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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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3.1.20

外来移民压倒希盟


投票率近90%的沙巴金马利国席补选成绩出炉后,在野的国阵(巫统)一片欢呼,其候选人莫哈末阿拉敏最终以2029张多数票压倒民兴党(希盟伙伴)候选人卡林布章。前者得票12706张;后者得票10677张,选民人数近3万名。
这样的结果不能说是国阵大胜,但从补选战绩来看确实是打了一场满意的胜仗,与2018年509的成绩比较,国阵是有了进步。两年前,身为国阵候选人的阿尼法(外交部长)只能以156张多数票取胜时对方(后因法官判决中选无效,才有今日的补选)。但选举的成绩不能简单地说成是有关选区选民心声的反映,而是要以大局分析这第10场补选为什么又归在野党拿下?
根据我们的分析,这场政治博弈存在着各种历史因素和政治角力在内。
首先,忝为英国殖民地的沙巴,原称北婆罗洲。在16世纪时,它是汶莱苏丹国的封地,但在1658年时,因菲律宾的苏禄苏丹协助汶莱苏丹敉平一场内战。为表感激乃将北部及东部的部分土地割让给苏禄苏丹,因而在后来引发争战。
1846年,汶莱苏丹将纳闽岛割让予英国,由英国商人阿尔费弗德·登特持有到了1881年,这个家族成立了英属北婆罗洲临时协会有限公司。在1885年时,英国和西班牙及德国签署《马德里议定书》,在英国承认西班牙在苏禄群岛的主权后,西班牙也放弃对沙巴的索土。直到1888年北婆罗洲(沙巴)成为英国的保护领地。
当日本在1945年战败投降后,英国军队又重新占有沙巴。这就是说,沙巴已全属英国的殖民地,这个情况与砂拉越不相上下。
在西方势力横行的年代,各个殖民地的命运就由宗主国来决定。
当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时,东马的沙巴及砂拉越仍属英国殖民地。因此宗主国拥有改变殖民地版图的权力。例如在1963年9月16日,英国同意由马来亚联合邦主导成立马来西亚。于是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也就纳入马来西亚联邦,政治主权设在吉隆坡。
在当年,沙巴人口约有50余万名,砂拉越人口则有70万名。而马来西亚联合邦在独立时,人口有600余万名。新加坡在60年代加入马来西亚时,有200万人口,但在1965年8月9日退出马来西亚后,马来西亚的格局及人口也随之改变。
其一是东马仍留在马来西亚,虽然在马来西亚成立前有联合国派团(柯波调查团)调查民意达成结论说,大多数东马人支持加入马来西亚。
原本沙巴和砂拉越有与马来亚签署20点备忘录,以阐明沙巴和砂拉越保有移民权及就业权。这样一来,这两个地区的政府就保有移民权力,可随时禁止任何人进入。同时,一旦劳工人口威胁当地人就业时,政府也有权限制或拒绝外来人口的居留。
不过,东马要求获得20%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税收却一直未能如愿以偿,中央只能分出5%。根据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所说,如果付20%的收益给东马,则政府经济会破产。
正由于长期以来东马对中央未“公平”对待时有怨言,这种怨言在2013年选举时已表露无遗。一些刺耳的口号,如砂拉越是砂拉越人的;沙巴是沙巴人的,也增加东马对西马的控制有所不满。
其二是人口的控制。在这方面,砂拉越政府对人口的控制是成功的。从加入马来西亚的70万人口到2018年的279万来算,其人口的增长率每年超过5万人。因此在55年后人口的控制十分适中。这也是为什么砂拉越直到今天不同意西马的执政党进入砂州参与选举。
反观沙巴,因政治变化的关系,再加上州政权经常更迭,造成人口的失控;尤其是来自菲律宾的苏禄人及来自印尼的印尼人的移居,已构成一大威胁。
例如加入马来西亚时,沙巴只有50万人口,但时至今日,共有近400万人口,等于在55年中,每年的人口增长在7万余名,比起砂拉越要快得多。
曾经是沙巴团结党(拜林领导)的干部庄永谅医生严正指出,沙巴目前(指2006年)有人口325万名,只有150万是土生土长的子民;另外175万是外来移民。
他形容这些外来移民的数目已远远超过卡达山、杜顺和姆鲁族的土著,对沙巴的主权造成威胁。
对此,林吉祥也要求马哈迪解释为什么会有“M计划”的存在?庄医生目前是公正党的党员。
其三,在2014年时,作者尼佬在《婆罗洲:无法说清的历史》一文中指出,政府对菲律宾穆斯林和印尼穆斯林的宽松政策,使得沙巴城市居民结构在近些年大为改变,目前来自菲印的移民分别达到100万和数十万人之谱。
其四,目前州政府面对的大问题是希盟政府准备在今年6月1日发出“沙巴临时准证”(Pas Sementara, PSS)给外来移民,人数估计有60万之众。
这项措施是用以取代现有的“1MM13难民证”、“鸟卡”(Kad Burung-burung)和人口普查卡(Sijil Bancian)。
不过爆出来的资料又显示,以上三种人只有5万1645人士合法的居留难民,其余都是非法移民。
其五,除上述三种情况外,又有一种情况被称为“身份证计划”(Project IC)或“马哈迪计划”。
前沙巴副首长拜林反对将这些外来移民合法化。他说,有非法移民通过非法管道成为马来西亚公民及选民。
不论是怎么样的措施,沙巴人始终相信仍有50万非法移民居留在沙巴。拜林更指出不应给予公民权(拜林是在最后一场的群众大会上吁请选民支持国阵候选人而奏效)。
由于过去补选,有四场均由在野党占优势,这说明了希盟已面临新的危机,不能再不以为意了。
刊登于2020年1月23日《东方日报》

22.1.20

还有人拦路安华上位吗?


