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骐骝到尹树基 （横刀立马）

*飞扬

槟州有两位总警长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一个是目前的总警长尹树基，另一个是70年代初期的总警长马骐骝(Albert Mah)。他们官职虽然一样，但作风不同。他们一个形象刚强，一个形象刚柔，却为了同一个目的：克制罪犯和减低犯罪率，可谓殊途同归。

我先说马骐骝，他是在“513”事件过后不久被调升出任槟州总警长的。那是70年代初期，他的曝光率很强，主要是面对媒体畅谈他的破案心得。有一次他在一项较为公开的讲座会上透露他是如何破案的。他说，为了侦破罪案，他及同僚们有时不得不乔装成普通人，或则扮三轮车夫，或则小贩，甚至也会在必要时扮扛棺者，目的是不让犯罪嫌疑人预先知道有警方埋伏。在这种隐蔽的情况下，往往出其不意的有大收获。

他说如果是摆明警方人员，也就是身在明处，就不容易混入人群中在暗处与罪犯斗智斗力。因此他选择隐藏身份的手段来使到犯罪者提心吊胆，让对方误以为周围有没有警方的人在监视。他认为这种破案手段使到作奸犯科者在疏于防范下落入警网。由于马骐骝身体力行，在当任期间，盗贼即使不“闻风丧胆”，也是不敢轻举妄动，结果槟州的罪案有显著的下降，治安也得到改善；尤其是私会党羽，更是对他“敬而远之”。慢慢的，马骐骝也就赢得“铁腕巨人”的称号。一时之间，人气急升，几成家喻户晓的风头甚健的警界大阿SIR。

1974年大选前，他突然选择提早退休，人民都惋惜少了一位“治安英雄”，就是因为他的急流勇退是在名气如日中天时刻，很快被马华公会抓住时机邀请他出征升旗山国会黑区，为马华夺回国席。
马骐骝也就二话不说立马上阵，结果为马华打了漂亮一仗，赢回宝贵一席。为什么他会旗开得胜？主要是因为他当总警长时留下佳话和传奇的故事。选民都寄望他在政治上能有一番作为。

不过，好的官僚与杰出的警官是不与成功的政治人物划上等号的。从未直接参政，也不是由基层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他，对政治可说是陌生的。面对的是选民，不是罪犯；面对的是投诉而不是如何破案。这新的任务和新的工作环境终于未能使他得心应手。因此做了国会议员后的马骐骝，逐渐失去往昔的风采。他也不善于在政治海洋中游泳，既不能挤入马华的领导层，也不能与民打成一片，最后他选择退休政坛，不再参加1978年的大选，转而成为一名商人。自此而后，马骐骝似乎在“人间蒸发”，我们再也未看到他在公共场合出现。年轻一代的可能不知谁是马骐骝，但在70年代，他可说是槟州风云人物，名气不输于槟州首席部长。

正当人们淡忘他的时候，无独有偶的槟州又迎来另一类的总警长。这位尹树基新官上任就向传媒打交道，而且毫无讳言他要采取的是亲民政策，准备用软的功夫来和“罪犯作战”。

果然，尹总警长坐言起行，破天荒地订下每周接见人民，亲自聆听人民的投诉。不仅于此，他还不时应政治人物之邀，在公共场合演讲，促请人民与警察一道维护治安与打击罪犯。

这种形同政治人物作风的总警长的“以柔克刚”之道也不亚于铁腕巨人马骐骝所收的效果。根据他自己说法，槟州罪案近月也大大地好转了。如果马是采取“暗中破案”的策略，那么尹是采取“明的防范”手段，各有精彩。

如果马骐骝在当议员的年代，有尹树基的亲民作风，他会有更高的成就。可惜他的性格是偏向公事公办，以致在后来转换身份的马骐骝，留下的是一个“不令人怀念”的国会议员的遗憾。

但不知在3年后，尹总警长退休时，他会不会赶搭2009年的大选列车？

银星艺术团掀起巨浪

1971年我转到《星槟日报》编辑部后，眼见马华公会借助国会民主重开（2月2日）的新形势下，采取两个策略，其一是大开门户，广招党员；其二是在2月7日推动华人大团结运动，一时响应不绝，蔚成一场“波澜壮阔”的场面。

但与此同时，有一个十分重要且意想不到的发展是：马华总会长陈修信相信华人有很多是支持左派政党的，而要把这股巨大的力量整合起来，唯有依靠左的策略才能收效。果然在一些人的游说下，陈修信同意一批“有志之士”，都是有头有脸的人，进行穿针引线邀请香港左派的“长城”，“凤凰”及“新联”三家电影公司的演员组成“银星艺术团”来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作盛大与公开的演出，以激起华人的民族情感，进而支持马华公会的华人大团结运动。

刚巧在当年的一月份，雪兰莪等地发生严重的水灾，万千居民（各民族）受到影响，陈修信以此为由，协助申请者请政府特别批准这样的“别开生面”的演出（1971年3月份）。

老实说，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的年代，这种具有左的思想意识的演出如果不是陈修信为了推动政治议程，是绝不可能被允许在本地上演，因它完全不符合马华的一贯政策和路线，但为了达到团结华人的目的，陈修信也打出一张“左牌”。这一下子，真的轰动起来。不但新闻界大事报导，而且华人群众也激情兴奋。正好配合华人大团结运动的掀起。

我虽然已在《星槟日报》服务，但与《星洲日报》采访部的同事仍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不辞劳苦地赶到吉隆坡居住一些日子，目的是采访和报导这类的活动。

“银星艺术团”中有一些是我们在银幕上熟悉的脸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影星傅奇与石慧这对银色夫妻。他们在1966年文革爆发后不久，被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强行解押出境至罗湖关卡，强迫中国政府接受这对夫妇，并把他们列为不受香港政府欢迎人物。

可是中国在罗湖关卡不接受这样的安排，香港政府不得已将他们收回来，但又不能扣留他们，因为没有法令可以因为思想不同或思想认同中国得以逮捕，只好息事宁人。

这条新闻引起国际轰动，包括马来西亚的华文报刊登在封面版，我倒是记忆犹新。没想到事隔数年，他们俩人可以堂堂正正以香港艺人的身份来到马来西亚，自然引起许多华人要一睹他们的风采，并把他们当成偶像来看待。

除了他们俩人外，比较有知名度的演员计有：王葆真，王小燕，鲍起静，张铮，方平，翁午，江汉，草田，冯琳等等。男演员共有22人，女演员20人，可谓阵容浩大。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文革”的影子。

其一，他们演出的节目内容大多数是歌颂工农阶级，例如“征服大自然”的表演介绍用诗歌来表达，其中一段：“一杆红旗迎东风啊，插在河线一片红。青山顶上号声响，百万大军上河工。”
又一出舞蹈剧“洗衣歌“，开头这样唱：”金色的太阳啊，照耀积雪的山。雅鲁藏布江呃，金光闪闪；同胞心中多欢畅，大地遍开幸福花；我们的生活变了样呃；我们的幸福乐无疆呃；感谢工人好兄弟呃。”

“丰收舞”更突出了“文革”的鲜明形象：“公社是个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公社的阳光照万家，千家万户学习它。家家爱公社，人人听她的话，幸福的种子发了芽。”

“我是个石油工人”这首歌充满左的思想：“红旗红旗红旗啊，英雄扬鞭催战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其它如石慧唱的“千里草原把身翻”，“如今唱歌用箩装”，以及歌舞剧如“快乐的牧人”及“列车上的姑娘”都是歌颂中国那个年代的社会。

其二，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这批演员全部亲自动手扛木抬铁，搭建舞台，完全一幅工人模样，谁也看不出他们是演员。汗流浃背，脸身脏气自不在话下，但只有在“文革”的年代，才看到他们放下演员的架子，与工人兄弟“同甘共苦”。我对他们这种既是工人又是演员的双重身份感到“震惊”，又似乎感觉到从他们身上流露出“劳动是伟大的”，“工人兄弟一家亲”的精神。

其三，他们在没有表演的日子，下乡访问，慰问灾民，嘘寒问暖之情，展现无遗。我跟随他们采访时，竟是“万头攒动”，数以千计的人潮涌向他们所到之处，争着看明星与群众打成一片。旁边是大批警员以防意外，他们也混在人潮当中维持秩序。

此情此景，回想起来，历历在目。

最使我难忘的是：他们在接受传媒采访时，衣着朴素，也不刻意打扮化妆，如同工人兄弟姐妹，又显现有纪律和服从安排。他们异口同声说他们是表演工作者，是演员，不是“明星”。用以区别“明星”与“演员”是不同的。似乎前者带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后者则是劳动阶级的称号。
从他们的言行和演出看来，他们虽然不用“无产阶级”的字眼，但让人感到他们带出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正好吻合“文革”时的中国的那一套艺术观。

为什么陈修信会引进“文革”的表演团？我仍然没有搞清楚，因为这是不折不扣的左派的文化艺术的典型。不过，我推想他的“急功近利”是想通过“左的文化”来使到华人不再分左右派，大家团结在马华的旗下。这种良苦用心，倒也反过来刺激左派文化再次抬头。确实是陈修信始料未及的。

事实上，在“银星艺术团”播下种子后，陈修信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他要求华人大团结却反被华团倒过来要从马华中“独立出来”（自我注册）。这当然是陈修信所不允许的，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然而在另一方面，在“513”事件后趋向寂静的文化表演活动，因为银星艺术团的鼓舞，又告活跃起来。马大华文学会在同年6月成立了戏剧研究会，并在9月份举行了第一次的演出。接着在1972年演出了“春自人间来”的大型活动。自此而后，表演艺术大为兴盛，到了1974年又有“春雷大汇演”，此时已是结合校外多个文化团体参与其中。

这一连串和一系列在全马各地的巡回与蓬勃的文化表演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是“银星艺术团”给了灵感。因为它们看到银星的轰动与连场爆满的演出，显示了这类活动有众多的观众和支持者。

不过，政府并不这样地看待“文化表演的本地化”，它在1974年发表的一份白皮书中，就认定它们的活动是受到“银星艺术团”的影响，利用文化平台鼓吹“阶级斗争”。马大华文学会因此受到对付，有关活动被禁止。

类似的文化表演活动在以后的多年中，已告中止。陈修信的华人团结运动所采取的策略竟衍生这么多的问题，最终让他无话可说。但有一点十分肯定的是：也因此扳倒陈修信（1974年4月8日辞职），结束他的13年对马华的“统治”。

为民政党选把脉

南洋商报于3月初报导有关民政党今年的党选将会出现“竞争”后，引起相关的回响。我们暂且不说新闻的内容源自何处，但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

这里头涉及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已当了25年民政党主席的林敬益会不会退下来？要退位是林敬益已在几年前说了；不退位是因为党员仍然认为他的领导可以安定局面，所以他在3年前又留任了。
今年林敬益（已66岁）可没直接说要退休了，但则有暗示他的未来接班人可能是老二郭洙镇或老三许子根。这样子说也没有引起党内的“议论纷纷”，而是“静观其变”。因为党主席还在位。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党内已有人发问：林敬益真的要退位吗？若是，又是谁来顶上呢？若不是，老二的位置会换人吗？

为什么要提接班人的问题？这里头有必要回顾在波德申举行的党代表大会，林苍佑坚持不接受留任，他反而推荐梁祺祥成为他的接班人。可是林敬益派系的人大为不满，一定要林敬益上，结果林敬益胜出，梁祺祥成了老二。

这说明党代表的意愿是不容个人主观愿望所左右的。

从1980年到1990年的10年间，民政党内有某些变化，最显著的是郭洙镇填补梁祺祥（退隐政坛）的党职，成了民政老二，也官拜副部长。这是那个时候的政治形势使然。

自此而后，也就是1990年到今天的15年间，民政党同样有显著的变化。

其一是许子根（56岁）接替林苍佑成为槟州首席部长。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1995年迎战行动党老大林吉祥。在惊涛骇浪中打了漂亮的一战，不但国阵对他另眼相看，而且在党内的地位也大大加强。在官职上和林敬益形成党内两大支柱。

但许子根深谙“功高震主”不是福的哲学，因此他在党内不强争出头，伴在林敬益左右，颇得老大赏识。虽然直到今天仍然是副主席之一。不过在排名上已是移上第三位。

有人认为许子根不会与郭洙镇这位“同门兄弟”争第二把交椅，因为他们存在着“深厚的个人感情”。但政党政治与个人感情是两码事。因此如果推测许子根会和郭洙镇联手出击，那也是站不住脚的推理。无论在情在理，许子根都不会支持郭洙镇与林敬益争老大座位。

