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案中露玄机 （直挂云帆）

首相纳吉提出的明年度预算案，基本上是没有痛苦的，而且可以被视为亲民的预算案。市面上因此将之与大选挂钩，认为这是大选预算案。

姑不论大选是落在明年或后年，政府显然已做好准备应付来届大选，这可以从去年的温和预算案到今年的平和预算案中窥见。

比较明显的是：政府安排UEM集团与公积金局联手献购南北大道的业务及所有的资产与债务，总值230亿元，或相等于每股4.60元。在这种情形下，未来的5年，南北大道属下的4条大道将不会涨价，而且即日生效。

与此同时，政府也宣布将在明年通过公私联营兴建另外6条大道，预计私人领域投入125亿元而政府则从辅助金拨出10亿元。这意味着政府决心改善交通系统，同时保证5年内不必为涨价而提高运输成本。对民众及企业界来说，这不啻是一项喜讯，因为民间老是被大道公司的起价的阴影笼罩而有所怨言。

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政府准备在未来的10年，耗资400亿元在吉隆坡开拓捷运系统。一旦竣工，吉隆坡的交通系统必然大为改善，也会为现代化的都市增添魅力。由此来看，政府在交通服务上确实费煞苦心，但也因为过于集中吉隆坡的建设与发展，招致其他州的微言。

例如，政府在对待其他州的发展，就显得不够大方，也未展示政府决心完成前首相阿都拉的宏图大计。虽然政府仍然会注资于柔南的依斯干达经济特区，但3亿余元的拨款显然是偏低的；尤其对北马经济走廊及东海岸经济走廊的各1亿余元的拨款，更是被看成敷衍了事。

我们不知道纳吉政府是否还要全面推行阿都拉时代将国家的未来切成5大快的发展蓝图（另两块分别在沙巴和砂拉越），因为在第10大马计划中它未被强调，如今继续模棱两可应对也不是个办法，总得有所改变或明确表态是否要改弦易辙。

在我们不知道纳吉对“五大经济特区”的后续工程如何时，我们看见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决心要落实马哈迪的2020年宏愿，以把马来西亚发展成先进国。这也是纳吉的一项极大的挑战。因为先进国的一个基本标准是国民人均收入届时要达到15000美元，而目前人均收入只达8000美元。如果要在未来10年将收入翻两倍，则非得下一番功夫不行。

虽然政府有信心能不负所望，但前首相马哈迪不保持乐观，他认为在未来10年将不容易提升成为先进国之一，同时他也不认为“马来西亚民族”可以在那个时候实质落实。

对此纳吉的策略则与马哈迪有所不同，他追求的是“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不似马哈迪将名称定型而成。不过他并不拒绝达成先进国的努力，矢意把国家经济转型也是纳吉正在塑造中的工程。

可是在目前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下，我国的工业进度也放缓，外来直接投资大幅度削减，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这样说：去年只有43亿元马币。虽然今年首7个月则回升到96亿元，但比较于2008年的234亿元，这个数目还是差强人意的。因此依赖工业转型，提高雇员的收入并不容易，尤其是马币兑美元不断地波动和调高的当儿（调高了11%），已打击本地工业出口。倒是服务业的前景看来比较乐观，这包括零售业、酒店业、小贩业及旅游业的同步迈进。

为此我们认为政府在提出高达2120亿元的总开支预算的当中，理应拨出较大的款项来改善各州的卫生措施与营业手法。举例来说，除了吉隆坡外，马六甲、槟城及沙巴等地都是游客络绎不绝的地方，对国家的收入十分重要。如果不大手笔地改进各地的服务业基本设施，包括改造沟渠，疏通河流及清理垃圾等已非小事，而是国家经济收益的大事。

可惜的是，政府的2120亿的预算之中，有1628亿元使用在营运开支，只有492亿元用在发展开支上。若与收入1658亿元相比，则意味着我们的收入只够应付行政开销，发展开支是在赤字的基础上进行的。换句话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私人企业来带动国家的经济转型。至于私人企业如何响应与配合政府的庞大计划，也要视世界经济走向而定，刻下的不明朗状态是很难有准确的推测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政府一路来面对的沉重的公务员数字，如今是更加的沉重了。根据统计，在2000年时，我国公务员有89万余名，到了2008年时，公务员数字跃增至1百20万名，8年以来平均每年增长3万7千5百名。

在2009年时，根据首相署部长纳兹里透露，截至12月31日，公务员达124万人。到了今年6月21日，根据首相署部长许子根在国会回答时说，公务员已有129万余名。按照薪水等来算，每年政府应付薪水等高达466亿元，占营运开支的30%左右。

虽然面对巨额开支下，首相说他不能够发出一个月的花红（31亿元），只能向较低薪水的公务员发放550元援助金，但由于政府在2007年起已大幅度的调高公务员薪水，因此我国公务员收入（指较有专业资格的，如教师等）在10年后达致政府的预期目标是不难的。可是如果每年都增加4万至5万名公务员，政府是否吃得消？政府是否应该检讨过于“臃肿”的负担？马哈迪的时代曾有计划要将公务员维持在80万名的水平，所以他把一些重要消费企业，如电供局及电讯局私营化，但今天政府又面对如此庞大的数字，这又是为什么？

若与邻近国家比较，我国的公务员数字是偏高的，占人口比例的4.68%，而泰国是2.06%，印尼1.79%及韩国1.86%。

还有在人口种族比例上，纳兹里说，土著占78%，华人占5.8%，印度人则是4%。即便许子根有透露去年招收2660名华裔成公务员，然在比例上还是杯水车薪的。

对此我们一方面吁请政府采取“精兵简政”的措施，减少和控制公务员的数目，避免政府负担过重；另一方面则应增加华印人及东马土著的数目，使之较为平衡。

无论如何，由于政府厚待公务员，产假的增加和放宽房屋贷款数额和条件（父母、孩子及兄弟姐妹也受惠），难怪市面对大选不远的传言更加热炽了。这或者是预算案中显露的玄机所在。

刊登于2010年10月21日《东方日报》

砂州政局牵动闪电大选？（跃马扬鞭）

本来预测砂拉越州选将会在今年内举行，但现在看来会拉到明年5月前举行，因为砂州市面上并没有掀起选举热的迹象；同时连人联党的黄顺舸部长也说了不会在今年。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国阵政府正在考思如何将砂拉越的州选纳入联邦选举同步举行。如果砂拉越的州选与联邦大选一致，那就意味着马来西亚的国州大选已是同日投票。这不但节省纳税人的一大笔开销，而且更重要的是“落实”了纳吉首相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真正的第一次做到马来西亚的国州选举是二合为一的。

回顾马来西亚的选举是蛮有戏剧性的，1955年独立前的选举是国州分开举行的，那一年联盟在联邦赢得扫荡性胜利，组成自治邦政府，更在1957年领导马来亚走向独立。

到了1959年独立后的第一次大选，还不是国州一齐选举，单就槟州就自行先联邦举行州选。
当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之后，国州选举更不可能一次过进行。例如新加坡在当年9月21日州选，沙巴及砂拉越则是同年通过地方议会选举方式的三层遴选推出国州议员；而西马的大选则是在1964年举行。

在这之后，除了西马各州与联邦选举是同一天投票外，东马的州选则各自举行的（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就不存在这个课题了）。不过在西马有一年的大选是有些特殊的，那就是1978年的大选，国阵在3月先举行吉兰丹州选，把被摒出国阵的回教党杀个落花流水后，又于7月举行全国大选，巩固了国阵的统治地位。

就东马来说，经过多年的折腾与借助慕斯打化（前沙首长）的安排，国阵好不容易才在1994年后得以改变沙巴的政治生态，结束了地方性党派对沙巴的轮替执政，也结束了沙团结党单独执政的局面，改由国阵（1994年巫统东渡成功，直接操控国阵机器）掌控沙巴。初时推行所谓国阵成员党轮任首席部长职（每人任期二年），在2004年大选后，终止轮任制，巫统成了沙巴的最大政治势力。这就是说，巫统是经过41年（1963到2004年）的苦心经营，才能在沙巴发挥直接的影响力和决策权。

反观砂拉越，虽然也是国阵在执政，但情况就没有沙巴的直接关系，而是间接地维持在一个大家庭内。例如最大的土著保守党就是砂州国阵的台柱，其他的成员党如人联党、民进党等都围绕在土保党左右。这个州没有巫统、马华和民政等成员党。直到今天为止，砂拉越是巫统唯一没有伸入的州。

虽然巫统总秘书东姑阿南在最近的专访中表示巫统无意东渡砂拉越，但这不等于巫统不会有后续行动，因为长期的“各自为政”，不符合东西马政治一体的现实。因此如果首相纳吉与砂首长泰益玛目展开密谈，达成协议各让一步，以便寻求政治上的整合不是不可能的事。

在这方面，我们看到泰益再度领军已成为既成的事实，这与较早前的舆论高调指说他将退休是个强烈的对比。这意味着，巫统已同意维持原状，不在目前对砂州政局重新评估，而一切留在大选后再说。

如果说西马的反对党或说民联都高调地在沙巴和砂拉越展开政治活动，没有理由西马的国阵成员党还要留在砂州门外，这对国阵精神与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也是不协调的。

尽管一个马来西亚理念被认为是有多种诠释，没有明确阐述其中内容，但东西马人民都懂，迟早砂拉越的政治会向沙巴靠拢，而地方性政党或则融入西马的政党（如沙巴的沙统并入巫统）或则西渡，不然它们也不能阻止西马政党东渡。

如果首相放手一搏，在明年5月份的时候来一个国州一齐的闪电大选，它至少说明了国阵正决心将东西马政党一体化，最低限度在国州大选同时举行下，国阵西马的成员党，尤其是巫统就会名正言顺“介入”砂州的人事布局和竞选宣言和战略等，也会使到土著保守党与巫统进行实质上的联手合作以抗拒反对党的来势汹汹。

安华说，国阵再一次展延在国会二读消费税法案和提出大选预算案显示可能会有闪电大选。

虽然马来西亚成立到今天仍没有一次的大选是在三年内举行的，多是在四年或五年期举行，但如果现在纳吉看到一个契机，破例来个闪电大选，也是在情理之中。即便国阵的其他成员党仍在疗伤，未能扭转劣势，对巫统而言已不是关键课题，因为巫统已作好应对的策略；尤其目前民联内部也有矛盾与斗争，更会促使纳吉极可能来一个顺水推舟，以便在时局低迷中突围而出，然后才来重整也是十分疲弱和不振的国家经济。当然最为重要的，来一个东西马一致的国州大选，就会直截了当地使到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找到了一个正当性的平台。无论如何，这只是一种推测，权力还是操在首相手里；而大选的风向也还一直在转动中。

