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中关系与一带一路

掀起马中新关系的有4个人，一方是毛泽东主席及改革者邓小平；另一方是敦拉萨和马哈迪。他们彻底的改变马中的冷战关系，也给海外华人带来新的曙光。

前者是指在1974年5月31日，敦拉萨在访北京时，签下了历史性的马中建交联合公报；后者是指马哈迪在1989年12月2日促成马方与泰方和马共签署《合艾和平协议》，结束了41年的游击战争，也使到马中关系飞跃成长。

因为这样，在没有了后顾之忧下，马中双边贸易在1990年时大跃进，超越10亿美元。来到2013年，真正突破1千亿美元，令人刮目相看。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的划时代倡议。借古鉴今地将中国在古代开创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浓缩成“一带一路”。正由于马六甲海峡在历史上曾是明朝郑和七下西洋的主要川行之道（1405-1433）；也是后来被英国占有的重要通道（1826年）。通过马六甲海峡，英国战舰在1840年浩浩荡荡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打开清廷门户，是为著名的“鸦片战争”。清廷战败后，于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予英国，又迫使清廷开放厦门、广州、福州、宁波与上海为通商口岸，让鸦片公然输入中国。中国就此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与领事治外法权。至此，中国也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所处的战略性位置，正好成了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之一。因为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已被视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的生命线。

巧合的是，来到今天，马六甲海峡又再成为中国的经济命脉，每年有超过10万艘船只（主要是油轮）川行，而有80%的油轮是供应给中国的。因此在2017年，马来西亚与中国先后两次在马六甲海峡举行军事演习，以加强区域安全。

与此同时，中国也视南中国海为其安全屏障，并勘察到单单在南沙群岛就有77个油田、石油储量400余亿吨。天然气资源为20多亿立方尺，是世界四大油田之一。但中国认为它只是将海中的岛礁视为中国的领土，并没有阻止国际船舰在南中国海自由往来。还有中国也坚持与邻近国家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及越南通过双边会谈解决争执，反对美国从中干预。

此外，中国从2010年到2016年在马来西亚进行投资项目已高达356亿美元，成为马来西亚外商的最大投资者。

在有利的条件下，中国在2016年，开始计划在马来西亚投下三大计划，其一是东铁计划。中国贷款500亿令吉，但马方折算造价要810亿令吉，回收率也不理想（将此工程押后。目前由达因进行谈判。据他透露行将收尾）。

其二，在沙巴敷设天然气管道，耗资94亿美元，由中国贷款，共有两条（取消）。

其三是隆新高铁，被估算造价1100亿令吉（暂被押后两年）。

这段高铁与马哈迪于1995年向东盟提出而被接纳的“泛亚铁路”不谋而合。马哈迪的原意是高铁从新加坡开始，一条穿过泰国、缅甸到昆明；第二条是泰国、寮国至越南进昆明；第三条则是从曼谷通向柬埔寨，再入越南而最终抵达昆明，再由中国转赴欧洲，完成欧亚大陆桥。

以此推算，一旦东铁及隆新高铁重启工程，它将较中巴经济走廊（长3000公里，造价超过460亿美元）更为宏伟和更有经济实用价值。

可惜马来西亚因经济因素，对东铁和高铁计划暂时喊停。但何时复工？要看马哈迪4月访华后所取得的成果而定。

根据中国驻槟城总领事鲁世巍博士指出，相关国家提出的债务问题是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及其项目没有必然的互动关系。而中国国务委员，前外长杨洁篪也说直到今天没有一个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面对破产。

引发这场争议的是美国及西方舆论最近一两年来不断攻击一带一路是“外交陷阱”，诱使发展中国家进行贷款而后将某些主权让出给中国，如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99年租赁期）、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44年租赁期），肯尼亚的蒙巴萨港也可能面对经济困难而让出控制权，但中国一一驳斥。

就习近平来说，他乐观展望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在未来10年中国同沿线的国家贸易总额将突破2.5万亿美元；而中国的产品外销将高达10万亿美元及对外投资高达5000亿美元。同时中国游客外出也将在一年内高达5亿人。总的来说，一带一路将惠及65个国家的44亿人口，相等于世界人口的63%。

为了加强各国的信心，中国也为此宏愿作出巨大的投资：为丝路基金提供400亿美元，后又增加100亿人民币。对亚投行规定1000亿美元的资本，中国率先表明，将逐步占有50%，即500亿美元的投资。目前已有93个成员国，也对31个项目，涉及62亿美元作了批准。在2017年，亚投行总资产185亿美元，利润2亿美元利息（参加亚投行是一种投资，而一带一路则是以贷款形式发展周边国家的基建）。

如果相关的规划能一一落实，中国将给美国带来威胁。因此特朗普不惜开展经济战，也鼓动欧洲国家对中国经济进行压制和杯葛，连带日本和印度对美国政策的响应也就在2018年形成一个反华，反一带一路的合唱团，让人感觉到这个计划将不容易落实，也可能以失败告终。

但为了进行反击，中国近期改变方针，转向西欧寻求突破口，以挫折美国的封杀。意大利和法国就成为新的合作对象了。

（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于3月31日在槟城举办马来西亚与一带一路论坛，邀请中国驻槟城总领事鲁世巍阁下及凤凰卫视特派员高棉博士及谢诗坚博士主讲，出席者百余人，座无虚席，场面热闹）

刊登于2019年4月4日《东方日报》

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于3月30日举办论坛的新闻剪报

压死骆驼的稻草？

在2018年时我们有针对公务员人数（160万）过多给予批评。没想到在2019年时，我们从报上阅悉公务员已达170万人。如果不是2018年报小数，那就是原本已接近170万名，但还是以少为妙，免得民间反应过激。

