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华情归何处？

安华依布拉欣本身是一个神话故事，说也说不完。他的出身、起家、发迹到跌马，我们都耳熟能详。但有一样是许多人都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安华仍然没有承诺要领导人民公正党和反对党联合阵线，摆明车马和执政党决一高低？

其实答案就在安华的心中，只是没有说出来。因为他精通从政之道，也从历史事件中有所领悟，以致他目前仍然保留“自由身”，可以在变化的政治中审时度势。

如果我们对马来西亚的政治历史有一定的认识；也对马来人的政治历史有所掌握的话，我们自然可以理解安华这些年来的动向。

首先，从巫统的历史来看，自从1946年由拿督翁创党后，它就一直处在马来政治的主流。即使拿督翁于1951年离开巫统另起炉灶，他也带不走整个巫统，更在选举中一败涂地。这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拿督翁执意要巫统开放开户未能得到马来人的支持，马来民族不认为改变党的结构是必要的，反之他们乐意通过党与党的合作，来显示党接受多元政治。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为止，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依然保持不变。如果在五十多年前，声望如日中天，且又有英国在背后支持的拿督翁也不能动摇巫统的地位，那么接下来的马来精英又如何突破困局呢？因此我们看到在1963年阿都亚兹（前农长）与东姑闹意见后另立国民议会党，复加入社阵参加1964年的大选大吃败仗，无法与巫统抗衡。我们也看到1969年大选后出现“513”悲剧时，东姑阿都拉曼引用党主席权力开除马哈迪党籍。但聪明的马哈迪并不急切自组政党，也不参加回教党，而是选择“流浪在政治的旷野”。终于在1971年被出任第二任首相的敦拉萨迎回巫统，也因为有此峰回路转，才有马哈迪的出头日（成为第四任首相）。

与此同时，敦拉萨在掌权后，马上召回拿督翁的公子胡先翁重入巫统，也为拿督翁正名，因此才有胡先翁成为第三任首相的时代。这说明了巫统走的是一条权威的路线，领袖具有无上的权威可以安排党和国家的接班人。

同样的马哈迪也是因为胡先翁的提拔而在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

当进入马哈迪时代时，巫统的领袖权威已告定型。例如马哈迪在1981年排除众议，一手提拔安华进入巫统且委以重任。如果马哈迪没有扶起安华，后者可能会成为回教党的领导人。也因为有了马哈迪与安华的合作，才有了安华在后来被提升为国家副首相而成为接班人。可惜两人的合作在1998年划上句号。下来就是两人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即使如此，权力总是在当权者这一方。正因为权威是不能被挑战的，因此当东姑拉沙里于1987年争党主席失败后，马哈迪便不再给予对手任何机会，导致拉抄里另组46精神党与巫统分庭抗礼，结果又是一败再败，最后是拉沙里于1995年回巢，期望东山再起。

惟马哈迪在安华出事后，选中的接班人是阿都拉而不是拉沙里。尽管阿都拉在1987年党选时曾站到拉沙里一边，也在党选后失去内阁部长职，但他选择不离开巫统，终于守得云开见明月，成为我国的第五任首相。

巫统的传统就是党员服膺于领袖的领导，也服从领袖的抉择。精英份子能否在党内登上高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袖的“钦点”。

以此来推论，巫统的屹立不倒是因为它是一个庞大而又具有实权的组织。从拿督翁到阿都阿兹，到东姑拉沙里到安华依布拉欣的抗争而无法成为取代者来看，巫统已是马来民族认可的主流政治，他们不会轻易改换码头。最具震撼力的莫过于1999年的大选时，安华效应直逼马哈迪权威，但只是壮大了回教党，却无法动摇整个巫统。

这也许是为什么安华在2004年恢复自由身后，宁愿保持国民公正党（现易名为人民公正党）的顾问身份，而不轻易许诺领导反对党阵线，因为他正等待巫统的改变和领袖的召唤，以期卷土重来，除非巫统已坚决地把大门关上，不然安华会优先选择从巫统内部寻求改变，正如他在1981年加入巫统而不是回教党来寻求改变一样。

只是，到目前为此，尚未有迹象显示安华有机会重返巫统。若事实如此，安华就会无所选择，不得不从外部来硬碰巫统。能否有安华的第二个神话？我们拭目以待。总之，只要安华活跃的一天，马来西亚的政坛是不会沉闷的。

姚文元与四人帮

四十岁以下的人可能不知道姚文元是谁？因为当他们懂事时，姚文元已不再呼风唤雨，而是被隔绝在监牢内。究竟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为什么中国人（大部份）对他恨之入骨？而他一介书生又凭什么本事成为权倾一时的人物，最终落个千古罪名？直到他在2005年12月23日逝世，人们才想起这个人。

原来他是中国人“咬牙切齿”的四人帮之一。所谓四人帮系指江青（1991年逝世）、张春桥（2005年逝世）、王洪文（1992年逝世）及姚文元（2005）。随着后者的离世，“四人帮”也就全部走进历史。30年来，历史并没有给予他们任何机会，因为他们欠下中国人民罄竹难书的血债。而今天的中国已是另外一个面貌，早已把“四人帮”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中。

提起“四人帮”，自然令人想起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不仅把中国搞得天翻地覆，而且让人不寒而栗，几乎不可思议的是一枝笔可以置人于死地；一枝笔可以横扫中华大地，叫山河变色，人性泯灭。而姚文元就是其中一人。

于1931年出生于上海的姚文元其父姚蓬子是30年代“左联”（左翼作家联盟，以鲁迅为首）的执委兼总务部长。1933年被捕后叛变投靠国民党，留下污名。而姚文元是在1948年解放前加入共产党，从1949年开始就从来没有停止写文章。所谓摇笔杆子起家的，姚文元是“典型的一位”，而且显露了“最是投机读书人”的本色。

例如，在1955年未整胡风前，姚文元对胡风是敬佩有加的。当毛泽东发起批判胡风（与鲁迅关系友好，解放前在国统区搞文学活动，解放后写一首诗大赞毛泽东，但因文艺理论不符毛泽东思想，被严加批判且投入监狱，罪名是“搞地下反革命集团”。他留下著名的卅万言书。）时，他笔锋一转，也大批恩师。又如在60年代初期，当邓拓（前人民日报社长）写《燕山夜话》专栏并出版成书时，姚文元至为羡慕，大赞为“北国之花”，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邓拓那样成为“名满天下”的文人作家。但当文化大革命掀起后，毛泽东下令批判邓拓、吴唅及廖沫沙的《三家村》专栏为“黑店”时，姚文元就一马当先狠批这三个人。一前一后，判若两人。

最令人不齿的是在江青的授意下，姚文元当起“文化屠手”，在1956年底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作者吴唅评为资产阶级的文人，而且含沙影射地为彭德怀翻案。当时吴唅也是北京副市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彭德怀原为红军统帅之一，解放后出任国防部长。1959年的庐山会议因反对“大跃进”被毛泽东扳倒，从此投闲置散，要求复出工作不果。

姚文元一文出街后，经毛泽东拍板，拉开了“文化大革命序幕”。吴唅与拓及廖沫沙也陷入万劫不复的困境。前两人死于文革期间，后一人则投入监狱侥幸在文革后获平反。

虽然他们的不幸非姚文元直接下手，但却是因为姚文元打响了“文化大革命”，从此中国陷入一场历时十年的大灾难。

随此之后，文革的“斗批改”也整死整倒无数人，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第四号人物陶铸、总书记邓小平、北京市长彭真等等。“红卫兵”这个“文革”的怪胎出现了，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下，全国陷入无法无天的万马齐暗的局面，夺权恶风席卷全中国。

姚文元就是借助“文革”而窜起，更因此与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把整个中国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而怨声载道，真是“罪不可恕”。

不过，如果姚文元不搞政治，专注文学，他的文笔是流畅的，文采是出众的。单就他的评海瑞罢官的长文来说，倒是一篇出色旳评论文章，读后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反过来，如果他的文章离开政治批判，也就一无可取了，因此他命中注定是吃政治饭的，而且把政治倾入文章中，成为伺机而出的一支笔。

例如他在1959年写了一本《中国文化革命巨人──鲁迅》，竟然“天才”地把鲁迅描绘成共产主义的战士，是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人，给鲁迅涂上一层厚厚的政治色彩。他是随毛泽东之后给鲁迅戴上共产党帽子的第二人，可见他懂得抓住领袖内心世界投其所好，难怪会被毛泽东相中，提拔成文革的当红“炸子鸡”，主要是他那支会整人会杀人的笔锋十分锐利。

这种看风驶舵的心态也注定在站错边的时候，会给自己带来悲剧的下场。当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将“四人锋”一网成擒时，已是姚文元的末日到了。“文革”也划上句号（1981年被判刑20年，1996年出获，软禁在江苏昆山，直到逝世为止）。

林冠英的新口号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不久前为迎接该党创立40周年（已订于3月18日庆祝创党40年）而发表的一篇讲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是于1月2日主持其党新版网站推介礼上的致词)，因为他在讲话中提出了“马来西亚人第一”的口号作为未来的斗争方针。在这个理念下，他重提该党最初喊得十分响亮的口号“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换句话说，林冠英准备更换口号，把“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Malaysian Malaysia）改成“马来西亚人第一”（Malaysian First）。从字面上来了解，前者的口号十分顺口，而后者的口号显得含糊不清，乃至不知所指。我是读了他的讲词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所指是同一码事。但说句老实话，新的口号不如旧的口号清晰与响亮，而且也不能一下子领会其中的含意。相比之下，逊色有余，突显不足。

既然林冠英说是党中委接纳的新口号，我们且读读他的解释﹕“这是有双重的目的，以强调需要国民团结，其一是以马来西亚社群（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不论其种族和宗教作为基础；其二需要在国际领域中表现出学术的优异，经济的竞争力及工艺上的成就。

他认为有必要检讨党的政治目标，不但要彰显行动党与时俱进，具有新一代的马来西亚人的精神，而且要消除被公众标签为非马来人的种族政党的印象，以便朝向真正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也即是说，行动党必须决心和努力地塑造它不单是华人或印度人的政党，同时也关心马来人的问题。

他同意这是“知易行难”的路程，但必须要有共同的愿望来落实使之成功。除非由现在开始采取第一个基本步骤，否则行动党可能没有另外一个40年的庆祝。

我可以理解为何行动党要更新口号（但实质内容看来没变），因为这个口号不是民主行动党人所提出的，而是当新加坡还是属于马来西亚一邦时，由李光耀所提出的。他是以人民行动党领袖的身份为其党参加1964年的大选而创造出这个让人“一目了然”的口号，言简意赅。撇开政治不谈，李光耀在这方面的“创造力”是具有其新鲜感和创意的，令人“耳目一新”。

不过，当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后这个口号已成为李光耀的“标记”。李光耀也因为他未能贯彻这一理想而向马来西亚人民道歉（参见李光耀回忆录）。在李光耀看来，自此而后，这个口号已远离他而去，他也只能为新加坡的前途运筹帷幄。

就在新加坡独立后，原本属于人民行动党的马来西亚党员，只得更改名字另行注册，民主行动党就因此而诞生。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当年领导民主行动党的蒂凡那（党的秘书长）与新加坡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依然带出这个口号在进行其政治斗争。直到1969年回到新加坡再搞职工运动，复于80年代出任新加坡第三任总统。巧合的是，蒂凡那也在2005年逝世，结束了争议性的一生。

在蒂凡那之后，民主行动党晋入林吉祥时代，他还是把这个口号挂在嘴上，而成为民主行动党的斗争策略之一。虽然如此，在政治斗争中领域中，马来人并不欣赏也不接受李光耀的政治口号，并将之视为是“外来的口号”而加以排斥，也把民主行动党视为“华人的政党”。

尽管在过去40年，民主行动党一直坚持它是多元种族的政党，但它不得不承认仍然改变不了非华人对这个政党的归纳。

现在民主行动党来到林冠英的时代，也就须要用新口号来替代旧口号，以消除“人民行动党”的影子，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但我思来想去，总觉得“马来西亚人第一”或“马来西亚人领先”与“马来西亚能”（Malaysia Boleh）的口号好像是五十码与一百步之遥而已。

无论如何，既然林冠英已经提出新口号，且看他能否转化成“民主行动党能”（DAP Boleh）吗？这也是对他的领导的一大考验。

从拿督翁到拉沙里

已沉静一时的东姑拉沙里在去年12月17日主持非政府的马来民族权益大会又成为新闻人物。事缘这个备受注意的大会分发的文件中有提及政府乖离国家教育原则，允许增加非马来学校和学院的决定，但没有纳入29项通过的议决案内，而是强调马来民族权益的课题，包括不同意英化数理科，也反对大专法令等等。事后筹委会主席苏海朱澄清东姑拉沙里并没有发表反对华教的谈话。大会旨在捍卫马来族群的支配权。

虽然如此，东姑拉沙里也因为此大会的文件有挑起华教课题而引致政党及华团的批评。我们无意针对大会的内容作评述，但我们有必要关注东姑拉沙里在政治上的转变与拿督翁有相似的地方，那是因为他们有相同的政治际遇，值得进行比较。

