩罚停刊三周。所有的同事听闻此事个个愁眉苦脸，很是担心’生计受到影响。我们唯有沉着应对，就当着休一个长假吧！但自此而后，我们要求每位编辑人员都得谨慎又谨慎，千万不要粗心大意，讉词用字也要恰到好处，不要过于“标新立异”，更不要越界，因为手中的一支笔“操纵”所有员工的命运，不能自以为是。也不论是“大报”或“小报”，都要顾及后果。
我是做过“大报”（日报）和“小报”（三日刊）的人，其中的万变不离其宗的是﹕编辑部的主管，特别是总编辑都得审阅大版，然后签个字。办“小报”还算有时间看版；办“大报”就要用最短的时间看大版。即使有三头六臂，已改用计算机排版，但也不可能在5-10分钟内看完一张大版。因此最重要的是标题的字服和对重要新闻的内容多加注意。这之中没有任何理由说时间不够，只要你是总编辑或新闻主管，只要新闻或文字或图片有了问题，就得负责，而且要负责到底。这就是编辑主管看来名堂好听，实则是千斤重担压身上。报人就是一种意志与智识磨练的生活，但反过来，叫“报人”也太沉重。
不了解内情的人通常指指点点，说报社这个不敢登，那个轻描淡写，或甚至会指责报人缺乏正义感，只会锦上添花，不会人间正道。其实，进入报社服务的人都是满腔热情的，也希望能做一个出色的报人，更希望享受新闻自由的乐趣。但在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社会，新闻自由都有个底线，不可能一枝笔横扫天下。换句话说，无论是记者或编辑，在下笔或审稿或发稿时都得自律与谨慎，不然就会给馆方带来麻烦。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编辑部经常都会接到律师信，或被当事人登门“兴师问罪”。有一件事说来也许你不相信，而确实是发生在我的身上。这是70年代的事，有一天突然有一位中年人闯进我的办公室，手里拿着一份报纸，要我们还他一个公道。我一时愕然，不知是什么地方“得罪”这位仁兄，他把手里的报纸摊开，指着《儿童园地》版说内中有一篇文章破坏他的名誉，构成诽谤之嫌，要我们登报道歉。一看是《儿童园地》版，马上想到是小学生的习作，怎么会有问题呢？我打从心里起了疑问，先是怀疑对方心理有问题，但他却振振有词说其中一篇文章指明道姓在辱骂他，说他不公正，不配当老师，有辱其名声。
我怎么也想不到小学生把对老师的不满，真的流露出来且写上老师的真名字。查问编辑之后，才知编辑也不知这是真实姓名，只觉得文章写得不错，就登了出来。我在读了那篇文章后，也觉得小学生的文章还可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直率地批评老师。可老师受不了，认为是名誉受损的大事，非要我们表态不可。我说你怎么与孩子计较呢？所谓“童言无忌”。要我们道歉，岂不把事情闹大？再说文章也不构成“诽谤”，道歉事不存在。老师很不高兴离去，要我等他的律师信。可是我左等右等又没来，大概气消了吧！
经此一事，我从此也要有关编辑对学生的稿也要看得紧一点，不要再以为不会“惹事”的。连《儿童园地》也有麻烦是生平第一次也又是我的最后一次发生的趣闻。
再有一事是我们的报纸《星槟日报》刊登了某地区有一教会组织散发传单，丛言危听预告“世界末日”。结果当天就有数人闯进我的办公室，又是拿着报纸直指我们破坏其名声，有含沙影射“邪教”之嫌。我说其一没指名道姓，其二不应有此传单乱发扰乱人心。对方很不服气，要与我“争战”（用“争战”字眼，不是“战争”），我拿他们没办法，其中一位女信徒足足“争战”我两个多钟头，真是疲劳轰炸，就让他发泄心中怒气吧！过后他们悻悻然地走了，说要发律师信也没有下文。
下来的一件事直教我们坐立不安。80年代，我们办的三日刊《联合报》因被指为过于出位，文章过于“软性”。结果被惩罚停刊三周。所有的同事听闻此事个个愁眉苦脸，很是担心’生计受到影响。我们唯有沉着应对，就当着休一个长假吧！但自此而后，我们要求每位编辑人员都得谨慎又谨慎，千万不要粗心大意，讉词用字也要恰到好处，不要过于“标新立异”，更不要越界，因为手中的一支笔“操纵”所有员工的命运，不能自以为是。也不论是“大报”或“小报”，都要顾及后果。
我是做过“大报”（日报）和“小报”（三日刊）的人，其中的万变不离其宗的是﹕编辑部的主管，特别是总编辑都得审阅大版，然后签个字。办“小报”还算有时间看版；办“大报”就要用最短的时间看大版。即使有三头六臂，已改用计算机排版，但也不可能在5-10分钟内看完一张大版。因此最重要的是标题的字服和对重要新闻的内容多加注意。这之中没有任何理由说时间不够，只要你是总编辑或新闻主管，只要新闻或文字或图片有了问题，就得负责，而且要负责到底。这就是编辑主管看来名堂好听，实则是千斤重担压身上。报人就是一种意志与智识磨练的生活，但反过来，叫“报人”也太沉重。
12.3.06
“一校之主”与“一校之长”之争
原本是一场食堂主权风波，终于演化成两个主要团体针锋相对，而且又带出一连串的相关课题，包括贩卖部的主权及额外教学与补习的课题，更进一步挑起贪污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一时之间，评论文章纷纷出笼，集会声讨及反击声不绝，也把学生及家长牵扯进来。
到底问题出在那里？首先是改制后，教师和校长都成为公务员，在法律下，校长的老板是政府，因此他们有权组织职工会争取与捍卫自身的利益，于是有了全国校长职工会之设。
但在另一方面，校长也是教育部委派的代表和执行人。所谓一校之长也相等是一间企业公司的 CEO 。在面对教师、学生、家长乃至董事和赞助人时。校长已不能被视为职工一份子，而是代表“资方”行事。这就是说，校长在教育法令和条例下，他扮滨双重角色。对政府是职工；反过来对其它人士时，他就是关键人物，拥有相当的权力。正如校长职工会主席江秀坤曾说，校长与董事是伙伴关系，不是主雇关系。这已经明白告诉我们：当华校接受改制后，权力已归到教育部，而教育部又根据条例和权限把权力交给了校长，以致校长的权力相对的扩大。
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教育法令下，所有改制的国民型学校的董事会已被改组成“学监会”（或称为董事会）。表面与过去的称呼一样，实质已经改变。因为它不再是过往的由赞助人选出，而是依教育条例组成，即五个方面各有三个代表。
在这个组织下，校长是董事会的当然秘书，意味着他代表教育部也是董事成员之一。若没有秘书行事，董事会的操作是不容易顺畅的。有了秘书管理所有的文件，包括向教育部呈报人选，校长的“权威”也就从中建立起来。在一般上，董事会讨论的事项都是依据校长的报告进行讨论。除非有关的学校还有另一个大董事会存在自行开会作出重大议决，否则在学监会（小董事会）内校长也成了“资方”的重要一份子，与其它董事是平起平坐的。
这种关系看起来是“调和”的，显示董教一家亲。在太平盛世，自然相安之事，但也潜在“矛盾”。一旦有所冲突时，也就使矛盾激化，近些日子董总与校长职工会关系的“恶化”显露了机制的不健全。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于兹产生：到底校长是“劳方”还是“资方”的人，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如果将校长摆在“资方”，那么他的角色就是与董事会（学监会）共进退，且要以董事会的意见为依归。董总就是坚持董事会是一校之主，而一校之长得配合一校之主的行动。学校食堂风波中就考验了校长应该怎样做人？是政府的职工，听命于教育部的官员指令或跟董董事会的议决走，成为“资方”的一个“前锋”？有的校长也因此说他们成了“夹心人”，左右为难。
这样看来，教育部实有必要修改教育条例下的董事会章程，将某些特定权力，尤其是校产管理的主权交回董事会（如是属于半津贴的学校，学校是由董事会筹款兴建的，也多数成了校主），而校长不再是当然秘书，以免身份尴尬。这样的分工合作，自然会分清彼此的角色和职责而不被混淆。
其次在教育条例下，家教协会的组成也要有些改变。老师选出他们的理事，家长选出他们的理事，共组家协，重要职位也要列明。如果合在一起选，一般上家长是不热衷参加大会的，也就出现一些的评论指说，校长在当然顾问下，可以影响老师投票，把未属心意的家长不选入理事。当然如果家长热烈出席，校长是无从操控整个局面的，反之校长就是灵魂人物。
家协的作用就是作为董事会的补充机制，共同把学校理好，它们也尽力配合学校，开计算机班，额外补习班，并筹款改善学生福利等，但今天的争执已提升到贩卖部的主权归谁？是董事会？家协或校长？或三方协调？
基此，校长职工会与董总的直接对话是不可避免和必要的，也唯有这样，才能把面对的指责说清楚。我们不向后看，只向前看，也许可解决产生的疑义和争议了，而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是教育部，这就有劳马华公会（有代表在教育部当副郭长）挺身而出促请教育部交待食堂、贩卖部和相关的主权，不能再保持沉默了！理应分清“一校之主”和“一校之长”的职权。
到底问题出在那里？首先是改制后，教师和校长都成为公务员，在法律下，校长的老板是政府，因此他们有权组织职工会争取与捍卫自身的利益，于是有了全国校长职工会之设。
但在另一方面，校长也是教育部委派的代表和执行人。所谓一校之长也相等是一间企业公司的 CEO 。在面对教师、学生、家长乃至董事和赞助人时。校长已不能被视为职工一份子，而是代表“资方”行事。这就是说，校长在教育法令和条例下，他扮滨双重角色。对政府是职工；反过来对其它人士时，他就是关键人物，拥有相当的权力。正如校长职工会主席江秀坤曾说，校长与董事是伙伴关系，不是主雇关系。这已经明白告诉我们：当华校接受改制后，权力已归到教育部，而教育部又根据条例和权限把权力交给了校长，以致校长的权力相对的扩大。
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教育法令下，所有改制的国民型学校的董事会已被改组成“学监会”（或称为董事会）。表面与过去的称呼一样，实质已经改变。因为它不再是过往的由赞助人选出，而是依教育条例组成，即五个方面各有三个代表。
在这个组织下，校长是董事会的当然秘书，意味着他代表教育部也是董事成员之一。若没有秘书行事，董事会的操作是不容易顺畅的。有了秘书管理所有的文件，包括向教育部呈报人选，校长的“权威”也就从中建立起来。在一般上，董事会讨论的事项都是依据校长的报告进行讨论。除非有关的学校还有另一个大董事会存在自行开会作出重大议决，否则在学监会（小董事会）内校长也成了“资方”的重要一份子，与其它董事是平起平坐的。
这种关系看起来是“调和”的，显示董教一家亲。在太平盛世，自然相安之事，但也潜在“矛盾”。一旦有所冲突时，也就使矛盾激化，近些日子董总与校长职工会关系的“恶化”显露了机制的不健全。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于兹产生：到底校长是“劳方”还是“资方”的人，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如果将校长摆在“资方”，那么他的角色就是与董事会（学监会）共进退，且要以董事会的意见为依归。董总就是坚持董事会是一校之主，而一校之长得配合一校之主的行动。学校食堂风波中就考验了校长应该怎样做人？是政府的职工，听命于教育部的官员指令或跟董董事会的议决走，成为“资方”的一个“前锋”？有的校长也因此说他们成了“夹心人”，左右为难。
这样看来，教育部实有必要修改教育条例下的董事会章程，将某些特定权力，尤其是校产管理的主权交回董事会（如是属于半津贴的学校，学校是由董事会筹款兴建的，也多数成了校主），而校长不再是当然秘书，以免身份尴尬。这样的分工合作，自然会分清彼此的角色和职责而不被混淆。
其次在教育条例下，家教协会的组成也要有些改变。老师选出他们的理事，家长选出他们的理事，共组家协，重要职位也要列明。如果合在一起选，一般上家长是不热衷参加大会的，也就出现一些的评论指说，校长在当然顾问下，可以影响老师投票，把未属心意的家长不选入理事。当然如果家长热烈出席，校长是无从操控整个局面的，反之校长就是灵魂人物。
家协的作用就是作为董事会的补充机制，共同把学校理好，它们也尽力配合学校，开计算机班，额外补习班，并筹款改善学生福利等，但今天的争执已提升到贩卖部的主权归谁？是董事会？家协或校长？或三方协调？
基此，校长职工会与董总的直接对话是不可避免和必要的，也唯有这样，才能把面对的指责说清楚。我们不向后看，只向前看，也许可解决产生的疑义和争议了，而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是教育部，这就有劳马华公会（有代表在教育部当副郭长）挺身而出促请教育部交待食堂、贩卖部和相关的主权，不能再保持沉默了！理应分清“一校之主”和“一校之长”的职权。
6.3.06
现代版吴王与勾践
台湾一则趣闻说﹕“由于历史因素，宋朝秦桧害死岳飞，以致两姓千年不通婚。”这使我想起曾经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趣事。
因为这个现代故事与春秋时代的一段历史有关，我需要简单的提及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的故事。按年代来算，“春秋”是指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之间的年代，在晚期发生吴国和越国争霸的战争。先是吴王阖闾被越王勾践打败受伤而死，其子夫差为父报仇而伐越。在公元前494年灭了越国并俘虏勾践作为奴仆。勾践受尽凌辱后得以回到故土。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后，卧薪尝胆的勾践终于在公元前482年打败吴国，报仇雪恨，可怜夫差后来被迫自杀身亡。
这个发生在2千5百年前的历史，虽然没有造成所谓的“吴勾世代仇恨的事”，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同学中竟有吴姓与勾姓的，而且还住在一起而有了下面的真实故事﹕
60年代，当我们高中毕业后一起考进南洋大学。姓吴的与姓勾的与我是同班同学，难得大家又聚在一起生活。姓勾的与我同读历史系，姓吴的则读数学系。在第一年时，我们都住在学校的宿舍，但不同楼。到了第二年，我们三个人竟被分配住在同一层楼，而且只相隔几间。我与新加坡的朋友一起，吴同学与勾同学则住在同一房间。我曾经取笑我的姓勾同学﹕“为什么你们两个「世代冤家」的人会分配一块？肯定会有问题发生。”他说﹕“我也不知道，大概都是来自槟城的吧！”我再问他两人关系如何？他说他做他的，我做我的，反正不同系，一天也谈不上几句话。我又笑他不谈话还好，若是话多，恐怕相骂打架的事都会发生，因为你们的“先辈”有很深的恩怨。
突然有一天的半夜三更，他们的房间传出一阵吵杂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惊动整座宿舍的人走出走廊探个究竟。更甚者姓吴的拿着一个面盆在敲打，弄得全座“鸡犬不宁”。
我马上跑过去问姓勾的同学，姓吴同学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打架了？他说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姓吴同学平日沉默寡言，举止怪怪，彼此间尽量河水不犯井水。“今晚我睡得正甜，他竟起身又吵又闹，且引吭高歌。我阻止他这么做，他跟我翻脸，也就吵了起来。继而他又变本加厉拿了面盆当锣来敲打。从房间到走廊，不吵醒人才怪呢？”
自此事件后，姓吴的似乎情绪不定，也无法集中读书，不久就退学了，被接回槟城老家休养。他这一回便没有再返大学。大概在三几年后，我一天在路上遇见他。只见他一脸笑容，看似一个正常的人。可是他和我的对话又让我大吃一惊。我姑且录下（因为记忆犹新，没齿难忘）﹕
他应该没有完全失去记忆，认得我的名字，我问他这些年干些什么？他说在店里。我心想这下也好，应该精神比较清醒了。
接着他蛮高兴地向我说﹕“你知道吗？我中奖了！”我还以为他中马票，反问他说﹕“你中什么奖？赢了多少钱？”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问我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养鸭人家》？我说我看过了，是唐宝云主演的，在大华戏院上映。
“对了，我就是参加《养鸭人家》的比赛而赢得第三奖。”他的话让我听了一头雾水。我也忘了是什么比赛，也许是征文比赛或猜题比赛。
我的奇怪是一位数学系的高材生怎么会参加中学生的玩意儿，而且他一向来对文学不感兴趣，怎么会有些“走火入魔”？
自此之后，我便没有他的讯息。每每经过他的店时，总是为这么一位大好青年读书读到失去控制而惋惜。多年以后他的店也停业了（或已搬迁），我也没有这位同学音讯。连我们中学毕业同学的多次聚餐也未见他亮相过。他到底去了那里，没有人知道。
至于我的勾姓同学，在离校后，我有多次与他见面。他在北海一家酒店当老板，生活过得不错。在3年前，我们有过三天相聚的日子，那是我们新加坡南大同学集体到访，说是人生苦短，自离校30多年后，彼此鲜少碰面，也许这一次是最后的一次见面。我们大家都十分珍惜，闲话东西谈个没完。在南大云南园美好的日子真令人难忘，然而当年满腔的热情换来的是“往事不堪回首”。南大不见了，我们都年长了。一片的沧桑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也真是人生苦短，我的姓勾同学竟在去年底在睡梦中逝世。我问了他的妹妹为什么会这样。她说动了心脏手术三个月后的一天晚上，一睡就醒不来了。而他的孩子还是一位医生呢！
我的这位相知相交（虽然我们不常见面）的同学就是勾瑞祥，谨以此文作为对他的悼念！
因为这个现代故事与春秋时代的一段历史有关，我需要简单的提及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的故事。按年代来算，“春秋”是指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之间的年代，在晚期发生吴国和越国争霸的战争。先是吴王阖闾被越王勾践打败受伤而死，其子夫差为父报仇而伐越。在公元前494年灭了越国并俘虏勾践作为奴仆。勾践受尽凌辱后得以回到故土。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后，卧薪尝胆的勾践终于在公元前482年打败吴国，报仇雪恨，可怜夫差后来被迫自杀身亡。
这个发生在2千5百年前的历史，虽然没有造成所谓的“吴勾世代仇恨的事”，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同学中竟有吴姓与勾姓的，而且还住在一起而有了下面的真实故事﹕
60年代，当我们高中毕业后一起考进南洋大学。姓吴的与姓勾的与我是同班同学，难得大家又聚在一起生活。姓勾的与我同读历史系，姓吴的则读数学系。在第一年时，我们都住在学校的宿舍，但不同楼。到了第二年，我们三个人竟被分配住在同一层楼，而且只相隔几间。我与新加坡的朋友一起，吴同学与勾同学则住在同一房间。我曾经取笑我的姓勾同学﹕“为什么你们两个「世代冤家」的人会分配一块？肯定会有问题发生。”他说﹕“我也不知道，大概都是来自槟城的吧！”我再问他两人关系如何？他说他做他的，我做我的，反正不同系，一天也谈不上几句话。我又笑他不谈话还好，若是话多，恐怕相骂打架的事都会发生，因为你们的“先辈”有很深的恩怨。
突然有一天的半夜三更，他们的房间传出一阵吵杂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惊动整座宿舍的人走出走廊探个究竟。更甚者姓吴的拿着一个面盆在敲打，弄得全座“鸡犬不宁”。
我马上跑过去问姓勾的同学，姓吴同学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打架了？他说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姓吴同学平日沉默寡言，举止怪怪，彼此间尽量河水不犯井水。“今晚我睡得正甜，他竟起身又吵又闹，且引吭高歌。我阻止他这么做，他跟我翻脸，也就吵了起来。继而他又变本加厉拿了面盆当锣来敲打。从房间到走廊，不吵醒人才怪呢？”
自此事件后，姓吴的似乎情绪不定，也无法集中读书，不久就退学了，被接回槟城老家休养。他这一回便没有再返大学。大概在三几年后，我一天在路上遇见他。只见他一脸笑容，看似一个正常的人。可是他和我的对话又让我大吃一惊。我姑且录下（因为记忆犹新，没齿难忘）﹕
他应该没有完全失去记忆，认得我的名字，我问他这些年干些什么？他说在店里。我心想这下也好，应该精神比较清醒了。
接着他蛮高兴地向我说﹕“你知道吗？我中奖了！”我还以为他中马票，反问他说﹕“你中什么奖？赢了多少钱？”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问我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养鸭人家》？我说我看过了，是唐宝云主演的，在大华戏院上映。
“对了，我就是参加《养鸭人家》的比赛而赢得第三奖。”他的话让我听了一头雾水。我也忘了是什么比赛，也许是征文比赛或猜题比赛。
我的奇怪是一位数学系的高材生怎么会参加中学生的玩意儿，而且他一向来对文学不感兴趣，怎么会有些“走火入魔”？
自此之后，我便没有他的讯息。每每经过他的店时，总是为这么一位大好青年读书读到失去控制而惋惜。多年以后他的店也停业了（或已搬迁），我也没有这位同学音讯。连我们中学毕业同学的多次聚餐也未见他亮相过。他到底去了那里，没有人知道。
至于我的勾姓同学，在离校后，我有多次与他见面。他在北海一家酒店当老板，生活过得不错。在3年前，我们有过三天相聚的日子，那是我们新加坡南大同学集体到访，说是人生苦短，自离校30多年后，彼此鲜少碰面，也许这一次是最后的一次见面。我们大家都十分珍惜，闲话东西谈个没完。在南大云南园美好的日子真令人难忘，然而当年满腔的热情换来的是“往事不堪回首”。南大不见了，我们都年长了。一片的沧桑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也真是人生苦短，我的姓勾同学竟在去年底在睡梦中逝世。我问了他的妹妹为什么会这样。她说动了心脏手术三个月后的一天晚上，一睡就醒不来了。而他的孩子还是一位医生呢！
我的这位相知相交（虽然我们不常见面）的同学就是勾瑞祥，谨以此文作为对他的悼念！
5.3.06
普腾逆境中力争上游
廿年前，马来西亚生产第一部国产车（1985年7月9日由前首相马哈迪推展），取名“普腾赛佳”。我们生为马来西亚子民的有一种内心的喜悦和骄傲，终于有了自己的品牌，而且价格十分廉宜，大家竞相购买。“普腾”名字不胫而走。
也是在同一年，我在中国也看到它的国产车“上海大众”。它的外型与普腾相差无几。根据资料，“上海大众”是中德合资的企业，是与福士伟根合作的，也是在1985年3月成立。在时间上与普腾不相上下，品牌虽然挂上VW的标志，但取名为“桑塔纳”。它的合资方式是50对50，合同期限45年，经过多次的增资发展，目前“上海大众”的注册资本已达到100亿人民币。
我曾就此事问中国的同道（新华社记者）﹕“为什么中国不选择与日本合作。日本车很得人喜爱，款式新颖且又省油？”同行给我的答案是﹕“因为中国与德方合作的一个优越条件是全数的工艺转移。换句话说，在中国生产的合资轿车，在逐步发展后，将会100%在中国生产，而不是零件的组装。”我终于明白中国的苦心（后来又有“一汽大众”的奥迪名车合资）。
从1985年到2004年，“上海大众”从桑塔纳到帕萨特已有了相当大的转变。2004年共销售34万余辆，较显着的变化是桑塔纳国产化率已达到87.03%，而帕萨特（B5）国产化率已达到72%。
马来西亚也不遑多让，自1985年后，推出一系列的国产车。它主要的合资对象是日本的三菱，但所占的股份不多（在2004年时陆续脱售其16%的股份），其它股权主要是国家拥有。在一段长时间里，普腾一枝独秀。例如1999年时，占市场销售量67%，而在2002年时也有60%之强势。但随后逐年下跌，在2005年，则降至41%，售出16万余辆。到目前为止，它共拥有14个品牌。
反之，第二国产车（Perodua）有所提升。2004年销售11万余辆，占市场30%；2005年销出13万余辆，占市场33%。
第二国产车是于1994年推入市场，先是有灵鹿牌。由于轿小玲珑，既省油又轻便，成为国人至爱。直到今天，已有不下五个牌子，它的外国主要合资对象是日本的Daihatsu和Mitsui公司，业务正在稳健地发展。
就公司规模而言，普腾依然是最大的国产车公司，由于三菱脱售股权，普腾也面对一连串的压力，转向寻求与福士伟根的合作。本来这种合作是有助于扭转普腾的形象；而福士伟根也可以凭其在中国合作成功的例子搬来马来西亚。讵料谈判一波三折，最后在今年宣布告吹，殊令人遗憾与惋惜，也导致普腾在股市中面临重挫。
我们不探讨合资失败的因素，但堪可告慰的是福士伟根并没有离开马来西亚市场，它选择与普腾建立策略性合作伙伴，不涉及合资问题。按照这种方式的合作，可以更快地投入市场，在马来西亚仍用普腾品牌，预料可以为普腾带来一定的利益。 因为以福士伟根集团的2004年营业额高达889亿欧元并有7亿余万元的净利来看，它的汽车肯定大为受落。
与此同时，普腾又再重新与三菱结盟，主要是三菱已重整旗鼓，一洗颓气，正迎头赶上，也自然有助刷新普腾形象。
普腾在双管齐下后，自然可以慢慢消化因以一欧元脱售意大利电单车公司MV Aqusta的亏损。因此新领导层有信心普腾将会有美好的前景。我们也希望是如此。
也是在同一年，我在中国也看到它的国产车“上海大众”。它的外型与普腾相差无几。根据资料，“上海大众”是中德合资的企业，是与福士伟根合作的，也是在1985年3月成立。在时间上与普腾不相上下，品牌虽然挂上VW的标志，但取名为“桑塔纳”。它的合资方式是50对50，合同期限45年，经过多次的增资发展，目前“上海大众”的注册资本已达到100亿人民币。
我曾就此事问中国的同道（新华社记者）﹕“为什么中国不选择与日本合作。日本车很得人喜爱，款式新颖且又省油？”同行给我的答案是﹕“因为中国与德方合作的一个优越条件是全数的工艺转移。换句话说，在中国生产的合资轿车，在逐步发展后，将会100%在中国生产，而不是零件的组装。”我终于明白中国的苦心（后来又有“一汽大众”的奥迪名车合资）。
从1985年到2004年，“上海大众”从桑塔纳到帕萨特已有了相当大的转变。2004年共销售34万余辆，较显着的变化是桑塔纳国产化率已达到87.03%，而帕萨特（B5）国产化率已达到72%。
马来西亚也不遑多让，自1985年后，推出一系列的国产车。它主要的合资对象是日本的三菱，但所占的股份不多（在2004年时陆续脱售其16%的股份），其它股权主要是国家拥有。在一段长时间里，普腾一枝独秀。例如1999年时，占市场销售量67%，而在2002年时也有60%之强势。但随后逐年下跌，在2005年，则降至41%，售出16万余辆。到目前为止，它共拥有14个品牌。
反之，第二国产车（Perodua）有所提升。2004年销售11万余辆，占市场30%；2005年销出13万余辆，占市场33%。
第二国产车是于1994年推入市场，先是有灵鹿牌。由于轿小玲珑，既省油又轻便，成为国人至爱。直到今天，已有不下五个牌子，它的外国主要合资对象是日本的Daihatsu和Mitsui公司，业务正在稳健地发展。
就公司规模而言，普腾依然是最大的国产车公司，由于三菱脱售股权，普腾也面对一连串的压力，转向寻求与福士伟根的合作。本来这种合作是有助于扭转普腾的形象；而福士伟根也可以凭其在中国合作成功的例子搬来马来西亚。讵料谈判一波三折，最后在今年宣布告吹，殊令人遗憾与惋惜，也导致普腾在股市中面临重挫。
我们不探讨合资失败的因素，但堪可告慰的是福士伟根并没有离开马来西亚市场，它选择与普腾建立策略性合作伙伴，不涉及合资问题。按照这种方式的合作，可以更快地投入市场，在马来西亚仍用普腾品牌，预料可以为普腾带来一定的利益。 因为以福士伟根集团的2004年营业额高达889亿欧元并有7亿余万元的净利来看，它的汽车肯定大为受落。
与此同时，普腾又再重新与三菱结盟，主要是三菱已重整旗鼓，一洗颓气，正迎头赶上，也自然有助刷新普腾形象。
普腾在双管齐下后，自然可以慢慢消化因以一欧元脱售意大利电单车公司MV Aqusta的亏损。因此新领导层有信心普腾将会有美好的前景。我们也希望是如此。
27.2.06
蔡添强与政改运动
我在1月22日的《南洋商报》写了一篇《安华情归何处》的评论后，蔡添强在翌日通过报章公布安华已是人民公正党的党员，算是间接上作了回应。我暂不在此针对此事作评述，我兴趣的是蔡添强这个人。虽然我曾与他有一面之缘，不算相识，但对他的政治运动却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让我看到“劳工党时代的影子”在跳动。
为了进一步了解蔡添强，我在2003年阅读了他出版的《改革心理想情》，全程地表达他的政治愿景，不论他的理念是否落实或仍然在奋斗中，至少他告诉了我们他的从政的故事。
他的政治故事起于1998年安华出事之后，他积极地介入安华的“政改运动”（Reformasi），而后成为“国民公正党”（现已易名为人民公正党）的成员，更被委为副主席，一时风头甚健。又示威，又游行，又抗争。总之他出现在群众斗争的场面，而且表现了“勇往直冲”的精神，接着就是被逮捕，上法庭，放了又抓，抓了又放。于是蔡添强三个字与示威、游行、被捕、坐牢、上法庭扯上数不清的关系，许多人也因为他的行动而认识蔡添强这个人。他成了“街头斗士”。
人们或者会浮现一个问题﹕如果蔡添强出生早10年或20年，他会不会一头栽进劳工党或人民党的斗争中？因为他在90年代后期就是这么的一个“挥着公正党的旗帜，而大跳劳工秧歌舞的人”。我无法推测这个答案，只好问问蔡添强，他会这样做吗？
也许这样说对蔡添强是不公平的。假设的问题是不需要答案的，因为他是在1963年才出生的，自然无法亲自体验劳工党的斗争生活。即使时间推早，让他有机会目睹或参加劳工党的火热斗争，他也只能是千人中的其中一个，不能算是“鹤立鸡群”。在50和60年代的左翼政治中，有太多像蔡添强的人，而且比他更出位的，更不怕死的大有人在。
70年代之后，劳工党的斗争告一段落，左翼政治也失去重心，国家的政治格局也有了巨大的转变，不再是讲求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转向民族主义的发展。民族主义的其中一个特色是政党可以是多元性的，但要立足在一个族群中，才能在选举中脱颖而出。
蔡添强两次参加国会选举都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得票率，说明了政治是现实的。因此他只好继续打着他的政治理念持续他的斗争，而他的斗争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安华共舞的。打出的牌子是社会公正与向贪污作战。
这个口号是颇吸引人的，但执政党也打出同样的旗帜，几乎每个政党都声称“立党为公”，以争取人民的支持，人民公正党也不例外。很显然的，人民公正党离开了安华，它的政治生命就受到挑战。因此，在此时此刻，安华是这个党的精神支柱，而公正党也努力塑造一个多元种族的形象，但仍由马来人在主导。这也是为什么公正党能与人民党合并的前提。
如今蔡添强是这个党的宣传主任，他的斗争方式已大为改变，也按照安华的愿望作了适度的调整。在抗争中他收敛许多，也变得更为成熟和认清政治的大气候和政治走向，但一时之间要扭转整个局面是极不容易的。
在这方面，我提出两个实例供蔡添强参考。其一是60年代为什么社阵会闹分裂（指1965年因语文政策的分歧，劳工党与人民党分道扬鏣而结束了社阵这个组织）？其二是70年代，大学生响应安华的斗争而走向街头。其中以华玲的反饥饿运动最为轰动，结果是连同火热的马大华文学会也被箝制。关于这一点，蔡添强或者可以向当年的当事人了解个中情况。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希望人民公正党能吸取这两个教训，不要重蹈覆辙或花开两朵，各有表达，真正贯彻多元政治。而蔡添强作为公正党在华社的“代言人”，更有其重要的角色在扮演，因为直到今天为止，人民公正党需要向华社表达明确的政治理念。在这方面，即使蔡添强已卸下副主席改任宣传主任，但他又不能否认他已是“华社眼中的安华”。其政治使命显得更是任重道远。无论如何，在很多时候理想不等于现实，而现实是残酷的，相信蔡添强参政这些年来，也已悟出其中道理和症结所在。
为了进一步了解蔡添强，我在2003年阅读了他出版的《改革心理想情》，全程地表达他的政治愿景，不论他的理念是否落实或仍然在奋斗中，至少他告诉了我们他的从政的故事。
他的政治故事起于1998年安华出事之后，他积极地介入安华的“政改运动”（Reformasi），而后成为“国民公正党”（现已易名为人民公正党）的成员，更被委为副主席，一时风头甚健。又示威，又游行，又抗争。总之他出现在群众斗争的场面，而且表现了“勇往直冲”的精神，接着就是被逮捕，上法庭，放了又抓，抓了又放。于是蔡添强三个字与示威、游行、被捕、坐牢、上法庭扯上数不清的关系，许多人也因为他的行动而认识蔡添强这个人。他成了“街头斗士”。
人们或者会浮现一个问题﹕如果蔡添强出生早10年或20年，他会不会一头栽进劳工党或人民党的斗争中？因为他在90年代后期就是这么的一个“挥着公正党的旗帜，而大跳劳工秧歌舞的人”。我无法推测这个答案，只好问问蔡添强，他会这样做吗？
也许这样说对蔡添强是不公平的。假设的问题是不需要答案的，因为他是在1963年才出生的，自然无法亲自体验劳工党的斗争生活。即使时间推早，让他有机会目睹或参加劳工党的火热斗争，他也只能是千人中的其中一个，不能算是“鹤立鸡群”。在50和60年代的左翼政治中，有太多像蔡添强的人，而且比他更出位的，更不怕死的大有人在。
70年代之后，劳工党的斗争告一段落，左翼政治也失去重心，国家的政治格局也有了巨大的转变，不再是讲求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转向民族主义的发展。民族主义的其中一个特色是政党可以是多元性的，但要立足在一个族群中，才能在选举中脱颖而出。
蔡添强两次参加国会选举都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得票率，说明了政治是现实的。因此他只好继续打着他的政治理念持续他的斗争，而他的斗争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安华共舞的。打出的牌子是社会公正与向贪污作战。
这个口号是颇吸引人的，但执政党也打出同样的旗帜，几乎每个政党都声称“立党为公”，以争取人民的支持，人民公正党也不例外。很显然的，人民公正党离开了安华，它的政治生命就受到挑战。因此，在此时此刻，安华是这个党的精神支柱，而公正党也努力塑造一个多元种族的形象，但仍由马来人在主导。这也是为什么公正党能与人民党合并的前提。
如今蔡添强是这个党的宣传主任，他的斗争方式已大为改变，也按照安华的愿望作了适度的调整。在抗争中他收敛许多，也变得更为成熟和认清政治的大气候和政治走向，但一时之间要扭转整个局面是极不容易的。
在这方面，我提出两个实例供蔡添强参考。其一是60年代为什么社阵会闹分裂（指1965年因语文政策的分歧，劳工党与人民党分道扬鏣而结束了社阵这个组织）？其二是70年代，大学生响应安华的斗争而走向街头。其中以华玲的反饥饿运动最为轰动，结果是连同火热的马大华文学会也被箝制。关于这一点，蔡添强或者可以向当年的当事人了解个中情况。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希望人民公正党能吸取这两个教训，不要重蹈覆辙或花开两朵，各有表达，真正贯彻多元政治。而蔡添强作为公正党在华社的“代言人”，更有其重要的角色在扮演，因为直到今天为止，人民公正党需要向华社表达明确的政治理念。在这方面，即使蔡添强已卸下副主席改任宣传主任，但他又不能否认他已是“华社眼中的安华”。其政治使命显得更是任重道远。无论如何，在很多时候理想不等于现实，而现实是残酷的，相信蔡添强参政这些年来，也已悟出其中道理和症结所在。
26.2.06
食堂风波外一章
我们完全同意，董总与校长职工会应停止争议，因为这对华校的发展至为不利，而且也不是谁是谁非的问题。但既然有关的争议已经抖开，我们有必要正视其因由，以便正本清源，而重新纳回合作的轨道。也只有了解问题的真相，才能对症下药。
虽然一般上认为导因于2004年学校食校招标的风波，但如果深一层研究华校性质的变化，不难发现其复杂化。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自1960年“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出炉及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后，华校在中学方面已被切成两半，其一是改制的国民型中学；其二是未接受改制和津贴的华文独立中学。而华文小学只有一类，即全数归为政府控制的国民型华文小学。在这个国民型制度下，董事会的组成也相应调整，理由是董事会不再负责学校的日常行政开销，教师的薪金全归政府负责，也由政府调派，因为他们已是政府公务员；学生则享受免费教育，入学由教育部统筹统办。
董事会的调整有两个方面，我在1月29日的本栏中《董事会与学监会》一文中已略作解释，现在加以补充﹕其一是默许原来的董事会存在（这个组织由赞助人大会选出），而其中有半数以上拥有校产。例如槟州政府相关组织在最近调查后公布，在州内90间华小，有50间的校地属董事会的，余者或归社团、教会、庙宇及私人等。这个原来的董事会我们称之为“大董事会”，也可能是校主。
在教育条例下，其组织章程中有指明学校的地契得委托社团法人、受托人及公会等保管，也就是歸大董事會或其他受託人保有。
其二是根据标准型的董事会章程列明学校又须按条例成立另一个董事会，或称之为“学监会”。这个组织不是由大董事会来取代，但接受派出三人（赞助人）代表及信理员代表（若董事会是校主）出任学监会成员，其余是官委、校友及家长代表各三名组成，一共是15人。
若是有大董事会（或可能是校主）的存在，我们就称学监会为小董事会。若无大董事会存在，就直接称为董事会。它是依教育法令而存在的，所以不必另行申请注册，有人因此争议它是否具有法人地位。
换句话说，当学校接受改制后，董事会的权力已相对的减少，而在教育部指派和条例规定下，校长的重要性越是突显。他不但是一校之长，也是家教协会的当然顾问，又是学监会（董事会）的当然秘书。抑有进者，学监会的记录和人选名单得每年提呈教育当局备案和接纳，也是校长的责任。
由此我们看到校长权力的提升是教育部及相关条例赋予的，不是他们剥夺了董事会的权力。
不过，如果校地不是政府的，就被称之为半津贴学校，则任何的重建、扩建或修理都由董事会操办。华社这么多年来都无怨无悔地付出，为的是给下一代更好的教育环境。校长也深明其中道理，与董事会落力配合。这些实例俯拾皆是，不必赘述。不论是大小董事会都责无旁贷出钱出力，精神可嘉。即便是教育条例（1957年）订下的董事会责职中，也有言明董事会拥有维持及修理校舍的权力，但其它权力就没有说清楚。
在教育部的眼中，它认可的是学监会（董事会），但却是附属在教育法令下的产物，因此教育部认为它拥有权力指示校长执行任务。学校食堂的招标事件就是因此而发生。
但在董事会看来，既然他们出钱建校，理应享有某些主权，而不是一无所有，更应保有招标的權力，风波于兹发生。校长既是公务员，不接受指示不行。董事会若绕开校长又使到校长战战兢兢，左右为难。
至此我们需要厘清一个问题：大董事会职权在那里（或说校主的权力在那里）？小董事会（学监会）的权力（主权）在那里？这都是需要向教育部说明和争取的，校长也没有权力作出调整。
无论如何，在此时此刻，董事会和校长也可以很好的沟通，相互指责是不必要的，相互尊重才是最重要的。即使条例不清楚，也可以寻求共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希望双方越行越远。不过我们也要了解历史的因由是因为教育体系的改变有以致之，光是针对董事会或校长权力作诠释也是于事无补的。
虽然一般上认为导因于2004年学校食校招标的风波，但如果深一层研究华校性质的变化，不难发现其复杂化。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自1960年“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出炉及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后，华校在中学方面已被切成两半，其一是改制的国民型中学；其二是未接受改制和津贴的华文独立中学。而华文小学只有一类，即全数归为政府控制的国民型华文小学。在这个国民型制度下，董事会的组成也相应调整，理由是董事会不再负责学校的日常行政开销，教师的薪金全归政府负责，也由政府调派，因为他们已是政府公务员；学生则享受免费教育，入学由教育部统筹统办。
董事会的调整有两个方面，我在1月29日的本栏中《董事会与学监会》一文中已略作解释，现在加以补充﹕其一是默许原来的董事会存在（这个组织由赞助人大会选出），而其中有半数以上拥有校产。例如槟州政府相关组织在最近调查后公布，在州内90间华小，有50间的校地属董事会的，余者或归社团、教会、庙宇及私人等。这个原来的董事会我们称之为“大董事会”，也可能是校主。
在教育条例下，其组织章程中有指明学校的地契得委托社团法人、受托人及公会等保管，也就是歸大董事會或其他受託人保有。
其二是根据标准型的董事会章程列明学校又须按条例成立另一个董事会，或称之为“学监会”。这个组织不是由大董事会来取代，但接受派出三人（赞助人）代表及信理员代表（若董事会是校主）出任学监会成员，其余是官委、校友及家长代表各三名组成，一共是15人。
若是有大董事会（或可能是校主）的存在，我们就称学监会为小董事会。若无大董事会存在，就直接称为董事会。它是依教育法令而存在的，所以不必另行申请注册，有人因此争议它是否具有法人地位。
换句话说，当学校接受改制后，董事会的权力已相对的减少，而在教育部指派和条例规定下，校长的重要性越是突显。他不但是一校之长，也是家教协会的当然顾问，又是学监会（董事会）的当然秘书。抑有进者，学监会的记录和人选名单得每年提呈教育当局备案和接纳，也是校长的责任。
由此我们看到校长权力的提升是教育部及相关条例赋予的，不是他们剥夺了董事会的权力。
不过，如果校地不是政府的，就被称之为半津贴学校，则任何的重建、扩建或修理都由董事会操办。华社这么多年来都无怨无悔地付出，为的是给下一代更好的教育环境。校长也深明其中道理，与董事会落力配合。这些实例俯拾皆是，不必赘述。不论是大小董事会都责无旁贷出钱出力，精神可嘉。即便是教育条例（1957年）订下的董事会责职中，也有言明董事会拥有维持及修理校舍的权力，但其它权力就没有说清楚。
在教育部的眼中，它认可的是学监会（董事会），但却是附属在教育法令下的产物，因此教育部认为它拥有权力指示校长执行任务。学校食堂的招标事件就是因此而发生。
但在董事会看来，既然他们出钱建校，理应享有某些主权，而不是一无所有，更应保有招标的權力，风波于兹发生。校长既是公务员，不接受指示不行。董事会若绕开校长又使到校长战战兢兢，左右为难。
至此我们需要厘清一个问题：大董事会职权在那里（或说校主的权力在那里）？小董事会（学监会）的权力（主权）在那里？这都是需要向教育部说明和争取的，校长也没有权力作出调整。
无论如何，在此时此刻，董事会和校长也可以很好的沟通，相互指责是不必要的，相互尊重才是最重要的。即使条例不清楚，也可以寻求共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希望双方越行越远。不过我们也要了解历史的因由是因为教育体系的改变有以致之，光是针对董事会或校长权力作诠释也是于事无补的。
20.2.06
吴宝泉与新中事件
人物﹕吴宝泉（马华甲抛峇底区会主席）
时间﹕华人春节期间（2006年）
地点﹕威省北海
在华人春节期间，也即是在2月10日的华文报上，我读到一篇有趣的告白书。说它有趣是因为它是“热门课题”，而且可以当成新闻故事来读。读后有无限的感慨，又有几许的迷思。
我不认识吴宝泉。自从新中学校拆校风波闹得不可开交之际，倒是一直在街坊听到吴宝泉的名字，而且和新中事件串连起来，这些的故事有几个版本，也不知那个才是真的？听了让人感觉是“像雾又像花”。现在经吴宝泉“挺身而出”澄清，我们一下子知道更多的“内情”，也就不必再道听途说了。但读完他的“告白书”，我觉得有几件事是值得解读的。
其一，吴宝泉发誓“若出卖新中，不得好死”，真是过于言重。这其实是不必要的，这样的发誓也使我想起曾有过所谓“斩白鸡”以示清白的玩意儿。在旧社会是有过流行，在现代社会也已经不流行了。因为这样说了也还是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并会问一句﹕吴宝泉到底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新中？新中不是属于“华社”的吗？大家都在落力地捐款，没有因为“吴宝泉”三个字，使到新中重建有难，既然新中重建在望，所以我认为吴宝泉不必为新中事件操心，反正有大把人送出爱心，就不需要发什么“毒誓”耿耿于怀了！
其二，吴宝泉说外界的流传对他的指责的背后有隐藏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这些人因为妒忌他，才想陷害他。而所谓的这些人分为五种，即党内及区内的人、党内及区外的人、国阵友党、反对党以及商业伙伴。
我读了一头雾水，那来这么多的“敌人”，而且有五种之多，似乎是凡对他有责难或人云亦云的，都可能是他的“政敌”。但这话说了也等于没说，因为他的五类人已是包括所有的人。为什么所有的人要针对他，也实在没有道理？
这使我想起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1966-1976年），专门挑出五大类来对付，即是“地（主）、富（有钱人）、反（动）、右（派）、坏（份子）”，指他们在解放前及解放后的一个时期，做了对不起人民的事，因此应被“清算”，列为“黑五类”。吴宝泉大概不至于把他心目中的五类列为“黑帮份子”吧！
其三，他曾与校方发出近30封的书信，并透过电话向有关方面追问新校地的进展，结果未获回应。这就怪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有关方面的“失职”，未履行职务，但身为一位有身份的人，大可向党最高层反映或州政府投诉官员的“官僚作风”，不知有几次向党上头和州政府表达其中的严重问题？若有这方面的资料展示出来，会更有说服力？
其四，我们假定吴宝泉事先并不知道校地割名是这么困难的事。但可以查问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涉及法人地位的问题？还是当局未把问题处理好？若是能及早提出，对大家都有好处，也许风波不会闹得这么大。不然光是写信或打电话，也无法解决问题。因此吴宝泉是有必要将他的“苦衷”进一步坦告各方。
其五，吴宝泉说，过去两年，他与首相会面不少15次，真羡慕死人。即便是一些地方高官也无此荣幸，老百姓更不必说了。这证明他是有“影响力”的人，像这样有能力的人，自然要与他做朋友的人十分多，何来这么多“敌人”呢？
其六，吴宝泉说他身为一间华小的副校长（课外活动）（不是新中小学），当新中被拆时，刚好学校开课，无法分身，因此对他的指责已报案。
这里露出两个疑点﹕第一是身为公务员教师，怎么有“商业伙伴”破坏他？他所指的“商业伙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也有做生意吗？或“家庭生意”？第二我们一般上面对被“破坏名誉”时，是采取民事的法律行动而不是向警方报案。警方只处理刑事案，如受伤、被恐吓、被勒索或被人失信……我们不知吴宝泉报得是什么案？
如果他能说清楚，大家就不必存疑了。
总而言之，吴宝泉的身份是“多元化”的，既是另一间华小的副校长，又是一党的地方主席，再是新中的建委会署理主席。难免令人有所错觉，以为他又是校长又是“董事”的身份而有所混淆。
但问题的焦点应他也是“政治人物”，才会让他感觉到“政敌甚多”。既要从政也就要面对一切的指指点点而坦然处之。不知在报上表白一翻后，吴宝泉有没有面对自己的小学生发问﹕“老师，为什么你这么多“敌人”？人家都说“桃李满天下”。
我想此刻吴宝泉会觉得“叫政治太沉重”，也活得很累？不过我要勉励吴宝泉﹕“不招人妒是庸才”！
时间﹕华人春节期间（2006年）
地点﹕威省北海
在华人春节期间，也即是在2月10日的华文报上，我读到一篇有趣的告白书。说它有趣是因为它是“热门课题”，而且可以当成新闻故事来读。读后有无限的感慨，又有几许的迷思。
我不认识吴宝泉。自从新中学校拆校风波闹得不可开交之际，倒是一直在街坊听到吴宝泉的名字，而且和新中事件串连起来，这些的故事有几个版本，也不知那个才是真的？听了让人感觉是“像雾又像花”。现在经吴宝泉“挺身而出”澄清，我们一下子知道更多的“内情”，也就不必再道听途说了。但读完他的“告白书”，我觉得有几件事是值得解读的。
其一，吴宝泉发誓“若出卖新中，不得好死”，真是过于言重。这其实是不必要的，这样的发誓也使我想起曾有过所谓“斩白鸡”以示清白的玩意儿。在旧社会是有过流行，在现代社会也已经不流行了。因为这样说了也还是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并会问一句﹕吴宝泉到底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新中？新中不是属于“华社”的吗？大家都在落力地捐款，没有因为“吴宝泉”三个字，使到新中重建有难，既然新中重建在望，所以我认为吴宝泉不必为新中事件操心，反正有大把人送出爱心，就不需要发什么“毒誓”耿耿于怀了！
其二，吴宝泉说外界的流传对他的指责的背后有隐藏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这些人因为妒忌他，才想陷害他。而所谓的这些人分为五种，即党内及区内的人、党内及区外的人、国阵友党、反对党以及商业伙伴。
我读了一头雾水，那来这么多的“敌人”，而且有五种之多，似乎是凡对他有责难或人云亦云的，都可能是他的“政敌”。但这话说了也等于没说，因为他的五类人已是包括所有的人。为什么所有的人要针对他，也实在没有道理？
这使我想起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1966-1976年），专门挑出五大类来对付，即是“地（主）、富（有钱人）、反（动）、右（派）、坏（份子）”，指他们在解放前及解放后的一个时期，做了对不起人民的事，因此应被“清算”，列为“黑五类”。吴宝泉大概不至于把他心目中的五类列为“黑帮份子”吧！
其三，他曾与校方发出近30封的书信，并透过电话向有关方面追问新校地的进展，结果未获回应。这就怪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有关方面的“失职”，未履行职务，但身为一位有身份的人，大可向党最高层反映或州政府投诉官员的“官僚作风”，不知有几次向党上头和州政府表达其中的严重问题？若有这方面的资料展示出来，会更有说服力？
其四，我们假定吴宝泉事先并不知道校地割名是这么困难的事。但可以查问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涉及法人地位的问题？还是当局未把问题处理好？若是能及早提出，对大家都有好处，也许风波不会闹得这么大。不然光是写信或打电话，也无法解决问题。因此吴宝泉是有必要将他的“苦衷”进一步坦告各方。
其五，吴宝泉说，过去两年，他与首相会面不少15次，真羡慕死人。即便是一些地方高官也无此荣幸，老百姓更不必说了。这证明他是有“影响力”的人，像这样有能力的人，自然要与他做朋友的人十分多，何来这么多“敌人”呢？
其六，吴宝泉说他身为一间华小的副校长（课外活动）（不是新中小学），当新中被拆时，刚好学校开课，无法分身，因此对他的指责已报案。
这里露出两个疑点﹕第一是身为公务员教师，怎么有“商业伙伴”破坏他？他所指的“商业伙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也有做生意吗？或“家庭生意”？第二我们一般上面对被“破坏名誉”时，是采取民事的法律行动而不是向警方报案。警方只处理刑事案，如受伤、被恐吓、被勒索或被人失信……我们不知吴宝泉报得是什么案？
如果他能说清楚，大家就不必存疑了。
总而言之，吴宝泉的身份是“多元化”的，既是另一间华小的副校长，又是一党的地方主席，再是新中的建委会署理主席。难免令人有所错觉，以为他又是校长又是“董事”的身份而有所混淆。
但问题的焦点应他也是“政治人物”，才会让他感觉到“政敌甚多”。既要从政也就要面对一切的指指点点而坦然处之。不知在报上表白一翻后，吴宝泉有没有面对自己的小学生发问﹕“老师，为什么你这么多“敌人”？人家都说“桃李满天下”。
我想此刻吴宝泉会觉得“叫政治太沉重”，也活得很累？不过我要勉励吴宝泉﹕“不招人妒是庸才”！
18.2.06
哈马斯引爆政治地震 中东和平竟现曙光
我在拙作《血腥风暴－－以巴千年恩怨》一书中的结句有这么一段﹕“进入21世纪，沙龙不再是以色列的适当领导人，阿拉法也许应退位让贤。”果然不幸而言中。这是写于2002年6月的时候。
我当时的确无法预知阿拉法（巴解领导人）会在2004年病逝；更无法知道沙龙（以色列总理）会在今年正月中风，至今尚未苏醒过来。但我预见一股激进的势力正在从中崛起。这就是哈马斯已对巴勒斯坦问题取得发言权，不再以阿拉法马首之瞻，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已不能小觑其威力，又是不幸而言中。
我现在把这两个不幸而言中的事件连串起来评析当今的中东局势。就会比较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们是相互关连的课题，而这样以后又会怎么样？这也是世界人民所关注的未来发展。
事实上，我们不能忽视巴勒斯坦问题的严重性。它的任何走向都与世界安危挂钩。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活生生地发生一次又一次的向人类的生命作出挑战的事件。最令人记忆犹新的是2001年9月11日的纽约两栋摩天大楼被撞毁肇三千余人丧命；还有是人肉炸弹投向人群酿成无数的命案，叫人“闻之丧胆”。
为什么这一切又与巴勒斯坦有关？难道巴勒斯坦人与世界结仇，非闹得天翻地覆不可？其实在当今发生的许多恐怖事件，不一定与巴勒斯坦人有关，也不应该怪罪巴勒斯坦人，他们也是受苦受难的一群。究其因是有人借巴勒斯坦问题大作文章，并以此为依据而展开无止境的反击和斗争。
例如被美国列为天字第一号的恐怖大亨奥沙马宾拉登在1996年藉巴勒斯坦被以色列侵占和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而号召展开全球性的“圣战”，并在1998年向美国“宣战”，恫言要杀害美国人和一切阻挠“圣战”的人。正因为奥沙马以此兴风作浪，整个世界在跨入千禧年后显得动荡不安。如果没有巴勒斯坦问题，极端派肯定无从煽风点火。可见巴勒斯坦问题在阿拉伯人民的心中是道不尽的“新仇旧恨”，最为容易燃起战火。
一个小小的巴勒斯坦（总面积不过2.6万平方公里，相等于44个新加坡那么大）为什么会成为世界不安的焦点？说起来是有一匹布那么长。我们只能长话短说，起因于1947年联合国强行通过将巴勒斯坦切成两半，一半归犹太人立国；另一半归居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立国。