虽然马来西亚有庞大的公务员，但他们也不见得掌握实权。可是马来西亚的政党都是对公务员“敬而远之”。例如，民众对公务员服务不满意，而在媒体数落一番，若是个人行为，那不打紧；若是政界人士，上层会要求那位人士赶快闭嘴，因为公务员是不可以被批评的，否则大选时选票会大大减少。若以170万公务员来算，再加上平均各有4名家庭成员，已达投票年龄，也就有680万张选票。这股力量可以决定一个或多个政党的成败。所以我们绝少看到政党高层会拿公务员来说话。得罪公务员相等于失去了政权。

偏偏马来西亚是个公务员最庞大的国家，占劳动人口比例的5%有余，也即是说每5个任职者中就有1人是公务员。与其他先进国家相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根据首相署部长阿都拉曼达兰于2017年11月在国会解释，政府当时提出2018年财政预算案时，有提及2343亿令吉是属于行政开销，但并非全用在支付公务员薪水，其实只占44%，即1032亿9200万令吉。

这就是说，我国一年的收入除了部分拨给发展开销外，绝大部分用在行政开销，其中超过40%是付给公务员的。

让我们来为公务员作个评估。在八十年代，马哈迪任相时（他在1981年拜相），他将一些政府的大企业私营化，以让公务员成为法定机构的人员，而不再是公务员。这些具有垄断性的企业，如通讯设备、电供设备都是包赚不亏的。

马哈迪的原意是想将公务员人数减少到只剩50万名，但事与愿违，在九十年代开始，公务员人数又飙升至77万名。到了千禧年，公务员迈向90万名大关。在2007年时，公务员突破百万大军。这意味着马哈迪时代缩减公务员政策不成功，也算是失败的。但在马哈迪退休后（2003年），公务员的体系仍然不断膨胀。

直到今天，我们有170万名公务员，又有70万退休公务员，他们的人数合起来就有240万名。最要命的是，我们需要付出高昂的费用。

例如，《The Edge》（财经周刊）在2017年的报导列出统计数目如下：

（一）2017年估算公务员人数140万人，薪酬高达774亿2000万令吉，占行政开销的36.04%。

若是再过10年，即2027年，公务员的薪酬将高达1840亿令吉，比当下多出一倍有余。

至于退休公务员，2017年估算是200亿令吉，占行政开销的9.88% ，而到了2027年，退休金将增至639亿令吉。

如果将公务员薪金1840亿令吉加退休公务员薪金639亿令吉合起来算，马来西亚一年共要付出2479亿令吉的费用，这个国家的财政承受得起吗？

除此之外，公务员还享有下列福利：

1、房屋津贴，可减少公务员的开销。

2、生活费津贴（COLA），津贴金从100令吉至300令吉不等。

3、公共服务津贴，数额从160令吉至300令吉不等。

4、定期调薪，每年可获固定加薪。

5、申请汽车贷款和房屋贷款，公务员的申请一定会被批准。

6、弹性的假期，有年假（至少14天-25天），还有升职假期及2个月的产假。

7、退休金，可选择每个月将钱存入KWSP（公积金）或是Pencen （退休金），另有gratuaty，每个月也可以拿60%的底薪。如果发生意外，家人都有钱拿。

8、升职机会，表现好绝对升职的机会，也会加薪。

9、深造机会，可申请深造，也可获得政府的赞助。

10、有机会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参加政府主办的课程，增加公务员的竞争力。

既然成为公务员有这么多好处，也算是铁饭碗，难怪许多年青人趋之若鹜，不足为奇。

目前公务员不但可以延至60岁退休，而且在工余之暇，也能私下兼职呢！照此推算，他们这一大笔常年开销会不会成为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

另一则新闻也是让人泄气的。卫长说，在2018年医学系毕业生当中，有4873人尚未被安排到政府医院实习。

这之中的原因除了医生过剩外，也在全马各地的医院因空间有限无法满足毕业生的实习。

一旦毕业生没有机会实习，他们又如何成为合格医生？可见国家在培养专业人士方面是失调和有偏差的。

还有我国银行总裁诺珊霞揭露马来西亚的员工薪酬偏低，较其他国家少了33.33%。

原来他是拿先进国家，如美国、英国、澳洲、德国和新加坡作比较。理由是我国将在2020年朝向高收入的先进国水平。

这样的比较不但不合适，也不合理。马来西亚的先进国宏愿已离我们越来越远，以致前首相纳吉有所谓改成50年的远景宏愿。

因此国行的报告是多余的。我们应注意的是怎样振兴经济，而不是天天喊穷。如果公务员变得臃肿不堪，我们的国家将会陷入困境。马哈迪首相可有瘦身妙计？

刊登于2019年4月1日《光华日报》

揭开伊党的政治目的

伊斯兰党近些个月来又再挑起种族和宗教课题似乎制造一种印象让人感觉马来人已被边缘化和失去他们原有的地位，这是去年509以来在金马仑国席补选时（2019年1月26日）被重新挑起来的争议。

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在3月23日说：在509大选投票日得出的统计，超过90%的华人投票给希盟；同时21岁至30岁的青年选民也投票给希盟，结果导致66个国会议席被非穆斯林掌控，致使穆斯林失去了政治优势（国会总共222席）。

不过他补充说，巫伊是不可能“结婚”的，仅能够在政治上合作。

另一方面，哈迪也提出一个新口号：“马来人要大团结，不要再四分五裂”。

他可以过往不咎；但希望马来人政党，包括巫统及土著团结党与伊党合作，以恢复马来人的领导权。

此外，他认为公正党、诚信党及行动党不是马来人政党，更非议行动党指巫伊合作是针对非马来人的。他表明伊党没有忽略其他种族，除了让他们成为公民外，也让他们享有宗教自由和语言自由。

至于哈迪所说的“既往不咎”是否连同诚信党也可以回归伊党？他则没有表明。应该是针对个别人士而非整个党。

究竟伊党要怎样的马来西亚？今天的哈迪阿旺又要追求什么样的宗教社会？外界虽众说纷纭，但谁都知道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回教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哈迪昔日所说的参政只为了伊教而斗争，即使输掉议席也不在乎。可是现在他反过来认定议席是权力的象征，伊党必须壮大才能有说话的份量。