拿督翁是巫统（1946年）的创党人。在这之前他已经是柔佛州的署理州务大臣，属于上层社会的精英。在马来人的眼中，他是改变他们命运的民族英雄。由于坚持巫统开放门户不分种族不果，在1951年退党另组马来亚独立党，复又于1954年改名为国家党走多元种族路线，因此在政治斗争上与巫统分庭抗礼。初时马华公会倾向支持拿督翁，但在1952年吉隆坡市议会选举证明马华与巫统的合作取得胜利后，马华又转向与巫统组成联盟。在气愤之下，马华公会被指意图将“马来亚”变成中国的第20个省。结果产生反效果，华人转向支持联盟，而在1955年的独立前的自治普通中，国家党竟告全军覆没，连身为殖民地政府的内政部长拿督翁也在新山议席中败北。这给予拿督翁很大的刺激，他认为华人已不给予他的开明政策予以支持，转而在1959年的大选，通过与回教党的合走回马来政治路线，移师丁加奴参选而胜出成为国会议贝。他的党有四人中选丁加奴州议员，才使到回教党得以在丁加奴执政短时间，后又因内閧而由联盟取而代之。拿督翁于1962年与世长辞，结束他斗争不懈的一生。1971年敦拉萨成为巫统主席兼第二任首相后，他把拿督翁“迎回”巫统，遗照高悬巫统，以正其名。正因为有此动作，拿督翁的公子胡先翁也重返巫统，并在后来（1976年）成为第三任首相。当今的教育部长希沙慕汀就是他的公子。在巫统内“三代相传”，实属罕见。

东姑拉沙里也是上层马来精英，有皇族血统。在敦拉萨掌权时，于1974年大选后被召入阁，出任财政部长，一时风头甚健；更在巫统党内成为副主席，挤入排队中的接班人行列。可惜敦拉萨安排的接班人是胡先翁不是拉沙里。接着在1976年敦拉萨去世，胡先翁接班时，他意料之外挑选马哈迪为副手而弃拉沙里。这也种下他和马哈迪之间的“心病”。当1981年马哈迪出任首相时，他倾向支持慕沙希淡成为副手而不是拉沙里。

慕沙之后，又轮不到拉沙里。终于在1987年的党选中爆发“王者之战”，拉沙里挑战马哈迪争党主席败下阵来又丢了官，导致拉沙里拉大队脱离巫统，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1989年）。这个党取名“46”即纪念巫统是在1946年成立的，显然是要发扬和秉承拿督翁的斗争精神。不仅于此，拉沙里还学习拿督翁的开放政策，拉拢回教党和民主行动党分别组成“回教团结力量”与“人民阵线”形成“三角联盟”，全力出击1990年的大选，连沙巴拜灵的人民团结党也加盟其中，准备在大选胜出后成为国家领导人。讵料人算不如天算，“46精神党”落个惨败，反而促成回教党重夺吉兰丹州政权和壮大行动党的力量，几乎夺得槟州的执政权。这一违他所愿的结果又促使拉沙里在“痛定思痛”后，将其党改名为“46马来人党”，似乎是拿督翁的翻版。即便如此，也未给走回马来人路线的“46马来人党”带来好运。在1995年的大选仍然是一蹶不振。直到1997年“鸟倦知归”，东姑拉沙里又拉队重投巫统的怀抱，以克制安华的势力不断坐大。

虽然拉沙里有机会再展身手，但时局并不对他有利。1999年的大选，他统领吉兰丹巫统一战无功而返，从此失去了“翻身的机会”。再下来，安华出事，已是到了阿都拉扬眉吐气的时刻。

一再失意的东姑拉沙里，从敦拉萨、胡先翁、马哈迪再到阿都拉，权力总是与他擦肩而过。争取权力高峰，显然已非他能力所及，但他的政治路线却像拿督翁一样，从单元政治到多元政治，又再回到单元政治。马来民族权益大会的出炉可证诸此点。这说明了我国政治格局在50年前已成形，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而且好像是极不容易改变。那些走出单一格局的，滑向反对党路线又再转了回来。从拿督翁到东姑拉沙里向我们展示他们这一路辗转又回到原地踏步。不同的是，拿督翁的形象是高高在上的，拉沙里则不断被边缘化。在这两个人的身上，我们又看到什么呢？很值得国人深思。

赛胡申阿里与人民党

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赛胡申阿里在12月下旬为该党青年团与妇女组代表大会主持开幕时提出了党内存在着13个弱点有待改善，例如迟到、不守信逽、不负责任、对工作漫不经心、不敢面对问题等等都是老生常谈，没甚新意，不在此论。但这使我想起好像是“久违了”的赛胡申阿申这个人（因为人民党已彻底改组）在政海浮沉多年，就是一直探不出头来。作为一个学者型的大学讲师，赛胡申阿里博士是称职的，也对农民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因此他的学术资格与学识是无庸置疑的，但他的从政运气总是不能顺心顺意，与国会无缘。

本来，像这么一位饱学之士，又有意献身政治的，理应有机会在国会一展身手，但命运总是拒绝他的一番诚意，让人替他惋惜。他在政治的命运就使人想起他的前任者卡森阿末，也想起人民党的创党人阿末布斯达曼。就是他们三个人改变了人民党的命运（而他们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在内安令下坐牢）；特别是赛胡申阿里为人民党动了大手术，把这个党的性质做了根本的改变。反过来，人民党也改变了他们三个人的政运。

这样的巨大变化需要从人民党创立讲起。这个党创立于1955年，创党人是阿末布斯达曼，他是一位知名的马来作家。早在英殖民时代，他就曾因涉及左派的政治活动被逮捕。由于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他在1957年促成与劳工党的合作，成立社会主义阵线（社阵），这是人民党的第一大转变，也开放开户引进非马来人的党员。1959年他在华人占多数的选区中选国会议员，是人民党魁首次进入国会，但也是直到今天为止的记录保持者。1962年因被指涉及汶来叛乱而被捕。1964年的大选，人民党无一人入选国会（只有两名劳工党人在社阵旗下中选）。1965年也是在波斯达曼时代导致人民党与劳工党分家，起因于对语文政策的分歧（人民党支持国语法案，劳工党坚持多元语文政策）。后来波斯达曼获释后退出人民党，另成立“无产阶级政党”（有人译为“平民主义”党）。显示了波斯达曼思想已有转变，不再那么坚持原先的社会主义理念。

继承波斯达曼成为人民党主席的另一位杰出学者是卡森阿末。1962年起他是伦敦大学东方暨非洲研究院的讲师直到1965年。后来他又考取博士学位，算是一位学者型的政治人物。他对人民党的第二个改变是将党名改为“人民社会主义党”（简称人社党）。他也是一位政坛失意者，未曾中选国会议员。1976年至1981年他在内安令下被扣留5年之久。他在出狱后已告别“社会主义”，转而对宗教进行研究，并参加巫统成为普通党员，未被重用。

取代卡森阿末的是赛胡申阿里。他比卡森阿末更早被内安令逮捕，由1974年到1980年在扣留营渡过6年的时光。当他出狱后，已受人民党重托负起领导的责任，更在卡森阿末离去后正式成为人民党党魁。虽然赛胡申阿里是社会主义的信徒，有意重整人民党（他较后又将“人民社会主义党”改回原名），可惜时局又不予他机会，屡战屡败，未能中选国会议员。最有看头的一次是1999年大选后获分配在八打灵南区角逐（被视为反对党强区）（这一年也是安华效应的一年），结果是功亏一篑，这对一位学者无疑是个大打击。

自此之后，韬光养晦的赛胡申阿里也一直在寻求转变。就在2001年民主行动党退出替阵（反对党阵线）后，人民党与公正党始终未脱离替阵，并希望回教党能缓和宗教情绪和宗教路线。

本来赛胡申阿里“雄心勃勃”要在2004年打翻身仗，无奈回教党拒他于“千里之外”，认为吉兰丹的哥打峇汝国席不适合由赛胡申阿里上阵，理由是他是社会主义者。在此“愤慨”下，阿里选择不参加2004年大选。但其中也显示他对“反对党阵线”的“失望”。这一年的大选，已是“替阵”兵败如山倒，连回教党也只剩下最后一座岌岌可危的城地。国民公正党则只剩下党魁旺阿兹莎险胜。

在这种情况下，赛胡申阿里要把人民党引向那里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日常议程。继续保留现状，已看不到议会选举得胜的前路。将这个党自行改变，也不知如何变，最后的“出路”选择与国民公正党合并。因而人民党有了第三次的大转变，就是将整个党纳入国民公正党，继续由旺阿兹莎统领，而他则降一级成为党的署理主席。这种应变看来是人民党较好的选择，但也引起党内部份人士的不满。无论如何，今天的国民公正党表面已是改成“人民公正党”，实则是保持（改变不大）了国民公正党的特征与特色。其中最大的变化是赛胡申阿里不得不把“社会主义”的旗帜收起，让位于“政改”旗帜。“政改”旗号代表了什么？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不必再赘述。不过，赛胡申阿里也成为最后一位坚守“社会主义旗帜”的党魁，也许他的思想并未有太大的改变，但他知道，他的两位前任者也坚持得“好辛苦”而自行转变。就他本身而言，他一路走来，也看到马来民族思想的变化和在大时代前面，“社会主义口号”不再响亮，也只好把“社会主义”送给了“政改”（Refomasi）编收。

韓院中文系的由來─我們點燈照亮你們的前程

不是因為應景，也不是為了點綴。當我們在公元2000年正月為韓江學院插上第一面旗幟時，我們就嚴肅而認真的構思下一個步驟必須把中文系設立起來。因為只有強化中文程度，才能真正體現出對中華文化的維護和傳承。

我們不能否認的是，在一個相長久的時間內，有不少人認為華語華文只須維持小學六年級的程度已是足以應付日常的會話和人與人之間的簡單溝通，並不需要高深的華文程度。這也是為什麼直到今天當我們和外國交流時，我們才真正感覺到華文水平已告下降，不如過去那麼踏實。這之中的諸多因素是不言而喻的，包括教學媒介語的改變，考試不是必修科以及華文程度高深並未保証其實用的價值等等。

如果說在80年代，我們仍然看不到華文的前景，那麼到了90年代，尤其是跨越千禧年后，我們已不能忽視華語華文的重要性。它已經崛起成為國際語文，並成為與英文齊驅並駕的語文。在這種情形下，人的思唯的改變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有必要面對現實，不能再滿足于現狀。因為我們時下所接觸的，不論是商場上的，或學術上的，都要求我們應具備一個相等的中華文化與語文水平以和外界“平起平坐”。

換句話說，若只擁有小學程度的華文水平，我們在與人溝通時，我們會覺得“書到用時方恨少”而有了語文障礙；若只擁有中學程度，也會覺得水平不足，難與人作高層次的交流。因此提高華文水平已是當務之急，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認定中文系的開辦是擁有華教背景的韓江學院所應負起的一項民族使命，以讓新一代的年輕人有足夠的學歷和學識用通順和流利的華文通向世界，而打破“華語只是其中一種方言的陳腐觀念”。最低限度，有一部份的精英可以用華文提呈論文和作為學術的語文或其程度可以在商場上登“大雅之堂”。

有了強烈的意願後，我們得用最快的速度把中文系辦得有聲有色而令人耳目一新，于是我們邀請中國南京大學當時的中文系主任趙憲章教授為韓院設計中文系的架構與實質課程，以和中國的大學接軌。終于我們在同年的年中迎來了趙教授派來一位資深的郭熙教授來韓院進行考察，並與我們及當時的文教界人士進行多次的探討最后完成了中文系的報告書。

整個設計是以南京大學一年級及二年級的課程作為藍本，加上某些本地化的課程，以方便畢業生可直接進入南京大學三年級或其他大學的中文系進行學分轉移。我們據此報告書向我國高等教育部進行申辦而在短時間內獲得批准。

公元2001年我們正式進行招生，獲得良好的反應而順利開課。這不僅證明我們落實了使命，也證明了本地並不缺乏熱愛學習中文的人。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都看到中文的亮麗前景，其實用價值遠遠超過學生原先所想像的。從這些年來的畢業生表現及一些已在中國完成學士學位而學有所長又學以致用的成果來看，我們確實邁開了正確的一步。

伴隨著中文系的成功開辦，我們又于2002協助南京大學為本國培養中文碩士生（已有兩屆畢業生），如今已是步了第三年。繼之我們在中文系的基礎上，創建了意義深長的“韓江華人文化館”。這是對文化發揚的一個有實質貢獻的突破，也彰顯韓院為華人文化放射異彩，成為第一座有華人文化館之設的高等學府。

這樣一來，潮籍先賢于87年前創建的韓江小學及55年前創建的韓江中學復于5年前創建的韓江學院，已貫穿成一個完整的教育體系，也對華文文化的推動展現前所未有的實際貢獻。

就此而言，韓院的中文系是我們文化的一盞明燈，也是最具象徵意義的科系，我們點燈而學生都是傳燈的人，他們體現了祖先對文化教育鍥而不捨的精神，也是一批又一批有先知先覺的生力軍。

當華文已在地球大地成為實用的語文時；學習更高層次的華文已是一種有廣泛用途的保障時，你還猶疑什么呢？請加入我們的行列，一起做中華文化傳燈的人。在今天誰敢再說學習中文是沒有前途呢？它將讓你終生享用意想不到的收穫而永不後悔，因為你是龍的傳人。全世界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是睡醒了的龍的傳人。

郭家骅事件的省思

我原以为郭家骅的“官职”已飞走了，因为事先各方都已知情他将在12月31日卸职，连媒体也大肆报导。可是事件的发展竟然直转直下，郭家骅却告“安然无恙”，继续做他的行政议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许多人都给搞胡涂了。

本来我已先后在本栏针对郭家骅的官运发表过评论，其一是我评他“迎来冬天”；其二是他的回应“冬去春来”，真没想到给他等到了。但问题也就不此了结，留下的后遗症却可以从各方面猜想。