随着安华的案件在检察署作出结论无案可告后,意味着尤索夫的投诉和提告不成立,也等于还安华一个清白。
这种结案与较早前阿兹敏被指为男男性爱主角之一是同样的结论,即后来经过鉴定无法确认后,也就无案可查,也无案可告。
就这两人而言,他们是当红的政治人物。虽同属一个政党,却在近些年呈现“同床异梦”的斗争。
本来他们是政坛的双打;尤其是在安华出事(1998年被马哈迪开除党籍和革除官职)后,两人更是抱在一起“有难同当”。阿兹敏也曾为安华两肋插刀,因而赢得“难兄难弟”的美誉;特别是所有的弟兄们先后离去,剩下阿兹敏坚守在安华身旁,显得难能可贵。
讵料在2014年因加影州议席的补选,导致安华和阿兹敏结下梁子。其时,阿兹敏强力反对卡立继任雪州务大臣,而自认本身够资格取而代之。但安华不作此想,便在其“智囊”拉菲兹的安排下,准备亲自上阵参加补选,以便当选后出任州务大臣,让政府投鼠忌器。未想安华只瞻前而未顾及后院起火。结果在补选提名前夕,安华二度鸡奸罪名成立。在取得候审(上诉)之际,安华已失去提名资格。在情非得已下,其夫人旺阿兹莎代夫出征。在胜利后却与州务大臣擦肩而过,最终是阿兹敏被苏丹钦点为雪州第一把手。这样的变局是安华不能接受的,但也无形中滋长阿兹敏在党内和政府中的势力。这可以从2018年公正党党选中看到阿兹敏的势力已如日中天,随时都会威胁安华的政途。
当阿兹敏在党选击败拉菲兹后,不但证诸阿兹敏势力迎头赶上,而且公正党也明显分成两派,一派以安华为首,另一派以阿兹敏为首。
如果阿兹敏派保持沉默,不对安华的接班说三道四,彼此还不至于撕破脸皮。坏就坏在阿兹敏派在支持马哈迪继任相之余,又对安华的接班不予公开支持。由此可见,阿兹敏与安华的关系如果彼此不让一步的话,迟早将会以分裂收场。
不过在另一方面,公正党的3位国会议员在参加“马来西亚应该等到11月份过渡吗?”的座谈会上一致要求马哈迪遵守先前的“绅士协议”,在两年内交棒。按此推算,马哈迪应在今年5月交棒给安华。
马哈迪的回应是:如果希盟的成员党都认定他应该辞职走人,那他将毫不犹豫宣布下台。
这种态度很显然是:希盟四党不会有人在会议上提出更换首相人选,土团党在马哈迪领导下不会反盟主。诚信党的势力有限,必然靠向马哈迪作为其立场。民主行动党即便有本身的想法,也不会主动在会议上提出。剩下的公正党就分成两派了。阿兹敏一派肯定支持马哈迪继任;而安华派也难以强出头,毛遂自荐要接任首相,除非马哈迪自愿让位。
原本希盟内最有势力的公正党,也因存在暗流汹涌,反倒不会对马哈迪构成威胁。再说,马哈迪也保留他最后一张王牌,他还有一批巫统议员随时可以倒戈相向,只要土团党再多招巫统的30名议员及公正党的15名议员,已是达到45名;再加上现有的27名国会议员,土团党分分钟都有可能回到昔日的“巫统”地位,总共拥有72席。若再加上其他党的加入,土团党就会在希盟中独占鳌头,而不是公正党或行动党。
这就是为什么马哈迪可以夸下海口说在今年11月的亚太峰会之前不会交棒,但没说之后在什么时候交棒。
再者,马哈迪原本被“提醒”首相不可再兼任其他部长,但现在走了马智礼(被很多人认为不称职),换来马哈迪,外界和希盟会有意见吗?
说是暂代教育部长,但如果马哈迪未能在此职务上作出一定的成绩,他会不会就此卸职呢?
不论马哈迪的想法如何,他本身则希望健康长寿,为国家多作贡献。毕竟直到今天要马哈迪按期卸职的只是少数声音,包括一些学者,而绝大多数不是靠向马哈迪就是保持沉默。
因此来到今天,已不是马哈迪要不要安华接班,而是安华能否确保公正党不再内讧?安华能否让土团党和巫统议员支持他上位吗?一股反安华的政治势力,如伊斯兰党时不时向安华泼冷水,已形成反常态的立场。若是这么多外在的因素给安华设堵,已经不是马哈迪遵不遵守承诺的事,反而是因为其他派系和政党中途拦路所致。
就此而言,马哈迪便可轻身脱身,不再被视为“反安华”的第一人。如果安华最终上不了位,肯定归咎于其他因素干扰,不会是马哈迪“自食其言”。
就此看来,“姜还是老的辣”!
刊登于2020年1月19日《南洋商报》