原本这是居住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问题，应由他们决定同不同意与犹太人分享土地而和平共处。可是在那个时候，住在巴勒斯坦的拉伯人是一盘散沙，没有政治组织，也没表性的团体代表巴人表达权利，而是由埃及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代巴勒斯坦人“替天行道”，一口拒绝犹太人有立国的权利，誓言要将犹太人赶到海中，理由是巴勒斯坦属于阿拉伯人的。这千多年来都是由回教徒占大多数在这里生存，根本没有犹太人的份。犹太人又凭什么来占有和分享土地呢？
但犹太人又用历史证明在一千九百年前这里是他们的国家和土地，只是被驱赶出去成为流浪的一群，如今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下，他们要拿回这块土地来建立一个新生的国家。
历史嘲弄以巴人民
历史嘲弄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块土地竟然相隔那么久却还是在争执谁才是这土地的主人？于是一边是阿拉伯的回教国家坚持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的，谁也别想染指。遗憾的是不论是埃及或约旦都没有事先征询巴勒斯坦人民的意见﹕他们愿不愿意遵循联合国决议？而是用整个国家的力量一举否定犹太人的到来，压根儿不承认联合国的分治方案。在最初的阶段埃及与约旦都拥有某些私心，想通过战争来成为巴勒斯坦的保护国。就这样，当1948年犹太人闪电立国取名为以色列时，埃及统领阿拉伯国家向以色列开战。历史上称之为第一次中东战争。这场战以色列取得胜利。接着下来又有另外四次的中东战争，都是阿拉伯国家屈居下风，以色列的强悍与好勇斗狠的精神，使到它不顾后果将整个巴勒斯坦拿下，迫使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流离失所种下巴勒斯坦人民的仇恨火种。
从1948年起到1982年的五次中东战争不但未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反而更加深巴人与以色列的不共戴天的矛盾和冲突。这究竟是谁的错？追究起来也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民族与宗教问题交错其中，谁也不肯让步。结果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首当其冲成为两股势力斗争的牺牲品。但阿拉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犹太人用武力征占土地，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伤痛。也因为这样在六十年代激发原教旨主义从中滋长。这批走激进主义的回教徒，增加了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仇视。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美国支持和撑腰，犹太人是不可能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立国的。
根据联合国的议决案，巴勒斯坦分割成两半，犹太人分得1.49万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总面积56.4%，相等于25个新加坡）；阿拉伯人分得1.12万平方公里（占42.8%，相等于19个新加坡）。换句话说，巴勒斯坦土地有两个国家，一个是犹太人的，另一个是阿拉伯人的，联合国称之为181号决议。
早知如此何不当初
如果当年阿拉伯国家用心营造一个属于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国，另一半让给犹太人建以色列国，就不会有今日的巴勒斯坦问题，而是双方在进行和平竞赛。可惜的是炮火与流血取代了牛油和面包，更衍生了错综复杂的问题。
单就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就占有巴勒斯坦的土地竟多达5700平方公里，使其版图一下子增加到2万7百平方公里。这就是说，以色列版图扩大了，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面积又缩小了。
由此来审视当时的战争，巴勒斯坦得不偿失。
最严重的局面是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这一仗阿拉伯蒙受惨重的损失，整个巴勒斯坦几乎被以色列占有，尚且吞下埃及的西奈半岛及叙利亚的戈兰高原。更甚者，以色列夺得了东耶路撒冷，将其拥有的西耶路撒冷并成大耶路撒冷。在屈辱底下，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更加咬牙切齿。
后来经过联合国的调解，出现所谓的242号决议取代181号决议。它的特点是﹕默认以色列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取得的5700平方公里的土地；‚促以色列归还第三次战争时所占领的土地；ƒ接受和承认以色列存在的事实；„耶路撒冷共管。
这意味着耶路撒冷的地位不全属于以色列，但不再争议以色列占有的5700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的问题。以色列显然占了优势。
虽然如此，以色列并不事事听命于联合国的决议，终于迫使巴勒斯坦人不再全依赖阿拉伯国家的出头，而是自行武装起来。1969年出现的巴解机构（由8个阵线组成）和涌现的阿拉法作为领导人证诸情况已起了变化。阿拉法从那个时候起逐步崛起成为巴勒斯坦的代言人，开始有了较为有规模的组织与以色列对峙。当然得靠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才成气候。1974年巴解机构被国际回教组织（OIC）接纳成为会员，并扶持阿拉法走向国际政治舞台，以巴解代表的身份在联合国发表处女演讲。较后巴解也形成武装力量，在黎巴嫩设立大本营。不幸于1982年被以色列摧毁（此为第五次中东战争），阿拉法不得不撤向突尼斯寻求避难。1988年巴解机构在阿尔及利亚召开国民会议，单方面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未获国际承认。但有一个重要点是接受联合国的242号决议，不但未全面否定以色列立国的权利，而且竟然默认以色列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占有的土地（5700平方公里），只是要求以色列将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再占有的土地交还各造。
阿拉法迈开第一步
另一方面，巴解中的激急派也在巴勒斯坦内起义，抗议以色列占据他们的土地。阿拉法的两面政策也因两伊战争的结束（1980-1988年）而受惠。美国意识到须要克制以色列交还领土，让巴人有望立国。这就是美国推动中东和平的所谓“土地换和平”的战略构思。阿拉法代表巴勒斯坦人正式与以色列进行谈判。终于有了1991年马德里（西班牙）中东和会及1993年奥斯陆和平协议的签署，要以色列逐步撤走所占有的加沙地带及西岸地带，作为巴勒斯坦立国的领土，可是以色列为其本身的安全作打算，只先让出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其它以后再谈。
从这样看来，所谓奥斯陆协议只是局部解决问题，未达巴人的愿望。因为被分成两半的巴勒斯坦土地已不再是1948年的分治方案，而是以色列领土扩大2.07万平方公里，巴勒斯坦则缩成约8千5百平方公里。这与阿拉伯国家原先不允许以色列立国何止相差十万八千里，简直是“宾主易位”，置巴勒斯坦人于他们的脚下。
也由于奥斯陆协定的签署，阿拉法才能在1993年结束流亡生涯，再踏足阔别27年的土地（加沙）。1996年阿拉法领导巴解参加大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出任巴勒斯坦自治区的政府首长。但他拥有的土地是破碎的，例如只收回加沙地带80%的土地及西岸地区的20%的土地，根本不成体系。况且加沙与西岸又是分离的土地而不相连，人民往来非经过以色列的通道不可。
非常遗憾的阿拉法在其任期内不仅无法解决立国问题，也拿不回应得的土地，再加上其政府日益腐败，贪污渎职，巴人已对这个政府感到失望乃至“绝望”。阿拉法在世时（2004逝世），声望不断下跌，巴勒斯坦人民已不再对巴解机构有所寄望。
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勒斯坦举行第二次大选（2006年正月底揭晓），竟让全世界大跌眼镜，巴解机构的死对头哈马斯从中崛起，成为议会内最大的政党。在132个议席中，赢得76席。原居执政地位的巴解（法塔赫）则只拥有43席。这就是说哈马斯将组成内阁政府。但其中吊诡是在2005年当选总统的是巴解机构的阿巴斯。两个不同的政党一个当总统，一个组内阁。正如斯里兰卡曾一度出现总统与内阁属不同党，有人担心日后引起摩擦，对和平的推进产生阻力。
哈马斯接下走第二步
要探讨这个问题，有必要先了解哈马斯是什么来头？为什么它会在大选中脱颖而出？这是当今世界必须要正视的重要问题。因为哈马斯的成败直接影响中东和局进而影响世界和平。与打击极端教派及消除恐怖活动也有所牵连。谁都知道奥沙马的恐怖主义导因于巴勒斯坦问题悬而未解。因此要打败恐怖主义，唯有从巴勒斯坦下手，才能正本清源，否则这个世界是不会安定的。
哈马斯的出现正是与此大有渊源。说起来也十分讽刺性的。哈马斯（Hamas，阿拉伯语缩写）又称为“伊斯兰抵抗运动”（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成立于1987年12月9日，领人是谢赫·亚辛（Sheikh Ahmed Yassin）。他早年加入“穆斯林兄弟会”，深受原教旨主义的影响。由于眼见中东五次战争都不能为巴勒斯坦人带来立国希望；又对阿拉法的巴解机构的“折衷主义”大表不满，唯有依靠巴勒斯坦人自己拿起武器来拯救苦难的同胞。
在初期，以色列利用这个组织（哈马斯）来削弱巴解力量，准予注册成立慈善福利教育团体，并提供经济援助（当时以色列在军事上控制巴人领士），后来发现不对劲，因为在不断壮大的哈马斯是根植巴勒斯坦人民，而且用宗教的力量来团结人民反抗以色列，誓要驱赶犹太人。在哈马斯看来，通过阿拉伯“世俗政权”（如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等国）打救巴勒斯坦人已是屡战屡败；通过阿拉法的世俗巴解机构又显得“软弱无能”。决定打起“圣战”的旗帜向以色列施压，进而又制造一连串的“人肉炸弹”，血肉横飞事件，搞得以色列人心惶惶。结果被以色列、美国及欧盟国家标签为“恐怖主义”组织。
从表面上看，它好像与奥沙马的“恐怖主义”有所关连，彼此都是打着“圣战”的旗号，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又有差别。哈马斯专门针对以色列人进行打击和诉诸极端手段，不向外“输出”恐怖主义；奥沙马的“基地”（Al Queda）组织则是世界性的，似乎无孔不入，扰乱世人之心。
虽然如此，西方国家并不区分两者的不同，而是把哈马斯与恐怖主义绑在一起，不分青红皂白要把哈马斯连根拔起。这项主要任务就交给以色列执行。
例如，在2003年时，以色列总理沙龙就口出狂言“要将哈马斯的所有领导人置于死地”，理由是这个组织的“唯一目标就是摧毁以色列”。
哈马斯从一开始就毫不隐瞒地要消除以色列。但这一口号用在激发巴勒斯坦人心还可以，用在军事行动上则绝不可能。
于是在2004年3月的时候，以色列展开空袭行动，杀死了哈马斯领袖谢赫·亚辛，触发几十万巴人义愤填膺，更加仇视以色列且声言采取报复行动。
在不到一个月内，也即是同年4月份，继承谢赫·亚辛的新领袖兰蒂斯（Rantissi）又再空袭中被以色列军人杀死。以色列一边高呼叫好，巴勒斯坦人则要以牙还牙。
接着哈马斯对新领导人的身份进行保密，不让以色列有机可乘。
其实哈马斯不是一个简单的组织，它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及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都有办事处。正式成员虽只有2万余名，支持和同情者却大不乏人，凡是不满以色列及巴解的人都倾向哈马斯。而且它还有一个“情报机关”，更有属下一个暗杀队伍，取名为“卡桑旅”（无独有偶，巴解旗下也有一个极端组织，叫做“阿克萨烈士旅”，行为更是极端）。
由于哈马斯的立场“十分强硬”，美国在2001年911事件后，便将它列为恐怖组织的打压对象。不过哈马斯一直以来都是在巴以之间的领土采取暴烈行动，尚未在海外制造恐怖事端，也就未被美国当成耙子来打。在美国的心目中，伊朗、伊拉克及朝鲜是三个被列为“邪恶轴心”的国家，把重点放在其中，又对奥沙马的基地组织严加防范。相对之下，哈马斯的威胁性也就大为减少，这也给了它一个重新检视时局的好时机。
转型成功一鸣惊人
因为在2004年，美国决心推行中东和平路线图，声称要使巴勒斯坦立国，对以色列有些约束和压力行动。此外，阿拉法已暮气沉沉，时日不多。哈马斯在审时度势下来一个大转变。其一是以色列单方面进行拆除在加沙及西岸的犹太移殖区，以使巴人获得更多的土地。其二是巴勒斯坦因阿拉法留下的政治真空有需被人填补。哈马斯借势转型，减少自杀式爆炸袭击，罗致人才加入阵营，准备通过民主程序跃居主流。
哈马斯清楚它的处境是艰难的，光靠暴力不能成大事，也绝不是以色列的对手，唯有通过选举才能被国际社会所认可。既然民主选举是美国大力鼓吹的政治游戏，哈马斯便晋身登记参加大选，不再如同10年杯葛选举，让阿拉法一人演独脚戏。
果然在2006年的议会选举，哈马斯一鸣惊人，破茧而出成为第一大党。巴解大跌眼镜，整个国际社会为之震撼，几乎不敢相信一个被视为“恐怖组织”的政党能按民主程序办事。而哈马斯确实做到了，且已做好准备上台表演。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哈马斯的领袖纷纷亮相，最主要的人物有祖哈尔、哈尼亚及哈利勒·哈亚，他们已会见了总统阿巴斯（巴解机构主席），就组阁问题交换意见。
可是以色列和美国仍然不放心，正千方百计阻挠哈马斯组阁，它们担心一个强硬派的政府对以色列是不利的，这也许是西方世界长期以来积压而成的忧患意识，但应该不是现在的哈马斯所要走的道路。
毕竟哈马斯只剩下一条路可走﹕放弃暴力，承认以色列，寻求国际社会公正解决问题，以争取援助金，否则巴勒斯坦马上破产在望。只要西方封死拨款，巴勒斯坦人民即将挨饿。既然哈马斯有心领导巴人脱离困境，再大的委曲都要承受得住。目前的争执点是要哈马斯缴械，但在未获保障前又不肯就范，以色列也先不要一口拒绝哈马斯，可以通过谈判取得共识。总而言之整整六十年了，以色列已形成一个强国，巴勒斯坦国仍是个理想，已不能再无限期熬下去了。如果哈马斯决心要完成巴解所不能完成的任务，从现在开始，它要向世人展示它的立国决心与以色列和平共存，争取国际认同与支持，重新建立破碎的家园，不要再节外生枝。一旦解开千年恩怨，则恐怖主义将会进一步被孤立。世界的和平更有保障。美国也不会再视哈马斯为“恐怖组织”，而是一个深得民心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希望之光”。现在哈马斯在俄罗斯穿针引线，循循善诱下（邀哈马斯代表访问俄罗斯）美国和以色列也要改变它们的敌视立场，包容“敌人”有时是会把“坏事”变成“好事”的。不要错过和平曙光已徐徐降临。
我当时的确无法预知阿拉法（巴解领导人）会在2004年病逝；更无法知道沙龙（以色列总理）会在今年正月中风，至今尚未苏醒过来。但我预见一股激进的势力正在从中崛起。这就是哈马斯已对巴勒斯坦问题取得发言权，不再以阿拉法马首之瞻，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已不能小觑其威力，又是不幸而言中。
我现在把这两个不幸而言中的事件连串起来评析当今的中东局势。就会比较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们是相互关连的课题，而这样以后又会怎么样？这也是世界人民所关注的未来发展。
事实上，我们不能忽视巴勒斯坦问题的严重性。它的任何走向都与世界安危挂钩。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活生生地发生一次又一次的向人类的生命作出挑战的事件。最令人记忆犹新的是2001年9月11日的纽约两栋摩天大楼被撞毁肇三千余人丧命；还有是人肉炸弹投向人群酿成无数的命案，叫人“闻之丧胆”。
为什么这一切又与巴勒斯坦有关？难道巴勒斯坦人与世界结仇，非闹得天翻地覆不可？其实在当今发生的许多恐怖事件，不一定与巴勒斯坦人有关，也不应该怪罪巴勒斯坦人，他们也是受苦受难的一群。究其因是有人借巴勒斯坦问题大作文章，并以此为依据而展开无止境的反击和斗争。
例如被美国列为天字第一号的恐怖大亨奥沙马宾拉登在1996年藉巴勒斯坦被以色列侵占和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而号召展开全球性的“圣战”，并在1998年向美国“宣战”，恫言要杀害美国人和一切阻挠“圣战”的人。正因为奥沙马以此兴风作浪，整个世界在跨入千禧年后显得动荡不安。如果没有巴勒斯坦问题，极端派肯定无从煽风点火。可见巴勒斯坦问题在阿拉伯人民的心中是道不尽的“新仇旧恨”，最为容易燃起战火。
一个小小的巴勒斯坦（总面积不过2.6万平方公里，相等于44个新加坡那么大）为什么会成为世界不安的焦点？说起来是有一匹布那么长。我们只能长话短说，起因于1947年联合国强行通过将巴勒斯坦切成两半，一半归犹太人立国；另一半归居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立国。
原本这是居住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问题，应由他们决定同不同意与犹太人分享土地而和平共处。可是在那个时候，住在巴勒斯坦的拉伯人是一盘散沙，没有政治组织，也没表性的团体代表巴人表达权利，而是由埃及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代巴勒斯坦人“替天行道”，一口拒绝犹太人有立国的权利，誓言要将犹太人赶到海中，理由是巴勒斯坦属于阿拉伯人的。这千多年来都是由回教徒占大多数在这里生存，根本没有犹太人的份。犹太人又凭什么来占有和分享土地呢？
但犹太人又用历史证明在一千九百年前这里是他们的国家和土地，只是被驱赶出去成为流浪的一群，如今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下，他们要拿回这块土地来建立一个新生的国家。
历史嘲弄以巴人民
历史嘲弄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块土地竟然相隔那么久却还是在争执谁才是这土地的主人？于是一边是阿拉伯的回教国家坚持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的，谁也别想染指。遗憾的是不论是埃及或约旦都没有事先征询巴勒斯坦人民的意见﹕他们愿不愿意遵循联合国决议？而是用整个国家的力量一举否定犹太人的到来，压根儿不承认联合国的分治方案。在最初的阶段埃及与约旦都拥有某些私心，想通过战争来成为巴勒斯坦的保护国。就这样，当1948年犹太人闪电立国取名为以色列时，埃及统领阿拉伯国家向以色列开战。历史上称之为第一次中东战争。这场战以色列取得胜利。接着下来又有另外四次的中东战争，都是阿拉伯国家屈居下风，以色列的强悍与好勇斗狠的精神，使到它不顾后果将整个巴勒斯坦拿下，迫使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流离失所种下巴勒斯坦人民的仇恨火种。
从1948年起到1982年的五次中东战争不但未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反而更加深巴人与以色列的不共戴天的矛盾和冲突。这究竟是谁的错？追究起来也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民族与宗教问题交错其中，谁也不肯让步。结果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首当其冲成为两股势力斗争的牺牲品。但阿拉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犹太人用武力征占土地，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伤痛。也因为这样在六十年代激发原教旨主义从中滋长。这批走激进主义的回教徒，增加了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仇视。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美国支持和撑腰，犹太人是不可能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立国的。
根据联合国的议决案，巴勒斯坦分割成两半，犹太人分得1.49万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总面积56.4%，相等于25个新加坡）；阿拉伯人分得1.12万平方公里（占42.8%，相等于19个新加坡）。换句话说，巴勒斯坦土地有两个国家，一个是犹太人的，另一个是阿拉伯人的，联合国称之为181号决议。
早知如此何不当初
如果当年阿拉伯国家用心营造一个属于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国，另一半让给犹太人建以色列国，就不会有今日的巴勒斯坦问题，而是双方在进行和平竞赛。可惜的是炮火与流血取代了牛油和面包，更衍生了错综复杂的问题。
单就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就占有巴勒斯坦的土地竟多达5700平方公里，使其版图一下子增加到2万7百平方公里。这就是说，以色列版图扩大了，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面积又缩小了。
由此来审视当时的战争，巴勒斯坦得不偿失。
最严重的局面是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这一仗阿拉伯蒙受惨重的损失，整个巴勒斯坦几乎被以色列占有，尚且吞下埃及的西奈半岛及叙利亚的戈兰高原。更甚者，以色列夺得了东耶路撒冷，将其拥有的西耶路撒冷并成大耶路撒冷。在屈辱底下，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更加咬牙切齿。
后来经过联合国的调解，出现所谓的242号决议取代181号决议。它的特点是﹕默认以色列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取得的5700平方公里的土地；‚促以色列归还第三次战争时所占领的土地；ƒ接受和承认以色列存在的事实；„耶路撒冷共管。
这意味着耶路撒冷的地位不全属于以色列，但不再争议以色列占有的5700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的问题。以色列显然占了优势。
虽然如此，以色列并不事事听命于联合国的决议，终于迫使巴勒斯坦人不再全依赖阿拉伯国家的出头，而是自行武装起来。1969年出现的巴解机构（由8个阵线组成）和涌现的阿拉法作为领导人证诸情况已起了变化。阿拉法从那个时候起逐步崛起成为巴勒斯坦的代言人，开始有了较为有规模的组织与以色列对峙。当然得靠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才成气候。1974年巴解机构被国际回教组织（OIC）接纳成为会员，并扶持阿拉法走向国际政治舞台，以巴解代表的身份在联合国发表处女演讲。较后巴解也形成武装力量，在黎巴嫩设立大本营。不幸于1982年被以色列摧毁（此为第五次中东战争），阿拉法不得不撤向突尼斯寻求避难。1988年巴解机构在阿尔及利亚召开国民会议，单方面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未获国际承认。但有一个重要点是接受联合国的242号决议，不但未全面否定以色列立国的权利，而且竟然默认以色列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占有的土地（5700平方公里），只是要求以色列将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再占有的土地交还各造。
阿拉法迈开第一步
另一方面，巴解中的激急派也在巴勒斯坦内起义，抗议以色列占据他们的土地。阿拉法的两面政策也因两伊战争的结束（1980-1988年）而受惠。美国意识到须要克制以色列交还领土，让巴人有望立国。这就是美国推动中东和平的所谓“土地换和平”的战略构思。阿拉法代表巴勒斯坦人正式与以色列进行谈判。终于有了1991年马德里（西班牙）中东和会及1993年奥斯陆和平协议的签署，要以色列逐步撤走所占有的加沙地带及西岸地带，作为巴勒斯坦立国的领土，可是以色列为其本身的安全作打算，只先让出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其它以后再谈。
从这样看来，所谓奥斯陆协议只是局部解决问题，未达巴人的愿望。因为被分成两半的巴勒斯坦土地已不再是1948年的分治方案，而是以色列领土扩大2.07万平方公里，巴勒斯坦则缩成约8千5百平方公里。这与阿拉伯国家原先不允许以色列立国何止相差十万八千里，简直是“宾主易位”，置巴勒斯坦人于他们的脚下。
也由于奥斯陆协定的签署，阿拉法才能在1993年结束流亡生涯，再踏足阔别27年的土地（加沙）。1996年阿拉法领导巴解参加大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出任巴勒斯坦自治区的政府首长。但他拥有的土地是破碎的，例如只收回加沙地带80%的土地及西岸地区的20%的土地，根本不成体系。况且加沙与西岸又是分离的土地而不相连，人民往来非经过以色列的通道不可。
非常遗憾的阿拉法在其任期内不仅无法解决立国问题，也拿不回应得的土地，再加上其政府日益腐败，贪污渎职，巴人已对这个政府感到失望乃至“绝望”。阿拉法在世时（2004逝世），声望不断下跌，巴勒斯坦人民已不再对巴解机构有所寄望。
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勒斯坦举行第二次大选（2006年正月底揭晓），竟让全世界大跌眼镜，巴解机构的死对头哈马斯从中崛起，成为议会内最大的政党。在132个议席中，赢得76席。原居执政地位的巴解（法塔赫）则只拥有43席。这就是说哈马斯将组成内阁政府。但其中吊诡是在2005年当选总统的是巴解机构的阿巴斯。两个不同的政党一个当总统，一个组内阁。正如斯里兰卡曾一度出现总统与内阁属不同党，有人担心日后引起摩擦，对和平的推进产生阻力。
哈马斯接下走第二步
要探讨这个问题，有必要先了解哈马斯是什么来头？为什么它会在大选中脱颖而出？这是当今世界必须要正视的重要问题。因为哈马斯的成败直接影响中东和局进而影响世界和平。与打击极端教派及消除恐怖活动也有所牵连。谁都知道奥沙马的恐怖主义导因于巴勒斯坦问题悬而未解。因此要打败恐怖主义，唯有从巴勒斯坦下手，才能正本清源，否则这个世界是不会安定的。
哈马斯的出现正是与此大有渊源。说起来也十分讽刺性的。哈马斯（Hamas，阿拉伯语缩写）又称为“伊斯兰抵抗运动”（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成立于1987年12月9日，领人是谢赫·亚辛（Sheikh Ahmed Yassin）。他早年加入“穆斯林兄弟会”，深受原教旨主义的影响。由于眼见中东五次战争都不能为巴勒斯坦人带来立国希望；又对阿拉法的巴解机构的“折衷主义”大表不满，唯有依靠巴勒斯坦人自己拿起武器来拯救苦难的同胞。
在初期，以色列利用这个组织（哈马斯）来削弱巴解力量，准予注册成立慈善福利教育团体，并提供经济援助（当时以色列在军事上控制巴人领士），后来发现不对劲，因为在不断壮大的哈马斯是根植巴勒斯坦人民，而且用宗教的力量来团结人民反抗以色列，誓要驱赶犹太人。在哈马斯看来，通过阿拉伯“世俗政权”（如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等国）打救巴勒斯坦人已是屡战屡败；通过阿拉法的世俗巴解机构又显得“软弱无能”。决定打起“圣战”的旗帜向以色列施压，进而又制造一连串的“人肉炸弹”，血肉横飞事件，搞得以色列人心惶惶。结果被以色列、美国及欧盟国家标签为“恐怖主义”组织。
从表面上看，它好像与奥沙马的“恐怖主义”有所关连，彼此都是打着“圣战”的旗号，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又有差别。哈马斯专门针对以色列人进行打击和诉诸极端手段，不向外“输出”恐怖主义；奥沙马的“基地”（Al Queda）组织则是世界性的，似乎无孔不入，扰乱世人之心。
虽然如此，西方国家并不区分两者的不同，而是把哈马斯与恐怖主义绑在一起，不分青红皂白要把哈马斯连根拔起。这项主要任务就交给以色列执行。
例如，在2003年时，以色列总理沙龙就口出狂言“要将哈马斯的所有领导人置于死地”，理由是这个组织的“唯一目标就是摧毁以色列”。
哈马斯从一开始就毫不隐瞒地要消除以色列。但这一口号用在激发巴勒斯坦人心还可以，用在军事行动上则绝不可能。
于是在2004年3月的时候，以色列展开空袭行动，杀死了哈马斯领袖谢赫·亚辛，触发几十万巴人义愤填膺，更加仇视以色列且声言采取报复行动。
在不到一个月内，也即是同年4月份，继承谢赫·亚辛的新领袖兰蒂斯（Rantissi）又再空袭中被以色列军人杀死。以色列一边高呼叫好，巴勒斯坦人则要以牙还牙。
接着哈马斯对新领导人的身份进行保密，不让以色列有机可乘。
其实哈马斯不是一个简单的组织，它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及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都有办事处。正式成员虽只有2万余名，支持和同情者却大不乏人，凡是不满以色列及巴解的人都倾向哈马斯。而且它还有一个“情报机关”，更有属下一个暗杀队伍，取名为“卡桑旅”（无独有偶，巴解旗下也有一个极端组织，叫做“阿克萨烈士旅”，行为更是极端）。
由于哈马斯的立场“十分强硬”，美国在2001年911事件后，便将它列为恐怖组织的打压对象。不过哈马斯一直以来都是在巴以之间的领土采取暴烈行动，尚未在海外制造恐怖事端，也就未被美国当成耙子来打。在美国的心目中，伊朗、伊拉克及朝鲜是三个被列为“邪恶轴心”的国家，把重点放在其中，又对奥沙马的基地组织严加防范。相对之下，哈马斯的威胁性也就大为减少，这也给了它一个重新检视时局的好时机。
转型成功一鸣惊人
因为在2004年，美国决心推行中东和平路线图，声称要使巴勒斯坦立国，对以色列有些约束和压力行动。此外，阿拉法已暮气沉沉，时日不多。哈马斯在审时度势下来一个大转变。其一是以色列单方面进行拆除在加沙及西岸的犹太移殖区，以使巴人获得更多的土地。其二是巴勒斯坦因阿拉法留下的政治真空有需被人填补。哈马斯借势转型，减少自杀式爆炸袭击，罗致人才加入阵营，准备通过民主程序跃居主流。
哈马斯清楚它的处境是艰难的，光靠暴力不能成大事，也绝不是以色列的对手，唯有通过选举才能被国际社会所认可。既然民主选举是美国大力鼓吹的政治游戏，哈马斯便晋身登记参加大选，不再如同10年杯葛选举，让阿拉法一人演独脚戏。
果然在2006年的议会选举，哈马斯一鸣惊人，破茧而出成为第一大党。巴解大跌眼镜，整个国际社会为之震撼，几乎不敢相信一个被视为“恐怖组织”的政党能按民主程序办事。而哈马斯确实做到了，且已做好准备上台表演。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哈马斯的领袖纷纷亮相，最主要的人物有祖哈尔、哈尼亚及哈利勒·哈亚，他们已会见了总统阿巴斯（巴解机构主席），就组阁问题交换意见。
可是以色列和美国仍然不放心，正千方百计阻挠哈马斯组阁，它们担心一个强硬派的政府对以色列是不利的，这也许是西方世界长期以来积压而成的忧患意识，但应该不是现在的哈马斯所要走的道路。
毕竟哈马斯只剩下一条路可走﹕放弃暴力，承认以色列，寻求国际社会公正解决问题，以争取援助金，否则巴勒斯坦马上破产在望。只要西方封死拨款，巴勒斯坦人民即将挨饿。既然哈马斯有心领导巴人脱离困境，再大的委曲都要承受得住。目前的争执点是要哈马斯缴械，但在未获保障前又不肯就范，以色列也先不要一口拒绝哈马斯，可以通过谈判取得共识。总而言之整整六十年了，以色列已形成一个强国，巴勒斯坦国仍是个理想，已不能再无限期熬下去了。如果哈马斯决心要完成巴解所不能完成的任务，从现在开始，它要向世人展示它的立国决心与以色列和平共存，争取国际认同与支持，重新建立破碎的家园，不要再节外生枝。一旦解开千年恩怨，则恐怖主义将会进一步被孤立。世界的和平更有保障。美国也不会再视哈马斯为“恐怖组织”，而是一个深得民心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希望之光”。现在哈马斯在俄罗斯穿针引线，循循善诱下（邀哈马斯代表访问俄罗斯）美国和以色列也要改变它们的敌视立场，包容“敌人”有时是会把“坏事”变成“好事”的。不要错过和平曙光已徐徐降临。
15.2.06
首相精言发人深思
因为丹麦一家报社刊登褺渎先知的漫画引发全球性的回教徒大举抗议。较为严重的地区发生在西亚和中东的回教国。我国首相阿都拉身为国际回教机构的应届主席，自然大表愤慨，但他却提出十分理性的批评。首先他不认为应该杯葛丹麦的产品，不过同意通过适当的管道向丹麦提呈抗议。我国回教徒在这方面也表现的相当理智，除了回教党引导示威抗议行动外，未见暴力事件发生。换句话说，我国是应用较为理智的手段来处理一连串的抗议声。
例如首相于2月10日在吉隆坡主持一项国际研讨会开幕时就有了精辟的见解，值得世人深思。这项会议的主题：《谁是回教代言人？谁是西方代言人？》是恰合时宜的，因为此时正值回教国家对西方世界的“新闻自由”有了更大的存疑。
所以首相在致词中开宗明义地吁请“回教世界及西方世界相互接受两者间是平等的”，必须终止对宗教的嘲弄，他说，尊重、交流与平等是达致和谐融洽关系的重要前提。
在排斥诉诸暴力和极端的行动的同时，首相也点出问题症结出在两大文明的对峙，一方认为西方的侵略行动，企图控制回教国家的石油资源而力行霸权主义；另一方则以偏盖全地，在反恐的当儿把回教徒当成“敌人”，而不分辨其中的不同，更误以为奥沙马宾拉登是代表宗教和追随者发言，把回教与负面因素及落后连系起来。
这是一针见血地剥开两大文明失调的因由。而提出“文明冲突论”的正是来自美国的学者享廷顿。他在1993年率先质疑文明冲突的存在，在大题目中加上问号，但后来他引用大量的历史事件来佐证他的理论而写成厚厚的一本书，取名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似乎认为世界的不安是因为文明起了冲突。
美国及西方政界几乎接受这一理论而开始对不同的文明持着怀疑的态度。
阿都拉的言论正好切入问题的焦点，在接受现实存在着文明的差异的当儿，也反对扩大彼此间的冲突和加深矛盾，反之应用宽大的胸襟来包容和溶解，不致各走一端，否则对世界和平的维护是有害无益的。
我们从历史上得到的教训也正如阿都拉所说的，起因于霸权主义。打从18世纪开始，西方列强就未停止向外扩张以统治其它国家来圆帝国主义之梦。而美国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后逐渐崛起成为一方霸主，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45年）后形成西方盟主，与东方盟主的苏联分庭抗礼。
当世界分成两大阵营时，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风起云涌席卷全球而在斗争中取得独立，当然也包括回教国家在内。
这一系列事件的演变也冲击着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的版图日益缩小，但美国却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成为西方的龙头老大，把政治和军事力量布满全球，最终在1989年苏联变天后，跃居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强国，颐指气使成为霸权主义的国家。
在这样的情势下，被压制的弱小国家也把视线从欧洲转向美国，其中最为激烈争夺和争议的是以色列在中东立国（1948年）给回教国家带来无比的创伤与痛苦。于是有了极端组织向美国的权威挑战，这无止境的抗争也给世界带来不安与忧心。其中最让人刻骨铭心莫过于911事件的意想不到的发生，进而加深也加速了西方与东方的对抗。再加上宗教因素，更是错综复杂。
丹麦的漫画事件不幸在此时爆开，证诸了西方存在对东方揶揄。若不在最短时间内化解，恐怕会越陷越深。这也是为什么首相苦口婆心劝喻西方要懂得尊重别人与平等待人的重要道理。
总而言之，极端行为不可取，霸权主义同样令人厌恶，而要制止极端也得克制霸权心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例如首相于2月10日在吉隆坡主持一项国际研讨会开幕时就有了精辟的见解，值得世人深思。这项会议的主题：《谁是回教代言人？谁是西方代言人？》是恰合时宜的，因为此时正值回教国家对西方世界的“新闻自由”有了更大的存疑。
所以首相在致词中开宗明义地吁请“回教世界及西方世界相互接受两者间是平等的”，必须终止对宗教的嘲弄，他说，尊重、交流与平等是达致和谐融洽关系的重要前提。
在排斥诉诸暴力和极端的行动的同时，首相也点出问题症结出在两大文明的对峙，一方认为西方的侵略行动，企图控制回教国家的石油资源而力行霸权主义；另一方则以偏盖全地，在反恐的当儿把回教徒当成“敌人”，而不分辨其中的不同，更误以为奥沙马宾拉登是代表宗教和追随者发言，把回教与负面因素及落后连系起来。
这是一针见血地剥开两大文明失调的因由。而提出“文明冲突论”的正是来自美国的学者享廷顿。他在1993年率先质疑文明冲突的存在，在大题目中加上问号，但后来他引用大量的历史事件来佐证他的理论而写成厚厚的一本书，取名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似乎认为世界的不安是因为文明起了冲突。
美国及西方政界几乎接受这一理论而开始对不同的文明持着怀疑的态度。
阿都拉的言论正好切入问题的焦点，在接受现实存在着文明的差异的当儿，也反对扩大彼此间的冲突和加深矛盾，反之应用宽大的胸襟来包容和溶解，不致各走一端，否则对世界和平的维护是有害无益的。
我们从历史上得到的教训也正如阿都拉所说的，起因于霸权主义。打从18世纪开始，西方列强就未停止向外扩张以统治其它国家来圆帝国主义之梦。而美国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后逐渐崛起成为一方霸主，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45年）后形成西方盟主，与东方盟主的苏联分庭抗礼。
当世界分成两大阵营时，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风起云涌席卷全球而在斗争中取得独立，当然也包括回教国家在内。
这一系列事件的演变也冲击着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的版图日益缩小，但美国却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成为西方的龙头老大，把政治和军事力量布满全球，最终在1989年苏联变天后，跃居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强国，颐指气使成为霸权主义的国家。
在这样的情势下，被压制的弱小国家也把视线从欧洲转向美国，其中最为激烈争夺和争议的是以色列在中东立国（1948年）给回教国家带来无比的创伤与痛苦。于是有了极端组织向美国的权威挑战，这无止境的抗争也给世界带来不安与忧心。其中最让人刻骨铭心莫过于911事件的意想不到的发生，进而加深也加速了西方与东方的对抗。再加上宗教因素，更是错综复杂。
丹麦的漫画事件不幸在此时爆开，证诸了西方存在对东方揶揄。若不在最短时间内化解，恐怕会越陷越深。这也是为什么首相苦口婆心劝喻西方要懂得尊重别人与平等待人的重要道理。
总而言之，极端行为不可取，霸权主义同样令人厌恶，而要制止极端也得克制霸权心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13.2.06
杜乾焕与新中事件
这些日子来，我一直看到槟州行政议员杜乾焕为了新中学校的事跑上跑下，也频频亮相在报章，既辛苦又忙碌，根据他的说法，为的是一份责任心。
提起杜乾焕，我们总忘不了他那一介书生的形象，他是在1995年参加州选胜出后就出任行政议员，至今已是进入第三届，也就是他所说的是最后一届，期满后他准备退休。有人说他是民政党的“良知议员”，因为他有时候会发表某些尖锐性的谈话，并不是“唯唯诺诺”的议员，而且他在处事上也有一套自己的哲学，最使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安华出事后，他拜会旺阿兹莎。在安华出狱后，他也会与安华握手寒喧。举目一望，他是唯一的执政党的华裔“高官”有如此的“破格”表现。
人们也曾经为他担心会因此丢官，结果是他官运平稳，算是一个异数‧杜乾焕就是这么一个人。
在槟州政府内，他主要是负责教育事务。不过教育事务归中央政府教育部的权限，因此他有时面对教育问题时也显得很无奈。记得有一次是“学校食堂风波”爆发后，杜乾焕不得不委曲求全登门找教育局长。我曾就此事问他，为什么不是行政议员召见，而是“降尊纡贵”？
他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要能解决问题，委曲一下又何妨？他还告诉我，他到教育局是按手续登记进入的，也就是如同平民百姓见官。我对此感到纳闷，为何会是这样的呢？
最近，又是新中迁校风波，杜乾焕身为槟州华教协调委员会主席由于责任在身，见了学校当事人，又见了律师团，也见了发展商和政府官员，把他搞得团团转。
究竟新中学校的事件为何这样折腾他？杜乾焕也答不上来。他是在较后期才正式介入新中迁校事。较早前即2002年槟州政府有委任四名行政议员协调此事而有了眉目。讵料由于事件未圆满的解决，导致发展商采取法律行动。从2003年起就出现诉讼和法律行动，而在2005年演变成对峙。杜乾焕被槟州首席部长委任专门调解和处理此热门课题，他才算真正卷入其中。
根据杜乾焕的回忆，其实在2002年时，已有人找他要求“解决问题”，但不是好消息，而是要他把新中的学生分配到附近的华小，因为人数不足50人，极容易“解决”。杜乾焕十分恼怒，他认为这是不顾新中死活而一口拒绝。此事随后告一段落，平静下来。
虽然如此，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因为新中搬迁尚无着落，而这边发展商又急着要回土地发展，于是双方对簿公堂。有关法庭的案件已经各报广泛和详细的报导，这里不再赘述。不过新中的事件又引发了令人深思的课题，那就是国民型华文小学是不是政府的学校？如果是政府的学校，就由教育部与有关方面直接解决。
可是问题又不是那么一回事。原来当60年代全国的华文小学改制成国民型华文小学时，有关学校的董事会并没有献出校地，也就是说，校地不是属于政府的。在这种情形下，变成教育部是校地的使用者而不是拥有者。地主可能是董事会的信托人的、租赁的或庙宇教会的或乡团的等等。这类学校被视为半津贴学校。所有有关建校的工程概由董事会负责。
而新中学校在独立前即已是存在，它的校地是租赁的，也就是说是属于地主的，当地主认为需要时，可以脱售，而买者可以申请作为发展用途。这就是新中在今日闹得满城风雨的导因。换句话说，因为地主易人，新中学校除非被允许继续保留，否则就得让路。
一般上，在我们的印象中，若是面对此问题，就是由双方安排妥当。若非搬不可，也得另建一间学校，以赓续薪火相传。不过新中的情况不是这样，它获得的是“补偿”一块空地，建校工程由学校负担。就这样，新中在缺乏资金下，建校工程无从开展。再加上献地的割名问题迟迟未明朗。看似已解决的问题其实是一筹莫展。
杜乾焕在接手处理新中事件时，他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方面是诉讼案件，另一方面是新中如何搬迁重建。而这两个问题往往又牵扯在一起，更变成一个政治性课题，也使到州政府成为被责难的对象。
代表槟州政府的杜乾焕于是得打起十二分精神。他唯有把法庭问题交律师面对，而他本身在首席部长指示下，成为一个特别委员会的主席，权力和责任是协助和监督新中建校需要在6个月内完成。
如今这个委员会已经由政府和华校代表组成，但委员会内也有各种不同的意见，累得杜乾焕要从中斡旋。这个时候他发现问题中有问题，归纳起来不外下列几点﹕建校主权在谁的手上？‚公众的捐款如何确保全数用在建校上？ƒ州政府何时把土地割名，而又割给谁呢？这涉及学校的学监会或董事会有没有法人的地位？而又要怎样才能成为法人单位来承接土地权？
无论如何，我们相信杜乾焕能妥善地解决因之引起的问题。
提起杜乾焕，我们总忘不了他那一介书生的形象，他是在1995年参加州选胜出后就出任行政议员，至今已是进入第三届，也就是他所说的是最后一届，期满后他准备退休。有人说他是民政党的“良知议员”，因为他有时候会发表某些尖锐性的谈话，并不是“唯唯诺诺”的议员，而且他在处事上也有一套自己的哲学，最使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安华出事后，他拜会旺阿兹莎。在安华出狱后，他也会与安华握手寒喧。举目一望，他是唯一的执政党的华裔“高官”有如此的“破格”表现。
人们也曾经为他担心会因此丢官，结果是他官运平稳，算是一个异数‧杜乾焕就是这么一个人。
在槟州政府内，他主要是负责教育事务。不过教育事务归中央政府教育部的权限，因此他有时面对教育问题时也显得很无奈。记得有一次是“学校食堂风波”爆发后，杜乾焕不得不委曲求全登门找教育局长。我曾就此事问他，为什么不是行政议员召见，而是“降尊纡贵”？
他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要能解决问题，委曲一下又何妨？他还告诉我，他到教育局是按手续登记进入的，也就是如同平民百姓见官。我对此感到纳闷，为何会是这样的呢？
最近，又是新中迁校风波，杜乾焕身为槟州华教协调委员会主席由于责任在身，见了学校当事人，又见了律师团，也见了发展商和政府官员，把他搞得团团转。
究竟新中学校的事件为何这样折腾他？杜乾焕也答不上来。他是在较后期才正式介入新中迁校事。较早前即2002年槟州政府有委任四名行政议员协调此事而有了眉目。讵料由于事件未圆满的解决，导致发展商采取法律行动。从2003年起就出现诉讼和法律行动，而在2005年演变成对峙。杜乾焕被槟州首席部长委任专门调解和处理此热门课题，他才算真正卷入其中。
根据杜乾焕的回忆，其实在2002年时，已有人找他要求“解决问题”，但不是好消息，而是要他把新中的学生分配到附近的华小，因为人数不足50人，极容易“解决”。杜乾焕十分恼怒，他认为这是不顾新中死活而一口拒绝。此事随后告一段落，平静下来。
虽然如此，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因为新中搬迁尚无着落，而这边发展商又急着要回土地发展，于是双方对簿公堂。有关法庭的案件已经各报广泛和详细的报导，这里不再赘述。不过新中的事件又引发了令人深思的课题，那就是国民型华文小学是不是政府的学校？如果是政府的学校，就由教育部与有关方面直接解决。
可是问题又不是那么一回事。原来当60年代全国的华文小学改制成国民型华文小学时，有关学校的董事会并没有献出校地，也就是说，校地不是属于政府的。在这种情形下，变成教育部是校地的使用者而不是拥有者。地主可能是董事会的信托人的、租赁的或庙宇教会的或乡团的等等。这类学校被视为半津贴学校。所有有关建校的工程概由董事会负责。
而新中学校在独立前即已是存在，它的校地是租赁的，也就是说是属于地主的，当地主认为需要时，可以脱售，而买者可以申请作为发展用途。这就是新中在今日闹得满城风雨的导因。换句话说，因为地主易人，新中学校除非被允许继续保留，否则就得让路。
一般上，在我们的印象中，若是面对此问题，就是由双方安排妥当。若非搬不可，也得另建一间学校，以赓续薪火相传。不过新中的情况不是这样，它获得的是“补偿”一块空地，建校工程由学校负担。就这样，新中在缺乏资金下，建校工程无从开展。再加上献地的割名问题迟迟未明朗。看似已解决的问题其实是一筹莫展。
杜乾焕在接手处理新中事件时，他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方面是诉讼案件，另一方面是新中如何搬迁重建。而这两个问题往往又牵扯在一起，更变成一个政治性课题，也使到州政府成为被责难的对象。
代表槟州政府的杜乾焕于是得打起十二分精神。他唯有把法庭问题交律师面对，而他本身在首席部长指示下，成为一个特别委员会的主席，权力和责任是协助和监督新中建校需要在6个月内完成。
如今这个委员会已经由政府和华校代表组成，但委员会内也有各种不同的意见，累得杜乾焕要从中斡旋。这个时候他发现问题中有问题，归纳起来不外下列几点﹕建校主权在谁的手上？‚公众的捐款如何确保全数用在建校上？ƒ州政府何时把土地割名，而又割给谁呢？这涉及学校的学监会或董事会有没有法人的地位？而又要怎样才能成为法人单位来承接土地权？
无论如何，我们相信杜乾焕能妥善地解决因之引起的问题。
12.2.06
首相的大礼﹕第二通道？
首相阿都拉在华人年初二的新春联欢会期间，于槟城宣布将给槟人民送大礼，但暂不公布是什么大计划，于是槟州人民东猜西猜，一直未能证实是什么“礼物”。
其实，从首相的口风中已露端倪﹕它是属于第九个大马计划一部份，而且待内阁会议通过后即可知晓。这肯定不是“小礼物”，而是对国家经济起着十分重大影响的工程。
是什么计划这样让槟州人民引颈企盼呢？就整体而言，没有比槟威海峡第二通道更为重要的了。虽然每个州都对中央政府有这个或那个的要求，但作为统领国家的首相来说，他所考虑到的是投下巨资是希望全民受惠，不单单是一州的子民；而且反过来，他希望有关的州的大型计划也可以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如1985年起即通车的槟城大桥，它所产生的效益是全民津津乐道的。如今因为国家的发展已迫切需求第二通道，否则将会拖慢发展的步伐。
在这方面，我们有需求从历史的发展及周边的国家关系来探讨这一个课题。当英国人于1786年占有槟榔屿（槟岛）时，它就发现如果不把对岸的土地也拿过来，这个岛的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因此在1800年时，英国又占有威斯利省（威省），将两者整合起而而称之为槟城。就这样槟城的发展步伐加快了，也有利英国把权益伸入马来半岛。
不久之后，即1819年英国又拿下新加坡，并在1826年正式将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并成海峡殖民，为的是对马六甲海峡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换句话说，靠军舰和船运起家的英国利用天然的航道无往而不利，且在1840年通过鸦片战争拿下香港。由此可见，通畅的交通对一个国的政治经济利益是至关重要的。
而槟城则是通过轮船（或货运或客运）衔接了槟威两地。百多年以来，因为昔日的发展没有今天的快速，人口也没那么多，车辆更是有限，人民也习惯这样的交通系统。但在六十年代，马来亚独立（1957年）及马来西亚成立（1963年）后，整个行政结构起了巨大的变化，最明显的是槟岛自由港地位已不保。在自由港消失下，槟岛已是危机重重，经济欲振乏力，失业率严重偏高（1969年竟高达15%，今天是维持在3%以内）。人民怨声载道而求变，才有林苍佑的再次从中崛起和王保尼的退位。
在新政府领导下面对了不发展即消沉的困境，于是有了槟城大桥兴建的强烈愿望。尤其是槟城已崛起成为本区域乃至全世界的电子工业核心，加之威省又成为重工业区，更是势在必行。果然大桥通车后，槟州一片欣欣向荣，利惠全国全民。
但事隔20年，大桥一边通道双行已远远应付不了每年全国增加的50万辆轿车。应急之道是大桥两道加宽。即便如此，也同样难以苏解每日的流车量，特别是假日更是塞车到行不得也。
还有一个相等重要的问题是﹕槟城比新加坡更早开辟，这历史性的地位不能因交通问题而被邻国抛在后头。在情势所需下，中央政府一边厢决定在新柔海峡兴建湾大桥，以在南方建一座桥头堡；另一边厢也必然会在北方大展拳脚。这样一来，一南一北地把交通融汇贯通，居于心脏的吉隆坡自然也会旺了起来。
为配合第二通道的开辟，槟岛的外环公路的兴建也显得更实用和充满商机。也唯有使交通四通八达，经济才会再次起飞。因此首相的大礼也有一个积极作用，至少可以在经济低糜声中消消人民怨气而耐心地等吧！毕竟有希望总比失望来得好，有等好过没得等。
其实，从首相的口风中已露端倪﹕它是属于第九个大马计划一部份，而且待内阁会议通过后即可知晓。这肯定不是“小礼物”，而是对国家经济起着十分重大影响的工程。
是什么计划这样让槟州人民引颈企盼呢？就整体而言，没有比槟威海峡第二通道更为重要的了。虽然每个州都对中央政府有这个或那个的要求，但作为统领国家的首相来说，他所考虑到的是投下巨资是希望全民受惠，不单单是一州的子民；而且反过来，他希望有关的州的大型计划也可以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如1985年起即通车的槟城大桥，它所产生的效益是全民津津乐道的。如今因为国家的发展已迫切需求第二通道，否则将会拖慢发展的步伐。
在这方面，我们有需求从历史的发展及周边的国家关系来探讨这一个课题。当英国人于1786年占有槟榔屿（槟岛）时，它就发现如果不把对岸的土地也拿过来，这个岛的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因此在1800年时，英国又占有威斯利省（威省），将两者整合起而而称之为槟城。就这样槟城的发展步伐加快了，也有利英国把权益伸入马来半岛。
不久之后，即1819年英国又拿下新加坡，并在1826年正式将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并成海峡殖民，为的是对马六甲海峡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换句话说，靠军舰和船运起家的英国利用天然的航道无往而不利，且在1840年通过鸦片战争拿下香港。由此可见，通畅的交通对一个国的政治经济利益是至关重要的。
