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迟来的悼念

在2018年509之后，忝为国阵成员党之一的民政党第一次遭到灭顶之灾，输完所有的国州议席，比起马华、国大党及人联党还要惨。有人因此为民政“打脉”，认为它气数已尽，再也看不到明天了。也有人建议马华及民政进行合并，以保住华基政党在国阵内（民政已退出国阵）。

不过这样的想法在民政看来已不切合实际。因此它在大选后的党选排出一个新阵容，但几乎所有的资深领袖都不见了，他们不再参与角逐党职，也不再大声地高喊多元种族的口号，虽然民政党的宗旨依然不变。

于是民政党顺利地选出一个新的领导层，以刘华才博士为主席，配以胡栋强担任署理。但中委内不再看到有份量的人，也就让人进一步考察民政的道路在哪里？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刘华才近日有两个动作：其一是率领民政党领导层向已故林苍祐及其夫人的坟前致敬。虽然仪式很简单，但也首次看到在林苍祐逝世后党高层对他的敬仰。

就我看来，这是迟到的敬礼。早在2013年大选前就应该大事张扬林苍祐的政绩，而且要勾起民间对林苍祐的政治遗产的重视；尤其是他所创下的奇迹、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可惜民政并不重视这一历史丰碑，反而老调重弹起“恢复槟岛自由港”口号，理由是昔日槟岛的繁荣因为有个自由港，后来自由港消失了，槟城也就退化成“渔港”。因此重新建立自由港必然会让槟城人民“感恩戴德”的。

我完全不赞同这样的观点和思维，不是担心民政翻不了身，而是担心这玩意儿会成为民政的笑柄。不但不可能，也是背历史而行。

其实，林苍祐对自由港是另有看法的。他说自由港已回不来了，因为陈修信（前财长）有说过一句话，他只要轻轻一笔，槟岛自由港就消失了，而沦为一个渔港。

当林苍祐在1969年的大选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把马华打得落花流水后，他便上台出任第二任槟州首席部长。

他所要做的重要大事件是发展槟城的工业，一个在峇央峇鲁，另一个在诗布朗再也，他要用工业化来取代因自由港消失带来的失业及经济下滑的困境。

与此同时，他也推行乡村城市化（大事兴建廉屋和民房及工商品房）。

此外他也重新规划乔治市的大蓝图。他动用港仔墘及社尾区来一个重建，让“新乔治市”核心地带能照顾到全槟岛和威省大部分地区。城市重建也成了林苍祐的新地标—65层楼高的光大就是林苍祐的代表作。在1971年动工，而在1983年启用。

再有，林苍祐也力争槟城大桥能贯通槟岛和威省，有关大工程也在1985年通车。

自此之后，槟州经济飞跃成长，人们也忘记了“自由港”是什么概念？只知道在工业区内的“自由贸易地带”是一个保税区，供商家进行出口生意获得免税优待。外资及后增加投资，也是因为“自由贸易区”的吸引力。这与恢复槟岛自由港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因此民政在2013年的战略是白费心机的。

反之民政党应在林苍祐于2010年逝世后，及快地成立“林苍祐纪念馆”，因为林苍祐是民政党的宝贵资产，如果不能让人民缅怀林苍祐的伟大和重要及拯救了奄奄一息的槟州，民政将会失去其灵魂。

林苍祐的经历也是十分罕有的，他在英国完成医学士学位后，就在中国的重庆当官（陈诚参谋长的军医兼秘书）4年（1944-1947），而后回到马来亚受到英国政府的重用，委以槟州立法议员（1950年），随后更封为“首席议员”。在独立前，大权握在英国参政司（总督）手里，林苍祐只能当首席议员，等于半个首席部长。

林苍祐从政后，在1951年成立急进党参加乔治市议会的选举而旗开得胜。

1954年应陈祯禄之邀加入马华。为强化马华在槟州的势力，林苍祐建议“冻结”急进党，号召华人党员加入马华；印裔党员加入国大党。

林苍祐令人刮目相看的表现是在1955年，领导槟州联盟参加州议会选举而大获全胜（14席），另10席由英国人委任，组成24人的立法议会。

本来在1957年独立前，东姑是嘱意林苍祐担任首席部长，但他想成为全国领袖，也就建议由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长。

果然在1958年的马华党选，林苍祐一鸣惊人，打败了创党会长陈祯禄而荣任马华第二任总会长。

虽然他在1959年大选前争取马华的国会议席不应少过1/3席（40席），而与东姑起冲突，并以失败告终，但全马的华人把林苍祐视为华人的民族英雄。

当他在1961年成立民主联合党时，他是在他的范围内囊括1国4州议席（1964年的大选）。继后他与李光耀合作成立“团总”。当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林苍祐于1968年与陈志勤和王赓武等人成立民政党。为壮大民政党，林苍祐又依样葫芦解散民主联合党，用民政党旗帜参加1969年的大选。结果民政一炮而红，夺得槟州执政权，而后进入民政与巫统的合作期。这一路走来，也历尽千辛万苦，勉强地保住执政地位。

即使林苍祐在2010年已告别人间，但他遗爱人间。如果为他设立一间纪念馆，也可设在民政党内，这对民政党也许是一个激励。当然林苍祐也不是一个完人，也有缺点和误判（例如他不相信1990年的大选在州议席败给林吉祥）。但总的来说，他把槟州打造成全马最先进的州，连马哈迪也不得不赞赏林苍祐的长远眼光，竟能劝服外资在槟州投资，强力地振兴马来西亚的经济。

由于民政党已失去“历史标杠”，刘华才应该与林苍祐的家人讨论设立纪念馆的必要性。就我们观察，槟城除了莱特作为开埠人被历史记载外，下来的重要人物非林苍祐莫属，民政还在迟疑什么呢？

其二，民政东渡砂拉越还不是时候，在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民政在沙巴拥有两名州议员都是自由党过档人物，而且其中一人还担任过副首席部长。

在2018年的大选，他们也一起去了“荷兰”。既然民政党一向以来与人联党关系不错，它们可以加强合作。若是在未来的州选插上一脚，也许是力不从心的。还是回到民政来时路。

刊登于2019年1月24日《东方日报》

民主将英国带去“荷兰”？

曾经是马来西亚宗主国的大不列颠帝国到了今时今日已成为无牙老虎，不但未能引领国人朝向正确的方向迈进，反而搞了公投将英国社会撕成两半。

1月15日的下议院对英国脱欧协议草案作出否决后，已严重地影响了保守党的执政地位。投票的结果是432票否决草案，只有202票支持脱欧协议草案。虽然这不等于对梅特丽莎政府投不信任票，但如果政府屈服于国会，暂缓退出欧盟，又如何向欧盟交待英国必将在今年3月29日前退出欧盟的“承诺”？如果梅特丽莎得以避过不信任票（英国工党已提出投政府不信任票的提案，但已被否决），即多数议员反对首相辞职，则梅特丽莎将会与欧盟代表再行谈判，提出交替方案。