其二是谢宽泰（53岁）从基层做起，一步一步地升上总秘书的地位成为党的第四号人物。不过，他的第一个机会是许子根提供的，那是1990年之后，委任谢宽泰成为首席部长特别助理，终于在1995年在升旗山国会出征而旗开得胜。

接着在1999年在不受看好的情势下，击退行动党老大林吉祥，蝉联国会议员，不 仅官拜政务次长（现在已是副部长），而且在党的地位也扶摇直上。

外界或党内部份人士以为谢宽泰“羽毛丰满”后已脱离许子根，更有人将之分成许子根派与谢宽泰派。于是有人自下结论许谢已是各立门户，且在下意识中以为“许郭联盟”是“合乎逻辑”的推理。理由是谢宽泰已对许子根构成“威胁”。

其实这种猜测可以说是偏离事实的。谢宽泰既然是许子根系统的人，即使在今天“位高权重”，他与许子根一样，深懂“功高盖主”是政治上最讳忌的环节。他绝对不会与许子根争位置，也绝不允许自我设陷分成许谢派系。这就是说，他与许子根是连成一体的，他会在此时此刻全心全力支持许子根成为接班人。

其三郭洙镇（64岁）从政以来，在1982年第一次失败后，便避开硬碰，于1986年选择移师太平国席填补梁棋祥的空缺。在2004年大选更转移到柔佛州新国席的安全区轻易胜出，因而在党内留下话柄。也连带党内出现对郭洙镇的“逃离挑战”有所微言，随之思考他在党内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这么说，当许谢两人的声望日益提升时，郭洙镇则在原地踏步。

于是又出现一个问题；郭洙镇是否会随老大退位，如果林敬益要走的话？这是民政党内最关切的课题。如果郭不退，可能有三种局面，第一是林敬益不退，而老二位将可能面对挑战，这次的挑战者不会是泛泛之辈，而是大有来头的人。第二是老大老二排排坐，依然故我。但党员又有何想法呢？第三是郭硬撼老大地位，但预料得不到许谢的支持，更进一步激怒林敬益。结果是自我设陷，郭洙镇当然不会走此下下策。

整个大气候已然形成：如果林敬益退位，党内人士认为许子根是适当的接班人，郭洙镇如何应对和调整，对未来的当选有深刻的意义。

从槟城到新加坡 （横刀立马）

*飞扬

从槟城坐车直达新加坡，对我来说是生平第一次。在炎热的天气下，虽有冷气伴随，却也不是好受的。我在这一路的来回行程中有什么感受吗？

最令我难忘和回想起的是在学生时代，从槟城坐火车一直捱到新加坡来。那个时候，我们星马仍是一家人，不用护照就可以在国内横走直走，十分自由和写意。但现在不同了，你得持有护照，且要经过关卡检查，才能在新山过关。这一通关，虽是咫尺之遥，却是两个国家。这边厢办完离境手续，那边厢则是入境手续，这一出一进，不用几分钟的时间就可跨过。由于是两个国家，你会看到不同的“景象“。马来西亚的移民关卡和新加坡的移民关卡的官员一望即知谁是谁。手续是不麻烦，心境截然不同。

它的不同在于槟城和新加坡原本是被捆在一起的海峡殖民地，许多的华人都操福建话，更有不少「峇峇与娘惹」。在那个时候，新加坡与槟城即使是相隔五六百公里，我们都是自家人的往来。而且当时的新加坡与槟城有十分相似的建筑物和马路。置身其中，差别不大。

今天呢，新加坡在独立后（1965年）便力图塑造一个新的形象，大型和新型的建筑物不断地堆砌起来，整个城市已走向现代化，对古建筑物的保留少之又少。因此新加坡已没有条件向联合国申请某个地段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因为要发展和挤入先进国，新加坡成了一个新的模式，与过去我们印象中的新加坡截然不同。当然也与槟城的距离越拉越远。

在新加坡，车辆的川行是受限制的，塞车的现象显然已被克服。但由于是进入先进国的水平，我们看不到类似槟城的到处林立的传统咖啡店，也没有街边的小贩东一块西一块凑成一个大杂烩。有的是在购物中心或大酒店或具规模商店的所谓大众化餐厅。所谓的大众化在新加坡看来是比较廉宜和经济的；不过在我们槟城人看来则是不便宜的。例如我们在新加坡一间购物中心的小餐馆用餐，开出的账单是新币250元；而我们在新山一家餐馆用餐，菜色差不多，价格是马币250元。如果以兑换率2比1来算，等于在新加坡吃一餐，可以在新山吃两餐。

由此可见，先进国的水平是要人民提高生活素质的当儿，也要高消费，自然也需要有较高的收入，不然是难于享受外面的“美食”。这就是说，要做先进国的子民，就要有高层次的收入和开销。
虽然如此，我被朋友告知，新加坡的面包生意十分畅销，许多人都爱买各式各样的面包充饥。我观看面包店售卖的产品，与马来西亚比较新的面包店相差无几。

为什么面包特销呢？我的推想是新加坡人也有一套经济算盘。吃面包当午餐和晚餐，可比进餐馆便宜得多，因此我们也不需要羡慕新加坡人的面包太好吃，所以生意特别好。若与进餐馆比较，可是便宜许多。于是我的另一个想法是，新加坡人也需要节省，量入为出，不可能餐餐都大鱼大肉的。
马来西亚的高档面包店就没那么幸运，尤其是在槟城，顾客就不会这么热烈。因为他们还有其它的选择，可以吃到便宜的面包，不需要学做高档人。

在新加坡还有一个你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提防小心触犯法律，你不可以在公共场合抽烟，不可随意丢东西，不可在公路上疾驶车辆，更不可横冲直撞，否则要面对法律。总之，它呈现的是一个要你奉公守法的社会，只要政府有条例，便得遵守。这个时候，你会感觉有些不自在，行动有了某些约束，不能随心所欲。我记得台湾作家龙应台曾形容新加坡是有一张无形的网，你处处得小心应对。

在槟城，我们就没有这种感觉，但也许是自由自在惯了，我们的人民变得不大守法律，不大重视公共场所的规矩，这也许是我们的缺点，却又从中悟出人的自在和乐趣。我们不住在先进国，我们生活在大不紧张，也不必担心外面的高消费的地方，你不进餐馆也行，到处的咖啡店和小贩中心卖得是最经济的食物，难怪我们被誉为亚洲的“街边美食天堂”。

我转进《星槟日报》

1969年“513”事件后，对我的人生也是一个大转变，当了5年的新闻记者，我觉得是应该寻求更换工作性质的时候。归纳起来虽然有几个理由，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在当记者的日子里，因为东奔西跑，吃无定时，终于熬出胃病了。但不是普通的胃病，而是胃出血，需要住进医院两个星期。人本来已经瘦了，因为这一折腾又更瘦了。

因此我向《星槟日报》总经理胡榆芳申请调职，即从记者调进编辑部当编辑，本来这是小事一桩，但我的情况却显得有点复杂，主要我是《星洲日报》的记者，不是《星槟日报》的记者，不能说调就调。

胡榆芳告诉我，首先我需要向《星洲日报》申请调职，唯有对方同意了，他才能收留我。我于是向新加坡总社的总编辑黄思提出申请，在他未反对下将我的申请书转交经理廖颂扬处理。但权力不在经理手上，还得请示社长胡蛟才行，后来胡蛟覆了我公函，同意我的调职。而事先是通过胡榆芳的同意才有这样的过程。因为胡蛟也同时是《星槟日报》的社长。那个时候，《星洲日报》和《星槟日报》是姐妹报，同一个集团，惟组织结构有别。说实在的，申请调职是我个人较为强烈的心愿。从大报转到地方报也是我心甘情愿的，因为其一当时《星洲日报》主持吉隆坡业务的采访主任陈见辛有问我要不要到吉隆坡发展，我以家在槟城为由，婉拒这一调动。其二是我在当记者之后，有一次向恒毅小学的董事长余廉神父进行采访（余廉神父是比利时人，他一心办华校引起了我的好奇，想探个究竟，后来他又办了恒毅中学）时，我向他介绍是《星洲日报》的记者，他似乎对《星洲日报》没甚印象，哦了一声后说：“你是说你是《星槟日报》星期刊的记者？”我为之气结，事后想了一下，他好象也没错。因为他把《星洲日报》和《星周日报》混淆了。

因为这件事，让我有所失落和伤感，竟然连办华校的人也对《星洲日报》感到陌生，不用说一般的老百姓可能不知道《星洲日报》也在槟城落根。果然在我采访的过程中，大多数主持人先询问《星槟日报》和《亦果西报》(THE TRAITS ECHO)的记者来了没有？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林苍佑的记者招待会，总爱问《海峡时报》及《亦果西报》到了吗？他不读中文报，而是重视英文报。

在官方的场合，英文报占上风是一贯的传统，也使到华文报的地位在这些达官显耀的眼中是低一等的。我对当时这个“现实”是耿耿于怀的。不过今天的局面已大有改变，说明华文报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且已受到重视了。这当然与中文在世界的抬头大有关系。

不过，在民间，特别在华人社会，中文报就格外吃香了。它所产生的影响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只要新闻迟刊出或写错写漏或登得少一点，隔天就会接到电话投诉。至于并非是好事的新闻，当事人就更讳忌了。你可以写，也可以大字标题报导，若是出了问题，对方肯定会兴师问罪。
其三是我个人的判断，地方报对地方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我如果要在新闻事业上有所发展和突破的话，就得从地方报开展我另一个《文化苦旅》。

抱定这样的宗旨后，我可以说是义无反顾地转入《星槟日报》工作。在那个时候，《星槟日报》已是北马的权威报。虽然在怡保以上的新闻，《星槟日报》得靠《星洲日报》的记者提供，但在北马的新闻局面就倒转回来，我在《星洲日报》的5年间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如果不是《星槟日报》的报料，我们是无法知道突发新闻的发生。外来的电话铃响是找《星槟日报》的，不论大事或小事，《星槟》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第一时间的通知。

我是在1971年转入《星槟日报》的编辑部工作，而在这之前，我已有不少的文章及特写刊在《星槟日报》，读者对我是不陌生的，我热爱和享受这一份新的工作，因为它使我更像一名“全通”的新闻记者。除了编新闻外，我介入写新闻和翻译新闻，我开始打通了新闻内外的网络。
起先我被分配编比较次要的版，就是北马以外的新闻，包括霹雳和中南马的，晚上要协助改版。当时的总编辑是林姗姗，主笔是黄荫文，还有其它版面的编辑，算我是最年轻的加入这个“老人院”的大家庭。

由于早已熟悉记者工作，要我编新闻并不吃力。不过我工作的时间已是有所改变，从下午开始到午夜，並得以向记者，广告部和排字房的工友打交道，而与编辑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拾字及排版的同事（尚未有打字或计算机排版什么的，标题字和新闻字都是字房一粒一粒排列起来。我惊讶字房的工友竟能十分熟练地把新闻及标题用最短的时间送上校对部门，然后改错字和变动标题，成为一则又一则的新闻。

也许年轻及好学，每当要排版的时候，我都到楼下的字房“指手划脚”，“指示”排版员要这样又那样。结果我发现他们比我还要利索和聪明，只要观一眼，就知新闻如何拼凑成版，似乎编辑的“指挥”是多余的。但在好胜心驱使下，我也表达我的意见。有一次我与排版同事阿桐起争执。我说要这样，他说要那样，表现出吃盐比我吃米多的一幅神态，并不把我这位新手看在眼里。

我认为怎样编版要下什么新闻是我的权力，不是排版员做了就算，不肯拆版来按我的意思做。偏偏这位老同事就跟我抬杆。我生气地告诉他，明天我找总经理告状，他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应：你要告就告吧！

那个晚上，我气愤难平，第二天下午就向胡榆芳投诉，他摆出一幅生气的样子说，你叫他上来我的办公室，我要训斥他一番，岂有排版员不听编辑指挥的道理？

我于是告诉阿桐，总经理要找他，他一摇一摆走进经理室，不多久又若无其事地从总经理室走出来，什么气也没有。

到了晚上排版时间，我下到字房，他故意拿出两张戏票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提高声调：你说经理骂我？他还给我两张戏票呢！（按胡榆芳是《星槟》隔壁“京华戏院”的老板之一，常有戏票犒赏员工）。

