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吉祥vs.范俊登
这一期要讲两位政坛名家的恩恩怨怨。
确然，在我观察政治演变的历史中，林吉祥应该是第一位对退党的同志感到痛心疾首的。
这个人就是范俊登（1942-2010）。他是于1964年加入人民行动党的。当时新加坡已加入马来西亚，尚未有民主行动党。
范俊登出生于金宝，好学不倦，在金宝英华中学毕业后，进入马来亚师训学院。
在60年代中期，他在红土坎当临时教室，而在1963年-1968年成为合格教师。在当时（1967-1968），他是全国教师职工会的执行理事，也是工会出版物《教育人》的主编。在1968年时，他也成为马来西亚教育协会的理事。
当新加坡于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后，范俊登转成民主行动党（1966年注册）的党员。
1969年，他中选为金宝区国会议员，而在1974年则转任万里望国会议员。
这个过程有一段故事。当范俊登中选国会议员后，林吉祥也因513事件被扣捕。
原本这个党的秘书长是吴福源（绘测师），但因513后人在外国（主要是欧洲和新加坡），担心回马会被逮捕。
由于这样，吴福源修函给党主席曾敏兴，表示辞卸党秘书长职。就这样，党中委选了林吉祥出任秘书长。可是他身陷囹圄，未能执行任务，党就委任范俊登担任代秘书长，直到林吉祥获释为止。
范俊登在中选国会议员后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出任《火箭报》的英文版主编。
这份党报在1970年刊登了槟州民主行动党主席黄基识医生的言论，而被当局指控具有煽动性，连带主编范俊登也被告上法庭。
后来经过官司，范俊登罪名成立，被罚款2千元，但可进行上诉。
当1970年10月林吉祥获释后，他用其过人的精力全面提升行动党的形象，因为在他入狱期间，党内有发生两件大事：其一是吴福源代表党与马华陈修信谈判合并事（结果一事无成）。
其二是有议员跳槽进执政党，损伤行动党形象（后来查知有4名国会议员及9名州议员变节）。
虽然林与范各有职务，但忝为党正副秘书长，他们是不能回避问题的。
1972年，马来西亚政党有一定的变化，主要是以巫统为首的执政集团准备拉拢一些反对党合组联合政府，这些政党包括民政党、伊斯兰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民联合党。
对此，范俊登指责林苍祐背弃民意，擅自加入执政集团。他的观点几乎和林吉祥一样，也就没有分歧。
另外，在对待“背叛”行动党的议员，林吉祥及范俊登主张惩罚，因而把吡叻州交给范俊登指挥，而把槟城州交给叶锦源。
林吉祥是希望他们有所突破，结果皇天不负有心人，1974年的大选在范俊登领导下，全力向人民进步党开炮，由范俊登斗SP辛尼华沙甘。结局如同秋风扫落叶，行动党取得大捷，进步党奄奄一息；尤其是党主席SP辛尼华沙甘马失前蹄，既失国会也输州议会。范俊登则以长胜军的姿态成为“打虎英雄”。
在大选后，范俊登也不得安心，继续为官司四处奔波，但不幸的是，两人的交恶始于1976年。
在这一年的5月11日，范俊登从伦敦发函给林吉祥（范俊登在1975年后赴英国深造，以便考取硕士学位，所以少在马来西亚）。
对于一名教师来说，范俊登的文才是少人能及的。他应该是最会写信给各国领导人的反对党人。
在致林吉祥的函件中，他提及荷兰劳工党要在国际社会主义大会中建议开除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会员籍（有关的会议订于1976年5月29日及30日在伦敦召开）。
“我个人认为民主行动党应大力支持荷兰劳工党的提案。您是知道的，我在1964年加入了人民行动党，我是抱良好的信念参加人民行动党的，并相信它是服膺民主社会主义的。也为正义、自由和平等而斗争。但在过去几年，我越发对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的施政感到混淆。近年来我也通过《火箭报》公开批评人民行动党；尤其是在大学论坛上，通过这些年的各类会议和讨论，我强烈地感觉到人民行动党的高压政策。
因而，我吁请民主行动党严正讨论这个问题，否则历史会制裁我们。”
在此之后的1978年5月19日，范俊登又从印度写了一封长信给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吉祥，不但措词强硬，而且似乎与林吉祥道不同不相为谋。