16.1.20

从抗暴力到搞分裂


一切似乎得从“美丽岛”事件说起,才有后来的民进党及后来的陈水扁及蔡英文当权的故事。
美丽岛事件(或称高雄事件)发生于1979年12月10日,当天是国际人权日,10万名群众在高雄响应一批非国民党人士以美丽岛杂志为中心举行游行及演讲、诉求民主和自由,要求终结党禁和戒严,酿成警民冲突和暴乱的悲剧。结果有下列8人被判以叛乱罪,他们是黄信介、施明德(后来的党主席)、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吕秀莲及林弘宣皆被判刑12年至无期徒刑不等。另有37人获轻判。
之所以被称为“美丽岛”事件是因为在1979年的5月,以黄信介为首的出版人,出版了名为《美丽岛》的杂志(Formosa),团结了一批专业人士和学者向国民党叫阵,具有抗暴政及反独裁倾向。《美丽岛》杂志也因之洛阳纸贵,在同年11月份销量高达8万份。
不幸的是,也是在这个时候,一批反共人士创办了《疾风》杂志,与《美丽岛》相抗衡,也导致《美丽岛》杂志社发生被捣毁事件。此时的“美丽岛”仍未明显标榜其政治立场。讵料9日当天高雄已是“风声鹤泪”,有两名义工被逮捕,引发公愤,而在翌日有10万人大集会向国民政府挑战。
最令人震惊的是被判刑12年的林义雄家属三人遇害,即其母亲和两名双胞胎女儿,至今仍未破案。
有人形容《美丽岛》是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以来的第二大事件。因缉私烟案件,最终酿18000人死于非命。
但80年代的“美丽岛”事件则迫使蒋经国不得不结束独裁统治。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儿子,后者在1949年折迁台湾后,便以“中华民国”总统自居,直到1975年逝世,交由其儿子蒋经国接位。
1986年,蒋经国仍当政时,台湾“美丽岛”的忠心分子在同年9月28日成立“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迫使蒋经国取消党禁和报禁。
1988年正月蒋经国逝世,由李登辉接任总统。虽然他是在“废除紧急状态”之前由国民大会推举为“总统”。但在1996年时,总统改由民选。
李登辉在蝉联总统后,于2000年由国民党推举连战与宋楚瑜应战,终于不敌民进党的陈水扁与吕秀莲
2008年后经过了兜兜转转,政权又回到国民党的马英九身上。在马英九之后,又是民进党的蔡英文登台(2016年)。没想到在这次(2020年)的总统竞选中,被认为是势均力敌的斗争到头来是蔡英文以破天荒的得票(共817万张)(57.1%)压下国民党的韩国瑜(552万票)(38.6%),取得蝉联。
与此同时,在立法议会选举中,民进党又保住优势,在113席中,取得61席,国民党则有38席。但柯文哲(台北市长)领导的民众党竟赢得5席。
这说明了两党的势力已此消彼长。
2008年国民党81席;民进党27席。
2012年国民党64席;民进党40席。
2016年国民党35席;民进党68席。
虽然在2018年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压下民进党的气焰,再次扬眉吐气。例如在直辖市长和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取得15个;而民进党只保住6个。
在直辖市及县市议员选举方面,也是国民党占优势,共取得394席;民进党只拿到238席,其余234席归无党派。
当时舆论普遍不看好民进党的未来,也为它的前景感到担忧,因为民进党自成立以来,就断断续续鼓吹“台独”的思想,而立场总是闪闪避避,这与民进党的对外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主要是以美国的政治导向为方向)。我们也可以从下列看到民进党的台独立场摇摆不定:
1)1987年民进党在代表大会上因未获2/3代表通过,未能修改党章,因而改成议决案:“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
2)1988年4月3日,民进党就“台独”问题举办分区系列座谈会。在10场座谈会上,民进党大多数党员赞同将“台独”列入党纲。
3)1988年4月16日,在代表大会上经过激烈争辩下,最后决定将改党章案暂时搁置,只以大会议决形似通过有条件的“台独”。即如果国共片面和谈;如果国民党出卖台湾人民的利益;如果中共统一台湾及如果国民党不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
4)1991年,通过台独纲领,但又提出既然“中华民国”已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也就不必再大做文章。民进党陷入自我辩解的矛盾中。
5)最新的动向是争取台湾加入联合国。这不是指中国而是指台湾。
整体而言,不论是民进党或国民党,他们的意识形态都停留在“台湾自成一格”的状态中。它可以宣布不独不统不武的议决来“表明”其意愿,只要中国不要将台湾纳入中国版图强行统一。这就是说,从国民党到民进党,它们是一脉相承的政治意识,反共是他们的共识。因此没有迹象显示在现阶段会接受“一国两制”的安排。
其实蔡英文能取胜韩国瑜也是抓住适当时机打反共牌,这是韩国瑜所缺乏的筹码。其一,香港的“反送中”救了蔡英文的政途。在一片乱局下,一国两制似乎收不到预期的效果。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使用的字眼有需要斟酌或改弦易辙,以更实效的口号或理念收复人心。
其二是国民党内的派系甚多,个人想法有所不同。韩国瑜与吴敦义、与郭台铭与王金平、与马英九之间的互动未见融洽。其三虽然民进党的蔡英文与赖清德有“明显”的矛盾,但尊重大局则成为民进的政治“传统”,如苏贞昌、谢长廷及游锡堃和张俊雄也没有撕破脸皮。
来到今天,台湾的政局在美国的影响下,中国似乎已失掉主导权。国民党的影响力更见式微,除非脱胎换骨,不然国民党已没有未来。
至于蔡英文提出的关键八字:“和平、对策、民主、对话”也是多余的话。
两岸之间若对等,也就等于接受台湾是独立的个体。对话不是不可以,而是在没有共识下,已没有“对话”的基础。未来4年,两岸关系也不可能好转。
另一方面,没有创新和突破的韩国瑜,面对蔡英文的香港实例,也就显得十分被动。他输了2百多万票,说明选民不卖“韩国瑜2018年效应”的账。
从抗暴到搞分裂,这是民进党的宿命?
刊登于2020年1月16日《东方日报》

