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阅读骆福汉斥李学德“穿道士装”扮“道士”参加马华丹绒区会代表大会“不成体统”的新闻后，发出内心的微笑，我把它当笑话来消化这则新闻。
但消化过后，又仔细想一下，这也是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大问题，因此我也用笑话的方式来和李学德“研究研究”（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时，把它讽刺成“烟酒烟酒”。有烟有酒自然可以研究研究了）。
首先我要先说李学德这个人，因为他这些日子来已形成“李学德现象”，在当选议员当中，除了他应该尚无第二人。
这位早年在韩中毕业的学生，年轻时有股热情和激情，参加学生运动，俨然是“左仔一个”。这是他的第一个身份。因此他曾经为他的理想被扣留吃咖哩饭。年轻人火热朝天的日子在事后也慢慢地溶在“冰块”中，再也不那么“敢冲敢撞”了。那种浪尖逐梦的时代已越来越模糊了。
后来李学德跑去读中医，又摇身一变成为一名中医师，为人把脉诊病成为他的“专业”。又后来他又搞直销生意，既是中医又是商人，日子总算熬过来了。这又是他的第二个身份。
我是怎么算也算不到他竟会从另外一个角落，从石头中钻了出来，又摇身一变成为冠有YB的州议员。这是他的第三个身份，他的时来运转说明了两件事﹕
他的思想已经改变，不再是“街头斗士”，而是参加了马华公会。也因为这样，他才有机会请缨上阵。
马华党员多到你随便拿一粒小石头往人群丢，也会击中马华的人。换句话说，这么多人什么时候轮到李学德上位？
原来在1990年大选时，马华在槟州全军覆没。最难缠的是彭加兰哥打（以前称为丹绒南区），它已被执政党标签为最黑最黑的区，放什么人竞选都是徒劳无功的。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1980年因为崔耀才（前劳工党市长）逝世，才有了马华林建寿用九牛二虎之力首次攻陷黑区（恰巧林建寿也是左派劳工党的领袖，有了一些左的资本）。但不幸的在1982年大选他又栽筋斗了。可见这个“黑区”让执政党人望而生畏。
正是因为大家对90年的“翻船”心有余悸，马华有志之士避之则吉，才轮到李学德这位“前左仔”以初生之犊不怕虎的精神在1995年下阵。
真没想到，竟然让他跑了出来。这时不是李学德“儍”，而是看走了眼的人“儍”；尤其是那些犹疑不决，不敢成为“黑区”候选人的人。
这一下子，李学德不再是普通的人，而是人民的代议士，做起官来了。当然这个官是没有实权的，只能成为“街头议员”，巡巡沟渠，看看屋破，再不然是面对街灯失灵，靠月亮带路。若是有气无处泄，转骂市议会会员，天天有的骂，当地居民或者有人替他们出气了，乐开了怀。
就这样，李学德抬出了他的招牌菜“红龟六粒”，用福建话来念就是“安居乐业”。他搞的这个噱头，倒沁入人心，为他取的无数选票。
大概因为是中医出身，他把打“手脉”打到人的“心脉”去，也就一路通把人的全身上下的脉络打通了。他成为他的选区的“最佳公关”（公关在卡拉OK陪唱，李学德则在街头巷尾陪唱，喝采声不绝）。
说起这一路通，马上令人想起日落洞的高速大道。李学德也操心操到他去中国“取经”，居然在中国买了一套风水装，又挂上大串铢，又拿起罗盘，俨然摇身一变成“风水师”。在人们的眼中，又像是道士扮相。李学德的“佛道不分”真是让我们又看傻了眼。希望这不是第四变。
虽然我们知道，彭加兰哥打区是全马最多神庙的选区，大大小小两三百间。李学德的“入乡随俗”也当然与善男信女更加贴心。但我们的李学德应该更加知道他是人民代议士，不是“道士”，也不是“风水师”。他要起“启迪民智”，带计算机和科技给人民，而不是拿罗盘来改变人的命运。若罗盘神力无边，就不需要选议员来为民服务了。
因此李学德的这个动作太夸张了。日落洞大道有问题可请三美威鲁来视察和改善，不是用罗盘来改运或改道的。
还有马华即便只是开区会，穿着与众不同的服装也是欠妥的。不论是被解释成唐装或道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什么场合？
我相信李学德所作所为并无恶意，而是出于善意或本意来搞一些噱头，因此也不必太过惊讶他的“惊世之作”。骆福汉的批评也并非无的放矢，火气是大了一些，但这与妒嫉是否有关，我也搞不清楚。
总之，经此小风波，李学德自然懂得什么事让人养眼，什么事让人不顺眼。不顺眼的事少做也无妨。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要让选民看到他的言行顺眼，这才是不倒的保证。不知我的朋友李学德意下如何（哦，我倒忘了他已被封口，自然是哑巴吃黄莲，有理说不清）？
简介
- Cheah See Kian（谢诗坚）
-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18.6.07
15.6.07
50年华文教育走向
韩江学院中文系二年级学生江闻川在第六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马来西亚区脱颖而出，赢得华人组冠军。他将在8月飞往长春参加总决赛，希望他再载誉而归。
为了庆贺他的成功，我们发动全体中文系师生为他办一个庆功宴，表扬他为韩院增光。
类似这样的比赛也只是在千禧年后才开展的，这在过去不但没有，也是不可想象的。这也说明了在短短的30年内，世界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而华语华文已经登上世界舞台，无处不在又无处不学，足见中文的魅力已因中国的崛起成为耀眼夺目的一种国际用语。假以时日，它必能与英文英语在国际上齐驱齐驾。
从华语华文的崛起，它也让我们看到马来西亚独立50年来华文教育在风浪中成长，也经历了无数个挑战。其实这两者之间是息息相关的，要有华文教育的存在，才有华语华文的流行，才有华文报刊及华文书藉的出版。没有了华文教育，华文也就失去了根而经受不起时代的考验。
就马来西亚而言，根据我的观察，回顾50年来的华文教育风雨路，不难发现它处于5个阶段的转变，很值得我们从历史中看华校的命运。我将它分划如下﹕
(一)六十年代是华校抗争的年代，因政策之改变，华校分成国民型与独立两大类。林连玉在抗争中用公民权付出了代价；独立中学也在那个年代成为华教的一面旗帜。
(二)七十年代是独中振兴的年代。胡万铎领导霹雳董联会把九间摇摇欲坠的独中起死回生，并让华社看到独中存在的重要性。
(三)八十年代是华教求存的年代。在林晃升、沈慕羽领导下，解决了三M带来变质华小的危机；复又发生派不谙华语华文教师担任华小高职的风波，华教人士也因此在“茅草行动”中付出代价。
(四)九十年代是华教发展的年代，在教育开放下，学院相继成立，即南方、新纪元与韩江，成为弥补“独大”在80年代抗争失败的安慰。
(五)千禧年后，华教取得了突破，成为与世界接轨的一环，华语华文成为“市场语言”，不再被视为“革命的语言”。
综观而言，董教总在维护华教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教育部长与它对话是合时也是恰当的，以了解华教当今面对的诸多问题和悬而未解的课题，进而彰显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特征，而成为其它国家的典范之一。例如最近又发生如1989年的委派不谙华语老师到华小的争议，显现问题又再轮转，必须要加以正视，以安华社之心。毕竟因隔阂而误解，因交流而理解，这才是教育的大方向，而且也符合世界的大潮流。这与政府鼓励及提倡马来西亚文的普及并无冲突。
为了庆贺他的成功，我们发动全体中文系师生为他办一个庆功宴，表扬他为韩院增光。
类似这样的比赛也只是在千禧年后才开展的，这在过去不但没有，也是不可想象的。这也说明了在短短的30年内，世界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而华语华文已经登上世界舞台，无处不在又无处不学，足见中文的魅力已因中国的崛起成为耀眼夺目的一种国际用语。假以时日，它必能与英文英语在国际上齐驱齐驾。
从华语华文的崛起，它也让我们看到马来西亚独立50年来华文教育在风浪中成长，也经历了无数个挑战。其实这两者之间是息息相关的，要有华文教育的存在，才有华语华文的流行，才有华文报刊及华文书藉的出版。没有了华文教育，华文也就失去了根而经受不起时代的考验。
就马来西亚而言，根据我的观察，回顾50年来的华文教育风雨路，不难发现它处于5个阶段的转变，很值得我们从历史中看华校的命运。我将它分划如下﹕
(一)六十年代是华校抗争的年代，因政策之改变，华校分成国民型与独立两大类。林连玉在抗争中用公民权付出了代价；独立中学也在那个年代成为华教的一面旗帜。
(二)七十年代是独中振兴的年代。胡万铎领导霹雳董联会把九间摇摇欲坠的独中起死回生，并让华社看到独中存在的重要性。
(三)八十年代是华教求存的年代。在林晃升、沈慕羽领导下，解决了三M带来变质华小的危机；复又发生派不谙华语华文教师担任华小高职的风波，华教人士也因此在“茅草行动”中付出代价。
(四)九十年代是华教发展的年代，在教育开放下，学院相继成立，即南方、新纪元与韩江，成为弥补“独大”在80年代抗争失败的安慰。
(五)千禧年后，华教取得了突破，成为与世界接轨的一环，华语华文成为“市场语言”，不再被视为“革命的语言”。
综观而言，董教总在维护华教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教育部长与它对话是合时也是恰当的，以了解华教当今面对的诸多问题和悬而未解的课题，进而彰显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特征，而成为其它国家的典范之一。例如最近又发生如1989年的委派不谙华语老师到华小的争议，显现问题又再轮转，必须要加以正视，以安华社之心。毕竟因隔阂而误解，因交流而理解，这才是教育的大方向，而且也符合世界的大潮流。这与政府鼓励及提倡马来西亚文的普及并无冲突。
11.6.07
“一级棒首长”的评议
最近，《光明日报》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讲座，题目是《我们要一级棒首长》，邀请了4个政党的党政人士参加，很值得我们玩味与关注。
1. 首先我们要理解和确定的是：什么是一级棒的首长？那就是我们要产生一位被多数人认可的优质首席部长。为什么只说首席部长而不是其它的首长或部长？大概这个职位一向属于华人担任，由华人社会来谈就不觉得敏感。至于其它职位，也轮不到“华社”评头品足。
我们先设立这个推论勉强可以成立，于是又落回现实的层面，那就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当首席部长的。它只是一个职位，而这个职位又是政党之间所争夺的，因此由政党代表来说，也算是合适的。但问题是他们该如何给“一级棒”下定义？
因为首席部长是人不是神，“一级棒”的意思是最佳最好的，也只有从政党中产生。这就要考考党政代表人的智慧，用什么角度来演绎这个课题。
2. 因此我们又落到第二个层面，即政党的“代表”所言所论，不管是所谓的代表“个人”或代表“政党”，他们其实已被标签代表所属的政党在发言，不能说与党无关。若是与党无关，也就失去身份和价值，因为任何人都可畅所欲言（包括在咖啡店高谈阔论，也就没有意义了）。就是因为他们具有代表“身份”，才被邀来表达意见。他们的作用和价值就是引导人民去思考去分析乃至去了解其中的奥秘和其利害关系。在这个课题上也有必要牵扯整个国家制度。
3. 于是我们就需要从整个国家体制来论析首席部长的“职权”和其所能及所应扮演的角色。
马来西亚的中央集权制从独立以来就沿用英国留下的政制，几乎所有的权力都由中央来掌控，而各州剩下的权力（即使不多）也有宪法的规定。至于宪法没有规定的，就是通过州与中央的协调来运作。
由于州的权力尚留有一些空间（虽然不大），也就有了州政权之争。因此所谓“一级棒”的首长就是他如何运用其高度智慧来推动州的发展和在与中央协调下，取得较大和较多的拨款来造福人民。
在这方面，即便州政权出现与中央政权不同的政党执政，它们也是在宪法的框架内“讨价还价”，当然不能越逾其权限。
这里有两个实例显现了中央权力大过天：其一是1966年，由于砂州首席部长宁甘与中央对峙，未能协调此彼的对立，也就有了通过紧急法令干预州的事务和对首席部长的“撤职”，引起宪制危机。最后则以中央占上风而结束争议。虽然它们同属联盟成员（当时尚未有国阵组织）。
其二，在1977年时，回教党也是国阵成员之一，因其执政的吉兰丹州的决定与中央意旨起对峙又引起骚乱，导致中央通过紧急法令接管丹州政权。后来也制定回教党离开国阵。在改选后。回教党败落，改由巫统主导州政权一个时期。
这就是说。任何州的首席部长，不论是执政党人或反对党人担任。他都有其局限性和面对诸多压力，关键是他如何能巧妙地在‘同与不同间’争取到有关州的稳定和发展。政治斗争不是成天吵架的，尤其是居执政的一方，更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换句话说在“党性”与“民性”之间要有所折衷，不能因“党性”牺牲“民性”，但也不能因“民性”完全失去“党性”。两者之间是要靠有斗争艺术有高智慧的首席部长来运筹帷幄，以达致一个较为平衡的局面。
4. 从这样看来，任何政党都不会把“党性”完全牺牲掉。一个没有“党性”的政党，其存在的意义就不大了。因此我们需要每个政党在推出候选人时，除了才智之外，要能把握他的“党性”（对党的理念的坚持）有多深。如果我们存有公务员的心态来审视“首席部长”应该这样又应该那样，也会掉进一个自我约束的框框，看不到政治人物跳出“公务员心态”的重要性。
其实，今天我们所要的是政治人物来统领槟州，而不是由公务员来领导槟州。因此我们可以给党下一些压力，必须要挑出一个好的阵容来；相同的政党为了取信于民，也要挑出一个为民所接受的排阵。
5. 到了最后的一个关键是我们还要不要华裔当首席长？不要出现“无种族论”的高调（本来这是一个较为符合多元社会的需要，但不现实），因为我们如果提出更高职位也不要“种族论”，我们现实吗？若强求不来，为何不保住这最后一根稻草。若是连这根稻草也没了，我们能以什么来补偿所失去的呢？谈大道理我们都懂，但大道理底下有很多说不清的小道理才是值得重视的。这也是我们认为政党在这方面应有“党性”而不能忘记维护一个传统的使命。唯有把这样的意志凝结起来，则政党之间的斗争就不会迷失其中。我相信座谈会所要带出的意义是：人民心目中的首席部长是怎样的；而这又是源自政党（不论执政党或反对党都应以维护华人主导政权为基调）给人民提供信心与保证。
1. 首先我们要理解和确定的是：什么是一级棒的首长？那就是我们要产生一位被多数人认可的优质首席部长。为什么只说首席部长而不是其它的首长或部长？大概这个职位一向属于华人担任，由华人社会来谈就不觉得敏感。至于其它职位，也轮不到“华社”评头品足。
我们先设立这个推论勉强可以成立，于是又落回现实的层面，那就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当首席部长的。它只是一个职位，而这个职位又是政党之间所争夺的，因此由政党代表来说，也算是合适的。但问题是他们该如何给“一级棒”下定义？
因为首席部长是人不是神，“一级棒”的意思是最佳最好的，也只有从政党中产生。这就要考考党政代表人的智慧，用什么角度来演绎这个课题。
2. 因此我们又落到第二个层面，即政党的“代表”所言所论，不管是所谓的代表“个人”或代表“政党”，他们其实已被标签代表所属的政党在发言，不能说与党无关。若是与党无关，也就失去身份和价值，因为任何人都可畅所欲言（包括在咖啡店高谈阔论，也就没有意义了）。就是因为他们具有代表“身份”，才被邀来表达意见。他们的作用和价值就是引导人民去思考去分析乃至去了解其中的奥秘和其利害关系。在这个课题上也有必要牵扯整个国家制度。
3. 于是我们就需要从整个国家体制来论析首席部长的“职权”和其所能及所应扮演的角色。
马来西亚的中央集权制从独立以来就沿用英国留下的政制，几乎所有的权力都由中央来掌控，而各州剩下的权力（即使不多）也有宪法的规定。至于宪法没有规定的，就是通过州与中央的协调来运作。
由于州的权力尚留有一些空间（虽然不大），也就有了州政权之争。因此所谓“一级棒”的首长就是他如何运用其高度智慧来推动州的发展和在与中央协调下，取得较大和较多的拨款来造福人民。
在这方面，即便州政权出现与中央政权不同的政党执政，它们也是在宪法的框架内“讨价还价”，当然不能越逾其权限。
这里有两个实例显现了中央权力大过天：其一是1966年，由于砂州首席部长宁甘与中央对峙，未能协调此彼的对立，也就有了通过紧急法令干预州的事务和对首席部长的“撤职”，引起宪制危机。最后则以中央占上风而结束争议。虽然它们同属联盟成员（当时尚未有国阵组织）。
其二，在1977年时，回教党也是国阵成员之一，因其执政的吉兰丹州的决定与中央意旨起对峙又引起骚乱，导致中央通过紧急法令接管丹州政权。后来也制定回教党离开国阵。在改选后。回教党败落，改由巫统主导州政权一个时期。
这就是说。任何州的首席部长，不论是执政党人或反对党人担任。他都有其局限性和面对诸多压力，关键是他如何能巧妙地在‘同与不同间’争取到有关州的稳定和发展。政治斗争不是成天吵架的，尤其是居执政的一方，更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换句话说在“党性”与“民性”之间要有所折衷，不能因“党性”牺牲“民性”，但也不能因“民性”完全失去“党性”。两者之间是要靠有斗争艺术有高智慧的首席部长来运筹帷幄，以达致一个较为平衡的局面。
4. 从这样看来，任何政党都不会把“党性”完全牺牲掉。一个没有“党性”的政党，其存在的意义就不大了。因此我们需要每个政党在推出候选人时，除了才智之外，要能把握他的“党性”（对党的理念的坚持）有多深。如果我们存有公务员的心态来审视“首席部长”应该这样又应该那样，也会掉进一个自我约束的框框，看不到政治人物跳出“公务员心态”的重要性。
其实，今天我们所要的是政治人物来统领槟州，而不是由公务员来领导槟州。因此我们可以给党下一些压力，必须要挑出一个好的阵容来；相同的政党为了取信于民，也要挑出一个为民所接受的排阵。
5. 到了最后的一个关键是我们还要不要华裔当首席长？不要出现“无种族论”的高调（本来这是一个较为符合多元社会的需要，但不现实），因为我们如果提出更高职位也不要“种族论”，我们现实吗？若强求不来，为何不保住这最后一根稻草。若是连这根稻草也没了，我们能以什么来补偿所失去的呢？谈大道理我们都懂，但大道理底下有很多说不清的小道理才是值得重视的。这也是我们认为政党在这方面应有“党性”而不能忘记维护一个传统的使命。唯有把这样的意志凝结起来，则政党之间的斗争就不会迷失其中。我相信座谈会所要带出的意义是：人民心目中的首席部长是怎样的；而这又是源自政党（不论执政党或反对党都应以维护华人主导政权为基调）给人民提供信心与保证。
8.6.07
回教党这一路走来
回教党本届的代表大会是值得注意的。它试图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以领导党迎向未来的大选。在这方面，党主席哈迪阿旺不再强调回教国作为斗争策略，而是以“拯救民主，建立公正”作为主题。虽然传统的保守势力根深蒂固，但专业份子仍然是回教党面向社会的一面旗帜。关键在于党领导层如何协调而不迷失其中。
事实上，回教党是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蜕变，才走到今天这个溶合体的层面。但不变的是，它从来没有隐藏回教是最重要的议程。正如其党一位代表法诺拉兹说，“不能把回教隐藏起来，这个概念不适合回教党。”
这种论调也确实是回教党于1951年成立的动机。自从它由巫统分裂出来后，就以回教作为斗争的起点，但为了政治的议程，它又允许这个党在回教基础上加入其它元素，也不强调回教国。例如当回教党比较成型的时候，在1956年迎来了一位专业人士布哈鲁丁医生（霹雳人）来领导（1956-1969），他是一位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回教学者，把回教党导入与布斯达曼的人民党相互协调又支持印度尼西亚苏卡诺总统的路线，展示了民族主义的大方向。
继后，在1971年回教党改由阿斯里（吉兰丹人）领导（1971-1982），他同样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因而在1972年与巫统合作，更在1974年参加国阵。后因阿斯里与回教党丹州大臣纳西起利益冲突，才导致中央插手且在1977年被开除出国阵。
当阿斯里的协调理念失败后，回教党的主席是尤索拉哇（槟城人）（1983-1988）。他是一位中庸派的回教学者，仍然沿着民族主义的路线与巫统抗争，但成效不大。
1989年法兹诺（吉打人）登台（1989-2002）。他是一位较有回教形象的学者，也是一位专业人士（曾在工大当讲师），逐渐地在党内重整回教价值观。他的幸运正好碰上1990年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结盟而取回丹州执政权；又碰上1999年的安华效应，进一步扩大回教党地盘（多夺得丁州执政权），且国会议员增至27席，法兹诺成了反对党领袖。
也许他们忘了回教党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是外来因素使然，因此在这期间，回教党的领导出现铁三角（法兹诺、丁大臣哈迪阿旺及丹大臣星阿兹）。宗教色彩更加浓厚，也提出回教国大蓝图。不过铁三角在2002年缺了一角（法兹诺逝世），剩下铁二角，全然是以宗教色彩统领回教党，同时也启开哈迪阿旺的（丁加奴人）领导时代（2002年起）。
可是在2004年的大选，回教党的宗教路线未再发酵。除了吉兰丹勉强执政外，失去丁州政权，国席也大为减少。回教党又打回原形。
在得与失之间，回教党意图刷新形象，引入专业人士重塑品牌，但仍然是以哈迪阿旺作为党的灵魂人物。他在今年的党大会上就面临如何调整回教党的未来方向与步伐。由于回教党已从民族主义走到宗教主义这个地步，哈迪阿旺留有的改革空间已经不大。他只能在宗教的基础上，让人重新认识回教党在不弃宗教底下，可以包容多元种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存在，而这正是本届大会哈迪阿旺要带出的主题。
至于成效如何，要看未来的大选回教党在与人民公正党合作下，能对国阵（巫统）有多少的震撼？
事实上，回教党是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蜕变，才走到今天这个溶合体的层面。但不变的是，它从来没有隐藏回教是最重要的议程。正如其党一位代表法诺拉兹说，“不能把回教隐藏起来，这个概念不适合回教党。”
这种论调也确实是回教党于1951年成立的动机。自从它由巫统分裂出来后，就以回教作为斗争的起点，但为了政治的议程，它又允许这个党在回教基础上加入其它元素，也不强调回教国。例如当回教党比较成型的时候，在1956年迎来了一位专业人士布哈鲁丁医生（霹雳人）来领导（1956-1969），他是一位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回教学者，把回教党导入与布斯达曼的人民党相互协调又支持印度尼西亚苏卡诺总统的路线，展示了民族主义的大方向。
继后，在1971年回教党改由阿斯里（吉兰丹人）领导（1971-1982），他同样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因而在1972年与巫统合作，更在1974年参加国阵。后因阿斯里与回教党丹州大臣纳西起利益冲突，才导致中央插手且在1977年被开除出国阵。
当阿斯里的协调理念失败后，回教党的主席是尤索拉哇（槟城人）（1983-1988）。他是一位中庸派的回教学者，仍然沿着民族主义的路线与巫统抗争，但成效不大。
1989年法兹诺（吉打人）登台（1989-2002）。他是一位较有回教形象的学者，也是一位专业人士（曾在工大当讲师），逐渐地在党内重整回教价值观。他的幸运正好碰上1990年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结盟而取回丹州执政权；又碰上1999年的安华效应，进一步扩大回教党地盘（多夺得丁州执政权），且国会议员增至27席，法兹诺成了反对党领袖。
也许他们忘了回教党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是外来因素使然，因此在这期间，回教党的领导出现铁三角（法兹诺、丁大臣哈迪阿旺及丹大臣星阿兹）。宗教色彩更加浓厚，也提出回教国大蓝图。不过铁三角在2002年缺了一角（法兹诺逝世），剩下铁二角，全然是以宗教色彩统领回教党，同时也启开哈迪阿旺的（丁加奴人）领导时代（2002年起）。
可是在2004年的大选，回教党的宗教路线未再发酵。除了吉兰丹勉强执政外，失去丁州政权，国席也大为减少。回教党又打回原形。
在得与失之间，回教党意图刷新形象，引入专业人士重塑品牌，但仍然是以哈迪阿旺作为党的灵魂人物。他在今年的党大会上就面临如何调整回教党的未来方向与步伐。由于回教党已从民族主义走到宗教主义这个地步，哈迪阿旺留有的改革空间已经不大。他只能在宗教的基础上，让人重新认识回教党在不弃宗教底下，可以包容多元种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存在，而这正是本届大会哈迪阿旺要带出的主题。
至于成效如何，要看未来的大选回教党在与人民公正党合作下，能对国阵（巫统）有多少的震撼？
4.6.07
公务员加薪的联想
政府宣布从七月一日开始，全国百万名公务员加薪，从7.5%到35%不等，真是“天下公仆尽欢颜”，我们也为公务员称庆，因为他们比在私人界服务的员工幸运，一下子有这么大幅度的调薪和提高津贴。
由于这一大举动，每年要增加80亿元的开销。其计算法是加薪后政府每年增加开支68亿元，生活津贴则每年增加12亿元。
除了超过一百万在职公务员受惠外，退休的55万7千名公务员也相应得到退休金调整，皆大欢喜。当然也有人担心增加这么大笔开销，政府应付得了吗？纳税人是否会加重负担？
但这样的提问也许是不必要的。在政府第9大马计划下，总共有二千亿的开销，而且去年我国出入口总值破一兆元，因此区区80亿是难不倒政府的。这点我们同意，只是我们不知道加了薪之后，工作效率会提升吗？
其实，这也是多此一问的，加薪是一律和一视同仁的，这又和工作效率有什么关系？政府只能这么说：人民公仆辛苦了，薪水也不高。而且自1992年以来未有全面调高，理应有所回报公职人员。
当然政府只能期望公务员珍重和自爱，在加薪之后要更勤力工作，不好再哀声叹息。但讲归讲，因为政府是无形的，只有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才是有形的，他们就是代表政府在执行监督员工的工作，如果他们不认真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谁也不知属下是否有把工作做好。
这就是说，加薪不等于加辛。加薪是为了激励和确认公务员的重要性。这点我们也深信不疑，马来西亚的政府结构就是以公务员为基石，一切大小事情都由公务员操作， 当部长的只能苦口婆心劝勉又劝勉或有所发生失调时，给予训示乃至训戒，还不至于闹到炒公务员鱿鱼。因此公务员属铁饭碗是公认的事。许多人都想当公务员，既可工作到退休。退休后又有养老金，何愁生活没着落？可是也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当公务员的，只能羡慕当公务员真好，工作有时间，也有固定的吃饭时间，又有下午茶时间。下班则集体离开办公室。这样的有纪律生活谁又敢说不好呢？
不过，我们倒是不时听到老百姓有些怨言，他们投诉说，上政府部门办事十分费劲，等了又等。有时看见有公务员在办公室内，就缺负责你这摊子的人不在。因此需要等他（她）回来。有时说时间到了，明天再来或这个事情不能一下子办好，你要多走几趟。当然也有十分尽责的公务员，有效地帮你把事情处理好。但不是每个公务员都是尽忠职守的。就不知道政府在加薪这方面有没有评估表，让勤力的加多一些，不勤力的加少一些？若是做也“36”，不做也“36”（这是一句在改革开放前发生在中国的口头禅，意指大家工资一样，也是这么低，勤奋表现也是一样的，没有对士气的激励）。
讲到公务员，又使我想起一件事，那就是在80年代，当慕沙希淡在担任副首相时，说了一句让人“刻骨铭心”的话（因此我直到今天忘不了）。他说，在我国（指当时）的劳动力总数中（指适当工作的年龄），每4个人就有1人是公务员，意指公务员是个庞大的体系，也对国家的进步起重要作用。
后来，我国首相马哈迪（指80年代）为了减轻政府的负担，将一些政府的大企业私营化，让公务员转成法定机构的员工而不再是公务员。
政府当时是希望公务员能减少剩50万名。可是不知何故（大概是国家经济快迅成长，又要吸纳每年毕业自中学或大学的学生进入市场），在90年代开始，我们又增加了公务员的数目（约77万余名），到了2000年，又再增加至89万名，如今则是破百万大关。有人因此担心，如果不加以控制，将是政府的沉重的负担。
我们不知道当今的公务员与整体的劳动力比较，又是多少百分比？但如果我们以数目字来算，以人口比例来算，大约每20人当中，有1人是公务员，则2千4百万人口，拥有1百20万的公务员。
这使们想问一下，是否能“精兵简政”，宁可多薪水也不要使到公务员数目过于肿胀和膨胀，这样政府会比较容易控制预算案和开支。
有一点我们不置疑的是公务员加薪了，自然会刺激市场的活力，也会使市场活跃。也就是说，政府释放其基金在公务员身上，让他们好好地花，也算是在公共领域增加开支来刺激市场的一种方法。不过，我们依然希望，政府制定的第9大马发展计划，每一项大小工程都有足够的资金开展和推动，不会因加薪影响工程进展。因为这种的开支，等于公共领域资金的投放市场，既可刺激经济，又有实质成果，以此推论。一旦公共领域投资增加，也会带动私人领域跟进，对国家的发展更有双层意义。因此人民盼望的是加薪之余又见大工程跑动，来个双管齐下，当会收立竿见影之效。
由于这一大举动，每年要增加80亿元的开销。其计算法是加薪后政府每年增加开支68亿元，生活津贴则每年增加12亿元。
除了超过一百万在职公务员受惠外，退休的55万7千名公务员也相应得到退休金调整，皆大欢喜。当然也有人担心增加这么大笔开销，政府应付得了吗？纳税人是否会加重负担？
但这样的提问也许是不必要的。在政府第9大马计划下，总共有二千亿的开销，而且去年我国出入口总值破一兆元，因此区区80亿是难不倒政府的。这点我们同意，只是我们不知道加了薪之后，工作效率会提升吗？
其实，这也是多此一问的，加薪是一律和一视同仁的，这又和工作效率有什么关系？政府只能这么说：人民公仆辛苦了，薪水也不高。而且自1992年以来未有全面调高，理应有所回报公职人员。
当然政府只能期望公务员珍重和自爱，在加薪之后要更勤力工作，不好再哀声叹息。但讲归讲，因为政府是无形的，只有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才是有形的，他们就是代表政府在执行监督员工的工作，如果他们不认真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谁也不知属下是否有把工作做好。
这就是说，加薪不等于加辛。加薪是为了激励和确认公务员的重要性。这点我们也深信不疑，马来西亚的政府结构就是以公务员为基石，一切大小事情都由公务员操作， 当部长的只能苦口婆心劝勉又劝勉或有所发生失调时，给予训示乃至训戒，还不至于闹到炒公务员鱿鱼。因此公务员属铁饭碗是公认的事。许多人都想当公务员，既可工作到退休。退休后又有养老金，何愁生活没着落？可是也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当公务员的，只能羡慕当公务员真好，工作有时间，也有固定的吃饭时间，又有下午茶时间。下班则集体离开办公室。这样的有纪律生活谁又敢说不好呢？
不过，我们倒是不时听到老百姓有些怨言，他们投诉说，上政府部门办事十分费劲，等了又等。有时看见有公务员在办公室内，就缺负责你这摊子的人不在。因此需要等他（她）回来。有时说时间到了，明天再来或这个事情不能一下子办好，你要多走几趟。当然也有十分尽责的公务员，有效地帮你把事情处理好。但不是每个公务员都是尽忠职守的。就不知道政府在加薪这方面有没有评估表，让勤力的加多一些，不勤力的加少一些？若是做也“36”，不做也“36”（这是一句在改革开放前发生在中国的口头禅，意指大家工资一样，也是这么低，勤奋表现也是一样的，没有对士气的激励）。
讲到公务员，又使我想起一件事，那就是在80年代，当慕沙希淡在担任副首相时，说了一句让人“刻骨铭心”的话（因此我直到今天忘不了）。他说，在我国（指当时）的劳动力总数中（指适当工作的年龄），每4个人就有1人是公务员，意指公务员是个庞大的体系，也对国家的进步起重要作用。
后来，我国首相马哈迪（指80年代）为了减轻政府的负担，将一些政府的大企业私营化，让公务员转成法定机构的员工而不再是公务员。
政府当时是希望公务员能减少剩50万名。可是不知何故（大概是国家经济快迅成长，又要吸纳每年毕业自中学或大学的学生进入市场），在90年代开始，我们又增加了公务员的数目（约77万余名），到了2000年，又再增加至89万名，如今则是破百万大关。有人因此担心，如果不加以控制，将是政府的沉重的负担。
我们不知道当今的公务员与整体的劳动力比较，又是多少百分比？但如果我们以数目字来算，以人口比例来算，大约每20人当中，有1人是公务员，则2千4百万人口，拥有1百20万的公务员。
这使们想问一下，是否能“精兵简政”，宁可多薪水也不要使到公务员数目过于肿胀和膨胀，这样政府会比较容易控制预算案和开支。
有一点我们不置疑的是公务员加薪了，自然会刺激市场的活力，也会使市场活跃。也就是说，政府释放其基金在公务员身上，让他们好好地花，也算是在公共领域增加开支来刺激市场的一种方法。不过，我们依然希望，政府制定的第9大马发展计划，每一项大小工程都有足够的资金开展和推动，不会因加薪影响工程进展。因为这种的开支，等于公共领域资金的投放市场，既可刺激经济，又有实质成果，以此推论。一旦公共领域投资增加，也会带动私人领域跟进，对国家的发展更有双层意义。因此人民盼望的是加薪之余又见大工程跑动，来个双管齐下，当会收立竿见影之效。
行动党浮沉四十载
民主行动党（DAP）是在1966年3月18日正式获准注册，虽然它是在1965年10月10日向社团注册官提出申请。
为什么会有民主行动党？它又是何人所创办的？要回答这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朔本追源寻根。原来它是衍生自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PAP）。不论从党名或党徽（人民行动党是圆圈中有个闪电；民主行动党是圆圈中有支火箭）来看，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父子关系。
先说成立于1954年的人民行动党，它的重要的创党人是李光耀，从那年开始一直到1990年，他都是这个党的灵魂人物（秘书长）。它所标榜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在早期是与左派运动连在一起的，因而在1959年在新加坡赢得选举而上台执政。李光耀成为这个自治邦的首任总理。所谓自治邦是指尚未获得独立，大权仍在英国殖民地手里。
原本新加坡是和马来亚两位一体的。但在1948年马来亚推行“马来亚联合邦政制”后，新加坡被分割开来。虽然如此，早期的李光耀和左派运动认定新加坡是马来亚的一部份。因此从不放弃寻求马新的合并，或马新成为一体。当1961年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时，新加坡仍是英殖民控制的自治邦）在新加坡提出马来西亚概念时，李光耀因势利导支持成立马来西亚联邦。他认为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不仅是生存的途径，而且也因此成为独立国的一部份。
结果李光耀与人民行动党内的左派闹翻，前者坚持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后者坚持加入马来亚联合邦，也提出不同的合并概念，于是人民行动党分裂，以林清祥为首的另立社阵（社会主义阵线）。两派的激烈斗争以李光耀占上风。
当新加坡在1963年9月16日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时，它已转成为独立国家的一部份，但新加坡仍保有劳工教育自主权，李光耀则是这个州的总理（不称首席部长，显示新加坡的地位比较特殊）。
1964年李光耀率人民行动党参加马来西亜（确切地说是马来亚）的国会大选，推出9名国会候选人投石问路。这一下子，李光耀在马来亚的政坛（尤其是城市华人社会）掀起巨浪，所到之处，万人空巷（指群众大会）。这就是行动党插足马来亚政坛的第一支旗。它不仅与马华公会针锋相对，也与马来亚的社阵势不两立，它企图建立第三势力，最终能取代马华公会的地位，直接与巫统合作。
李光耀提出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口号震撼整个政坛。选举结果，虽然人民行动党只有一人中选国会议员，他就是在孟沙区胜出的蒂凡那，但马来西亚的政治仍然暗流汹涌，并导致李光耀与东姑的政见相左而关系恶化。最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1965年8月9日）。
当新加坡离开马来西亚后，在马来西亚的“人民行动党”一下子成为外国的政党，因此已不能再用这个政党进行政治活动。身为行动党唯一的国会议员蒂凡那只好另起炉灶，率领行动党党员另外注册新的政党，但它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以致这个党的筹委会主席曾敏兴在1965年12月参加森美兰拉坑州议席补选时，只能以独立人士身份角逐（标志梅花），结果胜出。
这意味着，当民主行动党正式成立时它只拥有一国一州的议席，尚不能形成大气候。但它背后的影子（人民行动党）及继承李光耀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念却成为两个支柱强化了民主行动党的生存和发展的“政治资本”。凭着这一耦断丝连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民主行动党在马来西亚政坛取得一席的地位。这个时期的民主行动党。我们称之为蒂凡那时代。
蒂凡那开创新局面
蒂凡那（C.V.Devan Nair）（1923-2005）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也是一位悲剧人物。
出生于马六甲的蒂凡那，在10岁那年，全家搬到新加坡。1940年在新加坡的维多利亚中学毕业。虽然没有进入大学，但蒂凡那的英文造诣之高是公认的。这可从他在国会的演词及他所发表的文告和文章中窥见。
约在1948年紧急状态实施前后，蒂凡那参加了反英同盟（Anti British League），林清祥也是其中一个成员。这个组织被认为是亲共的。
李光耀这样说﹕“抗英同盟跟马共的关系就好像是义勇军与正规军的关系一样。我认识了蒂凡那，一位我所认识的最坚决的抗英同盟的盟员。”（李光耀《争取合并的斗争》，1961年）
1954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立时，蒂凡那是其中一名发起人。
不过，李光耀对蒂凡那还是不放心的。当1955年新加坡举行自治的选举时，行动党共派5名候选人角逐，其中包括李光耀、林清祥及蒂凡那。但后来只蒂凡那失败，其余4人（包括1人用独立人士参选）都中选。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这样说﹕“蒂凡那角逐花拉公园区（不是我的选择，是对亲共份子的让步）。”“蒂凡那输了，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因为没有蒂凡那的话，林清祥在纯粹说英语的立法议院里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林清祥英语说得不流利，原来可以靠蒂凡那帮他，现在只好靠我了。”
1956年，新加坡陷入动乱（学联和工运群起反对政府），林有福（时任首席部长）下令逮捕219人，包括林清祥、方水双及蒂凡那等人。
在监狱内，共有8名行动党的左翼份子成为李光耀造访的目标，因他是他们的律师。这些人是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兀哈尔、普都遮里、陈从今（曾一度短暂任行动党主席）、陈世仁及曾超卓。
在这期间，李光耀说﹕“经过了长期跟马共相处，蒂凡那自己得出了结论，就是马共领导不足以适应马来亚革命的需求。”（李光耀《争取合并的斗争》）
就这样当蒂凡那在1959年（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大胜上台执政，释放8个著名左翼领袖）离开监狱后，他就加入李光耀的斗争，而疏远了林清祥。在1961年时，李光耀说﹕“蒂凡那现在是在我们这一边。”
由于蒂凡那支持李光耀，他在1963年才又回到人民行动党当中委。在新加坡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后，蒂凡那已成为李光耀身边的人，因而在1964年4月在马来西亚举行的国会大选时，行动党派了一支队伍，由蒂凡那打头阵，共9人角逐国会，其理由是要证明行动党比马华公会或社阵来得更好。这种左右开弓的战略也因为李光耀亲自到各地主持群众大会而刮起一阵旋风。它留下的影响也导致行动党与巫统关系紧张，最后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作一了结，剩下蒂凡那在马来西亚孤军作战。他也就成了新注册的“民主行动党”的首任秘书长。党主席是曾敏兴，其它重要的成员有吴福源、林吉祥、陈国杰等人。很快的这个党挟着曾敏兴在补选的胜利，在各大城市成立支部。
1967年7月25日，蒂凡那令人意料之外地宣布辞卸党秘书长职，而党也选了副秘书长代其职务。不过蒂凡那继续担任国会议员，但已表明不会再参加来届的马来西亚国会选举。他在辞职信中这样说：“我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领袖的密切个人友谊联系已经成为及将会被联盟政治人物利用来混淆一些马来西亚人，使他们相信民主行动党是一个受新加坡控制的政党。”
蒂凡那此举是要表明 “民主行动党”与“人民行动党”不再有任何政治上的联系，而他的担任高职，总是让人将两者连串在一起。多少会使人民行动党有些“尴尬”。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的：“1969年，蒂凡那在我的敦促下回到新加坡，再次挑起领导职总的大梁。”“我需要他在新加坡担当维持工业和平并说服工友提高生产力和工作效率的重任。从1970年开始，他领导职总，直到1981年国会推选他为新加坡总统为止。”
在蒂凡那转换身份之后，意味着民主行动党必须要离开新加坡这棵大树而自力更生了。虽然他在马来西亚从政的历史并不长，而且经常在国会内为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的争议进行辩护，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催生了民主行动党，也曾经一度作为民主行动党和人民行动党的桥梁。他对民主行动党确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对他个人而言，却是以悲剧收场。事缘在1981年李光耀通过国会把他送上总统宝座。虽然无实权，但这是他个人从政以来的最高荣誉。对民主行动党来说，也是精神上的荣誉，因为它的创党人蒂凡那当上了新加坡共和国的总统。
可是到了1985年，李光耀发现蒂凡那酗酒后举止异常，在专家诊断后，劝他辞职。（见李光耀回忆录）。
离职后的蒂凡那后来（1987年）在《远东经济评论》撰文否认他是一个酗酒者。导致李光耀提出诉讼。
1999年，蒂凡那在加拿大接受一家报纸访问时，又再指医生对他诊断错误，也对李光耀有所指责，于是又是一场官司。
他们俩人的恩怨也因蒂凡那于2005年逝世而划上句号。（蒂凡那于1995年移居加拿大安大略省）
虽然如此，李光耀在回忆录中也不忘赞扬蒂凡那对新加坡的建国历程中功不可没。“60年代共产党人抨击行动党，他挺身为我们辩护；也是他倡导现代化的劳工运动，使职总成为举足轻重的新加坡经济建设的伙伴。”
(二) 吴福源昙花一现
吴福源是民主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他在党获得注册后，就成为蒂凡那的得力助手，出任党副秘书长。当蒂凡那的辞职于1967年7月29日被中委会接纳后，吴福源受委为代秘书长，并于1968年3月17日被党大会选为党秘书长。因此他是民主行动党的第二任秘书长。
在其掌权期间，行动党也在同日发表党的《出师表》，即《文良港宣言》，它基本上延续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精神，而反对一个种族支配权。循着这一路线，吴福源带领民主行动党参加了1969年的大选。由于是行动党初试啼声，加上在这之前的补选中，出现反对党各自上阵分散选票而败阵的教训，行动党与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在议席分配上取得合作，形势变成反对党单挑联盟。
这一年的大选出现反风，反对党也就取得了较好的战果。例如民主行动党角逐24个国席，赢了13个；角逐57个州议席，则赢了31席，可谓“旗开得胜”。无形中提高了吴福源在党内的声望。
正当吴福源踌躇满志的时候，突然爆发了“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陷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被终止，实行半军管 。换句话说，所有的中选议员暂不能宣誓就职，只能够在1970年2月国会重开后，才又恢复民主体制。
在这期间内，吴福源犯了两个被民主行动党认为“不可宽恕”的错误。
其一，在“513”事件发生后（1969年5月13日），林吉祥不理会将面对被逮捕的命运，在69年5月18日由新转机抵达吉隆坡机场时被捕。
同年的6月25日，行动党派吴福源前往伦敦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大会，争取释放林吉祥。前前后后他在外国逗留二个月之久。当吴福源准备取道新加坡返马之前，他被告知，如果他回来履行秘书长职务的话，他将会被逮捕。因为有林吉祥被捕于前，吴福源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他拒绝回到马来西亚。
在这个时候，民主行动党的数位领袖专程到新加坡劝吴福源回大马，以下是摘自民主行动党的一项记录（见民主行动党15周年纪念特刊，1981年）：
“令我们极度震惊和遗憾的是，吴福源表示他害怕回到大马任秘书长一职的话，必定会被当局扣留，他不准备身陷囹圄。”
“吴福源满眶热泪地说，我不是另一个林吉祥，我不能成为一个英勇斗士”，“我们告诉他一旦辞去秘书长职，他将很难重返行动党任秘书长，因为人民会对他失去信心。他竟答称，过一些时候，他们将会淡忘一切。”
同年10月1日，吴福源从香港致函给党主席（曾敏兴），提出辞秘书长职，中委会接受，另选林吉祥为新秘书长。
后来，出狱后的林吉祥要求让吴福源重返行动党，但吴福源要求担任党主席，党未予接受。最后是同意让吴福源担任副主席（1971年2月）。此时的吴福源已大权旁落。
其二，是约在1971年期间，吴福源被发现与马华公会暗中密谈，事件后来被揭开是这样的：1971年3月的时候（马华正展开轰轰烈烈的华人大团结运动），马华的领袖私下与吴福源接头，商谈两党如何团结事宜。马华公会的立场是解散民主行动党，党员个别加入马华公会；行动党则认为行动党加入联盟或政府，成为联合政府一员，结果无紶达成协议。但此密谈在7月的时候曝光，双方再也无法掩盖，于是有了一场口水战。介入这场笔战的，马华公会计有陈修信，甘文华（时任马华总秘书），李三春及李裕隆；行动党方面林吉祥、曾敏兴、吴福源及何文翰。
甘文华有针对此事件发表下列的声明：
陈修信曾向林吉祥表明，应解散行动党，以个人身份加入马华公会，同时要公开发表宣言，接受马华和联盟的目标与政策，但有关的建议必须取得联盟领袖敦拉萨及马华中委会的批准。
甘文华又说，陈修信当时是答复吴福源提出的三个条件：j一名内定行动党领袖担任马华署理会长；k必要保证三名行动党国会议员担任部长及l必须保证两名至三名行动党国会议员出任副部长。
林吉祥驳斥这一说法，他说会谈是马华通过中间人安排的，是马华提出要行动党解散而争取在马华担任要职和出任部长，不是吴福源所提出的。他补充说，任何思想正确的人都看得出，解散民主行动党参加马华的思想是多么地可笑荒谬的。行动党绝不会解散参加马华或任何种族的政党。（见谢诗坚《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1984年。）
这一场论战结果是不了了之，但却在后来导致行动党国会议员何文翰跳槽马华，且在之后曾出任中央部长，这对行动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而吴福源的行动，也被认为背着党“做坏事”。在1972年6月18日的中委会议上，决定开除吴福源党籍，罪名是公开与党的既定政策对抗，又暗中和马华领袖密谈。
行动党的文件记录中这样说：“吴福源在当时至少三次和马华私下会谈，但是直到今天，党还不知道吴福源和马华领袖在这三次的密谈中所发生的事，事后马华领袖述说的会谈经过，竟和吴福源所说的有所冲突。吴福源竟不能解释很多疑点，这不但说明未得党的同意，曾私下商讨有关党解散的事，而且可能使党牵累很多其它的事。（见《行动党15周年特刊》）。
这话说得有其依据，因为当时行动党的13名国会议员中，已有4名叛党。而在州议员中，第一个叛党的是霹雳州议员杨荣才。
当吴福源从顶峰跌下谷低时，他并不甘心从此退出政坛。因而在1972年之后加盟民政党，这段插曲说来离奇。
民政的林苍佑左边收吴福源，右边收林敬益。前者是一个人，后者是一批人，如果吴福源当年是一批人过档民政，而又在1974年大选胜出的话，可能今日的民政党是吴福源居有利地位而不是林敬益。可惜吴福源在1974年在民政旗下参加大选，回孟沙原区，以千余票失手，徒呼无奈，从此退出政坛，做他的绘测师去了。反之林敬益则脱颖而出，崛起成为民政的老二。
政治的微妙，真叫人摸不透。但如果按照行动党对吴福源的批判是无误的话，则吴福源的失败也由于他个人的优柔寡断所致。
(三) 林吉祥独领风骚
林吉祥（1941- ）是民主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在这之前，他是新加坡海峡时报的记者，加入政治后，几乎成为一名政治工作者。他的处女战是在1969年1月参加雪州的沙登州议席补选。这一仗林吉祥马失前蹄，得票5928张，联盟6535张，多数票607张。而民政党候选人得票1330张。如果反对党合作，林吉祥必然是首仗告捷。就是因为这样，行动党才认为反对党合作的重要性，也就有了1969年反对党在选区上默契的举动。
虽然林吉祥未能旗开得胜，但他在党内迅速崛起，在担任组织秘书的同时，他也是蒂凡那的得力助手。他在1968年在《火箭报》发表的一篇论述可以作为他的政治方向的起点。这篇文章题目为《槟城及北马骚乱的教训》，是针对劳工党为抗议旧币贬值而展开的大罢市行动，后来又发生种族冲突。因此林吉祥左右开弓，既批判劳工党未顾及可能引发的种族冲突，甚至准备让事件蔓延以遂目的，也批判联盟政府采取种族政策，未正本清源问题的症结。
继之，使林吉祥名声大噪的是一场“文化大辩论”。此事件发生在1968年11月24日。事因民政党全国中委赛纳吉博士（也即是民政党全国主席赛胡申阿招达斯教授的胞弟）在同年10月26日在芙蓉的一个群众大会上说，他不了解“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含意。他认为马来西亚的文学只能用马来文来写，而马来西亚的文学必须包括印度尼西亚文学。
林吉祥形容赛纳吉所描述的文化政策是“印度尼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政策。双方于是同意来一场文化大辩论。
这场辩论在吉隆坡玛拉讲堂举行。由人民进步党主席辛尼华沙甘主持，行动党的队伍是林吉祥、吴福源、尔乃斯及KS达斯；民政党是赛纳吉、陈志勤、林苍佑及J.B.彼得医生。由上午10AM一直辩论到下午4.30PM。
在舆论上，尤其是在华印人社会，林吉祥的多元文化政策占上风。他说，如果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之国家，则马来西亚文学不应只用一种语文来写作。
可以想见，当时民政党的非巫裔领袖是碍于赛纳吉的面子才出现会场陪太子读书。但他的言论也不代表民政党的立场。虽然辩论会不了了之，却因此让林吉祥扬名于华人社会。而赛纳吉过后也未积极参政，转回学术界发展。
林吉祥真正崛起是在1969年大选后，他不但中选国会议员，而且也勇于面对逮捕，毅然回国。结果直到1970年10月1日才被无条件释放。在这期间，他在狱中被选为行动党第三任秘书长。释放之后声望如日中天，到处演讲又到处建立起党威。
我们现在不妨分阶段和以事件来剖释林吉祥的政治历程。因为他是在任最久的秘书长，也是具争议性的一位全职政治工作者。在官职方面（指担任议员），林吉祥担任过下列选区的国会议员：
1969-1978—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
1978-1982—八打灵国会议员
1982-1986—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
1986-1999—丹绒区国会议员
1999年转移至升旗山选区，以百余票饮恨，输给民政的谢宽泰，首次失国会议员资格。
2004年—怡保东区国会议员。林吉祥东山再起，重任国会反对党领袖。
由此看来，只在1999到2004年林吉祥无官职外，他一直是不同选区的国会议员。
他也曾担任下列选区的州议员：
1974-1982—马六甲姑务区州议员；
1982转移州选区，败给马华公会的颜文龙；
1986-1990—槟城甘榜哥南州议员，
1990-1995—槟城巴当哥打州议员。
1990年这一仗是林吉祥背水一战，直接对垒槟州首席部长林苍佑，结果以700多票胜出，但未能执政槟州，共夺得14席，国阵则拥有19席。许子根在这一年荣任槟州首席部长。
1995年和1999年的大选，林吉祥也参加州选，先是对垒许子根，后是对垒丁福南，都告锻羽而归。因此他未参加2004年的州选。换句话说，林吉祥在州选并不是事事顺心，而是一波三折，他的首席部长的美梦也在1995年选举中破碎。
在党职方面，林吉祥从1969年起一直担任党秘书长直到1999年，长达30年，是在位最久的秘书长（当然他无法打破李光耀的记录，李光耀从1954年起一直担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直到1990年卸职，共36年。）
他在1999年后转任党主席，秘书长由郭金福接任。但持平而论，郭金福在才智和组织上没有超越其政治师父林吉祥。因此基本上还是属于林吉祥统领行动党的年代，郭金福只能成为过渡时期的领袖，威望赶不上林吉祥。
在党的斗争方面，林吉祥的强势领导也往往被对手形容为独断人物。但在那个斗争的年代，取代林吉祥又谈何容易。
随手拈来，就有几件大事突出了党争对行动党元气的磨损。