我看他这么向我“示威”心中暗楂，在内心中骂了总经理不该骂的话。当然胡榆芳不知道我有多生气，又对他有意见。事后，他似乎是面面俱圆向我说，他已经训斥阿桐了。

我知道他是一句安抚的话。我真服了老板这两面都说好话的圆滑手段，从此我决心不再向胡榆芳投诉了。

因为这像法庭的法官向原告的律师说：“反对无效”。我就是属于“投诉无效”的原告，真是枉做小人。

华文教育前景探讨

3月5日，应邀参加一项华教课题的圆桌会议，地点在大山脚日新独中，主题是“华文教育前景探讨”。

我在会上提出六点有关华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面临的转变和挑战，经整理后，作出必要的补充。第一点是关系到华教自1951年起，就受到不下7份重要教育报告书的冲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60年的“达立教育报告书”，直截了当地将华校进行重组，因而有了国民型华文小学，国民型中学（或称改制中学，原本是华文中学）及不接受津贴的独立中学。

雖然如此，直到今天为止，华小尚有1287间（马华也力争多建华小），学生人数64万余人（占华裔适龄学生的90%），其中非华裔学生占12%-15%左右。显现华文正发展成为国际用语，连非华裔也加入学习行列。

而改制中学有78间，学生有11万名。独立中学则有60间，学生在5万3千名之数。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有人认为华教已经分岔，也保不住纯华校的特征。

再者，也因为华小推行243方案，引致华社关注华小是否会因之变质。

但不可否认的是，华教仍在风雨中成长。

第二点是政治对教育的干预和华教依附着政治而生存，这可以从1951年教总成立和1954年董总成立后就从未间断与政党和政治打交道得到引证。正因为政治因素夹带其中，华教在夹缝中也得到生存和某种程度的保存和发展。

由于华教问题已属于政治范畴，所以在很多时候，华教课题是通过政治手段处理的，仍然没有迹象显示华教可以走向教育归教育，政治归政治的分界线。

第三点是华人自身的双重性格，他们一方面以功利主义来考虑子女的教育，并不是基于一片热情来看待华教的传承，因而在早期的时候出现子女不进华校。

但是在70年代中期后，英校已逐渐改成国民学校，华小又出现新的转机。学生人数激增。80年代又是成为热门学校，这是因为家长希望孩子能接受三种语文的教育，而华小则提供了这样的三语教育，符合家长的愿望。

第四点，虽然每年有约10万名华小毕业生，进入改制中学的有1万5千名至1万7千名左右；进入独中的只有9千名不到。两者加起来大约在2万5千名之间，剩下的7万5千名华小毕业生不是进入国中，技职中学便是辍学。但在另一方面，在1400多所的国民中学中，已有560所开办华文班，约占38%。如果再有进展的话，华文就会更加普及。整体而言，具有中学华文程度的华裔人数，已比以前增加许多，不能不说是一个逆转。

第五点是华教本身存在坚定份子挽狂澜于既倒。从50年代一直坚持到千禧年。林连玉精神在这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从而有了华文教育体系的保持。虽然是属于多元教育的一环，但华教在马来西亚却是成为东南亚国家中最彰显的特色。

第六点是在90年代华校出现了突破口，三间在华教基础上竖立的民办学院－－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及韩江学院先后成立，为华教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前景。

虽然主持人章瑛关注华小的完整性；曹观友对前景不感乐观；林冠英对华文大学的成立有所期望；许海明及黄祯玉也各有论述，对华教未来忧喜参半。但我要建议我们不妨读一读由中国人庄兆声（南京师大博研生）新近出版的“马来西亚基础教育”一书，不难发现外国人对我国的教育有精辟的分析和评论。他这样说：“尽管处境艰难，但是以今日的这种成就和地位，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全世界的海外华人社区中仍然是一道灿烂的文化景观。”

也许我们应归功于先贤的拓业和艰苦奋斗有成，也许我们应欣慰大马华人还有“华教情，母语心”。但我要说的是：外国人竟然这么透彻评析马来西亚的教育历史，也实在难能可贵。我们也应为大马的华人的挚着（虽然不是全部）感到骄傲。

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我比较倾向看待华教的前景正在显露曙光。这可以从华文报读者人数的增加看得出来。

林苍佑一统民政党

林苍佑在稳住槟州议会半数议席后，便不再对赛胡申阿拉达斯让步，而是准备把反对派挤出民政党。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林苍佑已和巫统主席敦拉萨建立特殊关系，确保四名巫统州议员不加入倒林阵营，而是采取“中立”立场。在无后顾之忧下，林苍佑从被动转成主动，进行狠狠的反击。

我在有份参与的新闻报导中，获悉了这段十分戏剧性，高潮迭起和峰回路转的经过。虽然事过境迁，现在公开与读者分享，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至少能使到目前或在将来从政的人，认识到政治上是“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而手段之应用其极，在政治斗争中发挥的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这里头“君子政治”是靠边站的。

林苍佑的第一个反击是决意要在1971年6月13日的中委会上取得主动与控制权，尽管赛胡申阿拉达斯以主席身份特意召开，以便“合法化”开除林苍佑的党籍，但赛胡到底是“秀才”（时任新加坡大学教授）一名，对政治的波谲云诡知之甚浅。

整个中委共有15人，林苍佑派通过各种方法，获得8人支持，超过半数。因此他不担心中委会投下不信任他满怀信心出席中委会，根本不理会陈志勤（党秘书的劝告，要他和赛胡申两人都不要出席会议）。手中拥有决定性一票的林苍佑岂能自动放弃，不管赛胡申出席不出席，林苍佑决定与反对派进行摊排。

也不知是那位“草包”军师叫赛胡申不要出席会议，既然敢林苍佑要开除其党籍，为何没有勇气面对林苍佑呢？

就这样，在赛胡申缺席下，林苍佑以副主席身份主持中委会，陈志勤也在场。令人惊谔的是在开会时，竟接到两封辞职函，一封是赛胡申的（辞党主席）另一封是威拉邦的（辞党财政）。这判定林苍佑派已稳控制中委会，且接纳两人辞职，更通过把党代表大会押后至10月2日举行（原本订在7月3日）。最具有震撼的是决定在槟城举行党代表大会。

这一下子，陈志勤眼见大势不妙，建议暂时休会，并安排林苍佑与赛胡申会面，期望化解危机，可是徒劳无功。我到今天仍然弄不明白，赛胡申为什么非“赶走” 林苍佑不可？他那里是身经百战的林苍佑的对手？

果然下午复会时，反对派的中委提出集体辞职，他们之中包括陈志勤，陈扑根，陈业成及陈銮峰（竟然是全部姓陈的，不知为什么在政治上姓陈的与林苍佑的“政治八字”相克？这使我想起了林苍佑在马华当会长时，也是与姓陈的结下难解的樑子，前有陈祯禄及陈修信父子，后有陈东海（时任联盟执行秘书，颇得东姑信赖）。还有在1961年成立民联党时，他也是与姓陈的陈世英（民联秘书长）闹翻，并在1963年一脚把陈世英（时任芙蓉市议会主席）踢开。这种巧合，你不信也得信）。

既然反对派的6人已辞职，林苍佑的中委剩下9个人，仍是属于合法，而反对派要瘫痪中委会的企图已告失败。不过林苍佑还是留下一手，要四位姓陈的中委打消辞意。理由是即便他们归队，中委会已是林苍佑的人马占大多数，不足威胁林苍佑的地位。

当然陈志勤已不可能吃回头草，但他们接着下来采取的行动是既不成熟也是一出闹剧。

在赛胡申坚持下，反对派决定在7月3日召开党代表大会，逼得林苍佑必须取得庭令禁止开代表大会，反对派为避开抵触法律，将之改为特别大会，由陈志勤担任大会主席，选出另一个中委会（主席赛胡申，秘书长威拉邦）。民政中央闹双胞，传为政坛怪事。社团注册官很快谕令新中委是不合法的。

不甘失败的赛胡申向高庭申请撤消他行使党主席职务的禁令，结果宣告失败。

1971年11月8日，最高法院大法官拉惹阿兹兰沙（现已任霹雳州苏丹）裁决赛胡申败诉。他说，赛胡申由6月13日起已不再是民政党党员，不能再自称为民政党主席，也不得代表民政发表文告或召集会议。这意味着，赛胡申重返民政的大门已关。

最后是陈志勤另起炉灶，成立社会正义党。

话说回头，林苍佑的第二个反击行动是恩威并用。在槟州的民政分会通过开除王裕好的党籍后，并不急切发信，反而是拉拢王裕好吃回头草。就这样稀里胡涂的王裕好又重投林苍佑怀抱，使到林苍佑在槟州立法议会上拥有13席（刚好超过半数），以应付反对党提出的不信任动议。
当时身为民主行动党槟州主席的叶锦源在得到陈朴根等人支持下，向立法议会呈入不信任动议，以推翻林苍佑的领导。

1971年9月27日的槟州立法议会上，除了议长哈仑及林苍佑不参加投票外，民政11名议员支持林苍佑，反对不信任动议。另一方面，反对党只获得7票支持不信动议，巫统议员（4名）宣布弃权。林苍佑挫败了不信任动议。

从党争到立法议会之争，前后不过5个月的时间，便给老手的林苍佑一一摆平。林苍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奠定了他在党内的不可动摇地位。“老佛爷”的权威和名字不径而走了。

党内一些高层人士这样形容高高在上的林苍佑是贴切也不过份的。尤其是力挫赛胡申及陈志勤后，民政已归林苍佑所有，谁与争锋呢？

可怜的王裕好在立场不稳与朝秦暮楚下，先是成为赛胡申倒林苍佑的棋子，后是成为林苍佑稳住政权的棋子，已判定是“悲剧人物”。他的双重性格弄到两头不到岸，既不被赛胡申赏识，也不被林苍佑所信任。在无所得和落个“投机份子”的骂名下，他在1971年10月31日加入了陈志勤另起炉灶的“社会正义党”。

改制中学是“华中”吗？

1960年出笼的“达立报告书”（以当时教育部长阿都拉曼达立的名字命名），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华校的格局，所有的华文小学一律纳入国民型华文小学，而所有的华文中学或接受津贴成为改制中学或不接受津贴的成为独立中学。于是我国出现78间改制中学，称之为国民型中学；随之改制中学的董事会又另立私立中学，与不改制的中学合起来共有60间，被称之为独立中学。

1998年，改制中学的“国民型”中学的“型”字不见了，成为与原先的国民中学一样的称呼。换句话说，在新教育法令底下，凡属于政府控制中学统称为“国民中学”。

其实，早在华文中学接受改制以来，就出现一种争议：到底国民型中学仍属于华文中学或是已经变质，不再具有华校的特征？指这些改制中学不能纳入“华文中学”的范畴的理据是既已接受改制，且教学媒介语改用国文，只剩下一本华文，又节数有限，自然与原来的华文中学大不相同。

但是“全国国民型华文中学校长理事会”主席方成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接受改制的中学多年来一直保持华校的特征和传统，整个校园弥漫华教的气息，与国民中学的校园文化大相庭径，因此理应被视为华文中学之一环。

基于这样的“不变传统”，方成告诉我，他们在两年前决定称为“华中”。意指这78间的改制中学是与国民中学有差别的。最大的差别是改制中学力保华校的精神和本质。师生在校园内的“共同语言”是华语；除开官方文件外，也使用华文通告和函件。因此国民型中学的毕业生一般上能操三种语文，既能参加政府考试（PMR，SPM及STPM）取得标青的成绩，得以进入国内公立大学或负笈外国深造成为专业人士，又能在社会上用华语华文与人沟通。

方成目前是大山脚日新“国民型”中学的校长，他也是名作家方北方的儿子。一向以来对本身的华语华文的掌握充满自信。我问他是谁建议称为“华中”的？他说是大家的意见，也不具政治议程，主要是要区别改制的华文中学不等同是“国民中学”。虽然在法令下，它们已属于国中。但称为“华中”，除方便沟通和整合外，也希望激励学生学好华语华文，进而取得社会的认同。

他举例槟州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是钟灵国民型中学毕业的，但他也被董教总接受为华教人士参政。这也间接地认同国民型的学生是华校生。如果国民型中学不是华校，那么许子根就不应称为华校生。

他指出北马的“国民型”中学办得比南马好，因此造成南马的独中办得比北马好。这是相互的因果关系，也说明北马的“国民型”中学在40余年来一直坚守“华校”的岗位，每年都面对学额爆满的需求，要增开班又不容易，变成僧多粥少。

目前78间改制中学共有学生11万名，而60间独中生有5万余名。以此推论，每年有約1万5千余名学生进入改制中学；有约8千余名学生进入独立中学（参加高中统考平均每年5千余人）。在学生比例上，独中生绝大多数集中在南马和中马；国民型中学生则多数集中在北马。