15.1.20

大红灯笼的启示


先是土权党(Putra)的副主席凯鲁阿占于1月6日在推文说,他在接到家长的投诉后,致函蒲种国中一校校长罗哈妮投诉其学校对华人新年的装饰过度。结果在隔天获校长解释,说她事先并未获得咨询,她也已就此事作出责备和劝请“涉及单位”拿下装饰品。
后是再隔一天,即1月8日,以副首相旺阿兹莎为首及另6名正副部长联袂到学校查问情况,并在下午时分重挂11个大红灯笼在校内。
旺阿兹莎是在内阁会议后代表政府表达支持多元文化,但没有采取行动对付相关人士。教育部也对校方的解释表示满意。
耐人寻味的是,凯鲁阿占在被警方问话后面对媒体时,打手势呈V字,似乎表示“胜利”。他是指在内阁会议中他的名字被提起15次,似乎“引以为荣”。同时他也说,他日后还是会挑起课题来谈。
必须澄清的是,所谓“土权党”是依布拉欣阿里从“土著权威机构”转化而来,党主席仍是依布拉欣阿里,不时发表“语惊四座”的言论。但这个党与马哈迪首相组成的“土团党”是两码事。
另一方面近日有视频热传一名马来少女慕丝蒂卡在短片中用华语提及她为什么要进华校?这是因为她的外公认为马来人也应该懂华人的语言,这还不够,同时要更进一步去了解华人文化。
在中学毕业后,她到上海念中医学,以钻研中华文化的精髓。从“黄帝内经”开始,她不但掌握中医学,而且对博大精深的华人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
她也认为中医学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包含历史、哲学和语文等。
就我了解,当下已有近18%的非华裔在我国华文小学上课,人数有10万名左右,而且有迹象显示非华裔学生会越来越多。
此外,据我数年前在北京访问时,也见到不少马来学生在北京华文学院就读,其中包括由玛拉保送的学生。
如果有一天,这些在中国留学的或在其他大学学成的马来学生的学历都符合担任校长的资格。他们是否够可以成为小学或中学的校长?
有人为此提出这个问题并非多余,而是严肃的:如果在语文认识上没有问题,但对华人文化无所知或一知半解,他们如何在节目中推广中华文化?打个比喻,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及中秋节等就是一个较为传统的问题,非华裔不理解情有可原,但一旦当了校长或学校高职,而校内又有不少华裔学生,学校要不要放假,准不准庆祝或纪念就成了一个争议的课题。
换句话说,学习中华文字得与学习华文文化并进,否则进入不了华人文化的核心价值。
举例而言,在最初的世界宇宙之大和太空的奥妙都不是古人所能理解,只能求取天人合一或把皇帝当成“天子”(上天的儿子)来联系天和地。
可是在美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亨廷顿的眼中,文化和文明是一码事,两者是分不开的。
同样的,在中国的土大夫和大学士乃至哲人看来,中国文化分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但我们还得把其不同处分辨出来。
著名学者余英时教授说:“大传统或精英文化是属于上层知识阶级的;而小传统或通俗文化则属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大传统的成长和发展必须靠寺庙,因此比较集中于城市地区;小传统以农民为主体,基本上是农林中传衍的。”
可以这么说,小传统多夹在大传统中。当小传统在民间过了三代还在流传,就可以书写成文字而提升为大传统了。
反过来,民间的小传统也可被上层吸收成为大传统,如端午节转成对屈原的崇敬。而上层的大传统也可以渗透到下层,如“弟子规”当下已被普及化。
不论是文字流传的大传统,比如儒家、道家、法家或忠孝仁义等学说,还是口传的小传统文化,它们是相伴相形同步成长的。即便有些节日在早期有宗教的成份,但久而久之就发展成传统的节日了,比如春节就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记,是对节日的喜庆也可不带宗教色彩。为什么大红灯笼不能高高挂呢?
就是因为有人对传统的曲解才会“见红就反”,正好比在六七年代将春代表光明和红色代表斗争和革命一样地被夸大。
因此不让宗教观念偏执,不让任何宗教存有误解,更不能将节日夸大其宗教色彩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在多元种族国家中,多元文化放射的光彩岂不是让文明变得更加璀璨?对此我们还是支持和赞成不同的种族除了学习不同的语文外,还要学习这个语文带出的文化和文明的内涵。这对铸造一个相互容忍的社会是更为重要的基石。
刊登于2020年1月15日《南洋商报》

9.1.20

大陆桥被“海霸”拦路?