第一件事是“513”事件后，先是何文翰的“叛党”，后是吴福源的“叛党”，使林吉祥大呼无奈。不过他们的离去并未影响林吉祥在党内的声望，更是得心应手大展拳脚。
第二件事是发生在1978年大选前，行动党槟州主席叶锦源及其支持者不满林吉祥“引进”卡巴星（原是吉打州议员，1978年移师槟州），双方撕破脸皮，导致中央接管槟州，起用一批新人加旧人重新上路。叶锦源则另立社会主义民主党参与大选，但不敌全军覆没。就这样卡巴星走进槟州政坛。
第三件事也是在1978年大选前，林吉祥的副秘书长范俊登突然发难，公开表明退出民主行动党，以抗议民主行动党在国际社会主义论坛上偏袒新加坡，并为新加坡的内安法令辩护，而在马来西亚则持反对立场，形容此为双重标准。
林吉祥为此也发表文告反驳。他说：“民主行动党对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内部安全法令所作的谴责是没有彼此之分的，范俊登肆意曲解我在东京的谈话说我曾为人民行动党的重入国际社会主义而辩护。”（见林吉祥《马来西亚的计时炸弹》）
范俊登是行动党内的另一颗政治明星。他在1969年中选国会议员后，就以出位的角色担任《火箭报》的主编，而且言论激进，成为林吉祥之外的另一位政治红人。
虽然面对文字煽动官司，他在1974年的大选则单挑人民进步党主席SP辛尼华沙甘（此时进步党已加入国阵，使用国阵旗帜竞选）而大胜，结束了进步党在霹雳州的“一方霸主”的地位。这无形中为范俊登取得了一定份量的政治筹码，分分钟都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林吉祥。
但他的政运并不是那么好，煽动官司又纒绕着他。（1975年他的罪名成立，几乎要进行一场国席补选，最后又被高院阻止，认为应让范氏尽可能寻求法律途径上诉以洗脱罪名，因此补选取消，范氏的议员资格也没有取消。
可是，对范俊登来说，他已对选举产生冷感，因而在1975年离开马来西亚到伦敦，也不再参加1978年的选举。范俊登的事件无疑给林吉祥投下一颗炸弹，他除了发文告澄清外，也似乎是爱莫能助。所幸范俊登的杀伤力并未太大影响选民对行动党的支持。因此行动党在1978年的选举成绩比1974年来得好。例如1974年国席9个，州席23个，但1978年国席增至16个（马华17席），州议席增至25个。算是有所进步。（范俊登在90年代又重回行动党，再角逐霹雳州议席，不幸失败。名声也随之下降，而后不再过问政事。）
我今天仍不明白，为何1978年的选举会引起学者及报人的关注和兴趣，出版专书专门评析1978年的选举。
就我所知，计有《MALAYSIAN POLITICS & THE 1978 ELECTION》（马来西亚政治与1978年大选），《78年大选内幕》及《看78年大选的马华成败史》。
这一届的大选，在国阵的特色是开除回教党后的必然考验，结果国阵首次攻下吉兰丹州。反对党无从合作，行动党自行上路，社会正义党及社会主义民主党大败。
第三件事也是意想不到的，林吉祥意心栽培的徒弟陈德泉（1978年让出马六甲国席予陈君），在1980年起事。起因于1980年槟州彭加兰哥打区的补选。槟城一派支持派吴林炎角逐，林吉祥情钟张德发。新雀张德发不敌马华老将林建寿，种下分裂祸根。以陈德泉为首的一派，包括吴林炎（州秘书）、陈毓书（州议员）及萧汉钦（国州议员）向林吉祥在槟城的另一爱将彼德达逊（已逝世）发难，最终是分道扬鏣，行动党再一次分裂。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行动党的州议员黄炎光过档民政党，陈德泉等人则加入马华公会。这是林吉祥心头之恨，引致1987年林吉祥回头再战马六甲市，拿下马华候选人陈德泉。
第四件事是在1982年大选前，与林吉祥打天下的李霖泰（国州议员）突然宣布退隐政坛，没有提供任何理由，林吉祥也禁若寒蝉。两人的仳离，再加上1982年范俊登用社会主义民主党的旗帜参选，都是林吉祥极不愿意看到，又不能不接受的事实。
第五件事是霹雳州行动党主席林子鹤在80年代后也退出政治，本是行动党的大本营的霹雳州也出现了党内危机与矛盾。
第六件事是行动党以外的料想不到的突变。马华总会长李三春决定移师芙蓉国席（1982年）（这是行动党的强区，由党主席曾敏兴坐镇）。马华指林吉祥未敢应战，行动党则认为党主席对党主席之战是对等的。
李三春的破釜沈舟一方面是要向巫统新领袖马哈迪展示，马华老大在华人占多数的选区是经得起考验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意义是要换取马华在槟州的州议席与民政平分秋色（8对8），且以赢得席位的多寡来决定首席部长的人选。这一役林建寿是输了，与首席部长绝缘；李三春赢了，林吉祥无话可说。
但令人想不透的是1983年李三春走了，留下芙蓉国席补选，曾敏兴又再赢回。
从以上六件事来看，林吉祥当红的时代出现了不少的党内挑战者。人才和精英一个个离他而去。这种内斗与失和也消耗行动党的元气，每每要坐大又后院起火。异议者于是把矛头指向林吉祥，说他把行动党变林吉祥党，林吉祥与行动党是同一个词。反对党也因此拿来大作文章。
持平而论，行动党是靠林吉祥的威力而使到火箭标志闪闪发亮；反过来林吉祥也是因为牢控行动党，才不致因内斗和退党事件而倒下来。
(四) 林吉祥的丹绒三役
在痛定思痛后，林吉祥决定改弦易辙。他不再拘泥于杀退叛党的人，而是把目标转移，瞄向槟州，因为他认定槟州将会是行动党再造辉煌的州属，既然民政党能拿下槟州，为什么行动党不能呢？
丹绒一役就在林吉祥率领大军下压境槟州，其来势之凶猛，足以使国阵打住十二分精神抵御。1986年大选显示了林吉祥插足槟州的雄心，更是准备切断许子根通往国会之路。
战情之紧张，可谓烟硝迷漫，开票当晚可真遂了林吉祥心愿。他在丹绒插旗成动，并带领十条大汉闯进槟州议会，给反对党增添了力量。不过反对党只是行动党的天下，其它反对党也只好靠边站，有了丹绒一役的壮胆，林吉祥放胆再博丹绒二役。这是1990年的选情。此刻的林吉祥意气风发，竟单挑民政元老林苍佑的选区。准备出击成功后，荣登首席部长宝座。这一役他是靠着46精神党的配合，希望46党能拿下一些马来选区，再配搭行动党的阵容，就实现美梦了。
选民，尤其是华裔选民，确实给了行动党最大的支持，竟再接再厉拿下14个州议席，只差3席即可上台执政，无奈46党全不济事，在槟州翻船，一个席位也拿不到。和国阵取得的19个席位相比，林吉祥只能和首席部长职擦肩而过。
这就是说，林吉祥打败了首席部长林苍佑，但首席部长不是他，而是他的宿怨许子根转过身来成了槟州政坛新盟主。
不甘失落的林吉祥，又再厉兵秣马，准备用丹绒三役使到行动党真正翻身。因此在1995年的大选，林吉祥又再上演王者之战，这一回是对垒许子根。两雄再度短兵相接，任何一方都只许胜不许败。
不过林吉祥没有算到的是这一役行动党也有致命伤：j46精神党已易名46为马来人党，对选举提不起激情，只是充充场面。不再是行动党的支柱；k在1990年中选州议员的行动党干部，不是个个都勤于为民服务。有人中选后不见踪影，有人认为民生问题归政府和市议会管，州议员不必理会，更有人被选民讥讽为“睡觉议员”。凡此种种，都给行动党带来负面的影响及l最为重要的是，1990年行动党 有与46精神党结盟，至少是多元种族的组合，但1995年大选，是行动党自行上路，选民就必须衡量它能否单独执政，若是没有马来人的支持，结局又是如何的呢？他们已经不能再像1990年的大选，让行动党试一试了。
当晚的开票，也叫许多人大跌眼镜，行动党兵败如山倒，连林吉祥也败了（但胜了丹绒国席），只剩下一名孤零零的州议员。是林吉祥把行动党推向高峰，也是林吉祥把行动党的半璧江山送回给了国阵。政局的残酷，肯定叫林吉祥看儍了眼。丹绒三役的失败，也标志着行动党以失败告终。
到了1999年的大选林吉祥打出了没有标明“丹绒四役”的丹绒四役，这一回他再调兵遣将，转移到升旗山国席和植物园州议席，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林吉祥双双跌马，连卡巴星也在日落洞上演滑铁卢。安华效应（因人在监狱）并没有在华社发挥作用，林吉祥也只能认命了，只好在政治的旷野游荡5年。这是林吉祥第一次尝到没有做议员的“痛苦与失落”。经此一役，他也卸下秘书长职，转任党主席。
这种难受的滋味到了2004年的大选后才告消失。他在怡保重新站立起来，又再重任反对党领袖，恢复他本来享有的荣誉。在这之时，他也从党职上退了下去，只出任政策及策略委员会主席，不再理党务了。
综观林吉祥大半生，他的“政治戎马生涯”显然是与生俱来的。行动党造就了他，他也曾经擦亮火箭的标志，又曾使火箭不再发亮，功过只能交给后人评说。
如果写行动党的历史，去掉了林吉祥，也就残缺不全了。如果写林吉祥历史，去掉了行动党，更是无从写起。他的生命已和行动党交织在一道。
(五) 林冠英子承父业
“父亲未走完的道路，儿子代他走了”。这就是今日林冠英的写照。
出生于1960年的林冠英，正是步入英姿焕发的年代，但他也是历尽沧桑，才登上今日的高位。也是受英文教育的他，在1983年毕业自澳洲莫纳斯大学，是名合格的会计师。他的中文是后来自我磨练而成的，也许其华文程度并不亚于其针亲。
1986年他开始走上第一步。这一年的大选，其父亲林吉祥把马六甲国席让给他守成，自身转战槟城。林冠英不辱使命，以1万7千余张多数票大胜。
一年之后，他被内安法令扣捕，而其父亲也在同一天第二度被扣留。双双在监狱渡过一年半的失去自由的生涯后。于1989年获得释放。两父子又再回到如同昔日的斗志昂仰，他们依然在政坛春风得意。挟着林吉祥个人声望达到顶点。行动党在1990年时准备拿下槟州执政权，结果功败垂成。但林冠英并未参与，他依然坚守马六甲市区国会，又再以万余张多数票轻易过关。他显然已继承林吉祥的衣钵，获得马六甲市民的认同。
也许是老子大权在握，林冠英在党内始终未居重要职位，也只有到了1995年才成为数位副秘书长之一。
不知道是命中注定或时运不济，在1995年大选后又再蝉联马六甲市国会议员后，林冠英跌进法网，为一位少女仗义执言，却把自己送进监牢。（由1998年8月25日开始，直到一年半刑期满为止）。这痛苦的挫折，比起1987年在茅草行动中被内安法令扣捕更是不堪回首。
伴随着判刑坐牢，林冠英也失去国会议员享有的一切，且在5年内（释放日算起）不得参政。因此在1999年的大选，他失之交臂；在2004年的大选，他同样日期未到而不能参选。他由高位跌了下来，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倒教他刻骨铭心于一生。
2004年大选后，原行动党秘书长郭金福因在甲市区国席马失前蹄，辞卸秘书长一职，林冠英顺序而上。这个时候林吉祥也不方便继任主席，以免瓜田李下，被指“父子统党”，退下担任不起眼的党内一个小组的主席，改由卡巴星出任主席。从那一刻开始，林冠英时代降临了。
在这三年来，林冠英依然无法解决的是党内的人事纷争。虽未演变成大件事，但也是够他操心和烦心了。或者让这位新秘书长耿耿于怀的是：森美兰是行动党插第一支旗的地方，也曾拥有过数个国州议席，如今则有衰退之势。林冠英如何挽狂澜于既倒，则需要重新整顿党务。
严格来说，林冠英接手的行动党依然保持40年以跌岩起伏的记录。从有突破到没突破。他又怎样的寻求新的突破呢？这里有两个大动作是值得注意的：
其一在2005年时，行动党对党章进行修改，不再强调社会主义，而是突显社会正义与公正合理。这种顺应潮流的改变，也足以使人看到行动党改革的一面。
再者，他提出的新口号“大马人优先”。从字面上找不到其深刻的意义，也有些不够清晰。但林冠英解释是从“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演化而来。这样的解释还是不够明白的。因为“大马人优先”与“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唯一可勉强理解的是什么事都应以“马来西亚人为先”，而不是以种族之化分来分先后。
但不论怎样的理解，口号必须是浅白和易通的，不需再作解释，也不需要推测其含意。这不是创作文学或文字游戏，而是政治斗争的口号，要一目了然，要一望知义。比如我们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又比如旧口号“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一下子就入脑而明白斗争的目标和方向。
我到今天还是认为“马来西亚人优先”是不成句和不够明亮的口号，不入人心，也未触及党的核心。再问下去：优先什么？就不知道林冠英还有没有更适当的词句打动人心？比如“立国根基，全民平等”或其它相似原来意义的也无不可。
虽然说林冠英任期内党内有发生小磨擦和矛盾，但另一方面他引入一些青年精英和新血倒是值得激赏的。这些学有专长的人若能适当的得到发挥，行动党的形象就可以再次提升，党的年轻化要从吸引年青人开始。
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因为长年居于反对党的地位，本来民间的资源（包括社团和讲江湖意义）是执政和反对党共享，可是发展到今天，反对党已居于下风，这也是行动党要检讨的。
我们不怀疑林冠英有一颗挚诚的心要改革党和催生新一代人加入他的斗争行列，但这些必须要有策略和方法来开展。过去行动党有不少分支部，今天要重整旗鼓，就得从每个选区开始，党是团队的工作，不是靠个人来挑动的。
其二，林冠英已放话，要在一至二届夺取槟州政权。这种愿景是强化党的一种手段，也是它拥有的权利。但要如何达致，就不得不费神思量了。
林吉祥失败的教训必须要成为行动党的第一课。也只有深刻的检讨才能得出一个可以尝试的方案，至于成败，要看选民的取向。这就是当今林冠英最大的挑战。他要证明的不是他是林吉祥的儿子，而是他是青出于蓝的林冠英。我们且拭目以待。
为什么会有民主行动党？它又是何人所创办的？要回答这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朔本追源寻根。原来它是衍生自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PAP）。不论从党名或党徽（人民行动党是圆圈中有个闪电；民主行动党是圆圈中有支火箭）来看，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父子关系。
先说成立于1954年的人民行动党，它的重要的创党人是李光耀，从那年开始一直到1990年，他都是这个党的灵魂人物（秘书长）。它所标榜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在早期是与左派运动连在一起的，因而在1959年在新加坡赢得选举而上台执政。李光耀成为这个自治邦的首任总理。所谓自治邦是指尚未获得独立，大权仍在英国殖民地手里。
原本新加坡是和马来亚两位一体的。但在1948年马来亚推行“马来亚联合邦政制”后，新加坡被分割开来。虽然如此，早期的李光耀和左派运动认定新加坡是马来亚的一部份。因此从不放弃寻求马新的合并，或马新成为一体。当1961年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时，新加坡仍是英殖民控制的自治邦）在新加坡提出马来西亚概念时，李光耀因势利导支持成立马来西亚联邦。他认为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不仅是生存的途径，而且也因此成为独立国的一部份。
结果李光耀与人民行动党内的左派闹翻，前者坚持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后者坚持加入马来亚联合邦，也提出不同的合并概念，于是人民行动党分裂，以林清祥为首的另立社阵（社会主义阵线）。两派的激烈斗争以李光耀占上风。
当新加坡在1963年9月16日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时，它已转成为独立国家的一部份，但新加坡仍保有劳工教育自主权，李光耀则是这个州的总理（不称首席部长，显示新加坡的地位比较特殊）。
1964年李光耀率人民行动党参加马来西亜（确切地说是马来亚）的国会大选，推出9名国会候选人投石问路。这一下子，李光耀在马来亚的政坛（尤其是城市华人社会）掀起巨浪，所到之处，万人空巷（指群众大会）。这就是行动党插足马来亚政坛的第一支旗。它不仅与马华公会针锋相对，也与马来亚的社阵势不两立，它企图建立第三势力，最终能取代马华公会的地位，直接与巫统合作。
李光耀提出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口号震撼整个政坛。选举结果，虽然人民行动党只有一人中选国会议员，他就是在孟沙区胜出的蒂凡那，但马来西亚的政治仍然暗流汹涌，并导致李光耀与东姑的政见相左而关系恶化。最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1965年8月9日）。
当新加坡离开马来西亚后，在马来西亚的“人民行动党”一下子成为外国的政党，因此已不能再用这个政党进行政治活动。身为行动党唯一的国会议员蒂凡那只好另起炉灶，率领行动党党员另外注册新的政党，但它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以致这个党的筹委会主席曾敏兴在1965年12月参加森美兰拉坑州议席补选时，只能以独立人士身份角逐（标志梅花），结果胜出。
这意味着，当民主行动党正式成立时它只拥有一国一州的议席，尚不能形成大气候。但它背后的影子（人民行动党）及继承李光耀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念却成为两个支柱强化了民主行动党的生存和发展的“政治资本”。凭着这一耦断丝连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民主行动党在马来西亚政坛取得一席的地位。这个时期的民主行动党。我们称之为蒂凡那时代。
蒂凡那开创新局面
蒂凡那（C.V.Devan Nair）（1923-2005）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也是一位悲剧人物。
出生于马六甲的蒂凡那，在10岁那年，全家搬到新加坡。1940年在新加坡的维多利亚中学毕业。虽然没有进入大学，但蒂凡那的英文造诣之高是公认的。这可从他在国会的演词及他所发表的文告和文章中窥见。
约在1948年紧急状态实施前后，蒂凡那参加了反英同盟（Anti British League），林清祥也是其中一个成员。这个组织被认为是亲共的。
李光耀这样说﹕“抗英同盟跟马共的关系就好像是义勇军与正规军的关系一样。我认识了蒂凡那，一位我所认识的最坚决的抗英同盟的盟员。”（李光耀《争取合并的斗争》，1961年）
1954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立时，蒂凡那是其中一名发起人。
不过，李光耀对蒂凡那还是不放心的。当1955年新加坡举行自治的选举时，行动党共派5名候选人角逐，其中包括李光耀、林清祥及蒂凡那。但后来只蒂凡那失败，其余4人（包括1人用独立人士参选）都中选。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这样说﹕“蒂凡那角逐花拉公园区（不是我的选择，是对亲共份子的让步）。”“蒂凡那输了，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因为没有蒂凡那的话，林清祥在纯粹说英语的立法议院里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林清祥英语说得不流利，原来可以靠蒂凡那帮他，现在只好靠我了。”
1956年，新加坡陷入动乱（学联和工运群起反对政府），林有福（时任首席部长）下令逮捕219人，包括林清祥、方水双及蒂凡那等人。
在监狱内，共有8名行动党的左翼份子成为李光耀造访的目标，因他是他们的律师。这些人是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兀哈尔、普都遮里、陈从今（曾一度短暂任行动党主席）、陈世仁及曾超卓。
在这期间，李光耀说﹕“经过了长期跟马共相处，蒂凡那自己得出了结论，就是马共领导不足以适应马来亚革命的需求。”（李光耀《争取合并的斗争》）
就这样当蒂凡那在1959年（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大胜上台执政，释放8个著名左翼领袖）离开监狱后，他就加入李光耀的斗争，而疏远了林清祥。在1961年时，李光耀说﹕“蒂凡那现在是在我们这一边。”
由于蒂凡那支持李光耀，他在1963年才又回到人民行动党当中委。在新加坡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后，蒂凡那已成为李光耀身边的人，因而在1964年4月在马来西亚举行的国会大选时，行动党派了一支队伍，由蒂凡那打头阵，共9人角逐国会，其理由是要证明行动党比马华公会或社阵来得更好。这种左右开弓的战略也因为李光耀亲自到各地主持群众大会而刮起一阵旋风。它留下的影响也导致行动党与巫统关系紧张，最后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作一了结，剩下蒂凡那在马来西亚孤军作战。他也就成了新注册的“民主行动党”的首任秘书长。党主席是曾敏兴，其它重要的成员有吴福源、林吉祥、陈国杰等人。很快的这个党挟着曾敏兴在补选的胜利，在各大城市成立支部。
1967年7月25日，蒂凡那令人意料之外地宣布辞卸党秘书长职，而党也选了副秘书长代其职务。不过蒂凡那继续担任国会议员，但已表明不会再参加来届的马来西亚国会选举。他在辞职信中这样说：“我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领袖的密切个人友谊联系已经成为及将会被联盟政治人物利用来混淆一些马来西亚人，使他们相信民主行动党是一个受新加坡控制的政党。”
蒂凡那此举是要表明 “民主行动党”与“人民行动党”不再有任何政治上的联系，而他的担任高职，总是让人将两者连串在一起。多少会使人民行动党有些“尴尬”。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的：“1969年，蒂凡那在我的敦促下回到新加坡，再次挑起领导职总的大梁。”“我需要他在新加坡担当维持工业和平并说服工友提高生产力和工作效率的重任。从1970年开始，他领导职总，直到1981年国会推选他为新加坡总统为止。”
在蒂凡那转换身份之后，意味着民主行动党必须要离开新加坡这棵大树而自力更生了。虽然他在马来西亚从政的历史并不长，而且经常在国会内为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的争议进行辩护，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催生了民主行动党，也曾经一度作为民主行动党和人民行动党的桥梁。他对民主行动党确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对他个人而言，却是以悲剧收场。事缘在1981年李光耀通过国会把他送上总统宝座。虽然无实权，但这是他个人从政以来的最高荣誉。对民主行动党来说，也是精神上的荣誉，因为它的创党人蒂凡那当上了新加坡共和国的总统。
可是到了1985年，李光耀发现蒂凡那酗酒后举止异常，在专家诊断后，劝他辞职。（见李光耀回忆录）。
离职后的蒂凡那后来（1987年）在《远东经济评论》撰文否认他是一个酗酒者。导致李光耀提出诉讼。
1999年，蒂凡那在加拿大接受一家报纸访问时，又再指医生对他诊断错误，也对李光耀有所指责，于是又是一场官司。
他们俩人的恩怨也因蒂凡那于2005年逝世而划上句号。（蒂凡那于1995年移居加拿大安大略省）
虽然如此，李光耀在回忆录中也不忘赞扬蒂凡那对新加坡的建国历程中功不可没。“60年代共产党人抨击行动党，他挺身为我们辩护；也是他倡导现代化的劳工运动，使职总成为举足轻重的新加坡经济建设的伙伴。”
(二) 吴福源昙花一现
吴福源是民主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他在党获得注册后，就成为蒂凡那的得力助手，出任党副秘书长。当蒂凡那的辞职于1967年7月29日被中委会接纳后，吴福源受委为代秘书长，并于1968年3月17日被党大会选为党秘书长。因此他是民主行动党的第二任秘书长。
在其掌权期间，行动党也在同日发表党的《出师表》，即《文良港宣言》，它基本上延续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精神，而反对一个种族支配权。循着这一路线，吴福源带领民主行动党参加了1969年的大选。由于是行动党初试啼声，加上在这之前的补选中，出现反对党各自上阵分散选票而败阵的教训，行动党与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在议席分配上取得合作，形势变成反对党单挑联盟。
这一年的大选出现反风，反对党也就取得了较好的战果。例如民主行动党角逐24个国席，赢了13个；角逐57个州议席，则赢了31席，可谓“旗开得胜”。无形中提高了吴福源在党内的声望。
正当吴福源踌躇满志的时候，突然爆发了“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陷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被终止，实行半军管 。换句话说，所有的中选议员暂不能宣誓就职，只能够在1970年2月国会重开后，才又恢复民主体制。
在这期间内，吴福源犯了两个被民主行动党认为“不可宽恕”的错误。
其一，在“513”事件发生后（1969年5月13日），林吉祥不理会将面对被逮捕的命运，在69年5月18日由新转机抵达吉隆坡机场时被捕。
同年的6月25日，行动党派吴福源前往伦敦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大会，争取释放林吉祥。前前后后他在外国逗留二个月之久。当吴福源准备取道新加坡返马之前，他被告知，如果他回来履行秘书长职务的话，他将会被逮捕。因为有林吉祥被捕于前，吴福源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他拒绝回到马来西亚。
在这个时候，民主行动党的数位领袖专程到新加坡劝吴福源回大马，以下是摘自民主行动党的一项记录（见民主行动党15周年纪念特刊，1981年）：
“令我们极度震惊和遗憾的是，吴福源表示他害怕回到大马任秘书长一职的话，必定会被当局扣留，他不准备身陷囹圄。”
“吴福源满眶热泪地说，我不是另一个林吉祥，我不能成为一个英勇斗士”，“我们告诉他一旦辞去秘书长职，他将很难重返行动党任秘书长，因为人民会对他失去信心。他竟答称，过一些时候，他们将会淡忘一切。”
同年10月1日，吴福源从香港致函给党主席（曾敏兴），提出辞秘书长职，中委会接受，另选林吉祥为新秘书长。
后来，出狱后的林吉祥要求让吴福源重返行动党，但吴福源要求担任党主席，党未予接受。最后是同意让吴福源担任副主席（1971年2月）。此时的吴福源已大权旁落。
其二，是约在1971年期间，吴福源被发现与马华公会暗中密谈，事件后来被揭开是这样的：1971年3月的时候（马华正展开轰轰烈烈的华人大团结运动），马华的领袖私下与吴福源接头，商谈两党如何团结事宜。马华公会的立场是解散民主行动党，党员个别加入马华公会；行动党则认为行动党加入联盟或政府，成为联合政府一员，结果无紶达成协议。但此密谈在7月的时候曝光，双方再也无法掩盖，于是有了一场口水战。介入这场笔战的，马华公会计有陈修信，甘文华（时任马华总秘书），李三春及李裕隆；行动党方面林吉祥、曾敏兴、吴福源及何文翰。
甘文华有针对此事件发表下列的声明：
陈修信曾向林吉祥表明，应解散行动党，以个人身份加入马华公会，同时要公开发表宣言，接受马华和联盟的目标与政策，但有关的建议必须取得联盟领袖敦拉萨及马华中委会的批准。
甘文华又说，陈修信当时是答复吴福源提出的三个条件：j一名内定行动党领袖担任马华署理会长；k必要保证三名行动党国会议员担任部长及l必须保证两名至三名行动党国会议员出任副部长。
林吉祥驳斥这一说法，他说会谈是马华通过中间人安排的，是马华提出要行动党解散而争取在马华担任要职和出任部长，不是吴福源所提出的。他补充说，任何思想正确的人都看得出，解散民主行动党参加马华的思想是多么地可笑荒谬的。行动党绝不会解散参加马华或任何种族的政党。（见谢诗坚《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1984年。）
这一场论战结果是不了了之，但却在后来导致行动党国会议员何文翰跳槽马华，且在之后曾出任中央部长，这对行动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而吴福源的行动，也被认为背着党“做坏事”。在1972年6月18日的中委会议上，决定开除吴福源党籍，罪名是公开与党的既定政策对抗，又暗中和马华领袖密谈。
行动党的文件记录中这样说：“吴福源在当时至少三次和马华私下会谈，但是直到今天，党还不知道吴福源和马华领袖在这三次的密谈中所发生的事，事后马华领袖述说的会谈经过，竟和吴福源所说的有所冲突。吴福源竟不能解释很多疑点，这不但说明未得党的同意，曾私下商讨有关党解散的事，而且可能使党牵累很多其它的事。（见《行动党15周年特刊》）。
这话说得有其依据，因为当时行动党的13名国会议员中，已有4名叛党。而在州议员中，第一个叛党的是霹雳州议员杨荣才。
当吴福源从顶峰跌下谷低时，他并不甘心从此退出政坛。因而在1972年之后加盟民政党，这段插曲说来离奇。
民政的林苍佑左边收吴福源，右边收林敬益。前者是一个人，后者是一批人，如果吴福源当年是一批人过档民政，而又在1974年大选胜出的话，可能今日的民政党是吴福源居有利地位而不是林敬益。可惜吴福源在1974年在民政旗下参加大选，回孟沙原区，以千余票失手，徒呼无奈，从此退出政坛，做他的绘测师去了。反之林敬益则脱颖而出，崛起成为民政的老二。
政治的微妙，真叫人摸不透。但如果按照行动党对吴福源的批判是无误的话，则吴福源的失败也由于他个人的优柔寡断所致。
(三) 林吉祥独领风骚
林吉祥（1941- ）是民主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在这之前，他是新加坡海峡时报的记者，加入政治后，几乎成为一名政治工作者。他的处女战是在1969年1月参加雪州的沙登州议席补选。这一仗林吉祥马失前蹄，得票5928张，联盟6535张，多数票607张。而民政党候选人得票1330张。如果反对党合作，林吉祥必然是首仗告捷。就是因为这样，行动党才认为反对党合作的重要性，也就有了1969年反对党在选区上默契的举动。
虽然林吉祥未能旗开得胜，但他在党内迅速崛起，在担任组织秘书的同时，他也是蒂凡那的得力助手。他在1968年在《火箭报》发表的一篇论述可以作为他的政治方向的起点。这篇文章题目为《槟城及北马骚乱的教训》，是针对劳工党为抗议旧币贬值而展开的大罢市行动，后来又发生种族冲突。因此林吉祥左右开弓，既批判劳工党未顾及可能引发的种族冲突，甚至准备让事件蔓延以遂目的，也批判联盟政府采取种族政策，未正本清源问题的症结。
继之，使林吉祥名声大噪的是一场“文化大辩论”。此事件发生在1968年11月24日。事因民政党全国中委赛纳吉博士（也即是民政党全国主席赛胡申阿招达斯教授的胞弟）在同年10月26日在芙蓉的一个群众大会上说，他不了解“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含意。他认为马来西亚的文学只能用马来文来写，而马来西亚的文学必须包括印度尼西亚文学。
林吉祥形容赛纳吉所描述的文化政策是“印度尼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政策。双方于是同意来一场文化大辩论。
这场辩论在吉隆坡玛拉讲堂举行。由人民进步党主席辛尼华沙甘主持，行动党的队伍是林吉祥、吴福源、尔乃斯及KS达斯；民政党是赛纳吉、陈志勤、林苍佑及J.B.彼得医生。由上午10AM一直辩论到下午4.30PM。
在舆论上，尤其是在华印人社会，林吉祥的多元文化政策占上风。他说，如果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之国家，则马来西亚文学不应只用一种语文来写作。
可以想见，当时民政党的非巫裔领袖是碍于赛纳吉的面子才出现会场陪太子读书。但他的言论也不代表民政党的立场。虽然辩论会不了了之，却因此让林吉祥扬名于华人社会。而赛纳吉过后也未积极参政，转回学术界发展。
林吉祥真正崛起是在1969年大选后，他不但中选国会议员，而且也勇于面对逮捕，毅然回国。结果直到1970年10月1日才被无条件释放。在这期间，他在狱中被选为行动党第三任秘书长。释放之后声望如日中天，到处演讲又到处建立起党威。
我们现在不妨分阶段和以事件来剖释林吉祥的政治历程。因为他是在任最久的秘书长，也是具争议性的一位全职政治工作者。在官职方面（指担任议员），林吉祥担任过下列选区的国会议员：
1969-1978—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
1978-1982—八打灵国会议员
1982-1986—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
1986-1999—丹绒区国会议员
1999年转移至升旗山选区，以百余票饮恨，输给民政的谢宽泰，首次失国会议员资格。
2004年—怡保东区国会议员。林吉祥东山再起，重任国会反对党领袖。
由此看来，只在1999到2004年林吉祥无官职外，他一直是不同选区的国会议员。
他也曾担任下列选区的州议员：
1974-1982—马六甲姑务区州议员；
1982转移州选区，败给马华公会的颜文龙；
1986-1990—槟城甘榜哥南州议员，
1990-1995—槟城巴当哥打州议员。
1990年这一仗是林吉祥背水一战，直接对垒槟州首席部长林苍佑，结果以700多票胜出，但未能执政槟州，共夺得14席，国阵则拥有19席。许子根在这一年荣任槟州首席部长。
1995年和1999年的大选，林吉祥也参加州选，先是对垒许子根，后是对垒丁福南，都告锻羽而归。因此他未参加2004年的州选。换句话说，林吉祥在州选并不是事事顺心，而是一波三折，他的首席部长的美梦也在1995年选举中破碎。
在党职方面，林吉祥从1969年起一直担任党秘书长直到1999年，长达30年，是在位最久的秘书长（当然他无法打破李光耀的记录，李光耀从1954年起一直担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直到1990年卸职，共36年。）
他在1999年后转任党主席，秘书长由郭金福接任。但持平而论，郭金福在才智和组织上没有超越其政治师父林吉祥。因此基本上还是属于林吉祥统领行动党的年代，郭金福只能成为过渡时期的领袖，威望赶不上林吉祥。
在党的斗争方面，林吉祥的强势领导也往往被对手形容为独断人物。但在那个斗争的年代，取代林吉祥又谈何容易。
随手拈来，就有几件大事突出了党争对行动党元气的磨损。
第一件事是“513”事件后，先是何文翰的“叛党”，后是吴福源的“叛党”，使林吉祥大呼无奈。不过他们的离去并未影响林吉祥在党内的声望，更是得心应手大展拳脚。
第二件事是发生在1978年大选前，行动党槟州主席叶锦源及其支持者不满林吉祥“引进”卡巴星（原是吉打州议员，1978年移师槟州），双方撕破脸皮，导致中央接管槟州，起用一批新人加旧人重新上路。叶锦源则另立社会主义民主党参与大选，但不敌全军覆没。就这样卡巴星走进槟州政坛。
第三件事也是在1978年大选前，林吉祥的副秘书长范俊登突然发难，公开表明退出民主行动党，以抗议民主行动党在国际社会主义论坛上偏袒新加坡，并为新加坡的内安法令辩护，而在马来西亚则持反对立场，形容此为双重标准。
林吉祥为此也发表文告反驳。他说：“民主行动党对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内部安全法令所作的谴责是没有彼此之分的，范俊登肆意曲解我在东京的谈话说我曾为人民行动党的重入国际社会主义而辩护。”（见林吉祥《马来西亚的计时炸弹》）
范俊登是行动党内的另一颗政治明星。他在1969年中选国会议员后，就以出位的角色担任《火箭报》的主编，而且言论激进，成为林吉祥之外的另一位政治红人。
虽然面对文字煽动官司，他在1974年的大选则单挑人民进步党主席SP辛尼华沙甘（此时进步党已加入国阵，使用国阵旗帜竞选）而大胜，结束了进步党在霹雳州的“一方霸主”的地位。这无形中为范俊登取得了一定份量的政治筹码，分分钟都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林吉祥。
但他的政运并不是那么好，煽动官司又纒绕着他。（1975年他的罪名成立，几乎要进行一场国席补选，最后又被高院阻止，认为应让范氏尽可能寻求法律途径上诉以洗脱罪名，因此补选取消，范氏的议员资格也没有取消。
可是，对范俊登来说，他已对选举产生冷感，因而在1975年离开马来西亚到伦敦，也不再参加1978年的选举。范俊登的事件无疑给林吉祥投下一颗炸弹，他除了发文告澄清外，也似乎是爱莫能助。所幸范俊登的杀伤力并未太大影响选民对行动党的支持。因此行动党在1978年的选举成绩比1974年来得好。例如1974年国席9个，州席23个，但1978年国席增至16个（马华17席），州议席增至25个。算是有所进步。（范俊登在90年代又重回行动党，再角逐霹雳州议席，不幸失败。名声也随之下降，而后不再过问政事。）
我今天仍不明白，为何1978年的选举会引起学者及报人的关注和兴趣，出版专书专门评析1978年的选举。
就我所知，计有《MALAYSIAN POLITICS & THE 1978 ELECTION》（马来西亚政治与1978年大选），《78年大选内幕》及《看78年大选的马华成败史》。
这一届的大选，在国阵的特色是开除回教党后的必然考验，结果国阵首次攻下吉兰丹州。反对党无从合作，行动党自行上路，社会正义党及社会主义民主党大败。
第三件事也是意想不到的，林吉祥意心栽培的徒弟陈德泉（1978年让出马六甲国席予陈君），在1980年起事。起因于1980年槟州彭加兰哥打区的补选。槟城一派支持派吴林炎角逐，林吉祥情钟张德发。新雀张德发不敌马华老将林建寿，种下分裂祸根。以陈德泉为首的一派，包括吴林炎（州秘书）、陈毓书（州议员）及萧汉钦（国州议员）向林吉祥在槟城的另一爱将彼德达逊（已逝世）发难，最终是分道扬鏣，行动党再一次分裂。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行动党的州议员黄炎光过档民政党，陈德泉等人则加入马华公会。这是林吉祥心头之恨，引致1987年林吉祥回头再战马六甲市，拿下马华候选人陈德泉。
第四件事是在1982年大选前，与林吉祥打天下的李霖泰（国州议员）突然宣布退隐政坛，没有提供任何理由，林吉祥也禁若寒蝉。两人的仳离，再加上1982年范俊登用社会主义民主党的旗帜参选，都是林吉祥极不愿意看到，又不能不接受的事实。
第五件事是霹雳州行动党主席林子鹤在80年代后也退出政治，本是行动党的大本营的霹雳州也出现了党内危机与矛盾。
第六件事是行动党以外的料想不到的突变。马华总会长李三春决定移师芙蓉国席（1982年）（这是行动党的强区，由党主席曾敏兴坐镇）。马华指林吉祥未敢应战，行动党则认为党主席对党主席之战是对等的。
李三春的破釜沈舟一方面是要向巫统新领袖马哈迪展示，马华老大在华人占多数的选区是经得起考验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意义是要换取马华在槟州的州议席与民政平分秋色（8对8），且以赢得席位的多寡来决定首席部长的人选。这一役林建寿是输了，与首席部长绝缘；李三春赢了，林吉祥无话可说。
但令人想不透的是1983年李三春走了，留下芙蓉国席补选，曾敏兴又再赢回。
从以上六件事来看，林吉祥当红的时代出现了不少的党内挑战者。人才和精英一个个离他而去。这种内斗与失和也消耗行动党的元气，每每要坐大又后院起火。异议者于是把矛头指向林吉祥，说他把行动党变林吉祥党，林吉祥与行动党是同一个词。反对党也因此拿来大作文章。
持平而论，行动党是靠林吉祥的威力而使到火箭标志闪闪发亮；反过来林吉祥也是因为牢控行动党，才不致因内斗和退党事件而倒下来。
(四) 林吉祥的丹绒三役
在痛定思痛后，林吉祥决定改弦易辙。他不再拘泥于杀退叛党的人，而是把目标转移，瞄向槟州，因为他认定槟州将会是行动党再造辉煌的州属，既然民政党能拿下槟州，为什么行动党不能呢？
丹绒一役就在林吉祥率领大军下压境槟州，其来势之凶猛，足以使国阵打住十二分精神抵御。1986年大选显示了林吉祥插足槟州的雄心，更是准备切断许子根通往国会之路。
战情之紧张，可谓烟硝迷漫，开票当晚可真遂了林吉祥心愿。他在丹绒插旗成动，并带领十条大汉闯进槟州议会，给反对党增添了力量。不过反对党只是行动党的天下，其它反对党也只好靠边站，有了丹绒一役的壮胆，林吉祥放胆再博丹绒二役。这是1990年的选情。此刻的林吉祥意气风发，竟单挑民政元老林苍佑的选区。准备出击成功后，荣登首席部长宝座。这一役他是靠着46精神党的配合，希望46党能拿下一些马来选区，再配搭行动党的阵容，就实现美梦了。
选民，尤其是华裔选民，确实给了行动党最大的支持，竟再接再厉拿下14个州议席，只差3席即可上台执政，无奈46党全不济事，在槟州翻船，一个席位也拿不到。和国阵取得的19个席位相比，林吉祥只能和首席部长职擦肩而过。
这就是说，林吉祥打败了首席部长林苍佑，但首席部长不是他，而是他的宿怨许子根转过身来成了槟州政坛新盟主。
不甘失落的林吉祥，又再厉兵秣马，准备用丹绒三役使到行动党真正翻身。因此在1995年的大选，林吉祥又再上演王者之战，这一回是对垒许子根。两雄再度短兵相接，任何一方都只许胜不许败。
不过林吉祥没有算到的是这一役行动党也有致命伤：j46精神党已易名46为马来人党，对选举提不起激情，只是充充场面。不再是行动党的支柱；k在1990年中选州议员的行动党干部，不是个个都勤于为民服务。有人中选后不见踪影，有人认为民生问题归政府和市议会管，州议员不必理会，更有人被选民讥讽为“睡觉议员”。凡此种种，都给行动党带来负面的影响及l最为重要的是，1990年行动党 有与46精神党结盟，至少是多元种族的组合，但1995年大选，是行动党自行上路，选民就必须衡量它能否单独执政，若是没有马来人的支持，结局又是如何的呢？他们已经不能再像1990年的大选，让行动党试一试了。
当晚的开票，也叫许多人大跌眼镜，行动党兵败如山倒，连林吉祥也败了（但胜了丹绒国席），只剩下一名孤零零的州议员。是林吉祥把行动党推向高峰，也是林吉祥把行动党的半璧江山送回给了国阵。政局的残酷，肯定叫林吉祥看儍了眼。丹绒三役的失败，也标志着行动党以失败告终。
到了1999年的大选林吉祥打出了没有标明“丹绒四役”的丹绒四役，这一回他再调兵遣将，转移到升旗山国席和植物园州议席，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林吉祥双双跌马，连卡巴星也在日落洞上演滑铁卢。安华效应（因人在监狱）并没有在华社发挥作用，林吉祥也只能认命了，只好在政治的旷野游荡5年。这是林吉祥第一次尝到没有做议员的“痛苦与失落”。经此一役，他也卸下秘书长职，转任党主席。
这种难受的滋味到了2004年的大选后才告消失。他在怡保重新站立起来，又再重任反对党领袖，恢复他本来享有的荣誉。在这之时，他也从党职上退了下去，只出任政策及策略委员会主席，不再理党务了。
综观林吉祥大半生，他的“政治戎马生涯”显然是与生俱来的。行动党造就了他，他也曾经擦亮火箭的标志，又曾使火箭不再发亮，功过只能交给后人评说。
如果写行动党的历史，去掉了林吉祥，也就残缺不全了。如果写林吉祥历史，去掉了行动党，更是无从写起。他的生命已和行动党交织在一道。
(五) 林冠英子承父业
“父亲未走完的道路，儿子代他走了”。这就是今日林冠英的写照。
出生于1960年的林冠英，正是步入英姿焕发的年代，但他也是历尽沧桑，才登上今日的高位。也是受英文教育的他，在1983年毕业自澳洲莫纳斯大学，是名合格的会计师。他的中文是后来自我磨练而成的，也许其华文程度并不亚于其针亲。
1986年他开始走上第一步。这一年的大选，其父亲林吉祥把马六甲国席让给他守成，自身转战槟城。林冠英不辱使命，以1万7千余张多数票大胜。
一年之后，他被内安法令扣捕，而其父亲也在同一天第二度被扣留。双双在监狱渡过一年半的失去自由的生涯后。于1989年获得释放。两父子又再回到如同昔日的斗志昂仰，他们依然在政坛春风得意。挟着林吉祥个人声望达到顶点。行动党在1990年时准备拿下槟州执政权，结果功败垂成。但林冠英并未参与，他依然坚守马六甲市区国会，又再以万余张多数票轻易过关。他显然已继承林吉祥的衣钵，获得马六甲市民的认同。
也许是老子大权在握，林冠英在党内始终未居重要职位，也只有到了1995年才成为数位副秘书长之一。
不知道是命中注定或时运不济，在1995年大选后又再蝉联马六甲市国会议员后，林冠英跌进法网，为一位少女仗义执言，却把自己送进监牢。（由1998年8月25日开始，直到一年半刑期满为止）。这痛苦的挫折，比起1987年在茅草行动中被内安法令扣捕更是不堪回首。
伴随着判刑坐牢，林冠英也失去国会议员享有的一切，且在5年内（释放日算起）不得参政。因此在1999年的大选，他失之交臂；在2004年的大选，他同样日期未到而不能参选。他由高位跌了下来，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倒教他刻骨铭心于一生。
2004年大选后，原行动党秘书长郭金福因在甲市区国席马失前蹄，辞卸秘书长一职，林冠英顺序而上。这个时候林吉祥也不方便继任主席，以免瓜田李下，被指“父子统党”，退下担任不起眼的党内一个小组的主席，改由卡巴星出任主席。从那一刻开始，林冠英时代降临了。
在这三年来，林冠英依然无法解决的是党内的人事纷争。虽未演变成大件事，但也是够他操心和烦心了。或者让这位新秘书长耿耿于怀的是：森美兰是行动党插第一支旗的地方，也曾拥有过数个国州议席，如今则有衰退之势。林冠英如何挽狂澜于既倒，则需要重新整顿党务。
严格来说，林冠英接手的行动党依然保持40年以跌岩起伏的记录。从有突破到没突破。他又怎样的寻求新的突破呢？这里有两个大动作是值得注意的：
其一在2005年时，行动党对党章进行修改，不再强调社会主义，而是突显社会正义与公正合理。这种顺应潮流的改变，也足以使人看到行动党改革的一面。
再者，他提出的新口号“大马人优先”。从字面上找不到其深刻的意义，也有些不够清晰。但林冠英解释是从“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演化而来。这样的解释还是不够明白的。因为“大马人优先”与“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唯一可勉强理解的是什么事都应以“马来西亚人为先”，而不是以种族之化分来分先后。
但不论怎样的理解，口号必须是浅白和易通的，不需再作解释，也不需要推测其含意。这不是创作文学或文字游戏，而是政治斗争的口号，要一目了然，要一望知义。比如我们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又比如旧口号“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一下子就入脑而明白斗争的目标和方向。
我到今天还是认为“马来西亚人优先”是不成句和不够明亮的口号，不入人心，也未触及党的核心。再问下去：优先什么？就不知道林冠英还有没有更适当的词句打动人心？比如“立国根基，全民平等”或其它相似原来意义的也无不可。
虽然说林冠英任期内党内有发生小磨擦和矛盾，但另一方面他引入一些青年精英和新血倒是值得激赏的。这些学有专长的人若能适当的得到发挥，行动党的形象就可以再次提升，党的年轻化要从吸引年青人开始。
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因为长年居于反对党的地位，本来民间的资源（包括社团和讲江湖意义）是执政和反对党共享，可是发展到今天，反对党已居于下风，这也是行动党要检讨的。
我们不怀疑林冠英有一颗挚诚的心要改革党和催生新一代人加入他的斗争行列，但这些必须要有策略和方法来开展。过去行动党有不少分支部，今天要重整旗鼓，就得从每个选区开始，党是团队的工作，不是靠个人来挑动的。
其二，林冠英已放话，要在一至二届夺取槟州政权。这种愿景是强化党的一种手段，也是它拥有的权利。但要如何达致，就不得不费神思量了。
林吉祥失败的教训必须要成为行动党的第一课。也只有深刻的检讨才能得出一个可以尝试的方案，至于成败，要看选民的取向。这就是当今林冠英最大的挑战。他要证明的不是他是林吉祥的儿子，而是他是青出于蓝的林冠英。我们且拭目以待。
1.6.07
有那一件事与选举无关？
什么东西与选举无关？又什么事情又与选举有关？这是个令人混淆又值得研究的课题。
首先我们必须确定什么是选举？就是指民主政制下的国家大选，以让人民选出心目中的政党和代议士，从而确定由那个政党执攻。从这样看来，选举确实与任何事都扯上关系。因为选民手中的一票就是对政党（执政党和反对党）过去几年来的的表现的评估与裁判。所以执政党也好，反对党也好，都是为了选举而存在和发展的。
根据美国著名政论家罗伯特‧道尔（ROBERT A. DAHL）在《论民主》一书中就认为民主的具体表现莫过于投票选举政府。他也指出随着极权政体明显失效，在20世纪末，民主政政治已成为被许多人追求的理念和制度。
我们认同道尔对民主的诠释，如果没有人民的自由选举，民主将无从实践。在这个基础上，政党的出现就是参加选举以夺取权力和掌控资源，而这个权力又是源自于人民的。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指责，或抗议选举不公，但在没有更好的政制取代下，我们都接受一人一票制是民主的最集中和最重要的表现。就此道尔还说了一句，选举的公平与知情权也是民主体制不可或缺的。
当选举一过，各安其位。就执政党而言，它的责任是领导国家，造福人民，开展计划。例如推动大工程，普及教育，提供就业 ，促进经济和提升医疗服务等等都挂上“以民为本”的招牌，目的不外是希望下次大选再次执政。
就反对党而言，它会不断的批评乃至抨击政府政策的失当，施政的不公和对民生的忽略。除了起监督和制衡作用外，也是希望在将来大选时增加取胜的筹码。
既然执政党和反对党都在争取民心，则它们的所作所为都应该被视为在为大选铺路。如果不是为了选举，政党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客观的论析：身为执政党，不论是处在选举期或非选举期。它都有义务和职责对国家的发展作出规划。例如第9大马计划就得依时向全民交待。即使不是为选举而设，但在另一方面，人民有权评估有关计划的推行与落实是否令人满意，所以它又和选举有关。自然公务员的加薪，一些政府工程频频出现状况和缺陷，也会被看成是热门课题。
既然样样事都被演绎成政治课题，则政府也无需回避问题。就算是与选举有关，也是政府的权力和其职责所在。因为它也需要人民的支持才能持续执政。这就是民主的真谛和其法则。生活在民主选举的国家，谁也避免不了要面对选民的裁决。
在政党和选民是两位一体的制度下，我的结论是：任何事都和选举有关，它也是检视政党表现的最高标准；也因为有选举，政府才能谨慎行事，不能背向民意；也因为有选举，反对党也要言之有物，不能无的放矢。既然选举成了每一个政党及候选人必须面对的“考试”。所所从政者在日常怎能不“备课”呢？他们的工作议程有那些与选举无关呢？
首先我们必须确定什么是选举？就是指民主政制下的国家大选，以让人民选出心目中的政党和代议士，从而确定由那个政党执攻。从这样看来，选举确实与任何事都扯上关系。因为选民手中的一票就是对政党（执政党和反对党）过去几年来的的表现的评估与裁判。所以执政党也好，反对党也好，都是为了选举而存在和发展的。
根据美国著名政论家罗伯特‧道尔（ROBERT A. DAHL）在《论民主》一书中就认为民主的具体表现莫过于投票选举政府。他也指出随着极权政体明显失效，在20世纪末，民主政政治已成为被许多人追求的理念和制度。
我们认同道尔对民主的诠释，如果没有人民的自由选举，民主将无从实践。在这个基础上，政党的出现就是参加选举以夺取权力和掌控资源，而这个权力又是源自于人民的。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指责，或抗议选举不公，但在没有更好的政制取代下，我们都接受一人一票制是民主的最集中和最重要的表现。就此道尔还说了一句，选举的公平与知情权也是民主体制不可或缺的。
当选举一过，各安其位。就执政党而言，它的责任是领导国家，造福人民，开展计划。例如推动大工程，普及教育，提供就业 ，促进经济和提升医疗服务等等都挂上“以民为本”的招牌，目的不外是希望下次大选再次执政。
就反对党而言，它会不断的批评乃至抨击政府政策的失当，施政的不公和对民生的忽略。除了起监督和制衡作用外，也是希望在将来大选时增加取胜的筹码。
既然执政党和反对党都在争取民心，则它们的所作所为都应该被视为在为大选铺路。如果不是为了选举，政党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客观的论析：身为执政党，不论是处在选举期或非选举期。它都有义务和职责对国家的发展作出规划。例如第9大马计划就得依时向全民交待。即使不是为选举而设，但在另一方面，人民有权评估有关计划的推行与落实是否令人满意，所以它又和选举有关。自然公务员的加薪，一些政府工程频频出现状况和缺陷，也会被看成是热门课题。
既然样样事都被演绎成政治课题，则政府也无需回避问题。就算是与选举有关，也是政府的权力和其职责所在。因为它也需要人民的支持才能持续执政。这就是民主的真谛和其法则。生活在民主选举的国家，谁也避免不了要面对选民的裁决。
在政党和选民是两位一体的制度下，我的结论是：任何事都和选举有关，它也是检视政党表现的最高标准；也因为有选举，政府才能谨慎行事，不能背向民意；也因为有选举，反对党也要言之有物，不能无的放矢。既然选举成了每一个政党及候选人必须面对的“考试”。所所从政者在日常怎能不“备课”呢？他们的工作议程有那些与选举无关呢？
28.5.07
“四大天王”被政治化
好些车前，娱乐圈突然冒出“四大天王”这个跨大其词的特别名词，用以赞誉四位歌手张学友、郭富城、刘德华及黎明具备了较高的水平而可以“晋身”为“王”了。于是“四大天王”常挂在人们口中成为口头禅。好像有什么四人组合好事的，概封王封后，后来不是又出现所谓“四大天后”吗？到底他们是否真的已登上“天王”的高位，我们不得而知，因为这种“神化”人物只能当娱乐般消遣，不必当真。
曾几何时，不久前这个专有名词竟然跑进台湾的政界，把民进党的四位争做总统候选人的“宝贝”称为“四大天王”。他们也乐得其所照单全收。管你传媒怎样形容和称呼，只要是没有贬意的，也就不必多此一举否认了。
最近，“四大天王”的斗争宣告 落幕，胜出者是谢长廷，另三人黯然退出竞逐舞台，他们是苏贞昌、游锡堃及吕秀莲。因此现在民进党内只剩下“一大天王”，“四大天王”不见了。
由此可见，“四大天王”是应景之作，不是什么恒久的光辉。当你不再闪光的时候，也就无王可做了。社会的现实，由此可见。
我的意思是说，不要再意传媒怎样称呼你，只要不是贬 意或具有杀伤力，就不必太过在意。当然如果有人恶意的贬为“四人帮”，那你就非抗议不可了。
不过，马来西亚政治生态可没有台湾那样的开放和充满娱乐性。当传媒针对槟州未来首席部长人选而把丁福南、谢宽泰、李家全及邓章耀称为“四大天王”时，谢宽泰就不敢照单全收，而是希望媒体不要这样的称呼他们。在他看来，这样的娱乐化政治是不严肃也不是健康的。
我们尊重谢宽泰的看法，也许马来西亚人民还不习惯“称王称后”的，但我们也认为谢宽泰不必在意传媒怎样写怎样形容，只要不别具用心，也就当传闻来看待好了。