有人认为在未获的下议院接纳脱欧草案下，现任政府可以选择在没有协议下脱离欧盟。这种硬着陆显然不是梅特丽莎想要的，因她是在公投脱欧后才接任首相职位。因此她认为不应该把今日的乱局归咎在她身上。

其实英国在欧盟扮演的角色是很不自在的，虽然它被视为其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另三个是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但英国追求的是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对移民政策进行控制；也得以不受欧盟法律的约束。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5年因面对收容大量难民而遭致严厉批评，包括欧盟的成员国如英国也反对德国无限制收容难民后，这些难民在日后就可自由地在欧洲国家往来，或居住或谋生等等。

这就导致英国前首相卡梅伦部署一场公投来决定英国是留欧或脱欧。当2015年大选卡梅伦取得胜利后，他就选择在2016年6月23日举行公投。投票的结果是17,410,742票支持脱欧（占51.89%），而有16,141,241票反对脱欧（占48.11%）。这就是说，超过一半的选民要求脱欧。在这种局面下，卡梅伦选择挂冠而去，让位于梅特丽莎。但接手这热山芋的女首相这3年来面对的挑战层出不穷，如今她还得为保卫政权而苦苦挣扎。

说实在的，英国从一开始就不热衷于参加集体协作，这与它一向以来就以最大的殖民地宗主国扬威世界有一定的关系；不屑被其他国家束缚，当然也不成为欧盟发起国之一。

有关欧盟的前身是这样的：

在战后的1950年，法国外交部长舒曼建议法德两国全部的煤钢生产置于一个共同的机构管理，因为煤炭与钢铁是发动战争的必需品。通过这种联合，法德之间重新树立起信任；尤其是战败的德国也在这个框架下不能再发动战争。

翌年（1951年），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也加入其中，并签署了《巴黎公约》，通过煤钢的合作意味着 欧洲走向团结的第一步。

1957年，这6个国家又在罗马签订《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

10年之后（1967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及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合并成“欧洲共同体”，展示了它们的合作精神。

英国之所以能在1973年被接纳成为会员是因为法国已不再动用否决权（它曾两度拒绝英国的申请）。当年加入的成员国还有丹麦和爱尔兰；两年后又多了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总共有12个成员国。也是在1975年，英国竟举行公投，结果有67%选民支持加入欧洲共同体。

1992年，12个成员国的首长在荷兰召开会议，通过了“政治联盟和经济货币联盟条约”，总称《欧洲联盟条约》。

隔一年，即1993年，欧洲共同体正式易名为“欧洲联盟”，各成员国有统一的护照和驾照，保证各国人民自由往来。

于是在1994年，荷兰和瑞典加入成为会员，而在1996年奥地利加入后，成员国增加至15个。也是在这一年欧盟发行了欧元货币。到了2004年，塞浦路斯、匈牙利、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斯洛代克和斯洛文尼亚加入阵营。在2007年时又有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加入，总共有27个成员国。接着在2013年，又有克罗地亚加入。欧盟凑足28个国家成为成员国。

严格来说，欧盟是战后的产物，主要将欧洲国家一体化。可是在2010年后，因世界经济不稳且出现衰败的迹象，触及英国未雨绸缪地再次动用公投来证明人民同意加入欧盟？即使地位有所变化和降低也无所谓。最后选民还是以“英国人优先”为考虑。但这一进一退，神仙也不知如何打救英国？

如今看来，英国在脱欧下，已是光彩不再。民主把它搞得团团转。不仅弄巧反拙，反而丢了夫人又折兵。何去何从，英国人也不知该怎么办？这一步错，满盘皆输。

刊登于2019年1月21日《南洋商报》

巫统有望重生吗？

眼看巫统因受退党潮冲击而面临可能“关门”的厄运之际，近日突有6名已退出巫统的国会议员表示有意重回巫统。他们是乌鲁登嘉楼国会议员洛索瓦希、丰盛港国会议员阿都拉卡迪、打昔牛汝莪国会议员沙布丁、拉津国会议员韩沙、沙白安南国会议员法希亚及 丹那美拉国会议员依克玛。但后者公开否认他会重返巫统，另5人则保持沉默。也就意味着这5人“回家”的申请将不是大问题，即便巫统内部有少数人反对他们回归，但巫统的领导层不这样想，主要的原因是巫统只剩下37名国会议员，如果不欢迎退党议员回巢，那将是巫统的损失。

本来在509后巫统仍剩下54名国会议员（如果连同东马的沙巴及砂拉越的国阵议员数目及西马的马华和国大党的席位来算，国阵尚有79席），但不幸的，巫统接下来面对党内的派系斗争和失去政权后看不到前路，终于导致东马两州的国阵议员离开而自立门户；再加上后来的西马巫统议员起而响应，至今为止，就有17名国会议员先后离开巫统，其中有4名加入了土团党，最重要的一位是三朝元老部长慕斯打化，他也是吉兰丹土团党的唯一反对党州议员。另外的13名中，只有5人要回来，另8人去了哪里？巫统自然希望他们回心意转。

也许是因为陆续有巫统议员向土著团结党叩门，而引起希盟提高警惕，并对土团党大事收容巫统议员有所质疑，因而希盟的另外三个成员党也给土团党一定的压力，导致马哈迪不得不宣布凡是从巫统移入土团党的议员一律不提供党职和官职，只是保持普通议员的身份，直到下一届选举才开放给他们角逐党职。这就意味着巫统议员再怎么讨好土团党也将是白费心机的。

当然不是土团党不要招收巫统议员。而是如果坚持下去，除了壮大土团党的势力外，也会使到希盟的合作产生质变。为了避免被指责企图壮大土团党，马哈迪不得不忍痛暂时按下吸纳巫统议员的动作。

这也无疑给了巫统一个机会，把离心分子招了回来。

其实在政坛上，议员改变码头是常有的事，也发生过跳出又跳回的故事。例如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在1990年的大选落败后军心散涣，最终不得不在1996年搬师回巢，集体重投巫统怀抱。因此如今巫统议员出了又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一种政治常态。

如果巫统能继续召回退党的议员，也许可保住巫统不被瓦解的厄运，而成为强有力的反对党。但关键是26日金马仑国会的补选巫统会胜出吗？如果因为有巫统议员回流，增加巫统致胜的筹码，那就意味着巫统将因这场补选的胜利而有机会起死回生。