我不想在前因后果兜圈子，也不要再谈什么来龙去脉，我要说的是“政治的信誉”与“政治的权威”这两件事。其实合起来又是一码事。

通常我们理解的政治是个人参加了集体的运动，然后通过集体又凸现个人的成就。换句话说，政治是一个大海洋，很多人都投身其中学习游泳。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一下子就上岸；有的人一辈子也游不上岸。究其因不外有下列的因素﹕个人有其智慧与才华，在党内得到赏识而探出头来。例如有的人不是从基层做起，而是从天而降，被领袖命中，一下子参加大选而取得官职，然而才慢慢地建立“基层”的基础。‚个人有其手段。这种手段不论是出自正当与非正当的（只要不被揭开），他就可以在党内先有党职，而后才争得官职。因此我们看到有些人在政党内沉浸多年，最后才有机会脱颖而出。这种人往往被人评为靠手段起家。但话又说回来，参加政治而没有手段，只等待别人把你扶起来，不如回家睡觉。因此耍耍手段是参政的必要过程，只要运用得当或靠正当的手段取得，那就少有非议，不然就是是非多多。

不论是前者或后者，在党内能出头的人又是少之又少，所以我们把这些人叫做精英份子。所谓精英份子是指在党内有党职的，或中央级的，或州际的，或地方性的，而最为吃香莫于手握投票权的中央代表。人人都想争又不是人人争得到，自然党内有派系了。还有一类是有官职的。官有大有小，官运有长有短，这要看你的造化。当然官是越大越好，有官自然有权（多多少少也好），有权又自然有势。一旦无权又无势，那就是被打回原形，成了个普通党员了。

正因为僧多粥少，一旦有机会做官，绝大多数人都会做上瘾而不会心甘情愿让位的。什么孔融让梨的故事不过是说来好听吧了。

马华公会为此，也订下了做官的期限，又订下党高职的年限。这算是一个比较开明和民主的作风。虽然如此，对于有官位的人来说，这样的限制是有点儿不自在的，因为才做出“官样”来，又说到期了，真是扫兴。

我们不知道郭家骅的想法是怎么样的，但我们知道他的“期限”还没有到。若没有变卦，应是可继续做官。若有变卦，他就要认命。同时我们又更是知道，党有党威，领袖有领袖的权威，这又是不可挑战的，而一个人的官运也往往由党领袖来斟酌和定夺。由于这样，也就有所谓郭家骅只做“半届行政议员”的传言，后来又知道确有此事，而非传言。

就在这换班的脚步越来越近的时刻，突然中途有变，大家都感到纳闷，也不知葫芦里卖得是什么药。有人说了是技术上出问题；又有人说是反弹力过大，终于换班不成，党领袖的威信也因此受挫于一时。

可是反过来看，取得胜利者又未见得好受。郭家骅表面上是打胜了一场翻身仗，却因此被指输掉整个“信誉”，因为他的“咸鱼翻身”也弄得党领导层“瞠目结舌”，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
从这样来分析，“信誉”的“破产”是长痛的；“权威”的受损是一时的，两相权宜之下前者显得更是坐立不安。所谓“好像赢了却不兴高采烈”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可以这样说﹕郭家骅保官有术。用什么招术也就不重要了。政治者，权谋也！因此他暂时“胜利”了，有人说党的“威信”因此给典当了，可能连他的派系也会为此“分崩离析”。这非他所愿，但他又非作最后的挣扎不可。如今局面已是彼此“骑虎难下”。看来，他会比以前更为寂寞与无奈，除非再有奇迹出现，不然等待他的极可能是党的权威再一次出击，他毕竟保得了一时，却保不了一世。这就是政治斗争的规律。事情闹僵至此，不知谁要负最大的责任？

论华基政党与未来走向

在独立（1957年）之前，我国只有一个华人政党，那就是1949年成立的“马华公会”。在独立之后，我国还是只有一个华人政党，那也是马华公会。这个政党在1952年与巫统合作，参加吉隆坡市议会选举旗开得胜，奠定两党联盟的基础。两年后，印度国大党加入联盟。这三个政党组成的联盟在1955年普选取得压倒性胜利（52席选举，联盟赢51席，另46席由英国委任，启开马来亚联合邦自治时代，也带领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成为独立国。）

独立日这一天，左派的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社阵，标榜多元种族的社会主义政纲，具有阶级性倾向，因此它不是华基政党，没有人把社阵或劳工党称为华人政党。而它和联盟乃至马华公会的斗争侧重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回异。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才出现我们今日所谓的“华基政党”？而华基政党又是怎样演化而来的？这就得提及与此相关的四位华裔政治领袖在斗争中衍生出来的当今“特殊的政治产物”，而且与马华公会息息相关。

(一) 第一位是陈祯禄。他在1949年联合一批峇峇及亲英份子组织了马华公会，主要是因为在紧急状态下，有近50万华人被赶进“新村”，以断绝和马共的连系，而“新村”华人则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苦不堪言。马华公会乃告应运而生，目的是协助华人改善生活。最初它被当成一个福利慈善机构，直到1953年被禁止发行“福利彩票”后，促使马华公会改变形象，走向一个全面性的政党，期望通过政治来维护华人的权益，和力使华人登记成为公民，以效忠这个国家。

陈祯禄的政治理念也就因马华公会参加议会选举取得议席而得以巫统分享执政的权力。换句话说，从1949年到1959年的10年间，是陈祯禄的领导魅力与威信，为马华建立了一个政治平台，并以华人政党的姿态号召华人团结在马华的旗帜下。这种打出“民族主义”旗号的政治斗争指导思想正与其合作伙伴巫统打出的“民族主义”（不是宗教主义）旗号相互辉映。

很显然的，马华公会走的这一条政治路线是与反对党所鼓吹的意识形态（左派政治理论）的路线是有矛盾和对立的，以致它在华人社会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正因为这样，马华公会本身起了“革命”。有一批少壮派要明显地突出马华公会作为华人代表的形象，也就是要彰显陈祯禄的“民族主义”的政治精神。以证明马华公会不是“资本家”或“精英份子”的政党，而是全体华人的的政党。

(二) 演绎和推进陈祯禄政治哲学的就是林苍佑这个人。他在1954年应陈祯禄之邀加入马华公会后，锐意刷新马华的政党形象。因而在1958年角逐马华总会长职，不是为打倒陈祯禄而 战，而是要改革这个党。结果他取得胜利。另外两个重要的林苍佑派的人物必须要一并带上，他们是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朱运兴（他原是独立前的副教育部长，后因华教问题而丢官〕击败翁毓麟当选总秘书及与李光耀私交甚笃的杨邦孝（如今已是新加坡大法官〕击败陈修信当选宣传主任。他们三个人是改革的少壮派，准备整合马华公会，一方面用以抵销刘伯群及陈期岳（均为马华党员〕通过华团向马华施加压力，导致马华力量分化；另一方面则要求巫统正视马华面对的困境，分配三分之──的国席，即是要求总数104席中的40席，以确保任何修宪需征求马华意见。可惜这一要求触发政治大风暴，林苍佑败下阵来。巫统的东姑阿都拉曼选择与陈修信合作。在血浓于水下，陈祯禄从原先支持林苍佑的改革到后来反对林苍佑的领导，转而支持其儿子陈修信。马华公会也就在1959年分配到31席（国会），比林苍佑最早争取的40席少了9席，即未达三分之一席位。马华于是又回到陈祯禄的保守政治的年代。

震怒之余，林苍佑在1961年离开马华另起炉灶。他所引起的政治震荡比任何一人都要爆炸性和持久性，其后遗症竟延至今日还在回荡。先是成立民联党（1961年），后是合创民政党（1968年），解散民联党之后，一举夺下槟州政权，更在1974年加入国阵（联盟的扩大）。这样一来，第一个“华基政党”宣告成立。

至此，我们要给华基政党下一个定义，它是以华人〔不论是党员或支持者〕占大多数而立足政坛的政党，不管它的宗旨是多元性或党员也有非华人在其中，但不争的事实它是立足在华社，没有华人的支持，这样的政党也就走向尽头〔例如1974年陈志勤成立的社会正义党及1978年叶锦源的社会主义民主党，都因未能在华人社会得到有力的支持而后自我消失〕。民政党不但站稳脚跟，而且一直在槟州处于主导地位，在国阵眼中，尤其是巫统看来，它是除马华外，另一个代表华人的政党。因此它被标签为“华基政党”〔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 。

另一个被国阵视为华基政党的是砂劳越的人民联合党。它的政纲与民政不相上下，但也没有办法逃脱不是“华基政党”的标记。只是因地域关系，鲜少涉及西马政治。

(三) 第三个人就是李光耀（前新加坡总理，现为内阁资政），他在1963年率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复于1964年用人民行动党的旗号参加国州大选，而他曾不讳言要取代马华公会的地位，换句话说，他要使人民行动党成为代表华人在内阁中的地位。这是一种十分明显的“民族主义”换位的角力战，进而提出了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作为斗争的口号，目的就是要吸引华人及华人以外的族群的支持。甚至拉拢包括林苍佑在内的支持其“团总组织，以对马华公会产生压力。

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人民行动党摇身一变成“民主行动党”。这个政党成立的本身就是人民行动党的翻版，也因此以马华公会作为斗争的目标，从蒂凡那到吴福源到林吉祥再到林冠英都表现了一脉相承的政治理念。虽然坚称多元种族，但它没有忘记它是根在华社，没有华社的支持，民主行动党的政治生命力是有限的。于是它又被冠上“华基政党”的名堂。一个华基政党在朝（民政党），另一个华基政党在野（民主行动党〕，再加上华基政党的老大“马华公会”，形成一个鼎足而立的局面。这个局面之所以造成，取决于一个人的“政治逆流”的所作所为而造成。

(四) 这个人就是陈修信，他承接了其父亲的政治遗产，但转化成自己一套的“精英导向”而未能感受华社对他的责难。第一个向他发难的人是林苍佑；第二个向他发难的人是李光耀。林苍佑不能容忍陈修信对他的“背叛”，决意通过另一个“华基政党”把他给“整”下来。终于在1974年民政纳入国阵时，陈修信挂冠而去。李光耀同样不能容忍陈修信代表华人，他认为在陈修信领导下的马华公会，华人已产生信心危机。因此也决意要取而代之。民主行动党就是延续这种精神斗马华公会。

陈修信则是在1969年“五一三”种族冲突悲剧后，惊觉马华公会的政治角色已被边缘化。不但在大选中失利（参选33席，13人中选），而且政治格局大洗牌下，巫统一跃而成为主宰国家命运的主导政党。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在1971年提出“以党治国”理念，这个党就是巫统。

为了挽救马华公会不致一跌再跌，陈修信在1971年号召华人大团结，打出了“民族主义”的招牌，一时团结之声浩大，成为一种运动，但不久又告分道扬镳。这之后因为陈修信的保守思想已经无法捍卫陈祯禄的政治哲学，唯有让位于新人。李三春时代就此揭开了。

李三春基本上认定只有一个马华公会代表华人，其它政党不能越俎代庖。他的政治手段兵分两路，一路要杀倒民政党（起用林建寿来夺槟州政权），另一路要化解行动党（争取议员跳槽和尽一切能力抵销行动党的威胁。何文翰，叶炳汉及陈德泉等人的跳槽就此连续发生）。这两个策略都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是李三春在1983年突然离党出走，引爆了马华历时一年有余的党争，元气大伤。

下来的陈群川乃至林良实，都已经意识到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已告定型──一党居优势的多党制结构。在国阵的14个成员党中，只有巫统独大，余则只是围绕在老大周围的其中一份子。马华也没有例外。因此在已定型的政治大气候中，2003年崛起的马华公会新领袖黄家定所要思及的是怎样整合华人的代表性和凝聚力。既然不能一一消灭“对手”，务实之道是在共存的空间寻求一个“共识”。于是有了马华与民政的合作。两党试图在华社的问题上共同应对，但又有其局限性，因为有“国阵精神”罩住，不能超越界线。虽然如此，通过内部的争取与协调已成为两党的当务之急

不过，要怎样与在野的华基政党──民主行动党合作？则是一个大问题和大学问。目前看来，合作的可行性似乎不存在，因为彼此都在争夺华社的资源（支持的力量）。但如果把政党利益或政治利益凌驾于华社之上或和用华社课题或困境当成政治筹码，肯定是华社的不幸。即便让其中一方在选举中压倒另一方，难道就解决华社的问题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更何况历史已经证明今天的现实是华社都认为彼此都有存在的必要。

既然三个华基政党已清楚本身的定位，新一代的领袖，如黄家定，许子根及林冠英已经不能用上一代人的相互排斥与“赶尽杀绝”的手段来取得独赢（1990年及1995年行动党曾企图打下民政党而未果是为二例），而是需要具备勇气和胆识，抛弃历史包袱，不能再陈陈相因，原地踏步，而是要突破性地在相关的课题上各提出策略思维。因为有些课题不是单靠一党之力来解决问题的。从教育课题到裸罚事件，反映出彼此之间不约而同地有共同的观点。

如果我们认定国家现有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乃至宗教自由的特征是不可改变的话，那么对不合时宜的政策和措施提出改革和调整则是可以做到的。在这个基础上，和不违反民主竞争的原则下，华基政党应该可以自我调整，努力改变政治格局，相互合作共创一个人人梦寐以求的公平、合理、宽容、尊重与和谐的社会。

陈清凉“上位無門”？

马华公会改选后风平浪静，但在北端却荡起一阵阵涟漪，焦点人物现在又移向在马华中央改选中风头甚健的女议员陈清凉。她既中选马华妇女组中委又当选马华中央理事。可谓一箭双雕，“双喜临门”。

为什么又是她再次成为“新闻人物”？原来这又是与郭家骅有关，我在本栏中先有评论“郭家骅已迎来了冬天”，后有他本人的回应：“郭家骅等待冬去春来。”两者相映成趣。

未几又是“噩耗”传来。郭家骅不仅等不到春天，而且过不了冬天。因为寒气逼人来。他的“政治官运”行将“冻僵”在十二月的严冬。

可是消息又直轉急下，說是郭家驊竟破“冬”而出，官職又暫時未變。說變不變，也不知問題出在那里？

到底真正的故事是怎样的呢？我们有需要让这段故事再加以还原：在2004年大选后，马华领袖决定在槟城更换两位行政议员。即刘一端取代骆福汉和陈清凉取代郭家骅。消息传开后，原任的骆福汉和郭家骅如急锅上的蚂蚁。到处串门，希望保留现状。结果骆福汉无功而返，只好回到槟州政府大厦收拾包袱走人，让位新人接班。而郭家骅竟在最后一刻钟“柳暗花明”“起死回生”，有幸保留官位。