果然谢宽泰发言之后，传媒也不再提“四大天王”这个形容词，当事人的心里也就好过些了。可是这边厢熄火，那边厢又引爆网站的“民调”和传媒的“民调”。“民调”在马来西亚也是新鲜的玩意儿，被“调问的人”都有限，参与民调的人也不多，自然得出的结论又是另一番情景。但客观也好，主观也好，又成为一种无形的“杀伤力”，尤其是对于得票少的“候选人”。
当然我们也同意这样的“民调”是不科学的，也不尽然是“民意”的反映。不过我们倒是鼓励马来西亚能兴起“民调运动”，如同一些西方及亚洲的国家，用民调来探测民意和选举的风向。这至少提供人民一个参考资料。但我们要强调的是，主持民调的机构本身要有公信力，要有一套调查问卷的蓝本，且要有系统地进行抽样调查，才能得到“民意”的导向。
虽然民调不全然准确，也不全然客观，但对于一个民主的国家，民调是有积极作用的，只是民调的问题要具备客观性，不是打压性，否则就失去其意义了。
其实，今日槟州首席部长职是不存在什么“四大天王”的，也不能尽在小圈子里兜来兜去。首先要民调的问题应是未来大选，你支持执政党或反对党？你支持执政党是因为要保持现状？你支持反对党是因为你要改变现状？你对现状不满是因为（提供几个选择，比如经济欠佳、滥权渎职、治安每况愈下、政治霸权等等）；你对现状满意是因为（同样提供几个选择，比如政治安定、生活有保障、无法改变格局、只求安居乐业等。）
下来可以问的是如果执政党再胜出，你认为首席部长应由谁出任，提供几个人选。或如果反对党上台，你认为谁应出任首席部长？也提供几个人选？
这就是说，首席部长是公职，只能由人民在选举时决定由那方执政才能知道谁较有机会出线。若现在就判断首席部长是“四大天王”中其中一人，也是有嫌主观的。即便是首席部长,若由民政党推荐，也只剩下丁福南或谢宽泰，而不是什么“四大天王”。但有一点可能是传媒猜对了，那就是所说的四个人极可能都会参加州选。换句话说，谢宽泰和李家全都会弃国攻州。民政若排出这样的阵容，就意味着它有足够的人才来登上高位。但先决条件是许子根弃州攻国，而他们都在选举中顺利过关。不然的话，一切都是未知数。既是未知数，又何来定数呢？
曾几何时，不久前这个专有名词竟然跑进台湾的政界，把民进党的四位争做总统候选人的“宝贝”称为“四大天王”。他们也乐得其所照单全收。管你传媒怎样形容和称呼，只要是没有贬意的，也就不必多此一举否认了。
最近，“四大天王”的斗争宣告 落幕，胜出者是谢长廷，另三人黯然退出竞逐舞台，他们是苏贞昌、游锡堃及吕秀莲。因此现在民进党内只剩下“一大天王”，“四大天王”不见了。
由此可见，“四大天王”是应景之作，不是什么恒久的光辉。当你不再闪光的时候，也就无王可做了。社会的现实，由此可见。
我的意思是说，不要再意传媒怎样称呼你，只要不是贬 意或具有杀伤力，就不必太过在意。当然如果有人恶意的贬为“四人帮”，那你就非抗议不可了。
不过，马来西亚政治生态可没有台湾那样的开放和充满娱乐性。当传媒针对槟州未来首席部长人选而把丁福南、谢宽泰、李家全及邓章耀称为“四大天王”时，谢宽泰就不敢照单全收，而是希望媒体不要这样的称呼他们。在他看来，这样的娱乐化政治是不严肃也不是健康的。
我们尊重谢宽泰的看法，也许马来西亚人民还不习惯“称王称后”的，但我们也认为谢宽泰不必在意传媒怎样写怎样形容，只要不别具用心，也就当传闻来看待好了。
果然谢宽泰发言之后，传媒也不再提“四大天王”这个形容词，当事人的心里也就好过些了。可是这边厢熄火，那边厢又引爆网站的“民调”和传媒的“民调”。“民调”在马来西亚也是新鲜的玩意儿，被“调问的人”都有限，参与民调的人也不多，自然得出的结论又是另一番情景。但客观也好，主观也好，又成为一种无形的“杀伤力”，尤其是对于得票少的“候选人”。
当然我们也同意这样的“民调”是不科学的，也不尽然是“民意”的反映。不过我们倒是鼓励马来西亚能兴起“民调运动”，如同一些西方及亚洲的国家，用民调来探测民意和选举的风向。这至少提供人民一个参考资料。但我们要强调的是，主持民调的机构本身要有公信力，要有一套调查问卷的蓝本，且要有系统地进行抽样调查，才能得到“民意”的导向。
虽然民调不全然准确，也不全然客观，但对于一个民主的国家，民调是有积极作用的，只是民调的问题要具备客观性，不是打压性，否则就失去其意义了。
其实，今日槟州首席部长职是不存在什么“四大天王”的，也不能尽在小圈子里兜来兜去。首先要民调的问题应是未来大选，你支持执政党或反对党？你支持执政党是因为要保持现状？你支持反对党是因为你要改变现状？你对现状不满是因为（提供几个选择，比如经济欠佳、滥权渎职、治安每况愈下、政治霸权等等）；你对现状满意是因为（同样提供几个选择，比如政治安定、生活有保障、无法改变格局、只求安居乐业等。）
下来可以问的是如果执政党再胜出，你认为首席部长应由谁出任，提供几个人选。或如果反对党上台，你认为谁应出任首席部长？也提供几个人选？
这就是说，首席部长是公职，只能由人民在选举时决定由那方执政才能知道谁较有机会出线。若现在就判断首席部长是“四大天王”中其中一人，也是有嫌主观的。即便是首席部长,若由民政党推荐，也只剩下丁福南或谢宽泰，而不是什么“四大天王”。但有一点可能是传媒猜对了，那就是所说的四个人极可能都会参加州选。换句话说，谢宽泰和李家全都会弃国攻州。民政若排出这样的阵容，就意味着它有足够的人才来登上高位。但先决条件是许子根弃州攻国，而他们都在选举中顺利过关。不然的话，一切都是未知数。既是未知数，又何来定数呢？
27.5.07
从“责任论”到“月漏论”
最近闹得满城风雨的大件事莫过于国会漏水引发的“月漏论”及“责任论”的争议。对此，工程部长三美威鲁亲自巡视后说﹕“情形非常严重，大厦的所有屋顶必须重新维修，并装置防水系统。”因为在“2005年耗资9千万零吉翻新和维修时，并不包括装置防水系统”。更严重的是，“如果不即刻抢修，会从目前的5至6个漏水处增加到10到15个漏水处”。
面对这样的“惨状”，三美说了“在国会漏水事件上，大家都有犯错，所以没有任何一方应负责任”。这究竟是在解释什么？我们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首先肯定是有一方负责承包，另一方负责监督，用的是公款，完工后付钱了事。但老百姓只知道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却不知道怎样评估和由谁承包，他们要负什么责任？不是已经选出政府，而政府不是已把职务和工作分配得清楚吗？自然是有主管部门和进行工程的公司，为什么不找承包公司和有关部门来问个一清二楚，为什么大家都有错，而错了则没有负责任者不知道这是那门子的逻辑？我们也给三美搞胡涂了。他是否可以说得更明白一点，不要那么含糊其词，把过失掩盖掉。因为不止国会，即便连布城的移民厅总部、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大厦、新法庭大厦也面对不同程度的漏水和天花板掉落等问题。这种一连串的爆出建筑的“丑闻”，也真的让人民受不了。
我们因此不禁要问三美部长，还有什么建筑物会出现问题的？还有什么工程失当？也请快快公布，让我们一口气消化掉，不要动辄这边有问题，那边又有问题，没完没了的报个不停，不心脏病也几难。不知道三美知不知道，这不但影响国家的形象，也会对追求2020年达致先进国产生严重阻力？
就在国会漏水事爆光后，冯宝君国会议员针对此事提出看法时，不幸又节外生枝的发生案中案，起因于两位国阵议员莫哈末赛益及邦莫达拉丁脱口而出揶揄冯宝君每个月都在漏。这种朝野议员的骂战我们司空见惯，但用不当的字眼为漏水的事件引向被认为对人的尊严的“侵犯”，也就变成政治性的爆发性新闻了。换句话说，从国会漏水变成每月在漏就从本质上改变了议题和内容。我们不否定议员有驳斥和讥讽的权力，而且国会也有特权保护免受其控，但身为尊贵的议员也应用词得当和不具“杀伤力”为底线。如果超越底线而变成被视为具有“侮辱性”的字眼，也会一发不可收拾而成为口水战。
果然，行动党便以此为依据展开抗议行动，连非政党人士也介入，一时沸沸扬扬，斥个不停。若充耳不闻，又是不行，内阁也就交由女部长莎丽札处理和调停。在苦言相劝下，两个议员同时发表向全国女性道歉书，以期平息风波。
这里有两个问题即刻产生。其一是两位议员只“得罪”冯宝君，在国会道歉或收回字眼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为何要向全国女性道歉？他们又没“得罪”所有女人，实有些小题大作，而岔开道歉对象。其二是国会漏水又关人民何事？为什么“这是大家的错？”又是牛头对错马嘴。
当两个错加在一起时，是错加错变成对，还是一错再错？真希望每个议员要上美学课，丑话不要随意讲，培养心灵美、语言美；而且要勇于承担责任，才是人性美的体现。
面对这样的“惨状”，三美说了“在国会漏水事件上，大家都有犯错，所以没有任何一方应负责任”。这究竟是在解释什么？我们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首先肯定是有一方负责承包，另一方负责监督，用的是公款，完工后付钱了事。但老百姓只知道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却不知道怎样评估和由谁承包，他们要负什么责任？不是已经选出政府，而政府不是已把职务和工作分配得清楚吗？自然是有主管部门和进行工程的公司，为什么不找承包公司和有关部门来问个一清二楚，为什么大家都有错，而错了则没有负责任者不知道这是那门子的逻辑？我们也给三美搞胡涂了。他是否可以说得更明白一点，不要那么含糊其词，把过失掩盖掉。因为不止国会，即便连布城的移民厅总部、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大厦、新法庭大厦也面对不同程度的漏水和天花板掉落等问题。这种一连串的爆出建筑的“丑闻”，也真的让人民受不了。
我们因此不禁要问三美部长，还有什么建筑物会出现问题的？还有什么工程失当？也请快快公布，让我们一口气消化掉，不要动辄这边有问题，那边又有问题，没完没了的报个不停，不心脏病也几难。不知道三美知不知道，这不但影响国家的形象，也会对追求2020年达致先进国产生严重阻力？
就在国会漏水事爆光后，冯宝君国会议员针对此事提出看法时，不幸又节外生枝的发生案中案，起因于两位国阵议员莫哈末赛益及邦莫达拉丁脱口而出揶揄冯宝君每个月都在漏。这种朝野议员的骂战我们司空见惯，但用不当的字眼为漏水的事件引向被认为对人的尊严的“侵犯”，也就变成政治性的爆发性新闻了。换句话说，从国会漏水变成每月在漏就从本质上改变了议题和内容。我们不否定议员有驳斥和讥讽的权力，而且国会也有特权保护免受其控，但身为尊贵的议员也应用词得当和不具“杀伤力”为底线。如果超越底线而变成被视为具有“侮辱性”的字眼，也会一发不可收拾而成为口水战。
果然，行动党便以此为依据展开抗议行动，连非政党人士也介入，一时沸沸扬扬，斥个不停。若充耳不闻，又是不行，内阁也就交由女部长莎丽札处理和调停。在苦言相劝下，两个议员同时发表向全国女性道歉书，以期平息风波。
这里有两个问题即刻产生。其一是两位议员只“得罪”冯宝君，在国会道歉或收回字眼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为何要向全国女性道歉？他们又没“得罪”所有女人，实有些小题大作，而岔开道歉对象。其二是国会漏水又关人民何事？为什么“这是大家的错？”又是牛头对错马嘴。
当两个错加在一起时，是错加错变成对，还是一错再错？真希望每个议员要上美学课，丑话不要随意讲，培养心灵美、语言美；而且要勇于承担责任，才是人性美的体现。
21.5.07
补习是永不褪色的行业
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而要达致这一目标，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考试成绩优异；尤其是参加政府或统一的考试，以方便进入心目中的大学。
正因为政府的考试是一级一级的上，父母打从孩子在幼年开始，就灌输孩子补习的必要。似乎没有补习的孩子，再怎么聪明，都是不能考获佳绩的。
我们姑且拿一个孩子的学习路程来计算，就不难发现人生的约三分之一是花在读书方面的。当孩子四五岁的时候，先被送入幼儿园嬉戏和学习认字。待到六七岁适龄入小学一年级时，家长已开始为孩子的未来铺路。早上上课的，会被安排在下午上补习课；下午上课的，就安排晚上补习。其目的不外是希望孩子多吸收知识和及早熟悉考试的规则。这就是说，孩子的学习是校内和校外的。虽然校外的补习是强化校内的功课和完成校内的作业，但也从此养成儿童依赖的心理把学校的作业让补习老师协助完成。
由于有了充足的事前准备，当小学生面对小六的UPSR考试时，就比较有把握拿到好成绩。而家长等待的是发榜的那一天，各华文报大事的报导出了多少个“小状元”，此事在北马特别严重。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上初中时的PMR考试，又是报章不厌其烦地刊登多少位学子“金榜提名”。现在政府说将在2012年及2015年起分别取消UPSR及PMR考试，改以评估的方式鉴定学生的成绩。我们不知道采用新的评估法（政府提供的五大评估制）是否优胜于考试的检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将以教师的评估作为重要的考虑。
因此取消政府考试不意味着杜绝或减少补习行业，因为家长是希望老师通过补习带大孩子，好像不补习的孩子是有缺陷的。尽管教育部在去年12月颁布的指令要老师遵从其规定，但这样的一纸通令，如果不是一个“笑柄”的话也是没有实质意义的。让我们来看看指令是怎么样讲的：
1. 学生参加的补习中心必须取得州教育局的注册证。
2. 申请开办补习班的老师要在两个月前向教育局申请。
3. 申请人在过去的教学表现必须达到认可的80%的教学水平及
4. 补习中心不可以离开学校的25公里的范围。
如果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再加上每周的补习时间不可超过4小时，就意味着老师除了在学校上课外，还可以注册成为合法的补习老师。但这样的规定又有多少人遵循呢？
首先老师是不会自寻麻烦向教育局“暴露” 他/她有赚外快。再者教学生补习既可选择在校内（只要校长同意）或在老师家里进行，谁又管得了他们是不是“合法的补习老师”（即然是合格老师，也当然是合格的补习老师；所谓的“合法”不过是另一种说辞，并不重要也没有必要）。在目前补习的风气大行其道时，又具有什么的来力。教育局怎样查？除非同行妒忌告密。
根据我的了解，在学校的一些老师一听到放学钟响，跑得比学生还快，似乎比学生还兴奋。因为这是他们自由的时间（据说有些老师的补习收入远远超过学校的薪水）。
固然我们也会怪责是家长姑息所致，并会以为是家长“迫”使老师要为孩子补习，所以老师不得不“勉为其难”。但如果是免费的补习，你说还剩下多少个老师愿意“牺牲小我来完成大我”？在这种情形下，教育部的指令又怎样起警戒作用？我们也真的不知道。还好政府并没有取消SPM的高中考试，也就成了一道门坎来评估学生的成绩，但也因此使到老师仍然可以在这方面（指补习）来增加收入（因为老师[的薪水也偏低）。
改来改去，或改与不改已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老师，只要老师肯动脑筋，也不会比受薪阶级来得差。不信你问问家长：他们在意孩子上学是免费的，但不在意孩子的补习费，多一些无所谓，只要孩子在老师关照下既成龙又成凤。这样的心态自然使到“补习老师”永远是一门永不褪色的热门行业。
就此来看，补习似乎已成另一类型的“小学校”。在家长的心目中，它的重要性似乎不亚于学校。究竟补习是恶风或正风，确实是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正因为政府的考试是一级一级的上，父母打从孩子在幼年开始，就灌输孩子补习的必要。似乎没有补习的孩子，再怎么聪明，都是不能考获佳绩的。
我们姑且拿一个孩子的学习路程来计算，就不难发现人生的约三分之一是花在读书方面的。当孩子四五岁的时候，先被送入幼儿园嬉戏和学习认字。待到六七岁适龄入小学一年级时，家长已开始为孩子的未来铺路。早上上课的，会被安排在下午上补习课；下午上课的，就安排晚上补习。其目的不外是希望孩子多吸收知识和及早熟悉考试的规则。这就是说，孩子的学习是校内和校外的。虽然校外的补习是强化校内的功课和完成校内的作业，但也从此养成儿童依赖的心理把学校的作业让补习老师协助完成。
由于有了充足的事前准备，当小学生面对小六的UPSR考试时，就比较有把握拿到好成绩。而家长等待的是发榜的那一天，各华文报大事的报导出了多少个“小状元”，此事在北马特别严重。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上初中时的PMR考试，又是报章不厌其烦地刊登多少位学子“金榜提名”。现在政府说将在2012年及2015年起分别取消UPSR及PMR考试，改以评估的方式鉴定学生的成绩。我们不知道采用新的评估法（政府提供的五大评估制）是否优胜于考试的检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将以教师的评估作为重要的考虑。
因此取消政府考试不意味着杜绝或减少补习行业，因为家长是希望老师通过补习带大孩子，好像不补习的孩子是有缺陷的。尽管教育部在去年12月颁布的指令要老师遵从其规定，但这样的一纸通令，如果不是一个“笑柄”的话也是没有实质意义的。让我们来看看指令是怎么样讲的：
1. 学生参加的补习中心必须取得州教育局的注册证。
2. 申请开办补习班的老师要在两个月前向教育局申请。
3. 申请人在过去的教学表现必须达到认可的80%的教学水平及
4. 补习中心不可以离开学校的25公里的范围。
如果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再加上每周的补习时间不可超过4小时，就意味着老师除了在学校上课外，还可以注册成为合法的补习老师。但这样的规定又有多少人遵循呢？
首先老师是不会自寻麻烦向教育局“暴露” 他/她有赚外快。再者教学生补习既可选择在校内（只要校长同意）或在老师家里进行，谁又管得了他们是不是“合法的补习老师”（即然是合格老师，也当然是合格的补习老师；所谓的“合法”不过是另一种说辞，并不重要也没有必要）。在目前补习的风气大行其道时，又具有什么的来力。教育局怎样查？除非同行妒忌告密。
根据我的了解，在学校的一些老师一听到放学钟响，跑得比学生还快，似乎比学生还兴奋。因为这是他们自由的时间（据说有些老师的补习收入远远超过学校的薪水）。
固然我们也会怪责是家长姑息所致，并会以为是家长“迫”使老师要为孩子补习，所以老师不得不“勉为其难”。但如果是免费的补习，你说还剩下多少个老师愿意“牺牲小我来完成大我”？在这种情形下，教育部的指令又怎样起警戒作用？我们也真的不知道。还好政府并没有取消SPM的高中考试，也就成了一道门坎来评估学生的成绩，但也因此使到老师仍然可以在这方面（指补习）来增加收入（因为老师[的薪水也偏低）。
改来改去，或改与不改已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老师，只要老师肯动脑筋，也不会比受薪阶级来得差。不信你问问家长：他们在意孩子上学是免费的，但不在意孩子的补习费，多一些无所谓，只要孩子在老师关照下既成龙又成凤。这样的心态自然使到“补习老师”永远是一门永不褪色的热门行业。
就此来看，补习似乎已成另一类型的“小学校”。在家长的心目中，它的重要性似乎不亚于学校。究竟补习是恶风或正风，确实是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20.5.07
首席部长的情意结
首先我们必须确定首席部长是公职，是国家宪法明文规定的“公产”，不是属于“私产”。在民主的体制下，由胜利的一方决定。这就是说，首席部长的人选是由执政党推荐的。目前因为许子根当上民政代主席，极可能上京，因此有关谁将出任下一届槟州首席部长的争议才甚嚣尘上。
就历史演变而言，槟州首席部长职在1957年国家独立时，因为属于联盟执政，而当时的首相考虑到槟州的特殊情况和以华人居多，就交给马华推荐人选。原本最具资格的是首席议员林苍佑，但他没有接受东姑的“指定”，反而经过联盟会议，推出王保尼而取得多数票。事先并没有人想到王保尼会冒出头来。
同样的，在1969年大选，因林苍佑领导的民政党取得槟州执政权，王保尼才把棒子交回其“政治师父”林苍佑，但先决条件是林苍佑的党胜出，不是王保尼私相授受的。换句话说，事先谁能知道林苍佑会上台执政？
再下来，1990年的大选，林苍佑不幸落马。虽然国阵以19席对行动党14席仍然执政，但谁将出任首席部长仍是个未定之数。因为林苍佑没有指定也不可能指定接班人。其一他没想到他会落选；其二他不知道民政能保有多少席？
如果当年巫统以12席（民政只7席，马华铩羽而归），选出其议员当首席部长，民政会无话可说，华社也无可奈何。但马哈迪首相考虑到槟州的独特环境，交给民政党推荐人选。这之中许子根不是首选，反而吴清德以中央副部长的身份成了首选。可是最后民政党中委另有结论，才启开了许子根的年代。这就是说，接班人不是刻意选定的，而是因势利导浮出枱面的。
自此之后的三届大选，国阵内的华基政党的候选人都纷纷告捷；民主行动党却一蹶不振，理由是华人不再拿“华人主导政权”作“赌注”，而是希望保住这最后堡垒，这是华人情愿结的最大发酵。不过华人也不是否定反对党，而是让它在国会中保住优势（综观此三届大选，行动党在槟州的国会议员数目都比民政或马华为多，至少拥有4席）。槟州选民的政治智慧不是不求变，而是若求变得不偿失，不如不变，因为他们凭经验中判断行动党难以在马来选区中取得足够的席位上台执政。
正因为有此考量，就出现把未来的首席部长职盯在民政党的身上。在算来算去下，剩下丁福及谢宽泰成为热门人选。这是一种“想当然耳”的推论，但忽略了可能出现的变量，因此它不是科学的论断。
其一，民政党，尤其是许子根尚未推出“接班人”；其二巫统也有意推出首席部长人选。从“时机成熟论”到“轮任论”即为一例；其三大选的结果如何，谁也难以预料结局；特别是35岁以下的选民，没有经历1990年的变量，是不会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来作出判断。因此在目前谈论首席部长人选仅是一种参考，不是一种判断。如果我们要得到更好的“保证”，那就是反对党要在宣言中保证它的首席部长人选是华人，而执政的国阵也打出同样的牌子。不然的话，我们会陷入迷思而出现各种异论，包括谁做都一样，而可能忘记了推动多元文化和突显华人传统是需要一位洞悉各方民意的人来领导。沙巴的例子是值得槟州人民参考的。
就历史演变而言，槟州首席部长职在1957年国家独立时，因为属于联盟执政，而当时的首相考虑到槟州的特殊情况和以华人居多，就交给马华推荐人选。原本最具资格的是首席议员林苍佑，但他没有接受东姑的“指定”，反而经过联盟会议，推出王保尼而取得多数票。事先并没有人想到王保尼会冒出头来。
同样的，在1969年大选，因林苍佑领导的民政党取得槟州执政权，王保尼才把棒子交回其“政治师父”林苍佑，但先决条件是林苍佑的党胜出，不是王保尼私相授受的。换句话说，事先谁能知道林苍佑会上台执政？
再下来，1990年的大选，林苍佑不幸落马。虽然国阵以19席对行动党14席仍然执政，但谁将出任首席部长仍是个未定之数。因为林苍佑没有指定也不可能指定接班人。其一他没想到他会落选；其二他不知道民政能保有多少席？
如果当年巫统以12席（民政只7席，马华铩羽而归），选出其议员当首席部长，民政会无话可说，华社也无可奈何。但马哈迪首相考虑到槟州的独特环境，交给民政党推荐人选。这之中许子根不是首选，反而吴清德以中央副部长的身份成了首选。可是最后民政党中委另有结论，才启开了许子根的年代。这就是说，接班人不是刻意选定的，而是因势利导浮出枱面的。
自此之后的三届大选，国阵内的华基政党的候选人都纷纷告捷；民主行动党却一蹶不振，理由是华人不再拿“华人主导政权”作“赌注”，而是希望保住这最后堡垒，这是华人情愿结的最大发酵。不过华人也不是否定反对党，而是让它在国会中保住优势（综观此三届大选，行动党在槟州的国会议员数目都比民政或马华为多，至少拥有4席）。槟州选民的政治智慧不是不求变，而是若求变得不偿失，不如不变，因为他们凭经验中判断行动党难以在马来选区中取得足够的席位上台执政。
正因为有此考量，就出现把未来的首席部长职盯在民政党的身上。在算来算去下，剩下丁福及谢宽泰成为热门人选。这是一种“想当然耳”的推论，但忽略了可能出现的变量，因此它不是科学的论断。
其一，民政党，尤其是许子根尚未推出“接班人”；其二巫统也有意推出首席部长人选。从“时机成熟论”到“轮任论”即为一例；其三大选的结果如何，谁也难以预料结局；特别是35岁以下的选民，没有经历1990年的变量，是不会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来作出判断。因此在目前谈论首席部长人选仅是一种参考，不是一种判断。如果我们要得到更好的“保证”，那就是反对党要在宣言中保证它的首席部长人选是华人，而执政的国阵也打出同样的牌子。不然的话，我们会陷入迷思而出现各种异论，包括谁做都一样，而可能忘记了推动多元文化和突显华人传统是需要一位洞悉各方民意的人来领导。沙巴的例子是值得槟州人民参考的。
14.5.07
补选不是温度表
民主最集中反映的是选举，也就是通过选民的投票来选出政府。虽然这个制度不算完美，也有其缺陷，但仍没有其它制度足以取代“投票箱里出政权”的法则。因此我们先设定，民主选举是大多数人接受的政治制度，大家也就乐得登记成为选民，并期望在选举期间过过“做老板”的瘾。当然投票过后，你还是你，我还是我，角色并没有改变。所谓的“老板”也就那么短暂。换句话说，你不是一辈子当“老板”，那只不过是我们精神上的一种“满足”。
不过，也不能说短期的老板并没有用。你看在最近的两场补选不就是让当地选民乐开了怀，几乎是有求必应，好像要什么有什么。如果天天补选，或每个月都在不同的选区都有补选，那才是天大的喜事。
当然做议员的或当政府的最不喜欢补选。因为补选一来，都是“小事成大事”，大事成世界更大事，甚至有些课题扯得很远很远，让选民摸不着头脑而不知就里。
如果你问当地的选民要什么？他们不是要飞机大炮，而是要面包和牛油。对了，当前的生活条件的改善最重要，比如修路、开辟空间，改变环境，清除垃圾污秽或教育的拨款等等，真的一鹄中的，打中了选民的心。本来心中有怨气，也可能会转变了。因此补选带来的好处是说不尽的。
但居于反对党的也不会放过任何的机会，明知补选是费九牛二虎之力的竞争，胜了也改变不了什么，却“永不气馁”地顽抗。例如你讲民生，他讲民主；你讲发展，他讲经济失衡；你讲“维持现状”，他要一个突破。如此一来一往，刀光剑影，竟然变成一场充满火药味十足的唇枪舌剑。大家互不相让，令全国人民口塞目瞠，张大眼睛看热闹。更有舆论在指手划脚。这个分析，那个分析。全然把国家问题带了进来，然后形成如同全民在选举，也以为马接或依约的选民会跟着大气候在走。什么陈年旧账，什么国家大事都摆上政治议程，把两个地方的斗升小民当成从大处不往小处着手的能人。其结果是一切维持原状。
从这样看来，双方都“打成平手”。因为本来属于执政党的回归执政党；本来不属于反对党也就空手而归。既然双方都没有损失（不把时间和金钱的花费计算在内），反而使两个选区的人民得利，真是皆大欢喜。他们才是真正的赢家。因此我们不必说那方是赢家，那方是输家。因为它们激烈的斗争，反而把不起眼的选区弄得火红起来。这要拜补选之赐。
有人说，补选是温度表，是热身战。我只能同意一半，不同意另一半。理由是依约选区只有一万二千余名选民，和全国的一千余万选民比较，它不过千份之一不到，千分之一怎能算是大分数选民的温度表呢？若说是热身战，倒可以被认同是大选前的“操练”。所以如果我们认定这是“民意”的反映，那是以偏概全。执政党自然不会以此为准则，反对党也不会因此而颓头丧气。于是在选举过后，各有话说，各有评议，余波荡漾不已，一直在摇来摇去。
摇来摇去的结果是，又陷入种族的分析。这边算什么族群的票流失，那边算那个族群有什么改变。大家都在数目中算来算去。这样的算法在多元种族的国家是不应被强调的。因为在马来西亚，混合的选区越来越多，单一族群占绝对优势的也只有在乡村或大城市中比较明显。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也不论我们用族群分算法，都是对民主政治意义的忽视。
既然我们接受选区存在族群的混合，也不管巴仙数和比率的多寡，对民主选举并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那个候选人只要胜出一票，管这票是来自那个族人，他就是胜利者。
还有，即使以一票胜出，不意味着他的地位在下届选举会被改变。例如在1964年的大选，陈志勤只以一两票胜出，过后他便在下来的选举以较大多数票胜出。这就是民主选举的“一票定江山”的政治游戏。我的意思是说，民主选举是认选民，不认种族，一人一票原则下，以获得多数票者取胜为准。如果我们斤斤计较那个族群的票增加或流失，其意义不大。关键在于这个国家的政策的执行有时会出问题，引致某个族群的不满，才会有选票的波动。既然是一个国家和一种选举制，平衡的施政也就成为争取各人民支持的唯一选择。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
不过，也不能说短期的老板并没有用。你看在最近的两场补选不就是让当地选民乐开了怀，几乎是有求必应，好像要什么有什么。如果天天补选，或每个月都在不同的选区都有补选，那才是天大的喜事。
当然做议员的或当政府的最不喜欢补选。因为补选一来，都是“小事成大事”，大事成世界更大事，甚至有些课题扯得很远很远，让选民摸不着头脑而不知就里。
如果你问当地的选民要什么？他们不是要飞机大炮，而是要面包和牛油。对了，当前的生活条件的改善最重要，比如修路、开辟空间，改变环境，清除垃圾污秽或教育的拨款等等，真的一鹄中的，打中了选民的心。本来心中有怨气，也可能会转变了。因此补选带来的好处是说不尽的。
但居于反对党的也不会放过任何的机会，明知补选是费九牛二虎之力的竞争，胜了也改变不了什么，却“永不气馁”地顽抗。例如你讲民生，他讲民主；你讲发展，他讲经济失衡；你讲“维持现状”，他要一个突破。如此一来一往，刀光剑影，竟然变成一场充满火药味十足的唇枪舌剑。大家互不相让，令全国人民口塞目瞠，张大眼睛看热闹。更有舆论在指手划脚。这个分析，那个分析。全然把国家问题带了进来，然后形成如同全民在选举，也以为马接或依约的选民会跟着大气候在走。什么陈年旧账，什么国家大事都摆上政治议程，把两个地方的斗升小民当成从大处不往小处着手的能人。其结果是一切维持原状。
从这样看来，双方都“打成平手”。因为本来属于执政党的回归执政党；本来不属于反对党也就空手而归。既然双方都没有损失（不把时间和金钱的花费计算在内），反而使两个选区的人民得利，真是皆大欢喜。他们才是真正的赢家。因此我们不必说那方是赢家，那方是输家。因为它们激烈的斗争，反而把不起眼的选区弄得火红起来。这要拜补选之赐。
有人说，补选是温度表，是热身战。我只能同意一半，不同意另一半。理由是依约选区只有一万二千余名选民，和全国的一千余万选民比较，它不过千份之一不到，千分之一怎能算是大分数选民的温度表呢？若说是热身战，倒可以被认同是大选前的“操练”。所以如果我们认定这是“民意”的反映，那是以偏概全。执政党自然不会以此为准则，反对党也不会因此而颓头丧气。于是在选举过后，各有话说，各有评议，余波荡漾不已，一直在摇来摇去。
摇来摇去的结果是，又陷入种族的分析。这边算什么族群的票流失，那边算那个族群有什么改变。大家都在数目中算来算去。这样的算法在多元种族的国家是不应被强调的。因为在马来西亚，混合的选区越来越多，单一族群占绝对优势的也只有在乡村或大城市中比较明显。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也不论我们用族群分算法，都是对民主政治意义的忽视。
既然我们接受选区存在族群的混合，也不管巴仙数和比率的多寡，对民主选举并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那个候选人只要胜出一票，管这票是来自那个族人，他就是胜利者。
还有，即使以一票胜出，不意味着他的地位在下届选举会被改变。例如在1964年的大选，陈志勤只以一两票胜出，过后他便在下来的选举以较大多数票胜出。这就是民主选举的“一票定江山”的政治游戏。我的意思是说，民主选举是认选民，不认种族，一人一票原则下，以获得多数票者取胜为准。如果我们斤斤计较那个族群的票增加或流失，其意义不大。关键在于这个国家的政策的执行有时会出问题，引致某个族群的不满，才会有选票的波动。既然是一个国家和一种选举制，平衡的施政也就成为争取各人民支持的唯一选择。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
13.5.07
不能钻牛角尖看补选
因为依约补选出现两个华人较为集中的地区的投票倾向有所改变，连日来成为华文媒体的焦点，也受到朝野党的关注。这两个地区即依约镇，华裔选民958人，公正党得票从2004年的306张增加到584张；国阵则从761张减少至605张；而八丁热带区（现已划分为南北区），华人共1676名，公正党从658张票增加到979票，而国阵则从1447票稍增至1486张票。
一方面有人认为执政党应予检讨；另一方面则认为华人“吹起反风”，表示对政府的不满。事实是否如此，并没有一个正面的答案。因为不论在依约镇或八丁热带区（南北），也分别有非华人470名及3256名。两者数目加起来远超过两个地方的华裔选民。因此若说某个族群有明显的改变是不容易看出来，也只能凭感觉作判断。
其实，以依约州选区的选民作分析，1万2千余名的选民，马来人占50%，印人28%。而华人约20%，是个比较典型的混合选区，华人所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如果我们陷入种族性的分析，我们只能如同钻牛角尖来看问题。这里有两个先决的条件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
其一，在民主选举下，每一位选民不论其种族都是平等的。不管你喜欢与否，只要胜出一票即是胜利者。谁能查出又有谁管这一票是来自那一个族群的？
其二，不论朝野政党都不断的强调这是多元种族的国家，不要走种族路线。这意味着把选民当成一个整体。虽然各党可以尽量争取它认为可以争取的对象，但不是胜利的保证。即便整个选区的华人投向反对党（这事当然不曾发生），也不是决定性的。胜利取决于那一位候选人的票多过对手。
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投票的选民可以随心所欲投党不投人或投人不投党。比如80%的印裔选民投给国阵印裔候选人，但如果他得不到其它种族的选民的支持，他也是不能中选的。结果他总数取得近60%的选票，反对党人只取得40%的选票，全因其它族群也参与支持两边的候选人有以致之。如果我们在事后从中挖掘什么族群倒向那方，也改变不了既成的事实。换句话说，当政党推出的候选人标明不是以种族为考量时。我们又再意什么种族投什么党？
再者，补选只是一个选区，并不是全国大选。无论那方胜出（其实是维持2004年的现状，归执政党胜出），都不能作为全国大选的依据。
因此我不认同以补选看全局，也不同意用种族性的眼光来解读投票倾向。这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只会使选民更具种族的倾向，对多元种族的国家要创造和谐社会是无所禆益的。
如果我们敢胆不认为候选人的种族是重要的话，那么我们也有胆量接受集体的裁决。真正的考验应是大选的时日，不是一两个补选能左右大局的。我们真诚希望种族政治不会成为民主政治的污点。
一方面有人认为执政党应予检讨；另一方面则认为华人“吹起反风”，表示对政府的不满。事实是否如此，并没有一个正面的答案。因为不论在依约镇或八丁热带区（南北），也分别有非华人470名及3256名。两者数目加起来远超过两个地方的华裔选民。因此若说某个族群有明显的改变是不容易看出来，也只能凭感觉作判断。
其实，以依约州选区的选民作分析，1万2千余名的选民，马来人占50%，印人28%。而华人约20%，是个比较典型的混合选区，华人所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如果我们陷入种族性的分析，我们只能如同钻牛角尖来看问题。这里有两个先决的条件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
其一，在民主选举下，每一位选民不论其种族都是平等的。不管你喜欢与否，只要胜出一票即是胜利者。谁能查出又有谁管这一票是来自那一个族群的？
其二，不论朝野政党都不断的强调这是多元种族的国家，不要走种族路线。这意味着把选民当成一个整体。虽然各党可以尽量争取它认为可以争取的对象，但不是胜利的保证。即便整个选区的华人投向反对党（这事当然不曾发生），也不是决定性的。胜利取决于那一位候选人的票多过对手。
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投票的选民可以随心所欲投党不投人或投人不投党。比如80%的印裔选民投给国阵印裔候选人，但如果他得不到其它种族的选民的支持，他也是不能中选的。结果他总数取得近60%的选票，反对党人只取得40%的选票，全因其它族群也参与支持两边的候选人有以致之。如果我们在事后从中挖掘什么族群倒向那方，也改变不了既成的事实。换句话说，当政党推出的候选人标明不是以种族为考量时。我们又再意什么种族投什么党？
再者，补选只是一个选区，并不是全国大选。无论那方胜出（其实是维持2004年的现状，归执政党胜出），都不能作为全国大选的依据。
因此我不认同以补选看全局，也不同意用种族性的眼光来解读投票倾向。这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只会使选民更具种族的倾向，对多元种族的国家要创造和谐社会是无所禆益的。
如果我们敢胆不认为候选人的种族是重要的话，那么我们也有胆量接受集体的裁决。真正的考验应是大选的时日，不是一两个补选能左右大局的。我们真诚希望种族政治不会成为民主政治的污点。
7.5.07
中国的总理六减三？
前一阵子，在网站上看到介绍中国的三位总理，即周恩来、朱镕基与温家宝，似乎给人的印象是新中国只出了三位总理。其实不然，它忽略了另外三位总理，即华国锋、赵紫阳和李鹏。
为什么不提后三位，只提前三位。这当然与当下的政局有关，但其它的理由应该是：后三者并没有给老百姓留下深刻或刻骨铭心的印象，不提也吧！
这固然有其争议性，因为赵紫阳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尚有份量。大概是碍于政治因素：六四未能平反，赵紫阳也不得平反。不过我们并不争议前三位总理确实有其不平凡的一面。
我们先说开国总理周恩来，他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打滚过来的。从最初的分享掌握军政大权到后来心甘情愿地把最高权力和指挥权让给了毛泽东主席。在长征途中，毛泽东于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奠定他的领导地位。从此周恩来成为毛泽东的最忠实的支持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任命周恩来为开国总理。尽管后来政见有所不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毛泽东一直未撤换总理，依然保留周恩来到他在1976年初逝世为止。前前后后，周恩来共担任国务院总理达27年之久。基于他对中国的伟大贡献，人民不忘歌颂周恩来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网站打出了周恩来并胪列其丰功伟绩是人心所向的。
继周恩来之后的第二位共和国总理华国锋就没有这样幸运。他是毛泽东钦点的接班人。在1976年成为总理，在毛泽东逝世（同年9月）后成为中共党主席。他最大的贡献是在毛泽东逝世不到一个月内，发动军人活捉四人帮为中国解除祸患。但他最大的失误是在当权后，仍然高举“文革”的革命路线，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泽东的指示和决策要照旧贯澈）的政策。由于政绩平平，他很快地在1980年从总理高位退了下来。因此华国锋在人民心中是过渡领袖，也逐渐地把这个人给忘了。
接替华国锋位置的本来应该首推邓小平，但他不做，提拔了来自四川的省书记赵紫阳走向政治核心，出任第三任总理。他是改革开放的旗手，但只做了7年的总理，便被提升为中共总书记（1987年取代下台的胡耀邦）。虽然赵紫阳权力加大了，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也即是六四事件），也导致赵与中共元老，尤其是邓小平意见相左，终于被拉下马。他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牺牲者，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至死都未获得平反。虽然有其功绩，但网站并 不突显他的贡献，他成了被“除名”（被纪念）的总理。
1987年李鹏接任总理。他是一位最不得人心的总理。因为他被指责一手操办天安门事件。奇怪的是，他竟能在位达10年之久。足见元老派控制了党中央。虽然如此，李鹏得不到历史应有的地位，人们极不愿意提起这个人，网站中被除名也是预料中事。尽管在1998年卸职又改任中国人大委员长五年，他同样只是一名官僚政治人物，不是什么革命或改革者。
李鹏届满后换来的是朱镕基成为第五任总理（从1998年到2003年）。他在位虽短，但给老百姓留下的口碑是敢于抓贪官和展开反腐斗争。他的名言是99口棺材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显现他的大无畏精神。也许是因为他的大刀阔斧和不容情面，也不容于中共的当权派，未能继任第二届，便得宣告“功不成引退”。
虽然反贪污是复杂和尖锐的工作，朱镕基也未能连根拔起，留下许多疑团在党政内发酵。但单凭他的勇气，就教人怀念其“现代包公”的形象。他在网站赢得了不绝的喝采声，就是因为他敢和贪污作战而不手软。
在朱镕基之后，中国又迎来了另一位和贪污打仗的新总理。他就是在2003年被钦点的第六任总理温家宝。温家宝原是在赵紫阳手下办事的一位突出的官员。在赵出事后，他曾一度不被看好会有出头天。命运可能和另一位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上不了殿堂一样。可是奇迹却落在他身上，随着胡锦涛登上总书记后，温家宝也开始他的另一个春天。
他虽然没有给人“铁面无情”的形象，但他的以柔克刚的处世哲学却是从另一个角度切入来治国。基本上，他和朱镕基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不提“棺材论”，而是提出“人间正道”要养浩然之气。他喜欢吟诗，擅于引古敲今。在他的温和的语气中却杀贪官一个措手不及。他秉持了朱镕基的精神；他又学习了周恩来的持平之道。让人捉不透他内心的世界在想什么。他不是“城俯很深”的人，却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大将之风。待到机会降临时,温家宝的本色便显露出来。由于这些年中国加大力度取缔贪污，反腐深化，温家宝也就成为共和国有所作为的现任总理。网站对其有溢美之言，但也有更大的期望。
因为中国社会存在的弊病和贪污已到了无孔不入的阶段。若不先从大打起，老百姓可不服。温家宝也就从中竖立起其威望。不过一切还是言之过早，在扫黑扫贪的当儿，阻力可不小，也有鞭长莫及之叹。温家宝能否继任第二任做满10年，就看他如何收服黑金的势力。
为什么不提后三位，只提前三位。这当然与当下的政局有关，但其它的理由应该是：后三者并没有给老百姓留下深刻或刻骨铭心的印象，不提也吧！
这固然有其争议性，因为赵紫阳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尚有份量。大概是碍于政治因素：六四未能平反，赵紫阳也不得平反。不过我们并不争议前三位总理确实有其不平凡的一面。
我们先说开国总理周恩来，他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打滚过来的。从最初的分享掌握军政大权到后来心甘情愿地把最高权力和指挥权让给了毛泽东主席。在长征途中，毛泽东于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奠定他的领导地位。从此周恩来成为毛泽东的最忠实的支持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任命周恩来为开国总理。尽管后来政见有所不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毛泽东一直未撤换总理，依然保留周恩来到他在1976年初逝世为止。前前后后，周恩来共担任国务院总理达27年之久。基于他对中国的伟大贡献，人民不忘歌颂周恩来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网站打出了周恩来并胪列其丰功伟绩是人心所向的。
继周恩来之后的第二位共和国总理华国锋就没有这样幸运。他是毛泽东钦点的接班人。在1976年成为总理，在毛泽东逝世（同年9月）后成为中共党主席。他最大的贡献是在毛泽东逝世不到一个月内，发动军人活捉四人帮为中国解除祸患。但他最大的失误是在当权后，仍然高举“文革”的革命路线，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泽东的指示和决策要照旧贯澈）的政策。由于政绩平平，他很快地在1980年从总理高位退了下来。因此华国锋在人民心中是过渡领袖，也逐渐地把这个人给忘了。
接替华国锋位置的本来应该首推邓小平，但他不做，提拔了来自四川的省书记赵紫阳走向政治核心，出任第三任总理。他是改革开放的旗手，但只做了7年的总理，便被提升为中共总书记（1987年取代下台的胡耀邦）。虽然赵紫阳权力加大了，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也即是六四事件），也导致赵与中共元老，尤其是邓小平意见相左，终于被拉下马。他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牺牲者，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至死都未获得平反。虽然有其功绩，但网站并 不突显他的贡献，他成了被“除名”（被纪念）的总理。
1987年李鹏接任总理。他是一位最不得人心的总理。因为他被指责一手操办天安门事件。奇怪的是，他竟能在位达10年之久。足见元老派控制了党中央。虽然如此，李鹏得不到历史应有的地位，人们极不愿意提起这个人，网站中被除名也是预料中事。尽管在1998年卸职又改任中国人大委员长五年，他同样只是一名官僚政治人物，不是什么革命或改革者。
李鹏届满后换来的是朱镕基成为第五任总理（从1998年到2003年）。他在位虽短，但给老百姓留下的口碑是敢于抓贪官和展开反腐斗争。他的名言是99口棺材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显现他的大无畏精神。也许是因为他的大刀阔斧和不容情面，也不容于中共的当权派，未能继任第二届，便得宣告“功不成引退”。
虽然反贪污是复杂和尖锐的工作，朱镕基也未能连根拔起，留下许多疑团在党政内发酵。但单凭他的勇气，就教人怀念其“现代包公”的形象。他在网站赢得了不绝的喝采声，就是因为他敢和贪污作战而不手软。
在朱镕基之后，中国又迎来了另一位和贪污打仗的新总理。他就是在2003年被钦点的第六任总理温家宝。温家宝原是在赵紫阳手下办事的一位突出的官员。在赵出事后，他曾一度不被看好会有出头天。命运可能和另一位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上不了殿堂一样。可是奇迹却落在他身上，随着胡锦涛登上总书记后，温家宝也开始他的另一个春天。
他虽然没有给人“铁面无情”的形象，但他的以柔克刚的处世哲学却是从另一个角度切入来治国。基本上，他和朱镕基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不提“棺材论”，而是提出“人间正道”要养浩然之气。他喜欢吟诗，擅于引古敲今。在他的温和的语气中却杀贪官一个措手不及。他秉持了朱镕基的精神；他又学习了周恩来的持平之道。让人捉不透他内心的世界在想什么。他不是“城俯很深”的人，却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大将之风。待到机会降临时,温家宝的本色便显露出来。由于这些年中国加大力度取缔贪污，反腐深化，温家宝也就成为共和国有所作为的现任总理。网站对其有溢美之言，但也有更大的期望。
因为中国社会存在的弊病和贪污已到了无孔不入的阶段。若不先从大打起，老百姓可不服。温家宝也就从中竖立起其威望。不过一切还是言之过早，在扫黑扫贪的当儿，阻力可不小，也有鞭长莫及之叹。温家宝能否继任第二任做满10年，就看他如何收服黑金的势力。
6.5.07
拿督翁、拉沙里、安华
依约补选结果让安华大感失望，形容是“马来西亚的悲哀”。但前《新海峡时报》总编辑卡里拉姆都则形容安华是“失灵的魔术师，再也激不起围观者的激情”。这意味着两个不同立场与观点的人对依约战绩有不同的评价。可是有人不同意这是安华失败的开始，而是一时的挫折，他会继续上路而最终是要取回原本已是垂手可得的首相宝座。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在依约补选的活动中，安华已倾全力以赴，形同是他与副首相纳吉的一场政治斗争。这好像是美国政论家克里思马修斯所说的“激烈的政治游戏是一场硬球游戏”，它有其基本法则，也会出现角色旋转和形象定位的变化。但在这个权力世界中，总会有人占着主管的地位，黄油（资源）由他来分配和决定。因此我们明显地看到今时不同往昔，角色地位已对换，形象定位也大不相同，安华不得不接受他不是控制整个大局的人，而是扮演着逆流而上的被动者。
由于安华政运在1998年后从高峰跌下转成为反对党的“灵魂人物”，让我们不期然地想起他的两位先行者政运之不济。他们之间既有相似又有不相似之处，值得我们拿来作为参照和对比。
第一位先行者是一度叱咤风云的人物拿督翁，他不但是巫统的创党人，也一度是英殖民政府扶植的未来首相人选。不过当他在1951年离开巫统自创马来亚独立党，复于1953年改名为国家党后，就把巫统视为劲敌而与之较量。他树起多元种族的色彩，更雄心勃勃地相信可以在1955年的普选中胜出。讵料事与愿违，国家党一败涂地，巫统因而崛起成为执政党，且在1957年领导国家走向独立。它的结盟政党仍然是今日留在国阵内的马华和印度国大党。
自此失败后，拿督翁走回激进的马来人路线，但在1959年的大选只他一人中选国会议员，而在1962年逝世。虽然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却在70年代被巫统迎回而确定他的创党人的地位，功绩被颂扬至今。
无独有偶的是，在1987年角逐巫统主席不果的东姑拉沙里也在1989年拉大队脱离巫统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与巫统争夺政治领导权，一时声势浩大，左边拉拢回教党，右边拉拢行动党组成三角联盟。可惜在1990年大选不敌巫统，导致东姑拉沙里在较后将党名改为46马来人党，角逐1995年的大选，气势大不如前。一年之后宣告回巢，解散46马来人党。当然拉沙里不是拿督翁，他在巫统党内已是无法举足轻重。
下来的安华则是被逼出来的，他从未想过要当拿督翁或东姑拉沙里，因为他有不同的政治视野，但他们的共同点则是一心一意要成为国家领袖，当上首相。由于形势所逼，安华组成了国民公正党，在1999年的大选竟告发酵，情况与东姑拉沙里大同小异（强化回教党的地位）。所不同的是安华因被马哈迪政府提控罪成而身陷囹圄，错过了1999年及2004年的大选。他也不因选举未达夺权目的而改变初衷，反而进一步与人民党结盟，变成人民公正党，持续其多元种族路线。
两场位于城乡之间的补选虽然让安华赶上了，也让他感到一阵心寒，但补选不是全体民意的温度表，未来的大选才是真正考验安华魅力的决战场。最终安华情归何处，又非我们所能预测。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在依约补选的活动中，安华已倾全力以赴，形同是他与副首相纳吉的一场政治斗争。这好像是美国政论家克里思马修斯所说的“激烈的政治游戏是一场硬球游戏”，它有其基本法则，也会出现角色旋转和形象定位的变化。但在这个权力世界中，总会有人占着主管的地位，黄油（资源）由他来分配和决定。因此我们明显地看到今时不同往昔，角色地位已对换，形象定位也大不相同，安华不得不接受他不是控制整个大局的人，而是扮演着逆流而上的被动者。
由于安华政运在1998年后从高峰跌下转成为反对党的“灵魂人物”，让我们不期然地想起他的两位先行者政运之不济。他们之间既有相似又有不相似之处，值得我们拿来作为参照和对比。
第一位先行者是一度叱咤风云的人物拿督翁，他不但是巫统的创党人，也一度是英殖民政府扶植的未来首相人选。不过当他在1951年离开巫统自创马来亚独立党，复于1953年改名为国家党后，就把巫统视为劲敌而与之较量。他树起多元种族的色彩，更雄心勃勃地相信可以在1955年的普选中胜出。讵料事与愿违，国家党一败涂地，巫统因而崛起成为执政党，且在1957年领导国家走向独立。它的结盟政党仍然是今日留在国阵内的马华和印度国大党。
自此失败后，拿督翁走回激进的马来人路线，但在1959年的大选只他一人中选国会议员，而在1962年逝世。虽然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却在70年代被巫统迎回而确定他的创党人的地位，功绩被颂扬至今。
无独有偶的是，在1987年角逐巫统主席不果的东姑拉沙里也在1989年拉大队脱离巫统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与巫统争夺政治领导权，一时声势浩大，左边拉拢回教党，右边拉拢行动党组成三角联盟。可惜在1990年大选不敌巫统，导致东姑拉沙里在较后将党名改为46马来人党，角逐1995年的大选，气势大不如前。一年之后宣告回巢，解散46马来人党。当然拉沙里不是拿督翁，他在巫统党内已是无法举足轻重。
下来的安华则是被逼出来的，他从未想过要当拿督翁或东姑拉沙里，因为他有不同的政治视野，但他们的共同点则是一心一意要成为国家领袖，当上首相。由于形势所逼，安华组成了国民公正党，在1999年的大选竟告发酵，情况与东姑拉沙里大同小异（强化回教党的地位）。所不同的是安华因被马哈迪政府提控罪成而身陷囹圄，错过了1999年及2004年的大选。他也不因选举未达夺权目的而改变初衷，反而进一步与人民党结盟，变成人民公正党，持续其多元种族路线。
两场位于城乡之间的补选虽然让安华赶上了，也让他感到一阵心寒，但补选不是全体民意的温度表，未来的大选才是真正考验安华魅力的决战场。最终安华情归何处，又非我们所能预测。
30.4.07
巫统不变中的蜕变
胡先翁独排众议
当敦拉萨在1976年正月离世之时，其副手胡先翁登上最高位。他是一位不备受争议但也充满传奇色彩的第三任首相。
胡先翁（1922-1990）是巫统创党人拿督翁的公子，早年在新加坡受教育。1940年参加柔佛国民军，1年后赴印度受军训，成为印度军一员，第二次大战期间被派往中东服务。
和平后返马加入柔佛军警部队出任司令官，翌年转成民事服务，担任昔加末副县长，接着转任瓜拉雪兰莪县长。
后来他辞卸政府公务员，跟随其父投身政治活动，1949年出任首任巫青团长。1950年他出任巫统总秘书，但在1951年他离开巫统，与其父共创马来亚独立党。在独立党竞选失败后，他远赴英国攻读法律，回国操律师业。