今天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强大是否是海权比陆权更重要?甚至也不逊于空权的作用?
一个实例是在1853年时,美国海军提督培里(Commodone Perry)在日本东京湾“牛刀小试”,展示了美国的炮舰外交。结果美国获致成功,也在后来刺激日本加入瓜分中国的行列。
美国海军学院院长马汉(后被誉为美国海军“先知”的人)在1890年进一步指出,美国若要进步,引用英国的海霸战略,不但要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而且也要取得海外商业市场。果然在1898年美国结束与西班牙战争,拿下西班牙后,它就崛起成为太平洋的海上霸主。
翌年,美舰开入中国,与其他西方列强拿下天津和北京,史称八国联军。
1903年,美国取得古巴的关达纳摩湾的控制权,即使卡斯特罗在1959年解放古巴后也拿不回这块土地。如今已是美国关押“恐怖分子”的监狱。
当年处于岌岌可危的清廷在1909年试图把南海诸岛主权转化为国家荣辱问题。在陆地上与列强争不过,因而避重就轻转找无人问津的南中国海划上中国的海图。在这种情形下,清廷定下南海主权归清廷。
吊诡的是,在走向共和后(1911年),中华民国没有重新规划领土边界,而是宣称过去的领域(陆地和海洋)与现在的一样。可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后,中国的军阀政府的地图只概括东沙和西沙群岛在内。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日本战败投降,将其所夺取的岛屿交还国民政府,包括台湾。在1947年时,中华民国政府的地图公布了南中国海内的岛礁主权全归中国,因此有了11条段线的海图。后来中国送出“夜莺岛”给北越,也就成了当今的9段线。
直到今天,中国坚持南中国海内的岛礁全属于中国,主要是中国已经感受到在没有海权或失去海权底下,中国是不安全的,甚至随时会失去陆地控制权。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以海权为第一,而且军事基地不会放弃,因为维持一国独大是要付出代价的。
根据大卫范恩(David Vine)所著的《基地帝国》(Base Nation)一书中指出:“美国的军事基地是于1940年9月2日诞生的,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序幕的第二年,罗斯福总统宣布,美国已核准与英国签署的协定,即美国将提供几近破产的盟国50艘的驱逐舰,换取美国控制一系列原属于英国设在殖民地的海空军基地。
还有被击败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俯首称臣,美国成了最大的赢家,它与苏联瓜分了欧洲。西欧归美国主导;东欧归苏联控制。而在朝鲜则分成南北韩,及在印支分成南北越。
又据大卫范恩估算,在二战后,美国在海外控制着2000座基地及30000个设施。它成了世界最大的超级大国,无人能及其右。
因为韩战爆发(1950年),杜鲁门总统派出大量部队到亚洲和西欧以围堵“共产主义”。当时单单驻德美军就高达17万人。到了1955年,更上升至26万人,主要担心苏联可能“进犯”西德。
60年代中期,美国对43个国家有坚定承诺,约有375个主要海外基地和3千个小型设施遍布全世界,实则已包围了苏联和中国。
整个70年代美国通过对以色列、沙地阿拉伯及伊朗巴列维王朝的支持以加强美国的影响力。但伊朗在1979年宗教革命成功(直到今天美伊仍然是“死敌”,情势紧张);也是在这一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逼使卡特总统大增军事基地。
2001年的911事件,更导致美国攻打阿富汗(2001年)及伊拉克(2003年)。及后又于2011年引爆阿拉阿伯之春,整个中东世界乱成一团。
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在世界共有800个军事基地,约有超过50万人以海外基地为家。其它国家的海外基地微不足道,也不超过30个。
就中国而言,它在世界各国也只有不超过5个基地(吉布提、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及缅甸的皎漂)。因此它远不能与美国在军事上相提并论。
反观苏联自从在1991年解体后的20年,世界也只剩下唯美国独尊。
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就受到美国的非议围攻。主要是美国担心中国从陆路上发展“大陆桥”足以“调和”美国海军和空军的重要性,从而在长期上抑制美国的老大地位。
为此,美国率先祭出海洋政策,通过基地航空母舰就是要挫一带一路的推进。
航空母舰是二战后的产物,目前美国有11艘,另有2艘在建造中。而计划中又有7艘在构思;中国则有两艘,第一艘辽宁号于 1998年向乌克兰购买而全面改装,在2011年试舰。此外,在2019年第一艘国产母舰(命名为山东号)也下水。目前中国还有一艘在建造中及3艘在构思中。
无疑的,舰母,即是海军战争最新进的装备,也是空军海上领空的跑道,其中装配核武器也不令人意料之外。
正因为中国在2003年宣称要和平举起;又在后来引出一带一路的倡议,所以美国特朗普正千方百计地阻扰中国的陆路建设及海空军力量的成长乃是预料中事。
正好南中国海是中国的命根子,自然成为美国敲打的目标。美国认定,一旦打破中国对南海主权的声索,就可联合其他国家使一带一路的发展或被瘫痪、被拖延或被改变或半途而废。
因此,我们不感到惊奇的是:中美贸易战仍无法休止,南中国海继续掀起波涛。但问题是,今日的中国不再是百年前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也不是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的中国。
既然它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假想敌,各种挑战和压力的加重可想而知。
从以上的问题看,直到今天海权在现阶段还是比陆权更重要的,因为海权可把空权“藏在其中”。陆权直到今天还是牵制不了海权。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在此时此刻发动对中国的海空战,逼使中国正面迎战,中国的反击也成了当前的政局的焦点。不过特朗普这一搞,世界真的也不再风平浪静了。
刊登于2020年1月9日《东方日报》