刊登于2010年10月18日《南洋商报》

这是一枚“政治炸弹”？（现代春秋）

地方议会选举是个喋喋不休的争议性课题。当1965年中央政府终止地方议会选举后，直到今天整整45年了，许多人都忘记有地方议会选举这码事。 如果不是民主行动党在2008年大选时挑起“还民第三张票”的宣言，今天也许不会被非政府人士用放大镜来鞭鞑。就是因为有了308的政治海啸，意外地扶起行动党成为槟雪州政府成员后，它已经不能再回避这个“承诺”了。但要如何还民第三张票，却是大费周章的大问题。 所谓的“第三张票”，既是指选民除了拥有投选国会候选人及州议会候选人的两张票之外，理应还有第三张地方议会选举的票。可是不论执政槟州的行动党如何使尽法宝，包括首席部长林冠英致函选举委员会要求举行地方议员选举及以前律师公会主席杨映波为首的律师团，得出结论可以向法庭作出挑战，都无法有进一步的行动。换句话说，未得到中央政府首肯和在国会通过修改法令，地方议会选举是无望或极难恢复的。 就在槟州政府也拿不出办法来的时候，一个号称“非政府组织”的个人却宣布要“自选市议员”。表面上看来，与槟州政府的诉求是一致的，但分析底下，搞不好会成为槟州政府的一枚“政治炸弹”。因此与其说是挑战中央政府的法令，不如说是挑战槟州政府的权威来得直接与恰当。因为它所“产生”的10名市议员（槟岛及威省各5名），是要求州政府接纳的，如果不予接纳，则州政府必须作出解释。这就意味着这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已是一个“压力集团”，不容州政府忽视。但这样的组织与做法是适合的吗？是否有助推动民主？且让我们做一个比较与探讨。 首先这个组织的成员主要是具有Aliran背景的人，且有一定的公信力，因为这个组织所出版的Aliran月刊乃是掷地有声的政治批判杂志，但他们这批人都是以个人身份站出来推动选举的，不算代表其所参加和领导的组织。我们也只能针对他们的个人行为作出评论。 这些个人当中较具知名度的有杜乾焕、前市议员罗国华、现任市议员林巧清及时评人阿尼尔聂多等人。他们不仅成了“民间选委会”，而且比选委会胪列更加具体的条件来甄选候选人，定名为“槟城论坛3”。 从所列出的参选“资格”来看，它是不欢迎有政党和商团身份（担任职位）的人提名，也不欢迎鼓吹种族主义者。这显然是意有所指，但也无需转弯抹角，干脆提出只限他们认可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或专业人士即可，毕竟这个论坛也是为非政府组织请命的。但谁才是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呢？谁才具有权威来鉴定候选人的“资格”？也没有一个标准。曾经担任高官的杜乾焕（行政议员），自然了解州政府的权限（他在位时也从未提出让民间自选市议员，因为他知道行不通）。罗国华是大学教授，也做过市议员，当然对地方法令了如指掌。林巧清是律师，也是市议员，没有理由不知道法律赋予的权利。 既然他们都是饱学之士，在此时搞一个“槟城论坛3”是否可以加速地方议会民主化？也是见仁见智的。我们姑且接受法律不过问此项游戏，但那些报名参加提名的候选人若不被“选委会”（论坛3）接受提名，他们可向谁上诉和抗议？而“选委会”又是根据什么标准来接受和拒绝候选人？因为在所列的11个“资格”中，有几点是说不清楚的。例如维护弱小群体的权益、反映市区服务的投诉及拥有足够的时间担任市议员等，是较主观的“判断”。你如何鉴定这些提名者合不合格？ 再说提名截止日期是10月29日，而仅用一天时间即公布候选人，在一天之内就能公正审查完毕，而不会引发争议？还有候选人都还没有“中选”提供服务，又怎知他们不符条件呢？已有了“服务”的，又在那里“服务”呢？ 接着同样让人搞不清楚的是，凡有意登记成为“选民”的，可在11月11日前报名，报名费10元，学生5元。不知道为何没有年龄限制，学生是意味大学生而不是中学生？ 如果“选民”结帮结派投票，“选委会”也是无能为力的。如果选出来的“市议员”也不是“选委会”嘱意的，它会依“民主”程序向州政府推荐吗？ 若州政府不接受这批“中选的市议员”，则这个论坛所进行的运动又如何交涉呢？它究竟要表达什么？外界也不是很清楚。如果只是要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进入市议会，则论坛可挑选有关组织派出的代表给州政府考虑，何需大阵仗的“投票选举”呢？当然他们也得尊重州政府还要不要委任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成为市议员。 其实，非政府组织也好，政党代表也好，凡是担任市议员的除了服务，还是服务，人民不要口水多过茶的市议员，也不要高谈阔论的市议员，他们要的是能直接为民服务的市议员。看沟渠、巡马路、搞卫生及亲临地方解决问题是市民的首选市议员，管他有没有政党背景。倘若非政府组织不要提供这样的服务，只想大谈民主和理想，那么他们应该参加国州选举，那才是他们表达理念的地方。 因此看来看去，“槟城论坛3”对槟州政府而言是压力多过动力，这个时候应该巩固两线制，而不是辟第三条道路，这对民主政治没多大帮助，只有给两线制添乱。不知我们的“论坛”专家以为然否？ 刊登于2010年10月18日《光华日报》

朝鲜与金氏王朝 （天下纵横）

九月廿八日，朝鲜执政的劳动党举行代表大会，正式安排和选举未来的接班人金正恩（或称金正银）为大将、军委副主席和中央委员，以便他成为朝鲜的“正统王储”。

目前的领导人金正日是在1980年被其父亲金日成正式任命为接班人，但他迟至1994年金日成逝世后才正式接班。如今一幌就是16年，大概也与金正日的健康退化有关系，因此不得不提早立其儿子金正恩为“储君”，以免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引发内乱或内战。

在外界看来，朝鲜这个国家是很神秘的，就连国家领袖的安排也是戏剧性的。原先有消息说，金正日的另外两个儿子金正南和金正哲的其中一人有望接班，但事实证明金正日看中的是小儿子。虽然他仅有27岁，学历不高，曾在瑞士留学过，但也许是听话，也就被扶正成为“太子”了。而为了使到政权稳固，金正日又安排他的妹妹金敬姬出任大将，以平衡妹夫张成泽的权力。张成泽被形容为“摄政王”，在金正恩能够独立掌权之后，他要在幕后垂帘听政。目前他的官职是行政部长。

在作了一系列的安排后，金正日提前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特地携带金正恩访问中国，并介绍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及领导人见面，算是提前照会。

在我们无法测知金正恩在将来是否顺利接棒前，回顾朝鲜的现代史一页是十分重要的。

朝鲜半岛（并无南北韩之分，也称为韩国）在公元10世纪时，由王氏高丽统一半岛，而后进入李氏王朝，定都汉城。此时期刚好中国也进入唐朝，同是李姓天下。1897年李氏王朝将国号改为大韩。1910年（辛亥革命前一年）朝鲜被日本并吞，中国自身难保，无力援朝。朝鲜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1945年日本投降，参战的美国与苏联也就根据势力范围把朝鲜半岛切成两半（就是以经纬的三八线为界一刀切），北边属于苏联的范围。1949年由金日成领导的劳动党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俗称北朝鲜或北韩）；而南方属于美国的范围，在美国的扶持下，由李承晚成立大韩民国（俗称南韩或南朝鲜，立国于1948年8月15日）。

在当时，也就是1949年时，北韩先在9月立国，毛泽东则在10月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共产国家，加上苏联共产老大的保护，成了战后共产世界的核心地带。另一边的东欧国家也被苏联迅速地社会主义化和共产化。

在此大有利的条件下，北韩的金日成认为统一时机已告成熟，乃在1950年秘密访问苏联，寻求斯大林的支持。斯大林不置可否，转促金日成询问中国主席毛泽东的意见。于是金日成又赶到北京会毛泽东。在民族解放事业面前，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无法反对金日成统一朝鲜，但也只能表示理解与支持。

金日成回国后，断定苏联和中国支持其南进政策。1950年6月25日凌晨，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全面向南方挺进，韩战终于爆发。

在最初阶段，饶勇善战的北韩军逼得南韩军几乎招架不住，汉城也被攻占。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美国即刻通过联合国谴责北韩侵略南韩，促成其他国家派军介入韩战，而以美军为主力。9月15日，美军登陆仁川，开始向北韩反攻。10月1日，美军将领麦克阿瑟寻求北韩投降不果后，又派军越过三八线向北韩进军。

在此危难时刻，金日成请求毛泽东发兵援助，否则北韩政权不保。在唇亡齿寒的大道理下，毛泽东决定施出援手，于1950年10月16日派出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第一次中美两国短兵相接开战，“援朝抗美，保家卫国”成为最响亮的口号。

在中国的援朝抗美下，北韩政权算稳住，但双方的胶着状态呈现谈判的必要。

于是在1951年7月10日开始谈判，但无大进展，双方仍然又打又谈，死伤无数。直到1953年7月27日，双方才在板门店结束韩战，由南北韩及中美代表签字。

这三年的战争，中朝方的伤亡俘人数超过百万人，而美韩的伤亡俘人数也逾百万人，可见战争的残酷夺走了无数的宝贵生命。中国因为援助朝鲜，军方的损失十分严重，计死亡14万人，负伤38万人，失踪2万人及被俘2万余人，比起北韩的损失还要大。这就是中国人民为朝鲜作出无私的奉献与牺牲。

不过中国付出的惨痛代价也未换得朝鲜的醒悟，在韩战之后，朝鲜比较倾向苏联，直到90年代苏联变天后才较靠向中国。但此时的中国已进入改革开放，不兴黩武主义。可惜的是朝鲜一直停留在“战争状态”中，更扬言要生产核武器，以和美国对着干，使到中国左右为难。

就在金正日掌权后，他依然大搞核武器；只剩下一个中国的忠诚盟友。这种的自我孤立，加上刻意延续金氏王朝的统治，真让人摸不着共产体系的朝鲜究竟是复辟封建王朝政治还是准备改革开放？

从金正恩的被安排接班看来，朝鲜真是个极封建又闭塞和不知民主为何物的国家，几乎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迟早会出问题的。

刊登于2010年10月18日《号外周报》第501期

民政的正当性在哪里？（直挂云帆）

双十特大前后一般论述民政党时只能从历史看未来，因为特大并没有解决民政党的内讧与矛盾，只是在表面上暂分出胜负，未在实质上触及党员的内心深处的感受与其继续斗争的正当性。

什么是民政党存在和发展的正当性？这个故事要回到林苍祐在野的年代。在1967年的时候，他感到反对党各自为政，无法震撼联盟的执政，乃伸出触角向劳工党内的一些政要试探合作的可行性，结果徒劳无功。因为当时的劳工党酝酿杯葛大选，自然不会思及纯粹的议会斗争。正当苦思哪里是新的出路之时，陈志勤（劳工党的国会议员，被批判为议会迷政客）在王赓武（知名历史学家，现住在新加坡）的劝告下，来到槟城会晤林苍祐，就组新党事达成共识。

换句话说，王赓武背后促成两政坛巨头合组新党，取名为民政运动（简称民政党）（1968年3月24日）。这个党正好赶上民心求变的年代，它既取代了社阵（劳工党）留下的政治真空（杯葛大选），也提供另一个选择来取代积重难返的联盟。果然在1969年的大选，民政党跃居为槟州的执政党，但确切地说是林苍祐带动这个党园了他的政治梦，把陈修信领导的马华在槟州杀个片甲不留，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迟（1959年林苍祐被陈修新逼退马华公会，从总会长跌至谷底成为一介平民）；更成为槟州首席部长，与陈修信平起平坐。这就是说，民政生得其时，取得了政治的正当性。

当林苍祐在1971年的党争中成功扳倒陈志勤（秘书长）派后，他需要为民政党寻找第二次的正当性。在审时度势下，他选择与联盟合作且结盟。更在1974年的大选，踏着敦拉萨访华成功达成马中建交的顺风车，带领民政渡过险滩。换句话说，林苍祐证明民政的转型具有其正当性，可以形容为民政的第二春。

我举这段史实来探讨今日民政党的走向是别具意义的。首先民政党成立40年后，竟在2008年的大选在槟城被夷为平地。这虽然不能拿来与民政党创党初期作比较，但可以拿来与林苍祐1959年的遭遇相提并论。

1959年大选后林苍祐被逼离开马华公会，大部分围绕在他周围的党要与高官都远离他而去，一度使他十分沮丧。因为具有抱负的他，竟在暗流汹涌的政治漩涡中被边缘化，一切必须从头再来。1961年是林苍祐政治生涯的第三个转捩点（第一个是1951年创组急进党，第二个是1954年加入马华公会）。他结合了芙蓉的陈世英及郭开东所控制的芙蓉市议会在森美兰拔地而起，成立了民主联合党（UDP）。1963年闹翻，把党总部搬到槟州。为了应对1964年的大选，林苍祐不得不变卖部分祖业，资助党员参选。

林苍祐当时也看不到光明的前景，但他豁了出去，最后历史也还他一个公道，他在1969年重新站立起来，雪洗前耻。

如今来到许子根，他在2008年的大选领军失利后，也确曾为民政党盘算未来，但可供他选择的道路不多，因为在不愿离开国阵底下，民政要求的改变与转变找不到自主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寄望于巫统能以大局为重，为民政党重新定位。

由于许子根相信国阵的机制会有所改变，乃以“守株待兔”的心态等待巫统宽待成员党，为失意的成员党提供存在的正当性。无奈在308政治海啸后，前首相阿都拉组阁时竟把许子根摒在内阁门外。这种所谓选败者自食其果的策略不但未能改善国阵的形象，更使友党感到心寒。

在那个苦闷的2008年，许子根又面对槟州巫统干部的揶揄与挖苦，直指是他造成国阵丧失槟州政权的“罪人”。于是排山倒海而来的攻击，包括言论上的侮辱和撕破肖像，似乎要逼走民政党，使到许多人为民政打抱不平。可惜的是，许子根未能掌握好时机自我转型和反击。

直到2009年4月纳吉接棒后，才又见许子根被重视，算是对民政党40年付出的肯定。可是所受委的部长职又未自成一家，未能得以独立掌握一个部门，只是归属于首相署的一个职务。许多人又为许子根摇头叹息，为什么重用他又不重视民政党人的痛心疾首呢？他们在308所受到的伤害几乎是难以用笔墨所能形容的。

转入2010年，许子根受到的责难有增无减。虽是风光的中央部长，但分派主持的仪式和节目都不是万众注目的，也就在民政党人不知道党在扮演什么角色时，突告发难掀起倒丁运动。

这仅仅是投石问路的一招，以刺激民政党人不能再消沉下去。虽然初时未见有什么大动作足以扳倒丁福南的槟州主席，但在越发靠近特大的日子又见林敬益平地一声雷出击（辞顾问职）敲在民政党人的头上，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民政党在兴革与转变方面仍然找不到方向，也就借倒丁来敲醒许子根（有人形容为拔根）。