哈迪阿旺的领悟也使他成为一个现实的人，即政治才是权力的泉源，而不是宗教。为此，在现阶段当他知道纳吉已不可能重掌巫统，也不会再任国家领导人，所以转向支持马哈迪成为他们当下的唯一选择。这也意味着伊党放弃了对安华的支持。

回顾七十年代伊党离开国阵后，霉运随之而来，不但失掉丹州政权，也减少了国会议员。如果不是东姑拉沙里组46精神党对抗国阵而拉拢伊党合作，伊党是不可能在1990年的大选中重夺回吉兰丹州政权的。

这就是说，伊党的胜利是因为反对党有结盟，才使伊党“起死回生”（1986年只剩1个国席）。另外一个最代表性的例子是在1999年的大选，如果不是反对党组成“替代阵线”而有了安华效应，伊党是不可能一飞冲天的（执政吉兰丹和登嘉楼州，并拥有27名国会议员）。可是伊党不承认安华居功厥伟，反而坚持伊党走对了宗教路线，才有今日的辉煌。

伊党认为，从九十年代起，它在三头马车的领导下（主席是来自吉打的法兹诺，长老会由吉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担任；而登嘉楼州务大臣哈迪阿旺则出任署理主席），已亦步亦趋向宗教靠拢，也仿效了伊朗宗教革命成功后的制度，推动政治与宗教相结合的立场取得成就，否认安华协助伊党反败为胜。

在继后的一连三届大选，也再次印证团结是生存之道，如2008年的大选、2013年的大选及2018年的大选，都反映出政党联盟的重要性。

可是从席位来分析，伊党一直是名列第三，不可能跃居成为老大。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伊党决定独树一帜，在2015年与行动党断交；继后又与公正党切断关系，更逼使伊党内的另一派另起炉灶组诚信党，于是新的反对党联盟在2016年成立了（没有了伊党）（废弃民联，改称希盟）。再后来又加入马哈迪的土团党。在2018年用希盟名堂震撼国阵而取得胜利。至于伊党的做法是要证明它的生命力不亚于巫统，也会有一天成为呼风唤雨的政党，不再事事被安华打压。如今摆在伊党面前的是要靠向土团党或巫统尚未有定论。因而左右逢源，就显示它的识时务为俊杰的心态。

既然形势逐渐明朗，伊党也相信公正党最终会分裂。一旦阿兹敏与安华两个阵营较劲，那就是伊党发挥作用的时刻。

为此安华女儿努鲁的发难也是有其刺探性的，结果提早暴露了阿兹敏与安华的斗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

以此来推算，勾心斗角的希盟将可能在晏斗补选中出现拉后腿的现象。这就是说公正党的候选人不容易占上风。如果希盟不幸内斗分裂，政局就会有变化了。这也是为什么伊党活跃在朝野之间，因为它没有忘记要成为造王者。

刊登于2019年4月1日《南洋商报》

知父莫若女

廿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1998年9月2日，马哈迪召见安华要他即刻辞职，否则面对革除。安华不能接受，两位性格刚烈的大男人一言不合。结果在傍晚时分，马哈迪以首相身份发表文告，正式解除安华所有官职，包括副首相兼财政部长。

9月3日，马哈迪召开巫统最高理事会议，安华也有出席。马哈迪在作出解释和让安华抗辩后，将开除安华党籍的提案付诸表决，结果通过。从那刻开始，安华党官职务全无。顷刻之间，被贬为“庶人”。

安华不甘受辱，乃号召其支持者团结起来，分别在槟城和吉隆坡展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从9月13日发表的《峇东埔宣言》到9月20日在吉隆坡发表的《独立广场宣言》来看，群众是一浪高过一浪。在吉隆坡的集会已超逾十万人之众。

就在那一天的晚上安华被逮捕了。先是在内安法令下被扣捕；后在1998年9月29日控上法庭，罪名是渎职和舞弊。间中带出安华犯下“行为不检点”（鸡奸），因而不获准保释。警方也就改用刑事嫌疑犯继续扣押安华，不再动用内安令（因为这是一条被西方世界极力反对违反民主与自由的不文明条文）。

当1999年4月16日安华案审结被判入狱6年的同时，安华已通过其夫人旺阿兹莎领导国民公正党的成立，并在5月与回教党及行动党达成合作，组成“替代阵线”。一时之间“烈火莫熄”（Reformasi，即改革）的口号响彻云霄。安华进入了一段漫长的艰苦斗争，不但失去自由身（直到2004年8月才获释放），而且反对党已是分崩离析。

正因为一夜之间的“家变”，芳龄才19岁的安华长女努鲁依莎（1980年出生）加入斗争行列，因而被形容为“烈火莫熄公主”。

在2003年，她下嫁柔佛皇室成员兼化学工程师的拉惹阿末沙里尔，直到2015年离婚，她们育有一男一女，共同监护。

在婚后的第二年，努鲁进入国能大学攻读电机工程学系，毕业后于2007年进入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并考获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努鲁没有参加1999年的大选，而是由其母亲旺阿兹莎代夫守土成功。整体而言，这一年的大选，公正党只赢得6个国席，但壮大了回教党，后者共赢得27个国席，也控制了吉兰丹和登嘉楼的州政权。

行动党反而因与伊党合作未获得华人的理解，结果只保住10个国席。但令人震惊的是林吉祥与卡巴星在国会选举中双双落马。

最困难的时期是2004年的大选，公正党只保住1国席（峇东埔），其余皆败北。也难怪巫统认为公正党已经没落，迟早收档。直到2008年的大选，公正党才转身成为最具势力的反对党，拥有31个国席，同时也主导雪州政权，并在槟城与吡叻占有相当比数的州议席。

这一年，28岁的努鲁初试啼声，在班底谷选区击败巫统妇女组主席莎丽扎，首次当选国会议员。她参选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父亲取回尊严和应有的政治地位。