1968年，他受到敦拉萨的感召回返巫统。他与敦拉萨是同门襟兄弟关系。参加1969年大选而胜出。1971年敦拉萨当上首相，即委他担任教育部长。1973年他被提升为副首相，以递补原副首相伊斯迈病逝留下的空缺。这种插队而平步青云的政治人物是罕有的，主要他是拿督翁的公子，因势利导走向顶峰。正如他的父亲一样，即使一度与巫统对抗，也被视为一场家庭风波，政治的奥妙就在这里无声胜有声。
胡先翁是一位性格刚硬的人，他在任时有作了儿件事应该是敦拉萨生前意想不到的事，也重新调整了党和政府的格局。
1. 他不理会敦拉萨时对哈仑（原任巫青团长暨雪州州务大臣）采取法律行动时有投鼠忌器之嫌，也不管哈仑有大批的拥蹇支持。在1976年的巫统会议上，通过开除哈仑党籍，但在元老和巫青团大力反对下，又恢复其党籍。胡先翁于是从另一个角度切入，通过检察署加控哈仑贪污罪名。结果罪名成立，被判坐牢。他的爱憎分明，由此可见。
2.另一个爱憎分明的大事是回教党被逼退离开国阵。起源于吉兰丹州土地承租转让纷争。原是涉及回教党内的利益争夺，但引发回教党的20名州议员对也是回教党的州务大臣纳西投不信任票，后来导致骚乱发生。胡先翁对此大表不满，乃在1977年通过国会在吉兰丹州实施紧急法令，防止暴乱（已有19人丧命，325间店屋及房屋被焚烧）蔓延其它州。与此同时，回教党也被请离国阵。
1978年，胡先翁宣布在吉兰丹州举行闪电大选，原任州务大臣纳西组成的BERJASA党参加角逐，结果国阵大胜，取得23席，BERJASA党取得11席，回教党只剩2席。整个局面倒转过来。国阵（巫统）首次夺得吉兰丹州的执政主导权，也因为有胡先翁的果敢，不然巫统是无法从回教党手中夺过州政权。
3.胡先翁在出任首相时，在选择副手方面，第一个被考虑的是加沙里沙菲依（原是外交官，曾任外交部长，当时是担任内政部长），但基于他不是党的副主席之一，胡先翁在压力下只好作吧，剩下只能在3位副主席中挑一人出任副首相。这三人中资历最长的是嘉化峇峇，惜学历有限；最有看头的是东姑拉沙里，他是敦拉萨一手提拔的慧星；而争议性人物马哈迪却未料到他会被相中。
胡先翁后来坦承他挑选马哈迪是在一夜之间拍板敲定的：“我不期望100%得到同意”。胡先翁这一大胆的决定，断了东姑拉沙里的政途，也扶起了一个曾被党开除的人“坐亚望冠”；尤其重要的是，他为巫统及马来西亚政局的再一次改变铺下道路。这可能是他后来意想不到的，也许是“背着” 敦拉萨的意愿“中途换马”。
4.胡先翁还背着敦拉萨的意愿作出惊人举动。在1976年时，他先后逮捕围在敦拉萨身边的红人，如沙未伊斯迈（名报人，曾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发起人之一），阿都拉阿末（原敦拉萨政治秘书，被捕时是副部长）及阿都拉马日（原敦拉萨新闻秘书，被捕时是副部长），他们被指责涉及亲共活动（靠向苏联）。逮捕他们的人是内政部长加沙里。这种在党内掀起反共浪潮几乎打乱了巫统原来的秩序，马哈迪（以副首相身份）发话说马来人的历史从未出现这么多的质疑，指控和匿名信满天飞，以致似乎变成马来领袖不可被信任。如果放任下去，便会使到人民对领袖有所怀疑。
他的这番话显然针对内政部长的逮捕行动而发。他与加沙里不咬弦已是公开的秘密。胡先翁则力挺加沙里，指援引内安法令进行逮捕不是独断行动。他指说党内没有危机，只是少数人在鼓噪。
虽然如此，被认为受到压制的哈仑派则借机起事，准备掀起反共运动，并暗喻敦拉萨用人不当，才发生所谓“亲共份子”藏在党内的事。
反共也好，亲共也好，这都不是胡先翁的要点，他的目的是要清理党内的派系，一方面对付一些党要借敦拉萨之名声在党内搞派系；另一方面要对付哈仑派在党内搞风搞雨。这种双管齐下的策略，令双方哑口无言，只好就范。
胡先翁要证明他不是敦拉萨的替身，不是随遇而安的领袖，他像他的父亲一样有主张。即使他在1978年的巫统大会上，以一党之首竟面对一地方领袖的挑战也不在意。这位挑战者苏来曼巴勒斯丁曾在联盟主政时，出任槟州立法议会议长。他是哈仑派出来的挑战者，而哈仑本身虽在服刑，竟也提名角逐副主席。不用说哈仑一切都落空了。胡先翁成功地塑造成了一个令人敬畏的领袖。
当然他也有提出不受欢迎的法令，例如不准举行群众大会，只准进行小型集会（CERAMAH），社团分成政治团体与联谊团体及大专法令等。
就他个人而言，他的不恋权位提高了他的历史地位。1981年，他宣布退休，把棒子交给马哈迪。
马哈迪石破天惊
胡先翁只做了5年的首相便自动挂冠而去。他的刚正与清明形象令他在党内赢得美明。可惜在位不长，他在巫统的历史长河中扮演的是过路的角色。
接位的马哈迪就与胡先翁完全不同了。他改写巫统的历史，也改写马来西亚的历史。
马哈迪（Tun Dr. Mahathir Bin Mohamad）（1925- ）是第一位平民化出身的首相。前三名不是皇族就是贵族，唯独马哈迪是从平民踏级而上。
出生于亚罗士打的马哈迪，早年在家乡受中小学教育。1947年，他进入新加坡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后来的新大）攻读医科。回国后在政府医院服务。1957年自开诊所。
他很早就涉及政治，1946年参加由拿督翁创立的巫统。他比第一任首相东姑及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更早加入巫统。1964年他首次当选国会议员，初露锋芒。1969年他寻求蝉联失败，归咎于东姑领导不力，使到联盟失掉诸多议席。接着他更挑战东姑的权威，遭受被开除党籍的霉运。
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政治旷野的那段日子里，他写出经典名著《马来人的困境》，但此书很快被东姑禁止，只能在新加坡出版和海外流传。
1971年东姑息政，敦拉萨上台，就悄悄地把他导回巫统。马哈迪如鱼得水，又再次活跃于政坛。在1973年被委为上议员，来年参加大选不战而胜，被委为教育部长。
如同再生的火凤凰，马哈迪抓紧每一个时机使自己立于不败的地位。1975年再次角逐党副主席（1972年首次角逐副主席马失前蹄）脱颖而出，从此平步青云。1976年意外地受委为副首相，1981年正式成为第四任首相。
马哈迪大权在握后，发挥他的翻云覆雨的本领，在政坛上领尽风骚，无人能出其右，前后在位22年。马哈迪时代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记，在这22年呼风唤雨的年代，马哈迪的大手笔和大动作有些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且举荦荦大件概述之：
1.在1981年上位时，他的主要劲敌是财政部长东姑拉沙里，为克制党内的不同派系形成压力集团，他巧妙地拉拢搞回教青年运动（一度是学运领袖）而干劲十足的安华依布拉欣加盟巫统；对外又削弱回教党的影响力。当时回教党正极力邀请安华领导回教党。在权衡轻重之下，安华选择追随马哈迪，他们成了“政治父子”一起打天下。
马哈迪让安华如同乘坐直升机，先在1982年参加大选胜出委以首相署副部长职；接着巫青团改选，马哈迪又派安华攻城，一举拿下原任团长苏海米（哈仑侄儿）。
这里有一个吊诡：哈仑是第一个促请敦拉萨迎回马哈迪的人（他也因此在马哈迪主政下，被宽赦而不再背负因贪污罪判刑出狱后所施加的五年内不得参政的限制)。当时马哈迪对他在党内的势力蠢蠢欲动有所警惕，在政治因素下，不能再让哈仑势力抬头，安华的出现，对马哈迪的政治改革运动是一辆火车头。他的横冲直撞摆平马哈迪的阻力，倒教马哈迪激赏不己，因而在短时间内，安华已晋级成为部长，且是马哈迪身边的红人。
马哈迪不理党内元老的异议，独排众议起用安华，在当时来说，可谓是“慧眼识英雄”。
2.马哈迪的第二件大事是在1983年进行修宪以限制皇室的权力。他要把政治上的权力归到国会中决定。根据马哈迪（1983年7月26日）在国会说，修宪主要包括：j增加22个国会议席；k所有案件，包括民事案，不能再上诉到伦敦枢密院。联邦法院易名为最高法院；l修宪第150条，由首相负责向最高元首提意见，在必要时颁布紧急状态及m修改宪法第66（5）项，规定当一项由国会通过的法案，在提呈给最高元首15天之后，将成为法律。
统治者先是对修宪有意见，使修宪陷入僵局。马哈迪被逼在全国各地展开群众性运动，阐明修宪的目的。他的这一手段展露他的平民化的作风，要人民支持他的修宪是为了使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更明确地列入宪法中。
最后在折衷下，马哈迪取得胜利，使首相的权威进一步提升。这种前所未有的总动员也只有马哈迪才有此能奈，鼓励人民支持政府。
3.马哈迪在当政时的国际形势有了一定的变化，尤其是回教国家正努力提升回教的地位和价值观。最明显地反映在伊朗于1979年宗教革命成功后，大大地激发回教复兴运动在全球各地展开。马来西亚在1974年时已由安华带头成立回教复兴运动（abim），产生了一批生力军。马哈迪就借助这股势力将回教价值观导入政府的行政系统，今日马来西亚行政上的回教化，就是在马哈迪时代催生的。
4.因为有了安华的结合，马哈迪在巫统内的改革以起用新人为主，他成功地扳到长期政敌东姑拉沙里在党内的势力。如果可以分析的话，那是两位平民领袖（安华也是平民出身的）抗拒了皇族势力（东姑拉沙里是吉兰丹的皇族）的卷土重来，他们不要巫统回到皇族人马统治的年代。请注意，东姑也是在很大程度被马哈迪逼下台的。
东姑拉沙里与马哈迪之不咬弦起于70年代。前者原本一心一意要成为敦拉萨的接班人，不料事与愿违，眼看马哈迪越级而上，心中十分不舒服，但又显得无奈，唯有退而求其次在1981年的巫统党选中，希望当选署理主席得以出任副首相。可惜中途杀出慕沙希淡与之对垒。马哈迪倒向支持慕沙，致使东姑拉沙里失败，春梦一场空。虽然拉沙里在1984年党选再次尝试，还是不得要领。他与马哈迪也因此结下更大的宿怨。
1986年慕沙希淡与马哈迪关系交恶而辞掉副首相职。这给拉沙里提供机会在1987年竞选时结合慕沙力量，双双出击直捣马哈迪龙王庙。一场旗鼓相当的角力战拉开序幕。因为谁当选党主席，谁将有机会出任首相，彼此都不轻敌。
马哈迪有了安华一批人的护航，在最后关头，马哈迪得761票，拉沙里得718票，前者以43张多数票击败对手。马哈迪胜得好险，这一下子，马哈迪促请B队的人马自动辞掉部长职，除了拉沙里之外，阿都拉巴达威（时任国防部长）及莱士耶汀（时任外交部长）都挂冠而去。
马哈迪的新班子组成了，嘉化峇峇出任副首相，安华留任教育部长，他的声望与时俱进。
拉沙里不甘于失败，他在较后进行诉讼，要求法庭判选举无效，在另一边厢，他又召集他的人马另起炉灶，在1989年成功地注册46精神党，准备在未来的大选，再和马哈迪决一胜负。可惜的是，拉沙里的新党未能得到慕沙希淡及阿都拉的加盟，他们宁可暂时置身度外，也未脱离巫统‧
1990年的大选，拉沙里意气风发左右逢源，一边与回教党结盟，另一边与行动党结盟，准备在大选中一举击败国阵而出任首相，他的如意算盘在开票当晚全落空了。拉沙里黯然神伤地接受残酷的判决。至此，马哈迪与拉沙里困扰20年的恩恩怨怨也就告一段落了。
5.因为拉沙里的挑战党主席，也节外生枝的爆发一场司法官司。这是马哈迪应付修宪危机后（1983）的另一场宪法斗争。起因于拉沙里于1987年角逐党主席失败后，有11人（原为12人，后1人退出）入禀法庭，要求宣判党选无效，一切维持原状，直到新的选举为止，所持的理由是在1479名代表投票中，有78人是无权参与投票的。
马哈迪大表愤慨，形容这一派人的作法形同“骑劫党领导层的权力”，决定党命运的竟是法庭而非巫统，如是，则党选的决定是多余的。
双方未能就诉讼案取得庭外和解，唯有在法庭见真章。
1988年2月4日，高等法庭作出惊人的判决，它宣布巫统为非法组织。这一判定，震惊全国，但处惊不变的马哈迪另有计谋，他决定不上诉，而是在一周之后，即2月13日宣布组成新巫统（UMNO BARU），对所有的党员进行重新登记。
这一场斗争也把两位前首相东姑及胡先翁拉了进来。前者先向社团注册官申请注册巫统（UMNO MALAYSIA），但被拒绝，继之，东姑联同胡先翁入禀法庭制止新巫统执行任务和活动。理由是巫统就是巫统，没有新旧之分，而且巫统是马来人的组织，它和马来人是同义词。法庭驳回东姑和胡先翁的申请，所提理由是法庭没有理由阻止新巫统的操作和活动。
事件并不因此了结，11人不服高庭判决巫统为非法组织，乃向最高法院上诉。至此案件已复杂化了，不单关系到新巫统的存亡，也关系到政府的操作。如果原巫统“复活”，则存在两个巫统。这对马哈迪无疑是投下计时炸弹。
在情势变化下，马哈迪采取了两个步骤，其一是通过国会修宪（1987年3月17日）以削减司法拥有太大的权力干预行政及立法。他认为三权分立应建立在各自行使权力互不干预的基础上。他不同意法庭诠释法令，法庭应根据宪法行事。其二是最高法院院长沙礼赛阿峇择订在1988年6月13日开庭研审11人的上诉案，并决定9司会审。马哈迪接着采取迅雷不及掩耳手法在5月27日召见法院院长沙礼赛阿峇，促请后者辞职，理由是赛阿峇曾致一封密函予最高元首和各州统治者，陈诉“首相不但在国会内，也在国会外对司法作出各种批评和指责感到失望。因而希望不确实的指责能够停止。”
未等沙礼赛阿峇理清思路，在同一天下午，他就接到首相的一封公函，表明元首决定暂停其职务，由1988年5月26日（即较会面前一天）起生效。政府将设立调查庭作出决定。这意味着由接信时刻起，赛阿峇已不能执行最高法院院长的职务。
事件的急转直下，使到赛阿峇处于被动的地位。虽然他力挽狂澜，通过法律程序力阻调查庭之设而曾在最高法院取得禁制令（1988年7月2日）（高庭本先驳回，而有了上诉案）。但案件又有惊人的发展，5位发出禁制令的大法官暂被终止职务，因为他们未得到最高法院院长（赛哈密已成为代院长）的同意，合谋特别开庭聆审赛阿峇的上诉案。这5个人是旺苏来曼、佘锦成，莫哈未阿兹敏卡马鲁丁、尤索夫阿布卡迪及旺韩沙。于是又有另一个调查庭之设。（5位大法官的禁令又受到总检察长的挑战，他也向最高法院申请解除此禁制令，结果在另5名法官聆审下，撤销禁制令。意味着调查庭调查赛阿峇及作出报告不受干扰）。
我们先说第一个针对赛阿峇被撤职的调查庭，他的禁制令在时间上迟了一步并未能阻止调查庭在赛阿峇缺席下开庭（1988年6月29日起研审）当时（6月28日）赛阿峇只向高庭申请禁制令，但未聆审而押后，因此调查庭在不受影响下如期操作，待到赛阿峇拿到禁制令又再后来被撤销已是调查庭已过之日，同时已无法阻止调查庭将报告提呈最高元首)
于是在1988年8月6日，政府首席秘书正式通函赛阿峇，他已被撤职，由8月8日起生效。政府也在同一天公布调查庭的报告书，一切因巫统官司案件引起的司法案终于告一段落。
至于第二个针对5位大法官的调查庭，其调查结果是三人被复职，两人被撤职，他们是旺苏来曼及佘锦成。
由于整个司法起了大变化，巫统案件审与不审已不是大问题。完全的胜利归于马哈迪个人，但为了“完成法律程序”，在1988年8月9日，最高法院研审11人的上诉案，结果维持原判，即原来的巫统是非法的，也就意味着马哈迪的新巫统取代了旧巫统。
6.在马哈迪拥有前所未有的绝对权威后，围绕在其周围的红人震奋不已的忙着整合和壮大他们的队伍，最显着的莫过于安华依布拉欣，他几乎已经成为马哈迪的“宠儿”，在党政内无往而不利。1993年，他结同党内其它派系推出宏愿队伍，一举逼走嘉化峇峇。安华成了党的署理主席兼副首相。他的声望如日中升，大有“功高震主”之势。马哈迪虽然是靠了安华一股势力，才能击退拉沙里的来犯，但隐忧随之在马哈迪心里发酵。他开始意识到安华势力坐大的尾大不掉的危机。因此在1996年党选时，马哈迪刻意扶出阿都拉打副主席，一鹄而中的。在此之前，他已成功地拉拢拉沙里一批人回巢。东姑拉沙里在1990年及1995年大选失败后，已意兴阑珊，同意解散46精神党（后改名为46马来人党），让党员自由返回巫统。马哈迪此举意在克制安华的势力再度膨胀。他们两人的关系在1996年后已有了微妙的变化，对国是与政策也有了不同的看法。
没有想到的是安华终被马哈迪杀个措手不及在1998年时将之革职，并即刻通过巫统开除其党籍。当巫统即是政府，政府即是巫统已形成两位一体的时代，安华这一跌，已是从顶峰坠进深渊。
人们始料未及的是马哈迪一手扶起安华，又一手把他丢进谷底，两人的恩恩怨怨，一匹布之长，写也写不完。
安华随后被控上法庭，而他的“烈火莫熄”也燃烧一个长时间。这个故事我们耳熟能详，不必再赘述了。
正因为出了“安华事件”，忍辱负重已久的阿都拉才有机会探出头来。在安华当红时，阿都拉是靠边站的；在安华失势后，阿都拉被马哈迪钦点为未来接班人。原本被看好的纳吉在失望之余，也被安排坐第二把交椅。
2003年马哈迪像胡先翁在1981年时，在巫统大会把位子让给阿都拉。他前后共有四位副手（慕沙、嘉化、安华及阿都拉），也只有阿都拉才是“真命天子”。不论在马哈迪看来是对是错，他已经不能再换马了，否则便会被人指指点点未具诚意退位。
前后算来，在位22年的马哈迪是巫统在位最久的主席，他开创了历史也把马来西亚纳入世界版图。他的回教化运动因与安华交恶而蒙上一层灰；他的讉责霸权主义的国际形象，也招致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他存有戒心；他在国内的口快心直的政见也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特别是他的快刀斩乱麻革掉安华引发一连串的争议。唯一不变的是他在1990 年立下30年要达先进国的宏愿被保留下来。他的功过得失已有诸多评论，惟历史的定论要在较长的时间才能彰显出来。他改变了巫统的结构，他的新巫统较后也成为原来的巫统。他杀退所有政敌，也排除威胁他的政治意愿的人，他是一个性格刚硬的人，也不能容忍其它的人对他的“背叛”。
如果说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是“不断革命”，那么马哈迪的理念和实践则是“不断斗争”，而且要按照他的意旨来斗争。他收服所有的人对他马首是瞻。没有例外地包括阿都拉在内。可是谁又能想到他退休之后竟是一连串的火爆又被燃烧起来。
阿都拉柔中带刚
在马哈迪“千挑万挑”的真命天子阿都拉巴达威的上位也是一个意外和时来运转的实例，正如马哈迪怎么也想不到一位被党开除的人，最后是党的主宰者；同样的，阿都拉怎么也想不到他竟会是马哈迪的接班人。
阿都拉（ABULLAH BIN HAJI AHMAD BADAWI）（1939- ）出生在槟城的峇六拜的玻璃市村，早年在威省受教育，也曾在大山脚中学及槟城美以美男校攻读过。他的宗教教育始于家庭。1964年毕业于马来亚大学回教系。
接着他加入政府部门工作，先是公共服务局的助理秘书，1969年提升在全国行动理事会（513后成立的行政机构，以敦拉萨为首）工作。1971年担任文化青年暨体育部总监而在1974年晋升为副秘书长。
1978年他辞卸公务员职，参加甲抛峇底国席选举胜出，被委为联邦直辖部政务次长。1980年擢升为副部长。1981至1984年他是首相署部长。继之在1984到1986年转任教育部长，再转任国防部长一年。1991年至1999年他是外交部长。1999年在安华被革职后，他被委为副首相兼内政部长。
2003年继位为第五任首相。2004年大选胜利后，他以首相身份兼任内政部长和财政部长。
从阿都拉的履历来看，他是典型的公务员出身的政治人物，善于依章行事和按原来体制运作。但他参政以后就逐渐改变这种心态。他不但勇于博出任，也敢于表示异议。前者使他争得党副主席；后者却让他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是指1987年东姑拉沙里挑战马哈迪党主席职位时，形成B队抗A队，而阿都拉站在B队。虽然他成功保住副主席，但属于B队的他，只得辞掉内阁部长职。投闲置散4年后，才得拨开云雾见明月，又再重返内阁。不过他的巫统槟州联委会主席职已由安华兼任。
当1999年马哈迪委他填补安华空缺时，他已小心翼翼，不再让自己成为下一个“牺牲者”。他做好老二的本份，从不越过马哈迪，更不在党内培植派系，这种沉默以对策略征服了马哈迪的心。
苦苦挨过5年的老二生涯后，阿都拉终于在2003年苦尽甘来，成为具权势的第五任首相。2004年，为了展示他的领导魅力，他在选举期间矢言要消除贪污，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人民在新形象的感染下，给予阿都拉的领导充份地肯定，他赢得90%以上的议席，牢牢控制党和政府。
意气风发的阿都拉，不再萧规曹随，他对马哈迪主政时的政策和大计划作了全盘的检讨与修改，甚至做出他认为必要的改弦易辙。阿都拉要表现出他的领导与马哈迪有别，在重要的决策上，他不想重蹈覆辙。也许他是幸运的，在上位的首两年，言论一片歌舞升平，赞多过弹。也许人们对马哈迪在位太久有些生厌，莫不期望新人新事新作风给马来西亚带来新气象。
也许是寄望太高，也许是要求太多，当两年过后人们看到政策的改变，并不明显，甚至有些在原地踏步时，怨言又增加起来了。这一切阿都拉看在眼里，也不大张旗鼓宣扬功绩，反而是在党内作出调整。这种调整也是循序渐进的，因为巫统留下的包袱太沉重了，不是一蹴即成的。单就内阁成员而言，它基本上是继承马哈迪时代的班底。虽然班底变化不大，但人心的转向已改变了。过去是“马首是瞻”，现在改成“伯拉至上”。这就是人在其位和不在其位的最大分野。
没有人会置疑阿都拉仍牢控巫统，但人们看到有几件事的演变是马哈迪不悦的：
1.在2004年，巫统的改选中，基本上维持巫统的大气候。间中的变化突现了被马哈迪流放的莫哈末泰益（前雪州务大臣，巫统副主席）又回到党中央，出任巫统宣传主任；而其女婿凯里异军突起，出任巫青团副团长。这些都是看在马哈迪眼里。
2.安华在不断上诉下，终于成功地争取到释放。虽然他的其它案件在上诉中尚未厘清，但人已自由，且在言论上对马哈迪极尽其反驳的能事。马哈迪自然是极不舒服的。
3.阿都拉对马哈迪时代订下的大型发展计划，有的被搁置，有的被改变。对一位在位22年的前首相来说，真的不是滋味。还有阿都拉的随和与放手让手下开展活动，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影响。马哈迪按捺不住他的性子。在2006年不间断地作出批评；尤其让他吃不消的是取消衔接马新的美景大桥的兴建。另外政府发出汽事AP（入口准证）也成为一个争议性的课题。从美景大桥的抨击到后来马哈迪变成对政府施政和阿都拉作风的全面批评，已形成排山倒海而来的指责声，让人们看儍了眼。明明阿都拉是他亲挑的接班人，怎么在两三年后变成“一无可取”？
在备受责难下，阿都拉也选择性的逐一反击。他的反驳在某种程度上消弭人们对事件的看法。主要是有些政策和施政是马哈迪遗留下来的，也有其历史渊源，不能全推到现任首相身上。
除此之外，人民对阿都拉也有下列的要求：
1.首相曾信誓旦旦要与贪污作战，以消除贪污，更有传言说有18位大人物会排队上法庭，结果只是一两位控上法庭后又再静下来。
最近以来贪污指控又甚嚣尘上，不论真真假假，总希望政府调查后有一个明确的交待，以释众惑。
2.在2006年的巫统大会上，有一小撮份子借平台大放厥词，伤及民族感情。这种偏极的种族性言论实在不应该在巫统大会上出现。
3.另外的所谓马来人被边缘化之说，也一度使槟州人民迷惑其中。因为他们看到实况并非如此，而是有政治议程在内，例如首长轮任职，更多高位要给土著等，都是十分负面的诉求，缺乏理据所在。
我们不能否认经过一阵的叫嚣声，阿都拉已渐渐平息风潮，但能否使一个和谐社会真正落实，就考验阿都拉的智慧了。
4.为了重振人民的信心，目前首相把全副精神放在第9大马计划中，人民莫不期望阿都拉能确保每项工程如期落实，以使人民受惠。虽然人民不敢奢望必须在2020年达致先进国的水平，但人民肯定希望安居乐业，经济好转。目前股市的热潮大起大落并不足以反映人民的经济状况，政府仍需加大力度和增加公共投资，以刺激市场的活力。没有活跃的市场，人民只能望钱兴叹。
阿都拉当然记得，今年是独立50年，也是国家半个世纪成就的一个总结。它有得有失，得在那里，失又在那里，值得政府分析与深思。而所有这一切将在来届大选时（应该在2008年）让选民作出判决。
巫统到阿都拉手上也已渡过60个春秋，换了6代领导人。它的壮大自有其条件（目前党员300多万名），但只要有少数人成为“害群之马”，就足以损害党的形象。
一个政党不能以既得利益为依归，而是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可是言易行难，这也是阿都拉当政下的一大考验。阿都拉可以忘记马哈迪的指指点点，但他肯定不能忘记老百姓的指指点点。既然阿都拉已表明要再做一届的首相，那么，从现在开始他需要参考各种的批评，不管是来自那一个种族，那一个族群，都要耳听八方，接受善意与诚意的批评。至为重要的是，一切以民为本。同时这个国家是多元种族的，偏差要纠正，错误要改正，体现泱泱大度，真正地培养起一流的思维和人力资本，埋葬极端的言行，真正落实一个公平合理与全民分享的马来西亚。
当敦拉萨在1976年正月离世之时，其副手胡先翁登上最高位。他是一位不备受争议但也充满传奇色彩的第三任首相。
胡先翁（1922-1990）是巫统创党人拿督翁的公子，早年在新加坡受教育。1940年参加柔佛国民军，1年后赴印度受军训，成为印度军一员，第二次大战期间被派往中东服务。
和平后返马加入柔佛军警部队出任司令官，翌年转成民事服务，担任昔加末副县长，接着转任瓜拉雪兰莪县长。
后来他辞卸政府公务员，跟随其父投身政治活动，1949年出任首任巫青团长。1950年他出任巫统总秘书，但在1951年他离开巫统，与其父共创马来亚独立党。在独立党竞选失败后，他远赴英国攻读法律，回国操律师业。
1968年，他受到敦拉萨的感召回返巫统。他与敦拉萨是同门襟兄弟关系。参加1969年大选而胜出。1971年敦拉萨当上首相，即委他担任教育部长。1973年他被提升为副首相，以递补原副首相伊斯迈病逝留下的空缺。这种插队而平步青云的政治人物是罕有的，主要他是拿督翁的公子，因势利导走向顶峰。正如他的父亲一样，即使一度与巫统对抗，也被视为一场家庭风波，政治的奥妙就在这里无声胜有声。
胡先翁是一位性格刚硬的人，他在任时有作了儿件事应该是敦拉萨生前意想不到的事，也重新调整了党和政府的格局。
1. 他不理会敦拉萨时对哈仑（原任巫青团长暨雪州州务大臣）采取法律行动时有投鼠忌器之嫌，也不管哈仑有大批的拥蹇支持。在1976年的巫统会议上，通过开除哈仑党籍，但在元老和巫青团大力反对下，又恢复其党籍。胡先翁于是从另一个角度切入，通过检察署加控哈仑贪污罪名。结果罪名成立，被判坐牢。他的爱憎分明，由此可见。
2.另一个爱憎分明的大事是回教党被逼退离开国阵。起源于吉兰丹州土地承租转让纷争。原是涉及回教党内的利益争夺，但引发回教党的20名州议员对也是回教党的州务大臣纳西投不信任票，后来导致骚乱发生。胡先翁对此大表不满，乃在1977年通过国会在吉兰丹州实施紧急法令，防止暴乱（已有19人丧命，325间店屋及房屋被焚烧）蔓延其它州。与此同时，回教党也被请离国阵。
1978年，胡先翁宣布在吉兰丹州举行闪电大选，原任州务大臣纳西组成的BERJASA党参加角逐，结果国阵大胜，取得23席，BERJASA党取得11席，回教党只剩2席。整个局面倒转过来。国阵（巫统）首次夺得吉兰丹州的执政主导权，也因为有胡先翁的果敢，不然巫统是无法从回教党手中夺过州政权。
3.胡先翁在出任首相时，在选择副手方面，第一个被考虑的是加沙里沙菲依（原是外交官，曾任外交部长，当时是担任内政部长），但基于他不是党的副主席之一，胡先翁在压力下只好作吧，剩下只能在3位副主席中挑一人出任副首相。这三人中资历最长的是嘉化峇峇，惜学历有限；最有看头的是东姑拉沙里，他是敦拉萨一手提拔的慧星；而争议性人物马哈迪却未料到他会被相中。
胡先翁后来坦承他挑选马哈迪是在一夜之间拍板敲定的：“我不期望100%得到同意”。胡先翁这一大胆的决定，断了东姑拉沙里的政途，也扶起了一个曾被党开除的人“坐亚望冠”；尤其重要的是，他为巫统及马来西亚政局的再一次改变铺下道路。这可能是他后来意想不到的，也许是“背着” 敦拉萨的意愿“中途换马”。
4.胡先翁还背着敦拉萨的意愿作出惊人举动。在1976年时，他先后逮捕围在敦拉萨身边的红人，如沙未伊斯迈（名报人，曾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发起人之一），阿都拉阿末（原敦拉萨政治秘书，被捕时是副部长）及阿都拉马日（原敦拉萨新闻秘书，被捕时是副部长），他们被指责涉及亲共活动（靠向苏联）。逮捕他们的人是内政部长加沙里。这种在党内掀起反共浪潮几乎打乱了巫统原来的秩序，马哈迪（以副首相身份）发话说马来人的历史从未出现这么多的质疑，指控和匿名信满天飞，以致似乎变成马来领袖不可被信任。如果放任下去，便会使到人民对领袖有所怀疑。
他的这番话显然针对内政部长的逮捕行动而发。他与加沙里不咬弦已是公开的秘密。胡先翁则力挺加沙里，指援引内安法令进行逮捕不是独断行动。他指说党内没有危机，只是少数人在鼓噪。
虽然如此，被认为受到压制的哈仑派则借机起事，准备掀起反共运动，并暗喻敦拉萨用人不当，才发生所谓“亲共份子”藏在党内的事。
反共也好，亲共也好，这都不是胡先翁的要点，他的目的是要清理党内的派系，一方面对付一些党要借敦拉萨之名声在党内搞派系；另一方面要对付哈仑派在党内搞风搞雨。这种双管齐下的策略，令双方哑口无言，只好就范。
胡先翁要证明他不是敦拉萨的替身，不是随遇而安的领袖，他像他的父亲一样有主张。即使他在1978年的巫统大会上，以一党之首竟面对一地方领袖的挑战也不在意。这位挑战者苏来曼巴勒斯丁曾在联盟主政时，出任槟州立法议会议长。他是哈仑派出来的挑战者，而哈仑本身虽在服刑，竟也提名角逐副主席。不用说哈仑一切都落空了。胡先翁成功地塑造成了一个令人敬畏的领袖。
当然他也有提出不受欢迎的法令，例如不准举行群众大会，只准进行小型集会（CERAMAH），社团分成政治团体与联谊团体及大专法令等。
就他个人而言，他的不恋权位提高了他的历史地位。1981年，他宣布退休，把棒子交给马哈迪。
马哈迪石破天惊
胡先翁只做了5年的首相便自动挂冠而去。他的刚正与清明形象令他在党内赢得美明。可惜在位不长，他在巫统的历史长河中扮演的是过路的角色。
接位的马哈迪就与胡先翁完全不同了。他改写巫统的历史，也改写马来西亚的历史。
马哈迪（Tun Dr. Mahathir Bin Mohamad）（1925- ）是第一位平民化出身的首相。前三名不是皇族就是贵族，唯独马哈迪是从平民踏级而上。
出生于亚罗士打的马哈迪，早年在家乡受中小学教育。1947年，他进入新加坡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后来的新大）攻读医科。回国后在政府医院服务。1957年自开诊所。
他很早就涉及政治，1946年参加由拿督翁创立的巫统。他比第一任首相东姑及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更早加入巫统。1964年他首次当选国会议员，初露锋芒。1969年他寻求蝉联失败，归咎于东姑领导不力，使到联盟失掉诸多议席。接着他更挑战东姑的权威，遭受被开除党籍的霉运。
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政治旷野的那段日子里，他写出经典名著《马来人的困境》，但此书很快被东姑禁止，只能在新加坡出版和海外流传。
1971年东姑息政，敦拉萨上台，就悄悄地把他导回巫统。马哈迪如鱼得水，又再次活跃于政坛。在1973年被委为上议员，来年参加大选不战而胜，被委为教育部长。
如同再生的火凤凰，马哈迪抓紧每一个时机使自己立于不败的地位。1975年再次角逐党副主席（1972年首次角逐副主席马失前蹄）脱颖而出，从此平步青云。1976年意外地受委为副首相，1981年正式成为第四任首相。
马哈迪大权在握后，发挥他的翻云覆雨的本领，在政坛上领尽风骚，无人能出其右，前后在位22年。马哈迪时代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记，在这22年呼风唤雨的年代，马哈迪的大手笔和大动作有些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且举荦荦大件概述之：
1.在1981年上位时，他的主要劲敌是财政部长东姑拉沙里，为克制党内的不同派系形成压力集团，他巧妙地拉拢搞回教青年运动（一度是学运领袖）而干劲十足的安华依布拉欣加盟巫统；对外又削弱回教党的影响力。当时回教党正极力邀请安华领导回教党。在权衡轻重之下，安华选择追随马哈迪，他们成了“政治父子”一起打天下。
马哈迪让安华如同乘坐直升机，先在1982年参加大选胜出委以首相署副部长职；接着巫青团改选，马哈迪又派安华攻城，一举拿下原任团长苏海米（哈仑侄儿）。
这里有一个吊诡：哈仑是第一个促请敦拉萨迎回马哈迪的人（他也因此在马哈迪主政下，被宽赦而不再背负因贪污罪判刑出狱后所施加的五年内不得参政的限制)。当时马哈迪对他在党内的势力蠢蠢欲动有所警惕，在政治因素下，不能再让哈仑势力抬头，安华的出现，对马哈迪的政治改革运动是一辆火车头。他的横冲直撞摆平马哈迪的阻力，倒教马哈迪激赏不己，因而在短时间内，安华已晋级成为部长，且是马哈迪身边的红人。
马哈迪不理党内元老的异议，独排众议起用安华，在当时来说，可谓是“慧眼识英雄”。
2.马哈迪的第二件大事是在1983年进行修宪以限制皇室的权力。他要把政治上的权力归到国会中决定。根据马哈迪（1983年7月26日）在国会说，修宪主要包括：j增加22个国会议席；k所有案件，包括民事案，不能再上诉到伦敦枢密院。联邦法院易名为最高法院；l修宪第150条，由首相负责向最高元首提意见，在必要时颁布紧急状态及m修改宪法第66（5）项，规定当一项由国会通过的法案，在提呈给最高元首15天之后，将成为法律。
统治者先是对修宪有意见，使修宪陷入僵局。马哈迪被逼在全国各地展开群众性运动，阐明修宪的目的。他的这一手段展露他的平民化的作风，要人民支持他的修宪是为了使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更明确地列入宪法中。
最后在折衷下，马哈迪取得胜利，使首相的权威进一步提升。这种前所未有的总动员也只有马哈迪才有此能奈，鼓励人民支持政府。
3.马哈迪在当政时的国际形势有了一定的变化，尤其是回教国家正努力提升回教的地位和价值观。最明显地反映在伊朗于1979年宗教革命成功后，大大地激发回教复兴运动在全球各地展开。马来西亚在1974年时已由安华带头成立回教复兴运动（abim），产生了一批生力军。马哈迪就借助这股势力将回教价值观导入政府的行政系统，今日马来西亚行政上的回教化，就是在马哈迪时代催生的。
4.因为有了安华的结合，马哈迪在巫统内的改革以起用新人为主，他成功地扳到长期政敌东姑拉沙里在党内的势力。如果可以分析的话，那是两位平民领袖（安华也是平民出身的）抗拒了皇族势力（东姑拉沙里是吉兰丹的皇族）的卷土重来，他们不要巫统回到皇族人马统治的年代。请注意，东姑也是在很大程度被马哈迪逼下台的。
东姑拉沙里与马哈迪之不咬弦起于70年代。前者原本一心一意要成为敦拉萨的接班人，不料事与愿违，眼看马哈迪越级而上，心中十分不舒服，但又显得无奈，唯有退而求其次在1981年的巫统党选中，希望当选署理主席得以出任副首相。可惜中途杀出慕沙希淡与之对垒。马哈迪倒向支持慕沙，致使东姑拉沙里失败，春梦一场空。虽然拉沙里在1984年党选再次尝试，还是不得要领。他与马哈迪也因此结下更大的宿怨。
1986年慕沙希淡与马哈迪关系交恶而辞掉副首相职。这给拉沙里提供机会在1987年竞选时结合慕沙力量，双双出击直捣马哈迪龙王庙。一场旗鼓相当的角力战拉开序幕。因为谁当选党主席，谁将有机会出任首相，彼此都不轻敌。
马哈迪有了安华一批人的护航，在最后关头，马哈迪得761票，拉沙里得718票，前者以43张多数票击败对手。马哈迪胜得好险，这一下子，马哈迪促请B队的人马自动辞掉部长职，除了拉沙里之外，阿都拉巴达威（时任国防部长）及莱士耶汀（时任外交部长）都挂冠而去。
马哈迪的新班子组成了，嘉化峇峇出任副首相，安华留任教育部长，他的声望与时俱进。
拉沙里不甘于失败，他在较后进行诉讼，要求法庭判选举无效，在另一边厢，他又召集他的人马另起炉灶，在1989年成功地注册46精神党，准备在未来的大选，再和马哈迪决一胜负。可惜的是，拉沙里的新党未能得到慕沙希淡及阿都拉的加盟，他们宁可暂时置身度外，也未脱离巫统‧
1990年的大选，拉沙里意气风发左右逢源，一边与回教党结盟，另一边与行动党结盟，准备在大选中一举击败国阵而出任首相，他的如意算盘在开票当晚全落空了。拉沙里黯然神伤地接受残酷的判决。至此，马哈迪与拉沙里困扰20年的恩恩怨怨也就告一段落了。
5.因为拉沙里的挑战党主席，也节外生枝的爆发一场司法官司。这是马哈迪应付修宪危机后（1983）的另一场宪法斗争。起因于拉沙里于1987年角逐党主席失败后，有11人（原为12人，后1人退出）入禀法庭，要求宣判党选无效，一切维持原状，直到新的选举为止，所持的理由是在1479名代表投票中，有78人是无权参与投票的。
马哈迪大表愤慨，形容这一派人的作法形同“骑劫党领导层的权力”，决定党命运的竟是法庭而非巫统，如是，则党选的决定是多余的。
双方未能就诉讼案取得庭外和解，唯有在法庭见真章。
1988年2月4日，高等法庭作出惊人的判决，它宣布巫统为非法组织。这一判定，震惊全国，但处惊不变的马哈迪另有计谋，他决定不上诉，而是在一周之后，即2月13日宣布组成新巫统（UMNO BARU），对所有的党员进行重新登记。
这一场斗争也把两位前首相东姑及胡先翁拉了进来。前者先向社团注册官申请注册巫统（UMNO MALAYSIA），但被拒绝，继之，东姑联同胡先翁入禀法庭制止新巫统执行任务和活动。理由是巫统就是巫统，没有新旧之分，而且巫统是马来人的组织，它和马来人是同义词。法庭驳回东姑和胡先翁的申请，所提理由是法庭没有理由阻止新巫统的操作和活动。
事件并不因此了结，11人不服高庭判决巫统为非法组织，乃向最高法院上诉。至此案件已复杂化了，不单关系到新巫统的存亡，也关系到政府的操作。如果原巫统“复活”，则存在两个巫统。这对马哈迪无疑是投下计时炸弹。
在情势变化下，马哈迪采取了两个步骤，其一是通过国会修宪（1987年3月17日）以削减司法拥有太大的权力干预行政及立法。他认为三权分立应建立在各自行使权力互不干预的基础上。他不同意法庭诠释法令，法庭应根据宪法行事。其二是最高法院院长沙礼赛阿峇择订在1988年6月13日开庭研审11人的上诉案，并决定9司会审。马哈迪接着采取迅雷不及掩耳手法在5月27日召见法院院长沙礼赛阿峇，促请后者辞职，理由是赛阿峇曾致一封密函予最高元首和各州统治者，陈诉“首相不但在国会内，也在国会外对司法作出各种批评和指责感到失望。因而希望不确实的指责能够停止。”
未等沙礼赛阿峇理清思路，在同一天下午，他就接到首相的一封公函，表明元首决定暂停其职务，由1988年5月26日（即较会面前一天）起生效。政府将设立调查庭作出决定。这意味着由接信时刻起，赛阿峇已不能执行最高法院院长的职务。
事件的急转直下，使到赛阿峇处于被动的地位。虽然他力挽狂澜，通过法律程序力阻调查庭之设而曾在最高法院取得禁制令（1988年7月2日）（高庭本先驳回，而有了上诉案）。但案件又有惊人的发展，5位发出禁制令的大法官暂被终止职务，因为他们未得到最高法院院长（赛哈密已成为代院长）的同意，合谋特别开庭聆审赛阿峇的上诉案。这5个人是旺苏来曼、佘锦成，莫哈未阿兹敏卡马鲁丁、尤索夫阿布卡迪及旺韩沙。于是又有另一个调查庭之设。（5位大法官的禁令又受到总检察长的挑战，他也向最高法院申请解除此禁制令，结果在另5名法官聆审下，撤销禁制令。意味着调查庭调查赛阿峇及作出报告不受干扰）。
我们先说第一个针对赛阿峇被撤职的调查庭，他的禁制令在时间上迟了一步并未能阻止调查庭在赛阿峇缺席下开庭（1988年6月29日起研审）当时（6月28日）赛阿峇只向高庭申请禁制令，但未聆审而押后，因此调查庭在不受影响下如期操作，待到赛阿峇拿到禁制令又再后来被撤销已是调查庭已过之日，同时已无法阻止调查庭将报告提呈最高元首)
于是在1988年8月6日，政府首席秘书正式通函赛阿峇，他已被撤职，由8月8日起生效。政府也在同一天公布调查庭的报告书，一切因巫统官司案件引起的司法案终于告一段落。
至于第二个针对5位大法官的调查庭，其调查结果是三人被复职，两人被撤职，他们是旺苏来曼及佘锦成。
由于整个司法起了大变化，巫统案件审与不审已不是大问题。完全的胜利归于马哈迪个人，但为了“完成法律程序”，在1988年8月9日，最高法院研审11人的上诉案，结果维持原判，即原来的巫统是非法的，也就意味着马哈迪的新巫统取代了旧巫统。
6.在马哈迪拥有前所未有的绝对权威后，围绕在其周围的红人震奋不已的忙着整合和壮大他们的队伍，最显着的莫过于安华依布拉欣，他几乎已经成为马哈迪的“宠儿”，在党政内无往而不利。1993年，他结同党内其它派系推出宏愿队伍，一举逼走嘉化峇峇。安华成了党的署理主席兼副首相。他的声望如日中升，大有“功高震主”之势。马哈迪虽然是靠了安华一股势力，才能击退拉沙里的来犯，但隐忧随之在马哈迪心里发酵。他开始意识到安华势力坐大的尾大不掉的危机。因此在1996年党选时，马哈迪刻意扶出阿都拉打副主席，一鹄而中的。在此之前，他已成功地拉拢拉沙里一批人回巢。东姑拉沙里在1990年及1995年大选失败后，已意兴阑珊，同意解散46精神党（后改名为46马来人党），让党员自由返回巫统。马哈迪此举意在克制安华的势力再度膨胀。他们两人的关系在1996年后已有了微妙的变化，对国是与政策也有了不同的看法。
没有想到的是安华终被马哈迪杀个措手不及在1998年时将之革职，并即刻通过巫统开除其党籍。当巫统即是政府，政府即是巫统已形成两位一体的时代，安华这一跌，已是从顶峰坠进深渊。
人们始料未及的是马哈迪一手扶起安华，又一手把他丢进谷底，两人的恩恩怨怨，一匹布之长，写也写不完。
安华随后被控上法庭，而他的“烈火莫熄”也燃烧一个长时间。这个故事我们耳熟能详，不必再赘述了。
正因为出了“安华事件”，忍辱负重已久的阿都拉才有机会探出头来。在安华当红时，阿都拉是靠边站的；在安华失势后，阿都拉被马哈迪钦点为未来接班人。原本被看好的纳吉在失望之余，也被安排坐第二把交椅。
2003年马哈迪像胡先翁在1981年时，在巫统大会把位子让给阿都拉。他前后共有四位副手（慕沙、嘉化、安华及阿都拉），也只有阿都拉才是“真命天子”。不论在马哈迪看来是对是错，他已经不能再换马了，否则便会被人指指点点未具诚意退位。
前后算来，在位22年的马哈迪是巫统在位最久的主席，他开创了历史也把马来西亚纳入世界版图。他的回教化运动因与安华交恶而蒙上一层灰；他的讉责霸权主义的国际形象，也招致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他存有戒心；他在国内的口快心直的政见也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特别是他的快刀斩乱麻革掉安华引发一连串的争议。唯一不变的是他在1990 年立下30年要达先进国的宏愿被保留下来。他的功过得失已有诸多评论，惟历史的定论要在较长的时间才能彰显出来。他改变了巫统的结构，他的新巫统较后也成为原来的巫统。他杀退所有政敌，也排除威胁他的政治意愿的人，他是一个性格刚硬的人，也不能容忍其它的人对他的“背叛”。
如果说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是“不断革命”，那么马哈迪的理念和实践则是“不断斗争”，而且要按照他的意旨来斗争。他收服所有的人对他马首是瞻。没有例外地包括阿都拉在内。可是谁又能想到他退休之后竟是一连串的火爆又被燃烧起来。
阿都拉柔中带刚
在马哈迪“千挑万挑”的真命天子阿都拉巴达威的上位也是一个意外和时来运转的实例，正如马哈迪怎么也想不到一位被党开除的人，最后是党的主宰者；同样的，阿都拉怎么也想不到他竟会是马哈迪的接班人。
阿都拉（ABULLAH BIN HAJI AHMAD BADAWI）（1939- ）出生在槟城的峇六拜的玻璃市村，早年在威省受教育，也曾在大山脚中学及槟城美以美男校攻读过。他的宗教教育始于家庭。1964年毕业于马来亚大学回教系。
接着他加入政府部门工作，先是公共服务局的助理秘书，1969年提升在全国行动理事会（513后成立的行政机构，以敦拉萨为首）工作。1971年担任文化青年暨体育部总监而在1974年晋升为副秘书长。
1978年他辞卸公务员职，参加甲抛峇底国席选举胜出，被委为联邦直辖部政务次长。1980年擢升为副部长。1981至1984年他是首相署部长。继之在1984到1986年转任教育部长，再转任国防部长一年。1991年至1999年他是外交部长。1999年在安华被革职后，他被委为副首相兼内政部长。
2003年继位为第五任首相。2004年大选胜利后，他以首相身份兼任内政部长和财政部长。
从阿都拉的履历来看，他是典型的公务员出身的政治人物，善于依章行事和按原来体制运作。但他参政以后就逐渐改变这种心态。他不但勇于博出任，也敢于表示异议。前者使他争得党副主席；后者却让他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是指1987年东姑拉沙里挑战马哈迪党主席职位时，形成B队抗A队，而阿都拉站在B队。虽然他成功保住副主席，但属于B队的他，只得辞掉内阁部长职。投闲置散4年后，才得拨开云雾见明月，又再重返内阁。不过他的巫统槟州联委会主席职已由安华兼任。
当1999年马哈迪委他填补安华空缺时，他已小心翼翼，不再让自己成为下一个“牺牲者”。他做好老二的本份，从不越过马哈迪，更不在党内培植派系，这种沉默以对策略征服了马哈迪的心。
苦苦挨过5年的老二生涯后，阿都拉终于在2003年苦尽甘来，成为具权势的第五任首相。2004年，为了展示他的领导魅力，他在选举期间矢言要消除贪污，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人民在新形象的感染下，给予阿都拉的领导充份地肯定，他赢得90%以上的议席，牢牢控制党和政府。
意气风发的阿都拉，不再萧规曹随，他对马哈迪主政时的政策和大计划作了全盘的检讨与修改，甚至做出他认为必要的改弦易辙。阿都拉要表现出他的领导与马哈迪有别，在重要的决策上，他不想重蹈覆辙。也许他是幸运的，在上位的首两年，言论一片歌舞升平，赞多过弹。也许人们对马哈迪在位太久有些生厌，莫不期望新人新事新作风给马来西亚带来新气象。
也许是寄望太高，也许是要求太多，当两年过后人们看到政策的改变，并不明显，甚至有些在原地踏步时，怨言又增加起来了。这一切阿都拉看在眼里，也不大张旗鼓宣扬功绩，反而是在党内作出调整。这种调整也是循序渐进的，因为巫统留下的包袱太沉重了，不是一蹴即成的。单就内阁成员而言，它基本上是继承马哈迪时代的班底。虽然班底变化不大，但人心的转向已改变了。过去是“马首是瞻”，现在改成“伯拉至上”。这就是人在其位和不在其位的最大分野。
没有人会置疑阿都拉仍牢控巫统，但人们看到有几件事的演变是马哈迪不悦的：
1.在2004年，巫统的改选中，基本上维持巫统的大气候。间中的变化突现了被马哈迪流放的莫哈末泰益（前雪州务大臣，巫统副主席）又回到党中央，出任巫统宣传主任；而其女婿凯里异军突起，出任巫青团副团长。这些都是看在马哈迪眼里。
2.安华在不断上诉下，终于成功地争取到释放。虽然他的其它案件在上诉中尚未厘清，但人已自由，且在言论上对马哈迪极尽其反驳的能事。马哈迪自然是极不舒服的。
3.阿都拉对马哈迪时代订下的大型发展计划，有的被搁置，有的被改变。对一位在位22年的前首相来说，真的不是滋味。还有阿都拉的随和与放手让手下开展活动，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影响。马哈迪按捺不住他的性子。在2006年不间断地作出批评；尤其让他吃不消的是取消衔接马新的美景大桥的兴建。另外政府发出汽事AP（入口准证）也成为一个争议性的课题。从美景大桥的抨击到后来马哈迪变成对政府施政和阿都拉作风的全面批评，已形成排山倒海而来的指责声，让人们看儍了眼。明明阿都拉是他亲挑的接班人，怎么在两三年后变成“一无可取”？
在备受责难下，阿都拉也选择性的逐一反击。他的反驳在某种程度上消弭人们对事件的看法。主要是有些政策和施政是马哈迪遗留下来的，也有其历史渊源，不能全推到现任首相身上。
除此之外，人民对阿都拉也有下列的要求：
1.首相曾信誓旦旦要与贪污作战，以消除贪污，更有传言说有18位大人物会排队上法庭，结果只是一两位控上法庭后又再静下来。
最近以来贪污指控又甚嚣尘上，不论真真假假，总希望政府调查后有一个明确的交待，以释众惑。
2.在2006年的巫统大会上，有一小撮份子借平台大放厥词，伤及民族感情。这种偏极的种族性言论实在不应该在巫统大会上出现。
3.另外的所谓马来人被边缘化之说，也一度使槟州人民迷惑其中。因为他们看到实况并非如此，而是有政治议程在内，例如首长轮任职，更多高位要给土著等，都是十分负面的诉求，缺乏理据所在。
我们不能否认经过一阵的叫嚣声，阿都拉已渐渐平息风潮，但能否使一个和谐社会真正落实，就考验阿都拉的智慧了。
4.为了重振人民的信心，目前首相把全副精神放在第9大马计划中，人民莫不期望阿都拉能确保每项工程如期落实，以使人民受惠。虽然人民不敢奢望必须在2020年达致先进国的水平，但人民肯定希望安居乐业，经济好转。目前股市的热潮大起大落并不足以反映人民的经济状况，政府仍需加大力度和增加公共投资，以刺激市场的活力。没有活跃的市场，人民只能望钱兴叹。
阿都拉当然记得，今年是独立50年，也是国家半个世纪成就的一个总结。它有得有失，得在那里，失又在那里，值得政府分析与深思。而所有这一切将在来届大选时（应该在2008年）让选民作出判决。
巫统到阿都拉手上也已渡过60个春秋，换了6代领导人。它的壮大自有其条件（目前党员300多万名），但只要有少数人成为“害群之马”，就足以损害党的形象。
一个政党不能以既得利益为依归，而是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可是言易行难，这也是阿都拉当政下的一大考验。阿都拉可以忘记马哈迪的指指点点，但他肯定不能忘记老百姓的指指点点。既然阿都拉已表明要再做一届的首相，那么，从现在开始他需要参考各种的批评，不管是来自那一个种族，那一个族群，都要耳听八方，接受善意与诚意的批评。至为重要的是，一切以民为本。同时这个国家是多元种族的，偏差要纠正，错误要改正，体现泱泱大度，真正地培养起一流的思维和人力资本，埋葬极端的言行，真正落实一个公平合理与全民分享的马来西亚。
槟城路名“以乱取胜”
每个国家对于街道命名都有不同的规章。比如新中国成立后，它就不允许用人名作为街道名。因此你看不到有所谓毛泽东街或邓小平街的命名。在这之前，也有用人名来命名，用的最多的是孙中山的名字。中山路也就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反观马来西亚，它在殖民地时代就喜欢用英国名人的名字命名。例如在1786年，英人莱特登陆后，就命名槟岛为韦尔斯太子岛，又命名市区为乔治市。及后英国名人纷纷走进槟城的街道。比如莱特街，华盖街，狄更斯街等等。此风一开，人名在槟城街道之多，俯首可拾。在新加坡及吉隆坡和怡保大城市也不遑多让。
在分析之下，槟城街道的命名有分成几个类别，其一是以名人命名；如上所述；其二是以国家命名，如Burmah Road; China Street; Brunai Lane；其三是以外国城市或河流命名，如厦门巷、暹律、广东民律、香港巷依拉哇底律等；其四是以我国各州命名，如霹雳律、吉打律、彭亨律、吉兰丹律、丁加奴律等；其五是以各地城市命名，如太平律、邦咯律等；其五是以当地特色命名，如亚依淡律、巴刹街、医院街和兵营路等。但最普及的 莫过于用人名来命名。先有英国人，后有本地人，而如今流行的则是以本国名人来命名。如果我们作一个统计，英国人的名字最多，次之是华人和马来人，印度人也有。
尽管如此，槟城人民对英殖民地的命名是不大理会的，一来名字难念，又翻译麻烦，干脆用本地人熟悉的称呼来命名。举例来说，槟城人惯把过港仔直街和过港仔横街中的较短的横路一概用头条路算到八条路，但英文名则完全走样。比较如下：
头条路──Magazine Road
二条路──Noordin Street.
三条路──Presgrave Street.
四条路──Tye Sin Street.
五条路──Macallum Street.
六条路──Katz Street.
七条路──Cecil Street.
八条路──Herriot Street.
如果你问起槟城人头条路到八条路在那里，他们马上告诉你从光大算起一直到城隍庙的横路即是。但如果你说英文名，他们会丈二金刚抓不住脑，很可能想不起是在那里。
再有一个怪现象是：乔治市内已是现代化和城市化，偏偏殖民地时代留下来的甘榜街名还是依然故我。怎么在城市内也有甘榜（乡村）存在？虽然它们只是路名，但容易让人产生误会。打个比方说，靠近梹榔律的一条路竟然叫kampong malabar。更费解的是我们有一个州选区长期以来叫甘榜哥南，直到2004年大选时才改称光大区。算算一下，在市区内共有六条街道仍然以甘榜命名。矛盾得莫名其妙。类似这样的街名，如果改用新名或用来纪念某名人也许会比较恰当。因为它本来就应该改名字的。
反之若是已成为大众熟悉的街名，如果你再改也是没有多大的意义，人民还是叫回原名字。打个比方说，中路英文名叫macalister road,如果换掉英国人的名字，改用本地人名字，你说人民会改口不叫中路吗？因此将街道改名也要顾及民间的习惯性，不是当局要改就改得有效的。
另外一个与官方名称大相径庭的叫法的路是beach street（统称美芝街）但华人将之切成六个名称，一段一段的叫，容易让人知道是指什么地方。所以这条街共有六个华文名称：土库街、港仔口街、中街、缎罗申街、打铁街及社尾街。
再一条长长的霹雳律，也有三个华人名称，有一段叫做霹雳律，再一段称大路后，另一段则三角田。
当然还有一些路名的叫法是与原来的官方名称相差何止一万八千里。例如prangin lane变成咸鱼埕。Market lane变成二奶巷、lovelane变成孖水喉、leith street变成莲花河，dickens street变成暗牌间，chulia lane成了十七间。
在独立后，城市的街道改名并不多。但也慢慢地多了一些名人的名字，而且有一个时期，人未往生，其名字也成了街道路。主要是发展商建了房子，开了新路，可以按上老板的名字，比如林连登路，骆文秀路等等。
后来政府在改名或按名方面有了比较严格的规定。除了特殊的情况将生人命名外，大部份是以纪念死了的名人而有了街名。这包括崔耀才路、王裕好路、郑耀林路。
我们不反对政府对道路的改名和安置新名的做法，但政府在这么做时有必要考虑到整个槟城的实际情况和其历史背景。不要动辄一下子改一个名，一下子又改那个名，而是应该统筹统办，一次过做几个改名或按名；尤其要顾及这是多元种族的社会，在变动前最好能有不同种族的名人一起上榜，不要造成一种印象是偏向单一种族，让人民觉得其它方面被忽略。抑有进者，具有历史意义或能让人因街名想起历史的名字最好不要随意改变。同时华人叫惯的名称本来就与官方名字扯不上关系，若改了官方名，同样在人民口中还是原来的华人叫法。这样的改动就意义不大了。
也许在外地人看来槟城市的街名是怪怪的，乱象纷呈，但这是“以乱取胜”，美在杂乱之中。官方有官方的叫法，民间有民间的叫法。这在其它地方是少有的。槟城的可爱也就在此。
反观马来西亚，它在殖民地时代就喜欢用英国名人的名字命名。例如在1786年，英人莱特登陆后，就命名槟岛为韦尔斯太子岛，又命名市区为乔治市。及后英国名人纷纷走进槟城的街道。比如莱特街，华盖街，狄更斯街等等。此风一开，人名在槟城街道之多，俯首可拾。在新加坡及吉隆坡和怡保大城市也不遑多让。
在分析之下，槟城街道的命名有分成几个类别，其一是以名人命名；如上所述；其二是以国家命名，如Burmah Road; China Street; Brunai Lane；其三是以外国城市或河流命名，如厦门巷、暹律、广东民律、香港巷依拉哇底律等；其四是以我国各州命名，如霹雳律、吉打律、彭亨律、吉兰丹律、丁加奴律等；其五是以各地城市命名，如太平律、邦咯律等；其五是以当地特色命名，如亚依淡律、巴刹街、医院街和兵营路等。但最普及的 莫过于用人名来命名。先有英国人，后有本地人，而如今流行的则是以本国名人来命名。如果我们作一个统计，英国人的名字最多，次之是华人和马来人，印度人也有。
尽管如此，槟城人民对英殖民地的命名是不大理会的，一来名字难念，又翻译麻烦，干脆用本地人熟悉的称呼来命名。举例来说，槟城人惯把过港仔直街和过港仔横街中的较短的横路一概用头条路算到八条路，但英文名则完全走样。比较如下：
头条路──Magazine Road
二条路──Noordin Street.
三条路──Presgrave Street.
四条路──Tye Sin Street.
五条路──Macallum Street.
六条路──Katz Street.
七条路──Cecil Street.
八条路──Herriot Street.