如果“国民型”中学不被列为华校，那么方成校长说，报读华文中学的华校生的数目就相当少，只占华小毕业生的10％。为此他认为而且也是不可否认的是：改制中学应属华教体系，这样加起来，华校生就具有相当份量的比例，对推动华文教育，也可起激励的作用。

事实上，他说，全马国民型华文中学校长理事会这些年来都费尽苦心推广华文华语的使用。比如：Œ举办全国中学华语辩论比赛；全国中学生书法比赛；Ž由专人设立纯华文的“华中教育网络“；30间改制中学被挑选纳入精明学校，行政计算机化及用华文编纂全国“华中”指南。抑有进者，校长理事会无时不刻宣扬和鼓吹学习华语华文。

方成不讳言改制中学能否保持优良的华教传统，校长是关键性人物。就现阶段而言，担任校长的人都具有“华教情，母语心”，老师也尽力配合校政，不让华教精神消失，在将来或说10多20年后，是否不变，就要看新成长的一代掌校人及老师们对华教的挚诚有多浓厚了。

这是一种可预见的隐忧，但在新国际形势下，又让人乐观看待未来的走向。

也许有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站在北马人的立场，方成有其“理据”，你说呢？

两则新闻一对笑柄 （横刀立马）

*飞扬

高等教育基金局（PTPTN）闹出70亿元贷款仅回收一部份后，民众为之哗然。

自从于1997年发放巨额的贷学金予大专生以来，总共发出7亿2千万元，当局由于有放未收（仅1%还款），导致2003年要向公积金局借贷20亿元。如果今年仍然要提供贷款予10万大专生的话，则政府有需准备20亿元应付。

这是因为已到期的贷款共是4亿2千万元，但收回是区区的9千3百万元，尚有3亿余元未回收，涉及的人数超过20万人。

正当人们在关注政府如何解决这头痛的大问题时，有两则新闻是令人詑异和费解的。

其一是马来西亚大学生团结阵线（SOLIDARITI MAHASISWA MALAYSIA）竟于2月26日的一项新闻发布会上要求政府承担所有国立大学的学费，而贷款只用在生活费方面，换句话说，学生需要还的是属于生活费的那部份的贷款。

我们不知道这个阵线的要求是否意味着过去欠下贷款的学生应被追算减掉学费的借额，只需负责摊还生活费的贷款？因为阵线的发言人拉马汉并没有详加说明。

不论是针对未来的学费或追算过去的学费都应豁免，我们认为这个要求太过份了，而且十分不合理。

理由是政府已承担小学到中学的免费教育，而国立大学学费又是十分廉宜，平均一年约马币3千元。这与世界其它大学比较，马来西亚的大学的学费是够低的了。

根据推算，在国立大学，每名学生的费用至少每年在万多2万元马币之间，这些钱都是纳税人付出的。如果连马币3千元的学费都不愿意付的话，等于是加重政府的负担，苦得是纳税人。因此我们反对有关阵线的建议，企图用免费教育来转移贷款生所应摊还的数额，从而制造第一个笑柄。
我们确实不知道政府在这方面有何严厉的措施来收回所有的贷款，然后再惠及其它学子。
同时我们也不明白为何贷款可以被拖欠10年或20年之久？这样的机制似乎是怂恿学生有借不用还。他们显然可以利用松弛的摊还措施一拖再拖，最后拖到政府不再催款或换了地址找不到人，便不了了之。

另一则新闻同样是让人吃惊的。有一位34岁的女经理突然接获PTPTN向她追讨2万5千元的贷款，指她从2001年至2003年，共向基金局支拿5次的贷学金，每次5千元。但事实上，她从来未向基金局申请贷款，况且她只在那间大学攻读一个学期，然后便辍学谋求工作。

她向基金局查询，但被告知是大学当局提供的申请名单，因此她向大学当局寻求澄清。过后她接到大学当局致基金局的函件，告知有关学生（包括这名女经理的名字）已停学，故退还有关的贷款。

这位女经理于3月3日向传媒（Malaysiakini）投诉，她从来没有申请贷款，也没有签署有关文件，何来欠款？她怀疑其中有不规则的行为，有人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用其名字申请贷款。

有关的投诉并没有下文，因为大学当局否认有人“冒用”学生的名字，而基金局主要是追回贷款，其它则不关于它的事。

如果有关的投诉是真实的，则反映了PTPTN的贷款已被利用，且出现漏洞。

我们不知道是否还有其它人作出同样的投诉，但我们得知在放贷的过程中，由于人数之多和数目之钜，也可能出现“混水摸鱼”的不正当行为，这显然的又是另一个笑柄，值得深入调查类似的例子有几宗？

从一个要求大学免费教育和另一个冒名借款的新闻来看，我们的结论是：前者的要求是错误的；后者的冒名也是错误的。两个错误，增添了基金局发放贷款必须被严正看待的事实，不能因之姑息，否则追款会成为另一个笑柄。

请阮仪三来槟城 （横刀立马）

*飞扬

我建议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摰诚邀请中国古迹专家阮仪三教授来槟城指导如何规划和保护古迹，以使乔治市重新亮丽起来。

为什么请阮仪三而不是别人？为什么槟城已拟妥申请登陆“世界文化产”的计划书，还要抬出阮仪三这个人？

我的理由很简单，其一阮仪三不是普通的古迹保护专家，而是已经拿出成绩并且证明古迹保护得当，可以为当地人民带来无限的商机和利益。

他目前是中国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的教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被联合国文教机构认可的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的杰出人物。

其二，即使我们本地的专家联同联合国专家提供的意见已草拟计划书，但槟城人民仍然对此概念模糊，也不知道申办来做什么？因为他们并不清楚什么是“世界文化遗产”？而申办成功后又能带来什么实际利益？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政府圈定的文化遗产保留区仍然是缺乏美感，似乎被破损和陈旧不堪的建筑物和画面所破坏，看不到乔治市是一块宝地。

如果请来了阮仪三，情势就会大不相同，肯定对乔治市的衰退起了“起死回生”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阮仪三曾经打救了三个中国古城镇，使它成功地登陆“世界文化遗产”，为当地人民创造无穷的财富，几乎把他当作“活神仙”。这三个地方就是江苏省的“周庄”，云南省的“丽江”及山西省的“平遥”。如果没有阮仪三，这三个地方将会默默无闻而被所谓现代化破坏了历史留下的“美和财富”。

“世纪大讲堂”（凤凰台）的主持人曾子墨这样形容阮仪三：“周庄”简直是20世纪的世外桃源，而美丽的“丽江”及“平遥”，都和这位老人的名字牵动在一起。因为有了阮仪三，中国今日有了最多的古城镇，而且成为世界游客络驿不绝的旅游胜地。全是因为这些古城市已载入“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旅游地图，财富不尽滚滚来。

阮仪三在其长篇的演讲中这样说：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有四个条件，就是这么简单，称为四性：
1. 原真性－－保护原来真实的东西；
2. 整体性－－不光是修一间房子，还有它的周围环境；
3. 可读性－－反映的东西是可读的，有历史的风貌，不是按现代人的想法来随意改变；
4. 可持续性－－不是今天保明天就不保，而是要一直保下去。

他举例说：1985年他去周庄，发现周围的乡镇都开始建设了，搞得乱七八糟，决心要保住周庄，因为有很多明代的房子，但当地人民痛斥他自私，自己在上海住洋房，却要周庄的老百姓不得现代化，更提出要与阮教授换地方住。

他告诉老百姓说，只要保护好古迹，不要随意拆掉，按照古风貌修复，将来肯定大有作为，但老百姓就是听不进去，反且讽刺性地说，搞什么旅游，只有你才要来旅游。阮教授，你要申报遗产是你的事，我们不要，因为不准动，不准建房，不准开店，我们没实惠。

阮教授驳斥说，讲这话的人是大混帐，若没保存古迹，开什么店，谁来光顾？如果变成一个商城而不是历史古迹，谁来参观？谁来买东西？

结果阮教授为江浙的江南古镇保留了六个，即周庄、同里、甪直（在江苏省），乌镇、西塘及南浔（在浙江省），其它六十个被毁掉了，变成不伦不类的现代化城市。

当这六个古迹成功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后，单单周庄每年的旅游业收益高达三、四个亿元，而人口只有三千人。

如果不是阮教授的“刀下留城”，今天就没有“周庄”这文化遗产，也绝不会给人民造福，由于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他们把阮教授视为“财神爷”。

当然丽江和平遥的收益远远超过周庄，也全因为有了阮仪三。他的名字红遍全中国，成为国宝。
如果能请动一位深透亚洲历史古迹保存及修复的专家来为乔治市的古迹打造一番，肯定是槟州人民之福。

对许子根而言也将肯定会名留历史，与古迹同在。

林苍佑挫“宫庭政变”

“513”事件明显地把历史切割成两个阶段。在这以前是东姑的历史；在这之后是敦拉萨的历史。从1969年5月到1971年2月的近2年期间，民主暂时冻结，一切权力归全国行动主任敦拉萨。他显然已从东姑手里取得军政大权。虽然名义上仍是副首相。不过，在这之后，他就名正言顺成为是有实权的首相。

我们做记者的，在这段期间，更是战战兢兢，避免行差踏错。因为在紧急状态下，法律是一张无形的网，对舆论的控制也比以前严格；尤其是触及种族的课题，不得不避重就轻。这个时候，大家才感觉到言论自由的可贵。但是伴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变化包括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国家原则的提出，煽动法令的通过，英语转国语教学媒介语的改变等等。

敦拉萨强调改变是必要的，否则国会民主不能恢复。因此当国会重开时，我们的国家已晋入一个新的格局，东姑退休，敦拉萨出任首相。但这个格局下也引发两个政党进行大洗牌。其一是马华公会在陈修信领导下，借民主之恢复，迫不及待地大搞华人大团结运动，以重振马华并用以答复副揆兼内政部长伊斯迈指责马华“半生不死”的揶揄（此事我们按下不表）。

因为其二是民政党酝酿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大风暴，几乎震掉林苍佑的槟州首席部长的宝座，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身历其境介入采访，有深切的感受）：

在“513”后，林苍佑已和敦拉萨建立了“个人热线”，重新恢复中央政府与槟州政府的“密切关系”。但这种“暗渡陈仓”的合作，并不为党中央所熟知，仅限于林苍佑的个人对未来政治的考量，而且是在马华并不怎么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民政党中央的赛胡申阿拉达斯（主席）及陈志勤（秘书长）对林苍佑的倾向中央政府很不以为然。他们在不便出面下，通过王裕好（州议员，已自杀）于1971年6月5日在其北海住家密约一些州议员共商急事。出席的州议员有齐来也，史迪华及张桂城。他告诉这些人说赛胡申及陈志勤交待他进行倒林苍佑，理由是他们不满林苍佑的领导方式和作风。

王裕好接着透露整个“政变”计划，并告知已经有8名民政州议员加入“中央”阵营倒林，他们依席是陈扑根、威拉邦、邱鼎才、齐来也，张桂城、史迪华，慕斯达化（时任林苍佑的副首长部长）及王裕好。民政党共有16席，如果8席倒戈，林苍佑只剩下8席，分分钟都会倒台。

但为求保险，王裕好拋出“中央派”的方案，将会拉拢哈仑西动（州议长），凑成9名；再加上民主行动党的3名州议员及人社党的1名州议员，可凑成13席，超过24席的半数，足以在州议会内把林苍佑拉下马。然后扶持陈扑根出任槟州首席部长，来一个党内的「宫庭政变」。这种党内的“改朝换代”的举动是很骇人听闻的。但又进行得如此草率和匆急，以致很快出现败笔。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中央派”的设计似乎行得通，也可能要了林苍佑的政治命，但他们太小看身经百战的林苍佑了，连召集来的人也不能确定他们的“立场和忠心”，就一下子开出底牌。
果然“密谈”之后，第一个向林苍佑告密者是齐来也，齐来也原是市议会卫生部的一个小头头，处理垃圾及环境卫生。他的这一“惊天消息”顿使林苍佑惊觉起来，认为事态反常和严重，非得先发制人不可（齐来也这一大功，在后来的州内阁改组上，被投挑报李，委以行政议员）。