信中这样说：“在1977年12月17日在东京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大会上，台端有在会上致词，呼吁各国恢复新加坡人民动党的会员籍。现在我手上已有台端的完整讲稿，您说：①马来西亚的压制（法令）是应受指责，而新加坡的压制可以从一些因素来支持。②1960年国内安全法令有授权马新政府可以逮捕反对党人，而且可以无限期扣捕而无须公开审讯是“罪恶”的，但只要不是经常滥用。③人民行动党只是在没审讯扣捕下离开了人权，但这是与武装的共产主义作斗争。因此应该让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重回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以便能在内部影响，优过在外争执（国际社会的争执）。
这一段言论使我确认了外界对新加坡的指控或怀疑。
我在1967年正式加入民主行动党，而在1968年辞卸我的教职。我曾认为我的献身可以带来一个更为平等和公平的社会，包括新加坡。
如今，我谨此辞卸民主行动党的中央理事及国际秘书职，同时我也退出民主行动党。”
另一方面，对林吉祥来说这是一个困难和痛苦的决定。在有关范俊登的退党信于5月19日公开发表后，原本在1978年5月出版的林吉祥第一本处女作《马来西亚的计时炸弹》马上加插两页“解释和交待”范俊登的辞职事件。由此可见，林吉祥特别重视范俊登带来的巨大冲击。既不可保持沉默，也不能不回复，只好用比较温和的措辞作了回答。
其实，整个核心内容是林吉祥与范俊登对“新加坡实施的内部安全法令”有不同的诠释。林吉祥在感情上用比较含蓄的观点，也为新加坡作了辩护；而范俊登一针见血指责内安令是压制性政策，不得人心。针对这样的矛盾，林范公开决裂了。
林吉祥是这样答复范俊登的。（参见林吉祥著《马来西亚的计时炸弹，1978年）
文告说：“范俊登从1971年至1975年的5年内，一直受到煽动案审讯的精神磨折。该案曾两度上到枢密院，伴随的是罪名成立，范氏的国会议员资格被取消。
范氏从1975年11月开始离开马来西亚已有两年，我曾要求他回马协助组党工作，但他表明对马来西亚民主程序幻灭，也对宪制斗争失去信心。
令我神伤的是范俊登的分手途径；而更令我悲恸的是范俊登在寻找从万里望及大马政坛上退出的一条光荣的政治出路时，竟然选择了民主行动党为他鞭鞑的对象。
范俊登肆意曲解我在东京的谈话，说我曾为人民行动党的重入国际社会主义而辩护。
在东京的记录显示，日本民主社会主义党曾建议对人民行动党在国际社会主义的会籍事件进行检讨。在评论中我说这个问题有需要作更深的研究。在1976年（指1976年5月29日记30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大会通过取消人民行动党会员籍。林吉祥有出席，并做出解释）我曾对此问题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在采取极端措施考虑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开除之前，如果对社会主义国家所面对的问题作出更深一层的研究，那将更贴切与有利的。如果在扣留不加审讯的范围内，其影响力施于人民行动党，则其更大的效果应该是来自国际社会主义内的成员（评说）而非外界。
假使范俊登对民主行动党内的任何政治问题有所不满，他要作的正确和适当的事便是在党大会中提出他的意见。事实上，我去年在剑桥大学遇见他时，我建议他回来马来西亚。同时我会为他召开一场特别党员大会，让他发表有关民主宪制斗争无效的意见。
范俊登不曾利用党的这项途径，但却宁愿根据他获得的一些不正确的报告及许多无事实的例子来向民主行动党作出攻击。”
这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议其结果在后来产生深远的影响。范俊登真的走了，林吉祥在失落之余也感到无奈，毕竟他们两人是在政治斗争中结下的友谊。如今又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导因竟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对付政敌的政策不被范俊登认同。他也因此“怪罪”林吉祥站在人民行动党一边，为新加坡的内安令作辩护。
当然范俊登不是第一个退党的人，但却是第一个被林吉祥扼腕痛心的人。因为林吉祥与范俊登一样，也有过更多的政治故事。因此介绍林吉祥和范俊登的关系是必要的。
正像范俊登那样，1941年在峇株巴辖出生的林吉祥在从政之前曾在新山当临教1年（1960年）。1961年他在新加坡《海峡时报》当记者。1963年到1965年，转任新加坡全国新闻从业员协会秘书长。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新加坡职工会领导人蒂凡那。
林吉祥在新加坡任职期间，政局也发生重大的变化。马来西亚在1963年成立，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则在1964年派出9名国会候选人参加马来西亚的大选，以探测民意。