如果你问起槟城人头条路到八条路在那里，他们马上告诉你从光大算起一直到城隍庙的横路即是。但如果你说英文名，他们会丈二金刚抓不住脑，很可能想不起是在那里。
再有一个怪现象是：乔治市内已是现代化和城市化，偏偏殖民地时代留下来的甘榜街名还是依然故我。怎么在城市内也有甘榜（乡村）存在？虽然它们只是路名，但容易让人产生误会。打个比方说，靠近梹榔律的一条路竟然叫kampong malabar。更费解的是我们有一个州选区长期以来叫甘榜哥南，直到2004年大选时才改称光大区。算算一下，在市区内共有六条街道仍然以甘榜命名。矛盾得莫名其妙。类似这样的街名，如果改用新名或用来纪念某名人也许会比较恰当。因为它本来就应该改名字的。
反之若是已成为大众熟悉的街名，如果你再改也是没有多大的意义，人民还是叫回原名字。打个比方说，中路英文名叫macalister road,如果换掉英国人的名字，改用本地人名字，你说人民会改口不叫中路吗？因此将街道改名也要顾及民间的习惯性，不是当局要改就改得有效的。
另外一个与官方名称大相径庭的叫法的路是beach street（统称美芝街）但华人将之切成六个名称，一段一段的叫，容易让人知道是指什么地方。所以这条街共有六个华文名称：土库街、港仔口街、中街、缎罗申街、打铁街及社尾街。
再一条长长的霹雳律，也有三个华人名称，有一段叫做霹雳律，再一段称大路后，另一段则三角田。
当然还有一些路名的叫法是与原来的官方名称相差何止一万八千里。例如prangin lane变成咸鱼埕。Market lane变成二奶巷、lovelane变成孖水喉、leith street变成莲花河，dickens street变成暗牌间，chulia lane成了十七间。
在独立后，城市的街道改名并不多。但也慢慢地多了一些名人的名字，而且有一个时期，人未往生，其名字也成了街道路。主要是发展商建了房子，开了新路，可以按上老板的名字，比如林连登路，骆文秀路等等。
后来政府在改名或按名方面有了比较严格的规定。除了特殊的情况将生人命名外，大部份是以纪念死了的名人而有了街名。这包括崔耀才路、王裕好路、郑耀林路。
我们不反对政府对道路的改名和安置新名的做法，但政府在这么做时有必要考虑到整个槟城的实际情况和其历史背景。不要动辄一下子改一个名，一下子又改那个名，而是应该统筹统办，一次过做几个改名或按名；尤其要顾及这是多元种族的社会，在变动前最好能有不同种族的名人一起上榜，不要造成一种印象是偏向单一种族，让人民觉得其它方面被忽略。抑有进者，具有历史意义或能让人因街名想起历史的名字最好不要随意改变。同时华人叫惯的名称本来就与官方名字扯不上关系，若改了官方名，同样在人民口中还是原来的华人叫法。这样的改动就意义不大了。
也许在外地人看来槟城市的街名是怪怪的，乱象纷呈，但这是“以乱取胜”，美在杂乱之中。官方有官方的叫法，民间有民间的叫法。这在其它地方是少有的。槟城的可爱也就在此。
28.4.07
槟甲登陆“世界文化遗产”之谜
很多人都不明白：槟城和马六甲申请登陆“世界文化遗产”究竟是怎么回事？更多人不知道政府的这项申请到底怎么样了？幸好，文化、艺术暨文物部门的国家遗产部总监朱拉那教授在三月份时作出这样的澄清：事实上是文化艺术部及旅游部采取主动将槟城和马六甲联合一道提名。主题是《马六甲海峡的历史城市：马六甲和乔治市》。目的当然是为了刺激和促进旅游业。
有关计划始于1998年到2003年的一连串的研讨会，而在2005年将有关历史档案材料送交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机构，但被退了回来，因为它没有根据最新刚被通过的模式提呈。
在2007年的时候政府在国内外专家通力合作下，连同两地的市议会、博物馆、策划局及国家遗产局再行提呈档案资料，如果被接受进行评估（一般在四月份），则有关部门及市议会才能进行展示，讲演和展开运动，民间的团体就能参与支持行动。
从这样看来，我们谈论多年的“登陆世界文化遗产”现在只属于投石问路的阶段，尚未进入实质性的“入遗”阶段。因此我们要问：为什么会出现失误？又为什么我们的申办这么不够积极？问题到底出现在那里？
根据我们了解，联合国所规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另一类是世界自然遗产，还有是自然与文化相结合的遗产），是有相当严格的条件。而且是指一个地区，不是一座建筑物。我们经常被混淆的是以为一个建筑物“入遗”就等于这个城市的一个地区“入遗”。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一座具有历史性的建筑物，比如槟城的张弼士故居及潮州会馆已成功被联合国圈定文化遗产建筑物，但乔治市和马六甲则还没有具备这样的资格，因为我们目前只是初步提出这个愿景而已。
对此，根据我们了解（马六甲情况有待了解），乔治市在槟州政府的规划下，已划出一个地区作为“古迹保留区”。本来核心地带及缓冲地带合共4.58平方公里。但到了2003年，政府发现面积太大不易“保护”，于是又缩成只有1.88平方公里，仅占乔治市范围（41平方公里）的5%，也仅占槟岛总面积（293平方公里）的0.6%。具体来说，其长度即从旧关仔角的炮台一直伸延到时中分校（原红毛路口处）；其宽度则是从海边到槟榔律这一带。约涵盖二千多间战前的旧建筑物。这个地带是英国人莱特于1786年后开辟的市镇，前后有二百余年的历史。
虽然它已具备了历史的条件，而且也具备多元文化的特色，但最关键的是正如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所说的要有一个永久性的管理机制来保护和维修历史古迹。这个机制不可能像市议会那么大，又不能像管理委员会那样小的格局。它是介于两者之间。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有权力又有资源的机构来照顾“文化遗产区”。
在目前，仍然未设这样的机制形作，也就显示中央政府和州政府还没有协调好如何在槟甲两地分别成立一个“小市政局”，专门管理“文化遗产区”的。彼此都在静观其变。这意味着槟甲两地的“功课尚未做好”，是处于“报名”的阶段。我们离开“入遗”还有一段“遥远的路”。也许要等到联合国同意可以“报考”，才来“临时抱佛脚”。
除非政府快马加鞭，加大力度，真正投入巨资和人力急起直追，正如澳门（已于2006年入选）获得中国政府大力支持才有今日的成果。不然的话，我们就慢慢与耐心地等吧！
有关计划始于1998年到2003年的一连串的研讨会，而在2005年将有关历史档案材料送交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机构，但被退了回来，因为它没有根据最新刚被通过的模式提呈。
在2007年的时候政府在国内外专家通力合作下，连同两地的市议会、博物馆、策划局及国家遗产局再行提呈档案资料，如果被接受进行评估（一般在四月份），则有关部门及市议会才能进行展示，讲演和展开运动，民间的团体就能参与支持行动。
从这样看来，我们谈论多年的“登陆世界文化遗产”现在只属于投石问路的阶段，尚未进入实质性的“入遗”阶段。因此我们要问：为什么会出现失误？又为什么我们的申办这么不够积极？问题到底出现在那里？
根据我们了解，联合国所规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另一类是世界自然遗产，还有是自然与文化相结合的遗产），是有相当严格的条件。而且是指一个地区，不是一座建筑物。我们经常被混淆的是以为一个建筑物“入遗”就等于这个城市的一个地区“入遗”。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一座具有历史性的建筑物，比如槟城的张弼士故居及潮州会馆已成功被联合国圈定文化遗产建筑物，但乔治市和马六甲则还没有具备这样的资格，因为我们目前只是初步提出这个愿景而已。
对此，根据我们了解（马六甲情况有待了解），乔治市在槟州政府的规划下，已划出一个地区作为“古迹保留区”。本来核心地带及缓冲地带合共4.58平方公里。但到了2003年，政府发现面积太大不易“保护”，于是又缩成只有1.88平方公里，仅占乔治市范围（41平方公里）的5%，也仅占槟岛总面积（293平方公里）的0.6%。具体来说，其长度即从旧关仔角的炮台一直伸延到时中分校（原红毛路口处）；其宽度则是从海边到槟榔律这一带。约涵盖二千多间战前的旧建筑物。这个地带是英国人莱特于1786年后开辟的市镇，前后有二百余年的历史。
虽然它已具备了历史的条件，而且也具备多元文化的特色，但最关键的是正如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所说的要有一个永久性的管理机制来保护和维修历史古迹。这个机制不可能像市议会那么大，又不能像管理委员会那样小的格局。它是介于两者之间。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有权力又有资源的机构来照顾“文化遗产区”。
在目前，仍然未设这样的机制形作，也就显示中央政府和州政府还没有协调好如何在槟甲两地分别成立一个“小市政局”，专门管理“文化遗产区”的。彼此都在静观其变。这意味着槟甲两地的“功课尚未做好”，是处于“报名”的阶段。我们离开“入遗”还有一段“遥远的路”。也许要等到联合国同意可以“报考”，才来“临时抱佛脚”。
除非政府快马加鞭，加大力度，真正投入巨资和人力急起直追，正如澳门（已于2006年入选）获得中国政府大力支持才有今日的成果。不然的话，我们就慢慢与耐心地等吧！
23.4.07
州议员应兼任市议员
犹记得我在《南洋商报》写了《到底谁才是政府？》一文后，言犹未尽，应再作必要的陈诉，以便州议员或好评人也抒发己见，寻求共识。去年雪州州议员查卡里亚的豪宅因未申请准证而揭开他本身也兼任巴生市议员的新闻闹得不可开交时，我感到纳闷﹕为什么已是州议员，还与人争做市议员？为什么要大小通吃？
现在想来，查卡里亚兼任市议员是“有理”的，撇开他为何要出任市议员的动机不谈外，其实州议员兼任市议员是“理直气壮”的。不信请听听下面一则真实的故事﹕
我的一位朋友在当市议员时，我向他投诉种在家门前的市议会大树年久失修，又有蜂窝，请他派人来砍修，以免肇祸。果然第二天就有一批市议会派来的工人（是承包商派来人也好），七手八脚把危险的枝干砍了，把蜂窝移掉了，显得干净利落。我大赞市议员的服务效率好，一叫就动。
可是过了一两年，我的朋友不做市议员，转身参加竞选州议员而一鹄中的。从官委市议员到民选州议员，晋升一级，我恭贺他又为他高兴，心想这一下子若有事求他，肯定更有效率。
有一次，因为商业执照的问题，市议会每年都不改正错误，老是将招牌费和其它费用加在一起。初时上门找到负责官员签名被纠正过来，过了一年又是依然故我，再找官员割了又写一封长信解释市议会搞错了。结果一错再错，信也不回。去年又同样犯上这样“死性不改”的错误，我只好请我的州议员朋友帮忙。这个时候他开口了，在当市议员的时候，有关官员还卖面子，没有做市议员后，你就无法马上叫动了。他还吐这么一句话﹕我还不是与你一样，在市议会官员的眼中是“外人”，你是Y.B.又怎样？
他甚至这样说﹕“你知道吗，在我的选区的居民要砍大路边的危树，我催市议会好些次总没有动静，最后不得已只好自己掏腰包，请人把危树解决了。”
这对我而言，不仅是怪事，而且是不能接受的怠慢。堂堂州议员肯定比市议员大，为何叫不动呢？他无奈地说﹕事实就是如此，最后他劝我直接找市议员，自然能直接的解决。不必假手州议员。我同情他的处境而照他的方法办，确有一些效果。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州议员表面风光，被人YB前YB后的叫，但他的权力有多少呢？我们也确实不知道。查看州宪法，也没有列明州议员的职务。有任务在身的是行政议员。
以此来推论，政府的后座州议员到底每天应该干什么？他们没有办公室，而得在选区内自设服务中心。有生意做的还有门面“为民服务”，到处溜跶的则是流动州议员；懒得出门的就靠电话或手机联络。
我曾问过州议员的朋友，你们是政府的一员，理应代表政府办事，但你们究竟有什么繁忙的公务？他从容地说，光是应付每晚的宴会就吃不消，一晚走几场是等闲事。这不就是“忙得透不过气”来吗？
我说，平日你们也不必发表政论，国家大事管不来，那么地方事务总该管吧！他回应说，管啊！而且上门求助的10件有9件半是关于市议会或地方议会管的，我们也只好代为求情，请那个“小政府”及时处理，但“小政府”不归我们管。有时候也倒过来骂“小政府”。
我说“大政府”骂“小政府”，在逻辑上说不通，因为市议会是大政府管的，市议员也是你们委任的。既然委任的市议员不必向选民负责，那你们就得向选民负责。你骂“小政府”，是为自己逃脱责任，只是在骂爽。人民选你们是要你们服务，不是叫你骂人。与其你们骂，不如我们自己骂？
由此来看，查卡里亚宁可“隆尊纡贵”兼市议员是“正确的直接服务途径”，因为他可以直接解决问题，不必隔了一层。若是由不同的人担任，则被委任者只好听命于有权力的人，不会听命于与他无关的州议员的话。
因此，既然政府已决定不举行地方议会选举，最干脆和有效为民服务的办法就是让州议员兼市议员，以便解决民生问题。
不信，你问问州议员，他们每天面对的是不是都是市议员应做的事？
现在想来，查卡里亚兼任市议员是“有理”的，撇开他为何要出任市议员的动机不谈外，其实州议员兼任市议员是“理直气壮”的。不信请听听下面一则真实的故事﹕
我的一位朋友在当市议员时，我向他投诉种在家门前的市议会大树年久失修，又有蜂窝，请他派人来砍修，以免肇祸。果然第二天就有一批市议会派来的工人（是承包商派来人也好），七手八脚把危险的枝干砍了，把蜂窝移掉了，显得干净利落。我大赞市议员的服务效率好，一叫就动。
可是过了一两年，我的朋友不做市议员，转身参加竞选州议员而一鹄中的。从官委市议员到民选州议员，晋升一级，我恭贺他又为他高兴，心想这一下子若有事求他，肯定更有效率。
有一次，因为商业执照的问题，市议会每年都不改正错误，老是将招牌费和其它费用加在一起。初时上门找到负责官员签名被纠正过来，过了一年又是依然故我，再找官员割了又写一封长信解释市议会搞错了。结果一错再错，信也不回。去年又同样犯上这样“死性不改”的错误，我只好请我的州议员朋友帮忙。这个时候他开口了，在当市议员的时候，有关官员还卖面子，没有做市议员后，你就无法马上叫动了。他还吐这么一句话﹕我还不是与你一样，在市议会官员的眼中是“外人”，你是Y.B.又怎样？
他甚至这样说﹕“你知道吗，在我的选区的居民要砍大路边的危树，我催市议会好些次总没有动静，最后不得已只好自己掏腰包，请人把危树解决了。”
这对我而言，不仅是怪事，而且是不能接受的怠慢。堂堂州议员肯定比市议员大，为何叫不动呢？他无奈地说﹕事实就是如此，最后他劝我直接找市议员，自然能直接的解决。不必假手州议员。我同情他的处境而照他的方法办，确有一些效果。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州议员表面风光，被人YB前YB后的叫，但他的权力有多少呢？我们也确实不知道。查看州宪法，也没有列明州议员的职务。有任务在身的是行政议员。
以此来推论，政府的后座州议员到底每天应该干什么？他们没有办公室，而得在选区内自设服务中心。有生意做的还有门面“为民服务”，到处溜跶的则是流动州议员；懒得出门的就靠电话或手机联络。
我曾问过州议员的朋友，你们是政府的一员，理应代表政府办事，但你们究竟有什么繁忙的公务？他从容地说，光是应付每晚的宴会就吃不消，一晚走几场是等闲事。这不就是“忙得透不过气”来吗？
我说，平日你们也不必发表政论，国家大事管不来，那么地方事务总该管吧！他回应说，管啊！而且上门求助的10件有9件半是关于市议会或地方议会管的，我们也只好代为求情，请那个“小政府”及时处理，但“小政府”不归我们管。有时候也倒过来骂“小政府”。
我说“大政府”骂“小政府”，在逻辑上说不通，因为市议会是大政府管的，市议员也是你们委任的。既然委任的市议员不必向选民负责，那你们就得向选民负责。你骂“小政府”，是为自己逃脱责任，只是在骂爽。人民选你们是要你们服务，不是叫你骂人。与其你们骂，不如我们自己骂？
由此来看，查卡里亚宁可“隆尊纡贵”兼市议员是“正确的直接服务途径”，因为他可以直接解决问题，不必隔了一层。若是由不同的人担任，则被委任者只好听命于有权力的人，不会听命于与他无关的州议员的话。
因此，既然政府已决定不举行地方议会选举，最干脆和有效为民服务的办法就是让州议员兼市议员，以便解决民生问题。
不信，你问问州议员，他们每天面对的是不是都是市议员应做的事？
22.4.07
林苍佑、林敬益、许子根
四月上旬是民政党领袖交接的日子，在一片融洽声中完成仪式。而连月来传媒的新闻都集中在林敬益身上；继之是许子根的未来动向。鲜少提及民政党是怎样挺过来的，以致许多民政党人只知道林敬益如何壮大民政党，却不知道林敬益是怎样在民政党的平台上重新站立起来。当然没有人置疑林敬益壮大了民政党的功绩突出；许子根守土有功，稳住槟州主导政权。但在交棒仪式的祝福声中，除了许子根不忘提及创党人林苍佑的丰功伟绩外，林敬益则只是一语带过在许子根领导下，大选的成绩比林苍佑时代表现得好。其它人则完全沉浸在对林敬益的歌功领德，忘记了民政党之所以有今天，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是不能被忘记的，他就是在逆境中，带领民政党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舵手林苍佑。
历史可以被忘记，但不能被抹掉。想当年民政党初创（1968年），为应付1969年的大选，林苍佑东奔西跑寻找候选人上阵也碰了一鼻子灰，结果只能组成一个大排档阵容应战，却意外地让槟州变天，全是因为槟州人民相信林苍佑的领导才干。就这样他从70年代开始，把槟城从一个被形容为渔村的地方（因自由港已开始没落了）打造成一个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州属。许子根把他形容为“槟州发展之父”。前首相马哈迪也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形容他是第一个人把电子工业引进马来西亚。林苍佑对槟州的巨大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对于民政党的发展，林苍佑凭着加入国阵的优势，吸收了大量的知识分子。1974年的大选，我们看到精英份子成了民政的候选人。在这之前，有两个重要人物加盟民政党，其一是林敬益（他带着一个团队），其二是吴福源。他们的来头都不小。林敬益原是马华改革派的头头，敢于和陈修信对着干表现大无畏的精神，结果在1973年被陈修信开除出党。林苍佑摊开双手把他迎了进来。
另一位吴福源则原是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可惜他只是单枪匹马而来，如果他也带一个团队，又在1974年大选胜出，情势可能会大不相同。他的失败与退出政坛也造就了林敬益一枝独秀的局面。
虽然在1980年林苍佑卸职时，嘱意的党主席不是他，但也没有阻止通过民主程序让党员决定而最后胜出。之后，两人的关系也没有变恶，正是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
其实不论林敬益怎样看待林苍佑，不能否认的是陈修信不给他的，林苍佑统统给了他，而且还把他提上坐第二把交椅。单就这份情意即便大恩不言谢，就值得林敬益在退休时应给林苍佑一个正面的评价。如果没有林苍佑，那有今日的林敬益？
同样的，许子根也是因为在林苍佑身边当政治秘书，而有了机会在1990年荣任首席部长。许子根直到今天不敢忘记感恩戴德。但现在已贵为党主席，为林苍佑树碑立传以唤起槟州人民不要忘记民政党如何带领人民改善了一家人的生活，也许可以作为民政党的一座丰碑。
历史可以被忘记，但不能被抹掉。想当年民政党初创（1968年），为应付1969年的大选，林苍佑东奔西跑寻找候选人上阵也碰了一鼻子灰，结果只能组成一个大排档阵容应战，却意外地让槟州变天，全是因为槟州人民相信林苍佑的领导才干。就这样他从70年代开始，把槟城从一个被形容为渔村的地方（因自由港已开始没落了）打造成一个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州属。许子根把他形容为“槟州发展之父”。前首相马哈迪也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形容他是第一个人把电子工业引进马来西亚。林苍佑对槟州的巨大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对于民政党的发展，林苍佑凭着加入国阵的优势，吸收了大量的知识分子。1974年的大选，我们看到精英份子成了民政的候选人。在这之前，有两个重要人物加盟民政党，其一是林敬益（他带着一个团队），其二是吴福源。他们的来头都不小。林敬益原是马华改革派的头头，敢于和陈修信对着干表现大无畏的精神，结果在1973年被陈修信开除出党。林苍佑摊开双手把他迎了进来。
另一位吴福源则原是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可惜他只是单枪匹马而来，如果他也带一个团队，又在1974年大选胜出，情势可能会大不相同。他的失败与退出政坛也造就了林敬益一枝独秀的局面。
虽然在1980年林苍佑卸职时，嘱意的党主席不是他，但也没有阻止通过民主程序让党员决定而最后胜出。之后，两人的关系也没有变恶，正是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
其实不论林敬益怎样看待林苍佑，不能否认的是陈修信不给他的，林苍佑统统给了他，而且还把他提上坐第二把交椅。单就这份情意即便大恩不言谢，就值得林敬益在退休时应给林苍佑一个正面的评价。如果没有林苍佑，那有今日的林敬益？
同样的，许子根也是因为在林苍佑身边当政治秘书，而有了机会在1990年荣任首席部长。许子根直到今天不敢忘记感恩戴德。但现在已贵为党主席，为林苍佑树碑立传以唤起槟州人民不要忘记民政党如何带领人民改善了一家人的生活，也许可以作为民政党的一座丰碑。
16.4.07
千金小姐唱片红星李真的故事—李明、陈田、李真
在写完了李明传奇性的系列后，我发现到有一个吊诡之处出现在陈平的回忆录中。在《我方的历史》有关“李明传奇”的章节中，陈平提到了一位“李真女同志”时这样说：“在抗日战争期间，英国人勉强同意训练我们的3位同志，其中一位是名叫李真的女同志。”“在三位学员中，只有李真在日本占领结束之后还活着。”
“由于她是马共唯一的“无线电专家”，我安排她在1949年年中来到我们在文德甲的总部，并设法带进3架B 11（指无线电收发报机）。这是一项适合的安排，因为她一度是陈田的爱人。在我们不断转移总部期间，李真跟着我们。在1950年年底的一次转移中，她是我们先头部队的一员，该先头部队在彭亨中部遇到辜卡兵巡逻队，敌军自动武器的枪火把我们的游击队员打散。李真被一枚子弹击中，当场身亡。”
陈平没有交待李真的身世，却让李真的事件在李明传奇中出现，而且又说一度是陈田的爱人。这显然是告诉我们陈田后来在中国与李明结婚（1965年）之前，有一个爱人名叫李真。不过在李明的口述历史中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我们也不知道李明到底认不认识李真？
虽然如此，我却从另外的史料中找到一位也是马共干部的李真。她的情况与陈平所说的李真有些相似，因此引起我的兴趣把此李真和彼李真连串起来。我姑且把她们当成同一个人，但也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希望有研究这方面历史的人或陈平告知真相，因为我在下面提到的李真，确实是曾和陈田在一起参加训练和参加同一个文娱组织。
《漫漫林海路》中有这么一段介绍李真的：
李真，1921年生，又名李红杏，李素端。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他由福建南来新加坡，与父母弟妹团聚，入读南洋女中高中部。
1938年，著名中国作曲家任光南来新加坡，为中国百代唱片公司灌制爱国抗日唱片，发起组织“新加坡铜锣合唱团”，李真是其中一名成员，且是女高音的台柱，名气响亮。更因其歌声美妙十几首独唱歌曲被灌制成唱片。用现代人的说法，李真是唱片明星。
无独有偶，李明在口述历史中也这样介绍陈田（1923年生于新加坡，较李真小二岁）：“陈田参加铜锣合唱团，跟随这支抗日宣传队，到新加坡各处宣传演出，搞得有声有色，影响力很大。”
这就是说，陈田和李真是在合唱团认识的，他们有共同的理想。
还有李明说，陈田在1940年加入马共。在日军攻打马来亚时，陈田进入那时的101军事训练学校（英国人为马共提供的训练场）。同样的《漫漫林海路》中说，1938年后，李真秘密地加入了马共。1941年底日寇进犯北马，槟城沦陷前，李真随一批干部撤退到新加坡受训。”
所谓的受训就是如陈平所说的参加军训时学习 接收无线电通讯（英国人主持，应是101军事学校中的一项课程）。
就这样，李真又和陈田在一起受训。
受训完了以后，约1942年陈田在柔佛森林里领导抗日军第四独立队。而李真则是在1942年3，4月间，潜入柔南，在抗日军第四独立队合办的报社，参加出版《群众报》，也负责收听电讯等工作。这种上级与下属的关系，也使到陈田和李真同属一个单位抗日。
日本投降后，陈田在1945年代表马共到英国伦敦参加全球盟军的胜利游行。从1945年到1948年，陈田是抗日军退伍同志会的《战友报》的主编，此报总部设在马来亚。间中，即1947年陈田曾到布拉格，出席《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会》。1948年紧急状态实施，陈田再次进入森林展开抗英游击战争。
至于李真，原本出身在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商人，母亲是医生，有汽车和洋房，生活温暖和舒适。以这样的一位“千金小姐”，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仍然保持战斗精神继续参加艰苦的革命工作，实在有些不可思议。但在那个烽火的年代。李真就是坚持她的理想。当1948年英国颁布紧急状态前夕。李真已撤往中马，并进入彭亨地区从事游击战。
这里头陈平说李真是死于1950年，但《漫漫林海路》则没有讲出她牺牲的年代，只说当她要去彭亨山区恢复革命根据地时，不幸被英军包围而丧命。
由上的比较，我们看到陈平书中所说的李真和《漫漫林海路》中的李真倒可以串成一个人，但又不是绝对的。如果说在动乱的年代，陈田有一位爱人叫李真是不足为奇的（有待证实此李真也是彼李真），因为她们有共同的斗争目标。
我们无妨从方修的《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中窥见铜锣合唱团是一个怎样的组织：“新加坡保卫战期间，铜锣尤其活跃。街头、巷尾、山芭、野外，到处响荡着该团的昂扬的歌声。该团在战后恢复组织，也搞点表演艺术或戏剧演出。
不过，陈田和李真在战后未有记录他们重回铜锣合唱团，而是继续搞革命。不幸的是李真英年早逝，死时才不过29岁。陈田则潜入森林，且在1955年成为华玲谈判的马共代表之一，名噪一时。李明因李明官司案一炮而红，名声之响亮不逊陈田。可怜李真因早逝而鲜少被人提及。但不论此李真是否是陈田的一度爱人，也值得一书。还有的是，我比较李明和李真年轻时的照片，倒有几分相似，都是美人肧子。尽管李明本不姓李，她却因此出了名，倒可和李真相映成趣。这是我写李明系列时的一个意外发现，当成李明系列的外一章，或可传为佳话。因为不论是李明或李真，她们都是那个年代的马共奇女子。
15.4.07
到底谁才是政府？
我经常在报 上阅及国阵州议员指责市政局工作效率差，忽视人民的感受，甚至州行政议员也拿市议会来“开刀”。
这就是说，政府的议员抨击政府的部门没有把事做好。好像变成他们不是政府成员，而是政府以外的人，代民“伸冤”。这是既奇怪又矛盾的事，也把人民搞胡涂了。人民不是选他们上台执政当政府吗？怎么政府的人在骂政府？
还有令人不解的事，前阵子威省市议会也发生拆庙风波，引致首席部长插手才缓和下来。为什么市政府要采取能引发敏感争议的行动前，州政府会不知情？倒底是州政府管市政府，抑或是市政府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使我想起在19世纪时，政府由于管不到民间的帮会，因而被后来的华民政务司巴素博士形容为“政府中的政府”。到后来采取注册法令进行管制。
这个“政府中的政府”倒是一个很好的形容词。今天的局面不是活生生的存在“政府中的政府”的机制吗？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它又是怎样形成的？
原来我国在独立前就先有市议会选举，后来又有州议会及国会的选举。于是出现了中央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三层架构，各司其职，它可以由不同的政党执政，也可以由同样的政党掌权。但地方政府议员三年选一次，你做不好换人换政府也是平常的事。换句话说，地方政府，包括市议会也是要向人民直接负责的。
可是在1965年时，中央政府取消了地方议会选举，直接交由州政府管辖。人民有事也就向州政府寻求解决，因为当时尚未有市议员或县议员。到了1976年后，地方政府法令下允许地方议会委任议员。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包括市议会就有自己的一套机制和权力，不是州政府或中央政府可以事事干预的。主席也是由公务员担任，整个市议会也就公务员化了。
由于市议会有独特的权力，难怪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查卡里亚州议员事件揭开连他一门三人皆官拜市议员，因为他知道市议员在议会中的作用。
我们姑且作一个比较，州议员（民选的）一个月的收入（加各种津贴）近6000元，不会把市议员的千元津贴看在眼里。但他们身为执政党的议员，尤其是后座议员，平日不能随意参与或谈论国家大事，而偏偏人民找上门投诉的问题又绝大部份是市议会的权限，只好求助市议会负责官员或“硬闯”市议会，但不一定有效。难怪在雪州及森州仍有州议员兼任市议员的。
至于那些不是市议员的州议员，在鞭长莫及下，骂骂市政局不仅可解脱人民的指责，而且还会被赞为民“仗义执言”，但他们忘了他们是人民选他们来管市政局的，不是与民一起骂的。
如果州政府管不了市议会，给政府议员带来问题和困境，为什么不寻求改变呢？或由州议员兼任市议员，直接向人民负责。否则这样的怪现象一直存在，对人民也是不公平的。人民自然会问：到底谁才是政府？执政党议员作不了主，那“执政为民”又是怎样解释的？
这就是说，政府的议员抨击政府的部门没有把事做好。好像变成他们不是政府成员，而是政府以外的人，代民“伸冤”。这是既奇怪又矛盾的事，也把人民搞胡涂了。人民不是选他们上台执政当政府吗？怎么政府的人在骂政府？
还有令人不解的事，前阵子威省市议会也发生拆庙风波，引致首席部长插手才缓和下来。为什么市政府要采取能引发敏感争议的行动前，州政府会不知情？倒底是州政府管市政府，抑或是市政府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使我想起在19世纪时，政府由于管不到民间的帮会，因而被后来的华民政务司巴素博士形容为“政府中的政府”。到后来采取注册法令进行管制。
这个“政府中的政府”倒是一个很好的形容词。今天的局面不是活生生的存在“政府中的政府”的机制吗？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它又是怎样形成的？
原来我国在独立前就先有市议会选举，后来又有州议会及国会的选举。于是出现了中央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三层架构，各司其职，它可以由不同的政党执政，也可以由同样的政党掌权。但地方政府议员三年选一次，你做不好换人换政府也是平常的事。换句话说，地方政府，包括市议会也是要向人民直接负责的。
可是在1965年时，中央政府取消了地方议会选举，直接交由州政府管辖。人民有事也就向州政府寻求解决，因为当时尚未有市议员或县议员。到了1976年后，地方政府法令下允许地方议会委任议员。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包括市议会就有自己的一套机制和权力，不是州政府或中央政府可以事事干预的。主席也是由公务员担任，整个市议会也就公务员化了。
由于市议会有独特的权力，难怪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查卡里亚州议员事件揭开连他一门三人皆官拜市议员，因为他知道市议员在议会中的作用。
我们姑且作一个比较，州议员（民选的）一个月的收入（加各种津贴）近6000元，不会把市议员的千元津贴看在眼里。但他们身为执政党的议员，尤其是后座议员，平日不能随意参与或谈论国家大事，而偏偏人民找上门投诉的问题又绝大部份是市议会的权限，只好求助市议会负责官员或“硬闯”市议会，但不一定有效。难怪在雪州及森州仍有州议员兼任市议员的。
至于那些不是市议员的州议员，在鞭长莫及下，骂骂市政局不仅可解脱人民的指责，而且还会被赞为民“仗义执言”，但他们忘了他们是人民选他们来管市政局的，不是与民一起骂的。
如果州政府管不了市议会，给政府议员带来问题和困境，为什么不寻求改变呢？或由州议员兼任市议员，直接向人民负责。否则这样的怪现象一直存在，对人民也是不公平的。人民自然会问：到底谁才是政府？执政党议员作不了主，那“执政为民”又是怎样解释的？
9.4.07
刘士木的资料来源─回应祝纾先生的疑团
祝纾先生于3月31日在《南洋商报》“言论版”发表《历史事项的疑团》一文是针对我的一篇拙作《南洋研究开拓人刘士木》（3月20日）而对其中一个环节提出质疑。
首先我要感谢他的提醒和期望有人厘清刘士木到底有没有进过军校这一回事。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回应他的疑点和道出我写这篇文章的用意。
我是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承蒙梅井先生送来四本富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其中两本是关于刘士木的。即刘士木外孙林甦（在中国）汇编的《南洋华侨史学家刘士木》和梅井编的《纪念刘士木先生》。我主要是要丰富《韩江华人文化馆》有关刘士木的资料。
我在文中提及“刘士木14岁进入黄埔军官学校”是根据林甦汇编的资料而加以引用。他的册子中有两处关于刘士木的生平指他“14岁进入黄埔军官学校，后去日本留学”（系摘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海外华人研究》及《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
祝先生对此有质疑，他说刘氏14岁应是1903年，而黄埔军官学校是在1924年创立的。因此他认为这个环节肯定出了问题，而产生四个疑点，包括我是不是引用错误的资料？经他这么问，倒使我再次的翻查手头的资料。
查阅之后，我发现到前面我引用的资料语焉不详，实有必要再作补充和补正。林甦在其汇编的册子中，还有一处是摘自《兴宁名人》网页。在介绍刘士木中这样说：“刘士木14岁到广州，考入黄埔陆军小学”。林甦在编后记中也透露他到过兴宁镇“考证”，总算把他的外公的身世基本上搞清楚了。因此他说刘士木“应该是先考入黄埔陆军小学”。不过他并没有交待是什么性质的“黄埔陆军小学”，也没有澄清不是“黄埔军官学校”，更没有指出这两者是实质上不同的学校，至于我在之中引用“黄埔军官学校”是因为我先入为主地接受两间大学的存档资料。
现在看来，或者可以进一步的推算因忽略了时间上的差异造成祝先生有此一问。根据《目击中国100年》百科全书指出，清朝末年，清政府于1903年成立练兵处，以在全国编练新军。1904年则派遣学生赴日本陆军学校。如果在1904年有黄埔（地名）陆军学校之设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何又有“黄埔陆军小学”？是不是训练小军人或供军人子女上学或附属在陆军学校的小学，尚未得而知。
假如刘士木所读的“黄埔陆军小学”是正确无误的话，那么在时间上应是清朝末年的学堂。也可能因为这样，它也被人误称或统称为“黄埔军官学校”。但这是清末的产物，与后来著名的“黄埔军官学校”无关，是两码事。
黄埔军官学校正如祝纾所说是成立于1924年，由孙中山一手创办的。它的全名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设在黄埔，俗称“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是蒋介石。以这样的时间来算，刘士木那时已是国民党东京支部（赴日留学）代表参加1924年的第一次国民党大会，当然不可能加入黄埔军校。不过我们还是需要考证在清末时是否有“黄埔陆军小学”？而当时又是不是也被称为“黄埔军官学校”？如果不是，就是资料上的以讹传讹了，必须予以补正。
至于刘士木何时离开中国到印度尼西亚任教和办报，则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只说入陆军小学后不久出国到印度尼西亚。这个所谓不久又是那一年呢？根据刘士木本身撰文自揭在1909年时，他已人在爪哇吧城，获得西广总督奉派南洋英荷属视学员汪凤翔的介绍，在是年转赴棉兰任华商小学校长。这就是说，刘士木在广州读书（小学到中学）到约1907或1908年（时18或19岁）才飘洋过海下南洋。刘士木也自述他在1909年时，协助孙中山派来的胡汉民在棉兰日里为筹办中的槟城《光华日报》招股，获得热烈响应。（见刘士木《吾与光华四十年》，1950年）（梅井编）。
有一点有必要指出的是，刘士木从来没有以黄埔军校出身而自夸，而是在他逝世后，撰写其生平的人所叙述的。这个资料误把黄埔陆军小学当黄埔军官学校，一字之差而失之千里。
我之所以写下纪念刘士木的文章，是因为他对“南洋研究”的伟大贡献。特别是他的传奇性的一生，对文化之推广终其如一，殊值表扬，重点不在于他是不是“黄埔出身”，而是在于他对文化的执着与坚持是槟城文化界的一朵奇葩。当然我还是希望祝先生或其它学者能点出史实，还原一个真正的刘士木！
首先我要感谢他的提醒和期望有人厘清刘士木到底有没有进过军校这一回事。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回应他的疑点和道出我写这篇文章的用意。
我是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承蒙梅井先生送来四本富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其中两本是关于刘士木的。即刘士木外孙林甦（在中国）汇编的《南洋华侨史学家刘士木》和梅井编的《纪念刘士木先生》。我主要是要丰富《韩江华人文化馆》有关刘士木的资料。
我在文中提及“刘士木14岁进入黄埔军官学校”是根据林甦汇编的资料而加以引用。他的册子中有两处关于刘士木的生平指他“14岁进入黄埔军官学校，后去日本留学”（系摘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海外华人研究》及《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
祝先生对此有质疑，他说刘氏14岁应是1903年，而黄埔军官学校是在1924年创立的。因此他认为这个环节肯定出了问题，而产生四个疑点，包括我是不是引用错误的资料？经他这么问，倒使我再次的翻查手头的资料。
查阅之后，我发现到前面我引用的资料语焉不详，实有必要再作补充和补正。林甦在其汇编的册子中，还有一处是摘自《兴宁名人》网页。在介绍刘士木中这样说：“刘士木14岁到广州，考入黄埔陆军小学”。林甦在编后记中也透露他到过兴宁镇“考证”，总算把他的外公的身世基本上搞清楚了。因此他说刘士木“应该是先考入黄埔陆军小学”。不过他并没有交待是什么性质的“黄埔陆军小学”，也没有澄清不是“黄埔军官学校”，更没有指出这两者是实质上不同的学校，至于我在之中引用“黄埔军官学校”是因为我先入为主地接受两间大学的存档资料。
现在看来，或者可以进一步的推算因忽略了时间上的差异造成祝先生有此一问。根据《目击中国100年》百科全书指出，清朝末年，清政府于1903年成立练兵处，以在全国编练新军。1904年则派遣学生赴日本陆军学校。如果在1904年有黄埔（地名）陆军学校之设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何又有“黄埔陆军小学”？是不是训练小军人或供军人子女上学或附属在陆军学校的小学，尚未得而知。
假如刘士木所读的“黄埔陆军小学”是正确无误的话，那么在时间上应是清朝末年的学堂。也可能因为这样，它也被人误称或统称为“黄埔军官学校”。但这是清末的产物，与后来著名的“黄埔军官学校”无关，是两码事。
黄埔军官学校正如祝纾所说是成立于1924年，由孙中山一手创办的。它的全名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设在黄埔，俗称“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是蒋介石。以这样的时间来算，刘士木那时已是国民党东京支部（赴日留学）代表参加1924年的第一次国民党大会，当然不可能加入黄埔军校。不过我们还是需要考证在清末时是否有“黄埔陆军小学”？而当时又是不是也被称为“黄埔军官学校”？如果不是，就是资料上的以讹传讹了，必须予以补正。
至于刘士木何时离开中国到印度尼西亚任教和办报，则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只说入陆军小学后不久出国到印度尼西亚。这个所谓不久又是那一年呢？根据刘士木本身撰文自揭在1909年时，他已人在爪哇吧城，获得西广总督奉派南洋英荷属视学员汪凤翔的介绍，在是年转赴棉兰任华商小学校长。这就是说，刘士木在广州读书（小学到中学）到约1907或1908年（时18或19岁）才飘洋过海下南洋。刘士木也自述他在1909年时，协助孙中山派来的胡汉民在棉兰日里为筹办中的槟城《光华日报》招股，获得热烈响应。（见刘士木《吾与光华四十年》，1950年）（梅井编）。
有一点有必要指出的是，刘士木从来没有以黄埔军校出身而自夸，而是在他逝世后，撰写其生平的人所叙述的。这个资料误把黄埔陆军小学当黄埔军官学校，一字之差而失之千里。
我之所以写下纪念刘士木的文章，是因为他对“南洋研究”的伟大贡献。特别是他的传奇性的一生，对文化之推广终其如一，殊值表扬，重点不在于他是不是“黄埔出身”，而是在于他对文化的执着与坚持是槟城文化界的一朵奇葩。当然我还是希望祝先生或其它学者能点出史实，还原一个真正的刘士木！
许子根的第二个方案
昨天我提出了民政党新党魁许子根的“政治路线图”时指出他目前正在启动和积极考虑的是第一个方案，既留守槟城又统领民政党。正如他所说的在现阶段“既留槟又上京”的语意双关，玄机就在其中。
但不能否认的是许子根也有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也就牵一发动全身。换句话说，来届大选，许子根将弃州攻国，然后在中央出任部长，以符合传统性的所谓执政党之一的主席也是中央部长的安排。
为什么许子根会有第二个方案作为腹稿？主要是身为一党之魁，他必须聆听各方的意见，衡量时局后才作出对党最好的选择。因此他不能只有第一个方案。虽然它目前是较为可行和不大引起争议的方案。
这是因为，在槟州以外的民政党员就有比较强烈的想法，他们建议许子根上调中央，而槟州也有人认为他应该改变和调整其角色。同样有三个理由：
j许子根已担任17年的首席部长，应该以其治州的丰富经验上调中央服务全国和全民。这不但不是槟州的损失，反而是槟州的光荣。因为自从马来西亚独立以来（50年）尚未有一位来自槟州选区的槟城华裔代议士成为中央部长（林良实是迁移选区到柔佛后才出任中央部长）。如果许子根大选（攻打槟州的国席）后上京，他将是第一位来自槟州（同时也是来自槟州选区）的华人在政坛上头角峥嵘。抑有进者，他将是既曾任首席部长复出任中央部长的第一个华裔，当可在阁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如果因为许子根上京，而民政党又推出一位新的首席部长，在两人的配搭和相辅相成下势将使到槟城州更能彰显它是民政的政治核心。尤其重要的是，许子根仍以民政党老大的身份掌控全局，他同样能以新的角色持续推动槟州的发展。
k许子根的学识渊博，熟悉政府行政操作，且能言善辩，即使民政只有一位中央内阁部长，他依然可以配合国阵友党中的华裔部长，力争和维护各民族应有的平等与合理的权益。就此而言，许子根的特殊经验和应对能力对民政党来说，被认为是宝贵的政治资产，也不会逊色于林敬益时代，甚至可能青出于蓝，如果他运筹帷幄得当的话。
l许子根既是中央部长又是党主席，不仅有时间在全国各地走动，也可以扩大其服务范围，不再如同过去，在政务上仅限于服务槟城州；同时有充份的机会与各地人民及各地党员交流和交心，将民间问题在内阁中反映，从而使到民政党的透视力遍及全国各地。
但这个方案的一个关键性的难题必须要先妥善处理。那就是谁会是他的适当接班人？会不会因上位问题引发党内斗争？是丁福南或谢宽泰？抑或是另有真命天子？这是许子根极费思量和苦恼乃至痛苦的抉择。尽管他可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想法，始终尚未能形成主流意识。
或者，他有一个可以参考的先例，就是在1990年大选时，林苍佑也没有刻意安排接班人，许子根也不是他所栽培的接班人。但在形势有变下，许子根竟成真命天子接了林苍佑的班，而许子根这一做就是17年。当初又有谁看好许子根？
同样的，如果未来大选许子根不攻州，则我们便可以从他的排阵上窥见谁能上位。当然这还不是决定性的，要等大选尘埃落定，才能浮现另一个许子根。
这种不刻意安排接班人的阵势，当可避免党内未大选已倾轧不已。有其利当也有其弊。
在我们比较第一方案和第二方案之后，我们不能否定两个方案对许子根本身都是双赢的局面，但对民政党则有程度上的差别。
无论如何，现在还有时间供许子根左思右想，也有空间让民政党各地党员表明心迹。在经过一场脑力激荡与集思广益和与国阵领导人交换意见后，许子根应该会有一个明确的决定。不论时局如何演变，不变的是许子根（是上京或留槟也好）一定要确保槟城依然是马六甲海峡的一颗耀眼夺目的明珠。这就是民政党的历史使命，也是它的时代使命。
这就是说，许子根就得在变数中谋定而后动。
但不能否认的是许子根也有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也就牵一发动全身。换句话说，来届大选，许子根将弃州攻国，然后在中央出任部长，以符合传统性的所谓执政党之一的主席也是中央部长的安排。
为什么许子根会有第二个方案作为腹稿？主要是身为一党之魁，他必须聆听各方的意见，衡量时局后才作出对党最好的选择。因此他不能只有第一个方案。虽然它目前是较为可行和不大引起争议的方案。
这是因为，在槟州以外的民政党员就有比较强烈的想法，他们建议许子根上调中央，而槟州也有人认为他应该改变和调整其角色。同样有三个理由：
j许子根已担任17年的首席部长，应该以其治州的丰富经验上调中央服务全国和全民。这不但不是槟州的损失，反而是槟州的光荣。因为自从马来西亚独立以来（50年）尚未有一位来自槟州选区的槟城华裔代议士成为中央部长（林良实是迁移选区到柔佛后才出任中央部长）。如果许子根大选（攻打槟州的国席）后上京，他将是第一位来自槟州（同时也是来自槟州选区）的华人在政坛上头角峥嵘。抑有进者，他将是既曾任首席部长复出任中央部长的第一个华裔，当可在阁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如果因为许子根上京，而民政党又推出一位新的首席部长，在两人的配搭和相辅相成下势将使到槟城州更能彰显它是民政的政治核心。尤其重要的是，许子根仍以民政党老大的身份掌控全局，他同样能以新的角色持续推动槟州的发展。
k许子根的学识渊博，熟悉政府行政操作，且能言善辩，即使民政只有一位中央内阁部长，他依然可以配合国阵友党中的华裔部长，力争和维护各民族应有的平等与合理的权益。就此而言，许子根的特殊经验和应对能力对民政党来说，被认为是宝贵的政治资产，也不会逊色于林敬益时代，甚至可能青出于蓝，如果他运筹帷幄得当的话。
l许子根既是中央部长又是党主席，不仅有时间在全国各地走动，也可以扩大其服务范围，不再如同过去，在政务上仅限于服务槟城州；同时有充份的机会与各地人民及各地党员交流和交心，将民间问题在内阁中反映，从而使到民政党的透视力遍及全国各地。
但这个方案的一个关键性的难题必须要先妥善处理。那就是谁会是他的适当接班人？会不会因上位问题引发党内斗争？是丁福南或谢宽泰？抑或是另有真命天子？这是许子根极费思量和苦恼乃至痛苦的抉择。尽管他可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想法，始终尚未能形成主流意识。
或者，他有一个可以参考的先例，就是在1990年大选时，林苍佑也没有刻意安排接班人，许子根也不是他所栽培的接班人。但在形势有变下，许子根竟成真命天子接了林苍佑的班，而许子根这一做就是17年。当初又有谁看好许子根？
同样的，如果未来大选许子根不攻州，则我们便可以从他的排阵上窥见谁能上位。当然这还不是决定性的，要等大选尘埃落定，才能浮现另一个许子根。
这种不刻意安排接班人的阵势，当可避免党内未大选已倾轧不已。有其利当也有其弊。
在我们比较第一方案和第二方案之后，我们不能否定两个方案对许子根本身都是双赢的局面，但对民政党则有程度上的差别。
无论如何，现在还有时间供许子根左思右想，也有空间让民政党各地党员表明心迹。在经过一场脑力激荡与集思广益和与国阵领导人交换意见后，许子根应该会有一个明确的决定。不论时局如何演变，不变的是许子根（是上京或留槟也好）一定要确保槟城依然是马六甲海峡的一颗耀眼夺目的明珠。这就是民政党的历史使命，也是它的时代使命。
这就是说，许子根就得在变数中谋定而后动。
解读《马共奇女子李明口述历史》—李明否认她是李明
李明这个名字在五十年代突然火红起来，成为媒体的大新闻，也名传国际，比起马共前头子莱特及后来的马共总书记陈平的名声更响。究竟李明是谁？她到底是何方神圣？
最近，《南洋商报》摘要刊载李明的点点滴滴，终于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李明。及后我又再阅读郑昭贤著的《李明口述历史》，再加以比较陈平眼中的李明（见《我方的历史》）及一本《马共秘闻》中的李明案，终于了解一个较为清楚的轮廓，但还是有几个迷点是未能打开的，大概谁也不愿意戳破其中的“奥秘”。无论如何，有了这三本书，我们得以把“李明案”的真相重新整理而让读者了解李明这个人为什么会成为马共“天子第一号”的女强人？
根据李明的口述历史，她不是李明，也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化名，究竟是谁给她按上这个名字，直到今天也没有人交待清楚。可是李明这个名字，也从此按在“李明”身上，成为历史中一个活生生的人物，而她的真实姓名，让历史给遗忘了。“李明”本身也乐得用此名字，把她的历史昭告世人。
在这方面，倒要赞扬郑昭贤把这位马共奇女子的历史抖了出来，厘清一些历史谬误的疑点，也间接地纠正陈平引用的资料不足之处。
李明在口述历史时说，我从来没有用过“李明”这个名字，即使后来我被驱逐回到中国，我也没有用“李明”这个名（她用的是刘真）。我原来的真实姓名是“刘凤珍”。当时我在怡保区党组织内是用“凤珍”这个组织名。
“我的真实身份是霹雳州马共“州委凤珍”，党内同级的同志都称我“凤珍”（1948-1952）。
“我始终不承认我是李明，这也是有原因的。其实我真的不叫李明。我平时活动，没有用过这个名。我用过很多名字，凡是女人的名字，我都会拿来用，什么“阿兰”，“阿芬”啦，我都用过，我只有用过“阿明”这个名，但也是很少用。
“所以他们抓到我时，不知道我是谁，便问我叫什么名，我说叫“李天娣”，因为我的身份证是李天娣这个名，其实，我并不是李天娣，李天娣是另一个人。这个身份证是没收身份证行动时拿到的。后来他们拿我没办法，就当我是李天娣。而我的真名是刘凤珍。（按在1948年实施紧急状态后，英军事政府实行身份证制度，马共抗命，认为这是为对付马共而设的，因此也采取没收身份证措施，反对人民拥有或领取身份证。这在后来被马共干部本身承认是“左倾盲目政策”，反而自我设陷妨碍了马共的“自由走动”和民运人士的援助和运粮）。
有关李明的名字（在1952年被捕后提控法庭），在韩山元/李永乐著《马共秘闻》的“李明案”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李明一开头就矢口否认她是李明。但她承认自己拥有两张居民证，一张署名李天娣，这张居民证一度遗失了，她去申请一张新的，署名改为黄玉英，拿到新的居民证后，旧的那张找到了，所以她一人拥有两张居民证。”
“投诫的人都指我是李明，但我却不认识李明，或许他们认识李明，而在1948年前也认识我，但我并不认识他们。”控方呈上一些有李明在内的照片，但李明矢口否认照片中的人就是她。
针对这一点，在霹雳前总警长袁悦凌的回忆录《Operation Ginger》中有一张照片是全副武装持枪的女马共（照片不是很清晰）的说明写道﹕李明在紧急状态时期是领导市区和民运的马共，也领导特别流动队进行暗杀行动。在1952年被捕，后遣返中国。
陈平在《我方的历史》一书中这样说﹕“控方指她被捕前两个月，携带一把勃朗宁自由手枪（警方应该是根据这张照片做出指控）。李明在被告栏内坚决否认她是那些照片中的那名女人。她坚持说她不是马共高级干部“李明”，而是身份证上的李天娣。”
“她仍然坚持说，她是被9名前共产党游击队员陷害，她喜欢称他们为“死投降鬼”。”
“我不知道李明是否如所指控犯有携带手榴弹的罪名，不过，我的确知道，李天娣肯定是献身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李明”。
至此我们可以厘清的是﹕李明在被捕后为何死不承认她是李明，甚至不曾进过森林，那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她的宁死不屈的精神感召她必须否认一切，以在法庭上抗争。
不过，她的口述历史却揭开真相，她是马共的骨干，从来不曾背叛过党。至于她到今天为什么否认她是李明，难道还有第二个李明吗？这也许是心中最大的隐密。
但承认也好，否认也好，李明确是有过可歌可泣的一页，历史也许只会承认，她是不折不扣，如假包换的李明！（一）
最近，《南洋商报》摘要刊载李明的点点滴滴，终于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李明。及后我又再阅读郑昭贤著的《李明口述历史》，再加以比较陈平眼中的李明（见《我方的历史》）及一本《马共秘闻》中的李明案，终于了解一个较为清楚的轮廓，但还是有几个迷点是未能打开的，大概谁也不愿意戳破其中的“奥秘”。无论如何，有了这三本书，我们得以把“李明案”的真相重新整理而让读者了解李明这个人为什么会成为马共“天子第一号”的女强人？
根据李明的口述历史，她不是李明，也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化名，究竟是谁给她按上这个名字，直到今天也没有人交待清楚。可是李明这个名字，也从此按在“李明”身上，成为历史中一个活生生的人物，而她的真实姓名，让历史给遗忘了。“李明”本身也乐得用此名字，把她的历史昭告世人。
在这方面，倒要赞扬郑昭贤把这位马共奇女子的历史抖了出来，厘清一些历史谬误的疑点，也间接地纠正陈平引用的资料不足之处。
李明在口述历史时说，我从来没有用过“李明”这个名字，即使后来我被驱逐回到中国，我也没有用“李明”这个名（她用的是刘真）。我原来的真实姓名是“刘凤珍”。当时我在怡保区党组织内是用“凤珍”这个组织名。