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在巫统内已不活跃的希山慕丁近日也出现在金马仑选区，为巫统候选人造势。此外，前首相纳吉也刻意上载希山慕丁与他和党主席阿末扎希及代主席哈山四人喝茶合照，其用意是抵消阿兹敏的儿子不久前上载其父阿兹敏与家人和希山慕丁家人在摩洛哥巧遇的合照带来的冲击。

说实在的，希山的动向也是让人捉摸不透的，本来他是纳吉指定的接班人（两人是表兄弟），但在509大选后，因巫统失掉政权，希山也就沉默一个短时期。他不但不参加巫统党选，也拒绝担任任何党职（即使委任也不接受）。与此同时，希山又拜会马哈迪，两人之间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也使到巫统议员一时“误解”希山的动向，因而选择靠向马哈迪。可惜他们在后来碰壁，找不到加入土团党的门路。

在这样的时局下，巫统的生存机会也就有了条件。如果希山慕丁被说服出来领导巫统，他不但即刻可以成为国会反对党领袖，也可以强化巫统党员的向心力，这对巫统有没有未来也是十分关键的。因为号称有300万名党员的巫统，如今还剩下多少忠诚的党员，没有人知道。即使真的剩下不到100万党员，也没有关系。

因为一个政党能否成长和起而执政是与党员数目没有直接关系的，巫统的失败就印证了党的领导人和政策一旦出现问题，再多的党员也是徒劳无功的。例如行动党的党员和马华相比，前者又怎么超越马华的“百万大军”呢？这也再次反映出一个政党的生命力在于其指导方向和正确的理念，党员再多也无济于事。

由此可见，如果巫统希望重生，它就要涌出一批新人新事；也提出一套治国方针，以让选民认同。不然的哈，巫统将难于有第二次的生命。

还有，身为反对党的巫统也要抓住机会洞悉希盟的矛盾和内部斗争，进而寻找隙缝挑起课题，才有望击中执政党的软肋。

无论如何，我们至今还看不到巫统带来的曙光，因此它的当务之急是先止住退党潮，进而寻找新的领袖和合作的对象。它可以与伊党合作，但不是合并；它可以与土团党斗谁才是马来人及土著的保护者，但不是表现得更加种族主义。否则它还是在原地踏步，走不出种族阴影。就不知道巫统干部同意希山出来吗？也不知道他如何重振巫统？因为他的对手已不是昔日的阿斗，而是势力强大的公正党和土团党。

刊登于2019年1月21日《光华日报》

中美战争为何打不起来？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开年对中国进行一年来的第四次访问是极不寻常的举动。虽然媒体只能从侧面猜测金正恩与习近平会晤的真正目的，但十之八九不离美朝高层的第二次会面时将涉及的内容和议程；其中最重要的是朝鲜要求联合国即刻解除经济制裁；而中国也不反对在中美贸易战上能够加上朝鲜的筹码达成和解。

毕竟当前最重要的国际课题是中美贸易战能否“化干戈为玉帛”？若此问题被拖延和恶化，人们将会担心中美之间是否会在贸易领域外点燃战火？因为美国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就中美关系事宜于2016年向五角大楼（国防部）提供一份长达4万多字的报告，而在去年又在网上爆开其中内容。

其标题是《与中国开战—想不敢想象之事》。它从2015年起至2025年间，研究和设想中美之间发生过和可能发生的冲突所带来的后果。所谓2025年正是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年》的宏愿，整个含义是中国到了那个时候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厂国，可以生产和制造各国所需要的产品。这对美国来说，无疑是一大威胁。

美国不但在人口上比不上中国（2亿多人对14亿人），而且在原料提取方面也缺乏普通劳工。两相比较之下，美国是侧重在培养精英人才，所以国人不屑从事低（或廉宜）产品的工作；中国人多地也大，可以按照国家的规划安排各式各样的生产线。一旦中国在这方面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供应商，就必然会威胁到美国的经济地位。因此，兰德公司的报告书先设定中美不可避免的开战，结局是中国吃亏，而美国所受的影响不大，从而达到抑制中国军力的膨胀。不过，报告又假设中美双方都在尽量避免交战。前者不断地强调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成就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在迈向小康社会的当儿自然不希望陷入战争。美国方面也在审时度势，因为它面对的是“不寻常”的对手，一个敢用人海战术扑向战场的“人海战争”。除非美国动用核子武器，不然开展非核子的战争，美国就要反思它在韩战和越战中蒙受的损失和教训。

如果中美开战动用核武器，就不必分析和估算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因为即使一方的核能量小过另一方，其爆炸力也足以使弱小的人类大难临头；世界也在顷刻间变成废墟。

这就是为什么自从发生世界第一次大战（1914-1918）及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后，直到今天为止仍未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每个人都明白发明核武器是人类自己在毁灭自己。

虽然这之后已没有全面性的世界大战，但局部战争则是难免的。所有战争都是因为美国主导而发生的，原因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较后期才介入，牺牲甚少。在超过1千万军民牺牲中，美国只损失5万余人。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的军民更高达7千万人，其中苏联军民牺牲2700万名；中国军民牺牲超过1千万名；德国军民死亡超过500万名。美国的牺牲较小，因而在二战后崛起成为超级大国，领导西方世界，与苏联的东方阵营相互对峙。冷战因而拉开帷幕。

正由于美国的胜利，因此在二战后它担任起世界警察的角色。例如在1950年朝鲜爆发南北战争，眼见北韩行将击垮南韩军时，美国派军从仁川登陆，反击北韩军队。

到了同年10月，美国通过联合国出兵介入韩战。在此千钧一发紧急关头，毛泽东同意派出80万人民志愿军远赴朝鲜援助金日成。这也出乎美国人的意料之外，它想不透才成立未及一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竟敢与美国作战。如果说在二战时，美国未与中共交锋，只是背后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军；那么在韩战时，美国就打着反对共产主义的旗号，通过联合国派出18个国家的军人介入韩战。

这场残酷的战役断断续续，持续到1953年才结束，但事后统计，中朝方面牺牲人数超过1百万人，而美韩的死亡人数也近百万。其中美军阵亡36570人，负伤10万余人。后来因其它事故死亡的人数在纪念碑上刻下：54246人，受伤103284人，失踪8177人。基本上没有导致美国人民群起反对韩战，人民被灌输强烈的反共意识，也就不反对在朝鲜进行一场反共战争。

联合国军方面，有628,833人死亡，受伤1,064,453人，失踪470,267人。

如果说韩战不足以唤醒美国人民对战争的厌恶和反对，那么介入越战就是美国失败的开始。

战后的1954年，法军在奠边府被越盟（北越）军出击而全面退出印支。美国在翌年（1955年）正式介入越南战争，从1955年的650名军事顾问，提升到1963年的16300人。