而槟城则是通过轮船（或货运或客运）衔接了槟威两地。百多年以来，因为昔日的发展没有今天的快速，人口也没那么多，车辆更是有限，人民也习惯这样的交通系统。但在六十年代，马来亚独立（1957年）及马来西亚成立（1963年）后，整个行政结构起了巨大的变化，最明显的是槟岛自由港地位已不保。在自由港消失下，槟岛已是危机重重，经济欲振乏力，失业率严重偏高（1969年竟高达15%，今天是维持在3%以内）。人民怨声载道而求变，才有林苍佑的再次从中崛起和王保尼的退位。
在新政府领导下面对了不发展即消沉的困境，于是有了槟城大桥兴建的强烈愿望。尤其是槟城已崛起成为本区域乃至全世界的电子工业核心，加之威省又成为重工业区，更是势在必行。果然大桥通车后，槟州一片欣欣向荣，利惠全国全民。
但事隔20年，大桥一边通道双行已远远应付不了每年全国增加的50万辆轿车。应急之道是大桥两道加宽。即便如此，也同样难以苏解每日的流车量，特别是假日更是塞车到行不得也。
还有一个相等重要的问题是﹕槟城比新加坡更早开辟，这历史性的地位不能因交通问题而被邻国抛在后头。在情势所需下，中央政府一边厢决定在新柔海峡兴建湾大桥，以在南方建一座桥头堡；另一边厢也必然会在北方大展拳脚。这样一来，一南一北地把交通融汇贯通，居于心脏的吉隆坡自然也会旺了起来。
为配合第二通道的开辟，槟岛的外环公路的兴建也显得更实用和充满商机。也唯有使交通四通八达，经济才会再次起飞。因此首相的大礼也有一个积极作用，至少可以在经济低糜声中消消人民怨气而耐心地等吧！毕竟有希望总比失望来得好，有等好过没得等。
5.2.06
中学生发型的争议
大山脚日新国民型中学于1月20日发生发型风波，一名家长因女儿发型问题突闯学校向纪律老师“兴师问罪”，结果演成肢体冲突。事后家长自知理亏，向校方及有关老师公开道歉，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令人告慰。
其实，学生发型问题，是每间学校都或多或少面对的，尤其是国民型中学及独立中学，因为有了纪律的规定，包括对发型的要求，以致引起一些争议。这个争议主要反映在校方和一些学生，也包括家长在内的不同观点。站在学校的立场必须有一个由校方制定的规范，而所有的学生必须遵守，以反映出校风的严谨。但站在一些家长的立场，则会认为发型不是原则性问题，何必斤斤计较，只要孩子在校用功读书，守纪律就行了。换句话说，孩子的发型不应该成为校方“直逼”学生就范的大课题。于是双方的观点有了矛盾乃至冲突的存在。
日新国中的事件就是因此而发生。巧合的是，也引起我关注的是，母亲是一位美发师。据报载，连她自己身为一位美发师已做了三次的修剪，还是不令校方满意，也不知道怎样才能使纪律老师“满意”，一气之下，便“以身试法”，豁了出去。我们固然完全不能苟同母亲的鲁莽与猛撞视学校纪律于无物（道歉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美发师也有她本身一套的“美学”观。她也许不相信老师会比她懂，便径直找老师的晦气。
对此，我们的看法是﹕不论家长是否是发型专家，一旦孩子送进学校，就得接受学校的规定行事。即使是纪律老师带有一点主观的审视发型，出发点也是要求“一律化”；而学生及家长可以在心理上持有异议，但不应超出法律范畴作出挑战，否则就是蔑视校纪，对本身及学生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针对此事与方成校长交换意见。我们双方都有上述的共识，但我们也同意在校规底下，学生的扮装“朴实”是最重要的。学生要有一个学生样，而不能“与众不同”，不然学校纪律将无从维持，校风也会受到影响。
就我个人所面对的经验，我愿意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的学校（独中）有一批家长突然呈书董事会，对学生的发型过于苛求提出异议；过后我们又进行一次对话会。大家心平气和地理解个人必须服从集体的行为，当然问题尚未圆满解决。
接着下来，校方便安排与这群学生（不满校方要求过短发型）来一个对话会，我也参与其中。校长苦口婆心向学生讲解纪律的重要性，并指出发型剪短看来人精神清爽，像个朝气蓬勃的学生，有助于维护校风，让外人一看即知是某校的学生。
我们当然也采取“民主”方式让学生抒发意见，为什么要反对剪短发。起先学生都默不作声，以示沉默抗议。后来我们鼓励学生发表意见，即使是错的也让我们听，不会因此事而采取纪律行动。这一下子，学生连珠炮似地发问和提出反意见。大致上认为发型长一点比较好看，又不是在军事学校，也不是在做兵，干嘛非剪“陆军头”不可？女同学则说允许长一点看起来比较美，也不会失去学生样。
在会议结束前，学生要求校方来个协商，让一步行不行？看到他们这么哀求和“无伤大雅”，校方经过讨论后，也就做出一点修改，即男生头发不可长4cm，本来2cm；女生头发不可从耳垂下超过6cm，本来是4cm。但绝对不许染发或作出不像学生的发型。
在这样一改之下（也就是学生认为他们的要求得到重视而满意），整个学校的学生从此不再对发型提出异议，家长也不再有“抗议书”了。
今年新学年，校方训导处公布了发型的规范，要所有学生遵守，但也让班主任根据情况执行校规，可以有一点点的伸缩性。于是这时轮到老师问校方，万一班主任的“判断”引起家长抗议怎么办？我说，老师按公正与整体观念出发，不带偏见，根据一般接受的学生装审美观点，自然不会引起争议。结果开学以来，学生不再有异议，家长也因孩子没有投诉也就理所当然地不再有意见。
我提出这段经历是想说明一件事﹕学校在执行纪律时，尤其在发型方面，老师有其审美权力，而学生也要接受老师的善意批评，做个好学生。这样家长肯定不会为发型事再闹得“满城风雨”。
其实，学生发型问题，是每间学校都或多或少面对的，尤其是国民型中学及独立中学，因为有了纪律的规定，包括对发型的要求，以致引起一些争议。这个争议主要反映在校方和一些学生，也包括家长在内的不同观点。站在学校的立场必须有一个由校方制定的规范，而所有的学生必须遵守，以反映出校风的严谨。但站在一些家长的立场，则会认为发型不是原则性问题，何必斤斤计较，只要孩子在校用功读书，守纪律就行了。换句话说，孩子的发型不应该成为校方“直逼”学生就范的大课题。于是双方的观点有了矛盾乃至冲突的存在。
日新国中的事件就是因此而发生。巧合的是，也引起我关注的是，母亲是一位美发师。据报载，连她自己身为一位美发师已做了三次的修剪，还是不令校方满意，也不知道怎样才能使纪律老师“满意”，一气之下，便“以身试法”，豁了出去。我们固然完全不能苟同母亲的鲁莽与猛撞视学校纪律于无物（道歉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美发师也有她本身一套的“美学”观。她也许不相信老师会比她懂，便径直找老师的晦气。
对此，我们的看法是﹕不论家长是否是发型专家，一旦孩子送进学校，就得接受学校的规定行事。即使是纪律老师带有一点主观的审视发型，出发点也是要求“一律化”；而学生及家长可以在心理上持有异议，但不应超出法律范畴作出挑战，否则就是蔑视校纪，对本身及学生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针对此事与方成校长交换意见。我们双方都有上述的共识，但我们也同意在校规底下，学生的扮装“朴实”是最重要的。学生要有一个学生样，而不能“与众不同”，不然学校纪律将无从维持，校风也会受到影响。
就我个人所面对的经验，我愿意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的学校（独中）有一批家长突然呈书董事会，对学生的发型过于苛求提出异议；过后我们又进行一次对话会。大家心平气和地理解个人必须服从集体的行为，当然问题尚未圆满解决。
接着下来，校方便安排与这群学生（不满校方要求过短发型）来一个对话会，我也参与其中。校长苦口婆心向学生讲解纪律的重要性，并指出发型剪短看来人精神清爽，像个朝气蓬勃的学生，有助于维护校风，让外人一看即知是某校的学生。
我们当然也采取“民主”方式让学生抒发意见，为什么要反对剪短发。起先学生都默不作声，以示沉默抗议。后来我们鼓励学生发表意见，即使是错的也让我们听，不会因此事而采取纪律行动。这一下子，学生连珠炮似地发问和提出反意见。大致上认为发型长一点比较好看，又不是在军事学校，也不是在做兵，干嘛非剪“陆军头”不可？女同学则说允许长一点看起来比较美，也不会失去学生样。
在会议结束前，学生要求校方来个协商，让一步行不行？看到他们这么哀求和“无伤大雅”，校方经过讨论后，也就做出一点修改，即男生头发不可长4cm，本来2cm；女生头发不可从耳垂下超过6cm，本来是4cm。但绝对不许染发或作出不像学生的发型。
在这样一改之下（也就是学生认为他们的要求得到重视而满意），整个学校的学生从此不再对发型提出异议，家长也不再有“抗议书”了。
今年新学年，校方训导处公布了发型的规范，要所有学生遵守，但也让班主任根据情况执行校规，可以有一点点的伸缩性。于是这时轮到老师问校方，万一班主任的“判断”引起家长抗议怎么办？我说，老师按公正与整体观念出发，不带偏见，根据一般接受的学生装审美观点，自然不会引起争议。结果开学以来，学生不再有异议，家长也因孩子没有投诉也就理所当然地不再有意见。
我提出这段经历是想说明一件事﹕学校在执行纪律时，尤其在发型方面，老师有其审美权力，而学生也要接受老师的善意批评，做个好学生。这样家长肯定不会为发型事再闹得“满城风雨”。
31.1.06
董事会与学监会
威省新中华文小学迫迁风波引发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但又一向被忽略的问题。其一是学校的行政组织及结构的法定地位和权限；其二是土地权的归属。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其实可以归纳成一个相互关连的课题，而在新中事件中却让华社议论纷纷又感到很混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整百年来依然存在着争议？主要是因为教育制度的调整与教育法令的修改下，学校的行政组织也起了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是1961年教育法令下规定小学有两种类型，一个是国民小学，以马来文（国语）为教学媒介语，另一个是国民型小学，也即是保留原本已存在的华文小学、英文小学及淡米尔文小学的体系。这样一来，华文小学已纳入国家教育体制内，成为政府控制的学校。
这项法令就是“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的产物，而这份报告书又是从1956年的“拉萨教育报告书”发展而来。当华文小学成为国民型小学时，它面临的改变就是老师及学生由政府安排和分配，薪金及津贴也由政府承担。学生则接受免费教育。不过历史遗留下来的华小董事会依然存在，但权力已大大削减，而逐渐只成为负责学校发展的赞助机构，不再对华小拥有控制的权力。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政府根据1957年的教育法令（也就是拉萨报告书的内容制定）为国民型学校制订了条例，规定了“董事会”的组织结构另新重组，但没有强行规定必须解散原有的董事会。换句话说，在原有的董事会外，又有一个Board of Governors，被教育部认可的，为有别于原有的董事会，有的称之为“学监会”，有的仍称之为“董事会”，以致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未能搞清楚组织结构有别，统称“学监会”为“董事会”。
所谓学监会有别于原来的董事会，不是由赞助人大会直接选出的，而是赞助人三名，信理员三名，官方代表三名，家长三名及校友三名组成。人选得由教育部核准方可出任，可选出主席和财政而已，秘书由校长担任。
一般上，学监会的主席与原来的董事会主席是同一个人担任，因此大家都统称董事长。这个组织是不需要另行申请注册，它是教育法令下生效的一个组织。
这些原来的董事会有的拥有校产权，有的另有信托单位组成，有的是向地主租赁的，有的是由先贤免费借用的，也有的是教会的。不论土地管理属那一方，只要不属于政府的土地，就被列为半津贴学校。所谓半津贴学校（没有明文规定，以乎是约定俗成）就得由赞助人自行建校，扩建或装修等等。许许多多的华校在这种情形下经常都要向外捐款，而华人也得无止境的出钱。
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董事会，我们一般称之为“大董事会”，而学监会则被称为“小董事会”。但在教育部眼中，只有“小董事会”是被承认的，权利包括集资建校或名校保留介绍学生入学等。
经过一些年的变化，有的国民型华小只剩下学监会，而未有再保有原来的“大董事会”，因为它没有校产或其它因素所致。不过在华社的眼中，也都把它们当成董事会。
于是它引起一个争议，学监会到底有没有法人的地位？它只是依教育法令下成立，未向社团注册官或公司注册官注册。若不具法人的地位，校产又归谁持有呢？照理是归由有注册的大董事会“拥有”。若没有注册的“大董事会”，学监会便得解决法人地位的问题。新中学校的校地问题就是一个例子。
再由此又引伸当今的华小，又有多少间的校产属于谁的“主权”问题？所以马华公会和民政党开始进行调查，但调查以后怎样解决又是另外一个棘手的大问题。
还有我们今天实行的是1996年的教育法令，学监会的组成又还是根据1957年的教育法令组成。这之中的变化又是学监会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小了。
至此，我想起前槟州首席部长林苍佑曾说的一句话﹕教育应由政府负责，也是政府的责任。
可是我们的华社为华文教育的操心却没完没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整百年来依然存在着争议？主要是因为教育制度的调整与教育法令的修改下，学校的行政组织也起了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是1961年教育法令下规定小学有两种类型，一个是国民小学，以马来文（国语）为教学媒介语，另一个是国民型小学，也即是保留原本已存在的华文小学、英文小学及淡米尔文小学的体系。这样一来，华文小学已纳入国家教育体制内，成为政府控制的学校。
这项法令就是“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的产物，而这份报告书又是从1956年的“拉萨教育报告书”发展而来。当华文小学成为国民型小学时，它面临的改变就是老师及学生由政府安排和分配，薪金及津贴也由政府承担。学生则接受免费教育。不过历史遗留下来的华小董事会依然存在，但权力已大大削减，而逐渐只成为负责学校发展的赞助机构，不再对华小拥有控制的权力。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政府根据1957年的教育法令（也就是拉萨报告书的内容制定）为国民型学校制订了条例，规定了“董事会”的组织结构另新重组，但没有强行规定必须解散原有的董事会。换句话说，在原有的董事会外，又有一个Board of Governors，被教育部认可的，为有别于原有的董事会，有的称之为“学监会”，有的仍称之为“董事会”，以致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未能搞清楚组织结构有别，统称“学监会”为“董事会”。
所谓学监会有别于原来的董事会，不是由赞助人大会直接选出的，而是赞助人三名，信理员三名，官方代表三名，家长三名及校友三名组成。人选得由教育部核准方可出任，可选出主席和财政而已，秘书由校长担任。
一般上，学监会的主席与原来的董事会主席是同一个人担任，因此大家都统称董事长。这个组织是不需要另行申请注册，它是教育法令下生效的一个组织。
这些原来的董事会有的拥有校产权，有的另有信托单位组成，有的是向地主租赁的，有的是由先贤免费借用的，也有的是教会的。不论土地管理属那一方，只要不属于政府的土地，就被列为半津贴学校。所谓半津贴学校（没有明文规定，以乎是约定俗成）就得由赞助人自行建校，扩建或装修等等。许许多多的华校在这种情形下经常都要向外捐款，而华人也得无止境的出钱。
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董事会，我们一般称之为“大董事会”，而学监会则被称为“小董事会”。但在教育部眼中，只有“小董事会”是被承认的，权利包括集资建校或名校保留介绍学生入学等。
经过一些年的变化，有的国民型华小只剩下学监会，而未有再保有原来的“大董事会”，因为它没有校产或其它因素所致。不过在华社的眼中，也都把它们当成董事会。
于是它引起一个争议，学监会到底有没有法人的地位？它只是依教育法令下成立，未向社团注册官或公司注册官注册。若不具法人的地位，校产又归谁持有呢？照理是归由有注册的大董事会“拥有”。若没有注册的“大董事会”，学监会便得解决法人地位的问题。新中学校的校地问题就是一个例子。
再由此又引伸当今的华小，又有多少间的校产属于谁的“主权”问题？所以马华公会和民政党开始进行调查，但调查以后怎样解决又是另外一个棘手的大问题。
还有我们今天实行的是1996年的教育法令，学监会的组成又还是根据1957年的教育法令组成。这之中的变化又是学监会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小了。
至此，我想起前槟州首席部长林苍佑曾说的一句话﹕教育应由政府负责，也是政府的责任。
可是我们的华社为华文教育的操心却没完没了。
29.1.06
新中迁校风波“真相”
威省新中华小“拆迁”事件不幸演成乱局，先是把矛头指向发展商，继之指责州政府办事不力，接着“董事会”也受到批评，一时舆论滚滚，群情激昂。这到底是为什么？到底问题出在那里？综观连日来连绵不断的新闻报导，我们只窥见问题的一部份，却未能了解问题的症结，以致发生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怪现象。
我曾在1月4日针对新中事件发表一篇评论，主要是述及土地问题以及“董事会”的法人地位，并促请民政党、马华、董教总及校方四造共商大计，以达成共识，为学校定位。
我感到欣慰的是在1月11日，在首席部长主持下，槟州政府成立一个以杜乾焕为首的特委会协助及监督新中华小的建校工程，而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除了政府代表外，也有董教总及校方的代表，亦有会计师在内，共达15名左右。
于是打椿工程开始了，各方捐款源源而来，而大家都期望在六个月内完工，让新中面貌焕然一新。
我们不评议新中面对的法庭案件，这是涉及旧校地的拆与不拆，何时才拆。换句话说，这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工程，因为新校地并没有争议，也不在诉讼之内。
从这样看来，新中事件已出现转机和有了积极的行动，争议似乎告一段落。人们于是又把焦点放在新校舍何时建竣？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认为有必要把问题讲清楚，其一是读者和人民有了解“真相”的权利；其二是不要再出现类似的事件，以安华社之心。
首先是原本已在峇东仙托的新中华小是租用别人的土地而建校，一路来相安无事，也没有引起任何的争议。
但在2002年时，新地主为发展有关地段，着令学校搬迁。而学校搬去那里也没有着落，并坚持除非发展商献地和建新校舍，否则不搬迁。
这就是说，事件已引起关注，但依然没有解决方案，就在双方坚持不下之际，槟州政府派出四名行政议员介入调停。
据知在拉锯的过程，政府作出减税和转换土地用途以换取发展商献出地段供新中搬迁和新建。这之中并未提及发展商负责建校，而是拨出一块地共2万6000方呎予新中华小。其中6000方呎建道路之用，2万方呎用来建校舍。原本“争议”也告一段落，新中新校地已有了着落，但问题是建校的经费尚未有着落。空有校地而无校舍，怎样迁校呢？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发展商“献地”予学校，等于校地是学校的。属于半津贴的学校，就要学校的“董事会”自行建校，政府不必承担建校费用，除非是属于全津学校。
所谓全津的学校即土地属于教育部（政府）的，或献予政府，而政府就有责任兴建校舍。
由于历史因素有许多华文小学在60年代初期改制成国民型华文小学时，并没有把地献给教育部，而是保留在“董事会”手里（或是租赁的，或是别人的土地，但不是政府的土地），也就被认为属于半津贴的国民型华小，则所有建校，扩建或修建事宜概由董事会负责。在这种情形下，许多的华小向外捐款建校就是因为他们被列为半津贴学校。而华人社会也从来不吝啬出钱出力，但也有人因而大喊辛苦，因为华小之多又穷于应付。
新中学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集资一筹莫展，在没有足够资金下，建校又成为可望不可即的理想，此其一。
再者，新中学校的“董事会”又是怎样成立的呢？是在社团法令下注册的或在公司法令注册的？还是归属于教育条例下的“学监会”（Board of Governors）？若是属于后者，它就是向教育局备案的组织，而可能未具有法人的地位。
所谓的学监会，在教育条例下，是由15人组成，即赞助人（出钱的）派出三名、校友三名、家长三名、受托人（应指信理员）三名和官委三名。主席和财政由学监会选出，校长是当然的秘书。一般上，华社都统称为“董事会”。
但“学监会”的性质又和传统的董事会有所不同，传统的董事会有本身的章程，有一个人数比较多的人组成。土地权也许在董事会手中，也许不在董事会手中。总之不在政府手中。这个董事会派出三人出任学监会成员（赞助人的名额），若土地属于董事会，又派三位受托人（信理员）出任成员。而官委董事则由董事会推荐或政府推荐担任成员。
这意味着国民型学校通常存在两个组织，一个学监会，另一个是董事会（可能已具有法人地位），而我们也常常把这两个混淆视为一体。
也有的只有学监会，但也被称为董事会，总之只要不引起争议，怎样称呼都没有关系。一旦出现问题，人们就会问什么是学监会，什么是董事会？
新中学校也没有透露它的组织性质。虽然我们也被告知它有写信要求将土地转入学校，而没有下文。这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此其二。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关键的课题，因为在发展商献地后，理应归到学校的名下，但学校本身是向教育部注册的，不是向社团局或公司局注册的，它的法人是教育部。除非它有一个法定的组织来承接地皮。
就在这个问题没有很好解决之前，献地的问题搁置在土地局，后来槟州政府直接将土地权接下，与发展商的地皮划分清楚，以供新中建校之用。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有关地段已属于州政府的，尚需手续转到学校。
正因为政府拥有土地，又引起争议﹕若是属于政府的土地，应由政府承建校舍，为何要公众捐款？这里头又出现州政府代管校地与中央政府（教育部）拥有校地是否是同一码事？或是两回事？如果是不同性质而又将新中列为半津贴学校，则学校的学监会有需要与州政府即刻磋商，在何种情形下，才能合法地承接土地。州政府也有必要给予学监会适当的指导。若要它具有法人的地位，在什么情况下才成为法人单位？然后将土地承接过去。
要不然的话，矛头就会批评州政府这么久，未解决新中的迁校问题；而产生的风波也同样指向州政府的土地局为什么还不能解决土地割名的问题。即便是州政府“善意”的暂代管校地，也会面对重重压力和责难。这就是为什么一直以来，矛头直指槟州政府和首席部长。主要是土地权悬而未解。
今天的局面，在媒体的报导下，也就让人有此印象。再加上发展商不让主持动土礼，且诉诸法律要学校让路，更增添其复杂性，收拾“残局”的重责也就落在州攻府的身上。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槟州首席部长已表明监督和协助建校是槟州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若这已是州政府权力所能做的事，那么槟州政府有需要尽快采取两个步骤来完成其工作﹕
第一是在法律上，厘清土地拥有权。既然是属半津学校，就是加快把土地的割名手续搞清楚。换句话说，让建校工程合理化进行，主角是学监会或董事会，不是州政府，而州政府不是学校的主人，责任是协助和监督建校顺利，否则又让人感到混淆不清。
第二是令人激赏的公众的热心捐款四面八方而来，但要适当的监督和妥善处理，确保各方的集资的每一分钱是用来建好新中新校舍，而且要在六个月内完工，俾学子有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
虽然新中只有47名学生，友族占18名，属于小型的华文小学，但学监会也好，董事会也好，必须要完善其组织和成为一个有代表性的法人单位，名正言顺地成为新中的新地主。也唯其如此，新中华文小学才能在健全的基础上成长起来。
我曾在1月4日针对新中事件发表一篇评论，主要是述及土地问题以及“董事会”的法人地位，并促请民政党、马华、董教总及校方四造共商大计，以达成共识，为学校定位。
我感到欣慰的是在1月11日，在首席部长主持下，槟州政府成立一个以杜乾焕为首的特委会协助及监督新中华小的建校工程，而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除了政府代表外，也有董教总及校方的代表，亦有会计师在内，共达15名左右。
于是打椿工程开始了，各方捐款源源而来，而大家都期望在六个月内完工，让新中面貌焕然一新。
我们不评议新中面对的法庭案件，这是涉及旧校地的拆与不拆，何时才拆。换句话说，这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工程，因为新校地并没有争议，也不在诉讼之内。
从这样看来，新中事件已出现转机和有了积极的行动，争议似乎告一段落。人们于是又把焦点放在新校舍何时建竣？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认为有必要把问题讲清楚，其一是读者和人民有了解“真相”的权利；其二是不要再出现类似的事件，以安华社之心。
首先是原本已在峇东仙托的新中华小是租用别人的土地而建校，一路来相安无事，也没有引起任何的争议。
但在2002年时，新地主为发展有关地段，着令学校搬迁。而学校搬去那里也没有着落，并坚持除非发展商献地和建新校舍，否则不搬迁。
这就是说，事件已引起关注，但依然没有解决方案，就在双方坚持不下之际，槟州政府派出四名行政议员介入调停。
据知在拉锯的过程，政府作出减税和转换土地用途以换取发展商献出地段供新中搬迁和新建。这之中并未提及发展商负责建校，而是拨出一块地共2万6000方呎予新中华小。其中6000方呎建道路之用，2万方呎用来建校舍。原本“争议”也告一段落，新中新校地已有了着落，但问题是建校的经费尚未有着落。空有校地而无校舍，怎样迁校呢？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发展商“献地”予学校，等于校地是学校的。属于半津贴的学校，就要学校的“董事会”自行建校，政府不必承担建校费用，除非是属于全津学校。
所谓全津的学校即土地属于教育部（政府）的，或献予政府，而政府就有责任兴建校舍。
由于历史因素有许多华文小学在60年代初期改制成国民型华文小学时，并没有把地献给教育部，而是保留在“董事会”手里（或是租赁的，或是别人的土地，但不是政府的土地），也就被认为属于半津贴的国民型华小，则所有建校，扩建或修建事宜概由董事会负责。在这种情形下，许多的华小向外捐款建校就是因为他们被列为半津贴学校。而华人社会也从来不吝啬出钱出力，但也有人因而大喊辛苦，因为华小之多又穷于应付。
新中学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集资一筹莫展，在没有足够资金下，建校又成为可望不可即的理想，此其一。
再者，新中学校的“董事会”又是怎样成立的呢？是在社团法令下注册的或在公司法令注册的？还是归属于教育条例下的“学监会”（Board of Governors）？若是属于后者，它就是向教育局备案的组织，而可能未具有法人的地位。
所谓的学监会，在教育条例下，是由15人组成，即赞助人（出钱的）派出三名、校友三名、家长三名、受托人（应指信理员）三名和官委三名。主席和财政由学监会选出，校长是当然的秘书。一般上，华社都统称为“董事会”。
但“学监会”的性质又和传统的董事会有所不同，传统的董事会有本身的章程，有一个人数比较多的人组成。土地权也许在董事会手中，也许不在董事会手中。总之不在政府手中。这个董事会派出三人出任学监会成员（赞助人的名额），若土地属于董事会，又派三位受托人（信理员）出任成员。而官委董事则由董事会推荐或政府推荐担任成员。
这意味着国民型学校通常存在两个组织，一个学监会，另一个是董事会（可能已具有法人地位），而我们也常常把这两个混淆视为一体。
也有的只有学监会，但也被称为董事会，总之只要不引起争议，怎样称呼都没有关系。一旦出现问题，人们就会问什么是学监会，什么是董事会？
新中学校也没有透露它的组织性质。虽然我们也被告知它有写信要求将土地转入学校，而没有下文。这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此其二。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关键的课题，因为在发展商献地后，理应归到学校的名下，但学校本身是向教育部注册的，不是向社团局或公司局注册的，它的法人是教育部。除非它有一个法定的组织来承接地皮。
就在这个问题没有很好解决之前，献地的问题搁置在土地局，后来槟州政府直接将土地权接下，与发展商的地皮划分清楚，以供新中建校之用。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有关地段已属于州政府的，尚需手续转到学校。
正因为政府拥有土地，又引起争议﹕若是属于政府的土地，应由政府承建校舍，为何要公众捐款？这里头又出现州政府代管校地与中央政府（教育部）拥有校地是否是同一码事？或是两回事？如果是不同性质而又将新中列为半津贴学校，则学校的学监会有需要与州政府即刻磋商，在何种情形下，才能合法地承接土地。州政府也有必要给予学监会适当的指导。若要它具有法人的地位，在什么情况下才成为法人单位？然后将土地承接过去。
要不然的话，矛头就会批评州政府这么久，未解决新中的迁校问题；而产生的风波也同样指向州政府的土地局为什么还不能解决土地割名的问题。即便是州政府“善意”的暂代管校地，也会面对重重压力和责难。这就是为什么一直以来，矛头直指槟州政府和首席部长。主要是土地权悬而未解。
今天的局面，在媒体的报导下，也就让人有此印象。再加上发展商不让主持动土礼，且诉诸法律要学校让路，更增添其复杂性，收拾“残局”的重责也就落在州攻府的身上。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槟州首席部长已表明监督和协助建校是槟州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若这已是州政府权力所能做的事，那么槟州政府有需要尽快采取两个步骤来完成其工作﹕
第一是在法律上，厘清土地拥有权。既然是属半津学校，就是加快把土地的割名手续搞清楚。换句话说，让建校工程合理化进行，主角是学监会或董事会，不是州政府，而州政府不是学校的主人，责任是协助和监督建校顺利，否则又让人感到混淆不清。
第二是令人激赏的公众的热心捐款四面八方而来，但要适当的监督和妥善处理，确保各方的集资的每一分钱是用来建好新中新校舍，而且要在六个月内完工，俾学子有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
虽然新中只有47名学生，友族占18名，属于小型的华文小学，但学监会也好，董事会也好，必须要完善其组织和成为一个有代表性的法人单位，名正言顺地成为新中的新地主。也唯其如此，新中华文小学才能在健全的基础上成长起来。
27.1.06
安华情归何处？
安华依布拉欣本身是一个神话故事，说也说不完。他的出身、起家、发迹到跌马，我们都耳熟能详。但有一样是许多人都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安华仍然没有承诺要领导人民公正党和反对党联合阵线，摆明车马和执政党决一高低？
其实答案就在安华的心中，只是没有说出来。因为他精通从政之道，也从历史事件中有所领悟，以致他目前仍然保留“自由身”，可以在变化的政治中审时度势。
如果我们对马来西亚的政治历史有一定的认识；也对马来人的政治历史有所掌握的话，我们自然可以理解安华这些年来的动向。
首先，从巫统的历史来看，自从1946年由拿督翁创党后，它就一直处在马来政治的主流。即使拿督翁于1951年离开巫统另起炉灶，他也带不走整个巫统，更在选举中一败涂地。这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拿督翁执意要巫统开放开户未能得到马来人的支持，马来民族不认为改变党的结构是必要的，反之他们乐意通过党与党的合作，来显示党接受多元政治。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为止，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依然保持不变。如果在五十多年前，声望如日中天，且又有英国在背后支持的拿督翁也不能动摇巫统的地位，那么接下来的马来精英又如何突破困局呢？因此我们看到在1963年阿都亚兹（前农长）与东姑闹意见后另立国民议会党，复加入社阵参加1964年的大选大吃败仗，无法与巫统抗衡。我们也看到1969年大选后出现“513”悲剧时，东姑阿都拉曼引用党主席权力开除马哈迪党籍。但聪明的马哈迪并不急切自组政党，也不参加回教党，而是选择“流浪在政治的旷野”。终于在1971年被出任第二任首相的敦拉萨迎回巫统，也因为有此峰回路转，才有马哈迪的出头日（成为第四任首相）。
与此同时，敦拉萨在掌权后，马上召回拿督翁的公子胡先翁重入巫统，也为拿督翁正名，因此才有胡先翁成为第三任首相的时代。这说明了巫统走的是一条权威的路线，领袖具有无上的权威可以安排党和国家的接班人。
同样的马哈迪也是因为胡先翁的提拔而在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
当进入马哈迪时代时，巫统的领袖权威已告定型。例如马哈迪在1981年排除众议，一手提拔安华进入巫统且委以重任。如果马哈迪没有扶起安华，后者可能会成为回教党的领导人。也因为有了马哈迪与安华的合作，才有了安华在后来被提升为国家副首相而成为接班人。可惜两人的合作在1998年划上句号。下来就是两人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即使如此，权力总是在当权者这一方。正因为权威是不能被挑战的，因此当东姑拉沙里于1987年争党主席失败后，马哈迪便不再给予对手任何机会，导致拉抄里另组46精神党与巫统分庭抗礼，结果又是一败再败，最后是拉沙里于1995年回巢，期望东山再起。
惟马哈迪在安华出事后，选中的接班人是阿都拉而不是拉沙里。尽管阿都拉在1987年党选时曾站到拉沙里一边，也在党选后失去内阁部长职，但他选择不离开巫统，终于守得云开见明月，成为我国的第五任首相。
巫统的传统就是党员服膺于领袖的领导，也服从领袖的抉择。精英份子能否在党内登上高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袖的“钦点”。
以此来推论，巫统的屹立不倒是因为它是一个庞大而又具有实权的组织。从拿督翁到阿都阿兹，到东姑拉沙里到安华依布拉欣的抗争而无法成为取代者来看，巫统已是马来民族认可的主流政治，他们不会轻易改换码头。最具震撼力的莫过于1999年的大选时，安华效应直逼马哈迪权威，但只是壮大了回教党，却无法动摇整个巫统。
这也许是为什么安华在2004年恢复自由身后，宁愿保持国民公正党（现易名为人民公正党）的顾问身份，而不轻易许诺领导反对党阵线，因为他正等待巫统的改变和领袖的召唤，以期卷土重来，除非巫统已坚决地把大门关上，不然安华会优先选择从巫统内部寻求改变，正如他在1981年加入巫统而不是回教党来寻求改变一样。
只是，到目前为此，尚未有迹象显示安华有机会重返巫统。若事实如此，安华就会无所选择，不得不从外部来硬碰巫统。能否有安华的第二个神话？我们拭目以待。总之，只要安华活跃的一天，马来西亚的政坛是不会沉闷的。
其实答案就在安华的心中，只是没有说出来。因为他精通从政之道，也从历史事件中有所领悟，以致他目前仍然保留“自由身”，可以在变化的政治中审时度势。
如果我们对马来西亚的政治历史有一定的认识；也对马来人的政治历史有所掌握的话，我们自然可以理解安华这些年来的动向。
首先，从巫统的历史来看，自从1946年由拿督翁创党后，它就一直处在马来政治的主流。即使拿督翁于1951年离开巫统另起炉灶，他也带不走整个巫统，更在选举中一败涂地。这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拿督翁执意要巫统开放开户未能得到马来人的支持，马来民族不认为改变党的结构是必要的，反之他们乐意通过党与党的合作，来显示党接受多元政治。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为止，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依然保持不变。如果在五十多年前，声望如日中天，且又有英国在背后支持的拿督翁也不能动摇巫统的地位，那么接下来的马来精英又如何突破困局呢？因此我们看到在1963年阿都亚兹（前农长）与东姑闹意见后另立国民议会党，复加入社阵参加1964年的大选大吃败仗，无法与巫统抗衡。我们也看到1969年大选后出现“513”悲剧时，东姑阿都拉曼引用党主席权力开除马哈迪党籍。但聪明的马哈迪并不急切自组政党，也不参加回教党，而是选择“流浪在政治的旷野”。终于在1971年被出任第二任首相的敦拉萨迎回巫统，也因为有此峰回路转，才有马哈迪的出头日（成为第四任首相）。
与此同时，敦拉萨在掌权后，马上召回拿督翁的公子胡先翁重入巫统，也为拿督翁正名，因此才有胡先翁成为第三任首相的时代。这说明了巫统走的是一条权威的路线，领袖具有无上的权威可以安排党和国家的接班人。
同样的马哈迪也是因为胡先翁的提拔而在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
当进入马哈迪时代时，巫统的领袖权威已告定型。例如马哈迪在1981年排除众议，一手提拔安华进入巫统且委以重任。如果马哈迪没有扶起安华，后者可能会成为回教党的领导人。也因为有了马哈迪与安华的合作，才有了安华在后来被提升为国家副首相而成为接班人。可惜两人的合作在1998年划上句号。下来就是两人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即使如此，权力总是在当权者这一方。正因为权威是不能被挑战的，因此当东姑拉沙里于1987年争党主席失败后，马哈迪便不再给予对手任何机会，导致拉抄里另组46精神党与巫统分庭抗礼，结果又是一败再败，最后是拉沙里于1995年回巢，期望东山再起。
惟马哈迪在安华出事后，选中的接班人是阿都拉而不是拉沙里。尽管阿都拉在1987年党选时曾站到拉沙里一边，也在党选后失去内阁部长职，但他选择不离开巫统，终于守得云开见明月，成为我国的第五任首相。
巫统的传统就是党员服膺于领袖的领导，也服从领袖的抉择。精英份子能否在党内登上高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袖的“钦点”。
以此来推论，巫统的屹立不倒是因为它是一个庞大而又具有实权的组织。从拿督翁到阿都阿兹，到东姑拉沙里到安华依布拉欣的抗争而无法成为取代者来看，巫统已是马来民族认可的主流政治，他们不会轻易改换码头。最具震撼力的莫过于1999年的大选时，安华效应直逼马哈迪权威，但只是壮大了回教党，却无法动摇整个巫统。
这也许是为什么安华在2004年恢复自由身后，宁愿保持国民公正党（现易名为人民公正党）的顾问身份，而不轻易许诺领导反对党阵线，因为他正等待巫统的改变和领袖的召唤，以期卷土重来，除非巫统已坚决地把大门关上，不然安华会优先选择从巫统内部寻求改变，正如他在1981年加入巫统而不是回教党来寻求改变一样。
只是，到目前为此，尚未有迹象显示安华有机会重返巫统。若事实如此，安华就会无所选择，不得不从外部来硬碰巫统。能否有安华的第二个神话？我们拭目以待。总之，只要安华活跃的一天，马来西亚的政坛是不会沉闷的。
姚文元与四人帮
四十岁以下的人可能不知道姚文元是谁？因为当他们懂事时，姚文元已不再呼风唤雨，而是被隔绝在监牢内。究竟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为什么中国人（大部份）对他恨之入骨？而他一介书生又凭什么本事成为权倾一时的人物，最终落个千古罪名？直到他在2005年12月23日逝世，人们才想起这个人。
原来他是中国人“咬牙切齿”的四人帮之一。所谓四人帮系指江青（1991年逝世）、张春桥（2005年逝世）、王洪文（1992年逝世）及姚文元（2005）。随着后者的离世，“四人帮”也就全部走进历史。30年来，历史并没有给予他们任何机会，因为他们欠下中国人民罄竹难书的血债。而今天的中国已是另外一个面貌，早已把“四人帮”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中。
提起“四人帮”，自然令人想起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不仅把中国搞得天翻地覆，而且让人不寒而栗，几乎不可思议的是一枝笔可以置人于死地；一枝笔可以横扫中华大地，叫山河变色，人性泯灭。而姚文元就是其中一人。
于1931年出生于上海的姚文元其父姚蓬子是30年代“左联”（左翼作家联盟，以鲁迅为首）的执委兼总务部长。1933年被捕后叛变投靠国民党，留下污名。而姚文元是在1948年解放前加入共产党，从1949年开始就从来没有停止写文章。所谓摇笔杆子起家的，姚文元是“典型的一位”，而且显露了“最是投机读书人”的本色。
例如，在1955年未整胡风前，姚文元对胡风是敬佩有加的。当毛泽东发起批判胡风（与鲁迅关系友好，解放前在国统区搞文学活动，解放后写一首诗大赞毛泽东，但因文艺理论不符毛泽东思想，被严加批判且投入监狱，罪名是“搞地下反革命集团”。他留下著名的卅万言书。）时，他笔锋一转，也大批恩师。又如在60年代初期，当邓拓（前人民日报社长）写《燕山夜话》专栏并出版成书时，姚文元至为羡慕，大赞为“北国之花”，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邓拓那样成为“名满天下”的文人作家。但当文化大革命掀起后，毛泽东下令批判邓拓、吴唅及廖沫沙的《三家村》专栏为“黑店”时，姚文元就一马当先狠批这三个人。一前一后，判若两人。
最令人不齿的是在江青的授意下，姚文元当起“文化屠手”，在1956年底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作者吴唅评为资产阶级的文人，而且含沙影射地为彭德怀翻案。当时吴唅也是北京副市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彭德怀原为红军统帅之一，解放后出任国防部长。1959年的庐山会议因反对“大跃进”被毛泽东扳倒，从此投闲置散，要求复出工作不果。
姚文元一文出街后，经毛泽东拍板，拉开了“文化大革命序幕”。吴唅与拓及廖沫沙也陷入万劫不复的困境。前两人死于文革期间，后一人则投入监狱侥幸在文革后获平反。
虽然他们的不幸非姚文元直接下手，但却是因为姚文元打响了“文化大革命”，从此中国陷入一场历时十年的大灾难。
随此之后，文革的“斗批改”也整死整倒无数人，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第四号人物陶铸、总书记邓小平、北京市长彭真等等。“红卫兵”这个“文革”的怪胎出现了，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下，全国陷入无法无天的万马齐暗的局面，夺权恶风席卷全中国。
姚文元就是借助“文革”而窜起，更因此与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把整个中国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而怨声载道，真是“罪不可恕”。
不过，如果姚文元不搞政治，专注文学，他的文笔是流畅的，文采是出众的。单就他的评海瑞罢官的长文来说，倒是一篇出色旳评论文章，读后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反过来，如果他的文章离开政治批判，也就一无可取了，因此他命中注定是吃政治饭的，而且把政治倾入文章中，成为伺机而出的一支笔。
例如他在1959年写了一本《中国文化革命巨人──鲁迅》，竟然“天才”地把鲁迅描绘成共产主义的战士，是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人，给鲁迅涂上一层厚厚的政治色彩。他是随毛泽东之后给鲁迅戴上共产党帽子的第二人，可见他懂得抓住领袖内心世界投其所好，难怪会被毛泽东相中，提拔成文革的当红“炸子鸡”，主要是他那支会整人会杀人的笔锋十分锐利。
这种看风驶舵的心态也注定在站错边的时候，会给自己带来悲剧的下场。当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将“四人锋”一网成擒时，已是姚文元的末日到了。“文革”也划上句号（1981年被判刑20年，1996年出获，软禁在江苏昆山，直到逝世为止）。
原来他是中国人“咬牙切齿”的四人帮之一。所谓四人帮系指江青（1991年逝世）、张春桥（2005年逝世）、王洪文（1992年逝世）及姚文元（2005）。随着后者的离世，“四人帮”也就全部走进历史。30年来，历史并没有给予他们任何机会，因为他们欠下中国人民罄竹难书的血债。而今天的中国已是另外一个面貌，早已把“四人帮”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中。
提起“四人帮”，自然令人想起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不仅把中国搞得天翻地覆，而且让人不寒而栗，几乎不可思议的是一枝笔可以置人于死地；一枝笔可以横扫中华大地，叫山河变色，人性泯灭。而姚文元就是其中一人。
于1931年出生于上海的姚文元其父姚蓬子是30年代“左联”（左翼作家联盟，以鲁迅为首）的执委兼总务部长。1933年被捕后叛变投靠国民党，留下污名。而姚文元是在1948年解放前加入共产党，从1949年开始就从来没有停止写文章。所谓摇笔杆子起家的，姚文元是“典型的一位”，而且显露了“最是投机读书人”的本色。
例如，在1955年未整胡风前，姚文元对胡风是敬佩有加的。当毛泽东发起批判胡风（与鲁迅关系友好，解放前在国统区搞文学活动，解放后写一首诗大赞毛泽东，但因文艺理论不符毛泽东思想，被严加批判且投入监狱，罪名是“搞地下反革命集团”。他留下著名的卅万言书。）时，他笔锋一转，也大批恩师。又如在60年代初期，当邓拓（前人民日报社长）写《燕山夜话》专栏并出版成书时，姚文元至为羡慕，大赞为“北国之花”，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邓拓那样成为“名满天下”的文人作家。但当文化大革命掀起后，毛泽东下令批判邓拓、吴唅及廖沫沙的《三家村》专栏为“黑店”时，姚文元就一马当先狠批这三个人。一前一后，判若两人。
最令人不齿的是在江青的授意下，姚文元当起“文化屠手”，在1956年底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作者吴唅评为资产阶级的文人，而且含沙影射地为彭德怀翻案。当时吴唅也是北京副市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彭德怀原为红军统帅之一，解放后出任国防部长。1959年的庐山会议因反对“大跃进”被毛泽东扳倒，从此投闲置散，要求复出工作不果。
姚文元一文出街后，经毛泽东拍板，拉开了“文化大革命序幕”。吴唅与拓及廖沫沙也陷入万劫不复的困境。前两人死于文革期间，后一人则投入监狱侥幸在文革后获平反。
虽然他们的不幸非姚文元直接下手，但却是因为姚文元打响了“文化大革命”，从此中国陷入一场历时十年的大灾难。
随此之后，文革的“斗批改”也整死整倒无数人，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第四号人物陶铸、总书记邓小平、北京市长彭真等等。“红卫兵”这个“文革”的怪胎出现了，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下，全国陷入无法无天的万马齐暗的局面，夺权恶风席卷全中国。
姚文元就是借助“文革”而窜起，更因此与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把整个中国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而怨声载道，真是“罪不可恕”。
不过，如果姚文元不搞政治，专注文学，他的文笔是流畅的，文采是出众的。单就他的评海瑞罢官的长文来说，倒是一篇出色旳评论文章，读后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反过来，如果他的文章离开政治批判，也就一无可取了，因此他命中注定是吃政治饭的，而且把政治倾入文章中，成为伺机而出的一支笔。
例如他在1959年写了一本《中国文化革命巨人──鲁迅》，竟然“天才”地把鲁迅描绘成共产主义的战士，是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人，给鲁迅涂上一层厚厚的政治色彩。他是随毛泽东之后给鲁迅戴上共产党帽子的第二人，可见他懂得抓住领袖内心世界投其所好，难怪会被毛泽东相中，提拔成文革的当红“炸子鸡”，主要是他那支会整人会杀人的笔锋十分锐利。
这种看风驶舵的心态也注定在站错边的时候，会给自己带来悲剧的下场。当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将“四人锋”一网成擒时，已是姚文元的末日到了。“文革”也划上句号（1981年被判刑20年，1996年出获，软禁在江苏昆山，直到逝世为止）。
23.1.06
林冠英的新口号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不久前为迎接该党创立40周年（已订于3月18日庆祝创党40年）而发表的一篇讲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是于1月2日主持其党新版网站推介礼上的致词)，因为他在讲话中提出了“马来西亚人第一”的口号作为未来的斗争方针。在这个理念下，他重提该党最初喊得十分响亮的口号“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换句话说，林冠英准备更换口号，把“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Malaysian Malaysia）改成“马来西亚人第一”（Malaysian First）。从字面上来了解，前者的口号十分顺口，而后者的口号显得含糊不清，乃至不知所指。我是读了他的讲词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所指是同一码事。但说句老实话，新的口号不如旧的口号清晰与响亮，而且也不能一下子领会其中的含意。相比之下，逊色有余，突显不足。
既然林冠英说是党中委接纳的新口号，我们且读读他的解释﹕“这是有双重的目的，以强调需要国民团结，其一是以马来西亚社群（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不论其种族和宗教作为基础；其二需要在国际领域中表现出学术的优异，经济的竞争力及工艺上的成就。
他认为有必要检讨党的政治目标，不但要彰显行动党与时俱进，具有新一代的马来西亚人的精神，而且要消除被公众标签为非马来人的种族政党的印象，以便朝向真正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也即是说，行动党必须决心和努力地塑造它不单是华人或印度人的政党，同时也关心马来人的问题。
他同意这是“知易行难”的路程，但必须要有共同的愿望来落实使之成功。除非由现在开始采取第一个基本步骤，否则行动党可能没有另外一个40年的庆祝。
我可以理解为何行动党要更新口号（但实质内容看来没变），因为这个口号不是民主行动党人所提出的，而是当新加坡还是属于马来西亚一邦时，由李光耀所提出的。他是以人民行动党领袖的身份为其党参加1964年的大选而创造出这个让人“一目了然”的口号，言简意赅。撇开政治不谈，李光耀在这方面的“创造力”是具有其新鲜感和创意的，令人“耳目一新”。
不过，当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后这个口号已成为李光耀的“标记”。李光耀也因为他未能贯彻这一理想而向马来西亚人民道歉（参见李光耀回忆录）。在李光耀看来，自此而后，这个口号已远离他而去，他也只能为新加坡的前途运筹帷幄。
就在新加坡独立后，原本属于人民行动党的马来西亚党员，只得更改名字另行注册，民主行动党就因此而诞生。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当年领导民主行动党的蒂凡那（党的秘书长）与新加坡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依然带出这个口号在进行其政治斗争。直到1969年回到新加坡再搞职工运动，复于80年代出任新加坡第三任总统。巧合的是，蒂凡那也在2005年逝世，结束了争议性的一生。
在蒂凡那之后，民主行动党晋入林吉祥时代，他还是把这个口号挂在嘴上，而成为民主行动党的斗争策略之一。虽然如此，在政治斗争中领域中，马来人并不欣赏也不接受李光耀的政治口号，并将之视为是“外来的口号”而加以排斥，也把民主行动党视为“华人的政党”。
尽管在过去40年，民主行动党一直坚持它是多元种族的政党，但它不得不承认仍然改变不了非华人对这个政党的归纳。
现在民主行动党来到林冠英的时代，也就须要用新口号来替代旧口号，以消除“人民行动党”的影子，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但我思来想去，总觉得“马来西亚人第一”或“马来西亚人领先”与“马来西亚能”（Malaysia Boleh）的口号好像是五十码与一百步之遥而已。
无论如何，既然林冠英已经提出新口号，且看他能否转化成“民主行动党能”（DAP Boleh）吗？这也是对他的领导的一大考验。