在2013年的大选，她又在同一个选区胜出。即使她在2018年的大选转到峇东埔守土，也以更大的多数票（超过15000张）压倒对方。

在如日中天的当儿，努鲁虽未有官位，但自从在2010年当选全国副主席以来的8年内，她在去年却意外地被其父亲安华委为槟州公正党主席，取代担任主席多年的曼梳。

讵料在2018年12月，努鲁抛出一枚手榴弹，宣布辞去全国副主席和槟州主席，令党内外震惊。

原以为她会收回成命，不料她又进一步辞卸国会公帐会委员，以抗议马哈迪未守竞选宣言让反对党人任主席（马哈迪坚持罗纳建纳留任，虽然后者已从巫统转入土团党）。

也许是庆幸的，努鲁并未进入内阁或担任官方重职，不然她将会被安美嘉批评为搞政治裙带关系。

不过今天党内外还是有很多人不解为何努鲁不接受官职？尤其是她的父亲委任的党职。这主要是努鲁依在这半年有余的日子里看到希盟对改革十分缓慢，甚至出现“货不对办”，更对安华的接班增加忧虑。我们只能说努鲁对其父亲的内心世界是十分了解的；反而是安华一边抑制阿兹敏派，另一边启用女儿一女当关，守住北区地盘。结果造成父女在接班课题上各有表述。

这是因为在一方面是土团党不断地吸纳巫统议员，导致两线制已处于瓦解阶段。对努鲁而言，在民主国会中两线制是很重要的。如果照土团党的战略，它的议员会不断增加，到最后可能也不反对伊党靠拢，理由是伊党主席哈迪表明伊党会支持马哈迪做完这一届首相。因此努鲁担心我国逐渐趋向伊斯兰保守主义，以致中庸派无立足之地外，也担心安华等到来是一场空。

在另一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是，阿兹敏已在公正党内建立其基石，安华可能驾驭不了；尤其是马哈迪对阿兹敏的重用有加下，市面的小道消息对安华尤其不利。

如果阿兹敏在摊排时刻能将20名国会议员倒向土团党，安华将可能会再一次与首相职擦肩而过。

本来阿兹敏为安华护航是其职务之一，让民众安心后者必在预定时间内上位。现在倒变成阿兹敏肩负起第二号人物的重任。

这也是因为拉菲兹挑战阿兹敏失败后给安华带来的政治危机。因此努鲁表明不再参加下一届大选，并表现出对政改的失望。我们可以解读努鲁是为其父亲发声，因为阿兹敏已不再为安华护航，而且党内为安华请命的也不多（陈仪乔是最新加入的挺安派）。如果努鲁不在此时先发制人，可能为时已晚。

当下晏斗的补选也就成为希盟坚固与否的重大考验。努鲁今日的言行就是要提醒希盟的领导人，不要忘了对安华的承诺；更不要忘了安华曾为反对党付出20年的磨难血泪，不能到头来一无所有。“知父莫若女”就是这个道理。

刊登于2019年3月28日《东方日报》

吴清德的悲喜剧

吴清德是个悲喜剧人物，终年76岁。他以喜剧开场却以悲剧收场。一位具有高水平的学术人才本来可以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尤其是哈佛大学的高才生，更是一位博士人才，自然有其大展机会的平台。

生于1943年的吴清德，是一位道地的峇峇，但也是一般华人所说的“二毛子”。他不懂中文（有一次我看他在一个宴会上拿着讲稿读得很吃力，我们也听得很辛苦，后来才知道他是靠拼音念稿），但天资聪慧，考上哈佛大学成为少数的学术精英。在毕业后转到荷兰的利登大学考取博士学位。过后他曾在马来亚大学执教，七十年代弃教从政。

这之中有一段故事。当1969年的大选，林苍祐领导的民政党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轻取槟州政权后，就有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才靠向林苍祐。其中在英语界的以吴清德最为突出，也因为他的才华吸引了林苍祐，两人过后成了“好朋友”。1972年他被林苍祐吸纳入党。

另一方面，也是在同一个时期，又有一批华校生也吸引林苍祐的注意力，他们是许岳金与林兴智等人。

民政党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追求的政党，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党走多元种族路线；另一方面则是在“513”事件后，民政党已成为巫统吸收的对象之一，在1972年组成联合政府。

来到1974年8月的大选，执政集团改用“国阵”标志取代“联盟”标志。由于反对党已多被收编，也就反映出国阵的多元化取得辉煌的胜利（在这一年的5月，马来西亚突破性与中国建交）。被收编的反对党除民政党外，尚有伊斯兰党、人民进步党及人联党。

国阵在大好形势下，也意味着民政党形势大好，许岳金与吴清德也分别当选丹绒武雅州议员及高渊国会议员。恰好许岳金被委为首席部长政治秘书，而吴清德则出任政务次长。

林苍祐对这两位“政治徒弟”十分看好，但不意味着他在挑选接班人。因此许岳金与吴清德得在党内参与各项斗争以出人头地。也许在初期他们误解已成为林苍祐的接班人之一。

就林苍祐来说，他的心中是没有接班人的。他的奋斗也是靠自己的，没有人为他预设未来。比如在1954年参加马华给他带来最高荣誉和耻辱。1961年组织民主联合党给他带来心碎与失落，直到1968年合组民政党后才再次抬头。但在执政后不到两年，民政党又闹内讧，也是林苍祐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摆平的。

从这样的经历来看，林苍祐不习惯也不会培养接班人。吴清德与许岳金后来体会到一切要靠本身。吴清德在1976年拉拢郑耀林、邱继圃及陈锦华组成联盟，反对许岳金角逐民政党槟州主席，就是不让许岳金上位。结果邱继圃脱颖而出。

虽然吴清德未在那年当上主席，但给了许岳金布下阻力，以致许岳金在党内一直未能爬上来。

 不过在1980年的民政党改选，却让吴清德与许岳金栽了筋斗，吴清德本来与林敬益联手分别攻打党主席与党秘书长。但在林苍祐介入下，变成林敬益当主席；署理主席梁棋祥及秘书长郑耀林，把吴清德挤出圈。