1961年肯尼迪出任总统，他说，为了保卫自由的存在和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

在肯尼迪遇刺后（1963年），改由约翰逊继任总统。他更大规模地介入越战。从1965年起，美军派赴越南的人数不断增加。到了1970年时，已达到60万名。美国知道，如果没有美军，南越政权随时倒塌。它不可能斗过北越和越共（南方解放阵线）的游击战术。

当尼克逊在1969年上位后，他扬言要“越南化”越战（改用越南人打越南人），但效用不大，又恢复对北越的轰炸。

另一方面，美国人民从来自各地的媒体中获悉美军人员在越南丧生的数目不断增加，一股反战运动随即在各大学校园内发生。到后来变成民众的街头示威。虽然有数位大学生被警方枪杀，但反战情绪不减，甚至连著名明星珍芳达也参与反越战运动，并亲赴西贡了解实况（1972年）。

从纪录片中我们也看到一位军官回忆说，越南离美国那么远，又没对美国造成威胁，仅仅是因为要越南依照美国模式成立政府，就要牺牲这么多。他表示不能理解。

1973年，美越达成巴黎和议，从越南全面撤军。1975年春，越南宣告统一，美国以失败结束这一场“不义之战”。

根据资料显示，越共军110万人死亡，60万受伤及33万失踪，约18万平民死亡。

美军方面，死亡人数58209，受伤人数304000及2000人失踪。

南越军死亡人数20万人及50万人受伤。越战给美国人民带来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如今若是要与中国开战，形势更复杂，更不容易打正规战。

其实，从韩战到越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有中国在后方的战争是打不得的。如果特朗普要正面与中国交锋，那付出的代价就更大了。为此我们认为尽管美中的贸易战情况未明，但在特朗普想连任总统下，他必须回想越战留下的灾难。

就此而言，中美开战是不可能的。不过南中国海及台湾海峡是当前的敏感地带，擦枪走火事件也未尝不能发声。只是特朗普要思及：他手中握着世界人民的命运，绝对不能轻举妄动。

刊登于2019年1月17日《东方日报》

阿兹敏不为安华祝福？

虽然阿兹敏与安华之间的斗争表面上有所缓和，但不意味着他们两人已“一笑泯恩怨”。如果我们有注意到阿兹敏在2014年后的谈话，就可了解阿兹敏的立场已有所不同，不再事事为安华马首是瞻了。

2014年是安华倒霉的日子，他被最高法院接纳联邦政府的上诉案（鸡奸罪）判刑5年。虽然保外候审，但原本是加影州议席安排给安华上阵的，也因官司案一切化为乌有。即使是安华派其夫人旺阿兹莎补上，准备接替卡立的雪州务大臣职，结果安华又是一场空，在未获得雪州苏丹祝福下，只得与州大臣擦肩而过，改成阿兹敏上位。这种结局也刺痛安华的心。由于身陷囹圄，他只好忍受各种屈辱。

在安华的缺席下，旺阿兹莎的势力也就斗不过阿兹敏了。即使后期得到拉菲兹和赛夫丁的助阵，与阿兹敏团队展开一场激烈的斗争，也还是未能克制阿兹敏派的壮大。

拉菲兹是因为官司案而未能在2018年的大选中出征，也就把班丹的国会议席让给旺阿兹莎，而努鲁依莎则转到峇东埔打保卫战。

当509开票当晚，在大局已定后，希望联盟起而执政，包括安华也喜出望外，等待着特赦；等待着重返国会，也等待着被确定为接班人。

但在另一方面，比安华更受宠的是阿兹敏。他先是继任雪州务大臣，接着接受马哈迪的委托，转向中央出任经济事务部长。这个部门本隶属首相署，但现在似乎“自成一格”由阿兹敏管理。他所掌管的部门有国家经济策划组（EPU），也包括LRT3、ECRL（东铁计划）、隆新高铁、经济转型计划、政府转型计划及国库控股等。

换句话说，这是特意从首相署分化出来的十分重要部门交给阿兹敏掌管，也显示了马哈迪对阿兹敏的信任。在两相比较下，阿兹敏自然选择上京，反正他可以委托一位信得过的人出任州务大臣。

据知，希盟领袖讨论第一批内阁成员时，马哈迪直接提议由林冠英（行动党）出任财政部长。这一下子，也打乱了旺阿兹莎的部署。本来她是嘱意让也是经济专才的拉菲兹被委为上议员而出任该职。

但在马哈迪巧妙地分割下，争议也就不成为焦点，因为财长未插手首相署的经济事务。在这方面，马哈迪最近有做出解释，他这样做是防止种族情绪成为政治课题，一旦他将经济与财务一分为二，马来人就不会大质疑了。

不过，马哈迪还是不让拉菲兹染指内阁部长。这其中的微妙也能让人揣测个中原由。

很明显的，阿兹敏已表现出他是马哈迪的人，处处为马哈迪护航。其中包括他要前往麦加朝圣前，也祝马哈迪健康长寿。他这样说：“我有责任全力支持马哈迪的领导，因为我们在未来5年必须落实人民的议程，所以请停止谈论政治。”

这之中的玄机是阿兹敏这些年来不再提安华接班的事。本来身为公正党老二，为老大上位护航也是天经地义的责任。但在阿兹敏蝉联署理主席并在理事会中占有大多席后，他就反对安华委任拉菲兹为副主席及赛夫丁为总秘书。

一般上委任理事和职位的权力操在主席手中，但也有例外由中委讨论通过。对安华来说，这就是主席的权力，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是以较强硬的态度回应阿兹敏的质问。

不过阿兹敏的反应则是顾左右而言他。他说：“我们已经在5月9日作了历史性的决定，不要再论政治了，人民已感到厌倦”。

政党和政治人物不再讨论政治，这是哪一门的逻辑？人民又何时对接班课题感到厌倦？这种论调不仅旨在转移视线，也意图淡化安华所订下的议程。吊诡的是，为什么这些日子阿兹敏不为安华说句公道话？安华现在已是国会议员，被晾在政府外，又不时应邀出国访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此给安华一个适当的职位有这么难吗？阿兹敏是可以从中斡旋促成的。毕竟这也是公正党内头等大事，如果老大不当官，老二当大官，这程序就有些倒转了。

为此公正党刻下第一件事是整合党的力量，以便形成希盟中最大的伙伴。在这方面，阿兹敏的合作是很重要的。如果公正党因而分裂成两个阵营，对安华的接班无疑将是额外的阻力。

毕竟除了党内派系斗争中，安华还得面对土团党的挑战。在这个时候，阿兹敏的负面谈话也应该适可而止了。安华也要努力撮合拉菲兹与阿兹敏的矛盾，否则随时都可能爆出大新闻，包括阿兹敏派转向土团党。这样一来，希盟也会在内斗中分崩离析。

为了防止关系恶化，阿兹敏必须得在马哈迪与安华之间做个平衡与协调，不要再选边站了。

刊登于2019年1月14日《南洋商报》

新马来西亚的“新马来人”