既然林冠英说是党中委接纳的新口号，我们且读读他的解释﹕“这是有双重的目的，以强调需要国民团结，其一是以马来西亚社群（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不论其种族和宗教作为基础；其二需要在国际领域中表现出学术的优异，经济的竞争力及工艺上的成就。
他认为有必要检讨党的政治目标，不但要彰显行动党与时俱进，具有新一代的马来西亚人的精神，而且要消除被公众标签为非马来人的种族政党的印象，以便朝向真正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也即是说，行动党必须决心和努力地塑造它不单是华人或印度人的政党，同时也关心马来人的问题。
他同意这是“知易行难”的路程，但必须要有共同的愿望来落实使之成功。除非由现在开始采取第一个基本步骤，否则行动党可能没有另外一个40年的庆祝。
我可以理解为何行动党要更新口号（但实质内容看来没变），因为这个口号不是民主行动党人所提出的，而是当新加坡还是属于马来西亚一邦时，由李光耀所提出的。他是以人民行动党领袖的身份为其党参加1964年的大选而创造出这个让人“一目了然”的口号，言简意赅。撇开政治不谈，李光耀在这方面的“创造力”是具有其新鲜感和创意的，令人“耳目一新”。
不过，当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后这个口号已成为李光耀的“标记”。李光耀也因为他未能贯彻这一理想而向马来西亚人民道歉（参见李光耀回忆录）。在李光耀看来，自此而后，这个口号已远离他而去，他也只能为新加坡的前途运筹帷幄。
就在新加坡独立后，原本属于人民行动党的马来西亚党员，只得更改名字另行注册，民主行动党就因此而诞生。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当年领导民主行动党的蒂凡那（党的秘书长）与新加坡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依然带出这个口号在进行其政治斗争。直到1969年回到新加坡再搞职工运动，复于80年代出任新加坡第三任总统。巧合的是，蒂凡那也在2005年逝世，结束了争议性的一生。
在蒂凡那之后，民主行动党晋入林吉祥时代，他还是把这个口号挂在嘴上，而成为民主行动党的斗争策略之一。虽然如此，在政治斗争中领域中，马来人并不欣赏也不接受李光耀的政治口号，并将之视为是“外来的口号”而加以排斥，也把民主行动党视为“华人的政党”。
尽管在过去40年，民主行动党一直坚持它是多元种族的政党，但它不得不承认仍然改变不了非华人对这个政党的归纳。
现在民主行动党来到林冠英的时代，也就须要用新口号来替代旧口号，以消除“人民行动党”的影子，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但我思来想去，总觉得“马来西亚人第一”或“马来西亚人领先”与“马来西亚能”（Malaysia Boleh）的口号好像是五十码与一百步之遥而已。
无论如何，既然林冠英已经提出新口号，且看他能否转化成“民主行动党能”（DAP Boleh）吗？这也是对他的领导的一大考验。
22.1.06
从拿督翁到拉沙里
已沉静一时的东姑拉沙里在去年12月17日主持非政府的马来民族权益大会又成为新闻人物。事缘这个备受注意的大会分发的文件中有提及政府乖离国家教育原则，允许增加非马来学校和学院的决定，但没有纳入29项通过的议决案内，而是强调马来民族权益的课题，包括不同意英化数理科，也反对大专法令等等。事后筹委会主席苏海朱澄清东姑拉沙里并没有发表反对华教的谈话。大会旨在捍卫马来族群的支配权。
虽然如此，东姑拉沙里也因为此大会的文件有挑起华教课题而引致政党及华团的批评。我们无意针对大会的内容作评述，但我们有必要关注东姑拉沙里在政治上的转变与拿督翁有相似的地方，那是因为他们有相同的政治际遇，值得进行比较。
拿督翁是巫统（1946年）的创党人。在这之前他已经是柔佛州的署理州务大臣，属于上层社会的精英。在马来人的眼中，他是改变他们命运的民族英雄。由于坚持巫统开放门户不分种族不果，在1951年退党另组马来亚独立党，复又于1954年改名为国家党走多元种族路线，因此在政治斗争上与巫统分庭抗礼。初时马华公会倾向支持拿督翁，但在1952年吉隆坡市议会选举证明马华与巫统的合作取得胜利后，马华又转向与巫统组成联盟。在气愤之下，马华公会被指意图将“马来亚”变成中国的第20个省。结果产生反效果，华人转向支持联盟，而在1955年的独立前的自治普通中，国家党竟告全军覆没，连身为殖民地政府的内政部长拿督翁也在新山议席中败北。这给予拿督翁很大的刺激，他认为华人已不给予他的开明政策予以支持，转而在1959年的大选，通过与回教党的合走回马来政治路线，移师丁加奴参选而胜出成为国会议贝。他的党有四人中选丁加奴州议员，才使到回教党得以在丁加奴执政短时间，后又因内閧而由联盟取而代之。拿督翁于1962年与世长辞，结束他斗争不懈的一生。1971年敦拉萨成为巫统主席兼第二任首相后，他把拿督翁“迎回”巫统，遗照高悬巫统，以正其名。正因为有此动作，拿督翁的公子胡先翁也重返巫统，并在后来（1976年）成为第三任首相。当今的教育部长希沙慕汀就是他的公子。在巫统内“三代相传”，实属罕见。
东姑拉沙里也是上层马来精英，有皇族血统。在敦拉萨掌权时，于1974年大选后被召入阁，出任财政部长，一时风头甚健；更在巫统党内成为副主席，挤入排队中的接班人行列。可惜敦拉萨安排的接班人是胡先翁不是拉沙里。接着在1976年敦拉萨去世，胡先翁接班时，他意料之外挑选马哈迪为副手而弃拉沙里。这也种下他和马哈迪之间的“心病”。当1981年马哈迪出任首相时，他倾向支持慕沙希淡成为副手而不是拉沙里。
慕沙之后，又轮不到拉沙里。终于在1987年的党选中爆发“王者之战”，拉沙里挑战马哈迪争党主席败下阵来又丢了官，导致拉沙里拉大队脱离巫统，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1989年）。这个党取名“46”即纪念巫统是在1946年成立的，显然是要发扬和秉承拿督翁的斗争精神。不仅于此，拉沙里还学习拿督翁的开放政策，拉拢回教党和民主行动党分别组成“回教团结力量”与“人民阵线”形成“三角联盟”，全力出击1990年的大选，连沙巴拜灵的人民团结党也加盟其中，准备在大选胜出后成为国家领导人。讵料人算不如天算，“46精神党”落个惨败，反而促成回教党重夺吉兰丹州政权和壮大行动党的力量，几乎夺得槟州的执政权。这一违他所愿的结果又促使拉沙里在“痛定思痛”后，将其党改名为“46马来人党”，似乎是拿督翁的翻版。即便如此，也未给走回马来人路线的“46马来人党”带来好运。在1995年的大选仍然是一蹶不振。直到1997年“鸟倦知归”，东姑拉沙里又拉队重投巫统的怀抱，以克制安华的势力不断坐大。
虽然拉沙里有机会再展身手，但时局并不对他有利。1999年的大选，他统领吉兰丹巫统一战无功而返，从此失去了“翻身的机会”。再下来，安华出事，已是到了阿都拉扬眉吐气的时刻。
一再失意的东姑拉沙里，从敦拉萨、胡先翁、马哈迪再到阿都拉，权力总是与他擦肩而过。争取权力高峰，显然已非他能力所及，但他的政治路线却像拿督翁一样，从单元政治到多元政治，又再回到单元政治。马来民族权益大会的出炉可证诸此点。这说明了我国政治格局在50年前已成形，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而且好像是极不容易改变。那些走出单一格局的，滑向反对党路线又再转了回来。从拿督翁到东姑拉沙里向我们展示他们这一路辗转又回到原地踏步。不同的是，拿督翁的形象是高高在上的，拉沙里则不断被边缘化。在这两个人的身上，我们又看到什么呢？很值得国人深思。
虽然如此，东姑拉沙里也因为此大会的文件有挑起华教课题而引致政党及华团的批评。我们无意针对大会的内容作评述，但我们有必要关注东姑拉沙里在政治上的转变与拿督翁有相似的地方，那是因为他们有相同的政治际遇，值得进行比较。
拿督翁是巫统（1946年）的创党人。在这之前他已经是柔佛州的署理州务大臣，属于上层社会的精英。在马来人的眼中，他是改变他们命运的民族英雄。由于坚持巫统开放门户不分种族不果，在1951年退党另组马来亚独立党，复又于1954年改名为国家党走多元种族路线，因此在政治斗争上与巫统分庭抗礼。初时马华公会倾向支持拿督翁，但在1952年吉隆坡市议会选举证明马华与巫统的合作取得胜利后，马华又转向与巫统组成联盟。在气愤之下，马华公会被指意图将“马来亚”变成中国的第20个省。结果产生反效果，华人转向支持联盟，而在1955年的独立前的自治普通中，国家党竟告全军覆没，连身为殖民地政府的内政部长拿督翁也在新山议席中败北。这给予拿督翁很大的刺激，他认为华人已不给予他的开明政策予以支持，转而在1959年的大选，通过与回教党的合走回马来政治路线，移师丁加奴参选而胜出成为国会议贝。他的党有四人中选丁加奴州议员，才使到回教党得以在丁加奴执政短时间，后又因内閧而由联盟取而代之。拿督翁于1962年与世长辞，结束他斗争不懈的一生。1971年敦拉萨成为巫统主席兼第二任首相后，他把拿督翁“迎回”巫统，遗照高悬巫统，以正其名。正因为有此动作，拿督翁的公子胡先翁也重返巫统，并在后来（1976年）成为第三任首相。当今的教育部长希沙慕汀就是他的公子。在巫统内“三代相传”，实属罕见。
东姑拉沙里也是上层马来精英，有皇族血统。在敦拉萨掌权时，于1974年大选后被召入阁，出任财政部长，一时风头甚健；更在巫统党内成为副主席，挤入排队中的接班人行列。可惜敦拉萨安排的接班人是胡先翁不是拉沙里。接着在1976年敦拉萨去世，胡先翁接班时，他意料之外挑选马哈迪为副手而弃拉沙里。这也种下他和马哈迪之间的“心病”。当1981年马哈迪出任首相时，他倾向支持慕沙希淡成为副手而不是拉沙里。
慕沙之后，又轮不到拉沙里。终于在1987年的党选中爆发“王者之战”，拉沙里挑战马哈迪争党主席败下阵来又丢了官，导致拉沙里拉大队脱离巫统，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1989年）。这个党取名“46”即纪念巫统是在1946年成立的，显然是要发扬和秉承拿督翁的斗争精神。不仅于此，拉沙里还学习拿督翁的开放政策，拉拢回教党和民主行动党分别组成“回教团结力量”与“人民阵线”形成“三角联盟”，全力出击1990年的大选，连沙巴拜灵的人民团结党也加盟其中，准备在大选胜出后成为国家领导人。讵料人算不如天算，“46精神党”落个惨败，反而促成回教党重夺吉兰丹州政权和壮大行动党的力量，几乎夺得槟州的执政权。这一违他所愿的结果又促使拉沙里在“痛定思痛”后，将其党改名为“46马来人党”，似乎是拿督翁的翻版。即便如此，也未给走回马来人路线的“46马来人党”带来好运。在1995年的大选仍然是一蹶不振。直到1997年“鸟倦知归”，东姑拉沙里又拉队重投巫统的怀抱，以克制安华的势力不断坐大。
虽然拉沙里有机会再展身手，但时局并不对他有利。1999年的大选，他统领吉兰丹巫统一战无功而返，从此失去了“翻身的机会”。再下来，安华出事，已是到了阿都拉扬眉吐气的时刻。
一再失意的东姑拉沙里，从敦拉萨、胡先翁、马哈迪再到阿都拉，权力总是与他擦肩而过。争取权力高峰，显然已非他能力所及，但他的政治路线却像拿督翁一样，从单元政治到多元政治，又再回到单元政治。马来民族权益大会的出炉可证诸此点。这说明了我国政治格局在50年前已成形，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而且好像是极不容易改变。那些走出单一格局的，滑向反对党路线又再转了回来。从拿督翁到东姑拉沙里向我们展示他们这一路辗转又回到原地踏步。不同的是，拿督翁的形象是高高在上的，拉沙里则不断被边缘化。在这两个人的身上，我们又看到什么呢？很值得国人深思。
16.1.06
赛胡申阿里与人民党
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赛胡申阿里在12月下旬为该党青年团与妇女组代表大会主持开幕时提出了党内存在着13个弱点有待改善，例如迟到、不守信逽、不负责任、对工作漫不经心、不敢面对问题等等都是老生常谈，没甚新意，不在此论。但这使我想起好像是“久违了”的赛胡申阿申这个人（因为人民党已彻底改组）在政海浮沉多年，就是一直探不出头来。作为一个学者型的大学讲师，赛胡申阿里博士是称职的，也对农民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因此他的学术资格与学识是无庸置疑的，但他的从政运气总是不能顺心顺意，与国会无缘。
本来，像这么一位饱学之士，又有意献身政治的，理应有机会在国会一展身手，但命运总是拒绝他的一番诚意，让人替他惋惜。他在政治的命运就使人想起他的前任者卡森阿末，也想起人民党的创党人阿末布斯达曼。就是他们三个人改变了人民党的命运（而他们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在内安令下坐牢）；特别是赛胡申阿里为人民党动了大手术，把这个党的性质做了根本的改变。反过来，人民党也改变了他们三个人的政运。
这样的巨大变化需要从人民党创立讲起。这个党创立于1955年，创党人是阿末布斯达曼，他是一位知名的马来作家。早在英殖民时代，他就曾因涉及左派的政治活动被逮捕。由于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他在1957年促成与劳工党的合作，成立社会主义阵线（社阵），这是人民党的第一大转变，也开放开户引进非马来人的党员。1959年他在华人占多数的选区中选国会议员，是人民党魁首次进入国会，但也是直到今天为止的记录保持者。1962年因被指涉及汶来叛乱而被捕。1964年的大选，人民党无一人入选国会（只有两名劳工党人在社阵旗下中选）。1965年也是在波斯达曼时代导致人民党与劳工党分家，起因于对语文政策的分歧（人民党支持国语法案，劳工党坚持多元语文政策）。后来波斯达曼获释后退出人民党，另成立“无产阶级政党”（有人译为“平民主义”党）。显示了波斯达曼思想已有转变，不再那么坚持原先的社会主义理念。
继承波斯达曼成为人民党主席的另一位杰出学者是卡森阿末。1962年起他是伦敦大学东方暨非洲研究院的讲师直到1965年。后来他又考取博士学位，算是一位学者型的政治人物。他对人民党的第二个改变是将党名改为“人民社会主义党”（简称人社党）。他也是一位政坛失意者，未曾中选国会议员。1976年至1981年他在内安令下被扣留5年之久。他在出狱后已告别“社会主义”，转而对宗教进行研究，并参加巫统成为普通党员，未被重用。
取代卡森阿末的是赛胡申阿里。他比卡森阿末更早被内安令逮捕，由1974年到1980年在扣留营渡过6年的时光。当他出狱后，已受人民党重托负起领导的责任，更在卡森阿末离去后正式成为人民党党魁。虽然赛胡申阿里是社会主义的信徒，有意重整人民党（他较后又将“人民社会主义党”改回原名），可惜时局又不予他机会，屡战屡败，未能中选国会议员。最有看头的一次是1999年大选后获分配在八打灵南区角逐（被视为反对党强区）（这一年也是安华效应的一年），结果是功亏一篑，这对一位学者无疑是个大打击。
自此之后，韬光养晦的赛胡申阿里也一直在寻求转变。就在2001年民主行动党退出替阵（反对党阵线）后，人民党与公正党始终未脱离替阵，并希望回教党能缓和宗教情绪和宗教路线。
本来赛胡申阿里“雄心勃勃”要在2004年打翻身仗，无奈回教党拒他于“千里之外”，认为吉兰丹的哥打峇汝国席不适合由赛胡申阿里上阵，理由是他是社会主义者。在此“愤慨”下，阿里选择不参加2004年大选。但其中也显示他对“反对党阵线”的“失望”。这一年的大选，已是“替阵”兵败如山倒，连回教党也只剩下最后一座岌岌可危的城地。国民公正党则只剩下党魁旺阿兹莎险胜。
在这种情况下，赛胡申阿里要把人民党引向那里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日常议程。继续保留现状，已看不到议会选举得胜的前路。将这个党自行改变，也不知如何变，最后的“出路”选择与国民公正党合并。因而人民党有了第三次的大转变，就是将整个党纳入国民公正党，继续由旺阿兹莎统领，而他则降一级成为党的署理主席。这种应变看来是人民党较好的选择，但也引起党内部份人士的不满。无论如何，今天的国民公正党表面已是改成“人民公正党”，实则是保持（改变不大）了国民公正党的特征与特色。其中最大的变化是赛胡申阿里不得不把“社会主义”的旗帜收起，让位于“政改”旗帜。“政改”旗号代表了什么？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不必再赘述。不过，赛胡申阿里也成为最后一位坚守“社会主义旗帜”的党魁，也许他的思想并未有太大的改变，但他知道，他的两位前任者也坚持得“好辛苦”而自行转变。就他本身而言，他一路走来，也看到马来民族思想的变化和在大时代前面，“社会主义口号”不再响亮，也只好把“社会主义”送给了“政改”（Refomasi）编收。
本来，像这么一位饱学之士，又有意献身政治的，理应有机会在国会一展身手，但命运总是拒绝他的一番诚意，让人替他惋惜。他在政治的命运就使人想起他的前任者卡森阿末，也想起人民党的创党人阿末布斯达曼。就是他们三个人改变了人民党的命运（而他们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在内安令下坐牢）；特别是赛胡申阿里为人民党动了大手术，把这个党的性质做了根本的改变。反过来，人民党也改变了他们三个人的政运。
这样的巨大变化需要从人民党创立讲起。这个党创立于1955年，创党人是阿末布斯达曼，他是一位知名的马来作家。早在英殖民时代，他就曾因涉及左派的政治活动被逮捕。由于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他在1957年促成与劳工党的合作，成立社会主义阵线（社阵），这是人民党的第一大转变，也开放开户引进非马来人的党员。1959年他在华人占多数的选区中选国会议员，是人民党魁首次进入国会，但也是直到今天为止的记录保持者。1962年因被指涉及汶来叛乱而被捕。1964年的大选，人民党无一人入选国会（只有两名劳工党人在社阵旗下中选）。1965年也是在波斯达曼时代导致人民党与劳工党分家，起因于对语文政策的分歧（人民党支持国语法案，劳工党坚持多元语文政策）。后来波斯达曼获释后退出人民党，另成立“无产阶级政党”（有人译为“平民主义”党）。显示了波斯达曼思想已有转变，不再那么坚持原先的社会主义理念。
继承波斯达曼成为人民党主席的另一位杰出学者是卡森阿末。1962年起他是伦敦大学东方暨非洲研究院的讲师直到1965年。后来他又考取博士学位，算是一位学者型的政治人物。他对人民党的第二个改变是将党名改为“人民社会主义党”（简称人社党）。他也是一位政坛失意者，未曾中选国会议员。1976年至1981年他在内安令下被扣留5年之久。他在出狱后已告别“社会主义”，转而对宗教进行研究，并参加巫统成为普通党员，未被重用。
取代卡森阿末的是赛胡申阿里。他比卡森阿末更早被内安令逮捕，由1974年到1980年在扣留营渡过6年的时光。当他出狱后，已受人民党重托负起领导的责任，更在卡森阿末离去后正式成为人民党党魁。虽然赛胡申阿里是社会主义的信徒，有意重整人民党（他较后又将“人民社会主义党”改回原名），可惜时局又不予他机会，屡战屡败，未能中选国会议员。最有看头的一次是1999年大选后获分配在八打灵南区角逐（被视为反对党强区）（这一年也是安华效应的一年），结果是功亏一篑，这对一位学者无疑是个大打击。
自此之后，韬光养晦的赛胡申阿里也一直在寻求转变。就在2001年民主行动党退出替阵（反对党阵线）后，人民党与公正党始终未脱离替阵，并希望回教党能缓和宗教情绪和宗教路线。
本来赛胡申阿里“雄心勃勃”要在2004年打翻身仗，无奈回教党拒他于“千里之外”，认为吉兰丹的哥打峇汝国席不适合由赛胡申阿里上阵，理由是他是社会主义者。在此“愤慨”下，阿里选择不参加2004年大选。但其中也显示他对“反对党阵线”的“失望”。这一年的大选，已是“替阵”兵败如山倒，连回教党也只剩下最后一座岌岌可危的城地。国民公正党则只剩下党魁旺阿兹莎险胜。
在这种情况下，赛胡申阿里要把人民党引向那里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日常议程。继续保留现状，已看不到议会选举得胜的前路。将这个党自行改变，也不知如何变，最后的“出路”选择与国民公正党合并。因而人民党有了第三次的大转变，就是将整个党纳入国民公正党，继续由旺阿兹莎统领，而他则降一级成为党的署理主席。这种应变看来是人民党较好的选择，但也引起党内部份人士的不满。无论如何，今天的国民公正党表面已是改成“人民公正党”，实则是保持（改变不大）了国民公正党的特征与特色。其中最大的变化是赛胡申阿里不得不把“社会主义”的旗帜收起，让位于“政改”旗帜。“政改”旗号代表了什么？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不必再赘述。不过，赛胡申阿里也成为最后一位坚守“社会主义旗帜”的党魁，也许他的思想并未有太大的改变，但他知道，他的两位前任者也坚持得“好辛苦”而自行转变。就他本身而言，他一路走来，也看到马来民族思想的变化和在大时代前面，“社会主义口号”不再响亮，也只好把“社会主义”送给了“政改”（Refomasi）编收。
15.1.06
韓院中文系的由來─我們點燈照亮你們的前程
不是因為應景，也不是為了點綴。當我們在公元2000年正月為韓江學院插上第一面旗幟時，我們就嚴肅而認真的構思下一個步驟必須把中文系設立起來。因為只有強化中文程度，才能真正體現出對中華文化的維護和傳承。
我們不能否認的是，在一個相長久的時間內，有不少人認為華語華文只須維持小學六年級的程度已是足以應付日常的會話和人與人之間的簡單溝通，並不需要高深的華文程度。這也是為什麼直到今天當我們和外國交流時，我們才真正感覺到華文水平已告下降，不如過去那麼踏實。這之中的諸多因素是不言而喻的，包括教學媒介語的改變，考試不是必修科以及華文程度高深並未保証其實用的價值等等。
如果說在80年代，我們仍然看不到華文的前景，那麼到了90年代，尤其是跨越千禧年后，我們已不能忽視華語華文的重要性。它已經崛起成為國際語文，並成為與英文齊驅並駕的語文。在這種情形下，人的思唯的改變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有必要面對現實，不能再滿足于現狀。因為我們時下所接觸的，不論是商場上的，或學術上的，都要求我們應具備一個相等的中華文化與語文水平以和外界“平起平坐”。
換句話說，若只擁有小學程度的華文水平，我們在與人溝通時，我們會覺得“書到用時方恨少”而有了語文障礙；若只擁有中學程度，也會覺得水平不足，難與人作高層次的交流。因此提高華文水平已是當務之急，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認定中文系的開辦是擁有華教背景的韓江學院所應負起的一項民族使命，以讓新一代的年輕人有足夠的學歷和學識用通順和流利的華文通向世界，而打破“華語只是其中一種方言的陳腐觀念”。最低限度，有一部份的精英可以用華文提呈論文和作為學術的語文或其程度可以在商場上登“大雅之堂”。
有了強烈的意願後，我們得用最快的速度把中文系辦得有聲有色而令人耳目一新，于是我們邀請中國南京大學當時的中文系主任趙憲章教授為韓院設計中文系的架構與實質課程，以和中國的大學接軌。終于我們在同年的年中迎來了趙教授派來一位資深的郭熙教授來韓院進行考察，並與我們及當時的文教界人士進行多次的探討最后完成了中文系的報告書。
整個設計是以南京大學一年級及二年級的課程作為藍本，加上某些本地化的課程，以方便畢業生可直接進入南京大學三年級或其他大學的中文系進行學分轉移。我們據此報告書向我國高等教育部進行申辦而在短時間內獲得批准。
公元2001年我們正式進行招生，獲得良好的反應而順利開課。這不僅證明我們落實了使命，也證明了本地並不缺乏熱愛學習中文的人。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都看到中文的亮麗前景，其實用價值遠遠超過學生原先所想像的。從這些年來的畢業生表現及一些已在中國完成學士學位而學有所長又學以致用的成果來看，我們確實邁開了正確的一步。
伴隨著中文系的成功開辦，我們又于2002協助南京大學為本國培養中文碩士生（已有兩屆畢業生），如今已是步了第三年。繼之我們在中文系的基礎上，創建了意義深長的“韓江華人文化館”。這是對文化發揚的一個有實質貢獻的突破，也彰顯韓院為華人文化放射異彩，成為第一座有華人文化館之設的高等學府。
這樣一來，潮籍先賢于87年前創建的韓江小學及55年前創建的韓江中學復于5年前創建的韓江學院，已貫穿成一個完整的教育體系，也對華文文化的推動展現前所未有的實際貢獻。
就此而言，韓院的中文系是我們文化的一盞明燈，也是最具象徵意義的科系，我們點燈而學生都是傳燈的人，他們體現了祖先對文化教育鍥而不捨的精神，也是一批又一批有先知先覺的生力軍。
當華文已在地球大地成為實用的語文時；學習更高層次的華文已是一種有廣泛用途的保障時，你還猶疑什么呢？請加入我們的行列，一起做中華文化傳燈的人。在今天誰敢再說學習中文是沒有前途呢？它將讓你終生享用意想不到的收穫而永不後悔，因為你是龍的傳人。全世界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是睡醒了的龍的傳人。
我們不能否認的是，在一個相長久的時間內，有不少人認為華語華文只須維持小學六年級的程度已是足以應付日常的會話和人與人之間的簡單溝通，並不需要高深的華文程度。這也是為什麼直到今天當我們和外國交流時，我們才真正感覺到華文水平已告下降，不如過去那麼踏實。這之中的諸多因素是不言而喻的，包括教學媒介語的改變，考試不是必修科以及華文程度高深並未保証其實用的價值等等。
如果說在80年代，我們仍然看不到華文的前景，那麼到了90年代，尤其是跨越千禧年后，我們已不能忽視華語華文的重要性。它已經崛起成為國際語文，並成為與英文齊驅並駕的語文。在這種情形下，人的思唯的改變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有必要面對現實，不能再滿足于現狀。因為我們時下所接觸的，不論是商場上的，或學術上的，都要求我們應具備一個相等的中華文化與語文水平以和外界“平起平坐”。
換句話說，若只擁有小學程度的華文水平，我們在與人溝通時，我們會覺得“書到用時方恨少”而有了語文障礙；若只擁有中學程度，也會覺得水平不足，難與人作高層次的交流。因此提高華文水平已是當務之急，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認定中文系的開辦是擁有華教背景的韓江學院所應負起的一項民族使命，以讓新一代的年輕人有足夠的學歷和學識用通順和流利的華文通向世界，而打破“華語只是其中一種方言的陳腐觀念”。最低限度，有一部份的精英可以用華文提呈論文和作為學術的語文或其程度可以在商場上登“大雅之堂”。
有了強烈的意願後，我們得用最快的速度把中文系辦得有聲有色而令人耳目一新，于是我們邀請中國南京大學當時的中文系主任趙憲章教授為韓院設計中文系的架構與實質課程，以和中國的大學接軌。終于我們在同年的年中迎來了趙教授派來一位資深的郭熙教授來韓院進行考察，並與我們及當時的文教界人士進行多次的探討最后完成了中文系的報告書。
整個設計是以南京大學一年級及二年級的課程作為藍本，加上某些本地化的課程，以方便畢業生可直接進入南京大學三年級或其他大學的中文系進行學分轉移。我們據此報告書向我國高等教育部進行申辦而在短時間內獲得批准。
公元2001年我們正式進行招生，獲得良好的反應而順利開課。這不僅證明我們落實了使命，也證明了本地並不缺乏熱愛學習中文的人。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都看到中文的亮麗前景，其實用價值遠遠超過學生原先所想像的。從這些年來的畢業生表現及一些已在中國完成學士學位而學有所長又學以致用的成果來看，我們確實邁開了正確的一步。
伴隨著中文系的成功開辦，我們又于2002協助南京大學為本國培養中文碩士生（已有兩屆畢業生），如今已是步了第三年。繼之我們在中文系的基礎上，創建了意義深長的“韓江華人文化館”。這是對文化發揚的一個有實質貢獻的突破，也彰顯韓院為華人文化放射異彩，成為第一座有華人文化館之設的高等學府。
這樣一來，潮籍先賢于87年前創建的韓江小學及55年前創建的韓江中學復于5年前創建的韓江學院，已貫穿成一個完整的教育體系，也對華文文化的推動展現前所未有的實際貢獻。
就此而言，韓院的中文系是我們文化的一盞明燈，也是最具象徵意義的科系，我們點燈而學生都是傳燈的人，他們體現了祖先對文化教育鍥而不捨的精神，也是一批又一批有先知先覺的生力軍。
當華文已在地球大地成為實用的語文時；學習更高層次的華文已是一種有廣泛用途的保障時，你還猶疑什么呢？請加入我們的行列，一起做中華文化傳燈的人。在今天誰敢再說學習中文是沒有前途呢？它將讓你終生享用意想不到的收穫而永不後悔，因為你是龍的傳人。全世界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是睡醒了的龍的傳人。
9.1.06
郭家骅事件的省思
我原以为郭家骅的“官职”已飞走了，因为事先各方都已知情他将在12月31日卸职，连媒体也大肆报导。可是事件的发展竟然直转直下，郭家骅却告“安然无恙”，继续做他的行政议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许多人都给搞胡涂了。
本来我已先后在本栏针对郭家骅的官运发表过评论，其一是我评他“迎来冬天”；其二是他的回应“冬去春来”，真没想到给他等到了。但问题也就不此了结，留下的后遗症却可以从各方面猜想。
我不想在前因后果兜圈子，也不要再谈什么来龙去脉，我要说的是“政治的信誉”与“政治的权威”这两件事。其实合起来又是一码事。
通常我们理解的政治是个人参加了集体的运动，然后通过集体又凸现个人的成就。换句话说，政治是一个大海洋，很多人都投身其中学习游泳。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一下子就上岸；有的人一辈子也游不上岸。究其因不外有下列的因素﹕个人有其智慧与才华，在党内得到赏识而探出头来。例如有的人不是从基层做起，而是从天而降，被领袖命中，一下子参加大选而取得官职，然而才慢慢地建立“基层”的基础。‚个人有其手段。这种手段不论是出自正当与非正当的（只要不被揭开），他就可以在党内先有党职，而后才争得官职。因此我们看到有些人在政党内沉浸多年，最后才有机会脱颖而出。这种人往往被人评为靠手段起家。但话又说回来，参加政治而没有手段，只等待别人把你扶起来，不如回家睡觉。因此耍耍手段是参政的必要过程，只要运用得当或靠正当的手段取得，那就少有非议，不然就是是非多多。
不论是前者或后者，在党内能出头的人又是少之又少，所以我们把这些人叫做精英份子。所谓精英份子是指在党内有党职的，或中央级的，或州际的，或地方性的，而最为吃香莫于手握投票权的中央代表。人人都想争又不是人人争得到，自然党内有派系了。还有一类是有官职的。官有大有小，官运有长有短，这要看你的造化。当然官是越大越好，有官自然有权（多多少少也好），有权又自然有势。一旦无权又无势，那就是被打回原形，成了个普通党员了。
正因为僧多粥少，一旦有机会做官，绝大多数人都会做上瘾而不会心甘情愿让位的。什么孔融让梨的故事不过是说来好听吧了。
马华公会为此，也订下了做官的期限，又订下党高职的年限。这算是一个比较开明和民主的作风。虽然如此，对于有官位的人来说，这样的限制是有点儿不自在的，因为才做出“官样”来，又说到期了，真是扫兴。
我们不知道郭家骅的想法是怎么样的，但我们知道他的“期限”还没有到。若没有变卦，应是可继续做官。若有变卦，他就要认命。同时我们又更是知道，党有党威，领袖有领袖的权威，这又是不可挑战的，而一个人的官运也往往由党领袖来斟酌和定夺。由于这样，也就有所谓郭家骅只做“半届行政议员”的传言，后来又知道确有此事，而非传言。
就在这换班的脚步越来越近的时刻，突然中途有变，大家都感到纳闷，也不知葫芦里卖得是什么药。有人说了是技术上出问题；又有人说是反弹力过大，终于换班不成，党领袖的威信也因此受挫于一时。
可是反过来看，取得胜利者又未见得好受。郭家骅表面上是打胜了一场翻身仗，却因此被指输掉整个“信誉”，因为他的“咸鱼翻身”也弄得党领导层“瞠目结舌”，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
从这样来分析，“信誉”的“破产”是长痛的；“权威”的受损是一时的，两相权宜之下前者显得更是坐立不安。所谓“好像赢了却不兴高采烈”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可以这样说﹕郭家骅保官有术。用什么招术也就不重要了。政治者，权谋也！因此他暂时“胜利”了，有人说党的“威信”因此给典当了，可能连他的派系也会为此“分崩离析”。这非他所愿，但他又非作最后的挣扎不可。如今局面已是彼此“骑虎难下”。看来，他会比以前更为寂寞与无奈，除非再有奇迹出现，不然等待他的极可能是党的权威再一次出击，他毕竟保得了一时，却保不了一世。这就是政治斗争的规律。事情闹僵至此，不知谁要负最大的责任？
本来我已先后在本栏针对郭家骅的官运发表过评论，其一是我评他“迎来冬天”；其二是他的回应“冬去春来”，真没想到给他等到了。但问题也就不此了结，留下的后遗症却可以从各方面猜想。
我不想在前因后果兜圈子，也不要再谈什么来龙去脉，我要说的是“政治的信誉”与“政治的权威”这两件事。其实合起来又是一码事。
通常我们理解的政治是个人参加了集体的运动，然后通过集体又凸现个人的成就。换句话说，政治是一个大海洋，很多人都投身其中学习游泳。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一下子就上岸；有的人一辈子也游不上岸。究其因不外有下列的因素﹕个人有其智慧与才华，在党内得到赏识而探出头来。例如有的人不是从基层做起，而是从天而降，被领袖命中，一下子参加大选而取得官职，然而才慢慢地建立“基层”的基础。‚个人有其手段。这种手段不论是出自正当与非正当的（只要不被揭开），他就可以在党内先有党职，而后才争得官职。因此我们看到有些人在政党内沉浸多年，最后才有机会脱颖而出。这种人往往被人评为靠手段起家。但话又说回来，参加政治而没有手段，只等待别人把你扶起来，不如回家睡觉。因此耍耍手段是参政的必要过程，只要运用得当或靠正当的手段取得，那就少有非议，不然就是是非多多。
不论是前者或后者，在党内能出头的人又是少之又少，所以我们把这些人叫做精英份子。所谓精英份子是指在党内有党职的，或中央级的，或州际的，或地方性的，而最为吃香莫于手握投票权的中央代表。人人都想争又不是人人争得到，自然党内有派系了。还有一类是有官职的。官有大有小，官运有长有短，这要看你的造化。当然官是越大越好，有官自然有权（多多少少也好），有权又自然有势。一旦无权又无势，那就是被打回原形，成了个普通党员了。
正因为僧多粥少，一旦有机会做官，绝大多数人都会做上瘾而不会心甘情愿让位的。什么孔融让梨的故事不过是说来好听吧了。
马华公会为此，也订下了做官的期限，又订下党高职的年限。这算是一个比较开明和民主的作风。虽然如此，对于有官位的人来说，这样的限制是有点儿不自在的，因为才做出“官样”来，又说到期了，真是扫兴。
我们不知道郭家骅的想法是怎么样的，但我们知道他的“期限”还没有到。若没有变卦，应是可继续做官。若有变卦，他就要认命。同时我们又更是知道，党有党威，领袖有领袖的权威，这又是不可挑战的，而一个人的官运也往往由党领袖来斟酌和定夺。由于这样，也就有所谓郭家骅只做“半届行政议员”的传言，后来又知道确有此事，而非传言。
就在这换班的脚步越来越近的时刻，突然中途有变，大家都感到纳闷，也不知葫芦里卖得是什么药。有人说了是技术上出问题；又有人说是反弹力过大，终于换班不成，党领袖的威信也因此受挫于一时。
可是反过来看，取得胜利者又未见得好受。郭家骅表面上是打胜了一场翻身仗，却因此被指输掉整个“信誉”，因为他的“咸鱼翻身”也弄得党领导层“瞠目结舌”，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
从这样来分析，“信誉”的“破产”是长痛的；“权威”的受损是一时的，两相权宜之下前者显得更是坐立不安。所谓“好像赢了却不兴高采烈”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可以这样说﹕郭家骅保官有术。用什么招术也就不重要了。政治者，权谋也！因此他暂时“胜利”了，有人说党的“威信”因此给典当了，可能连他的派系也会为此“分崩离析”。这非他所愿，但他又非作最后的挣扎不可。如今局面已是彼此“骑虎难下”。看来，他会比以前更为寂寞与无奈，除非再有奇迹出现，不然等待他的极可能是党的权威再一次出击，他毕竟保得了一时，却保不了一世。这就是政治斗争的规律。事情闹僵至此，不知谁要负最大的责任？
8.1.06
论华基政党与未来走向
在独立（1957年）之前，我国只有一个华人政党，那就是1949年成立的“马华公会”。在独立之后，我国还是只有一个华人政党，那也是马华公会。这个政党在1952年与巫统合作，参加吉隆坡市议会选举旗开得胜，奠定两党联盟的基础。两年后，印度国大党加入联盟。这三个政党组成的联盟在1955年普选取得压倒性胜利（52席选举，联盟赢51席，另46席由英国委任，启开马来亚联合邦自治时代，也带领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成为独立国。）
独立日这一天，左派的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社阵，标榜多元种族的社会主义政纲，具有阶级性倾向，因此它不是华基政党，没有人把社阵或劳工党称为华人政党。而它和联盟乃至马华公会的斗争侧重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回异。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才出现我们今日所谓的“华基政党”？而华基政党又是怎样演化而来的？这就得提及与此相关的四位华裔政治领袖在斗争中衍生出来的当今“特殊的政治产物”，而且与马华公会息息相关。
(一) 第一位是陈祯禄。他在1949年联合一批峇峇及亲英份子组织了马华公会，主要是因为在紧急状态下，有近50万华人被赶进“新村”，以断绝和马共的连系，而“新村”华人则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苦不堪言。马华公会乃告应运而生，目的是协助华人改善生活。最初它被当成一个福利慈善机构，直到1953年被禁止发行“福利彩票”后，促使马华公会改变形象，走向一个全面性的政党，期望通过政治来维护华人的权益，和力使华人登记成为公民，以效忠这个国家。
陈祯禄的政治理念也就因马华公会参加议会选举取得议席而得以巫统分享执政的权力。换句话说，从1949年到1959年的10年间，是陈祯禄的领导魅力与威信，为马华建立了一个政治平台，并以华人政党的姿态号召华人团结在马华的旗帜下。这种打出“民族主义”旗号的政治斗争指导思想正与其合作伙伴巫统打出的“民族主义”（不是宗教主义）旗号相互辉映。
很显然的，马华公会走的这一条政治路线是与反对党所鼓吹的意识形态（左派政治理论）的路线是有矛盾和对立的，以致它在华人社会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正因为这样，马华公会本身起了“革命”。有一批少壮派要明显地突出马华公会作为华人代表的形象，也就是要彰显陈祯禄的“民族主义”的政治精神。以证明马华公会不是“资本家”或“精英份子”的政党，而是全体华人的的政党。
(二) 演绎和推进陈祯禄政治哲学的就是林苍佑这个人。他在1954年应陈祯禄之邀加入马华公会后，锐意刷新马华的政党形象。因而在1958年角逐马华总会长职，不是为打倒陈祯禄而 战，而是要改革这个党。结果他取得胜利。另外两个重要的林苍佑派的人物必须要一并带上，他们是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朱运兴（他原是独立前的副教育部长，后因华教问题而丢官〕击败翁毓麟当选总秘书及与李光耀私交甚笃的杨邦孝（如今已是新加坡大法官〕击败陈修信当选宣传主任。他们三个人是改革的少壮派，准备整合马华公会，一方面用以抵销刘伯群及陈期岳（均为马华党员〕通过华团向马华施加压力，导致马华力量分化；另一方面则要求巫统正视马华面对的困境，分配三分之──的国席，即是要求总数104席中的40席，以确保任何修宪需征求马华意见。可惜这一要求触发政治大风暴，林苍佑败下阵来。巫统的东姑阿都拉曼选择与陈修信合作。在血浓于水下，陈祯禄从原先支持林苍佑的改革到后来反对林苍佑的领导，转而支持其儿子陈修信。马华公会也就在1959年分配到31席（国会），比林苍佑最早争取的40席少了9席，即未达三分之一席位。马华于是又回到陈祯禄的保守政治的年代。
震怒之余，林苍佑在1961年离开马华另起炉灶。他所引起的政治震荡比任何一人都要爆炸性和持久性，其后遗症竟延至今日还在回荡。先是成立民联党（1961年），后是合创民政党（1968年），解散民联党之后，一举夺下槟州政权，更在1974年加入国阵（联盟的扩大）。这样一来，第一个“华基政党”宣告成立。
至此，我们要给华基政党下一个定义，它是以华人〔不论是党员或支持者〕占大多数而立足政坛的政党，不管它的宗旨是多元性或党员也有非华人在其中，但不争的事实它是立足在华社，没有华人的支持，这样的政党也就走向尽头〔例如1974年陈志勤成立的社会正义党及1978年叶锦源的社会主义民主党，都因未能在华人社会得到有力的支持而后自我消失〕。民政党不但站稳脚跟，而且一直在槟州处于主导地位，在国阵眼中，尤其是巫统看来，它是除马华外，另一个代表华人的政党。因此它被标签为“华基政党”〔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 。
另一个被国阵视为华基政党的是砂劳越的人民联合党。它的政纲与民政不相上下，但也没有办法逃脱不是“华基政党”的标记。只是因地域关系，鲜少涉及西马政治。
(三) 第三个人就是李光耀（前新加坡总理，现为内阁资政），他在1963年率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复于1964年用人民行动党的旗号参加国州大选，而他曾不讳言要取代马华公会的地位，换句话说，他要使人民行动党成为代表华人在内阁中的地位。这是一种十分明显的“民族主义”换位的角力战，进而提出了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作为斗争的口号，目的就是要吸引华人及华人以外的族群的支持。甚至拉拢包括林苍佑在内的支持其“团总组织，以对马华公会产生压力。
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人民行动党摇身一变成“民主行动党”。这个政党成立的本身就是人民行动党的翻版，也因此以马华公会作为斗争的目标，从蒂凡那到吴福源到林吉祥再到林冠英都表现了一脉相承的政治理念。虽然坚称多元种族，但它没有忘记它是根在华社，没有华社的支持，民主行动党的政治生命力是有限的。于是它又被冠上“华基政党”的名堂。一个华基政党在朝（民政党），另一个华基政党在野（民主行动党〕，再加上华基政党的老大“马华公会”，形成一个鼎足而立的局面。这个局面之所以造成，取决于一个人的“政治逆流”的所作所为而造成。
(四) 这个人就是陈修信，他承接了其父亲的政治遗产，但转化成自己一套的“精英导向”而未能感受华社对他的责难。第一个向他发难的人是林苍佑；第二个向他发难的人是李光耀。林苍佑不能容忍陈修信对他的“背叛”，决意通过另一个“华基政党”把他给“整”下来。终于在1974年民政纳入国阵时，陈修信挂冠而去。李光耀同样不能容忍陈修信代表华人，他认为在陈修信领导下的马华公会，华人已产生信心危机。因此也决意要取而代之。民主行动党就是延续这种精神斗马华公会。
陈修信则是在1969年“五一三”种族冲突悲剧后，惊觉马华公会的政治角色已被边缘化。不但在大选中失利（参选33席，13人中选），而且政治格局大洗牌下，巫统一跃而成为主宰国家命运的主导政党。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在1971年提出“以党治国”理念，这个党就是巫统。
为了挽救马华公会不致一跌再跌，陈修信在1971年号召华人大团结，打出了“民族主义”的招牌，一时团结之声浩大，成为一种运动，但不久又告分道扬镳。这之后因为陈修信的保守思想已经无法捍卫陈祯禄的政治哲学，唯有让位于新人。李三春时代就此揭开了。
李三春基本上认定只有一个马华公会代表华人，其它政党不能越俎代庖。他的政治手段兵分两路，一路要杀倒民政党（起用林建寿来夺槟州政权），另一路要化解行动党（争取议员跳槽和尽一切能力抵销行动党的威胁。何文翰，叶炳汉及陈德泉等人的跳槽就此连续发生）。这两个策略都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是李三春在1983年突然离党出走，引爆了马华历时一年有余的党争，元气大伤。
下来的陈群川乃至林良实，都已经意识到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已告定型──一党居优势的多党制结构。在国阵的14个成员党中，只有巫统独大，余则只是围绕在老大周围的其中一份子。马华也没有例外。因此在已定型的政治大气候中，2003年崛起的马华公会新领袖黄家定所要思及的是怎样整合华人的代表性和凝聚力。既然不能一一消灭“对手”，务实之道是在共存的空间寻求一个“共识”。于是有了马华与民政的合作。两党试图在华社的问题上共同应对，但又有其局限性，因为有“国阵精神”罩住，不能超越界线。虽然如此，通过内部的争取与协调已成为两党的当务之急
不过，要怎样与在野的华基政党──民主行动党合作？则是一个大问题和大学问。目前看来，合作的可行性似乎不存在，因为彼此都在争夺华社的资源（支持的力量）。但如果把政党利益或政治利益凌驾于华社之上或和用华社课题或困境当成政治筹码，肯定是华社的不幸。即便让其中一方在选举中压倒另一方，难道就解决华社的问题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更何况历史已经证明今天的现实是华社都认为彼此都有存在的必要。
既然三个华基政党已清楚本身的定位，新一代的领袖，如黄家定，许子根及林冠英已经不能用上一代人的相互排斥与“赶尽杀绝”的手段来取得独赢（1990年及1995年行动党曾企图打下民政党而未果是为二例），而是需要具备勇气和胆识，抛弃历史包袱，不能再陈陈相因，原地踏步，而是要突破性地在相关的课题上各提出策略思维。因为有些课题不是单靠一党之力来解决问题的。从教育课题到裸罚事件，反映出彼此之间不约而同地有共同的观点。
如果我们认定国家现有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乃至宗教自由的特征是不可改变的话，那么对不合时宜的政策和措施提出改革和调整则是可以做到的。在这个基础上，和不违反民主竞争的原则下，华基政党应该可以自我调整，努力改变政治格局，相互合作共创一个人人梦寐以求的公平、合理、宽容、尊重与和谐的社会。
独立日这一天，左派的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社阵，标榜多元种族的社会主义政纲，具有阶级性倾向，因此它不是华基政党，没有人把社阵或劳工党称为华人政党。而它和联盟乃至马华公会的斗争侧重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回异。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才出现我们今日所谓的“华基政党”？而华基政党又是怎样演化而来的？这就得提及与此相关的四位华裔政治领袖在斗争中衍生出来的当今“特殊的政治产物”，而且与马华公会息息相关。
(一) 第一位是陈祯禄。他在1949年联合一批峇峇及亲英份子组织了马华公会，主要是因为在紧急状态下，有近50万华人被赶进“新村”，以断绝和马共的连系，而“新村”华人则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苦不堪言。马华公会乃告应运而生，目的是协助华人改善生活。最初它被当成一个福利慈善机构，直到1953年被禁止发行“福利彩票”后，促使马华公会改变形象，走向一个全面性的政党，期望通过政治来维护华人的权益，和力使华人登记成为公民，以效忠这个国家。
陈祯禄的政治理念也就因马华公会参加议会选举取得议席而得以巫统分享执政的权力。换句话说，从1949年到1959年的10年间，是陈祯禄的领导魅力与威信，为马华建立了一个政治平台，并以华人政党的姿态号召华人团结在马华的旗帜下。这种打出“民族主义”旗号的政治斗争指导思想正与其合作伙伴巫统打出的“民族主义”（不是宗教主义）旗号相互辉映。
很显然的，马华公会走的这一条政治路线是与反对党所鼓吹的意识形态（左派政治理论）的路线是有矛盾和对立的，以致它在华人社会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正因为这样，马华公会本身起了“革命”。有一批少壮派要明显地突出马华公会作为华人代表的形象，也就是要彰显陈祯禄的“民族主义”的政治精神。以证明马华公会不是“资本家”或“精英份子”的政党，而是全体华人的的政党。
(二) 演绎和推进陈祯禄政治哲学的就是林苍佑这个人。他在1954年应陈祯禄之邀加入马华公会后，锐意刷新马华的政党形象。因而在1958年角逐马华总会长职，不是为打倒陈祯禄而 战，而是要改革这个党。结果他取得胜利。另外两个重要的林苍佑派的人物必须要一并带上，他们是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朱运兴（他原是独立前的副教育部长，后因华教问题而丢官〕击败翁毓麟当选总秘书及与李光耀私交甚笃的杨邦孝（如今已是新加坡大法官〕击败陈修信当选宣传主任。他们三个人是改革的少壮派，准备整合马华公会，一方面用以抵销刘伯群及陈期岳（均为马华党员〕通过华团向马华施加压力，导致马华力量分化；另一方面则要求巫统正视马华面对的困境，分配三分之──的国席，即是要求总数104席中的40席，以确保任何修宪需征求马华意见。可惜这一要求触发政治大风暴，林苍佑败下阵来。巫统的东姑阿都拉曼选择与陈修信合作。在血浓于水下，陈祯禄从原先支持林苍佑的改革到后来反对林苍佑的领导，转而支持其儿子陈修信。马华公会也就在1959年分配到31席（国会），比林苍佑最早争取的40席少了9席，即未达三分之一席位。马华于是又回到陈祯禄的保守政治的年代。
震怒之余，林苍佑在1961年离开马华另起炉灶。他所引起的政治震荡比任何一人都要爆炸性和持久性，其后遗症竟延至今日还在回荡。先是成立民联党（1961年），后是合创民政党（1968年），解散民联党之后，一举夺下槟州政权，更在1974年加入国阵（联盟的扩大）。这样一来，第一个“华基政党”宣告成立。
至此，我们要给华基政党下一个定义，它是以华人〔不论是党员或支持者〕占大多数而立足政坛的政党，不管它的宗旨是多元性或党员也有非华人在其中，但不争的事实它是立足在华社，没有华人的支持，这样的政党也就走向尽头〔例如1974年陈志勤成立的社会正义党及1978年叶锦源的社会主义民主党，都因未能在华人社会得到有力的支持而后自我消失〕。民政党不但站稳脚跟，而且一直在槟州处于主导地位，在国阵眼中，尤其是巫统看来，它是除马华外，另一个代表华人的政党。因此它被标签为“华基政党”〔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 。
另一个被国阵视为华基政党的是砂劳越的人民联合党。它的政纲与民政不相上下，但也没有办法逃脱不是“华基政党”的标记。只是因地域关系，鲜少涉及西马政治。
(三) 第三个人就是李光耀（前新加坡总理，现为内阁资政），他在1963年率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复于1964年用人民行动党的旗号参加国州大选，而他曾不讳言要取代马华公会的地位，换句话说，他要使人民行动党成为代表华人在内阁中的地位。这是一种十分明显的“民族主义”换位的角力战，进而提出了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作为斗争的口号，目的就是要吸引华人及华人以外的族群的支持。甚至拉拢包括林苍佑在内的支持其“团总组织，以对马华公会产生压力。
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人民行动党摇身一变成“民主行动党”。这个政党成立的本身就是人民行动党的翻版，也因此以马华公会作为斗争的目标，从蒂凡那到吴福源到林吉祥再到林冠英都表现了一脉相承的政治理念。虽然坚称多元种族，但它没有忘记它是根在华社，没有华社的支持，民主行动党的政治生命力是有限的。于是它又被冠上“华基政党”的名堂。一个华基政党在朝（民政党），另一个华基政党在野（民主行动党〕，再加上华基政党的老大“马华公会”，形成一个鼎足而立的局面。这个局面之所以造成，取决于一个人的“政治逆流”的所作所为而造成。
(四) 这个人就是陈修信，他承接了其父亲的政治遗产，但转化成自己一套的“精英导向”而未能感受华社对他的责难。第一个向他发难的人是林苍佑；第二个向他发难的人是李光耀。林苍佑不能容忍陈修信对他的“背叛”，决意通过另一个“华基政党”把他给“整”下来。终于在1974年民政纳入国阵时，陈修信挂冠而去。李光耀同样不能容忍陈修信代表华人，他认为在陈修信领导下的马华公会，华人已产生信心危机。因此也决意要取而代之。民主行动党就是延续这种精神斗马华公会。
陈修信则是在1969年“五一三”种族冲突悲剧后，惊觉马华公会的政治角色已被边缘化。不但在大选中失利（参选33席，13人中选），而且政治格局大洗牌下，巫统一跃而成为主宰国家命运的主导政党。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在1971年提出“以党治国”理念，这个党就是巫统。
为了挽救马华公会不致一跌再跌，陈修信在1971年号召华人大团结，打出了“民族主义”的招牌，一时团结之声浩大，成为一种运动，但不久又告分道扬镳。这之后因为陈修信的保守思想已经无法捍卫陈祯禄的政治哲学，唯有让位于新人。李三春时代就此揭开了。
李三春基本上认定只有一个马华公会代表华人，其它政党不能越俎代庖。他的政治手段兵分两路，一路要杀倒民政党（起用林建寿来夺槟州政权），另一路要化解行动党（争取议员跳槽和尽一切能力抵销行动党的威胁。何文翰，叶炳汉及陈德泉等人的跳槽就此连续发生）。这两个策略都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是李三春在1983年突然离党出走，引爆了马华历时一年有余的党争，元气大伤。
下来的陈群川乃至林良实，都已经意识到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已告定型──一党居优势的多党制结构。在国阵的14个成员党中，只有巫统独大，余则只是围绕在老大周围的其中一份子。马华也没有例外。因此在已定型的政治大气候中，2003年崛起的马华公会新领袖黄家定所要思及的是怎样整合华人的代表性和凝聚力。既然不能一一消灭“对手”，务实之道是在共存的空间寻求一个“共识”。于是有了马华与民政的合作。两党试图在华社的问题上共同应对，但又有其局限性，因为有“国阵精神”罩住，不能超越界线。虽然如此，通过内部的争取与协调已成为两党的当务之急
不过，要怎样与在野的华基政党──民主行动党合作？则是一个大问题和大学问。目前看来，合作的可行性似乎不存在，因为彼此都在争夺华社的资源（支持的力量）。但如果把政党利益或政治利益凌驾于华社之上或和用华社课题或困境当成政治筹码，肯定是华社的不幸。即便让其中一方在选举中压倒另一方，难道就解决华社的问题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更何况历史已经证明今天的现实是华社都认为彼此都有存在的必要。