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今天的民政党留在国阵内的正当性已告变质和受到质疑，如果说过去加入国阵，因手上有皇牌（槟州政权）足以和马华“平分秋色”，具有其正当性和权威性，那么今天的民政又拿什么来和马华争“功”呢？换句话说，马华输掉半壁江山，民政则输得一塌糊涂，已不再是昔日之威了。它在国阵内的地位不再举足轻重，也不再成为牵制马华的一股力量。最坏的一种说法是：它不再是“不可或缺”的伙伴了。

在这种情形下，许子根做不做部长并不重要（因为没有给民政加分），重要的是应该争取由民政党主导“北马经济走廊”，来促成民政留在国阵的正当性，但在阿都拉时，他把主席的重任交给前玻璃市州务大臣沙希淡，而今民政党人也沾不上“北马经济走廊”的计划（槟城被形容为经济火车头，为什么不是槟城人在主导呢？），这又要民政党拿什么筹码来面对未来的大选？

虽然倒丁不成，总算使许子根松一口气好好检讨与思考，但思来想去除了民政脱胎换骨外，也未能有什么法宝唤起人民的集体记忆（民政的好与善）。除非许子根与丁福南还有其他锦囊妙计来使到民政在国阵内拥有第三个正当性，不然可就要多多的自我保重了！

刊登于2010年10月14日《东方日报》

再转变是民政的出路 （现代春秋）

目前成为新闻焦点而被党务缠身的民政党龙头老大许子根又再次陷入政治危机。这是继308政治海啸后对许子根的第二个大冲击。第一大冲击是两年半前的大选民政党在槟州竟被海啸夷为平地；而今日的风暴则是源自党内的。表面上看是倒丁（福南）运动引发的，实则是民政的领导层与基层脱节后酝酿而成的。 如果民政在308大选时仍保持执政地位，肯定不会发生今日的倒丁运动，因为民政的政治秩序一向以来是服膺党领导的，而且是党领袖说了就算，基层再有什么不满，也会投鼠忌器，未敢向领导造次，以免被有权力的党领袖“秋后算账”。但现在民政什么都没有了，所剩下的较吸引人的芝麻小官就是担任所谓有收入的协调员或有名堂的什么中央村长主席的。在僧多粥少下，民政的基层自然会对领导层保持308前的处事心态不求革新大表不满。 因此倒丁运动不过是“投石问路”，以试探干部的反应的开始。如果说背后没有大人物在默许或在不反对下推动，那是难以令人置信的。难道这些要求召开特大的代表都是吃饱撑着，搞一个不成气候的“倒丁运动”来过过瘾和消消气？当然不是，即使倒丁不成，下来的手尾可长呢！ 就在许子根不把“倒丁运动”当一回事时，突然爆发林敬益辞党顾问这码事，顿使局面火上加油，也就把倒丁运动复杂化和似有所指而来。这一下子变成是有那么一回事，而且是大件事了。 本来林敬益辞党顾问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毕竟顾问不过是一个荣誉的名堂，不具实权（就不知道民政党人说林敬益还掌控党的财政资源是怎么一回事），林苍祐不也是党顾问吗？他就是“不顾不问”，也就乐得清闲。可是林敬益非等闲人物，且担任党主席27年，他在此时此刻发难，也就有所为而来。不但意味着两人的政治理念不再调和，而且矛盾日渐严重化了。 什么是许子根的政治理念？相信直到今天许多人也弄不清楚，更有人怀疑许子根到底还有政治理念吗？ 他当然有政治理念，但放在今天的乱世局面，也就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因为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用国阵的精神来宣扬和宣教多元理念。这在太平盛世倒没有什么不对。但在乱世下，民政党已在槟州输得一塌糊涂；在国阵内已是人微言轻，谁再表扬民政的理念呢？再说，如果要比权位的话，除了许子根有官位外，又有谁有官位呢？没有官职的人又用什么“官位”和政治大道理来与民联的“大官小官”斗争呢？ 举例来说，槟城刚过的中元节，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平台与民联议员对着干，无奈民政的官职少到屈指可算，整天要许子根亮相也不对，那么要陈莲花副部长及柯希兰副部长到来槟城加入政治斗争又不对劲，因为他们都不是槟城人，也插手不了槟城政治（这就是民政官位分配失调的例子）。因此靠来靠去又得靠回槟城的失意领袖，这些人包括丁福南、谢宽泰、邓章耀、汪天来、吴庆成、吴秀丽及胡栋强等等，但这之中只有一个汪天来是许子根部长的政治秘书算是有个“小官位”，其他的协调员也无法与民联的议员争场面的。 这就是说，民政党的领导层似乎不习惯也不会扮演反对党的角色，总是想以过去当官的心态来面对新的政治形势，也难怪要吃亏于眼前了。 其实，今天的民政党与其自我标榜是执政党一员（槟州的一些巫统干部和议员不是挺爱挖苦和揶揄民政吗？），不如面对现实，以反对党的姿态与民联短兵相接，而不是文绉绉地以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来应对。比如说什么州政府要懂得委屈和低声求中央，以取得援助等论调，徒有使民政失分更多。也请民政不要再老调重弹旧课题，尽说什么回教国和回教刑法的事。如果巫统有朝一日成功拉拢回教党合组团结政府，民政是不是第一个退出国阵的？ 还有，即使民政明知民联“民调”仍在保温，也要想方设法突破，不是泄气地说夺权无望。既然无望，也就被国阵友党讥笑为如果不行让位吧的说法。这叫做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综观这两年半以来，民政党似乎本末倒置地将活动重心（许子根在槟城以外的活动频繁）移出槟州；而槟州又缺乏大将在各个场合与民联周旋一番，经常在舆论上给民联压了下去。 正由于槟州民政党一直走不出阴影，不会更换角色扮演，也就让人看到一个处于挨打局面的民政党很不争气，拿丁福南出气也是“一箭双雕”的。 说句公道话，已习惯成为许子根影子的丁福南，他又如何跳出许子根的影子，打出丁福南品牌呢？既然他们俩人有相同的性格（倒丁也就等于倒许），这就是所谓的“一石二鸟”之妙。 姑不论特大能否成功倒丁，摆在许子根面前的已是没有回头路，他不能像鸵鸟视而不见，也不可能不当一回事，而是要订下一个时间表，让党领导层重新洗牌。 在此关键时刻，民政的未来不是取决于特大，而是取决于领导层敢不敢变，改变是民政唯一的出路。希望许子根以大无畏的精神扭转乾坤，即使因此丢官也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在下一次大选前拿出真本领和无畏勇气说服槟州人民重新评估民政党，否则民政将会在乱世中消沉下去。民政不得不以人民进党为鉴。如果说308前的“再转变”的口号是错误的，那么308之后，这个口号就肯定是正确的，也唯有再转变才是民政的出路。 刊登于2010年10月11日《光华日报》

大传统和小传统 （天下纵横）

我们一般上都把文化或广义地说文明视为历史累积下来的宝贵资产，但在这之中存在着两个并存的概念，那就是大传统和小传统。

所谓的大传统是指在都市形成的，但属于少数上层绅士及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则是指散布在村落中农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

根据这样的解释，我们又可将大传统演绎成一种学说和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虽然大传统是由士大夫所推动或在宫庭流行，形成一套伦理系统，但日久它也渗透入民间而成为许多人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举例来说，中国在2500年前出现的孔子学说而后形成的儒家思想，就是一整套的伦理规范的标准和学说。后来在南宋时更被朱熹集大成编撰了《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成为最具体和最典范的儒家思想体系的经典著作。

从孔子春秋时代开始，通过教育和传授，儒家思想逐渐在民间被确立起来。虽然在“五四运动”（1919年）后又一个时期批判儒家思想落后的一面，例如鲁迅的“打倒孔家店和吃人的礼教”，就是要破旧立新。又如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1966-1976），更对儒家思想和著作展开严厉的批判。不过在文革结束后，儒家思想又重新被重视。来到21世纪，中国政府又借孔子之名在世界各地创立“孔子学院”。虽然是旨在鼓励不谙华语华文人士读汉语汉字，不是推动儒家思想高层次的活动，但在打出孔子作为招牌而言，也证诸了中国又恢复对儒家创始人孔子之尊敬。由此反映出中国儒家思想这一大传统经历数千年的磨炼，还是屹于不败的地位，可见儒家思想已是中华文化的表率。难怪美国著名政论家亨廷顿，更形容中华文明也就是儒教文明，这就是大传统走进民间的明证。而大传统也带动了民间的小传统跟着儒家传统在转动。如发扬孝道的小传统，就是从大传统引伸而来的文化。

另一方面，民间的小传统也在日以继夜的传承与发扬下，逐渐累积而成大传统。例如在汉代兴起的道教，经过千年的考验，它依然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土生土长的宗教（相对于佛教是印度传入而言）。换句话说，当宫庭把道教的文化扶进上层社会，并通过文字来传播和教导时，它就蜕变成一种有祭杞作用的礼仪，也成了与儒家思想并存的一个大传统。

因此，不论是大传统也不论是小传统，它们都是在同一个时期，在不同的阶层社会中浮现的。目前仍在我国流行的端午节、中秋节、中元节、九皇大帝及大伯公游行等节日就是小传统的文化，而它们与道教的信仰也脱离不了关系。

基于宗教是最能渗入人心的，所以当一个宗教千百年来立于不衰的地位时，就会出现一些的风俗和民间的小传统。不过由于年代久远，民间的小传统也因为没有得到扶持而逐渐没落了。比如早期存在于民间的皮影戏，现在已不大流行；同样的早期存在的布袋戏也就快要失传了。这些个小传统的技艺本来也与宗教有一定的关系，但在现代社会冲击下，如果没有人加以保护和发扬，它就不可能传承下去。在这方面，这30年来中国在恢复小传统习俗和重振地方戏曲上下了很大的功夫，终于又使到它复活起来。

如果说，联合国教科文机构择定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以大传统为格局的，那么小格局的小传统就需要由民间和政府来共同推动。我的意思是说，乔治市荣幸地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区是对大传统的肯定，展现出多元文化与宗教的并存与和谐的魅力；但政府在推动和复苏小传统上却是有嫌被动和落后，甚至是任由其消失的。因此当务之急是需要向印尼、印度和中国等地引进小传统的艺术和技艺来复苏早期流行的小传统，以便照亮乔治市的文化遗产。不然我们将会对文化遗产逐渐地失去热情，也将对旅游业的推动产生负面作用。因此政府不断地鼓励民间大搞民俗活动（如农历年的街头庙会的小传统的发扬）是必要和正确的。

刊登于2010年10月11日《号外周报》第500期

给许子根的“备忘录”（跃马扬鞭）

正在面临内外交困的许子根，原本有两个人生阶段，从政前和从政后，现在则是多了一个阶段，那就是308之后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第三阶段的困境与窘境。

在1982年之前，他是一介书生，在理科大学当教育学院副院长。

但这一年的4月则是他人生的最大转捩点，应民政党之邀提名参加丹绒国会选举。当时的一个响亮口号应运而生：“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由董教总领军）。

这一年刚好是马哈迪接位（1981年）的首次考验，他自然倾全力以赴，也不在意民政党打华教牌。但在这一年他也左右逢源不让马华失望，同意李三春提出的条件，马华与民政同样在槟州获得分配8席以换取李三春移师芙蓉对垒行动党主席曾敏兴。

这一年林苍祐在不能心平气和下继续领军参选，他对林建寿的搞局要争夺首席部长耿耿于怀。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许子根获得了华教团体和华团的支持，才勉强在反对党强区的丹绒国席以800多张多数票取胜行动党的华教份子陈庆佳。就这样许子根走进国会；而在甲洞参选的郭洙镇则出师不利。董教总的如意算盘响了一半，另一半打不响。

从1982年到1986年的4年间，许子根以国阵国会议员的身份在国会内外都有不俗的表现，而他的精通三种语文也让人觉得“后生可畏”。

在1986年面对大选前，许子根出了一本《参政四年》的言论集，内中都是在国会内外的演讲和文稿。如今读来，倒是掷地有声，大多针对时弊提出批判与应变之道。

其中一篇是不得不提的，那是许子根以民青团团长的身份，于1983年在民政党乌雪区部的政治讲座会上的讲话。他说“民政党具有与其他政党不同的特点，即民政党具有反对党的斗志与精神”。

在这方面，他补充道：“反对党出身的民政党，熟悉了解人民的问题；作为执政党的成员后，民政能公正不阿地执行开明的政策。这种经验与训练，造成了民政党在面对重要课题时，不会好像那些一开始即养尊处优的执政党那样，患上“软腿症”（这似乎是揶揄马华公会）。

他又说，民政党的领袖素质好，自从林苍祐掌舵后，罗致不少素质好的领袖。从林敬益、梁祺祥、李裕隆到曾永森再到华教人士，一浪跟着一浪，使到民政成为政坛上一股不容忽视的新生力量。

在这样的好条件下，许子根也为民政党列下历史使命，包括：①建立理论基础—在重大课题上，带引各族朝向公平合理社会的方向（前进）；②建立基层，组织群众力量—要使人民发觉民政党的确与众不同，进而赢取人民支持我们的工作。