但那年的大选，人民行动党只有蒂凡那一人当选国会议员。1965年马新分家，蒂凡那着手组织民主行动党，乃邀林吉祥入党，并出任蒂凡那的政治秘书，月薪8百元，与在新加坡任职的薪水比较少了1/3。但对政治有浓厚兴趣的林吉祥，接受了挑战。相对而言，范俊登比林吉祥更早一年加入人民行动党，却是在同时候为民主行动党打拼（1966年获社团注册局批准）。
在党内林吉祥的两大任务是组织分支部及进行宣传，他也成为《火箭报》（英文版）（月刊）的主编（后来他把这个重任交给范俊登）。因为工作有成绩，林吉祥在1967年出任中央委员，更在1968年党大会时，出任特别为他而设的“组织秘书”一职。
1968年也可以说是林吉祥转运的一年。这一年的11月，他与民政党中委赛那吉阿拉达斯博士（民政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教授之弟）在吉隆坡玛拉礼堂举行一场“文化大辩论”（1968年11月24日），前后6个小时，吸引许多观众参加。辩论的焦点是：赛那吉博士认为马来西亚的文学只能用马来文书写，而马来西亚文学必须包括印尼文学；林吉祥则坚持文化与文学的多元性。
在辩才了得和逐点反驳对方下，林吉祥这一仗使他名声大噪，成为一颗政治明星。
基于其表现独特，党在同年12月决定派林吉祥参加沙登州议席的补选，与马华候选人庄迪福对垒。但林吉祥只以数百票之差败下阵来，却为将来的政途铺上平坦的道路。
1969年5月9日的大选，是民主行动党大丰收的开始，但很快的因政局不稳，爆发了“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刻下正在沙巴的林吉祥明知此行返回吉隆坡是“凶多吉少”，结果他在下飞机的那一刻被逮捕了。
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林吉祥在坐牢期间，被党推选为党的秘书长，取代辞职的吴福源。换句话说，在牢中的林吉祥已是党的第一把手。因失去自由，委托副秘书长范军登任代秘书长。
林范的合作在1970年10月林吉祥获释后还是持续下去。在当时鲜为人知的是林吉祥、范俊登及叶锦源一时成为党内的铁三角（叶锦源在1969年的大选与另三名行动党候选人中选槟州议员，也成了行动党的当红人物之一）。
叶锦源当时也是林吉祥和范俊登的律师。当1975年法院判范俊登煽动罪名成立后，他即失去国会议员资格，万里望国席有需补选。在选委会通知下，民主行动党即刻派叶锦源上阵（虽然在1974年的大选叶锦源领导槟州行动党表现差劲，只赢得两个州议席，这两人过后又跳槽马华，变成行动党在槟州议会没有一个州议员，当时尚未引发林吉祥对付叶锦源）。
可是在法院方面认为万里望国席是否悬空应由国会决定而非选委会。这样一来，补选又不能进行，范在名义上总算保住国席，直到1977年在枢密院上诉失败为止。
不过在1977年之后，林吉祥对叶锦源的态度起了变化，主要是他要安插卡巴星在槟州上阵，却受叶锦源派系的大力反对。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林吉祥展示党的威严，解散槟州联委会，自行成立新的联委会。叶锦源派一怒之下，在1978年成立社民党，准备与行动党一较高低。
正是在此时，范俊登与林吉祥的关系无法协调，终于爆发范退党的大件事。
由于范身在外国也未对社民党有何承诺，结果是在1978年的大选，叶锦源的社民党大败，没夺下一个席位。
另一方面，范俊登在80年代初期回到马来西亚，又似乎对政治不死心，他准备接管叶锦源的社民党，因而在1983年由范出任秘书长，领导社民党参加1986年的大选。
在时机不对下，范及其人马在选举中全军覆没（叶锦源因癌症于2007年逝世）。
在此之后，他又转赴曼谷与妻女一起生活。他的太太Noeleen Heyzer博士是联合国驻曼谷的官员，两人育有一对孪生女儿。
1998年，在林吉祥的苦劝下，他同意重回行动党参加1999年的大选。这一年他只参加吡叻州的德彬丁宜州议席选举，不幸落马（林吉祥和卡巴星也双双失去国会议席）。从此他又回到曼谷生活，直到辞世。
如今行动党政坛上三剑客（林吉祥（1941- ）、范俊登（1942-2010），终年68岁）及叶锦源（1941-2007），终年66岁）只剩一剑客林吉祥，虽然他们之间从同志到政治敌人有所遗憾，但从他们的年龄来看，他们都是出生在同时代的人，各有精彩的人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林吉祥也为范俊登的逝世在吉隆坡举行追悼会，一代风云人物就此阴阳两隔。
刊登于2020年9月26日、10月3日及10月10日《新生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