同样的，在那一年，许岳金因四处游说支持“老头子”林苍祐的方案，也得罪了林敬益派，连他本身也落选了。

尽管许岳金在1981年拉拢行动党的黄炎光加盟民政有功，但在1982年的大选民政又加入以许子根及郭洙镇为首的华教分子。这批华教精英的出现也威胁到许岳金和吴清德的地位。他们对许郭的入党是五味杂陈的，但又不好反对。因为那一年的大选（1982年），林苍祐坚持原本人马上阵，这意味着吴清德要转战州议席不得要领。

由于这样，吴清德在1984年联合曾永森向林敬益叫阵，但败下阵来。吴清德也当不成署理主席。

1986年，在陈锦华的策划下，将许岳金调往升旗山黑区，而吴清德又尝试要挤进州议会，可是又被林苍祐顶了回去。

在不得志下，最后竟演变成吴清德与许岳金联手角逐党主席和党总秘书，还是未敌林敬益。

吴清德之所以急于上位，是因为1978年后梁棋祥出任正部长，而他只能任副部长，上位无望。因此只有通过党选来改变命运，可惜失败。

但在1990年的大选，吴清德在林敬益的同意下（政治上一向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角逐州议席，林苍祐大加反对，可惜“老佛爷”已是强弩之末。不幸的，那一年林苍祐落选，吴清德要和许子根争首席部长。

投票结果，吴清德只得一票，许子根顺理成章成为首席部长。这就是说，许子根是靠努力和运气登上宝座，不是内定的接班人。

失望的吴清德也就在1999年大选前尽最后的努力，挑战民政槟州主席，以打败许子根，争取出任首席部长。结果又再一次落选，进而在那一年未被推荐成候选人。但选后有一段插曲是“惊涛骇浪”的。民政的林建安（林苍祐的长公子）与林武灿双双退出民政加入马华，遂使马华州议席增至11席，民政剩8席，但马哈迪认为欠缺说服力，要马华证明还有民政的议员过档。本来吴清德已安排好赖秋福“跳槽”，但棋高一着的林敬益把赖秋福藏了起来，吴清德到处找不到。马哈迪等待一周有余未见马华有动静（它的所有州议员在浮罗交怡度假，等待夺权），只好通知许子根就任首席部长。

在这样的情况下，吴清德只好走人（2000年退党）。就我看来，吴清德面对的一件尴尬事不是“吃猪肉可以团结华人”，而是在位副农长时，却不时发表外交政论，以致被巫统质问到底谁是这个国家的外交部长？经此一事，吴清德哑了，从此不再针对外交发表言论。

其实以他的学识担任外交部长是绰绰有余的，可惜他不是巫统的议员，那就不要多说废话了。

刊登于2019年3月25日《光华日报》

居林机场vs槟城机场？

槟城国际机场的扩建又再一次生变，因为中央政府已批准在吉打建立居林国际机场，耗资16亿令吉。这是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于3月19日访问吉打时一口气宣布七大计划，最为重要的是国际机场和耗资3亿令吉的西塘制造业及集运中心。

除此之外，吉打也在今年获批11亿令的特别拨款，用以持续推动201项的工程。

与此同时，槟城国际机场虽有做改进和扩建，但总是应付不了逐年增加的游客量。根据2018年的统计，槟城机场接客量已超越778万人次，超过了其负荷量（650万人次）；尤其是货运量也超过13万吨的容量。这意味着槟城机场若不及时扩建将无法处理日益增加的乘客和货运。因此财长林冠英认为扩建势在必行。但因涉及12亿令吉的工程费用，他透露中央政府将以私营化的模式进行上述计划，一旦落实，槟城机场将可容纳1600万人次的乘客。

另外阿兹敏也宣布，居林国际机场也是通过私人融资进行。由此来看，不论是槟城机场的扩建或是居林机场的兴建，都没有动用政府的资金，而是转给私人投资。但私人投资也是由私人管理吗？如果不是，私人投资的保障在哪里？

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有多家私营企业陷困，需由国家财政部出面拯救。还有我们的南北大道也因属私营要收过路费，如果要免掉过路税，则政府要补偿一大笔款，这也是政府吃不消的。

如第三国产车交私人投资，又如何分配行政权？

就我们分析，居林国际机场的兴建也缺少理据。其一是槟城的国际机场已有84年的历史（建于1935年），但也只有少次的扩建，无法赶上时代的变化。也只有在2008年乔治市被联合国文教机构选为世界文化遗产区后，槟城才在一夜间爆红，成为万千游客的所爱。因此在2009年有了扩建而在2012年才完竣。但在林冠英当政的时期，他还是一直争取再扩建而不得要领。

在1991年，浮罗交怡兴建机场，而在1993年完竣。不过在那个时候，中央政府也曾讨论在下列三个地点建新机场的可行性：槟城、吉打和浮罗交怡。

结果在1994年，吉打的瓜拉姆拉被认为较适合建新机场，而身为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在无可奈何下，只得建议在威省建新机场，好过肥肉割到邻州。

当一切未定案时，1997年的金融风暴席卷而来，马来西亚也惨遭毒手，吉打新机场也泡汤了。

到了2014年时，时任吉打州务大臣的慕克力（国阵）重提在吉打建机场事，此时地点改成“居林机场”，引发了林冠英与对方的唇枪舌剑。最终慕克力的建议未被接纳，而他也在2015年被巫统革除州务大臣职，有关机场事宜就沉静下来。

正当槟城在大展宏图之际，却又在今年遇上程咬金拦路，慕克力运用再当州务大臣的权力重提旧事，竟又获得中央批准，这也使到槟城人很难理解。其二，是槟城一向是北马的经济火车头，也是世界旅游胜地，理应扩建槟城机场，这对北马人民也没有不妥。再说，在1985年时槟城已有一座跨海大桥，来自北马的人要进入槟岛是十分方便的。