因此许子根认为“民政党的领袖和党员们，必须时时刻刻照顾党的形象，发扬党的精神，秉持党的理想；而不可为了个人的形象、利益，做出使党受到的行动。

这一番话，确是“震聋发聩”，但不知道许子根有没有忘记他曾经立下的“豪言壮语”？

如果在308之前，这篇讲话对许子根和民政党没有太大的启迪意义，那么在308之后，它肯定是不能丢掉的“座右铭”。

换句话说，如果许子根在今天回到1982-1986年的敢于斗争，敢于想象《民政党（是）具有反对党斗志》的精神（此乃借用许子根这篇讲话的题目），唤醒党员团结一致把矛头对外，以收复失地，那么肯定不会发生所谓《倒丁》的特大，也不会发生林敬益发难的事件（没有发难的理由或借口）。可惜的是，民政党这两年半来使自己迷失在政治的十字路口，加上领导层又未扮演好积极的反对党角色，才落得今天党内基层要“革命”（倒丁运动），上层（林敬益）也参与“造反”。在这关键时刻，许子根所要祭出的就是温故知新，重读《参政四年》，并精选其中相关的文章广印发给党员细心消化，或者会对许子根这个人重新评价。否则的话，许子根可就得应付没完没了的内讧和人事斗争。这就是许子根的第三阶段的最大政治危机。

刊登于2010年10月11日《南洋商报》

站错边•站中间•站对边 （直挂云帆）

首相纳吉于十月一日在“东盟100名领袖论坛”上发表的讲话内容是值得深思的。他说，从政者必须选对阵营“站对边”，才能确保本身的政治生命得以延续，否则你的政治生命就可能中断。这与人民无关，而是当政党出现派系之争时，你就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

虽然纳吉庆幸他35年来一直都选对了，但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对的选择；而什么才是错的选择？因为一个人参加政治以后，他不可能时时都会做出正确的判断，也不知道什么是错误的选择。

其实，在政治圈内，一般上也没有什么对和错之分，而是胜和败之分。如果你说胜者是正确的，败者是错误的，也勉强可以这样解读，但一旦失败者翻身，就不能说是“错误的胜利”，而是“错误被纠正回来”了，你以为呢？

虽然古往今来，有很多事例可以说明政治没有对和错之分，只有赢和输之分，但我们只要从马来西亚的政党政治中，就有不少实例可以引用。随手拈来就有下列荦荦大件者：

（一）1951年巫统创党人拿督翁因气愤巫统不开放门户成为多元政党而另起炉灶，成立马来亚独立党。先是英殖民政府看好他，给予全力的支持。继是陈祯禄领导的马华公会及林苍祐领导的急进党，也给予无条件的支持。他们显然是站在拿督翁那一边，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拿督翁的党参加1952年的隆市议会选举失败了（只赢得2席），马华则赢得6席，巫统也胜了3席。这意味着拿督翁错误地离开巫统。果然不出所料，巫统成功地拉拢马华结盟，后来又加入印度国大党（1953年），也把陈祯禄拉过去。接着在1954年林苍祐也加入马华，造成拿督翁被逼在1954年成立国家党取代马来亚独立党。这个时候，与拿督翁站在一起的华裔领袖只是橡胶大王连裕祥（担任副主席）。在形势比人弱的情况下，拿督翁率其国家党参加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也只能派出30名候选人，东姑领导的联盟则派足52名候选人，结果联盟大捷，夺得51席，另一席归回教党；国家党全军覆没。陈祯禄及林苍祐站对边，他们也巩固了马华在联盟的地位。

认真地分析，这不是站对边和站错边的问题，而是民意选择了联盟成为执政党，只能说拿督翁时运不济，在错误的时间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二）1958年，林苍祐在马华党内以少壮派的形象崛起，打败了陈祯禄成为第二任总会长。可惜他领导的不是一个团队，而是一个分裂的马华。陈修信（陈祯禄公子）这边联合了陈东海、翁毓麟及借助陈祯禄的影响力，密谋倒林苍祐派。两派的尖锐斗争在1959年由于巫统东姑的介入出现强弱分明的局面，林苍祐被边缘化，甚至连候选人也不是。那个时候站在陈修信那边的都成了候选人，支持林苍祐的则一无所有，也就在不久后离开马华公会；当时支持林苍祐的其中一人就是时任副教育部长的朱运兴。

按照胜王败寇的定律，你可以说支持林苍祐是站错边，而支持陈修信是站对边，可是从那一年开始，华人要求在国会占有1/3议席分配没有了，它只能成为华人永远的伤痛。你说是林苍祐对或陈修信对呢？

（三）1969年的大选，林苍祐以反对党的姿态夺下槟州执政权，他领导的民政党共赢得16个州议席，行动党3席，人民党1席及联盟只剩下巫统4席。这是林苍祐在10年后回答了1959年时，陈修信的妥协立场是失误的。

不过来到1971年，林苍祐面临党内的宫廷政变，发起政变的人是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及秘书长陈志勤。于是民政党分裂两派，其中一位关键人物王裕好本来是陈志勤的人，他也认为站对边足以拉倒林苍祐；但在林苍祐派笼络下，他又倒向林苍祐，否定原先的“站对边”。后来他索性“站中间”，既不反陈也不反林，弄得左右不是人，到最后不得不随陈志勤另立社会正义党。这个党在1974年的大选只是陈志勤（国席）和王裕好胜出（州席）。可怜的王裕好，在经济及政治困扰下，于1976年吞枪自杀，政治的骑墙也落个悲剧的一生。

（四）1973年马华党内又有少壮改革派浮现，在林敬益的领导下，马华党内一时有不少人支持林敬益攻打陈修信的总会长职（这对“政治父子”的闹僵也涉及党内的派系斗争），结果是陈修信祭出党章让林敬益及其派系人头落地。那些原本站在林敬益一边的又倒回支持当权派了。原来那时崛起的是李三春派。就这么一个回合，李三春“一箭三雕”把林敬益摒出党外，收服李孝友，又让曾永森站中间做和事佬。当然这些“站对边”的人都有官职了。不过，“站错边”的人也没有多大损失，那一年林敬益派的人全都被林苍祐拉开大网把他们收编了。这又是派系斗争的各安其位的大结局，你说谁是“站对边”，谁又是“站错边”呢？

（五）1979年马华的派系斗争进入白热化，一边是李三春派要保总会长宝座；另一边是曾永森“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直接问鼎老大座位。马华几乎撕成两半，连华社也动了起来。基于求变之心强烈，曾永森在舆论上占尽上风，十之八九尽是保曾派，可是开票的成绩是李三春胜，曾永森这一输不但连官也丢了，其派系人马也纷纷被秋后算账，这是典型的“站错边”的人所要付出的代价。但曾永森当年打老大是错了吗？直到今天都没有人说他这样做是错误的。因为曾永森派在失败后，率其团队在1981年加入民政党，遂使到民政进一步发展成全国性政党。民政前有林敬益，后有曾永森，再加上林苍祐本来是马华的龙头老大，也难怪它后来被形容为国阵内的“小马华”。这又是政党派系斗争的版图洗牌，与对和错又有什么关系呢？

（五）倒是有一个生动的实例可以在“小马华”中举出来。1974年加盟民政而当选议员的许岳金，不久后成为林苍祐身边的红人，一度还被视为林苍祐的接班人。

1980年的波得申民政大会，林苍祐促许岳金全国走动，以支持梁祺祥接其位，但林敬益那边又形成一个强大的阵营，坚持非让林敬益接班不可。在可能分裂的对峙下，林苍祐只好让步，允许林敬益挑战梁祺祥，条件是落选者当署理主席。由于林敬益的势力较强，也把许岳金的中委挤掉了，表面上看来许岳金代表林苍祐为梁祺祥站台，他没有什么损失，实则从那一刻开始，就埋下许岳金厄运的伏线。

果然在1984年的民政槟州党主席选举，许岳金败给已淡出政坛的陈锦华后，导致他1986年被调派在任升旗山区参加国选。这一败从此与官场绝缘。

虽然1990年转投马华的许岳金有机会出征峇央峇鲁国席，无奈再失手复在马华被排挤，主因是他转支持李金狮向林良实呛声。这一“站错边”使到许岳金的政运更是雪上加霜。

即使在1995年改投沙巴团结党，参加槟州选举，也是全军覆没。从1986年到1995年的10年挣扎和浮沉，许岳金卷土重来（政坛）无门，也不得不“金盆洗手”，只论政，不问政了。许岳金从一颗政治明星到后来“往事只能回味”的仰天长叹，印证了政海无情，对错没有标准。因为许岳金不认为他是错误的抉择，而是被人为地排挤，或者这就是纳吉所谓的站错边的结局。

刊登于2010年10月7日《东方日报》

公正党改选评议 （天下纵横）

人民公正党在马来西亚政坛掀起的改革浪潮是值得关注的。从正面来看，它是第一个通过直接选出党领袖的政党，赋予党员投票的权利。因此直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投诉贿赂的事件，因为党员之多，不是候选人可行贿得来的。但从负面来看，也许党员并不了解候选人的背景和情况，以致在投票时也只能从旁得知一些讯息，或不算是对候选人的公平评估。这样一来，由于党员教育程度的不同，他们的投票倾向也不一定以民意为导向。

在正与负之间，我们还是择正面而行之，虽然这样的直选制度不算完美，但在没有一个完美制度出现之前，我们还是以大多数人的民主为依归。从这次的提名看来，旺阿兹莎是稳坐第一把交椅的，因为没有人挑战这个职位。而她的从始至今稳固地担任党内第一号人物，可以作如下的解释：
（一） 她是安华的化身，她的领导等于安华的领导。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旺阿兹莎辞峇东埔国席（2008年）让安华上阵一览无遗。这就是说，旺阿兹莎是最佳的安华代言人，也只有她可随时让位，不作第二人想。

（二） 安华又再官司缠身，他必须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做最坏的打算，因此他的不接受竞选党主席是具有强烈的理由。

（三） 尽管安华不曾担任党主席，但他已是实权的主席。旺阿兹莎的不战而胜意味着安华在党内的势力固若金汤。

除了主席职位保持不变外，署理主席则陷入了混战，起因于赛胡申阿里年事已高（73岁），宣布放弃蝉联。这也暗示新的接班人或由副主席升上，而追随安华多年不弃不离的阿兹敏，就在这一次党选中，成为“坐亚望冠”的热门人物。

但刻下与阿兹敏争夺老二位置的是在2008年才加入公正党的再益，再益的丰富阅历与对法律的精通成为他的活招牌，辅以曾在政府中担任内阁部长，他在各方面的优势并不会比阿兹敏差。

可是站在党的角度来说，再益党龄尚浅，而且阿兹敏也是公正党的发起人之一，他挟着国州议员的光环，自然也会当仁不让，再加上安华的“沉默挺敏”等于让阿兹敏更上一层楼。

至于副主席之战，更见热闹，尤其是其中一人努鲁伊扎也加入角逐，使到公正党内充满变数。
努鲁看来是较有希望入选的，这位在1999年时仍是十分年轻的“烈火莫熄”公主，如今经过磨炼，显然已可独当一面。最近她对马来人地位的看法和对经济转型的质问显示她比以前更会做功课，而且敏捷性也高，在在反映出她已不再是昔日的“小公主”，而是经得起考验的人民代议士。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凭安华名气和她个人的名气，她将会当选三位票选的副主席之一，取代阿兹敏留下的空缺。

事实上公正党在这次改选过后，也有必要对党章再作修改，包括保留多少席位给女性？如果非马来人因党员较少而发生在党选中败落，之后也要有补救的办法，那就是保留一定的数目给非马来人当执委，这样就不会发生非马来人选不上的窘境；更能维持这个党的种族职位的平衡比例。
就现实而言，公正党完全有必要在选后采取亡羊补牢的措施，这是情非得已的安排。

公正党的另一个隐忧是在308中选的国州议员有的已退党；有的水平的参差不齐也令执政后的民联州政府大伤脑筋，因此民联内的公正党今后更有必要对候选人的素质作考核，避免再度发生令党难堪，令人民失望的跳槽或退党事件发生。

总而言之，如果公正党在党选后不闹别扭，不分裂，它将会因改革得当而受益；反之若自我倾轧，肯定是公正党的悲哀。因此公正党员应把握这样的“大民主”机会，让党选出一个适当的阵营，以面对来届大选。也唯有去芜存菁，公正党才能承受巨大的挑战。

刊登于2010年10月4日《号外周报》第499期

马华民政合并“有路无门”（跃马扬鞭）

不知道为什么，蔡细历的坚定拥护者汤木在此时又老调重弹，建议马华与民政合并，所持的理由是：两者都是华基政党，308政治海啸后，不能像过去那样只有协商而没有交心的各自为政。如果要与首相谈商执政权力的较平衡分配，就需要开动马华公会的机制与民政党再次谈论两党合并的事。