但據說条件是他的任期必须在2005年底结束，让位于新人。于是傳說郭家骅在马华总会长黄家定的面前签了份协议书。白纸黑字同意这样的条件。市场上传出的所谓“半届行政议员”就是這么來的。

为什么陈清凉未能及时上位？早前传出的版本是她在2003年时因“祸从口出”，“得罪”了国阵政府，在槟州立法议会对反对党议员要求展延「外环公路」的议案投了弃权票而不是反对票，结果她和林武灿被“双规”──党籍被冻结，在州议会内暂时属非马华议员，成了“无党派议员”。这种惩罚在数个月后被解冻，而在2004年两人再度参加大选，陈清凉保住了她的州议席，林武灿则栽了筋斗。由于这个“违反国阵精神”的记录，陈清凉“无望拜官”。

其实问题不在于此，也非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拦路”，而是因为有人向反贪污局投报陈清凉，指在购买计算机事上有疑点。由于反贪局当时尚未正式发出公函澄清并无不妥之处，马华公会总会长黄家定只好向许子根表明陈清凉上任事暂缓一下，继由郭家骅代表马华，就这样许子根便向外公布其州政府内阁。后许子根向外澄清陈清凉已告“清白”。

郭家骅在继任后心中有数，但也期望有所转变。因而在2005年马华区会改选及党中央改选时“大显身手”，组织人马把黄锦鸿的班底打翻。这一种“翻身仗”表面看起来郭家骅有所斩获，实则中央改选大局已定后，郭家骅与黄锦鸿双双在槟州排行榜中出局，未被委以重任，且被中央署理会长陈广才接管了槟州马华。陈清凉则在排阵中出任组织秘书，春光乍现。这样一来，郭家骅已预见大势不妙。再作最后的“冲刺”。

這最后的“沖刺”就是郭家驊“直闖”總會長理事會說明事件。據知把整個問題又再翻轉，以致未有定案。到底換還是不換，也需要時間來證明。

可是無論結果如何，卻是半路殺出程咬金。換句話說，即使換人，上位的是黎兆榮而非陳清涼。“苦命”的陳清涼，兩度與官位擦肩而過。看來，她又要韜光養晦了。

陈清凉是在1988年参加马华公会，人长得高佻，不是什么女强人之类的。学历是毕业自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数学系专修计算机及统计精算学的双学位（DOUBLE DEGREE）。1995年初试啼声，中选议员。1999年再次蝉联。经过一场惊涛骇浪后又于2004年再次中选。

写至此，突然想起中国著名影星刘晓庆的一句话：“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我加上一句“女人做官是难上加难”。不信你看陈清凉的政治路确是走得好辛苦。这一句话又包含陈清凉上位阻力重重，柳暗花不明。這一下子“熟悉的鸭子又飞掉了”。时也，命也！真是造化弄人，时不予“我”乎！

华基党领袖权威受挫？

最近几乎同一个时候发生三件事件都是围绕在同一个主题，那就是领袖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进而演变成一连串的质疑，到底问题出现在那里？是领袖的权威不足，还是事情办得不圆满？

先说第一件发生在12月18日的民主行动党马六甲州委改选事。原本是一场普通的选举，也不引人注意。讵料爆出来的大新闻是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及其夫人周玉清（州议员）在州选中双双落马，而且是得票殿后，其它参选者都纷纷过关，十分耐人寻味。姑不论其中有什么内情或隐情，堂堂一位党秘书长竟在阴沟里翻船。对林冠英的“杀伤力”是够大的，也使到他的权威和威信在一天之内受到极度的损害。至少在平民百姓看来，真是难以理解和不可思议的事。虽然一时之间，还不至于扳倒林冠英，但党要靠他的一张口和一支笔来代表党来托高形象，也就大打折扣。人民可能会问：连马六甲的党代表都不支持林冠英了，他还有什么权威“为民请命”呢？

外界固然会尊重民主的选举结果，但反过来也会问：为什么这么大的事，在事先不协商呢？好让大家都下得了台，不必闹得如此尴尬？

第二件是发生在槟城的。原订在12月19日邀请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为新中学校新校舍举行动土礼，讵料发展商“用法围篱”，害得动土不成反变“动粗”，又是舆论沸腾，但也因此前所未有的风波顿使首席部长的威信受挫，更有舆论指向许子根未事先把问题解决好。

这样一宗关系教育又涉及法律的斗争的事件本来就不应该发生，也非单方面问题，却偏偏相持不下。问题的症结又在那里呢？简单地说，应该是土地（争议后发展商于2002年11月同意拨出2万6千方呎地段做为新校舍用途）割名手续未能即时厘清，而建校工程一拖再拖，终于发生发展商不再让步的争执。事到如今，通过法律争来争去也非善策，妥善之道是把土地权弄得一清二楚。新校舍如期动工，马上停止“你围我拆，你拆我围”的动作，而新学年的上课地点也需要双方达成协议。

第三件事发生在12月20日的吉隆坡，槟州行政议员郭家骅向马华领导人“陈诉协议书”之事，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这件事起因于行政议员换人之事，也似乎已尘埃落定，未想又起风云。换人事件被搁置而延伸出一场“官位之争”。于是马华基层有人说话了，认为必须尊重较早前的协议，不应向总会长的权威挑战，而是要取信于党。

有关郭家骅“辞官事件”早已酝酿多时，但风风雨雨，总是未见晴朗。大家也都以总会长的意见为依归，因为推荐议员出任官职依惯例是总会长的权力，而不是议员“毛遂自荐”的。遗憾的是，在各方都认为已是换人的时刻，又中途起变卦。究竟问题又出在那里呢？这也是非当事人所能说清楚的，但十分清楚与不含糊的是：总会长的权威是不应受挑战的，不然他如何统领党参与国事，又如何取信于民呢？可是郭家骅的事件又是反其道而行。

十分巧合又不期而碰上的竟是三位华基政党的领导人在同一个期间内威信受到了挑战和揶揄，这是民主的象征抑或是民主的泛滥？局外人都是心知肚明的，归根究底是华社的不幸。我们有必要指出的是﹕除非整个党要求更换领导人，不然当党把某个人推上领袖的台阶时，他应该得到尊敬与享有领导的权威。如果局面没有改变，任何个人的不满情绪都是要让位于“权威”的，也唯有如此民主秩序才能确立，因为权力与权威是其相辅相行的，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没有权威的权力是不健全的；没有权力的权威也是空有虚表的。这是民主政治的规律和游戏，谁也不能加以蔑视。即使是挑战者也需要通过民主程序取而代之，不是把局面弄砸了。

《光明日报》—横刀立马

（2005年前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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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凡那毁誉参半

也许马来西亚新生的一代对蒂凡那这个名字是陌生的。因为他离开新加坡已经有20年了。而在本月6日逝世于加拿大私寓，终年82岁。
但如果对60年代的政治有所涉猎和研究的话，蒂凡那就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在50年代，他曾是反英同盟的左派中人，与新加坡当时的一颗政治慧星林清祥是同一阵线的。他也因为搞政治运动付出了代价，被英殖民政府逮捕投入监狱。
不仅于此，他还是1954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与李光耀在一起参加活动，但他没有林清祥的知名度，林清祥于1955年与李光耀一起当选新加坡立法议员，名声大噪，蒂凡那则是搞职工运动的高手。
1956年底，林清祥被林有福政府逮捕时，蒂凡那也跟着下狱。他们在狱中成为难友，其它的知名人士有方水双（也是职工领袖和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兀哈尔（1961年人民行动党闹分裂后，他成为新加坡社阵的副主席）、普都遮里（律师，他曾一度担任民政党的高渊国会议员）等。在1959年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后，他们八个人一起获得释放，这个时期是左右派在人民行动党内的“蜜月时期”。
可惜好景不常，1961年人民行动党闹分裂，以林清祥为首的一派离开行动党另组社阵（社会主义阵线），和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打对台。这个时候，蒂凡那是站在李光耀这一边，也因此与他的狱中战友林清祥等人划清界线。两个政党同时争夺新加坡工人的力量。原来的职工总会倒向左派阵容，蒂凡那则另组全国职工总会倒向人民行动党。
两派的斗争除了在职工会中反映出来外，也对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有不同的立场。一场政治大斗争就在新加坡上演。经过全民投票和大选后，李光耀取得优势而胜利。于1963年9月16日率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而在同年的2月2日，新加坡进行一项大逮捕，林清祥等人再次入狱。由于蒂凡那已属行动党阵线，他在左派人士的眼中是“背叛”了左派运动。
1964年，马来西亚的马来半岛举行大选，适逢印度尼西亚搞对抗，李光耀决定以人民行动党的旗帜角逐联邦大选，但也只派出象征式的候选人参加。其目的不是要夺取执政权。而是借群众大会向马华公会及马来亚社阵左右开弓。结果行动党只有一人中选国会议员。他就是蒂凡那，成为行动党的政治明星。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蒂凡那顿失平台。他不能再以人民行动党议员身份自居，因此他在翌年另成立民主行动党，出任具有实权的秘书长。可以这么说，蒂凡那是民主行动党的最重要的创党人之一。他也因为能言善辩成为马来西亚具有知名度的反对党议员。
1966年立足在马来西亚政坛的民主行动党，被人认为是人民行动党的化身是因为蒂凡那身在其中，不能说两党毫无关连。但此时，蒂凡那身边多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林吉祥。他本来是新加坡海峡时报的记者，辞职后专职搞政治，在党内出任组织秘书。
1969年马来西亚大选前，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说：“我敦促他回到新加坡，再次挑起领导职总的大梁。我需要他在新加坡担当维持工业和平并说服工友提高工产力和工作效率的重任。从1970年开始，他领导职总。”（见《李光耀回忆录》(下)页103）。
没有了蒂凡那的民主行动党，棒子交吴福源领导。这一年的大选，执政的联盟面对内外交困的挑战，结果被反对党攻下诸多议席，也失掉槟州执政权于新崛起的民政党。行动党则一口气夺下13个国会议席，与马华同等数目。林吉祥就是在这一年冒出头的。不幸的大选后的第三天，国家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国会民主被暂时中止，全国进入紧急状急，而林吉祥也因此被逮捕扣留。
蒂凡那因为已离开民主行动党不再插手联邦政治，一心一意在新加坡搞职工运动，李光耀也赞扬他把职工总会搞得有声有色，组织合作社，又办德士服务和连锁性的超级市场等。
1981年李光耀推荐蒂凡那出任新加坡第三任总统，这个职位并无实权，但却是最高的荣誉，蒂凡那从一个“阶下囚”跃居成为国家的总统，是他一生奋斗中的最高荣誉。可惜在1985年3月，当他官式访问东马砂劳越时，被认为酗酒而酒精中毒作出古怪行为，不符合国家总统的身份。他也因此丢官。
丢了官之后的蒂凡那与李光耀的关系不断恶化和出现口诛笔伐的论战。不久他移民加拿大，一直到他逝世为止。这20年来，他的名字几乎消失在马新的社会。虽偶而有提及他的名字，也知悉他有着书立说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也再荡不起涟漪了。
新加坡的报章对他的评价也是在职工运动方面给予肯定，但对于他担任总统期间也就一笔带过，不愿再提及。在新加坡人的眼中，他搞职工运动是出色的。但做为总统就逊色了。由于这个缘故，他留下的毁誉参半的一生。在左派人看来，他也是无可取的；而他也因为自己的行动被行动党遗弃，自我流放在外国多年，不知道民主行动党人对蒂凡那可有印象否？

锺灵学潮与胡万铎

本月十一日，锺灵中学有一场别开生面的“锺灵师生爱校运动50周年纪念”大会，约三百人参加。为什么有50周年？锺灵不是已有88年的历史吗（它是马来西亚最早创办的华文中学，建校于1917年）？原来这是较早时胡万锋宣布要“纪念学潮50周年”，后来改名为爱校运动。

我阅读新闻报导后，觉得语焉不详，未能看出其特殊意义。于是便与胡万锋“讨论”这件事。承他送来一本纪念特辑，确实比报章的报导更清晰地突出其主题意义也看出一个所以然来。

胡万铎说，选择在今年纪念学潮50周年是因为事情发生在1955年。这一年，锺灵中学接受“特别津津”，附带了一些条件，被华社及锺中学生认为不合理，且英殖民政府有意变质华文中学成英文中学之虞。于是在同年6月份的时候，级长联名代表学生向董事会递交备忘录，要求勿开先例而影响全马之华文中学之未来。学生也承诺同意提高学费，以解决学校经济之困。

两个月后，也就是1955年8月11日，学校宣布开除锺中学报7名负责人，包括社长胡万铎，主媥万景添及主营梁丁和颜清文在内。这意味着在代校长汪永年的穿针引线下，锺中接受津贴已成定局，首开成为“国民型”中学之先河。而教总主席林连玉则疾呼勿个别行动，应采取集体行动，抗拒英殖民政府意图变质华校，但身为教总副主席的汪永年不加理会，因此他被林连玉指责为出卖华教的人。

胡万铎追忆说，他们这样做是出于爱校之心，尚未有示威或罢课，未想竟被开除学籍。除了梁丁尧（南大生，后在新加坡星洲日报任职至退休）是槟城人外，其它人都不得踏足槟城，必须返回各自的家乡。这是他们被关押两周后获得释放的条件。