6.1.20

别了,马智礼


出道未及两年的马智礼终于在首相马哈迪的劝喻下辞卸教育部长职。此项消息来得快,但也在预料和情理之中。因为在2018年5月21日上任以来,他的正面形象在不久后就变成负面的人物。
起先,媒体介绍这位学有专才的博士时,大家都对他另眼相看,认为马哈迪选了一位有华裔血统的人当教长,也许将会为教育开拓一个新局面。
当时在记者会上他侃侃而谈,也透露其母亲是客家人。这都为新教长在华社中加分;尤其是他也“秀一秀”一点点的华语。
当然教长这个职位只看人才而不看种族是所有人的期望;尤其在过去这个职位是升上首相的必经之路。
例如敦拉萨曾任教育部长,后来成了副首相。在1970年取代退休的东姑成为第二任首相。
第三任首相胡先翁则是在敦拉萨任相时,被委为教育部长(1970年)。随后被敦拉萨委为副首相,而在1976年接班。
马哈迪是个传奇人物,他在1974年被委为教育部长,结果被倚重而在1976年起担任副揆,直到1981年成为第四任首相。
同样的,慕沙希淡、安华、阿都拉和纳吉及慕尤丁也曾担任教育部长,才有机会更上一层楼。前两者位及副相;后两者则先后拜相;慕尤丁则是坐亚望冠。
由此可见,教育部长是个重职,也是通往相府的大道。可惜在这些大人物之后的教长,却无法再攀高峰,马智礼就是其中一位。
我们也搞不清楚为什么马智礼在不久后却成为争议性人物?
就在上任两个月后,马智礼突然宣布:从明年开始(2019年),所有学生被允许穿黑鞋上学。他的意思是说,穿黑鞋黑袜子比较耐穿,也可减少洗刷鞋袜的时间。后来他又澄清还可以穿白鞋。
当马智礼的“黑鞋论”出街后,顿时成为教育界的大笑话,许多人弄不明白教长怎么管起校鞋来?
巫统的莫哈末哈山(署理主席)调侃说:“教长是通过脚来改变国家教育政策,而不是头脑。”
林吉祥在为马智礼说话时,也承认公众形象被摧毁的马智礼被视为只对琐碎问题和改变门面感兴趣,并且无法解决更严肃的教育改革问题。反对党的讽刺是故意忽略教长花大多数时间谈改革教育,而只花30秒来提及换校鞋的事,却被有心人本末倒置。
抑有进者,马智礼在2019年5月的时候,又发表引发争议的言论。他说内阁决定维持大学预科班的90%学额给土著,但学额也相应提高,从2万5千个学额增加到4万个。虽然非土著的入学人数也会增加,但将比例维持在90%对10%是被认为有种族歧视和不合理的。
结果争议出现了要革马智礼职的声音,也有支持他的声音。
此外,针对教育部在2013年提出的教育大蓝图也成为争论的课题。有人形容“马来西亚教育大蓝图”(2013-2025)有其缺陷和仍有单元教育思维的灌输,同时对提升教育和语文程度做得不够。
可是在未得到检讨的同时,我们又面临PISA考试成绩的低落。
所谓PISA即指“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它成立于1997年,主要目的是测试和比较世界各地的教育程度。这项考试是由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DECD)主办,是对全世界15岁的学生进行测试,分有阅读、数学及科学三大类。从2000年开始,每3年举行一次,可以被称为当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生学习评价的项目之一。
举例来说,2018年的测试有79个国家和地区的60万名学生参加,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在所有类别中独占鳌头。这是中国在2015年跌至第10位后又扳回领先的位置。
在“阅读”、“数学”及“科学”三科方面,荣居第二名的是新加坡、第三名是澳门、第四名是香港。
马来西亚虽不是叨陪末座,倒是表现差强人意。比如在阅读方面,居于56位,比泰国、印尼及菲律宾好一些。
在数学方面,马来西亚居47位,也只是比泰国、印尼和菲律宾好些。
至于科学方面,马来西亚位列48名,也比泰国、印尼和菲律宾好些。
但在2012年时,马来西亚的排名则在泰国之后,分别居52位、53位及59位(总数是65)。
还有对于“统考”的争论也是希盟自身的问题。是希盟在竞选时提出要承认“统考”的,但上台执政后却要“研究又研究”,也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
再者,小学四年级起要学习爪夷文之争论,也一直未有定案。是否马智礼下台后此风波会告一段落还是会“照跑”?这些个问题还是留给新任的教育部长来处理和决定了。
无论如何,马智礼在纷纷攘攘中公开挂冠而去,也不失为体面的下台。
刊登于2020年1月6日《光华日报》