对此我们想知道他事先有与其老板蔡细历商议吗？因为这是涉及两党政运的大课题，如果有的话，是有些来头，否则只是他个人的己见，不具任何意义。但从汤木只有建议没有实质方案和结构来看，他似乎只在投石问路，试探民政的反应。姑不论是否具政治议程或只是个人的想法，都不可能有结果的。

那是因为汤木此议并非新鲜事，而是古老的故事。这个故事要从1971年说起。那一年正好是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意气风发的年代，他刚好在前一年继位，成为大权在握的国家领导人。那一年林苍祐也刚好挫折民政党内的宫廷政变，并将民政党中委会牢控在手。在气走赛胡申阿拉达斯及陈志勤后，党总部从吉隆坡移回槟城。为了巩固槟州政权，林苍祐在1972年元旦率民政与巫统合组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加入国阵成为执政集团一员。

在这个过程之前，有第一段秘闻是在1968年林苍祐有意合创民政党时，马华的第二号人物许启谟私下来槟会晤林苍祐。据知是力劝他不要再成立新党，并希望他重回马华。可是在陈修信掌权的年代，又岂能一山容二虎呢？许启谟自然无功折返。

提及许启谟他可是大有来头的人物，他曾在新加坡（林有福政府年代）担任政治部主任。1959年李光耀上台后，他就离开新加坡返马来亚。他的特长就是开展分析与说服的心理战略，以化解“敌手”的立场。因而1963年被倚重出任中央部长（以上议员身份入阁）并成为陈修信的得力助手。其后一路平步青云成为党秘书长乃至署理总会长。他曾在1970年秘密穿针引线，把砂拉越的左翼政党人民联合党引进执政集团，因而有了砂州在1970年举行州大选（因“513”事件，紧急状态尚未解除而有此“冒险”举行选举，肯定事先已布署妥当）。这一选也就把人联党消化进联合政府中。

既然连坚持左翼的人联党都能转变立场，林苍祐的民政党的转变又有何困难呢？因此第二段秘闻是在1972年时，许启谟向林苍祐建议马华民政合并，并大胆地提出将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改成Malaysian Civic Association，还是简称MCA。意思是说，民政解散，集体加入马华公会，一如1954年林苍祐让急进党无疾而终后集体加入马华公会；又如1968年，林苍祐解散民主联合党，集体加入民政党那样。不过，力量已经壮大的林苍祐已不需要卖面子给陈修信，也就拒绝许启谟的美意；但同意民政加入联合政府，与中央密切合作。也在这一年，当许启谟逝世后，两党合并大门显然已被关上。

不宁唯是，林苍祐更在1973年收留了被马华开除的林敬益及支持者加入民政党，启开了马华民政的数不完的斗争。最明显的是1974年李三春登上马华总会长后（陈修信退休），决定对民政党采取报复行动，因此两党的合并在当时来说是天方夜谭的故事。

来到1985年陈群川斗倒梁维泮后，又有人试图打通已封闭的通道，希望马华在调整名字后，可以与民政联手组成新党，但这种努力只有构思而没有行动，因为1986年大选后陈群川出事了，两党的合作若即若离，难以捉摸。

只有到了2003年黄家定出任总会长后，民政老大林敬益突出人意表建议马华与民政合并，并煞有其事地成立合并工委会，由双方人马组成，马华由陈广才领导，民政由郭洙镇领导。即使有此“隆重其事”，到后来又是宣布终止“合并”，理由是理念不同。

所谓的理念不同就是指民政是多元政党，马华是单元政党。这也是早已知晓的表面理由，说了也是多余的话。内中肯定有过不去的坎，最主要的是民政新生代从吴清德到许子根的那一代都与马华扯不上关系，何来合并之说？

其实，在308之后，当马华和民政都坚持守在国阵大家庭内时，就意味着它们是“同病相怜”的，也就有舆论促请两党无妨商谈合并，结果又不受理会，两党继续各自为政。直到今天，也许汤木看到两党各陷困境，不合并恐两败俱伤。虽然有此忧虑，但两党合并还是“有路无门”，即是有此思路，乃找不到缺口和门路。

看来也只有再经过另一场大选洗礼后，才可能看到其中一方放下身段与另一方建立合并关系。但如果双双有起色，那就不存在合并了。反之如果再一次惨败，则任何的合并也是无济于事。如果连许启谟都办不到的，汤木又如何能扭转乾坤呢？因此说来说去马华民政，民政马华的未来，一切只好听天由命了！

刊登于2010年10月4日《南洋商报》

厦门木偶剧展现魅力 （现代春秋）

通过韩江学院的安排和一些团体、机构及个人的赞助，我们请来了厦门木偶戏团一行4人来槟城访问一周（9月23日至29日）。 我们把行程安排得十分紧密，让他们有些透不过气来，但辛苦中他们也领悟到不虚此行，至少他们让槟城人民大开眼界，什么是布袋戏？什么是木偶戏？又什么是掌中戏？（在这方面，韩江华人文化馆与韩江电视新闻中心扮演了推动者的角色）。 虽然三者都是同一码事，但在他们的精湛技巧布局下，真让我们知道木头原来是有“灵性”的。它会说话，会抽烟、喝水，乃至耍杂技。当然让木头活起来的就是来自厦门“父女兵团”的一对国家级活宝庄陈华及庄宴红。他们分别是国家一级及二级演员。把千年的艺术赋入新的活力和生命力。我们因而有机会观赏他们的高超演技，把布袋戏演得神气活现，像真人在演戏。 说起布袋戏，对我而言那是童年的“小儿科”（大儿科指的是真人的地方戏曲表演）。我们在酬神的那一个月内（指中元节）总有机会欣赏布袋戏，起先还有些兴趣，后来就趣味索然，因为演来演去就是那几套残片，而且艺术性不高。待到年长不再看布袋戏时，它已经流入酬神之戏，再也找不到观众了，顶多是三几个儿童在那儿看“公仔打架”。 布袋戏的没落和将近失传是令人伤感的事，也意味着地方戏曲传统已快要走进历史了。 就在我对布袋戏再也提不起兴趣的当儿，在今年8月的时候，厦门市委宣传部长洪碧玲女士带领了20余人来到韩江学院访问，并进行了一场文化对话会。我在那个场合认识了庄宴红，也为她的露一手的布袋戏所吸引着。我似乎找到了可以传承这种戏曲的好演员。 因此在9月份的邮件往来中，我邀请了她组一个小团来槟城一周，并安排几场的表演讲解会，以便开展对布袋戏的研究和进一步了解中国对布袋戏的提倡。 就这样庄宴红又安排两位南音高手黄念旭及陈美瑜助阵，使到阵容更为完整。其实，福建南音戏曲已被联合国教科文机构列为“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它的千年历史也与布袋戏一样源远流长。 我问过庄宴红，中国怎样参加世界的木偶戏大赛，她说木偶戏不是中国独有，同样棒的有德国、英国、捷克和俄罗斯等，而中国也综合了西方的艺术，使之更为生动和活泼。 她告诉我，木偶戏是一个专业，平均要有6年的专业训练，目前在中国的地方戏曲研究也走入大学殿堂，有研究生在报读。 由于得到国家的扶持，布袋戏在中国南方仍然是流行的地方戏曲。为了使到木偶戏得到本地人的重视，我也刻意安排几场的表演会。第一场就是在9月24日为韩院的中文系学生讲解和表演布袋戏的奥秘。第二场就是在25日晚上为槟州客属公会的宴庆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表演，历时一句钟。主要表现在布袋戏这一传统艺术能出神入化地让台下的观众不断地拍掌叫好。 在26日让他们一团自由活动游玩槟岛后，我们又在27日安排两场的演出，一场下午在韩江学院；另一场晚上在日新中学，由威省福建会馆安排，其会长尤忠滬也亲自出马。这两场的表演都是与观众近距离的，主宾是王国慧行政议员。她也热心提供赞助经费。在演出后，观众包括学生们都冲上前拿木偶耍乐。当演员与观众打成一片时，那就证明演出十分成功，是木偶也唤起了观众的艺术细胞。 28日的下午演出是专门为韩江小学的学生而举行的。虽是短短的半句钟，但坐在台下的小学生们也闻风而起，在结束前几乎一窝蜂地涌上前拿木偶来表演一番。由此可见，经厦门团一个示范和展露功夫，人们马上又对布袋戏有好感了。 当晚在韩中礼堂举行的“厦门文艺之夜”则是压轴好戏，4位演员几倾全力使出浑身解数，把观众带上最高潮。在座的大多数是中学生，他们都乐开了怀，到结束时还是不肯离去，跑上舞台与演员一起合照留念。那是一个温馨的夜晚，也感谢黄汉伟行政议员大力支持与槟厦友好协会主席祝友成的不忘槟厦是一家的热情，给予演出打气。 29日在新世界露天剧场临别秋波的一场表演，本来是与民众同乐的，但因天不作美，也就影响观众人数。不过到来参观者都对节目的精彩不时拍掌叫好。这一夜，罗兴强行政议员及曹观友行政议员的代表刘敬亿州议员都莅临鼓励，语多表扬。 感谢厦门团不计疲劳和辛苦，他们的落力演出和讲解，也使到木偶艺术活了起来。难怪在今年较早的时候，新加坡当局邀请他们组一个30人表演团，带足道具和乐队，足足表演一个月，令新加坡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 槟州政府是否准备在明年7月庆祝入遗三周年时，也请厦门艺术团来助兴一番？这是值得斟酌的。因为只有让各民族的民间艺术和地方戏曲百花齐放和内外交流，才能衬托出乔治市入遗的多元文化的独特性。 总的来说，厦门艺术团把欢乐和传统戏曲带给槟城，而槟城也因之更加深它与厦门姐妹市的情谊细水长流。 刊登于2010年10月4日《光华日报》

民政在国阵的定位和角色 （直挂云帆）

当民政党在1968年创立时，它的政纲是强调走温和社会主义路线，以有别于社阵（社会主义阵线）的激进社会主义路线，也不同于联盟的右翼路线。草拟这份政纲的人正是陈志勤。他在1967年“中国文革”进入高潮时，也被雪州的劳工党组织声讨和批判其“罪状”，导致他不得不退出劳工党，进而拉拢一批“有识之士”（不能称为志同道合者，因为不久之后发起人之一的王赓武就到澳洲执教了；而大选之后，林苍祐又与陈志勤抬杠了）合组民政党。

虽然民政党的成立始于陈志勤，但其生命的火花却是由林苍祐点燃的。因为后者将其整个党（民主联合党，UDP）解散而鼓励党员更换招牌，挂上民政党。这样一来，民政党一成立就在槟城展示其旺盛的生命力。那时，林苍祐的名字比民政党更响亮。

就这样，在反风吹袭下的1969年大选，民政党一跃而成为槟州的执政党。正因为有了林苍祐领军，即使大选后三天（5月13日）爆发“513”种族冲突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时，林苍祐的首席部长地位（5月11日就职；5月10日大选成绩揭晓）仍然十分稳固，因为他本来就是联盟的领袖之一，且与敦拉萨有不寻常的私交（他在1959年以马华总会长的身份与东姑因席位数目交恶而大权旁落。1960年退出马华）。

有人因此质问，如果民政党没有发生内讧，林苍祐会率领民政党加入国阵吗？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如果根据林苍祐的思维来推论，他会选择与敦拉萨合作，甚至可能加入执政集团，只是迟和早的问题。

不知道是不幸还是有幸，当陈志勤（党秘书长）联合赛胡申阿拉达斯（党主席）在1971年密谋倒林苍祐（党中央副主席，槟州主席）后，就给林苍祐一个反击与夺权的机会。而林苍祐靠的不单是党内的“忠诚派”（有12名州议员，包括林苍祐及议长哈仑在内是林苍祐派的，另一位王裕好是摇摆不定的；另3名民政议员倒戈相向，默许行动党3议员及人民党1议员在槟州议会内提出不信任动议，如果加上巫统4名州议员加入倒林运动，在议长不能投票下将以11票对11票的结果而僵持不下。这样一来，林苍祐即使不辞职，政局也陷入不安。

就在人们为林苍祐捏一把冷汗之际，林苍祐与敦拉萨的“热线”起了关键作用，后者喻令4名巫统议员在州议会投弃议票，以挫折不信任票。开票的结果是11票对7票，行动党叶锦源的动议以失败告终。

经此波折后，更加坚定林苍祐与巫统合作的决心。1972年元旦，敦拉萨（已在1971年9月宣誓就任第二任首相）与林苍祐宣布在槟州成立联合政府，65层摩天大楼也被命名为敦拉萨综合大厦（KOMTAR），光大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1974年国阵正式成立时，民政党已是其中一个成员，它受到的重视不亚于马华公会，这也是为什么马华是最后一名承诺加入新大家庭的。换句话说，联盟的3党阵线摇身一变成9党加盟的国阵。除了原有的巫统、马华及国大党外，另加入了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还有沙巴的国阵及砂拉越的国阵。