于是在当日夜晚，林苍佑急召其派系的州议员到官邸开会。他们是余水清、郑耀林、邱继圃、陈锦华、黄亚美，采取反击行动。

事不宜迟，在6月6日上午，曾在前1天参加王裕好“密谋会议”的3名州议员张桂城、史迪华和齐来也被召来会见林苍佑，将陈扑根、威拉邦及慕斯打化排斥于外。

紧接着，林苍佑又于同日举行槟州民政党紧急会议，除要求党中央大会展期至10月2日（原订7月3日）外，也通过促请王裕好解释不被开除理由。

这样一来，林苍佑几乎在一天之内把局面扭转回来（邱鼎才也表示支持林苍佑），在他的阵营内，共拥有12名州议员，刚好半数，已非赛胡申所能动摇。不知是经验不足或是学者就是学者，赛胡申竟然动用党主席“权威”，在6月8日致函林苍佑，冻结其党员籍。信的内容这样说：“我谨此冻结你的党籍，并请你在两周内解释为何不应被开除的理由。自大选以来，台端的行为已伤害了党及槟州政府。你将会在较后被通知有关的指控。”

没有经过中委会，更没有经过特别会议，赛胡中贸然地要“开除林苍佑出民政党”，实在是“严肃不足，胡闹有余”。

且看赛胡申的“林苍佑四大罪状”是什么内容，就可知他对政治斗争之肤浅和幼稚：Œ不重视党章及宣言，一连串行为影响党的和谐，Ž没向党主席汇报槟州进展及未公开讨论党的利益及团结。

这种笼统与未有实例的指控，对一个独断独行者而言是足够构成“罪名”（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可惜赛胡申既无权威又无实力（他以为他是东姑，可以在69年运用个人权威开除马哈迪，但东姑少说也要经过中委会，赛胡申连中委会也不开，自视党主席大过天），结果撞板多过吃饭。

就在赛胡申发信的同一天，林苍佑也结集了13名州议员宣誓支持，十分令人诧异的是陈扑根竟然也是其中一人，但宣誓书上陈扑根的签署又留下一条尾巴，注明必须得到党的核准。这明显是指要得到党中央的支持和核准。

这个时候，在林苍佑派眼中，赛胡申已不是什么东西，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从槟城到马六甲

历史把槟城和马六甲连串起来是一个奇特的过程。原本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实体，但因为英国人的到来改变整个秩序。

马六甲王朝建立在公元1400年，版图涵盖马来半岛大部份地区和苏门答腊岛，回教也跟着向马来半岛传播。其后马六甲王朝与中国明朝发生密切关系，有了前者向后者进贡之说，开始有少数华人定居。1511年匍萄牙占领马六甲；1641年荷兰取代匍萄牙成为马六甲统治者。这一年的统计，马六甲有华人约三四百名（参阅巴素博士《马来亚华侨史》）。

在这段时期，槟城仍属吉打王国版图，未曾开发。1786年英人莱特占有槟榔屿，又于1800年取得威省控制权。在协约底下，槟城州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因为马六甲（在荷兰统治下）先是不让华人北上槟城发展，后是莱特从中国引入大量中国移民。在1794年时，莱特写道：“华人人口已逾三千名”。此后英国人对华人大开方便之门，与保守的荷兰统治者比较。槟城华人数目已远超越越马六甲。
（1819年英人莱佛士开辟新加坡后，更多华人涌向新加坡居住和发展）。

1824年，英国与荷兰交换土地（让出苏岛明古连港予荷兰，换取马六甲控制权）。这样一来，整个印尼归荷兰势力范围，而整个马来半岛归英国势力范围。1826年，英国正式将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并成“海峡殖民地”，从此改变马来亚的政治格局。

非常巧合的，这三个地方又座落在马六甲海峡，成为英国在后来以此夺下香港控制权（1842年鸦片战争后）的一块跳板；又成为英国把势力伸入马来半岛的桥头堡。

这就是说，由于政治关系，英国把槟城和马六甲“绑在一起”。一直到1957年，英国索性把马来亚半岛结成“马来亚联合邦”，使之成为独立国。从那一刻开始，槟城和马六甲只是一个新兴国家的其中一部份，不再具有“密切”的关系。但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是历史牵动而成的：马六甲比槟城具有更悠久的历史，有马六甲回教王朝，葡萄牙村，荷兰遗迹，更有英国人的整合，使之成为多元文化和多元民族乃至多元宗教的古城；槟城则在后来追上，也展现了十分独特的多元色彩。回教堂、华人神庙、兴都庙、天主、基督教堂汇集在同一条街或毗邻之处。这些文化和宗教都在乔治市范围内幅射而相互映辉（见陈绿漪博士《从局面、汇演和争执的局变，透视槟城历史》）。

1988年马来西亚加入联合国自然文化遗产缔约国成员。不久，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在槟城举行会议，顿使我国政府察觉槟城和马六甲都具有条件申请登陆“世界文化遗产”，但遗憾的是过去未加重视，也破坏了诸多“文化古迹”，以致槟城和马六甲后知后觉对古迹进行保护和复修，期望有朝一日被联合国文教机构纳入“世界旅游地图”。在这个过程中，阻力重重，也不甚为民众所了解，甚至视传统是对现代化的挑战，是保守与落后拖住发展与进步。因此我们兜兜转转十多年，仍然未能成功。

今年春节，我往马六甲走一趟，发现政府正努力“重修”一个传统的城市，保住荷兰街一带建筑，清理马六甲河，节日张灯结彩，重视旅游景点。新城则往填海地带推进，让古城的传统点燃城市的亮丽，当然那些已破坏或消失的古城堡及葡萄牙村已是不堪回首。

虽然尚未登陆“世界文化遗产”，但四面八方的游客却使到涌往马六甲的高速公路呈现车水马龙，在在使人感受到马六甲正崛起成为“闻名于世”的旅游胜地。

槟城也努力重整和保护古迹，且将“文化遗产”范围一缩再缩，将原先的近二平方公里的面积再减至不到一平方公里，以减少冲击和影响；还有正加速清除“骯脏”污名，还我“东方花园”美誉。与此同时，规化小贩中心，保住“美食天堂”美誉等等。

槟城已拟妥大蓝图，马六甲也在快马加鞭提呈完整报告。如今中央政府已取得美化和保护古迹的控制权，有必要将这两个州申办“世界文化遗产”的申请书早日送呈联合国（原本订2004年提呈的），肯定对马来西亚的旅游业是最大的突破。

奖学金与贷学金 （横刀立马）

*飞扬

教育有人当成产业，把它企业化，成为一门既有盈利又可培养人才的行业；但更多的时候，教育被看成是一项投资，有出无利的投资，所得的回报是下一代成人成材。而政府对教育的承诺就是属于后者。

不过，政府也不能全然地提供免费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总得收学费。根据我们了解，政府的大学或学院或获得政府资助或津贴的大专院校，在学费方面是相当廉宜的，如果与私立的大专院校比较的话。虽然如此，仍然有大把人向政府申请贷学金，以享受“免费”教育。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高等教育基金”（PTPTN），令人十分惊讶和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政府发放出的70亿元贷学金，竟只有1%被回收，其它的“音讯全无”。这一大批60万名的大学生，有不少早已毕业，也有不少找到理想的工作，更有的可能已挤身企业界中，但他们为什么“欠而不还”呢？

由于资金有出不进，政府在2003年时尚得向公积金局借20亿元来应对。长此下去，“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只有两条路可走。其一是终止贷款；其二是再向国库或其它政府的基金借钱。”

这两种都是下策，但又是谁造成的呢？我们怪责学生“不守信用”缺德？还是怪有关单位不当借钱是一码事，年复一年的越陷越深？反正用的是国家的钱，而国家的钱又是来自纳税人的。

更令人震惊的是，向PTPTN借钱，原来是可以拖拉10年至20年摊还。这比汽车或房屋的摊还期还要优惠，难怪受惠的人忘了他们的“承担责任”。

事实上，我们必须认清奖学金与贷学金性质的不同。奖学金是用来奖励品学兼优和家境清寒的大学生；贷学金则是用来借钱给中等以上成绩但家境清寒的大学生，其中有免息的，也有收取利息的，一般都比银行利息为低。

可是就有人混淆（或故意混淆）其中的差别，若是借贷的一方条件宽松又不加紧催收贷款的话，受惠的人便会以为“不必还钱”是理所当然的，更何況對方没有催收。这种心态显然是把贷学金和奖学金划上等号。

不错，我们也知道有的政府的单位或私人机构在发放贷学金时，有言明若毕业成绩优良，可将贷学金转成奖学金，也就不必摊还了。这只是对少部份的优秀生而言，旨在勉励他们努力向上向善。

不过，就PTPTN的例子而言，这已经完全乖离政府借贷的目的。如今弄出这么大笔数字，又这么多人赖着不还，采用法律行动固然可以起某些作用，但总不至于将所有欠钱者都送上法庭吧！

这件事暴露了政府的PTPTN的弱点和力所不逮之处。虽然政府在这方面是宽大处理，一心想协助学生完成学业，但这样有借无还的“贷学金”也就失去意义，干脆转成奖学金算了。不然可得动用一批人慢慢从旧资料中抓出一批又一批的欠款大学生。

其实，“亡羊补牢”也未尝不可，因为民间也有许多机构提供贷学金，但一般上都是有借有还，使到后来者能不间断的受惠。政府正可向这样的机构了解个中情况。

这样说也许是多余的，政府的所得税部门追税是一流的，公积金局及社会保险局向未缴纳的雇主采取行动也是十分有效的。如果PTPTN向这些部门那样勤于追回贷款，肯定会十分奏效的。

反之，如果认为学生嘛，不需要斤斤计较，自然会养成一种“缺德”的行为。我们又岂能只怪学生，不怪有关单位“失责”呢？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的决心。单就在报上发发牢骚或警告言词，恐怕难有成效。那些借贷的人看到这么多人都可以不还，也就不担心什么行动了。

我们建议，发放贷学金要向银行或所得税部门那样，来一个严厉的法律约束，让学生明白借钱得还，否则过一个特定时期，就是法律对付。而且也志明摊还期不能有年无月或拉到十多廿年。

更为重要的是：教育这些受惠人要懂得法律和社会责任，让以后的学弟学妹也可继续享受贷学金的便利。如果这一代人搞砸了，下一代人又向谁借钱？政府的相关单位也不是印钞票的部门。这就是说，他们的自私和不负责的心态将破坏了整个善行而成为害群之马。

老化不存在，方向才重要 （横刀立马）

*飞扬

我对马华公会的领导层一向以来都不认为它已经趋向老化；反之，与其它政党比较，马华的领导层算是比较壮年的。我这样说是有其根据的：

当马华公会于1949年创党时，它的第一代领导人陈祯禄不错是在66岁高龄才催生这个政党，但接下来的领导人都是在不超过五十岁就接棒的，例如林苍佑、陈修信、李三春、陈群川、林良实乃至现在的总会长黄家定都是在壮年就登上高位，因此说马华领导人趋向老化的说法是不存在的。

一般而言，我们都不否认年轻一代，或说40岁以下的要争出头极不容易。也许林苍佑是个例外，他在39岁就当上马华总会长，但少年得志并非好事，结果因为年轻而缺乏经验，不知政治的漩涡与手段之层出不穷，以致以失败告终。要挨到50岁那年才又东山再起，当了槟州首席部长。我把他的一跌又起，形容为「大器晚成」。相对之下，大器晚成比少年得志强得多，至少有了年纪与累积经验之后登上高位，可以避免犯下「年少气盛」或「不计后果」的失策。

不错，每个政党都需要注入新血，也要培养接班人。不过这不意味着党必须安排或选入大批40岁或50不到的人进入领导层，而是应该以60岁作为一个标准，如果个人健康不成问题的话。

即使如此，马华公会自陈祯禄以后，就不曾选出60岁的人当会长。他们都是在壮年晋身成为领导人。这对马华公会来说，不但是个传统，也是个年轻化领导层的表征。这就是说，担心马华领导层老化是多余的。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倒可适当地安排那些已不积极或贡献有限的干部让位于较年轻一代上位。不然，每个人都会自认自己很行也不会认老的。因为政治的血一旦流入干部的身上，不论有没有官职，都是不会自动退位的。「君子政治」在这个年代似乎还没有出世。如果做君子是要谦让和「孔融让梨」的话，我看很多人都不愿意做君子。这样的「君子」在他们看来是委曲自己而益了别人。

其实，与其关注马华的领导层是否老化的问题，不如关心马华在政治上的领导问题更为重要和迫切。

我们都知道，马华在创立初期，由于发行福利彩票，把收入用来援助新村人民，曾被人形容为「马票党」或「福利党」，后来才大刀阔斧加以矫正，而纳入真正的政治斗争。

这一场政治斗争始于陈祯禄而由林苍佑激化，结果又引发内斗，说是激过了头，才有了陈修信的年代，将马华导入一个协商政治的方向。

不幸的，由于1969年的选举失利和「513」事件的爆发，陈修信才又醒悟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因而有了所谓的“华人大团结”的政治运动。