今天又增加了一座大桥（第二大桥），对北马人民只有方便而没有困难。因此将槟城机场完善是与北马利益相一致的，选在吉打似乎是重叠工程，增加负担。

其三，若抑槟扬吉，这样的厚此薄彼，也不见得是正确和恰当的。

另外相对重要的是，浮罗交怡是名副其实的旅游免税区，在十多年前马哈迪当首相时，他就允许外国游客第一站在浮罗交怡机场下降，可以落地签证，可买免税货品，也可得到住酒店的优待。

今天也就是在一周前，浮罗交怡又出台旧政策，这也会影响槟城的旅游业。因为游客在浮罗交怡住上一两天后，就直飞吉隆坡；若游客要来槟城，只得自费，难免有些游客放弃来槟城。

如果再在居林建国际机场（其实是在双溪大年区内，只是方便称呼，才叫居林），游客又会从居林搭机往吉隆坡而绕开槟城。其结果将使到居林机场和槟城机场产生恶性竞争而得不偿失。为此，阿兹敏有必要对居林机场计划的推展三思而后行，切勿顾此失彼，这对槟城人民是不公平的。请参阅黄泉安在本栏的专论：《谁主导槟州机场？》一文。

刊登于2019年3月25日《南洋商报》

从补选看国阵的未来

在今年3月2日投票的士毛月州议席补选的结果进一步显示了政局的变化。国阵（巫统）的候选人扎卡利亚以19780张票压倒希盟（土团党）的候选人艾曼（得票17866张），多数票为1917张。这意味着希盟在今次补选中少了马来票的支持，从509的44.25%降到37.73%，少了6.52%的支持率。在509时，希盟的候选人巴迪亚得票23428张胜出，而国阵候选人佐汉得票14464张，两者相差8964张票。换句话说，在短短的10个月内，选民投票的倾向已有了巨大的变化，难怪阿兹敏说需要推出新土著经济政策。

正因为这场（第六场）补选让巫统翻了盘，它与伊党的合作再次强化，甚至提升到“谈婚论嫁”的阶段。

其实从509后的补选开始，伊斯兰党就与巫统采取合作的方式，例如在2018年8月的雪州双溪坎迪斯补选，伊党让路予巫统派出候选人洛曼，但因与509大选过于接近，选民仍然未改变投票倾向，也就让希盟（公正党）的候选人扎瓦威以5842张多数票胜出。

在509时，此区州议席由希盟（公正党）苏海米胜出，压倒国阵（巫统）的卡玛鲁沙曼，多数票为12480张。因此希盟在补选中的胜出是预料中事。

接着在2018年9月分别有第二场及第三场补选，前者是无拉港的希盟（行动党）州议员黄田志不幸车祸逝世，因此这场补选也是行动党占优势，因为选民仍沉浸在希盟的蜜月期中。当时黄田志是以35000张多数票击败国阵（马华）候选人林振华（得票仅5874张）。而在补选时，希盟（行动党）候选人王诗琪以22508张票拿下马华的陈志忠（得票仅3975张），多数票是18000张。

至于第三场补选也是雪州境内的斯里斯蒂亚选区（因为原州议员沙哈鲁丁病逝才有了补选）。这一回巫统让路给伊斯兰党。结果希盟（公正党）候选人哈里米以13725张票击败伊斯兰党的哈丽玛阿里（得票9698张），多数票是4027张。

第四场补选则是安华刻意制造的，他选中了波德申国席。在巫统不参选下，剩下伊斯兰党派出莫哈默纳扎里出征。因为安华的名气和巫伊没有正式宣布合作，以致安华以更大的多数票胜出（23560张），比原任议员的17710张多数票多出近6000张。由此可见，安华还是人气甚高的政治人物。

以上这四场的补选先后由希盟胜出也动摇了来自巫统的国州议员，他们也先后申请加进土团党，主因是他们看不到巫统还有什么机会可以翻身？

即便希盟阵营内有“通过”不要招收来自敌对党的议员，但仍然不能阻止土团党招收巫统议员。在马哈迪看来，巫统议员的加盟土团党不但可在近期内壮大党的力量，而且会加速巫统的下沉。马哈迪认为若他不在此时将成熟的榴莲收下来，难道还有更佳的时机？

因此截至目前为止，土团党已拥有26名国会议员（原本只有13名），再下来也许会有来自巫统及前国阵的议员加入。但士毛月补选的结果或使到退党风朝缓和下来。

不过这与东马时局无关，马哈迪并不放缓其东渡计划。不久之后土团党将在沙巴及砂拉越插旗，正好填上巫统留下的政治真空和在砂拉越的空白一页。

另外，由于砂拉越已解散国阵，也意味着巫统的影响力有减无增，它的对手就是砂拉越的土著保守党。土保党除了牢控州议会外，也在国席方面占有13席。因此土团党是不会放弃砂拉越，而任由公正党及行动党扮演坐大的角色。

既然第五场的金马仑国席补选和第六场的士毛月州席补选先后落入巫统的手里，也无形中提高巫统的威望（原本已不被看好有机会东山再起）。下来如果巫统能保住晏斗州议席，身为代主席的哈山的身价将水涨船高。

也因为金马仑和士毛月扭转了劣势，巫统的说话本钱和政治筹码已与去年有所不同。不但成功说服国大党留在国阵，而且也劝服马华继续留在国阵。这无形中又回到最初的三党合作。如果说国阵尚有另外两个成员党，那是不成气候，也缺乏代表性。

如今马华决定留在国阵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它虽然可以如同行动党在选举时期才寻找合作伙伴或单独上路。但此时正是巫统需要合作对象的时候，马华的重要性就放映在它曾经是华人的代表。如果说今天它已不是华人的代表，但在民主政治的国家，马华的存在也有其作用，问题是在关键时，马华能改到什么程度？马华能表现出什么大无畏精神吗？