这一下子，马华不再是唯一代表华人的执政党，民政及人联党也被视为华基政党，再加上人民进步党是华印裔政党，马华的代表性相对地降了下来。这种变化使到1974年接任马华总会长的李三春气在心头，也就把气泄在民政的身上。从那一刻开始，马华与民政的斗争没完没了。巫统则打从马哈迪接位的那一天开始（1981年6月），他就对马华与民政采取相等距离的策略，不再如同敦拉萨“厚待”民政党，例如在1982年的大选，他同意马华在槟州与民政享有8个州议席的配额，并接受以议席多寡来决定由哪个党担任首席部长。又例如在1999年大选后，马华突得到两名民政州议员的“投奔”，议席超过民政党（11对8）。若按照1982年的“口头协议”，理应由马华推出首席部长人选，但马哈迪不作此想，他在促请许子根压后就职的一周后，又把这张龙椅交回给许子根。这就说明了马哈迪永远是赢家，由他来决定这两个党的政运。

就是因为在马哈迪当政下，已没有所谓成员党的排位问题，只剩下巫统一党独大，其他成员党围绕在其身旁发亮，宛如众星拱月。虽然表面上马华还是居第二位，但实权操在谁的手里，大家也就心知肚明。

可以这么说，在马哈迪成为国阵老大及首相后，整个国家的发展和政党政治的走向都按其意愿旋转，这之中没有一个成员党得以搞对抗和离心，只得放下身段，消磨自身的理念与方向。最明显的例子是1990年沙巴的团结党突然背叛国阵而成为反对党州政府后，其结果是1994年的州选虽由团结党以25席对13席再次执政，但因为州议员的跳槽，团结党失掉政权，改由国阵执政到今天。这是典型的“政治惩罚”，迫使团结党的拜林不得不在千禧年低头重回国阵，并在2004年大选重回州内阁，但也只能屈从担任副首席部长。

由此来评估民政党，它是不可能有高调的独立政见，什么多元理念，什么马来西亚人民的国家和努力使民政多元性代表，这都是民政的“家事”。在国阵中，民政是代表华裔的成员党，与马华不相上下。原本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反正国阵以是种族的组合来争取成员党的。

不过，在马哈迪之后的阿都拉，也同样没有把民政党放在“比较好”的地位，而只是视它为国阵的一个成员党。因此当2006年巫统浮罗山背团员在阿都拉及许子根面前拉横幅指责许子根边缘化马来人时，阿都拉只是轻描淡写地敦促勿刊照片和将布条收起，没有进一步行动，而许子根的忍辱却成了华社永远的伤痛，此其一。

其二，在挑选首席部长接班人课题上，许子根一直面对巫统部分人士干扰，到最后竟然由阿都拉钦定黑马邓章耀，整个民政陷入十分被动的尴尬局面。

因为这样，308的政治海啸也把民政冲得无影无踪。也只有来到纳吉上位后（2009年），许子根才以民政主席的身份进入内阁，但也已是迟来的春天。在失掉政治筹码后（失掉槟州地盘），今天的民政党还是不时受到友党的揶揄，以致改革“知易行难”。处在备受磨难的窘境中，民政党内又有人拿丁福南来开刀祭旗，不知是不是代罪羔羊？但倒丁之后又要做什么？没有人说出来。回首40年前的辉煌岁月，我们不禁为之叹息扼腕。

刊登于2010年9月30日《东方日报》

谢诗坚VS黄明志 （天下纵横）

原本有同事问我，要不要举办一场黄明志演讲会及演唱会，我说没有问题。但在考虑到我与他之间年龄的悬殊及两代间的鸿沟，我建议由年青的人与他一起分享他的创作经历。不过我顺便加上一句，在音乐分享会上，把那几首引起争议的歌曲搁置一旁。就这样，也就加入中文报记者协会联合主办。

不久之后，黄明志那边提出意见，希望对话会与我在一起。我先是认为两人之间有代沟，也擦不出火花，后来想了一下也好，便提出双方可以自我表达的建议。他可以听不进去我的意见，而我可以不认同他的观点。就在双方有了共识后，我们也准备了适当的对话内容。

9月16日那天的下午，当第一次见到黄明志时，便进行简短的交换意见。

不一会儿，负责人告诉我们可以进场了。因为观众已经爆满，外面也站了一大群人。初步估计至少有六七百人。

本来我们有打算移师在大礼堂举行，但考虑到礼堂已出租宴会布置麻烦，也就决定在韩院多用途礼堂举行。

来到会场，黄明志的歌迷也真不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带着热情与激情而来，他们无非是要与黄明志进行贴身的交流。对于我来说，也真是首次面对这么多的年轻人，他们不全然是为对话会到来，贴切地说，他们也是因为音乐分享会而宁可挤在讲堂内。我不是没有经历大场面的演讲，但参加者都是关心政治和时事课题的人，但今天的场面就不一样。我既不是歌手，也对音乐没有研究的天分，彼此是不可能就音乐和歌曲的创作进行讨论，但我想无妨对他的创作内容和精神进行讨论，也不失其意义。

于是我建议分四个环节来探讨黄明志和其创作。第一个环节是认识黄明志和我对黄明志的评价。我说，无疑的，黄明志有创作才华，但因为他有妒世愤俗的一面，也就在不平则鸣下把他的不满通过歌曲表达了。他把才华献给艺术，又借艺术走向低俗。

我提出低俗是由于他有两首备受争议的创作歌曲掀起滔天大浪，第一首是2007年的“我的国家”；第二首就是最近闹得满城风雨的校长“回中国论”事件的《呐》的创作。这两首歌被认为粗俗的语言较多，意识不良。但黄明志坚持他的创作不是粗俗，而是“以歌言志”，即使不穿插粗话，不等于小孩子不会讲粗话。这就是第二个环节了。

不错，如果黄明志不在歌词中加进粗话，别人也会讲粗话，此粗由来已久，与黄明志没有直接关系。但作为一名歌手如果能够追求真善美，让美妙的歌声表达出美妙的歌词，岂不相得益彰，为何要标新立异加入容易引发争议的词句呢？

不过在黄明志看来，他创作了500多首歌，只有5%有夹带粗话的不算多，而且他也认为他的歌的主旨是在表达一种看法和态度，不能用低俗来形容。

不单是语言，态度也能够表现出低俗的一面。我引用中国最近以来在高调推行的“反三俗运动”来说明这件事。这是由胡锦涛主席带头，以便向“庸俗、低俗及媚俗”宣战，也就是当下的“反三俗”。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化部长蔡武也认为在反三俗的当儿，也要“立三绿”，既鼓励绿色娱乐、绿色歌曲及绿色艺人一起来讨伐“恶俗、低俗、粗俗”等不良娱乐。

我提出中国要创造一个“新道德运动”是想告诉黄明志艺术也可以反“三俗和去三俗”的。如果艺人能严肃看待这个问题，将会净化我们的生存空间。这种提倡与政治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不论任何国家和地区，我们都希望看到健康艺术的成长。这是第三个环节。

这其中也包括我们对黄明志的希望，希望他能从几次的风潮中领悟到艺术也可以从正面来发扬和表达，不一定要用“低俗”的语言来衬托其含意。

也许黄明志一时之间也接受不了这样的“高调”，因为他认为他走的是大众化的路线，而且也有不少年青人喜欢。

于是我们进入了第四个环节，探讨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差别。

当然，如果你身置那天的对话会，你会同意黄明志迷一大片。我就开始觉得，我已走进黄明志迷的包围中，不是黄明志被摆上台。如果我当天有太多的反调，我会被他们的“抗议”声淹没其中，还是点到为止吧！希望黄明志能珍惜许多人在为他祝福，祝他平安无事，祝他“化险为夷”，又祝他“少惹争议多讨人欢喜”。

我相信，黄明志会懂得个中道理，这也是我与他对话的一个用意。总的来说，对话会是成功的，虽然我们之间有代沟，有时也南辕北辙，但无所谓，因为我们也都在追求一个完美与和谐的社会。

刊登于2010年9月27日《号外周报》第498期

纳兹里赢得喝彩声 （跃马扬鞭）

首相署部长纳兹里说“我先是一位马来西亚人，下来我是一位马来人，这样的执著有问题吗？”
完全没有问题，也难得有一位马来部长在驳斥马来前锋报专栏作者阿旺史拉末指他是反马哈迪份子时，公开地表露他的政治观点和立场。

不论我们是否认同或喜欢纳兹里的“牙尖嘴利”的作风，至少在大是大非的民族大义面前，他是马来西亚人的表率。他的表率也有助于厘清一个存在的争执问题，那就是孰先孰后的问题。这之中没有对和错，而在于你怎样为自己定位。

通常我们到另一个国家被问到是什么人时，第一句必然是说马来西亚人，然后会加上一句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会讲华语的华人（因为不是所有的华人会讲华语）。也许对方会顺口回应说：“哦，是华侨”。我们又会马上说，不是华侨，而是华裔，因为我们不再是中国籍，而是马来西亚籍。

马来西亚的华人经常要向中国的朋友作解释是因为我们把华人和华侨看成是两个不同的实体；而不是中国人眼中的“华侨也好，华人也好”，反正是同一码事。

为什么马来西亚人这么在意和执著自己的身份？因为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国民意识，它不会改变，也不应该被改变的。

在这方面，我要重提林苍祐经常强调的词彙和用字。他坚持使用“华裔马来西亚人”（Chinese Malaysian），而不是马来西亚华人（Malaysian Chinese）。根据他的解释，若我们让“华裔马来西亚人”成为一个被全民接受的名词，则没有人可以置疑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合法公民地位。当然假如每一个人像纳兹里一样接受“马来西亚优先”的理念，并接受与承认不同的种族也一样是马来西亚人的话，那就不会发生所谓“华人是寄居者”及“回中国去”的谬论与羞辱言论。问题就在于有人在煽风点火下，在内心中滋长十分偏激的种族主义思想，视其他的种族为“非我族类的外来人”。

针对这个严肃的问题，首相纳吉说不但要向极端分子宣战，也要向种族主义分子宣战，这也正是全民所期待的运动。因为唯有遏制偏激言论和扭转种族主义思维，我们才能确保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与和平共处；也唯有这样，“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才具有实质意义。

可惜的是，我国独立53年了，仍有人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这是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必须让多元宗教和文化并存。他们似是而非地用煽情来误导极少数人“兴风作浪”，无时无刻地散播种族仇恨与挑起种族情绪，企图制造人民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1969年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就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如今40年过去了，最近又出现类似的叫嚣言论，实在是不健康与玩火的举动。

因此我们全力支持纳吉促请国人不要蓄意伤害与羞辱其他族群的民族情感与否定他们的合法权益。理由很简单，在独立时，马来亚乃至后来的马来西亚宪法已赋予各民族合理的地位，它是不容置疑和挑战的。

在这方面，前首相马哈迪的一些负面讲话是令人失望的，他不应刻意地标签什么组织都有种族倾向，并认为巫统若与土著权威组织划清界线将是巫统的失败，因为这样的带有“物以类聚”的归纳言论是不符合多元性的国情。若任由泛滥，肯定非国家之幸。

马哈迪担任国家首相22年，他是唯一最透彻了解国家走向的人，要不然他不会在1990年提出在30年后，将马来西亚发展成先进国。这就是说，还有十年就是兑现期，如果政府不在此时快马加鞭，马来西亚能否达致先进国的水平是大有存疑的。因此最近以来，纳吉正大力地将马来西亚经济转型就是担心十年后未能如愿以偿，马哈迪对此事也是心知肚明的。如果他不积极协助推动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尽早落实，则他希望在未来十年建构一个“马来西亚民族”的愿景可能落空（他在1990年时代许诺要用30年打造一个马来西亚民族）。

纳兹里也曾在马哈迪当政时担任官职，他说那时他是拥护马哈迪的，但后来换了首相，他就忠于当权的人。因此当马哈迪批评政府时，他就有责任捍卫政府，他认为这不应解读成他是反马哈迪的人。事实上，在与马来前锋报抬杠的同时，他也反映出不认同种族论调和挺身捍卫马来西亚人的地位与尊严。他的勇气也为他赢得了热烈的喝彩声。