土著团结党在去年（2018年）杪的党代表大会上，青年团提出了在“新马来西亚内的新马来人”的议程，其中一位理事阿士拉慕斯达钦说，他曾促请土青团领导马来人和土著开展知识革命（Intellectual Revolution）。

这场知识革命是基于知识、个人特质和表现来反映出马来人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因此也应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主人。不过阿斯拉在排斥狭隘的种族思想时，提议应更大的关注如何在一个“新马来西亚中塑造新一代马来人”。如果马来人不能为国家增加价值，它将为整个国家带来负面的影响。

其实所谓的“新马来人”字眼不是土团党创议的。在早些年前当莫哈末泰益还是雪州务大臣时，他就在九十年代初提出“新马来人”的概念，以便通过巫统塑造出新思维的马来人。

在当时泰益是属于安华“宏愿团队”的党副主席之一（1993年当选），他也适时地提出这个新名词，以配合马哈迪首相在1990年提出的要在30年内（即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宏愿。后来因为马哈迪不喜欢安华“独创”宏愿团队，也就在1996年通过党选将之打碎。两年之后，安华被马哈迪革职和开除出党。从此不再有人提及“新马来人”议程，安华则转战“烈火莫熄”。

就是因为在1998年上演了马哈迪与安华的斗争，马来社会不再安宁，巫统也开始有了变化。“新马来人”变成“马来至上主义”。

虽然马哈迪和安华不曾反对“新马来人”的塑造，但彼此也拿不出一个版本来，只是告诉人民，马来人和土著要珍惜政府所提供的保护和援助，以便在将来能自力更生。

不论是马哈迪或安华他们都是继承自敦拉萨留下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家五大原则”的理念，同时还要发扬光大。

在这方面，我们要提及马哈迪在1974年当了教育部长后，便在七十年代中期将英文学校改为国文学校，也致使许多华人家长（包括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家长）开始将子女送进华校，因为他们担心英校变成马来学校后，下一代的语文水平下降和科学知识的落后。

马哈迪的这一改变，也在后来影响到国立大学的学生英语水平的下降，这对推动2020宏愿的马哈迪来说也是一个讽刺。因此他在千禧年后发现学生的英语和理科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促成宗教教育的盛行，乃在2003年退休前下令全国学校改用英文教授数理科目。可惜在他退休3年后，又回到用国文教数理科（这也是为什么在去年他重掌权后，急于兼任教育部长的主因，他是想通过他的改革把国人的教育程度提高）。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到马哈迪近些年来也反对学校内偏重宗教课程。他说：“政府学校不是一整天都上宗教课，可能一或两节就够了。”

他语带讽刺地说：“如果只是学习伊斯兰，将来就会有很多的宗教教师，而他们总是分歧的，不但误导信徒，也互相吵架。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

谈到宗教，不禁让我们想起安华的从政历程。他是在1981年加入巫统的，成为马哈迪倚重的助手；尤其在宗教方面，更是需要安华将宗教的价值观引进政府的行政内。

在两人的相互配合下，我国有了回教大学、回教银行和官方场合回教礼仪的推进。

自八十年代以来，巫统在种族和宗教上的政绩远远超过伊斯兰党，也就不让伊党发挥宗教政治的作用。因此在1990年的大选，即使东姑拉沙里退党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且与伊党合作还是无法动摇巫统的执政权，顶多是伊党拿回吉兰丹的州政权，得以起死回生，但影响力大不如前。直到1998年安华跌马后，巫统才在1999年的大选因安华效应尝到伊党带来的严重威胁。这一年伊党除执政丹州和登州外，也首次拥有27名国会议员，印证了马安的分裂给马来社会带来不安与分歧；特别是在宗教意识方面，优势已让安华及伊党占有了，马哈迪再也不能声称巫统比伊党更具宗教意识，因为安华已不在巫统了。

伊党的胜利也带来行动党与伊党的分道扬镳（2001年）。后者更是乘胜追击，向马哈迪施展压力要他列出回教国的大蓝图。

但509后马哈迪已不再感受到伊党带来的压力。可是挥之不去的种族政治仍在大行其道。这也导致安华领导的公正党虽是最大的执政成员，但在某些方面得让位于土团党。

对此，土团党主席慕尤丁表明，该党将会推动新土著议程，以协助提高马来人及土著的经济地位。

但这次他提出的是“平等共享成果”，而不是“平等竞争机会”，因为后者不实际。他说，只有培养更多的马来人成为专业人士及在企业界有发展，且成为中产阶级，才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他批评巫统和伊党在第十四届大选的失败是因为鼓吹极端种族主义和宗教政治，企图挑起仇恨情绪，结果失败。

他这样说，由于巫统丑闻缠身，伊党走神权政治，彼此之间是不可能合作的，也不会结盟。

综观所述，我们还是对“新马来人”的塑造不是完全明白；尤其是所谓的知识革命是指什么？为此，土团党有须提出大蓝图和完整计划书，但不要翻版过去的“新经济政策”的框架。

同时我们也在审视行动党提及的“新马来西亚”的概念意味着什么？

它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新诠释？还是仍在种族政治中寻找新的组合，如土团党的新马来人议程？还有马哈迪在1990年提出的塑造“马来西亚民族”还要不要或是我们又回到从前的种族治国？

刊登于2019年1月14日《光华日报》

土团党东渡计划遇阻

在2018年509过后，土著团结党崛起成为掌控大局的执政党；尤其是马哈迪重作冯妇，再次拜相后，土团党也就成为希盟中举足轻重的政党。虽然它只有13个国会议席（现在收了4名巫统议员，应有17名国会议员），但新成立不到两年的土团党（2016年）能在国会参选52席而赢得13席算是不错了。

至于在州议席方面，共派出105名候选人，只有24人中选，成绩差强人意。不过土团党却有3人出任州务大臣，他们是柔佛州务大臣奥斯曼沙比安、吉打州务大臣慕克力及吡叻州务大臣阿末法依扎。这说明了土团党在国和州的事务上都扮演吃重的角色；特别是土团党掌控了首相职（马哈迪）、内政部长（慕尤丁）、教育部长（马智礼）、青年体育部长（赛沙迪）及公共企业发展部长（礼端），几乎在成员党中拥有最关键的权力。比如马哈迪说不需要地方选举，成员党中也就保持低调了。即使在2008年后喊得最大声的民主行动党要还人民第三张票，也不再呐喊了。这就是首相的威力。又比如马哈迪何时交棒给安华，间中又是否有变？也没有人给个明确的答案。