既然三个华基政党已清楚本身的定位，新一代的领袖，如黄家定，许子根及林冠英已经不能用上一代人的相互排斥与“赶尽杀绝”的手段来取得独赢（1990年及1995年行动党曾企图打下民政党而未果是为二例），而是需要具备勇气和胆识，抛弃历史包袱，不能再陈陈相因，原地踏步，而是要突破性地在相关的课题上各提出策略思维。因为有些课题不是单靠一党之力来解决问题的。从教育课题到裸罚事件，反映出彼此之间不约而同地有共同的观点。
如果我们认定国家现有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乃至宗教自由的特征是不可改变的话，那么对不合时宜的政策和措施提出改革和调整则是可以做到的。在这个基础上，和不违反民主竞争的原则下，华基政党应该可以自我调整，努力改变政治格局，相互合作共创一个人人梦寐以求的公平、合理、宽容、尊重与和谐的社会。
2.1.06
陈清凉“上位無門”？
马华公会改选后风平浪静，但在北端却荡起一阵阵涟漪，焦点人物现在又移向在马华中央改选中风头甚健的女议员陈清凉。她既中选马华妇女组中委又当选马华中央理事。可谓一箭双雕，“双喜临门”。
为什么又是她再次成为“新闻人物”？原来这又是与郭家骅有关，我在本栏中先有评论“郭家骅已迎来了冬天”，后有他本人的回应：“郭家骅等待冬去春来。”两者相映成趣。
未几又是“噩耗”传来。郭家骅不仅等不到春天，而且过不了冬天。因为寒气逼人来。他的“政治官运”行将“冻僵”在十二月的严冬。
可是消息又直轉急下，說是郭家驊竟破“冬”而出，官職又暫時未變。說變不變，也不知問題出在那里？
到底真正的故事是怎样的呢？我们有需要让这段故事再加以还原：在2004年大选后，马华领袖决定在槟城更换两位行政议员。即刘一端取代骆福汉和陈清凉取代郭家骅。消息传开后，原任的骆福汉和郭家骅如急锅上的蚂蚁。到处串门，希望保留现状。结果骆福汉无功而返，只好回到槟州政府大厦收拾包袱走人，让位新人接班。而郭家骅竟在最后一刻钟“柳暗花明”“起死回生”，有幸保留官位。
但據說条件是他的任期必须在2005年底结束，让位于新人。于是傳說郭家骅在马华总会长黄家定的面前签了份协议书。白纸黑字同意这样的条件。市场上传出的所谓“半届行政议员”就是這么來的。
为什么陈清凉未能及时上位？早前传出的版本是她在2003年时因“祸从口出”，“得罪”了国阵政府，在槟州立法议会对反对党议员要求展延「外环公路」的议案投了弃权票而不是反对票，结果她和林武灿被“双规”──党籍被冻结，在州议会内暂时属非马华议员，成了“无党派议员”。这种惩罚在数个月后被解冻，而在2004年两人再度参加大选，陈清凉保住了她的州议席，林武灿则栽了筋斗。由于这个“违反国阵精神”的记录，陈清凉“无望拜官”。
其实问题不在于此，也非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拦路”，而是因为有人向反贪污局投报陈清凉，指在购买计算机事上有疑点。由于反贪局当时尚未正式发出公函澄清并无不妥之处，马华公会总会长黄家定只好向许子根表明陈清凉上任事暂缓一下，继由郭家骅代表马华，就这样许子根便向外公布其州政府内阁。后许子根向外澄清陈清凉已告“清白”。
郭家骅在继任后心中有数，但也期望有所转变。因而在2005年马华区会改选及党中央改选时“大显身手”，组织人马把黄锦鸿的班底打翻。这一种“翻身仗”表面看起来郭家骅有所斩获，实则中央改选大局已定后，郭家骅与黄锦鸿双双在槟州排行榜中出局，未被委以重任，且被中央署理会长陈广才接管了槟州马华。陈清凉则在排阵中出任组织秘书，春光乍现。这样一来，郭家骅已预见大势不妙。再作最后的“冲刺”。
這最后的“沖刺”就是郭家驊“直闖”總會長理事會說明事件。據知把整個問題又再翻轉，以致未有定案。到底換還是不換，也需要時間來證明。
可是無論結果如何，卻是半路殺出程咬金。換句話說，即使換人，上位的是黎兆榮而非陳清涼。“苦命”的陳清涼，兩度與官位擦肩而過。看來，她又要韜光養晦了。
陈清凉是在1988年参加马华公会，人长得高佻，不是什么女强人之类的。学历是毕业自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数学系专修计算机及统计精算学的双学位（DOUBLE DEGREE）。1995年初试啼声，中选议员。1999年再次蝉联。经过一场惊涛骇浪后又于2004年再次中选。
写至此，突然想起中国著名影星刘晓庆的一句话：“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我加上一句“女人做官是难上加难”。不信你看陈清凉的政治路确是走得好辛苦。这一句话又包含陈清凉上位阻力重重，柳暗花不明。這一下子“熟悉的鸭子又飞掉了”。时也，命也！真是造化弄人，时不予“我”乎！
为什么又是她再次成为“新闻人物”？原来这又是与郭家骅有关，我在本栏中先有评论“郭家骅已迎来了冬天”，后有他本人的回应：“郭家骅等待冬去春来。”两者相映成趣。
未几又是“噩耗”传来。郭家骅不仅等不到春天，而且过不了冬天。因为寒气逼人来。他的“政治官运”行将“冻僵”在十二月的严冬。
可是消息又直轉急下，說是郭家驊竟破“冬”而出，官職又暫時未變。說變不變，也不知問題出在那里？
到底真正的故事是怎样的呢？我们有需要让这段故事再加以还原：在2004年大选后，马华领袖决定在槟城更换两位行政议员。即刘一端取代骆福汉和陈清凉取代郭家骅。消息传开后，原任的骆福汉和郭家骅如急锅上的蚂蚁。到处串门，希望保留现状。结果骆福汉无功而返，只好回到槟州政府大厦收拾包袱走人，让位新人接班。而郭家骅竟在最后一刻钟“柳暗花明”“起死回生”，有幸保留官位。
但據說条件是他的任期必须在2005年底结束，让位于新人。于是傳說郭家骅在马华总会长黄家定的面前签了份协议书。白纸黑字同意这样的条件。市场上传出的所谓“半届行政议员”就是這么來的。
为什么陈清凉未能及时上位？早前传出的版本是她在2003年时因“祸从口出”，“得罪”了国阵政府，在槟州立法议会对反对党议员要求展延「外环公路」的议案投了弃权票而不是反对票，结果她和林武灿被“双规”──党籍被冻结，在州议会内暂时属非马华议员，成了“无党派议员”。这种惩罚在数个月后被解冻，而在2004年两人再度参加大选，陈清凉保住了她的州议席，林武灿则栽了筋斗。由于这个“违反国阵精神”的记录，陈清凉“无望拜官”。
其实问题不在于此，也非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拦路”，而是因为有人向反贪污局投报陈清凉，指在购买计算机事上有疑点。由于反贪局当时尚未正式发出公函澄清并无不妥之处，马华公会总会长黄家定只好向许子根表明陈清凉上任事暂缓一下，继由郭家骅代表马华，就这样许子根便向外公布其州政府内阁。后许子根向外澄清陈清凉已告“清白”。
郭家骅在继任后心中有数，但也期望有所转变。因而在2005年马华区会改选及党中央改选时“大显身手”，组织人马把黄锦鸿的班底打翻。这一种“翻身仗”表面看起来郭家骅有所斩获，实则中央改选大局已定后，郭家骅与黄锦鸿双双在槟州排行榜中出局，未被委以重任，且被中央署理会长陈广才接管了槟州马华。陈清凉则在排阵中出任组织秘书，春光乍现。这样一来，郭家骅已预见大势不妙。再作最后的“冲刺”。
這最后的“沖刺”就是郭家驊“直闖”總會長理事會說明事件。據知把整個問題又再翻轉，以致未有定案。到底換還是不換，也需要時間來證明。
可是無論結果如何，卻是半路殺出程咬金。換句話說，即使換人，上位的是黎兆榮而非陳清涼。“苦命”的陳清涼，兩度與官位擦肩而過。看來，她又要韜光養晦了。
陈清凉是在1988年参加马华公会，人长得高佻，不是什么女强人之类的。学历是毕业自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数学系专修计算机及统计精算学的双学位（DOUBLE DEGREE）。1995年初试啼声，中选议员。1999年再次蝉联。经过一场惊涛骇浪后又于2004年再次中选。
写至此，突然想起中国著名影星刘晓庆的一句话：“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我加上一句“女人做官是难上加难”。不信你看陈清凉的政治路确是走得好辛苦。这一句话又包含陈清凉上位阻力重重，柳暗花不明。這一下子“熟悉的鸭子又飞掉了”。时也，命也！真是造化弄人，时不予“我”乎！
1.1.06
华基党领袖权威受挫？
最近几乎同一个时候发生三件事件都是围绕在同一个主题，那就是领袖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进而演变成一连串的质疑，到底问题出现在那里？是领袖的权威不足，还是事情办得不圆满？
先说第一件发生在12月18日的民主行动党马六甲州委改选事。原本是一场普通的选举，也不引人注意。讵料爆出来的大新闻是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及其夫人周玉清（州议员）在州选中双双落马，而且是得票殿后，其它参选者都纷纷过关，十分耐人寻味。姑不论其中有什么内情或隐情，堂堂一位党秘书长竟在阴沟里翻船。对林冠英的“杀伤力”是够大的，也使到他的权威和威信在一天之内受到极度的损害。至少在平民百姓看来，真是难以理解和不可思议的事。虽然一时之间，还不至于扳倒林冠英，但党要靠他的一张口和一支笔来代表党来托高形象，也就大打折扣。人民可能会问：连马六甲的党代表都不支持林冠英了，他还有什么权威“为民请命”呢？
外界固然会尊重民主的选举结果，但反过来也会问：为什么这么大的事，在事先不协商呢？好让大家都下得了台，不必闹得如此尴尬？
第二件是发生在槟城的。原订在12月19日邀请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为新中学校新校舍举行动土礼，讵料发展商“用法围篱”，害得动土不成反变“动粗”，又是舆论沸腾，但也因此前所未有的风波顿使首席部长的威信受挫，更有舆论指向许子根未事先把问题解决好。
这样一宗关系教育又涉及法律的斗争的事件本来就不应该发生，也非单方面问题，却偏偏相持不下。问题的症结又在那里呢？简单地说，应该是土地（争议后发展商于2002年11月同意拨出2万6千方呎地段做为新校舍用途）割名手续未能即时厘清，而建校工程一拖再拖，终于发生发展商不再让步的争执。事到如今，通过法律争来争去也非善策，妥善之道是把土地权弄得一清二楚。新校舍如期动工，马上停止“你围我拆，你拆我围”的动作，而新学年的上课地点也需要双方达成协议。
第三件事发生在12月20日的吉隆坡，槟州行政议员郭家骅向马华领导人“陈诉协议书”之事，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这件事起因于行政议员换人之事，也似乎已尘埃落定，未想又起风云。换人事件被搁置而延伸出一场“官位之争”。于是马华基层有人说话了，认为必须尊重较早前的协议，不应向总会长的权威挑战，而是要取信于党。
有关郭家骅“辞官事件”早已酝酿多时，但风风雨雨，总是未见晴朗。大家也都以总会长的意见为依归，因为推荐议员出任官职依惯例是总会长的权力，而不是议员“毛遂自荐”的。遗憾的是，在各方都认为已是换人的时刻，又中途起变卦。究竟问题又出在那里呢？这也是非当事人所能说清楚的，但十分清楚与不含糊的是：总会长的权威是不应受挑战的，不然他如何统领党参与国事，又如何取信于民呢？可是郭家骅的事件又是反其道而行。
十分巧合又不期而碰上的竟是三位华基政党的领导人在同一个期间内威信受到了挑战和揶揄，这是民主的象征抑或是民主的泛滥？局外人都是心知肚明的，归根究底是华社的不幸。我们有必要指出的是﹕除非整个党要求更换领导人，不然当党把某个人推上领袖的台阶时，他应该得到尊敬与享有领导的权威。如果局面没有改变，任何个人的不满情绪都是要让位于“权威”的，也唯有如此民主秩序才能确立，因为权力与权威是其相辅相行的，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没有权威的权力是不健全的；没有权力的权威也是空有虚表的。这是民主政治的规律和游戏，谁也不能加以蔑视。即使是挑战者也需要通过民主程序取而代之，不是把局面弄砸了。
先说第一件发生在12月18日的民主行动党马六甲州委改选事。原本是一场普通的选举，也不引人注意。讵料爆出来的大新闻是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及其夫人周玉清（州议员）在州选中双双落马，而且是得票殿后，其它参选者都纷纷过关，十分耐人寻味。姑不论其中有什么内情或隐情，堂堂一位党秘书长竟在阴沟里翻船。对林冠英的“杀伤力”是够大的，也使到他的权威和威信在一天之内受到极度的损害。至少在平民百姓看来，真是难以理解和不可思议的事。虽然一时之间，还不至于扳倒林冠英，但党要靠他的一张口和一支笔来代表党来托高形象，也就大打折扣。人民可能会问：连马六甲的党代表都不支持林冠英了，他还有什么权威“为民请命”呢？
外界固然会尊重民主的选举结果，但反过来也会问：为什么这么大的事，在事先不协商呢？好让大家都下得了台，不必闹得如此尴尬？
第二件是发生在槟城的。原订在12月19日邀请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为新中学校新校舍举行动土礼，讵料发展商“用法围篱”，害得动土不成反变“动粗”，又是舆论沸腾，但也因此前所未有的风波顿使首席部长的威信受挫，更有舆论指向许子根未事先把问题解决好。
这样一宗关系教育又涉及法律的斗争的事件本来就不应该发生，也非单方面问题，却偏偏相持不下。问题的症结又在那里呢？简单地说，应该是土地（争议后发展商于2002年11月同意拨出2万6千方呎地段做为新校舍用途）割名手续未能即时厘清，而建校工程一拖再拖，终于发生发展商不再让步的争执。事到如今，通过法律争来争去也非善策，妥善之道是把土地权弄得一清二楚。新校舍如期动工，马上停止“你围我拆，你拆我围”的动作，而新学年的上课地点也需要双方达成协议。
第三件事发生在12月20日的吉隆坡，槟州行政议员郭家骅向马华领导人“陈诉协议书”之事，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这件事起因于行政议员换人之事，也似乎已尘埃落定，未想又起风云。换人事件被搁置而延伸出一场“官位之争”。于是马华基层有人说话了，认为必须尊重较早前的协议，不应向总会长的权威挑战，而是要取信于党。
有关郭家骅“辞官事件”早已酝酿多时，但风风雨雨，总是未见晴朗。大家也都以总会长的意见为依归，因为推荐议员出任官职依惯例是总会长的权力，而不是议员“毛遂自荐”的。遗憾的是，在各方都认为已是换人的时刻，又中途起变卦。究竟问题又出在那里呢？这也是非当事人所能说清楚的，但十分清楚与不含糊的是：总会长的权威是不应受挑战的，不然他如何统领党参与国事，又如何取信于民呢？可是郭家骅的事件又是反其道而行。
十分巧合又不期而碰上的竟是三位华基政党的领导人在同一个期间内威信受到了挑战和揶揄，这是民主的象征抑或是民主的泛滥？局外人都是心知肚明的，归根究底是华社的不幸。我们有必要指出的是﹕除非整个党要求更换领导人，不然当党把某个人推上领袖的台阶时，他应该得到尊敬与享有领导的权威。如果局面没有改变，任何个人的不满情绪都是要让位于“权威”的，也唯有如此民主秩序才能确立，因为权力与权威是其相辅相行的，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没有权威的权力是不健全的；没有权力的权威也是空有虚表的。这是民主政治的规律和游戏，谁也不能加以蔑视。即使是挑战者也需要通过民主程序取而代之，不是把局面弄砸了。
31.12.05
26.12.05
蒂凡那毁誉参半
也许马来西亚新生的一代对蒂凡那这个名字是陌生的。因为他离开新加坡已经有20年了。而在本月6日逝世于加拿大私寓，终年82岁。
但如果对60年代的政治有所涉猎和研究的话，蒂凡那就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在50年代，他曾是反英同盟的左派中人，与新加坡当时的一颗政治慧星林清祥是同一阵线的。他也因为搞政治运动付出了代价，被英殖民政府逮捕投入监狱。
不仅于此，他还是1954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与李光耀在一起参加活动，但他没有林清祥的知名度，林清祥于1955年与李光耀一起当选新加坡立法议员，名声大噪，蒂凡那则是搞职工运动的高手。
1956年底，林清祥被林有福政府逮捕时，蒂凡那也跟着下狱。他们在狱中成为难友，其它的知名人士有方水双（也是职工领袖和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兀哈尔（1961年人民行动党闹分裂后，他成为新加坡社阵的副主席）、普都遮里（律师，他曾一度担任民政党的高渊国会议员）等。在1959年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后，他们八个人一起获得释放，这个时期是左右派在人民行动党内的“蜜月时期”。
可惜好景不常，1961年人民行动党闹分裂，以林清祥为首的一派离开行动党另组社阵（社会主义阵线），和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打对台。这个时候，蒂凡那是站在李光耀这一边，也因此与他的狱中战友林清祥等人划清界线。两个政党同时争夺新加坡工人的力量。原来的职工总会倒向左派阵容，蒂凡那则另组全国职工总会倒向人民行动党。
两派的斗争除了在职工会中反映出来外，也对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有不同的立场。一场政治大斗争就在新加坡上演。经过全民投票和大选后，李光耀取得优势而胜利。于1963年9月16日率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而在同年的2月2日，新加坡进行一项大逮捕，林清祥等人再次入狱。由于蒂凡那已属行动党阵线，他在左派人士的眼中是“背叛”了左派运动。
1964年，马来西亚的马来半岛举行大选，适逢印度尼西亚搞对抗，李光耀决定以人民行动党的旗帜角逐联邦大选，但也只派出象征式的候选人参加。其目的不是要夺取执政权。而是借群众大会向马华公会及马来亚社阵左右开弓。结果行动党只有一人中选国会议员。他就是蒂凡那，成为行动党的政治明星。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蒂凡那顿失平台。他不能再以人民行动党议员身份自居，因此他在翌年另成立民主行动党，出任具有实权的秘书长。可以这么说，蒂凡那是民主行动党的最重要的创党人之一。他也因为能言善辩成为马来西亚具有知名度的反对党议员。
1966年立足在马来西亚政坛的民主行动党，被人认为是人民行动党的化身是因为蒂凡那身在其中，不能说两党毫无关连。但此时，蒂凡那身边多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林吉祥。他本来是新加坡海峡时报的记者，辞职后专职搞政治，在党内出任组织秘书。
1969年马来西亚大选前，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说：“我敦促他回到新加坡，再次挑起领导职总的大梁。我需要他在新加坡担当维持工业和平并说服工友提高工产力和工作效率的重任。从1970年开始，他领导职总。”（见《李光耀回忆录》(下)页103）。
没有了蒂凡那的民主行动党，棒子交吴福源领导。这一年的大选，执政的联盟面对内外交困的挑战，结果被反对党攻下诸多议席，也失掉槟州执政权于新崛起的民政党。行动党则一口气夺下13个国会议席，与马华同等数目。林吉祥就是在这一年冒出头的。不幸的大选后的第三天，国家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国会民主被暂时中止，全国进入紧急状急，而林吉祥也因此被逮捕扣留。
蒂凡那因为已离开民主行动党不再插手联邦政治，一心一意在新加坡搞职工运动，李光耀也赞扬他把职工总会搞得有声有色，组织合作社，又办德士服务和连锁性的超级市场等。
1981年李光耀推荐蒂凡那出任新加坡第三任总统，这个职位并无实权，但却是最高的荣誉，蒂凡那从一个“阶下囚”跃居成为国家的总统，是他一生奋斗中的最高荣誉。可惜在1985年3月，当他官式访问东马砂劳越时，被认为酗酒而酒精中毒作出古怪行为，不符合国家总统的身份。他也因此丢官。
丢了官之后的蒂凡那与李光耀的关系不断恶化和出现口诛笔伐的论战。不久他移民加拿大，一直到他逝世为止。这20年来，他的名字几乎消失在马新的社会。虽偶而有提及他的名字，也知悉他有着书立说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也再荡不起涟漪了。
新加坡的报章对他的评价也是在职工运动方面给予肯定，但对于他担任总统期间也就一笔带过，不愿再提及。在新加坡人的眼中，他搞职工运动是出色的。但做为总统就逊色了。由于这个缘故，他留下的毁誉参半的一生。在左派人看来，他也是无可取的；而他也因为自己的行动被行动党遗弃，自我流放在外国多年，不知道民主行动党人对蒂凡那可有印象否？
但如果对60年代的政治有所涉猎和研究的话，蒂凡那就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在50年代，他曾是反英同盟的左派中人，与新加坡当时的一颗政治慧星林清祥是同一阵线的。他也因为搞政治运动付出了代价，被英殖民政府逮捕投入监狱。
不仅于此，他还是1954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与李光耀在一起参加活动，但他没有林清祥的知名度，林清祥于1955年与李光耀一起当选新加坡立法议员，名声大噪，蒂凡那则是搞职工运动的高手。
1956年底，林清祥被林有福政府逮捕时，蒂凡那也跟着下狱。他们在狱中成为难友，其它的知名人士有方水双（也是职工领袖和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兀哈尔（1961年人民行动党闹分裂后，他成为新加坡社阵的副主席）、普都遮里（律师，他曾一度担任民政党的高渊国会议员）等。在1959年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后，他们八个人一起获得释放，这个时期是左右派在人民行动党内的“蜜月时期”。
可惜好景不常，1961年人民行动党闹分裂，以林清祥为首的一派离开行动党另组社阵（社会主义阵线），和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打对台。这个时候，蒂凡那是站在李光耀这一边，也因此与他的狱中战友林清祥等人划清界线。两个政党同时争夺新加坡工人的力量。原来的职工总会倒向左派阵容，蒂凡那则另组全国职工总会倒向人民行动党。
两派的斗争除了在职工会中反映出来外，也对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有不同的立场。一场政治大斗争就在新加坡上演。经过全民投票和大选后，李光耀取得优势而胜利。于1963年9月16日率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而在同年的2月2日，新加坡进行一项大逮捕，林清祥等人再次入狱。由于蒂凡那已属行动党阵线，他在左派人士的眼中是“背叛”了左派运动。
1964年，马来西亚的马来半岛举行大选，适逢印度尼西亚搞对抗，李光耀决定以人民行动党的旗帜角逐联邦大选，但也只派出象征式的候选人参加。其目的不是要夺取执政权。而是借群众大会向马华公会及马来亚社阵左右开弓。结果行动党只有一人中选国会议员。他就是蒂凡那，成为行动党的政治明星。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蒂凡那顿失平台。他不能再以人民行动党议员身份自居，因此他在翌年另成立民主行动党，出任具有实权的秘书长。可以这么说，蒂凡那是民主行动党的最重要的创党人之一。他也因为能言善辩成为马来西亚具有知名度的反对党议员。
1966年立足在马来西亚政坛的民主行动党，被人认为是人民行动党的化身是因为蒂凡那身在其中，不能说两党毫无关连。但此时，蒂凡那身边多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林吉祥。他本来是新加坡海峡时报的记者，辞职后专职搞政治，在党内出任组织秘书。
1969年马来西亚大选前，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说：“我敦促他回到新加坡，再次挑起领导职总的大梁。我需要他在新加坡担当维持工业和平并说服工友提高工产力和工作效率的重任。从1970年开始，他领导职总。”（见《李光耀回忆录》(下)页103）。
没有了蒂凡那的民主行动党，棒子交吴福源领导。这一年的大选，执政的联盟面对内外交困的挑战，结果被反对党攻下诸多议席，也失掉槟州执政权于新崛起的民政党。行动党则一口气夺下13个国会议席，与马华同等数目。林吉祥就是在这一年冒出头的。不幸的大选后的第三天，国家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国会民主被暂时中止，全国进入紧急状急，而林吉祥也因此被逮捕扣留。
蒂凡那因为已离开民主行动党不再插手联邦政治，一心一意在新加坡搞职工运动，李光耀也赞扬他把职工总会搞得有声有色，组织合作社，又办德士服务和连锁性的超级市场等。
1981年李光耀推荐蒂凡那出任新加坡第三任总统，这个职位并无实权，但却是最高的荣誉，蒂凡那从一个“阶下囚”跃居成为国家的总统，是他一生奋斗中的最高荣誉。可惜在1985年3月，当他官式访问东马砂劳越时，被认为酗酒而酒精中毒作出古怪行为，不符合国家总统的身份。他也因此丢官。
丢了官之后的蒂凡那与李光耀的关系不断恶化和出现口诛笔伐的论战。不久他移民加拿大，一直到他逝世为止。这20年来，他的名字几乎消失在马新的社会。虽偶而有提及他的名字，也知悉他有着书立说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也再荡不起涟漪了。
新加坡的报章对他的评价也是在职工运动方面给予肯定，但对于他担任总统期间也就一笔带过，不愿再提及。在新加坡人的眼中，他搞职工运动是出色的。但做为总统就逊色了。由于这个缘故，他留下的毁誉参半的一生。在左派人看来，他也是无可取的；而他也因为自己的行动被行动党遗弃，自我流放在外国多年，不知道民主行动党人对蒂凡那可有印象否？
25.12.05
锺灵学潮与胡万铎
本月十一日，锺灵中学有一场别开生面的“锺灵师生爱校运动50周年纪念”大会，约三百人参加。为什么有50周年？锺灵不是已有88年的历史吗（它是马来西亚最早创办的华文中学，建校于1917年）？原来这是较早时胡万锋宣布要“纪念学潮50周年”，后来改名为爱校运动。
我阅读新闻报导后，觉得语焉不详，未能看出其特殊意义。于是便与胡万锋“讨论”这件事。承他送来一本纪念特辑，确实比报章的报导更清晰地突出其主题意义也看出一个所以然来。
胡万铎说，选择在今年纪念学潮50周年是因为事情发生在1955年。这一年，锺灵中学接受“特别津津”，附带了一些条件，被华社及锺中学生认为不合理，且英殖民政府有意变质华文中学成英文中学之虞。于是在同年6月份的时候，级长联名代表学生向董事会递交备忘录，要求勿开先例而影响全马之华文中学之未来。学生也承诺同意提高学费，以解决学校经济之困。
两个月后，也就是1955年8月11日，学校宣布开除锺中学报7名负责人，包括社长胡万铎，主媥万景添及主营梁丁和颜清文在内。这意味着在代校长汪永年的穿针引线下，锺中接受津贴已成定局，首开成为“国民型”中学之先河。而教总主席林连玉则疾呼勿个别行动，应采取集体行动，抗拒英殖民政府意图变质华校，但身为教总副主席的汪永年不加理会，因此他被林连玉指责为出卖华教的人。
胡万铎追忆说，他们这样做是出于爱校之心，尚未有示威或罢课，未想竟被开除学籍。除了梁丁尧（南大生，后在新加坡星洲日报任职至退休）是槟城人外，其它人都不得踏足槟城，必须返回各自的家乡。这是他们被关押两周后获得释放的条件。
因为他们的被捕，引致锺中学生停止考试以示抗议并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见马华公会学潮报告书）。根据所知，锺中学报成立于1947年，是一本季刊。到了胡万锋接班的那一年（初中三学生），出版的第40期出了问题，因刊登了一张鲁迅的遗像（1936年逝世），被学校谕令今后所有文稿须由顾问预先检查。而在41期时有两篇文稿未经审查已拿出刊印，引起轩然风波，导致学报停刊足足一年。与学报不同的另一份文艺刊物“沙漠风”则是在1954年创刊。胡万锋说﹕“把《沙漠风》倒回来念就是Formosa，台湾之意，因此它和《学报》的立场是有些不同的，也就是说，锺中的学生也有分两派的。”
既然《学报》带头反对改制，胡万铎也付出了付价。他回到怡保，在其父亲的疏通下进入育才中学，但却是个“不受欢迎”的学生，只呆了3个月便在1956转去圣玛克英校念半年然后被送往爱尔兰读书。1961年在爱尔兰大学三年级时，由于父亲胡曰皆逝世，他回国接管生意到今天。
1961年对胡万铎还有另一个意义，那就是他在这一年成功地申请解除来槟城的禁令。我对此感到啼笑皆非和难以理解，为何一个国家有限制某人不可到某州的？胡万铎也百思不得其解，但他说，英殖民政府就是不要他再踏足锺灵中学，且在他的身份证（一张纸）盖上不准到槟城的字样。这种“限制”在独立后仍未“解除”，他是直到1961年才“恢复成一个自由的人”。
果然在1956年锺灵就爆发大规模的学潮（胡万铎等7人已是离开锺灵），反对改制，再有68名学生被开除，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民政党领袖之一且官拜政务次长的王天庆（已故）和作家陈征雁。1957年再开除13名学生，连《沙漠风》的人也不能幸免。为支持锺中学生的行动，韩江中学及中华中学的学生也卷入学潮，举行集会。风波一经闹大，马华公会组成了以林苍佑为首的15人调查委员会，与教总一起工作，以求解决学潮带出的问题。这个委员会在1957年发表一份冗长报告书，分析事件来龙去脉，并提出建议。
虽然如此，锺灵中学的改制已是无法扭转，学生运动也功败垂成。对此胡万铎认为这场运动是应予肯定的。肯定学生们的爱校和热爱华文教育的运动是出于挚诚之心，它牵动全马华人之心，也激发华人维护华教。虽然50年后物换星移，人事已非，但他欣慰的是锺灵仍然保留了“华校的传统”。抑有进者今日华小之存在及60间独中在风雨中成长，不能说华校生的学生运动没有成绩。
而胡万铎本身也在这一精神感召下，于1973年连同全马热爱华教人士在霹雳州搞起复兴独中运动，为独中的生存和发展扎下了根。及后他更出任董总主席一个时期（1991-1992）。他曾长时期担任霹雳董联会主席，也把深斋中学办得具规模与现代化。
从学运领袖到华教领袖到社会闻人，胡万铎的思想也有一定的转变。他用较广阔的视野看问题，但不变的是他怀念在锺中的日子，也牢记1955年起到1957年锺灵可歌可泣的一段学运历史。因此有了这次的所谓“爱校运动50周年纪念”的一场盛会。
我阅读新闻报导后，觉得语焉不详，未能看出其特殊意义。于是便与胡万锋“讨论”这件事。承他送来一本纪念特辑，确实比报章的报导更清晰地突出其主题意义也看出一个所以然来。
胡万铎说，选择在今年纪念学潮50周年是因为事情发生在1955年。这一年，锺灵中学接受“特别津津”，附带了一些条件，被华社及锺中学生认为不合理，且英殖民政府有意变质华文中学成英文中学之虞。于是在同年6月份的时候，级长联名代表学生向董事会递交备忘录，要求勿开先例而影响全马之华文中学之未来。学生也承诺同意提高学费，以解决学校经济之困。
两个月后，也就是1955年8月11日，学校宣布开除锺中学报7名负责人，包括社长胡万铎，主媥万景添及主营梁丁和颜清文在内。这意味着在代校长汪永年的穿针引线下，锺中接受津贴已成定局，首开成为“国民型”中学之先河。而教总主席林连玉则疾呼勿个别行动，应采取集体行动，抗拒英殖民政府意图变质华校，但身为教总副主席的汪永年不加理会，因此他被林连玉指责为出卖华教的人。
胡万铎追忆说，他们这样做是出于爱校之心，尚未有示威或罢课，未想竟被开除学籍。除了梁丁尧（南大生，后在新加坡星洲日报任职至退休）是槟城人外，其它人都不得踏足槟城，必须返回各自的家乡。这是他们被关押两周后获得释放的条件。
因为他们的被捕，引致锺中学生停止考试以示抗议并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见马华公会学潮报告书）。根据所知，锺中学报成立于1947年，是一本季刊。到了胡万锋接班的那一年（初中三学生），出版的第40期出了问题，因刊登了一张鲁迅的遗像（1936年逝世），被学校谕令今后所有文稿须由顾问预先检查。而在41期时有两篇文稿未经审查已拿出刊印，引起轩然风波，导致学报停刊足足一年。与学报不同的另一份文艺刊物“沙漠风”则是在1954年创刊。胡万锋说﹕“把《沙漠风》倒回来念就是Formosa，台湾之意，因此它和《学报》的立场是有些不同的，也就是说，锺中的学生也有分两派的。”
既然《学报》带头反对改制，胡万铎也付出了付价。他回到怡保，在其父亲的疏通下进入育才中学，但却是个“不受欢迎”的学生，只呆了3个月便在1956转去圣玛克英校念半年然后被送往爱尔兰读书。1961年在爱尔兰大学三年级时，由于父亲胡曰皆逝世，他回国接管生意到今天。
1961年对胡万铎还有另一个意义，那就是他在这一年成功地申请解除来槟城的禁令。我对此感到啼笑皆非和难以理解，为何一个国家有限制某人不可到某州的？胡万铎也百思不得其解，但他说，英殖民政府就是不要他再踏足锺灵中学，且在他的身份证（一张纸）盖上不准到槟城的字样。这种“限制”在独立后仍未“解除”，他是直到1961年才“恢复成一个自由的人”。
果然在1956年锺灵就爆发大规模的学潮（胡万铎等7人已是离开锺灵），反对改制，再有68名学生被开除，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民政党领袖之一且官拜政务次长的王天庆（已故）和作家陈征雁。1957年再开除13名学生，连《沙漠风》的人也不能幸免。为支持锺中学生的行动，韩江中学及中华中学的学生也卷入学潮，举行集会。风波一经闹大，马华公会组成了以林苍佑为首的15人调查委员会，与教总一起工作，以求解决学潮带出的问题。这个委员会在1957年发表一份冗长报告书，分析事件来龙去脉，并提出建议。
虽然如此，锺灵中学的改制已是无法扭转，学生运动也功败垂成。对此胡万铎认为这场运动是应予肯定的。肯定学生们的爱校和热爱华文教育的运动是出于挚诚之心，它牵动全马华人之心，也激发华人维护华教。虽然50年后物换星移，人事已非，但他欣慰的是锺灵仍然保留了“华校的传统”。抑有进者今日华小之存在及60间独中在风雨中成长，不能说华校生的学生运动没有成绩。
而胡万铎本身也在这一精神感召下，于1973年连同全马热爱华教人士在霹雳州搞起复兴独中运动，为独中的生存和发展扎下了根。及后他更出任董总主席一个时期（1991-1992）。他曾长时期担任霹雳董联会主席，也把深斋中学办得具规模与现代化。
从学运领袖到华教领袖到社会闻人，胡万铎的思想也有一定的转变。他用较广阔的视野看问题，但不变的是他怀念在锺中的日子，也牢记1955年起到1957年锺灵可歌可泣的一段学运历史。因此有了这次的所谓“爱校运动50周年纪念”的一场盛会。
19.12.05
黄锦鸿“说古道今”
黄锦鸿对我于10月31日的《号外周刊》谈到他的政治运程已是“夕阳看晚霞”有点意见。他不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亮起了红灯，反之他还有重要且积极的角色可以扮演，但他十分遗憾槟州马华的内部矛盾和斗争最终变成“本地人”暂时得退下。如果大家携手合作，结局就不是这样的了。无论如何，他尊重党的决定，也会配合党的策略继续推动党务和作好副部长的本份。目前他是马华的票选中委，也是中央副秘书长，虽然他已经不能在槟城“发号施令”，他但以平常心看待这样的安排。
在11月26日的晚上，我们有了冗长的对话。从中我了解他的心态，而他也告诉我他从政的历程。他是在1975年就成为马华的党员，当时他也幸运地通过考试成为一名合格会计师，一切尚待开始。1977年他成了马华升旗山区会的马青团长。
我问他在1978年所谓“七人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何他“榜上有名”又临阵未见“退党”提名参加大选？他说，这是马卓达（马华丹绒区会主席）放出来的风声，他未曾有过什么承诺。对于此事，他一直保持沉默，也引起外界些许的误会。他不否认林建寿（1977年起出任马华槟州主席）曾找过他，问他是否有意思以“独立人士”身份参加州选？因为当时马华有一批人以马卓达为首有意要参加大选，直捣民政党选区，以“抗议”马华只被分配五个州议席。但这要作出“牺牲”（即退党参选）。他告诉林建寿，他没有这个心理准备，而且刚出道，经济基础没有，实在没有条件参选。
他说，就是这么简单的过程。事后他对市面的传言一概不回应，因为这不是事实，他也没有成为“七人帮”来和民政党争一日之长短（这场大选，“七人帮”全军覆没，如果黄锦鸿真的沾上边，他就没有今天了）。
就在1978年大选后，原马华升旗山区会主席是许平等，他因不满党中央执意要派来自外州的方汉勇出任升旗山国会候选人，结果遭受失败。在愤慨之余“引咎辞职”（根据了解，当时升旗山区会属意倪宗吉上阵，但不得要领）。其空缺就由吴友力顶上，黄锦鸿也就成为区会的秘书，协助吴友力。
1986车，黄锦鸿在李永枢（1984年马华党争后出任槟州马华主席）推荐下，成为阿依淡州议席的候选人以填补李永枢留下的空缺，因李永枢弃州攻国，在峇央峇汝国席提名，准备在中选后能更上一层楼成为副部长（原本在1982-1986年担任槟州行政议员）。不幸的是那一年的大选，黄锦鸿和李永枢双双败北。
李永枢在大选失败后已是判定他的政治前程蒙上阴影。反之与他一起曾在槟州马华共事的林良实则扶摇直上（林良实与李永枢在70年代分别担任槟州马华秘书和组织秘书，主席是岑亚就），在大选后陈群川出事（官司案），辞总会长职，林良实顺利上位，且已成为正部长。李永枢则是两头不到岸。为了表示愿意对槟州马华选举的失利负责，李永枢向林良实辞槟州马华主席职，马上被接受（这里头显示林李之间的关系已失调和出现裂痕）。林良实委吴友力出任代主席，黄锦鸿也因此被吴友力倚重。
1988年，林良实委任其亲信石清霖担任槟州马华主席。后者则委任黄锦鸿出任州秘书。这样一来，黄锦鸿已接近权力的边缘。不过他并没有参加1990年的大选（这一年大选，槟州马华在州议会又全军覆没）。本来那一届大选前他被暗示有机会成为上议员，但因石清霖在州选落败，马华党中央推荐石清霖出任上议员，并同时担任联邦贸消部政务次长。
1995年的大选，黄锦鸿原先也不是候选人，后来他被献议出征峇央峇汝国会议席。这个选区对马华是个黑区，两度都败给行动党的阿末诺。黄锦鸿说，他不是如我所说的“无端端发达”，而是经过一番苦斗和精心布署才反过局面。那时距大选只剩三个月时间，为了“确保”能赢得此席，他下足功夫，邀请一些报界记者为他收集“情报”，再加上他的选举团，共同制定一套“作战”方案，最主要的是找出阿末诺的弱点，攻其不备。因为据他的“情报”反映，阿末诺并未勤于在选区走动，也未在华人区提供有效的服务。于是他打出的皇牌是峇央峇汝选民需要一位真正为民服务的代议士，也向不同的族群争取支持，最后取得胜利，第一次当议员。
正因为这一胜利，奠定黄锦鸿的未来政治前途。1999年大选胜利后，他出任贸消部政务次长；2004年大选胜利后，他被提升为文化艺术部副部长，官运亨通。
在马华党内，他也时来运转，于2002年接替石清霖成为槟州马华主席，郭家骅也出任署理主席。这之后，他们两人的关系出现变化，也就在2005年马华区会改选中有了过招。
选举的情势和后来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无需再述。但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因为两人关系未能端正，矛盾日益恶化，结果中央党选后，彼此在党内的重要性被“边缘化”。不过黄锦鸿认为即使如此，他的政治生涯不是“夕阳西下”。毕竟他已经把其国会选区变成马华的堡垒区，而他在党中央也有一定的角色扮演，这也是为什么他乐观其成地看待未来的走向对他还是有利的。
在11月26日的晚上，我们有了冗长的对话。从中我了解他的心态，而他也告诉我他从政的历程。他是在1975年就成为马华的党员，当时他也幸运地通过考试成为一名合格会计师，一切尚待开始。1977年他成了马华升旗山区会的马青团长。
我问他在1978年所谓“七人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何他“榜上有名”又临阵未见“退党”提名参加大选？他说，这是马卓达（马华丹绒区会主席）放出来的风声，他未曾有过什么承诺。对于此事，他一直保持沉默，也引起外界些许的误会。他不否认林建寿（1977年起出任马华槟州主席）曾找过他，问他是否有意思以“独立人士”身份参加州选？因为当时马华有一批人以马卓达为首有意要参加大选，直捣民政党选区，以“抗议”马华只被分配五个州议席。但这要作出“牺牲”（即退党参选）。他告诉林建寿，他没有这个心理准备，而且刚出道，经济基础没有，实在没有条件参选。
他说，就是这么简单的过程。事后他对市面的传言一概不回应，因为这不是事实，他也没有成为“七人帮”来和民政党争一日之长短（这场大选，“七人帮”全军覆没，如果黄锦鸿真的沾上边，他就没有今天了）。
就在1978年大选后，原马华升旗山区会主席是许平等，他因不满党中央执意要派来自外州的方汉勇出任升旗山国会候选人，结果遭受失败。在愤慨之余“引咎辞职”（根据了解，当时升旗山区会属意倪宗吉上阵，但不得要领）。其空缺就由吴友力顶上，黄锦鸿也就成为区会的秘书，协助吴友力。
1986车，黄锦鸿在李永枢（1984年马华党争后出任槟州马华主席）推荐下，成为阿依淡州议席的候选人以填补李永枢留下的空缺，因李永枢弃州攻国，在峇央峇汝国席提名，准备在中选后能更上一层楼成为副部长（原本在1982-1986年担任槟州行政议员）。不幸的是那一年的大选，黄锦鸿和李永枢双双败北。
李永枢在大选失败后已是判定他的政治前程蒙上阴影。反之与他一起曾在槟州马华共事的林良实则扶摇直上（林良实与李永枢在70年代分别担任槟州马华秘书和组织秘书，主席是岑亚就），在大选后陈群川出事（官司案），辞总会长职，林良实顺利上位，且已成为正部长。李永枢则是两头不到岸。为了表示愿意对槟州马华选举的失利负责，李永枢向林良实辞槟州马华主席职，马上被接受（这里头显示林李之间的关系已失调和出现裂痕）。林良实委吴友力出任代主席，黄锦鸿也因此被吴友力倚重。
1988年，林良实委任其亲信石清霖担任槟州马华主席。后者则委任黄锦鸿出任州秘书。这样一来，黄锦鸿已接近权力的边缘。不过他并没有参加1990年的大选（这一年大选，槟州马华在州议会又全军覆没）。本来那一届大选前他被暗示有机会成为上议员，但因石清霖在州选落败，马华党中央推荐石清霖出任上议员，并同时担任联邦贸消部政务次长。
1995年的大选，黄锦鸿原先也不是候选人，后来他被献议出征峇央峇汝国会议席。这个选区对马华是个黑区，两度都败给行动党的阿末诺。黄锦鸿说，他不是如我所说的“无端端发达”，而是经过一番苦斗和精心布署才反过局面。那时距大选只剩三个月时间，为了“确保”能赢得此席，他下足功夫，邀请一些报界记者为他收集“情报”，再加上他的选举团，共同制定一套“作战”方案，最主要的是找出阿末诺的弱点，攻其不备。因为据他的“情报”反映，阿末诺并未勤于在选区走动，也未在华人区提供有效的服务。于是他打出的皇牌是峇央峇汝选民需要一位真正为民服务的代议士，也向不同的族群争取支持，最后取得胜利，第一次当议员。
正因为这一胜利，奠定黄锦鸿的未来政治前途。1999年大选胜利后，他出任贸消部政务次长；2004年大选胜利后，他被提升为文化艺术部副部长，官运亨通。
在马华党内，他也时来运转，于2002年接替石清霖成为槟州马华主席，郭家骅也出任署理主席。这之后，他们两人的关系出现变化，也就在2005年马华区会改选中有了过招。
选举的情势和后来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无需再述。但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因为两人关系未能端正，矛盾日益恶化，结果中央党选后，彼此在党内的重要性被“边缘化”。不过黄锦鸿认为即使如此，他的政治生涯不是“夕阳西下”。毕竟他已经把其国会选区变成马华的堡垒区，而他在党中央也有一定的角色扮演，这也是为什么他乐观其成地看待未来的走向对他还是有利的。
18.12.05
回教党在十字路口
吉兰丹本加兰巴西州议席的一场补选，回教党结果吃了败仗，在州议会内仅剩23席对22席勉强执政。不论出于什么理由和原因，已是敲了警钟。回教党的政途正徘徊在十字路口，真不知下一步要怎么走？
无可否认的，回教党的大本营是在吉兰丹。如果连这个州政权也保不住，则回教党将会退化成一个专注宗教的政团，无从在施政上展示其治国的能力。这对一个具有54年历史的政党（成立于1951年）是一项巨大的挫折。
为什么回教党在2004年大选之后雄风不再？为什么在政治上又节节败退呢？这与回教党本身的蜕变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脱胎于巫统的回教份子，在阿末法德（Ahmad Fuad B. Hassan）的领导下，于1951年11月24日在槟城的北海宣布成立回教党。先是取名为PMIP（PAN MALAYAN ISLAMIC PARTY），1972年易名为PAS（PARTI ISLAM SEMALAYSIA）（见回教党总秘书纳沙鲁丁2000年论文）。但都是同一个政党，纳沙鲁丁表明服膺国会民主，为回教而斗争。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宗教甚浓的政党。
从一开始，回教党就确定其宗教目标而参加选举。例如1955年的自治普选，虽然拿督翁于1951年离开巫统自创马来亚独立党，后再改名为国家党，以大阵仗和巫统争夺执政权，但回教党未加入任何阵容，而是独自参选，结果只赢得1席，另51席归巫统所有。
1956年这个党的第一个蜕变是接受具有左派思想的巴哈鲁丁医生成为党主席。巴哈鲁丁（DR. BURHANUDDIN）原是1946年成立的反殖政党国民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的领袖(此党在1950年被英殖民政府查封：1955年他又与布斯达曼成立左翼的人民党，翌年离开加入回教党)。在巴哈鲁丁的领导下，回教党的立场是倾向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总统，有明显的民族主义的色彩。
由于巴哈鲁丁的领导，这个党在1959年的大选脱颖而出，夺得吉兰丹州及丁加奴州的执政权，但后者维持不久因内閧即被联盟取而代之。
1965年，巴哈鲁丁因被指涉及“设立流亡政府”而被捕下狱（1969年逝世）本来在他之后应由署理主席朱基菲（ZULKIFLEE BIN MOHAMMAD）领导，但他不幸在1964年车祸逝世。虽然如此，他却被纳沙鲁丁誉为回教党最杰出的回教学者与党的设计师，其宗教政治哲学被广泛颂扬。
回教党的第二个蜕变是继巴哈鲁丁之后的阿斯里登台。他既担任党主席，也是吉兰丹的州务大臣。1969年他领导回教党在大选中取得不俗的成绩。“513”事件后，应邀加入国阵，跟随巫统的民族主义而斗争。可是在1978年回教党被胡先翁首相摒除在国阵外，在同年的一场选举中，回教党失去吉兰丹州政权，仅剩2席，被国阵攻下。东姑拉沙里也因此在巫统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阿斯里也因领导无功而失去领导权。
此后，回教党跌至谷底，一直在政治上爬不起来。在回教理念中韬光养晦。
但回教党在1990年迎来了第三个蜕变。这是因为东姑拉沙里在1989年脱离巫统，另立46精神党，而在1990年大选与回教党连手，再攻下吉兰丹州，由回教党人出任州务大臣。他就是今日仍在任的聂阿兹。回教党又因此再探出头。此时的党主席已是法兹诺。
最大的改变发生在1999年的大选。因为安华依布拉欣的被革职，衍生了国民公正党，成功地拉拢回教党与行动党合作组成反对党阵线，回教党不仅保住吉兰丹州政权，而且也再拿回丁加奴执政权。国会议员数目跃增至27名。一夜之间成为大赢家。这种前所未有的胜利使到回教党踌躇志满，越来越明显的走向宗教至上的政策。它提出回教律法，力倡建立回教国，以有别于巫统的民族主义路线。它似乎忘记是依靠外来力量的结合才有此“辉煌”战绩。
当宗教被回教党用为治国理念时，整个形势就起了巨大的变化。为应对回教党的挑战，马哈迪首相在2002年宣布马来西亚已是回教国，以抵御回教党的不断压力。回教党的一厢情愿的宗教措施的推行，先是导致民主行动党在2002年退出反对党阵线，后是在2004年的大选，回教党再次蒙受重大的打击，丁加奴州政权又再易手。现在连吉兰丹州政权也岌岌可危。由此可见，回教党的政教合一的理念不但未被非回教徒所接受，而且也不被回教徒所欢迎。
到了今天，回教党在哈迪阿旺（比法兹诺更有宗教色彩）的领导下是应该检讨它在1999年确定的宗教治国和宗教高于一切的指导思想。因为人民已越来越不习惯于在吉兰丹施实的律法。毕竟政治是现实的，也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更需要与世界各地接轨的。任何的开倒车的措施都是不合时宜的。
除非回教党有第四个蜕变，不然历史会在吉兰丹州重演。
无可否认的，回教党的大本营是在吉兰丹。如果连这个州政权也保不住，则回教党将会退化成一个专注宗教的政团，无从在施政上展示其治国的能力。这对一个具有54年历史的政党（成立于1951年）是一项巨大的挫折。
为什么回教党在2004年大选之后雄风不再？为什么在政治上又节节败退呢？这与回教党本身的蜕变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脱胎于巫统的回教份子，在阿末法德（Ahmad Fuad B. Hassan）的领导下，于1951年11月24日在槟城的北海宣布成立回教党。先是取名为PMIP（PAN MALAYAN ISLAMIC PARTY），1972年易名为PAS（PARTI ISLAM SEMALAYSIA）（见回教党总秘书纳沙鲁丁2000年论文）。但都是同一个政党，纳沙鲁丁表明服膺国会民主，为回教而斗争。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宗教甚浓的政党。
从一开始，回教党就确定其宗教目标而参加选举。例如1955年的自治普选，虽然拿督翁于1951年离开巫统自创马来亚独立党，后再改名为国家党，以大阵仗和巫统争夺执政权，但回教党未加入任何阵容，而是独自参选，结果只赢得1席，另51席归巫统所有。
1956年这个党的第一个蜕变是接受具有左派思想的巴哈鲁丁医生成为党主席。巴哈鲁丁（DR. BURHANUDDIN）原是1946年成立的反殖政党国民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的领袖(此党在1950年被英殖民政府查封：1955年他又与布斯达曼成立左翼的人民党，翌年离开加入回教党)。在巴哈鲁丁的领导下，回教党的立场是倾向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总统，有明显的民族主义的色彩。
由于巴哈鲁丁的领导，这个党在1959年的大选脱颖而出，夺得吉兰丹州及丁加奴州的执政权，但后者维持不久因内閧即被联盟取而代之。
1965年，巴哈鲁丁因被指涉及“设立流亡政府”而被捕下狱（1969年逝世）本来在他之后应由署理主席朱基菲（ZULKIFLEE BIN MOHAMMAD）领导，但他不幸在1964年车祸逝世。虽然如此，他却被纳沙鲁丁誉为回教党最杰出的回教学者与党的设计师，其宗教政治哲学被广泛颂扬。
回教党的第二个蜕变是继巴哈鲁丁之后的阿斯里登台。他既担任党主席，也是吉兰丹的州务大臣。1969年他领导回教党在大选中取得不俗的成绩。“513”事件后，应邀加入国阵，跟随巫统的民族主义而斗争。可是在1978年回教党被胡先翁首相摒除在国阵外，在同年的一场选举中，回教党失去吉兰丹州政权，仅剩2席，被国阵攻下。东姑拉沙里也因此在巫统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阿斯里也因领导无功而失去领导权。
此后，回教党跌至谷底，一直在政治上爬不起来。在回教理念中韬光养晦。
但回教党在1990年迎来了第三个蜕变。这是因为东姑拉沙里在1989年脱离巫统，另立46精神党，而在1990年大选与回教党连手，再攻下吉兰丹州，由回教党人出任州务大臣。他就是今日仍在任的聂阿兹。回教党又因此再探出头。此时的党主席已是法兹诺。
最大的改变发生在1999年的大选。因为安华依布拉欣的被革职，衍生了国民公正党，成功地拉拢回教党与行动党合作组成反对党阵线，回教党不仅保住吉兰丹州政权，而且也再拿回丁加奴执政权。国会议员数目跃增至27名。一夜之间成为大赢家。这种前所未有的胜利使到回教党踌躇志满，越来越明显的走向宗教至上的政策。它提出回教律法，力倡建立回教国，以有别于巫统的民族主义路线。它似乎忘记是依靠外来力量的结合才有此“辉煌”战绩。
当宗教被回教党用为治国理念时，整个形势就起了巨大的变化。为应对回教党的挑战，马哈迪首相在2002年宣布马来西亚已是回教国，以抵御回教党的不断压力。回教党的一厢情愿的宗教措施的推行，先是导致民主行动党在2002年退出反对党阵线，后是在2004年的大选，回教党再次蒙受重大的打击，丁加奴州政权又再易手。现在连吉兰丹州政权也岌岌可危。由此可见，回教党的政教合一的理念不但未被非回教徒所接受，而且也不被回教徒所欢迎。
到了今天，回教党在哈迪阿旺（比法兹诺更有宗教色彩）的领导下是应该检讨它在1999年确定的宗教治国和宗教高于一切的指导思想。因为人民已越来越不习惯于在吉兰丹施实的律法。毕竟政治是现实的，也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更需要与世界各地接轨的。任何的开倒车的措施都是不合时宜的。
除非回教党有第四个蜕变，不然历史会在吉兰丹州重演。
12.12.05
郭家骅等待冬去春来
我在10月24日的《号外周报》写了《郭家骅迎来冬天》后，郭家骅有话说。于是我们相约在11月19日进行了一场长达两小时的对话。主要围绕在马华党选前后的局势及他个人的政治前途课题。他否认他的政途已步入了冬天，也否认如果情势有变的话，肯定对他不利。他说，事情每天都在起变化，这是一种规律，但他以不变应万变。他还是乐观其成地看待，在政治上他还是会有角色可以扮演的，毕竟他参加马华已有廿多年的历史。他是在参党多年后才有机会成为候选人，那是1995年的事。他不是乘直升机从天而降，而是一步一脚印走到今天。有人说他是幸运儿，一参选得胜便官拜行政议员，如今已做了十年的行政议员。应该“满足”了。但郭家骅驳斥这一说法，因为在这之前，他是多年在党内努力耕耘和努力付出，而人们往往没有看到成功背后的辛酸。
我们的话题于是进入人们最关注的问题：郭家骅今次只做半届的行政议员，不久就要让位于党内其他人。这是甚嚣尘上的传言，但一直没有得到当事人的回应，那么传言是不是真的？
郭家骅说，他也知道有这样的传言，而且从2004年大选后就一直“纠缠”着他，似乎在等着他“收档”，但是他认为他没有能力阻止传言，也会尊重党的决定，如果真有其事的话。不過到现在為止，他還没有得到任何的指示。
根据马华不久前的议决担任行政议员不可超过三届，除非有关者是州的联委会主席。这就是说，按此议决，郭家骅可以担任行政议员到本届届满为止。
在对话中郭家骅似乎有几个有利的因素可以保住行政议员到届满为止（但決定權在馬華領導層）：
1.