“我的真实身份是霹雳州马共“州委凤珍”，党内同级的同志都称我“凤珍”（1948-1952）。
“我始终不承认我是李明，这也是有原因的。其实我真的不叫李明。我平时活动，没有用过这个名。我用过很多名字，凡是女人的名字，我都会拿来用，什么“阿兰”，“阿芬”啦，我都用过，我只有用过“阿明”这个名，但也是很少用。
“所以他们抓到我时，不知道我是谁，便问我叫什么名，我说叫“李天娣”，因为我的身份证是李天娣这个名，其实，我并不是李天娣，李天娣是另一个人。这个身份证是没收身份证行动时拿到的。后来他们拿我没办法，就当我是李天娣。而我的真名是刘凤珍。（按在1948年实施紧急状态后，英军事政府实行身份证制度，马共抗命，认为这是为对付马共而设的，因此也采取没收身份证措施，反对人民拥有或领取身份证。这在后来被马共干部本身承认是“左倾盲目政策”，反而自我设陷妨碍了马共的“自由走动”和民运人士的援助和运粮）。
有关李明的名字（在1952年被捕后提控法庭），在韩山元/李永乐著《马共秘闻》的“李明案”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李明一开头就矢口否认她是李明。但她承认自己拥有两张居民证，一张署名李天娣，这张居民证一度遗失了，她去申请一张新的，署名改为黄玉英，拿到新的居民证后，旧的那张找到了，所以她一人拥有两张居民证。”
“投诫的人都指我是李明，但我却不认识李明，或许他们认识李明，而在1948年前也认识我，但我并不认识他们。”控方呈上一些有李明在内的照片，但李明矢口否认照片中的人就是她。
针对这一点，在霹雳前总警长袁悦凌的回忆录《Operation Ginger》中有一张照片是全副武装持枪的女马共（照片不是很清晰）的说明写道﹕李明在紧急状态时期是领导市区和民运的马共，也领导特别流动队进行暗杀行动。在1952年被捕，后遣返中国。
陈平在《我方的历史》一书中这样说﹕“控方指她被捕前两个月，携带一把勃朗宁自由手枪（警方应该是根据这张照片做出指控）。李明在被告栏内坚决否认她是那些照片中的那名女人。她坚持说她不是马共高级干部“李明”，而是身份证上的李天娣。”
“她仍然坚持说，她是被9名前共产党游击队员陷害，她喜欢称他们为“死投降鬼”。”
“我不知道李明是否如所指控犯有携带手榴弹的罪名，不过，我的确知道，李天娣肯定是献身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李明”。
至此我们可以厘清的是﹕李明在被捕后为何死不承认她是李明，甚至不曾进过森林，那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她的宁死不屈的精神感召她必须否认一切，以在法庭上抗争。
不过，她的口述历史却揭开真相，她是马共的骨干，从来不曾背叛过党。至于她到今天为什么否认她是李明，难道还有第二个李明吗？这也许是心中最大的隐密。
但承认也好，否认也好，李明确是有过可歌可泣的一页，历史也许只会承认，她是不折不扣，如假包换的李明！（一）
解读《马共奇女子李明口述历史》—李明自揭身世之谜
李明究竟是何方神圣？她的身世如果不是由她亲口说出，恐怕没有人知道李明的家庭和背景，只能当成她是一个横空降世的奇人。即使她在50年代被捕且一度被判死刑，警方仍然无法公布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只知道她是马共份子，是马共的一位重要干部，其它外界就一知半解了。
感谢《李明口述历史》的出版，终予为我们解开这个半个世纪的谜底。
李明的父亲是刘锦胜，母亲是岑妹，住在广州白云区石井大朗村。她是在1926年出生的。4岁的时候（1930年），由于家境太穷，她的母亲带着她和两名姐姐飘洋过海来到马来亚霹雳。她本来还有一个三姐，但早年父母养不起，把她送给别人，所以她的妈妈只带她们三姐妹出远门。她的大姐刘凤娟，二姐刘凤燕，而她最小，取名刘凤珍。
她自嘲地说，原本应是父亲打头阵来南洋谋生，而后才接妻儿女或父母亲到来。可是她的情况刚好相反，是母亲打头阵，父亲留在中国等待召唤。
在那个年代，世界面对经济不景的大萧条，马来亚也不是遍地黄金，因此当她们母女来到马来亚之后，打听到她母亲的一位姑妈住在金宝，是个小园主，拜访之后她们大失所望，因为这位亲戚不喜欢接待穷亲戚。在举目无亲下，只好辗转来到怡保，得到一位同姓同乡的帮忙，四处为她的母亲找工作。由于母亲目不识丁，只能在胶厂当剪胶片女工，姐姐也被带到胶厂做杂工。她母亲因此和这位同乡感情亲如姐妹。
后来她们举家搬到瓜拉江沙的宁罗，母亲在那里的一间树胶厂工作。逐渐长大的三姐妹吵着要读书，母亲便安排她们在夜间进入私塾补习。过了几年，她们又搬回怡保。李明才有机会正式进入怡保华侨小学念书，那年她9岁。当小学毕业后，母亲无力供她读中学，只得随母亲一起做工。求知欲强的她，选择进入夜校念初中。当升入高中时，日本南侵（1942年），时局动乱，被迫辍学。中学没有毕业。
尽管李明一家清贫如洗，李明回忆起学生生活时不忘带出在1937年日本侵华，爆发中日战争后，马新华社也响应抗日活动。在抗日情绪高涨的年代，她们三姐妹不落人后的参加抗日救亡。比如她的两位姐姐参加话剧社，积极进行筹款。因为年纪太小没有参加《新生剧社》，但参加了《霹雳合唱团》，四处演唱，唱的是著名的抗战歌曲，比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延安颂〉及〈生死已到最后关头〉，也顺便为抗日筹款。这种运动对李明日后的思想产生重要的影响。
她记得在1939年时，她们参加卖花筹款比赛，《新生剧社》夺得第一名，万里望花生厂的老板就送她们几桶花生奖励。于是她们整批人开茶会庆祝，有70多人参加。不料当晚英殖民地军警进行围捕，指控他们非法集会。除了她与另外一位年纪小的参加者没有被捕外，全部人被拘押在警察局，李明的两名姐姐也在被捕行列中。情急之下，李明急忙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听闻感到担心和害怕。隔天在怡保华人领袖刘伯群担保下，她们才获得释放。日本南侵后，她的两位姐姐先后结婚，退出革命。大姐凤娟不幸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逝世，其儿子冯建华目前定居在广州；二姐刘凤燕一家人迁往廖内经营杂货店生意，两夫妇在60年代逝世，他们的女儿姚瑞贞目前住香港。李明本人则在日本人来后，更积极的参加抗日活动。李明本身透露，她是在其夜校老师陈锦香的引导下，于1942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当时她才16岁（陈锦香原是集美体专毕业生，在中国时已搞革命。后来由其哥哥安排住在怡保，与她一起来马来亚的还有曾银芬。50年代陈锦香被遣返中国，目前住在厦门。）
李明追述她参加马共后的工作是打进烟厂，与女工建立关系，把她们组成抗日的队伍。在3年8个月的抗日烽火的岁月里，她秘密地为马共组织工人闹革命。她的身份是党支部书记，曾在抗日年代在森林的党校学习和接受军事训练。
除了陈锦香老师外，李明一生中最敬爱的人是她的母亲，她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革命妈妈。在抗日时期，她勇敢地收留抗日份子而被日军用皮鞭抽打，死都不供出抗日份子的下落。日本投降后，她的母亲被霹州马共委以重任，担任交通员。1949年其母亲不幸被捕，身上带有地下组织传送的信件。英军事政府的特务对她进行半个月的严刑酷打，把她的腰和双腿打成重伤，但她死都不透露任何讯息。最后她的母亲被英军遣返中国。可是双腿重伤后，已干不了重活。1996年她母亲在广州逝世。生前，被人尊称为“革命妈妈”。李明一生敬爱有加。
至于李明的父亲则是负面形象。李明说，当她们在怡保生活有着落后，便把父亲接来怡保当小贩，卖猪肉。但他对家庭不顾，只顾自己，挣到的钱，只够自己花。因此李明自认从小就没有父爱。她们是由妈妈一手带大的。从李明的身世，也让我们看到她的成长的曲折不平的风险路程。(二)
感谢《李明口述历史》的出版，终予为我们解开这个半个世纪的谜底。
李明的父亲是刘锦胜，母亲是岑妹，住在广州白云区石井大朗村。她是在1926年出生的。4岁的时候（1930年），由于家境太穷，她的母亲带着她和两名姐姐飘洋过海来到马来亚霹雳。她本来还有一个三姐，但早年父母养不起，把她送给别人，所以她的妈妈只带她们三姐妹出远门。她的大姐刘凤娟，二姐刘凤燕，而她最小，取名刘凤珍。
她自嘲地说，原本应是父亲打头阵来南洋谋生，而后才接妻儿女或父母亲到来。可是她的情况刚好相反，是母亲打头阵，父亲留在中国等待召唤。
在那个年代，世界面对经济不景的大萧条，马来亚也不是遍地黄金，因此当她们母女来到马来亚之后，打听到她母亲的一位姑妈住在金宝，是个小园主，拜访之后她们大失所望，因为这位亲戚不喜欢接待穷亲戚。在举目无亲下，只好辗转来到怡保，得到一位同姓同乡的帮忙，四处为她的母亲找工作。由于母亲目不识丁，只能在胶厂当剪胶片女工，姐姐也被带到胶厂做杂工。她母亲因此和这位同乡感情亲如姐妹。
后来她们举家搬到瓜拉江沙的宁罗，母亲在那里的一间树胶厂工作。逐渐长大的三姐妹吵着要读书，母亲便安排她们在夜间进入私塾补习。过了几年，她们又搬回怡保。李明才有机会正式进入怡保华侨小学念书，那年她9岁。当小学毕业后，母亲无力供她读中学，只得随母亲一起做工。求知欲强的她，选择进入夜校念初中。当升入高中时，日本南侵（1942年），时局动乱，被迫辍学。中学没有毕业。
尽管李明一家清贫如洗，李明回忆起学生生活时不忘带出在1937年日本侵华，爆发中日战争后，马新华社也响应抗日活动。在抗日情绪高涨的年代，她们三姐妹不落人后的参加抗日救亡。比如她的两位姐姐参加话剧社，积极进行筹款。因为年纪太小没有参加《新生剧社》，但参加了《霹雳合唱团》，四处演唱，唱的是著名的抗战歌曲，比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延安颂〉及〈生死已到最后关头〉，也顺便为抗日筹款。这种运动对李明日后的思想产生重要的影响。
她记得在1939年时，她们参加卖花筹款比赛，《新生剧社》夺得第一名，万里望花生厂的老板就送她们几桶花生奖励。于是她们整批人开茶会庆祝，有70多人参加。不料当晚英殖民地军警进行围捕，指控他们非法集会。除了她与另外一位年纪小的参加者没有被捕外，全部人被拘押在警察局，李明的两名姐姐也在被捕行列中。情急之下，李明急忙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听闻感到担心和害怕。隔天在怡保华人领袖刘伯群担保下，她们才获得释放。日本南侵后，她的两位姐姐先后结婚，退出革命。大姐凤娟不幸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逝世，其儿子冯建华目前定居在广州；二姐刘凤燕一家人迁往廖内经营杂货店生意，两夫妇在60年代逝世，他们的女儿姚瑞贞目前住香港。李明本人则在日本人来后，更积极的参加抗日活动。李明本身透露，她是在其夜校老师陈锦香的引导下，于1942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当时她才16岁（陈锦香原是集美体专毕业生，在中国时已搞革命。后来由其哥哥安排住在怡保，与她一起来马来亚的还有曾银芬。50年代陈锦香被遣返中国，目前住在厦门。）
李明追述她参加马共后的工作是打进烟厂，与女工建立关系，把她们组成抗日的队伍。在3年8个月的抗日烽火的岁月里，她秘密地为马共组织工人闹革命。她的身份是党支部书记，曾在抗日年代在森林的党校学习和接受军事训练。
除了陈锦香老师外，李明一生中最敬爱的人是她的母亲，她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革命妈妈。在抗日时期，她勇敢地收留抗日份子而被日军用皮鞭抽打，死都不供出抗日份子的下落。日本投降后，她的母亲被霹州马共委以重任，担任交通员。1949年其母亲不幸被捕，身上带有地下组织传送的信件。英军事政府的特务对她进行半个月的严刑酷打，把她的腰和双腿打成重伤，但她死都不透露任何讯息。最后她的母亲被英军遣返中国。可是双腿重伤后，已干不了重活。1996年她母亲在广州逝世。生前，被人尊称为“革命妈妈”。李明一生敬爱有加。
至于李明的父亲则是负面形象。李明说，当她们在怡保生活有着落后，便把父亲接来怡保当小贩，卖猪肉。但他对家庭不顾，只顾自己，挣到的钱，只够自己花。因此李明自认从小就没有父爱。她们是由妈妈一手带大的。从李明的身世，也让我们看到她的成长的曲折不平的风险路程。(二)
解读《马共奇女子李明口述历史》—李明驳斥《马共秘闻》
抗日时期已加入马共的李明，在1948年英军宣布紧急状急后，转入地下活动，担任霹雳中区区委书记，也一度兼任北区区委书记。她的任务包括把日本投降时埋藏的武器重挖出来使用，也领导民运组织“特流队”，进行除奸任务。
在抗英时期也即是1948年底李明也协助马共的《人道报》住进霹雳椰売洞达一年之久。由于这样一段插曲。这个洞今天被马来西亚旅游局宣传为“李明洞”，增添一份神秘色彩。这是李明意想不到的“收获”。
1951年她们又转移到红毛丹热水湖的另一个山洞，不久遇到英军突袭，在山洞里发现有李明的照片。而她们则安全转移。过后李明被安排在市区负责交通重任。她为了一名交通员和其上级钟爱克（1950年被伏击身亡）的两名孩子的安全，把他们进行转移。为寻找合适的地点，她竟在怡保市相信一名变节的马共杰夫（事先不知叛变，事后才知）的安排，在离怡保约两英里的华林市的一条街的咖啡店上租房（只有二三十间店屋），才住不到几天，她就被包围和逮捕了。时间是1952年4月24日上午6时半左右。她被捕时，警方也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但是，陈平在《我方的历史》中有关“李明传奇”章节中这样写道：“1952年7月24日，政治部警察突袭在怡保拉乞（LAHAT）路一间屋子，扣留两名女子，被怀疑与马共有关。其中一位邱音（李明说应为张英）在关押期间自杀身亡。另一位是24岁的李天娣。1952年8月6日被控上法庭，指她在1948至1951年9月之间，携带一把手枪，一枚手榴弹并与拥有武器的人伍。控方直指她是马共党员中熟悉的李明。”
审案过程，高潮迭起，轰动新马，也成为国际新闻。李明这一下子，突然成为新闻人物。她的辩护律师就是后来在怡保成为政坛红人的SP辛尼华沙甘。
还有一本书《马共秘闻》（韩山元/李永乐著）更是把李明的被捕涂上神秘与离奇的色彩，如一部侦探小说：“令人惊讶的是，这场精彩间谍情报战，双方的主角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子，而且都姓李。英国的女神探是李爱玲，马共方面则是李明。”
这本书所谓两女斗法的情节是这样安排的：李爱玲探出头來，因其警员丈夫被马共杀死而加入警界与马共抗争，她用三个星期的时间在新加坡罗敏甲百货公司注意到一个 女人的活动，用相同的塑料袋与另一女人变换，于是将她逮捕。在婴儿爽身粉罐的底下搜出文件，迫使该女人做内应，将文件带回森林，答应给予金钱报酬。
接着爱玲在内应配合下，佯装成马共成员，在永平与马共女情报接头，又再促使另一位马共投诚，让李爱玲扮演卧底的角色。在女马共协助下，李爱玲又找到一条线索，在怡保附近的胶园处，有一个马共情报站。于是爱玲又变成割胶工人，接近民运份子，其中一位陈利就被她软硬兼施迫降了。
陈利被“释放”后，又查到吉隆坡峇都路有一个马共情报站。李爱玲又使出浑身解数，用罗里载黄梨停在马共情报站书店的门口，故意让轮胎爆破，以便把黄梨一箱箱先掷下书店门口换胎。其中一箱就藏 有李爱玲，她神不知鬼不觉的潜入书店搜查文件，查到马共情报站总部设在怡保，而且领导人是位女性。
这样，李爱玲又来到怡保，经过多月侦察和监视一间住屋，她发现李明现身了，并与另一位女人谈话，乃趋前将她们逮捕，在屋内进行质问，也在屋内搜出许多文件，证明这个女子就是马共第一号情报员李明。这两位女人碰头后，下来的故事就是李明被提控的情节。
针对这样的一个“离奇而又难以令人置信”的描述，李明在口述历史中破口大骂此书（ “马共秘闻” ）全是捏造和造谣，竟把所谓李爱玲的故事全套在她的身上，完全与事实不符，简直是车大炮。而且她的被捕时期是乱套的，指她在1952年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在怡保拉乞被捕是错误的，更没有什么神探李爱玲（陈平的回忆录中也提及这个日期，应是根据英国的档案记录），但已被李明本人加以驳斥，形容为一派胡言。
我在看完李明的口述历史（郑昭贤著）后直接与“马共秘闻”的作者韩山元联系。我告诉他李明说你乱说一通，根本没有你所说的 情节。我顺便将李明口述史的相关文字传给他。韩山元坦3言他与另外一位作者是根据所得的资料写成的，先连载在报章，然后出书。这一章节非他执笔，因为他的英文没那么好，而资料又是英国方面的。
不过，他意愿接受李明的批判与驳斥。他说，李明是当事人，应以她所说的为准。他无从反驳，因他们是引用资料写成故事情节。
本来，我在前几年已读所谓的“马共秘闻”一书，曾问韩山元是否有此事。因我对书中所言半信半疑。我还问他是不是在写故事和小说，有杜撰的情节。他说是根据所得资料来写的。如今李明为我们揭开这一段谜，还历史原来面目，也正好告诫写“历史”的人，应分明什么是“史实”，什么是“故事”，两者不能相提并论，否则一旦被揭开真相，也就变成“莫名其妙的秘闻”了。
在抗英时期也即是1948年底李明也协助马共的《人道报》住进霹雳椰売洞达一年之久。由于这样一段插曲。这个洞今天被马来西亚旅游局宣传为“李明洞”，增添一份神秘色彩。这是李明意想不到的“收获”。
1951年她们又转移到红毛丹热水湖的另一个山洞，不久遇到英军突袭，在山洞里发现有李明的照片。而她们则安全转移。过后李明被安排在市区负责交通重任。她为了一名交通员和其上级钟爱克（1950年被伏击身亡）的两名孩子的安全，把他们进行转移。为寻找合适的地点，她竟在怡保市相信一名变节的马共杰夫（事先不知叛变，事后才知）的安排，在离怡保约两英里的华林市的一条街的咖啡店上租房（只有二三十间店屋），才住不到几天，她就被包围和逮捕了。时间是1952年4月24日上午6时半左右。她被捕时，警方也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但是，陈平在《我方的历史》中有关“李明传奇”章节中这样写道：“1952年7月24日，政治部警察突袭在怡保拉乞（LAHAT）路一间屋子，扣留两名女子，被怀疑与马共有关。其中一位邱音（李明说应为张英）在关押期间自杀身亡。另一位是24岁的李天娣。1952年8月6日被控上法庭，指她在1948至1951年9月之间，携带一把手枪，一枚手榴弹并与拥有武器的人伍。控方直指她是马共党员中熟悉的李明。”
审案过程，高潮迭起，轰动新马，也成为国际新闻。李明这一下子，突然成为新闻人物。她的辩护律师就是后来在怡保成为政坛红人的SP辛尼华沙甘。
还有一本书《马共秘闻》（韩山元/李永乐著）更是把李明的被捕涂上神秘与离奇的色彩，如一部侦探小说：“令人惊讶的是，这场精彩间谍情报战，双方的主角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子，而且都姓李。英国的女神探是李爱玲，马共方面则是李明。”
这本书所谓两女斗法的情节是这样安排的：李爱玲探出头來，因其警员丈夫被马共杀死而加入警界与马共抗争，她用三个星期的时间在新加坡罗敏甲百货公司注意到一个 女人的活动，用相同的塑料袋与另一女人变换，于是将她逮捕。在婴儿爽身粉罐的底下搜出文件，迫使该女人做内应，将文件带回森林，答应给予金钱报酬。
接着爱玲在内应配合下，佯装成马共成员，在永平与马共女情报接头，又再促使另一位马共投诚，让李爱玲扮演卧底的角色。在女马共协助下，李爱玲又找到一条线索，在怡保附近的胶园处，有一个马共情报站。于是爱玲又变成割胶工人，接近民运份子，其中一位陈利就被她软硬兼施迫降了。
陈利被“释放”后，又查到吉隆坡峇都路有一个马共情报站。李爱玲又使出浑身解数，用罗里载黄梨停在马共情报站书店的门口，故意让轮胎爆破，以便把黄梨一箱箱先掷下书店门口换胎。其中一箱就藏 有李爱玲，她神不知鬼不觉的潜入书店搜查文件，查到马共情报站总部设在怡保，而且领导人是位女性。
这样，李爱玲又来到怡保，经过多月侦察和监视一间住屋，她发现李明现身了，并与另一位女人谈话，乃趋前将她们逮捕，在屋内进行质问，也在屋内搜出许多文件，证明这个女子就是马共第一号情报员李明。这两位女人碰头后，下来的故事就是李明被提控的情节。
针对这样的一个“离奇而又难以令人置信”的描述，李明在口述历史中破口大骂此书（ “马共秘闻” ）全是捏造和造谣，竟把所谓李爱玲的故事全套在她的身上，完全与事实不符，简直是车大炮。而且她的被捕时期是乱套的，指她在1952年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在怡保拉乞被捕是错误的，更没有什么神探李爱玲（陈平的回忆录中也提及这个日期，应是根据英国的档案记录），但已被李明本人加以驳斥，形容为一派胡言。
我在看完李明的口述历史（郑昭贤著）后直接与“马共秘闻”的作者韩山元联系。我告诉他李明说你乱说一通，根本没有你所说的 情节。我顺便将李明口述史的相关文字传给他。韩山元坦3言他与另外一位作者是根据所得的资料写成的，先连载在报章，然后出书。这一章节非他执笔，因为他的英文没那么好，而资料又是英国方面的。
不过，他意愿接受李明的批判与驳斥。他说，李明是当事人，应以她所说的为准。他无从反驳，因他们是引用资料写成故事情节。
本来，我在前几年已读所谓的“马共秘闻”一书，曾问韩山元是否有此事。因我对书中所言半信半疑。我还问他是不是在写故事和小说，有杜撰的情节。他说是根据所得资料来写的。如今李明为我们揭开这一段谜，还历史原来面目，也正好告诫写“历史”的人，应分明什么是“史实”，什么是“故事”，两者不能相提并论，否则一旦被揭开真相，也就变成“莫名其妙的秘闻”了。
解读《马共奇女子李明口述历史》—李明案轰动国际
李明被捕后，在1952年8月6日被控上怡保推事庭。她的案件高潮迭起，万众注目。李明也因此成为国际新闻人物，这也许是李明始料未及的结果。
在这方面，陈平在《我方的历史》中有较清楚的评析。在第一阶段，李明在怡保推事庭面对控状，指她是拥有武器的马共干部李明，警方怀疑李明下令杀死至少两名欧洲人，使这位年轻貌美的东方女性，增加了她的神秘感。警方是根据九名投诚的马共成员（李明形容他们是叛徒）提供的情报，指证庭上的被告是李明，是持有武装的马共份子。
李明在抗辩中（她的律师是SP辛尼华沙甘）抓着两点有利事项，即在被捕时，警方政治部并未摸清她的身份，和在被捕时，身上没有携带任何违法物品。因此她在庭上极力否认她是李明。她大骂叛变的人指证她是李明是为开脱自己，嫁罪于她，行为卑鄙无耻。
她也否认警方在山洞寻获的照片（一个武装自己的女马共）是她。在所谓表罪成立之后，李明案于1952年8月27日在高庭聆审。面对的主审法官是汤逊，另两名陪审员一个是华人和另一个是印度人。李明在自辩中这样说：“变节的人都指我是李明，但我却不认识李明，而他们说在1948年以前也认识我，但我并不认识他们。”经过三天的审讯后，两名陪审员认为“证据不足”，判她无罪，但主审法官不同意，下令重审。
第二阶段，1952年9月9日，李明案重审开庭，但主审法官已换成比列特若尔，而陪审员也换成一位白人和一位华人。李明担心对她不利，反对白人当陪审员但无效。
此次李明的态度还是十分强硬，她用广东话骂投诚的人是“死投降鬼”。她说：“这班坏人曾害过许多人，现在又要来害我。他们说我拥有手榴弹，我被捕的时候，我并没有手榴弹。”
9月10日，李明案判决，白人陪审员认为她有罪，华人陪审员认为她无罪，承审法官也认为有罪，于是二对一通过判李明死刑。
对此，李明在口述历史中这样说：“第一次判我罪名不成立，我没有什么反应，也没有高兴。反正自己献身革命，是死是活都无所谓。第二次审死刑时，我也没什么紧张，反正作为一名革命战士，牺牲是光荣的。审判我死刑那天，法庭外人山人海，大批全副武装的兵士和装甲车严正以待，怕有人来抢人，把我救出去，审讯完毕，在装甲车和炮车的开路护送下，我被送往太平监狱，关在死囚室，等待正法。”
这位外表“弱小的女子”，竟然需动用装甲车押送，似是“空前绝后”的大阵仗，可见英国警方把她视为“可怕的对手”。
果然情案并未就此了结。李明向上诉庭上诉，但被驳回。最后她向伦敦枢密院上诉，又于1953年2月16日被驳回，因为她不是英国殖民地公民，上诉不受理。此时情势又有了峰回路转的变化，英国有50名国会议员签署特别请愿书，请霹雳苏丹宽赦，其中包括后来成为首相的威尔逊。
在另一方面，马华公会总会长陈祯禄也向霹苏丹呈请愿书，要求宽赦李明。《南洋商报》也写过三篇社论，表示不赞成处死李明。当时这位主笔曾心影有特别的立论。他认为这样做会使她成为烈士，马共必捧之为偶像以作号召，可能吸引万千人参加马共。基于李明已视死如归，死对她更有意义。因此社论建议将她释放。
就在这个时候，李明案又有惊人的变化，变成轰动国际大新闻。原来在1953年 2月底的时候，匈牙利共产政府献议以49岁的英国商人埃德加桑德斯交换李明。桑德斯被匈政府以间谍罪名判监在布达佩斯。英国报章形容国际共产主义很重视李明，欧洲共产主义份子第一次公开协助在亚洲的同志，英国首相丘吉尔不同意这项“交易”。
大概是多方面的努力和影响，霹苏丹在3月初的时候宽赦李明，将死刑改为终身监禁。李明被告知后，监狱方面形容“完全没有情绪上的波动。”
虽然陈平有解释马共为何不出面替李明案奔波，以免被英国以此处决李明，一意让李明否认与马共有任何连系，但李明也因为她的理想斗争付出巨大的代价。从1953年之后，人们就不再有李明的“音讯”。她在监牢渡过漫长的10年岁月，于1963年11月23日被 静悄悄逐出境到中国。前前后后，她竟在马来西亚渡过四个阶段的人生：日治时期的抗日活动；参加游击队反抗英殖民统治；马来亚的独立（1957年）及马来西亚的成立（1963年9月16日）。最后落脚在中国。
在60年代后，只有听闻有人提起李明案，但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和命运，直到许多年后，人们才知道李明的下半生是在中国渡过的。
对于李明案，陈平的回忆录及《马共秘闻》与李明口述历史有些情节相似但又是不一致的。李明坚持她的信仰和理想，不放弃斗争。陈平向这位女同志致敬，形容她是“可怕的东西方斗争时的人质，直到今天仍然是谜一般的人物” 。 《马共秘闻》则认为因李明的被捕，也导致马共在1953年进行大转移，到马泰边境落脚，并形容此为“马共历史上的一次小长征”。（第四篇）
在这方面，陈平在《我方的历史》中有较清楚的评析。在第一阶段，李明在怡保推事庭面对控状，指她是拥有武器的马共干部李明，警方怀疑李明下令杀死至少两名欧洲人，使这位年轻貌美的东方女性，增加了她的神秘感。警方是根据九名投诚的马共成员（李明形容他们是叛徒）提供的情报，指证庭上的被告是李明，是持有武装的马共份子。
李明在抗辩中（她的律师是SP辛尼华沙甘）抓着两点有利事项，即在被捕时，警方政治部并未摸清她的身份，和在被捕时，身上没有携带任何违法物品。因此她在庭上极力否认她是李明。她大骂叛变的人指证她是李明是为开脱自己，嫁罪于她，行为卑鄙无耻。
她也否认警方在山洞寻获的照片（一个武装自己的女马共）是她。在所谓表罪成立之后，李明案于1952年8月27日在高庭聆审。面对的主审法官是汤逊，另两名陪审员一个是华人和另一个是印度人。李明在自辩中这样说：“变节的人都指我是李明，但我却不认识李明，而他们说在1948年以前也认识我，但我并不认识他们。”经过三天的审讯后，两名陪审员认为“证据不足”，判她无罪，但主审法官不同意，下令重审。
第二阶段，1952年9月9日，李明案重审开庭，但主审法官已换成比列特若尔，而陪审员也换成一位白人和一位华人。李明担心对她不利，反对白人当陪审员但无效。
此次李明的态度还是十分强硬，她用广东话骂投诚的人是“死投降鬼”。她说：“这班坏人曾害过许多人，现在又要来害我。他们说我拥有手榴弹，我被捕的时候，我并没有手榴弹。”
9月10日，李明案判决，白人陪审员认为她有罪，华人陪审员认为她无罪，承审法官也认为有罪，于是二对一通过判李明死刑。
对此，李明在口述历史中这样说：“第一次判我罪名不成立，我没有什么反应，也没有高兴。反正自己献身革命，是死是活都无所谓。第二次审死刑时，我也没什么紧张，反正作为一名革命战士，牺牲是光荣的。审判我死刑那天，法庭外人山人海，大批全副武装的兵士和装甲车严正以待，怕有人来抢人，把我救出去，审讯完毕，在装甲车和炮车的开路护送下，我被送往太平监狱，关在死囚室，等待正法。”
这位外表“弱小的女子”，竟然需动用装甲车押送，似是“空前绝后”的大阵仗，可见英国警方把她视为“可怕的对手”。
果然情案并未就此了结。李明向上诉庭上诉，但被驳回。最后她向伦敦枢密院上诉，又于1953年2月16日被驳回，因为她不是英国殖民地公民，上诉不受理。此时情势又有了峰回路转的变化，英国有50名国会议员签署特别请愿书，请霹雳苏丹宽赦，其中包括后来成为首相的威尔逊。
在另一方面，马华公会总会长陈祯禄也向霹苏丹呈请愿书，要求宽赦李明。《南洋商报》也写过三篇社论，表示不赞成处死李明。当时这位主笔曾心影有特别的立论。他认为这样做会使她成为烈士，马共必捧之为偶像以作号召，可能吸引万千人参加马共。基于李明已视死如归，死对她更有意义。因此社论建议将她释放。
就在这个时候，李明案又有惊人的变化，变成轰动国际大新闻。原来在1953年 2月底的时候，匈牙利共产政府献议以49岁的英国商人埃德加桑德斯交换李明。桑德斯被匈政府以间谍罪名判监在布达佩斯。英国报章形容国际共产主义很重视李明，欧洲共产主义份子第一次公开协助在亚洲的同志，英国首相丘吉尔不同意这项“交易”。
大概是多方面的努力和影响，霹苏丹在3月初的时候宽赦李明，将死刑改为终身监禁。李明被告知后，监狱方面形容“完全没有情绪上的波动。”
虽然陈平有解释马共为何不出面替李明案奔波，以免被英国以此处决李明，一意让李明否认与马共有任何连系，但李明也因为她的理想斗争付出巨大的代价。从1953年之后，人们就不再有李明的“音讯”。她在监牢渡过漫长的10年岁月，于1963年11月23日被 静悄悄逐出境到中国。前前后后，她竟在马来西亚渡过四个阶段的人生：日治时期的抗日活动；参加游击队反抗英殖民统治；马来亚的独立（1957年）及马来西亚的成立（1963年9月16日）。最后落脚在中国。
在60年代后，只有听闻有人提起李明案，但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和命运，直到许多年后，人们才知道李明的下半生是在中国渡过的。
对于李明案，陈平的回忆录及《马共秘闻》与李明口述历史有些情节相似但又是不一致的。李明坚持她的信仰和理想，不放弃斗争。陈平向这位女同志致敬，形容她是“可怕的东西方斗争时的人质，直到今天仍然是谜一般的人物” 。 《马共秘闻》则认为因李明的被捕，也导致马共在1953年进行大转移，到马泰边境落脚，并形容此为“马共历史上的一次小长征”。（第四篇）
解读《马共奇女子李明口述历史》—李明的下半生
李明案结审结后，她的消息逐渐消沉下来，人们只知道她在牢中要渡过漫长的岁月，但不知道她的牢狱生活是怎样渡过的；更不知道她的去向。
她到底是“政治犯”或“刑事犯”，一时也说不清。总之她是国际知名人物，在监牢内也有多少“威信”，以致狱吏不敢对她有所欺侮。但她坦承在狱中过得是“炼狱”的生活，既被单独囚禁，也有抗争的时候。李明在口述历史中这样说：“我在牢内的名气大，狱卒不敢欺侮我，对其它的年轻女囚，她们的气度就不同了。”例如有位囚友与女狱卒起争执被打了一巴掌。李明不服与女狱卒打起来，惊动军警进来镇压，把她们送进“面包房”（即单独监禁，每天给一个面包和一杯清水，至第四天才给饭吃）。李明最后成功地把女狱卒轰走。
就这样渡过10年铁窗生涯，李明终于在1963年获得自由，被放逐中国。这事未经传媒报导，李明的动向似乎石沉大海。直到许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她生活在另一个国度。而且是绝口不提李明。就这样李明在下半生消失了，换来的是另一个“刘真”，她代替了李明这个响当当的名字。
陈平在《我方的历史》这样说：“她抵达中国后，和她想会已久的妈妈团聚。老人家的晚年由她来照顾。李明也找到爱情。她的丈夫是陈田，我的能干同志和挚友（陈田是1955年华玲谈判时，马共的其中一名代表）。”
这样的交待是语焉不详的，还是由李明来现身说法。《李明口述历史》（郑昭贤）这样记载：“这时她已经37岁了。但她立志不愿让她选择的革命人生道路就此终结，她要求与在中国的马共人员接触，结果如愿以偿，被安排在北京归队。她见到了陈田，参加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受训一年之后，她的任务是代表马共与在中国的各地留学生联系。
不过，李明说，她曾言明要再回到马泰边境参加斗争。由于这个缘故，李明不用李明这个名字。因为一旦公开了，若有一天再回到马泰边境，势必会引起哄动。”
1964年她与陈田接触频繁，产生感情，提出要回马泰边境，但不得要领。虽然如此，李明还是不死心，当1965年陈田向她求婚时，她的先决条件是同意日后与她一起回马参加斗争。陈田答应后，她们便在那年结婚。婚后她们住进北京一幢洋楼（中联部的），里头共住有陈平夫妇，陈田夫妇，李安东夫妇及慕沙夫妇。
奇怪的是，陈平与李明这么熟稔，不知为何他在《我方的历史》中没有求证李明被捕的日期和他对李明被捕前工作双重的因由，而在字里行间引述其它资料并对李明的粗心大意导致被捕有所批评。关于这点，李明在口述历史中也间接驳斥陈平的说法。她说，在那个年代，一个人只管交通而其它事不做是不可能的。她不得继续负起区委的工作又担起交通的工作。主要是因为原本属于陈平的交通员曾银芬已被捕，她才负起曾银芬的工作。她的后来被捕不是缺乏警惕，不遵守马共成员不能进行双重活动之规则，而是当时的情况无法办到。
尽管李明与陈田他们住在一起，但陈平并没有批准她和陈田回马的要求（她们连照片都已拍好），主要是因为情况有变，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毛主席答应马共设立电台，她们必须被留下来筹备成立马共的《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有关的重任交给陈田负责，这样她们返马事便被搁置。
经三年筹划，马共电台设在湖南长沙的四方山，于1969年开播（文革的高潮期）。陈田出任总编辑，李明是负责招兵买马，与另三人，即陈平夫人李坤华、余柱业及沈天一共四人成立甄选小组。后来李明担任电台资料员。两人的工资是每月各得40元人民币。
在四方山电台内，李明说，生活是单调的，固定的时间上班，吃饭和休息，娱乐休闲活动不多。吃的方面由中国人包办，而电台事务，他们只管广播，其余由中国人负责。
虽然是工作在一块，但马共人员和中国人员是分成两个区生活，双方人员不准往来，不准聊天，各做各事，无法建立起私人友谊。
马共电台设有华文组、马来文组和英文组，全由陈田统筹统办。由于生活操劳，结果积劳成疾。到了1981年，在中国政策有所改变下（此时已由邓小平当权），马共长沙电台停播，转到马泰边境另立电台。此时，李明又萌起回马念头，但又被留下处理“善后”事。同时也负责给马泰边境的马共新电台供稿和资料。这使到李明极度失望。
从1981年到1989年，在马泰边境的《马来亚之声》（不再是革命之声）先后播了8年才告停止。这是因为马共已和马方政府在合艾签署和平协议，结束长达41年的抗争。
令人惊讶的是，合艾谈判时，李明她们全不知情，尤其是对代表55年谈判的陈田，更难以理解。这也就是李明所说的“一切都是秘密，不公开的。”她们是在和议后的两个星期，才从马来西亚的报纸得知这一消息。这意味着，后期的陈田已不再是最高的领导人之一，也许是因病重所致。
针对这一点，李明说，在领导电台期间（文革期间），有人造谣说陈田支持极左思想，支持文革。恰恰相反，陈田反对文革，不参加文革活动。
李明本身也对“文革”的冲击有所震撼。她说：“文革给马共造成伤害，内部搞肃反，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她不愿就这段伤心的往事详谈，因为她的好友方小浪也是在马泰边境被自己人杀害的。
1990年陈田病逝长沙。1996年李明母亲岑妹病逝。没有儿女的李明，剩下一个人在中国生活。
本来，在合艾和议后，李明原本在泰南被分配屋子，但年岁已大，当时又要照顾母亲，她又不能成行。最后她认了，不再“吵着”回去。如今在广州渡过她的晚年。
从李明的坎坷一生中，我们看到一位为理想而斗争的人，因为突变和事变，而改变了她的人生。虽然下半生是平凡的，但李明的上半生却是充满传奇的故事。拍起电影来，也真是高潮迭起，峰回路转的情节了。
（完结篇）
她到底是“政治犯”或“刑事犯”，一时也说不清。总之她是国际知名人物，在监牢内也有多少“威信”，以致狱吏不敢对她有所欺侮。但她坦承在狱中过得是“炼狱”的生活，既被单独囚禁，也有抗争的时候。李明在口述历史中这样说：“我在牢内的名气大，狱卒不敢欺侮我，对其它的年轻女囚，她们的气度就不同了。”例如有位囚友与女狱卒起争执被打了一巴掌。李明不服与女狱卒打起来，惊动军警进来镇压，把她们送进“面包房”（即单独监禁，每天给一个面包和一杯清水，至第四天才给饭吃）。李明最后成功地把女狱卒轰走。
就这样渡过10年铁窗生涯，李明终于在1963年获得自由，被放逐中国。这事未经传媒报导，李明的动向似乎石沉大海。直到许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她生活在另一个国度。而且是绝口不提李明。就这样李明在下半生消失了，换来的是另一个“刘真”，她代替了李明这个响当当的名字。
陈平在《我方的历史》这样说：“她抵达中国后，和她想会已久的妈妈团聚。老人家的晚年由她来照顾。李明也找到爱情。她的丈夫是陈田，我的能干同志和挚友（陈田是1955年华玲谈判时，马共的其中一名代表）。”
这样的交待是语焉不详的，还是由李明来现身说法。《李明口述历史》（郑昭贤）这样记载：“这时她已经37岁了。但她立志不愿让她选择的革命人生道路就此终结，她要求与在中国的马共人员接触，结果如愿以偿，被安排在北京归队。她见到了陈田，参加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受训一年之后，她的任务是代表马共与在中国的各地留学生联系。
不过，李明说，她曾言明要再回到马泰边境参加斗争。由于这个缘故，李明不用李明这个名字。因为一旦公开了，若有一天再回到马泰边境，势必会引起哄动。”
1964年她与陈田接触频繁，产生感情，提出要回马泰边境，但不得要领。虽然如此，李明还是不死心，当1965年陈田向她求婚时，她的先决条件是同意日后与她一起回马参加斗争。陈田答应后，她们便在那年结婚。婚后她们住进北京一幢洋楼（中联部的），里头共住有陈平夫妇，陈田夫妇，李安东夫妇及慕沙夫妇。
奇怪的是，陈平与李明这么熟稔，不知为何他在《我方的历史》中没有求证李明被捕的日期和他对李明被捕前工作双重的因由，而在字里行间引述其它资料并对李明的粗心大意导致被捕有所批评。关于这点，李明在口述历史中也间接驳斥陈平的说法。她说，在那个年代，一个人只管交通而其它事不做是不可能的。她不得继续负起区委的工作又担起交通的工作。主要是因为原本属于陈平的交通员曾银芬已被捕，她才负起曾银芬的工作。她的后来被捕不是缺乏警惕，不遵守马共成员不能进行双重活动之规则，而是当时的情况无法办到。
尽管李明与陈田他们住在一起，但陈平并没有批准她和陈田回马的要求（她们连照片都已拍好），主要是因为情况有变，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毛主席答应马共设立电台，她们必须被留下来筹备成立马共的《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有关的重任交给陈田负责，这样她们返马事便被搁置。
经三年筹划，马共电台设在湖南长沙的四方山，于1969年开播（文革的高潮期）。陈田出任总编辑，李明是负责招兵买马，与另三人，即陈平夫人李坤华、余柱业及沈天一共四人成立甄选小组。后来李明担任电台资料员。两人的工资是每月各得40元人民币。
在四方山电台内，李明说，生活是单调的，固定的时间上班，吃饭和休息，娱乐休闲活动不多。吃的方面由中国人包办，而电台事务，他们只管广播，其余由中国人负责。
虽然是工作在一块，但马共人员和中国人员是分成两个区生活，双方人员不准往来，不准聊天，各做各事，无法建立起私人友谊。
马共电台设有华文组、马来文组和英文组，全由陈田统筹统办。由于生活操劳，结果积劳成疾。到了1981年，在中国政策有所改变下（此时已由邓小平当权），马共长沙电台停播，转到马泰边境另立电台。此时，李明又萌起回马念头，但又被留下处理“善后”事。同时也负责给马泰边境的马共新电台供稿和资料。这使到李明极度失望。
从1981年到1989年，在马泰边境的《马来亚之声》（不再是革命之声）先后播了8年才告停止。这是因为马共已和马方政府在合艾签署和平协议，结束长达41年的抗争。
令人惊讶的是，合艾谈判时，李明她们全不知情，尤其是对代表55年谈判的陈田，更难以理解。这也就是李明所说的“一切都是秘密，不公开的。”她们是在和议后的两个星期，才从马来西亚的报纸得知这一消息。这意味着，后期的陈田已不再是最高的领导人之一，也许是因病重所致。
针对这一点，李明说，在领导电台期间（文革期间），有人造谣说陈田支持极左思想，支持文革。恰恰相反，陈田反对文革，不参加文革活动。
李明本身也对“文革”的冲击有所震撼。她说：“文革给马共造成伤害，内部搞肃反，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她不愿就这段伤心的往事详谈，因为她的好友方小浪也是在马泰边境被自己人杀害的。
1990年陈田病逝长沙。1996年李明母亲岑妹病逝。没有儿女的李明，剩下一个人在中国生活。
本来，在合艾和议后，李明原本在泰南被分配屋子，但年岁已大，当时又要照顾母亲，她又不能成行。最后她认了，不再“吵着”回去。如今在广州渡过她的晚年。
从李明的坎坷一生中，我们看到一位为理想而斗争的人，因为突变和事变，而改变了她的人生。虽然下半生是平凡的，但李明的上半生却是充满传奇的故事。拍起电影来，也真是高潮迭起，峰回路转的情节了。
（完结篇）
8.4.07
林敬益时代的终结
在位27年的林敬益终于在今天卸下民政党主席职，为林敬益时划上句号。他给人民留下的印象是政坛第一笑料高手。该讲的和不该讲的话到他口中这么转竟成了“政治辞典”（当然在正规政治辞典中是找不到的）。他独创了“巴剎政治文化”。例如“脱裤放屁”，“躲在树下不知干什么”。因此我形容他是提倡“衔头政治文化”走进政治殿堂的第一人。他颠覆了我们一般所熟知的“政治话语”。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其实如果我们从林敬益从政的历史分析他几个阶段的锐变，就不会惊讶他的“政治天才”是与生俱来的。
在第一个阶段始于1968年到1 969年，他参加霹雳州议席选举，处女战铩羽而归。接着发生“513”冲突事件。当1971年国会民主重开时，他又活跃起来。先是被委为马华霹州联委会主席，继之在1972年元旦日突然被委为特别任务部长（掌握新村事务）。就在这个时期，他的言行“石破天惊”：j仿效左翼政党在霹雳州成立《兴汉社》（吸收政治精英的俱乐部）和《干训班》（培养党员成为干部）；k鼓吹以“社会主义政策”改变马华，引起元老大反弹；l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高兴陈修信肖像，载歌载舞迎接陈修信访问怡保（72年6月）；m默许其领导的霹州马华公然反对联盟与人民进步党组成联合政府，结果适得其反，被马华中央采取行动。
双方撕破脸皮，导致林敬益于1973年被陈修信开除出党。这之间的骂战是口没遮拦的，堪称一绝。但也宣告林敬益在马华的“革命”功败垂成。与林苍佑当年（59年）在马华“革命”失败无独有偶。
正因为双林的“惺惺相惜”，于是又有了第二阶段的林敬益政治生涯。时间始于1973年到1980年，他率领他的团队，包括梁棋祥内在73年杪投身民政党。一下子把民政党旗插足霹雳州，扩大政治地盘。但也因此使到马华和民政的关系“紧张起来”，也在后来衍生了一连串的明争暗斗。
而学乖了的林敬益，不再引用在马华时的“文革政治策略”，宁可韬光养晦，伺机再出发，接受林苍佑的安排成为副主席，再晋升为两位署理主席之一（这也只是当年民政才有的特色）。可是在1980年党选时，决意交出党职的林苍佑相中梁棋祥（原为秘书长）接棒。导致林敬益在逆林苍佑的意愿下，中选党主席。
就这样林敬益晋入第三阶段的政治生涯。从1980年到1990，这个党主席并不好做。第一关就碰上李三春的钉子。在1982年的大选竟让李三春争取到在槟州与民政平分秋色，8席对8席的分配上阵。林苍佑对此大感失望和不满，但堪可告慰的是他引进了华教人士一股力量顶住压力，许子根就是其中一位。第二关是林敬益要等到1986年大选后，才又回到内阁担任部长。换句话说，党主席不是内阁部长或首长，林敬益在国阵内是第一人。
接下来，林敬益挨到1990年后才开始他大展拳脚的政治生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四阶段。因为这一年之后，林苍佑退隐政坛，结束民政两套马车的局面。一方面林敬益先后五次击退挑战者，抗拒分裂和稳住阵脚，为民政作出巨大建树，党大厦和宏愿大学成了他的两座丰碑；另一方面调和了与马华的关系，2003年时竟倡议与马华合并，保住了民政在槟州的主导地位。
综观他39年在政海浮沉，他在马华交白卷，却是意外地在民政丰收，我的结论是他过在“少年得志”在马华交白卷；功在“大器晚成”在民政唱丰收。
在第一个阶段始于1968年到1 969年，他参加霹雳州议席选举，处女战铩羽而归。接着发生“513”冲突事件。当1971年国会民主重开时，他又活跃起来。先是被委为马华霹州联委会主席，继之在1972年元旦日突然被委为特别任务部长（掌握新村事务）。就在这个时期，他的言行“石破天惊”：j仿效左翼政党在霹雳州成立《兴汉社》（吸收政治精英的俱乐部）和《干训班》（培养党员成为干部）；k鼓吹以“社会主义政策”改变马华，引起元老大反弹；l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高兴陈修信肖像，载歌载舞迎接陈修信访问怡保（72年6月）；m默许其领导的霹州马华公然反对联盟与人民进步党组成联合政府，结果适得其反，被马华中央采取行动。
双方撕破脸皮，导致林敬益于1973年被陈修信开除出党。这之间的骂战是口没遮拦的，堪称一绝。但也宣告林敬益在马华的“革命”功败垂成。与林苍佑当年（59年）在马华“革命”失败无独有偶。
正因为双林的“惺惺相惜”，于是又有了第二阶段的林敬益政治生涯。时间始于1973年到1980年，他率领他的团队，包括梁棋祥内在73年杪投身民政党。一下子把民政党旗插足霹雳州，扩大政治地盘。但也因此使到马华和民政的关系“紧张起来”，也在后来衍生了一连串的明争暗斗。
而学乖了的林敬益，不再引用在马华时的“文革政治策略”，宁可韬光养晦，伺机再出发，接受林苍佑的安排成为副主席，再晋升为两位署理主席之一（这也只是当年民政才有的特色）。可是在1980年党选时，决意交出党职的林苍佑相中梁棋祥（原为秘书长）接棒。导致林敬益在逆林苍佑的意愿下，中选党主席。
就这样林敬益晋入第三阶段的政治生涯。从1980年到1990，这个党主席并不好做。第一关就碰上李三春的钉子。在1982年的大选竟让李三春争取到在槟州与民政平分秋色，8席对8席的分配上阵。林苍佑对此大感失望和不满，但堪可告慰的是他引进了华教人士一股力量顶住压力，许子根就是其中一位。第二关是林敬益要等到1986年大选后，才又回到内阁担任部长。换句话说，党主席不是内阁部长或首长，林敬益在国阵内是第一人。
接下来，林敬益挨到1990年后才开始他大展拳脚的政治生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四阶段。因为这一年之后，林苍佑退隐政坛，结束民政两套马车的局面。一方面林敬益先后五次击退挑战者，抗拒分裂和稳住阵脚，为民政作出巨大建树，党大厦和宏愿大学成了他的两座丰碑；另一方面调和了与马华的关系，2003年时竟倡议与马华合并，保住了民政在槟州的主导地位。
综观他39年在政海浮沉，他在马华交白卷，却是意外地在民政丰收，我的结论是他过在“少年得志”在马华交白卷；功在“大器晚成”在民政唱丰收。
许子根的政治路线图
这是历史的大轮回。1971年前槟州首席部长林苍佑在乱局中出任民政党主席，稳住了党的根基；36年后的今天，现任首席部长许子根在一片祝福声中从林敬益手中接过棒子，成为第四任民政党掌舵人。
它们的共同点是﹕民政党又再回到党政合一的局面（党主席兼任首席部长），强化和彰显了槟州是民政党的第一块基石，也是不可丢失的基石。
它们的不同点是﹕不同的时代已不能相提并论。过去是林苍佑被迫把民政党大本营（总部）搬回槟城，伺机再扩大地盘；今天是民政党的总部依然是在吉隆坡，许子根必须费更大的精力党政兼顾。
无论如何，它不变的是，尽管民政党如何演进和发展，槟城永远是它的心脏。离开了槟城，民政党也就失去了根而成为一叶浮萍。
明乎此，我们就比较容易分析新任民政党党魁的未来动向。
虽然到目前为止，甚嚣尘上的舆论是许子根在未来的大选必是弃州攻国而上调中央部长。理由是依惯例和传统（这个局面是林敬益时代所突显的），党主席必然是中央部长，以方便和中央内阁部长沟通，也有时间在全国各地走动。而更重要的是，担任中央部长可以在内阁直陈党的立场和观点，不必假手于副手。如果党主席不在中央，似乎是失去了其重要作用。
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许子根有更好的理由继续坐镇槟城。其一，现任首相阿都拉是来自槟州的，他需要一位能与首相及中央配合无间的首席部长，以推动中央政府的数项大工程如期完竣，例如第二槟城大桥。而许子根在位多年，仍然是精力充沛，且对州政务驾轻就熟，自然成为他的首选。再者，首相也会订时返槟，有机会直接与许子根商议国家大事。
其二，马华公会在2004年时已经表态，马华主中央，民政主槟州的格局是大势所趋，无需再争议。因此许子根也就不需要急着上中央与马华争代表性；弄不好反而伤了和气。最好的安排是维持现状，况且担任首席部长也不见得矮内阁部长一截，同样可以以党主席的身份发表政见和立论。
其三，这是不久前才出现的变数，却为许子根留守槟城加了筹码。民主行动党已经扬言放眼一至两届执政槟城州。这种新一轮的凌厉攻势使到国阵不得不步步为营，它必须要排出最佳阵容应对全面的挑战，绝不能掉以轻心。如果许子根上调中央，国阵就必须从长计议谁是最合适的首席部长人选。但放眼民政党内，又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不如不换，免得暗流汹涌。这就是许子根的政治筹码。
从这样来推论，许子根在今日之后，他的当务之急是向党内展示他的一身兼两职是可以从容应付的，而且对党是更为有利而不是处于劣势。因为民政不能失去槟州的重心，否则党的前途会亮起红灯。目前他拥有至少有半年至一年的时间来证明这一点。在这方面，身为党秘书长的谢宽泰将会与他配搭，分担他的党务。至于在槟州政府的事务，行政议员丁福南则可以多些担待。当谢丁两人成为许子根的左右臂膀后，党务和政务也就能得心应手的开展。
按照这样的三角图 (三个人组成铁三角)，许子根自然不会陷入顾此失彼和分身乏术的窘境，反而更具权威统领槟州。因此我们预见来届大选，许子根的排阵是以原班人马为主，只是引入少数新血和作少许的人事调整（比如杜乾焕不退或李家全调州）来争取槟州选民再一次的委托。他这样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以继任首席部长的姿态应战），将会使到反对党在排阵上也大费周章。不得不重新评估国阵的战略。
至于民政署理主席之职，虽暂未悬空，但许子根不能过久压后再议。即便碍于党章修改时并没有提及也有代署理主席一职，以至许子根变成很被动，不能通过特大来确定代署理主席或第一副主席，也不能因噎废食。他可以在职务分配上让这位人选逐渐浮上枱面，而较有机会的则是来自霹雳州的行政议员郑可扬（也是党的副主席之一）。因为许子根不可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指重要职位全是来自槟城的）。这样不仅顺应林敬益的心愿，也可消除党内的人事斗争。
如果郑可扬在下届大选在木威胜出，则他与谢宽泰之间必有一人升任中央部长（除非民政再争多一位中央部长，可能性不大）。
这样一来，许子根的未来路线图已是呼之欲出了。如无意外，许子根将是继林苍佑后，成为第二位既是党主席又是首席部长的“民政之星”。以上所分析的是许子根的第一个方案，也是目前正在启动的。不过政治不是绝对的，随着时间的推进或会有变化。因此许子根在审时度势后，可能会打出第二个方案。什么是第二个方案？明日再议。
它们的共同点是﹕民政党又再回到党政合一的局面（党主席兼任首席部长），强化和彰显了槟州是民政党的第一块基石，也是不可丢失的基石。
它们的不同点是﹕不同的时代已不能相提并论。过去是林苍佑被迫把民政党大本营（总部）搬回槟城，伺机再扩大地盘；今天是民政党的总部依然是在吉隆坡，许子根必须费更大的精力党政兼顾。
无论如何，它不变的是，尽管民政党如何演进和发展，槟城永远是它的心脏。离开了槟城，民政党也就失去了根而成为一叶浮萍。
明乎此，我们就比较容易分析新任民政党党魁的未来动向。
虽然到目前为止，甚嚣尘上的舆论是许子根在未来的大选必是弃州攻国而上调中央部长。理由是依惯例和传统（这个局面是林敬益时代所突显的），党主席必然是中央部长，以方便和中央内阁部长沟通，也有时间在全国各地走动。而更重要的是，担任中央部长可以在内阁直陈党的立场和观点，不必假手于副手。如果党主席不在中央，似乎是失去了其重要作用。
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许子根有更好的理由继续坐镇槟城。其一，现任首相阿都拉是来自槟州的，他需要一位能与首相及中央配合无间的首席部长，以推动中央政府的数项大工程如期完竣，例如第二槟城大桥。而许子根在位多年，仍然是精力充沛，且对州政务驾轻就熟，自然成为他的首选。再者，首相也会订时返槟，有机会直接与许子根商议国家大事。
其二，马华公会在2004年时已经表态，马华主中央，民政主槟州的格局是大势所趋，无需再争议。因此许子根也就不需要急着上中央与马华争代表性；弄不好反而伤了和气。最好的安排是维持现状，况且担任首席部长也不见得矮内阁部长一截，同样可以以党主席的身份发表政见和立论。
其三，这是不久前才出现的变数，却为许子根留守槟城加了筹码。民主行动党已经扬言放眼一至两届执政槟城州。这种新一轮的凌厉攻势使到国阵不得不步步为营，它必须要排出最佳阵容应对全面的挑战，绝不能掉以轻心。如果许子根上调中央，国阵就必须从长计议谁是最合适的首席部长人选。但放眼民政党内，又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不如不换，免得暗流汹涌。这就是许子根的政治筹码。
从这样来推论，许子根在今日之后，他的当务之急是向党内展示他的一身兼两职是可以从容应付的，而且对党是更为有利而不是处于劣势。因为民政不能失去槟州的重心，否则党的前途会亮起红灯。目前他拥有至少有半年至一年的时间来证明这一点。在这方面，身为党秘书长的谢宽泰将会与他配搭，分担他的党务。至于在槟州政府的事务，行政议员丁福南则可以多些担待。当谢丁两人成为许子根的左右臂膀后，党务和政务也就能得心应手的开展。
按照这样的三角图 (三个人组成铁三角)，许子根自然不会陷入顾此失彼和分身乏术的窘境，反而更具权威统领槟州。因此我们预见来届大选，许子根的排阵是以原班人马为主，只是引入少数新血和作少许的人事调整（比如杜乾焕不退或李家全调州）来争取槟州选民再一次的委托。他这样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以继任首席部长的姿态应战），将会使到反对党在排阵上也大费周章。不得不重新评估国阵的战略。
至于民政署理主席之职，虽暂未悬空，但许子根不能过久压后再议。即便碍于党章修改时并没有提及也有代署理主席一职，以至许子根变成很被动，不能通过特大来确定代署理主席或第一副主席，也不能因噎废食。他可以在职务分配上让这位人选逐渐浮上枱面，而较有机会的则是来自霹雳州的行政议员郑可扬（也是党的副主席之一）。因为许子根不可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指重要职位全是来自槟城的）。这样不仅顺应林敬益的心愿，也可消除党内的人事斗争。