当这一运动被认为走得太远，陈修信又煞车，最后导致他自动请辞。政治斗争让陈修信感觉又劳又累。

于是又启开李三春的时代。这位具有远见的基层领袖大胆地革掉马华是“资本家”的形象，改用专业人士参与领导，果然收效。在政治上又是努力通过“政经结合”来完成使命。

又不幸的，李三春的接班人陈群川把“政经结合”玩得过火，结果烧死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直到林良实时代，他把锋头一转，在教育上大放异彩，有了拉曼学院后再有了拉曼大学，确实造就一批又一批人才，但教育不等同政治，林良实的“半推半就”政治策略也把自己给推倒了。

这些教训事例，黄家定都是要铭记于心。如今他的“终身学习”出发点至善，动机也很好，只是“终身学习”也不与政治划上等号。因此他是需要费神在政治斗争上，避开林良实的那一套与政治妥协的心态，而是要勇于面对現實，把马华带上更多政治画面的层次上以开创出一个新时代。毕竟「萧规曹随」不是从政之道。

解讀陳平《我方的歷史》（一）—歷史由單行改成雙行

陳平回憶錄－－“我方的歷史”在《南洋商報》的連載，除了說明時代已經轉變，不再視“馬共歷史”為重大禁忌外，也允許失敗的一方講述本身的歷史，讓讀者從兩個方面對歷史有個較全面的認識和評價。這是我國政治的一大轉變，也是《南洋商報》的一個突破。

我是從歷史的角度來閱讀陳平的故事，正如我在較早前也拜讀了李光耀回憶錄。這兩本回憶錄的一個共同點是：不論是中文版或英文本，作者的遣詞用句是相當引人入勝的，文筆的流暢和按年代及事件的評析都是十分連貫性，讓人讀來不覺沉悶，而是似乎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得以透視那個年代的斗爭和沖突。

雖然兩本傳記都不是小說，而是非小說的政論的大塊頭文章，但通過生動的文字，使到這兩本傳記成為當代史的熱門書。

當然這兩本書的立場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針鋒相對的。李光耀回憶錄側重在1959年新加坡自治后的種種挑戰和威脅，且相當部份矛頭指向馬共領導的統一戰線；陳平回憶錄的重點在1957年馬來亞獨立前與英國和日本的殘酷斗爭，從而試圖提供另一面的故事，有許多情節是鮮為人所知或一知半解的。因此陳平的回憶錄也扳回了他多年被負面的描述的“罪大形象”。

我可以這麼說，李光耀回憶錄及陳平回憶錄是同一個時代的歷史的交錯。各說各話，但又相互印証，其精彩處就在你相互比較下，有些許的共同點反映向歷史負責。比如李光耀從不諱言他在1954年創組人民行動黨時，就與左派打得火熱，並在后來也秘密地會見馬共全權代表及至雙方分道揚鑣后，展開一場不可避免的尖銳斗爭。陳平也在回憶錄中指出，因為馬共及左派的支持，行動黨才在1959年上台執政，這種不謀而合的歷史片段，都具有其真實性的一面。

這就是說，陳平回憶錄得以公開發售和在報上連載已改變了一向以來“歷史是由勝利者來寫的“ 一面倒局面，他也有機會從另一個立場來演繹同一個時代和同一個事件的歷史。進而襯托出在時代政局的改變下，歷史出現其兩面性。足以增添史料，供學者進行評價和反思。

陳平在其“前言”中這樣說：“英國排山倒海的宣傳材料已成功將我刻畫成一個“恐怖份子首領”。我們並不是在宏偉的建築物內的辦公桌上伏案疾書之輩。我們最犀利的武器就是我們的理想主義。”
這里頭帶出在馬共從一開始成立（1930年）到往后的斗爭中，都被英國圈定成“恐怖份子”而採取嚴厲的對付手段，以使到英國取得“合法性”的地位來克制和打壓屬于“不合法性”地位的馬共；尤其是在1948年英國實施緊急法令宣佈馬共為非法組織后，更確定這一套由統治者自行設立的理論條規。中國當代著名文史學家陳思和歸納為“歷史是由勝利者來寫的“。他說：“勝利者願意自己的成功成為某種歷史性轉折的標記，願意看到歷史在自己的成功處出現一個句號”（參閱《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十講》，26頁）。

無可否認的，從1948年馬共與英軍鬧翻后，馬共就變成英殖民統治者眼中“十惡不赦”的恐怖份子。陳平這樣說：“我們也沒有技能，手段或時間去應付大量的政治宣傳機關，他們最初只是把我們描繪為普通的土匪，隨著敵對行動升級后，我們就被指為共產黨恐怖份子了”（參閱陳平《我方的歷史》第9頁）

正是因為歷史是以英國立場定論，包括學者的著書立論無不把馬共形容為恐怖份子，也應了如陳思和所說的勝利者及親當權派學者在唱著同一個調子。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準則成另為一個特定時代的思路和立論。

不過，也有極少數的例外，例如英國的一位學者安東尼舒德（ANTHONY SHORT）在撰寫《馬來亞共產黨的叛亂》（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1948-1960）一書中就堅持參閱各方史料包括蜜檔而立論中肯，他不用“恐怖份子”這個字眼，而且在1968年完稿后因內中提及一些被認為仍屬保密的問題，因此不便及時發表，延至1973年后才出版。

根據筆者在去年與歷史學家王賡武教授的交談中，我們也提出“恐怖份子”這特殊名詞。當今是用來形容訴諸暴力的原教旨主義極端份子，諸如奧沙瑪賓拉登就是“第一號恐怖頭子”。但這個名詞不是美國發明的，而是英國發明的，早在40年代就用來貶斥馬共，久而久之，“恐怖份子”與“馬共”被劃上等號。

未想到英國人的專有名詞在21世紀被美國“派上用場”，以和它所創造的“邪惡的軸心”成為雙刃利劍。

1989年，馬來西亞與馬共簽署和約時，已不再使用英國人留下的字眼，以示有所劃分和解開馬共的“心結”。更在后來的年代，採納開明的政策，允許馬共說出它的故事，不再是墨守陳規“歷史由單方面來寫”的。陳平回憶錄正是在這種情勢下，可以公開陳述“我方的歷史”。這對研究馬來西亞政治史的學者來說，無疑是跨向學術自由的一個新階段。

解读陈平《我方的历史》（二）—陈平故事带出的人和事

陈平《我方的历史》中对本身与亲属关系的描述充满感性。虽然着墨不多，但流露出他对父母子女好友的真挚情感，堪稱天下父母心。不过陈平在述及他参加政治活动的经过，却足以带出一些重要的相关人物而串成一个重要的發展。

陈平说他是在1938年参加抗日的组织－－后援会，而且是受黄诚的一次演讲所感动。1940年正月成为马共候补党员。不久之后，他在怡保正式宣誓成为党员，被分派负责霹雳州的党务工作。

黄诚是谁，陈平这样说：经他好朋友杜龙山（也是马共党员）的介绍，他获悉黄诚（又名张黄石）原是中共一名县安，在1936年左右逃到马来亚，便与马共接上头，改用黄诚为名。原先黄诚是在会馆担任受薪秘书工作，较后成为《星洲日報》一名记者，负责霹州后援会工作，后来又担任霹州马共领导人。

根据《血碑》增补本介绍：黄诚（1913-1942）原名张元豹，又化名黄石。1936年转加入马共，经常在《南洋商报》发表政论文章。1940年时黄诚已是马共重要人物。

当黄诚离开霹雳到新加坡时，陈平接替了霹州党务，在马共中委排阵上，黄诚与莱特、小忠（黑風洞事件中被日軍殺死）及蔡克明（陈平形容为党理论家）齐名，成为党的领导者。1942年2月15日日本蝗军攻下马星后，根据情报先后逮捕了马共（总部设在新加坡）重要成员，计有黄诚（宣传部长）、老黑（林江石）（组织部长），黄耶魯（文化部长）及蔡克明等人。

黄诚与其妻子李明（槟城人）同时被捕，他在同年8月9日被折磨至死，而其夫人于1945年9月5日日寇投降后被释放，以后回中国，于1994年辞世。

在狱中，黄诚写下一首《揭叛歌》，直斥黄耶鲁出卖了他们，用词十分激烈，这首歌在后来成为马共对付黄耶鲁的一个“证据”。

陈平对黄诚的评价是这样的：“黄诚是仅次于莱特的马共第二号人物，他很早就遭日本宪兵逮捕和处决，严重地打击我们的抗日运动。当时我还不知道，黄诚遭处决标志着日本蝗兵的枪口已瞄准我们，准备有系统地摧毁在新加坡的马共中央领导层。”

到底谁是黄耶鲁？为什么黄诚这么痛恨他。原来黄耶鲁在4月份被捕后同意在日本憲兵部擔任翻译工作，因而被党宣布为叛徒。他事后有揭露是莱特出卖了他，但党内无人相信。黄耶鲁因特殊关系，在一年后获释，在憲兵部任職，他因此背负千夫所指的“叛徒”罪名。

原来黄耶鲁就是在后来成为新加坡富商之一的黄望青，他在1973年代被新加坡政府委为驻日本大使（已于数年前逝世）。

寫到黄耶鲁，我们要提及他参加马共及抗日的一段经历。1938年他已经是马共的一支笔，在1939年转来槟城《光华日报》担任电讯编辑，并代表马共领导北马党务，平日喜舞文弄墨，一度与南来在《星洲日报》任职的中国著名作家郁达夫引发笔战，而在当时轰动文坛。但鲜少人知道使用“耶鲁”笔名的就是后来身份十分复杂的黄望青。

我们奇怪的是，陈平的回忆录中竟然只對黃望青一語帶過，只說他是楊果上級，未述及“叛變”事件，是认为他不重要或是另有隐情？事实上陈平在高度评价黄诚时，他应该知道黄耶鲁曾是马共心头上的一块石头和阴影。

反之，他用較多的文字來評述得力助手楊果。

杨果（1919-1956）是槟城人，钟灵中学的高材生。学生时期已参加政治活动，比陈平年长5岁。于1938年陈平尚未正式出道时，杨果已是马共槟城市委。因此黄耶鲁的来到槟城也与他共事一个时期。楊果1940年被调往新加坡总部工作。1941年被捕且强制遣回中国，但途中爆发日本南侵，船只被迫回返马来亚。杨果不久出狱，参与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1942年派到雪州参加领导工作。因此得以避过1942年在新加坡的大逮捕。1945年日本投降后，杨果在党内地位提升，而黄耶鲁已是马共的“敌人”。因此即便黄耶鲁指责莱特是日本间谋也未得到人们的相信，马共认为他不过企图为自己洗脱罪名，

不知是否与黄耶鲁的揭发有关或是杨果的警愓性特高，他在1946年即怀疑莱特是个问题人物，但一时之间不为陈平所接受。这又与陈平对莱特的“迷信”与崇拜大有关系，直到1946年杨果在中委会上与莱特闹翻后，自动请求“降级”负责槟城党务一段时间。陈平来到槟城會見杨果会时，才开始接受杨果的某些看法是值得观察的。就这样他们在1947年的时候对莱特作秘密调查，始觉得问题的严重性，最终导致莱特失踪，卷走马共百万元基金。

即使这样，陈平本身透露也没有下令杀莱特，而莱特在1948年于曼谷被马泰共人员联手杀死。本来他的原意是要依慣例先捉回莱特进行审问。无论如何，陈平认为这是叛徒应有的报应。

继莱特之后，陈平在党的地位与杨果平起平坐，本来陈平提议杨果出任总书记，但杨果认为陈平是适当的人选，经协商后，陈平担任总书记，杨果担任副书记，他成了马共第二把手。

杨果在1948年紧急状态后，并不撤走到马泰边境，他继续留在雪州领导对英军的斗争。1956年8月26日，被人出卖而遭受英军袭击丧命，死时方年37岁。

作为钟灵的学生，不止杨果一人参加马共。在英政府眼中，钟灵在一个长时期是马共的温床，后来又是左派的温床。因此在独立之前，英国决心在1956年改制钟灵中学，是向华文中学开了第一刀。而开方便之门的则是后来被林连玉痛斥为出卖华教的汪永年。

杨果之死，也改变了钟灵中学的命运。

解读陈平《我方的历史》（三）—胡志明、陳平、萊特

陳平的回憶錄中用不少的篇幅評析萊特這個人物，交待這位神秘人物如何進入馬共又如何奪取控制權而又被揭發是三面間諜的經過。我對這段歷史感到不可思議，且下意識中認為既所言屬實，則馬共在“兵慌馬亂”的時代，是一個被操縱與跌入“敵人”監控的組織，竟被“大叛徒”玩弄于股掌中，難怪有這麼多人因而犧牲或死得不明不白。