评析马中在南海的角力


南中国海总面积有350万平方公里,内有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及南沙群岛等。
直到目前为止,越南占有南沙29个岛礁,也声称西沙群岛主权归越南。菲律宾占有9个岛礁,但已失掉对黄岩岛的控制。马来西亚占有南沙5个岛礁(有另说10个岛礁);台湾保有太平岛。中国方面也只占有7个岛礁。从2012年起,中国将永兴岛列为三沙市的行政中心。
在1840年之前,南中国海是风平浪静的。但在鸦片战争之后,整个格局就被改变。
后来经过百年的辗转,南中国海已不再平靖,而是列强的角逐战。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法理上将其占有的南沙和西沙诸岛交还国民政府。
1947年,国民政府公布南中国海内有11条段线形成U形是指这些岛礁内的主权全归中国。
所谓11段线在后来被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采用。它认为这不是新政府自立的,也不是捏造的,而是中华民国留下来的“历史地图”(历史遗产)。
这11段线在后来又为何变成9段线?这是有其由来的。在1956年时,北越主席胡志明向毛泽东主席商借位于海南岛及海防中间的一个岛屿,以作为勘查基地,监督美国对北越的举动。毛泽东对此深表赞同,但不是借给北越,而是送给胡志明主席。
这样一来,在1957年就正式送给北越,北越就将原本称为“夜莺岛”的岛屿改名为“白龙尾岛”。从此中国的11段线就少了两条线,因为第10及第11条线内的夜莺岛已送北越,不再是中国的了。
因此9段线成为中国的历史依据,但它的9条线却成为东盟国家挑战的因由,因为越南、马来西亚及菲律宾皆不承认。
在2009年时越南联合马来西亚向联合国申诉中国不可全盘拥有南中国海,而应根据1982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条约重新划分。越南认定它控制的岛礁也应拥有200海里的经济范围区;中国则反对,认为越南已踩过底线,侵犯了原属中国的海域。直到今天,越南的要求也未得到联合国的回应。
菲律宾虽然于2013年向海牙国际法庭挑战中国的9段线不合法理,而在2016年获胜。但海牙法庭不具执行权,中国不加理会,也就引发菲国总统杜特蒂不得不向中国主席习近平提出相关议题。
另一方面,印尼因为在2015年获得中国同意,将纳士纳群岛归于印尼后,就不再介入南海纠纷了。只是最近又因发生中国渔船进入“领海”而引起争执成了外交课题。
至此,有人发出疑问,为什么事隔11年,马来西亚又再向联合国提出将其海岸线以外的200海里的海域声索为专属经济区,以划定大陆架边界。但此声索又与中国宣称的领海重叠。
根据政界的分析,马来西亚在此“转变”关头“挑战”中国的底线是有几个想法。其一是希望中国加大对马的投资;尤其在大型计划方面加把劲推动(包括减低成本,如隆新高铁等)。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政府也寄望中国力促吉隆坡大城市计划能够被启动。因为环顾世界各国,比较有能力助成此宏伟计划的非中国莫属。
这项大计划共有10个吉隆坡那么大,涵盖10个市议会。一旦完成,马来西亚又将晋入一个新的里程碑。
马来西亚也知道,如果它这样做只是为了讨好美国将得不偿失。为此我们只能推论马来西亚带有与中国讨价还价的心态。比尔·海顿(Bill Hayton)在其著作“South China Sea”中的一段话是发人深省的:
“1840年及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透过这些船舰封锁海岸,英国指挥的部队强迫中国皇帝割让香港,并开放另5个国际通商口岸(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清政府在往后的一甲子时间被迫与10个国家签署了26个“不平等条约”。”
“边界和主权之所以会如此敏感,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中国在它的爱国主义者所谓的“百年国耻”期间所遭遇的经验。清朝面对工业化的欧洲侵略却完全无能抵抗,这个记忆直到今天却还激励着中国领导人。”
当中国在后来摆脱贫困与落后时,它就展现不再屈从于列强的颐指气使,包括对南海主权和9段线的坚持。
马来西亚当然也深谙强国和大国的权威足以决定任何的改变,马来西亚还不可能有这样的影响力。在此情形下,相信马中两国将会私下沟通南海问题,因为谁都不想搞到两败俱伤。今天可能较大的原因是因为越南失掉菲律宾的一唱一和后,得找另一位东盟成员国来表达对中国的不满。但马来西亚不会成为越南的拍档,只是我们尚不知道马中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来?
刊登于2020年1月6日《南洋商报》