因为他们的被捕，引致锺中学生停止考试以示抗议并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见马华公会学潮报告书）。根据所知，锺中学报成立于1947年，是一本季刊。到了胡万锋接班的那一年（初中三学生），出版的第40期出了问题，因刊登了一张鲁迅的遗像（1936年逝世），被学校谕令今后所有文稿须由顾问预先检查。而在41期时有两篇文稿未经审查已拿出刊印，引起轩然风波，导致学报停刊足足一年。与学报不同的另一份文艺刊物“沙漠风”则是在1954年创刊。胡万锋说﹕“把《沙漠风》倒回来念就是Formosa，台湾之意，因此它和《学报》的立场是有些不同的，也就是说，锺中的学生也有分两派的。”

既然《学报》带头反对改制，胡万铎也付出了付价。他回到怡保，在其父亲的疏通下进入育才中学，但却是个“不受欢迎”的学生，只呆了3个月便在1956转去圣玛克英校念半年然后被送往爱尔兰读书。1961年在爱尔兰大学三年级时，由于父亲胡曰皆逝世，他回国接管生意到今天。

1961年对胡万铎还有另一个意义，那就是他在这一年成功地申请解除来槟城的禁令。我对此感到啼笑皆非和难以理解，为何一个国家有限制某人不可到某州的？胡万铎也百思不得其解，但他说，英殖民政府就是不要他再踏足锺灵中学，且在他的身份证（一张纸）盖上不准到槟城的字样。这种“限制”在独立后仍未“解除”，他是直到1961年才“恢复成一个自由的人”。

果然在1956年锺灵就爆发大规模的学潮（胡万铎等7人已是离开锺灵），反对改制，再有68名学生被开除，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民政党领袖之一且官拜政务次长的王天庆（已故）和作家陈征雁。1957年再开除13名学生，连《沙漠风》的人也不能幸免。为支持锺中学生的行动，韩江中学及中华中学的学生也卷入学潮，举行集会。风波一经闹大，马华公会组成了以林苍佑为首的15人调查委员会，与教总一起工作，以求解决学潮带出的问题。这个委员会在1957年发表一份冗长报告书，分析事件来龙去脉，并提出建议。

虽然如此，锺灵中学的改制已是无法扭转，学生运动也功败垂成。对此胡万铎认为这场运动是应予肯定的。肯定学生们的爱校和热爱华文教育的运动是出于挚诚之心，它牵动全马华人之心，也激发华人维护华教。虽然50年后物换星移，人事已非，但他欣慰的是锺灵仍然保留了“华校的传统”。抑有进者今日华小之存在及60间独中在风雨中成长，不能说华校生的学生运动没有成绩。

而胡万铎本身也在这一精神感召下，于1973年连同全马热爱华教人士在霹雳州搞起复兴独中运动，为独中的生存和发展扎下了根。及后他更出任董总主席一个时期（1991-1992）。他曾长时期担任霹雳董联会主席，也把深斋中学办得具规模与现代化。

从学运领袖到华教领袖到社会闻人，胡万铎的思想也有一定的转变。他用较广阔的视野看问题，但不变的是他怀念在锺中的日子，也牢记1955年起到1957年锺灵可歌可泣的一段学运历史。因此有了这次的所谓“爱校运动50周年纪念”的一场盛会。

黄锦鸿“说古道今”

黄锦鸿对我于10月31日的《号外周刊》谈到他的政治运程已是“夕阳看晚霞”有点意见。他不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亮起了红灯，反之他还有重要且积极的角色可以扮演，但他十分遗憾槟州马华的内部矛盾和斗争最终变成“本地人”暂时得退下。如果大家携手合作，结局就不是这样的了。无论如何，他尊重党的决定，也会配合党的策略继续推动党务和作好副部长的本份。目前他是马华的票选中委，也是中央副秘书长，虽然他已经不能在槟城“发号施令”，他但以平常心看待这样的安排。
在11月26日的晚上，我们有了冗长的对话。从中我了解他的心态，而他也告诉我他从政的历程。他是在1975年就成为马华的党员，当时他也幸运地通过考试成为一名合格会计师，一切尚待开始。1977年他成了马华升旗山区会的马青团长。
我问他在1978年所谓“七人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何他“榜上有名”又临阵未见“退党”提名参加大选？他说，这是马卓达（马华丹绒区会主席）放出来的风声，他未曾有过什么承诺。对于此事，他一直保持沉默，也引起外界些许的误会。他不否认林建寿（1977年起出任马华槟州主席）曾找过他，问他是否有意思以“独立人士”身份参加州选？因为当时马华有一批人以马卓达为首有意要参加大选，直捣民政党选区，以“抗议”马华只被分配五个州议席。但这要作出“牺牲”（即退党参选）。他告诉林建寿，他没有这个心理准备，而且刚出道，经济基础没有，实在没有条件参选。
他说，就是这么简单的过程。事后他对市面的传言一概不回应，因为这不是事实，他也没有成为“七人帮”来和民政党争一日之长短（这场大选，“七人帮”全军覆没，如果黄锦鸿真的沾上边，他就没有今天了）。
就在1978年大选后，原马华升旗山区会主席是许平等，他因不满党中央执意要派来自外州的方汉勇出任升旗山国会候选人，结果遭受失败。在愤慨之余“引咎辞职”（根据了解，当时升旗山区会属意倪宗吉上阵，但不得要领）。其空缺就由吴友力顶上，黄锦鸿也就成为区会的秘书，协助吴友力。
1986车，黄锦鸿在李永枢（1984年马华党争后出任槟州马华主席）推荐下，成为阿依淡州议席的候选人以填补李永枢留下的空缺，因李永枢弃州攻国，在峇央峇汝国席提名，准备在中选后能更上一层楼成为副部长（原本在1982-1986年担任槟州行政议员）。不幸的是那一年的大选，黄锦鸿和李永枢双双败北。
李永枢在大选失败后已是判定他的政治前程蒙上阴影。反之与他一起曾在槟州马华共事的林良实则扶摇直上（林良实与李永枢在70年代分别担任槟州马华秘书和组织秘书，主席是岑亚就），在大选后陈群川出事（官司案），辞总会长职，林良实顺利上位，且已成为正部长。李永枢则是两头不到岸。为了表示愿意对槟州马华选举的失利负责，李永枢向林良实辞槟州马华主席职，马上被接受（这里头显示林李之间的关系已失调和出现裂痕）。林良实委吴友力出任代主席，黄锦鸿也因此被吴友力倚重。
1988年，林良实委任其亲信石清霖担任槟州马华主席。后者则委任黄锦鸿出任州秘书。这样一来，黄锦鸿已接近权力的边缘。不过他并没有参加1990年的大选（这一年大选，槟州马华在州议会又全军覆没）。本来那一届大选前他被暗示有机会成为上议员，但因石清霖在州选落败，马华党中央推荐石清霖出任上议员，并同时担任联邦贸消部政务次长。
1995年的大选，黄锦鸿原先也不是候选人，后来他被献议出征峇央峇汝国会议席。这个选区对马华是个黑区，两度都败给行动党的阿末诺。黄锦鸿说，他不是如我所说的“无端端发达”，而是经过一番苦斗和精心布署才反过局面。那时距大选只剩三个月时间，为了“确保”能赢得此席，他下足功夫，邀请一些报界记者为他收集“情报”，再加上他的选举团，共同制定一套“作战”方案，最主要的是找出阿末诺的弱点，攻其不备。因为据他的“情报”反映，阿末诺并未勤于在选区走动，也未在华人区提供有效的服务。于是他打出的皇牌是峇央峇汝选民需要一位真正为民服务的代议士，也向不同的族群争取支持，最后取得胜利，第一次当议员。
正因为这一胜利，奠定黄锦鸿的未来政治前途。1999年大选胜利后，他出任贸消部政务次长；2004年大选胜利后，他被提升为文化艺术部副部长，官运亨通。
在马华党内，他也时来运转，于2002年接替石清霖成为槟州马华主席，郭家骅也出任署理主席。这之后，他们两人的关系出现变化，也就在2005年马华区会改选中有了过招。
选举的情势和后来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无需再述。但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因为两人关系未能端正，矛盾日益恶化，结果中央党选后，彼此在党内的重要性被“边缘化”。不过黄锦鸿认为即使如此，他的政治生涯不是“夕阳西下”。毕竟他已经把其国会选区变成马华的堡垒区，而他在党中央也有一定的角色扮演，这也是为什么他乐观其成地看待未来的走向对他还是有利的。

回教党在十字路口

吉兰丹本加兰巴西州议席的一场补选，回教党结果吃了败仗，在州议会内仅剩23席对22席勉强执政。不论出于什么理由和原因，已是敲了警钟。回教党的政途正徘徊在十字路口，真不知下一步要怎么走？

无可否认的，回教党的大本营是在吉兰丹。如果连这个州政权也保不住，则回教党将会退化成一个专注宗教的政团，无从在施政上展示其治国的能力。这对一个具有54年历史的政党（成立于1951年）是一项巨大的挫折。

为什么回教党在2004年大选之后雄风不再？为什么在政治上又节节败退呢？这与回教党本身的蜕变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脱胎于巫统的回教份子，在阿末法德（Ahmad Fuad B. Hassan）的领导下，于1951年11月24日在槟城的北海宣布成立回教党。先是取名为PMIP（PAN MALAYAN ISLAMIC PARTY），1972年易名为PAS（PARTI ISLAM SEMALAYSIA）（见回教党总秘书纳沙鲁丁2000年论文）。但都是同一个政党，纳沙鲁丁表明服膺国会民主，为回教而斗争。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宗教甚浓的政党。

从一开始，回教党就确定其宗教目标而参加选举。例如1955年的自治普选，虽然拿督翁于1951年离开巫统自创马来亚独立党，后再改名为国家党，以大阵仗和巫统争夺执政权，但回教党未加入任何阵容，而是独自参选，结果只赢得1席，另51席归巫统所有。

1956年这个党的第一个蜕变是接受具有左派思想的巴哈鲁丁医生成为党主席。巴哈鲁丁（DR. BURHANUDDIN）原是1946年成立的反殖政党国民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的领袖(此党在1950年被英殖民政府查封：1955年他又与布斯达曼成立左翼的人民党，翌年离开加入回教党)。在巴哈鲁丁的领导下，回教党的立场是倾向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总统，有明显的民族主义的色彩。

由于巴哈鲁丁的领导，这个党在1959年的大选脱颖而出，夺得吉兰丹州及丁加奴州的执政权，但后者维持不久因内閧即被联盟取而代之。

1965年，巴哈鲁丁因被指涉及“设立流亡政府”而被捕下狱（1969年逝世）本来在他之后应由署理主席朱基菲（ZULKIFLEE BIN MOHAMMAD）领导，但他不幸在1964年车祸逝世。虽然如此，他却被纳沙鲁丁誉为回教党最杰出的回教学者与党的设计师，其宗教政治哲学被广泛颂扬。

回教党的第二个蜕变是继巴哈鲁丁之后的阿斯里登台。他既担任党主席，也是吉兰丹的州务大臣。1969年他领导回教党在大选中取得不俗的成绩。“513”事件后，应邀加入国阵，跟随巫统的民族主义而斗争。可是在1978年回教党被胡先翁首相摒除在国阵外，在同年的一场选举中，回教党失去吉兰丹州政权，仅剩2席，被国阵攻下。东姑拉沙里也因此在巫统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阿斯里也因领导无功而失去领导权。
此后，回教党跌至谷底，一直在政治上爬不起来。在回教理念中韬光养晦。

但回教党在1990年迎来了第三个蜕变。这是因为东姑拉沙里在1989年脱离巫统，另立46精神党，而在1990年大选与回教党连手，再攻下吉兰丹州，由回教党人出任州务大臣。他就是今日仍在任的聂阿兹。回教党又因此再探出头。此时的党主席已是法兹诺。

最大的改变发生在1999年的大选。因为安华依布拉欣的被革职，衍生了国民公正党，成功地拉拢回教党与行动党合作组成反对党阵线，回教党不仅保住吉兰丹州政权，而且也再拿回丁加奴执政权。国会议员数目跃增至27名。一夜之间成为大赢家。这种前所未有的胜利使到回教党踌躇志满，越来越明显的走向宗教至上的政策。它提出回教律法，力倡建立回教国，以有别于巫统的民族主义路线。它似乎忘记是依靠外来力量的结合才有此“辉煌”战绩。

当宗教被回教党用为治国理念时，整个形势就起了巨大的变化。为应对回教党的挑战，马哈迪首相在2002年宣布马来西亚已是回教国，以抵御回教党的不断压力。回教党的一厢情愿的宗教措施的推行，先是导致民主行动党在2002年退出反对党阵线，后是在2004年的大选，回教党再次蒙受重大的打击，丁加奴州政权又再易手。现在连吉兰丹州政权也岌岌可危。由此可见，回教党的政教合一的理念不但未被非回教徒所接受，而且也不被回教徒所欢迎。

到了今天，回教党在哈迪阿旺（比法兹诺更有宗教色彩）的领导下是应该检讨它在1999年确定的宗教治国和宗教高于一切的指导思想。因为人民已越来越不习惯于在吉兰丹施实的律法。毕竟政治是现实的，也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更需要与世界各地接轨的。任何的开倒车的措施都是不合时宜的。