刊登于2010年9月27日《南洋商报》

“子不语怪力乱神”（现代春秋）

这些日子来，常见一些灵异新闻，讲得煞有其事，令人纳闷。而其中一则更令人纳闷的是政治人物也搞起“下降”、“解降”的玩意儿，令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到底想要宣扬什么“政治理念”呢？ 如果是私人行为，不公诸报章，我们也不便干涉其私人自由，只要不冲撞法律，不侵害别人，个人爱怎样做谁也管不着。 但问题是公开这类的令人迷惑的玩意儿的不是斗升市民，而是有来头的政治人物，更是来自为“正义和真理”而斗争的民主行动党。 所谓有来头的政治人物，不外是议员、官员或有党职的人，这也包括地方议员在内。所谓的官职，大家都很明白是政府委任执政党的党员或非政府组织的人士出任，一般上即使不是大学生，也懂得基本常识，那就是服务人民要实事求是；搞政治更要一生正气，这与个人的宗教信仰完全扯不上关系，任何人可以有其自身的宗教信仰，也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这是属于个人的行为，不可混为一谈。换句话说，一名地方议员是有身份的人，做事也要有分寸，若是鼓吹“怪力乱神”，那是与孔子的儒家学说背道而驰的。孔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因此孔子在回答子路的问题时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活人的事你还弄不明白，怎么先想着去侍奉死人呢？子路不甘心又问：“敢问死”（死亡是怎么一回事）？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连生的道理都不明白，怎能懂得死？于是孔子丢下一句话：“敬鬼神而远之”，就是要一个人老老实实堂堂正正的做人，对不知道的事也不要自作聪明。如果孔子在2500年前就有此高瞻远瞩，而现今的政界人士则大加提倡迷信的习俗，那是开文明的倒车。我们也不知道这是要告诉我们什么？难道这也是议员的职责吗？ 就我们从报章所知，有病人在手术后，医生把“物件”留在病人体内，造成患者一直病痛，在照X光之后，才知道是医生疏忽所致。 但若议员感觉体内有东西？连本身也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时，最好去医院照X光，不是一清二楚吗？干吗公开大阵仗地施法驱邪呢（私底下关起门来不就没人理吗）？ 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但每个人都要认清本身的定位；尤其是有官职在身的，更是样样要以身作则，不该说的话不要说，不该做的事不要做。就我所熟悉的民主行动党来说，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其议员和党员有借助“鬼神”的新闻，如今突发生这样的事，也够叫人瞠目结舌的。其一，它完全违反民主行动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社会主义者虽也有宗教信仰，但他们不会鼓吹迷信。其二政党搞政治是严肃的事，党所派出的代表中选议员，或委任议员或担任官职，都是为了实现党的理想和使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绝对反对个人利用官职来散播“离经叛道”的行为。其三从政者或有一官半职者是带有使命来推动和落实党的理念，我们相信行动党绝对反对“妖言惑众”或鼓吹“神力无边”之说。因为它是服膺科学与民主的政党。也就是说，人若有病，应看医生或上医院，如果有神仙能治百病，则我们要培养那么多医生和建那么多医院干吗？ 我不知道林冠英对这样的新闻有何感想？如果他不认同的话，那需要劝请其下属，尤其是有官职在身的，要严守党纪，否则各做各的，就会乱套了。虽然我们都要尊重每个人的宗教信仰，而且要努力促进社会的和谐与人类的和平相处，但我们不能同意滥用宗教自由来使人分不清到底什么是低俗，什么是正道的行为？ 或者，行动党应该开一门课来传授孔子的《论语》和正确的宗教道德观，引导党员和支持者走向正途。如果保持沉默，是否意味着默许呢？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行动党表个态，并促请党员停止把迷信当正信来传播。 其实，从政者应将其精力用在服务人民的身上，不是消耗时间走旁门左道，这会误人误事的。小则误己，大则误党。 刊登于2010年9月27日《光华日报》

《南大精神》永垂不朽

《南大精神》究竟是什么？虽不是众说纷纭，但也各有不同的诠释。因此直到今天，尚未有共同的字眼来溶合《南大精神》于一炉。

根据网页提供的资料，在2000年于加拿大举行的第7届全球南大校友的联欢会上，基本认同了陈孟皋提出的8点，即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力争上游、饮水思源、重视感情，崇尚道德、爱国亲民及回馈社会。

我不知道校友是怎样认同以上8点，就我看来，如果这是南大精神的精华的话，那南大精神大过概念化和不具深厚的内涵。因为所提到的8点是最普通的现象。即使不是《南大精神》，也可用其他精神来体现。比如自力更生不用南大精神也可以俯拾皆是；如果重视感情也列为精神之一，那精神太缺乏思维了。还有爱国亲民是每个公民应尽职责，这与南大精神何关？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饮水思源”与“回馈社会”是对人的基本要求，这不用南大精神也是应该拥有的。我的意思是说，这8点虽是包括在南大精神内，但反映不出南大精神的实质意义。

因此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胪列和没有思维的文字的排列来给南大精神定位。也有人提出下列4点来诠述南大精神：办理华教 的精神、爱族抗争的精神、发扬文化的精神及回馈邦国的精神（邓日才）。虽然这比8点来得精简一些，但也同样将南大精神定在概念化的范畴内，因此它不成为南大校友的共同口号和共同理念来演绎南大精神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方面，我注意到现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教授于2003年7月26日在新加坡参加陈嘉庚国际学会和陈嘉庚基金会联办的专题演讲上发表的长篇讲话。他试图把他目前掌管的南大理工大学与昔日的南洋大学用《南大精神》贯穿起来。因此他这样说：“如果我们能把南洋大学创校的自强不息、自力更生、力争上游、热爱文化的精神，在已有强大竞争基础的南洋理工大学培养出来，那对新加坡、对东南亚、对亚洲、对世界都是个好事。

他说：“以2005年为新南洋大学的起点（这一年，被视为南大创校50周年），把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传统合而为一，把历史的伤口缝上，造福国人。”

为达成这一愿望。徐冠林简化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以为只要将陈六使的铜像，移到华裔馆（前南大图书馆）的楼下大堂就可衔接新旧南大了。

其实，新旧南大的断层是人为与政治造成的。两者之间很难二合为一；而且新南大与旧南大的成立背景完全不同，更存在一种对抗性。前者是马新华社的一座文化城堡，后者是新加坡政府关闭南大后，利用原南大校园依教育需求而成立的，性质完全不一样，精神更无法“融会贯通”，也就使到新旧南大的复合，在旧南大校友的思想与感情抵触下，未能顺利挂钩。即使有一部份校友“不计前嫌”，但更多的校友是与新南大缺乏感情与思想的交流，也就无从“认同”新旧南大是一脉相承的。

徐冠林校长的美意也因解不开的情意结而无法在每两年举行的全球南大校友联谊会上得到“肯定”和“共识”。其中所留下的遗憾，也就无法弥补了。

其实，新南大可以建立起自身的“南大精神”，当然也可以从旧南大找到“南大精神”来发挥。这是一种借助来建立校风而不是办学上的承先启后。明乎此则新南大与旧南大的切割是历史的因素，也是政治使然，形成旧南大生永远的伤痛。自然无法为新南大鼓掌和喝采。

或着，南大校友李元谨博士（曾任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及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的诠释《南大精神》可以作为参考。

广狭义的南大精神
我把它分成广义和狭义的解读。从狭义来说，《南大精神》是南大生在在不顺适的日子里，孕育出来的自力更生，勤奋苦干的勇气和毅力。它既忍辱负重，也坚忍不拔和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尤其具有时代感召的叛逆精神，不畏强权和压力而勇往直前。

这种精神可以从全球南大校友联欢大会（两年一次）看到和感受到。也就是说，南大生离开母校后，在校外延续了南大精神：这种对母校不弃不离的情怀，就多少好像犹太人在失去家国之后，在流浪的日子里仍然坚持民族大义与立国的悲情壮志，直到1948年立国（以色列）。犹太人在这之前的两千年，是没有国家的流浪民族。

从广义而言，《南大精神》是创造者和南大生共同缔造的精神遗产。体现了华人的优秀品质。因为南大是东南亚最高学府，一所独一无二的海外华文大学。它是各阶层人士共同努力的成果。其动土、落成和第一届毕业生都造成轰动；它经历沧桑、最终以悲剧落幕；它是一个神话，是一首悲歌。因此，它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成为新马华人非常珍贵的历史遗产。（《南大精神》，李元谨，页33，2003）。

从这样看来，《南大精神》不是南大生的独有遗产，而是所有关心`和支持南大的人的共同精神遗产。任何人都可加以引用而不是只有南大生的“专利品”。

王赓武教授也这样给《南大精神》下注解。他说：“最初的所谓《南大精神》是它如何得到一般华人，新马和以外华人的支持，可以说是一种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反压迫的表现。这就是南大精神，其体现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想到南大精神，我会联想陈嘉庚精神。他办的大学（指厦门大学）到现在还是很有用的。陈六使是继承了陈嘉庚精神，因为有陈嘉庚的榜样，才用那么大的精力建立南大。”（《南大精神》王赓武，页24-26，2003）。

南大精神能移植吗？
本来，《南大精神》是与南洋大学形影不离的。但当1980年南洋大学消失后，南大精神就化作一股灵气，在马新华人社会飘荡，也在南大生的上空盘旋不息。慢慢地有人将《南大精神》升华为一种傲气，希望能够在没有南洋大学底下，将南大精神移植在现代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南洋理工大学希望能承接《南大精神》，因为它是使用南大原址创设的（1981年），而今已发展成综合性大学，不逊于早年的南洋大学。

即使衔接的不顺利，南洋理工大学在天时地利下，还是将其校庆日移上至南洋大学创办日（1955年）。可见《南大精神》魅力无法挡。当然也只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具备条件“发扬”南大精神，但问题是政府怎样对历史的事件做出调整与改变，怎样对南大的关闭做出交代，让南洋大学的历史地位被端正和将现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发展成为具华教传统的大学。当下使用现代化的教学媒介语不是大问题，只要有中华文化的发扬和延续即可，但大问题是此南大能否培育出原南大的内涵和精神吗？

除了新加坡外，在马来西亚，也有华教团体希望通过马来西亚的教育开放，把《南大精神》移植过来。

最先提出这个希望的是于1991年创建的南方学院（南马柔佛）。它与新加坡只是一衣带水，在地理上占尽优势，可是由于两国教育政策的不同和南方学院格局伊始，一切有待完善。即使有心使之成为南大的雏型，也是言之过早的。

同样的，在1998年创建的新纪元学院（中马雪州），因其董教总的背景，也继承了“独大精神”（1982年官司失败后，独大创办无望），但也只是间接上带有南大精神来开辟新的教育天地。基于种种因素。新纪元要成为南大的翻版也是极其不容易的。

来到1999年的韩江学院（北马槟城）的诞生，总算使到具华教背景的学院在南北中马鼎足而立了。而为了传承南大精神，韩江学院也在2004年借全球南大校友联欢大会在槟城举行之便，顺在韩江学院举行“南大历史图片展”，用以唤起南大精神。

虽然三院都努力向南大看齐，也希望将南大精神发扬光大，但因有主客观的阻力和困难，南大精神只能长存在华教人士的脑海里。什么时候才出现另一个南洋大学，没有人知道。也许不会再有了，也许又有奇迹出现。让我们再做一个长长的梦吧！这当然只是一厢情愿，唯一不死的就是《南大精神》，它永恒地在华社飘扬而不灭。

（本文是应第十二届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筹委会之邀而写，主要是阐述什么是“南大精神”。

刊登于2010年9月19日《东方日报》

大马成立改变世界版图 （直挂云帆）

很多人都知道，1969年的“513”种族冲突事件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但不是很多人明了马来西亚的成立则是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版图。

这事还得从1961年说起，就在东姑阿都拉曼提出有意扩大马来亚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后，获得的反应不是一片赞美声，而是掀起了一场新的国际斗争。

在内部而言，它也促成了五邦的社会主义政党，即新加坡社阵、马来亚的社阵、砂拉越的人民联合党及汶莱的人民党等共同反对马来西亚。沙巴并未有社会主义政党，因此未派人参加。

这些左翼政党在一定程度上与印尼的执政集团（苏卡诺总统领导的印尼民族党，但他推行联合执政，比如印共就参与其中）有共同的立场，那就是反对马来西亚计划。

当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正式诞生时，印尼就开展了“粉碎马来西亚”的行动，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马印对抗。

苏卡诺除了形容马来西亚是殖民地产物外，也决意将马来西亚课题提升为国际问题，这包括逼使马来西亚不得不与印尼和菲律宾谈判东马主权问题；印尼本身在意气用事下，宣布退出联合国（1965年），震惊了联合国成员，它们并不明白为何印尼要退出联合国？

这其实是一个绝招，一方面显示印尼进一步倾向共产世界，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好转；另一方面反映出印尼要走一条不亲西方的道路，尽可能摆脱美国与英国的控制和支配。

在新形势下，苏卡诺别出心裁提出了“纳沙贡”计划（1959年提出），他的目的是要将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及社会主义统在一起。这在60年代是新鲜的政治结盟，但不为西方国家所认同。因为苏卡诺的“纳沙贡”计划摆明是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相抗衡，而且认为宗教主义是可以与社会（共产）主义共存的。

如果从时间上来看，先有印尼掀起的国际反大马的抗争，后有在李光耀领导下的另类团结方案，以打击和抵消左翼势力的冲击。这就是1965年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号召下成立的“团总”。一个亲大马的反对党阵线（因为联盟仍然执政，不将行动党视为执政党一员）。应邀参加的有林苍祐的民主联合党及辛尼华沙甘昆仲领导的人民进步党。砂人联党也有参加，但也因此差点闹分裂，最后在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退出马来亚后不了了之，免去了人联党的分裂。

新加坡的退出马来西亚只不过缓和了马新之间的尖锐矛盾，仍未化解国际的斗争。这场斗争以苏卡诺的纳沙贡为中心，他显然得到苏联与中国的支持。但美国不能够让苏卡诺的理念得逞，因为一旦“纳沙贡”立足脚跟，则美国利用宗教来进行意识形态中的反共斗争，将会举步维艰。