总而言之，马华需要借势与巫统商讨合作的新条件和尊重马华的地位，否则将失去黄金机会。与此同时，马华也希望巫统改变其一党独大和傲慢的心态，向那些在巫统内颐指气使而又不尊重马华的人提出抗议和要求换人。

另一方面，伊斯兰党的一些言行也有令人不敢恭维之处，它有需要受到巫统适当的抑制。马来西亚的种族和宗教关系都需要有一个底线，不能任由一方提出或渲染侵犯他人自由信仰的言论。

无可否认的，现今的马华也正等待希盟内部的矛盾扩大和冲突，乃至在宣言上言而不行，以便乘虚而入。但这个机会似乎正发生在巫统身上，却仍未看到马华有什么突破。当然不一定靠补选，它可以在其他方面或教育或扶贫方面突出马华的成绩。

马华的好日子已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在痛苦、失落、迷茫寻找绝地逢生的出路。国阵也已支离破碎，重新整合或改名换姓也许是另一个奇迹，否则国阵将找不回春天。

无论如何，国阵的未来已不像509后被看“死”，而是正在考察它到底能不能在废墟中再站起来？

刊登于2019年3月21日《东方日报》

晏斗补选决定未来格局

随着金马仑国席补选及士毛月州席补选皆归国阵（巫统）胜利后，再下来的另一场补选则转向森美兰的晏斗。选举委员会已经宣布这个州议席的补选已订在3月30日提名，而在4月13日投票。

这个选区的重要性不仅是原属巫统州务大臣莫哈末哈山所坐镇（从2004年起即担任此区的代议士），但在2018年的自动中选被法庭判决无效，因选举官错误地阻止公正党候选人斯特兰（S Streem）提名，而且对朝野的未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对哈山（Mohd Hasan）而言这不是坏事，因为这场补选的日期（509后的第七场补选）正好落在巫统士气提升的时刻，而身为巫统代主席的哈山重披战袍也被视为有胜算的一方。

例如希盟的土团党策略及政策主任莱益胡先（Rais Hussin）就直言，因为当地马来选民对新政府怨气冲天，希盟也只剩一半的胜利机会。换句话说，这是一场“五五波”。

这位希盟学者也在较早前准确地预测希盟将在金马仑和士毛月补选中失败。因此他希望希盟能成立一个专案小组来研究巫伊结盟，以了解其对大马构成的后果，这对晏斗的补选是有意义的。

他也希望希盟落实竞选宣言，不要为不兑现找借口。唯其如此，才能逆转目前动摇希盟的信任赤字。安华对此尚未有正面的回应。

无可否认的，以目前晏斗的选民结构来看，巫统是比较占优势的。

根据选委会的统计，晏斗共有20472名选民，其中巫裔选民占53.43%；印裔选民27.01%及华裔选民18.81%。

表面上看来，决定胜负是在马来选票，但也不能忽略印裔的投票倾向。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大胆的推测：在巫裔选民方面，国阵（巫统）占优势，能获得65%—70%的选票；而印裔选票可能对希盟（公正党）有利，因为它派出的是印裔候选人，估计他可以拿下60%的选票，剩下40%归巫统。至于华人的选民虽不多，但一向以来希盟是靠华裔票胜出的，此次也因各种因素，变成华人选票会有些流失。

如果希盟（公正党）未有奇招致胜，它就可能陷入“骨牌效应”的冲击，因为当下的政治环境已大不相同，巫伊的联手已成定局，虽伊党不是起决定性作用（在2018年大选时，晏斗州议席也概括在林茂国席内，若以国席得票来算，国阵（巫统）以4364多数票压倒希盟候选人，而伊党在晏斗区只得751张票），如今它的支持者若倒向巫统也会起一些作用。

在一方面，我们看到巫伊联盟给希盟带来不同程度的回应，甚至是不协调的。比如林冠英形容此举是在“马来人大团结的旗帜下”针对非马来人而形成的向右转的保守政策，同时也宣告国阵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的终结。

林冠英的言论也引发国阵的全面反击而掀起口水战，但希盟的莱士耶丁（土团党）则要求行动党放低姿态，不要在马来选区过于高调。他认为指责纳吉贪污课题已非马来社会的主题。希盟的阿兹敏（公正党）则认为应提出新马来人经济政策和土著议程。此议得到土团党的慕斯打化（从巫统过档而来的前部长）的支持。

不过安华则认为不必过于重视巫伊合作下强调的宗教和种族课题，反而应将注意力集中在搞好经济。

安华显然是避重就轻，但他知道抓住马来选票是希盟执政的保证，不能冲撞马来人的情绪。

马哈迪首相比较坦诚巫伊的“结婚”是用种族主义和宗教主意绑架了政治，对希盟无疑是“雪上加霜”。

其实巫伊合作也是冲土团党而来，后者大量地收容巫统议员也让希盟其他成员党有所担忧；再加上土团党也决定向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进军，已显示出其未来的政治宏图不是只做一个较小的盟友，而是要向大格局前进。

因此马哈迪对巫统和伊党的看法是与其他希盟成员党有所不同。他是希望能够把这股势力纳入土团党。因此无需大声责骂“巫伊联盟”，因为他知道这个国家的三股势力是相互关系和相互交叉的，即巫统、伊斯兰党和公正党及后来的土团党有说不清的恩恩怨怨。

另一方面，伊斯兰党也在509后悟出一个道理，必须用宗教绑住巫统，让巫统可以认同伊党。如果说过去伊党加入国阵是为了分享政治权力，那么这次的合作就大不相同了。除了突显伊党的政治地位是在巫统之上或最低限度也是平起平坐外，更展示伊党的政治理念（以宗教带头）不是排斥非回教徒，也因此强力驳斥行动党倪可敏提出的“塔利班论”。