除非回教党有第四个蜕变，不然历史会在吉兰丹州重演。

郭家骅等待冬去春来

我在10月24日的《号外周报》写了《郭家骅迎来冬天》后，郭家骅有话说。于是我们相约在11月19日进行了一场长达两小时的对话。主要围绕在马华党选前后的局势及他个人的政治前途课题。他否认他的政途已步入了冬天，也否认如果情势有变的话，肯定对他不利。他说，事情每天都在起变化，这是一种规律，但他以不变应万变。他还是乐观其成地看待，在政治上他还是会有角色可以扮演的，毕竟他参加马华已有廿多年的历史。他是在参党多年后才有机会成为候选人，那是1995年的事。他不是乘直升机从天而降，而是一步一脚印走到今天。有人说他是幸运儿，一参选得胜便官拜行政议员，如今已做了十年的行政议员。应该“满足”了。但郭家骅驳斥这一说法，因为在这之前，他是多年在党内努力耕耘和努力付出，而人们往往没有看到成功背后的辛酸。
我们的话题于是进入人们最关注的问题：郭家骅今次只做半届的行政议员，不久就要让位于党内其他人。这是甚嚣尘上的传言，但一直没有得到当事人的回应，那么传言是不是真的？
郭家骅说，他也知道有这样的传言，而且从2004年大选后就一直“纠缠”着他，似乎在等着他“收档”，但是他认为他没有能力阻止传言，也会尊重党的决定，如果真有其事的话。不過到现在為止，他還没有得到任何的指示。
根据马华不久前的议决担任行政议员不可超过三届，除非有关者是州的联委会主席。这就是说，按此议决，郭家骅可以担任行政议员到本届届满为止。
在对话中郭家骅似乎有几个有利的因素可以保住行政议员到届满为止（但決定權在馬華領導層）：
1.
马华公会的主力还是放在槟岛，这也是一向来的传统，因为槟岛有较多的华人人口。目前马华槟岛有5名州议员和1名国会议员，在威省有4名州议员，形势偏重在槟岛。马华不可能让重心移向威省而忽略槟岛。
2.
除非是另有因素或迫不得已，不然马华中央会顾及平衡的重要性。
3.
槟岛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槟州的政治行政中心，马华公会有需要加强它在这方面的形象和地位。
基于上述三个因素，马华中央或总会长在更换行政议员上可能需要慎重考虑。因为郭家骅现在是代表槟岛这一方，若是变化之后有所偏向而可能引起一方党员有异议的话，就非党中央所愿。我们不知道黄家定在2004年大选后决定放回郭家骅，是否有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但我们也知道黄家定至今也没有对此有所表态，大家都不知道有变或没变，也只有总会长在认为必要时，或才在会长理事会中讨论。再说，黄家定也会认真看待“中途换马”這碼事。這也许这是郭家骅“乐观”的一面。可是与此问题相连系的是郭家骅今日在马华槟州联委会上没有重要的角色可以扮演。他又何去何从呢？根据他的说法，他在马华区会改选的过程中有作出“挑戰性的回应”是被逼出来的，因为他感覺到有一股勢力要把他边缘化或剔他出局。因此他必须证明他是有支持力量的，是有地方势力的。当他的“阵容”在区选有所表现后，他也进一步证明他也是得到全国党中央代表的支持。他的努力在全国走动下也终于得偿所愿，以令人满意的得票胜击。
对此我说他在区和中央的胜出不等于他在州可成为正比例，因为州的领导是由中央委任的。结果他（原任州署理主席）和原任主席黄锦鸿（也是中央理事）双双“被飞出局”，也就是说“两败俱伤”。我还补充了一句，是不是应了“蚌螪相争”的效应呢？郭家骅有一脸的無奈，但他说，即便走到今天的结局，也不是绝望的。事情也许会有转变也说不定。他对马华党中央有信心，也会肯定他对党还是有所作为的。他认为马华不应把焦点放在党内的人事问题上，而是要面对未来的大选，这才是马华所要重视的方向，尤其是从现在开始，党要看到和抓着政治的风向。
我问他的“乐观”是不是放眼在未来的大选“弃州攻国”？他说他不知道，但他有信心可以在他所属的选区内的国席争回议席，如果他有机会成为候选人的话。

尊重法治才能善治

一连串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先是中国女郎投诉在警局被罚祼身检查；继之录像带又爆出尚未公布身份的裸罚过程；然后是副部长失言道歉又指传媒曲解其意等等。不仅国人议论纷纷，连外国媒体也大事报导，弄得首相不得不表示歉意，当机立断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并限定在30个工作天内提呈报告。最主要的目的是进行“亡羊补牢”，不再发生类似的“丑闻”。

政府的急速行动，说明了此事的严重性，必须加以严正看待，不能等闲视之。

不过我们不讨论相关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关注的是问题所引起的国际政治与国家政治这两层的相互关系。因此有需要审视在民主政治下怎样才能防止某些行为对国家产生负面影响？以及在民主底下，我们有那些地方需要跟进和改善。这就涉及政治学这门看似简单，实则是深奥的哲理。

我们这里所指的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一般上都有自身的制度，虽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制度是绝对相同的，但在民主的框架下，却存在一些共同基本的法则或原理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学公理”。在这方面，中国学者俞可平提出四个公理和五个要素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所谓四个公理是指；共同的政治价值，它集中体现自由、平等、公正和福利，也顾及尊严和人权；‚有良好的政治制度进行政治生活的规范。其中关系到政府和人民的权力的划分，即我们所说的“社会契约”；ƒ承认民主是对个人权利的最大保障。它又分成实体民主和程序民主。前者是用宪法来保证民主；后者是让民主程序不断转动而活了起来；„有一套客观的标准来评价所推行的政治制度。

为了使到民主政治发挥最大的作用，它的五个要素是﹕通过选举来演绎民主；‚保证公民有最大的参与政治的权利；ƒ不允许个人驾凌于法律之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尊重法治；…有选举和言论的自由权；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护少数的原则中有宽容之道及权力要受到制约，不允许产生一种绝对的，个人高于一切的权力。

从这样看来，推进民主的进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也要特别强调教育和拥有知识的重要性，以便培养有素质的人来维护民主法则。整体而言，民主就是要建立一个被人民普遍接受的“从善政（Good Government）到善治（Good Governance）的制度，以成为一个典范。

马来西亚无疑的自从独立以来，就采纳民主政治来建国。政府是通过人民选举而产生；甚至连国家元首（国王）也是采用轮任制的。这是独一无二的君主立宪制。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人民也习惯行使自身的投票权利来选出人民代议士。这之中有了执政党和反对党的阵营，显示了民主的政治仍在运作，但在历任的领导人中，也有出现过面对政策的调整的争议和对政策实施的失误的批评，这些都是民主发展的必然过程，而人民也知道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基本人权？

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一旦政府被选出，国家领导人的权威就告建立，他需要在民主政治授权的机制下，行使其拥有的权力和确保权威得到尊重而不流失，从而使国家处在一个法治的范畴内，人民也享有一定的基本权利。与此同时，他又要带领国家与国际社会接轨，同时让国人充份地参加国际活动。这就是说，一个开放的社会和一个民主的社会，是欢迎国际交流的。我们欢迎外来投资，欢迎外来劳工和外国学生乃至不遗余力地推动旅游业是为了刺激国家的经济成长，利惠全民的同时，也要善待外国人。

在这样的一个大潮流下，不幸发生与首相阿都拉倡导的文明进步开放的社会不协调的事件显示了有人忘记政治学公理中的宽容、尊重与平等的待人接物的处世哲学；更甚者有人竟忘记这是全球化的时代而出口不逊地要“外国人可以回去，如果认为我国是残暴的话”，严重地伤害了国家的信誉与形象，也伤害首相的权威和国威，难怪引致首相的苛责。这根本不是一位副部长所应持有的心态，而他的这个心态又是与他的思想潜在的下意识（对外人的歧视）分不开的，他必须要牢记这也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说话要谨慎而有分寸，不能信口开河。

纪律部队固然有其职责所在，但在执行任务时不能有所偏见和对人性尊重的漠视而引起公愤。这种不守纪律的人，也沾污了警察的声誉。所谓“敬人者人恒敬之，恶人者人亦恶之。”

因此，我们至为欢迎首相设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以清理门户和制订条规。毕竟在民主政治下是有政治学公理在罩住的，任何破坏政治学公理与民主因子的人，都是阻挠善治社会的到来，也是对国家公信力的极大挑战。如果我们要修补已造成的破坏，一定要把狭隘的心态矫正过来。

马华的“平反”，迟来的春天

历史和敦林苍佑医生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他在马华公会的一段“辉煌”而又“惊涛骇浪”的斗争竟然要苦等45年后才被“端正”，被正式列入“党史”成为马华公会第二任掌门人。这是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黄家定一个“重要的动作”而把历史摆正回来（11月22日各报均报导敦林的照片被悬挂在马华公会总会长的行列中。这是一个迟来的“春天”，也是“陈年往事”的“平反”。）

对于敦林的“平反”，他老人家有什么话要说呢？我就是基于多年朋友的身份在他的办公室（12月6日）以此为题打开话匣子。表面上他是不动声色的，也以平常心看待这件事。毕竟这是封尘已久的历史，对于一位已退隐政坛多年的老人来说，已不是那么在意了。

但你说他不在意也不对。他突然问了我一句话：他们选用的是那张照片？我说，好像是您当首席部长时期的那张照片。接着他说：应该选用他当总会长时拍的照片。于是他指着我写的《林苍佑评传》中他与东姑阿都拉曼合拍的照片。“这才是我当马华总会长时的模样！”我问马华公会有没有派人向您拿照片吗？他说：“没有，我也不知道他们把我的照片挂上去，也有报社的记者要采访我的反应，但我都没有接受。我不愿置评。”

我说：“这毕竟是事实呀！您应该有所响应的。无论你喜欢与否，这是您个人的一段不可抹杀的历史。今天我们都应该回想过去走过的弯弯曲曲的道路。”

“是呀！我近日从discovery报道中看到新加坡40年的成长，很有意思，有李光耀的奋斗一生。”敦林说。

我说：“您也是一位历史人物，您有您的历史定位。过去我为您写《林苍佑评传》时，你形容是“非小说的故事”。您也曾提议我端正某些片断。可我一直没有做好。今天您愿意再讲您认为应该讲的事吗？”

敦林把话题岔开：“我个人没有什么值得写的，一切已归历史。”

“但历史总该有个记录，不能让历史留白。虽然我这本书不是什么历史文献，至少我是第一个人自动地为您写了一本「传记」，而直到今天为止，我尚未发现有另一个人为您写「传记」，您本身又不写回忆录。”我这样说。

终于我们的政坛元老打开他的记忆之门：“我在50年代成立了急进党，后来又参加马华公会，我为什么要搞政治？这其中有一个人生哲理。不论是我们的祖先在中国或我们的族群在马来西亚，都是一盘散沙的，孙中山也说过，华人是一盘散沙。但要整合散沙，却是难之又难，而能够做到的唯有组织政党来团结华人。”

“为什么会说是政党有这个凝聚力？我打个比方说，从中国南来的华人先贤，他们都是身无半文来到马来西亚，有谁把财富从中国带来投资的。你可以算出有5个人是有钱南来的吗？没有。他们这些人来到南洋后，有些人发财了。比如陈嘉庚，骆文秀，刘惠城等等。还有是华人来到马来西亚后组成乡团，也只是照顾同乡的一群，有钱人和这些团体所能照顾的族群是有限的。唯有政党才能整合华人和改变华人的命运。”

此时他提了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先贤来到马来亚后被称为“苦力”？是谁给取得这个名词？”

我说我不知道，没有详细研究这个问题。

敦林接着自己回答：“是殖民地的总督金门泰，是他把华人叫着“苦力”的（即我们所谓的“劳动阶级”）”

（按金门泰（CECIL CLEMENTI SMITH））在19世纪是海峡殖民地的总督，任期是1887-1893年，6年。海峡殖民地是于1826年正式成立，即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合并成英国直接管辖的殖民地，又称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ELMENTS）。那个时候，大批华人从中国南来，居住在海峡殖民地内)。

他说：“这个名称取得好，事实上，我们的祖先是生活得清苦，又用劳力血汗谋生的，也凭着他们的刻苦耐苦，才有今天华人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的局面。”

敦林的习惯是他一旦开了口，就不会让你有机会插口。他“包办”了谈话的内容：“我在从政的年代（1951年开始），为了体验各种不同人的生活，便勤于到处走动。那时较多与我出外的是拿督林维雄（已故），我们到乡下席地而睡，近打区的矿工生活是贫穷与落后的，渔民的生活也一样苦。我认为从政的人有责任改善人民的生活。但在改善之前，你得了解穷人的生活有多苦才能下手。”
“你又知道吗？孙中山除了感叹华人是一盘散沙外，还有什么抱负吗？”

我插上一句：“他有提倡「天下为公」。”

“对了，就是「天下为公」。搞政治就要抱着这样的心态，要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着想，要知道各地的实际情况，不要老想自己。”

至此，我要介绍一下林苍佑从政经历。因为在我研究马来西亚华人今日面对政治上的分化又整合的过程中，林苍佑是其中一位最为重要的人物。如果没有林苍佑，肯定不会有今日的民政党；如果没有林苍佑，马华公会也不会演变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

林苍佑（86岁）是在1954年正式参加马华公会（这之前他是急进党后创党人和领袖（1951-1954））。在1955年以马华公会候选人的身份（用联盟标志）参加槟州议会的选举而胜出。随着这一胜利，林苍佑把槟州马华搞活起来，也成立了青年团和妇女组。虽然他不是槟州马华主席（主席由殷商伍瑞琴担任），但凭他的智力，他成了马华的重要人物。1955年，他被马华公会推举为参加全国联盟会议的代表之一，其它人有陈祯禄、梁宇皐、李孝式、朱运兴，黄赛南、叶金福、翁毓麟、梁长龄、陈修信、陈世英及符兹美等人，巫统方面也派出16人。主要的工作是应对1955年的联合邦自治的普选。
与此同时林苍佑也是马华公会推派参加联盟会议以关注教育问题的人。

这里有两个背景要提出的：

其一是英殖民政府提出1954年教育白皮书，提议在非英校开设英文班，企图逐渐以英文取代华文，教总起而反对。联盟为应付1955年的大选，答应在选后检讨教育政策。林苍佑就是其中一人，他在大选后成为检讨教育政策的委员之一，也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敦拉萨教育报告书”。