事实上，在纳沙贡计划推出后，它也一度影响到马来西亚的回教党采取开明的“容左”政策；尤其是巴哈鲁丁（一位具有民族主义形象，偏向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人）竟在1956年成为回教党的主席，及在较后的日子领导回教党与社阵和睦相处也是受纳沙贡理念所影响。

可是，因为印尼的干预过深，导致1964年的大选，左派阵营纷告失败，回教党席位减少也与此不无关系。这主要说明在苏卡诺领导下，左翼政团因跟着走印尼的路线，造成华裔选民增加心理负担，转而支持联盟，放弃左翼政党，但也连同人民行动党的参选遭遇挫折。

翌年，即1965年马来西亚政府突然引用内安法令扣捕回教党主席巴哈鲁丁、国民议会党主席阿都亚兹（原为农业部长，1963年组党加入社阵）、社阵主席哈斯诺及劳工党主席依萨等人，政坛哗然。政府则指他们企图通过印尼的穿针引线，在巴基斯坦成立流亡政府。

由于马来左翼领袖出了状况，使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起了动摇。最明显的是也是在1965年杪，社阵宣告解散，而人民党中的华裔党员和干部纷纷脱离人民党加入劳工党。

表面上看因语文问题的立场不同，导致社阵瓦解，实则是国际形势的转变和国内政局的变化也造成民族的斗争以种族作为归纳和导向，逐渐放弃以思想意识作为最高斗争的原则。

如果说，左翼运动因马来领袖的身陷囹圄及一部分人以种族主义观点使社阵解散尚不足以说明左翼运动蒙受打击，那么1965年的印尼流产政变就全面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版图，加上1966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整个亚洲政治秩序也告失调。

这场政变和反政变终于分出结果，苏卡诺总统的军队的失败和美国支持的右翼势力（以苏哈多为首）的抬头，澈底地改变了印尼的政治生态。在苏哈多取代苏卡诺下，一个全新的亲西方的独裁者上台了，他抵制了所谓“纳沙贡”理念，大举逮捕和杀害印共。这意味着宗教主义已从思想意识形态中抽离出来，转而让宗教敌视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理由是左翼阵营（尤其是共产阵营）信仰的是无神论和支持马克思的“宗教是鸦片论”，也就促使美国借助苏卡诺的失败扭转整个回教国家不再与中苏挂钩，进而鼓吹宗教与社会主义是不能并存的。

当美国扶持苏哈多将西方势力重新纳回印尼后，也连带影响马来西亚，那就是在1966年结束马印对抗；同时不再以意识形态推行反西方的政策。

在美国的主导下，不仅东南亚国家，连同西亚回教国家也在改弦易辙中。例如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的战略已有所转变。这就是说，在70年代之后，苏联的影响力渐小，回教国家也宁可亲西方不再靠向东方。1972年埃及总统沙达访问以色列说明了美国已成功将宗教与共产主义区分开来，进而在80年代当苏军入侵阿富汗时，美国得以轻易号召阿拉伯人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对抗苏联（后来成为恐怖大亨的奥沙马宾拉登就是在此时浮现的宗教极端分子。也因为他的存在，助长了塔利班的势力）。当1989年苏联撤军时，塔利班与奥沙马宾拉登的联手已控制了阿富汗，这又证明当宗教介入政治时，已是宗教主导政治，不再是政治引导宗教了（此事件容后论述）。

由于马来西亚的成立，引发了政治斗争的巧妙变化，也澈底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共产国家如苏联与中国在回教国家影响力远不如美国，就是“纳沙贡”计划失败的另一个明证。

刊登于2010年9月23日《东方日报》

风雨交加话民政 （跃马扬鞭）

这些日子来，民政党又成为新闻焦点之一。随手拈来就有下列事件与民政党大有关系。其一是槟州巫统主席阿末查希公开要求民政让出槟州国阵主席。由于许子根得到首相纳吉护航，此事后来不了了之，但不意味着问题不存在。其二是巫统争议性人物阿末依斯迈虽未如期的重任巫统升旗山区会主席，但他的影响力在党籍解冻后迅速恢复也是不争的事实。由始至今，他依然是许子根头痛人物。其三是马华总会长蔡细历与许子根针对统考生入师训的条件产生的争议虽未再进一步恶化，但也反映了马华与民政的关系仍陷入低潮。其四是民政党内掀起倒丁福南运动。

这些倒丁党员表示筹足人数召开特大将不是问题，问题是倒了丁福南后，民政将由谁率军挂征？
所有这些事交差在一起，凸现了民政党陷入了内忧外患，雷电闪击，风雨交加的挨打局面，而且没有迹象显示这个党已跳出308政治海啸的阴影，朝向新的方向迈进。

最明显的是身为槟州主席的丁福南发表“无望夺回槟州执政权论”。这似乎是林敬益的“绝望论”的翻版。结果掀起轩然风波而被槟州巫统署理主席再纳阿比丁揶揄不能胜就把席位让出。至于要让给谁，他也没有进一步说明。在这方面，许子根也马上补正这是丁福南的个人意见，而整个槟州国阵并没有这样的思维。

事实上民政的“危机”打从它参加国阵起（1972年与巫统组槟州联合政府及1974年正式成为国阵一员），就潜伏其中。马华公会一直未能对它释怀而在1978年的大选，出现了一个亲马华的七人帮（以退出马华的马卓达为首，背后得到林建寿撑腰）直捣槟州是为反攻的第一波。虽然七人帮未能得逞，但也让林苍祐捏一把冷汗。

来到1982年的大选，民政更是惊涛骇浪，槟州马华在林建寿领军和李三春力撑下，以8对8席的分配和民政平分秋色，更通过压力要国阵承诺哪个政党的议席多，就由多数席的政党推出首席部长。说白了就是林苍祐与林建寿之战，是为第二波反攻。最后虽然林苍祐占上风，因为林建寿在州议席选举中阴沟里翻船，但民政已是进入多事之秋。这一年的大选，许子根也以华教人士参政，给民政打一支强心针。许子根也是在这一年探出头来。

1986年的大选，民政面对的是林吉祥率大军在槟州展开丹绒一役取得佳绩。共有10条大汉闯进槟州议会。许子根也在这一年在丹绒国席上栽在林吉祥手里。

更令民政措手不及的是在1990年的大选，民政的“教父” 林苍祐被林吉祥挤掉，从此结束其政治生涯。虽然民政党以少数席位保住槟州主导政权，改由许子根出任首席部长。但巫统已掌控全局，它以12票对民政7席成为槟州的实权政党。

民政经此改头换面，才从低迷的困境中逐渐收拾残局，但在林敬益领导下的民政党已是将势力遍布全马，难免要让出槟州的权力来使民政党在其他州膨胀起来。

从表面上来看，民政党在许子根领导下确实也扎稳了脚跟，包括在1995年击退行动党的夺权野心，且在下来的一连三届搞到行动党团团转。可是许子根却在1999年差些后院失火，那就是民政两位州议员倒戈相向支持马华，导致马华在浮罗交怡向马哈迪首相要求首席部长换马华的人担任。所幸马哈迪及时煞车，不然那一年民政已失掉主导政权。

在这之后，民政的敌人不是马华，也不是行动党，而是槟州巫统干部对许子根政权的诸多挑剔，包括在2003年时，槟州巫青团长拉惹慕尼直截了当建议捍卫马来人的最好方法是槟州首席部长应由巫统委任。此议虽未得到马哈迪的首肯，但埋下巫统求变的诉求。

2006年槟州巫青团在巫统丹绒区会开幕礼上，当着首相阿都拉及首席部长的面前羞辱许子根边缘化马来人，意味着他们公然挑战许子根的领导权。而许子根一时之间未能妥善处理“抗议风波”引发的后遗症，也就成为华社“永远的伤痛”。这刻骨铭心的悲痛也直叫槟州选民在308的那一天狠狠地“教训”国阵，民政和马华也全数翻船。表达了选民直接“惩罚”国阵的华裔政党，政权也因之改由行动党接手。

这场2008年的变天也使人忆起1969年的变天，只不过前者是民政大败，后者是民政大胜。此一时和彼一时的政治生态也大不相同，顿使民政进退维谷。既然民政已习惯于联合生存，若在此时民政退出国阵，它又不知如何独自上路，也可能找不到通往民联之路；但民政留在国阵就面对今日的“危机四伏”，虽然它曾寄望国阵改变，不再一党独大，但反过来巫统又要求民政自我转变，因为巫统已经变了，民政变了吗？

民政也真不知该怎么变？也许许子根已胸有成竹，也许他需要做出某些政治牺牲，以换取民政党活得尊严和精彩，现在球已在他脚下，看他如何取决了？正如当年（1961年）林苍祐从零开始，不是一样地活出精彩吗？

刊登于2010年9月20日《南洋商报》

从831到916 （现代春秋）

今年的916显得不寻常，它第一次被政府列为公共假期，而在过去它是一个工作日，为什么916这么重要？原来它是马来西亚成立日。 提到马来西亚的成立，我们一定要把镜头拉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是在1947年，英国军事政府宣布它已与巫统及各州苏丹签署的协议书，已在2月1日开始生效。这份定名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法律文件，不仅取代了“胎死腹中”的《马来联邦》（Malayan Union）宪政，而且成为马来西亚日后的宪法依据。 根据《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它将逐步推行民主，而第一步是通过1955年的普选（尚未独立，选52名立法议员，另委任46名议员），然后由赢得大多数席的政党成立自治邦政府。就这样，因为联盟的大捷（共取得51席），身为巫统主席兼联盟主席的东姑阿都拉曼出任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这意味着东姑将领导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为了创造条件，东姑在1955年杪率政府代表团在华玲与马共代表团展开历史性的谈判，试图结束马共的游击战争。 但能否使得谈判成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东姑从谈判中累积足够的政治筹码，让英国人看到一位反共的领袖正从中涌现，可以成为英国放心衬托的盟友，也就加速联盟与英国的独立谈判。 1956年东姑率团访问伦敦就是力争提早取得独立。果然不出所料，东姑终于与英国达成协议，在1957年8月31日成为独立国。 但这个过程对华人有难忘的遗憾，那就是以华团组成的代表团（刘伯群为首）在英国碰壁，它的备忘录被东姑身边的红人陈东海束之高阁，也就未成为马来亚独立时的法律文件。华人在独立后之所以面对这么多的问题，也与陈东海等人的不力争大有关系。从1955年底的华玲谈判到1957年8月31日的默迪卡，前后经历2年9个月的光景，马来亚也就转身一变成为新兴国家。因此马来亚的独立在表面上看是联盟一手促成的，实则有其他各种因素催化，例如与马共的谈判也给英国产生一个压力。与其继续殖民化马来亚，不如早日让它摆脱殖民统治，走向新生而冲淡马共的影响。 当马来亚联合邦在1957年独立后，不必经过大选（因为议员任期未满），东姑已成为首任首相，并顺利地组成其内阁。虽然过后马来亚面对的挑战是巨大的，但东姑已取得了英国的信任。在1961年的时候，他提出一个令世界为之震惊的大计划，那就是他准备扩大马来亚联合邦，以容纳东马（北婆两邦）及新加坡加入这个大家庭，是为马来西亚概念的滥觞。 在这方面，新加坡马上积极响应叫好；北婆的沙巴和砂拉越因政治不成熟，未能热情回应，而汶莱更因地小人寡，对于加入没有太大的兴趣。 到后来，马来西亚计划竟变成一个国际大课题，一边是印尼的大力反对马来西亚，形容它是殖民地产物；另一边则是亚洲左倾政府（主要是中国）及政党联手反对马来西亚。换句话说，在印尼的苏卡诺总统推波助澜下，当时的中国、越南政府及马来亚和北婆的左倾政党都加入了反马来西亚的斗争。 在风起云涌的年代，东姑之所以顺利地将马来亚联合邦扩大成马来西亚联邦，主要是英国及美国在背后支持马来西亚，以便成为一个反共的堡垒。于是在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了，才有了东马的故事。 从提出马来西亚计划到马来西亚成立，前后也只是费时2年4个月。原本马来西亚是订在1963年8月31日成立，但因各种因素，不得不一拖再拖也就出了一个916。如果是831也是马来西亚日，则东马人民不必为此日子而耿耿于怀47年。 正因为时差上的不同，马来西亚也就进入了一个纷争独立日起的两个概念，东马人说他们在916后才是独立国家，因此916是“独立日”；西马人则说，明明是831为独立日，怎么又跑出另一个独立日？在彼此相持不下47年后，我们终于欣慰地看到政府也把916列为公假。这样一来，东马人民已不再岔岔不平了，西马人民也会觉得这样的安排也不错。换句话说，今后每年831和916，我们都知道如何庆祝了，一个是独立日；另一个是马来西亚日，岂不皆大欢喜？ 刊登于2010年9月20日《光华日报》