萊特（不是檳榔嶼的開埠人FRANCIS LIGHT，華文書上也是寫成萊特），根據陳平的介紹，用多個名字，其中一個WRIGHT，譯成中文為萊特，也有人唸成LOI TECK， LAI TEK， LI TEK或LIGHT，也曾用張紅，黃金玉和黃紹東等名。

他是越南人，原是西貢共產黨的中級干部，會說廣東話和華語。陳平說，他后來被越共告知，萊特曾遭法國人逮捕后失去蹤影。陳平因此認為法國鑑於萊特無利用價值，促使萊特投靠英國，成為一名間諜。

他肯定萊特是在1932年底來到新加坡，先是充當碼頭工人，後來混進馬共組織。1934年在黨內冒出頭來，不久之後成為中央委員，1938年成為馬共的最高領導人，也就是中央書記。

我順著這條線把馬共、胡志明、萊持及陳平的關係和故事連串起來，展示了以下的“歷史情節”：
馬共成立於1930年，是由共產國際（以蘇聯為核心）代表胡志明在4月30日於森美蘭的瓜拉庇勞的橡膠園內促成。當時胡志明化名“阮愛國”。

胡志明（1890－1969），原名阮必成，曾浪跡歐洲、非洲及美洲等國家。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巴黎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時），胡志明以“阮愛國”名字代表越南愛國者，向各國代表團遞交一份備忘錄，要求法國承認越南的自決權，但不得要領，激發阮愛國尋求自我解放。後來他到了蘇聯，接受共產黨思想和訓練。1924年來到廣州，成立了越南青年同志會，並成立“東南亞被壓迫民族聯合會”，結集出版“革命之路”。他的華語華文根基也因此紮實。就這樣，他結合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而成為蘇聯遙控的共產國際的一份子（在當時，所有在蘇聯以外成立的共產黨，都標榜是共產國際支部，並接受共產國際派駐代表或顧問）。

1930年，共產國際授意上海中共（由李立三及瞿秋白領導）協助在馬來亞成立“馬來亞共產黨”，以取代被解散和過於廣泛的“中國共產黨南洋臨時委員會”。

這顯示馬共是在共產國際指示下的一個新產物，而派胡志明到來增添代表性。

過後，胡志明就回到印支繼續搞革命，他要謀求越南的解放，與法國殖民政府展開長期的鬥爭。1940年日本侵占越南，胡志明再次到中國搞地下革命。不幸在1942年在廣西被國民黨地方政府逮捕，坐了13個月的監牢。在獄中完成著名的“獄中日記”（一百多首中文詩）。

1945年5月德國戰敗，日本呈強弩之末，胡志明回到越南發動全國總起義，準備解放全國。8月15日日本投降後，胡志明在河內成立新政府。法國則在南方重新建立殖民地，於是有了南北越之分。但爆發“法越戰爭”，直到1954年奠邊府一役，胡志明才穩住北越政權。

1969年胡志明逝世。1975年越南共產黨統一全國。西貢改名“胡志明市”。胡志明成了越南的“國父”。

我舉出胡志明是要說明在胡志明之後，馬共迎來了也是一位越南人掌權竟達13年之久，把馬共折騰得迷失方向。如果是胡志明領導，結局又是怎麼樣，我們不得而知，但馬共的領導人不是馬來亞人而是越南人，就顯得十分離奇了。

更壞的是這位“神奇人物”萊特篡奪馬共領導權後，並不是引導馬共進行正確的鬥爭，而是以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在馬共內興風作浪，出賣和借英國人及日本人之手驅逐或殺害馬共幹部和領袖，以使自己成為不可動搖的權威領袖。

與胡志明比較，萊特是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也沒有“光榮”的“鬥爭史”，但卻靠其迷惑人的“形象”令馬共成員把他當成“馬來亞列寧”來崇拜（因此他也被黨內稱為亞列）。陳平就不諱言曾對他的魅力和領導佩服得五體投地。人人都把他當“神”看待，對他馬首是瞻，陳平這樣說：“一聽到有人提起萊特的名字，就肅然起敬，對他無比忠心”。

我們分析因為先有胡志明（也是越南人）到來作開路先鋒，繼之也是越南人的萊特出現也就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況且萊特聲稱與胡志明是同一路人，也是共產國際的代表，馬共黨員自然不起疑心，且死心榻地為他賣命，把他視為高高在上的權威。

萊特正是利用這一優勢和馬共成員內不成熟的政治經驗，在黨內借“敵人”之手一一剷除具有能力的人，先是在1942年初製造新加坡大逮捕（日治時期），繼之在同年9月製造黑風洞大圍剿的悲劇。馬共人才的凋零不僅鞏固萊特的地位，也使得萊特有機會提拔年青但沒有經驗的幹部成為左右手。
在這方面，我們不知道為何萊特會特別提拔於1940年才正式成為黨員的陳平。在短短的幾年內登上中央領導人？但從陳平的回憶錄中，我們得知陳平對萊特是忠心不二的，對萊特沒有半點戒心，是個十分聽黨領袖的年青人。

在另一方面，也正中萊特下懷，起用年輕和對革命經驗尚淺的人，是最為容易控制的，況且馬共之中，從未有人直接與共產國際接頭，只有靠萊特來指上指下。

吊詭的是：在日本投降（1945年）後，黃望青（耶魯）（於1942年4月被捕，轉成日憲兵翻譯）曾著文指責萊特是特務未受理會。再者被陳平尊敬的黨領袖之一的黃誠的妻子李明（不是轟動一時李明案的李明，而是檳城人）在那時也揭露萊特是特務，結果反被冷落，一氣之下，她回到中國，1994年逝世。

為什麼在那個時候，陳平等人沒有對萊特起懷疑呢？且為萊特辯護？這多少顯示黨員對領袖的“迷信”。這在共產黨世界中似乎是一個慣例；絕對服從領導，不要有所置疑。

一直到1946年底，陳平才聽進楊果對萊特的分析，在調查後，驚覺情況十分嚴重：萊特是三面間謀（法、英、日）。正待要對質時，萊特不見了，可是對馬共的傷害已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

胡志明可以在日軍投降前進行對越南的解放，而萊特在日軍投降後對英軍投懷送抱，讓馬共繳械。不講武鬥，只講政治鬥爭，放手工潮迭起，社會不安寧，反讓英軍有機會和藉口打壓馬共。解除武裝的抗日軍，在萊特的誤導下，喪失了應有的權力，不能再與英軍討價還價了。

雖然事後（1947年8月左右）萊特在曼谷被消滅（死時應不超過50歲），但已於事無補。馬共的第一階段（1930－1947）的失策，幾乎是萊特一手造成的，也給馬共在日後面對嚴竣的挑戰。

儘管陳平的領導能力不受置疑，取代萊特後迅速重建勢力，但整個局面已對馬共越來越不利，導致1948年馬共被宣佈為非法組織，走入森林打游擊戰已不及抗日時的強大隊伍的一半。再者，陳平成為總書記時，只有23歲，實在太年青。要面對波謫雲詭的變化國際政治，也非易事。

1961年陳平有幸在河內會見胡志明，但陳平文中未提及他與胡志明曾談及萊特這個人。可見萊特在越南政府眼中是微不足道的“小人”。

馬共在政治和武裝鬥爭上的失誤，一個竄進馬共黨內的叛徒萊特要負最大的責任，當然馬共黨內覺悟性不高，未戴眼識人對領袖盲目迷信也鑄成大錯。

兩個越南人，一正一負，改變了陳平的一生，也叫馬來西亞的華人背上沉重的十字架逾半世紀之久。陳平回憶錄讓人感到沉甸甸，讀來悶氣壓胸。

解讀陳平《我方的歷史》（四）—从华玲和谈到合艾和议

陈平的回忆录中述及1947年成为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后，即面临严重的挑战。一位不到24岁的年青人突然升上高位，不论在经验上或战略上都无法顺利接替莱特留下的错综复杂的党务。

虽然陈平提及1948年的紧急状态及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而被迫走进森林重新进行游击战在历史文件中证明是英军事政府有意挑起的行动，以瓦解马共组织，但陈平也不得不承认在日本投降后（1945年），马共在战略上所犯上的错误，包括武装人员缴械，接受“复员”（虽然留有一手埋藏大约五千支枪在森林各处，以防万一），显然是准备接受和平，并一厢情愿要与英军事政府分享政权。可是在另一方面，由于生活条件困难，工潮迭起，也不是陈平所能控制的。这就给予英国制造机会采取镇压与扣捕和驱逐马共或亲共份子，把局面回复到日本入侵前（1941年），由英国一手操控的手段，对共党份子毫不容情。

再者，当时国际形势正在变化，中国共产党已是大军压境，正准备解放全中国，不能不引起欧美国家的焦虑与不安；尤其是英国，不能放弃对马来亚的控制，因为其天然资源对战后的英国太重要了。于是配合美国的崛起，英国决意要马共就范。既然英国安排的一个棋子──大特务莱特的消逝，造成英国无法与马共头子里应外合，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趁马共力量分散和仍未集中时，一举围剿马共。

陈平率领马共转入地下后，面对的困境已由陈平自己评述，无需再赘述，简扼有下列几点：马共一心想要在马境内设立“解放区”（一如毛泽东于1935年在延安建立根据地）和建立“总部”，结果都徒劳无功，最后在1953年选择在马泰边境落脚。

这个时候，马共的势力已大不如前，而且与其它州的联络也告中断。在国际方面，随着胡志明于1954年在越南奠边府大败法军，促成日内瓦会议，确定北越归越共所有。接下来于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国总理周恩来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大原则”的外交政策后，已触发马共希望通过和谈解决武装斗争的大课题（这里有需补充的是：1953年在板门店结束的朝鲜战争，使到中国必须重视国内的问题，而暂时不能再“输出革命”了）。

陈平回忆录中也不讳言地承认当时中苏两国也希望结束武装斗争。因为马共没有大后方，军事力量对比与英国悬殊，应把注意力放在宪政活动方面。

在马来亚境内，英国成功地推行新村计划，切断马共粮援，并鼓励国内反共和非共政党的成立，尝试推行民主选举，也给马共带来一定的压力。

在这种情势下，因此有了轰动世界的“华玲和谈”（1955年12月28-29日）。这是马政府代表（东姑、马绍尔及陈祯禄）与马共代表（陈平、拉昔迈丁及陈田）的双方面对面的“和谈”。这场谈判从历史的史书和陈平的回忆录来分析，它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和谈并不在一个“等位”的基础上，而是直截了当要马共投降换取大赦，其中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陈平之所以不能换取“体面的和约”是因为英国（马尚未独立）洞悉马共武装力量有限，不够“资格”谈条件；而英国同意东姑出面谈判是考虑到尽管马共战斗力已削弱，但在另一方面，从新加坡带头并牵动全马的“左派统一战线”已告形成，且力量不断壮大，有需要从“源头”平息燃烧起来的统战。

陈平后来回想起“华玲谈判”是被英国摆上台亮相的“工具”，企图向国际舆论显示英国有“诚意”结束对抗，但归咎于马共顽冥不灵，好勇斗狠，导致和谈失败，马共“不要和平”的印象，从而取得宣传上的优势。虽然如此，陈平回忆录中也透露东姑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马共的存在也促使英国提早让马来亚独立的事实。

和谈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对马共是一个挫折，也使到非共或亲共的政团在公开活动中取得一席之地；尤其是华校生更为突显，以致有一个时期，“华校生被错误地标籤是亲共的温床”，以致英校大行其道，用以切断新生一代有亲共的思想。不过，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华校生的参政和活动的频密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换句话说，“统战”已成为马共展示势力的一个新方向。

在这方面，陈平倒是未详述马共的统战力量，只是简单透露，隐约让人看到马共在统战的影响力。例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上台，马来亚社阵的壮大及反大马成立的立场都显示马共的影响力无所不在。大概属于“敏感”的课题避开不详述。当然至为重要的，也因为在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左派统战，一向来都否定与马共有任何联系，避免触犯法律。这就由不得陈平把“马共”和“统战”连贯起来。可是，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是有共识和私下联系的。

由于“统战”的不断扩大，再加上陈平于60年代已“人在中国”更增添了马共和中共的密切关系。陈平在这一章节中透露曾到访越南、中国和苏联，会见胡志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重要人物则揭开了“被蕴藏多年的历史推论”，其中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比如中国在六十年代判定东南亚有巨变，是基于印支三邦有望成立共产政权，相信印尼苏卡诺有能力遏制英国推行的马来西亚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马共重新推进“武装斗争”。虽然陈平否认马共的斗争路线有受到外界的指示，但承认接受中国的援助和协助成立马共电台。