虽然土团党在很短的时间内已成为执政党之一，比起公正党战斗了20年才得偿所愿是幸运得多。但对马哈迪来说，土团党的遗憾是它仍不是一个全国性政党。在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土团党还是归零，与公正党和行动党相比较也就有了差别。当下前者在沙巴拥有3个国席，同时也拥有6个州议席；而后者则有3个国席和2个州议席。

至于在砂拉越，行动党有6个国席，公正党有3个国席，甚至连诚信党也有1个国席。

由于2018年砂州没有州选，也就维持行动党有7个州议席和公正党有3个州议席的局面（反对党身份）（2016年州选）。同样的，土团党在砂州议会也是交白卷。

正因为土团党认为它不应只局限在西马，也就在不久后由身为党总裁的马哈迪就将土团党势力扩大，于2018年12月2日在砂州的民都鲁为土团党插上第一面旗帜，结果引来执政的“砂拉越政党联盟”（GPS）的警惕。这个联盟是在509后而成立的。它们集体退出了国阵，另成立政党联盟，仍然以土保党为首。

据知在大选成绩揭晓后，砂州国阵的重要人物曾第一时间飞往吉隆坡向马哈迪祝贺，并承诺支持希盟的中央政府。但马哈迪还是不放心，也就有了东渡的念头。显然他是不让公正党和行动党专美于前，而是希望尽早能在砂州立足。

但是砂州政党联盟中的老大（土保党）的妇女组主席法蒂玛说，她们申请的“政党联盟”已获批准，势将争取人民支持本地政党，不会给希盟任何机会趁虚而入。

另一方面，代表砂首席部长阿邦佐哈里的副首席部长道格拉斯乌加在沙巴木中省的木中镇（Betong）主持砂拉越华人总会开幕仪式时说，华人的支持十分重要，以便让“政党联盟”继续在砂州执政，确保本地政党和本地人掌握政权，进而保护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时所签署的协议。这包括拥有石油与天然气的税收权和领海权及移民权力等。

道格拉斯乌加显然是代表执政的“政党联盟”表达立场。说白了就是再提“砂拉越是砂拉越人”的理念。也等于不希望西马政党东渡砂州。目前组成“政党联盟”的有土保党、人联党、人民党及民进党。它们在过去是国阵成员党，但509后已自成一格。

与此同时，沙巴的民兴党主席，也即是沙巴首席部长的沙菲宜说，在第十四届大选前，他已经和希盟达成协议，即沙巴交给当地人自行管理。

沙菲宜原本是巫统的副主席之一，并担任乡村发展部长。因2015年与纳吉闹翻，被冻结党籍3个月，同时也丢官。他是与慕尤丁（副首相兼党署理主席）及慕克力在同一个时期被巫统扫出党外。这触发马哈迪积极成立土团党。当时马哈迪也希望沙菲宜一起搞大土团党，但沙菲宜另有他想。他认为沙巴人民不会接受外来人的统治。自从巫统在1994年东渡沙巴后，就没有给沙巴人民带来好运，反而是外来移民不断；特别是苏禄人的入住，使到沙巴成为一个敏感地区。

如今选区位于仙本那（菲人经常出入的地方）的沙菲宜如愿以偿地掌控沙巴后，也就未再发生苏禄人干扰沙巴的事件发生。

很显然的，沙巴人民也与砂拉越人民一样，不大欢迎外来（指西马）的人掌政。在这种情形下，沙菲宜提醒希盟要遵守诺言，应远离沙巴。这分明是针对土团党的行动而发声。如果土团党也要在沙巴插旗，就会与民兴党起冲突而得不偿失。因为希盟也需要民兴党的8名国会议员及砂土保党的13名国会议员的支持，也就不得不放慢土团党东渡的脚步。

至于仍留在东马两地的公正党和行动党，它们的未来动向也不明朗。就砂州的政党联盟（砂州议会共82席，政党联盟占72席。行动党及公正党合共10席，属反对党地位）及沙巴的民兴党而言（目前在州议会共有35名州议员，组成稳定的州政府。沙巴一共有60名州议员），它们是希望西马的政党在西马，东马的政党在东马。但政治这码事，在将来如何变化，谁也说不准。毕竟在西马的政治变化也会冲击到东马政局的转变。

刊登于2019年1月10日《东方日报》

马哈迪与安华的离合

20年前，我们见证了马哈迪与安华之间的“刀光剑影”。原来的政治师徒已烟消云散，转眼间两人成了不共戴天的政敌。但在18年后，我们又难以置信地看到马哈迪与安华化解恩怨的一幕。前者是发生在1998年的9月2日及3日，安华先后失掉官位（副首相兼财政部长）及党署理主席交椅。顷刻间一切化为乌有。

后者是发生在2016年9月5日，马哈迪特意到法庭探望出庭应讯的安华，两人握手言和。换句话说，马哈迪与安华是时隔18年后首次碰面，但又不是普通的打交道，而是有备而来。结果这两位政敌在两年后（2018年）联手翻江倒海，推倒了在位的纳吉和他所领导的国阵。

有人因此感叹既然会有破镜重圆的一天，为何要在20年前斗得死去活来？无可否认的，马哈迪当年是想在政治上“整死”安华，让他“永无翻生”之日，可是天性顽强的安华选择“牺牲一切”来捍卫他的政治尊严和生命。

他知道，他不可以成为哈仑第二（哈仑是513事件发生时（1969年）的雪兰莪州务大臣，也在1972年当选巫青团长。1975年，敦拉萨向哈仑摊牌，要么动身前往联合国出任大使，要么以贪污罪名控上法庭。哈仑选择抗拒，也就被控16条罪状。结果在1976年被判罪名成立，入狱两年，后改判半年）。如果他接受马哈迪的献议前往联合国当大使，那么就没有今日的安华了。

安华的命运前半段也与哈仑一样，他在1999年被控以“鸡奸罪”被判入狱6年，但后半段有些不一样了。

从安华在1998年9月2日被捕到他在2004年8月出狱为止，他一共失去了约6年的自由。

虽然如此，安华还是在狱中遥控1999年的大选。在与行动党及伊斯兰党合作下，意外地扶起伊党成为最大的反对党，但无法动摇马哈迪的执政地位。

其实如果从马哈迪的回忆录来看，他是在1981年拜相后，安华主动找上门，表明要参加巫统。在珍惜人才下，安华被纳入党，也在1982年被推举为峇东埔候选人，以从伊党（查比里）手中夺回这个原属于其父亲（依布拉欣阿都拉曼）的议席。在胜利后，安华平步青云，出任副部长。翌年升任部长，也当选巫青团长。

从此他官运亨通，也被马哈迪倚重，经常带出国访问。无形中，他们的政治友谊超过了一般人。

不过对马哈迪而言，他既然不会刻意扶持接班人（如慕沙希淡的辞职（1986年）及嘉化峇峇的退休（1993年）），也就不会视安华为接班人，甚至对安华的及快上位有所戒备。最终在1998年两人的关系破灭了。