3.1.20

反对港人分裂中国


香港反送中运动自2019年6月开展以来,已跨进半个年头。虽然在示威与动乱的过程中已有收敛的迹象,但问题的解决远远未触及核心价值的争议。
局势的变化也带来性质的改变,而且是有大的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回到问题的根本:究竟香港民众示威游行是表达了民族主义还是民粹主义?不单外界感到混淆,就连参与反送中条例的示威者也分不清本身是在表达什么样的政治情怀?这些人又要把自己的家园带向什么境界?
基本上,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民粹主义(Populism)是两个不同的词汇,但不时被混淆起来,而难以分辨是属于前者或后者。
其实它们之间还是存有明显的区别。民族主义是近代社会的人民为争取国家对民族的认同而进行的斗争,它具有强烈的政治取向和国家意识。
民粹主义运动却是对社会危机的暂时性反应。它们会提出一些煽动性的口号和主张,以迎合民众的需要,从而获得他们的支持,并进行社会动员。因此民粹主义是对即将到来的变化作出警示。同时民粹主义本身也会带有偏执和狂躁的民族主义,甚至有时是种族主义的。
如果民族主义沾染上民粹主义色彩,把珍爱自己民族的情感浓化成憎恨别的民族,就不仅具有排他性,也具有灭他性。对于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科学家爱因斯坦形容它是一种发育未全的疾病,是人类的襄石虫。
我们在考察反送中的行动后,发现两者都不是。因此香港人的“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就值得研究它的终极目标了。因为在否定本身不是中国人的同时,只承认本身是香港人。香港又是哪个独立国家?有“香港公民”的身份吗?一个心中无祖国(中国)的人,又把自己定位在哪里?
毫无疑问的,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英国于1840年通过武力手段(鸦片战争)取得的,进而把它变成英国的殖民地。
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不论是清朝或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拥有这块土地的主权。基于这样的历史条件,中国在1984年与英国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言明在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主权移回中国。
当这一切如期发生后,中国在法理上已是香港的主人,也就成立了“特别行政区”。在这种架构下,中国实行一国两制。但在不能否定中国的主权下,香港享有高度的自治地位,初时还有31%的香港人同意回归,而且也不抗拒自称为中国香港人。
现在香港回归已经22年了,但港人的思维和意识形态依然是殖民地时代的想法,既不靠拢中央,也不让中央插手政务,俨然把香港当成另一个“独立”的实体。由于港人“抗拒”之心不懈,反中倒成了回归后的新常态。再加上学校教科书上没有灌输爱国意识,也没有重新开始“教”香港学生热爱祖国。在一国两制的体制下,港人保持殖民地时代的旧思维,由中共成立的特区政府也就面对越来越多人民的“背叛”。难怪回归20年后只有3.1%的香港年轻人认同为中国人的身份。
回顾香港的历史,港人自觉地反中反清朝的颟顸无能,而没有反英;即使有反英,也是在中共带动和影响下的运动。
例如发生在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是在中共领导下的一场卷入25万人的大游行,先后坚持1年4个月。这是继1925年6月的“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后,为抗议日本资本家的帮凶枪杀工人而激怒20万人大示威的后继行动。
下来有1956年发生右派双十暴乱运动(与台湾国民党有关),醸60死,200人受伤。
来到1967年5月,中共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如火如荼”阶段时,突然发生香港文革式的张贴标语,示威及罢工大行动。这一场也是由中共带头的文革,直到年杪才平息下来。
另一方面,十分吊诡与令人诧异的是,自从英国占有香港之后,它与本地人之间没有太大的矛盾,也没有反英运动,亦没有发生镇压行动,殖民统治者也没有刻意改造香港居民。因此它的表演艺术是针对反清廷而演出的,埋下了“仇中”的阴影。
在这方面,我注意到潘婉明博士近期有三篇文章受到批判,它们是:“藤条、砖头、中华胶、进化的反动的修辞与反智言论”、“暴力、隐私与性:香港反送中的完善示范”及“We (Dis) Connect:香港反送中运动在马的联结与分化”。她在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港人示威的同情和支持。她也不指名道姓的批评一些人指说:“不先解决民生问题,社会再民主也没有用”。
她进一步论述马来西亚华人的思维与香港人的不同,前者被形容为“中华胶”;再加上华媒的亲中,产生普通亲中的倾向。这些人更用谴责的语言责骂示威者,她认为既然老左或南大生在那个时代(60年代)受到压迫时奋力反抗,而今次香港示威反抗政府又有何不对和不同呢?为什么不支持呢?
显然这是指马新老一辈的老左、南大生和亲中者以中国为主体,不问“青红皂白”就“判港人为反中反华的急先锋”,但却不反问他们(港人)的抗争不也是与过去的南大生一样吗?
基于前者的反中反华及后者的亲中亲华,也出现了对峙立场,这就偏离了问题的本质。因此不能奢望老左和南大生支持香港学生来反中和反华的。
南大生伍依用了长篇大论驳斥潘婉明的文章我不再撰述,读者可从网站中查询,但我们要强调的是:伍依所提的论证是潘婉明把反中当成正义的斗争,而未区别港人的斗争的正当与不正当性;更不能拿此来嘲笑老左和南大生“幸灾乐祸”。潘婉明是否也要求南大生与港人一起反中呢?
如果香港人最终选择当被遗忘的孤儿,死也不要中国这个大家庭,那么美国、英国或其他西方国家会全盘收容港民吗?
总的来说,潘婉明的论述和理论是比较薄弱和模糊焦点的(毕竟支持港人当下的示威,等于是支持港人分裂中国)。当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和海外华人不认同香港的过度诉求时,就不能说华人是“冷血动物”,。这也是马来西亚华人与港人最大的不同点,也是大马人的一种民族情怀的表现;而恰恰相反,香港人迷失了民族方向。抗争的结果是将一个大好的香港弄得乱七八糟,乌烟瘴气。
最后的总结应该是:凡是分裂中国的,海外华人绝大多数一概反对。因此不支持港人反中的道理即在此。
刊登于2020年1月3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