当1966年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时，陈平坦诚马共是受到史无前例的“文革”的激进路线所牵引，不但站在反苏联修正主义的立场，而且也不幸地埋下马共分裂的祸根。1970年马共分裂成三派──中央派、马列派及革命派，曾发生如同“文革”中的冤案，给马共带来相互倾轧的悲剧。
从中我们看到从六十年代开始，马共与中共的“兄弟党”的发展是相当广泛的，也造成在左派统战中一度出现“文革”的趋向，其结果是苦果一串串。

1976年中国文革结束，于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中国的党政（府）的政策起了很大的变化，不再鼓吹“革命输出”。陈平此时开始感受到变化的来临。首先是马共电台已不能设在中国境内，其二中国的经援将逐步减少，其三国际形势已起了巨大的变化，共产党不再成为时尚，革命不再是响亮的口号，特别是苏联正自我进行“和平演变”。

这对于仍然坚持在马泰边境的马共来说，其斗争的意义已大不如前，也未有所谓共产国际的存在与支援。随着1987年马列派及革命派向泰方缴械和投降后，只剩下中央派的马共，但也是势力最大的派系。原先泰方希望中央派与马列派和革命派一样缴械投降，但经过华玲会谈的“教训”，陈平坚持要“体面和尊严的和平”，不要如同过去接受“屈辱的投降”，否则不介入和谈。

经过多次沟通，马泰及马共终于找到一个平台来结束长达41年的武装斗争。一份称为“合艾和平协议”于198９年12月2日签署，标志着马共放下武器，重投社会，一场历时多年的对抗终于划上句号。

这些都得力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东盟的开放，马方不再视共产党为头号大敌下完成的。在另一方面，左派的“统战”也随之消失于其中。许多左派的人士对如此巨变，久久不能释怀，也一度迷失其中：北望神州，不再红旗飘飘！

年轻的一代不知道过去那一段被「曲解」或不完整的描述而对历史的有所断层和不解。如今陈平填补了这个缺陷，虽然尚不算十分完整，也不是历史的全部，却不折不扣是陈平的《我方的历史》。这个书名取得好，它也可以说成是陈平的回忆录。

许子根的“从商为善” （横刀立马）

*飞扬

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在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发放慈善教育金的仪式上（2月19日）用四个字“从商为善”来阐述他的期望和理念。

他告诉我，他是从我的演词中“从商不忘慈善”中浓缩成四个字，问我有何意见，我说很好。就这样他将这四个字灵活地化成一篇精彩的演说。

他先从他的先父许平等说起再提及其先母吴人俊，他的故事是这样开展的：当年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先在理科大学执教（离职前他的职位是理大教育学院副院长），适逢其父亲出任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1974-1978年）兼任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会长。期满后担任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四年（1980-1984年）。

我在那个时候开始与许平等交往。因此我是先认识许平等再认识许子根的。

许子根说：在他的父亲担任华社领袖的一段日子里，他的妈妈吴人俊是一位知书达礼的教育工作者，是其父亲讲稿及发表评论的捉刀人之一（另一位据我所知是前光华日报总编辑刘问渠，他也是许平等在任时担任中华总商会75周年纪念特刊及槟州华人大会堂100周年纪念特刊的主编，并是马华工商总会的“经济季刊”的主编）。

许子根则是在1978年商会75周年时担任其父亲的翻译。当时的开幕嘉宾是副首相兼贸工部长马哈迪（事情的巧合竟在后来演变成许子根是马哈迪提拔的槟州首席部长）。

1976年吴人俊女士不幸病逝。许子根追述那段往事，由于其父亲是商会的会长，在诸亲友提议下，决定将赙金及家属的捐献设立一个“纪念吴人俊基金”，归属在槟州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1973年成立）名下。这笔款项高达13万元，是继“纪念李月樵基金”后的另一笔捐赠。

随后慈善基金不断充实，也就在许平等领导时开始发放贷学金。一直延续到今天，慈善基金名下有八个基金，总共母金近80万元，而总资金累积至今已超逾二百万元。

作为一名教育学者，许子根曾参与慈善基金的工作。他说，当时有考虑是发放奖学金或贷学金？后来大家决定发贷学金，让受惠学子成材后免息回报，于是1978年开始运作贷学金。

没想到光阴流逝27年后，慈善基金已成功培育254名大学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几乎所有的借贷者，都在学有所成后分期摊还，使到资金不断的轮转，有充裕的资金来协助后来者。

这种既可纪念先人，遗爱人间的积德，又可造福学子完成学业，更有能力捐助慈善教育机关的善举，确实一举数得。换句话说，存本用息成为慈善基金的口碑，也是华社许多慈善教育基金一向以来奉行的传统。

有鑑于华社的慈善教育基金对社会的贡献是无可衡量的。因此许子根在演词中不断地强调在能力许可下，从商者培养高尚的情操是必要的。这种情操不仅反映在个人财富的累积，业务的扩大和多元化，而且也在致富之后，懂得回馈社会。所谓“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口号。
就此而言，他希望更多的成功商人可以仿效商会的慈善基金的做法，在家属长辈身后，为先人设立纪念基金以便慈善基金能不断地充实和累积更多基金来惠及更多人。

他说，这正是他的“从商为善”四个字的真正含意。

事实上，如果我们倒回来看。因为许平等在生前懂得积德行善，为人谦虚有礼，对子女教育十分重视，他终于把他及家人积下的德行，完全地在许子根的身上衬托出来，而在1990年成为年轻的，有学识，有智能的第三任槟州首席部长。凭着许子根的勤政爱民，他跨越了许多大风大浪，稳坐“钓鱼台”到今天。

虽然积德行善是不求回报的，但上天对许平等是公平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也不敢奢想，他为槟州人民培养了一位“父母官”。可以说许子根的成功一半是靠自己，敢于在1982年辞教职参政自我挑战人生；另一半是他的父母恩赐的。

所以一个做好事的人，在不求回报下，也许会有出其不意的“收获”。从许平等身上，我们看到这一因果。

为此，我希望许子根在未来的日子，能更果敢、更坚定、更技巧和更有创意的力争並带领槟州子民走向美好的明天。

我碰上了“513”历史悲剧

现在我说回第一件大事，也就是1969年5月13日是马来西亚的政治分水岭。
当5月9日大选成绩出炉后，令联盟政府大吃一惊。在国会104个议席中，联盟只赢得66席，比所需的半数（52席）超过14席，仍然可以组成中央政府，但却是1955年以来蒙受最大挫折（以后的历史也证明，这是联盟参加大选最糟糕的选绩）。不仅失掉槟州政权，连雪州及霹州组州政府也是遭遇困难。反对党中，无疑民政是大赢家，而民主行动党则夺得13个国席（与马华同等数目）。
这种民心思变也造成选后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一边是反对党举行胜利游行；另一边是雪州巫统在哈仑领导下也举行胜利游行，结果局面失控，终于爆发5月13日的种族暴乱（这就是历史上的“513”悲剧）。
我们说回民政党在槟州脱颖而出后，林苍佑在11日顺利地在槟州元首府宣誓就任首席部长，与王保尼卸任几乎同时进行。这意味着林苍佑已是槟州第一号人物，自然要乘着首长专用车PG 1号离开元首府前往槟州政府大厦办公。而他原先乘着的老Ford Car只好交由老友朱炳钦代驾回槟州政府的停车场。

对槟州人民而言，这是极其和平的移交政权，根本没有紧张的气氛。民政下上虽然士气大振，也没有刻意展示力量。毕竟已经执政了，一切都回复正常。

可是在槟州以外的局势就显得不平静，尤其是雪州和霹州，正在为组州政府的事进行角力。反对党要联成一气起而代之，可惜内部不协调，尤其是民政党不认同这样做，行动党甚为失望（这也是为什么行动党后来与民政党起冲突的一个导因）。

就在槟州人民沉浸在胜利和展望新的未来之际，突然平地一声雷，在5月13日惊闻吉隆坡发生暴乱，而且情势日趋恶化，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宣布戒严。东姑阿都拉曼在电视台宣布此重大骤变，第二天国会中止。

东姑认为这场种族暴乱是“共产及反国家份子有计划的阴谋”。但内政部长伊斯迈在调查后发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共产与政府一样感到震惊”。他并进一步宣称“民主已经死亡”。

我们报社在5月13接到骚乱和死伤人的事件，大家都感到事态严重，下意识中麻烦已在全国蔓延，果然槟城也不可幸免地成为戒严地区。

我当时在做什么呢？刻下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我们看到大街上增加不少军警人员，街上行人和车辆已渐渐减少，我们被告知戒严是在全国进行，只允许早上一段时间开放。

于是凭着记者的职责，我们到警局采访新闻，但同时被警告不要随意到处采访新闻，否则有意外发生，咎由自取。我们也被告知某“敏感”地区已被控制起来。这就是说，记者的自由已受限制，我们只好跟随巡逻的警车进行采访。

不用说，那个晚上已是戒严，全市晋入“死城”。我是没有办法回家了，但报社又没有地方供这么多人挨夜，又碰上当天我生病发烧，只好借同事林文立在牛干冬的住家暂住（算是离报社较近的地方）。
在半夜时分，我偷偷打开窗口往外边一望，但见军警走来走去，一见有“风吹草动”，便发出警告声，连我这么小心翼翼的窥望，也被发现，并被警告闭窗睡觉，不要探头探脑。
第二天我卧床不起，感谢林文立的帮忙，帮我买药治病。可是我老是不能安下心来养病，一心想回到报社工作。隔天我勉强抱病上班，心中有无限的感慨。一个热闹与繁华的城市，怎么变得“死气沉沉”，人心惶惶而浮动？
我心在想槟城并没有暴动，何需大仗阵？由这件事不由得我想起1967年时槟城曾面临一场劳工党发动的罢市，最后不幸演成种族间的小冲突，也是因之导致戒严。

已有了“经验”的槟城人，对戒严令并不陌生，但说什么也不自在，包括我们记者顿然感到寸步难行，即使在大白天解禁时分进行采访，也不得不战战兢兢，因为我们只是从电視，电台和报社電訊了解全国动态，并不可能完全掌控整个局势。我们在那个时候，也得到警方发给“特别通行证”，不过有证在身，依然是不能通行无阻，到了戒严时分，也得回报社或回家。

在此时此刻，每个人才感觉到自由的可贵。我们的报社也为林苍佑松一口气。我们都说，幸好他在11日就宣誓就职，如果迟两天，是否能顺利接棒，就是个未知数。

说到这，林苍佑得感谢王保尼“知恩图报”。当王保尼在9日知道大势已去后，便在10日拨电向林苍佑表示祝贺，并告知后者在１１日到元首府移交职权。

王保尼之所以输得口服心服，那是因为林苍佑是他的恩师。没有林苍佑，就没有王保尼风光12年。如今政治师父卷土重来，他是心甘情愿让林苍佑顺利登台。

林苍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就任不过两天，竟会发生如斯严重的暴乱。他除了不断通过报社吁请槟州人民冷静与守纪外，也本身马不停蹄到“敏感”地区走动。在任何的大小场合，他總不忘告诉人民局势已渐恢复常态，政府正全面控制时局，很快会解严了。

老实说，槟城是不需要戒严的。根据我们的采访和对局面的评估，人民平静与心平气和，并无不满之处，也不认为有需要什么抗议，更遑论要示威游行。当然这只是槟城人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不知道其它州的实况。

事后政府宣布的死伤数目如下：196人死亡（华人143名，马来人25名，印人13名及其它人士15名），180人受枪伤，259人受其它武器致伤，9143人被逮捕，5561被控于法庭，6000人无家可归，211车辆被毁及753间建筑物被捣毁或失火。

这可说是马来西亚最严重的一次种族冲突的大悲剧。许多70年代出生的人对此印象模糊，甚至一知半解或一无所知。但历史是不能抹掉的，它永远是“国殇”的标记。

因为“513”事件，东姑失去权力，权力转移到敦拉萨手中。

因为“513”事件，敦拉萨在1970年提出“新经济政策”，启开经济“革命”的年代。

因为“513”事件，华人的政治权力进一步转弱。整个政济格局起了十分微妙和重大的变化。郭拉萨更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巫统组成的政府。他推出了“以党治国”的政治哲学。

因为“513”事件，我们记者在新闻报导上更为谨慎和自律。有许多问题已不能再论述。“新闻自由”慢慢变成“新闻自律”。我们在那个时代有最深刻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