这个时期的伊党表现出其政治理性的意图是因为要让巫统接受两党的合作，进而也不会吓跑马华公会。

就伊党的经验，它过去都可以与行动党合作，为什么不可以与马华及国大党合作呢？如今它已视行动党为政敌，因而作了改弦易辙。这一回伊党不要屈居在叨陪末作的地位，过去与敦拉萨、东姑拉沙里及安华的合作总是殿后，无法翻转成为老大。如今只要伊党能抓住马来人及土著的支持，伊党“造王者”的地位就会梦想成真。因为它已经看到巫统内部的虚弱与矛盾，而且人才不断流失，非常有需要伊党助一臂之力。

不论政治未来的发展是巫统与土团党的大联盟，或伊党加入其中或伊党与公正党合作，或最终分成两个或三个阵营或成一个大联盟，它将取决于晏斗补选的结果。国阵正企望在此役中重新振作起来，并强化与伊党的合作，进而稳住马华与国大党的结盟；而希盟（公正党）也不能承受失败，只许胜不许败，否则后遗症接踵而来，包括闹矛盾和分裂（当下森州希盟20席，国阵16席）。因此这场补选将会成为政治的方向盘。

如果说两线制已离我们越来越远，新的政治势力又有待出现。我们又如何通过新政党新理念来宣扬非种族和非宗教的中庸政策，恐怕得再等下一个百年了。

刊登于2019年3月18日《光华日报》

慕加希：争议性的人物？

最近我们似乎忽略了一位著名的宗教领袖的举动被回教界名士指责言行不一。他就是首相署部长慕加希尤索拉哇（Mujahid Yusof Rawa）。

慕加希生于1964年，现年55岁。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回教领袖尤索拉哇（Ustaf Yusof Rawa）。他的祖先来自印尼，而后定居在槟城（槟城乔治市有一个地区名叫甘榜拉哇就是他们家族的所在地）。尤索拉哇生于1923年的槟城亚齐街。当他在大英义学毕业后，便被其父亲阿杜拉诺丁（Haji Abdullah Mohd Noordin al-Rawa）送他到麦加瓦哈比大学深造。在考获宗教学位后，于战后回到槟城，继承他父亲的生意。1959年他参加了回教党。使他一夜成名的是在1969年的大选，他在吉打的哥打士打选区击败巫统的马哈迪（三日后，爆发“513”事件）。

当1972年回教党被邀加入联合政府时，尤索拉哇在1973年被派往联合国出任马国代表，翌年转任原产业副部长。1975年起，先后出任驻伊朗、土耳其及阿富汗大使。

1977年，回教党被开除出国阵，尤索拉哇其时还在伊朗，目睹伊朗国王王朝被推翻；而伊朗的什叶派领袖柯梅尼领导的宗教革命在1979年取得成功，这给尤索拉哇带来很大的冲击，也领悟到唯有通过宗教才能团结所有的回教徒。

但在这个时期，极为活跃在Abim（回教青年运动）的安华虽在理念上与回教党接近，但他不加入成为党主席。最后安华选择加入巫统（1981年），尤索拉哇责骂安华在回教党的背后捅上一刀。安华与回教党的关系此后陷入“冷战”。

1983年，尤索拉哇取代被认为领导无方的阿斯里（在1972年领导回教党加入联合政府，但在1977年被国阵开除）成为党主席。

1986年回教党参加选举，但仅保住1个国席，失去的丹州政权也拿不回，进一步激发尤索拉哇决心改革回教党。在党内效法伊朗设立“长老会”，他自任主席，后转给聂阿兹，此举旨在给党员及年轻一代灌输回教知识和为圣战进行斗争，政教合一的模式被引进来。

换句话说，此时的回教党拥有两个组织，一个是党中委，另一个是长老会。长老会则成为党的指导组织。尤索拉哇也因之被形容为政教合一的带路人，其他宗教派领袖也随之崛起，他们是聂阿兹、法兹诺及哈迪阿旺。

至于他的儿子慕加希也是一名宗教政治学者，拥有马大博士头衔。1999年他代表回教党出战马六甲野新国席，败下阵来；又在2004年败在打昔牛汝莪选区。过后他仍以回教党身份参加2008年及2013年的巴里文打国会大选而胜出。由于他在2008年建议党改为多元政党而与党主席哈迪阿旺失和（2010年，回教党正名为伊斯兰党）。

由于他在党内表现出中庸与温和的形象，又在2015年的党选中落选，造成一批“开明派”的领袖退出伊斯兰党另组诚信党，并加入希盟。2018年他在同一个选区胜出，过后被委为首相署部长。

评论人泰耶巴南指责慕加希在对待女同性恋者（LGHT）有歧视外，也丑化她们，同时他也不齿伊斯兰姐妹组织参加三八妇女节游行时，也为女同性恋者争取权益。评论人形容他为言行不一者，不尊重人权。首相马哈迪的女儿玛丽娜也不约而同炮轰慕加希和土团党的赛夫对妇女游行时为女同性恋者请明（承认她们的权利）作出指责。

此外，伊斯兰党雪州主席沙礼兴则指责副妇女家庭部长杨巧双拨款2万令吉予伊斯兰姐妹组织，并形容这个组织是异端团体，冒犯苏丹和州宗教局。

还有慕加希在3月13日接见印度伊斯兰宗教师扎基乃克也引起争议，一方面慕加希希望扎基将在世界各地传教的经验用来鼓励其他人继续致力于传教的活动，引导人类认识伊斯兰。

另一方面，捍卫自由律师团（LFL）执行主任拉蒂花（Laheefa Koya）（公正党人）则炮轰慕加希思想迂腐，可以重返伊党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原来印度籍的扎基乃克是一名争议性的伊斯兰传教士，被指经常发表极端言论挑起宗教情绪，也被指支持恐怖活动和洗黑钱的非法活动，在2016年离开印度，目前长住马来西亚。慕加希认为他没违反大马法律，就有权住在大马。

我们不知道慕加希如何解读正规的回教徒的诉求，也对他父亲将伊党引向宗教的道路表示费解。慕加希看来有必要为其父亲的宗教思维给予评价；也要对自己的宗教观有所检讨。如果诚信党走回伊党的道路，希盟的未来又怎样？

刊登于2019年3月18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