其二是马华公会在那个时候是山头林立的，中央集权不足。各州可推派候选人，而不是中央，而且各州的组织是“各自为政”的，连资产和资源归各州所有，中央是一个未有权威的组织。林苍佑加入马华就是要改革马华，使权力归中央。因此他是马华的“少壮革命派”。

林苍佑对于他加入马华显得兴致勃勃，也雄心万丈。他想起了当时的情景而说出这样的一段话：“您知道吗，当时我在马华内虽尚不是总会长，但我被赋予一项重要的职务，那就是领导马华的选举与招收党员的工作，也直接介入了教育工作。名称为组织主任。我是在这种情况下与林连玉建立起十分密切的关系。马华公会当时的领导层没人读懂林连玉的“心思和语言”，但我读得懂，我知道他想要得到什么和要表达什么？我们在一起工作。”

可是，我告诉敦林：“我曾翻阅《星槟日报》的合订本，从创刊号到80年代中期，就是找不到有关您与林连玉的合照。不过在文字上倒发现您们是相互配合，甚至有时是一唱一和的。”

他问，《南洋商报》有这样的照片吗？我说我不知道。敦林说，他是在1956年的锺灵中学的学潮与林连玉相识后又相知的。

我在这里要补充一段马华公会与教育斗争的历史：1953年，马华公会与教总和董总（尚未有正式组织，但派出代表，马华和董事代表的人也因此出现交叉，翌年才组成董总）共同组成“马华公会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各派出10名代表组成，另加上三方的主席，共33人，即是后来我们熟知的“三大机构”。根据林连玉的回忆录，这个组织是他和马华的温典光扮演重要的角色，后来加入董总的陈济谋。

这个“三大机构”基本上是一场角力战，但也发挥一定的作用。例如1956年出炉的“拉萨教育报告书”经交涉后，不列入“最后目标”，终于使各方满意。林苍佑是其中一名委员，林连玉则是赞成这份报告书的重要人物。

所谓“最后目标”是“我们相信，本邦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为集中各族儿童于一种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下；本邦的国语（马来文）为主要之教学媒介语，本委员会亦承认为达到这目标，不能操之过急，必须逐步推行。”（见《林苍佑评传》，页73）。

1956年锺灵中学爆发学潮，反对学校接受津贴进行改制为国民型中学。有68名学生被开除，又有其它中学响应，轰动华社。林苍佑介入调解。马华公会也因此成立以林苍佑为主的15人小组，并在1957年发表《学潮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是针对锺中、韩中及中学三间华校的学潮进行剖解，提出的建议包括：请教育部长阐明《1956年新教育政策的精神》（即拉萨报告书），公布锺中接受津贴之条件与合同等。林苍佑说：“锺中之学潮，简截地讲，就如华文教育上一粒疮，没有医治之前，应先了解其根源，不要以为外敷药包扎就算完满。如不把疮内的不好的东西拿掉，根本问题依然存在。”

身为教总主席的林连玉则直截了当指责问题出在汪永年身上，他（指汪永年）要负责最大的责任，诱导董事会接受津贴，不惜把华文教育出卖了。“（见《风雨十八年》，页179）。

此外1957年独立前，马华公会内的刘伯群（霹雳）及陈期岳（马六甲）发难，举行华团大会，削弱马华的代表性，并选出4人到英伦请愿不承认马华的代表权。他们是刘伯群、陈期岳、林连玉及叶茂达。林苍佑认为不妥，他以马华组织主任身份作出批评，最后影响林连玉不随团出发。林苍佑激赏林连玉的正确决定。他说，马来亚的问题应在国内自己解决，不要借助外来的力量。所谓外来的力量即指刘伯群与陈期岳有强烈的国民党背景。”

不过，在这个时候，林连玉注意到陈祯禄施过手术后，可能失掉记忆力，以致马华公会失去重心（见《风雨十八年》(下)，页21）。林连玉所指是马华内部出现分化，而此时林苍佑尚未掌大权。

1958年，林苍佑结合其少壮派的力量，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参加马华公会，勤于在全国走动，因此得到相当多的支持。再加上他反对马华卷入国民党和中共的斗争，力图使马华“马来亚化”，也就在马华内崛起了。3月23日这历史性的日子，林苍佑击败陈祯禄当选马华总会长，朱运兴击败翁毓麟当选总秘书及杨邦孝击败陈修信当选宣传主任。这三个改革派主将组成核心力量，锐意壮大马华中央的力量，也向巫统提出要求分配三分之一国席（即40席，总数104席）。无奈时不予林苍佑，他无法打破马华各地“划地为牢”的小山头主义的局面，也无法说服巫统作出协商。林苍佑的改革终于功败垂成。因为东姑没有答应林苍佑的要求，而是转向支持陈修信的一派（陈修信接受31席），架空总会长及马华党中央。1959年的大选也导致马华的分裂。林苍佑派大权旁落。

这里我们要拉出一段与此相关的故事：林苍佑的得力助手杨邦孝是李光耀挚友。他在1959年6月的时候（也就是马华危机爆发的前夕。因马华中央决定要争取35-40个国席，杨邦孝说，若未获接纳，马华要决定是否要退出联盟单独参加大选）（见《林苍佑评传》，页108），前往新加坡会见甫上台执政不到两周的李光耀总理。

李光耀回忆录中有这么写道：“在我上任后不到两星期，一天早上杨邦孝事先没通知便到我家里来。他从吉隆坡来，问我能不能发表文告，就马华公会跟巫统闹意见表示同情。由于杨邦孝跟我很熟，马华公会会长请他来劝我表态，支持他们的事业。他们认为，身为新加坡总理和人民行动党领袖，我在马来亚华人当中有地位，也有影响力；马华公会则自觉软弱无力。老朋友要我采取会得罪东姑和巫统的立场，这使我感到非常烦恼和不安。我告诉他，我固然同情马华公会，却绝不会去惹他们生气，因为新加坡要争取实现的主要目标是跟马来亚合并。36年后，这件事杨邦孝还记得很清楚。如果我当时问清楚教育问题的背景，便能很早就得到提示：要跟联邦的马来领袖合作必须做出重大的让步。”（见《李光耀回忆录》，页382）。

林苍佑失败后，杨邦孝（马华元老杨旭龄的儿子，执业律师，是改革派冲锋陷阵人物）愤而退出马华公会，转赴新加坡发展，如今是新加坡首席大法官。我问林苍佑还有没有与杨邦孝来往，他说有，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我不知道林苍佑怎么评估自己的这一段难忘的经历。我问他对参加马华和领导马华有取得什么成果？他说有，但他没有进一步阐述“成果”是在那一方面的。因为政治的现实告诉我们，他是马华党内的失败改革者，胜利的一方归陈修信。

不过，林苍佑并不这样看问题，他不断地回顾他和林连玉在华教问题上所作出的贡献。他说，他当上马华总会长后，便恢复“三大机构”的合作。人选重新安排：主席林苍佑（马华），秘书李致祥（马华），副秘书林连玉（教总），败政陈济谋（董总），副财政郑婉文（马华），常务委员重量级人物有朱运兴（马华），严元章（教总），温典光、王景成（均董总）。林苍佑重新启动“三大机构”的活动是因为他在1958年3月份当选马华公会总会长后，于同年5月他接获董总主席陈济谋及教总主席林连玉的联名公函，要求开会讨论关注关系到华教前途的甄拔考试问题（此乃指政府有意列初中会考作为升学的标准，而华教则要求属于测验性质）。
林苍佑于是在同年6月1日在吉隆坡召开会议，用了整个10个钟头讨论华教大事，也同时产生了一个特别小组委员会：林苍佑、陈济谋、林连玉、李致祥及温典光，获授权处理重要事项。林连玉在会上表示他对新会长涌起新希望，希望在林苍佑领导下，马华与华团密切合作。

林苍佑在致词中矢言“三大机构”要使华教在宪法的保障下，获得充份的发展。他声言马华与华教共浮沉（见《林苍佑评传》，页99-100）。

在这次会议上，林苍佑也接纳了林连玉提出的教总十条提案，主要有本邦高初级教育文凭考试应以教学的媒介语作为考试的媒介；各民族母语母文的教育一律平等及召集全国华人社团代表大会，决定华人对教育的愿望。但当时讨论到升学考试问题时，林连玉说要求初中会考只属测验性质，马华公会未能清楚交待（见《风雨十八年》(下)，页49）。

不幸的是，韩江中学学生闻讯，在6月3日进行静坐罢课，眼见一场风暴就要来临，林苍佑派的杨邦孝即刻与教育部长佐哈里会唔，得到口头允诺初中毕业升学试只作为测验性质。但林连玉非要杨邦孝签下白纸黑字，才肯发布新闻。杨邦孝既非教育部长，也没有官职，他确实够魄力承担责任，也就签了字给林连玉。一场可能波及全国的风潮就这样按下了。到了临考前10天，教育部长正式发表文告，指初中考试属测验性质。杨邦孝取得胜利了。林连玉说，“事后，杨邦孝告诉我，佐哈里之所以终于答应，是因为雪州四中学的风声很紧，学潮果真爆发，他的教育部长的地位会动摇的。” （见《风雨十八年》(下)，页51-52）。

林苍佑在确定他在“三大机构”的身份和领导地位后，于1958年9月20日在霹雳江沙召开全马华文教育大会。对于这个历史在林苍佑看来是十分有意义的大会。在访谈中他问我可否记起那件往事。我说我在他的评传中有写过这一节，而且我写下林连玉赞美他的话。可是我没有您们两人的合照。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因为他知道林连玉要什么。而且会议是空前的热闹，也算是林苍佑当选总会长以来首次取得华教界的广泛认同。

林连玉在大会上说华人在政治上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要改变过来。“1955年选举时，华人选民不过12万，现在（1958）年情况不同，公民已经增加到百万名左右，我们手中有了选票，可以选举一批有代表性的人物到议会中表达我们的愿望。”

林苍佑在致开幕时对盛况空前的大会感到欢欣鼓舞。他说：“在发展华文教育的过程中，三大机构是缺一不可的伙伴。但董教总是着重于提供华教应兴应革的意见；马华公会则是着重在政治的折衷。前者为了阐明真理，可以畅所欲言；后者为了加强效率，必须量情度势。这种分别，是我们所不能不面对的，但它并不妨碍我们成为一体。”

他又说：“马华置身于联盟，是为了三大民族共同的利益；马华置身于三大机构中，是为了华教前途。因此马华的一言一动，不能鲁莽灭裂。因为当联盟轻言分裂的时候，是全国的大不幸；当三大机构分道扬镳的时候，就是华文教育的大危机。

最后他要求彼此做到“互信互谅，精诚团结”（见《林连玉言论集》，页417-428）。

还有一个大会令林苍佑刻骨铭心的是于1959年4月26日在吉隆坡主持“三大机构”联席大会，出席华团及教师公会共747个，代表人数1209名。大会通过林连玉提出的《全国华文教育大会宣言》及《本邦华人对教育总要求》。林连玉认为只有团结，才有出路。林苍佑在会议开幕词中强调“华文教育是整个教育的组成部份，教育本身要摆脱狭隘的民族意识，才能发挥教育的效能。拉萨教育书已使华教的生存和发展有了依据，大家要珍惜这点成就。但华人要精诚团结，才能成功。”
他又说：“值此大选期间，凡能为人民谋福利，为华文教育争取平等待遇的人才投其一票。” （见《林连玉言论集》，页434-445）。

这个大会又进一步确定林苍佑在华社的领导地位。可以这么说，通过“三大机构”，林苍佑在其任期内先后两次召开空前的华教和华团大会，是他从政的一项令华社侧目的“成果”。不论以后局势如何演变，非林苍佑所能控制，至少他证明了马华公会是一个有活力，与华社共呼吸的政党。因此他不认为他在马华公会内是交了“白卷”，反而有其历史贡献。在这方面，他怀念的是林连玉。一个与他出身完全不同，思想也不一致的人，只因教育问题而走在一起。尽管林苍佑不是事事圆满解决。但在林连玉看来，他确实是想要有一番作为。

令人遗憾的是1959年7月12日的马华党代表大会上，却变成两派的公开对峙。一派以陈修信为首（后来获得其父陈祯禄的支持），另一派以林苍佑为首。结果在东姑支持陈修信下，林苍佑派一无所有。

林连玉对于林苍佑的下场（1959年大选前，总会长被搁置一旁，既不是马华候选人，也没有权力拟定马华候选人，由东姑与陈修信挑选候选人）有十分痛心的慷慨愤言：“林苍佑是华人一致的拥护也不愧是华人的最高领袖。可是我们的最高领袖，就这么可怜，请问还有谁配去和联盟谈友谊，谁可以与联盟折衷商斟呢？” （见《林苍佑评传》，页129-130）。“所有的华人对此感到非常的痛心。” （见《风雨十八年》(下)，页123）。

林连玉一向很少公开称颂政治人物。他对陈祯禄有赞有评，也狠批过陈修信及翁毓麟，更对梁宇皐毫不容情地批判，唯独林苍佑与他合作愉快。他们两人渡过短暂的“工作蜜月”。如今林连玉逝世已20年，林苍佑言谈中一直不忘老朋友。我们不知道如果他们当年继续合作下会否出现问题。因为已经没有如果了。

就在林苍佑1961年退出马华公会另组“民主联合党”时，林连玉仍然奋身为华教而战。这是由于自从林苍佑辞卸总会长（1959年）后，“三大机构”已是“不疾而终”，名存实亡，双方没有再对华教问题进行合作，留下无限的遗憾。

事有巧合的是，林苍佑是在1961年4月21日在芙蓉诞生其“民主联合党”，而林连玉则是在1961年8月12日接获公民注册总监的通知书，吊销他的公民权。从此两个人自走各路。一个走向反对党；一个保持沉默，退出杏坛和公职。因为已没有“三大机构”提供一个合作的平台。