如果郑可扬在下届大选在木威胜出，则他与谢宽泰之间必有一人升任中央部长（除非民政再争多一位中央部长，可能性不大）。
这样一来，许子根的未来路线图已是呼之欲出了。如无意外，许子根将是继林苍佑后，成为第二位既是党主席又是首席部长的“民政之星”。以上所分析的是许子根的第一个方案，也是目前正在启动的。不过政治不是绝对的，随着时间的推进或会有变化。因此许子根在审时度势后，可能会打出第二个方案。什么是第二个方案？明日再议。
1.4.07
打破政治地盘的迷思
马六甲马接州议席补选引发两个反对党的争议是预料中事，但它牵出一个重要的问题﹕究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算是“地盘”？是胜利的一方或是失败的一方？这在马来西亚的选举历史来说，好像是不论成败，“地盘”是不变的，因为这是“传统”。
其实，“地盘”是有虚与实的。“虚的地盘”是指这个选区虽然常久以来都是由某个执政党或某个反对党人取胜，但失败的一方还是认定它是不可放弃的战场，即使屡战屡败，也在所不惜。“实的地盘”是指由胜利者拥有，而当选议员可以直接提供服务并得到当地选民的认同他是这个选区的代议士。
由此来看，唯有“实的地盘”才是真正的地盘；“虚的地盘”则只是一个存在脑海里的影子。尽管这之间有实质上的差别，但当选举一到（或补选时），在野党就会擎出“传统”大旗，寸步不让。所谓反对党的衷诚合作会因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而淹盖了如何共同面对强大敌手的现实。抱着宁输也不妥协的态度。其结果是暗流汹涌，面和心不和。政党之间何时能推心置腹，以民为本而不是以党为本就不得而知了。
当然不仅限于反对党，在执政党之间也发生过互不相让的斗争。就拿1982年的大选来说，马华公会为夺回槟州的执政主导权，李三春不惜移师芙蓉国席攻打行动党主席曾敏兴的老巢而获得巫统首肯以8席对8席的分配和民政平分秋色来争“江山”。这是从党的利益来与民政周旋，不存在兄弟党的关系。
虽然李三春这步棋没有成功，但成功地打破所谓政治“地盘”的划分，直捣民政心脏。
同样的，今天的民政党也被迫与进步党争太平国席。按传统这民政堡垒区，但在巫统分配下，于2004年大选时，打破了“民政地盘”，让进步党上阵，以致出现来届选举“席归谁党”的斗争。抑有进者，进步党尚且算老账，说目前民政在霹雳拥有的国州议席，也应交还进步党，因过去是进步党的地盘。
正因为“地盘”之争，反对党之间也互不相让。从鲁乃（2000年）补选到今日的马接补选；从1999年大选到2004年大选，行动党与公正党之间也因议席之分（虚的议席）闹得很不开心，虽然最终大致取得协商，但过去有些选区也出现三角战，说明了“党大过天”，忘记团结一致矛头向外的大道理。
其实，“地盘”之争不是斗争的目的，尤其是“虚的地盘”更只是一厢情愿的假像。如果不能胜出，“地盘”也就不存在。即便是“实的地盘”也不是铁的阵地。当选举一到，所谓地盘就是“中立地带”，不属于任何候选人也不属于任何政党，而是“交还老板（选民）”来取决。因此，如果政党心胸广阔，真正为民为国，又何必在意几个议席的让步？说到底，尚不知胜利归谁，又那来的“地盘”？
既然执政党能打破实的“地盘”，反对党更有理由打破“虚的地盘”。如果一味坚持地盘（即使是虚的）则已本末倒置把政治手段当目的了。毕竟胜利才是实的，失败（或没有把握）则一切化为乌有，“地盘观念”又何益有之？打破政治地盘的迷思也许是政党（尤其是反对党）要上的第一课。
其实，“地盘”是有虚与实的。“虚的地盘”是指这个选区虽然常久以来都是由某个执政党或某个反对党人取胜，但失败的一方还是认定它是不可放弃的战场，即使屡战屡败，也在所不惜。“实的地盘”是指由胜利者拥有，而当选议员可以直接提供服务并得到当地选民的认同他是这个选区的代议士。
由此来看，唯有“实的地盘”才是真正的地盘；“虚的地盘”则只是一个存在脑海里的影子。尽管这之间有实质上的差别，但当选举一到（或补选时），在野党就会擎出“传统”大旗，寸步不让。所谓反对党的衷诚合作会因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而淹盖了如何共同面对强大敌手的现实。抱着宁输也不妥协的态度。其结果是暗流汹涌，面和心不和。政党之间何时能推心置腹，以民为本而不是以党为本就不得而知了。
当然不仅限于反对党，在执政党之间也发生过互不相让的斗争。就拿1982年的大选来说，马华公会为夺回槟州的执政主导权，李三春不惜移师芙蓉国席攻打行动党主席曾敏兴的老巢而获得巫统首肯以8席对8席的分配和民政平分秋色来争“江山”。这是从党的利益来与民政周旋，不存在兄弟党的关系。
虽然李三春这步棋没有成功，但成功地打破所谓政治“地盘”的划分，直捣民政心脏。
同样的，今天的民政党也被迫与进步党争太平国席。按传统这民政堡垒区，但在巫统分配下，于2004年大选时，打破了“民政地盘”，让进步党上阵，以致出现来届选举“席归谁党”的斗争。抑有进者，进步党尚且算老账，说目前民政在霹雳拥有的国州议席，也应交还进步党，因过去是进步党的地盘。
正因为“地盘”之争，反对党之间也互不相让。从鲁乃（2000年）补选到今日的马接补选；从1999年大选到2004年大选，行动党与公正党之间也因议席之分（虚的议席）闹得很不开心，虽然最终大致取得协商，但过去有些选区也出现三角战，说明了“党大过天”，忘记团结一致矛头向外的大道理。
其实，“地盘”之争不是斗争的目的，尤其是“虚的地盘”更只是一厢情愿的假像。如果不能胜出，“地盘”也就不存在。即便是“实的地盘”也不是铁的阵地。当选举一到，所谓地盘就是“中立地带”，不属于任何候选人也不属于任何政党，而是“交还老板（选民）”来取决。因此，如果政党心胸广阔，真正为民为国，又何必在意几个议席的让步？说到底，尚不知胜利归谁，又那来的“地盘”？
既然执政党能打破实的“地盘”，反对党更有理由打破“虚的地盘”。如果一味坚持地盘（即使是虚的）则已本末倒置把政治手段当目的了。毕竟胜利才是实的，失败（或没有把握）则一切化为乌有，“地盘观念”又何益有之？打破政治地盘的迷思也许是政党（尤其是反对党）要上的第一课。
25.3.07
评两份有关贪污调查报告
贪污是令人厌恶的行径，但贪污又好像存在我们的生活之中，阴影挥之不去，久而久之，又习以为常，把它当成一个你必须面对的挑战。不论你喜欢与否，当你面对需要付出或敢于抗拒的两难时，往往从“得与失”之间作一个比较，结果大多数人选择最快捷的途径解决问题和避免夜长梦多而损失更惨重。于是贪污形成一种“负面的文化”。这样的道理每个人都懂，连小孩子也知道父亲在公路上“犯规”时，总会这样说，又要“被罚”了。
当然他的所谓“被罚”的含义是指“破财消灾”。正是这个“破财消灾”的心理一直烙在人们的脑海里，因此当“马来西亚国际透明度组织”发表“2007年马来西亚人透明度印象”的报告中指说在抽样调查后（也只是向千名公众及411家公司高级职员询问），发现58%的华人爱行贿时，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惊讶。这是因为华人做生意的比例比较高，一般上，只要问题能解决，又何必自鸣清高而一味抗争和坚持原则呢？
但令我们感到费解与迷惑的是，原来调查报告也是根据种族比例来划分，得出结论说印裔有23%，巫裔则只有14%。这种所谓贪污文化跟种族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制造一种印象说，华人爱行贿，别的种族就没那么严重？
虽然我们不全盘否定整份报告关于其它方面的温和批评，例如透明度不够的政府部门以警方、政党、关税局及市政局“排在前头”，但这也是不必什么调查来告诉我们早已知道的答案。因此整个来说，这份调查是没有实质的意义，也是多此一举的。最坏的是，它企图表现出种族性的偏见，让人误解“因为华人爱行贿，所以才会有贪污”，而不是先有贪污才有贿赂，形同把实质的问题颠倒过来。
在这方面，卫生部长蔡细历的驳斥是值得激赏的。他说其实华人是在不得已之下迫得行贿，因此指责华人喜欢行贿是不公平的。这话说得中肯而有理，谁愿意多付出不必要的开销，还不是为了“息事宁人”？他认为实行透明化政策的国家，一般都没有行贿文化，例如瑞士、纽西兰及新加坡，所以他要求政府政策透明化、明朗化和减少繁文缛节来抑制贪污。
事实上，我们也不必钻牛角尖和斤斤计较把芝麻绿豆的小钱的花费当成贪污严重来看待，而是应该住大笔款项和狮子开大口的索求去寻找贪污的根源。是机制的问题还是人心贪婪的本性？这个问题到底严不严重？我们不妨从另一份国际性的报告来理解。
根据香港政府经济风险顾问公司在调查亚洲13个国家与地区后，得到的结论也为马来西亚“挽回面子”。原来我们居中，在清廉度方面占第六位，还不至于差到贪污泛滥成灾。换句话说，2007年只比2006年差一些，似乎是“堪可告慰”。但这样仍是不够的，也说明存在着贪污现象，是以我们应该积极有效地克制（即使不能扑灭）贪污，力争上位，不要再爆出最近的贪污疑云的大案。首相阿都拉说了﹕“没贪勿忧，清者自清”。我们要的就是首相所说的“一切秉公处理”，让贪者无所遁形，让清者“高风亮节”，以创造一个清廉的社会，则行贿也就没有必要了。
当然他的所谓“被罚”的含义是指“破财消灾”。正是这个“破财消灾”的心理一直烙在人们的脑海里，因此当“马来西亚国际透明度组织”发表“2007年马来西亚人透明度印象”的报告中指说在抽样调查后（也只是向千名公众及411家公司高级职员询问），发现58%的华人爱行贿时，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惊讶。这是因为华人做生意的比例比较高，一般上，只要问题能解决，又何必自鸣清高而一味抗争和坚持原则呢？
但令我们感到费解与迷惑的是，原来调查报告也是根据种族比例来划分，得出结论说印裔有23%，巫裔则只有14%。这种所谓贪污文化跟种族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制造一种印象说，华人爱行贿，别的种族就没那么严重？
虽然我们不全盘否定整份报告关于其它方面的温和批评，例如透明度不够的政府部门以警方、政党、关税局及市政局“排在前头”，但这也是不必什么调查来告诉我们早已知道的答案。因此整个来说，这份调查是没有实质的意义，也是多此一举的。最坏的是，它企图表现出种族性的偏见，让人误解“因为华人爱行贿，所以才会有贪污”，而不是先有贪污才有贿赂，形同把实质的问题颠倒过来。
在这方面，卫生部长蔡细历的驳斥是值得激赏的。他说其实华人是在不得已之下迫得行贿，因此指责华人喜欢行贿是不公平的。这话说得中肯而有理，谁愿意多付出不必要的开销，还不是为了“息事宁人”？他认为实行透明化政策的国家，一般都没有行贿文化，例如瑞士、纽西兰及新加坡，所以他要求政府政策透明化、明朗化和减少繁文缛节来抑制贪污。
事实上，我们也不必钻牛角尖和斤斤计较把芝麻绿豆的小钱的花费当成贪污严重来看待，而是应该住大笔款项和狮子开大口的索求去寻找贪污的根源。是机制的问题还是人心贪婪的本性？这个问题到底严不严重？我们不妨从另一份国际性的报告来理解。
根据香港政府经济风险顾问公司在调查亚洲13个国家与地区后，得到的结论也为马来西亚“挽回面子”。原来我们居中，在清廉度方面占第六位，还不至于差到贪污泛滥成灾。换句话说，2007年只比2006年差一些，似乎是“堪可告慰”。但这样仍是不够的，也说明存在着贪污现象，是以我们应该积极有效地克制（即使不能扑灭）贪污，力争上位，不要再爆出最近的贪污疑云的大案。首相阿都拉说了﹕“没贪勿忧，清者自清”。我们要的就是首相所说的“一切秉公处理”，让贪者无所遁形，让清者“高风亮节”，以创造一个清廉的社会，则行贿也就没有必要了。
20.3.07
南洋研究开拓人刘士木
提起刘士木，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但研究南洋（东南亚）史学的人，都知道他是这方面的权威和翘楚，被誉为本地“南洋研究”的开拓人实不为过，今年刚好是刘氏逝世55周年殊值纪念和缅怀一代学人。
刘士木（1889-1952），广东兴宁人，被归为客家人。童年在家乡兴民小学读书。14岁进入黄埔军官学校，但不从军而是转到印度尼西亚执教鞭。1909年在印度尼西亚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搞革命。辛亥革命后，代表印度尼西亚各埠书报社代表，于1912年回到上海，组织华侨联合会，提出华侨参政要求。旋后获得资助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深造，开始对东南亚问题进行研究。
1924年代表国民党东京支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国共第一次合作，毛泽东也参与其中）。
1927年回中国受聘于上海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主任，主持“南洋研究”期刊和“南洋丛书”工作，是为中国有系统研究东南亚问题的先驱。前后工作六年，著作甚丰。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刘士木背井离乡来到槟城，出任锺灵中学图书馆主任。从此定居下来，住在阿依淡（Air Hitam）。因此他另有别号为“黑水村人”。
曾任《光华日报》总编辑的洪丝丝（后留学日本）于1938年在《槟城新报》（与光华同一系统）撰文欢呼槟城来了一位研究南洋问题的专家，形容他是光辉灿烂的一颗星。
刘士木和洪丝丝均有同感，海外华人必须急起直追，努力研究南洋问题，不让日欧美学者专美于前，他们尤其不齿一些日本学者对南洋进行研究却是为了日后侵略作准备。
为此在1940年时，他联合姚楠、张礼千、李长传、关楚璞、郁达夫及许云樵在新加坡发起组织“南洋学会”，以学者和正义之气研究南洋社会。创会初期会员共19人，并由许云樵担任主编出版《南洋学报》，成为研究东南亚问题的宝贵史料。
许云樵（1905-1981）一生与“南洋研究”结下不解之缘，他在回忆录中赞扬刘士木“是正式研究南洋的首创者”，不断地鼓励学者南移，执教或办报，以精神文化给养南洋华人社会。
中国学者李安山于2003年撰文充份肯定刘士木早年在中国主编的《南洋研究》、《南洋情报》、《中国情报》和《华侨情报》和其著作的研究成果。
日本南侵（1942-45年）时，刘士木坚拒不为日本人收集资料，宁可一生潦倒，两袖清风。和平后，他曾出任“南洋学会”会长（1948-1952）。
1952年10月1日，他逝世于槟城，终年63岁。“南洋学会”致送挽联哀悼﹕“论事业、论文章、一生南洋研究，开源导流共推泰斗；是学者、是名士。十年北马隐居，安贫乐道不愧完人。”
遣憾的是，刘士木南来后积极鼓吹成立“槟城文库”一直未能如愿以偿。但堪可告慰的是南洋一词终告定型，前有《南洋商报》（1923），中有《南洋学会》（1940）及后有《南洋大学》（1953）；而东南亚研究已蔚成风气，在大专院长及相关团体中持续开展，也可遂了刘士木的心愿。
刘士木（1889-1952），广东兴宁人，被归为客家人。童年在家乡兴民小学读书。14岁进入黄埔军官学校，但不从军而是转到印度尼西亚执教鞭。1909年在印度尼西亚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搞革命。辛亥革命后，代表印度尼西亚各埠书报社代表，于1912年回到上海，组织华侨联合会，提出华侨参政要求。旋后获得资助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深造，开始对东南亚问题进行研究。
1924年代表国民党东京支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国共第一次合作，毛泽东也参与其中）。
1927年回中国受聘于上海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主任，主持“南洋研究”期刊和“南洋丛书”工作，是为中国有系统研究东南亚问题的先驱。前后工作六年，著作甚丰。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刘士木背井离乡来到槟城，出任锺灵中学图书馆主任。从此定居下来，住在阿依淡（Air Hitam）。因此他另有别号为“黑水村人”。
曾任《光华日报》总编辑的洪丝丝（后留学日本）于1938年在《槟城新报》（与光华同一系统）撰文欢呼槟城来了一位研究南洋问题的专家，形容他是光辉灿烂的一颗星。
刘士木和洪丝丝均有同感，海外华人必须急起直追，努力研究南洋问题，不让日欧美学者专美于前，他们尤其不齿一些日本学者对南洋进行研究却是为了日后侵略作准备。
为此在1940年时，他联合姚楠、张礼千、李长传、关楚璞、郁达夫及许云樵在新加坡发起组织“南洋学会”，以学者和正义之气研究南洋社会。创会初期会员共19人，并由许云樵担任主编出版《南洋学报》，成为研究东南亚问题的宝贵史料。
许云樵（1905-1981）一生与“南洋研究”结下不解之缘，他在回忆录中赞扬刘士木“是正式研究南洋的首创者”，不断地鼓励学者南移，执教或办报，以精神文化给养南洋华人社会。
中国学者李安山于2003年撰文充份肯定刘士木早年在中国主编的《南洋研究》、《南洋情报》、《中国情报》和《华侨情报》和其著作的研究成果。
日本南侵（1942-45年）时，刘士木坚拒不为日本人收集资料，宁可一生潦倒，两袖清风。和平后，他曾出任“南洋学会”会长（1948-1952）。
1952年10月1日，他逝世于槟城，终年63岁。“南洋学会”致送挽联哀悼﹕“论事业、论文章、一生南洋研究，开源导流共推泰斗；是学者、是名士。十年北马隐居，安贫乐道不愧完人。”
遣憾的是，刘士木南来后积极鼓吹成立“槟城文库”一直未能如愿以偿。但堪可告慰的是南洋一词终告定型，前有《南洋商报》（1923），中有《南洋学会》（1940）及后有《南洋大学》（1953）；而东南亚研究已蔚成风气，在大专院长及相关团体中持续开展，也可遂了刘士木的心愿。
18.3.07
首相权威形成的历史背景
马来西亚政治体制的独特性也许是独一无二的，但也安排的十分巧妙。例如国王是五年轮任一届（因马来半岛9个州的苏丹的地位是相等的，由统治者会软选其中一人出任最高元首），以真正体现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君主立宪”的国家。也只有马来西亚能做到国王是“轮值”的。这不得不归功于东姑阿都拉曼的努力所致。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的中央集权制也是十分彰显的，而中央又以首相“马首是瞻”。然而这又不妨碍马来西亚推行民主选举。在历史上，经历了12次选举的马来西亚，从来没有延迟过只有提早举行大选。这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直到今天仍被视为民主的政体，但选举过后，权力又归到首相主政。
所有这一切都是有历史渊源的，起因于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急切推出“马来联邦”（Malayan Union）宪制，且在1946年决意执行，结果遭到马来人强烈反对。英国只好改弦易辙，另立新宪政。这期间由拿督翁领导的马来人大团结组成的“巫统”，成为与英国谈判的对手。它在与各州苏丹的协调下，提出他们的政见，要求保留各州苏丹的地位和保留马来人的特别地位。
在讨价还价下，英国作出了让步，同意苏丹拥有宗教及生活习俗的诠释权以换取其它权力归到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在由英国委任的钦差大臣一个人的手上，他又在各州安置参政司（相等于今日的首席部长或州务大臣），方便推行中央集权制。于是英国在1948年2月1日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取代“马来联邦”。在当时，英国此举是为了延长殖民统治，而未提及在何时给予独立。只是允许逐步发展成一个自治邦，大权还是由钦差大臣掌控。因此“马来联邦”也好，“马来亚联合邦”也好，在英国看来，都没有太大的差别。但也由此奠下马来亚政制，其特点是中央集权制，一切由钦差大臣拍板。
当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时，一部马来亚宪法及后来的马来西亚宪法就是根据“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条文扩大和修改而成。换句话说，当巫统取得了政治权力后，它就取英国的地位，并按照英国留下的模式治理国家。既然巫统主席也是国家首相，权威自然二合为一的形成，不容置疑，也不受挑战。因此我们看到东姑一人可以决定开除马哈迪党籍（1969）。敦拉萨可以将联盟扩大成国阵（1974）。胡先翁可以排除回教党出国阵（1977）。马哈迪可以革除安华并开除出党（1998）。阿都拉可以另立国策，不再以马哈迪马首是瞻（2004）。这说明英国留下的机制仍然在运作，不是马来西亚刻意塑造的体制。即便前任者对继任者有不同政见，也只能诉诸批评，并不能改变什么。因为他们在任时同样是威风八面，权威十足，退位后就权威不再，就是这个道理。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的中央集权制也是十分彰显的，而中央又以首相“马首是瞻”。然而这又不妨碍马来西亚推行民主选举。在历史上，经历了12次选举的马来西亚，从来没有延迟过只有提早举行大选。这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直到今天仍被视为民主的政体，但选举过后，权力又归到首相主政。
所有这一切都是有历史渊源的，起因于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急切推出“马来联邦”（Malayan Union）宪制，且在1946年决意执行，结果遭到马来人强烈反对。英国只好改弦易辙，另立新宪政。这期间由拿督翁领导的马来人大团结组成的“巫统”，成为与英国谈判的对手。它在与各州苏丹的协调下，提出他们的政见，要求保留各州苏丹的地位和保留马来人的特别地位。
在讨价还价下，英国作出了让步，同意苏丹拥有宗教及生活习俗的诠释权以换取其它权力归到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在由英国委任的钦差大臣一个人的手上，他又在各州安置参政司（相等于今日的首席部长或州务大臣），方便推行中央集权制。于是英国在1948年2月1日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取代“马来联邦”。在当时，英国此举是为了延长殖民统治，而未提及在何时给予独立。只是允许逐步发展成一个自治邦，大权还是由钦差大臣掌控。因此“马来联邦”也好，“马来亚联合邦”也好，在英国看来，都没有太大的差别。但也由此奠下马来亚政制，其特点是中央集权制，一切由钦差大臣拍板。
当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时，一部马来亚宪法及后来的马来西亚宪法就是根据“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条文扩大和修改而成。换句话说，当巫统取得了政治权力后，它就取英国的地位，并按照英国留下的模式治理国家。既然巫统主席也是国家首相，权威自然二合为一的形成，不容置疑，也不受挑战。因此我们看到东姑一人可以决定开除马哈迪党籍（1969）。敦拉萨可以将联盟扩大成国阵（1974）。胡先翁可以排除回教党出国阵（1977）。马哈迪可以革除安华并开除出党（1998）。阿都拉可以另立国策，不再以马哈迪马首是瞻（2004）。这说明英国留下的机制仍然在运作，不是马来西亚刻意塑造的体制。即便前任者对继任者有不同政见，也只能诉诸批评，并不能改变什么。因为他们在任时同样是威风八面，权威十足，退位后就权威不再，就是这个道理。
11.3.07
安华走向牵动政局？
我的一位律师朋友告诉我，在槟城公路上，最近他有两次被人停截，不是犯规抄牌，而是问他对安华的意见和看法。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调查，后来他问过公正党的上层对此表示毫不知情，因此推测是有人在进行“民意测验”。我不知道是政府方面在收集资料或是私人机构在运作，但它反映了一项事实：既不论是执政党或在野党，都对安华的动向给予密切的关注。
安华依布拉欣此刻心里究竟在想什么？我们无从窥探，但不争的事实是安华希望东山再起，重回到权力的顶峰。他前阵子接受印度尼西亚媒体访问时，也不掩盖他的理想是要在未来成为马来西亚的首相。
要成为国家领导人，在1998年前大家置信不疑；在1998年后，人们又看到他的政途已蒙上阴影。前首相马哈迪在这方面毫不容情地把他拉下马，然后控上法庭，才有了安华跌马这一章。
不过，在2004年出狱的安华，已不是那么地认命。在这两年多的抗争中，我们终于看到安华一步一步地走向反对党这条道路。这是因为自从恢复自由后，巫统的大门直到今天仍未对他开放。现实的政治促使安华没有其它选择，唯有站在公正党的论坛上表露心迹。其一他已表态准备接受出任人民公正党主席，只要法令的限制不施加在他身上；其二他最近再次表明希望反对党在议席分配上，做到一对一的抗衡国阵；其三是他的动向严然是全职的政治工作者。这边加强与行动党的联系，那边又巩固与回教党的合作。可是他面对的一个障碍，正如1990年东姑拉沙里所面对的一样，就是只能安排公正党与回教党结盟又另一边公正党与行动党的结盟，然后他居中成为 三党合作的领导人和协调者。
但是他不能重蹈东姑拉沙里的失策，因为那一年（1990年）的大选，是回教党与行动党各有所获，而46精神党却两头不到岸，最终落得在1995年大选后收盘。因此安华必须小心翼翼地作出妥善的安排，形成一个令人信服的合作体。
其实安华也是希望他目前所作所为能在民间激起浪花，但因为行动党与回教党的不咬弦，确实不容易找到一个平衡点。行动党之所以拒绝与回教党再次合作，是接受1999年的教训后，坚持独自上路面对2004年的大选。
当然行动党也意识到它需要与反对党结盟，才能有所突破，而安华是他们认为最理想的合作伙伴。相同的，此时陷入低潮的回教党，也视安华为理想的领导人。这就是说，安华成了这两个政党的制衡与平衡的杠杆。
因此现在球在安华脚下，他如何说服回教党退一步，不要刻意强调回教党的回教国又如何说服行动党以大局为重，接受现状，已成为他的当务之急。
不论安华怎样走，他目前只能使反对党壮大起来，累积政治筹码，以使巫统意识到安华的重要性，或者切确地说，使到阿都拉感觉到安华仍是一个重要人物。
至于情势再有什么变化，也许所谓的“民意测验”会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参考。
安华依布拉欣此刻心里究竟在想什么？我们无从窥探，但不争的事实是安华希望东山再起，重回到权力的顶峰。他前阵子接受印度尼西亚媒体访问时，也不掩盖他的理想是要在未来成为马来西亚的首相。
要成为国家领导人，在1998年前大家置信不疑；在1998年后，人们又看到他的政途已蒙上阴影。前首相马哈迪在这方面毫不容情地把他拉下马，然后控上法庭，才有了安华跌马这一章。
不过，在2004年出狱的安华，已不是那么地认命。在这两年多的抗争中，我们终于看到安华一步一步地走向反对党这条道路。这是因为自从恢复自由后，巫统的大门直到今天仍未对他开放。现实的政治促使安华没有其它选择，唯有站在公正党的论坛上表露心迹。其一他已表态准备接受出任人民公正党主席，只要法令的限制不施加在他身上；其二他最近再次表明希望反对党在议席分配上，做到一对一的抗衡国阵；其三是他的动向严然是全职的政治工作者。这边加强与行动党的联系，那边又巩固与回教党的合作。可是他面对的一个障碍，正如1990年东姑拉沙里所面对的一样，就是只能安排公正党与回教党结盟又另一边公正党与行动党的结盟，然后他居中成为 三党合作的领导人和协调者。
但是他不能重蹈东姑拉沙里的失策，因为那一年（1990年）的大选，是回教党与行动党各有所获，而46精神党却两头不到岸，最终落得在1995年大选后收盘。因此安华必须小心翼翼地作出妥善的安排，形成一个令人信服的合作体。
其实安华也是希望他目前所作所为能在民间激起浪花，但因为行动党与回教党的不咬弦，确实不容易找到一个平衡点。行动党之所以拒绝与回教党再次合作，是接受1999年的教训后，坚持独自上路面对2004年的大选。
当然行动党也意识到它需要与反对党结盟，才能有所突破，而安华是他们认为最理想的合作伙伴。相同的，此时陷入低潮的回教党，也视安华为理想的领导人。这就是说，安华成了这两个政党的制衡与平衡的杠杆。
因此现在球在安华脚下，他如何说服回教党退一步，不要刻意强调回教党的回教国又如何说服行动党以大局为重，接受现状，已成为他的当务之急。
不论安华怎样走，他目前只能使反对党壮大起来，累积政治筹码，以使巫统意识到安华的重要性，或者切确地说，使到阿都拉感觉到安华仍是一个重要人物。
至于情势再有什么变化，也许所谓的“民意测验”会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参考。
5.3.07
马华公会的转型与挑战
马华公会50周年纪念特刊中这样说﹕“1948年6月马共进行反英武装斗争，紧急法令实施，华人不幸成为英军与马共战争的“夹心人”，受尽苦难，是催生“马华”的历史背景。”
所谓历史背景是指英军事政府将大批华人赶入用铁刺网围起的“新村”，以阻止华人接济马共，造成50万名华人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中。于是有一批峇峇精英，在陈祯禄的领导下，在1949年2月27日成立了马华公会。最初通过发行彩票集资援助新村华人，但在1953年被英政府停止，遂使马华公会从一个福利机构转成政党组织。
因此回顾马华的历史，是陈祯禄写下第一页。随后的发展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来演绎，而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给马华带来一定的冲击与变化。
第一阶段﹕陈祯禄老来挑大梁
既然是陈祯禄（1883-1960）开了头，马华的历史就与他个人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是一位纯粹受英文教育的峇峇。在1922-1935年间曾出任英殖民政府的立法议员（委任），孕育了亲西方的思想。
因此当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陈嘉庚领导华人成立《南侨总会》，全面赈济中国抗日时，陈祯禄置身度外。
同样的，当1947年陈祯禄应邀领导左右派成立的“新马联合行动委员会”，以抗议英军政府单独与巫统商议《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另起草“人民宪章”，对有关协议作修改时，陈嘉庚也置身度外。
一个亲英但具有本土意识，一个亲中但具有左派意识，判定了他们两个走上不同的道路，也就削弱了华人争取权益的力量，以致陈祯禄领导的“人民宪章”被英军政府否定，决定推行《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并在1948年2月生效。这是陈祯禄第一次与马新的左派合作，也是最后一次。这之后的同年6月，英军政府宣布紧急状态列马共为非法组织，陈祯禄又回到其右派路线，采取与马共不同的斗争路线，再转向与英国合作。换句话说，在接受《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底下，陈祯禄成立了马华公会，与马共站在对立面，终于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冲突，有马共份子被指涉及手榴弹事件，导致陈祯禄手部受伤（1949年4月在怡保）（见马华50周年特刊，页75。）
不论真相如何，不争的事实是马华公会选择接受英军事政府订下的民主政治游戏规则而与马共分道扬鏣，其结果是导致马华公会在1953年与巫统合作组成联盟。其后在一段长时间与左派政党（社阵）展开正面的斗争。
由于历史的吊诡，一项有趣的推测可以在李炯才（北海人，前锺灵生，后任新加坡内阁部长）的回忆录中阅及﹕“当时真正的华人领导是受人敬重的抗日领袖陈嘉庚，他对马来亚没有归属感，因此没有参加新马联合行动委员会。倘若拥有广大群众基础的陈嘉庚取代陈祯禄的位置，领导华人支持“人民宪法”，情况将会大不相同；英国人也许会对“人民宪法”加以审慎考虑。”
我们不知道事实是否如此？可惜历史不是这样发生，终于使到马华公会由一批受英文教育的峇峇所主持，而不是像陈嘉庚这样的人。因为他们两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擦肩而过，马来亚历史也就无从改写，而是按照陈祯禄的思路与左翼势力相抗衡。
陈祯禄的思路就是要求越来越多的华人加入马华公会，以壮大华人的政治力量。在这方面他特别重视峇峇精英加入他的阵营，其中一位就是后来在马华卷起千层浪的林苍佑（1954年加入马华）。继之，马华内部人事有了一定的变化。
除此之外，陈祯禄领导马华时有两件大事是影响马华后来的走向。其一是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半民选半官委），马华在马共缺席下，取得辉煌的战绩，全数候选人当选，联盟也在52席中胜出51席，组成自治政府，东姑阿都拉曼成为马来亚首席部长。其二是普选后，政府与马共在华玲举行轰动一时的和谈。陈祯禄是三人代表团的一位，另两人是东姑和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华玲和谈的失败是意料中事，因为马共不接受投降弃械的条件，于是又回到森林打游击战。虽然和谈不欢而散，但陈祯禄参加会谈也直接提升马华在政府中的地位。
第二阶段﹕陈修信“子承父业”
陈修信（1916-1988）是陈祯禄的公子。他追随他的父亲参与发起组织马华公会，一心想在日后取代其父亲（1949年时已是66岁高龄）成为未来的接班人，因而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已入阁成为部长，但也面对李孝式部长的阻力（代表国民党在马华的势力）。虽然身为峇峇一族的陈修信与其父亲一样是反共的人物，但并不仇共。因而有了（1956年）陈修信在立法议会的语惊四座的发言。他竟在华玲和谈破裂后大胆建议政府派遣一个代表团到北京，探询中共是否能够说服马共放弃武装斗争。他的发言把议员们吓了一跳。不久陈修信接到陈田（马共）的来信，要求重开和谈并取消紧急法令。东姑明确地拒绝陈田的要求，并且把对抗游击队的“人民战争”升级（李炯才语）。自此之后，双方谈判大门关闭一直到1989年才又正式和解。
陈修信再对左派伸出橄榄枝已是1971年的事。为急着扭转马华在“513”事件后的负面形象，他大胆地促使政府迎来了香港左派银星艺术团在吉隆坡表演“文革”的节目，激发了左派运动再度抬头。这也许是他始料未及的，但也显示了他是一位可以“容共”的马华领袖，只要能壮大马华，他都想试一试其效果。
虽然陈修信对左派有容忍和共存之意，但他的作风和在党内的“夺权”及采取“委曲求全”的政治策略却让他在历史成了一个“争议性”的人物。
他有两个决定是“伤及”马华的党格的。第一件是1958年马华党选时，对他的政途构成威胁的不是李孝式，反而是后来居上的林苍佑。林苍佑在当年的改选中击败陈祯禄荣任马华总会长，准备在马华党内进行改革且强烈地要求巫统接受马华提出三分之一议席的分配，以使政府对任何的修宪先征求马华的意见。陈修信背着林苍佑反戈一击，与东姑“秘密”合作，一脚踢开林苍佑派，同意只派31名候选人上阵（1959年大选）（林派要求的1/3席约40席左右）。这就是说，林苍佑派夺权成功于前，但失算于后。陈修信转身成为马华实际的领导人（1962年才正式成为马华总会长）。
由于陈修信的“背叛”林苍佑，其后果不但种下两人的政治恶斗，也使到马华在联盟党内的地位“滑落”。原本在联盟工作委员会内，巫统与马华各派16名代表，勉强算是“平起平坐”，但自从陈修信“暗渡陈仓”后，马华的地位已大不如前，陈修信也因此被“华社”指责自我矮化马华公会，一连串的“罪名”也因此压在他的身上。
第二件事是陈修信的“固执”，被华社指责“不热爱华文教育”。他在1968年公开反对董教总提出要创建“独立大学”的建议，并在大选前宣布成立“拉曼学院”，以和董教总“分庭抗礼”。因为陈修信的纯英文教育的背景和他的不妥协的态度，也让马华在1969年的大选尝到苦果。不但只保住了13个国会议席，而且连槟城的主导执政权也丧失了。崛起的竟是他的死对头林苍佑。抑有进者，林苍佑领导的民政党在1972年与联盟（巫统）在槟城组织联合政府，意味着他又重新回到联盟内和陈修信展开“内部斗争”。
陈修信的两个失策也无法弥补他对左派容忍的“功绩”，马华也为他的“背向民愿”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第三阶段﹕李三春收拾残局
陈修信领导马华的功过自然留给历史评说，但他也在十分无奈的心情下于1974年辞卸一切职务，改由李三春登场。陈修信这一走，也把马华的财政部长带走了。在此之前，即1969年大选后，由于林瑞安竞选失败，工商部长职也提早被带走了。
因此李三春接手的马华公会在国阵（联盟前身）内又再降了一级。过去只有马华代表华人在政府内，现在又多了一个民政党与它争代表性。在内外交困下，马华拥有的部长职，在权威上已是大不如前。李三春也不得不接受政治现实的残酷，不过却将一股怨气泄在林苍佑的身上。在他看来，林苍佑对马华的“杀伤力”是相当威胁性的，必须除之而后快。
基于这一指导思想，李三春在幕后导演了“来而不往非礼也”的两幕戏，对准林苍佑的穴道猛插。第一幕是在1974年静悄悄起用林建寿（前劳工党领袖），以打乱林苍佑的执政槟州的战略。1978年大选时突然出现的“七人帮”直捣民政选区弄得林苍佑“坐立不安”。虽然选后化险为夷，“七人帮”惨败，却种下两党道不尽的恩怨。第二幕接着上演。1980年槟州议席的一场补选（因独立议员崔耀才逝世），马华派林建寿旗开得胜，使得李三春发挥浑身解数，在1982年大选时亲自出马战民主行动党主席曾敏兴（芙蓉国席），以换取巫统接受马华和民政在槟州各分得8个席位的等数。更有风声传出，谁获得较多议席，首席部长归谁。这样一来，林建寿代表马华挂征，林苍佑代表民政守城。这一战林建寿不幸跌马，李三春则胜了曾敏兴。一失一得。失得是马华自此后无法“夺回”槟州首席部长；得的是行动党从此在森美兰州内閧不断，影响力一届不如一届。
另一方面，李三春当政的年代（1974-1983），他力图扫除党内的异议派。在逼走曾永森后，也让何文翰知难而退，建立起他在党内“不可动摇”的地位。虽然他知道自陈修信起，马华在政治上已屈于巫统之下，但他并没有放弃对马华的“精图励志”。他提出马华五大计划﹕建立马华大厦、为拉曼学院筹款、广招党员、成立马化控股及成立华人文化协会。这些计划都先后一一落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接纳了陈群川提出的“政经相结合”的政治方针（结果是陈群川在后来引火烧身，使到这一理念出师未捷身先死）。
声望正处如日中天的李三春，突于1983年“离党出走”（始终是个谜局，仍有待李三春亲自揭开因由），留下一个“有待飞跃”的党又再次陷入严重的党争危机。起因于代他成为代总会长的梁维泮向陈群川派下杀手，导致后者大力反弹。李三春辛苦重建的马华进入了“战国时代”，直到1985年才被陈群川击败梁维泮而宣告党争结束。这是李三春留给马华的一个败笔，幸好没有造成不可弥补的分裂。
第四阶段﹕林良实坐享其成
就在1985年陈群川拨乱反正后，率军参加1986年的大选。意气风发的陈群川没有想到部长未当上却先陷入官司之灾（先后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被判坐牢）。政治荣誉一夜之间尽失，身为老二的林良实却不必“争得头破血流”而被扶正，启开了林良实时代。
林良实是在1974年在槟州当选国会议员，从此官运亨通。尽管在1984年时曾与陈群川一起被梁维泮开除出党，但很快的他又在党内站了起来。他在党内的最大劲敌李金狮也斗不他，最后只好黯然退出政治舞台。
在林良实年代（1986-2003）的马华公会，他比任何一位总会长都更懂得政治权术，始终立于不败的地位，也是在位最久的一位总会长（共17年）。由于他的圆滑与驾驽整个党的机制，他在党内发挥了他的领导权威。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林良实即便在后期面对他的副手林亚礼的挑战，也是“处惊不变”的。
他避开了陈群川的“政经合一”理念，将马华打造成一个对文化教育有“特殊功能”的政党，例如扩充拉曼学院，创立自立工艺学院，浮罗交怡教育振兴运动乃至拉曼大学的成立，都给他拿了彩头而有了一些的政治筹码。
通过教育文化活动，林良实强化了马华与“华社”团体的联系，一改陈修信和李三春的年代与董教总硬碰硬的立场。基本上，林良实使到马华还是马华的面貌，甚至有的时候还“华人化”了马华公会，以突出马华在华社的重要性。不过对于来自巫统方面施加的压力，他则是采取随机应变和消极的对策。有一个时期，林良实也“辞职”告假出走，以表达他的“抗议”，但也改变不了什么。
很显然的，林良实对力图改变政治格局是力不从心的，虽然他曾提出“掌握先机，再攀高峰”的口号（1995年党庆主题），但马华到了他的年代，在国是问题上扮演的是随遇而安的角色而不是主导性的角色，马华再也无法与巫统“平起平坐”了。转而在华社寻求一个共同舆论的平台，以减少压力。在这方面，马华在2001年通过持大收购南洋报业引起了党内外的争议，更使党内分成所谓的AB队对峙。尽管特大投票是林良实赢了，但留下的后遗症却把他的政途也搞掉了。2003年的下台标志着林良实在马哈迪的压力下不得不与他同年交出权力。这当然非他所愿，因他还有信心掌控党中央代表，只是天不从人愿。他结束了长达17年的“得心应手”的领导，也留给后来人一个“暗流涌汹”的马华，但不是支离破碎的。比较起来李三春留下一个分裂的党，他是“功多于过”。
第五阶段﹕黄家定萧规曹不随
黄家定是在80年代马华党争时浮现出来的年青小伙子。在得到林良实的赏识后，政运一路顺风。2003年时来运转，在林亚礼及林良实先后退下来时，他成为林良实首选的接班人。陈广才则是靠着林亚礼的庇护，也升任马华第二把手。这样一来，两个AB队大将又再二合为一，形成一个团队。
虽然如此，他们两人接过林良实和林亚礼的棒子也不是安然无恙的。至少在2005年的党选中，黄家定就遇到也是B队强将的蔡锐明的挡路；而陈广才则遭遇A队的陈祖排的拦路。最终他们都过关斩将，给马华带来一个“新气象”。所谓的“新气象”是指马华发挥了党内的民主作风，没有所谓秋后算账，形成一个典范。在过去林苍佑打倒陈祯禄被秋后算账；林敬益挑战陈修信被腰斩；曾永森硬碰李三春被排斥出党；李金狮撞上林良实被奚落。
黄家定和陈广才形成一个新队伍后，表面上看来是形势一片大好，实则又引发新的派系在逐渐浮上枱面。有的冲着黄家定而来，有的冲着陈广才而来，但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伺机在“改朝换代”。
为了防止异议派形成一股力量，黄家定试图跳出林良实的影子，以创出自己的领导风格。最显着的是通过总会长任期不得超过三届，担任部长职也有期限；同时在党选后，黄陈两人分别控制四个州的联委会，再加上霹州联委会由黄家定坐镇，几乎已是牢控“半壁江山”的势力。若是其它州或不同派系有心挑战领导权，也得费尽想量。
除此之外，黄家定也试图建立个人的政治形象，在2005年出版了《黄家定语录》，俨然成了“一家之言”，以期为马华注入新的元素和新的血液。
单就这两个大举动，让我们看到黄家定试图开拓“前所未有”的党风。虽然他曾是林良实的爱徒，也无法跳出林良实时代已烙下的马华格局，但他却有“标新立异”的胆识。因此与其说他继承了林良实的“政治遗产”而萧规曹随，不如说他是“萧规曹不随”。
现在我们就此这两件事进行评析，看看黄家定是“得多于失”或“失多于得”？
对于任期的限制，在当时几乎是溢美之言，也大加称赞开民主之风（尤其是党外）。但放眼马来西亚各政党，都没有这样的限制，尤其是在巫统不改下，马华这一改的质意义有多大，就是见仁见智了。抑有进者，那些位居政府官职者，又多数是党中委，一旦任期将届满，他们是支持当权派或靠向异议派，也就很难说了。谁不想一世人当官呢？举例来说，马华今年5月特大自然会通过修改党章，但当将党选日期交到中委会讨论时，当权派能否顺利取得2/3的赞同，就是对黄家定的领导的考验。
另外“语录”一词在当今不是人人都可以登上此殿堂，就记忆所知，也只有“毛泽东语录”成为绝响。这种语录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作用。正如林彪说，毛主席一句话顶一万句。显示语录的份量，是一种专用的名词。
鲁迅后来有《鲁迅语录》的出版，那是他死后成为政治用语，不是他生前想象得到的。
有人因此说，黄家定的语录出得过早，很容易让人误会是哲人名言，也联想起“毛主席语录”。事实上，它们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想黄家定的意思也不是这样，只是用来激励党员的士气。
如果黄家定的《语录》改用言论精选或精言彚辑，就会显得自然而得体。
在他众多的精句中，有一句是被常加引用却有时成为反讽之词的是﹕“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实实做事”。理由是只有黄家定一个人唱高调，未在党内形成一种运动，为什么这样呢？也就不需要多加言语了。因为这句话千斤重，言易行难。黄家定敢于重复这样的话，应该是他“自我审视”后才作出的“警世名言”。
我为黄家定这句话喝采，但我又为他这句话没有被普及展开学习感到遣憾。
再下来黄家定将林良实的教育功能转成“终身学习，与时并进”来勉励人民勤读书充识学问。
可是人们又看到黄家定“名言名语新作风”并没有使到国家大事和政治课题作出重要的改变，与林良实的时代面对的挑战没有两样，甚至比林良实更陷于被动与无奈。这就是说，黄家定的“两大创举”未能取得高分，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的一种负担。
我们相信黄家定是有良好的意图要刷新马华的形象，但作为一个背着历史十字架的政党来说，改革又谈何容易。先是针对宗教课题的部长备忘录被撤回；继之种族政治又开始发酵，使得黄家定穷于应付。他今天面对的问题，也绝不是服食Panadol就可解除头痛的。
正因为黄家定的领导在党内出现了挑战，有人推算蔡细历已开始了他的政治议程。这种政治议程逐渐形成一个有形的力量，又闻知元老也介入其中。事实是否如此，就要看未来马华的党选实况了。
撇开党选不谈，目前马华最严竣的挑战是未来的全国大选，它直接影响到黄家定与陈广才的未来政途。所以说，大选是马华未来走向的试金石。
所谓历史背景是指英军事政府将大批华人赶入用铁刺网围起的“新村”，以阻止华人接济马共，造成50万名华人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中。于是有一批峇峇精英，在陈祯禄的领导下，在1949年2月27日成立了马华公会。最初通过发行彩票集资援助新村华人，但在1953年被英政府停止，遂使马华公会从一个福利机构转成政党组织。
因此回顾马华的历史，是陈祯禄写下第一页。随后的发展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来演绎，而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给马华带来一定的冲击与变化。
第一阶段﹕陈祯禄老来挑大梁
既然是陈祯禄（1883-1960）开了头，马华的历史就与他个人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是一位纯粹受英文教育的峇峇。在1922-1935年间曾出任英殖民政府的立法议员（委任），孕育了亲西方的思想。
因此当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陈嘉庚领导华人成立《南侨总会》，全面赈济中国抗日时，陈祯禄置身度外。
同样的，当1947年陈祯禄应邀领导左右派成立的“新马联合行动委员会”，以抗议英军政府单独与巫统商议《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另起草“人民宪章”，对有关协议作修改时，陈嘉庚也置身度外。
一个亲英但具有本土意识，一个亲中但具有左派意识，判定了他们两个走上不同的道路，也就削弱了华人争取权益的力量，以致陈祯禄领导的“人民宪章”被英军政府否定，决定推行《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并在1948年2月生效。这是陈祯禄第一次与马新的左派合作，也是最后一次。这之后的同年6月，英军政府宣布紧急状态列马共为非法组织，陈祯禄又回到其右派路线，采取与马共不同的斗争路线，再转向与英国合作。换句话说，在接受《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底下，陈祯禄成立了马华公会，与马共站在对立面，终于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冲突，有马共份子被指涉及手榴弹事件，导致陈祯禄手部受伤（1949年4月在怡保）（见马华50周年特刊，页75。）
不论真相如何，不争的事实是马华公会选择接受英军事政府订下的民主政治游戏规则而与马共分道扬鏣，其结果是导致马华公会在1953年与巫统合作组成联盟。其后在一段长时间与左派政党（社阵）展开正面的斗争。
由于历史的吊诡，一项有趣的推测可以在李炯才（北海人，前锺灵生，后任新加坡内阁部长）的回忆录中阅及﹕“当时真正的华人领导是受人敬重的抗日领袖陈嘉庚，他对马来亚没有归属感，因此没有参加新马联合行动委员会。倘若拥有广大群众基础的陈嘉庚取代陈祯禄的位置，领导华人支持“人民宪法”，情况将会大不相同；英国人也许会对“人民宪法”加以审慎考虑。”
我们不知道事实是否如此？可惜历史不是这样发生，终于使到马华公会由一批受英文教育的峇峇所主持，而不是像陈嘉庚这样的人。因为他们两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擦肩而过，马来亚历史也就无从改写，而是按照陈祯禄的思路与左翼势力相抗衡。
陈祯禄的思路就是要求越来越多的华人加入马华公会，以壮大华人的政治力量。在这方面他特别重视峇峇精英加入他的阵营，其中一位就是后来在马华卷起千层浪的林苍佑（1954年加入马华）。继之，马华内部人事有了一定的变化。
除此之外，陈祯禄领导马华时有两件大事是影响马华后来的走向。其一是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半民选半官委），马华在马共缺席下，取得辉煌的战绩，全数候选人当选，联盟也在52席中胜出51席，组成自治政府，东姑阿都拉曼成为马来亚首席部长。其二是普选后，政府与马共在华玲举行轰动一时的和谈。陈祯禄是三人代表团的一位，另两人是东姑和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华玲和谈的失败是意料中事，因为马共不接受投降弃械的条件，于是又回到森林打游击战。虽然和谈不欢而散，但陈祯禄参加会谈也直接提升马华在政府中的地位。
第二阶段﹕陈修信“子承父业”
陈修信（1916-1988）是陈祯禄的公子。他追随他的父亲参与发起组织马华公会，一心想在日后取代其父亲（1949年时已是66岁高龄）成为未来的接班人，因而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已入阁成为部长，但也面对李孝式部长的阻力（代表国民党在马华的势力）。虽然身为峇峇一族的陈修信与其父亲一样是反共的人物，但并不仇共。因而有了（1956年）陈修信在立法议会的语惊四座的发言。他竟在华玲和谈破裂后大胆建议政府派遣一个代表团到北京，探询中共是否能够说服马共放弃武装斗争。他的发言把议员们吓了一跳。不久陈修信接到陈田（马共）的来信，要求重开和谈并取消紧急法令。东姑明确地拒绝陈田的要求，并且把对抗游击队的“人民战争”升级（李炯才语）。自此之后，双方谈判大门关闭一直到1989年才又正式和解。
陈修信再对左派伸出橄榄枝已是1971年的事。为急着扭转马华在“513”事件后的负面形象，他大胆地促使政府迎来了香港左派银星艺术团在吉隆坡表演“文革”的节目，激发了左派运动再度抬头。这也许是他始料未及的，但也显示了他是一位可以“容共”的马华领袖，只要能壮大马华，他都想试一试其效果。
虽然陈修信对左派有容忍和共存之意，但他的作风和在党内的“夺权”及采取“委曲求全”的政治策略却让他在历史成了一个“争议性”的人物。
他有两个决定是“伤及”马华的党格的。第一件是1958年马华党选时，对他的政途构成威胁的不是李孝式，反而是后来居上的林苍佑。林苍佑在当年的改选中击败陈祯禄荣任马华总会长，准备在马华党内进行改革且强烈地要求巫统接受马华提出三分之一议席的分配，以使政府对任何的修宪先征求马华的意见。陈修信背着林苍佑反戈一击，与东姑“秘密”合作，一脚踢开林苍佑派，同意只派31名候选人上阵（1959年大选）（林派要求的1/3席约40席左右）。这就是说，林苍佑派夺权成功于前，但失算于后。陈修信转身成为马华实际的领导人（1962年才正式成为马华总会长）。
由于陈修信的“背叛”林苍佑，其后果不但种下两人的政治恶斗，也使到马华在联盟党内的地位“滑落”。原本在联盟工作委员会内，巫统与马华各派16名代表，勉强算是“平起平坐”，但自从陈修信“暗渡陈仓”后，马华的地位已大不如前，陈修信也因此被“华社”指责自我矮化马华公会，一连串的“罪名”也因此压在他的身上。
第二件事是陈修信的“固执”，被华社指责“不热爱华文教育”。他在1968年公开反对董教总提出要创建“独立大学”的建议，并在大选前宣布成立“拉曼学院”，以和董教总“分庭抗礼”。因为陈修信的纯英文教育的背景和他的不妥协的态度，也让马华在1969年的大选尝到苦果。不但只保住了13个国会议席，而且连槟城的主导执政权也丧失了。崛起的竟是他的死对头林苍佑。抑有进者，林苍佑领导的民政党在1972年与联盟（巫统）在槟城组织联合政府，意味着他又重新回到联盟内和陈修信展开“内部斗争”。
陈修信的两个失策也无法弥补他对左派容忍的“功绩”，马华也为他的“背向民愿”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第三阶段﹕李三春收拾残局
陈修信领导马华的功过自然留给历史评说，但他也在十分无奈的心情下于1974年辞卸一切职务，改由李三春登场。陈修信这一走，也把马华的财政部长带走了。在此之前，即1969年大选后，由于林瑞安竞选失败，工商部长职也提早被带走了。
因此李三春接手的马华公会在国阵（联盟前身）内又再降了一级。过去只有马华代表华人在政府内，现在又多了一个民政党与它争代表性。在内外交困下，马华拥有的部长职，在权威上已是大不如前。李三春也不得不接受政治现实的残酷，不过却将一股怨气泄在林苍佑的身上。在他看来，林苍佑对马华的“杀伤力”是相当威胁性的，必须除之而后快。
基于这一指导思想，李三春在幕后导演了“来而不往非礼也”的两幕戏，对准林苍佑的穴道猛插。第一幕是在1974年静悄悄起用林建寿（前劳工党领袖），以打乱林苍佑的执政槟州的战略。1978年大选时突然出现的“七人帮”直捣民政选区弄得林苍佑“坐立不安”。虽然选后化险为夷，“七人帮”惨败，却种下两党道不尽的恩怨。第二幕接着上演。1980年槟州议席的一场补选（因独立议员崔耀才逝世），马华派林建寿旗开得胜，使得李三春发挥浑身解数，在1982年大选时亲自出马战民主行动党主席曾敏兴（芙蓉国席），以换取巫统接受马华和民政在槟州各分得8个席位的等数。更有风声传出，谁获得较多议席，首席部长归谁。这样一来，林建寿代表马华挂征，林苍佑代表民政守城。这一战林建寿不幸跌马，李三春则胜了曾敏兴。一失一得。失得是马华自此后无法“夺回”槟州首席部长；得的是行动党从此在森美兰州内閧不断，影响力一届不如一届。