马华公会的主力还是放在槟岛，这也是一向来的传统，因为槟岛有较多的华人人口。目前马华槟岛有5名州议员和1名国会议员，在威省有4名州议员，形势偏重在槟岛。马华不可能让重心移向威省而忽略槟岛。
2.
除非是另有因素或迫不得已，不然马华中央会顾及平衡的重要性。
3.
槟岛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槟州的政治行政中心，马华公会有需要加强它在这方面的形象和地位。
基于上述三个因素，马华中央或总会长在更换行政议员上可能需要慎重考虑。因为郭家骅现在是代表槟岛这一方，若是变化之后有所偏向而可能引起一方党员有异议的话，就非党中央所愿。我们不知道黄家定在2004年大选后决定放回郭家骅，是否有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但我们也知道黄家定至今也没有对此有所表态，大家都不知道有变或没变，也只有总会长在认为必要时，或才在会长理事会中讨论。再说，黄家定也会认真看待“中途换马”這碼事。這也许这是郭家骅“乐观”的一面。可是与此问题相连系的是郭家骅今日在马华槟州联委会上没有重要的角色可以扮演。他又何去何从呢？根据他的说法，他在马华区会改选的过程中有作出“挑戰性的回应”是被逼出来的，因为他感覺到有一股勢力要把他边缘化或剔他出局。因此他必须证明他是有支持力量的，是有地方势力的。当他的“阵容”在区选有所表现后，他也进一步证明他也是得到全国党中央代表的支持。他的努力在全国走动下也终于得偿所愿，以令人满意的得票胜击。
对此我说他在区和中央的胜出不等于他在州可成为正比例，因为州的领导是由中央委任的。结果他（原任州署理主席）和原任主席黄锦鸿（也是中央理事）双双“被飞出局”，也就是说“两败俱伤”。我还补充了一句，是不是应了“蚌螪相争”的效应呢？郭家骅有一脸的無奈，但他说，即便走到今天的结局，也不是绝望的。事情也许会有转变也说不定。他对马华党中央有信心，也会肯定他对党还是有所作为的。他认为马华不应把焦点放在党内的人事问题上，而是要面对未来的大选，这才是马华所要重视的方向，尤其是从现在开始，党要看到和抓着政治的风向。
我问他的“乐观”是不是放眼在未来的大选“弃州攻国”？他说他不知道，但他有信心可以在他所属的选区内的国席争回议席，如果他有机会成为候选人的话。
我们的话题于是进入人们最关注的问题：郭家骅今次只做半届的行政议员，不久就要让位于党内其他人。这是甚嚣尘上的传言，但一直没有得到当事人的回应，那么传言是不是真的？
郭家骅说，他也知道有这样的传言，而且从2004年大选后就一直“纠缠”着他，似乎在等着他“收档”，但是他认为他没有能力阻止传言，也会尊重党的决定，如果真有其事的话。不過到现在為止，他還没有得到任何的指示。
根据马华不久前的议决担任行政议员不可超过三届，除非有关者是州的联委会主席。这就是说，按此议决，郭家骅可以担任行政议员到本届届满为止。
在对话中郭家骅似乎有几个有利的因素可以保住行政议员到届满为止（但決定權在馬華領導層）：
1.
马华公会的主力还是放在槟岛，这也是一向来的传统，因为槟岛有较多的华人人口。目前马华槟岛有5名州议员和1名国会议员，在威省有4名州议员，形势偏重在槟岛。马华不可能让重心移向威省而忽略槟岛。
2.
除非是另有因素或迫不得已，不然马华中央会顾及平衡的重要性。
3.
槟岛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槟州的政治行政中心，马华公会有需要加强它在这方面的形象和地位。
基于上述三个因素，马华中央或总会长在更换行政议员上可能需要慎重考虑。因为郭家骅现在是代表槟岛这一方，若是变化之后有所偏向而可能引起一方党员有异议的话，就非党中央所愿。我们不知道黄家定在2004年大选后决定放回郭家骅，是否有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但我们也知道黄家定至今也没有对此有所表态，大家都不知道有变或没变，也只有总会长在认为必要时，或才在会长理事会中讨论。再说，黄家定也会认真看待“中途换马”這碼事。這也许这是郭家骅“乐观”的一面。可是与此问题相连系的是郭家骅今日在马华槟州联委会上没有重要的角色可以扮演。他又何去何从呢？根据他的说法，他在马华区会改选的过程中有作出“挑戰性的回应”是被逼出来的，因为他感覺到有一股勢力要把他边缘化或剔他出局。因此他必须证明他是有支持力量的，是有地方势力的。当他的“阵容”在区选有所表现后，他也进一步证明他也是得到全国党中央代表的支持。他的努力在全国走动下也终于得偿所愿，以令人满意的得票胜击。
对此我说他在区和中央的胜出不等于他在州可成为正比例，因为州的领导是由中央委任的。结果他（原任州署理主席）和原任主席黄锦鸿（也是中央理事）双双“被飞出局”，也就是说“两败俱伤”。我还补充了一句，是不是应了“蚌螪相争”的效应呢？郭家骅有一脸的無奈，但他说，即便走到今天的结局，也不是绝望的。事情也许会有转变也说不定。他对马华党中央有信心，也会肯定他对党还是有所作为的。他认为马华不应把焦点放在党内的人事问题上，而是要面对未来的大选，这才是马华所要重视的方向，尤其是从现在开始，党要看到和抓着政治的风向。
我问他的“乐观”是不是放眼在未来的大选“弃州攻国”？他说他不知道，但他有信心可以在他所属的选区内的国席争回议席，如果他有机会成为候选人的话。
11.12.05
尊重法治才能善治
一连串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先是中国女郎投诉在警局被罚祼身检查；继之录像带又爆出尚未公布身份的裸罚过程；然后是副部长失言道歉又指传媒曲解其意等等。不仅国人议论纷纷，连外国媒体也大事报导，弄得首相不得不表示歉意，当机立断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并限定在30个工作天内提呈报告。最主要的目的是进行“亡羊补牢”，不再发生类似的“丑闻”。
政府的急速行动，说明了此事的严重性，必须加以严正看待，不能等闲视之。
不过我们不讨论相关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关注的是问题所引起的国际政治与国家政治这两层的相互关系。因此有需要审视在民主政治下怎样才能防止某些行为对国家产生负面影响？以及在民主底下，我们有那些地方需要跟进和改善。这就涉及政治学这门看似简单，实则是深奥的哲理。
我们这里所指的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一般上都有自身的制度，虽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制度是绝对相同的，但在民主的框架下，却存在一些共同基本的法则或原理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学公理”。在这方面，中国学者俞可平提出四个公理和五个要素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所谓四个公理是指；共同的政治价值，它集中体现自由、平等、公正和福利，也顾及尊严和人权；‚有良好的政治制度进行政治生活的规范。其中关系到政府和人民的权力的划分，即我们所说的“社会契约”；ƒ承认民主是对个人权利的最大保障。它又分成实体民主和程序民主。前者是用宪法来保证民主；后者是让民主程序不断转动而活了起来；„有一套客观的标准来评价所推行的政治制度。
为了使到民主政治发挥最大的作用，它的五个要素是﹕通过选举来演绎民主；‚保证公民有最大的参与政治的权利；ƒ不允许个人驾凌于法律之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尊重法治；…有选举和言论的自由权；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护少数的原则中有宽容之道及权力要受到制约，不允许产生一种绝对的，个人高于一切的权力。
从这样看来，推进民主的进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也要特别强调教育和拥有知识的重要性，以便培养有素质的人来维护民主法则。整体而言，民主就是要建立一个被人民普遍接受的“从善政（Good Government）到善治（Good Governance）的制度，以成为一个典范。
马来西亚无疑的自从独立以来，就采纳民主政治来建国。政府是通过人民选举而产生；甚至连国家元首（国王）也是采用轮任制的。这是独一无二的君主立宪制。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人民也习惯行使自身的投票权利来选出人民代议士。这之中有了执政党和反对党的阵营，显示了民主的政治仍在运作，但在历任的领导人中，也有出现过面对政策的调整的争议和对政策实施的失误的批评，这些都是民主发展的必然过程，而人民也知道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基本人权？
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一旦政府被选出，国家领导人的权威就告建立，他需要在民主政治授权的机制下，行使其拥有的权力和确保权威得到尊重而不流失，从而使国家处在一个法治的范畴内，人民也享有一定的基本权利。与此同时，他又要带领国家与国际社会接轨，同时让国人充份地参加国际活动。这就是说，一个开放的社会和一个民主的社会，是欢迎国际交流的。我们欢迎外来投资，欢迎外来劳工和外国学生乃至不遗余力地推动旅游业是为了刺激国家的经济成长，利惠全民的同时，也要善待外国人。
在这样的一个大潮流下，不幸发生与首相阿都拉倡导的文明进步开放的社会不协调的事件显示了有人忘记政治学公理中的宽容、尊重与平等的待人接物的处世哲学；更甚者有人竟忘记这是全球化的时代而出口不逊地要“外国人可以回去，如果认为我国是残暴的话”，严重地伤害了国家的信誉与形象，也伤害首相的权威和国威，难怪引致首相的苛责。这根本不是一位副部长所应持有的心态，而他的这个心态又是与他的思想潜在的下意识（对外人的歧视）分不开的，他必须要牢记这也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说话要谨慎而有分寸，不能信口开河。
纪律部队固然有其职责所在，但在执行任务时不能有所偏见和对人性尊重的漠视而引起公愤。这种不守纪律的人，也沾污了警察的声誉。所谓“敬人者人恒敬之，恶人者人亦恶之。”
因此，我们至为欢迎首相设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以清理门户和制订条规。毕竟在民主政治下是有政治学公理在罩住的，任何破坏政治学公理与民主因子的人，都是阻挠善治社会的到来，也是对国家公信力的极大挑战。如果我们要修补已造成的破坏，一定要把狭隘的心态矫正过来。
政府的急速行动，说明了此事的严重性，必须加以严正看待，不能等闲视之。
不过我们不讨论相关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关注的是问题所引起的国际政治与国家政治这两层的相互关系。因此有需要审视在民主政治下怎样才能防止某些行为对国家产生负面影响？以及在民主底下，我们有那些地方需要跟进和改善。这就涉及政治学这门看似简单，实则是深奥的哲理。
我们这里所指的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一般上都有自身的制度，虽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制度是绝对相同的，但在民主的框架下，却存在一些共同基本的法则或原理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学公理”。在这方面，中国学者俞可平提出四个公理和五个要素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所谓四个公理是指；共同的政治价值，它集中体现自由、平等、公正和福利，也顾及尊严和人权；‚有良好的政治制度进行政治生活的规范。其中关系到政府和人民的权力的划分，即我们所说的“社会契约”；ƒ承认民主是对个人权利的最大保障。它又分成实体民主和程序民主。前者是用宪法来保证民主；后者是让民主程序不断转动而活了起来；„有一套客观的标准来评价所推行的政治制度。
为了使到民主政治发挥最大的作用，它的五个要素是﹕通过选举来演绎民主；‚保证公民有最大的参与政治的权利；ƒ不允许个人驾凌于法律之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尊重法治；…有选举和言论的自由权；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护少数的原则中有宽容之道及权力要受到制约，不允许产生一种绝对的，个人高于一切的权力。
从这样看来，推进民主的进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也要特别强调教育和拥有知识的重要性，以便培养有素质的人来维护民主法则。整体而言，民主就是要建立一个被人民普遍接受的“从善政（Good Government）到善治（Good Governance）的制度，以成为一个典范。
马来西亚无疑的自从独立以来，就采纳民主政治来建国。政府是通过人民选举而产生；甚至连国家元首（国王）也是采用轮任制的。这是独一无二的君主立宪制。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人民也习惯行使自身的投票权利来选出人民代议士。这之中有了执政党和反对党的阵营，显示了民主的政治仍在运作，但在历任的领导人中，也有出现过面对政策的调整的争议和对政策实施的失误的批评，这些都是民主发展的必然过程，而人民也知道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基本人权？
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一旦政府被选出，国家领导人的权威就告建立，他需要在民主政治授权的机制下，行使其拥有的权力和确保权威得到尊重而不流失，从而使国家处在一个法治的范畴内，人民也享有一定的基本权利。与此同时，他又要带领国家与国际社会接轨，同时让国人充份地参加国际活动。这就是说，一个开放的社会和一个民主的社会，是欢迎国际交流的。我们欢迎外来投资，欢迎外来劳工和外国学生乃至不遗余力地推动旅游业是为了刺激国家的经济成长，利惠全民的同时，也要善待外国人。
在这样的一个大潮流下，不幸发生与首相阿都拉倡导的文明进步开放的社会不协调的事件显示了有人忘记政治学公理中的宽容、尊重与平等的待人接物的处世哲学；更甚者有人竟忘记这是全球化的时代而出口不逊地要“外国人可以回去，如果认为我国是残暴的话”，严重地伤害了国家的信誉与形象，也伤害首相的权威和国威，难怪引致首相的苛责。这根本不是一位副部长所应持有的心态，而他的这个心态又是与他的思想潜在的下意识（对外人的歧视）分不开的，他必须要牢记这也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说话要谨慎而有分寸，不能信口开河。
纪律部队固然有其职责所在，但在执行任务时不能有所偏见和对人性尊重的漠视而引起公愤。这种不守纪律的人，也沾污了警察的声誉。所谓“敬人者人恒敬之，恶人者人亦恶之。”
因此，我们至为欢迎首相设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以清理门户和制订条规。毕竟在民主政治下是有政治学公理在罩住的，任何破坏政治学公理与民主因子的人，都是阻挠善治社会的到来，也是对国家公信力的极大挑战。如果我们要修补已造成的破坏，一定要把狭隘的心态矫正过来。
8.12.05
马华的“平反”，迟来的春天
历史和敦林苍佑医生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他在马华公会的一段“辉煌”而又“惊涛骇浪”的斗争竟然要苦等45年后才被“端正”，被正式列入“党史”成为马华公会第二任掌门人。这是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黄家定一个“重要的动作”而把历史摆正回来（11月22日各报均报导敦林的照片被悬挂在马华公会总会长的行列中。这是一个迟来的“春天”，也是“陈年往事”的“平反”。）
对于敦林的“平反”，他老人家有什么话要说呢？我就是基于多年朋友的身份在他的办公室（12月6日）以此为题打开话匣子。表面上他是不动声色的，也以平常心看待这件事。毕竟这是封尘已久的历史，对于一位已退隐政坛多年的老人来说，已不是那么在意了。
但你说他不在意也不对。他突然问了我一句话：他们选用的是那张照片？我说，好像是您当首席部长时期的那张照片。接着他说：应该选用他当总会长时拍的照片。于是他指着我写的《林苍佑评传》中他与东姑阿都拉曼合拍的照片。“这才是我当马华总会长时的模样！”我问马华公会有没有派人向您拿照片吗？他说：“没有，我也不知道他们把我的照片挂上去，也有报社的记者要采访我的反应，但我都没有接受。我不愿置评。”
我说：“这毕竟是事实呀！您应该有所响应的。无论你喜欢与否，这是您个人的一段不可抹杀的历史。今天我们都应该回想过去走过的弯弯曲曲的道路。”
“是呀！我近日从discovery报道中看到新加坡40年的成长，很有意思，有李光耀的奋斗一生。”敦林说。
我说：“您也是一位历史人物，您有您的历史定位。过去我为您写《林苍佑评传》时，你形容是“非小说的故事”。您也曾提议我端正某些片断。可我一直没有做好。今天您愿意再讲您认为应该讲的事吗？”
敦林把话题岔开：“我个人没有什么值得写的，一切已归历史。”
“但历史总该有个记录，不能让历史留白。虽然我这本书不是什么历史文献，至少我是第一个人自动地为您写了一本「传记」，而直到今天为止，我尚未发现有另一个人为您写「传记」，您本身又不写回忆录。”我这样说。
终于我们的政坛元老打开他的记忆之门：“我在50年代成立了急进党，后来又参加马华公会，我为什么要搞政治？这其中有一个人生哲理。不论是我们的祖先在中国或我们的族群在马来西亚，都是一盘散沙的，孙中山也说过，华人是一盘散沙。但要整合散沙，却是难之又难，而能够做到的唯有组织政党来团结华人。”
“为什么会说是政党有这个凝聚力？我打个比方说，从中国南来的华人先贤，他们都是身无半文来到马来西亚，有谁把财富从中国带来投资的。你可以算出有5个人是有钱南来的吗？没有。他们这些人来到南洋后，有些人发财了。比如陈嘉庚，骆文秀，刘惠城等等。还有是华人来到马来西亚后组成乡团，也只是照顾同乡的一群，有钱人和这些团体所能照顾的族群是有限的。唯有政党才能整合华人和改变华人的命运。”
此时他提了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先贤来到马来亚后被称为“苦力”？是谁给取得这个名词？”
我说我不知道，没有详细研究这个问题。
敦林接着自己回答：“是殖民地的总督金门泰，是他把华人叫着“苦力”的（即我们所谓的“劳动阶级”）”
（按金门泰（CECIL CLEMENTI SMITH））在19世纪是海峡殖民地的总督，任期是1887-1893年，6年。海峡殖民地是于1826年正式成立，即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合并成英国直接管辖的殖民地，又称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ELMENTS）。那个时候，大批华人从中国南来，居住在海峡殖民地内)。
他说：“这个名称取得好，事实上，我们的祖先是生活得清苦，又用劳力血汗谋生的，也凭着他们的刻苦耐苦，才有今天华人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的局面。”
敦林的习惯是他一旦开了口，就不会让你有机会插口。他“包办”了谈话的内容：“我在从政的年代（1951年开始），为了体验各种不同人的生活，便勤于到处走动。那时较多与我出外的是拿督林维雄（已故），我们到乡下席地而睡，近打区的矿工生活是贫穷与落后的，渔民的生活也一样苦。我认为从政的人有责任改善人民的生活。但在改善之前，你得了解穷人的生活有多苦才能下手。”
“你又知道吗？孙中山除了感叹华人是一盘散沙外，还有什么抱负吗？”
我插上一句：“他有提倡「天下为公」。”
“对了，就是「天下为公」。搞政治就要抱着这样的心态，要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着想，要知道各地的实际情况，不要老想自己。”
至此，我要介绍一下林苍佑从政经历。因为在我研究马来西亚华人今日面对政治上的分化又整合的过程中，林苍佑是其中一位最为重要的人物。如果没有林苍佑，肯定不会有今日的民政党；如果没有林苍佑，马华公会也不会演变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
林苍佑（86岁）是在1954年正式参加马华公会（这之前他是急进党后创党人和领袖（1951-1954））。在1955年以马华公会候选人的身份（用联盟标志）参加槟州议会的选举而胜出。随着这一胜利，林苍佑把槟州马华搞活起来，也成立了青年团和妇女组。虽然他不是槟州马华主席（主席由殷商伍瑞琴担任），但凭他的智力，他成了马华的重要人物。1955年，他被马华公会推举为参加全国联盟会议的代表之一，其它人有陈祯禄、梁宇皐、李孝式、朱运兴，黄赛南、叶金福、翁毓麟、梁长龄、陈修信、陈世英及符兹美等人，巫统方面也派出16人。主要的工作是应对1955年的联合邦自治的普选。
与此同时林苍佑也是马华公会推派参加联盟会议以关注教育问题的人。
这里有两个背景要提出的：
其一是英殖民政府提出1954年教育白皮书，提议在非英校开设英文班，企图逐渐以英文取代华文，教总起而反对。联盟为应付1955年的大选，答应在选后检讨教育政策。林苍佑就是其中一人，他在大选后成为检讨教育政策的委员之一，也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敦拉萨教育报告书”。
其二是马华公会在那个时候是山头林立的，中央集权不足。各州可推派候选人，而不是中央，而且各州的组织是“各自为政”的，连资产和资源归各州所有，中央是一个未有权威的组织。林苍佑加入马华就是要改革马华，使权力归中央。因此他是马华的“少壮革命派”。
林苍佑对于他加入马华显得兴致勃勃，也雄心万丈。他想起了当时的情景而说出这样的一段话：“您知道吗，当时我在马华内虽尚不是总会长，但我被赋予一项重要的职务，那就是领导马华的选举与招收党员的工作，也直接介入了教育工作。名称为组织主任。我是在这种情况下与林连玉建立起十分密切的关系。马华公会当时的领导层没人读懂林连玉的“心思和语言”，但我读得懂，我知道他想要得到什么和要表达什么？我们在一起工作。”
可是，我告诉敦林：“我曾翻阅《星槟日报》的合订本，从创刊号到80年代中期，就是找不到有关您与林连玉的合照。不过在文字上倒发现您们是相互配合，甚至有时是一唱一和的。”
他问，《南洋商报》有这样的照片吗？我说我不知道。敦林说，他是在1956年的锺灵中学的学潮与林连玉相识后又相知的。
我在这里要补充一段马华公会与教育斗争的历史：1953年，马华公会与教总和董总（尚未有正式组织，但派出代表，马华和董事代表的人也因此出现交叉，翌年才组成董总）共同组成“马华公会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各派出10名代表组成，另加上三方的主席，共33人，即是后来我们熟知的“三大机构”。根据林连玉的回忆录，这个组织是他和马华的温典光扮演重要的角色，后来加入董总的陈济谋。
这个“三大机构”基本上是一场角力战，但也发挥一定的作用。例如1956年出炉的“拉萨教育报告书”经交涉后，不列入“最后目标”，终于使各方满意。林苍佑是其中一名委员，林连玉则是赞成这份报告书的重要人物。
所谓“最后目标”是“我们相信，本邦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为集中各族儿童于一种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下；本邦的国语（马来文）为主要之教学媒介语，本委员会亦承认为达到这目标，不能操之过急，必须逐步推行。”（见《林苍佑评传》，页73）。
1956年锺灵中学爆发学潮，反对学校接受津贴进行改制为国民型中学。有68名学生被开除，又有其它中学响应，轰动华社。林苍佑介入调解。马华公会也因此成立以林苍佑为主的15人小组，并在1957年发表《学潮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是针对锺中、韩中及中学三间华校的学潮进行剖解，提出的建议包括：请教育部长阐明《1956年新教育政策的精神》（即拉萨报告书），公布锺中接受津贴之条件与合同等。林苍佑说：“锺中之学潮，简截地讲，就如华文教育上一粒疮，没有医治之前，应先了解其根源，不要以为外敷药包扎就算完满。如不把疮内的不好的东西拿掉，根本问题依然存在。”
身为教总主席的林连玉则直截了当指责问题出在汪永年身上，他（指汪永年）要负责最大的责任，诱导董事会接受津贴，不惜把华文教育出卖了。“（见《风雨十八年》，页179）。
此外1957年独立前，马华公会内的刘伯群（霹雳）及陈期岳（马六甲）发难，举行华团大会，削弱马华的代表性，并选出4人到英伦请愿不承认马华的代表权。他们是刘伯群、陈期岳、林连玉及叶茂达。林苍佑认为不妥，他以马华组织主任身份作出批评，最后影响林连玉不随团出发。林苍佑激赏林连玉的正确决定。他说，马来亚的问题应在国内自己解决，不要借助外来的力量。所谓外来的力量即指刘伯群与陈期岳有强烈的国民党背景。”
不过，在这个时候，林连玉注意到陈祯禄施过手术后，可能失掉记忆力，以致马华公会失去重心（见《风雨十八年》(下)，页21）。林连玉所指是马华内部出现分化，而此时林苍佑尚未掌大权。
1958年，林苍佑结合其少壮派的力量，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参加马华公会，勤于在全国走动，因此得到相当多的支持。再加上他反对马华卷入国民党和中共的斗争，力图使马华“马来亚化”，也就在马华内崛起了。3月23日这历史性的日子，林苍佑击败陈祯禄当选马华总会长，朱运兴击败翁毓麟当选总秘书及杨邦孝击败陈修信当选宣传主任。这三个改革派主将组成核心力量，锐意壮大马华中央的力量，也向巫统提出要求分配三分之一国席（即40席，总数104席）。无奈时不予林苍佑，他无法打破马华各地“划地为牢”的小山头主义的局面，也无法说服巫统作出协商。林苍佑的改革终于功败垂成。因为东姑没有答应林苍佑的要求，而是转向支持陈修信的一派（陈修信接受31席），架空总会长及马华党中央。1959年的大选也导致马华的分裂。林苍佑派大权旁落。
这里我们要拉出一段与此相关的故事：林苍佑的得力助手杨邦孝是李光耀挚友。他在1959年6月的时候（也就是马华危机爆发的前夕。因马华中央决定要争取35-40个国席，杨邦孝说，若未获接纳，马华要决定是否要退出联盟单独参加大选）（见《林苍佑评传》，页108），前往新加坡会见甫上台执政不到两周的李光耀总理。
李光耀回忆录中有这么写道：“在我上任后不到两星期，一天早上杨邦孝事先没通知便到我家里来。他从吉隆坡来，问我能不能发表文告，就马华公会跟巫统闹意见表示同情。由于杨邦孝跟我很熟，马华公会会长请他来劝我表态，支持他们的事业。他们认为，身为新加坡总理和人民行动党领袖，我在马来亚华人当中有地位，也有影响力；马华公会则自觉软弱无力。老朋友要我采取会得罪东姑和巫统的立场，这使我感到非常烦恼和不安。我告诉他，我固然同情马华公会，却绝不会去惹他们生气，因为新加坡要争取实现的主要目标是跟马来亚合并。36年后，这件事杨邦孝还记得很清楚。如果我当时问清楚教育问题的背景，便能很早就得到提示：要跟联邦的马来领袖合作必须做出重大的让步。”（见《李光耀回忆录》，页382）。
林苍佑失败后，杨邦孝（马华元老杨旭龄的儿子，执业律师，是改革派冲锋陷阵人物）愤而退出马华公会，转赴新加坡发展，如今是新加坡首席大法官。我问林苍佑还有没有与杨邦孝来往，他说有，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我不知道林苍佑怎么评估自己的这一段难忘的经历。我问他对参加马华和领导马华有取得什么成果？他说有，但他没有进一步阐述“成果”是在那一方面的。因为政治的现实告诉我们，他是马华党内的失败改革者，胜利的一方归陈修信。
不过，林苍佑并不这样看问题，他不断地回顾他和林连玉在华教问题上所作出的贡献。他说，他当上马华总会长后，便恢复“三大机构”的合作。人选重新安排：主席林苍佑（马华），秘书李致祥（马华），副秘书林连玉（教总），败政陈济谋（董总），副财政郑婉文（马华），常务委员重量级人物有朱运兴（马华），严元章（教总），温典光、王景成（均董总）。林苍佑重新启动“三大机构”的活动是因为他在1958年3月份当选马华公会总会长后，于同年5月他接获董总主席陈济谋及教总主席林连玉的联名公函，要求开会讨论关注关系到华教前途的甄拔考试问题（此乃指政府有意列初中会考作为升学的标准，而华教则要求属于测验性质）。
林苍佑于是在同年6月1日在吉隆坡召开会议，用了整个10个钟头讨论华教大事，也同时产生了一个特别小组委员会：林苍佑、陈济谋、林连玉、李致祥及温典光，获授权处理重要事项。林连玉在会上表示他对新会长涌起新希望，希望在林苍佑领导下，马华与华团密切合作。
林苍佑在致词中矢言“三大机构”要使华教在宪法的保障下，获得充份的发展。他声言马华与华教共浮沉（见《林苍佑评传》，页99-100）。
在这次会议上，林苍佑也接纳了林连玉提出的教总十条提案，主要有本邦高初级教育文凭考试应以教学的媒介语作为考试的媒介；各民族母语母文的教育一律平等及召集全国华人社团代表大会，决定华人对教育的愿望。但当时讨论到升学考试问题时，林连玉说要求初中会考只属测验性质，马华公会未能清楚交待（见《风雨十八年》(下)，页49）。
不幸的是，韩江中学学生闻讯，在6月3日进行静坐罢课，眼见一场风暴就要来临，林苍佑派的杨邦孝即刻与教育部长佐哈里会唔，得到口头允诺初中毕业升学试只作为测验性质。但林连玉非要杨邦孝签下白纸黑字，才肯发布新闻。杨邦孝既非教育部长，也没有官职，他确实够魄力承担责任，也就签了字给林连玉。一场可能波及全国的风潮就这样按下了。到了临考前10天，教育部长正式发表文告，指初中考试属测验性质。杨邦孝取得胜利了。林连玉说，“事后，杨邦孝告诉我，佐哈里之所以终于答应，是因为雪州四中学的风声很紧，学潮果真爆发，他的教育部长的地位会动摇的。” （见《风雨十八年》(下)，页51-52）。
林苍佑在确定他在“三大机构”的身份和领导地位后，于1958年9月20日在霹雳江沙召开全马华文教育大会。对于这个历史在林苍佑看来是十分有意义的大会。在访谈中他问我可否记起那件往事。我说我在他的评传中有写过这一节，而且我写下林连玉赞美他的话。可是我没有您们两人的合照。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因为他知道林连玉要什么。而且会议是空前的热闹，也算是林苍佑当选总会长以来首次取得华教界的广泛认同。
林连玉在大会上说华人在政治上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要改变过来。“1955年选举时，华人选民不过12万，现在（1958）年情况不同，公民已经增加到百万名左右，我们手中有了选票，可以选举一批有代表性的人物到议会中表达我们的愿望。”
林苍佑在致开幕时对盛况空前的大会感到欢欣鼓舞。他说：“在发展华文教育的过程中，三大机构是缺一不可的伙伴。但董教总是着重于提供华教应兴应革的意见；马华公会则是着重在政治的折衷。前者为了阐明真理，可以畅所欲言；后者为了加强效率，必须量情度势。这种分别，是我们所不能不面对的，但它并不妨碍我们成为一体。”
他又说：“马华置身于联盟，是为了三大民族共同的利益；马华置身于三大机构中，是为了华教前途。因此马华的一言一动，不能鲁莽灭裂。因为当联盟轻言分裂的时候，是全国的大不幸；当三大机构分道扬镳的时候，就是华文教育的大危机。
最后他要求彼此做到“互信互谅，精诚团结”（见《林连玉言论集》，页417-428）。
还有一个大会令林苍佑刻骨铭心的是于1959年4月26日在吉隆坡主持“三大机构”联席大会，出席华团及教师公会共747个，代表人数1209名。大会通过林连玉提出的《全国华文教育大会宣言》及《本邦华人对教育总要求》。林连玉认为只有团结，才有出路。林苍佑在会议开幕词中强调“华文教育是整个教育的组成部份，教育本身要摆脱狭隘的民族意识，才能发挥教育的效能。拉萨教育书已使华教的生存和发展有了依据，大家要珍惜这点成就。但华人要精诚团结，才能成功。”
他又说：“值此大选期间，凡能为人民谋福利，为华文教育争取平等待遇的人才投其一票。” （见《林连玉言论集》，页434-445）。
这个大会又进一步确定林苍佑在华社的领导地位。可以这么说，通过“三大机构”，林苍佑在其任期内先后两次召开空前的华教和华团大会，是他从政的一项令华社侧目的“成果”。不论以后局势如何演变，非林苍佑所能控制，至少他证明了马华公会是一个有活力，与华社共呼吸的政党。因此他不认为他在马华公会内是交了“白卷”，反而有其历史贡献。在这方面，他怀念的是林连玉。一个与他出身完全不同，思想也不一致的人，只因教育问题而走在一起。尽管林苍佑不是事事圆满解决。但在林连玉看来，他确实是想要有一番作为。
令人遗憾的是1959年7月12日的马华党代表大会上，却变成两派的公开对峙。一派以陈修信为首（后来获得其父陈祯禄的支持），另一派以林苍佑为首。结果在东姑支持陈修信下，林苍佑派一无所有。
林连玉对于林苍佑的下场（1959年大选前，总会长被搁置一旁，既不是马华候选人，也没有权力拟定马华候选人，由东姑与陈修信挑选候选人）有十分痛心的慷慨愤言：“林苍佑是华人一致的拥护也不愧是华人的最高领袖。可是我们的最高领袖，就这么可怜，请问还有谁配去和联盟谈友谊，谁可以与联盟折衷商斟呢？” （见《林苍佑评传》，页129-130）。“所有的华人对此感到非常的痛心。” （见《风雨十八年》(下)，页123）。
林连玉一向很少公开称颂政治人物。他对陈祯禄有赞有评，也狠批过陈修信及翁毓麟，更对梁宇皐毫不容情地批判，唯独林苍佑与他合作愉快。他们两人渡过短暂的“工作蜜月”。如今林连玉逝世已20年，林苍佑言谈中一直不忘老朋友。我们不知道如果他们当年继续合作下会否出现问题。因为已经没有如果了。
就在林苍佑1961年退出马华公会另组“民主联合党”时，林连玉仍然奋身为华教而战。这是由于自从林苍佑辞卸总会长（1959年）后，“三大机构”已是“不疾而终”，名存实亡，双方没有再对华教问题进行合作，留下无限的遗憾。
事有巧合的是，林苍佑是在1961年4月21日在芙蓉诞生其“民主联合党”，而林连玉则是在1961年8月12日接获公民注册总监的通知书，吊销他的公民权。从此两个人自走各路。一个走向反对党；一个保持沉默，退出杏坛和公职。因为已没有“三大机构”提供一个合作的平台。
但在这之前，他们又有过不期而遇地在安顺为朱运兴（林苍佑失败后，朱愤而退出马华公会）参加补选而站台。这时朱运兴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加补选。在林苍佑与林连玉的支持下，朱运兴以3500余张多数票当选。林连玉说，大概他的号召力太强，引致政府在8月12日要取消其公民权。不过林连玉也认为这只是诱因，主因是教育问题（见《风雨十八年》(下)，页125）。
当林苍佑把码头一转，判定他下来日子与马华是一场漫长而又艰辛的斗争。从疾呼华人大团结到华社分裂，确实让人痛心疾首。其中的原因，也是纠缠不清的。
不过，有一点十分肯定的是，林苍佑依然相信政党是整合民族的最有效工具。他认为政治是一个盘，这个盘要盛起散沙，那个政党能盛到最多的沙，那个政党就能从中崛起。基于这个道理，林苍佑又于1968年参与组织民政党，并把民主联合党解散。正如他在1954年主张解散急进党，一起加入马华公会一样。未想这个民政党在不受看好的情势下，竟然在1969年跃居成为槟州执政党。林苍佑从全国领袖退下后又再成为一方领袖，出任槟州首席部长。不宁唯是，他又把民政党带入国阵（联盟扩大的组织），重温在联盟的日子。这意味着他又回到执政阵营与陈修信争天下。彼此争夺“华人的代表权”。陈修信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永远抹不去的心头石块。因为有了陈修信派，他的改革落空；也因为陈修信体会到马华的组织不健全，因此当他在1962年成为马华总会长时，就修改党章，把马华变成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一如巫统一样，造就了总会长集权威于一身。陈修信改造马华，却改造不了华社的命运；林苍佑改造不成马华，却改造了槟城的命运。
如今陈祯禄走了，陈修信走了，与他一同在政治上斗争的或敌或友，也一个又一个走了。剩下的政坛元老已是屈指可算。林苍佑在1990年退隐政坛后，一幌又是15年不问政事。难怪很多人说林苍佑是个不接受访问的人，因为他说他的政治故事早已结束了，不想再重提陈年旧事。
不过，在最后结束与我对谈的时候，他又抛出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早就向你说过，我们是“华裔马来西亚人”，不是“马来西亚华人”，也不是“马来西亚华裔”，这表面看来没有差别，实则有不同的意思。前者是指我们是马来西亚人，但祖先是华裔，所以称为“华裔马来西亚人”。如果说我们不是“土著”，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用“土生”。我们是“土生马来西亚人”不就是一个纯正的马来西亚人吗？
“再者，我告诉你，今日是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许多华裔马来西亚人已走出国门，在国际扬名，也在国际找到安身立足的地方；而又有人再转回头，在马来西亚出人头地。因此我们不必有什么忧虑。” 他说。
“但政治不是这样的，我们还得面对诸多问题。政党也还得为民服务，为民解决问题。因为您林苍佑，整个华人的政治格局在60年代就改变了，版图也改变了。您不认为这是事实吗？而且“土著”与“土生”在实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有宪法保障下的特定条文；后者则没有。”我说。
他不回答我这一尖锐性的问题。因为他说他已不理政治事了。不过从他的言谈中，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口口声声说不在意历史的评价的人，其实是最在意历史对他的评价。不然他不会问为何不放39岁的照片？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林连玉？因为林连玉给予他最高的评价，承认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最高领袖的地位，谁有这份荣幸呢？
还有他也再一次地问起我对林苍佑的评价，并说除了这本书外，我还有其它评论文章谈到他的。我说是有不少，都写在报章上。我甚至也为他治理下的槟州作过一个学术研究和带出他的政治理念。
他再向我要了《林苍佑评传》(中英文本)，再详看一遍。我想他还是会有话说的。我等着他的兴致来潮时，他就会再说那说不完的故事。
林苍佑是一本书，我还没有读完，也没有写完。你说他对政治不关心也不尽然，在2004年大选时，他还为其儿子在峇眼的竞选而操心呢？他也决不缺席民政党的重要大会。对这两个政党，有心痛的一面，也有深爱的一面。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林苍佑应该是整合马华民政两党的不二人选。（2005年12月8日）
对于敦林的“平反”，他老人家有什么话要说呢？我就是基于多年朋友的身份在他的办公室（12月6日）以此为题打开话匣子。表面上他是不动声色的，也以平常心看待这件事。毕竟这是封尘已久的历史，对于一位已退隐政坛多年的老人来说，已不是那么在意了。
但你说他不在意也不对。他突然问了我一句话：他们选用的是那张照片？我说，好像是您当首席部长时期的那张照片。接着他说：应该选用他当总会长时拍的照片。于是他指着我写的《林苍佑评传》中他与东姑阿都拉曼合拍的照片。“这才是我当马华总会长时的模样！”我问马华公会有没有派人向您拿照片吗？他说：“没有，我也不知道他们把我的照片挂上去，也有报社的记者要采访我的反应，但我都没有接受。我不愿置评。”
我说：“这毕竟是事实呀！您应该有所响应的。无论你喜欢与否，这是您个人的一段不可抹杀的历史。今天我们都应该回想过去走过的弯弯曲曲的道路。”
“是呀！我近日从discovery报道中看到新加坡40年的成长，很有意思，有李光耀的奋斗一生。”敦林说。
我说：“您也是一位历史人物，您有您的历史定位。过去我为您写《林苍佑评传》时，你形容是“非小说的故事”。您也曾提议我端正某些片断。可我一直没有做好。今天您愿意再讲您认为应该讲的事吗？”
敦林把话题岔开：“我个人没有什么值得写的，一切已归历史。”
“但历史总该有个记录，不能让历史留白。虽然我这本书不是什么历史文献，至少我是第一个人自动地为您写了一本「传记」，而直到今天为止，我尚未发现有另一个人为您写「传记」，您本身又不写回忆录。”我这样说。
终于我们的政坛元老打开他的记忆之门：“我在50年代成立了急进党，后来又参加马华公会，我为什么要搞政治？这其中有一个人生哲理。不论是我们的祖先在中国或我们的族群在马来西亚，都是一盘散沙的，孙中山也说过，华人是一盘散沙。但要整合散沙，却是难之又难，而能够做到的唯有组织政党来团结华人。”
“为什么会说是政党有这个凝聚力？我打个比方说，从中国南来的华人先贤，他们都是身无半文来到马来西亚，有谁把财富从中国带来投资的。你可以算出有5个人是有钱南来的吗？没有。他们这些人来到南洋后，有些人发财了。比如陈嘉庚，骆文秀，刘惠城等等。还有是华人来到马来西亚后组成乡团，也只是照顾同乡的一群，有钱人和这些团体所能照顾的族群是有限的。唯有政党才能整合华人和改变华人的命运。”
此时他提了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先贤来到马来亚后被称为“苦力”？是谁给取得这个名词？”
我说我不知道，没有详细研究这个问题。
敦林接着自己回答：“是殖民地的总督金门泰，是他把华人叫着“苦力”的（即我们所谓的“劳动阶级”）”
（按金门泰（CECIL CLEMENTI SMITH））在19世纪是海峡殖民地的总督，任期是1887-1893年，6年。海峡殖民地是于1826年正式成立，即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合并成英国直接管辖的殖民地，又称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ELMENTS）。那个时候，大批华人从中国南来，居住在海峡殖民地内)。
他说：“这个名称取得好，事实上，我们的祖先是生活得清苦，又用劳力血汗谋生的，也凭着他们的刻苦耐苦，才有今天华人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的局面。”
敦林的习惯是他一旦开了口，就不会让你有机会插口。他“包办”了谈话的内容：“我在从政的年代（1951年开始），为了体验各种不同人的生活，便勤于到处走动。那时较多与我出外的是拿督林维雄（已故），我们到乡下席地而睡，近打区的矿工生活是贫穷与落后的，渔民的生活也一样苦。我认为从政的人有责任改善人民的生活。但在改善之前，你得了解穷人的生活有多苦才能下手。”
“你又知道吗？孙中山除了感叹华人是一盘散沙外，还有什么抱负吗？”
我插上一句：“他有提倡「天下为公」。”
“对了，就是「天下为公」。搞政治就要抱着这样的心态，要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着想，要知道各地的实际情况，不要老想自己。”
至此，我要介绍一下林苍佑从政经历。因为在我研究马来西亚华人今日面对政治上的分化又整合的过程中，林苍佑是其中一位最为重要的人物。如果没有林苍佑，肯定不会有今日的民政党；如果没有林苍佑，马华公会也不会演变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
林苍佑（86岁）是在1954年正式参加马华公会（这之前他是急进党后创党人和领袖（1951-1954））。在1955年以马华公会候选人的身份（用联盟标志）参加槟州议会的选举而胜出。随着这一胜利，林苍佑把槟州马华搞活起来，也成立了青年团和妇女组。虽然他不是槟州马华主席（主席由殷商伍瑞琴担任），但凭他的智力，他成了马华的重要人物。1955年，他被马华公会推举为参加全国联盟会议的代表之一，其它人有陈祯禄、梁宇皐、李孝式、朱运兴，黄赛南、叶金福、翁毓麟、梁长龄、陈修信、陈世英及符兹美等人，巫统方面也派出16人。主要的工作是应对1955年的联合邦自治的普选。
与此同时林苍佑也是马华公会推派参加联盟会议以关注教育问题的人。
这里有两个背景要提出的：
其一是英殖民政府提出1954年教育白皮书，提议在非英校开设英文班，企图逐渐以英文取代华文，教总起而反对。联盟为应付1955年的大选，答应在选后检讨教育政策。林苍佑就是其中一人，他在大选后成为检讨教育政策的委员之一，也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敦拉萨教育报告书”。
其二是马华公会在那个时候是山头林立的，中央集权不足。各州可推派候选人，而不是中央，而且各州的组织是“各自为政”的，连资产和资源归各州所有，中央是一个未有权威的组织。林苍佑加入马华就是要改革马华，使权力归中央。因此他是马华的“少壮革命派”。
林苍佑对于他加入马华显得兴致勃勃，也雄心万丈。他想起了当时的情景而说出这样的一段话：“您知道吗，当时我在马华内虽尚不是总会长，但我被赋予一项重要的职务，那就是领导马华的选举与招收党员的工作，也直接介入了教育工作。名称为组织主任。我是在这种情况下与林连玉建立起十分密切的关系。马华公会当时的领导层没人读懂林连玉的“心思和语言”，但我读得懂，我知道他想要得到什么和要表达什么？我们在一起工作。”
可是，我告诉敦林：“我曾翻阅《星槟日报》的合订本，从创刊号到80年代中期，就是找不到有关您与林连玉的合照。不过在文字上倒发现您们是相互配合，甚至有时是一唱一和的。”
他问，《南洋商报》有这样的照片吗？我说我不知道。敦林说，他是在1956年的锺灵中学的学潮与林连玉相识后又相知的。
我在这里要补充一段马华公会与教育斗争的历史：1953年，马华公会与教总和董总（尚未有正式组织，但派出代表，马华和董事代表的人也因此出现交叉，翌年才组成董总）共同组成“马华公会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各派出10名代表组成，另加上三方的主席，共33人，即是后来我们熟知的“三大机构”。根据林连玉的回忆录，这个组织是他和马华的温典光扮演重要的角色，后来加入董总的陈济谋。
这个“三大机构”基本上是一场角力战，但也发挥一定的作用。例如1956年出炉的“拉萨教育报告书”经交涉后，不列入“最后目标”，终于使各方满意。林苍佑是其中一名委员，林连玉则是赞成这份报告书的重要人物。
所谓“最后目标”是“我们相信，本邦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为集中各族儿童于一种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下；本邦的国语（马来文）为主要之教学媒介语，本委员会亦承认为达到这目标，不能操之过急，必须逐步推行。”（见《林苍佑评传》，页73）。
1956年锺灵中学爆发学潮，反对学校接受津贴进行改制为国民型中学。有68名学生被开除，又有其它中学响应，轰动华社。林苍佑介入调解。马华公会也因此成立以林苍佑为主的15人小组，并在1957年发表《学潮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是针对锺中、韩中及中学三间华校的学潮进行剖解，提出的建议包括：请教育部长阐明《1956年新教育政策的精神》（即拉萨报告书），公布锺中接受津贴之条件与合同等。林苍佑说：“锺中之学潮，简截地讲，就如华文教育上一粒疮，没有医治之前，应先了解其根源，不要以为外敷药包扎就算完满。如不把疮内的不好的东西拿掉，根本问题依然存在。”
身为教总主席的林连玉则直截了当指责问题出在汪永年身上，他（指汪永年）要负责最大的责任，诱导董事会接受津贴，不惜把华文教育出卖了。“（见《风雨十八年》，页179）。
此外1957年独立前，马华公会内的刘伯群（霹雳）及陈期岳（马六甲）发难，举行华团大会，削弱马华的代表性，并选出4人到英伦请愿不承认马华的代表权。他们是刘伯群、陈期岳、林连玉及叶茂达。林苍佑认为不妥，他以马华组织主任身份作出批评，最后影响林连玉不随团出发。林苍佑激赏林连玉的正确决定。他说，马来亚的问题应在国内自己解决，不要借助外来的力量。所谓外来的力量即指刘伯群与陈期岳有强烈的国民党背景。”
不过，在这个时候，林连玉注意到陈祯禄施过手术后，可能失掉记忆力，以致马华公会失去重心（见《风雨十八年》(下)，页21）。林连玉所指是马华内部出现分化，而此时林苍佑尚未掌大权。
1958年，林苍佑结合其少壮派的力量，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参加马华公会，勤于在全国走动，因此得到相当多的支持。再加上他反对马华卷入国民党和中共的斗争，力图使马华“马来亚化”，也就在马华内崛起了。3月23日这历史性的日子，林苍佑击败陈祯禄当选马华总会长，朱运兴击败翁毓麟当选总秘书及杨邦孝击败陈修信当选宣传主任。这三个改革派主将组成核心力量，锐意壮大马华中央的力量，也向巫统提出要求分配三分之一国席（即40席，总数104席）。无奈时不予林苍佑，他无法打破马华各地“划地为牢”的小山头主义的局面，也无法说服巫统作出协商。林苍佑的改革终于功败垂成。因为东姑没有答应林苍佑的要求，而是转向支持陈修信的一派（陈修信接受31席），架空总会长及马华党中央。1959年的大选也导致马华的分裂。林苍佑派大权旁落。
这里我们要拉出一段与此相关的故事：林苍佑的得力助手杨邦孝是李光耀挚友。他在1959年6月的时候（也就是马华危机爆发的前夕。因马华中央决定要争取35-40个国席，杨邦孝说，若未获接纳，马华要决定是否要退出联盟单独参加大选）（见《林苍佑评传》，页108），前往新加坡会见甫上台执政不到两周的李光耀总理。
李光耀回忆录中有这么写道：“在我上任后不到两星期，一天早上杨邦孝事先没通知便到我家里来。他从吉隆坡来，问我能不能发表文告，就马华公会跟巫统闹意见表示同情。由于杨邦孝跟我很熟，马华公会会长请他来劝我表态，支持他们的事业。他们认为，身为新加坡总理和人民行动党领袖，我在马来亚华人当中有地位，也有影响力；马华公会则自觉软弱无力。老朋友要我采取会得罪东姑和巫统的立场，这使我感到非常烦恼和不安。我告诉他，我固然同情马华公会，却绝不会去惹他们生气，因为新加坡要争取实现的主要目标是跟马来亚合并。36年后，这件事杨邦孝还记得很清楚。如果我当时问清楚教育问题的背景，便能很早就得到提示：要跟联邦的马来领袖合作必须做出重大的让步。”（见《李光耀回忆录》，页382）。
林苍佑失败后，杨邦孝（马华元老杨旭龄的儿子，执业律师，是改革派冲锋陷阵人物）愤而退出马华公会，转赴新加坡发展，如今是新加坡首席大法官。我问林苍佑还有没有与杨邦孝来往，他说有，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我不知道林苍佑怎么评估自己的这一段难忘的经历。我问他对参加马华和领导马华有取得什么成果？他说有，但他没有进一步阐述“成果”是在那一方面的。因为政治的现实告诉我们，他是马华党内的失败改革者，胜利的一方归陈修信。
不过，林苍佑并不这样看问题，他不断地回顾他和林连玉在华教问题上所作出的贡献。他说，他当上马华总会长后，便恢复“三大机构”的合作。人选重新安排：主席林苍佑（马华），秘书李致祥（马华），副秘书林连玉（教总），败政陈济谋（董总），副财政郑婉文（马华），常务委员重量级人物有朱运兴（马华），严元章（教总），温典光、王景成（均董总）。林苍佑重新启动“三大机构”的活动是因为他在1958年3月份当选马华公会总会长后，于同年5月他接获董总主席陈济谋及教总主席林连玉的联名公函，要求开会讨论关注关系到华教前途的甄拔考试问题（此乃指政府有意列初中会考作为升学的标准，而华教则要求属于测验性质）。
林苍佑于是在同年6月1日在吉隆坡召开会议，用了整个10个钟头讨论华教大事，也同时产生了一个特别小组委员会：林苍佑、陈济谋、林连玉、李致祥及温典光，获授权处理重要事项。林连玉在会上表示他对新会长涌起新希望，希望在林苍佑领导下，马华与华团密切合作。