也许是天意，也许是历史的必然性，这两位冤家竟在18年后又走在一起。其道理很明显，马哈迪希望借助安华的力量，包括他所领导的希望联盟的支持，以便他有能力击败纳吉。

讽刺的是，阿都拉（第五任首相）及纳吉（第六任首相）都是马哈迪推荐的。结果两人也是被马哈迪轰下台。因此我们得到一个结论是：马哈迪不曾刻意立接班人，从慕沙到嘉化到安华，再到阿都拉及纳吉都未符合马哈迪当相的标准。

今天马哈迪意外地卷土重来，以92岁高龄再度拜相。除了让人刮目相看外，经过半年有余的执政，马哈迪与安华之间又有了新的诠释。一方说按照希盟较早前的口头协议办事，如果希盟上台执政，则由马哈迪当两年首相，才转给安华接班。

另一方说，希盟并未订下交棒的日期，也难怪土团党大会有提案要求马哈迪任完这一届的首相（2018-2023）才换人。

马哈迪的回答有时明确，有时也不明确。他有时说会按原先达成的协议交接；有时又说，安华也没有订下日期，也没有反对他会延期一些日子。

由于未有定案，当下不仅传言四起，出现各式各样的说法，而且希盟之间也出现不同的声音。

很显然的，安华急于在去年10月参加补选成为国会议员是有其议程的，他也担心若迟入国会，变化会来得更大而不受控制。

可是即便他已入了国会，也有一些私访大人物的行程，但在缺乏部长的权力下，他的支持者久了也许会“易地为良”。虽然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不算长，但对“等待”的人来说，即使不是“度日如年”，分分钟也会“担心生变”。

在这种不明朗的时局下，希盟有须厘清“政治承诺”和“政治责任”这一码事，不要跌入希盟的“宣言”后，又无法交货且理由多多，包括安华的接班时间也要有所列明，不要直到今天为止没有人知道希盟的安排计划。

在这方面，公正党赛夫丁的言论是最不恰当的，这等关系国家大事为什么不可以公开达成协议？反而建议交由马安两人去商议。这不是私事，也不是家事，而是国事。赛夫丁的言论实在是太草率和太轻率了。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当下最不自在的是安华及其夫人。他不知道本身何时上位，也不知为何没有安排适当的官位？例如安华最近拜会菲国总统也要被网友质问凭什么身份拜会杜特尔特总统？尊严何在？

对其夫人旺阿兹莎也一样，当她卸下党魁之后，就应安排安华接任副首相。若是持续拖着，对安华和旺阿兹莎也是很不自然的。还有安华的女儿努鲁依莎已卸下两个重要党职，也不任官职，她认为必会被指责在搞“裙带关系”。因此明确安华的身份后，努鲁就可以选择要继从政或另谋发展。

最直接的安排是安华与马哈迪商议出一个议程来，不要让外界东猜西测，这应该是政治上的游戏规则。

刊登于2019年1月8日《光华日报》

安华与阿兹敏斗争方兴未艾

今日在人民公正党内发生安华与阿兹敏相互过招的斗争已进入白热化。虽然表面上看这是公正党的“家事”，也是安华与阿兹敏的分歧，与希盟没有关系，也与马哈迪无直接关系。但不能否认的是，安华在今天是处于劣势，他与马哈迪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关系。尽管他已升为党主席，得以在党内左右大局。

但反过来，阿兹敏也非省油的灯，他对安华以党主席“特权”委任的中央理事和一些重要职位感到失望和不满，因此要求重新检讨。

安华自然不会接受改变人选，因为这关系到党魁的尊严与权力。不过阿兹敏的抬杠也不是孤立无援或只在做“失败”的挣扎，而是以他现有的政治地位和在党内的理事多过拉菲兹派来衡量，安华也不容易动摇阿兹敏的地位。

说起安华和阿兹敏，他们曾经是政治上的“难兄难弟”。如今各执一词，不知结局如何？

当阿兹敏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取得经济学士与教育硕士返马后，马哈迪就介绍他给安华，而后在1987年担任安华的私人助理（这一年安华当选巫统副主席之一，跃升为教育部长，初出茅庐的阿兹敏风华正茂）。

1993年，安华拿下巫统署理主席，取代被逼退位的嘉化峇峇。当年马哈迪对安华的急切上位不表赞同，也劝后者放弃挑战嘉化峇峇，但安华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抑有进者，这一年的党选安华也排出他的“接班”阵容，称之为“宏愿队伍”，其他3人是纳吉、慕尤丁及莫哈末泰益（雪州务大臣），他们都当选党副主席，把原副主席阿都拉排斥在外。

1996年党选，马哈迪拆散宏愿队伍，继之在1998年因有单位告密，指安华涉及“鸡奸案”，安华所有官职和党职旋被剥夺。

不甘受辱的安华乃奋起反抗。真没想到他的影响力涵盖整个马来社会，也有一批人跟着安华参加“烈火莫熄”的斗争，进而组成“国民公正党”（1999年4月），由其夫人旺阿兹莎担任主席。当时支持安华阵营的巫统大将并不多，计有玛丽娜尤索律师（巫统中委）、大学教授詹德拉慕斯扎法。其中年青的一派有阿兹敏、依占、罗斯兰及曼梳等等。

与此同时，安华却成功地与伊斯兰党和民主行动党组成三角联盟，称之为“替代阵线”，高举安华为共主。事后证明（1999年的大选），安华在马来社会的冲击力是史无前例的，伊斯兰党不但控制了吉兰丹和登嘉楼州政权，而且前所未有的拥有27名国会议员。所幸华社当年反倒支持国阵，才使得马哈迪继以2/3多数席控制国会。

2008年的大选，时来运转的安华及阿兹敏通过与行动党和伊党的松弛合作，再创造奇迹，连夺5个州政权（吉打、槟城、吡叻、雪兰莪及吉兰丹）；更拥有82名国会议员与国阵的140名议员在国会内形成两大阵营。安华也及快地组成“人民联盟”（民联）取代已消失的替代阵线。

阿兹敏也连中两元，即是州议员也是国会议员。但由于卡立依布拉欣有其声望，被安华委为雪州州务大臣，这对阿兹敏来说是心有不甘的。

因此当公正党在2010年举行党选时，阿兹敏决定角逐署理主席，不让卡立专美。在取得胜利后，阿兹敏开始等待机会“收拾”卡立。结果在2013年大选后，安华也认为卡立继任州务大臣不恰当，乃自告奋勇要参加雪州加影区补选，以便中选后接任州务大臣职务。