另一方面，李三春当政的年代（1974-1983），他力图扫除党内的异议派。在逼走曾永森后，也让何文翰知难而退，建立起他在党内“不可动摇”的地位。虽然他知道自陈修信起，马华在政治上已屈于巫统之下，但他并没有放弃对马华的“精图励志”。他提出马华五大计划﹕建立马华大厦、为拉曼学院筹款、广招党员、成立马化控股及成立华人文化协会。这些计划都先后一一落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接纳了陈群川提出的“政经相结合”的政治方针（结果是陈群川在后来引火烧身，使到这一理念出师未捷身先死）。
声望正处如日中天的李三春，突于1983年“离党出走”（始终是个谜局，仍有待李三春亲自揭开因由），留下一个“有待飞跃”的党又再次陷入严重的党争危机。起因于代他成为代总会长的梁维泮向陈群川派下杀手，导致后者大力反弹。李三春辛苦重建的马华进入了“战国时代”，直到1985年才被陈群川击败梁维泮而宣告党争结束。这是李三春留给马华的一个败笔，幸好没有造成不可弥补的分裂。
第四阶段﹕林良实坐享其成
就在1985年陈群川拨乱反正后，率军参加1986年的大选。意气风发的陈群川没有想到部长未当上却先陷入官司之灾（先后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被判坐牢）。政治荣誉一夜之间尽失，身为老二的林良实却不必“争得头破血流”而被扶正，启开了林良实时代。
林良实是在1974年在槟州当选国会议员，从此官运亨通。尽管在1984年时曾与陈群川一起被梁维泮开除出党，但很快的他又在党内站了起来。他在党内的最大劲敌李金狮也斗不他，最后只好黯然退出政治舞台。
在林良实年代（1986-2003）的马华公会，他比任何一位总会长都更懂得政治权术，始终立于不败的地位，也是在位最久的一位总会长（共17年）。由于他的圆滑与驾驽整个党的机制，他在党内发挥了他的领导权威。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林良实即便在后期面对他的副手林亚礼的挑战，也是“处惊不变”的。
他避开了陈群川的“政经合一”理念，将马华打造成一个对文化教育有“特殊功能”的政党，例如扩充拉曼学院，创立自立工艺学院，浮罗交怡教育振兴运动乃至拉曼大学的成立，都给他拿了彩头而有了一些的政治筹码。
通过教育文化活动，林良实强化了马华与“华社”团体的联系，一改陈修信和李三春的年代与董教总硬碰硬的立场。基本上，林良实使到马华还是马华的面貌，甚至有的时候还“华人化”了马华公会，以突出马华在华社的重要性。不过对于来自巫统方面施加的压力，他则是采取随机应变和消极的对策。有一个时期，林良实也“辞职”告假出走，以表达他的“抗议”，但也改变不了什么。
很显然的，林良实对力图改变政治格局是力不从心的，虽然他曾提出“掌握先机，再攀高峰”的口号（1995年党庆主题），但马华到了他的年代，在国是问题上扮演的是随遇而安的角色而不是主导性的角色，马华再也无法与巫统“平起平坐”了。转而在华社寻求一个共同舆论的平台，以减少压力。在这方面，马华在2001年通过持大收购南洋报业引起了党内外的争议，更使党内分成所谓的AB队对峙。尽管特大投票是林良实赢了，但留下的后遗症却把他的政途也搞掉了。2003年的下台标志着林良实在马哈迪的压力下不得不与他同年交出权力。这当然非他所愿，因他还有信心掌控党中央代表，只是天不从人愿。他结束了长达17年的“得心应手”的领导，也留给后来人一个“暗流涌汹”的马华，但不是支离破碎的。比较起来李三春留下一个分裂的党，他是“功多于过”。
第五阶段﹕黄家定萧规曹不随
黄家定是在80年代马华党争时浮现出来的年青小伙子。在得到林良实的赏识后，政运一路顺风。2003年时来运转，在林亚礼及林良实先后退下来时，他成为林良实首选的接班人。陈广才则是靠着林亚礼的庇护，也升任马华第二把手。这样一来，两个AB队大将又再二合为一，形成一个团队。
虽然如此，他们两人接过林良实和林亚礼的棒子也不是安然无恙的。至少在2005年的党选中，黄家定就遇到也是B队强将的蔡锐明的挡路；而陈广才则遭遇A队的陈祖排的拦路。最终他们都过关斩将，给马华带来一个“新气象”。所谓的“新气象”是指马华发挥了党内的民主作风，没有所谓秋后算账，形成一个典范。在过去林苍佑打倒陈祯禄被秋后算账；林敬益挑战陈修信被腰斩；曾永森硬碰李三春被排斥出党；李金狮撞上林良实被奚落。
黄家定和陈广才形成一个新队伍后，表面上看来是形势一片大好，实则又引发新的派系在逐渐浮上枱面。有的冲着黄家定而来，有的冲着陈广才而来，但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伺机在“改朝换代”。
为了防止异议派形成一股力量，黄家定试图跳出林良实的影子，以创出自己的领导风格。最显着的是通过总会长任期不得超过三届，担任部长职也有期限；同时在党选后，黄陈两人分别控制四个州的联委会，再加上霹州联委会由黄家定坐镇，几乎已是牢控“半壁江山”的势力。若是其它州或不同派系有心挑战领导权，也得费尽想量。
除此之外，黄家定也试图建立个人的政治形象，在2005年出版了《黄家定语录》，俨然成了“一家之言”，以期为马华注入新的元素和新的血液。
单就这两个大举动，让我们看到黄家定试图开拓“前所未有”的党风。虽然他曾是林良实的爱徒，也无法跳出林良实时代已烙下的马华格局，但他却有“标新立异”的胆识。因此与其说他继承了林良实的“政治遗产”而萧规曹随，不如说他是“萧规曹不随”。
现在我们就此这两件事进行评析，看看黄家定是“得多于失”或“失多于得”？
对于任期的限制，在当时几乎是溢美之言，也大加称赞开民主之风（尤其是党外）。但放眼马来西亚各政党，都没有这样的限制，尤其是在巫统不改下，马华这一改的质意义有多大，就是见仁见智了。抑有进者，那些位居政府官职者，又多数是党中委，一旦任期将届满，他们是支持当权派或靠向异议派，也就很难说了。谁不想一世人当官呢？举例来说，马华今年5月特大自然会通过修改党章，但当将党选日期交到中委会讨论时，当权派能否顺利取得2/3的赞同，就是对黄家定的领导的考验。
另外“语录”一词在当今不是人人都可以登上此殿堂，就记忆所知，也只有“毛泽东语录”成为绝响。这种语录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作用。正如林彪说，毛主席一句话顶一万句。显示语录的份量，是一种专用的名词。
鲁迅后来有《鲁迅语录》的出版，那是他死后成为政治用语，不是他生前想象得到的。
有人因此说，黄家定的语录出得过早，很容易让人误会是哲人名言，也联想起“毛主席语录”。事实上，它们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想黄家定的意思也不是这样，只是用来激励党员的士气。
如果黄家定的《语录》改用言论精选或精言彚辑，就会显得自然而得体。
在他众多的精句中，有一句是被常加引用却有时成为反讽之词的是﹕“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实实做事”。理由是只有黄家定一个人唱高调，未在党内形成一种运动，为什么这样呢？也就不需要多加言语了。因为这句话千斤重，言易行难。黄家定敢于重复这样的话，应该是他“自我审视”后才作出的“警世名言”。
我为黄家定这句话喝采，但我又为他这句话没有被普及展开学习感到遣憾。
再下来黄家定将林良实的教育功能转成“终身学习，与时并进”来勉励人民勤读书充识学问。
可是人们又看到黄家定“名言名语新作风”并没有使到国家大事和政治课题作出重要的改变，与林良实的时代面对的挑战没有两样，甚至比林良实更陷于被动与无奈。这就是说，黄家定的“两大创举”未能取得高分，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的一种负担。
我们相信黄家定是有良好的意图要刷新马华的形象，但作为一个背着历史十字架的政党来说，改革又谈何容易。先是针对宗教课题的部长备忘录被撤回；继之种族政治又开始发酵，使得黄家定穷于应付。他今天面对的问题，也绝不是服食Panadol就可解除头痛的。
正因为黄家定的领导在党内出现了挑战，有人推算蔡细历已开始了他的政治议程。这种政治议程逐渐形成一个有形的力量，又闻知元老也介入其中。事实是否如此，就要看未来马华的党选实况了。
撇开党选不谈，目前马华最严竣的挑战是未来的全国大选，它直接影响到黄家定与陈广才的未来政途。所以说，大选是马华未来走向的试金石。
贞操带与贞节牌
宗教元老阿布哈山在一项宗教座谈会上指出，鉴于日益猖獗的强奸罪案问题，时下女性有必要重新穿戴贞操带。他又说，穿戴贞操带虽然较麻烦，但是却能够有效地避免女性被强奸。
此言一处，引起哗然，而且抨击声连连。为防止继续被炮轰，阿布哈山在2月17日澄清说他当日只是开玩笑，并非认真作出这项建议。意思是说，不要当真了。
这马上使我联想起一些政治人物在讲错话被各方非议后，马上改口说是媒体错误报导他的原意或被误解了如出一辙。当然阿布哈山倒没有怪责媒体，而是说只是“开玩笑”，算是没有否认他有说过这样的话。不过，如果他比较高明的话，倒可以学习政治高人这样说：“如果你们（读者）认为我的话引起你们的不满，那我只能对你们的感受表示歉意。”
不论阿布哈山是“开玩笑”或“不开玩笑”作出这样的建议，我们认为他的脑子里肯定存有或闪过这样的念头：保护女人不受侵犯的最好方法是穿贞操带出门，以策安全。
这样的腐朽与落伍和不切实际的想法竟出自一位宗教习之口，也不知他心里在想什么？但却点出他对中世纪的不道德的做法有所激赏。真没想到事隔千年也拾古人的恶法倒回来折磨女人。
姑且假定他是出于善意来“保护女人”，但却是“好心碰钉子”，简直是本末倒置，舍本逐末把责任全推给女人去承担。
不是吗？前阵子有卫道之士指女人穿着不可性感，不可暴露而引致男人犯罪。美其名是保护女人，实则是避开问题的症结，结果是要女人回到中世纪的保守生活，以为天下从此太平。
阿布哈山也许对此有同感，才疾呼女性快快起来保护自己。但我们有下列的问题也需要阿布哈山解答的（他可以用开玩笑的方式解答）。
1. 万一女性穿了贞操带，又面对穷凶恶煞的色狼，非强暴不可？这个时候被侵犯的女性即使有戴贞操带，但没把钥匙带在身上，他该如何应对呢？色狼会因此放过她或恼羞成怒将她杀害？若是弄出一条人命，人们也许会说，这女人儍到这个地步，明知这是自寻死路，还自以为保得？
2. 女人天生丽质，不但爱美，也爱轻便，出门时要穿贞操带，成何体统？这个社会难道堕落成人人自危，干脆不用出门，岂不平安无事？
这正如出门会遇车祸，会死人，因此不要出门，而不是要车辆使用者小心驾驶。
3. 讲到古时代，中国人的想法比阿布哈山更有“创意”。例如在唐代的时候，将女子的贞操写入家礼，“凡为女子，先学立身，立身之法，惟务清贞，清则身洁，贞则身荣。而到了宋代，贞操观念更强。女子一旦失去贞操，被视为破烂货。因此失去贞操的女子应该去死。转入明清两代，更把贞操变成迷信和教条，要女子在出嫁前死守这一点，婚后只能一生跟随一个男人。男人死了，就要守寡。”
若一生中未在矢身，就被称为“妇道人家”。若为守贞宁死不屈，经查明后，可列为烈女，乃至竖立“贞节牌坊”，以资颂扬。因此可怜中国古代女子，为了这一块贞节牌，也就以死示清白。
这比起欧洲中古时代流行的贞操带倒有异曲同工之妙。欧洲男人当兵远征，担心老婆红杏出墙，也就用贞操带锁住，以求安心打战，完全不考虑女人的不便与痛苦。这在十字军车征时尤其流行。
同样的，中国古代就以贞节牌坊来镇住女人，以免春心荡漾，“坏了纲纪”。
但不论前者或后者，皆是男人把女人当附属品，只准男人沾花惹草，不准女人越踰半步。男人的自大与女人的渺小，在东方或西方的封建社会都是一个样。
如今，社会越进步和繁荣，人欲横流在所难免，某些邪恶男士要侵犯女人，我们为什么不对这种人施以酷刑，却反过来要女人来承担社会乱纲乱纪的责任？与其再奢谈什么贞操带或贞节牌，不如立严刑竣法对付强奸犯，所谓治恶人，用重典，或可令邪念心的男人却步，在作奸犯科前，考虑后果严重。
再者，审讯这类案件，也不需要讲什么“人权和民主”，让受害者在法庭受尽辩护律师的羞辱和奚落，干脆在证据确凿下，快刀软乱麻定重判，以起杀一儆百之效。
因此强暴案罪不在女方，责也不应由女方承担，而是要有多方措施保护女性，最主要的是匡正社会风气，让作恶者罪有应得。唯有对症下药，才能收效，减少强暴罪案。在没有更好的方案之前，也只有施严法来对付和退制坏人了。其实，在现时的开放社会下，我们只能要求女性自爱自重；而精力过剩男人可到娱乐场所自我发泄，不要对良家妇女“辣手摧花”。
不知阿布哈山要不要转一下脑筋正视这个问题吗？不要再说无聊的笑话了！拜托！
此言一处，引起哗然，而且抨击声连连。为防止继续被炮轰，阿布哈山在2月17日澄清说他当日只是开玩笑，并非认真作出这项建议。意思是说，不要当真了。
这马上使我联想起一些政治人物在讲错话被各方非议后，马上改口说是媒体错误报导他的原意或被误解了如出一辙。当然阿布哈山倒没有怪责媒体，而是说只是“开玩笑”，算是没有否认他有说过这样的话。不过，如果他比较高明的话，倒可以学习政治高人这样说：“如果你们（读者）认为我的话引起你们的不满，那我只能对你们的感受表示歉意。”
不论阿布哈山是“开玩笑”或“不开玩笑”作出这样的建议，我们认为他的脑子里肯定存有或闪过这样的念头：保护女人不受侵犯的最好方法是穿贞操带出门，以策安全。
这样的腐朽与落伍和不切实际的想法竟出自一位宗教习之口，也不知他心里在想什么？但却点出他对中世纪的不道德的做法有所激赏。真没想到事隔千年也拾古人的恶法倒回来折磨女人。
姑且假定他是出于善意来“保护女人”，但却是“好心碰钉子”，简直是本末倒置，舍本逐末把责任全推给女人去承担。
不是吗？前阵子有卫道之士指女人穿着不可性感，不可暴露而引致男人犯罪。美其名是保护女人，实则是避开问题的症结，结果是要女人回到中世纪的保守生活，以为天下从此太平。
阿布哈山也许对此有同感，才疾呼女性快快起来保护自己。但我们有下列的问题也需要阿布哈山解答的（他可以用开玩笑的方式解答）。
1. 万一女性穿了贞操带，又面对穷凶恶煞的色狼，非强暴不可？这个时候被侵犯的女性即使有戴贞操带，但没把钥匙带在身上，他该如何应对呢？色狼会因此放过她或恼羞成怒将她杀害？若是弄出一条人命，人们也许会说，这女人儍到这个地步，明知这是自寻死路，还自以为保得？
2. 女人天生丽质，不但爱美，也爱轻便，出门时要穿贞操带，成何体统？这个社会难道堕落成人人自危，干脆不用出门，岂不平安无事？
这正如出门会遇车祸，会死人，因此不要出门，而不是要车辆使用者小心驾驶。
3. 讲到古时代，中国人的想法比阿布哈山更有“创意”。例如在唐代的时候，将女子的贞操写入家礼，“凡为女子，先学立身，立身之法，惟务清贞，清则身洁，贞则身荣。而到了宋代，贞操观念更强。女子一旦失去贞操，被视为破烂货。因此失去贞操的女子应该去死。转入明清两代，更把贞操变成迷信和教条，要女子在出嫁前死守这一点，婚后只能一生跟随一个男人。男人死了，就要守寡。”
若一生中未在矢身，就被称为“妇道人家”。若为守贞宁死不屈，经查明后，可列为烈女，乃至竖立“贞节牌坊”，以资颂扬。因此可怜中国古代女子，为了这一块贞节牌，也就以死示清白。
这比起欧洲中古时代流行的贞操带倒有异曲同工之妙。欧洲男人当兵远征，担心老婆红杏出墙，也就用贞操带锁住，以求安心打战，完全不考虑女人的不便与痛苦。这在十字军车征时尤其流行。
同样的，中国古代就以贞节牌坊来镇住女人，以免春心荡漾，“坏了纲纪”。
但不论前者或后者，皆是男人把女人当附属品，只准男人沾花惹草，不准女人越踰半步。男人的自大与女人的渺小，在东方或西方的封建社会都是一个样。
如今，社会越进步和繁荣，人欲横流在所难免，某些邪恶男士要侵犯女人，我们为什么不对这种人施以酷刑，却反过来要女人来承担社会乱纲乱纪的责任？与其再奢谈什么贞操带或贞节牌，不如立严刑竣法对付强奸犯，所谓治恶人，用重典，或可令邪念心的男人却步，在作奸犯科前，考虑后果严重。
再者，审讯这类案件，也不需要讲什么“人权和民主”，让受害者在法庭受尽辩护律师的羞辱和奚落，干脆在证据确凿下，快刀软乱麻定重判，以起杀一儆百之效。
因此强暴案罪不在女方，责也不应由女方承担，而是要有多方措施保护女性，最主要的是匡正社会风气，让作恶者罪有应得。唯有对症下药，才能收效，减少强暴罪案。在没有更好的方案之前，也只有施严法来对付和退制坏人了。其实，在现时的开放社会下，我们只能要求女性自爱自重；而精力过剩男人可到娱乐场所自我发泄，不要对良家妇女“辣手摧花”。
不知阿布哈山要不要转一下脑筋正视这个问题吗？不要再说无聊的笑话了！拜托！
4.3.07
今年不是大选年
当下最热门的课题是“什么时候大选？”而答案往往是说“只有首相知道”。虽然如此，传言还是甚嚣尘上地预测今年内会举行大选，主要是基于经济好转和有利消息不断传出，正是国阵举行大选的大好时机。我则认为今年大选的可能性不大。我所持的理由如下：
1.自从独立以来，我国共经历11届的大选，其中有四次是在执政四年期内举行，而另六次是在五年期内举行，从来没有执政三年期内举行大选的。因此首相阿都拉不会破例提得太早，他极可能是依循传统在四年内，也就是在2008年举行大选。
如果我们翻查记录，在四年期内就大选是有特殊的因素所致，例如在第三任首相胡先翁时代，他为了解决因逼退回教党出国阵后产生的冲击，不得不在四年期内（1978年）先后举行吉兰丹州闪电大选和全国大选。至于在马哈迪当政年代，他就有三次提早大选。在1982年大选是因为接棒不久，有需要巩固势力：1986年大选是要平息修宪引起的争议风波；1990年的大选是要解决东姑拉沙里掀起的对抗风潮及1999年大选是要清理因革除安华势力带来的激荡。
虽然阿都拉在位三年面对前任者马哈迪旳强力抨击与责难，但并没有在巫统内掀起不安与分裂，也没有形成一个对抗的集团。换句话说，阿都拉仍然牢控巫统与政府。不论在法理上或政治上，在2004年赢得最大胜利的阿都拉，没有必要与不再参政（但问政和论政）的马哈迪争夺领导权，也就没有紧迫要在今年通过选举将马哈迪势力连根拔起不可。
2.在经济上，阿都拉的全副精力都放在于2006年公布的第9大马发展计划。目前有关的大型计划转入2007年才开始逐一推动，尚未见政绩。较为突出的柔南（依斯干达）经济发展区正在起步，必须要经过一年的考验才能窥见能否如走向首相的愿景，打造成马来西亚的“深圳”或“香港”。还有槟城第二大桥也才在去年底举行动土礼，要在今年才能露显工程的进展。按照首相的理想，第9大马计划是要全面改造马来西亚的经济面貌，以便强化软硬件设施在2020年达致先进国宏愿。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能操之过急。
当然目前的股市翻腾，每日成交量在40亿至50亿马币之间，总资金达兆元；我国去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破兆元，经济成长有望提升至6%，无疑是加强了资金和活力落实各项发展大计（第9大马计划总预算是2千2百亿元）。不过市场上通货流通量及人民收入的增加还有待改善。今年正是关键性的一年。
此外，至为重要的是，在种族关系上在去年8月到11月间对种族和谐的言论和教材出现了负面和紧张的情绪，更需要首相用行动和言论一一化解，达致他心目中的“中庸、体谅和礼让”的社会，这种情绪上的不安与鼓噪，人民莫不期望政府在迎接建国50周年时有效地消弭与重新确定民心，真正地实现一个和谐社会，各族安居乐业。
由于今年是对政府考验的重要一年，首相就不得不全力以赴，使之开花结果，大选也就无妨推到2008年了！不知这样的推论可否被接受？
1.自从独立以来，我国共经历11届的大选，其中有四次是在执政四年期内举行，而另六次是在五年期内举行，从来没有执政三年期内举行大选的。因此首相阿都拉不会破例提得太早，他极可能是依循传统在四年内，也就是在2008年举行大选。
如果我们翻查记录，在四年期内就大选是有特殊的因素所致，例如在第三任首相胡先翁时代，他为了解决因逼退回教党出国阵后产生的冲击，不得不在四年期内（1978年）先后举行吉兰丹州闪电大选和全国大选。至于在马哈迪当政年代，他就有三次提早大选。在1982年大选是因为接棒不久，有需要巩固势力：1986年大选是要平息修宪引起的争议风波；1990年的大选是要解决东姑拉沙里掀起的对抗风潮及1999年大选是要清理因革除安华势力带来的激荡。
虽然阿都拉在位三年面对前任者马哈迪旳强力抨击与责难，但并没有在巫统内掀起不安与分裂，也没有形成一个对抗的集团。换句话说，阿都拉仍然牢控巫统与政府。不论在法理上或政治上，在2004年赢得最大胜利的阿都拉，没有必要与不再参政（但问政和论政）的马哈迪争夺领导权，也就没有紧迫要在今年通过选举将马哈迪势力连根拔起不可。
2.在经济上，阿都拉的全副精力都放在于2006年公布的第9大马发展计划。目前有关的大型计划转入2007年才开始逐一推动，尚未见政绩。较为突出的柔南（依斯干达）经济发展区正在起步，必须要经过一年的考验才能窥见能否如走向首相的愿景，打造成马来西亚的“深圳”或“香港”。还有槟城第二大桥也才在去年底举行动土礼，要在今年才能露显工程的进展。按照首相的理想，第9大马计划是要全面改造马来西亚的经济面貌，以便强化软硬件设施在2020年达致先进国宏愿。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能操之过急。
当然目前的股市翻腾，每日成交量在40亿至50亿马币之间，总资金达兆元；我国去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破兆元，经济成长有望提升至6%，无疑是加强了资金和活力落实各项发展大计（第9大马计划总预算是2千2百亿元）。不过市场上通货流通量及人民收入的增加还有待改善。今年正是关键性的一年。
此外，至为重要的是，在种族关系上在去年8月到11月间对种族和谐的言论和教材出现了负面和紧张的情绪，更需要首相用行动和言论一一化解，达致他心目中的“中庸、体谅和礼让”的社会，这种情绪上的不安与鼓噪，人民莫不期望政府在迎接建国50周年时有效地消弭与重新确定民心，真正地实现一个和谐社会，各族安居乐业。
由于今年是对政府考验的重要一年，首相就不得不全力以赴，使之开花结果，大选也就无妨推到2008年了！不知这样的推论可否被接受？
25.2.07
评林敬益的良苦用心
民政党全国主席林敬益在1月21日提议召开国阵大会， 以直接的方式剖释和阐述国家的经济实况，化解市面上的负面传言的扩散以及厘清成员党对一些课题的不同立场的建议是值得重视的。
虽然我国的政策与策略经常是通过政府作公布与推行，但政府是由国阵组成，也就有必要利用这个整合的组织向各阶层人民传递正确的讯息。因为两者之间还是有些区别，不能而执攻党的政治使就是要情下达和下情上达。它的重要性至少有下列三点。
其一，通过国阵大会，让人民了解这个政府是由国阵组成的， 也就是联合政府。当年（1974年）由敦拉萨一手将联盟扩大成国阵， 目的就是昭告世人马来西亚是由多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在运作。虽然巫统居于主导地位， 但它并没有忽略和否定联合政府成员党的应有权利，进而消除是一党执政的印象，反映出政治权力的分享。
如果国阵的旗号只是在选举时才派上用场，其组织功能将不能健全的发展，也发挥不出其应有的机制。在这方面，由巫统领导是不受争议的，但它可以使国阵更具有政治地位和权威，从而彰显多元种族的特征。
其二，通过国阵大会，由国阵主席也即是国家首相制订统一的指导思想与执政方针，让各成员党恪守原则， 不要自我标榜而偏离国策。这样一来，争议也会大大也减少。
虽然每个成员党都有本身的言论空间和议程，但既然服膺于国阵组织与机制，就得以全局利益为依归，不能也不应在各自的成员党大会上发表狭隘的种族性言论而引起不同族群的忧心忡忡。换句话说，每个成员党都应在国阵旗帜下有所制约和约束，不越过范围夸夸其谈而伤及其它成员党的自尊，因为它们也是政府的一份子，理应受到尊重。尤其重要的是，我国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存在敏感课题，任何挑衅与激怒的语言都应止步。彼此必须感同身受，不能只看到自己而忽略别人的感受。
其三，正值国人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有所迷惑时，我国首相阿都拉宣布去年贸易总额突破1兆元（1千万个亿），而且出超（盈余）1千余亿元。这就需要通过国阵大会来宣扬政府所取得成功的同时，又如何充分利用大好时机落实第9大马发展计划。这之中涉及的钱财运用与流通以及国家目前的经济状况与地位也可以向国阵代表明白昭示，让他们回到各自的地区向人民作出明确与正确的解释，并有足够的资料解答各种疑问。
基于以上三种理由，林敬益所言自有其良苦用心。因为在现时，我们不时听到执政党内有人在扮演“反对党”的角色，倒不如把他们纳入其中，在内部纠正偏差与失当之处，宏扬国阵精神。这也可以防止某些公务员乖离政策，山我诠释岂不是收到更好的效果？因此国阵主席积极考虑林敬益的建议，也许正合其时。
虽然我国的政策与策略经常是通过政府作公布与推行，但政府是由国阵组成，也就有必要利用这个整合的组织向各阶层人民传递正确的讯息。因为两者之间还是有些区别，不能而执攻党的政治使就是要情下达和下情上达。它的重要性至少有下列三点。
其一，通过国阵大会，让人民了解这个政府是由国阵组成的， 也就是联合政府。当年（1974年）由敦拉萨一手将联盟扩大成国阵， 目的就是昭告世人马来西亚是由多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在运作。虽然巫统居于主导地位， 但它并没有忽略和否定联合政府成员党的应有权利，进而消除是一党执政的印象，反映出政治权力的分享。
如果国阵的旗号只是在选举时才派上用场，其组织功能将不能健全的发展，也发挥不出其应有的机制。在这方面，由巫统领导是不受争议的，但它可以使国阵更具有政治地位和权威，从而彰显多元种族的特征。
其二，通过国阵大会，由国阵主席也即是国家首相制订统一的指导思想与执政方针，让各成员党恪守原则， 不要自我标榜而偏离国策。这样一来，争议也会大大也减少。
虽然每个成员党都有本身的言论空间和议程，但既然服膺于国阵组织与机制，就得以全局利益为依归，不能也不应在各自的成员党大会上发表狭隘的种族性言论而引起不同族群的忧心忡忡。换句话说，每个成员党都应在国阵旗帜下有所制约和约束，不越过范围夸夸其谈而伤及其它成员党的自尊，因为它们也是政府的一份子，理应受到尊重。尤其重要的是，我国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存在敏感课题，任何挑衅与激怒的语言都应止步。彼此必须感同身受，不能只看到自己而忽略别人的感受。
其三，正值国人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有所迷惑时，我国首相阿都拉宣布去年贸易总额突破1兆元（1千万个亿），而且出超（盈余）1千余亿元。这就需要通过国阵大会来宣扬政府所取得成功的同时，又如何充分利用大好时机落实第9大马发展计划。这之中涉及的钱财运用与流通以及国家目前的经济状况与地位也可以向国阵代表明白昭示，让他们回到各自的地区向人民作出明确与正确的解释，并有足够的资料解答各种疑问。
基于以上三种理由，林敬益所言自有其良苦用心。因为在现时，我们不时听到执政党内有人在扮演“反对党”的角色，倒不如把他们纳入其中，在内部纠正偏差与失当之处，宏扬国阵精神。这也可以防止某些公务员乖离政策，山我诠释岂不是收到更好的效果？因此国阵主席积极考虑林敬益的建议，也许正合其时。
18.2.07
游离票飘浮在情感深处
马来西亚独立后先后经历11次大选。如果连同独立前的普选（非全部民选），共是12次大选。从最初的选民只有一百余万发展到今天逾一千余万人，增加了10倍。但历届参加投票的选民平均70%。例如2004年的投票选民是73.90%。换句话说，在人口二千四百万的国家，由七百万的选民决定未来的命运，约占人口的30%。因此民主选举这码事，是由不到一半的人口来作出取舍。
在历史上，执政的联盟（74年扩大成为国阵）一向以来掌控中央政权，先后曾经失掉吉兰丹、丁加奴和槟城的州政权；在东马则一度失掉沙巴州政权。这就是说，我国政治从来没有变天，而曾失去的州政权现在又回到国阵的怀抱，只剩下吉兰丹州仍由反对党执政。由此显示出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势力是十分悬殊的，但这又不是说反对党没有选民支持，因为在简单多数票即胜出的规则下，反对党赢得的席位不足与执政党分庭抗礼。如果在选票上进行分析，执政党平均得票率在50到60%之间，而反对党得票率平均在30余%到40余%之间。拿1999年的大选成绩来说，国阵得票率占56.64%，而反对党得票占43.36%。这一年国阵备受挑战，但它还是在194个国席中取得148席，超过2/3席。至于在2004年形势大好下执政党赢得73.90%的选票，反对党下滑到36.10%，以至前者在219个国会议席中，拥有199席的绝对的优势，远远超过所谓的2/3席位，形成一党坐大的局面。
不过我们也发现到不论是否有吹反风，一般上每届的选举，居有利地位的执政党总有40%以上的铁票，反对党通常有30%的固定票，剩下的30%选票则是双方必争的对象。
这30%有人指说是游离票，不是某方面的“铁票”。当然也有人指没有这么多，约有20巴仙是游离票，关键在于参选的政党如何把 他们争取过来。不论指数多少，我们把它称之为“情绪票”。所谓的“情绪票”不是说选民在闹情绪，而是他们心中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怨言和牢骚，包括因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乃至就业问题带来的冲击，使他们未有明确的表态，或已有表态，但仍未最后决定会投,票给那方面。
在这种情形下，执政党便会打出“感情牌”，因当任议员较多接触选民，有了或多或少的感情，通常是通过服务及拨款建立感情，希望选民会“投桃报李”。尽管候选人也知道这些选民不是讨厌他们，也许他们更爱“罗马”，有求变的心态，因此说好说歹提出这个保证和那个承诺，希望“求变的人”在内部求变，不要阵前换马。
可是在反对党方面，它就鼓足干劲要这些选民不要“感情用事”，而是要以求变为重。若是对现状不满，便敢敢表达出来。不要再犹豫不决。这类的宣传可称之为打“激情牌”（挑起选民的情绪，有人称之为煽情）。这就是说，“感情牌”和“激情牌”成了未来大选的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尤其是在城镇选区。
在历史上，执政的联盟（74年扩大成为国阵）一向以来掌控中央政权，先后曾经失掉吉兰丹、丁加奴和槟城的州政权；在东马则一度失掉沙巴州政权。这就是说，我国政治从来没有变天，而曾失去的州政权现在又回到国阵的怀抱，只剩下吉兰丹州仍由反对党执政。由此显示出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势力是十分悬殊的，但这又不是说反对党没有选民支持，因为在简单多数票即胜出的规则下，反对党赢得的席位不足与执政党分庭抗礼。如果在选票上进行分析，执政党平均得票率在50到60%之间，而反对党得票率平均在30余%到40余%之间。拿1999年的大选成绩来说，国阵得票率占56.64%，而反对党得票占43.36%。这一年国阵备受挑战，但它还是在194个国席中取得148席，超过2/3席。至于在2004年形势大好下执政党赢得73.90%的选票，反对党下滑到36.10%，以至前者在219个国会议席中，拥有199席的绝对的优势，远远超过所谓的2/3席位，形成一党坐大的局面。
不过我们也发现到不论是否有吹反风，一般上每届的选举，居有利地位的执政党总有40%以上的铁票，反对党通常有30%的固定票，剩下的30%选票则是双方必争的对象。
这30%有人指说是游离票，不是某方面的“铁票”。当然也有人指没有这么多，约有20巴仙是游离票，关键在于参选的政党如何把 他们争取过来。不论指数多少，我们把它称之为“情绪票”。所谓的“情绪票”不是说选民在闹情绪，而是他们心中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怨言和牢骚，包括因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乃至就业问题带来的冲击，使他们未有明确的表态，或已有表态，但仍未最后决定会投,票给那方面。
在这种情形下，执政党便会打出“感情牌”，因当任议员较多接触选民，有了或多或少的感情，通常是通过服务及拨款建立感情，希望选民会“投桃报李”。尽管候选人也知道这些选民不是讨厌他们，也许他们更爱“罗马”，有求变的心态，因此说好说歹提出这个保证和那个承诺，希望“求变的人”在内部求变，不要阵前换马。
可是在反对党方面，它就鼓足干劲要这些选民不要“感情用事”，而是要以求变为重。若是对现状不满，便敢敢表达出来。不要再犹豫不决。这类的宣传可称之为打“激情牌”（挑起选民的情绪，有人称之为煽情）。这就是说，“感情牌”和“激情牌”成了未来大选的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尤其是在城镇选区。
15.2.07
非种族性的种族歧视
新闻部长再努丁烧完“抗日军是马共”，不应该竖立纪念碑的一把火后，近日又选择非政治性课题再搞新花样，那就是将制订电视台广告指南，减少模特儿垄断广告银幕，理由是广告公司大量采用混血儿，放弃具有马来西亚本土特色的模特儿。
再努丁的助理解释说，部长是针对《马来西亚前锋报》的读者投书作出回应。这名读者指电视台被欧亚裔脸孔垄断，使到有天分的“马来西亚人”缺少机会。于是这名助理说，部长其实是说，长得更像马来人，华人及印度人的模特儿应该获得更多机会，而不是我们在电视广告上看到的白种混血脸孔。
针对此议，广告人刘天球说，此次不是新闻部第一次发出类似指南。新闻部曾指示，以马来人市场为诉术的产品，要采用马来人模特儿，以华裔消费人为诉求的则采用华裔模特儿。不过，刘君没有说是何时候就有此要求，大概是未予执行，因此现在又旧话重题，而且显得有“准备执行”之意，难怪引起一些混血模特儿大表异议和不满。根据《星报》的访问，有关的模特儿认为，在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甚至于环球化的时代，异族通婚已很平常；因为他们的“国际脸孔”而“歧视”同样是马来西亚公民的他们是不公平的。
就我们看来，新闻部长的言语有些混淆不清而让人感到他又走入一个“虽不是种族言论但却具有种族歧视的误区”。而归根究底又是种族情绪在作祟。表面上是说，让本地的各民族模特儿露脸更多，不应让不是“本土种族”的人“霸占”这一块国地；但实则是否定了混血儿具有的权力。
混血儿是由来已久的历史产物，通过异族通婚而诞生新一代的生命。这些人的身上虽然混有不同种族的血液，但他们也是人，而且也已是马来西亚公民的人就应享有所有马来西亚人享有的权利，谁也没有理由剥夺他们在这个行业生存的权利。因此新闻部长应区分的是公民与非公民。若是属于公民，他们就是马来西亚人，为何不是“本土”公民呢？更没有所谓混血儿公民不具有“马来西亚人特征”。
如果按照再努丁的逻辑，马来西亚人是有种族性，这个种族不是马来人就是华人或是印度人等等，显然是“恒久不变”的。观念这种论调与前一阵子柔佛州务大臣阿都干尼否定马来西亚民族而只承认有马来西亚人的概念是同出一辙的。换句话说，马来西亚人是由个别种族组成的，但马来西亚又有那一条法律不允许异族通婚？自然没有，也就不能阻止新一代人（混血儿）的出现。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因为宗教的关系，造成马来西亚各种族的通婚不是很普遍。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各族种族的特征，只有极少数的人制造了混血儿的生命。
但混血儿的生命是与生俱来的，他们是无从选择的。当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决定他们是公民或非公民的身份除了视父母的国籍外，也有按照法律申请成为公民的权利。一旦他们成为公民，尽管是“国际脸孔”，那又何妨？这不是他们的错。
再者从美学的观点上而言，一般上混血儿都有特出的脸庞，条件也符合广告商的需求，只用一个模特儿就可以在银幕上放之四海（不论用什么语言，都让人感到养眼舒服）。这对广告制作人是符合经济原理的，不必一种语言用一个模特儿，只要她们是马来西亚公民，应考虑她们的优越性而不是基于“国际脸孔”否定她们的权利。
可惜的是，我们的一些人还保守地认为种族是不可踰越的，进而鼓吹种族性的言论。为什么我们不宽容一些而放眼国际潮流？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国际脸孔”又有什么不好呢？
写到这里，我们不然地感叹前首相马哈迪力倡的“马来西亚民族”已出现阻力。因为已有人在否定他的构思而宁愿保留土著与非土著之分，回教与非回教之分。这样的划分法固然是现实社会存在的，但为什么不能突破格局，让各种族朝向马来西亚民族的道路向前迈进一步呢？
事实上，混血儿是一个榜样和典型，它告诉我们异族通婚也非坏事，且可顺其自然地发展。如果混血儿被“歧视”，那不是意味着异族通婚是不被鼓励的？因为他们生下的新一代不是“本土化的马来西亚人”，是“国际人”，真不知是那门子的说法！这叫着非种族性的“种族歧视”。
人种的发展向来是顺应天命的。逆其道而行或固守马来西亚人“永远是种族性”的，则“宏愿国”到来时我们还是依然故我，什么改变也没有。
再努丁的助理解释说，部长是针对《马来西亚前锋报》的读者投书作出回应。这名读者指电视台被欧亚裔脸孔垄断，使到有天分的“马来西亚人”缺少机会。于是这名助理说，部长其实是说，长得更像马来人，华人及印度人的模特儿应该获得更多机会，而不是我们在电视广告上看到的白种混血脸孔。
针对此议，广告人刘天球说，此次不是新闻部第一次发出类似指南。新闻部曾指示，以马来人市场为诉术的产品，要采用马来人模特儿，以华裔消费人为诉求的则采用华裔模特儿。不过，刘君没有说是何时候就有此要求，大概是未予执行，因此现在又旧话重题，而且显得有“准备执行”之意，难怪引起一些混血模特儿大表异议和不满。根据《星报》的访问，有关的模特儿认为，在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甚至于环球化的时代，异族通婚已很平常；因为他们的“国际脸孔”而“歧视”同样是马来西亚公民的他们是不公平的。
就我们看来，新闻部长的言语有些混淆不清而让人感到他又走入一个“虽不是种族言论但却具有种族歧视的误区”。而归根究底又是种族情绪在作祟。表面上是说，让本地的各民族模特儿露脸更多，不应让不是“本土种族”的人“霸占”这一块国地；但实则是否定了混血儿具有的权力。
混血儿是由来已久的历史产物，通过异族通婚而诞生新一代的生命。这些人的身上虽然混有不同种族的血液，但他们也是人，而且也已是马来西亚公民的人就应享有所有马来西亚人享有的权利，谁也没有理由剥夺他们在这个行业生存的权利。因此新闻部长应区分的是公民与非公民。若是属于公民，他们就是马来西亚人，为何不是“本土”公民呢？更没有所谓混血儿公民不具有“马来西亚人特征”。
如果按照再努丁的逻辑，马来西亚人是有种族性，这个种族不是马来人就是华人或是印度人等等，显然是“恒久不变”的。观念这种论调与前一阵子柔佛州务大臣阿都干尼否定马来西亚民族而只承认有马来西亚人的概念是同出一辙的。换句话说，马来西亚人是由个别种族组成的，但马来西亚又有那一条法律不允许异族通婚？自然没有，也就不能阻止新一代人（混血儿）的出现。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因为宗教的关系，造成马来西亚各种族的通婚不是很普遍。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各族种族的特征，只有极少数的人制造了混血儿的生命。
但混血儿的生命是与生俱来的，他们是无从选择的。当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决定他们是公民或非公民的身份除了视父母的国籍外，也有按照法律申请成为公民的权利。一旦他们成为公民，尽管是“国际脸孔”，那又何妨？这不是他们的错。
再者从美学的观点上而言，一般上混血儿都有特出的脸庞，条件也符合广告商的需求，只用一个模特儿就可以在银幕上放之四海（不论用什么语言，都让人感到养眼舒服）。这对广告制作人是符合经济原理的，不必一种语言用一个模特儿，只要她们是马来西亚公民，应考虑她们的优越性而不是基于“国际脸孔”否定她们的权利。
可惜的是，我们的一些人还保守地认为种族是不可踰越的，进而鼓吹种族性的言论。为什么我们不宽容一些而放眼国际潮流？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国际脸孔”又有什么不好呢？
写到这里，我们不然地感叹前首相马哈迪力倡的“马来西亚民族”已出现阻力。因为已有人在否定他的构思而宁愿保留土著与非土著之分，回教与非回教之分。这样的划分法固然是现实社会存在的，但为什么不能突破格局，让各种族朝向马来西亚民族的道路向前迈进一步呢？
事实上，混血儿是一个榜样和典型，它告诉我们异族通婚也非坏事，且可顺其自然地发展。如果混血儿被“歧视”，那不是意味着异族通婚是不被鼓励的？因为他们生下的新一代不是“本土化的马来西亚人”，是“国际人”，真不知是那门子的说法！这叫着非种族性的“种族歧视”。
人种的发展向来是顺应天命的。逆其道而行或固守马来西亚人“永远是种族性”的，则“宏愿国”到来时我们还是依然故我，什么改变也没有。
12.2.07
林吉祥与林冠英
林吉祥是政坛老将，也是家喻户晓的政治人物；林冠英后来追上，英气逼人来，也是不争的事实。《号外》总编要我写一些关于他父子俩的政治比较，而我刚好在最近先后在不同的场合与他们两人碰面（一起吃宵夜和用午餐），也就有一些新鲜的话题。
我在70年代已经认识林吉祥，那时他还没有落脚槟城，但为了“安顿”卡巴星入主槟州政坛，他不得不时常来槟城协调，因为原槟州主席叶锦源派并不欢迎他的到来（原本卡巴星是吉打州议员）。于是双方闹翻而有了叶派退党另起炉灶的故事（成立民主社会主义党）。
在党争之后为布署1978年的大选，林吉祥抽出更多的时间在槟城招兵买马。陈毓书及萧汉钦等人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他麾下的将士。不过林吉祥并无意入主槟州。
直到1986年大选，名气火红的林吉祥突然率大军压境槟州，在政坛掀起巨浪。他要像林苍佑那样在丹绒插旗，因而有了“丹绒一役”之战。原丹绒区国会议员的许子根不幸被祭旗（也因为有此一仗，才造就了许子根在90年攻州选且官拜首席部长。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由于有此一胜而有了“丹绒二役”（1990年）差一点就执政，不然首席部长非他莫属。可惜“丹绒三役”（1995）却让林吉祥栽了筋斗，他输给了许子根（好像是风水轮流转）。这之后林吉祥试图在槟州再爬起来，无奈时不予他，连国会议席也失掉了。
虽然如此，斗志顽强的林吉祥并不气馁，依然活跃政坛。很多人包括我在内也相信他会再次在槟州统领大军。讵料2004年他突移师霹雳，向槟州人民说拜拜。我因为这件事打赌输了一餐（我输给叶宁，这一餐吃掉500余元）。我那天向林吉祥开玩笑，你的移师和时来运转却是我的“失算”。他笑说为什么不先问他？我说如果问你就不是打赌了（其实战情属天机不可泄漏，我深知此道，不会提这样的问题）。
这虽然是一件趣闻，倒反映了政治的现实，林吉祥没有表露他会再战槟城，很可能霹雳是他政治晚期的风水地，但他却关心起槟州的政治，问我许子根上中央后，谁会是他的接班人？我一时也答不上来，只能提出众所周知的两个人的名字。正如林吉祥插足霹雳，谁又会想到呢？
尽管已离开槟州，但小贩对他的印象犹深，我问他家在那儿，他说在槟州，这里头有太多的遐想，我也说不上来。
刚巧在与林吉祥吃宵夜的那一晚（1月23日）来到槟城参加“群众大会”（室内）的林冠英也向记者发话，说民主行动党放眼一至二届要夺取槟州执政权。于是成为热门话题。
隔一周之后（1月30日），林冠英又来到槟城主持记者招待会，过后我与他们共进午餐，林冠英打开话匣子“如数家珍”地引据数据分析了整个槟州的形势，特别侧重经济课题。我这才知道他是有备而来的。
我真正认识林冠英是近年来的事，但他的能言善道让我看到林吉祥的影子在晃动，80年代到90年代，林吉祥的口若悬河的形象又浮现在我眼前。不过他们父子最大的不同点是林吉祥在用餐时少说话，多问话，是个城府很深的人物。他的奇兵突击是令人抓摸不住的。而林冠英则是心胸坦荡的性格，有什么就说什么，他可以主导整个会谈。也许他是经济班科出身的，谈起经济来头头是道。
如果你问我林冠英是不是林吉祥的替身？我只能说一半是一半不是，因为林冠英有其政治理念和策略，只是政治火候尚未达到林吉祥炉火纯青的境界。
我不知道林冠英会不会来槟城竞选，因为我听说他已登记“家住槟城”，他没有答我的问题我猜想他还未有最后的决定。
针对他的动向，我有在《南洋商报》写了一篇评论，指说马六甲非他发挥所长的地方，要么入主雪州或槟州，以建立一个根据地而后幅射 全国。他不全然同意我的看法。他同意马六甲州只有一个国会议席有取胜的机会，不是一个战略核心；但他不同意身为秘书长也要担任州的主席。他说行动党与马华和民政不同，秘书长不需要也兼任州主席，一样可以在全国指挥用兵。
他告诉我，他还会就槟州的课题一件一件地用数目字说话，以使人民有《危机感》。我不知道他还有多少的《手榴弹》抛出来。但我听他说后，才发觉他比他的父亲更会《精打细算》。一个强在政治战术，一个强在经济战略。
我说如果你本身不来槟城压阵，那么雪州州委欢迎你坐镇，应先建立桥头堡。而我被告知，行动党在雪州从未有突破，林冠英应积极考虑此议。可是林冠英也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我还在想，林冠英将会在雪槟之间择其一而行之，如果你问我林冠英会不会来槟州竞选，我答不上来，最好问问他本人。
无论如何，我倒相信他此刻正把槟州当成一个前线州，必会倾全力以攻之。在这方面，他又寄望安华及其公正党能与行动党配合。
后事如何，没有人预料得到，因为政治分分钟都在变。
我在70年代已经认识林吉祥，那时他还没有落脚槟城，但为了“安顿”卡巴星入主槟州政坛，他不得不时常来槟城协调，因为原槟州主席叶锦源派并不欢迎他的到来（原本卡巴星是吉打州议员）。于是双方闹翻而有了叶派退党另起炉灶的故事（成立民主社会主义党）。
在党争之后为布署1978年的大选，林吉祥抽出更多的时间在槟城招兵买马。陈毓书及萧汉钦等人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他麾下的将士。不过林吉祥并无意入主槟州。
直到1986年大选，名气火红的林吉祥突然率大军压境槟州，在政坛掀起巨浪。他要像林苍佑那样在丹绒插旗，因而有了“丹绒一役”之战。原丹绒区国会议员的许子根不幸被祭旗（也因为有此一仗，才造就了许子根在90年攻州选且官拜首席部长。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由于有此一胜而有了“丹绒二役”（1990年）差一点就执政，不然首席部长非他莫属。可惜“丹绒三役”（1995）却让林吉祥栽了筋斗，他输给了许子根（好像是风水轮流转）。这之后林吉祥试图在槟州再爬起来，无奈时不予他，连国会议席也失掉了。
虽然如此，斗志顽强的林吉祥并不气馁，依然活跃政坛。很多人包括我在内也相信他会再次在槟州统领大军。讵料2004年他突移师霹雳，向槟州人民说拜拜。我因为这件事打赌输了一餐（我输给叶宁，这一餐吃掉500余元）。我那天向林吉祥开玩笑，你的移师和时来运转却是我的“失算”。他笑说为什么不先问他？我说如果问你就不是打赌了（其实战情属天机不可泄漏，我深知此道，不会提这样的问题）。
这虽然是一件趣闻，倒反映了政治的现实，林吉祥没有表露他会再战槟城，很可能霹雳是他政治晚期的风水地，但他却关心起槟州的政治，问我许子根上中央后，谁会是他的接班人？我一时也答不上来，只能提出众所周知的两个人的名字。正如林吉祥插足霹雳，谁又会想到呢？
尽管已离开槟州，但小贩对他的印象犹深，我问他家在那儿，他说在槟州，这里头有太多的遐想，我也说不上来。
刚巧在与林吉祥吃宵夜的那一晚（1月23日）来到槟城参加“群众大会”（室内）的林冠英也向记者发话，说民主行动党放眼一至二届要夺取槟州执政权。于是成为热门话题。
隔一周之后（1月30日），林冠英又来到槟城主持记者招待会，过后我与他们共进午餐，林冠英打开话匣子“如数家珍”地引据数据分析了整个槟州的形势，特别侧重经济课题。我这才知道他是有备而来的。
我真正认识林冠英是近年来的事，但他的能言善道让我看到林吉祥的影子在晃动，80年代到90年代，林吉祥的口若悬河的形象又浮现在我眼前。不过他们父子最大的不同点是林吉祥在用餐时少说话，多问话，是个城府很深的人物。他的奇兵突击是令人抓摸不住的。而林冠英则是心胸坦荡的性格，有什么就说什么，他可以主导整个会谈。也许他是经济班科出身的，谈起经济来头头是道。
如果你问我林冠英是不是林吉祥的替身？我只能说一半是一半不是，因为林冠英有其政治理念和策略，只是政治火候尚未达到林吉祥炉火纯青的境界。
我不知道林冠英会不会来槟城竞选，因为我听说他已登记“家住槟城”，他没有答我的问题我猜想他还未有最后的决定。
针对他的动向，我有在《南洋商报》写了一篇评论，指说马六甲非他发挥所长的地方，要么入主雪州或槟州，以建立一个根据地而后幅射 全国。他不全然同意我的看法。他同意马六甲州只有一个国会议席有取胜的机会，不是一个战略核心；但他不同意身为秘书长也要担任州的主席。他说行动党与马华和民政不同，秘书长不需要也兼任州主席，一样可以在全国指挥用兵。
他告诉我，他还会就槟州的课题一件一件地用数目字说话，以使人民有《危机感》。我不知道他还有多少的《手榴弹》抛出来。但我听他说后，才发觉他比他的父亲更会《精打细算》。一个强在政治战术，一个强在经济战略。
我说如果你本身不来槟城压阵，那么雪州州委欢迎你坐镇，应先建立桥头堡。而我被告知，行动党在雪州从未有突破，林冠英应积极考虑此议。可是林冠英也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我还在想，林冠英将会在雪槟之间择其一而行之，如果你问我林冠英会不会来槟州竞选，我答不上来，最好问问他本人。
无论如何，我倒相信他此刻正把槟州当成一个前线州，必会倾全力以攻之。在这方面，他又寄望安华及其公正党能与行动党配合。
后事如何，没有人预料得到，因为政治分分钟都在变。
11.2.07
反对“污染”华文文字
最近有三个现象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可以连贯起来解读，其中所隐藏的议程，对中华文字的正规与历史意义作出了挑战，不能不慎防“污染”了中华文字遣词用字的意之所在。
其一是台湾教育部长杜正胜批判了“成语”的作用。他说：“成语这个东西让人思想懒惰、头脑昏钝、一知半解”，他并直言“用成语是国文（华文）教育的失败”。
此言一出，引来炮轰连连。学者余光中更是批评这位所谓“胡适的信徒”杜正胜错解了胡适的“不用典”的含意。他说胡适只是主张少用冷僻成语。
所谓成语，一般上我们理解是四个字，这之中包括谚语、格言、歇后语及能独立表达的词组和短句而成了俗语。其特点是约定俗成，结构固定，文字不能随意改动。由于时代的久远，有很多成语已成了死文字而不再运用；但也不不少是活文字一直沿用到今天。
熟读成语的一个好处是让你思考和消化，且适当地运用到写作中，而使文章更能传情达意。这是要下苦功，绝对不可能使人懒惰。因此成语绝不可废，它已经成为中华文字的精髓。
不过，有些地区惯用的俗语，也不是放之四海皆通的。比如台湾的“三只小猪”新解“成语”，就被杜正胜用来造句，他说：“如果你看到小朋友写作业太草率，就可以对他说，你不要像三只小猪的老大，这就是运用成语。”
对台湾人也许可以理解其意，但对其它地区的华人来说，便不知其意了。这只能归为台湾俗语，不是成语。还有我们不知道杜先生去“中国成语”的用意是否也是“台独去中国化”的一个政治议程？
其二是近些年来，有人标新立异，把成语的词句改动，以收宣传之效。这是破坏和扭曲了成语的正规，千万不能随意改动，更不能因功利主义忘了本意。这会混淆正在学习的青少年，可能不知那个写法才是正确的。为此，北京最近公布有些字眼不能用为广告用词，因它污染了原来的成语：如“百衣百顺”（应是百依百顺），“与食俱进”（应是与时俱进），“食全食美”（应是十全十美）。
不单在中国，即便在海外，包括马来西亚也出现一些莫明其妙的广告“成语”（取其音而离其意）。此风实不可长。
其三是，中华文字或汉字被变相使用而成了方言文字。这对某些地区的人民来说，或者是极其顺口的读法，但化成文字就太过牵强附会了。例如，堂堂的香港特首曾荫权最近发表他的竞选宣言（出师表）时，在其背后就写下几个大字：“我会做好呢份工”（要用广东方言来读才知其意）。这是什么华文字呢？在英文则写上：I, II get the job dove！根据他的宣言内容来看，若是写成“忠于职守，为民服务”不是更一目了然吗？不是更适合汉字的规范吗？为什么要“降格”而方言化呢？这在香港以外的读者（他的新闻是向全球广播的）看来，真是不是滋味，尤其是中国的读者会置疑回归10年来，连香港特首也不能“中国化”，那又期望谁来推动正统的中华文字的广泛而正确地使用。
如果香港的汉字普遍应用“广东方言汉字”，而台湾又刻意推广“福建方言汉字”，岂不是分解了统一的汉字？
其一是台湾教育部长杜正胜批判了“成语”的作用。他说：“成语这个东西让人思想懒惰、头脑昏钝、一知半解”，他并直言“用成语是国文（华文）教育的失败”。
此言一出，引来炮轰连连。学者余光中更是批评这位所谓“胡适的信徒”杜正胜错解了胡适的“不用典”的含意。他说胡适只是主张少用冷僻成语。
所谓成语，一般上我们理解是四个字，这之中包括谚语、格言、歇后语及能独立表达的词组和短句而成了俗语。其特点是约定俗成，结构固定，文字不能随意改动。由于时代的久远，有很多成语已成了死文字而不再运用；但也不不少是活文字一直沿用到今天。
熟读成语的一个好处是让你思考和消化，且适当地运用到写作中，而使文章更能传情达意。这是要下苦功，绝对不可能使人懒惰。因此成语绝不可废，它已经成为中华文字的精髓。
不过，有些地区惯用的俗语，也不是放之四海皆通的。比如台湾的“三只小猪”新解“成语”，就被杜正胜用来造句，他说：“如果你看到小朋友写作业太草率，就可以对他说，你不要像三只小猪的老大，这就是运用成语。”
对台湾人也许可以理解其意，但对其它地区的华人来说，便不知其意了。这只能归为台湾俗语，不是成语。还有我们不知道杜先生去“中国成语”的用意是否也是“台独去中国化”的一个政治议程？
其二是近些年来，有人标新立异，把成语的词句改动，以收宣传之效。这是破坏和扭曲了成语的正规，千万不能随意改动，更不能因功利主义忘了本意。这会混淆正在学习的青少年，可能不知那个写法才是正确的。为此，北京最近公布有些字眼不能用为广告用词，因它污染了原来的成语：如“百衣百顺”（应是百依百顺），“与食俱进”（应是与时俱进），“食全食美”（应是十全十美）。
不单在中国，即便在海外，包括马来西亚也出现一些莫明其妙的广告“成语”（取其音而离其意）。此风实不可长。
其三是，中华文字或汉字被变相使用而成了方言文字。这对某些地区的人民来说，或者是极其顺口的读法，但化成文字就太过牵强附会了。例如，堂堂的香港特首曾荫权最近发表他的竞选宣言（出师表）时，在其背后就写下几个大字：“我会做好呢份工”（要用广东方言来读才知其意）。这是什么华文字呢？在英文则写上：I, II get the job dove！根据他的宣言内容来看，若是写成“忠于职守，为民服务”不是更一目了然吗？不是更适合汉字的规范吗？为什么要“降格”而方言化呢？这在香港以外的读者（他的新闻是向全球广播的）看来，真是不是滋味，尤其是中国的读者会置疑回归10年来，连香港特首也不能“中国化”，那又期望谁来推动正统的中华文字的广泛而正确地使用。
如果香港的汉字普遍应用“广东方言汉字”，而台湾又刻意推广“福建方言汉字”，岂不是分解了统一的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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