林苍佑在致词中矢言“三大机构”要使华教在宪法的保障下，获得充份的发展。他声言马华与华教共浮沉（见《林苍佑评传》，页99-100）。
在这次会议上，林苍佑也接纳了林连玉提出的教总十条提案，主要有本邦高初级教育文凭考试应以教学的媒介语作为考试的媒介；各民族母语母文的教育一律平等及召集全国华人社团代表大会，决定华人对教育的愿望。但当时讨论到升学考试问题时，林连玉说要求初中会考只属测验性质，马华公会未能清楚交待（见《风雨十八年》(下)，页49）。
不幸的是，韩江中学学生闻讯，在6月3日进行静坐罢课，眼见一场风暴就要来临，林苍佑派的杨邦孝即刻与教育部长佐哈里会唔，得到口头允诺初中毕业升学试只作为测验性质。但林连玉非要杨邦孝签下白纸黑字，才肯发布新闻。杨邦孝既非教育部长，也没有官职，他确实够魄力承担责任，也就签了字给林连玉。一场可能波及全国的风潮就这样按下了。到了临考前10天，教育部长正式发表文告，指初中考试属测验性质。杨邦孝取得胜利了。林连玉说，“事后，杨邦孝告诉我，佐哈里之所以终于答应，是因为雪州四中学的风声很紧，学潮果真爆发，他的教育部长的地位会动摇的。” （见《风雨十八年》(下)，页51-52）。
林苍佑在确定他在“三大机构”的身份和领导地位后，于1958年9月20日在霹雳江沙召开全马华文教育大会。对于这个历史在林苍佑看来是十分有意义的大会。在访谈中他问我可否记起那件往事。我说我在他的评传中有写过这一节，而且我写下林连玉赞美他的话。可是我没有您们两人的合照。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因为他知道林连玉要什么。而且会议是空前的热闹，也算是林苍佑当选总会长以来首次取得华教界的广泛认同。
林连玉在大会上说华人在政治上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要改变过来。“1955年选举时，华人选民不过12万，现在（1958）年情况不同，公民已经增加到百万名左右，我们手中有了选票，可以选举一批有代表性的人物到议会中表达我们的愿望。”
林苍佑在致开幕时对盛况空前的大会感到欢欣鼓舞。他说：“在发展华文教育的过程中，三大机构是缺一不可的伙伴。但董教总是着重于提供华教应兴应革的意见；马华公会则是着重在政治的折衷。前者为了阐明真理，可以畅所欲言；后者为了加强效率，必须量情度势。这种分别，是我们所不能不面对的，但它并不妨碍我们成为一体。”
他又说：“马华置身于联盟，是为了三大民族共同的利益；马华置身于三大机构中，是为了华教前途。因此马华的一言一动，不能鲁莽灭裂。因为当联盟轻言分裂的时候，是全国的大不幸；当三大机构分道扬镳的时候，就是华文教育的大危机。
最后他要求彼此做到“互信互谅，精诚团结”（见《林连玉言论集》，页417-428）。
还有一个大会令林苍佑刻骨铭心的是于1959年4月26日在吉隆坡主持“三大机构”联席大会，出席华团及教师公会共747个，代表人数1209名。大会通过林连玉提出的《全国华文教育大会宣言》及《本邦华人对教育总要求》。林连玉认为只有团结，才有出路。林苍佑在会议开幕词中强调“华文教育是整个教育的组成部份，教育本身要摆脱狭隘的民族意识，才能发挥教育的效能。拉萨教育书已使华教的生存和发展有了依据，大家要珍惜这点成就。但华人要精诚团结，才能成功。”
他又说：“值此大选期间，凡能为人民谋福利，为华文教育争取平等待遇的人才投其一票。” （见《林连玉言论集》，页434-445）。
这个大会又进一步确定林苍佑在华社的领导地位。可以这么说，通过“三大机构”，林苍佑在其任期内先后两次召开空前的华教和华团大会，是他从政的一项令华社侧目的“成果”。不论以后局势如何演变，非林苍佑所能控制，至少他证明了马华公会是一个有活力，与华社共呼吸的政党。因此他不认为他在马华公会内是交了“白卷”，反而有其历史贡献。在这方面，他怀念的是林连玉。一个与他出身完全不同，思想也不一致的人，只因教育问题而走在一起。尽管林苍佑不是事事圆满解决。但在林连玉看来，他确实是想要有一番作为。
令人遗憾的是1959年7月12日的马华党代表大会上，却变成两派的公开对峙。一派以陈修信为首（后来获得其父陈祯禄的支持），另一派以林苍佑为首。结果在东姑支持陈修信下，林苍佑派一无所有。
林连玉对于林苍佑的下场（1959年大选前，总会长被搁置一旁，既不是马华候选人，也没有权力拟定马华候选人，由东姑与陈修信挑选候选人）有十分痛心的慷慨愤言：“林苍佑是华人一致的拥护也不愧是华人的最高领袖。可是我们的最高领袖，就这么可怜，请问还有谁配去和联盟谈友谊，谁可以与联盟折衷商斟呢？” （见《林苍佑评传》，页129-130）。“所有的华人对此感到非常的痛心。” （见《风雨十八年》(下)，页123）。
林连玉一向很少公开称颂政治人物。他对陈祯禄有赞有评，也狠批过陈修信及翁毓麟，更对梁宇皐毫不容情地批判，唯独林苍佑与他合作愉快。他们两人渡过短暂的“工作蜜月”。如今林连玉逝世已20年，林苍佑言谈中一直不忘老朋友。我们不知道如果他们当年继续合作下会否出现问题。因为已经没有如果了。
就在林苍佑1961年退出马华公会另组“民主联合党”时，林连玉仍然奋身为华教而战。这是由于自从林苍佑辞卸总会长（1959年）后，“三大机构”已是“不疾而终”，名存实亡，双方没有再对华教问题进行合作，留下无限的遗憾。
事有巧合的是，林苍佑是在1961年4月21日在芙蓉诞生其“民主联合党”，而林连玉则是在1961年8月12日接获公民注册总监的通知书，吊销他的公民权。从此两个人自走各路。一个走向反对党；一个保持沉默，退出杏坛和公职。因为已没有“三大机构”提供一个合作的平台。
但在这之前，他们又有过不期而遇地在安顺为朱运兴（林苍佑失败后，朱愤而退出马华公会）参加补选而站台。这时朱运兴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加补选。在林苍佑与林连玉的支持下，朱运兴以3500余张多数票当选。林连玉说，大概他的号召力太强，引致政府在8月12日要取消其公民权。不过林连玉也认为这只是诱因，主因是教育问题（见《风雨十八年》(下)，页125）。
当林苍佑把码头一转，判定他下来日子与马华是一场漫长而又艰辛的斗争。从疾呼华人大团结到华社分裂，确实让人痛心疾首。其中的原因，也是纠缠不清的。
不过，有一点十分肯定的是，林苍佑依然相信政党是整合民族的最有效工具。他认为政治是一个盘，这个盘要盛起散沙，那个政党能盛到最多的沙，那个政党就能从中崛起。基于这个道理，林苍佑又于1968年参与组织民政党，并把民主联合党解散。正如他在1954年主张解散急进党，一起加入马华公会一样。未想这个民政党在不受看好的情势下，竟然在1969年跃居成为槟州执政党。林苍佑从全国领袖退下后又再成为一方领袖，出任槟州首席部长。不宁唯是，他又把民政党带入国阵（联盟扩大的组织），重温在联盟的日子。这意味着他又回到执政阵营与陈修信争天下。彼此争夺“华人的代表权”。陈修信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永远抹不去的心头石块。因为有了陈修信派，他的改革落空；也因为陈修信体会到马华的组织不健全，因此当他在1962年成为马华总会长时，就修改党章，把马华变成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一如巫统一样，造就了总会长集权威于一身。陈修信改造马华，却改造不了华社的命运；林苍佑改造不成马华，却改造了槟城的命运。
如今陈祯禄走了，陈修信走了，与他一同在政治上斗争的或敌或友，也一个又一个走了。剩下的政坛元老已是屈指可算。林苍佑在1990年退隐政坛后，一幌又是15年不问政事。难怪很多人说林苍佑是个不接受访问的人，因为他说他的政治故事早已结束了，不想再重提陈年旧事。
不过，在最后结束与我对谈的时候，他又抛出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早就向你说过，我们是“华裔马来西亚人”，不是“马来西亚华人”，也不是“马来西亚华裔”，这表面看来没有差别，实则有不同的意思。前者是指我们是马来西亚人，但祖先是华裔，所以称为“华裔马来西亚人”。如果说我们不是“土著”，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用“土生”。我们是“土生马来西亚人”不就是一个纯正的马来西亚人吗？
“再者，我告诉你，今日是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许多华裔马来西亚人已走出国门，在国际扬名，也在国际找到安身立足的地方；而又有人再转回头，在马来西亚出人头地。因此我们不必有什么忧虑。” 他说。
“但政治不是这样的，我们还得面对诸多问题。政党也还得为民服务，为民解决问题。因为您林苍佑，整个华人的政治格局在60年代就改变了，版图也改变了。您不认为这是事实吗？而且“土著”与“土生”在实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有宪法保障下的特定条文；后者则没有。”我说。
他不回答我这一尖锐性的问题。因为他说他已不理政治事了。不过从他的言谈中，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口口声声说不在意历史的评价的人，其实是最在意历史对他的评价。不然他不会问为何不放39岁的照片？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林连玉？因为林连玉给予他最高的评价，承认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最高领袖的地位，谁有这份荣幸呢？
还有他也再一次地问起我对林苍佑的评价，并说除了这本书外，我还有其它评论文章谈到他的。我说是有不少，都写在报章上。我甚至也为他治理下的槟州作过一个学术研究和带出他的政治理念。
他再向我要了《林苍佑评传》(中英文本)，再详看一遍。我想他还是会有话说的。我等着他的兴致来潮时，他就会再说那说不完的故事。
林苍佑是一本书，我还没有读完，也没有写完。你说他对政治不关心也不尽然，在2004年大选时，他还为其儿子在峇眼的竞选而操心呢？他也决不缺席民政党的重要大会。对这两个政党，有心痛的一面，也有深爱的一面。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林苍佑应该是整合马华民政两党的不二人选。（2005年12月8日）
5.12.05
林连玉骂扁两个人
今年是林连玉逝世廿周年，使我想起他生前曾公开骂过两个人，而且一骂就把他们“骂扁”了，以致他们在华教的“地位”的“消失”无从翻案。这一段的历史又是与林连玉一生的斗争分不开的。
被誉为“华教第一斗士”的林连玉（1901-1985）是集美学校师范组的高材生，有很好的国学根基。1927年南来马来亚教书，而后又回中国省亲两次，再回到马来亚。从1935年开始就在尊孔中学执教到1961年“出事”为止。所谓“出事”是指他在那一年公民权被吊销及教师执照被撤销。从此他就离开教席，也辞卸教总主席。过着“一生傲骨，两袖清风”的简朴生活，一直到1985年12月18日逝世，终年84岁。
为什么一介书生的林连玉会骂人？那又是关系到华教的大事。他在1951年申请成为马来亚公民，也在这一年发动成立教总（在1949年时已成功组织吉隆坡华教教师会），且在1953年起出任教总主席。
教总的第一任主席是锺灵中学校长陈充恩，他在1952年被暗杀后，身为教务主任的汪永年成为代校长，而在林连玉于1953年杪成为教总主席后，汪永年是副主席。本来他们两人是在教总一起工作的，但在1955年林连玉突听闻锺灵中学准备接受津贴而改制，乃力促华文中学保持原状，以一致的步骤应对之。可是他却发现汪永年“背着他”让锺灵中学接受改制。因而认为汪永年“破坏大局”。
结果锺灵中学在汪永年的走动下，接受政府的津贴，并订在1956年成为全国首间改制的华文中学。这个时候马来亚尚未独立，也就由汪永年与英殖民政府教育部官员达成协议。这一下子，引爆锺中的大规模学潮。汪永年身为槟城华校教师会的主席，他在一次会议上说：“为着锺灵的发展，我必须这么做，说我是出卖华文教育的人也好。那教总主席林连玉，要人家肚着肚子来维护华文教育，我没有他的傻劲。”
林连玉的回敬也是十分够力的，因为他不能忍受汪永年“开创先例”改制华校。他指责汪永年“甘心出卖，翻过脸来，做华文教育的罪人。”（参阅林连玉《风雨十八年》）。
锺灵中学的改制成为事实之后，也在日后（1961年之后）影响其它华文中学也接受改制成国民型中学。而汪永年担任锺中校长一直到1970年退休为止。后来再转任锺灵独中校长到1982年退休，年前已经逝世，但经过林连玉这一骂，汪永年不论在华校服务多久，他在华教史上留下的是一个“骂名”。也是给林连玉骂出来的一个“反面教材”。
第二个被林连玉骂的人是梁宇皐。两人的一来一往文告战和口水战更是精彩连连，针锋相对不在话下，遣词用句也十分激烈，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在后来转录成书《林梁公案》出版，是华教斗争的外一章，但意义又是深远的。
梁宇皐（1888-1963）学贯中西，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曾出任马六甲州元首两年。1959年积极从政，出任司法部长，又担任马华总秘书。本来有机会与陈修信争马华总会长职（陈修信是在1962年才正式成为马华总会长），但因与林连玉骂战，也间接地“毁了”他的政治生命。
事缘1960年政府推出“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除了将华文小学纳为国民型华文小学外，也要华文中学作出选择，或接受政府津贴成为国民型中学，或则保留华文独立中学地位（1962年实施）。
梁宇皐事先已与林连玉对华文教育课题有龃龉，又因报告书的问题再次“唇枪舌剑”。梁宇皐在国会否认政府有意压制华文教育，他说：“我们坚持学习英文，其目的是打开大门，使学生有求深造的机会，此事决不是消灭华人文化。”他并指责林连玉不是华文教育的权威，他谈华文教育不过是“走江湖，吹牛皮，为了保留自己的饭碗”。（1960年）
林连玉针对梁宇皐的指责，有如下的书面谈话：“梁宇皐以官委议员的资格，居然在立法会上，对平民发出人身攻击，骂我林连玉是吹牛皮，走江湖，他已经不自重自己的人格。现在我回敬他；梁宇皐是华人利益的出卖者。”（1960年）接着双方的骂战再次升级，林连玉更在较后时形容梁宇皐是“民族的败类”。（1961年5月18日书面谈话）（见《风雨十八年》下集及《林梁公案》）。3个月后（即1961年8月12日），林连玉公民权被吊销，他也不得不辞去公职，也丢了教师的饭碗。不过梁宇皐被林连玉一骂，也失去在马华争取领导的地位，且在华社失去影响力。1963年他在任职上逝世。结束了他备受争议的一生，也在华社逐渐被人淡忘。
汪永年及梁宇皐先后被林连玉骂扁，从此在华社留下污点，而无法抹去。大概这就是林连玉的威力吧！如今三个人都已作古，但如果翻阅历史，倒不失是最好的教材，不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总教人深思其中。
被誉为“华教第一斗士”的林连玉（1901-1985）是集美学校师范组的高材生，有很好的国学根基。1927年南来马来亚教书，而后又回中国省亲两次，再回到马来亚。从1935年开始就在尊孔中学执教到1961年“出事”为止。所谓“出事”是指他在那一年公民权被吊销及教师执照被撤销。从此他就离开教席，也辞卸教总主席。过着“一生傲骨，两袖清风”的简朴生活，一直到1985年12月18日逝世，终年84岁。
为什么一介书生的林连玉会骂人？那又是关系到华教的大事。他在1951年申请成为马来亚公民，也在这一年发动成立教总（在1949年时已成功组织吉隆坡华教教师会），且在1953年起出任教总主席。
教总的第一任主席是锺灵中学校长陈充恩，他在1952年被暗杀后，身为教务主任的汪永年成为代校长，而在林连玉于1953年杪成为教总主席后，汪永年是副主席。本来他们两人是在教总一起工作的，但在1955年林连玉突听闻锺灵中学准备接受津贴而改制，乃力促华文中学保持原状，以一致的步骤应对之。可是他却发现汪永年“背着他”让锺灵中学接受改制。因而认为汪永年“破坏大局”。
结果锺灵中学在汪永年的走动下，接受政府的津贴，并订在1956年成为全国首间改制的华文中学。这个时候马来亚尚未独立，也就由汪永年与英殖民政府教育部官员达成协议。这一下子，引爆锺中的大规模学潮。汪永年身为槟城华校教师会的主席，他在一次会议上说：“为着锺灵的发展，我必须这么做，说我是出卖华文教育的人也好。那教总主席林连玉，要人家肚着肚子来维护华文教育，我没有他的傻劲。”
林连玉的回敬也是十分够力的，因为他不能忍受汪永年“开创先例”改制华校。他指责汪永年“甘心出卖，翻过脸来，做华文教育的罪人。”（参阅林连玉《风雨十八年》）。
锺灵中学的改制成为事实之后，也在日后（1961年之后）影响其它华文中学也接受改制成国民型中学。而汪永年担任锺中校长一直到1970年退休为止。后来再转任锺灵独中校长到1982年退休，年前已经逝世，但经过林连玉这一骂，汪永年不论在华校服务多久，他在华教史上留下的是一个“骂名”。也是给林连玉骂出来的一个“反面教材”。
第二个被林连玉骂的人是梁宇皐。两人的一来一往文告战和口水战更是精彩连连，针锋相对不在话下，遣词用句也十分激烈，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在后来转录成书《林梁公案》出版，是华教斗争的外一章，但意义又是深远的。
梁宇皐（1888-1963）学贯中西，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曾出任马六甲州元首两年。1959年积极从政，出任司法部长，又担任马华总秘书。本来有机会与陈修信争马华总会长职（陈修信是在1962年才正式成为马华总会长），但因与林连玉骂战，也间接地“毁了”他的政治生命。
事缘1960年政府推出“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除了将华文小学纳为国民型华文小学外，也要华文中学作出选择，或接受政府津贴成为国民型中学，或则保留华文独立中学地位（1962年实施）。
梁宇皐事先已与林连玉对华文教育课题有龃龉，又因报告书的问题再次“唇枪舌剑”。梁宇皐在国会否认政府有意压制华文教育，他说：“我们坚持学习英文，其目的是打开大门，使学生有求深造的机会，此事决不是消灭华人文化。”他并指责林连玉不是华文教育的权威，他谈华文教育不过是“走江湖，吹牛皮，为了保留自己的饭碗”。（1960年）
林连玉针对梁宇皐的指责，有如下的书面谈话：“梁宇皐以官委议员的资格，居然在立法会上，对平民发出人身攻击，骂我林连玉是吹牛皮，走江湖，他已经不自重自己的人格。现在我回敬他；梁宇皐是华人利益的出卖者。”（1960年）接着双方的骂战再次升级，林连玉更在较后时形容梁宇皐是“民族的败类”。（1961年5月18日书面谈话）（见《风雨十八年》下集及《林梁公案》）。3个月后（即1961年8月12日），林连玉公民权被吊销，他也不得不辞去公职，也丢了教师的饭碗。不过梁宇皐被林连玉一骂，也失去在马华争取领导的地位，且在华社失去影响力。1963年他在任职上逝世。结束了他备受争议的一生，也在华社逐渐被人淡忘。
汪永年及梁宇皐先后被林连玉骂扁，从此在华社留下污点，而无法抹去。大概这就是林连玉的威力吧！如今三个人都已作古，但如果翻阅历史，倒不失是最好的教材，不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总教人深思其中。
4.12.05
黃家定為林蒼祐“正位
各报在11月22日报导林苍佑的照片出现在马华公会，而且是挂在历任总会长一排内。这是马华公会第一次“公开和正面”的承认林苍佑是第二任的总会长，也是黄家定再确认总会长的地位后的一个动作。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小动作”，只是挂起一个人的照片，没什么大不了事，实则需要很大的勇气来“纠正马华对林苍佑的评价”。因此林苍佑这人头照对马华来说是个“千斤重的包袱”，历届的领导人都无法举起来，更不必说把他与陈祯禄并列了。
为什么林苍佑对马华公会是个抹不掉的“伤痛”？为什么他在马华的地位一个很长的时间被否定？为什么马华的党史不正面评价林苍佑这个人呢？说起来是一匹布长的“情仇恩怨”。这个故事应该从陈修信时代说起。
林苍佑本来不是马华公会的党员，而是1951年6月成立的“急进党”的发起人。在这之前的两个月，他受委为槟州殖民地立法议员。1954年他应马华创党人之一的陈祯禄（即首任总会長，也是陈修信的父亲）之邀，参加马华公会。
当时的政党对于一个人拥有双重身份是被允许的。换句话说，林苍佑加入马华公会时，他仍然是急进党领袖，但他也在这一年退下主席职，接受担任副主席。此举显示林苍佑将有“大动作”。因为他疾呼急进党员与各政党合作，争取自治早日到来。急进党也因此产生分化，大多数党员支持林苍佑加入马华公会“壮大华人的政治力量”，有小部份人不追随，宁可保持沉默。就这样“急进党”在没有林苍佑主持大局下，渐渐地自我消失，没有派人参加1955年的选举（1955年是马来亚自治前的一次普选，国和州分开举行。）
林苍佑选择以马华公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是年的槟州立法议员选举，他的对手竟然是亿万富翁叶祖意（万兴利银行创办人）的媳妇黄绣娘，而黄绣娘是印度尼西亚糖王黄仲涵的女儿。叶祖意是托黄仲涵发迹的，成为马来亚的糖王。
黄绣娘也是急进党唯一女市议员叶宝真律师的母亲，后者不追随林苍佑入马华选择退出政坛，也不反对其母亲以独立人士身份在加拉歪选区与林苍佑对垒。结果林苍佑取得胜利。联盟（包括马华）全胜，共夺14个州议席（另10位议员由英国委任）。
本来，以林苍佑的地位和身份，他是1957年独立后的当然槟州首席部长，但他没有接受首任首相的推荐，反而推举王保尼出任首任首席部长。因为他要作全国的领袖，不是一方的领袖。果然在1958年林苍佑率领少壮派在马华“起义”。在一场激烈的选举中，他击败陈祯禄而成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陈修信在宣传主任职上也败给林苍佑派的杨邦孝（目前是新加坡大法官），还有林苍佑派的朱运兴胜了总秘书职。这也埋下林苍佑在后来与陈祯禄和陈修信父子交恶的一枚“炸弹”。
当然还有其它人事介入及其它因素导致陈修信与林苍佑公开骂战。在得不到东姑支持下，林苍佑失去了在联盟内的影响力，未能争取到三分之一的国席归马华公会，甚至连他本身也不是1959年大选的候选人之一。东姑把力量靠在陈修信这一边，林苍佑的“革命派”成跛脚鸭。一怒之下，林苍佑辞卸总会长职（1959年7月30日提出但不被党接受。1959年9月15日又正式呈上辞职函）（1961年正式退出马华公会）。
林苍佑在马华内“革命失败”；胜利者是陈修信。而陈修信是在1962年的党选上正式当选马华总会长。林苍佑则在1961年另起炉灶，成立民主联合党，从此与陈修信“势不两立”。
在陈修信主持下的马华公会，林苍佑的“历史地位”已被抹煞。因此在马华党史内，后者成为一个负面人物，仅以“林苍佑事件”一语带过。所谓的“事件”是指马华公会内曾经发生过“内閧”，而事件的主角是林苍佑。在这样的局面下，陈修信是不会把林苍佑“擺正”的：尤其是林苍佑于1969年大选以民政党（民联党解散加入其中）人起而执政槟城州，复又加入国阵（联盟的前身），更是使陈修信耿耿于怀。
因此从陈修信开始到李三春，到陈群川再到林良实，他们都是一脉相承无法接受林苍佑在马华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且后来者也不願意改变既成的事实，以致林苍佑在马华眼中不是应该“坐大位”的人。他的位置是在民政党内。这种情况未想被黄家定纠正过来。我记得黄家定不久前曾向我说过一句话，他是一个没有历史包袱的人。果然他这句话的含意是包括“端正林苍佑在马华的历史地位”，确实够勇气与魄力的，里头也许向民政党输送一道讯息，但我们还是希望他也能“端正华人的历史地位” ，并为华人打开一个明朗的天空，溶入和谐社会中。
为什么林苍佑对马华公会是个抹不掉的“伤痛”？为什么他在马华的地位一个很长的时间被否定？为什么马华的党史不正面评价林苍佑这个人呢？说起来是一匹布长的“情仇恩怨”。这个故事应该从陈修信时代说起。
林苍佑本来不是马华公会的党员，而是1951年6月成立的“急进党”的发起人。在这之前的两个月，他受委为槟州殖民地立法议员。1954年他应马华创党人之一的陈祯禄（即首任总会長，也是陈修信的父亲）之邀，参加马华公会。
当时的政党对于一个人拥有双重身份是被允许的。换句话说，林苍佑加入马华公会时，他仍然是急进党领袖，但他也在这一年退下主席职，接受担任副主席。此举显示林苍佑将有“大动作”。因为他疾呼急进党员与各政党合作，争取自治早日到来。急进党也因此产生分化，大多数党员支持林苍佑加入马华公会“壮大华人的政治力量”，有小部份人不追随，宁可保持沉默。就这样“急进党”在没有林苍佑主持大局下，渐渐地自我消失，没有派人参加1955年的选举（1955年是马来亚自治前的一次普选，国和州分开举行。）
林苍佑选择以马华公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是年的槟州立法议员选举，他的对手竟然是亿万富翁叶祖意（万兴利银行创办人）的媳妇黄绣娘，而黄绣娘是印度尼西亚糖王黄仲涵的女儿。叶祖意是托黄仲涵发迹的，成为马来亚的糖王。
黄绣娘也是急进党唯一女市议员叶宝真律师的母亲，后者不追随林苍佑入马华选择退出政坛，也不反对其母亲以独立人士身份在加拉歪选区与林苍佑对垒。结果林苍佑取得胜利。联盟（包括马华）全胜，共夺14个州议席（另10位议员由英国委任）。
本来，以林苍佑的地位和身份，他是1957年独立后的当然槟州首席部长，但他没有接受首任首相的推荐，反而推举王保尼出任首任首席部长。因为他要作全国的领袖，不是一方的领袖。果然在1958年林苍佑率领少壮派在马华“起义”。在一场激烈的选举中，他击败陈祯禄而成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陈修信在宣传主任职上也败给林苍佑派的杨邦孝（目前是新加坡大法官），还有林苍佑派的朱运兴胜了总秘书职。这也埋下林苍佑在后来与陈祯禄和陈修信父子交恶的一枚“炸弹”。
当然还有其它人事介入及其它因素导致陈修信与林苍佑公开骂战。在得不到东姑支持下，林苍佑失去了在联盟内的影响力，未能争取到三分之一的国席归马华公会，甚至连他本身也不是1959年大选的候选人之一。东姑把力量靠在陈修信这一边，林苍佑的“革命派”成跛脚鸭。一怒之下，林苍佑辞卸总会长职（1959年7月30日提出但不被党接受。1959年9月15日又正式呈上辞职函）（1961年正式退出马华公会）。
林苍佑在马华内“革命失败”；胜利者是陈修信。而陈修信是在1962年的党选上正式当选马华总会长。林苍佑则在1961年另起炉灶，成立民主联合党，从此与陈修信“势不两立”。
在陈修信主持下的马华公会，林苍佑的“历史地位”已被抹煞。因此在马华党史内，后者成为一个负面人物，仅以“林苍佑事件”一语带过。所谓的“事件”是指马华公会内曾经发生过“内閧”，而事件的主角是林苍佑。在这样的局面下，陈修信是不会把林苍佑“擺正”的：尤其是林苍佑于1969年大选以民政党（民联党解散加入其中）人起而执政槟城州，复又加入国阵（联盟的前身），更是使陈修信耿耿于怀。
因此从陈修信开始到李三春，到陈群川再到林良实，他们都是一脉相承无法接受林苍佑在马华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且后来者也不願意改变既成的事实，以致林苍佑在马华眼中不是应该“坐大位”的人。他的位置是在民政党内。这种情况未想被黄家定纠正过来。我记得黄家定不久前曾向我说过一句话，他是一个没有历史包袱的人。果然他这句话的含意是包括“端正林苍佑在马华的历史地位”，确实够勇气与魄力的，里头也许向民政党输送一道讯息，但我们还是希望他也能“端正华人的历史地位” ，并为华人打开一个明朗的天空，溶入和谐社会中。
28.11.05
锺洁希现象反思
这是一对“小人物”高调处理结婚的故事，也引来了诸多的评论，而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课题”。我们称之为“锺洁希现象”。
它的争议性不在于对婚礼的铺张，而是主角本身已成为一个争议性的对象。起因于主角锺洁希毫不隐瞒她是变性人，从男儿身经过三次大手术转变为“女儿身”。也就是说，主角经过一段的痛苦经历后，终于达成愿望，以“女人”的身份立足于这世俗的社会。本来这样的故事在热闹之后逐渐平静下来；未想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又把局面搞得沸沸扬扬。于是留下一连串的谜团成为世人，尤其是好奇的人在追问：人真的可以变性吗？或变成男人或变成女人后就具备了生理上所应具有的特征和内涵吗？‚变性人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性别可以改换吗？ƒ变性人的婚姻是否有法律效用？宗教上又如何为这样的婚姻作诠释？„这样的生活会美满吗？是否天长地久，海枯石烂，此情永不变？
这些既是社会问题也是个人问题，肯定一直困扰着这对新婚夫妇。新郎马思健是男儿身已是不必置疑，但人们就会遐想锺洁希怎么在转变中适应自己？又如何调整婚后的生活？
我们先从个人的问题进行分析。它涉及了一个人的性取向的痛苦的挣扎。在以前医学不发达的时代；不论男或女，具有了相反的性倾向是无可奈何的事，也做不了手术。只能产生“同性恋”的不为社会所认可的行为。在中国古代称之为“断袖之交”。至于太监受宫刑是因为朝庭规定，不能对后宫有越轨行为，属于被迫性质也不是自愿的变性人，不在此例。因为我们所说的“同性恋”是指同一性别（但有其中一人性取向与原来的生理有别）的人“相恋”而不理会别人的眼光。当这种情况从不允许到法律的沉默时，就出现越来越多的“同志”之恋。在今天已是见多不怪。至于其中一方转为变性人的例子倒不多见。其一要承受痛苦的手术，其二要有经济基础，其三自己要冒一定的风险，锺洁希就是属于富有“冒险精神”和值得一博的变性人。从外表来看，她的手术是成功的，而且也变成一个“大美人”。如果没有人点破，谁相信她是变性人呢？站在美学的观点，锺洁希具备了女人应有的“美的外征”；无可挑剔。我们终于不得不赞叹医学的进步和它对人的改造的“鬼斧神工”的高超手术。
可是当转入第二个社会问题时，锺洁希就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现象：这现象是向传统的社会发出挑战，即是变性人是否是一个正常的人？若是正常的人，又有那点阻止「变性人」结婚呢？
从法律观点而言，迄今为止，只有四个国家承认同性恋婚姻是合法的，即加拿大，比利时、荷兰及西班牙，其它国家的州属也有不同的法律解释，但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仍然无法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不仅于此，也认为同性行为是违法的。总之不符合自然规律的行为都不在法律允许的范畴内。
同样的，大多数宗教不能接受违反自然规律的性行为，也自然不会承认同性恋的权利。
锺洁希面对的是一个微妙的尴尬的回应：没有在法律和宗教上取得变性的认可权利。尽管性是个人的行为，在医学上也没有条文禁止人的变性，这就产生医学与法律的矛盾。
当然这种矛盾不是严重性的。虽可以让你变性，但它不承认变性的身份。总之在法律上是以身份证的性别作为标准，以致变性人一旦结婚，也被归为“同性”婚姻而无法区分“同性”与“变性”的差别。
因此问题回到一个医学与自然界的博斗。自古以来人的性别是与生俱来的，没有改变的可能。但医学界又证明它可以巧妙地改变一个人的性别，即便是不完整的，也是可以令人称心满意的。如果是女的，不具备生育能力，也不属大问题，不少人也是通过“领养”或“试管婴儿”而成为母亲的吗？这就是说，锺洁希的现象不是她与法律“斗争”的问题，也不是与宗教过意不去，而是医学认可了她，为什么又被法律所“抛弃”呢？应该是属于医学挑战法律的争议，因为如果医生不为锺洁希做手术，她就不是今日的锺洁希了，而是原来的锺宣台。所以问题的焦点是，法律承认不承认医学上对人的“变性”的转换的认可？只要这个问题获得“解决”，锺洁希现象也就可以转成首开先河的模式。
尽管如此，我们都不乐观其成。倒是我们看到将来这样的“婚姻”会越来越多，因为法律保持它的被动性。于是“吹绉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它的争议性不在于对婚礼的铺张，而是主角本身已成为一个争议性的对象。起因于主角锺洁希毫不隐瞒她是变性人，从男儿身经过三次大手术转变为“女儿身”。也就是说，主角经过一段的痛苦经历后，终于达成愿望，以“女人”的身份立足于这世俗的社会。本来这样的故事在热闹之后逐渐平静下来；未想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又把局面搞得沸沸扬扬。于是留下一连串的谜团成为世人，尤其是好奇的人在追问：人真的可以变性吗？或变成男人或变成女人后就具备了生理上所应具有的特征和内涵吗？‚变性人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性别可以改换吗？ƒ变性人的婚姻是否有法律效用？宗教上又如何为这样的婚姻作诠释？„这样的生活会美满吗？是否天长地久，海枯石烂，此情永不变？
这些既是社会问题也是个人问题，肯定一直困扰着这对新婚夫妇。新郎马思健是男儿身已是不必置疑，但人们就会遐想锺洁希怎么在转变中适应自己？又如何调整婚后的生活？
我们先从个人的问题进行分析。它涉及了一个人的性取向的痛苦的挣扎。在以前医学不发达的时代；不论男或女，具有了相反的性倾向是无可奈何的事，也做不了手术。只能产生“同性恋”的不为社会所认可的行为。在中国古代称之为“断袖之交”。至于太监受宫刑是因为朝庭规定，不能对后宫有越轨行为，属于被迫性质也不是自愿的变性人，不在此例。因为我们所说的“同性恋”是指同一性别（但有其中一人性取向与原来的生理有别）的人“相恋”而不理会别人的眼光。当这种情况从不允许到法律的沉默时，就出现越来越多的“同志”之恋。在今天已是见多不怪。至于其中一方转为变性人的例子倒不多见。其一要承受痛苦的手术，其二要有经济基础，其三自己要冒一定的风险，锺洁希就是属于富有“冒险精神”和值得一博的变性人。从外表来看，她的手术是成功的，而且也变成一个“大美人”。如果没有人点破，谁相信她是变性人呢？站在美学的观点，锺洁希具备了女人应有的“美的外征”；无可挑剔。我们终于不得不赞叹医学的进步和它对人的改造的“鬼斧神工”的高超手术。
可是当转入第二个社会问题时，锺洁希就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现象：这现象是向传统的社会发出挑战，即是变性人是否是一个正常的人？若是正常的人，又有那点阻止「变性人」结婚呢？
从法律观点而言，迄今为止，只有四个国家承认同性恋婚姻是合法的，即加拿大，比利时、荷兰及西班牙，其它国家的州属也有不同的法律解释，但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仍然无法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不仅于此，也认为同性行为是违法的。总之不符合自然规律的行为都不在法律允许的范畴内。
同样的，大多数宗教不能接受违反自然规律的性行为，也自然不会承认同性恋的权利。
锺洁希面对的是一个微妙的尴尬的回应：没有在法律和宗教上取得变性的认可权利。尽管性是个人的行为，在医学上也没有条文禁止人的变性，这就产生医学与法律的矛盾。
当然这种矛盾不是严重性的。虽可以让你变性，但它不承认变性的身份。总之在法律上是以身份证的性别作为标准，以致变性人一旦结婚，也被归为“同性”婚姻而无法区分“同性”与“变性”的差别。
因此问题回到一个医学与自然界的博斗。自古以来人的性别是与生俱来的，没有改变的可能。但医学界又证明它可以巧妙地改变一个人的性别，即便是不完整的，也是可以令人称心满意的。如果是女的，不具备生育能力，也不属大问题，不少人也是通过“领养”或“试管婴儿”而成为母亲的吗？这就是说，锺洁希的现象不是她与法律“斗争”的问题，也不是与宗教过意不去，而是医学认可了她，为什么又被法律所“抛弃”呢？应该是属于医学挑战法律的争议，因为如果医生不为锺洁希做手术，她就不是今日的锺洁希了，而是原来的锺宣台。所以问题的焦点是，法律承认不承认医学上对人的“变性”的转换的认可？只要这个问题获得“解决”，锺洁希现象也就可以转成首开先河的模式。
尽管如此，我们都不乐观其成。倒是我们看到将来这样的“婚姻”会越来越多，因为法律保持它的被动性。于是“吹绉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27.11.05
“和平崛起”VS“中国复兴”
前台湾行政院长萧万长于不久前接受《中国评论》专访时有讲了一段令人深思和具有反讽用意的话﹕“现今全世界都在讲中国崛起，其实我个人认为，不应该把中国当今的发展叫“中国崛起”，而应该叫“中国复兴”。因为二百年前（即1800年前）的二三千年来，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强国。现在是回到跟我们老祖先一样再起来了，所以就是“复兴”。”（见《中国评论》05年9月号）
这里头的争议点是在台湾的政界人士看来，当今的中国并不存在“崛起”这码事，而是“复兴”，即还原过去的“盛世”，绝口不提“和平”两个字。不过在中国官方看来，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全新的格局，从全方位探讨而得出新的战略是以“和平崛起”为手段，即意是用和平的手段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不具有“威胁”的目的存在。
本来这也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一个新的特殊名词，就不知道为何萧万长这么在意对字眼的使用，而坚持使用“复兴”这两个字？如果从字面上来解释，那就是萧万长说本来中国早已“崛起”，有了盛事。中共不过是再循环，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能用“崛起”两个字。反过来，中共认为即使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也有过“盛世”，但当时的中国是以本身为中心，无视中国以外还有更大的天地。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认定世界只有一个中国的观念；而今日的世界，中国不过是其中一部份，经过近二百年的积弱后，要在地球探出头来，着实不容易。如今中国不但立足于世界之林，而且已成为美国之外的另一个一片兴旺的国家，不用“崛起”又用什么呢？它不是“复兴”中国的封建王朝，而是用新的政体新的思维来做一番和平竞争，因此也叫做“和平崛起”。这与中国古代的“盛世”是两码事，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但无法比拟，也不能相提并论。换句话说，所谓“复兴”是不存在的。
从这样来理解，萧万长的用字可能是另有含意，也带有政治上的“不认同中国正在崛起”，充其量不过是“复兴古人的伟大事业”。当然这种说法比起陈水扁的激烈刺耳的言论是较温和的。陈水扁认为中国不是在搞“和平崛起”，而是在搞“和平威胁”，尤其对台湾的安全构成威胁，所以更加不苟同中国的战略方针。
所谓“中国威胁论”，美国叫得最响，以制造一个舆论依据。也就用此来“保护台湾”，使到中台问题越形复杂，正好也符合陈水扁的“台湾是一个独立体”的指导思想。
就在“和平崛起”与“和平威胁”两个敌对的言论在相持不下时，萧万长的“新解”也就显得更有其隐藏的议程﹕台湾的政界人物（指高层）必须要用不同的字眼来诠释现今的中国，不能让“和平崛起”成为主导思想来影响全世界的国家给予认同，这将会对台湾产生不利。因为一旦“和平崛起”被确定后，台湾就不可能不断重复“和平威胁论”，“独立之说”更显得后劲乏力。因此萧万长的言论是“转移视线”，不面对现实的一种“看似有理，实是文不对题”的辩解。
事实上，中国是在千禧年之后，也就是在改革开放廿年之后，才把“韬光养晦”的战略提到日常的议程，以便巩固改革以来的各项成果，不强出头，忍辱负重应付转变中的世界。也有人针对这样的收敛锋芒，避开对抗的战略给予批评，但还是未使中国急速的改弦易辙。
到了2004年，中国正式把“和平崛起”用来取代“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此举意味着中国在“修身养性”多年后，已有条件和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搞“对等政治”。胡锦涛坚持走“和平崛起与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温家宝说“和平崛起的要义包含自身体制创新，不能依赖外国。”李肇星说，“和平崛起就是要和平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就这样，“和平崛起”的理念转入2005年已成为中国对外的头等议程来执行和推进。当然面对很多阻力和各方挑战，但就此大方向而言，已不是什么“复兴”，更不是“威胁”，而是用“和平崛起”来实践“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进而使到台湾人民也分享其中的荣耀。因此相对来说，萧万长的议论显得没有意义，也是离题之言，除非不相信中国是在和平崛起。
这里头的争议点是在台湾的政界人士看来，当今的中国并不存在“崛起”这码事，而是“复兴”，即还原过去的“盛世”，绝口不提“和平”两个字。不过在中国官方看来，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全新的格局，从全方位探讨而得出新的战略是以“和平崛起”为手段，即意是用和平的手段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不具有“威胁”的目的存在。
本来这也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一个新的特殊名词，就不知道为何萧万长这么在意对字眼的使用，而坚持使用“复兴”这两个字？如果从字面上来解释，那就是萧万长说本来中国早已“崛起”，有了盛事。中共不过是再循环，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能用“崛起”两个字。反过来，中共认为即使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也有过“盛世”，但当时的中国是以本身为中心，无视中国以外还有更大的天地。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认定世界只有一个中国的观念；而今日的世界，中国不过是其中一部份，经过近二百年的积弱后，要在地球探出头来，着实不容易。如今中国不但立足于世界之林，而且已成为美国之外的另一个一片兴旺的国家，不用“崛起”又用什么呢？它不是“复兴”中国的封建王朝，而是用新的政体新的思维来做一番和平竞争，因此也叫做“和平崛起”。这与中国古代的“盛世”是两码事，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但无法比拟，也不能相提并论。换句话说，所谓“复兴”是不存在的。
从这样来理解，萧万长的用字可能是另有含意，也带有政治上的“不认同中国正在崛起”，充其量不过是“复兴古人的伟大事业”。当然这种说法比起陈水扁的激烈刺耳的言论是较温和的。陈水扁认为中国不是在搞“和平崛起”，而是在搞“和平威胁”，尤其对台湾的安全构成威胁，所以更加不苟同中国的战略方针。
所谓“中国威胁论”，美国叫得最响，以制造一个舆论依据。也就用此来“保护台湾”，使到中台问题越形复杂，正好也符合陈水扁的“台湾是一个独立体”的指导思想。
就在“和平崛起”与“和平威胁”两个敌对的言论在相持不下时，萧万长的“新解”也就显得更有其隐藏的议程﹕台湾的政界人物（指高层）必须要用不同的字眼来诠释现今的中国，不能让“和平崛起”成为主导思想来影响全世界的国家给予认同，这将会对台湾产生不利。因为一旦“和平崛起”被确定后，台湾就不可能不断重复“和平威胁论”，“独立之说”更显得后劲乏力。因此萧万长的言论是“转移视线”，不面对现实的一种“看似有理，实是文不对题”的辩解。
事实上，中国是在千禧年之后，也就是在改革开放廿年之后，才把“韬光养晦”的战略提到日常的议程，以便巩固改革以来的各项成果，不强出头，忍辱负重应付转变中的世界。也有人针对这样的收敛锋芒，避开对抗的战略给予批评，但还是未使中国急速的改弦易辙。
到了2004年，中国正式把“和平崛起”用来取代“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此举意味着中国在“修身养性”多年后，已有条件和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搞“对等政治”。胡锦涛坚持走“和平崛起与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温家宝说“和平崛起的要义包含自身体制创新，不能依赖外国。”李肇星说，“和平崛起就是要和平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就这样，“和平崛起”的理念转入2005年已成为中国对外的头等议程来执行和推进。当然面对很多阻力和各方挑战，但就此大方向而言，已不是什么“复兴”，更不是“威胁”，而是用“和平崛起”来实践“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进而使到台湾人民也分享其中的荣耀。因此相对来说，萧万长的议论显得没有意义，也是离题之言，除非不相信中国是在和平崛起。
21.11.05
评李敖神州之行
文坛怪杰李敖是个狂妄恃才傲气的人，相信许多人都不会反对；李敖是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人，许多人同样的也会赞同。在我看来，李敖有天生的叛逆，又是有话直说的人。他一生著述甚多，也蛮有辩才地口沫横飞。为了争取民主他坐过监牢；因为他认为胡适没有把民主带进台湾，反而被国民党收用，因此他赞扬的是1935年以前的胡适，尤其是对“五四运动”的贡献。基此，他成功地说服北京大学让他为胡适立塑像，以报答胡适在五十年前赞助他一千元的经费。事实上，胡适的提倡白话文是有口皆碑的，没有人可以抹杀他的贡献，但在1935年以后，李敖认为，胡适整个生命给国民党浪费掉了，所以他把胡适分成前胡适与后胡适（参阅《亚洲周刊》2.10.05）。
带着批判性的精神，李敖于今年9月19日至29日对神州展开“回乡之旅”，倒也掀起一阵阵涟漪。有人说李敖的中国行“震荡神州”，“化解台独之旅”，也向中共的权威挑战。我则认为有些夸大之言。因为在今时今日的“改革开放了”的中国，类似李敖这样的言论已不是什么“异端学说”，更不是把中共骂得狗血淋头，而是“大赞小弹”。从这个角度来演绎李敖在中国的演讲和言论，不但可以被中共当局所容，也会被中国人民所接受，毕竟这已经不是“一言堂”的时代。批评或揶揄一下也无伤大雅。至于李敖之言是否已戳破“台独神话”，倒未有立竿见影之效。因为李敖是在向大陆人民放话，不是直接（可算间接）向台独份子放话，即使是在台湾大弹特弹，也不见得会使“台独死硬份子”改变过来。换句话说，你李敖说得的一个中国，两岸一家人；我“台独份子”依然我行我素，你又奈何得多少？总之他们会挑战李敖敢不敢叫解放军马上开过海峡“解放”台湾？李敖当然不会这么做，也没有权力这么做，他只能在言论上“破台独”，“反台独”。但他也留下一个迷思，把自己和中共一分为二。他这么说，既然共产党说要为人民服务，我们就让它来服务我们。这是一种“你主我民”的二分法，倒也宣示了“民主”两个字。因此同样的，台湾又何尝不可叫共产党为它做事呢？但怎么个做事，李敖尚未清楚表达，大概就是所谓的“一国两制”。这点他在香港时也促请香港人民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不要什么都要。可是反过来，李敖则没有告诉人民怎样“回报”中共的“为民服务”？
李敖这个论点，也有相当多人提过，不是新鲜事。陈水扁肯定听不进去，他可以继续在凤凰台骂阿扁，但在台湾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李敖是心知肚明的。
无论如何，李敖确实比马英九高明，马英九曾说过中共先平反“六四”，才来协商两岸合作或统一事。我们也不知道马英九为什么要拿“六四”做为条件？倘若“六四”真的“平反”来换取“台湾的投入祖国怀抱”，而万一中国会朝这方面与马英九交换条件，马英九敢不敢接受挑战呢？当然前提是马英九能否在2008年当选台湾总统？
李敖不为“六四”叫屈，他反而用平常心看待“六四”，认为这个时代这样的“蛮干”是成不了大事，而是应该用智慧来化解中共的“强硬立场”。至于中国人民要怎样达到李敖心中所要的“自由和民主”。他只说一是反求诸己，另一是求诸宪法。这等于是要个人克制，要国家尊重宪法。
说到宪法，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有一条是允许“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的形式诉诸民主，“文革”就是在这一条文下被鼓动起来的。当然这种“民主”要符合官方的立场，否则不可乱贴。到了邓小平当政的时代，于1980年从宪法中取消这一条款，不知李敖有没有注意到在中国宪法内这样的条文已不复见。他是不是主张再放回去？
再者，吊诡的是，中国的宪法是共产党制订出来的，有别于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法。因此是以执政党的意识为依归。共产党已统治中国56年，它的立党之基在马克思主义，李敖则建议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若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又如何“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呢？因此李敖这一说法又冲撞共产党的根基，自然无法被接纳，也会被当成开太大的玩笑。正如国民党如果去掉“三民主义”，就不成为党了。因此李敖在文学上的成就不等于他在政治上的成熟，也难怪他选台湾总统时，叼陪未座，得票少得可怜。
反而是选民可以忍受李敖走进立法议院当议员，无党无派也好，让他有一个平台“胡说八道”也无妨，反正是个人作秀。当然李敖也不尽是胡说八道，只是有时在不适当的地点和时间，讲了一堆废话（至少在中共看来是如此）。至于其它历史课题，李敖也真的有其“说理”和“道理”，那就不是胡说八道了，只是他的刺耳之言，对相关的人来说，不是“胡说八道”又是什么呢？
带着批判性的精神，李敖于今年9月19日至29日对神州展开“回乡之旅”，倒也掀起一阵阵涟漪。有人说李敖的中国行“震荡神州”，“化解台独之旅”，也向中共的权威挑战。我则认为有些夸大之言。因为在今时今日的“改革开放了”的中国，类似李敖这样的言论已不是什么“异端学说”，更不是把中共骂得狗血淋头，而是“大赞小弹”。从这个角度来演绎李敖在中国的演讲和言论，不但可以被中共当局所容，也会被中国人民所接受，毕竟这已经不是“一言堂”的时代。批评或揶揄一下也无伤大雅。至于李敖之言是否已戳破“台独神话”，倒未有立竿见影之效。因为李敖是在向大陆人民放话，不是直接（可算间接）向台独份子放话，即使是在台湾大弹特弹，也不见得会使“台独死硬份子”改变过来。换句话说，你李敖说得的一个中国，两岸一家人；我“台独份子”依然我行我素，你又奈何得多少？总之他们会挑战李敖敢不敢叫解放军马上开过海峡“解放”台湾？李敖当然不会这么做，也没有权力这么做，他只能在言论上“破台独”，“反台独”。但他也留下一个迷思，把自己和中共一分为二。他这么说，既然共产党说要为人民服务，我们就让它来服务我们。这是一种“你主我民”的二分法，倒也宣示了“民主”两个字。因此同样的，台湾又何尝不可叫共产党为它做事呢？但怎么个做事，李敖尚未清楚表达，大概就是所谓的“一国两制”。这点他在香港时也促请香港人民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不要什么都要。可是反过来，李敖则没有告诉人民怎样“回报”中共的“为民服务”？