但人算不如天算，在安华准备提名参加补选前，高庭提早审讯“鸡奸”（第二度）上诉案。这一回检察院上诉成功，安华被判有罪，入狱5年。这意味着安华与州务大臣擦肩而过，也在较后失掉国会议席。

这样的阴差阳错，造就了阿兹敏越级而上，在2014年出任雪州务大臣。这一下子，人气急升的阿兹敏与安华的关系起了变化。

未想在2018年时，更大的震撼带来政权的交替。这个时候，马哈迪二度拜相后显露出他与阿兹敏的深厚关系。除了被委为经济事务部长（重要内阁职位）外，阿兹敏也得以挑选其心腹接任雪州务大臣职。这对安华来说，是时候出手了。于是有了拉菲兹在党选中打头阵，以挫阿兹敏之锐气。讵料最后又是阿兹敏胜出，而且也控制了中委会。即使安华有权委任中委，也无法胜过阿兹敏阵营的人数。由于不满拉菲兹及赛夫丁重掌重要职位（副主席及总秘书），阿兹敏发难了。

虽然一时还看不出马哈迪何时交棒，但安华谨慎地表达按既定议程办事。因此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就是在2020年5月9日后，安华成为第八任首相。若在有定数下，安华或可压下阿兹敏的对抗。但谁知道当中又会有什么变化吗？

刊登于2019年1月7日《南洋商报》

土团党左右大局

土著团结党（Parti Pribumi Bersatu Malaysia）（Bersatu）的闭门代表大会于12月28日及29日在吉隆坡举行，所涉及的几个课题是值得关注和重视的。因为它们不但在2019年成为未来国家模式的塑造，而且也将继续成为国策。

其一是土团党的主席慕尤丁正式和郑重地提出要拟订新土著议程，以成为希盟的坚定政策，但经济成长将惠及所有国民。他这样说：“这个政策的重点在于创造平等成果，而不是提供平等机会，因为提供平等机会来达成平等成果是不公平的政策”。

这样的解释也许会让人抓不到要点，为什么平等机会不等于平等成果呢？原来慕尤丁是希望通过“只问成果，不问过程”的方式来达致效果。换句话说，不需要知道过程只要能达到成果就行？

若是这样，马来西亚自从1970年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已经50年了，还未达成“平等成果”吗？

本来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在1970年推出新经济政策的主旨是消除贫穷，重组社会，希望用20年的时间来提高马来人及土著的经济地位和改善生活。

但在1990年时，在位的第四任首相马哈迪认为还要加把劲，同时要改变马来西亚人的思维，不再重视种族和宗教之不同，共同塑造出一个“马来西亚民族”。

在这个大前提下，马哈迪要全民努力，以在30年内打造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先进国家的宏愿（一般上习惯称为2020宏愿）。所谓的先进国家基本上指人均一年的收入达到15000美金。

可惜的是，马来西亚在1997年面临亚洲金融风暴的袭击，导致马币贬值40%（原本是1美元兑2.50令吉；1998年时则成了1美元兑3.80令吉。同时安华也被革职了）。无形中影响马来西亚的经济成长，直到今天，国人的平均收入尚未达致1万美元。

当2003年马哈迪卸职时，他提拔的接班人是安华的宿敌阿都拉。过后因2008年大选，国阵失利，阿都拉被马哈迪逼下台，在2009年换了纳吉上位。

从政治层面而言，阿都拉与纳吉都是马哈迪嘱意的接班人，未想纳吉主政未及10年，又于2018年被马哈迪领导的希盟拉下台。吊诡和讽刺的是，这一回又回到20年前的马安配。也因为这一来二改，马哈迪原本订下先进国落空了。

如今在一片纷争中再由土团党拔头筹，提出新土著经济议程，这可以说是对新经济政策的延续，也是对2020宏愿的重新检讨，算是“新经济政策”的3.0，但其内容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每一个人都想知道如何用“平等成果”取代“平等机会”？而这个成果也应该不是慕尤丁举例的这么简单：甲有10元，乙有100元，给平机会赚10%，结果甲只赚1元，而乙则赚10元，因此平等机会没有用，而平等成果又是如何达致的？

在这方面，马哈迪的解释是马来人的落后要怪本身不要怪罪他人，他希望马来人及土著必须拒绝旧文化并创造新文化来解救自己，包括不能长期依赖拐杖来走路。

“不能视拐杖为荣耀。土团党可以成为马来人的监护者，但只是暂时性的，马来人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

其二，无可否认的，马哈迪坚持土团党是种族政党，他认为马来人需要有个马来政党的保护，而不是加入多元种族的政党。

如果说，拿督翁在72年前成立巫统（马来民族统一机构）是为了保护马来人；那么在70年后，马哈迪成立土团党也是用来保护马来人和土著的。

马哈迪的理由是：马来人不认为应加入声称多元种族的公正党、诚信党及行动党，而是选择加入土团党。如果拒收巫统议员等同拒绝支持这些人当选议员的选民（以马来乡村为主）。于是先是巫统出现退党潮，后来在压力下，马哈迪煞车改口称只收为党员，要到下届大选时才能竞选党职。这就意味着，当下的土团党领导层将继续控制大局，包括影响希盟的走向。最重要的是，马哈迪告诉我们：种族政党是必要的，谁说种族政党没有未来？

对此，巫统副主席卡立诺丁也形容慕尤丁在土团党大会上的讲话仍然对巫统念念不忘，因为他的讲话内容以巫统为重点多过阐述土团党的斗争目标。

其三，土团党目前在希盟的地位已日益强大，随时都可以召唤巫统的议员“站在一起”。不仅于此，土团党也可能会因友党的内斗造成分裂，而成为新的“避风港”。

至此，土团党的政治筹码不但来自巫统，也可能来自公正党。如果不幸发生此事，就是巫统的后遗症带给这个国家新的震荡。

没有人可以否认土团党是马来人新的“舞台”，因为领导人皆是来自巫统的。他们离开巫统不是因为要建立一个与巫统理念不同的政党，而是要提供一个新平台延续巫统的精神。

正如马哈迪所说，如果没有土团党，纳吉可能仍在执政。这种解释也是大选后流行的一个说法。但民间是否同意马哈迪继任首相至届满，仍言之过早。

可以预见，踏入2019年，土团党的阵容可能有调整，因慕尤丁有表明要退休了，上位的人极可能是慕克力。也许为了避嫌，马哈迪选择成为顾问而不再担任总裁了。

除此之外，在充满变数的2019年，希盟关系的转变也是预料中事。如果巫统再找不到适当的领导人也真的会沉沦下去。

回顾2018年是巫统的精英转换码头，而不是新人新作风。更难以理解的是，20年前的戏码又重演了。因此没有人知道是巫统借土团党重生，还是安华借马哈迪东山再起？在此情形下，创造“新马来西亚”时代在哪里是起点？

刊登于2019年1月3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