但在这之前，他们又有过不期而遇地在安顺为朱运兴（林苍佑失败后，朱愤而退出马华公会）参加补选而站台。这时朱运兴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加补选。在林苍佑与林连玉的支持下，朱运兴以3500余张多数票当选。林连玉说，大概他的号召力太强，引致政府在8月12日要取消其公民权。不过林连玉也认为这只是诱因，主因是教育问题（见《风雨十八年》(下)，页125）。

当林苍佑把码头一转，判定他下来日子与马华是一场漫长而又艰辛的斗争。从疾呼华人大团结到华社分裂，确实让人痛心疾首。其中的原因，也是纠缠不清的。

不过，有一点十分肯定的是，林苍佑依然相信政党是整合民族的最有效工具。他认为政治是一个盘，这个盘要盛起散沙，那个政党能盛到最多的沙，那个政党就能从中崛起。基于这个道理，林苍佑又于1968年参与组织民政党，并把民主联合党解散。正如他在1954年主张解散急进党，一起加入马华公会一样。未想这个民政党在不受看好的情势下，竟然在1969年跃居成为槟州执政党。林苍佑从全国领袖退下后又再成为一方领袖，出任槟州首席部长。不宁唯是，他又把民政党带入国阵（联盟扩大的组织），重温在联盟的日子。这意味着他又回到执政阵营与陈修信争天下。彼此争夺“华人的代表权”。陈修信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永远抹不去的心头石块。因为有了陈修信派，他的改革落空；也因为陈修信体会到马华的组织不健全，因此当他在1962年成为马华总会长时，就修改党章，把马华变成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一如巫统一样，造就了总会长集权威于一身。陈修信改造马华，却改造不了华社的命运；林苍佑改造不成马华，却改造了槟城的命运。

如今陈祯禄走了，陈修信走了，与他一同在政治上斗争的或敌或友，也一个又一个走了。剩下的政坛元老已是屈指可算。林苍佑在1990年退隐政坛后，一幌又是15年不问政事。难怪很多人说林苍佑是个不接受访问的人，因为他说他的政治故事早已结束了，不想再重提陈年旧事。

不过，在最后结束与我对谈的时候，他又抛出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早就向你说过，我们是“华裔马来西亚人”，不是“马来西亚华人”，也不是“马来西亚华裔”，这表面看来没有差别，实则有不同的意思。前者是指我们是马来西亚人，但祖先是华裔，所以称为“华裔马来西亚人”。如果说我们不是“土著”，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用“土生”。我们是“土生马来西亚人”不就是一个纯正的马来西亚人吗？

“再者，我告诉你，今日是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许多华裔马来西亚人已走出国门，在国际扬名，也在国际找到安身立足的地方；而又有人再转回头，在马来西亚出人头地。因此我们不必有什么忧虑。” 他说。

“但政治不是这样的，我们还得面对诸多问题。政党也还得为民服务，为民解决问题。因为您林苍佑，整个华人的政治格局在60年代就改变了，版图也改变了。您不认为这是事实吗？而且“土著”与“土生”在实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有宪法保障下的特定条文；后者则没有。”我说。

他不回答我这一尖锐性的问题。因为他说他已不理政治事了。不过从他的言谈中，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口口声声说不在意历史的评价的人，其实是最在意历史对他的评价。不然他不会问为何不放39岁的照片？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林连玉？因为林连玉给予他最高的评价，承认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最高领袖的地位，谁有这份荣幸呢？

还有他也再一次地问起我对林苍佑的评价，并说除了这本书外，我还有其它评论文章谈到他的。我说是有不少，都写在报章上。我甚至也为他治理下的槟州作过一个学术研究和带出他的政治理念。
他再向我要了《林苍佑评传》(中英文本)，再详看一遍。我想他还是会有话说的。我等着他的兴致来潮时，他就会再说那说不完的故事。

林苍佑是一本书，我还没有读完，也没有写完。你说他对政治不关心也不尽然，在2004年大选时，他还为其儿子在峇眼的竞选而操心呢？他也决不缺席民政党的重要大会。对这两个政党，有心痛的一面，也有深爱的一面。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林苍佑应该是整合马华民政两党的不二人选。（2005年12月8日）

林连玉骂扁两个人

今年是林连玉逝世廿周年，使我想起他生前曾公开骂过两个人，而且一骂就把他们“骂扁”了，以致他们在华教的“地位”的“消失”无从翻案。这一段的历史又是与林连玉一生的斗争分不开的。
被誉为“华教第一斗士”的林连玉（1901-1985）是集美学校师范组的高材生，有很好的国学根基。1927年南来马来亚教书，而后又回中国省亲两次，再回到马来亚。从1935年开始就在尊孔中学执教到1961年“出事”为止。所谓“出事”是指他在那一年公民权被吊销及教师执照被撤销。从此他就离开教席，也辞卸教总主席。过着“一生傲骨，两袖清风”的简朴生活，一直到1985年12月18日逝世，终年84岁。
为什么一介书生的林连玉会骂人？那又是关系到华教的大事。他在1951年申请成为马来亚公民，也在这一年发动成立教总（在1949年时已成功组织吉隆坡华教教师会），且在1953年起出任教总主席。
教总的第一任主席是锺灵中学校长陈充恩，他在1952年被暗杀后，身为教务主任的汪永年成为代校长，而在林连玉于1953年杪成为教总主席后，汪永年是副主席。本来他们两人是在教总一起工作的，但在1955年林连玉突听闻锺灵中学准备接受津贴而改制，乃力促华文中学保持原状，以一致的步骤应对之。可是他却发现汪永年“背着他”让锺灵中学接受改制。因而认为汪永年“破坏大局”。
结果锺灵中学在汪永年的走动下，接受政府的津贴，并订在1956年成为全国首间改制的华文中学。这个时候马来亚尚未独立，也就由汪永年与英殖民政府教育部官员达成协议。这一下子，引爆锺中的大规模学潮。汪永年身为槟城华校教师会的主席，他在一次会议上说：“为着锺灵的发展，我必须这么做，说我是出卖华文教育的人也好。那教总主席林连玉，要人家肚着肚子来维护华文教育，我没有他的傻劲。”
林连玉的回敬也是十分够力的，因为他不能忍受汪永年“开创先例”改制华校。他指责汪永年“甘心出卖，翻过脸来，做华文教育的罪人。”（参阅林连玉《风雨十八年》）。
锺灵中学的改制成为事实之后，也在日后（1961年之后）影响其它华文中学也接受改制成国民型中学。而汪永年担任锺中校长一直到1970年退休为止。后来再转任锺灵独中校长到1982年退休，年前已经逝世，但经过林连玉这一骂，汪永年不论在华校服务多久，他在华教史上留下的是一个“骂名”。也是给林连玉骂出来的一个“反面教材”。
第二个被林连玉骂的人是梁宇皐。两人的一来一往文告战和口水战更是精彩连连，针锋相对不在话下，遣词用句也十分激烈，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在后来转录成书《林梁公案》出版，是华教斗争的外一章，但意义又是深远的。
梁宇皐（1888-1963）学贯中西，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曾出任马六甲州元首两年。1959年积极从政，出任司法部长，又担任马华总秘书。本来有机会与陈修信争马华总会长职（陈修信是在1962年才正式成为马华总会长），但因与林连玉骂战，也间接地“毁了”他的政治生命。
事缘1960年政府推出“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除了将华文小学纳为国民型华文小学外，也要华文中学作出选择，或接受政府津贴成为国民型中学，或则保留华文独立中学地位（1962年实施）。
梁宇皐事先已与林连玉对华文教育课题有龃龉，又因报告书的问题再次“唇枪舌剑”。梁宇皐在国会否认政府有意压制华文教育，他说：“我们坚持学习英文，其目的是打开大门，使学生有求深造的机会，此事决不是消灭华人文化。”他并指责林连玉不是华文教育的权威，他谈华文教育不过是“走江湖，吹牛皮，为了保留自己的饭碗”。（1960年）
林连玉针对梁宇皐的指责，有如下的书面谈话：“梁宇皐以官委议员的资格，居然在立法会上，对平民发出人身攻击，骂我林连玉是吹牛皮，走江湖，他已经不自重自己的人格。现在我回敬他；梁宇皐是华人利益的出卖者。”（1960年）接着双方的骂战再次升级，林连玉更在较后时形容梁宇皐是“民族的败类”。（1961年5月18日书面谈话）（见《风雨十八年》下集及《林梁公案》）。3个月后（即1961年8月12日），林连玉公民权被吊销，他也不得不辞去公职，也丢了教师的饭碗。不过梁宇皐被林连玉一骂，也失去在马华争取领导的地位，且在华社失去影响力。1963年他在任职上逝世。结束了他备受争议的一生，也在华社逐渐被人淡忘。
汪永年及梁宇皐先后被林连玉骂扁，从此在华社留下污点，而无法抹去。大概这就是林连玉的威力吧！如今三个人都已作古，但如果翻阅历史，倒不失是最好的教材，不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总教人深思其中。

黃家定為林蒼祐“正位

各报在11月22日报导林苍佑的照片出现在马华公会，而且是挂在历任总会长一排内。这是马华公会第一次“公开和正面”的承认林苍佑是第二任的总会长，也是黄家定再确认总会长的地位后的一个动作。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小动作”，只是挂起一个人的照片，没什么大不了事，实则需要很大的勇气来“纠正马华对林苍佑的评价”。因此林苍佑这人头照对马华来说是个“千斤重的包袱”，历届的领导人都无法举起来，更不必说把他与陈祯禄并列了。

为什么林苍佑对马华公会是个抹不掉的“伤痛”？为什么他在马华的地位一个很长的时间被否定？为什么马华的党史不正面评价林苍佑这个人呢？说起来是一匹布长的“情仇恩怨”。这个故事应该从陈修信时代说起。

林苍佑本来不是马华公会的党员，而是1951年6月成立的“急进党”的发起人。在这之前的两个月，他受委为槟州殖民地立法议员。1954年他应马华创党人之一的陈祯禄（即首任总会長，也是陈修信的父亲）之邀，参加马华公会。

当时的政党对于一个人拥有双重身份是被允许的。换句话说，林苍佑加入马华公会时，他仍然是急进党领袖，但他也在这一年退下主席职，接受担任副主席。此举显示林苍佑将有“大动作”。因为他疾呼急进党员与各政党合作，争取自治早日到来。急进党也因此产生分化，大多数党员支持林苍佑加入马华公会“壮大华人的政治力量”，有小部份人不追随，宁可保持沉默。就这样“急进党”在没有林苍佑主持大局下，渐渐地自我消失，没有派人参加1955年的选举（1955年是马来亚自治前的一次普选，国和州分开举行。）

林苍佑选择以马华公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是年的槟州立法议员选举，他的对手竟然是亿万富翁叶祖意（万兴利银行创办人）的媳妇黄绣娘，而黄绣娘是印度尼西亚糖王黄仲涵的女儿。叶祖意是托黄仲涵发迹的，成为马来亚的糖王。

黄绣娘也是急进党唯一女市议员叶宝真律师的母亲，后者不追随林苍佑入马华选择退出政坛，也不反对其母亲以独立人士身份在加拉歪选区与林苍佑对垒。结果林苍佑取得胜利。联盟（包括马华）全胜，共夺14个州议席（另10位议员由英国委任）。

本来，以林苍佑的地位和身份，他是1957年独立后的当然槟州首席部长，但他没有接受首任首相的推荐，反而推举王保尼出任首任首席部长。因为他要作全国的领袖，不是一方的领袖。果然在1958年林苍佑率领少壮派在马华“起义”。在一场激烈的选举中，他击败陈祯禄而成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陈修信在宣传主任职上也败给林苍佑派的杨邦孝（目前是新加坡大法官），还有林苍佑派的朱运兴胜了总秘书职。这也埋下林苍佑在后来与陈祯禄和陈修信父子交恶的一枚“炸弹”。

当然还有其它人事介入及其它因素导致陈修信与林苍佑公开骂战。在得不到东姑支持下，林苍佑失去了在联盟内的影响力，未能争取到三分之一的国席归马华公会，甚至连他本身也不是1959年大选的候选人之一。东姑把力量靠在陈修信这一边，林苍佑的“革命派”成跛脚鸭。一怒之下，林苍佑辞卸总会长职（1959年7月30日提出但不被党接受。1959年9月15日又正式呈上辞职函）（1961年正式退出马华公会）。

林苍佑在马华内“革命失败”；胜利者是陈修信。而陈修信是在1962年的党选上正式当选马华总会长。林苍佑则在1961年另起炉灶，成立民主联合党，从此与陈修信“势不两立”。

在陈修信主持下的马华公会，林苍佑的“历史地位”已被抹煞。因此在马华党史内，后者成为一个负面人物，仅以“林苍佑事件”一语带过。所谓的“事件”是指马华公会内曾经发生过“内閧”，而事件的主角是林苍佑。在这样的局面下，陈修信是不会把林苍佑“擺正”的：尤其是林苍佑于1969年大选以民政党（民联党解散加入其中）人起而执政槟城州，复又加入国阵（联盟的前身），更是使陈修信耿耿于怀。

因此从陈修信开始到李三春，到陈群川再到林良实，他们都是一脉相承无法接受林苍佑在马华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且后来者也不願意改变既成的事实，以致林苍佑在马华眼中不是应该“坐大位”的人。他的位置是在民政党内。这种情况未想被黄家定纠正过来。我记得黄家定不久前曾向我说过一句话，他是一个没有历史包袱的人。果然他这句话的含意是包括“端正林苍佑在马华的历史地位”，确实够勇气与魄力的，里头也许向民政党输送一道讯息，但我们还是希望他也能“端正华人的历史地位” ，并为华人打开一个明朗的天空，溶入和谐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