李敖这个论点，也有相当多人提过，不是新鲜事。陈水扁肯定听不进去，他可以继续在凤凰台骂阿扁，但在台湾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李敖是心知肚明的。
无论如何，李敖确实比马英九高明，马英九曾说过中共先平反“六四”，才来协商两岸合作或统一事。我们也不知道马英九为什么要拿“六四”做为条件？倘若“六四”真的“平反”来换取“台湾的投入祖国怀抱”，而万一中国会朝这方面与马英九交换条件，马英九敢不敢接受挑战呢？当然前提是马英九能否在2008年当选台湾总统？
李敖不为“六四”叫屈，他反而用平常心看待“六四”，认为这个时代这样的“蛮干”是成不了大事，而是应该用智慧来化解中共的“强硬立场”。至于中国人民要怎样达到李敖心中所要的“自由和民主”。他只说一是反求诸己，另一是求诸宪法。这等于是要个人克制，要国家尊重宪法。
说到宪法，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有一条是允许“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的形式诉诸民主，“文革”就是在这一条文下被鼓动起来的。当然这种“民主”要符合官方的立场，否则不可乱贴。到了邓小平当政的时代，于1980年从宪法中取消这一条款，不知李敖有没有注意到在中国宪法内这样的条文已不复见。他是不是主张再放回去？
再者，吊诡的是，中国的宪法是共产党制订出来的，有别于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法。因此是以执政党的意识为依归。共产党已统治中国56年，它的立党之基在马克思主义，李敖则建议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若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又如何“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呢？因此李敖这一说法又冲撞共产党的根基，自然无法被接纳，也会被当成开太大的玩笑。正如国民党如果去掉“三民主义”，就不成为党了。因此李敖在文学上的成就不等于他在政治上的成熟，也难怪他选台湾总统时，叼陪未座，得票少得可怜。
反而是选民可以忍受李敖走进立法议院当议员，无党无派也好，让他有一个平台“胡说八道”也无妨，反正是个人作秀。当然李敖也不尽是胡说八道，只是有时在不适当的地点和时间，讲了一堆废话（至少在中共看来是如此）。至于其它历史课题，李敖也真的有其“说理”和“道理”，那就不是胡说八道了，只是他的刺耳之言，对相关的人来说，不是“胡说八道”又是什么呢？
20.11.05
两个争议，一个迷思
有两宗争议的课题，是很值得华社关注的。一个是在2003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吉隆坡中华大会堂”成立所引爆的争议，至今仍然是“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抹不去的“心头石块”。另一个是在2005年，也就是在10月份激发的争议，因为又多了一个“留华同学会”的成立，在人事上遭致“留台联总”的反弹。
虽然这两件事有不同的背景和性质，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它牵涉的人和事都产生一个迷思。争议之后，又留下疑团，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例如雪华堂争议的是它成立以来的80多年的历史，一向是代表雪隆的华团的最高组织。虽然在注册上没有标明是“雪隆中华大会堂”，但大家都习惯地及传统地认定它的权威，尽管不是所有的华团都参加成为会员。因此它不能够忍受以刘盘石为首的一派，不动声色地成功申请注册“吉隆坡中华大会堂”，并指此举造成分裂和削弱华堂的代表性。隆华堂则否认他们有这样的动机和目的。于是双方唇枪舌剑，依然是解不开的矛盾和症结。
至于“留华同学会”也是静俏俏地进行注册，待到一切成定局后始向外公布。这一下子留台联总有话说了，指其前任会长陈志成不适合一脚踏两船。不过它并未反对留华同学会的成立，而是希望各司其职。表面上看来，两会之间没有如同“雪华堂”及“隆华堂”的一山不能藏二虎的争议，但实际上又起因于人的因素，以致双方对问题的看法有了分歧。一个是以“人”来论，一个是以“事”来谈。
我们无意针对争议插上一脚，但就两件事来看，它反映出华社存在着因人事而带来的纷争没完没了。所谓“就事论事；人事与事物一分为二；不应将个人恩怨牵扯其中”的说法却无法成立，反倒是因人起争执居多。上述两个课题就是现实的教材。
吊诡的是，两件事的关键人物却是相互关连的。倒教人说不清楚该如何了结恩怨。其中最明显是陈志成这个人物所扮演的角色。
陈志成本是代表留台联总（有26个属会及30年历史）参加雪华堂，并曾担任一届的会长。在他担任会长期间，巧碰刘盘石组织了“隆华堂”。而刘盘石又是以“华人行团总会”的代表身份成为雪华堂的永久董事。
在陈志成主持下的雪华堂力促刘盘石辞董事职，也坚决与“隆华堂”划分界线，并致函社团注册官要求撤消“隆华堂”注册（但未果）。彼此间的恩怨和矛盾也因刘盘石的“另起炉灶”闹得不可开交。在舆论上显然是雪华堂占优势，刘盘石也不得不退出雪华堂，不能“一脚踏两船”；但在法律上又无法使“隆华堂”消失。陈志成当时所持的立场是：刘盘石既然“顶撞”雪华堂，就不应续留在雪华堂担任董事，而刘盘石也接受这样的决定。
就在陈志成于2004年卸下雪华堂会长一职后，他的身份依然是留台联总的顾问，也代表留台人出任雪华堂的代表。在这个身份还存在的时候，他又另一边厢成立了“留华同学会”，且涵盖的范围是以政治大气候作为标准，既包括留学大陆，也包括留学港澳和台湾的学生。在法理上自然也无需挑战，只要社团注册官不反对即可。
这样一来，留台联总又像陈志成那样（以雪华堂会长身份施压力要刘盘石与雪华堂切断关系），找到一个先例，也通过撤除陈志成的顾问职和代表权。这就是说，陈志成在留台联总眼中，是刘盘石第二，不能左右逢源。留台联总会长刘天吉扮演的角色正如陈志成在雪华堂扮演的角色一样。当然会有人持不同的看法，就如隆华堂一方也坚持自己的看法。
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待此问题：即“隆华堂”不是刘盘石带头，而成立后名称经协商后稍为变动，又加入雪华堂，争议便会缩小。
同样的，如果“留华同学会”的创办人不是陈志成，也不是留台人扮演领导角色，也必然没有什么争议。
整个问题就出在人的矛盾（或可能是恩怨或意气之争）变成事物的“对立面”，以致所谓“就事论事”经常陷入“就事论人”的困境。毕竟是人在操作一切事物的发展和变化。这就回到问题的本质：一切有关的人都要有“感同身受”的先见之明，不然就是纷争不断，剪不断，理还乱！外界的人又在迷思中议论纷纷，让人留下了几许遗憾！
虽然这两件事有不同的背景和性质，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它牵涉的人和事都产生一个迷思。争议之后，又留下疑团，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例如雪华堂争议的是它成立以来的80多年的历史，一向是代表雪隆的华团的最高组织。虽然在注册上没有标明是“雪隆中华大会堂”，但大家都习惯地及传统地认定它的权威，尽管不是所有的华团都参加成为会员。因此它不能够忍受以刘盘石为首的一派，不动声色地成功申请注册“吉隆坡中华大会堂”，并指此举造成分裂和削弱华堂的代表性。隆华堂则否认他们有这样的动机和目的。于是双方唇枪舌剑，依然是解不开的矛盾和症结。
至于“留华同学会”也是静俏俏地进行注册，待到一切成定局后始向外公布。这一下子留台联总有话说了，指其前任会长陈志成不适合一脚踏两船。不过它并未反对留华同学会的成立，而是希望各司其职。表面上看来，两会之间没有如同“雪华堂”及“隆华堂”的一山不能藏二虎的争议，但实际上又起因于人的因素，以致双方对问题的看法有了分歧。一个是以“人”来论，一个是以“事”来谈。
我们无意针对争议插上一脚，但就两件事来看，它反映出华社存在着因人事而带来的纷争没完没了。所谓“就事论事；人事与事物一分为二；不应将个人恩怨牵扯其中”的说法却无法成立，反倒是因人起争执居多。上述两个课题就是现实的教材。
吊诡的是，两件事的关键人物却是相互关连的。倒教人说不清楚该如何了结恩怨。其中最明显是陈志成这个人物所扮演的角色。
陈志成本是代表留台联总（有26个属会及30年历史）参加雪华堂，并曾担任一届的会长。在他担任会长期间，巧碰刘盘石组织了“隆华堂”。而刘盘石又是以“华人行团总会”的代表身份成为雪华堂的永久董事。
在陈志成主持下的雪华堂力促刘盘石辞董事职，也坚决与“隆华堂”划分界线，并致函社团注册官要求撤消“隆华堂”注册（但未果）。彼此间的恩怨和矛盾也因刘盘石的“另起炉灶”闹得不可开交。在舆论上显然是雪华堂占优势，刘盘石也不得不退出雪华堂，不能“一脚踏两船”；但在法律上又无法使“隆华堂”消失。陈志成当时所持的立场是：刘盘石既然“顶撞”雪华堂，就不应续留在雪华堂担任董事，而刘盘石也接受这样的决定。
就在陈志成于2004年卸下雪华堂会长一职后，他的身份依然是留台联总的顾问，也代表留台人出任雪华堂的代表。在这个身份还存在的时候，他又另一边厢成立了“留华同学会”，且涵盖的范围是以政治大气候作为标准，既包括留学大陆，也包括留学港澳和台湾的学生。在法理上自然也无需挑战，只要社团注册官不反对即可。
这样一来，留台联总又像陈志成那样（以雪华堂会长身份施压力要刘盘石与雪华堂切断关系），找到一个先例，也通过撤除陈志成的顾问职和代表权。这就是说，陈志成在留台联总眼中，是刘盘石第二，不能左右逢源。留台联总会长刘天吉扮演的角色正如陈志成在雪华堂扮演的角色一样。当然会有人持不同的看法，就如隆华堂一方也坚持自己的看法。
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待此问题：即“隆华堂”不是刘盘石带头，而成立后名称经协商后稍为变动，又加入雪华堂，争议便会缩小。
同样的，如果“留华同学会”的创办人不是陈志成，也不是留台人扮演领导角色，也必然没有什么争议。
整个问题就出在人的矛盾（或可能是恩怨或意气之争）变成事物的“对立面”，以致所谓“就事论事”经常陷入“就事论人”的困境。毕竟是人在操作一切事物的发展和变化。这就回到问题的本质：一切有关的人都要有“感同身受”的先见之明，不然就是纷争不断，剪不断，理还乱！外界的人又在迷思中议论纷纷，让人留下了几许遗憾！
14.11.05
高靖添现象扫瞄
高靖添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超级大亨，但他却在2004年（3月26日）突然“名震媒体”，被形容为“江湖老大”，而被警方扣押，前后经过17个月的“牢狱”生涯，直到10月31日又获得释放，成为一名“自由人”。
一位“江湖中人”怎么会冒起成为风头人物？这里有两个可能性，一是他被认为“触犯了法律”，被警方逮捕，然后一夜成名；另一个是在“江湖中”奠定老大的地位后，又出手豪气干云，或做了轰动社会的大事，成为“热门话题”和“热门人物”。而高靖添则是属于前者。
不论他是否在“黑道”上如何出名或在娱乐界中大显身手而又从事多样生意，他若未经此一捕，也不会有此轰动，因此我们将之归为“高靖添现象”。
通常在舆论的推波助澜下，一个人（指在某些方面有影响力的人），或则会产生“效应”或者会成为一种“现象”。正面和负面的皆参与其中，而高靖添则属于后者。他在“出事”后，我们所见到的报导多是对他不利、警方也指控他涉及多宗“不合法规”的生意，因此将他收押进行调查。至于坊间流传的各种传言，也不见得对他有利。在“舆论”和“坊间”的冲击下，高靖添再怎么辩白已是徒然，他成了一个“反面人物”，被人指指点点，而产生一种“教训”的心理压力。促使人进行一种反思﹕涉及“高风险”或“偏门”的生意，总是提心吊胆的。若不能“堂堂正正”做人，也就不妨“安份守己”，何必“冒险偏向虎山行”？
不过，在高靖添看来，他是在资本主义下的一个“幸运儿”。不论他的出身如何，在英雄不问出身下，他可以独闯江湖，而搞出一个名堂来。这个“名堂”（老大）也得来不易，没有三几下手，是不可能在险恶的“江湖”中立足，于是他自成一派地“享受”他的“高档”的生活。然而这种走钢索的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分分钟都不知道明天的日子，因为他是处在法律的边缘玩一场人生游戏；警方则在另一个高处监视着他所要监视的人。这在高靖添看来是一种自然的反应，没什么大不了。反正“人出名了”（在江湖上），难免会招人注意。
结果他在不知觉中忘记警方有多条法令可以控制一个人的行动，例如“内部安全法”，“紧急扣留法令”，“防止犯罪法令”等等，都可以不必经过法庭公开审讯，而对一名被认为有“危险的人物”进行扣押。就这样在法令的笼罩下，高靖添成了“龛中鳖”，被局限在“小天地”中，成为一名“阶下囚”。这个时候的高靖添已是前后判若两人，不再风光一时，而是“沉默一时”，因为他已失去“辩驳”的机会。
他的“沉默”虽然是在法令下加诸的限制，但他还有另外一个“通道”就是申请“人身保护令”来“解脱”加诸在他身上的“罪名”。经这么一个途径的把“被动变成主动”，高靖添结果成功地在法律的范畴下取得“释放令”。这是他以法律对法律的一场斗争。人们于是浮现一个印象﹕在民主的国家体制下，是可以“挑战”法令的“有效性”或“不适当的引用”。高靖添在打完这场官司后，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惊喜”，因为警方还是可以引用法令再行扣留再行调查。换句话说，胜了这个“法令”，又会有另外的“法令”随之而到。这就是我们在10月29日看到的一幕﹕高靖添甫一踏出扣留营，“享受自由身”的一剎那间，又重回“法网”的扣押进行调查，而他所能发出的“抗议声”是微弱的，是被行动掩盖了的。倒是事后从媒体阅及其夫人的一份“血泪书”，用另外一种“温情”来作出控诉，让人感到“情义之声”在飘扬。这种法律不外乎人情所彰显的，高夫人倒为高靖添取得了人间情的正面分数。
我们不便揣测“亲情的陈情表”到底产生多少效用，但在两天之后案情又突然的急转直下，倒教人跌破眼镜﹕似乎是不可能的事竟变成可能的事；高靖添真的走出拘留所，回到阔别年余的“温暖的家”。算是为“法律的斗争”划上句号。从而体现出法治的精神。
从高靖添的不愿再诉往事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的语气来看，我们又似乎看到一个“脱胎换骨”的人。如果说他过去的生活有些儿“放浪”，那么这个时候的高靖添好像是“浪子回头金不换”，成为一个父亲和丈夫，而不是“江湖老大”。让人感受到此时此刻的高靖添是另外一个人，是一介平民，而且表现出有如一个“有身份的平民”。他的家宅和他的汽车点缀了他的“豪气生活”的一面，这就是一年七个月以来的所谓“高靖添现象”。
这个现象是否会持续下去，或逐渐消失？就要看他日后怎样应付他的人生和生意。也许有人从中感受到这现象的背后是有道不尽的故事；也许从中有所领悟人生的真谛；也许得到一种启示和省身之道。
无论如何，我们也悟出一个道理﹕“高靖添现象”还是不要制造为好，这会给身旁的人带来无限的痛苦和心酸，也会给社会造成一个阴暗面。“反扑归真”也许不是一件坏事。
一位“江湖中人”怎么会冒起成为风头人物？这里有两个可能性，一是他被认为“触犯了法律”，被警方逮捕，然后一夜成名；另一个是在“江湖中”奠定老大的地位后，又出手豪气干云，或做了轰动社会的大事，成为“热门话题”和“热门人物”。而高靖添则是属于前者。
不论他是否在“黑道”上如何出名或在娱乐界中大显身手而又从事多样生意，他若未经此一捕，也不会有此轰动，因此我们将之归为“高靖添现象”。
通常在舆论的推波助澜下，一个人（指在某些方面有影响力的人），或则会产生“效应”或者会成为一种“现象”。正面和负面的皆参与其中，而高靖添则属于后者。他在“出事”后，我们所见到的报导多是对他不利、警方也指控他涉及多宗“不合法规”的生意，因此将他收押进行调查。至于坊间流传的各种传言，也不见得对他有利。在“舆论”和“坊间”的冲击下，高靖添再怎么辩白已是徒然，他成了一个“反面人物”，被人指指点点，而产生一种“教训”的心理压力。促使人进行一种反思﹕涉及“高风险”或“偏门”的生意，总是提心吊胆的。若不能“堂堂正正”做人，也就不妨“安份守己”，何必“冒险偏向虎山行”？
不过，在高靖添看来，他是在资本主义下的一个“幸运儿”。不论他的出身如何，在英雄不问出身下，他可以独闯江湖，而搞出一个名堂来。这个“名堂”（老大）也得来不易，没有三几下手，是不可能在险恶的“江湖”中立足，于是他自成一派地“享受”他的“高档”的生活。然而这种走钢索的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分分钟都不知道明天的日子，因为他是处在法律的边缘玩一场人生游戏；警方则在另一个高处监视着他所要监视的人。这在高靖添看来是一种自然的反应，没什么大不了。反正“人出名了”（在江湖上），难免会招人注意。
结果他在不知觉中忘记警方有多条法令可以控制一个人的行动，例如“内部安全法”，“紧急扣留法令”，“防止犯罪法令”等等，都可以不必经过法庭公开审讯，而对一名被认为有“危险的人物”进行扣押。就这样在法令的笼罩下，高靖添成了“龛中鳖”，被局限在“小天地”中，成为一名“阶下囚”。这个时候的高靖添已是前后判若两人，不再风光一时，而是“沉默一时”，因为他已失去“辩驳”的机会。
他的“沉默”虽然是在法令下加诸的限制，但他还有另外一个“通道”就是申请“人身保护令”来“解脱”加诸在他身上的“罪名”。经这么一个途径的把“被动变成主动”，高靖添结果成功地在法律的范畴下取得“释放令”。这是他以法律对法律的一场斗争。人们于是浮现一个印象﹕在民主的国家体制下，是可以“挑战”法令的“有效性”或“不适当的引用”。高靖添在打完这场官司后，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惊喜”，因为警方还是可以引用法令再行扣留再行调查。换句话说，胜了这个“法令”，又会有另外的“法令”随之而到。这就是我们在10月29日看到的一幕﹕高靖添甫一踏出扣留营，“享受自由身”的一剎那间，又重回“法网”的扣押进行调查，而他所能发出的“抗议声”是微弱的，是被行动掩盖了的。倒是事后从媒体阅及其夫人的一份“血泪书”，用另外一种“温情”来作出控诉，让人感到“情义之声”在飘扬。这种法律不外乎人情所彰显的，高夫人倒为高靖添取得了人间情的正面分数。
我们不便揣测“亲情的陈情表”到底产生多少效用，但在两天之后案情又突然的急转直下，倒教人跌破眼镜﹕似乎是不可能的事竟变成可能的事；高靖添真的走出拘留所，回到阔别年余的“温暖的家”。算是为“法律的斗争”划上句号。从而体现出法治的精神。
从高靖添的不愿再诉往事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的语气来看，我们又似乎看到一个“脱胎换骨”的人。如果说他过去的生活有些儿“放浪”，那么这个时候的高靖添好像是“浪子回头金不换”，成为一个父亲和丈夫，而不是“江湖老大”。让人感受到此时此刻的高靖添是另外一个人，是一介平民，而且表现出有如一个“有身份的平民”。他的家宅和他的汽车点缀了他的“豪气生活”的一面，这就是一年七个月以来的所谓“高靖添现象”。
这个现象是否会持续下去，或逐渐消失？就要看他日后怎样应付他的人生和生意。也许有人从中感受到这现象的背后是有道不尽的故事；也许从中有所领悟人生的真谛；也许得到一种启示和省身之道。
无论如何，我们也悟出一个道理﹕“高靖添现象”还是不要制造为好，这会给身旁的人带来无限的痛苦和心酸，也会给社会造成一个阴暗面。“反扑归真”也许不是一件坏事。
13.11.05
鲁迅与林连玉
今年是华教斗士林连玉逝世廿周年（1985年12月18日逝世）。我近日翻阅一些史料发现林连玉与鲁迅有几个相似的地方，虽然他们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际遇和不同的专业方向（一个在文学，一个在教育），但他们在生前死后却有了某些共同点。这也是因势利导而造成的结局。
鲁迅（1881-1936年）是中国一代文豪，生前已是著作等身的作家，因一部《阿Q正传》饮誉文坛，是“五四”运动的猛将之一。1930年之前，他受到“革命文学”派（如创造社）的围攻，但在1930年崛起成为左翼作家联盟的代言人。在瞿秋白的推动下，鲁迅在文学界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虽然具有左的思想，但鲁迅一直到1936年逝世时，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严格来说，属于无党派人士。不过就在他逝世后，毛泽东把他的形象进一步推前，成了“文化革命先鋒”，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方向”。到了“文革”时期，鲁迅成了“文化革命巨人”。这就是说鲁迅是在逝世后才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坛偶像。他的精神和他的思想整整主导人一代的中国人。在“文革”于1976年结束后，学者们更乐意看到鲁迅走进学术殿堂成为被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成为政治功利主义的旗手。
不论鲁迅在文化及文学的历史定位上如何改变，鲁迅的精神始终成为推动人们思考和做人的一座丰碑。鲁迅语录在今时今日也不全然过时。偶尔翻阅，倒能教人深思其中。
林连玉（1901-1985年），比鲁迅小20岁。虽然也受过国学熏陶，并曾在集美学校（1926年）听闻鲁迅的演讲，但史料没有显示他们建立起友谊或师生关系。当鲁迅在1927年离开厦大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林连玉也乘船南来马来亚执教。因此他们两人是擦肩而过的。
从林连玉的文章（或古诗文或小品文）来看，他对鲁迅的印象是不深的，也没有显示他以鲁迅做为学习的榜样。他欣赏胡适倒有文字记载（见林连玉《关于马大的中文系》一文）。就其立论观之，他没有政治上的偏见，既不亲中，也不亲台（这可从他的另一篇文章《翁（指翁文灏）胡（指胡适）两公子合论》窥见）。不过陆庭谕有一篇文章《为林连玉八十九岁冥寿而写》则提到有三个人给林连玉最大的启示，其一是梁启超，其二是胡适，其三是鲁迅。
我们就此来推论，也可得出林连玉并非左派中人。一生并没有参加政党政治活动，但在文化教育上，他却表现出惊人的毅力。1949年推动吉隆坡教师公会成立；1951催生全国教总；1952年促成董教大整合；复于1953年促成“三大机构”（马华、董总、教总）。自此而后，他曾寄望执政党保护华教。虽然“三大机构”以后无疾而终（1959年后），但林连玉在捍卫华教立场上表现出“鲁迅的精神”，从而建立起“华教斗士”的形象。
1961年他的公民权被吊销后，就退出公职而沉默下来。在这之前约5个月，他在南大的一场演讲为他的一生拿下高分。南大生为他而喝采，且写诗颂赞他是英勇的战士（鲁迅也有此封号）：没有一个名字，/像你的名字这样动听/（见《大学青年》第四期）。
在他的争取和努力下，华文独立中学在60年代竖立起来，直到今天仍有60间独中在守望相助。就此而言，林连玉功不可没。他的一生中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不是他早期的文章，而是他那篇篇的文告和演讲，如果这也能归类为文学作品的话，则林连玉的文彩全在十年之内（1951-1961）闪烁其中，成为后人的精神支柱。这些的精华有些已变成《林连玉语录》。
至此，我们可以将林连玉和鲁迅作一个比较：
1. 鲁迅生前已被年青的学生尊崇为“导师”；林连玉生前也被后辈尊称为“导师”。“导师”之名得来不易，它有特殊的意义。比如毛泽东就比较喜欢保持“导师”的称号，而不要“四个伟大”（领袖、导师、统帅和舵手）照单全收。
2. 鲁迅死后被尊为“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绫覆在其棺上；林连玉死后被尊为“族魂”。一个是第一“文化斗士”；另一个是第一“华教斗士”。他们生前并没有刻意追求，死后不谋而合成为“文化偉人”。
3. 鲁迅出殡之日（10月19日逝世），名人出动，上海万人空巷送行；林连玉出殡之日也是万人送殡，一前一后，备极哀荣。确是无独有偶。
4. 鲁迅死后，成为左翼的“文化精神领袖”；林连玉死后，成为左翼人士眼中的一面旗帜（陈凯希《林连玉──一面鲜明的民族教育旗帜》）。两位伟人，一先一后，在历史长河中相互映辉。一个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个是“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 两句名言，各有千秋，成为经典之作。
鲁迅（1881-1936年）是中国一代文豪，生前已是著作等身的作家，因一部《阿Q正传》饮誉文坛，是“五四”运动的猛将之一。1930年之前，他受到“革命文学”派（如创造社）的围攻，但在1930年崛起成为左翼作家联盟的代言人。在瞿秋白的推动下，鲁迅在文学界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虽然具有左的思想，但鲁迅一直到1936年逝世时，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严格来说，属于无党派人士。不过就在他逝世后，毛泽东把他的形象进一步推前，成了“文化革命先鋒”，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方向”。到了“文革”时期，鲁迅成了“文化革命巨人”。这就是说鲁迅是在逝世后才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坛偶像。他的精神和他的思想整整主导人一代的中国人。在“文革”于1976年结束后，学者们更乐意看到鲁迅走进学术殿堂成为被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成为政治功利主义的旗手。
不论鲁迅在文化及文学的历史定位上如何改变，鲁迅的精神始终成为推动人们思考和做人的一座丰碑。鲁迅语录在今时今日也不全然过时。偶尔翻阅，倒能教人深思其中。
林连玉（1901-1985年），比鲁迅小20岁。虽然也受过国学熏陶，并曾在集美学校（1926年）听闻鲁迅的演讲，但史料没有显示他们建立起友谊或师生关系。当鲁迅在1927年离开厦大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林连玉也乘船南来马来亚执教。因此他们两人是擦肩而过的。
从林连玉的文章（或古诗文或小品文）来看，他对鲁迅的印象是不深的，也没有显示他以鲁迅做为学习的榜样。他欣赏胡适倒有文字记载（见林连玉《关于马大的中文系》一文）。就其立论观之，他没有政治上的偏见，既不亲中，也不亲台（这可从他的另一篇文章《翁（指翁文灏）胡（指胡适）两公子合论》窥见）。不过陆庭谕有一篇文章《为林连玉八十九岁冥寿而写》则提到有三个人给林连玉最大的启示，其一是梁启超，其二是胡适，其三是鲁迅。
我们就此来推论，也可得出林连玉并非左派中人。一生并没有参加政党政治活动，但在文化教育上，他却表现出惊人的毅力。1949年推动吉隆坡教师公会成立；1951催生全国教总；1952年促成董教大整合；复于1953年促成“三大机构”（马华、董总、教总）。自此而后，他曾寄望执政党保护华教。虽然“三大机构”以后无疾而终（1959年后），但林连玉在捍卫华教立场上表现出“鲁迅的精神”，从而建立起“华教斗士”的形象。
1961年他的公民权被吊销后，就退出公职而沉默下来。在这之前约5个月，他在南大的一场演讲为他的一生拿下高分。南大生为他而喝采，且写诗颂赞他是英勇的战士（鲁迅也有此封号）：没有一个名字，/像你的名字这样动听/（见《大学青年》第四期）。
在他的争取和努力下，华文独立中学在60年代竖立起来，直到今天仍有60间独中在守望相助。就此而言，林连玉功不可没。他的一生中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不是他早期的文章，而是他那篇篇的文告和演讲，如果这也能归类为文学作品的话，则林连玉的文彩全在十年之内（1951-1961）闪烁其中，成为后人的精神支柱。这些的精华有些已变成《林连玉语录》。
至此，我们可以将林连玉和鲁迅作一个比较：
1. 鲁迅生前已被年青的学生尊崇为“导师”；林连玉生前也被后辈尊称为“导师”。“导师”之名得来不易，它有特殊的意义。比如毛泽东就比较喜欢保持“导师”的称号，而不要“四个伟大”（领袖、导师、统帅和舵手）照单全收。
2. 鲁迅死后被尊为“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绫覆在其棺上；林连玉死后被尊为“族魂”。一个是第一“文化斗士”；另一个是第一“华教斗士”。他们生前并没有刻意追求，死后不谋而合成为“文化偉人”。
3. 鲁迅出殡之日（10月19日逝世），名人出动，上海万人空巷送行；林连玉出殡之日也是万人送殡，一前一后，备极哀荣。确是无独有偶。
4. 鲁迅死后，成为左翼的“文化精神领袖”；林连玉死后，成为左翼人士眼中的一面旗帜（陈凯希《林连玉──一面鲜明的民族教育旗帜》）。两位伟人，一先一后，在历史长河中相互映辉。一个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个是“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 两句名言，各有千秋，成为经典之作。
7.11.05
悼文学巨匠巴金
见证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坛变化的文学巨匠巴金终于在2005年10月17日走完他多姿多采又多灾多难的一生。他一生不是共产党员，鲁迅也不是。但他并没有鲁迅的激情与改革社会之心切，因此他不被中国共产党列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巨人”，也因此无法在中国的社会如同鲁迅享有崇高的地位。但巴金的成就是在小说创作方面。
1904年出生的巴金，年青时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也曾与毛泽东有数次交往。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接见一批作家，巴金也在其中。毛泽东曾对巴金说：“我从前也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不过后来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的理论用在中国的革命，最终在1949年取得成功，从此中国文学走向毛泽东开创的文学为“工农兵服务”，“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文学从属于政治”。换句话说，政治第一，艺术第二。這一条“金科玉律”深深地烙在中国的大地，直到1976年“文革”之后才告结束。
巴金的际遇与毛泽东完全不同，前者并不热衷政治活动，也没有鲁迅的豪情壮语。在年青的时候，也就是22岁那年到法国留学。不久即发生1927年国共分裂的悲剧，使他对祖国的灾难产生一种反抗的心情，于是他写了第一部小说《灭亡》。他自己说，在法国什么也学不成，就是学会写小说。
对于马新人民熟悉的巴金是他在回国后，于1929年到1937年创作出令人荡气回肠的长篇小说《家》。而后又发表《春》和《秋》，结成“激流三部曲”。就是这代表作奠定他的文学的地位。他的作品充满了对封建社会的鞭挞和嘲弄，使许许多多的年青人为之倾倒。
这部《家》后来也搬上舞台和拍成电影，成了巴金最辉煌的代表作。因此在解放后，他一度得到重视，参加文联先后成为文联副主席和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笔会中心主席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更在1952年到韩战体验生活，写的第一篇通讯是“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把这位大将军夸耀一番。在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巴金也发表过党对文艺管得太严的文章，随后他作了检讨。
1958年“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政策结束后，巴金的作品已开始受到批评，但尚未达到严重的程度，因此得以保住其在文联的地位，倒是1959年彭德怀被打倒和批判后，巴金的那篇旧作而成为他的一块心病，挥之不去。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1966年）巴金尚未受到清算，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作家协会常设局的会议上，巴金仍以中共作家代表团的名义参加，但这是他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因为到了1967年，上海已成了红卫兵造反的天下，住在上海的巴金也受到冲击，被当成“牛鬼蛇神”进行严厉的批判，连同他的妻子萧珊也被揪斗，并在1972年含冤逝世。
巴金在“文革”后执笔（1979年）怀念他的妻子萧珊的文章就流出深厚的情感：“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送进《牛棚》，掛上《牛鬼》的小牌子，还打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倘使她不是“黑老K”（文革时對巴金的侮辱稱号）的“臭婆娘”，一句話，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巴金又一段这么回忆：“在我靠边的几年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一个64岁老人），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的黑圈好几天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来干预。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她当场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被关在马桶间里。”
巴金说，那些日子，他不時被揪出“示众”，任何人都可以骂他，教训他和指挥他。
工人作家胡万春在姚文元指示下，指责巴金的作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因此被判定为“反革命份子”。
经过文革的磨难和文人的死伤无数，巴金愤而在后期疾呼要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让后来的人深记这惨无人道的大悲剧，并希望“文革”永远不要再重演。他的这一呼吁结果有出版了上下册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畫冊，但真正的博物馆尚未建立起来。也許對中国有其敏感的部份，也許有其未能彻底批判的部份。无论如何，巴金的遗愿是希望善良的中国人经“文革”一劫后，永远不要再重蹈覆彻。
巴金走了，他带走的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浩劫。雖然他后来有了社会主义的激情，也曾想为毛泽东时代贡献力量，但他“赶不上”无产阶级的革命，他缺少了“两结合”（即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豪情，终于被认为其文学停留在五十年代之前的生活风貌。無論如何这些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人，也不影响他在文学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被誉为是一代“文学巨匠”，实至名归。
1904年出生的巴金，年青时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也曾与毛泽东有数次交往。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接见一批作家，巴金也在其中。毛泽东曾对巴金说：“我从前也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不过后来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的理论用在中国的革命，最终在1949年取得成功，从此中国文学走向毛泽东开创的文学为“工农兵服务”，“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文学从属于政治”。换句话说，政治第一，艺术第二。這一条“金科玉律”深深地烙在中国的大地，直到1976年“文革”之后才告结束。
巴金的际遇与毛泽东完全不同，前者并不热衷政治活动，也没有鲁迅的豪情壮语。在年青的时候，也就是22岁那年到法国留学。不久即发生1927年国共分裂的悲剧，使他对祖国的灾难产生一种反抗的心情，于是他写了第一部小说《灭亡》。他自己说，在法国什么也学不成，就是学会写小说。
对于马新人民熟悉的巴金是他在回国后，于1929年到1937年创作出令人荡气回肠的长篇小说《家》。而后又发表《春》和《秋》，结成“激流三部曲”。就是这代表作奠定他的文学的地位。他的作品充满了对封建社会的鞭挞和嘲弄，使许许多多的年青人为之倾倒。
这部《家》后来也搬上舞台和拍成电影，成了巴金最辉煌的代表作。因此在解放后，他一度得到重视，参加文联先后成为文联副主席和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笔会中心主席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更在1952年到韩战体验生活，写的第一篇通讯是“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把这位大将军夸耀一番。在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巴金也发表过党对文艺管得太严的文章，随后他作了检讨。
1958年“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政策结束后，巴金的作品已开始受到批评，但尚未达到严重的程度，因此得以保住其在文联的地位，倒是1959年彭德怀被打倒和批判后，巴金的那篇旧作而成为他的一块心病，挥之不去。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1966年）巴金尚未受到清算，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作家协会常设局的会议上，巴金仍以中共作家代表团的名义参加，但这是他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因为到了1967年，上海已成了红卫兵造反的天下，住在上海的巴金也受到冲击，被当成“牛鬼蛇神”进行严厉的批判，连同他的妻子萧珊也被揪斗，并在1972年含冤逝世。
巴金在“文革”后执笔（1979年）怀念他的妻子萧珊的文章就流出深厚的情感：“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送进《牛棚》，掛上《牛鬼》的小牌子，还打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倘使她不是“黑老K”（文革时對巴金的侮辱稱号）的“臭婆娘”，一句話，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巴金又一段这么回忆：“在我靠边的几年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一个64岁老人），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的黑圈好几天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来干预。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她当场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被关在马桶间里。”
巴金说，那些日子，他不時被揪出“示众”，任何人都可以骂他，教训他和指挥他。
工人作家胡万春在姚文元指示下，指责巴金的作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因此被判定为“反革命份子”。
经过文革的磨难和文人的死伤无数，巴金愤而在后期疾呼要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让后来的人深记这惨无人道的大悲剧，并希望“文革”永远不要再重演。他的这一呼吁结果有出版了上下册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畫冊，但真正的博物馆尚未建立起来。也許對中国有其敏感的部份，也許有其未能彻底批判的部份。无论如何，巴金的遗愿是希望善良的中国人经“文革”一劫后，永远不要再重蹈覆彻。
巴金走了，他带走的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浩劫。雖然他后来有了社会主义的激情，也曾想为毛泽东时代贡献力量，但他“赶不上”无产阶级的革命，他缺少了“两结合”（即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豪情，终于被认为其文学停留在五十年代之前的生活风貌。無論如何这些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人，也不影响他在文学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被誉为是一代“文学巨匠”，实至名归。
6.11.05
林蒼祐與許子根
把兩個不同時代，不同政治背景的人放在一起進行比較似乎是不容易得出客觀的評論，但也不是沒有得比較的，因為他們做的是同一件事，而且常常被人拿來做比較。這兩個人就是林蒼祐與許子根。
林蒼祐生于1919年，許子根生于1949年，比許子根年長30歲。人生閱歷自然是許子根無法比擬的。換句話說，當許子根出世的那一年，林蒼祐剛好從中國回來，先擔任執業醫生。兩年后，即1951年被委為檳州殖民地議員，不久創組急進黨，開始其漫長的政治生涯。這之中他參加和組織過四個政黨，但巧合的是，他一開始就不爭做主席，而是在形勢逼人下，才成了黨的老大。比如急進黨、馬華公會、民聯黨及民政黨。從一開始，他是屈就第二把交椅的。
無獨有偶的，在1982年參政的許子根，也不是一下子成為黨的核心人物，而是先從黨委，民青團團長才昇上民政黨副主席。這副主席之位一坐就是坐了14年（1991-2005）。接下來的是我們所熟悉的在今年8月黨選被推上署理主席。如無意外，許子根將在2007年成為民政黨主席。
許子根和林蒼祐一樣，在政海波濤洶湧沖擊下，政途不是一帆風順的。后者在馬華鬥爭中失去主動權；更在1990年的大選中被林吉祥擊敗。而前者也在1986年大選中吃敗仗，對手同樣是林吉祥。一個林吉祥結束了林蒼祐的政治生涯，卻“造就”了許子根成為“再生鳳凰”。正因為這個陰差陽錯，許子根在1990年取代了林蒼祐，成了第三任檳州首席部長，所以才有今日的所謂“林蒼祐時代”和“許子根時代”的點點評評。
林蒼祐時代起于1969年，終于1990年，整整20年在檳州和政壇領盡風騷。他用他的智慧和氣魄，把一個沒落的自由港失業率十分偏高的檳州打造成一個先進的工業州，且成了全國電子業的楷模。林蒼祐當時所持的哲學是﹕“有工作好過沒工做”，“而發展是硬道理”，于是他靈活地應用鄧小平早年（60年代未被打倒前）曾說過的“黑猫和白猫論”，拼命地引入外資，開拓勞工密集的工業，為檳州人民提供就業機會，“少收入好過沒收入”。這就是“不論黑猫或白猫，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實踐。果然檳州人民不再挨餓，不再向外流，而是有了一份工作，慢慢地累積收入，成為“居者有其屋”政策下的受惠者。許多中下層的組屋也在工業城周邊發展起來。今日的峇央峇魯及施布朗再也衛星市鎮，包括以輕重工業做為核心的結構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不寧唯是，林蒼祐也在80年代完成他的“代表作”。1985年通車的檳城大橋及1986年全面啟用的光大摩天大樓。不論今天人們對光大摩天大樓的興建是否有不同的想法或有所爭議，它確實成了檳城的“最大的地標”。
許子根在1990年上位的時候，基本上是繼承了一個走向工業化的時代，但仍處在一個傳統與現代化交替和沖突的階段。一方面來自聯合國的建議以保留喬治市的傳統文化遺產；另一方面又來自中小型外資企業準備撤離檳城前往包括中國在內的地區發展；還有在轉型中的檳州工業（從勞工密集到採用高科技生產減少勞工的聘用）也必須再突破瓶頸，朝向尖端科技的研發領域發展，因而有了21世紀策略與大藍圖的構思。這種無形的轉型再轉型是無法用實體來體現的，只能從經濟收益中領悟檳城的經濟在平穩中發展，而保持了最低的失業率，只占勞動力的2巴仙有余，比起平均一年的4巴仙內的通貨膨脹率還要低。
但無可否認的是，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襲擊到今天，檳城面對的挑戰比任何時候都要嚴竣，以致一些大型計劃，如檳城第二通道，外環公路及交通系統的建築和改善都被壓后而緩慢下來。再加上公共服務領域的私營化下，檳城的美麗風景綠一再被污染和破壞，河流溝渠穢物成堆，熟食小販市場如雨后春筍冒起但缺乏良好的衛生管制；還有一望即看到的喬治市的消沉等等，都給許子根帶來一個又一個壓力而窮以應付。
即使在過去15年來，各項發展，包括屋業和工業有長足的相輔相行，但卻是分散在州內的新開發區，只見森林不見樹，難免許子根被指斥在實體上沒有林蒼祐的顯著成就；尤其是沒有“代表作”作為政績的標誌。這樣一來，市面上的評語不外是林蒼祐成就如何如何，許子根又如何如何，然后作下定論。
因為時代的變化，人口的增長和政治結構的某些變化，人們當然容易忽略了許子根（以通曉三種語文作基礎）在人文精神上的建設上比林蒼祐要付出更大的心血，頂住了種族上的壓力又予各族人民一個比較自由的空間（相對來說）發揚自身的文化，而維護了檳城一向即擁有的多元文化而又多姿多采的一面，這又是需要靠直覺來實踐的艱難“文化之旅”。
因此拿實體政績（看得見的）和精神政績（看不見的）來進行對比，又會顯得顧此失彼。我們只能說林蒼祐“大器晚成，功在檳州”；許子根“中年得志，和平崛起”（前者從全國性退下治理檳州；后者從鞏固檳州走向全國；比較底下，又是一個程序的倒轉。）
林蒼祐生于1919年，許子根生于1949年，比許子根年長30歲。人生閱歷自然是許子根無法比擬的。換句話說，當許子根出世的那一年，林蒼祐剛好從中國回來，先擔任執業醫生。兩年后，即1951年被委為檳州殖民地議員，不久創組急進黨，開始其漫長的政治生涯。這之中他參加和組織過四個政黨，但巧合的是，他一開始就不爭做主席，而是在形勢逼人下，才成了黨的老大。比如急進黨、馬華公會、民聯黨及民政黨。從一開始，他是屈就第二把交椅的。
無獨有偶的，在1982年參政的許子根，也不是一下子成為黨的核心人物，而是先從黨委，民青團團長才昇上民政黨副主席。這副主席之位一坐就是坐了14年（1991-2005）。接下來的是我們所熟悉的在今年8月黨選被推上署理主席。如無意外，許子根將在2007年成為民政黨主席。
許子根和林蒼祐一樣，在政海波濤洶湧沖擊下，政途不是一帆風順的。后者在馬華鬥爭中失去主動權；更在1990年的大選中被林吉祥擊敗。而前者也在1986年大選中吃敗仗，對手同樣是林吉祥。一個林吉祥結束了林蒼祐的政治生涯，卻“造就”了許子根成為“再生鳳凰”。正因為這個陰差陽錯，許子根在1990年取代了林蒼祐，成了第三任檳州首席部長，所以才有今日的所謂“林蒼祐時代”和“許子根時代”的點點評評。
林蒼祐時代起于1969年，終于1990年，整整20年在檳州和政壇領盡風騷。他用他的智慧和氣魄，把一個沒落的自由港失業率十分偏高的檳州打造成一個先進的工業州，且成了全國電子業的楷模。林蒼祐當時所持的哲學是﹕“有工作好過沒工做”，“而發展是硬道理”，于是他靈活地應用鄧小平早年（60年代未被打倒前）曾說過的“黑猫和白猫論”，拼命地引入外資，開拓勞工密集的工業，為檳州人民提供就業機會，“少收入好過沒收入”。這就是“不論黑猫或白猫，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實踐。果然檳州人民不再挨餓，不再向外流，而是有了一份工作，慢慢地累積收入，成為“居者有其屋”政策下的受惠者。許多中下層的組屋也在工業城周邊發展起來。今日的峇央峇魯及施布朗再也衛星市鎮，包括以輕重工業做為核心的結構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不寧唯是，林蒼祐也在80年代完成他的“代表作”。1985年通車的檳城大橋及1986年全面啟用的光大摩天大樓。不論今天人們對光大摩天大樓的興建是否有不同的想法或有所爭議，它確實成了檳城的“最大的地標”。
許子根在1990年上位的時候，基本上是繼承了一個走向工業化的時代，但仍處在一個傳統與現代化交替和沖突的階段。一方面來自聯合國的建議以保留喬治市的傳統文化遺產；另一方面又來自中小型外資企業準備撤離檳城前往包括中國在內的地區發展；還有在轉型中的檳州工業（從勞工密集到採用高科技生產減少勞工的聘用）也必須再突破瓶頸，朝向尖端科技的研發領域發展，因而有了21世紀策略與大藍圖的構思。這種無形的轉型再轉型是無法用實體來體現的，只能從經濟收益中領悟檳城的經濟在平穩中發展，而保持了最低的失業率，只占勞動力的2巴仙有余，比起平均一年的4巴仙內的通貨膨脹率還要低。
但無可否認的是，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襲擊到今天，檳城面對的挑戰比任何時候都要嚴竣，以致一些大型計劃，如檳城第二通道，外環公路及交通系統的建築和改善都被壓后而緩慢下來。再加上公共服務領域的私營化下，檳城的美麗風景綠一再被污染和破壞，河流溝渠穢物成堆，熟食小販市場如雨后春筍冒起但缺乏良好的衛生管制；還有一望即看到的喬治市的消沉等等，都給許子根帶來一個又一個壓力而窮以應付。
即使在過去15年來，各項發展，包括屋業和工業有長足的相輔相行，但卻是分散在州內的新開發區，只見森林不見樹，難免許子根被指斥在實體上沒有林蒼祐的顯著成就；尤其是沒有“代表作”作為政績的標誌。這樣一來，市面上的評語不外是林蒼祐成就如何如何，許子根又如何如何，然后作下定論。
因為時代的變化，人口的增長和政治結構的某些變化，人們當然容易忽略了許子根（以通曉三種語文作基礎）在人文精神上的建設上比林蒼祐要付出更大的心血，頂住了種族上的壓力又予各族人民一個比較自由的空間（相對來說）發揚自身的文化，而維護了檳城一向即擁有的多元文化而又多姿多采的一面，這又是需要靠直覺來實踐的艱難“文化之旅”。
因此拿實體政績（看得見的）和精神政績（看不見的）來進行對比，又會顯得顧此失彼。我們只能說林蒼祐“大器晚成，功在檳州”；許子根“中年得志，和平崛起”（前者從全國性退下治理檳州；后者從鞏固檳州走向全國；比較底下，又是一個程序的倒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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